社会治理的总体要求篇1
关键词：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总体设计
中图分类号：D6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6-0081-02
研究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及对策，必须遵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紧密结合河南省的具体实际，在推进河南省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下进行。我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阶段，是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之后的“第五个现代化”，体现了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新境界。
一、深刻理解和把握社会事业的内涵及其特征
社会事业作为以社会发展和进步为前提，以实现公众整体利益为目的，直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或协调各个方面利益关系的组织、部门和公共企业，其有着特定的内涵和特征。
（一）社会事业的内涵
社会事业是指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领导的社会建设和社会服务事业，是与行政部门和企业（包括金融机构）行为相并列的活动。具体而言，社会事业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或其他组织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
社会事业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涉及经济增长在内的社会结构、人民生活、社会秩序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在我国各级政府的相关文件中，社会事业包括教育事业、医疗卫生、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科技事业、文化事业、体育事业、社区建设、旅游事业、人口与计划生育等10个方面，并把消除贫困、公平分配、大众参与、生态保护、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等多种社会价值作为发展目标。
（二）社会事业的特征
社会事业作为政府领导的社会建设和社会服务事业，具有整体性、非营利性、公益性等特点。
第一，整体性特征。社会事业是综合运用各种科学知识和方法来研究公共事业组织活动和管理过程及其规律的学科。它是以管理、经济、法律为基础，以公共事业的管理要求为框架形成完整体系。
第二，非营利性特征。公共生产、公共提供，即由政府组织公共事业产品生产，并无偿地向社会提供。社会事业兼具公益、准公益和盈利的性质。
第三，公益性特征。社会事业运行过程体现着公益性，如公共生产、混合提供，即由政府组织公共产品生产，并通过收费方式向市场提供。
二、加强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及对策研究的重要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化、定型化提升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这是我们党站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起点，从国际国内形势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在这种有利的大氛围下，河南省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必须适应国家大环境的要求，积极推进河南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此项工作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一）加强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及对策研究是省委省政府治理理念的新变革
随着经济的发展、公民社会的不断成熟，河南省原有的全能政府的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状况。针对这种状况，河南省必须逐渐转变治理方式，逐步实现政府的有效限权、放权和分权体系，构建政府与社会的共同治理模式。政府与社会在对公共事物的管理中达到权力制衡、互相合作、协调互补的稳定状态，必须坚定积极地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
河南省委省政府紧跟党中央和国家的部署，紧密结合河南省社会发展和治理的具体实际，研究和做出了许多有关政策和部署，充分体现了省委省政府治理理念的创新和变革。
（二）加强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及对策研究是实现河南省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现代化是世界各国普遍追求的理想目标。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作为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推进河南省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可以使党和政府及时更新治理理念，通过创新和完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的建设等领域各项制度机制和法律法规，最大限度地减少体制机制障碍和制度漏洞，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
（三）加强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及对策研究关乎河南的未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公平正义是人民群众十分关注的焦点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并对教育、就业创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社会的重要领域和重点方面进行了更加深入细致的部署，重点更加突出，措施更加具体。
推进河南省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省委站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起点，从省内外形势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因此，河南省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要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三、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总体设计的根本要求和目标的确定
科学确定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总体设计的根本要求和目标，是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和对策研究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种根本要求和目标就是要定位为实现社会事业开放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要与社会事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标准相适应。
（一）目前世界上国家治理体系的三种模式
世界上形形的国家的治理体系模式，可以分为以下3种。第一种为“霸道”模式。强调基于强力、命令、行政手段和军事霸权来构建统治秩序，中国法家韩非子的主张就是典型表述。第二种为“王道”模式。强调基于权威、说服和道义合法性来构建统治秩序，中国儒家孔子的学说就是典型代表。第三种为“民道”模式。强调基于公民同意、合法性、宪法制度来构建统治秩序，现代民主政治理论和实践就是典型体现。
（二）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要与社会事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目标相适应
一个善治的国家，需要亿万文明的公民。第一，治理应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在当前利益多元化、文化多样化的条件下，国家治理既要确保公共利益和主流道德价值不受侵害，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考虑个别，特别是要保障宪法确认的个人自由，承认合法合理的个性化追求，让公民和社会组织充满生机活力，使社会保持动态平衡稳定状态。第二，治理应有助于扩大人民民主。党中央突出强调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国家治理要以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为根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要广泛发动各类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政府的治理工作或者进行自治。工会、共青团、妇联、工商联、贸促会等人民团体应在引导相应群体的行为、维护其权益、化解矛盾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居委会、村委会应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承担更多责任；应培育壮大社会中介机构，强化其在维护社会信用体系、降低交易成本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三，治理应有助于实现社会正义。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治理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促进正义社会制度的形成。
（三）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要与社会事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体制标准相适应
衡量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否现代化，一是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它要求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公共秩序。二是民主化，即公共治理和制度安排都必须保障在民或人民当家作主，所有公共政策要从根本上体现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体地位。三是法治，即宪法和法律成为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超越法律的权力。各级行政机关必须严格依据法律规定行使行政权力，管理行政事务，服务社会公众。
（四）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要与社会事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效率标准相适应
衡量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否现代化，既要看效率，即国家治理体系应当有效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益，又要看协调，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的制度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从政府治理到社会治理，各种制度安排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协调，密不可分。
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是，在国家治理体制和能力方面，正面临诸多新的严峻挑战。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说明我们现存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相对落后，还跟不上社会现代化的步伐，还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需求。为此，必须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沿着民主法治的道路，推进河南省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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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的总体要求篇2
一、深刻认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的重大意义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我们党清醒认识我国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深刻分析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回应广大人民群众的新期待，站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高度提出来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一）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正确方向
当今世界，由于各国历史、文化和发展道路的不同，存在着不同的法律制度模式和法治体系。提出这个总目标，就是要明确宣示，我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将坚定不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是要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前进，坚持我国法治的社会主义性质，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明确这一根本性问题，有利于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目的和历史任务，有利于统一思想、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法治上的共识，排除和澄清各种模糊认识，保障依法治国沿着正确的方向推进。
（二）规划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体布局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个方面，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各个领域，必须加强顶层设计、统筹谋划，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有一个总揽全局、牵引各方的总抓手，围绕这个总抓手来谋划和推进依法治国各项工作。这个总抓手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决定》针对我国法治建设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体现推进各领域改革发展对提高法治水平的迫切要求，从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等方面对法治体系建设提出目标要求，从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方面对法治中国建设作出战略部署和总体安排。
（三）反映了我们党治国理政思想的重大创新
随着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我们党对法治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结束后，邓小平同志就深刻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适应这一要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民主法制建设的新征程。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党的十六大、十七大重申了这一方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将依法执政确立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党的十明确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建设法治中国。在这些历史性成就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又根据新的实践和时展，与时俱进地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总目标的提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提出，不仅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也具有独创性，是党的治国理政思想的重大创新，标志着我们党对法治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四）体现了与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内在联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法律是国家最大的规矩，法治是国家治理最基本的手段。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就是考虑这个总目标与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内在联系和相互衔接，在全面深化改革总体框架内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各项工作，在法治轨道上不断深化改革，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本身就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而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必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更加有效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可以说是党的十作出的总体战略部署在时间轴上的顺序展开，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就像两个轮子一样协同驱动，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制度动力和保障。
