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的问题篇1
关键词:经济纠纷风险损失承担
一、由于政治原因使原来的经济活动不能正常进行产生的风险和由于政策变动带来的风险的处理
国际间两国政治关系恶化，往往引起在经济上采取一些敌对措施，如制裁、封锁等，使原来两国企业间订立的进出口合同以及与这些进出口有关的采购出口产品与销售进口产品的合同无法履行。这种情况对当事人来说无法预见，不能避免和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变化，原合同可根据具体情况作不可抗力提出解释或变更合同，可以不再继续履行，不追究原合同的违约责任，但要采取积极措施减少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如向别的国家推销已经采购的商品或转内销等。在采取积极措施后仍然产生的经济损失，应该由合同双方共同分担。
由于政策变动引起交易关系发生较大变化时，也可按不可抗力对原合同进行修订。产品价格由国家控制改为市场调节，就属于政策变动，原来按国家控制价订立的合同，应按新价进行修订而不再按合同履行。
二、由于市场急剧变化给合同履行带来较大风险损失的处理与损失责任的承担
经济合同的履行，是指双方当事人按照合同的规定，完成自己所承担义务的行为。其中实际履行是一种重要履行方式，在实际履行中当事人必须按照经济合同所规定的标的履行，不能用支付违约金来取代履行合同的义务。合同当事人一方违反经济合同时，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如果损失超过违约金，还应当进行赔偿，以补偿违约金不足的部分。如果对方要求继续履行合同，还应继续履行。只要在特定情况下，才允许不实际履行。但违约方应当赔偿经济损失。可是在市场经济中，市场供需情况变动往往会引发商品价格的急剧变动，给已订立合同的履行带来较大的风险损失，履行期长的合同更容易遇到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发生风险损失后，有的当事人往往因对方当事人履约中存在的问题认为对方违约，要对方承担风险。
一般的价格波动是经济活动参与者应该预见到的，一般的风险应由当事人按合同履行按合同约定承担责任。但一些大的波动往往又是当事人难以预见、避免，无力克服的，有时又会给当事人带来巨大的风险损失。应该允许采取一些补救办法。特别像某些产品，原来供不应求，预计需求量很大，价高利大，引起不少单位投资建厂、订购原料、扩大生产，不少商贸企业大量订货。但由于对需求预计过高，或出现了特殊情况，就可能出现供过于求，价格猛跌，使不少合同履行带来巨大的风险损失。对这种纯属市场变化带来的风险，是否可规定一个界限，当价格变动超过一定范围，或交易额亏损超过一定数额，允许对原合同进行修订。允许一方要求对方对尚未采购的商品不再采购和不再供货。长期合同更应允许对后期的合约条款修订或撤销尽量减少风险损失。如果价格的波动确实给一方在经营中带来巨大的风险损失，是否还可允许对原合同价格作适当调整，由供方让点利。如果一方因陷入困境，但还有复苏的可能，则在还债期限上给以宽限，使其不致因偿还到期债务陷入。一些履行期较长的建筑承包工程，如果建筑材料价格上涨超过一定程度，也应允许对承包价格作适当调整。
对一方在履行中有违约和瑕疵的情况，也要作实事求是的分析。一方严重违约，另一方当然有格撤销合同，由违约方承担风险损失。但如果一方正在履约，只是交货晚了几天，或质量基本合格，只是有些小毛病，仍可正常销售，就不宜撤销合同，而应在履行合同的基础上合理承担风险损失，要求在履约中有过错的一方承担相应的风险损失。
在已经发生风险后，双方都应采取积极措施处理标的物，尽快减少损失。不要因不履行合同而扩大损失，如果因为不履约不能及时处理标的物而扩大的损失，而有过错的一方应承担损失扩大的责任。
三、几个有关联的合同发生风险损失时的综合处理
所谓有关的合同，是指与一项交易有关的几个联系合同，或为完
成某项交易而订立的几个不同要素的合同。也指有关当事人之间有性质相同或相近的几个合同。发生风险以后，这几个关联合同的债务人没有能力全部偿付各个有关联合同各债权人的债务，但还控制着这些关联合同履行中的部分财产，在这类情况下，综合处理几个合同的债权债务关系，比单个处理各个合同关系，可以更公平合理地调整几个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
一种情况是某一宗交易中的一个当事人经营失误，无力全部偿还，欠下几个有关联合同当事人中的几个债权人的债务。
还有一种是按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关系，一般情况风险应由某一方承担，但因有关联合同当事人之间的特殊约定，其他当事人对承担风险也有一定的责任，则风险损失也可特殊处理，由有关当事人共同承担。譬如银行之间的拆借合同，拆出行一般是不承担拆借资金贷出后的风险的。只要拆入银行继续经营，没有倒闭，就必须按拆借条件按期向拆出行归还资金。拆入行将拆入资金用于何处，则完全是拆入行自己的责任，拆出行不得干预，也不能在拆借利息之处谋取额外的利益。如果拆出行通过某种关系取得某种特殊的额外利益，那就把原来单纯的拆借关系为一种新的关系，则风险损失的承担可能又需要重新研究。
