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文化的意义篇1
公正既包括实体公正，也包括程序公正。听证制度就是“正当法律程序”的应有之义。“一个健全的法律，如果使用武断的专横的程序去执行，不能发生良好的效果。一个不良的法律，如果用一个健全的程序去执行，可以限制或削弱法律的不良效果。”②试想，在一个“人治”文化思想主导的社会，从执法者到普通民众都固守着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即便有听证制度的存在，那也只是一纸空文。法治文化为听证制度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深厚的土壤，只有让法治文化深入人心，才能让我们的听证从法律的层面走向现实社会，才能从根本上守护公正正义。
二、听证制度体现权力制衡的法治原则，是依法治权的需要
法治贵在治权，就是一切权力受法律约束。这种治权在行政执法领域尤其重要，因为法律规范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能否公正地、准确地把握立法宗旨，取决于执法者。对于执法者来说，公正的听证程序如同悬梁利剑，时刻防范行政机关的专横恣意。
（一）以公开监督权力
权力的良好运行机制靠严格的监督，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行政处罚中的听证程度提供了这样一个公开的平台：行政机关进行的影响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重大处罚都需在这台上“亮相”，公众以及大众传媒都是台下的观众。阳光是驱赶黑暗的最好方法，路灯是最好的警察，将口袋里的秘密交易布之于众，腐败的污烟也将随之消散。
（二）以权利制约权力
在行政法领域，代表国家公权力的行政权与公民个人弱小的私权力本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怎么让这座严重失衡的天平不至于出现严重错误？既然实体上注定不能对等，就必须依赖一个公正的程序来保障微弱的私权力，限制公权力的恶性膨胀。在程序上，赋予行政机关更多的程序义务，而相对人享有更多的程序权利，从而保持行政关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平衡。公民可以通过“看得见的正义”制约和控制行政权的扩张，避免发生行政违法和侵权。而行政处罚程序的公开与公正并不仅仅在于让行政相对人了解一个行政的结果，还在于让行政相对人得到某种程序的保障，赋予行政相对人以某种程序上的权利，使之通过对程序上权利的行使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听证制度树立对法治的信仰，是依法执行的保障
听证制度让法律不仅作为外在的强制约束获得社会的普遍遵从,更重要的是在强制的过程中树立强烈的法律意识,让法律成为一种文化,这样才能潜移默化地将法律内化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实现全社会的自觉遵从。公正的听证如同剂，缓解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的紧张关系，它能够在行政处罚做出以前或者之后建立一个沟通的渠道，增加人民群众对行政法律法规的认同感，而这种认同感，是法治的灵魂。公开听证，也是行政处罚获得当事人，乃至公众认可的基础。
法治文化的意义篇2
关键词：社会主义；先进政治文化；目标；路径
中图分类号：D69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973(2012)01-0020-03
thethinkingoftheContemporaryChina’sadvanced
SocialistpoliticalCultureConstruction
GonGZhi-wei
(LishuiUniversity,Lishui323000,China)
abstract:theparty’ssixthplenarysessionsofSeventeenCentralCommitteeunderthenewsituationdeepensreformoftheculturalmanagementsystem,andpromotessocialistculturalgreaterdevelopmentandprosperityoftheoverallarrangements,includingtheadvancedsocialistpoliticalcultureconstructionrequirements.Contextofglobalizationcontemporary,Chinesesocietyadvancedpoliticalcultureconstructionofthetargetlocation,istobuildademocracyandtheruleoflawincivilandpoliticalculture.However,undergoingatransformationinChinesesociety,thesenseofparticipationandnon-senseofparticipation,limitedparticipationofconsciousnessco-exist,theruleofmandeeplyentrenched,andintensifiedpoliticalandculturaldifferentiation,haveshownthatadvancedpoliticalcultureofthebuildingfacesacomplexsituation.Basedonthepracticeofbuildingasocialistharmonioussociety,focusingonthepoliticalmodernizationrequirements,advancedsocialistpoliticalculture,theneedtodevelopthesocialistmarketeconomy,politicalsystemreformandinnovation,fostercivicawarenessofsocialism,strengthenculturalintegration,theconstructionofthesocialistcorevaluesystem,shapingandrejuvenatingthesoul.
Keywords:socialism;advancedculture;target;path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就新形势下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全面部署。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创新和发展不仅本身体现了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而且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现代化。一般来说，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政治文化，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为核心，以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观念和平等参与意识为基本内容，在公民中普遍形成的政治思想、政治信仰、政治情感和政治心理等的综合体。立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政治文化的大发展，不仅是政治文明的要求与体现，而且对于维护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持续稳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全球化语境下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政治文化建设的目标定位
今天，现代化已经是一种全球化的现象。在浩荡的全球化浪潮中，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合作、共赢的普世价值和原则逐渐得到确立和认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种世界范围的普世文化正在出现。
社会主义先进政治文化的建设只有顺应这一潮流，并将其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才能见容于人类文化的主流。其发展方向就是从专制集权的政治文化走向民主的政治文化，从人治的政治文化走向法治的政治文化，从臣民的依附型政治文化走向公民的平等型政治文化。
（一）民主的政治文化
民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属性。民主的政治文化张扬宽容、愿意妥协和崇尚自由平等的理念，承认人民在国家生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主张国家是为社会服务的工具，尊崇社会对国家监督和约束的权力。它是与现代政治相适应的政治文化。达尔认为：“如果公民和领导人对民主的观念、价值和实践给予强有力的支持，一种稳定的、民主的全景就更加光明；如果这些信念和倾向落实到国家的文化中，并且大部分能够在代际之间传承，这就是最可靠的支持。换言之，就是国家拥有一种民主的政治文化。”[1]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绝不能回避民主的全球化浪潮，也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而照搬西方民主模式。世情、国情要求我们必须建设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必须发展民主的政治文化，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理性支撑。
（二）法治的政治文化
法治是和谐的基石与保障。法治的政治文化，是现代社会一种最先进、最文明的政治文化类型。它体现了与人文精神和人类终极关怀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和要求，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主张对立法权的限制，坚持所有的立法、行政、司法和其他机构，都要服从于正义的原则、道德的原则、公平和合理诉讼程序的理念，以及对个人的至高无上的价值观念和尊严的尊重，强调政府不单要维护和执行法律，其本身更要服从法律制度，而不能不顾法律或重新制定适应本身利益的法律。因此，当代中国的先进政治文化建设，必须克服传统政治文化的“人治”思想，实现从以“人”向以“法”为出发点的转变，在不断健全法律制度特别是增强宪法权威的同时，尤其要加强守法文化的建设，使法律成为每个公民心灵深处的文化积淀乃至信仰而得到普遍自觉地遵循。
（三）公民的政治文化
由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转变，是中国近代政治发展的一个基本问题。所谓公民文化，是一种以参与型为主导的复合政治文化。它坚持“参与以有序为前提，督政以认同为基础，维权以守法为要旨，纷争以节制为条件，批评以宽容为原则”，[2]从而使公民在处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上会倾向于寻求偏向集体主义的平衡点，营造一种具有无限适应性与创造力的弹性空间，使政治处于事实上的适当状态。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非制度性的公民文化有利于提高民众对国家的忠诚度、对执政党及政府的认同度，直接匡约民众的政治行为，成为支撑民主政治的社会心理模式。因此，从政治生态的视阈看，公民文化是公正的社会政治制度赖以实施的文化场域，是政治文明建设的生态环境场。公民文化的培育与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推进政治现代化所必需的民主生态内化的过程，其作用绝不逊于任何制度的确立。只有每个公民逐步形成稳定成熟的公民人格，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才能达到高级的程度。
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政治文化建设所处的境遇
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是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所处的基本境遇。在此背景下展开的先进政治文化建设也因此充满着诸多挑战。
（一）参与意识、非参与意识、有限参与意识并存
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的水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解放思想对个性的张扬，政治体制的改革、基层政治民主化的推进、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教育的发展和现代传播手段的普及，以及开放视野下西方文化的某种示范效应，都使得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增长，人们逐渐摆脱了浪漫与激进的政治心态，在政治责任、政治权利和政治义务方面具有比较理性的态度，能够较为积极地关注和参与政治活动，敢于和善于表达自己的意志和诉求。但二十年来中国市场经济培养出来的，首先主要是一种独立自主的经济人格，这种经济人格转化为民主的政治人格却需要一个相当量的积累与转换过程。同样，要把数千年传统积淀下来的依附和趋同转化为自主的理性，也并非易事。今天，我们才刚刚走出第一步，有限参与意识和非参与意识还有较大的市场。诸如政治冷漠，不关心公共事务，权利行使中的“搭车”行为，崇圣意识、清官期盼心理等；政治运行中的“官贵民贱”观念，怕上级、随大流现象，以及卖官鬻爵的官场腐败和趋之若鹜的名人入仕等，都表明部分民众政治自主意识和独立政治人格的缺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还缺乏广泛的民主文化的支撑。
（二）法治意识不断提高，人治观念仍然根深蒂固
法制建设的进步和法治观念的增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最明显的特征之一。与社会主义民主观相适应，法律制度已经导入到了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之中，而且已经成为社会运行的基本框架。整个社会的法治意识开始萌发，人们初步认识到了法治社会的优越，并开始懂得运用法律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期待法治、追求法治的思想正在形成。但同时，长期的人治传统的惯性，加上公民法治意识培育的长期性，使得多年的法制建设后，人治意识仍然普遍存在。许多公民觉得走法律程序处理问题很麻烦；重伦理家族、亲情礼法，而轻视程序规则；不相信法律的公正性，认为法律制度也是可以“变通”和“打折扣”的，遵从潜规则重于恪守正式规则，即使是为数不多的“民告官”现象，也往往是“官逼”民才告。而一些地方暴露出来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刑罚不公现象，更加冲击着公众关于法治和善治的愿望，强化着他们本已根深的人治思维，同时也表明，法律制度的导入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已经构建了法制运作的人文内涵，法制主义还仅仅是一种取向，尚不能代表全社会的理性实践。当代中国法治的政治文化还远未走向成熟，提高从普通民众到执法者的法的意识，解决好法治规则与人治意识相抵牾的问题，仍然是个非常紧迫的任务。
（三）政治文化分化加剧，主导政治文化社会统合功能弱化
通过主导政治文化来统合社会，是任何一个国家和谐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政治思想，以及由此展开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种种要素，是当代中国的主导政治文化，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力的最核心要素。然而，市场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对传统的国家权力配置社会利益机制的调整，深刻地影响了不同利益群体在社会利益格局中的定位，并由此而导致其政治心理的千差万别。比如，干群之间、不同阶层之间，彼此缺乏足够的政治信任和宽容，对立情绪时有显露。同时，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内容，无论是精华还是糟粕，很多都被传承并沉淀下来，在现实中为自己寻找继续存在的合法、合理形式，并且往往和现代西方政治思想意识一起，与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基础相契合，在当前中国政治文化中仍占一定的比重。诸如年轻一代中的“信仰危机”、“理想淡化”，以及对西方多党制、分权与制衡理念的赞同等。凡此种种，都表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已经产生了某种功能上的离析性、取向上的多元性和质态上的异质性，主导政治文化统合社会的功能明显弱化。