二、准确把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的科学内涵
《决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的内容作了科学阐释。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切实解决好制度模式的选择问题。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法治道路、建设什么样的法治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国体政体、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的成功实践雄辩地证明，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条道路的核心要义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这一核心要义的提出，彰显了我们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指明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正确方向，从根本上划清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与西方所谓“”的本质区别。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必须沿着这条正确道路前进。
三、始终坚持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的基本原则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并阐述了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必须坚持的五个基本原则，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这五个原则的提出，回答了社会普遍关心的涉及依法治国的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遵循。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解决的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政治保证问题。《决定》深刻阐述了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和基本原则。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与时俱进地加强和改善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解决的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力量源泉问题。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人民当家作主是依法治国的前提和目标。法治建设必须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充分发挥人民的主体作用。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个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更好地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
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解决的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价值追求问题。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平等是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属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求法律对所有社会成员一视同仁，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必须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力或权利、履行职责或义务，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任何在社会中处于弱势的公民都不得受到歧视。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必须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加大监督力度，切实保证宪法法律有效实施。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解决的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精神支撑问题。道德和法律具有天然的联系和共同的价值取向。道德是法律的精神内涵，法律是道德的制度底线。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必须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做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的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实践基础问题。法治属于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突出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适应改革发展稳定的法治需求，围绕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推进法治理论创新，推动法治实践发展。
社会治理的总体要求篇3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关系我们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问题，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从历史、现实与未来三个维度深刻阐述了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必要性。首先，全面依法治国是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经验教训、借鉴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成败得失作出的重大抉择。从新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看，我们党对依法治国问题的认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其间既有重视法治、法治昌明及其相应的国泰民安的时候，又有忽视法治、法治松弛及其相应的国乱民怨的时候。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深刻表明:法治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作出的重大抉择。
从人类政治文明史看，法治和人治问题是世界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综观世界近现代史，凡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较好解决了法治和人治问题的。相反，一些国家虽然也一度实现快速发展，但没有顺利迈进现代化的门槛，而是出现经济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与法治不彰有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是借鉴世界各国现代化成败得失作出的重要抉择。其次，全面依法治国是立足于解决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中矛盾和问题的根本要求与现实考量。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进入决胜阶段，改革处于攻坚期和深水区。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突出，长期积聚的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凸显，党风政风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这其中大量矛盾和问题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相关。
我们要解决制约持续健康发展的种种问题，解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的难题，惩治各种消极腐败现象等，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的目标任务，都要求我们必须把依法治国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党和国家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密织法律之网、强化法治之力。因此，全面依法治国是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要求，是立足于解决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中的矛盾和问题的现实考量。
二总目标论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历史进程、结合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布局新要求的基础上对全面依法治国目标任务作出的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改革开放伊始，我们党就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明确提出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任务。党的十七大提出，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强调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目标任务是:到2020年，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增强，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目标任务。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并对这个总目标作出了全面系统的阐释。指出，这个总目标既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性质和方向，又突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工作重点和总抓手，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纲举目张的意义。
一是总目标明确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方向与道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走对路，必须向全社会释放正确而明确的信号，指明正确方向，以便统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认识和行动。总目标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这就向国内外明确宣示了我们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就和经验的集中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二是总目标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抓手和工作重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涉及很多方面，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有一个总揽全局、牵引各方的总抓手。这个总抓手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即形成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高效的法律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和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依法治国各项工作都要围绕这个总抓手来谋划、来部署、来推进。
三实际出发论
走什么样的法治道路、建设什么样的法治体系，是由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的。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既不能罔顾国情、超越阶段，也不能因循守旧、墨守成规。这段论述深刻揭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从国情实际出发的重要性和必然性。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立足我国国情，从实际出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基本原理与我国法制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中走出的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实际的法治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有机组成部分。对此，我们要有自信，不能妄自菲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我们党在治国理政上的自我完善、自我提高，不是在别人压力下做的。在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个根本问题上，我们要树立自信、保持定力。
社会治理的总体要求篇4
对政治经济学从学好用好到必修课的系列论述，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经济运行显著地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三期叠加的轨道，社会生产力发展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新情况新问题愈加凸显。如何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成为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临的重大课题。2014年7月，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提出了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的新要求。强调学好用好的根本目的，就在于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这里提到的各级党委和政府经济发展规律能力和水平这样一些关键词表明，是从治国理政的高度论述学好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意义。2015年11月，在规划十三五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要关口，在主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方法论为主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的重要论断，从必修课意义上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强调指出：面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面对纷繁多样的经济现象，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的这些论述，是制定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指向。
从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到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修课，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的理论指导意义的肯定。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必修课，在根本上也就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必修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经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最新发展的理论形态，具有显著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和思想特色。
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时，毛泽东同志发表的《论十大关系》讲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始创之作。在准备《论十大关系》讲话的调研中，毛泽东同志提出进行第二次结合的重要思想，确定了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的原则和方向。他提出：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他指出：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进行第二次结合过程中，《论十大关系》和之后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的一些独创性观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毛泽东同志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提出了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制定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思想。从进行第二次结合的根本原则上，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正确道路确定和战略思想制定上的作用和意义作了深刻阐释。