四、经济活动中有欺诈或一方当事人被诈骗时风险损失的承担
经济活动中有欺诈或欺骗行为，往往给对方造成损失。参与经济
活动的当事人，都应该提高警惕，避免被对方欺诈或诈骗，减少因此带来的损失。但一旦遇上，一般说被骗的就只能承担损失风险，不能无根据的设法把风险转嫁给其他人，更不能损害善意第三人的正当权益。欺诈一方自己遭遇到风险损失，更应由自己承担。
1．债权人自己进行欺诈活动的，无权向受骗的另一方要求赔偿风险损失。
2．债务人以欺诈手段骗取了某些人的资产用于归还所欠债务时，要根据具体情况注意保护新老债权人的正当利益。并尽量减少总的风险损失。
正常经营的当事人，有时也会因资金周转的关系将某一笔收入用
于履行新的合同的资金去归还到期欠款的，只要用于履行新合同的资金确能如期支付，就能维持继续经营。但有的已经经营亏空的当事人，事实上已经资不抵债，在债权人索债时，往往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新的客户的资金向老债权人偿债，新的债权人在协议无法履行时也提出索债，造成复杂的债务纠纷。这些问题就要根据具体情况慎重处理。
如果一个债务人还在正当经营，经营的基础上还能维持一定的盈利，过去是由于某些具体原因遭到意外风险有一定亏损未能偿还到期债务，现在要立即偿还已到期债务也将速使业务无法维持下去，但如果适当延长还款期限，允许债务人继续经营，有计划的逐步用收益偿还各个债权人的债务。如果欠下的债务是短期间无法弥补的，当事人采取的是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由应及早申请债务人破产将其全部财产公平偿付给有关的债权人。而不要让债务人继续向新的债权人借贷，继续扩大债务损失。
3．因被欺诈和被诈骗产生的风险损失，不应转嫁给没有过错的第三人。
己于人因被对方当事人欺诈或诈骗，债权不能回收，债权人追究对方尽量多收回债权，减少损失。可以积极向债务人追索，在了解到债务人某些资金与财产的去向时也可向从债务人处拿到过资金与财产的当事人追索。这要严格根据实际情况处理。有的拿到资金的单位并不了解欺骗情况，拿到的资金是通过财产正常交换取得，是付出了正当对价的，是善意的第三人，就不能用损害他们利益的办法来保护被欺诈遭受损害的一方。被骗人应自己承担被骗的损失。如果从债务人处取得资金与财产的知情人，是参与欺诈或代诈骗方保管财产没有付出过价的，可以用他们从债务人处得到的资金偿还债权人，但必须有充分的证据。
五、当事人在合同中关于风险损失承担约定的合理性有效性
当事人在合同中订有关于风险损失承担的约定，只要确是在平等
协商的基础上达成的一致认识，一般应承认有效。可以以此来确定风险责任的承担。但要严格约束其适用范围。
有的当事人在交易伙伴要其帮助推销产品时，同意帮其物色介绍购货人，但要求销售方在销售时自己注意货款回收，力争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般说销售中的风险，介绍方不承担。
的有购销合同的购货人，对售货人资信不够信任，要求售货人的开户银行，对购货人预付的货款，监督其专款专用，这家银行同意监督专款和，并盖了章，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售货方动用这笔款项不属专用，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属于专款专用，付款后即使发生风险，银行也没有责任。
又如有的三角合同，甲向乙购货并已付款，乙向丙购货但未付款，乙通知甲去丙处提货，提货时丙告甲：乙尚未付款，并要甲在承诺“如乙不付款由甲向丙付款”后才允许甲提货。甲作了上述承诺才提了货。在这交易过程中，毫无疑问，款是该乙支付的，但乙没有资金付款风险却由该丙承担而转由甲承担，如乙不能及时向丙付款，就得由甲向乙付款，再由甲向乙追索。
有的当事人知道洽谈对方有到期贷款还未归还银行，但还有能力履行拟议中的合同，即向该开户银行提出，如果与该贷款单位订立合同并支付购货款，银行将支持该贷款人履约而不扣该笔款用于还贷，如果银行作出承诺，就不应扣这笔货款，不应将贷款人不能还贷的风险转嫁给购货人。
有的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当事人对风险责任承担的约定有过变更，并于风险承担就要全面综合分析。
有的合同关于风险责任承担的约定显失公平的，应确认其无效。联营的风险一般是应共同承担的，出现一方固定得益，不承担风险的约定，一般应确认其无效。但也有时一方为支持另一方，原意提供一定比例的资金参与共同经营，要求的收益又大大低于这类企业一般的收益水平，这约定又可承认其有效。如联营约定中一方的固定收益不低，又不承担风险，则这种约定应为无效。