三、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政治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围绕政治现代化的长远目标，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政治文化，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有赖于各方面的改革与进步。
（一）夯实物质基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观念的东西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政治文化的发展最终要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不仅可以为政治文化的传播提供有效的现代化工具，而且能够缩小区域差距和全球化过程中我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在提高社会成员物质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坚定其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增强其政治认同感，最终从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层面上影响政治文化。同时，市场经济也是一种社会生活方式。从长远来看，它蕴涵着一条催生民主政治文化因素的逻辑链条，这就是，“以其开放、交往的社会化性质为逻辑起点，到经济人格的独立，到平等的交往关系，到自由的活动空间，到对公正中介角色的欲求，到社会参与政治，最后到法治代替人治。”[3]社会主义和谐政治文化很大程度就是在这样的生态链环中不断拓展其广度和深度的。
（二）优化制度保障：改革和创新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4]的确，种种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价值取向相悖的思想意识之所以能够在今天存在，或多或少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政治体制不够完善有关。因此，必须改革和创新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完善已有的制度并构建新的制度，形成完备的制度体系；二是赋予制度以正义价值，实现制度正义。按照十七大的要求，改革创新的重点和目标在于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展民主渠道，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完善法律制度和司法体制机制，坚持司法为民、司法公正，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转变政府职能，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建设服务型政府；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从而解决制度的稳定性、有效性、科学性问题，推动先进政治文化的形成。
（三）加强社会基础：培育社会主义公民意识
公民意识是公民对自己的社会地位、社会权利和社会责任的一种自觉认识，是公民支配自己社会行为的基本价值观念。公民意识为民主制度的运作和巩固提供深层次的合法性支撑。然而，公民意识需要精心的培育而非自发形成。公民意识的培育既是一项根本的社会使命，同时也是公民个体的自觉实践。这其中，政府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政府应该为公民意识的培育提供足够的教育、科技、文化事业投资，提供必要的设备和政府公共服务。比如增加公民参加选举和民主监督、民主管理所必需的场所、工具等设施的投入。另一方面，政府为公民意识的培育创造战略性的自由氛围和空间。比如，放松对公共领域的管制，把工作重心从控制公共领域转移到对公共领域的积极培育、科学引导和依法管理上来，营造宽松民主的政治氛围等。通过政府的强力作用，普及政治科学知识，扩大政治参与的社会性，健全政治参与的监督性，使全体公民打破政治神秘感，摆脱政治冷漠主义，增强政治参与意识，确立公民对国家实行监督的观念，从心理和行为上建立起公民意识，形成稳定成熟的公民人格。唯其如此，社会主义先进政治文化才能得到不断发展。
（四）构建精神纽带：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建设先进政治文化，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第一位的任务，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贯穿于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加强文化的整合；必须大力推进理论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深入回答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时代特色、实践特色和民族特色；坚持不懈地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积极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加强国情和形势政策教育，不断增强人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事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信念与信心；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增强思想理论工作的创造力、说服力和感召力，教育和引导广大公民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增进思想共识。
参考文献：
[1]〔美〕罗伯特・达尔.论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65.
[2]张华青.公民文化对政治现代化的意义[J].社会主义研究，2004，（6）：124.
法治文化的意义篇3
全面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是四个全面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重要制度的基础和法治保障。法治文化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了良好文化环境。法治文化价值观是法治文化的核心和本质，是法治文化中稳定的具有基本共识性的价值观念。法治文化价值观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过程中具有价值导向作用。
(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问题的提出
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强调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14年12月，在江苏考察调研期间，提出了四个全面重大战略，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是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深刻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历史变化基础上提出的，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奋斗目标的基本方式和可靠保障，是引领、促进和保障全面深化改革的路径依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全面，就是要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使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全面走上法治化道路，使法治成为处理各方面问题的基本方式，实现法治对于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全覆盖。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价值观念也转向多元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各种利益主体的集聚化和多样化，复杂的利益主体和多元化的价值观使人们形成共识性的观念会越来越难，这就需要发挥法治文化价值观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引导和约束作用。
(二)法治文化价值观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的变化决定了社会意识发生或早或晚的变化。法治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也是随着法治实践的变化而变化的，同时体现着我国公民对法治认知、法治实践的认识和发展。法治文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法治文化是一个国家中由法治价值等精神文明成果、法律制度等制度文明成果和法治行为方式共同构成的一种文化现象和法治状态;而狭义的法治文化则是关于法治价值、法治思想、法治理论、法治意识等精神文明成果文化现象和法治状态。本文主要取其狭义，侧重精神文明成果，即文化对法治有重要的支撑作用。价值观就其内容而言，它反映了主体的根本地位、利益和需要，以及主体实现自己利益和需要的能力、活动方式等方面的主观特征，是以信什么、要什么、坚持追求和实现什么的方式存在的精神目标系统;就其功能而言，价值观起着评价标准的作用，是人们心目中用以衡量是否轻重、衡量得失的天平和尺子。法治文化价值观是法治文化的核心和内在属性，是法治文化中稳定的具有基本共识性的价值观念，反映了法治文化的价值取向，而价值取向是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和运思神经，是统摄和影响整个文化的根本因素，不同文化类型的相互区别，主要在于它们之间不同的价值取向。
可见，法治文化价值观在法治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及其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共产党为执政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的根本前提，因此作为与我国法治实践、法治制度等相适应的法治文化价值观自然要体现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价值观必然要体现坚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以人为本的理念、集体主义价值观和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二、法治文化价值观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为具体实践过程，法治文化价值观作为一种意识和价值取向，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方向与行为导向作用，是一种强大的观念动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又有利于法治文化价值观的发展和完善，二者相辅相成。
(一)法治文化价值观具有方向与行为导向作用
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法治文化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重大建设作用。法治文化价值观作为法治文化的核心，贯穿在法治文化理论的各方面，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了方向和原则。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为具体的实践过程，需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绝对不可出现方向性错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价值观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了基本方向。同时，法治文化价值观作为一种共识，能够为某些领域尚处于缺乏法律法规的情况下提供解决问题的原则和指导，能够为某些政策的制定提供方向，便于调动公众积极性，统一行动，为大家在具体法治实践中提供一种评价标准和行为准则。法治文化价值观作为一种意识，有助于使法治行为方式成为人们潜在的日常行为规范，从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二)法治文化价值观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强大观念
动力马克思说过，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是一切矛盾发生的根源。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主体和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日益频繁。当不同利益主体发生利益冲突时，一种合理、公平而权威的调节手段便是人们的共同期待。法治文化价值观作为体现着一种保障权利和平等的利益分配观念，一旦与人的需要结合起来，人们也就有了贯彻这种价值观念的冲动和愿望，从而有利于人们法治意识的增强，当铭刻在人们心目中的法治文化渐渐成为某种文化传统时，法治就有了灵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过程中，当每个公民都行动起来形成并遵守这种法治价值观时，法治中国建设就拥有了一种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
三、法治文化价值观的建构途径
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核心，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相适应的一种文化价值观，又是在我国公民中或民间和政府之间寻求最大公约数以取得普遍共识的价值取向。由于目前仍然存在着权利意识淡薄、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犯、集体主义价值观薄弱、社会中存在的不公正现象等问题，一些学者更多地强调从制度问题角度进行解决，忽视了从法治文化价值观方面对人们行为方式的引导。笔者认为，应该从坚持党的领导、以人为本的理念、集体主义价值观和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进行建构。
(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坚持党的领导
法治文化的意义篇4
作者简介：许晓平（1964-），女，河北定兴人，北京联合大学生化学院公共基础课教学部教授，北京100023
[摘要]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不利于人民主体地位的发挥。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强调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特权的存在，这使得人民主体地位得以确立。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是奉行社会主义原则的法治文化，其本质在于反映广大人民的意志，保障广大人民的权利，使人民的主体地位得以彰显和强化。中国特色法治文化底蕴与人民主体地位培育之间存在内在的关联性，对于全面贯彻“依法治国”，弘扬人民民主的光辉旗帜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人治；法治；法治文化；人民主体地位
中图分类号：D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2014）01-0019-04