1984年，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转折时期，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同志认为，这一《决定》中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是适合于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的新话，这些新话给人以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初稿的印象。这一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邓小平同志认为：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从治国理政的新高度，从进行第二次结合历史进程中，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始到党的十八大召开期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新成就及其必修课的作用和意义作了重要论述。
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历史地，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其起源和延伸上，就是以中国实际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联系起来为基础的，也是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的。在战略思想意义上，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就是以中国共产党对治国理政的重大问题的探索为主题和导向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这也是提出必修课思想的历史根据和理论基础。
2016年7月，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再次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要求，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进而指导实践。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从经济新常态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指导实践到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从加强研究和探索到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要求上，从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高度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则为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品质和思想特色。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原则，是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实施的重要目标和重大课题
在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的重要思想，其中最为要紧的重大原则就是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治国理政的高度，对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重大原则做出多方面的论述。从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意义上，他提到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从经济社会发展整体关系上，他提出只有紧紧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来部署各方面改革，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提供强大牵引，才能更好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从治国理政的战略全局上，他提出我们讲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要有坚如磐石的精神和信仰力量，也要有支撑这种精神和信仰的强大物质力量。这就要靠通过不断改革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更能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更能在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关于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重大原则的思想，充满着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深刻意蕴。
多次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从治国理政的高度阐释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系列重要讲话的聚焦点和着力点，也成为他丰富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立足点和生长点。强调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对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当代意义做出新的判断;他强调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使保护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成为谋划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南。在新常态经济大逻辑中，提出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的思想;在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探索中，他又提出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的思想。经济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从社会生产力和经济体制运行方式的总体整体的结合上，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研究的视界，丰富了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则，也是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四大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经济改革目标模式时就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这已经成为最近20多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遵循，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历程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起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具创新性的理论观点;而市场经济体制如何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起来，则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题。
这一结合起来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背景下，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与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的结合，以及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的结合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在这一结合起来的问题上，公有制经济也好，非公有制经济也好，在发展过程中都有一些矛盾和问题，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需要我们一起来想办法解决。但是，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任何想把公有制经济否定掉或者想把非公有制经济否定掉的观点，都是最不符合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都是不符合我国改革发展要求的，因此也都是错误的。
二是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在这一问题上，同样要讲辩证法、两点论，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用好。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也不是简单地让市场作用多一些、政府作用少一些的问题，而是统筹把握，优势互补，有机结合，协同发力。强调的辩证法两点论，关键就在于要找准市场功能和政府行为的最佳结合点，切实把市场和政府的优势都充分发挥出来，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色和优势，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这一定位，是以中国的经济事实和经济改革实践为依据的，是对这一实践经验的理性提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题的重要呈现，是与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新发展，为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提供了系统的理论基础
提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新发展，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紧密相连、结为一体的思想特色。
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新发展，凸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的根本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直强调：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通过深化改革、创新驱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物质精神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根本立场，深化了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核心观点。
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新发展，深刻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理念，这就是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在新发展理念中，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发展的第一动力内在要求必要条件必由之路和本质要求这五个方面紧密相连、相互着力，既各有侧重又相互支撑，形成一个有机整体。这一整体统一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施，统一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进程，统一于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五大发展理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怎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重大战略问题的新的回答，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理论基础。
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新发展，开阔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整体研究的视野，深化了治国理政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理论基础。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整体理论上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公有制经济是长期以来在国家发展历程中形成的，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是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系统理论中强调，要努力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断健全体制机制和具体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做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我们的社会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所有制结构和分配结构的理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在这两个基本问题上的新阐释，为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社会治理的总体要求篇5
同志们：
备受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2019年10月28日至31日在北京胜利举行。此次全会是我们党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国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具有开创性、里程碑意义的会议。
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202人，候补中央委员169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党的代表中的部分基层同志和专家学者也列席会议。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作了重要讲话。全会听取和讨论了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
辉煌成就鼓舞人心，宏伟蓝图催人奋进。当前，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党的四中全会精神是一切重大的政治任务。
一、理解把握全会《决定》诞生背景
2019年10月31日，中国共产党第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会《决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写下了历史篇章，为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东方大国开辟国家治理新境界指明了方向，也为人类社会制度文明贡献了中国智慧。下面，我们着重从三个方面去理解把握全会《决定》诞生的背景。
首先，全会主题深思熟虑。早在党的三中全会召开后，就开始考虑党的四中全会研究的主题。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潮头，进行了深邃的战略思考：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一重要指引，为全会定下了守正创新的主基调，成为贯穿全会《决定》的红线。在全会文件起草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讲到：“我对党的四中全会议题思考了很久，也听取了各方面意见。”深刻阐述了全会议题的重大战略意义。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是落实党的战略安排的逻辑展开，是推进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根本要求，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证;一个奋斗不息致力于长期执政的政党，一个矢志不渝肩负民族复兴重任的政党，一个胸怀天下善于规划世纪的政党，置身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任何阶段都更加需要明确回答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问题。
其次，起草工作凝神聚力。全会《决定》起草工作始终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进行，在系统学习、深刻思考、兼收并蓄、凝聚共识中推进。全会文件起草组由亲自担任组长，从一开始就提出明确要求：“全力以赴做好文件起草工作，拿出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好文件。”今年4月3日，全会文件起草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文件起草工作正式启动。自此之后的200多个日日夜夜，全会《决定》起草工作始终在直接领导下进行，在起草工作中习主席把方向、定原则、划重点，倾注了大量心血，两次主持召开全会文件起草组全体会议，四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两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无数次审阅批改文件稿;从提纲框架方案到送审稿，对上报的每一稿都认真审阅、提出要求。同时，全会《决定》起草过程充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广泛吸纳全党全社会智慧，中共中央在4月7日就发出通知，在党内一定范围组织讨论，广泛征求对全会议题的意见和建议。20多天里，109份意见和建议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全会文件起草组整理出54万字汇总本，并形成汇总报告。带着对党情国情世情的调研思考，凝结着全党智慧的结晶。