市场经济中繁杂众多的经济活动，要有秩序地进行。这秩序是靠经济合同维持的，按合同约定该谁承担风险就由谁承担风险，要维护经济合同的严肃性，这是促使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不可少的一面。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发展中常有超出一般预见的剧变或特殊情况，还有时会遇到一些有特殊纠缠难以单个处理的复杂经济关系，对这些特殊情况下产生的风险要探索特殊的风险承担办法。再者，市场经济高度发展以后，政府的经济管理部门为了维护与支持经济的发展，减少盲目性带来的损失，也要采取一些宏观调控性的政策措施，这对总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却可能给此前订立的某些经济合同的履行带来风险。因此，除了按经济合同的约定来确定风险损失的承担外，还应对一些特殊情况下风险损失的承担有更合理的处理办法，更公正地保护各方当事人的经济利益并促使经济活动更健康的发展。
1．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或履行合同中，对可能发生或可预料
某种风险损失由谁承担作出约定，约定必须是双方自愿的，公平命题的。如果约定显失公平，可根据当事人的要求宣布其无效。
2．一般的风险损失，应在合同按约定履行后，由责任方承担。
一方严重违约，另一方可撤销合同并要求违约方赔偿风险损失。双方都在履约而一方有轻微违约时，合同仍应履行，违约方应对由于违约而引起的或扩大的风险损失，向另一方负赔偿的责任。
3．由于国家间政治恶化而采取某些经济措施影响原先企业间
订立的经济合同的正常履行、由于国家政策的变化引起的市场变化，可以作为不可抗力，可以据此对原订合同撤消或修订。因履行原订合同已经造成的损失，可按实际情况由双方分别共同承担。
4．市场情况发生了非当事人所能预见的重大变化，应允许当事
人对原订的合同进行修订，部分不履行或不再履行。由于市场变化引起的合同履行中发生的经济损失，除按合同约定由履约方承担外，呆根据市场变化能否预计和避免，履约中有无过错等具体情况，适当减轻履约方的责任或由双方共同承担。对市场重大变化的界定，可以有一定的数量界限。
5．由于一当事人的过错使一项经济交易有关的几个有关联合同不能履行，不过错的当事人欠下几个债权人的债务已无力全额偿还。如果这几个债权人都没有过错，或都有同样的过错，可以将债务人在整个履约过程中尚留下的财产，比例偿付各有关债权人，并要求其在今后经营盈利中继续偿还债权人，使各个债权人公正承担风险损失。
6．该由某一方承担的风险损失，不能无根据转嫁给其他当事人，更不能转嫁给付出过代价的善意第三人。
参考文献
1、漆浩等《消费者权益保护手册》蓝天出版社
2、毛端稚等《新类型经济纠纷案件审理》人民法院出版社
3、蒋金华《经济法学》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4、陈年冰等《合同法与合同争议的解决》中国法制出版社
5、莫莉君《债务与合同纠纷证据指南》中国法制出版社
经济纠纷的问题篇2
【摘要题】法学与实践
经济法纠纷与接近司法
经济法是国家调节经济之法。在国家经济调节中，国家(或其代表)作为一方主体，运 用干预、参与、促导的方法调节经济，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和发展。获益者为了最 大限度地争取国家调节带来的利益，受损者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既得利益的损失，利益 的争夺在所难免，纠纷也就在所难免。
笔者认为，任何纠纷都必须有解决的方法和途径。解决纠纷的方法有四种：协商解决 、仲裁解决、行政解决和司法解决。司法解决被认为是最后的解决纠纷的办法。对通过 其他方式仍然不能解决的纠纷，这就涉及到当事人是否可以请求司法解决，即是否有“ 接近司法”之权的问题。
这里，笔者把国家经济调节中出现的法律纠纷称之为经济法纠纷。经济法纠纷的解决 方式，也无外乎协商、仲裁、行政和司法四种方式。但是，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以及 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与被管理主体之间的纠纷不适宜仲裁解决，因为仲裁机构为民间组织 ，不能对国家机关行使裁判权。经济法纠纷应否接近司法，应区分不同情况：1.经济调 节主体主要是国家行政机关，根据“任何人不得为自己案件的法官”的原则，行政机关 不能自行解决与其发生的纠纷；上级行政机关与下级行政机关的天然关系，也使其难逃 “官官相护”的指责，难以给相对人公正裁判的信心。因此，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与被管 理主体之间的纠纷不宜由行政机关作终局裁决，应当能够接近司法，除非另行设立某种 独立于经济调节主体的独立裁判机构。2.被调节管理主体之间的纠纷，是平等主体之间 的纠纷，按照各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基本上能接近司法，也除非另行设立了专门的裁 判机构。3.经济调节主体之间的纠纷，在有些国家是可以接近司法的，如“在美国，几 乎没有什么政治问题不是或早或晚转变为司法问题的”。在中国，是否应当允许接近司 法，则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经济法诉讼问题