一、传统法律文化对人民主体地位的消解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究其实质是“人治”文化，宗法等级观念，权大于法、以言代法、徇私枉法的观念，“德主刑辅”、重刑轻诉的观念，法律工具主义观念等传统思想深深扎根于国民心中。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人治”现象，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是中国走向“人治”的最直接原因，其根源是深藏其后的主流思想文化。马克思把这种最初的社会形态叫人的依赖性社会，在这种社会形态中，人没有独立性，人只有依赖别人才能生存，这种社会形态造成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统治和服从的社会关系，这种主从关系和不平等的社会形态是对人的主体性的瓦解，导致人的主体地位的丧失。
传统社会的宗法等级观念导致“权大于法”和官本位文化的生成。从社会心理层面看，人们往往把是否为官和官职大小作为衡量人的社会地位和价值大小的尺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普遍的敬官和畏官的社会心理。从社会制度层面看，权力运行以“长官意志”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体现的是“官本”而非“民本”的价值观念。在这种社会形态下，普通百姓更多的是对“人治”的认同，而不是对“法治”的认同。人们奉行严格的上下官阶等级制度，下级绝对服从上级，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的权力。这就造成了“权大于法”的普遍社会心理，使得广大民众对法律权威产生动摇和怀疑，甚至对法治本身失去了信仰，从而使法治认同的主体要件极度缺乏。
法律的工具主义观念导致民众主体权利的丧失。不论是主张“法治”的法家还是主张“德治”的儒家，都认为法律只是统治百姓的一种工具和手段。统治阶级利用法律使民众对其产生畏惧感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在百姓的心目中，法与“刑”、“律”都是以暴力、惩罚、强制、为特征，没有多少权利可言，导致人们对法律的畏惧，民众以“无讼”为价值趋向，畏惧与官府打官司。在潜意识中，公众把自己看作是法律调整的对象，强化了自己的法律调整客体的身份，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主体地位和权利。人们只知道履行法律加于自己的义务，而不知道法律还有赋予和保障自己权利的职责。这种遵守法律义务思想的不断灌输，使公众形成了牢固的心理定式，不知道、忽视、甚至自我否定自己的权利，导致公众单纯的客体性法治文化认同，缺乏“权利性”主体的法治文化认同。
传统法律的泛道德主义导致主体意识缺失和社会普遍的正义追求匮乏。由于中国特色的文化传统，人情伦理极其发达。“重关系，讲人情，贵和尚中”的社会风气和习俗几乎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德主刑辅”为中心的儒家思想一直主导着中国的社会实践，从而使法律成为道德的具体化。因为崇尚“德治”，中国法律文化是伦理型的法律文化，人们习惯在温情脉脉的伦理道德纱幕中生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完全情感化、伦理化与道德化。这种社会心理沉淀的结果使人们陶然于伦理亲情，钟情于对现实人际关系的把握，并从中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同时在传统的法文化中“法即刑”的观念深入人心，因而国人在心理上是排斥法律诉讼的。对于法律诉讼的排斥导致对法律的不信任，影响法律的权威，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中国社会治理的“人治”主义。这种“人治”与“礼治”并行，“礼治”重在道德教化，形成“贵和尚中”“息讼厌讼”的法律心理，主体意识严重缺失，致使社会缺乏普遍的正义追求。
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长期存在，使得法治文化缺少了成长的土壤。中国以“德治、人治”为主导的文化传统，限制了法治文化的生长，扼杀了民众的主体诉求，民众只有客体身份，无主体地位可言。
二、现代法治文化是人民主体地位的文化底蕴支撑
法治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实现法治已成为我们的共识。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式、社会控制模式以及价值系统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产物，它强调的不只是国家通过法律来控制社会，而且也强调国家本身受法律的支配，强调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特权的存在。法治文化是指融注在人们心底和行为方式中的法治意识、法治原则、法治精神及其价值追求。“从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来看，法治文化是以繁荣的商品经济、发达的民主政治和市民社会为前提，以权利、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意识为基本构成要素，以在民、宪法法律至上、保障人权、监督制约公权力、依法行政与公正独立司法等价值理念为核心内涵，并且包括社会普遍的稳定的守法、信法、护法、用法等心理态势的法律文化”[1]。法治文化是人类社会从专制走向民主、从“人治”走向“法治”社会的重要标志，它彰显着人类理性精神的回归、体现着人民主体利益的价值诉求。
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法治文化培养了公众独立的经纪人格和法治人格。市场经济形成了有对立和差别的利益主体，这为主体意识的产生创造了基础条件。在遵循市场规则和法律的前提下，主体充分调动自己的积极性，专心致志地追求自己的利益，主体的自我意识从而得以强化。市场经济把主体从等级制度和人身依附的状态下彻底解放出来，创造了平等的人际关系，打破了各民族、国家间的封闭状态，建立起普遍和广泛的社会联系，增强了主体独立自主的能力。这种独立自主的经纪人格，是培养公众独立自主法治人格的基础。首先，独立的经纪人格注重追求和维护市场经济平等交换原则，维护自己独立的利益主体的地位和价值，这会促进人们“法治”心态的自主发展。其次，独立的经济人格追求和维护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这样就潜移默化地增强了人们的法治意识。
法治意识的增强，意味着社会成员能够明确地认识到自己是摆脱了人身占有和人身依附的社会主人，是一个公民，而不是一个臣民；是社会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主体，而不是无足轻重的客体。自己是作为一个有独立意识、独立人格的政治权利主体而加入社会政治关系和政治程序之中的。明确意识到主体的本质在于参与，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公共事务既是自己的权利，也是自己作为公民的角色责任，并热情而理智地参与政治活动和公共事务。要尊重和遵守经由合法程序制订的、体现人民意志的权益，旨在维护秩序、保障自由、促进正义、提高效益的法律秩序、法规，服从经由选举产生的权力机关以及由权力机关产生的向人民负责的政府和其他国家机关的管理和指导。
法治文化强调制度的优越性，容易激起人们创建更加完善的制度。强调优良秩序的法律是实现所有人权益的手段，而不是保障某个统治者意志的手段。亚里士多德认为“良法之治应当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2]（p119）。因此，公正有效的立法有着不可替代的基础性意义。为了防止法律工具主义，法律的部门化、集团化、个人化，必须以普遍性的民主立法来制约各种具体意志。在此过程中，立法过程需充分地向社会开放，因为没有民众或者代表的广泛参与，最终会割断法律与民众的联系，法律易成为特权者的意志，由此也不会有良法的产生。在人治传统中，法律仅仅是作为剥削阶级的专制工具而存在，而当法律被视为部分利益集团实现自己特殊权益的工具时，法律就难以体现广大人民的利益诉求。只有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众人之治或多数人之治，其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是人民群众运用法律管理国家政治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任何人特别是国家官吏、掌权者必须在法律之下活动，才能真正体现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作为现代国家治理方式的法治文化保障了人民民利。现代法治文化强调的是人的自尊与法的至上的有机统一。只有在人与法之间、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公众利益和个体利益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与和谐，法律才能内化为人们内心一种持之以恒的理性自觉。作为国家治理方式，法治文化蕴含着以下几项内容：法治文化以法律规范为核心，追求法律自身的统治；法治文化崇尚法律、法律至上，强调权力行使的法定性、程序性；法治文化注重法律权利义务的对等性，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人权保障、公平正义等自然法价值，尤其是对公民权利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法治文化要求法律规范具有相对稳定性，为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提供合理的预期；法治文化体现为民主共和政体，以良法为前提，旨在通过民主治理实现社会秩序的法治化状态。
总之，在现代社会中，法治的价值基础和基本取向至少应该包括：“一是法律是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的反映，必须体现人民原则，并且以维护和促进全体人民的综合利益为目标；二是法律必须承认、尊重和保护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三是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四是法律承认利益的多元化，对一切正当的利益要无歧视性差别加以保护”[3]（p334）。
三、人民主体地位的中国特色法治文化底蕴培育
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是奉行社会主义原则的法治文化，其本质在于反映广大人民的意志，保障广大人民的权利，突出和强化人民的主体地位。法治国家意味着对人的主体地位的重视和对法治文化的尊重。法治国家的实现是要把法治观念融入公民的血液中去，使广泛意义上的公民群体自觉、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法律等活动，达到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平衡。“当代中国法治秩序的建构必须以公民为基础，建设法治现代化的核心也是公民自身的现代化，即公民的意识和行为模式的根本转变”[4]。公民意识是法治社会法律秩序内化的关键。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具有人民、法律至上、法制完备、依法行政、司法公正、权力约束、人权保障、社会自治等基本特征”[5]（p403）。大力弘扬中国特色的法治精神，就是弘扬法治的民主、公正、理性、和谐和人权，使其成为全体人民的公共精神和社会理想，从思想深处为人们的行为确定了基调，并最终促使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通过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的教育、滋养、熏陶，在全社会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营造法治氛围，人民群众对于法治的亲切感、认同感逐步增强，法治意识和法治素质也逐渐提升，学法、守法、用法的观念也就逐步内化为公民的个体思想，汇聚为一种社会价值取向。
现代法治以尊重和保障公民权利为最高价值追求。构建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的重要路径是尊重和保障公民权利。中国特色的法治从根本上否定了特权的存在，确立了全体社会成员意志的平等性，对一切合法的权利给予同等的尊重；任何人没有任何理由享有法外特权、逃避法律义务，更不应当利用自己的职位在社会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分配中谋取私利。知晓自己的权利及其正当性、合法性、可行性和界限性；在法定范围内主动追求和行使自己的权利，勇敢地捍卫自己的权利，是现代社会的道德和法律对人的主体地位、尊严、自由和利益的最低限度的确认。中国的法治文化作为民众普遍的生活方式、文化风貌和精神境界，体现了法律保障下民众的生活自由，形成了以刚性的法律规范为准则的权利义务格局，使得自由的标准和界限具有极大的普适性，并能够赢得民众的普遍认可和信守；在法治社会中，对“人”的普遍尊重以及对人格尊严的极力呵护，使得“人”真正地成为了“人”，用现阶段的话来讲，就是“要让每一个中国人活得幸福而有尊严”[6]，充分地张扬了“人”的人格价值和精神意义。
社会主义法治的意义在于：既能充分利用国家权力促进和保障公民权利，又能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和腐败，保证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正确行使权力，真正为人民谋利益。在立法过程中，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使法律的制定和完善的过程成为立法机构倾听民声、集纳民意、汇集民智的过程，使制定的法律更好地体现人民群众的意愿、具备更为扎实的民意基础。在执法过程中，反映人民群众对执法者权力和责任的要求，尊重公民和当事人的意愿、保障其权利和自由，维护其尊严。在司法过程中，以“程序制约权力”为基础，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给予当事人更多自主选择的权利，在双方协商、积极沟通的方式下化解矛盾和争议，使司法深入人心。构建中国法治文化，保障公民权利，推进社会法治化的进程，遵守宪法和法律逐步成为一切社会主体的自觉行为。
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的核心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党应当通过路径吸纳、整合、表达民意，并通过立法程序将党的意志和政策变成国家意志和法律；要使党的领导融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之中，并通过权力机关的立法权、人事选择罢免权、重大事项的决定权和监督权实现党对国家的领导。我们要“健全权利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要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7]（p29）。
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突出和强化了人民的主体地位。人民群众是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的创作者和受益者，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建设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法治文化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从制度层面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巩固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益奠定了政治基础。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体现了中国特色法律制度的核心。从思想层面讲，全民的普法教育和近年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弘扬了法治精神，提升了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增强了人民群众参政议政、依法维权和依法履行义务的能力和水平。从实践层面讲，人民群众直接参与乡县人大代表选举，参与民主法治示范村和社区的创建活动，参与党务、政务和司法公开监督、评议执法活动，使得人民群众的各种权利得到了具体落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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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史广全.中国法治秩序建构理论的反思与重构[J].法学论坛，2005，（1）.