第三，《决定》稿精雕细琢。文件起草组成立6个多月里，深入研读党的重要文献，系统总结我国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的制度演变、制度创新，整理消化各方面反馈的意见和建议，围绕关键问题开展专题研究，反复讨论修改决定稿。经过5个月奋战，9月初，决定征求意见稿下发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包括征求部分党内老同志意见。各方面认真组织学习讨论，各地区各部门共反馈意见118份。10月28日，动员全党力量、凝聚各方智慧的决定(讨论稿)》摆放在了出席全会各位同志面前，在为期4天的全会上，与会同志认真学习领会重要讲话和对全会《决定(讨论稿)》所作的说明，紧扣会议主题深入讨论，并认真研究全会《决定》稿。在第一轮讨论中，全会文件起草组收到反馈意见227条。根据这些意见，对全会《决定(讨论稿)》作出45处修改。会议期间，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再次对全会《决定》稿进行审议并提出修改意见。10月31日上午，拟提交全会表决的全会《决定》稿再次交由各小组讨论，全会对《决定》稿再次作出4处重要修改。在征求意见、审议讨论的过程中，文件起草组对收到的所有意见和建议进行了认真系统整理。经汇总，各方面共提出修改意见1948条，扣除重复意见后为1755条，其中原则性意见380条，具体修改意见1375条。全会《决定》的起草、修改，充分贯彻执行了“重大问题不能含糊，必须讲清楚”的要求。
二、充分认清全会召开重大意义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党的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并作出决定，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体现了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这次全会召开背景特殊、时机重要。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现在，我国正处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从国际看，世界发展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顺应时代潮流，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必须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下更大功夫。从国内看，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收官阶段。今年又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上，召开党的四中全会，更加凸显了会议的特殊性和战略性。
(二)这次全会主题重大、事关根本。制度，是破题之钥、治理之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重大问题。党中央决定用一次全会就这个重大问题进行研究，是从政治上、全局上、战略上全面考量，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作出的重大决策，充分体现了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强烈的历史担当。这既是坚定“四个自信”，毫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的政治宣示，也是统筹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坚定不移将新时代改革开放推向前进的政治动员。
(三)这次全会成果丰硕、影响深远。全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审议通过了《决定》。《决定》最大的历史贡献是全面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决定》全面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历史性成就，集中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深刻阐述了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明确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既有理论上的新概括又有实践上的新要求，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随着四中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必将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优势，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三、深入领会全会精神丰富内涵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
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是会议的鲜明主题。内容可以概括为：审议一个重磅文件、作出一个重要判断、给出一项重要结论、强调十三个显著优势、提出一个总体目标、明确十三个坚持和完善、公布两项人事信息。我认为，深刻领会全会精神的内涵实质，关键要从三个侧重点理解把握。
(一)认清基本框架。全会《决定(讨论稿)》紧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主题，从党的确立的战略目标和重大任务出发，着眼于坚持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保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着眼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着眼于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总结党领导人民在我国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方面取得的成就、积累的经验、形成的原则，重点阐述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部署需要深化的重大体制机制改革、需要推进的重点工作任务。决定稿分为三大板块、15个部分。第一板块为第一部分，是总论，主要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发展的历史性成就、显著优势，提出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第二板块为分论，聚焦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安排了13个部分，明确了各项制度必须坚持和巩固的根本点、完善和发展的方向，并作出工作部署。第三板块为第十五部分和结束语，主要就加强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领导提出要求。
(二)关注六大创新点。小智治事，大智治制。可以说，此次全会为未来中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规划了一个蓝图，擘划了一个总纲领，开启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的航程。其中，《中国共产党第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的六大创新点，值得重点关注。
一是准确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着力抓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将“安全”与“发展”并列，相对于“改革、发展、稳定”而言是一个新提法。用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这两大“奇迹”，首次全面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历史性成就，第一次写入党的全会文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深得人民拥护，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我国在面临着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中，包括国土安全、经济安全、信息安全、科技安全等在内的国家安全，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将“安全问题”提高到战略高度，能够有效化解安全挑战，保障国家的和平、统一和稳定。
二是首次系统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十三大显著优势”。包括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优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的显著优势;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显著优势;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显著优势;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显著优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显著优势;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善于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使社会充满生机活力的显著优势;坚持德才兼备、选贤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培养造就更多更优秀人才的显著优势;坚持党指挥枪，确保人民军队绝对忠诚于党和人民，有力保障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显著优势;坚持“一国两制”，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显著优势;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作出贡献的显著优势。正是这些显著优势，成为我国70年取得辉煌成就的源泉和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依据。
三是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分“三步走”的总目标。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继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四个现代化”基础上的“第五个现代化”，没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已经作出了战略安排，提出了“三步走”战略目标，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两个目标已经提前实现。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党又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即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因此，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与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三步走”是一脉相承、融为一体、完全一致的。
四是为下一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放大制度优势，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支起了“四梁八柱”，擘划了工作的具体要求和实施路径，提出了“十三个坚持和完善”。其中，党的领导是关键，是产生持续前进动力的火车头、发动机，更是中国制度的活力所在，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领导要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能不能实现现代化，能不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关键在党。我们要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和完善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确保人民军队忠实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坚持和完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五是制度兴，国家兴，“制度”的重要性和作用被提升到新的高度。《公报》77处提到“制度”，回答了一些人中国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公报》还首次提出要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反复强调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要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等等各项党内制度，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强化制度意识，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带动全党全社会自觉尊崇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如此强调“制度”的重要性和地位，这是前所未有。
六是提出了“必须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管治”，要坚定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一国两制”是党领导人民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一项重要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伟大创举。然而长期以来，一些人只注意“两制”，忘记了“一国”，导致一些人缺失了国家认同感，一些西方敌对势力也趁机蠢蠢欲动。因此，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必须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管治，要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对于台湾问题，要坚定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保障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共同反对“台独”、促进统一。
社会治理的总体要求篇6
摘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引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中国。
关键词：新思想、法治中国、依法治国、法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
党的正式宣告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同时对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做了全面的深化。
一、全面依法治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博大精深，由一个“总任务”、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所组成和体现。
一个“总任务”，就是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八个“明确”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涵，十四个“坚持”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总任务、基本内涵和基本方略都与全面依法治国具有关联性和包含性。在总任务中，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步骤，和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具有同步性。那就是，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要求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到2050年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法治中国建设达到更高的程度。在作为基本内涵的八个“明确”中，第五个“明确”就是阐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作为基本方略的十四个“坚持”中，第六个“坚持”就是全面依法治国。
可见，全面依法治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含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
二、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和实现步骤。
