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治理篇1
关键词：金融监管治理；监管治理问题；监管治理机制；监管治理评估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9)08―0038-05
监管治理(RegulatoryGovernance)即建立一种结构和机制。使监管机构更好地进行监管决策，履行好委托人赋予的监管职责。从监管治理的角度研究监管决策机制和行为始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Levy和Spaler对电力、公共服务等领域监管的研究。200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UdaibirS.Das和marcQuinttn将监管治理的研究思想引入金融领域，提出“金融监管治理”的概念，并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金融监管治理与金融系统稳定性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2004)，为金融监管有效性的研究开辟了基于监管层面的新视角。在金融监管治理结构中。作为人的金融监管机构的委托人包括政府――直接委托人和社会公众――最终委托人。他们是金融监管的最终成本承担者和受益者。相关主体包括中央银行、存款保险机构及被监管对象等。金融监管部门作为政府指定的监督和管理金融活动的部门，能否完全实现政府的目标取决于政府、金融监管部门等相关主体间的治理安排。金融监管治理问题即由于监管机构与其它主体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导致的监管机构行为、政策选择及其效果对监管目标可能的偏离，其与经济管理体制、政治行为联系密切。因此，监管的有效性不仅依赖于监管政策本身的调整，更依赖于有效解决监管治理问题的金融监管治理机制的建立。
一、金融监管治理问题的主要表现
(一)政府行为及其效率对金融监管机构行为和决策的影响
1、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对金融监管效率的不利影响。一方面，政府拥有经济增长、社会稳定等多重社会管理目标，其可能与金融监管机构所追求的防范金融危机、实现金融稳定发展的目标相冲突，影响监管的稳健和效率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政府管理社会运行的行政手段会应用在金融运行的控制和管理上，如直接干预金融市场准入、资金流向等，以满足特殊集团或产业的资金需求，或为问题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这种干预或救助很少是出于金融稳定的动机。既会导致金融风险的激增，影响金融监管的稳健性目标，也会使监管机构产生道德风险，放松监管要求。
2、政府作为金融机构所有者对金融监管效率的不利影响。在很多国家。政府为获得经济社会发展的金融支持便利等而成为金融监管对象――金融机构的所有者。这种现象的问题在于，一是当政府参与金融监管规则的制订时，金融监管的公平性会受到影响。二是国有金融机构会得到政府直接或间接的担保。进而影响监管机构对国有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和金融机构良好治理的形成。
3、政府及其它公共部门的治理状况对金融监管效果的影响。金融监管治理是整个国家公共治理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因此金融监管机构的行为方式及效率难以摆脱政府及其它公共部门治理状况的影响。政府部门(及金融监管机构)的权力具有天然的垄断性。不存在与其它部门的竞争问题，从而容易产生低效率和腐败的机会。当这种垄断性的公共管制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时，政府部门可能存在的腐败和无效率状况会对金融监管机构的治理效率产生不良影响，滋生监管腐败和监管宽容。
(二)监管与被监管者间的寻租和博弈行为对金融监管的效果制约
1、金融监管寻租的存在会影响监管和被监管机构的良好治理的形成。在业务种类、市场准入等方面的金融管制。尤其是过多的合规性监管可能会诱发监管主体的监管设租(利用监管权力增加被监管者的收入，诱导被监管者行贿)和监管抽租(以掩盖被监管者的违规事实或减轻处罚为筹码，迫使被监管者向监管机构或人员付出部分既得利益)，而被监管者也可能为维持或开发某业务，或违规后为获得监管机构开脱而进行寻租。这会使受到监管政策保护的金融机构获得额外的租金和收益，不利于促使其改善内部治理机制。并诱使所有被监管机构与监管机构官员参与到贿赂、寻租活动中，加大监管成本。
2、当被监管者结成强势利益集团时，其与监管机构博弈的结果可能会阻碍有利于社会福利增进的监管改革。因监管政策选择会影响到被监管者的成本和收益，具有共同利益的被监管者会通过游说、权钱交易等手段维护对本利益集团有利的监管政策，而对不利于本集团的监管政策选择则进行各种形式的抵制，延缓金融监管改革的进程。
(三)金融监管机构与央行和存款保险机构的协调状况对金融监管效果的影响
1、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机构。在职能和机构安排上，监管职能或机构与央行的关系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央行承担全部的监管职责。无独立的监管机构。如在目前的亚太地区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状况：二是存在独立的监管机构。央行只承担部分或不承担任何监管职责，如在美国、日本及欧洲国家将金融监管职责从央行(或财政部门)转移到独立的金融监管机构的趋势。央行承担监管职责对金融监管的益处在于。央行可直接获取商业银行的经营和风险状况信息。有利于在系统性危机发生前采取必要的监管措施。并便于央行的货币政策与监管政策的动态协调。央行承担监管职责对监管治理的不利影响，一是中央银行集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与金融监管于一身。会制约金融监管的专业化发展。影响监管职能的发挥；二是增大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效果协调的难度。并会产生对金融监管的不利影响，如央行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时，可能会鼓励银行的信贷扩张而放松对银行风险控制的监管要求，或不能明确区分银行风险增大是因为系统性因素还是自身经营不善而滥用最后贷款人职能。损害审慎监管的目标。不论央行与金融监管机构合一，还是分立，在世界上都有良好治理的范例，这取决于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体制和金融体系的发展阶段。
2、存款保险机构与金融监管机构。目前建立了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和地区大部分都赋予存款保险机构一定的金融监管权力。以通过存款保险机构对金融机构风险的早期预警和干预来约束其道德风险行为。作为金融安全网的一部分，存款保险制度会产生对银行过度承担风险的激励，影响监管的效果，并降低银行债权人监督银行的积极性。不利于激励银行改善治理。作为拥有一定的金融监管权限的监管主体。存款保险机构与央行或独立的监管机构如何既减少重复监管及其成本，又避免出现监管真空是有关国家监管治理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四)金融监管治理的效率评估难度较大
金融监管治理作为一种公共品具有巨大的外部性，其收益包括有效治理带来的金融监管收益――金融体系的稳健性、效率性及其给社会公众带来的福利增进。其成本包括：(1)金融监管资源的运用和监督成本，如金融监管机构组织实施监管活动的成本、监管政策的机会成本、对金融监管资源的使用进行评估和监督的成本等；(2)政府部门的不当行为导致的成本，如政府部门的腐败对金融监管效果的不利影响。政府干预金融运行的道德风险损失(如过度保护金融机构引起的效率损失及由此引起的存款保险机构支出的扩大产生的财政成本等)；(3)监管机构不良治理引起的成本，如“监管俘获(RegulatoryCapture)”引起的寻租成本及其对被监管机构治理的不良影响、为逃避监管不当的责任而隐瞒金融机构风险状况带来的损失等；(4)金融危机治理的成本。对这些监管治理的成本和收益，以及它们在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分布的评估是较为困难的。对金融监管治理的评估始于1999年imF和世界银行共同管理开发的金融部门评估项目(FSap)的应用，FSap主要通过分析金融体系脆弱性和稳健运行标准对金融监管治理进行评估。因效率计量难度较大，目前FSap对金融监管治理效率的评估主要是采用定性评估的方法。
二、金融监管治理机制
金融监管治理机制的设计必须解决上述监管治理问题。200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鉴有关学者研究的结论。了两份关于良好金融监管治理机制标准的研究报告：《监管的独立性和金融稳定》和《危机防范和危机管理：监管治理的角色》，提出良好监管治理的四个标准：监管机构的独立性、负责和尽职性、透明性、监管人员的正直诚实品质。从这些基本标准要求出发，本文认为现代金融监管治理机制应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有效的监管法制是实施良好金融监管治理的根本保障
良好监管治理的标准都应通过法制来得到贯彻和执行。首先，结合本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金融发展水平明确本国金融监管机构的法律性质，即监管机构是作为政府部门的一部分。还是独立的法定行政管理机构。在此基础上明确监管机构管理者的任免机制，以及监管机构人员的行为操守。以使监管机构及人员认真制定和履行金融监管政策和规则：既保护正当的监管行为。又保护被监管者的合法权益。并合理界定和惩戒权钱交易等寻租行为。其次，明确金融监管机构在金融危机防范和管理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包括对监管的金融机构、金融交易的类型和范围的授权。监管机构向政府及立法机构的定期报告制度，被监管者的信息披露制度等。以及在危机管理时期监管机构、央行、存款保险机构与财政部门等在危机损失确认、流动性支持、机构重组等方面的职责分工。
(二)金融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及相关制衡和配套机制
为保障金融监管机构的行为和目标免受政府的不当干预和冲击。并有利于提高监管机构的专业化水平，监管机构应拥有相对于政府部门的一定的独立性，包括机构、预算和人员的独立等。总体上看金融监管职能及机构的独立性在各国有不断增强的趋势，但为保证监管的独立性不被滥用，有效实现监管目标，还需建立相关制约和配套机制。
1、监管与再监管的制衡机制。在金融监管治理结构中要建立对监管的再监管机制。通过隶属于立法机构或政府的再监管部门对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督是防范监管机构的监管宽容，或逃避监管不当的责任，抑制监管机构及人员的寻租行为的重要机制。只有监管的独立性和对监管的制衡同时发生作用，才能防止独立性不被滥用，提高监管效果。
2、建立在透明度基础上的问责制。金融监管机构应对自己的委托人――政府负责，并通过政府对立法机构负责，为此应定期向政府及再监督机构、公众披露监管目标、采取的政策措施及绩效等信息，并须将监管政策目标明晰化，使其独立行使职责的效果能够得到检验和评判。
3、监管机构与政府的交流机制。任何公共管制行为都是体现政府倾向的政治行为，而且金融监管目标的实现离不开监管政策与政府宏观政策的协调。因此，独立性并非不顾政府意愿。应建立制度化的金融监管机构与政府的交流机制。保障监管政策与政府宏观政策的动态协调。
(三)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1、政府金融监管与非政府组织及市场监督机制的协调。在现代，金融领域的信息不对称及风险的复杂程度日益增加，只靠政府监管不足以满足金融监管所需的资源和能力。在现代金融监管治理结构中。要将政府为唯一金融监管主体转变为政府部门金融监管与非政府组织及市场的监督协调发挥作用。自律与他律相结合。政府部门金融监管主要对市场系统性风险负责，注重集中性、审慎性监管，而对个体的非系统性风险，注重发挥非政府组织及市场的监督和管理作用。
2、金融监管政策与宏观经济政策及金融安全政策的协调。金融监管与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一般而言，宏观经济政策是逆经济周期的，而金融监管是顺经济周期的，这易使二者政策效果发生冲突。一方面，当经济景气上升时金融运行状态较好。此时监管要求易被放松，潜在风险会增大。这种现象在金融监管职能归属于央行的情况下会更明显。另一方面，监管政策导向有时会与宏观经济政策意图相冲突，如在经济景气下降或危机发生时，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也随之下降，而根据金融机构的资本监管要求。这会导致信用的进一步收缩，加剧经济的下滑或危机。因此应注意金融监管部门与央行、财政部门的信息沟通，实现监管政策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动态协调和激励相容。
金融监管机构与存款保险制度、央行最后贷款人功能的协调。首先，在金融危机防范过程中，一是建立监管机构与存款保险机构间的监管经验、信息资源的共享机制。以减少重复收集信息、重复监管。二是解决央行与存款保险机构的救助行为产生的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对监管效果的负面影响问题。如在制度设计上实行与对金融机构的监管评级和资本充足水平挂钩的存款保险费率标准，激励金融机构稳健经营。其次，在危机爆发后的危机管理中，建立监管机构与央行、存款保险机构对于危机前期的抑制金融动荡和金融体系重组，危机后期的恢复等的政策协调机制，提高危机管理效率。
3、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与合作。金融全球化导致金融风险及危机传递机制的全球化，因此只靠一国的金融监管资源和能力来实现本国的金融安全是不够的。这要求特定国家或地区的金融监管的政策与机制必须与imF等国际金融监管机构、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监管保持协调与合作，建立有效防范和控制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扩散的全球治理机制。这也是2009年G20伦敦金融峰会提出的未来国际金融危机管理的重要任务之一。首先，建立制度化的金融监管信息交换机制，以有利于加大全球金融信息的透明度与公开性，促进对跨境金融机构的活动、国际资本流动监管
的协调。实现监管经验与方法的交流共享。监管信息交换机制是实现监管国际合作的基础。其次，就跨国金融机构、证券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资本国际流动等形成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统一监督标准和方法。在此基础上建立各国监管政策的协调机制，减少国家间的监管套利现象。第三，建立国际金融危机的联合管理和救助机制，由imF等国际性金融机构建立以各国金融预警系统为基础的全球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并促进各国在国际金融危机管理过程中在增强流动性、促进经济恢复等方面的协调配合。
(四)金融监管治理效率评估机制
金融监管治理效率评估机制应包括以下几方面：
1、立法机构或政府中的再监管部门、公众与监管机构相结合的评估主体结构。金融监管机构掌握的评估所需的资料和信息较全面，但评估结论可能带有一定的主观性。社会公众或民间机构的评估能够直接反映公众对监管政策的满意度，但其获取金融监管影响的全面资料较困难，且评估结论易受利益集团的影响，缺乏权威性。因此应由再监管机构组织具有专业评估知识和技术的人员进行评估，并综合各具优势的监管机构自我评估、社会公众评估，以提高评估的准确性和公正性。
2、以成本――效益分析为主的评估方法。成本――效益评估既应有对监管政策效果的直接评估，也应有对相同政策导向的监管替代措施的评价。如为鼓励某种金融创新，既可以依靠金融监管改革，也可以依靠税收、信贷倾斜等政策措施。应结合监管及其替代措施进行成本――效益比较分析，评估监管预算(regulatorybudgeting)及其机会成本，以说明监管政策合理性。
3、事前与事后评估及评估后的调整相结合。事前评估主要是立法和监管机构在重要监管法规和政策制定前，通过合理的征求意见程序和机制，如听证会制度等获取公众及各利益集团的意见和建议，对监管政策成本和收益进行评估；事后评估主要是各评估主体定期就监管政策效果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论对监管政策进行动态调整。
三、完善我国金融监管治理机制的对策