[5]张文显.法理学（第3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法治文化的意义篇5
一 从人治走向法治：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实质和要求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所提出的“政治文明”这个范畴，当然不是个新的范畴，因为，在此前，江泽民同志2001年1月10日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就已经明确地运用了这个范畴，并且做了界定，他说：“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在以后的文献中则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范畴。所以，要科学地认识政治文明，就必须正确理解“法治”的本质。
什么是“法治”?“法治”是一个比较古老的概念。作为现代政治文明核心的法治，是有特定的含义的，同时，它也有一个形成的过程。各个时代的“法治”概念，人们赋予它的含义往往是不同的；而且，不同阶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对“法治”的理解和运用也不同。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ruleoflaw)概念和法治思想，是由资产阶级在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提出的。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法治主张：国家和统治者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行使职权，每个公民都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任何个人、任何机构如果违法，都同样要受到法律的惩罚，在法律面前国家与个人是一律平等的。资产阶级建立了资本主义社会，把法治与民主结合起来，把这种法治思想主张用一种稳定的政治制度固定了下来。应当说，这是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这种情况说明，在西方思想体系中的法治是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法治”不仅是一种思想主张，而且也同时是一种政治制度，是一种政治制度中的体制状态，如果从统治方式上看，也可以说是一种国家状态。由此看来，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一种思想、理论，也是一种制度、体制，因此“法治”是思想与制度(包括体制)的统一。这就是说，我们既可以在思想观念的意义上运用“法治”的概念，也可以在制度体制的这个角度来运用“法治”的概念。这里顺便说一下，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法治”这个概念，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
由于社会的进步，特别是民主政治的发展，“法治”概念的内涵和现代法治思想，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着。著名的《牛津法律大辞典》对“法治”(ruleoflaw)这个概念做了这样的解释：”一个无比重要的、但未被定义、也不能随便就能定义的概念，它意指所有的权威机构、立法、行政、司法及其它机构都要服从某些原则。这些原则一般被看作是表达了法律的各种特性，如：正义的基本原则、道德原则、公平和合理诉讼程序的观念，它含有对个人的至高无上的价值观念和尊严的尊重。”这部权威的法学辞典认为；“在任何法律制度中，法治的内容是：对立法权的限制；反对滥用行政权力的保护措施；获得法律的忠告、帮助和保护的大量的和平等的机会；对个人和团体各种权利和自由的正当保护：以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1](p790)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从本质上说是与人治相对立的概念。应当首先说明的是，我们在这里所使用的“人治”这个概念，完全是在否定的意义上理解的：而“法治”则是在肯定的意义上使用的概念。在治理社会和国家的问题上，究竟是实行法治还是实行人治，其根本区别是什么呢?那就是要看在进行重大决策的过程中，当着法律与领导者的个人意志发生矛盾的时候，最终是法律的权威高于个人的意志，还是个人的意志高于法律。在这样的情况下，所谓人治，就是在进行重大决策的过程中，领导者把个人的主观意志置于法律之上，国家的一切大事实际上是由领导者个人或少数人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志来决定。
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批判地继承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优秀成果，同时正确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而成为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那么，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是什么呢?这就是从我国社会的实际出发，尽快消除封建主义人治的影响，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是说，从人治走向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人治的政治传统是根深蒂固的。建国以来，虽然进行了一定规模的法制建设，进行了司法改革，制定了一部分法律法规，但是由于“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以党代法，特别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高度集权的人治下，出现了政治上野蛮，无序、混乱的社会状态，使经济、政治、文化等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一种实际上的无政府主义局面。这样，无政府主义与集权人治就构成了一种恶劣的因果关系。
在这种高度集权的人治之下，由于法制废弛，社会主义民主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社会主义社会正常权力结构被严重毁坏，在社会主义民主遭到严重破坏，基本人权遭到践踏、正常权力结构体系遭到毁坏这样的状态下，还有什么政治文明可言呢?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拨乱反正，一个重大的历史任务，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建社会主义法制。这次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在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在总结文化大革命以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民主和法制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在这次会议之前，即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在他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报告中，对民主法制建设问题，发表了极为重要的意见。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邓小平的这个讲话精神，在会议公报中第一次明确指出：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同时还强调指出：“会议认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从会议公报对问题论述的明确深刻性，从这些论述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来看，这的确说可以是当代中国社会从人治走向法治的伟大历史转折点。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辟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上，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由人治走向法治的问题，一直是占有重要地位的。邓小平在1986年9月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一次重要谈话中，曾经明确地提出：“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2](p177)在这里，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关于法治和人治的关系问题，这对于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进行法治意识的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有重大意义的。
在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中，一个尖锐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解决政党(特别是执政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中，以党代政、以党代法的现象是普遍的。执政党的政治领导的国家化、行政化，实质是在实行人治。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后来又经过了各种各样的政治考验，使我们党下定了决心，必须实行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那么，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的实质内容是什么呢?这就是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的：“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从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质的这个概括中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法治和以法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就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要素。
二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目标
从人治转变为法治，这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社会和国家在治理方式上的这个根本性的转变，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过程中一个质的飞跃。所以，法治，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和基本标志，因此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要求，而这个要求的实质内容，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的十五大，根据对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总结，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概括，提出了“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历史任务。党的十六大在理论上则进一步深化了这个战略方针的思想内容。
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表明，作为一种思想和制度或体制的法治，它要发挥自己的特殊作用，就必须有它的实践形式。在我国社会中，这就是“依法治国”。什么是依法治国?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并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依法治国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的十五大对“依法治国”的这个概括，既是对“社会主义法治”基本要求的一个科学说明，也是对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本质特征的深刻阐述。
那么，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呢?
首先，是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律制度的重大变革。在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各种机关、团体、政党和个人的政治行为，都必须以法律为最高准绳，都必须服从法律，实际上就是要服从人民的意志。这就否定了传统的“国家至上”，“政党至上”的观念。每个人都必须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法律意识上的这个根本性的变革，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
随着法治国家的建立，法律制度也必然产生根本性的变革，这主要是表现在整个社会法律机构的专门化，法律权力运行的相对独立性。正如我国宪法中所规定的，立法、司法、检察，都有专门的机构独立地行使其各种法律权力。立法权、审判权、检察权的行使，不受任何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同时，宪法和法律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除了国家立法机关之外，任何机构、任何个人都无权改变宪法和法律。没有不受法律制约的权力，任何权力的根据和来源都是宪法和法律，所以任何权力都必须服从宪法和法律。总之，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宪法和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其次，是社会权力结构的进一步法治化。社会的权力结构状况，是该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程度的一个基础性因素，因而也是该社会政治文明发展历史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由于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使社会结构日益法治化，而这种法治化了的社会结构，就使各种不同权力主体的性质和地位。具有了确定的法律依据；各种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有了明确的法律界限；各种权力主体之间的交往，有了正常的法律规范。这样，就形成了社会的经济权力主体、政治权力主体、国家法律权力主体和国家行政权力主体之间，建立在统一的法律关系基础上的、职能明确又互相制约的权力结构体系。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家和企业的关系、执政党与政府的关系、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法律机构与行政机构的关系)、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即企业、政党、社会团体与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等等都逐渐建立起了法律关系。
再其次，是权力运行机制的法治化。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权力运行机制上所形成的根本变化，主要表现在由权力运行机制的人治性质转变为权力运行机制的法治化。权力运行机制的法治化，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要求各种不同的权力主体依法独立地行使自己的权力。执政党对国家的政治领导权的行使，实质就是依法执政；经济部门即有法人地位的企业，要依法经营：政府的行政权力的行使，要依法行政；国家法律机关行使法律权力，如立法机构、审判机构、检察机构，同样也必须依法行使自己的不同性质的法律权力，这样，各种不同的权力主体在行使自己的权力的过程中，就排除了对权力正常运行的非法干扰。
权力运行机制的法治化，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各种权力主体在权力交往过程中，要有确定的法律权力中介。这实质上是任何的权力运行过程中，都要受通过法律权力中介而形成的不同权力之间的互相制约。一般来说，在完善的法治社会中，各种权力主体之间是没有直接的行政性质的隶属关系的，而且，没有特殊的情况，权力主体之间也不能直接行使权力。我们所说的党要依法执政，政府要依法行政，就包含了这个意思；同时，不同权力主体之间互相行使权力，必须成为一种法律行为，不能是直接的行政性行为。比如说，执政党要使自己的某些政策主张在社会和国家的治理中实行，那就必须把自己的这些政策主张提交立法机构，变为体现国家意志的法律、法令，由相应的国家机关去执行。这就是说，党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组织，它不能直接向政府或企业发号施令。同样地，作为行政机关的政府，在一般情况下也不能直接向作为经济权力主体的企业发号施令。当然，法律机关对其他机构行使法律权力，也是如此，这就是说，法律机构的权力也不能超越于法律之上。实践证明，这对于清除各种特权现象，克服各种形式的腐败，是一种有力的法律制约机制。
三 民主政治的法治化：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要求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法治，同样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要素。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完善，就是要形成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和权力监督机制，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法治化。那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化的基本要求是什么呢?