党的报告在八个“明确”中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系指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到法治保障在内的整个制度体系。它包括五大法治体系：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和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是以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为一体的法治中国。党的报告第一次清晰地提示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与法治中国之间的逻辑关系。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把“法治国家”树立为依法治国的建设目标。2004年，国务院制定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首次提出“法治政府”的建设目标。2012年12月4日，《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首次提出“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一“共同推进一体建设”理论于2014年写进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里首次提出“法治社会”。至此，我们党的法治理论就形成了三个相互关联的法治目标概念：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与此同时，于2013年1月在新形势下如何做好政法工作问题做出重要指示，提出全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中央于2014年将“法治中国”写入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但是，“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尤其是与“法治国家”之间的逻辑关系人们有不同的解读。党的报告清晰阐述了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法治中国”是定位于中国的综合性概念，它是包含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是三者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的结合体。
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的实现步骤，正好与新时代的总任务相吻合，和分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同步性”。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就意味着，从现在起到21世纪中叶，应当有三个阶段：2017—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到2020年，小康社会全面建成，法治上做到“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2020—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到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同时法治上要求达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2035—2050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到2050年，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阶段，其中做到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建设会达到更高的水平。
这里必须关注到三点：一是调整了法治政府基本建成的时间表。2004年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首次提出和确立建设法治政府目标，要求“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按此推论，应当是到2014年左右，基本建成法治政府。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规定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法治政府基本建成”。这就意味着党中央第一次把“法治政府基本建成”的时间表做了微调，从2014年左右调整到2020年，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步。这次党的报告提出，到2035年要求“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这就意味着，中央又将法治政府基本建成的时间调整到2035年。这是党中央基于中国法治现状和法治建设规律的考虑，是实事求是态度的体现。二是对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建成时间的第一次明确。“法治国家”自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以来，“法治社会”自2012年在“12?4”讲话提出以来，何时基本建成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一直未确立过时间表。这次统一明确为2035年，为中国的法治建设确立了整体协调推进的步骤。三是关于21世纪中叶的法治状态。党的报告宣布到2035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时，“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但是，到2050年时，法治目标应当达到哪一步，《报告》虽然没有做单独的特别表达，但我们理解，应当是处于比“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更高的状态。此时已经同步实现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然包含国家治理的法治化。没有实现法治化的国家是谈不上现代化的。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依法治国方略的全面深化
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是由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所确立。报告做了强调、丰富和深化。除了坚持党对依法治国的全面领导和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之外，主要表现在：
（一）明确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自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以来，被历届全会报告所重复和强调。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党的报告再次强调坚持并阐述了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三者统一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伟大实践。”这对三者的辩证关系阐述得更加透彻。
（二）明确坚持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党的报告指出，要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逐利违法、徇私枉法。这里首次提出了“合宪性审查”，对于树立和维护宪法的权威至关重要。另外是首次提出要防止“逐利违法”。十八大报告是提“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是提“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这次报告提“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逐利违法、徇私枉法”，增加了“逐利违法”的提法。这与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更有针对性。
（三）明确保障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
党的报告要求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特别是保护人民的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这里要关注的是：一是强调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但必须是“依法”享有和“依法”行使这些权利和自由。二是第一次将“人格权”单列，将它定性为与“人身权”、“财产权”并列的一项独立权利。人格权是指作为人所专有的，以人格利益为客体的，包括身份权、姓名权、肖像权等在内的固有权利。我们党的法治理论第一次将“人格权”单列，表明党对公民权利体系认识的深化和对权利保护范围的拓展。
（四）明确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党的报告要求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制定国家监察法，依法赋予监察委员会职责权限和调查手段，用留置取代“两规”措施。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增强监督合力。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亮点是，《报告》第一次宣布国家监察委员会在调查手段方面将用“留置”取代“两规”，将党组织的调查手段纳入法制轨道。
（五）明确坚持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十六字方针
党的报告强调要厉行法治，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方针，长期被简称为“十六字方针”。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新十六字方针。新十六字方针是在原法制建设方针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方针，是对原十六字方针的丰富和发展，体现了与时俱进。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肯定了这一方针。党的报告不仅重申了新十六字方针，而且就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四个环节做了更深化的阐述和布置。特别是关于立法方面，除了继续要求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之外，首次提出“依法立法，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对立法的要求更加全面和准确，并提示了“良法”与“善治”之间的关系。在公正司法方面，要求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这表明我国上一阶段司法体制改革的任务基本完成，接下去的重点应当是“综合配套改革”。
（六）明确“共同推进一体建设”的法治路径
“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一理论最早是由在《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2年12月4日）中提出，接着写进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党的报告再次强调了“共同推进一体建设”理论，并提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相互促进”的新要求。
（七）明确增强政治领导本领，坚持法治思维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党中央和在新时期提出并反复强调的一个新命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说：“谋划工作要运用法治思维，处理问题要运用法治方式。”党的报告指出：“增强政治领导本领，坚持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科学制定和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落到实处。”这次把法治思维和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并提，作为提高政治领导本领的重要抓手，这显然是对“法治思维”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提升。
（八）明确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这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所确立的全面依法治国基本原则之一。说：“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必须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这是报告首次强调的。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的关系，取决于国家法律与党规党纪之间的关系。关于这一关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已有论述：“党内法规既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提高党内法规执行力，运用党内法规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促进党员、干部带头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党的纪律是党内规矩。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防止小错酿成大错、违纪走向违法。”还有一种通俗的说法是：纪在法前，纪严于法。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这是我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过程中必须面对并正确处理好的两大关系，党的报告特别强调了这两大关系的协调。
四、坚持党的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这是党的报告非常重视和强调的两个问题。这既是两个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问题。因为党的领导本身就是中国最大和首要的特色。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由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的。党的报告对法治道路问题再次做了重点强调。
中国为什么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是基于中国的国情，即由“中国特色”所决定。那么，“中国特色”到底“特”在哪里？
一是，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领导立法、领导行政、领导监察、领导司法、领导军队，党领导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党对中国是全覆盖的直接领导。在中国，离开党的领导什么都做不成，离开党的主题什么都解释不了。只要对党的领导理解了，一切问题也就都理解了。所以，党的领导是中国最大的国情和特色。
二是，中国是人口大国。中国不能称“地大物博”，但确是人口大国。中国近14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人多既是资源，也是压力。人少时不是问题的问题，人多时就成为问题。在一个人口大国搞法治会比在一个人口小国搞法治困难得多。
三是，中国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这个判断最早由党的十三大做出。报告特别强调：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这一国情不仅反映在我国经济水平上，也反映在法治水平上。
四是，中国新时代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的需求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另一方面，我国的发展还存在“不平衡不充分”。
正是根据上述中国国情和特色，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二是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确立为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这次党的报告更是强调了这两项原则。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原则，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首要原则。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坚持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具体应当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统一起来。党的报告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基础上，再次强调党对依法治国全面领导的精神，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特别是宣布，“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加强对法治中国建设的统一领导”。这为实现党对依法治国的全面领导提供了组织保障。
社会治理的总体要求篇7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人性基础；政治人；生态人
时代主题的变化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化转型提出要求，它主张在教育过程中要将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有机统一起来，坚持人本理念，体现社会价值。实现该目标要求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进行探源，为其找到存在和发展的哲学根据，即对人性基础的考察。这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有效性，同时也是该学科的科学发展必由之路。
一、人性基础：思想政治教育之理论目标指向
人性及其相关是一切科学探究的基础与指向，任何科学要想完成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溯源，必须建立其特定的人性基础及其发展规律。“所有科学总是或多或少地与人性相关联，一切科学不论看似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却总是会通过各种途径回归到对人性本身的探究”。社会个体按照某些特定方式完成政治社会化的历程被视作思想政治教育，实现的前提是人具有被社会化的心理趋向，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广泛传播，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性基础正经历着由传统的“政治人”向现代的“生态人”的理论转向。