1、逐步增强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减少政府对金融监管的不合理干预。我国经济与金融管理体制及改革处于转轨时期，使我国政府对金融运行和监管的干预具有一定的复杂性。首先，国家对金融业的深度介入易导致在对其控股的金融机构管理的过程中，干预监管行为，如将国有银行监事会的管理归入银行监管部门，由银行监管部门行使部分出资人职能，国家的所有者与监管者职能产生交叉，易产生监管宽容。其次，金融监管供给与金融风险损失分担主体不一致，即金融监管权限主要集中于中央政府层面，但国家控股商业银行的金融风险损失由中央政府承担，中小金融机构的损失由地方政府承担，这使负责损失认定的监管部门难以摆脱地方政府的干预。应随着金融及财政管理体制的逐步完善来实现监管机构的适度独立性，理顺政府与监管机构的关系。
2、完善监管机构的人事和薪酬制度，理顺监管与被监管者的关系。我国金融监管机构与被监管者间人员流动的随意性较大，如证监会官员摇身一变为证券公司高管人员，影响监管的力度和公平性，以及监管机构对被监管者的独立性。应对金融监管部门与金融企业人员的流动实施“回避制度”，并建立合理的薪酬制度，以对监管机构人员正确履行职责提供正向激励。提高监管的公平性和力度。
3、完善对监管机构及其行为的监督和问责机制。我国银监会于2007年开始试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履职问责试行办法》，这是贯彻落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加强内部监管和问责机制的良好开端，但还应加强外部监督。首先，建立隶属于人民代表大会或政府的再监管部门，其职责是对金融监管机构的行政监管执法情况进行监督，对监管绩效进行评估，对监管机构从业人员的行为规范进行监察，参与对涉及刑罚的相关人员的公诉。其次，建立社会公众对监管行为的监督和参与机制。现代公共治理的本质特征之一是民主治理，金融监管治理质量和效率的提升离不开社会公众的监督和参与，包括建立咨询机制，积极地征询相关利益群体意见；建立参与机制，在监管目标、政策手段的设计过程中鼓励各利益群体参与监管。监管机构内部的纪检、监察等部门的自律不能代替外部监管。
金融监管治理篇2
金融的本质在于为实体经济服务，必要的金融创新对于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在此次次债市场膨胀过程中，华尔街金融机构为一己之利，置广大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利益于不顾，为创新而创新，在明知存在巨大风险的情况下，将问题资产层层打包，并通过隐瞒欺诈的手段将这些衍生产品推向全球投资市场。显然，这违背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金融机构治理在其逻辑起点上就出现了根本的偏离，其相应的治理安排必然是畸形无效的；而有关的监管机构在对“问题”金融的监控上存在严重的缺位现象，从而造成市场“繁荣”背后巨大治理风险的累积。这些风险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金融风险，而是金融机构治理风险。
金融机构治理体系独特性诱发治理风险
金融机构的治理体系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来源于金融机构自身特殊的经营目标，复杂的委托关系，政府管制，资本结构的特殊性、特殊的金融产品等，同时金融机构自身治理和对业务对象治理的双重治理问题中，由于面对过于复杂的委托关系和信息不对称，容易造成治理风险累积。金融机构合约的不透明性导致其信息不对称更加严重，造成了金融活动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逆向选择”降低了金融资产优化配置资源的效率，“道德风险”增加了金融机构投资高风险项目或者对金融衍生品盲目乐观的动机。
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再次表明，金融机构的治理目标不仅在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更重要的在于减少市场体系风险和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确保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金融机构治理体系的不完善，蕴含着金融机构自身的治理结构风险、治理行为风险、治理对象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会爆发金融风险事故。
首先，金融机构自身的治理结构风险。美国的公司治理通常被认为是较好的治理模式,然而Shleifer和Vishny（1997）就曾指出这种治理模式仍存在很多缺陷。金融机构对自身的治理和对其他金融机构的治理还远没有达到“完美”程度。金融机构往往在利益的驱使下，为创新而创新，衍生出大量“问题”资产。无疑，这偏离了公司治理的根本目标，脱离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特征。由于金融机构在基本的目标取向上出现了偏离，必然导致畸形的治理安排，从而蕴含着巨大的治理风险。而金融机构自身的特性也使得其治理更加复杂。以雷曼、aiG等金融机构的破产为例，其做新业务的子公司被母公司全额担保，在母公司等治理结构的支持下，信贷机构、评级机构、监管机构等治理主体都无法准确评价新业务的独立风险。金融机构委托的复杂化，在治理结构不完善的影响下，使得委托链条上的信息严重不对称，导致治理结构风险。
其次，金融机构的治理行为追求高风险。美国投资银行以“交叉销售”、“高风险回报”为主要战略，在上世纪末掀起了一场多元化跨界经营的风潮，大批金融机构开始在证券公司高杠杆的经营模式下开展新业务，导致资本准备不足，风险不断加大。一定程度上讲，董事或高管为了追求自身短期利益最大化，可能严重背离其应尽的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同时，在金融机构自身出现风险前兆时，董事会没能及时采取管控举措来化解风险，也是其治理行为不当的主要原因。金融机构经理层“天价薪酬”和股东收益紧紧挂钩的做法，进一步加剧了经理层追求高风险的治理行为。根据雷曼兄弟公司采用的薪酬与补偿政策，在2000年至2007年间，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理查德・富尔德获得了价值3.5亿美元的薪酬与补助金。
然而，作为风险制造者的高管在金融危机中又受到了怎样的处罚或者损失？事实证明，即使在冒险中失败，高管们也很容易通过在另一家金融机构任职或创办自己的企业而安然脱险。而且，不少华尔街高管早在金融危机袭来之前，就已及时带着巨额离职金“逃之夭夭”。据报道，雷曼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前4天，计划付给两名解职高管1820万美元的“特别薪金”，付给另一名辞职者500万元离职金。美林公司董事长奥尼尔离职前获6600万美元报酬，之后美林被收购。
最后，金融机构的治理对象风险。金融机构治理对象主要是其银行业务、产品及过于复杂的衍生工具。一旦缺少治理结构的体系性和对治理环境的审慎预测，就会引发治理对象风险，使得风险评估变得困难，过于依赖评级机构，也使得风险承担者与控制者严重分离，不利于风险的有效控制。当金融机构的基础资产出现问题时，金融机构多倍收缩金融资产，引起连锁反应，产生巨大的、不可预知的治理对象风险。
外部治理缺位加剧治理风险累积
华尔街金融机构基于“问题”资产的过度创新，背离了资本市场的根本使命和诚信法则。刚性且无后顾之忧的高管激励机制进一步加剧了华尔街的“金融创新”。而此时，作为公司治理重要外部机制的监管机构在对“问题”产品的监控上存在缺位、滞后，从而造成了市场“繁荣”背后巨大风险的累积。治理风险的累积达到阀值，最终以金融风险事故的形式爆发，进而导致其自身陷入困境、破产，甚至引发全球委托链条上其他利益相关机构的倒闭，严重威胁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链条，将全球经济拖入衰退的泥潭之中。
金融机构作为主要的“被治理对象”，由于监管部门对其监管的放松和弱化，使得金融机构的竞争过于激烈，杠杆率大幅提高，金融资产过度膨胀，信息披露不充分，导致治理风险累积。在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金融产品日趋复杂的背景下，美国采取的“双重多头”的金融分业监管体制所造成的标准不统一、监管盲点跟踪不及时等牺牲了监管的效率，金融创新产品监管的严重缺失和道德风险是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监管机构过于庞杂，就会面临不同部门的高度协调与配合的问题，容易出现监管机构的缺位、滞后。
同时，评级机构是金融市场上一个重要的、独立的、服务性中介机构，为公司债券等打分或者评级，主要工作就是评估风险。以次贷危机为例，在过去几年，美国住房贷款一度出现首付率逐年下降的趋势。部分金融机构故意将高风险的按揭贷款打包到衍生金融产品中去，向投资者推销这些有问题的按揭贷款证券。例如，在发行按揭证券化产品时，不向投资者披露房主不仅难以支付高额可调息按揭付款、而且出现购房者按揭贷款是零首付的情况。按说，这些高风险资产是难以进入投资市场的。然而，作为公司治理重要外部机制的评级机构是如何做的呢？这些原本为了确保债券的信用度而设立的评级机构，却在利益的驱动下丧失了中立，“随意”地给这些“创新债券”盖上5a标记，导致治理风险极度加剧。
显然，华尔街高管知道次债及其衍生产品的风险，但却隐瞒欺诈，误导投资者。同时，作为重要的外部治理者，美国政府及中介机构也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因此，雷曼等金融机构的及其对全球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的原因，表面上看是一系列触目惊心的金融风险事故，其根源是在监管滞后、评级机构弱化的背景下，治理结构不完善、治理行为不科学和治理对象复杂化风险的不断累积，导致治理体系失灵所形成的。在次债市场繁荣的背后，巨大的治理风险已在累积；而且由于这种风险的累积性、突发性特征，其一旦被引爆就会带来空前的金融海啸。正是缺乏治理保障的金融创新，最终导致了空前的灾难。这也进一步表明，越是在“繁荣”时期，越要注重治理风险的防范。当前，欧盟以及美国关于“重构”金融体系的主要举措也是深度强化内部管理监控和外部监管，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的治理等。
国际金融体系重构：
公司治理是基础
面对百年一遇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美国政府迅速推出了高达7000亿美元的金融市场拯救计划。美国救市有力，全球也施以援手，或可减缓其巨大的负面效应，但若要治本，惟有建设治理风险预警机制、完善治理体系、强化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的责任意识、夯实金融创新的治理基础，最终恢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
首先，强化治理风险预警机制建设。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金融体系的问题会按乘方效应急度扩张，这也凸显了金融机构和监管当局承担着特殊的社会责任：对全球利益相关者负责。金融机构最大、最根本的风险是治理风险，将着力点放在金融机构治理风险，是指导各类金融机构改革和发展的主要方向。一般情况下，金融机构往往建立了以财务指标为基础的较完善的金融风险预警机制，然而对治理风险的预警还不系统。实践证明，金融风险事故是治理风险的最终爆发。加强公司治理风险预警机制的建设，可以引导金融治理风险从“事后治理”到“预防治理”。应建立董事会治理风险预警机制、经理层治理风险预警机制，强化高管的“问责机制”，通过治理风险诱因分析、治理风险评价、治理风险预警、治理风险预控等措施，完善公司治理预警机制。
其次，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审慎监管是金融体系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任何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领域，都必须受到适当而充分的监管或监控；金融体系必须建立在可问责和透明的基础上。国家机构应通过更加全面的信息体系来确保金融交易透明，彻底改变助长冒险行为的安排，并能够对治理环境风险进行评估，以避免危机重演。金融机构监管部门需要与市场主体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能陷于“主管部门”，同时应加强监管部门的全球协调，更多的从保护中小投资者、保户和储户的角度加强监管，保证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同步性。
最后，确保中介机构独立性，完善信息披露机制。金融行业的中介机构是重要的市场评价式监督机制。银行业务的不断拓展，银行所扮演的委托人和人角色越来越复杂。与此同时，中介机构承担着贷款方、证券承销商、合并顾问等多重角色。在出现利益重叠冲突的时候，双方就相互勾结以共同牟利，投资银行蓄意隐瞒财务真相，帮助公司设计虚假的金融交易，欺骗投资人、股东和评估公司。应进一步强化中介机构超然的独立性和公正性，重塑公司治理中中介机构与人员的信用机制；进一步保证信息披露的完备性、及时性和透明度，建构公司治理外部监督者的信用机制；强化信息披露，降低信息不对称的风险，避免信息不对称对金融市场健康运行的干扰是防范金融危机的重要措施。
金融监管治理篇3
(一)金融监管治理的含义
由于金融监管是政府的一项公共政策，是政府为社会提供的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服务，因此，我们可以将金融监管治理理解为金融监管部门为实现一定的经济社会目标，通过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营造行使公共权力、制定和执行政策所依赖的良好制度环境和运行机制，确保监管机构不受各种外界干扰，最终达到恰到好处的为其初始委托人――广大金融消费者提供最有效的保护。
(二)金融监管治理的重要意义
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安全成为一国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因素。理论和实践证明。监管机构的良好治理对金融安全有重要影响。特别是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一再表明，监管当局监管不力是引发危机的重要因素。如Lindgren等人对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研究表明，对监管过程的政治干预延迟了对危机严重程度的承认，进而延迟了行动加深了危机。
在实践中，金融监管者的行为并不必然会与既定监管目标一致，既存在着因监管者被“俘虏”导致监管宽容问题，也存在着监管人员利用监管权力寻租、设租导致监管腐败的问题，还可能有监管措施过于严厉、监管范围过宽的监管过度问题。因此，金融监管机构本身内部治理的完善程度对金融监管体制与机构能否真正发挥应有效能、提高监管绩效具有重要影响。
二、良好金融监管治理的衡量标准
1 Geraats的监管治理标准
Geraats(2004)通过对oeCD国家中央银行的调查，提出央行治理透明度的5个要素：(1)政治透明度；(2)经济透明度；(3)程度透明度；(4)操作透明度；(5)对实现政策目标程度的评估频率。
2 marcQuintyn和michaelw.taylor的监管治理标准
mareQuintyn和michaelw.taylor(2002)提出了金融监管治理的两维标准：第一，独立性标准，它细分为管制独立性、监管独立性、机构独立性、预算独立性四项独立性四维标准；第二，有效负责和尽职安排的九条标准。
3 UdaibirS.Das和marcQuintyn监管治理标准
UdaibirS.Das和marcouintyn(2002)在marcQuintyn和michaelw.taylor报告基础上，提出了良好监管治理的4条标准：监管机构的独立性、负责和尽职性、透明度、监管人员的正直诚实品质，并就正常时期和危机时期的监管治理安排进行了区分。
2004年Udaibirs.Das和marcQuintyn进一步论述了良好的监管治理，他们了提出良好的监管治理的框架的两个主要方面：一是监管者的良好治理的要素(elements)：二是国际组织制定的金融系统标准和规则。
三、我国银行监管治理现状的初步分析
从1984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正式行使金融监督管理职能，在近20年时间里，监管法律、机构设置等各方面都不断完善，银行监管工作取得了重大进步。特别是2003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从中国人民银行分设出来，专司对银行业的监督管理职能，开启了我国银行业监管的新篇章。随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也相继出台，为保证银行监管独立性、提高监管有效性奠定了基础。经过多年努力，中国银行业的监管治理已基本具备了良好监管治理的形式，但仍需完善。
(一)监管机构独立性
独立性是指监管机构能够独立自主地履行监管职责.不受政治层面和被监管机构的影响和干扰。江春、许立成(2005)在研究了世界80个国家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比较了各国金融监管机构的独立性，研究表明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非常低，远远低于样本的平均值，虽然银监会成立后独立性有所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