首先，是民主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曾经意味深长地说过：“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十分深刻的。”[3](p333)
我们看到，在这里他特别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内容——制度改革，这里所说的“制度”，主要是指哪些方面的内容呢?从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所讲的“制度”，主要是指“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还包括“领导体制”、“管理体制”，等等：如果从广义上说，这里所说的“制度”，也包括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中的一些环节。概括起来说，这里所说的制度改革的“制度”，实质上是指社会和国家的权力结构、权力秩序、权力运行机制。
我们党和国家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在民主程序原则的建设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这是走向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步骤。关于这个问题，邓小平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时候深刻地指出过：“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③(p146)这就是说，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这是克服国家管理和党的领导中的唯意志论弊端的根本途径。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在谈到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时，非常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这主要是指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标志。
其次，是民主政治的程序化。
一般来说，程序性原则，实质上就是对于进行某种事情在空间、时间上的规则性要求，以保证事情进行的有序性、规范性、稳定性和合法性。民主政治过程中的程序性原则，也是这一类性质的要求。程序本身是一些形式上的规定，或者说是形式上的民主，但是，民主政治过程中的程序性规定，对权力制约机制的实现，是不可缺少的必要环节。没有完善的程序的民主制度，是一种不完全的民主制度。
民主政治过程具有严格的程序性，它标志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在向着制度化和法律化的现代水平前进。而民主政治过程的这种制度化、法律化，即民主政治的稳定的法律形式，对于保障实质性民主内容的实现，是不可缺少的条件。民主制度的程序性原则，是现代社会政治发展的客观要求，因而也是现代民主的一个基本特征。民主政治作为一种权力制约机制，它的作用首先体现在权力主体在其授权的过程中，能不能保证权力主体对被授予者权力的制约，这其中一个关键的环节，是看在授权的过程中，能不能严格遵循法定的授权程序。在现代民主政治中，选举本身是一种民主的授权形式，所以，由选举产生的权力机构的授权过程，也必须遵守严格的民主程序。授权程序，也是一种民主的权力制约机制。
再其次，是健全民主政治的监督机制。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为此就必须“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实践证明，没有对权力的监督，不是完全的民主政治，或者说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健全民主监督机制，要不断增加政务活动和组织干部工作的政治透明度。程序上的公开，是群众能够实现监督的前提；而政治透明度的增强，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政治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
注：
[1]《牛津法律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
法治文化的意义篇6
一从人治走向法治：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实质和要求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所提出的“政治文明”这个范畴，当然不是个新的范畴，因为，在此前，同志2001年1月10日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就已经明确地运用了这个范畴，并且做了界定，他说：“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在以后的文献中则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范畴。所以，要科学地认识政治文明，就必须正确理解“法治”的本质。
什么是“法治”?“法治”是一个比较古老的概念。作为现代政治文明核心的法治，是有特定的含义的，同时，它也有一个形成的过程。各个时代的“法治”概念，人们赋予它的含义往往是不同的；而且，不同阶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对“法治”的理解和运用也不同。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ruleoflaw)概念和法治思想，是由资产阶级在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提出的。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法治主张：国家和统治者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行使职权，每个公民都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任何个人、任何机构如果违法，都同样要受到法律的惩罚，在法律面前国家与个人是一律平等的。资产阶级建立了资本主义社会，把法治与民主结合起来，把这种法治思想主张用一种稳定的政治制度固定了下来。应当说，这是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这种情况说明，在西方思想体系中的法治是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法治”不仅是一种思想主张，而且也同时是一种政治制度，是一种政治制度中的体制状态，如果从统治方式上看，也可以说是一种国家状态。由此看来，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一种思想、理论，也是一种制度、体制，因此“法治”是思想与制度(包括体制)的统一。这就是说，我们既可以在思想观念的意义上运用“法治”的概念，也可以在制度体制的这个角度来运用“法治”的概念。这里顺便说一下，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法治”这个概念，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
由于社会的进步，特别是民主政治的发展，“法治”概念的内涵和现代法治思想，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着。著名的《牛津法律大辞典》对“法治”(ruleoflaw)这个概念做了这样的解释：”一个无比重要的、但未被定义、也不能随便就能定义的概念，它意指所有的权威机构、立法、行政、司法及其它机构都要服从某些原则。这些原则一般被看作是表达了法律的各种特性，如：正义的基本原则、道德原则、公平和合理诉讼程序的观念，它含有对个人的至高无上的价值观念和尊严的尊重。”这部权威的法学辞典认为；“在任何法律制度中，法治的内容是：对立法权的限制；反对滥用行政权力的保护措施；获得法律的忠告、帮助和保护的大量的和平等的机会；对个人和团体各种权利和自由的正当保护：以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1](p790)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从本质上说是与人治相对立的概念。应当首先说明的是，我们在这里所使用的“人治”这个概念，完全是在否定的意义上理解的：而“法治”则是在肯定的意义上使用的概念。在治理社会和国家的问题上，究竟是实行法治还是实行人治，其根本区别是什么呢?那就是要看在进行重大决策的过程中，当着法律与领导者的个人意志发生矛盾的时候，最终是法律的权威高于个人的意志，还是个人的意志高于法律。在这样的情况下，所谓人治，就是在进行重大决策的过程中，领导者把个人的主观意志置于法律之上，国家的一切大事实际上是由领导者个人或少数人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志来决定。
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批判地继承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优秀成果，同时正确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而成为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那么，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是什么呢?这就是从我国社会的实际出发，尽快消除封建主义人治的影响，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是说，从人治走向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人治的政治传统是根深蒂固的。建国以来，虽然进行了一定规模的法制建设，进行了司法改革，制定了一部分法律法规，但是由于“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以党代法，特别是到了期间，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高度集权的人治下，出现了政治上野蛮，无序、混乱的社会状态，使经济、政治、文化等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一种实际上的无政府主义局面。这样，无政府主义与集权人治就构成了一种恶劣的因果关系。
在这种高度集权的人治之下，由于法制废弛，社会主义民主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社会主义社会正常权力结构被严重毁坏，在社会主义民主遭到严重破坏，基本人权遭到践踏、正常权力结构体系遭到毁坏这样的状态下，还有什么政治文明可言呢?
结束后，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拨乱反正，一个重大的历史任务，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建社会主义法制。这次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在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在总结以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民主和法制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在这次会议之前，即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在他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报告中，对民主法制建设问题，发表了极为重要的意见。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邓小平的这个讲话精神，在会议公报中第一次明确指出：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同时还强调指出：“会议认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从会议公报对问题论述的明确深刻性，从这些论述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来看，这的确说可以是当代中国社会从人治走向法治的伟大历史转折点。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辟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上，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由人治走向法治的问题，一直是占有重要地位的。邓小平在1986年9月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一次重要谈话中，曾经明确地提出：“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2](p177)在这里，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关于法治和人治的关系问题，这对于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进行法治意识的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有重大意义的。
在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中，一个尖锐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解决政党(特别是执政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中，以党代政、以党代法的现象是普遍的。执政党的政治领导的国家化、行政化，实质是在实行人治。经过了的教训，后来又经过了各种各样的政治考验，使我们党下定了决心，必须实行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那么，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的实质内容是什么呢?这就是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的：“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从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质的这个概括中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法治和以法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就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要素。
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目标
从人治转变为法治，这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社会和国家在治理方式上的这个根本性的转变，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过程中一个质的飞跃。所以，法治，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和基本标志，因此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要求，而这个要求的实质内容，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的十五大，根据对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总结，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概括，提出了“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历史任务。党的十六大在理论上则进一步深化了这个战略方针的思想内容。
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表明，作为一种思想和制度或体制的法治，它要发挥自己的特殊作用，就必须有它的实践形式。在我国社会中，这就是“依法治国”。什么是依法治国?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并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依法治国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的十五大对“依法治国”的这个概括，既是对“社会主义法治”基本要求的一个科学说明，也是对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本质特征的深刻阐述。
那么，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呢?
首先，是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律制度的重大变革。在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各种机关、团体、政党和个人的政治行为，都必须以法律为最高准绳，都必须服从法律，实际上就是要服从人民的意志。这就否定了传统的“国家至上”，“政党至上”的观念。每个人都必须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法律意识上的这个根本性的变革，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
随着法治国家的建立，法律制度也必然产生根本性的变革，这主要是表现在整个社会法律机构的专门化，法律权力运行的相对独立性。正如我国宪法中所规定的，立法、司法、检察，都有专门的机构独立地行使其各种法律权力。立法权、审判权、检察权的行使，不受任何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同时，宪法和法律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除了国家立法机关之外，任何机构、任何个人都无权改变宪法和法律。没有不受法律制约的权力，任何权力的根据和来源都是宪法和法律，所以任何权力都必须服从宪法和法律。总之，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宪法和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其次，是社会权力结构的进一步法治化。社会的权力结构状况，是该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程度的一个基础性因素，因而也是该社会政治文明发展历史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由于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使社会结构日益法治化，而这种法治化了的社会结构，就使各种不同权力主体的性质和地位。具有了确定的法律依据；各种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有了明确的法律界限；各种权力主体之间的交往，有了正常的法律规范。这样，就形成了社会的经济权力主体、政治权力主体、国家法律权力主体和国家行政权力主体之间，建立在统一的法律关系基础上的、职能明确又互相制约的权力结构体系。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家和企业的关系、执政党与政府的关系、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法律机构与行政机构的关系)、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即企业、政党、社会团体与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等等都逐渐建立起了法律关系。
再其次，是权力运行机制的法治化。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权力运行机制上所形成的根本变化，主要表现在由权力运行机制的人治性质转变为权力运行机制的法治化。权力运行机制的法治化，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要求各种不同的权力主体依法独立地行使自己的权力。执政党对国家的政治领导权的行使，实质就是依法执政；经济部门即有法人地位的企业，要依法经营：政府的行政权力的行使，要依法行政；国家法律机关行使法律权力，如立法机构、审判机构、检察机构，同样也必须依法行使自己的不同性质的法律权力，这样，各种不同的权力主体在行使自己的权力的过程中，就排除了对权力正常运行的非法干扰。
权力运行机制的法治化，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各种权力主体在权力交往过程中，要有确定的法律权力中介。这实质上是任何的权力运行过程中，都要受通过法律权力中介而形成的不同权力之间的互相制约。一般来说，在完善的法治社会中，各种权力主体之间是没有直接的行政性质的隶属关系的，而且，没有特殊的情况，权力主体之间也不能直接行使权力。我们所说的党要依法执政，政府要依法行政，就包含了这个意思；同时，不同权力主体之间互相行使权力，必须成为一种法律行为，不能是直接的行政。比如说，执政党要使自己的某些政策主张在社会和国家的治理中实行，那就必须把自己的这些政策主张提交立法机构，变为体现国家意志的法律、法令，由相应的国家机关去执行。这就是说，党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组织，它不能直接向政府或企业发号施令。同样地，作为行政机关的政府，在一般情况下也不能直接向作为经济权力主体的企业发号施令。当然，法律机关对其他机构行使法律权力，也是如此，这就是说，法律机构的权力也不能超越于法律之上。实践证明，这对于清除各种特权现象，克服各种形式的腐败，是一种有力的法律制约机制。
三民主政治的法治化：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要求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法治，同样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要素。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完善，就是要形成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和权力监督机制，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法治化。那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化的基本要求是什么呢?