何为“人性基础”？最早提出“政治上的人”这个概念的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在《政治学》一书中展示了人类理想的城邦生活，在他眼中，“城邦就是由若干公民组成的政治集团性质的社会组织”城邦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先是由主奴和夫妻为基本单位的家庭诞生，几许家庭集合成村落，若干村落集合成城邦。虽然个体最先组成家庭，但就生活便利角度讲，城邦是能满足生活所需的最优单位，也是最简易结构。“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事实证明，人最喜欢城邦为单位的政治生活，因为他既能满足人的自然需求，又符合社会的变化。
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指导和贯穿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社会共同体通过教化等多种形式将特定时期的品质与统治意志不断内化，展现出人性中的政治倾向的同时，不断丰富和完善自我人格。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性基础要随社会环境变化作出适时调整，否则就会出现诸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阶级斗争扩大化，因此人性需随历史前进而共同发展，只有这样，思想政治教育才具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二、政治人：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之人性基础考察
从某种程度上说，作为政治主导者向其成员进行的各种教化活动，都体现时展需求与特定历史意义。思想政治教育之人性基础作为从现实政治生活被抽象出来的人之形象，被深深的烙上了各个时代的不同印迹，体现了特定的时代环境，也只适用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思想政治教育一开始就被冠以政治属性和政治意图，尽管如此，它并不表现出与个体发展相悖，在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中，人被视作具有政治性的政治人，把人性基础定位为拥有政治需求和思想、具备政治行为能力，对社会和政治共同体有认同感。
总之，随着历史进程的变化，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人也面临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的问题，“政治人”已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社会对于人性基础提出的新要求，正逐步向“生态人”转向。
三、生态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之人性基础转向
人性不免总是被烙上时代的印迹，人也注定是历史中的人，因此历史和时代背景是刻画人性的首要因素，时展过程会引起人性也会随之变化，“政治人”就是一定社会环境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演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诚如费尔巴哈认为“人是人的作品，是文化和历史的产物。”基于生态危机的现实，党的十报告中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并上升为国家意识层面，成为今后一个阶段国家发展的战略和方向。因此，笔者认为“生态人”作为顺应当前生态危机和时展要求的全新形象，应成为思想政治教育人性基础的现代转向。
（一）“生态人”的理论内涵
事实上，“生态人”并不是一个新鲜词，它是在上世纪中叶开始工业危机日渐突出、生态破坏不断蔓延的困境下被关注和讨论的。统治集团开始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性基础进行反思，对于“人”的政治化的追求不再是其努力的重点，转而对于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及其生态共存性进行全面关注，将“生态人”的心理和形象引导作为重要工作。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人的本质的论述为今天我们研究“生态人”的理论内涵贡献了重要的哲学依据和考察基础。马克思把人归结为自然属性，而又把自然视作人的自然，完成了二者的有机统一，“人和自然的关系就等同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恩格斯也讲到：我们绝不可以像统治者征服异族那样对待自然，绝不可以置身自然界以外来看待人，而应把我们自己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来审视。社会的有机运转要求人与自然达到高度的辩证统一，这同时也是生态性得以发展的土壤。
“生态人”概念最早是由经济学家于上世纪60年代提出的，将恶劣的环境问题归结为生态问题，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借机对人性进行深层发掘，期望寻求满足人与社会共同发展、和谐相处的法则。对于“生态人”的具体概念，学术界也各有判断。有学者将具有保护生态环境意识、宣传生态道德规则的人称为“生态人”。这种看法重视人在生态事务上的参与度，尊重客观规律，体现科学发展的理念。也有学者指出，应把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作为人性发展的目标，实现自然、社会和个体的共存，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贯彻其中。也有学者把“有限理性”与人性完善做比较，把人的发展能力与理性的制约关系做了论述。
学界对于“生态人”的探讨已取得诸多成果，且有不同视角，笔者以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性基础，对“生态人”的理解更应结合时代背景和思政教育的目的，同时更多的关注人在现代社会的定位和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可将“生态人”定义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拥有符合社会现实与历史规律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兼具生态道德意识与保护生态行为能力，将生态化贯彻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
（二）“生态人”的理论证实
人作为具有多重属性的生物体存在，在当代中国由政治社会、经济社会向生态社会的转型的过程中，人性基础受到客观环境和条件的制约，生态性日益突出。尤其是在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下，群体性和社会认同感不断增强，加之环境决定论对人性的重要影响，人性的呈现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得到认定。
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之一是培育公民对于主流价值与社会规则的认同，把主流价值与社会规则内化为自身的人的属性，使个体将履行义务和社会担当视为一种自觉行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语境中，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把人置身于时代特征之中更加能够凸显人的社会属性，是人性得到具体和丰富，从这点出发，探索和拓展人性的转向，符合思想政治教育的合理性。十之后，生态文明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五大总布局之一，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人”培育正好符合这一战略目标需要。
四、生态人的身份价值：探究思想政治教育人性基础之意义
置身于全新的社会形态中，“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身份已不是笼罩在统治者意识之下的“政治人”，而是逐步转变为综合自然、社会和个人共存的“生态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人性基础的最新呈现，对其身份价值的探究有着重要意义。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有别于一般的教育形式，其主体（即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更有别于通常的社会主体，需为具备较好理论素养与较强专业性，同时兼具较高程度的有限理性与生态观的教育主体。他们的生态观统一于具体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发展中的认识论的基础上，并将生态观在实践中逐步发展和应用。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需将生态伦理知识及生态道德质量转化为自身的内在修养与品性，完成人性基础的内化过程，把对生命体的情感与关怀转化为主体有意识的行为方式，达到个人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以满足“生态人”的本质需求。缓和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需求的“对立”状态，使公民感受到教育主旨与自身需求的统一，将本能意识痛快释放。
再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处于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中，不同的发展时期有不同的社会期望与理性要求，尽管无时差的适应社会期望与满足理性要求是众望所归，但要考虑到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不急不躁，适度发展，主体的发展要做到尊重教育本身的自然与社会属性，同时不逾越个体的生态发展规律，建构有机的和谐共同体。
最后，以实现马克思所谓“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以人性基础的生态性转变与实现为重要保障，构建出一个和谐的生态文明系统。面对这种全新要求，在塑造人格过程中，首先应将教育主体视为一个实体的情感动物，注重将道德人格模式的培养与生态环境伦理相统一，逐步转化为主体人所特有的现代社会的生活态度与价值追求。这种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的统一，实现了自然、社会和个人的有机发展，完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所谓政治目标的当代解读。另外，在教育生态化过程中，要重视尊重它的发展规律，即完美人格的形成必然要经历一个质与量的积累与转变，建构和谐生态体系也必然要接受关于认识与实践转换的现实性。
总体来说，世情的变化向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时代主题正经历演变和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所谓“变则通，通则久”，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性基础由“政治人”转向“生态人”已成为既定趋势，由此也重新确立了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定位与作用。
参考文献
[1]休谟.人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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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社会治理的总体要求篇8
"四个全面",是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规划，针对新形势下的机遇、挑战和历史任务而提出来的重要战略思想和战略布局。
"四个全面"的主要内容
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四个全面"的提出，更完整地展现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总体框架，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关键环节、重点领域、主攻方向更加清晰，内在逻辑更加严密，这对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提供了强力保障。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怎样形成的
这"四个全面",每一个都有一个逐步提出、日益明晰的过程。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问题。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小康之家"的设想。2002年，十六大提出："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2007年，十七大要求："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2012年，十八大将"建设"改成"建成",进一步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
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发展。2012年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问题作出重要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新愿景、新目标。说，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又一次总部署、总动员".
全面依法治国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不断加强。1997年，十五大把依法治国提到治国方略的高度，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2012年，十八大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要求。2014年10月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把法治建设作为中央全会的专门议题，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了全面的战略部署。
全面从严治党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不断对党的建设作出部署。邓小平同志一再提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1994年，十四届四中全会提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2002年的十六大和2007年的十七大，都提出了党的建设的基本格局。2009年，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要命题和任务。2012年，十八大要求，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并再次强调要从严治党。2014年10月，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进一步提出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要求，并对全面推进从严治党进行了部署。现在，又直接使用了"全面从严治党"的表述。
在逐个强调每一个"全面"的基础上，去年以来，从治国理政大思路的高度，进一步对"四个全面"进行重要整合，明确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概念，使这"四个全面"成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
从现在公布的材料来看，在起草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过程中，中央对于文件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要"体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三个全面’的逻辑联系".2014年8月，在就《中国共产党中央全面推行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意见和建议时，明确阐述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关系，提出文件要把握好这"三个全面"的逻辑联系。
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在对《决定》作说明时，明确说明了"体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三个全面’的逻辑联系"的指导思想。
2014年11月，在福建考察调研时，再次列举了"三个全面",要求"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
2014年12月，在江苏考察调研时，又在"三个全面"后增加了一个"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这是在公开报道中，第一次把"四个全面"并提。由此，"三个全面"进一步上升成了"四个全面".
这"四个全面"意味着什么？怎么定位？2015年2月2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开班式上，明确肯定"四个全面"是"战略布局",并且第一次亲自用"战略布局"这个词来概括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总体框架，这说明这"四个全面"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拓展阅读：四个全面深度解读四个全面内容是什么
2014年12月13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在江苏调研。
时代要完成什么任务，"四个全面"给出了绝大多数中国人乃至国际上都能明确读懂的回答。
"四个全面"最早由去年12月在江苏调研时提出，近日受到官方媒体的隆重解读。它的内容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有意思的是，"四个全面"的提法不是一次成型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早提出于十八大报告，全面深化改革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题，全面依法治国是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核心要义，全面从严治党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总结升华。最后一条也是对治国理政的最新总结和补充。