2000年8月，从最高法院始，各级法院实施撤销经济审判庭的机构改革方案。笔者认为 ：其一，无论经济审判庭存在与否，中国的经济法诉讼是一直存在的；其二，即使在经 济审判庭存续期间，经济法诉讼案件也不全由经济审判庭审理，而经济审判庭审理的也 不全是或者说主要不是经济法诉讼案件。因此，以经济审判庭之被撤销来否认经济法的 可诉性，进而否认经济法诉讼的存在，是不恰当的。但中国远未解决经济法纠纷接近司 法的问题。接近司法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形式意义的接近司法，即当事人享有请 求司法救济的权利；二是实质意义的接近司法，即司法能真正有效地实施对权利和利益 的救济。
从实际意义的接近司法来看，世界上在各类诉讼中普遍存在的接近司法的实质障碍， 如贫穷者请不起律师、法律援助供给不足、诉讼成本过高、诉讼效率过低，等等，中国 的经济法诉讼同样面对。除此以外，更有以下障碍：司法受到行政干扰：“厌讼”的传 统观念；司法审查的局限；公私益交织的诉讼未得到法律的特别支持。最后一点特别重 要，经济法是社会化的产物，包含了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关怀，经济法纠纷往往是私人利 益与公共利益的交织与对抗。解决经济法纠纷的诉讼中，有很大一部分案件，当事人在 维护自己利益的同时，也维护了社会公共利益。在有些案件中，维护的私人利益与维护 的公共利益相比，已经显得微不足道。对于这种诉讼，当事人与应诉在经济上往往 并不合算，需要国家给予特别的鼓励措施(如惩罚性赔偿)，而我国在这方面几乎为空白 ，因此，当事人参与诉讼的积极性很有限。
司法解决的方案
为了解决经济法纠纷接近司法问题，近年来法学界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囿于传统的三 大诉讼理论，许多诉讼法学专家不承认有新的经济法诉讼类型，但也意识到了所谓“现 代型诉讼”带给诉讼法的冲击。经济法学界对此问题更是殚精竭虑，提出了种种有价值 的学说。
笔者认为，法学研究是有价值的，学者们可以做形而上的追求：但法律首先是务实的 ，必须体现对现实的关怀。对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的法律制度设计，必须扎根于中国的 政治、法律和文化的土壤中。现阶段，寻求一种能为经济法学界、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 务界共同接受的方案，且这种方案能基本解决经济法纠纷的接近司法问题，也许是最明 智的选择。按照我们的理解，经济法调整对象具有广泛性、调整方法具有综合性，经济 法纠纷呈现多样性，建造统一的经济法诉讼制度是不现实的。相反，对于违反经济法的 犯罪行为，按刑事诉讼处理，对于行政机关与被调节管理主体之间的经济法争议交由行 政诉讼处理，对于被调节管理主体之间的纠纷适用民事诉讼的规定，有其合理性。当然 ，经济毕竟有其特殊性，三大诉讼显然也不能解决所有的经济法纠纷，对于现有三大诉 讼不能解决或者不能很好解决的经济法纠纷，必须创设新的诉讼制度。笔者认为，具体 来说，对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的方案应该是：
1.将一切犯罪案件归于刑事诉讼，违反经济法的规定，情节达到了犯罪的程度，就同 时触犯了刑法，这和违反民法、行政法的规定、情节达到了犯罪的程度一样，都应按照 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不应再视为经济法诉讼的范围。
2.对于按照现行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能够很好解决的经济法纠纷，仍然按照现有的法 律规定解决，只要经济法上的权利受到侵害时能够得到充分的司法救济，当事人并不关 心救济的程序是民事诉讼程序、行政诉讼程序还是经济法诉讼程序。
经济纠纷的问题篇3
关键词经济法律诉讼解决模式
中图分类号：D912.29文献标识码：a
经济是不断发展的，我们在享受经济发展好处的同时，不可避免的也会遇到经济纠纷的问题。社会存在就会有纠纷，解决好纠纷是社会的内在需要，也是日常生活顺利进行的保证。纠纷解决方式有多种，如可以在当事人之间进行私下的协商和解，可以借助第三方进行调解、仲裁和行政决定等，但是总的来说就是概括为诉讼与非诉讼解决模式。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目前正处于一个由传统的非诉讼向现代的诉讼转变时期，不管哪种纠纷解决方式都有其本身的特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两种经济纠纷解决模式对于解决广泛存在的利益冲突和经济纠纷有着独特的作用。