1 规制权独立性。目前，《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赋予了中国银监会在法律框架下制定各种监管规则的权力，因此.与那些主要立法和次要立法都非常细致、没有为银行监管机构制定规则和条例留下任何空间的立法体系相比，我国银行监管机构享有一定的制定规章的权力空间。
2 监督独立性。我们一般将监督功能分为4个领域：银行牌照的颁发、监督、制裁、危机管理。我国虽然在法律法规上明确了如许可证的发放和吊销、强制性制裁和干预等权力，但现实中存在政治干预和行业俘获等现象，严重影响了我国银行监管机构独立性。
过去很长时间以来我国金融体系从属于计划体系，银行业中巨额的不良贷款很大一部分是由于非理性政府行为干预所致。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监管职能的独立性也无从谈起。从1998年以来，通过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等诸多措施，中央政府逐渐减少对银行的干预，逐步放松控制性监管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监管当局的独立性。但同时。股权改革并没有改变政府在银行股权结构中的垄断地位，政府仍然会保持着对银行的一定影响力。
3 机构独立性。机构独立性是指监管机构从政府的行政和立法部门分离出来的状态。中国银监会是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直接向国务院报告；采用集体决策机制，专家及国际专家咨询委员会提供建议，但不参与决策，决策过程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不高。
4 预算独立性。在我国，银监会从2004年起对被监管机构收取监管费，并将其全部上缴国库收入，纳入财政预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银监会实施监管工作所需经费参照其他国家部委，按照部门预算的规范程序向财政部申请，由财政部通过部门预算予以核拨。实行监管收费与部门预算相结合的模式能增大监管当局节约监管资源、改善监管服务、提高监管效率的外部压力，但同时，这也使我国监管机构易受到政治干预，并且银行监管机构不能通过灵活的薪酬制度吸引人才。
(二)问责制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对一国监管治理水平评判的标准，问责制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有规范的机制，二是监管机构的管理层和监管人员有明确的问责制。
我国目前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2000年9月.央行、证监会、保监会首建三方监管联席会议制度；2003年6月初，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等相关人员组成专门工作小组并起草了《合作的备忘录》，旨在进一步加强三家金融监管机构政策沟通与协调，提高监管效率；2003年9月，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召开了第一次监管联席会议，但联席会议这种松散的沟通缺乏制度刚性。
从问责制的第二方面来看，我国已初步建立了金融监管人员问责制度，《银监法》中对监管人员的职责及处罚办法做出了规定。但是，实施严格意义上的问责制需要一整套制度和措施的支持，就我国现有法规而言，在其具体实施中还存在不够细化、实施难等问题，使监管工作存在很大的弹性。
(三)透明度
金融监管的透明度指有关监管的目标、框架、决策及依据、数据和其他信息等需要全面、方便、及时地告知公众。
银监会成立后，在加强监管透明度建设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如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实施政务公开等。但是，外部条件的不充分制约了透明度建设步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监管信息的质量和可靠性存在不足，目前银行业还没有实行国际通行会计标准，会计准则存在差异，影响了监管信息的准确性；二是缺乏高速畅通的信息传输渠道以及有效地机制来保证银行能够自觉根据监管当局公布的信息调整经营行为；三是广大社会公众和金融消费者的监管信息、金融信息获知意识不足。
(四)操守
操守是指监管机构的监管人员在监管活动中保持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具有正直诚实品质。近年来随着培训和引入力度加大，监管人员整体素质普遍有所提高，但对照新的监管理念和良好标准要求，兼管团队的整体素质还明显不足。同时，还存在操守不严现象，如人情监管、权力寻租等。2003年谢平、陆磊曾在全国范围对金融监管腐败情况做了一次问卷调查。从被调查主体看，11.6％的被调查对象认为金融监管部门的腐败程度高到不可容忍；25.9％的人认为监管腐败非常高，但是可以容忍；35.7％的人认为腐败比较高，但是在感觉上已经麻木了，这说明接近四分之三的公众认为金融腐败存在而且比较严重。
四、完善我国银行监管治理的措施
(一)建立健全监管当局的内部控制制度
1 建立合理的组织架构。―个合理的监管组织架构是有效监管的基础。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体制结构来看，一方面层次太多，在几乎每县设立机构导致管理深度加大，另一方面，职能部门设置面临力量分散、信息不沟通的弊端。因此，金融监管机构可以建立国家首席监督官制度，在全国性监管机构的分支机构设立，应当按照大的经济区域原则划分监管区域。设立区域监管官。
2 建立科学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由于监管机构的业绩难以像一般企业那样进行量化分析和精确考核，因而，实践中要推行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考核办法，对监管机构即要有对责任书中列明的监管目标进行的量化打分，也要有从整体形象、内部管理、日常工作及效率等方面进行的综合评价，还要征求被监管对象对执法情况的意见，对监管个人进行综合评价。并且，还要将考核与正面激励的结合，改革目前监管机构的组织人事与收入分配制度。通过多种手段实现对监管人员的激励相容。
(二)改善银行监管治理的外部环境
1 建立高效的监管协调机制。应加强银监会与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的协调。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经验。确立人民银行作为总体监管者的特殊地位，对金融监管进行总体协调。同时，应扩大银行监管的国际合作，促进我国金融监管与国际标准接轨。此外，还可以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让其承担部分管理的任务，还能够降低监管成本。
金融监管治理篇4
基于金融监管部门是政府的有机组成部分的这一国情，回顾我国金融监管的改革与发展历程，必须着眼于行政改革的大背景。
1．全球行政改革潮流对中国金融监管改革的影响。1978年后，中国金融业进入了现展轨道。但我国的金融监管改革在1978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并未呈现出“去监管化”的特征，相反，金融监管体系得到了强化。这是因为，中国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认识和接受有一个时间过程，滞后于同一时期的欧美国家行政改革。从理论界的反应来看，直到本世纪初期，新公共管理运动在西方国家遭到普遍质疑和批评时，国内仍有很多学者将其视为一种全新的管理模式，倡导仿照欧美国家的做法，打造中国式的“企业家政府”。尽管没有系统性移植这一行政模式，但事实上，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市场化”的理念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我国的行政管理实践之中，成为政府改革的主流方向之一，如公共医疗卫生、基础教育和公共交通等领域。当这些领域的市场化改革遭遇挫折时，支持者们则坚持认为这并非“市场化”的失败，而恰恰说明了市场化改革的不彻底。作为政府的有机组成部分，金融监管部门也逐步接受了市场化的理念，分业监管体系得以建立和完善。
2．引导型政府模式下的金融监管改革。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选择了引导型政府模式，有学者认为，“引导型政府”模式是服务型政府的实践形态之一。但因为缺乏理论自觉，引导型政府模式一直处于“不自觉前行”的状态，不过，它所投射出的“影像”在中国的改革发展实践中已经清晰可见。在引导型政府模式之下，中国政府为金融业的发展实施了诸多制度移植及制度创新，仅用了20－30年左右的时间，就建立起了多元化的金融市场，金融监管也逐步成熟，形成了以政府主导为主要特点的金融监管体系。按照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历史演进过程，我国的金融监管改革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市场混业经营模式下的集中监管阶段（1978－1992年）、市场分业经营模式下的分业监管阶段（1993－2003年）和市场综合经营萌芽下的分业监管阶段（2003年以来）。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金融业发展进程，不难发现金融监管烙上的政府行为印记。中央政府作为金融产业的最高监管者，对金融监管的体制、模式、机构、规则进行总体规划，有意识推动金融产品的创新运用，对金融市场利益进行分配，不断调整金融体系建设及风险防范方面的发展思路与战略布局。
3．服务型政府视野下的金融监管改革路径选择。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批判集中反映了人们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新认识，尤其是对市场力量过度参与公共治理的反思。对此，“新公共服务”改革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引入公众的力量，使公共行政回归关注公共利益的原有轨道。在金融监管领域，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世界各主要国家对自身的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重大改革，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再平衡。可以看出，金融监管变革的总体方向和行政改革的趋势是一致的，未来改革也必然受到行政改革的影响。作为后发展国家，中国行政改革面临的形势和要解决的问题更为繁冗复杂，这决定了我们不可能照搬西方国家的既有经验和模式。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未来改革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表明了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市场发展的不完善和不成熟。但全球化使各主要国家面临着一些同样的社会治理问题，中外行政改革在特定的时点上殊途同归，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构建“服务型政府”的主张，这也标志着中国的行政改革逐步走向了理论自觉。因此，我们必须站在更前瞻的立场上，关注当前各主要国家“强化对市场监管和约束”的主流趋势，推动金融监管改革步伐，既要健全完善市场，也要未雨绸缪，为政策执行预留足够的弹性空间，加强政策微调，防止因为监管乏力而诱发金融危机。
二、对未来金融监管改革趋势的展望
1．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治理将得以强化。出于对效率和权威的追求，人类社会在进入后工业阶段之前，社会治理始终保持着中心－边缘的结构形态，体现在政府、市场与公众之间的关系上，20世纪以来的历次行政改革都是围绕着如何倚重其中一种力量而展开的。一方面是政府和市场独治的失败，另一方面人们又不断在政府和市场之间进行着新一轮的选择，但管制型政府的治理模式终将被新的社会发展阶段所淘汰。后工业化社会对原有社会形态的解构和重构，消解了中心－边缘社会形态的存在基础，社会治理呈现多中心，政府、市场与公众在越来越多的“场”内产生交集，唯有合作和沟通才能实现三者之间的力量平衡。因此，在后工业化社会，服务型政府成为公共行政的唯一选择，金融监管改革也必须在政府、市场与公众间作出平衡。
2．公众在金融管理事务中的地位将得到提升。把公众的力量提升到与政府、市场同等重要的位置，是后工业化社会公共行政的必然要求，有助于平衡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实现新的社会治理结构的平衡。在金融监管领域，英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泰勒提出了著名的“双峰”理论，认为金融监管并存着两个目标：一是审慎监管目标，旨在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与金融体系的稳定，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或市场崩溃；二是保护消费者权利的目标，通过对金融机构经营行为的监管，防止和减少消费者受到欺诈和其他不公平待遇。金融危机过后，各主要国家普遍意识到金融消费者保护缺失是造成金融危机的重要成因，不同程度加强了金融消费者保护力度。美国在美联储之下创设了相对独立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局”，集中行使原本分散的金融消费者保护职权，以克服金融监管机构在保护消费者方面的角色冲突、消除监管套利；英国和澳大利亚早在危机前就已经成立了保护金融消费者的专门机构；我国也分别成立了隶属于不同监管部门的保护机构，初步形成了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体系。随着消费者权利意识的觉醒，未来，金融消费者将会越来越积极主动参与到此项工作之中，这要求金融监管部门要在建立利益协调、对话协商机制等方面发挥好组织引导作用。
3．中央银行的职能地位将更加突出。新公共服务改革通过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扬弃，阐明了管理和服务的辩证统一关系。金融危机之后，各主要国家分别强化了中央银行对金融监管地位，人民银行也适时提出“金融管理与服务并重”的主张。事实上，即使是在去监管化浪潮席卷全球的时期，中央银行也没有完全剥离金融监管职责，这是由中央银行在国家金融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决定的。无论中央银行是否被确定为金融监管当局，都必须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包括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中发挥主导作用、将金融体系发展和风险的监测分析纳入货币政策框架、建立比传统意义上“最后贷款人”更为广泛的危机管理框架等。
4．地方政府的金融监管职责将更加明确。只有在地方的层面上公共事务治理才更加真实，更加贴近公众需要，金融监管工作也不例外。地方政府是金融监管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民间资本不断涌向金融领域，地方政府的金融监管责任必将得到进一步明确。未来，地方政府应当着重在整合监管资源、提高专业化监管水平、加强与中央监管机构的分工配合、建立和完善风险监控指标体系等方面加大力量投入。
5．金融监管的领域将进一步拓宽。公共部门的主要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由于公众需求的变化，公共产品（服务）的种类和范围在总体上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金融市场的逐利性和金融系统自身的结构特征，决定了金融系统的创新特征，新的经营理念、新的营销手段和利润产出模式层出不穷，同时金融体系的内生风险及其传导又极易造成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这给金融监管工作带来了挑战和压力。金融监管工作必须能够适应金融创新的节奏，不断增强对新事物、新领域的掌控和管理能力。
三、构建适应我国国情的金融监管体系的政策建议
中国的金融监管改革也必须循着社会发展的轨道，从发达国家的行政改革和金融监管变革中汲取有益经验，并呈现出与国情相适应的自身特点。