此外小康社会、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都曾反复出现在十八大之前的官方文件里，但把它们都贯以"全面"二字，紧密结合在一起，是历史性的第一次。它既是继往开来，又是战略性飞跃。中国的事情既难在开头，更难在善始善终，全面推进到底。过去我们说"进一步""大力推进",但一说"全面",就成了不留死角和退路的庄严承诺。
"四个全面"是重大理论突破，属于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但它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推导出来的，它有着十分庞大、深厚的实践根基。没有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治国理政上的推进，没有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铺垫，大概就不会有"四个全面"的面世。正因如此，中国普通人也能比较顺利地搞懂"四个全面"与中国现实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逻辑关系。
社会治理的总体要求篇9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历史演进；“五位一体”；内在关系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002-740820507-0070-04
党的十报告的一个重大创新就是明确提出了“五位一体”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布局，即在十七大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这“四位一体”的基础上，增加了生态文明建设，形成了“五位一体”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布局由“二位一体”到“五位一体”的演进，立足中国国情，以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教训为根据，坚持以人为本，以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宗旨，符合时代潮流，顺应了中国社会变迁发展的时代要求和人民意愿。“五位一体”总布局的演进遵循着由实践到理论、再由理论到实践的逻辑，“五位一体”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辩证统一的关系，“五位一体”共同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布局的形成，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五位一体”的历史演进
由“二位一体”到“三位一体”的演进。建国初期，面对百废待举的局面，党和国家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核心内容是“一化三改”，即实现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管是工业化还是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任务是加强经济建设，为的是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奠定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基础。956年底，随着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得以确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稳步推进，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种种复杂的社会历史和现实原因，党和国家工作中“左”倾思想逐渐滋长发展，直至“”的发生。在“”期间，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忽略了经济建设等主要任务，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结束后，邓小平同志审时度势，大胆地提出了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新局面。其间由于在改革开放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腐朽、落后等思想和行为传入了国内，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同时，国内发生了一些不稳定事件。为此，邓小平特别强调，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我们不但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如果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也要受破坏。邓小平提出了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等一系列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可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目标的提出实际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二位一体”的基本思想。
“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根据邓小平的思路，提出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思想，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方面相互配合、相互促进。”[2]这实际上就是要加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三位一体”布局的思想呼之欲出。到987年，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了要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而富强、民主、文明的实现对应的是要通过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才能实现。至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三位一体”布局的思想基本形成。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视察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使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同时，我们党对政治建设有了进一步的深入思考和探索，“三位一体”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日益成熟。之后，党的十四大、十五大进一步论述了政治建设的许多内容，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思想。2002年党的十六大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并系统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目标，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三位一体”布局的思想完全形成。
2由“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的演进。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都取得了重要成就。然而，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并没有改变，我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而且面对着国际国内的各种新挑战。从国外来看，尽管世界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发展，然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西化、分化的势头有增无减，并加紧对我国进行渗透、干涉；国际关系复杂多变、国与国之间和睦相处更加困难。从国内来看，我国的社会领域出现了一系列的新情况、产生了一系列的新问题；我国的社会结构、人口结构、社会组织、社会阶层和社会利益格局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尖锐化，出现了社会的不稳定现象。正是基于国际国内的新变化、新挑战，加强社会建设就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为紧迫、最为重要的内容。“中央提出以社会建设为新内容的四位一体总体布局思想，根据就在于在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实践中，经济、政治、文化以外的社会生活领域的矛盾和问题大量涌现乃至激化，决定了党和政府在思想上、理论上和指导建设与发展的总体思路上，越来越关注社会生活领域。”[3]因此，党中央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战略部署。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命题，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强调要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2005年，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发表讲话，明确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4]至此，“四位一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布局思想得以形成。2007年，党的十七大进一步系统论述了“四位一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并把它写进了，标志着“四位一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布局思想最终形成。
3由“四位一体”到“五位一体”的演进。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各方面事业都取得了巨大成就。目前，我国的经济总量处于世界第二、政治民主化进一步发展、文化事业不断繁荣、社会更加和谐。然而，在发展的过程中，以往追求高速度、粗放式增长的发展道路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尤其是环境破坏严重、资源消耗巨大、经济社会效益低下、人们健康状况面临挑战等问题十分突出，难以实现科学发展，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很大影响，特别是资源环境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日益加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全球环境竞争力报告203》显示，202年中国环境竞争力得分为48分，在全球33个国家中排在第87位。其中，资源环境竞争力48分，排位第89名。中国的生态环境竞争力得分仅36分，在全球33个国家中排位第24名。”[5]从全球来看，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十分严重，极端天气、全球性传染疾病不断发生，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早已成为全球共识和共同行动。西方国家以往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工业化老路在我国走不通，结合我国国情，我们必须走一条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齐头并进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正是在顺应全球保护环境的趋势和着眼解决我国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的背景下，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指出全面推进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孕育了“五位一体”的思想。[6]202年同志在党的十报告中明确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布局是五位一体。[7]3“五位一体”是指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五个方面的统一，其对应的目标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以及美丽。至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布局由“四位一体”演进发展为“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布局的思想已经完全形成。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五位一体”布局的内在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五位一体”中的“五位”，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一体”即一个整体，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要靠“五位并兴”来实现，“五位”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为总体，是“五位并在”的辩证统一的有机体。“五位”与“一体”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体”由“五位”构成，“五位”统一于“一体”；“一体”决定“五位”，“五位”为“一体”服务；“五位”中的各“位”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紧密联系、缺一不可，共同统一于“一体”中，为“一体”更好地服务；“五位”中的任何一“位”都不能离开“一体”而孤立地存在和发展；而“五位”中的每一“位”相对于“一体”又都具有各自的特点、地位和作用。这里，笔者就“五位”中的各“位”在“一体”实现的过程中具体的地位、作用及其辩证关系略作析论。
经济建设是根基和中心，为“一体”提供物质基础。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及其后来人都非常重视经济建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中进行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生产力。邓小平指出：“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8]34因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一方面要从生产力自身的角度来进行，即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不断扩展劳动对象、不断革新生产工具。另一方面，要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进行，要不断调整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不断协调生产活动中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断完善劳动产品的分配制度。不管是发展生产力还是调整生产关系，都要加强经济建设。通过经济建设能够使劳动者的劳动技能不断提高、生产工具不断更新换代、劳动对象不断扩展，能够使生产资料所有制更加合适、生产中人们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劳动产品分配更加合理。从这个意义上看，经济建设是人类社会发展变化最终决定力量的最基础因素。经济建设是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石，只有经济建设搞好了，才能更好地进行其他建设；同时，其他四方面建设也影响经济建设的成效。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要不断加强经济建设，为“一体”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更好发展。对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邓小平讲道：“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8]250自从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我们党的工作中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都十分重视并重申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思想。党的十再次明确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7]9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使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可以说，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政治建设是保障，为“一体”提供领导力量和组织保证。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因此，经济建设决定了政治建设，政治建设又反作用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能够为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强的领导力量和组织保障，能够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和制度保障。同时，良好的政治环境是其它四大建设的前提。没有政治建设，就没有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就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其它建设也就无从谈起。