一、诉讼解决模式
（一）诉讼解决模式的定义。
诉讼解决方式一般指就是民事诉讼制度。民事诉讼制度是一个国家民事诉讼运行整套系统，具有规范化和制度化的特点，它包括了若干具体的诉讼制度如制度、财产保全制度、先予执行制度、庭审制度、判决制度、上诉制度、再审制度和执行制度等等。民事诉讼制度是运用体制的概念从宏观的角度阐释民事诉讼制度，以逻辑演绎为出发点，从整体和宏观方面把握民事诉讼的运行。
（二）对诉讼解决模式的客观认识。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期，各种利益关系纷繁复杂，人们的各种观念也在发生改变。诉讼解决是一把尺子量天下，它是执法者依据法律，注重争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平等统一，强调解决程序的公正性及结果的客观性，体现的是法律公正。诉讼解决具有权威性、终局性、客观性、可执行性等优点，但也存在程序繁琐、成本高、效率低等弊端，总的来说，诉讼是“赢家通吃”。
（三）诉讼解决的基本模式。
用民事诉讼解决经济纠纷有基本的模式，民事诉讼基本模式是对特定或某一类民事诉讼体制基本特征的揭示非诉讼解决模式。不同的人对一样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对民事诉讼基本模式的认识存在差异性，法律传统和法律文化对民事诉讼体制特定有着直接的影响。按照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理论，基本的民事诉讼是由若干诉讼法律关系构成的。而在这些民事诉讼的法律关系群中，法院或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最基本和最主要的诉讼法律关系。
二、非诉讼解决模式
（一）非诉讼解决模式的定义。
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又称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或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它是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或程序的总称。从它的名字可知，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是指发生纠纷的双方，在解决纠纷时不用经过法定机构或正式的法律程序，而是直接就有关争议的事项进行自我协商或私下调解，达到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
（二）对非诉讼解决模式的客观认识。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因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和宽容的人性美而屹立于世界前列。因此，对于经济纠纷，我们一直采取调解的态度，强调平等协商往往会收到良好效果，这也被被誉为“东方经验”。非诉讼模式突出双方的意志，具有自愿和民间的性质。它是通过协商及律师调解来解决纠纷，并无法律程序的约束。非诉讼模式具有随意性且缺乏强制性，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具有自主性、非对抗性、相互妥协性、经济性和灵活性等特点。总的来说，非诉讼是“各有所得”。
（三）非诉讼解决模式的构建。
目前在我国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中，缺少前置性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基于这一缺点，在构建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过程中，应该先完善非诉讼解决的调解制度；仲裁是一种还在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解决制度，它在一个特殊的位置，因此我们在构建非诉讼解决模式时要合理利用仲裁的优势、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优势；此外，非诉讼解决模式还有和解这一方式，任何一种方法都有相应的运用，我们要善于利用方法的特点来解决问题，因此在构建非诉讼解决模式时还要肯定和积极运用和解制度。
三、总结