1．兼顾好市场繁荣和金融稳定的双重目标。金融监管改革要适应国情需要，兼顾好促进市场繁荣发展和稳定市场秩序的双重目标。要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鼓励和支持金融创新，推动金融机构改革。要转变监管方式，打破政府对金融资源的垄断，进一步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将该管的事情管好、管到位，切实将职能转向金融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方面。要引导市场进一步走上法治的轨道，精简和优化行政审批，为市场发展营造公平、高效的政策环境，调动市场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
2．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2013年8月20日，国务院在《关于同意建立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批复》中，同意建立由人民银行牵头，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外汇管理局参加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要充分利用好这一制度平台，促进金融监管政策的趋同或相互融合，重点加强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交叉性金融产品和跨市场金融创新的协调，加强联合行动，强化信息共享，防止监管真空和过度监管，形成监管合力。在建立中央层面的部际协调监管体系基础上，进一步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督促地方政府履行好对金融机构出资人职责，防止其过度追求经济发展目标对金融机构自主经营的行政干预，提升监管机构对区域性金融风险的防控和化解能力。
3．强化中央银行的宏观审慎监管职能。金融危机表明，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是维护金融稳定的有效方式。中央银行承担着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职责，必须对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大环境负责，除了通过执行货币政策、向金融系统提供流动性等传统途径来发挥稳定市场的作用外，还应该在金融机构信息搜集、信息披露、与专业监管部门合作参与制定规则、必要时采取联合行动等方面拥有特定权力，监管的范围应该包括一切可能对金融体系造成系统性风险的金融机构。本文来自于《现代经济探讨》杂志。现代经济探讨杂志简介详见
金融监管治理篇5
【关键词】金融控股公司；治理结构；内部治理；外部治理
【中图分类号】F81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5024（2013）05-0174-04
【作者简介】张军，南阳理工学院国际教育学院讲师，经济学硕士，研究方向为国际金融、公司治理。（河南南阳473004）
经过20多年的发展，金融业完成了从分业经营到综合经营的整体过渡，尤其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大型的国际金融机构几乎都实现了向金融控股公司的角色转变。作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主要参与者，金融控股公司的地位和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在我国，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和与国际金融业接轨步伐的加快，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金融控股公司模式也逐渐成为我国金融企业的发展方向。与此同时，我国在“十二五”规划中也十分重视金融控股公司模式的推广，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目前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予以了肯定，还将其发展上升到了一定的战略高度。然而，从当前情况看，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治理结构暴露出了诸多问题，因而有必要探讨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以及问题的根源，并进一步给出具体的治理措施。本文即在对该问题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为决策者提供一定的信息支持。
一、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
（一）董事会结构不合理
从原则上讲，董事会受托于股东，是公司治理的决策核心，通过与经理层之间制衡关系的建立，最大限度地防止“内部人控制”局面的产生。作为一个重要的机构，金融控股公司董事会的职责之一就是使股东能够通过董事会对公司的管理层施加影响，并且在这一过程中，股东的权益能够受到保护。由此可知，董事会对金融控股公司的整体运营起着重要作用。然而，由于体制或历史的原因，我国金融控股公司董事会的规模与结构存在诸多痹症。首先，董事长和大多数董事会成员往往是控股母公司和大股东的人，而缺少代表小股东意愿的董事会成员，使得董事会的决策更多的是出于维护控股母公司和大股东的利益，而背离小股东的利益。其次，监事会的成员组成内部化，监事职责得不到发挥；独立董事不独立，成为一种摆设或者话语权的附庸，地位尴尬。再次，某些金融控股公司的董事会在履职过程中存在职责划分不清、超越权限的情形，削弱了法人治理结构的制衡作用，等等。
（二）产权过于集中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产权能够起到约束和规范人们之间相互关系行为的作用，使其外部性的内在化激励动机得以实现。可是长期以来，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产权”却与此相悖，产权结构单一、所有者缺位、“委托一”关系模糊等问题普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公司的利益相关者们，包括股东、董事会和管理层之间，相互制约的机制严重偏离预期的轨道，人为了追逐个人利益进行“内部人控制”；委托人因处于信息劣势的地位，难以觉察人不诚信的行为；大股东尤其控股股东滥用自身的控股权，通过关联交易等手段，转移金融控股公司的资产；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小股东由于“搭便车”心理，自身利益受损的现象较为突出。此外，目前我国由大型企业集团和民营企业共同参股的产权多元化的金融控股公司只占一小部分，但是以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作为主要出资人的金融控股公司却占大部分，即使股份制改造过的金融控股公司，绝对控股的还是国家，该种产权模式采用的是金字塔式的权力支配方式，国家利用地方各级政府这个“大法人”来管理金融控股公司这个“小法人”，使得金融控股公司被迫听从于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被迫参与对金融权力寻租的竞争，造成金融控股公司的所有权虚置、产权约束软化和产权激励缺失。
（三）业绩评估和激励机制不健全
系统完整、科学有效的评估体系的建立是金融控股公司治理有效开展的重要环节。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我国企业在规范的、有效的、适合的激励工具的选取和运用方面，显得异常匮乏，这是我国企业面临的普遍问题。所以即使是近年来金融界的新生力量——金融控股公司，也不例外。在如今的金融控股公司中，董事和大部分经理人员，由于是通过“非竞争”方式产生的，所以也就天生性的缺乏制度性的约束，而由于权利与义务是相辅相成、相生相灭的，一旦所赋予董事和经理人员的权利远多于义务，激励机制也就在董事和经理人员之间无法产生效应。结果是，董事和经理人员从自身利益出发，以短视的眼光放弃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关注。这从当前金融控股公司的董事和经理层收入中就可以看出，他们综合收入中短期收入占绝大多数，而股票、期权等长期类收入所占比例微乎其微。
（四）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
对风险的管理是金融企业治理结构的重要内容。从风险管理的角度讲，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能够实现对企业内部风险的有效监控。然而，大量的实际案例都表明，我国金融监管体系有待完善，金融控股公司的管理现状并不乐观，法人治理结构中的风险管控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未能建立。基本的表现是，信息披露的透明度较低，公司的业务、收益和资产构成以及风险指标等实际经营状况，都无法得到及时和完整的披露，而对投资人来说，作为强化公司法人治理重要内容的财务指标和风险指标的获取就相当困难。
二、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治理问题的根源
（一）组织结构不合理
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建立时间较短，即使发展相对成熟的控股集团也仅有20多年的历史。从行业和企业的生命周期角度看，此时的金融控股公司或其所处的行业，正处于成长期或上升期，在生命周期的这一阶段，面临着诸多痹症。因此，对处在该时期的金融控股公司来说，因追求发展速度而导致的内部组织结构不合理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而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组织结构设计的缺陷、组织流程安排不科学、组织管理制度不规范等等，这就使得金融控股公司的职能部门之间不能较好地制衡和监督，出现权力越位和责任缺失，甚至发生损害金融控股公司相关权益人利益的行为，同时内部员工也人浮于事，在工作上推诿扯皮，使得金融控股公司的经营管理出现混乱现象，对其规模扩大和业务拓展也会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
（二）外部法律法规监管不到位
到目前为止，我国在对混业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方面，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规定，这样就造成了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地位与市场准人、组织形式和业务范围、公司管控模式、风险控制制度以及法律责任等方面的一片空白，极不不利于已经存在的以控股关系维系的金融机构的发展，也使其难以与国际接轨。因此，金融控股公司法律地位的确立和对其监管的到位是其法人治理原则的一个首要前提，是金融控股公司治理结构完善的重要一步，有利于保护小股东和债权人对金融控股公司所拥有的权利。
（三）经营发展不规范
目前，我国金融业的经营发展并不规范，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根源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金融控股公司也远未达到规范发展的程度，并且就现有的情况来看，短期内还看不到能够改变的迹象。具体表现为：从国家试水金融控股工作开始，大量的资本持有者以控股或参股的形式进入不相关甚至高度不相关领域，以此来实现多元化经营的目的，或者就此将其业务所涉领域进行聚合后，以金融控股集团的形式参与市场竞争。与此同时，虽说我国金融控股集团的先行者也在与国际金融市场积极接轨，但更多的是效仿。在对国际金融控股公司股权结构的效仿下，也使自己深陷到母公司难以对子公司进行评估和控制的困境。
（四）产权市场和相关市场发育滞后
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基于一定的产权结构，如果金融控股公司的产权结构不合理，而产权市场又发育滞后，就会影响到产权的交易，使得金融控股公司不能顺利进行并购、重组、租赁、拍卖、股权转让和闲置资产调剂等活动，不但导致产权结构得不到优化配置，而且动摇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的根基。此外，在市场经济的要求下，公司治理结构虽然能够表现为一种有形的法律制度，但治理的有效性还与相关市场的成熟程度有关。相关市场主要包括资本市场、产品市场和经理市场三大类，而这三类市场的发育并不成熟，产权市场和相关市场的薄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多元化的产权结构也就难以顺利的实现。这也能够说明近年来虽然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初见成效，但金融发展的深层次矛盾至今未能得到根本性解决，甚至解决矛盾的根本方法难以推出。这种内部法人治理结构的缺失、外部相关治理机制的匮乏，使金融控股公司治理困难重重，由此导致的各类风险随时出现。
三、金融控股公司的主要治理措施
（一）内部治理措施
1.有效的监督是内部治理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制约“内部人控制”的必要条件。在金融控股公司内部，发挥其主要监督作用的莫过于监事会。监事会要想真正发挥作用，就应以负责任和长远发展的眼光，对监事会组成人员的资格进行严格审批，在人员的组成结构上，应以制度的形式，规定监事会必须包括股东、债权人和职工中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或者像社会中介机构选聘组成人员；在独立监事的引入方面，要保证其作为监事会成员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经营状况有充分的知情权；在信息的获取方面，要为其开辟及时、充分和便捷的绿色通道；在监督权的行使方面，监事会成员有权列席公司召开的所有关于经营管理决策的会议，以此来要保证监事会监督职能的经常化和正常化。
2.内部治理措施的另一个主要方面是将治理过程透明化和可跟踪。为此，需要建立金融控股公司的定期公布制度，公布的范围涉及公司财务、业务和内部人持股状况以及公司实际运营情况等多个方面；严格按照公司法和相关规范性法律文件，依法召开股东会，对公司章程规定的事项，须依照议事规则由股东会决议执行。与此同时，详尽记录股东会议过程和议事内容，包括对议案的讨论过程，投票和表决情况以及表决结果等等，所记录的文档要在金融控股公司的存续期间和其终结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严密保管，并按要求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布。在股东的行为方面，中小股东可按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经营管理状况享有知情权和监督权，而对其所提出的疑问和建议，金融控股公司应进行及时有效的处理；大股东的责任更加明显，最基本的就是要承担道义，以公平的方式参与公司的正常经营工作。
3.内部治理的措施还包括强化金融控股公司内部的激励约束机制和组织制度建设。首先，应推行股权激励措施。采用补贴的方式激励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成员和一线员工积极购买和持有金融控股公司的股票，按照公司业绩和股价增长状况，按内部员工的贡献大小适当奖励股票和现金，准许公司高级专业人才以知识技术入股，使他们都能够以股东的身份参与公司管理，从而克服其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尽职尽责地为公司的长期发展服务。应该改善公司的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不能一味的实行金字塔式的权力架构模式，那样既产生庞杂的管理队伍，浪费管理资源和降低管理效率，又扼制一线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而应创新出适合自身的扁平化的组织模式，以减少管理层级，裁减冗余人员，缩短领导链条，下放权力和资源于基层，直接面对顾客和向公司总体目标负责，从而以群体和协作的优势赢得市场主导地位。最后，应加强内控制度建设。金融控股公司要设立完善的控制架构，并订定各层级的内控程序。有效的内部控制应有合理的职务分工，管理层和员工应避免担任责任相互冲突的工作，若发现重大内部控制的缺失则应及时向高级管理层和董事会报告，并应迅速采取改正措施。同时，金融控股公司应建立独立有效风险管理机制，及时辨识并持续评估对其整体目标的实现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重大风险，并决定如何应对相关风险，将风险限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
（二）外部治理措施
金融监管治理篇6
关键词：金融；风险；对策；现状分析
中图分类号：F23文献标识码：a
1对风险的简要分析
1.1内部风险
对内，经营层是决定金融机构命运的决策机构，机构在发展以及经营和分配上的决策都是由经营层决定。并且正是由于存在这种现象就会出现很多内部风险，例如过快的奖金收入个人独断以及经营行为短期化。这都会造成风险的产生。
1.2信用风险