首先，是民主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曾经意味深长地说过：“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十分深刻的。”[3](p333)
我们看到，在这里他特别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内容——制度改革，这里所说的“制度”，主要是指哪些方面的内容呢?从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所讲的“制度”，主要是指“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还包括“领导体制”、“管理体制”，等等：如果从广义上说，这里所说的“制度”，也包括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中的一些环节。概括起来说，这里所说的制度改革的“制度”，实质上是指社会和国家的权力结构、权力秩序、权力运行机制。
我们党和国家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在民主程序原则的建设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这是走向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步骤。关于这个问题，邓小平在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深刻地指出过：“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③(p146)这就是说，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这是克服国家管理和党的领导中的唯意志论弊端的根本途径。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在谈到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时，非常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这主要是指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民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标志。
其次，是民主政治的程序化。
一般来说，程序性原则，实质上就是对于进行某种事情在空间、时间上的规则性要求，以保证事情进行的有序性、规范性、稳定性和合法性。民主政治过程中的程序性原则，也是这一类性质的要求。程序本身是一些形式上的规定，或者说是形式上的民主，但是，民主政治过程中的程序性规定，对权力制约机制的实现，是不可缺少的必要环节。没有完善的程序的民主制度，是一种不完全的民主制度。
民主政治过程具有严格的程序性，它标志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在向着制度化和法律化的现代水平前进。而民主政治过程的这种制度化、法律化，即民主政治的稳定的法律形式，对于保障实质性民主内容的实现，是不可缺少的条件。民主制度的程序性原则，是现代社会政治发展的客观要求，因而也是现代民主的一个基本特征。民主政治作为一种权力制约机制，它的作用首先体现在权力主体在其授权的过程中，能不能保证权力主体对被授予者权力的制约，这其中一个关键的环节，是看在授权的过程中，能不能严格遵循法定的授权程序。在现代民主政治中，选举本身是一种民主的授权形式，所以，由选举产生的权力机构的授权过程，也必须遵守严格的民主程序。授权程序，也是一种民主的权力制约机制。
再其次，是健全民主政治的监督机制。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为此就必须“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实践证明，没有对权力的监督，不是完全的民主政治，或者说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健全民主监督机制，要不断增加和组织干部工作的政治透明度。程序上的公开，是群众能够实现监督的前提；而政治透明度的增强，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政治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
注：
[1]《牛津法律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
法治文化的意义篇7
时间:2003-11-3 作者:杨帆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主导政治文化的形成、合法性的变迁、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政治文化的分化等几方面。改革开放20年也是人们政治文化发生急剧变迁的时期。
【关键词】中国/政治文化/演进
政治文化是围绕当代社会政治、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过程的一种主观意识领域与社会心理反映,它包括政治意识、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心理、政治观念、政治道德、政治信仰、政治价值观等方面。每个国家都有与自己的政治体系和历史发展阶段相关的政治文化系统,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政治文化发生了显着的变化。
一、主导政治文化的形成
政治文化是由多种不同的政治文化因素构成的一个文化系统,在整个系统中各种政治文化因素的地位并不是完全平等的,其中有一种政治文化居于主导地位,其他政治文化居于从属地位或次要地位。我们将政治文化系统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文化称之为主导政治文化,居于次要或从属地位的政治文化称之为政治亚文化。主导政治文化在整个文化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为整个政治文化体系摄定基本的政治价值观,使整个政治文化形成一种基本的政治文化倾向,并因此而影响整个政治文化的面貌。在主导政治文化的影响下,各种政治亚文化间的认同和共识得到有效的发展,各种政治亚文化有了协调的基础。
建国以后,在文化上我们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政治文化。马克思主义适合了时代的要求以及新中国政治文化转换的需要,在我国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思想凝聚和整合功能,主导着中国政治文化的前进方向。特别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不断探索、试验和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则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所包含的集体主义观、民主观、法治观和爱国主义等构成了我国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应当说,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是符合时代和历史要求的。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由于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加上建国以后所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严重的个人崇拜使得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蒙上了传统专制主义的阴影,等级观念、人治观、义务观等等封建政治文化的观念大量沉积,造成了主导政治文化的严重扭曲,给社会政治生活带来了灾难性的损害。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并在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创立和形成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使过去曾一度被扭曲的政治文化重新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轨,重新焕发出了生机和活力。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理论成为人们解放思想的理论动力,凝聚人心的强大思想武器,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精神支柱。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续坚持、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党的十五大在肯定邓小平理论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的同时,在党章中载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明确提出了在新的世纪要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目前,邓小平理论已成为我们的主导政治文化,这种主导作用主要是通过它对其他政治文化的指导作用体现出来的。主要表现在:第一,政治观点上的统一作用。政治文化就其性质而言,属于观念上层建筑,它必然会涉及到一系列的政治现象,并提出有关的政治观点。在我国的现有政治文化体系中,多种学说并存。针对一定的政治现象,各种学说必然会提出各种不同的观点,因此就有必要对这些学说在政治观点上加以统一。在当代中国,我们是用邓小平理论来加以统一的。这就是说,对于其他各种学说,在重大的基本政治方面必须要求它们跟邓小平理论保持一致。比如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第二,政治文化活动方面的规范作用。政治文化是人们政治行为的心理背景,因此,政治文化不仅仅表现于理论观点方面,而且表现于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活动方面。这种政治文化活动通常具体表现为具有不同思想意识的人运用不同的观点对政治和社会现象进行评价,政治文化活动还具体表现于一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等等。在多种学说并存的条件下,必须要求有一种主导政治文化来对政治文化活动发挥一种规范作用。正如伊斯顿所说:“任何系统都具备一定的主导政治价值,它们会给政治行为规范和结构排列确定基调和方向”[1]。在当今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才能起到这种规范作用。第三,方法论上的引导作用。邓小平理论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学说或意识形态,而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对其他学说均具有引导作用。例如,邓小平理论所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利益分析法、矛盾分析法、全面看问题的方法等等,都是政治文化研究中的一些科学方法,这些方法对其他政治文化理论研究社会现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政治合法性的变迁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政治体系存在、持续、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政治合法性主要是指政治权威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信仰、忠诚和服从,并通过特定时空条件下适当的决策及政策实施来塑造政治秩序和适应环境变化,保持政治体系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因此,合法性一方面取决于政府的活动,包括国家政权为了强化自己的统治地位而运用意识形态的、法律的和道德伦理的力量为自身所做的种种论证,另一方面其更为实质的内容是国家政权在大众当中赢得广泛的信任和忠诚,从而使人民自觉地把对政府的服从当作自己的义务。因此,政治合法性表现为人们对政治体系、政治权威的认知、评价和态度等方面,是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通过研究合法性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的变迁。
中国政治合法性经过了一个由传统到现代的发展过程,其合法性类型的更替经过了大致封建社会身份趋向的传统合法性到建国后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时期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领袖魅力型合法性基础,再到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时期的以经济增长和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合法性类型,最后到第三代领导集体时代中国领导层一方面继续巩固邓小平时代的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探索新的合法性基础等几个不同的阶段。
法治文化的意义篇8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深刻地阐明了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党和国家在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以及个人层面的价值追求。其中，基于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反映了我国现阶段社会关系调整、社会自主与社会和谐构建所应遵循的核心价值原则，而在这一价值原则中，重点是法治。
1.关于法治
法治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标志。“法治”的对立面就是“人治”，是对“人治”的全面否定。就价值观而言，“法治”追求的是公平正义、民主人权，其核心是自由与平等，而“人治”则是专制与等级特权的象征；就法律理念而言，“法治”充分强调法律的主导地位，“人治”则是把法律当作一种治理工具，法律是统治者和特权阶层为统治和奴役人民、维护自己利益服务的。世界上最早提出“法治”这一概念的是古希腊圣贤毕达库斯，但他的观点是带有批判性质的，认为法治不如人治。后来，亚里士多德对“法治”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提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4]罗马政治家西塞罗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一致，认为国家应当实行法治。资产阶段革命后，霍布斯、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潘恩杰斐逊以及德里希•哈耶克等西方各国思想家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法治理论，使法治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西方国家的法治文化逐渐形成。实行社会主义法治，是我国正在努力为之奋斗的目标。所谓“法治”，就是强调法律的绝对权威，依靠法律来治理国家和社会，依靠法律来规范任何组织和个人的行为方式，任何组织和个人的社会活动，都应受到法律的严格约束。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对法治高度重视。党的十对法治进行了新的定位，即“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5]
2．法治文化