目前对于我国经济纠纷案件的解决，存在“上法庭”的多，非诉讼解决的少。现在经济纠纷案件在增加但是经济纠纷解决机制不畅，对于不同的经济纠纷类型和严重程度我们要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不能一味的只遵循某种方式或用一种方法。诉讼解决模式和非诉讼解决模式各有各的优点和缺点，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和法治国家，我们可以通过经济立法来规范经济行为，通过强化法律的可诉性来解决经济纠纷；但是中国又是一个和平发展和友好和谐的国家，在对待纠纷上，协商、调解、仲裁这三种方式还是起到很大作用的，我们在解决问题时首先想到的也是这几种方式。不管我们运用哪种方法解决经济纠纷问题，都要以维护日常生活的正常进行和维护社会的稳定为出发点和最终目标。
（作者：江山市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
参考文献：
[1]白冬.论经济纠纷的诉讼与非诉讼解决模式[J].现代财经.2005，2，25：70-73.
[2]周晓唯，胡强.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法经济学分析.制度经济学研究[J].2003，1：126-144.
经济纠纷的问题篇4
一、我市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总体情况及纠纷类型
近年来，特别是今年以来，由于农民对土地的认识因土地升值和种粮比较效益的提高，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在局部还相当激化。据有关区县基层司法所和人民调解委员会统计，今年以来共受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895件，比去年同期增加597件，是去年同期的3倍。
从我们调查的情况看，目前我市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主要涉及以下六种类型：
（一）农民失地或丧失土地承包经营权引发的占地补偿纠纷。
这类纠纷表现为：1、因非农建设征地如兴建住宅小区、修建道路、建设绿化带、建设工业园区和各类开发区占地，造成部分农户无地可种，引发的纠纷。有的村集体土地全部被征用，农民失去土地经营权；有的村集体没有机动地可以分配，丧失生活来源的农民没有得到占地补偿或是补偿标准不合理引发的纠纷。2、二轮延包时，部分从事二、三产业的承包户因嫌经营土地效益低，而放弃了土地承包经营，现在受免征农业税和粮食直补的影响，重新要求承包土地，由此引发纠纷。3、因婚丧嫁娶、生育，形成人员迁徙、人口变更而未取得土地承包权引发的纠纷。
（二）土地承包合同纠纷。
这类纠纷主要表现为：1、因合同内容不规范，签订合同时缺乏主要条款或主要条款约定不明确，引发的纠纷。2、因签订合同违反法定程序，承包方案没有经过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擅自发包引发的纠纷。3、因一方或双方不履行合同义务引发纠纷。发包方未按合同要求提供水电等合同约定的义务或承包方未在约定期限内交付承包费，引发合同履行纠纷。4、因合同变更或终止引发的纠纷。发包方将部分集体土地，低租金、大面积、长期限的承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或对外租赁给社会自然人、法人经营，造成少数承包人长期占用大量的土地资源，而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合同未届满的情况下要求变更合同或者提前终止合同收回已发包的土地引发纠纷。
（三）违法侵占、流转集体或个人承包土地引发的侵权纠纷。
这类纠纷表现为：1、因流转程序违反法律规定，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土地的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没有报发包方备案而私自流转土地引发的纠纷。2、因流转方式违法，法律规定采用书面合同形式流转土地的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仅以口头方式流转，引发的纠纷。3、因擅自改变承包合同引发的纠纷。土地流转期间代耕人未经承包人许可擅自与发包方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改变承包关系引发纠纷。4、抢种他人土地引发的侵权纠纷。
（四）土地相邻权纠纷。
这类纠纷表现为：1、因承包户间种植不同品种的农作物，如因栽种速生杨，影响相邻承包户农作物采光、生长而引发的纠纷。2、因截水、排水或在田头地界种植农作物，侵害相邻方有关权益引发的纠纷。
（五）农业政策调整引发的纠纷。
由于部分基层干部不能正确理解国家有关退耕还林或调整农村种植结构的精神，搞“无粮村”、“无粮镇”，造成一些种植速生杨、畜牧草的农民进退两难，原来承诺的优惠政策不再兑现引发的纠纷。
（六）干群矛盾引发的纠纷。