金融活动一般都涉及大量的货币资金，因此就会有某些不法人员为谋利益而产生犯罪现象，金融机构就会因此产生严重的信用风险以及犯罪风险。如诈骗以及贪污受贿等类似的不法活动都时有发生。但是我国对于信用风险在管理和制度上仍不尽完善，对于信用风险在管理上的理念仍显陈旧，根本无法适应现代市场的复杂环境。
1.3非公允的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是重要的金融活动，其治理工作也是机构在治理上的重要内容，管理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对相关利益者的利益进行保护，并且有益于金融机构的健康发展。虽然目前很多金融机构都建立了相关的由独立董事控制的用以限制关联交易的委员会，但是在现实的管理上仍旧具有诸多问题从而产生风险。
2原因分析
2.1在股本的结构方面分析
2.1.1股权的集中情况
我国的金融机构在股权上具有分散的特性，这种特性本应当成为公平公正的公司治理基础。但是在我国，股权分散并未对一股独大的现象有着很好的防治作用，反而产生了新的问题。首先由于股东手里的股权小，所有的股东都希望别人对公司进行运营上的管理监督，股东大会因此在权力的行使有效性上大大的降低，并未发挥股东大会应当发挥的作用。导致了不能对越权的的董事会进行遏制。
2.1.2股权结构不合理，产权不明晰
以我国商业银行为例，尽管目前我国商业银行都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并且上市发行股票，但是与上市前相比，国有股比重变化并不大。同时，银行的经营者没有办法真正享有财产权力，实现自主经营。这使得商业银行产权主体模糊，所有者缺位。如果金融机构产权主体不明晰，就难以实现有效的监督，经营过程中，管理者存在的道德风险就难以避免。
2.2金融机构内部治理方面
2.2.1股东大会形同虚设
在我国，金融机构的股权多集中在在法人股和国有股上，参加股东大会的人员也大多是法人股以及国有股的代表，其他的小股东对于大会的参与度很低。金融机构的董事会大多是由政府提名，因此根本无法反映出小股东真正的要求也无法正确的表达意愿，股东大会在对公司的质量上作用甚微。
2.2.2董事会功能弱化，独立董事不独立
由于股权结构的失衡性和国有性，我国金融机构的董事会存在重大缺陷，董事会职能弱化，无法实现董事会的决策权和对经理人的监督。
2.2.3监事会无法发挥监督作用
我国金融机构虽然在组织上大都拥有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管理层的完整设置，但由于对金融机构治理结构各个部分的权利、义务缺乏清晰的理解，对各个主体之间相互制约关系没有给予严格、强制性的界定，更由于从国有企业演变而来的金融机构中的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我国相继实行的银证、信证分业造成金融机构复杂的产权结构，导致大部分金融机构的监事会形同虚设，根本起不到分权和制衡的作用。
2.2.4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
在金融机构公司治理过程中，有效的激励制度非常重要。我国的金融机构始于计划经济体制，由于历史背景的影响，我国金融机构的激励机制大多数都是短期激励，并且以简单的物质激励手段为主。实际上，管理者过分地关注权力与地位的激励。与国外银行相比。金融机构的经济激励落后于行政激励，而行政激励标准存在一定程度的扭曲，结果使很多经理人员不敢创新，不思进取，积极性不高。对我国商业银行经理层而言，由上一级银行来任命下一级银行的行长以及领导。选拔考核的办法基本上是按照选拔官员的方法。
3金融机构外部治理方面
3.1外部制度环境存在的问题
外部制度环境主要是指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所处的法律、政策环境。目前，国家对金融机构制定的各种法律、法规产生冲突，造成了司法效率落后和公司治理的混乱。
3.2外部市场环境存在的问题
从目前我国的发展情况看，影响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相关市场的发展很不完善。由于政府管制的存在，金融机构的产品市场很难达到规范和公平竞争，从而弱化了产品市场的公司治理功能，使金融机构外部市场治理机制的作用发挥减弱。
3.3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
从行业特性来看，金融机构是高风险行业，需要通过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来实现对内部风险的有效监控。但从我国金融机构的管理实践来看，除了上市的金融机构需要履行规范的信息披露义务外，其他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还十分欠缺，金融机构治理过程中的风险监督和风险控制的信息披露有待于建立和完善。
4中国金融机构治理风险预警机制重构的具体做法
4.1首先就是对股权结构的优化，以此避免权力集中在少数大股东手中而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时对产权进行明晰，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实行产权界定。
4.2对内进行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案。通过对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进行改革，建立权责明确的董事会。其次应当明确监事会职能，并明确起监督的中心地位，赋予其新的权力。再者，对内部进行明确健全的奖惩约束制度。并且对内部的监控力度要不断的加强，通过审计工作对金融结构的内部做出有力的监督。
4.3对外部的治理则需要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金融市场以及产品市场的规范、对外部监督管理工作的加强等。首先信息透明度要高，这不仅是对外，对内也要透明。其次，要促进我国金融业一个良性的竞争环境的形成。最后，要建立健全一个公司应有的良好治理框架，需要外部环境的配合，包括外在的监督，法律法规以及市场条件等等。
结语
总之，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背景下，由于中国金融市场发展还不完善，中国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体系必将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因此，我们尤其需要注意和防范公司治理风险，要通过不断加强对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不断完善信息披露机制，逐步推进公司治理评价和治理风险预警机制建设。
参考文献
[1]李天宇.经济增长，产业结构，金融发展[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5）.
金融监管治理篇7
关键词：投资银行；治理结构；金融监管
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的美国次贷危机其根本原因是美国投资银行的公司治理机制问题。分析美国投资银行治理模式的缺陷以及危机发生后美国公司治理的重大改革，对完善我国投资银行的公司治理机制有重要启示。
一、美国投资银行公司治理模式的缺陷
1 社会责任感缺失。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企业缺乏社会责任导致的，尤其是银行主导的金融业。在美国长达10年的经济繁荣中，投资银行逐渐丧失了原有的稳健、保守与以客户为导向的经营理念，为了追逐短期暴利，不惜损害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投资银行为追求高额利润而推出次级贷款，同时又为了规避风险将贷款出售；投资银行将贷款打包出售给更多的投资者。如设计出各种复杂的不透明的衍生产品，未向投资者进行必要的风险揭露，而是以卖出产品为最高目标，以至于广大投资者在危机中蒙受了巨大损失。投资银行盲目的金融创新，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忽视了社会责任，没有发现金融创新中的不足，探寻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忘了企业的社会责任与金融风险的管理技术和制度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负面影响的不断积累导致了自身经营的危机，最终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样的公司文化与现代公司治理中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最终目标背离甚远。
2 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导致内部人控制。美国投资银行公司治理模式的重要特点是：股权结构极为分散、股权具有高度流动性、股权集中度较低。美国投行股权过于分散，形成“强管理层、弱股东”。如表1所示，在美国前五大投行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超过5％的只有一家；十大投行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超过了5％的也只有3家，其中高盛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仅为1.72％。在这种高度分散化的股权结构下，单个股东的作用有限，股东的“理智的冷漠”和“搭便车”导致的结果必然是经理层监管的缺失，使经理层有机会投资于短期高风险的证券。当治理成本大于收益情况下，股东更倾向于通过在市场上“用脚投票”来间接参与公司治理，使投行的股权具有较高的流动性。股权过份分散直接导致了股东对公司控制力和决策权的下降，而公司内部人员持股上升则削弱了传统的委托所产生的制衡作用，导致内部人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道德风险。以雷曼兄弟为例，公司内部人员持有公司1/3左右的股票，为了追求短期收益，管理层和员工疯狂地进行投机套利活动，较少考虑甚至不惜牺牲其他股东的利益。
3董事长兼ceo制度，导致“内部人控制”。公司决策高度集中是美国投资银行治理模式的显著特点。大多数美国投资银行内部实行董事会统一领导，公司内部没有与其相制衡的内部机构，公司决策权高度集中于董事会。董事会既是监督机构又是决策机构，这样的内部组织结构使公司内部监督约束机制形同虚设。由于美国没有从法律上限制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美国投资银行纷纷选择了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制。权力过度集于个人，在加快公司决策效率的同时，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即容易产生经理层(ceo)的滥权，尤其是董事或高管为了追求自身短期利益最大化，而可能严重背离其应尽的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
4 监管部门对投行的监管缺失。近30年来，金融创新的结果是买卖的链条越拉越长，分散的范围越来越广，交易完成后，最终的投资者和最初的借款人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例如，引发本轮危机的房屋次贷产品，从最初的房屋抵押贷款到最后的cdo等衍生产品，中间经过借贷、打包、信用增持、评级、销售等繁杂阶段，整个过程设计有数十个不同机构参与，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非常突出。投行的奖金激励方式也极大地助长了高管层的道德风险——为追求高额奖金和红利，无视审慎性要求，盲目创新业务。而在金融创新过程中，金融监管严重滞后。监管部门的监管模式还停留在巴塞尔协议的资本和风险的水平上，忽视了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道德风险，对这些复杂的创新产品所暗藏的巨大风险缺乏强有力的外部约束手段。而且各部门、各产品的监管标准不统一，甚至危机发生后监管部门才发觉他们的规则完全不适应已迅速变化了的金融系统。另外，一方面美国监管体系机构太多，权限互有重叠，另一方面依然存在诸多监管盲点。例如。像cdo(债务担保证券)、cds(信用违约掉期)这样的金融衍生产品，到底该由美联储、储蓄管理局，还是证交会来管没有明确，以至于没有谁去管。
5 失当的薪酬体系。薪酬制度是激励约束制度的核心。美国投资银行治理机制中董事高管的薪酬或激励机制有两大特点：一是没有立法约束，公司法一般没有关于董事高管薪酬或激励机制的强制性规则；二是薪酬奇高或激励机制配置极不合理，考核指标仅与短期绩效挂钩，而与风险无关。这种薪酬制度促使公司追求快速和看似容易的金融回报，且容易对市场过分乐观，缺乏长远的思考，无法保障对公司风险的谨慎管理，更无法充分考虑全球市场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长期利益。美国激励方式以股票期权形式为主，其负面效应导致公司高管根本无视股东和公司长远的发展，而更多追逐短期效益，甚至不惜突破道德底线，进行各种短期获利投资的行为。
二、美国公司治理的重大调整
针对此次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投资银行治理结构的严重缺陷，美国政府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和调整。
1 重视投资者利益。美国这次公司治理改革主要方向之一就是要重新强调股东的价值，通过股东价值的回归使投资者恢复信心。美国政府对此提出两个对策：(1)加强对信息披露的要求。从原则上考虑，信息披露首先要透明，其次是要进行恰当的会计信息披露，力争能公正和准确地显示业绩；从内容上来考虑，信息披露内容有扩大化的趋势。在信息披露的时间上，主张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的方式，由定期披露制度走向信息披露制度。(2)加强对中介机构的监管。加强会计监督，强化信息披露，完善公司治理，防止内幕交易。随着对美国公司治理监管的加强和重新树立的法律威慑力，中介机构与美国公司之间的制衡机制将逐步恢复，中介机构将踏上理性的回归之路。中介机构的独立性再次被提升至重要地位，其有望继续成为投资者可以依赖的第一道防线。
2 分散的股权转向银行控股制。2008年9月21日，美联储批准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变身后的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不仅可设立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以吸收储蓄存款，拓宽融资渠道；还可享受与其他商业银行同等的待遇，获得申请美联储紧急贷款的永久权利。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后，两大机构将更多地依赖于个人存款从而杠杆比率会逐渐降低，意味着更小的风险和更高的稳定性。未来美国投资银行在严格的监管框架下将不可避免地失去原有的高效率和灵活性，而银行控股模式也将使美国投行的稳健性和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
3 金融监管架构改革。美国金融危机暴露出美国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过去曾经被人们推崇的美国分散制约式的功能型监管体系在危机面前漏洞百出。未来，随着独立投行模式向全能银行模式的转变，美国投资银行的监管者也将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转变为美联储。2009年6月17日，奥巴马公布了金融监管改革计划。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一是扩大美联储的权力，美联储负责监控大银行，监测金融系统风险，监管一旦倒闭将会危及整个银行体系的企业，其中包括传统的银行以及通用电气和汽车公司所拥有的重大金融业务；二是财政部将有权接管重要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审批美联储所发放的紧急贷款；三是推出大银行破产的可行机制，政府将有权接管倒闭机构；四是设立一个新的“消费者金融保护机构”。
4 限薪和高管薪酬改革。美国在金融危机后纷纷出台高管限薪令，以期规范高管薪酬体系，平息公众指责。根据美联储的“薪酬指引”要求，28家大型银行自行设计不会引发过度冒险行为的薪酬计划，但有关薪酬计划要得到美联储批准才能实施，同时，“薪酬指引”还将涵盖其管辖内的近6000家银行，其中包括并未接受政府救助的银行。而按照财政部的“减薪计划”，接受政府金融救助的7家企业25名高管的工资削减90％，包括各种补贴、分红在内的总薪酬须削减一半；不仅如此，7家企业的175名高层执行人员的现金酬劳将被股票取代，而且这些股票不准立即出售。
三、以美国为鉴，完善我国的公司治理机制
完善我国的公司治理机制，一方面企业要不断改进和完善公司治理，将科学决策、审慎经营、严控风险、严格监督理念融入公司治理机制；另一方面政府也要为企业不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包括政策导向、严格监管以及防止有悖市场规则的行政干预。只有内部、外部共同治理，公司治理效能才能充分发挥。