法治文化作为法治国家必须具备的社会文化体系，是指法治在人们思想和行为方式中的意识、原则、精神、行为及其价值追求的具体呈现。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当前，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文化建设提出了根本要求，为文化的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十报告中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由此可见，大力加强文化建设是我国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高等学校作为培养人才、传播高深学问的地方，既是思想的高地，又是文化的高地。在大力加强文化建设和依法治国的社会大背景下，高等学校不但不能袖手旁观，而且应该成为一支重要的推动力量，成为我国文化建设和法治建设的生力军。
3.高校法治文化
新时期以来，特别进入新世纪的最近十多年来，党和国家对高等教育高度重视，教育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发生了可喜的巨变，高等学校在人才培养、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实力今非昔比，大为改观，但高校文化建设特别是法治文化建设还需进一步加强。加强高校法治文化建设，要在进一步完善相关高等教育立法的基础上，通过依法治理和广泛的法治宣传教育，构建高校主体的法律心理、法律意识、法律思想体系，最终使法治成为高校治理的普遍性规则，促进高校主体以“文化”的自觉性践行法治精神，真正地体现依法治校。
二、当前高校法治文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高校，应该坚持依法治校，包括领导依法管理、教师依法执、学生遵纪守法，而依法治校的核心，是着力加强高校法治文化的建设。但是，当前我国高校的法治文化建设还面临着一系列亟需解决的问题。具体表现如下：
（一）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比较薄弱，缺乏驱动力
被形象地比喻为象牙塔的高校，由于其社会职能的特殊性，长期以来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存在。这种相对独立的环境，使得社会上的不良风气被有形或无形的围墙阻隔在外，而成为一块难得的净土。这无疑是它令人艳羡的优点，但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是长期处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里，人们的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无形之中比较薄弱。此外，高校管理的行政化，造成了学校依法管理的意识不强；高校重思想政治教育，轻法制教育，再加上高校教师只注重教学科研，学生只注重专业知识的学习和专业技能的培养，而不重视或忽略了法律知识的学习，致使师生的法制观念淡化。因此，在高校，依法治校虽时常被提及，但还不能成为全体师生的自觉行为，师生们对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学习和传播，缺乏足够的内在驱动力。
（二）校园法制宣传教育的氛围不浓厚，缺乏感染力
众所周知，高等学校的中心工作是教学与科研，自然地，大部分学校对法制宣传教育明显不够重视。有的高校法制宣传教育的制度形同虚设，经费投人不到位，人员安排不合理，甚至根本没有这方面的人员安排，需要时临时凑合，应付了事。由于学校不够重视，因此，法制宣传教育的浓厚氛围很难形成。学校的讲座很多，但普法讲座很少。学生的活动很多，但关于法律知识宣传的活动很少，即使有，参与面也非常有限。偶尔有针对师生的普法知识竞赛，但大都是做做样子，走过场，大家的积极性普遍不高。
（三）法制教育和宣传的方法陈旧单一，缺乏吸引力
据了解，当前我国很多高等学校的法制教育和宣传的途径仍然单一，法制教育和宣传的方法仍然陈旧、刻板，对广大青年学生缺乏吸引力。由于学校不够重视，加上网络时代社会上一些不良思想观念对高校的冲击，很多讲授法律课程的教师没有进取心，不把教书育人当成自己的事业，上课成了一项被迫完成的任务，讲课照本宣科，学生听起来枯燥泛味。此外，校园法制宣传教育的方式、方法很老套，没有做到与时俱进，很大一部分高校的主要宣传阵地仍然是黑板报、展板、横幅和宣传橱窗，受众面有限不说，主要的还是让人很难提得起兴趣。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加强高校法治文化建设的途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社会伦理和公民道德建设的最重要内容，其核心是必须树立社会主义法治信仰。在高校树立社会主义法治信仰，重点是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笔者认为，高校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培育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法治文化建设的良好氛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三个不同维度分别确立了国家、社会和个人价值。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才是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在一个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才是一个美好的公民社会；一个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公民，才是一个真正合格的公民。高校师生只有明确国家、社会、个人的关系，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明确法治之于自由、平等、公正的重要性，才会自觉提高法律意识，增强法制观念，树立现代民主法治的思维和理念。学校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教育和引导全校师生深刻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以及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精神实质，将法治信仰植根于广大师生的心灵深处，将法治理念贯穿于学校法治建设的全过程，为学校的法治文化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二）搭建各种平台，采取多种途径，大力开展法治文化建设活动
学校各级领导要加强重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十精神，按照教育部《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的要求，把法治文化建设纳人学校管理的各个环节。学校要依托校园媒体，如校园网、校报、校广播电视台和LeD显示屏等，以及QQ群、QQ空间、博客、微博、微信等自媒体，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法治文化，做到让法治文化的影响无处不在，让把法治理念深入人心。要注重法律宣传教育的不断创新，告别以往的简单说教，从师生感兴趣的法律热点问题作为切入点，进行多种形式的普法宣传，让师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和教育，从而自觉接受法治理念，维护法的权威，弘扬法治文化。要充分发挥高等学校的教育功能，大力开展法治文化教育活动。
（三）强化法治文化宣传教育，着力培养师生的法治精神
十四中全会提出，“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6]人的法治意识和法治精神不是天生就有的，高校是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要将法治的口号变成师生自觉的行动，法治文化的宣传教育必须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学校要向师生广泛传播法律知识，更要通过法治文化的浸染和深入渗透，让广大师生牢固树立法治信仰和法治精神。除了通过校园媒体和自媒体进行多渠道、多角度的法治文化宣传外，还可以通过开展法律讲坛，法治文化沙龙，法治文化征文、法治文化演讲比赛、法律知识抢答赛、辩论赛和校园模拟法庭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传播法律知识，传递法律意识、传承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使法律知识、法律意识、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成为校园文化坚不可摧的一部分。
（四）认真研究法治文化理论，更好地指导法治实践
法治文化的意义篇9
一、科学理解宪政文化之内涵
我国学术界对宪政文化的全面关注始自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学者们提出了许多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从社会角度解释，认为宪政文化应包括与行宪有关的各种思想意识、制度、组织机构和一定的政治、经济状况。二是从文化角度解释，所谓宪政文化就是人类在追求和创建宪政这一政治形式的政治实践中，形成的有关宪政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组织机构。三是从法律角度解释，认为宪政文化作为一种法律文化，它是指一国公民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主要是宪法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有关宪法现象，并直接影响人们宪法行为的、具有普遍性并相对稳定的社会心理和观念的总称。四是从民主政治角度解释，认为宪政是以宪法为核心的民主政治，这种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潜移默化为社会大众较为稳定的思想方式、心理结构形式、价值判断标准和行为习惯，就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宪政文化。这些观点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宪政文化的基本内涵，但对宪政文化内涵的特殊性缺乏深入分析，因而容易导致宪政文化与其他社会文化的混淆。
对宪政文化的解读尽管各有千秋，但中心意旨则都指向了宪法和宪政。创制宪法是实施宪政的前提，而宪政是以宪法规定的原则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是宪法的实施状态。但是，人类政治实践表明，并非所有宪法之花都能够顺利结出宪政之果。因为“宪政之于宪法，犹如法治之于法制，其盛衰兴废，不独受制于法律之制度，更取决于政制之安排、社会之结构、公民之素质与民众之信仰”。就是说，作为静态的宪法要转变为动态的宪政，很大程度上既取决于宪法的实施，也取决于宪政文化。我们认为，所谓宪政文化就是社会成员对宪政的认知、情感、态度和信仰的总体倾向。它反映着人们对民主、法治、人权、平等、自由等普世价值的普遍认同和坚定信仰，蕴涵着人们对政府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以及人与人关系的理念，以及对围绕宪政发生的现象与行为的政治评价。从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来看，宪政文化属于政治主体的一种主观认识，它形成于各个民族的政治生活和文化传统之中，是现代社会文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和谐社会构建与宪政、宪政文化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因为和谐社会不仅包含着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政治价值观，而且和谐社会调整各种利益关系，依靠的根本手段是宪法和法律。从当今世界来看，各国社会发展追求的都是和谐状态，各国政治发展追求的都是宪政形态，各国文化发展追求的都是宪政文化。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达到了和谐状态，那么该国的政治运作一定是宪政形态，该国民众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形式、价值判断标准和行为习惯一定表现为宪政文化。因为惟有宪政才能确保政府按照宪法和法律进行社会管理，按照公平正义的原则协调人与人的关系，从而使社会处于和谐状态;惟有宪政文化，才能确保宪政成为调控和维护社会的权威形式，从而使社会和谐保持持续状态。[hi138/Com]
二、宪政文化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实现后能否持续，不仅取决于我国社会各领域的制度创新，而且取决于宪政文化的培育和形成。
第一，宪政文化奠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文化基础。从人类社会变迁中可以发现，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差别不仅体现在社会的制度安排方面，而且也体现在社会的政治文化方面，亦即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在一种相应政治文化的支撑下，才能实现正常运作与稳定发展。只有政治文化与社会制度处于一种相互适应的良性关系，社会才具有一种既有序又和谐的发展状态。因为政治文化不仅对现实社会起着维护和延续的作用，而且发生嬗变的政治文化还可能带来现实社会的迅速变迁。我们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需要一种新型政治文化支撑，这就是宪政文化。如果一个国家形成了宪政文化，其民众的政治权利意识强烈，对宪法和法律的认同程度较高，参与政治相当热情，政治态度比较宽容，而且善于接受社会的政治变革。因此，我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建立社会的政治文化基础——宪政文化。
第二，建设宪政文化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既包括社会利益层面的和谐，也包括社会文化层面的和谐。从一定意义说，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文化层面的和谐，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和谐。因为文化和谐是一个社会最深刻、最持久的和谐，所有社会的政治文化总是与该社会的制度，特别是与该社会的政治制度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不管是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还是发展社会主义宪政国家，都需要传统政治文化的不断创新与发展。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愈益丰富、多元，在此状况下，只有建立宪政文化体系，才能融合各种社会文化，整合人民内部不同利益诉求，化解各种利益矛盾，最终实现社会和谐。
第三，宪政文化的建立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的一个重要标志。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志在于该社会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能够实现和维持一种协调性的发展。忽视任何一个文明的发展，都会给社会的发展与和谐带来严重影响。相对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来说，政治文明是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因为没有政治文明提供的制度和法律保障，社会和谐不仅无法实现，而且物质文明提供的物质支持、精神文明提供的智力支持也不可能是持续的。我国是一个经历了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家，社会制度和法律建设的程度较低，民众的民主法律意识淡薄，这就更需要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建设政治文明就是要实现宪政文明，宪政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志。只有建立和实行了宪政制度，才会有真正的政治文明。而宪政的基石在于宪政文化，没有宪政文化的建构与弘扬，就没有发达的政治文明，更不会有社会的繁荣与和谐。