政治建设一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政治建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基本政治制度不变的前提下，进行政治建设必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十报告用三个“更加注重”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侧重点，即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与丰富民主形式、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7]25与之相应，党的十首次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这是党在民主政治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中取得的最新成果。协商民主应很好地应用于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公民与官员之间就共同关心的政策问题进行面对面的对话与讨论，积极倡导公民直接的政治参与，是当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表现。同时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的作用，不断完善各种协商形式，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要完善协商制度、实现规范性，进一步明确协商什么、与谁协商、怎样协商、协商成果如何运用等具体要求，不断提高协商民主的制度化水平。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的重大创新。
3文化建设是灵魂和引领，为“一体”提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文化是经济、政治的重要体现，有什么样的经济、政治，就有什么样的文化。同时，一定的文化一旦形成反过来又影响着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加强文化建设，能够提高国民的素质，形成结构合理、素质过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队伍。同时，加强文化建设，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朝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因此，文化建设是灵魂和引领，为“一体”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和可靠的思想保证。
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大国，文化大国的目标诉求在文化建设的不少领域都有发展。但文化大国不一定就是文化强国。当前，我国已经是文化大国，但还不是文化强国。党的十在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首次提出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目标。相对于文化大国的建设要求，文化强国是更高的追求。文化强国不仅在量上、范围上，更重要的是在质上能够引领本国、甚至全球的发展，处于文化发展的领先地位。我们不仅要建设文化大国，更要建设文化强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目标诉求，是对文化建设重要性和紧迫性的突出强调。“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7]30
4社会建设是条件，为“一体”提供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有什么样的经济政治文化，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形态，也就是经济政治文化决定社会形态，而一定的社会形态形成以后反过来又影响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加强社会建设，形成良好的社会环境，能够促进经济政治文化更好发展，促使国家各项事业健康发展；否则，社会环境不稳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就会受到各种挑战和限制，国家各项事业也就难以顺利推进，甚至发生灾难性的后果。因此，良好的社会环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的基本条件，加强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题中之义和必然要求，加强社会建设能够为“一体”提供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
党的十在如何加强社会建设方面有许多新观点，进行了系统的部署，其中明确指出了加强社会建设的重要措施是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提出了社会管理体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和社会管理机制等一系列范畴，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的重要内容。这些理论创新是对社会体制改革理论的重要发展。十七大提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十报告指出，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7]34报告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法治保障”，而且将“社会管理格局”改为“社会管理体制”，表述更加准确，内涵更加丰富，突出了依法进行社会管理的理念。同时，十报告指出要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第一次对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责任主体、范围和能力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了政府的责任、面向城乡全体居民的范围、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十报告首次提出要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为社会组织的规范健康发展指明了体制方向，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组织建设的内容。十报告还提出了构建新型的社会管理机制的任务，即要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这是社会管理理念和思路的新发展，不仅要有常态管理，还要有应急处置，更要有源头治理，这三个环节构成了社会管理的新机制，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内容。
5生态文明建设是前提，为“一体”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人本身是自然界当中的一份子，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自然界。如果自然生态环境破坏了，人的生存和发展也必然受到极大的影响。因此，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以及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通过生态文明建设，能够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从而促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良性发展。否则，如果生态环境破坏了，那么人的生存和发展都会受到影响，其他建设也就无从谈起。可见，生态文明建设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重要前提，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能够为“一体”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促使“一体”更好发展。
十报告指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7]39这要求我们更加自觉地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生态文明建设不仅要融入其他四个方面建设和全过程中，而且还要融入其他四个方面建设的具体实践中，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文明建设实际上既融入又超越于其他四个方面建设之上，成为其他四个方面建设所不可或缺的价值维度和实践方针。
[XCLtiF]
[Ht5"H]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993∶44[ZK]
[2][本书编写组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6-47[ZK]
[3][梁树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演变的逻辑与意义[J]马克思主义研究，204，[ZK]
[4][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696[ZK]
[5][吴继侠“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探析[J]理论观察，204，4[ZK]
[6][新华社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eB/oL][2009-09-8]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094/0080626html[ZK]
社会治理的总体要求篇10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而治理理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公共治理”三个不同的阶段，其内涵的演变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紧密相连。因此，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来探讨国家与社会治理，对于全面深化我国改革、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不同阶段治理理论的内涵与特征
（一）政府治理
政府治理理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其产生与“强国家―弱社会”的政社模式相关。理解政府治理的内涵与特征时，应注重体现国家主导。
政府治理从一般意义上来讲是指政府行政系统作为治理主体，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其治理对象和基本内容包括政府对自身的治理，政府对市场及对社会实施的公共管理活动[1]。而在我国，政府治理则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行政体制基于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维护社会秩序和安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公共利益。
政府治理的特征主要体现为：一是政府主导。政府在治理体系中扮演着绝对核心与领导的角色。二是主体单一。由于国家覆盖社会，政府几乎成为唯一的政治行为主体，掌握绝对的治理话语权。三是体制僵化。政府治理的体制模式是自上而下的、垂直的、单向的，政府集治理权责于一身。
（二）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是治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和发展得益于自由主义的盛行和公民社会的崛起。洛克曾以社会契约为基础，指出自由主义者奉行的“市民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社会治理对应“强国家―强社会”的模式，社会力量迅速兴起并参与到治理过程中。
社会治理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基础之上，以公民和社会组织为主体，在自治的层面上直接或间接参与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以达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我国的社会治理是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总体格局下运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2]
社会治理的特征：其一，强调过程。社会治理中，公民和社会组织注重治理的过程参与，同时治理也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其二，治理主体多元化。社会治理模式下，治理主体涵盖了政府、公民和社会组织，治理主体的外延扩大。其二，治理方式柔化。社会治理注重以人为本，治理主体之间实现了公共权力和社会组织、公民权利之间的协调与平衡。
（三）公共治理
公共治理或称协同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公共治理可以说是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有机融合。相比于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公共治理的内涵更为丰富，外延更为广泛。它是指政府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组成组织网络，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谋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并共同承担责任的治理形式。公共治理的特征体现为：其一，从服务供给看，这是一种多元主体参与的伙伴关系；其二，从目标上看，公共治理注重结果和顾客导向；其三，从手段上看，公共治理强调充分利用契约与市场。
二、创新社会治理的现实误区
治理理论是一种关于政府与公民共治的价值追求，其诞生与发展就是一个不断实现理论创新的过程。当今，行政职能的扩展、不良行政现象的增加都要求进一步加快公共行政管理和公共行政管理理论的现代化，创新治理迫在眉睫。然而，以社会治理为例，其在创新治理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误区。
（一）理念误区
创新社会治理，构建社会治理体系需要建立在维护群众利益和实现群众权利的价值理性之上。“传统思想与现代社会文明观念融合的志愿精神是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价值基础。”[3]当前，创新社会治理的理念误区主要体现在：“地方政府把‘维稳’作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核心价值诉求，过度强调政府在“维稳”中的社会风险控制责任，各级官员把社会治理中的主要精力和资源都用于群体性冲突事件的管、控、防上”[4]，没有将社会治理的实质要求落到实处。
（二）主体误区
社会治理以现代公民社会理论、权利治理理论和权力政治理论为其根本理论基础，强调社会组织乃至公民是公共管理的主体。然而在现实情况下，党政包揽通常代替了多元参与，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保障。
以李连杰“壹基金计划”为例，作为国内第一家民间公募基金会，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很好地发挥了公益服务的作用，极大地扫除了政府救灾的盲区地带。但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壹基金并不是治理主体，其只能挂靠在“中国红十字总会”下，作为一个子项目开展工作，同时接受政府相关部门的业务指导。调查显示，在汶川地震救灾募捐过程中，壹基金前期募捐所得的近5000万资金中，基金会可调配使用的资金不足200万，其余资金全部上交中国红十字总会统一调配。
（三）制度误区
当前，创新社会治理举措大多属于短期化、即兴式，尚未通过制度化的形式加以规范和确定。同时，高层也没有着手进行顶层的制度设计。这种缺乏从战略高度出发的创新，无法满足日益增多的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需求。创新社会治理需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制度化规范和引导，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纳入到法制轨道上来。
三、创新社会治理的理论对策
创新社会治理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为实现这个超大规模的战略工程，我们需要牢牢把握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根本要求，始终坚持社会治理创新的正确方向，坚决破除各种不合时宜的旧观念、旧思想的束缚，及时总结地方政府实施创新治理的错误所在，从而走出创新治理的误区。
（一）理念创新，实现社会治理理论中国化
首先，进一步加快社会治理的理念创新，将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维护公民权利作为创新社会治理的价值理念。其次，构建公民权利保障体系，畅通公民维权渠道。最后，通过深入研究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理论成果，消化吸收治理理论的核心精髓。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需要，实现社会治理理论的中国化。
（二）主体创新，实现社会治理主体明晰化
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需要加快社会治理主体创新。治理主体应该涵盖政府、社会组织、公民等。首先，努力打造“三位一体”的社会治理主体模式，通过制度规范，设计各治理主体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机制。其次，通过政府权力下放，赋予社会组织和公民在社会治理中弥补政府失灵、扫除政府社会治理盲区的权利。最后，通过法律法规确认的形式，突出社会组织和公民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地位。
（三）制度创新，实现社会治理制度规范化
制度创新是完善社会治理的关键，是实现社会治理规范化和法治化的重要之举。首先，加强制度的顶层设计，优化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环境，完善社会组织成立和准入机制建设，提高社会组织的质量；其次，加快社会协同治理平台建设，为社会治理主体提供协商与合作的平台，以协同治理取代党政包揽；再次，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和监管力度，以业务指导取代行政指令；最后，完善社会组织管理的行为规范体系建设，提升政府依法行政水平，防止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社会公平正义为核心、道德规范和诚信体系为基础、公民权利保障为重点的社会行为规范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