1 公司股权结构合理化，维护其他股东和公司的整体利益。现代企业不仅要为股东服务，同时也要保护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美国投资银行虽然股权很分散，股权集中度较低，但由于员工激励计划使投资银行内部持股比例普遍较高，且流动性差。以至于其他股东的地位被弱化，导致内部人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道德风险。目前，我国投资银行的股权结构与美国股权结构恰恰相反，股权过度集中现象普遍存在。我国投资银行一方面要使公司股权结构合理化，改善股权过度集中的状况，减少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继续实施股权多元化战略。但是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还不很成熟的情况下，过度分散股权必然会带来企业的低效率，所以引入其他大股东，形成相对多个大股东控股的股权格局是较好的解决办法，以此形成内部相互制衡的机制。另一方面在进行员工激励计划的同时应注意对内部人的行为进行约束，以保护其他股东和公司的整体利益，以免产生少数人的冒险后果却由多数人承担的道德风险。
2 完善公司董事会的责任。董事会是最高的风险管理机构，对投资银行的经营风险承担最终责任。在美国次贷危机中，正是董事会职能的缺位导致了投资银行风险管理上的漏洞。董事会应对投资银行的风险管理制定整体战略，确定风险管理的基本理念和原则，并对风险控制政策进行审批。为保证风险管理战略和政策得到遵守并保持适应性，董事会应保持风险管理部门的独立性，加强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以避免道德风险。加强董事的问责制度，强化董事对公司重大决策的参加和监督，同时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加强董事对经理层的监督，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保证决策科学公正的有效保障。制定合理的董事与独立董事比例，保证独立董事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实现治理效果最优，建立上市公司董事会运作实务体系，包括董事会职责的设计、独立董事的激励与约束制度的设计、董事会评估制度的设计等方面的完善。
金融监管治理篇8
监管目标更实际 目的更明确
经过数次金融危机的洗礼，人们逐渐认识到，无论风险控制水平有多高，总会有剩余风险(Residualrisk)。正如巴塞尔委员会所指出的：“监管本身不能也不应该绝对保证不出现银行倒闭”。因此，金融监管的目标不是保证每家银行都生存下来，而是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为实现这一目标，监管机构需要持续监测金融体系的稳健程度、风险管理技术水平和金融信息的充分程度以及各金融机构遵守审慎规定的情况。另一方面，凯恩的管制辩证法也指出，金融监管不是静态行为，而是一个动态过程：金融监管制度的设计必须根据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而相应改变。因此，金融监管应在风险平衡的基础上鼓励创新，监管的目标是控制风险，而不是为了单纯地维护现有管制政策。否则，要么以延迟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的发展为代价，要么以牺牲金融稳定为代价。
制度安排更加注重“激励相容”
金融机构的经营目标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力求收益最大化，而金融监管的目标是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为金融机构的公平竞争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所以，从这一点上看，监管者的目标与监管对象的内在要求是一致的，而且，监管效果必须通过监管对象的行为表现出来。因而，审慎监管是建立在尊重金融机构自基础上的一种规范性的品质管理，不仅仅从外部力量介入的角度来考虑有效的金融监管策略，更应注重从金融机构、金融体系的内部激励相容的方面来探索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自觉、主动的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制度安排。也就是说，合适的监管制度应该能够激励被监管者主动承担更多的责任。首先，各国在强调金融法规监管的同时，越来越重视金融机构的严格自律。自律监管虽然不是借助于政府的强制力量实行的，但是参加自律组织对于金融机构来说是一种身份，更是一种信誉的象征，这会促使参加者自觉遵守“行规”以维护在同业中的良好形象，并且，众多参加者还可以互相监督。如果各个金融机构都遵守自律规则，则全部金融机构都能做到稳健经营，金融监管的目的就达到了。其次，在强调外部控制的同时，更加重视金融机构自身积极作用的发挥。高效率的监管是建立在被监管对象健全的内部控制基础之上的，90年代的几次危机表明，缺乏足够的内部控制是导致银行倒闭的重要因素之一。为此，巴塞尔委员会特别强调银行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在1997年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中，专门要求银行监管者务必确定银行是否具备与其业务性质及规模相适应的、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1998年又了《内部控制系统评估框架》，第一次为监管者提供了可遵循的实用框架。各国监管当局开始采取多种形式鼓励金融机构针对自身状况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并通过检查发现其内部控制的薄弱环节，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另外，各国监管当局也开始更多地借鉴金融机构内部开发和使用的、行之有效的控制风险的新技术。1995年，巴塞尔委员会文件，同意具备条件的银行采取以内部模型为基础计算市场风险的资本金要求，并具体介绍了VaR(风险估值法)模型及其用于银行市场风险管理的合理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经济学家Kupiec和o'brien同时提出了“事先承诺”(pre-commitment)监管方案，这种监管方法一方面可以使监管机构将注意力集中在结果而不是在过程中，另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金融机构自身监管的能动性，提高监管效率。
注重市场纪律的作用 强化金融机构的市场约束
市场在所有时间和所有地点监督所有机构，从不间断，监管效果最佳，所以各国日益强调市场约束。1999年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的实施、2001年《新巴塞尔协议》的出台以及2002年美国《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的颁布，使金融监管中的市场约束受到高度重视。各国监管当局正采取各种方法将政府监管与市场约束有机地结合起来，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如加强市场信息披露、发行次级债券、借助信用评级加强监管等等。
这些措施旨在鼓励或强迫金融机构及时、准确、全面、公开地向公众披露信息，在信息可得的基础上，通过广大市场参与者以自由选择行为来发挥对金融机构的监督和制约作用。也即通过市场经济力量本身对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实施约束，这是金融自由化下金融监管的精髓。
明确监管者责任 加强监管当局的治理
金融监管者的监管行为涉及多方利益当事人，既包括企业股东、高层管理者和员工，也包括政府、存款人和社会公众，因此，金融监管当局的治理至关重要。200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了两份关于监管治理的研究报告，其中较早的一份是marcQuintyn和michaelw．taylor所作的《监管的独立性和金融稳定》；随后的一份是UdaibirS．Das和marcQuintyn所作的《危机防范和危机管理：监管治理的角色》。第一份报告指出，恰当的监管独立性是保持金融稳定的必要条件，它通过屏障对监管过程和行为的政治干预和监管浮获促进监管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监管的独立性只有与互补的、适度的尽职尽责安排相结合，才能带来有效的监管以及市场行为和市场竞争的改善。后一份报告在前述报告的基础上，提出了良好监管治理的4条标准：监管机构的独立性(independence)、负责和尽职性(accountability)、透明性(transparency)、监管人员的正直、诚实品质(integrity)。同时，两份报告都提到了实施良好的监管治理需要的一些前提条件。但是，报告只是给出了一个构建良好治理的原则以及需要考虑的内容和方面，并没有给出一个最优的监管治理模式，可以说，同金融监管模式一样，并不存在一个普遍适用于各国、金融业各部门的最优监管治理模式。
注重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与合作
金融监管治理篇9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创新;企业社会责任
中图分类号:F830.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10)03-0064-04
2007年末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导致全球性消费下降,投资放缓,出口下滑,失业率上升。有关数据表明,2008年第三季度,美国GDp按年率计算下滑0.5%,为2001年第三季度以来的最大降幅;个人消费开支下降3.1%,是28年来的最大降幅;10月份失业率达到6.5%,为14年来最高。欧元区经济第三季度再次出现负增长,标志着欧元区经济陷入15年来首次衰退。日本第三季度GDp折合成年率下降0.4%,连续两个季度收缩说明依赖出口的日本经济开始陷入7年来的再次衰退。[1]这场影响深远的危机引起了世人的极大关注,学界对此次危机做了大量的深入研究和探讨,从多方面梳理出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以期找到危机的症结并能够对症下药。其中,美国金融机构过度创新引发金融危机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华尔街不负责任、不受监管且花样繁多的场外交易造成债务危机进而引发经济危机成为人们诟病的主要部分。
一、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概述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这个概念于1916年由美国经济学家莫里斯.克拉克在其论文《变化中的经济责任之基础》中被提出,此后随着现代公司的发展以及理论的深化,企业社会责任作为研究企业定位及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学界所重视,事实上,企业社会责任长期以来为法学界使用并深入研究,后来随着理论的深入及研究方法的变革,这一概念逐渐涉及法学、经济学、管理、组织、伦理、社会学等诸多学科,成为一个综合性概念。就事实而论,企业负担其社会责任作为一种客观现象,在20世纪80-90年代已成为一种社会运动在欧美国家展开。进入21世纪后,企业社会责任为世界各国所重视,逐步发展成为全球性运动。[2]
针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分为两大部分:一为规范研究,这部分专注于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界定和完善,以及理论的构建和补充;另一部分则是集中探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即为实证研究。就实证研究来看,一般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存在正的相关关系。就规范研究来看,企业社会责任的性质问题肇始于20世纪30-50年代伯利与多德关于管理者受托责任的论战。传统企业中企业管理者与所有者是统一的,不存在管理者受托问题。随着企业发展,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管理者与所有者不再是统一的,那么,管理者对企业的管理出现了受托问题,即管理者是对股东负责,还是对公司负责,这一问题实质上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即企业和作为受托人的管理者是仅仅承担对股东的责任还是要承担对企业多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这就是早期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追问。到了20世纪60年代,伯利与曼尼关于现代公司作用的争论将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推向了深入。曼尼坚持自由经济的立场,认为企业管理并不等同于管理者具有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如果将社会责任提高到企业社会责任的高度,会给企业本身带来根本性扭转,并会造成垄断和政府管制的增加,最终威胁到自由经济制度。伯利利用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批驳曼尼的观点,得到了当时美国政府的赞同。尽管争论在继续,但是企业应当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逐渐达成了共识,而这一共识是建立在企业利益相关者理论基础上的。
1991年,经济学家伍德将利益相关者理论引入到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中。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没有他们的支持企业组织将不复存在的群体”,这一群体广义上包括股东、金融集团、行动群体、客户、消费者群体、工会、员工、贸易协会、竞争对手、供应商、政府、政治团体等;狭义上包括管理者、工人、股东、供应商和贩卖商等。[3]利益相关者理论解决了长期困扰企业社会责任的困境,即企业为谁负责,既然企业是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一系列多边契约,每个参与订立契约者实际上都向企业提供了个人资源,作为交换,每个参与者都应该得到回报。利益相关者理论弱化了股东在企业中的地位,提高了除股东之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地位,这是对以往企业理论的修正。
事实上,企业利益相关者狭义范围到广义范围的扩展过程,也是企业社会责任涵盖内容得以确认的过程。卡罗尔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是社会对企业寄托的经济、法律、伦理和自由决定(慈善)的期望。他建立了一个类似金字塔的模式来说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的不同级别对企业的不同意义。企业社会责任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四个主要内容。其中经济责任是企业在市场中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企业得以存在所必须进行的活动;法律责任是企业依法活动而牺牲其利润行为的义务,如减少污染等;伦理责任是企业遵循的道德模式,未必有法律要求;慈善责任是企业自愿承担的行为,超越法律和道德要求,如捐款等。从这一概念可知,企业的经济责任可看做是企业社会责任的狭义内容,其他如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则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广义内容。
二、金融创新与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关系
金融的核心要义就是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金融,金融的每一次变革和发展都是以创新为动力,同时又表现为方式不同的金融创新。金融创新的路径有三条,即金融工具、金融机构与金融制度的创新。就金融工具的创新来说,金融体系创造信用关系的渠道和方式越来越多,信用创造变得越来越容易且越来越迅速,整个经济体系中的信用关系日益庞杂、多变,信用膨胀显著。但信用本身就意味着风险,这也是金融机构引发危机的根源。金融创新创造出新形式的信用是以风险换取收益,金融机构的收益不是建立在消灭风险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平衡风险与收益上,过高的风险导致金融体系愈加脆弱,过低的风险则弱化金融体系的效益。