第四，宪政文化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行为规范。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善治的社会，“善治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市场经济社会的利益关系必定众多而复杂，要使市场经济下的社会保持一种和谐的运行状态，就需要协调好各种社会关系，其中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和谐的社会，理应是一个公民与政府之间有着良好合作关系的社会。公民与政府良好合作关系的建立和保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和提高。因为公民政治参与能够增强公民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促进公民对政治权威的认同;同时，它能增强政治系统的传导和反馈功能，有利于政府的正确决策，及时化解社会的各种矛盾，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实证明，政治参与带来的政治稳定程度，与政治制度化成正比。因此，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水平，实现社会的政治稳定，就必须普及宪政文化，实现政治的宪政化。因为一个国家的宪政和宪政文化取得了根本性的发展，不仅意味着该国政治制度化水平的提高，而且更意味着该国民众政治参与行为的理性、规范和有序。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公民与政府之间不仅具有一种和谐的关系，而且公民理性的、规范的和有序的政治参与行为有助于和谐社会的维护。
三、全面培育宪政文化，实现我国社会和谐
宪政作为一种比较理想的政治制度，既是社会实现和谐的必由之路，也是各国人民通向幸福的康庄大道。而建设宪政国家，实现社会和谐，都离不开体现民主法治精神的宪政文化的发育和成熟，根源在于“文化是体制之母”。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大力培育宪政文化。
第一：加强宪政教育，培养和普及宪政观念。宪政文化的形成源于宪政观念的确立和传播。培育宪政文化，建设和谐社会，首先需要对公民加强宪政教育，培养和普及宪政观念。宪政观念发端于西方，其内容非常广泛，但其核心内容在于宪法至上观念和公民权利观念。宪法至上观念是宪政文化的最基本内容，它表明社会成员对宪法权威的普遍认同，也显示人们对宪法的高度忠诚;公民权利观念作为宪政文化的基石，它既要求国家承认公民的各种权利，也要求国家保护公民的各种权利。培养我国公民的宪政观念，需要做到:首先，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宪政文化赖以发展的根基，是宪政文化得以生成的最原始动力。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主、法治、平等、权利等宪政观念会愈益深入人心。其次，加强宪政理论研究。宪政理论是宪政文化的载体，对其加强研究，不仅能够深化和巩固公民的宪政观念，而且为宪政文化不断地输送新的内核。再次，普及公民的政治意识，塑造公民的政治人格，提高公民的政治能力。
法治文化的意义篇10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及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布局的展开，河北省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发生了新的变化，新常态下的河北省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
1河北省基层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1．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缺失
1．1．1政治价值观
政治价值观是指影响个人政治取向的政治信念，即社会成员对政治世界的总体看法，是一个多维度的整体。现实社会主要涉及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价值取向。通过问卷调查，以“您的信仰是什么？您对信仰是如何认识的？您的人生追求是什么？”等内容测试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价值取向。结果表明，把马克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的人占大多数，但也有的对马克思主义缺乏认同感，政治价值观有待加强。
1．1．2社会价值观
社会价值观作为一个社会时代精神的内核,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近年来，随着社会进入转型时期，价值观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正由传统的单一转为多样化态势，但社会价值观的主导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独立、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价值观已逐步演变为社会的主导价值观，为大多数人所信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然而，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了解不是很充分，需要进一步学习。
1．1．3国家价值观
国家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主要涉及“爱国主义、和平统一、民族振兴”等民族精神类的价值取向，表现出高度的认同感。在国家价值观的“和平统一、热爱祖国”维度上有显著性差异。在国家、个人利益之间进行选择时，多数人选择“只要国家和人民利益需要，随时奉献一切”,但也出现强调个人自由、追求个人利益等许多原来受批判和排斥的价值观念。
1．1．4荣辱观
荣辱观是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体现。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道德价值认同，让人们明德知耻,遵守社会公德。“八荣八耻”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社会树立良好社会风尚，扶正除恶，扬荣贬耻，从而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确立。
通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调查显示，人们对于团结互助没有正确的态度和正确的认知，以实际行动帮助他人行为较差，诚信缺失现象突出。这与改革开放、社会转型相关，大形势的复杂多变对人们的影响十分巨大，如市场机制不完善，法制不健全等。而个人在成长过程中能不能把握正确航向，则取决于个人是否把自己的愿望与国家人民的共同理想紧密结合起来。
1．2基层治理法治化存在问题
1．2．1立法不一致
立法存在着相互抵触的现象，由于不同部门之间对法律文件有不同理解，导致出现不同的规范性文件，甚至相互冲突。例如，未及时更新过时的法律条款，法律规定过于粗糙、不具体，操作起来难度大。
1．2．2法治观念淡薄
一些基层的领导干部由于法治意识淡漠，没有形成依法办事的习惯，导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层出不穷，甚至由于缺乏法律知识，思想陈旧，做基层工作时凭关系、靠人情，存在严重的人治思想；加之某些群众的法律知识、法治意识、维权意识差，不懂得用法律意识来保护自己。因此，提高基层法治意识迫在眉睫。
1．2．3基层法治队伍薄弱
我国基层法治队伍相对来说力量不足。基层司法队伍的人员复杂、素质不高，法制机构不健全，缺乏专门立法人才，由于基层司法人员有限，缺少办案人员，导致一人身兼数职，工作效率低下。
1．2．4执法不力
执法部门缺乏主动服务意识，发现违法、违规现象不及时制止，存在着重处罚、轻教育、“以罚代管”现象，导致群体事件频发，产生严重后果。因此，要依法行政、警示他人。
2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路径
2．1基层治理的文化路径
河北基层治理首先形成文化的柔性引导，建立健全人们的价值观冲突的调控与引导机制。“文化”是治理的精神内核，采取情感共鸣、价值引领等举措来改进基层治理，加强人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增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
2．1．1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
首先，从人们自身出发，建立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加强理论修养，使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深刻的认知。让人们理解并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爱国情怀和高尚情操，真正拥护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其次，从情感层面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需要社会积极帮助人们解决工作、生活中的难题，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内化于心。而不仅仅是理论的灌输、讲授，还需要让人们在情感上真正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最后，重视实践教育，加强隐性价值观的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关键是实现知行统一，这要求人们更好地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对国情、社会的认知和了解，磨炼思想意志，增强社会的责任感，通过多种多样的隐性价值观教育，增强教育的实效性。潜移默化地进行隐性教育，可以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陶冶情操、磨炼意志、坚定信念，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这样，不仅内化为他们的个人品质，并且外化为行为习惯,做到知行统一。
2．1．2弘扬河北文化精神
河北文化资源非常丰富。“崇信、重义、尚和、争先”的河北精神是对河北历史文化积淀的高度概括。荆轲刺秦、刘关张三结义、蔺相如廉颇将相和等故事深入人心。狼牙山五勇士、雁翎队、冉庄地道战等反映了河北人民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充分利用文化资源，大力宣传河北故事，着力弘扬河北文化精神，引领群众建构高尚的人格和灵魂。
2．2基层治理的法治路径
针对河北基层治理法治化薄弱的状况，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包括以下几方面。
2．2．1重视基层党组织建设
基层党组织在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首先，要具有责任意识；其次要增强法治意识，学会运用法治的思维和方式来化解各种矛盾。为此，在进行干部政绩考核时，把基层法治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来衡量基层领导干部工作。
2．2．2强调基层政府的法治化
基层政府在行使权力过程中，要做到有法可依、程序完善，坚决杜绝在普法过程中走过场，执法行动中有弹性及公信力差等现象。为此，要完善监督机制、纠错问责机制及立执法过程记录制度。
2．2．3建立完善的法治工作机制
通过建立法治网络，来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充分利用人民调节站、乡村司法所等基层法治力量，建立健全基层社会的法律体系；同时，把法治机制、法治人员、法治网络延伸到基层；法治干部下到基层，为群众化解矛盾纠纷、调处社会关系、解决实际问题。
2．2．4树立民众法治意识
民众的法治意识，反映了民众的独立性、自觉性，体现了民众的积极性、主动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治建设也需要全体民众共同参与。因此，要树立民众法治意识。民众只有具有维权意识、广泛参与法治建设与公共决策，才能更好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将外在的规则内化于心，达到法律与人的内在需求统一。
2．2．5加强行政人员法治观念
在社会生活中，权力的滥用在很大程度上侵害了公民的权利、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行政人员依法行权、对公权力的控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法治建设的内在要求。随着现代社会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型，需要行政人员转变思维方式，要依法办事，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强化行政人员法治观念，做到以法律为准绳，规范执法程序，保证执法的准确性和合法性。
2．2．6加大执法人员考核力度
执法人员是法律形象的代表，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法律素质，严格执法，做到公平、公正，消除执法不公，杜绝执法违法。将严格执法纳入执法人员考核体系，加大执法人员考核力度，将严格执法与其政绩挂钩。对严格执法者予以奖励、升职；对违法乱纪者，予以惩处。
2．2．7增进法治文化建设
法治文化，体现了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在基层大力培育法治文化，奠定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基础，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同时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积极进行法治宣传，使人们具有法治意识和法治思维。这样，让法律作为全体公民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自觉遵守。
基层治理法治化是依法治国在基层的具体体现。首先要深化认识，推动全公民民主参与；其次要依法行政，提高基层干部的法治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最后，还要进行机制创新，积极推进法治干部、执法人员下基层活动。这样，树立民众法治意识、增进法治文化建设、改变基层治理格局，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
总之，河北省的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是以文化为引导，从而推进河北省基层治理法治化。一方面，建立健全人们的价值观冲突的调控与引导机制，培育民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民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另一方面，以法律为准绳，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这样，知行合一，并有外在机制保障，从而更好地推进河北省基层治理工作，促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1］汪习根．论法治中国的科学含义［J］.中国法学，20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