从积极方面看,金融创新对金融发展、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给金融体系的结构、功能以及制度安排带来巨大改变,这种深刻变化极大地推动了经济金融化与金融自由化的进程。然而,从金融创新与金融危机的相关看,金融创新与金融危机的相关性极强。以衍生金融工具为代表的当代金融创新成果,为投机者提供了大批操纵市场的先进手段和便利工具,使之拥有了扰动一国或一地区金融市场的巨大能量。事实上,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数家大型金融机构因衍生工具投机失败发生巨额亏损,并引起连锁反应,短期内制造出金融市场上剧烈的价格波动。1992年9月索罗斯击败英国政府的干预使英镑汇率脱离欧洲货币机制,1998年8月几个国际投机家与香港特区政府进行了“世纪金融大战”,此次美国次贷危机也是美国金融体系场外市场多级衍生品的交易危机。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在场外市场以抵押过长、合约证券化为基础创造出结构复杂、产品链条过长、合约非标准化以及定价过多依赖复杂模型的多级衍生产品,是极为复杂并且严重依赖金融数理计算价格的金融创新,交易中杠杆率非常高,投资风险被急剧放大,再加上市场不透明、缺乏监管,外人无法知道交易的具体情况,没有任何机制保证交易对手有足够的资金履行合约,监管机构甚至事后都无法知道市场的整个风险敞口和分布,这些情况终于引发信任危机,导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人们在分析金融创新导致金融危机时,多数都提到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创新,[4]有的学者则认为金融创新不应承担这一“罪责”,金融机构在进行创新时缺乏金融监管才是导致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5]从金融机构本身来看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缺乏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可以解释问题的角度。首先,金融创新无处不在,随着全球化经济的发展,金融创新将更加深入,金融创新并不会因为危机的可能发生而停止,即使是金融管制的国家也将加入到越来越深入的金融创新队伍中;其次,只要有金融创新就会有风险,即使其受到外部的监管与内部的制度管理,仍具有潜在的风险,因为风险的存在是金融的本质,金融是跨期的信用分配,只要有跨期信用交易存在,风险就会存在;再次,要将金融监管和金融机构内部管理的风险限制在不至于发生危机的范围内,金融机构必须实施企业社会责任制度。
金融监管是从外部对金融机构的管理,治理结构、内部控制则是从金融机构内部进行的管理。金融机构内外部管理是金融机构被赋予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要求。法律责任要求方面,金融监管、治理结构及内部控制是金融机构在设置上的制度安排,是对机构外部法律环境的补充,对金融机构本身的运行仅发挥导引作用,金融机构若有违反法律制度的交易行为,仍需正式的法律制度予以处理。从严格意义上来讲,金融监管、治理结构及内部控制对金融机构发挥的作用仅在于金融机构履行经济责任这一层面,也就是说,基于金融创新需求所提供的金融监管、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供给仅限于到金融机构履行社会责任的经济责任层面,企业社会责任所要求的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是金融监管、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所不能提供的,因此,必须建立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制度,这一制度与金融监管、治理结构、内部控制相结合,使金融危机产生的可能降到最低程度。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与金融机构的监管、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之间的关系如下:
三、对建立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制度的建议
金融机构作为特殊的企业组织,其独特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它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金融是社会的血液”,在现代社会,金融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历史上的金融危机以及潜在的金融体系风险,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金融机构因其独特的地位发挥比其他一般企业更加重大的作用也决定了它需要承担更加重要的社会责任。
(一)借鉴国外企业社会责任立法标准
随着企业引发危机以及社会问题的日益突出,国外对企业应当履行社会责任给予了立法上的支持。金融机构作为特殊的企业,要履行的社会责任也一并适用。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的企业社会责任立法浪潮中,以宾夕法尼亚州为代表的29个州修改了公司法,在其中规定“其他利益相关者条款”,要求公司经理为公司的利益相关者服务,而不仅是为股东服务。[6]在税收方面,1936年美国国会修改了《国内税收法典》,明确规定公司慈善、科学、教育等方面的捐赠可以扣减所得税,只要捐赠是为了实现公司有关的营业目标且向社会公共机构作出,或是为了雇员的利益等,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给予了法律上的利益激励。
(二)加强金融机构监管并确立社会责任的制度地位
金融监管是防止金融机构产生流动性风险的重要手段,此次金融危机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金融监管部门对场外交易监管的缺位。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otC)是指在交易所以外的金融衍生品,这种金融衍生品的交易并不通过期货交易所进行,而是完全由做市商各自单独进行报价完成交易,是一种一对一的交易模式。otC在美国既不归美国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监管,也不归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监管,并且1974年美国的商品交易法(Cea)正式免除了CFtC对otC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责任。高风险抵押担保债权(Cmo)、信贷资产的证券化(CLo)、市场流动债权的再证券化(CBo)、信用违约互换(CDS)等市场完全不受监管,也没有公开的记录显示债券违约卖方是否拥有资产进行协调,存在着极大的交易对手违约风险。[7]加强金融监管尤其是对场外交易的监管是今后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部门应当注意的问题。同时,还应构建金融机构履行社会责任的促进机制,以促成金融监管与企业社会责任的互动。
(三)加强金融机构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建设
1.治理结构、内部控制是对金融机构的内部监管。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是指机构内部管理与约束激励的方法。一般来说,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是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合理分配出资人、董事会和高级经营管理层之间权利与责任的制度安排,核心是解决公司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问题。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经营管理层组成的组织结构;二是建立在这种组织结构之上的治理机制;三是较好地处理治理结构、治理机制与金融机构风险控制的关系。由于资本市场发展状况、商业银行股权结构和控制权的转移、董事会的作用、业绩与收入的相关性、信息披露程度等的差异,当前国际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主要有英美模式和日德模式两种。我国金融机构的改革正在向以英美模式为主的方向发展,即保持金融机构经营的可竞争性以实施外部治理;合理配置和行使金融机构的控制权,使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相对称;董事会、经营管理层权责分明,并且有良好的考评和激励约束机制;清晰的信息披露和分析机制。
金融机构内部控制是金融机构的一种自律行为,是金融机构为完成既定的工作目标和防范风险,对内部各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从事的业务活动进行风险控制、制度管理和相互制约的方法、措施和程序的总称。一般来说,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包括以下几方面的要求:一是稳健的经营方针和健全的组织结构;二是恰当的职责分离;三是严格的授权与审批制度;四是独立的会计及核算体制;五是科学高效的管理信息系统;六是有效的内部审计。具体来看,内部控制主要包括金融机构内部组织结构的控制、授权授信的控制、信贷资金风险的控制、会计系统的控制、计算机业务系统的控制等。
2.加强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完成金融机构的经济责任。经济责任位于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的低端,是企业存在的首要义务。具体来看,即是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交易中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金融机构所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必须达到一定的效率,以消费者的利益作为产品提供的第一服务宗旨,并在事实上也形成对消费者负责的做法,这是金融机构所负社会责任的第一责任。金融机构的经济责任还包含着对金融机构股东负责的内在要求。金融机构产品提供与对股东负责都是在内部治理结构与内部控制两种管理交叉下进行的,因此,加强治理结构、内部控制以完成金融机构的经济责任是必然途径。
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与内部控制不是安全分开的关系,两个领域重叠交叉,共同构成金融机构的内部监管制度,这种情况源于治理结构与内部控制都产生于委托关系。[8]现代公司控制权与所有权的分离映射在内部控制思想上即是不相容职务的分离。而不相容职务分离作为一种思想不仅用于内部控制系统的构建,也用于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的构建。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具有思想同源性,即在委托关系成为现实的情况下,实现不丧失控制的授权,这为金融机构实现治理结构与内部控制的对接,完成金融机构的经济责任提供了思想基础。治理结构与内部控制的思想给予金融机构承担社会责任的主体与实施者,公司是社会责任的主体,管理者是社会责任的实施者。
(四)加强金融机构伦理责任与慈善责任
金融机构担负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并不是必须的义务,而是金融机构作为社会组织对其他群体的社会道德责任。从法律意义上讲,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并不是金融机构必须履行的责任,但若金融机构通过履行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其影响将是深远的,在长时期内对金融机构本身的发展也更为有利。以金融机构中的银行为例,其发放贷款的方向对整个社会的资金流向有很强烈的指导意义。银行若担负起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其贷款的对象将在通过资金获利能力筛选之后进一步通过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的筛选,那些盈利能力强但对整个社会发展不利的企业便不应在银行贷款的考虑范围之内,而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更应当得到银行的关注,比如,农民工接受培训的教育贷款、西部贫穷儿童的教育贷款等。
综合而论,加强金融监管和金融机构内部治理结构、内部控制等手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或控制金融风险。但作为一种特殊经济组织,金融机构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决定了仅仅依赖外部金融监管和内部治理结构、内部控制来降低或控制金融风险是不够的。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世界各国都注意到作为法人的企业因具有人格化的法律地位,其行为带来的社会影响是显著的,更勿论金融机构作为一种企业对社会的影响力。建立金融机构的企业社会责任促进机制是必要的,该机制应从金融监管、治理结构、内部控制等方面结合企业的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建立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制度,以获得金融体系的平稳运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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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治理篇10
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公司,尤其是大型金融机构因其良好的业绩一度辉煌,其股公司治理模式被许多国家奉为圭臬。然而我们认为,由于国情不同,“好的公司治理”仅仅是一种相对和动态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不可复制的。本轮金融危机更有力地向我们证实,在公司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上根本不存在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信条。
“股权结构越分散越好”的信条反思
长期以来,我国许多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于大股东手中,甚至是国家控股。“一股独大”容易导致关联交易、董事会独立性不足、小股东权益受到侵害、公司控制权市场无法发挥作用等诸多问题。有学者主张,我国上市公司应效仿英美公司,通过国有股减持、增发社会公众股等方式,实现股权结构的充分分散化,以解决“一股独大”的问题。
我们认为,这种“股权结构越分散公司治理越好”的观点是缺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有失偏颇。公司治理的核心是正确解决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之后,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的委托问题,最优的公司治理结构应是股权分散和股权集中的一种适度平衡。股权结构分散下的英美公司治理事实上存在难以克服的内部人控制等委托问题:分散的小股东通常没有能力监督管理层,而且由于“搭便车”的问题也不愿意监督管理层;管理层为了追求自身短期利益最大化可能无视公司长远的利益,在公司发展战略及经营管理上严重背离其应尽的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从这个角度看,在股权相对集中的情况下,大股东倒是往往能够有效地监督管理层。而我国的法律传统、意识形态、行业特点和市场发展程度决定了我国现阶段大型金融机构不可能推行公司股权的高度分散化。同时,股权集中公司和股权分散公司面临的基本公司治理问题差别很大,不能简单模仿照搬,应从实际出发,有选择地停止使用根据处理股权分散公司治理经验建立起来的治理标准,努力发展适合股权相对集中的公司的良好公司治理标准。
“独立董事越多越好”的信条反思
从表面上看,我国上市公司基本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建立了以董事会为核心,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管层相互制衡的公司治理架构。为解决股权过度集中导致的董事会由大股东或管理层操纵问题,监管机构开始重视设立独立董事,以增强董事会监督高管层、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能力。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真理再向前多迈一步往往可能变为谬误。
我们认为,公司治理的实质是各相关方利益之间的一种有效制约和平衡。为了避免控股股东不当侵犯中小股东利益和内部人控制问题,独立董事应该占有董事会的一定比例,但并不一定是越多越好。从本轮金融危机也可以看到,英美银行业公司中的独立董事的数量并非不足够多,但众多的独立董事并不一定能够保证每个人都具备良好的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独立董事制度作用的有效发挥,除了要求独立董事具有形式上的、最起码的外部独立性之外,更应该对每位独立董事的工作经历、专业水准、人格品质提出更高的要求。应将关注的重点放在独立董事的专业性本身及其为董事会高效运作所作贡献的实质方面,而不是简单纯拘泥于独立董事人数多寡的形式方面。
“股权激励力度越大越好”的信条反思
理论上流行的看法认为,股权激励机制作为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激励高管层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而且激励力度越大越有利于解决委托人和人目标函数不一致的问题。在实践中,几乎所有的英美上市公司都实施了股票期权或股票增值权计划,将高管巨额薪酬的相当大比重与公司利润高度挂钩。我国许多上市公司也纷纷引入了股权激励机制。
本轮金融危机中,西方国家金融机构股权激励机制的失灵遭到了人们的普遍质疑,值得我们对备受推崇的股权激励机制进行理性思考。我们认为,单靠股权激励机制并不能够很好弥合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分歧。诚然,公司高管通过努力经营提高公司业绩会导致公司股价上涨,既增进了公司和股东的收益也增加了高管的股权激励性收入。但是,如果公司治理的体制和机制不完备、有缺失或监督不到位,公司高管也可以通过操纵财务报表上的收入、牺牲长期利益以谋求短期高效益和高股价等方式来实现个人报酬的最大化。此时高管收入与股东回报最大化或者公司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就发生了冲突。
另外,现有股权激励机制往往强调奖赏和激励的方面而偏废了惩罚和约束的方面,容易助长公司高管的过度冒险行为和金融机构的短期行为,使其不顾审慎性要求和公司的长期持续发展,从而带来的巨大风险隐患。本轮金融危机中的事实证明,即使在冒险中失败,金融机构的有些高管也能够通过在另一家金融机构谋职或自己创办企业来安然脱险。
“股东利益至上”的信条反思
传统的公司治理理论将股东利益至上视为不容置疑的信条。如资产专用性理论主张,股东为企业投入了大量的专用性资产,承担着企业经营的风险,因而应拥有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并在企业中处于支配地位。委托理论则强调,董事会和管理层作为公司股东的人,应对公司股东负责并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
我们认为,对于现代企业而言,企业的经营管理不仅影响股东利益,还涉及债权人、客户、员工、供应商、社会和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尤其对于金融机构而言,高杠杆率在有限责任原则下致使股东对公司的资产投入和风险承担远低于银行客户、低于存款人或贷款人。同时金融机构由于内在脆弱性和风险扩散性而对经济金融秩序具有极强破坏力,片面地强调和简单地奉行股东利益至上信条会激励股东与管理者过度冒险,侵害存款人、贷款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实际上,本轮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就是奉行股东利益至上信条的金融机构,它们在盲目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严重损害了客户和社会公众的利益,结果反过来自身也深受其害、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
“大而不倒”的信条反思
在美国,金融机构“大而不倒”的观念由来已久,影响深远。当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后,随之而来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这似乎印证了“大而不倒”的正确性。最近,这种观念萌发了解决“大而不倒”问题的所谓思路,就是如果某金融机构规模过大以至于不能倒闭,那就通过拆分或者其他方式来削减其规模。
我们认为,简单地将“大而不倒”作为一条原则,盲目地加以坚持是不对的,这种观念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难以得到支持。首先,“大而不倒”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和优胜劣汰规律。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政府和监管机构也无力拯救所有濒临破产的大型金融机构,必要时有选择、有序地允许其倒闭是现实和合理的选择。更重要的是,“大而不倒”观念容易引发典型的道德风险问题,纵容大型金融机构的投资者、管理层和债权人只追求规模的无限扩张并毫无顾忌地从事高风险的投机活动,而一旦风险恶化后则设法逃避市场的惩罚。
事实上,纠正或解决“大而不倒”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得出结论,即一定要限制金融机构的规模。因为,规模很大程度上是依据需要发展而来的,是系统运行主客观协调统一的结果,而且一定的规模本身可以降低经营成本,给股东、消费者、客户乃至整个经济创造价值。规模经济理论在这一点上是没有错的,人为地限制一家金融机构的规模也是没有道理的,甚至是削足适履的愚蠢之举。对于“大而不倒”带来的有关问题可以从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同时寻找解决的途径。从外部来说,应该寻求建立一个良好的监管体系,在允许金融机构满足个人和机构客户需求的同时,确保即便最大的银行遇到麻烦时,也能够在总体上不危及纳税人和整体经济的情况下有序破产。从内部来说,则需要始终强调“审慎经营”的原则,牢固树立风险观念,避免盲目地片面地求大。机构发展不仅要“做大”,还要“做强”。
“国际监管准则不容置疑”的信条反思
目前,国内金融监管准则存在着不断吸纳国际监管准则的趋势。在实务上,不少商业银行的董事和高管也言必称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或国际会计准则,唯其马首是瞻,似乎这些国际监管准则是不容置疑、必须无条件加以遵守的。
我们认为,对国际监管准则要有客观的认识。国际监管准则作为发达市场国家或国际权威机构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经验的总结,有许多东西值得借鉴,而我国商业银行要实现国际化也需要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国际监管准则尽善尽美、不容置疑。本轮金融危机暴露出国际监管准则的顺经济周期性缺陷就是明证。就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而言,资本充足率计算中的风险权重在经济上行阶段通常较低,资本充足率因而较高;而在经济下行阶段则完全相反。因此,金融机构倾向于在经济上行阶段通过信贷扩张与资产购买等方式提高杠杆率,从而导致繁荣时期的泡沫累计;在经济下行阶段则通过信贷紧缩与资产抛售等方式降低杠杆率,从而拖延衰退时期的复苏时间。类似地,以公允价值计价的会计准则也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极易形成“价格下跌――资产减记――恐慌性抛售――价格进一步下跌”的恶性循环,加剧了市场恐慌和市场波动,对金融危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由此可见,国际监管准则也是处于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我们不必奉为圣经,而应结合实际批判性地加以吸收、利用。
几点启示和建议
本轮金融危机为我们提供了汲取发达国家公司治理教训的绝佳机会。毋庸讳言,后危机时期,我国金融机构将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挑战以及由此带来的公司治理问题。从外部来说,要有个治理环境,包括加强金融监管的问题;从内部来说,则要认真研究解决科学发展和改革创新等重要问题。
加强金融监管
重视系统效应的监管责任。本轮金融危机在金融监管方面最主要的教训之一,是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效应及其监管责任的疏漏。危机发生之前,似乎任何一个金融机构都可以提出一个政策目标,且这些政策目标都被狭隘定义以便量化,而对于系统效应的责任则被遗漏。单一金融机构的理性和稳定运行不一定能带来整个金融体系的理性和稳定。因此,建立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为目标、以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效应为监管对象的宏观审慎监管机制是健全稳定的金融体系、加强各机构公司治理的重要基石。
建立综合监管模式并加强国际监管合作。本轮金融危机充分表明,随着金融创新的活跃和金融产品的发展,传统金融子市场之间的界限已经淡化,跨市场金融产品日益普遍,跨业监管和跨境监管以及国际间的协调和合作显得日趋重要。建立覆盖面宽的、科学合理的综合监管体系有利于消除监管空白,减少监管重叠,提高监管效率。随着我国金融综合化经营规模的扩大,亦有必要加紧探索改变多年来单一的、缺乏沟通协调的条块分割的分业监管模式。同时,随着“走出去”战略的选择和实施,应积极推进国际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避免各国监管竞争纵容各自金融机构的高风险行为,从而防范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在全球蔓延。
未雨绸缪,开展逆经济周期监管。本轮金融危机中北美的加拿大和欧洲的西班牙经济及金融系统受到冲击较小,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强化监督,防患于未然。加拿大在美国次贷风靡全国时,仍要求银行住房贷款要坚持原则,坚持底限,对金融衍生工具的适用有严格的控制;西班牙金融监管当局则早在5年前就开始进行逆经济周期监管,从而在全球危机爆发时没有陷入泥潭。由此,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应引以为鉴,强化监督,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或侥幸心理,在具体监管策略和方法上可以借鉴和探索开展逆经济周期监管。
强化风险管理
坚持稳健经营理念。金融危机中,很多问题公司的风险管理制度不可谓不严密、风险管理技术不可谓不精良、风险管理人才不可谓不优秀,问题的关键很大程度上出在没有坚持审慎原则,没有牢固树立稳健经营的理念。无论是股东、董事会和管理层,都不同程度地淡化了风险理念,放弃了原则,追逐短期利益,从而忽视过度冒险政策的后果。事实证明,只有控股股东、董事、高管和普通员工都牢固树立稳健经营的理念,并将其外化为公司的决策及其实施行为,才能及时有效地预测、评估、防范和化解风险。
加强全面风险管理。当代金融机构处于各种风险互相交织、互相演化的发展环境中。这更需要金融机构从多元立体的维度审视并控制各种风险。董事会应在风险管理方面充分发挥导向和制衡作用。一是明确公司风险偏好和风险限额,并要求管理层在发展业务过程中严格执行。二是将“风险扣除”的概念引入高管薪酬结构,利用激励约束机制引导管理层平衡发展与风险的关系。三是建立畅通的风险信息报告渠道,使董事会能够第一时间掌握最全面的公司风险信息。四是根据公司整体风险状况和外部经济金融形势,督促管理层采取有效措施控制风险。
合理设计薪酬激励机制
确立公正透明的薪酬决策程序。薪酬激励机制的首要改进方向是确保高管薪酬经由公正的决策程序确定(如执行董事不参与高管薪酬方案的决策程序,董事自身的薪酬方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以及提高薪酬方案的透明度(包括使用简明的非专业术语披露薪酬方案总成本、绩效评价标准、薪酬计算方法和调整方式等)。
构建公平合理的薪酬构成体系。本轮金融危机的教训之一就是要综合考虑基本薪酬、年度奖金和长期激励等激励工具在薪酬结构中的比重,合理匹配短期激励与长期激励、薪酬水平与经营业绩及风险的关系。为了有效抑制金融机构管理层盲目追求短期利益的冒险动机,基本薪酬的绝对水平要比较高,提高绩效薪酬中长期激励的比重,降低短期激励的比重,并将长期激励的兑现条件从股票价格等市场指标更多地转向关注可持续发展的内部绩效指标。
强化薪酬激励机制的约束功能。从本轮金融危机可以看出,如果薪酬激励机制光看业绩而不看风险、只重奖而不重惩或者奖惩失当,就会失去应有的激励约束功能,沦为管理层谋求私利的工具。实践证明,高管绩效薪酬要根据公司整体风险水平进行调整,使风险成为管理层提高绩效薪酬水平的重要约束因素。同时,要特别重视未来风险在薪酬确定中的作用,对高管层及对风险有重要影响的员工实施薪酬的延期支付。
完善公司治理机制
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加强董事会建设,增强董事会的决策能力和监督能力。通过本轮金融危机使我们深刻认识和体会到,公司治理的好坏,与董事会作用的发挥与否有直接关系。董事会要真正发挥作用,首先必须关注和加强研究新形势下银行科学发展全局和战略的重大问题,并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高素质董事会是公司决策科学、高效的保障。在选任银行董事时,除了要考察董事候选人是否符合任职资格,更重要的是考察其是否具备胜任董事职位的眼界、胆识和能力。银行的董事会应由与银行业密切相关的多元化知识结构、经历、背景和资源的董事所构成,每位董事的个人专长能够与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管理等特质相匹配。董事会内部运作的理想境界并不是一团和气,而应该是在共同的战略目标下,坦诚相处,各抒己见,“和而不同”。而在股东、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之间则应该努力形成权责分明、各司其职、相互协调、有效制衡的运作机制。且董事、监事的定期培训应该坚持,不能放松,对董事、监事和高管层成员的履职能力和尽责情况评估亦十分重要。
在创新中求发展
金融创新是双刃剑,用得好,它是金融发展的动力,如果放任自流或过度滥用,必将导致风险高度累积和爆发。本轮金融危机金融机构无视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过分追求短期利润,而外部缺乏相应监管,加之金融产品设计过分复杂以及滥用资产支持证券及其他金融衍生工具,严重脱离实体经济需要和风险掌控能力,进而引发金融风险呈几何式增长以致于完全失控。但是应该看到,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并不是金融创新本身,而是在创新背后所掩藏的人性的贪婪和恐惧。在我们高度关注伴随金融创新而来的负面效应的同时,不能简单地否定其重要性。从历史看,金融创新是金融业持续发展进步的动力源泉。事实上,不论从本国经济金融发展考虑,还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的金融创新尚处于起步阶段,远远不能满足实体经济的需要,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工具的创新运用不是过度而是不足。在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的今天,中国银行业的改革迫切需要在创新中求发展,而不能犹豫彷徨,停滞不前,更不能因噎废食,重回老路。应紧紧抓住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和银行业发展带来的难得机遇,以科学发展为引领,大力推进改革和创新,在坚持“成本可算、风险可控、信息透明”的基本准则下,紧随着实体经济的发展和新经济的需要,合理设定自身的战略定位,有步骤、有计划地主动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结构,在不断创新中解决发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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