这类纠纷表现为：1、因农民反映村干部在土地承包过程中违反法定程序、暗箱操作擅自流转土地引发的纠纷。2、因农民反映村干部在土地承包中存在财务不公开、土地收入、补偿土地款支出不明、集体资产去向不明等经济问题引发的纠纷。3、因部分农民平时与村干部不和，借土地承包纠纷之机企图达到个人目的等。
此外，因二轮承包合同没有平面图或当时基层干部工作不细，造成实际面积与合同面积不符等引发的纠纷。部分村、镇有少量机动地作短期发包，由于费用低引发的哄抢等一些因基层干部政策水平不高，工作方法简单引发的纠纷等等。
二、我市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特点及主要原因
（一）当前，我市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具有以下特点：
1、土地承包纠纷涉及面广、参与人数多、容易激化。目前我市除东城、西城、崇文、宣武和石景山区外其他区县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土地承包纠纷。这其中，又以通州、顺义、昌平、大兴等城市化进程较快的近郊较为突出。参与的农民少则数十人，多则上百人，且多为失去土地而没有得到合理补偿的农民，这类纠纷涉及面广、事态不宜控制，如果处理不当容易引发恶性案件。
2、土地承包纠纷类型多样、成因复杂、有许多又是多年形成的积案、宿怨较深，调解难度大。仅粗略统计涉及土地承包的纠纷就有六大类，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既有历史遗留问题又有政策落实问题，既有补偿问题又有干群矛盾问题，因此调解起来难度相当大。
3、土地承包纠纷中集体上访、越级上访、重复上访现象突出。由于纠纷直接涉及农民最敏感的土地问题，因此，当农民的利益受到侵犯得不到有效保护或解决时，往往存在“把事态闹大，才能引起重视”的错误思想，认为只有通过群体上访等行为才能解决问题，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另外，在农民背后有一些人出于各种目的组织、挑动，故意制造不良影响，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4、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纠纷，它既涉及法律问题又涉及政策问题，带有明显的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阵痛的特点，对党和政府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是严峻的考验。土地承包纠纷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
（二）当前我市土地承包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
1、现行征地补偿制度与市场经济规则不相适应。土地是我国农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也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保障。农民一旦失去土地，就会成为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的“三无”人群。因此，任何涉及土地的问题都会触及农民最敏感的神经。目前，我市通州、顺义等郊区县，土地承包纠纷中涉及面广、参与人员多、反映最为强烈的就是因兴建住宅小区、修建道路、建设绿化带、工业园区建设等占用农民土地后没有给与农民补偿或是补偿费用不合理引发的纠纷。按照现行《土地管理法》规定，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用为该土地征用前3年平均产值的6至10倍，安置费为4至6倍。如果按照最高补偿30倍计算，一亩地平均产值1000元，全部补偿费也只有3万元。农民拿到这笔补偿款后便与赖以生存的土地彻底分离，没有养老保障，必须自谋生路。对于那些缺乏就业技能或是年龄较大的农民来说，随着安置费用逐渐用完，连以后的生计都无法维持，因此农民失地后没有长效的保障机制是诱发土地承包纠纷的根本原因。目前，我国的征地制度是以土地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基础，在市场经济初期形成并沿用至今的，征地补偿理论和制度设计的计划经济体制特征明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条件下，仍然按照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补偿办法测算补偿标准，没有尊重农民对土地享有收益的权利，自然与市场经济规则不相适应，农民失去土地后没有合理的保障机制，征地纠纷在所难免。
2、中央有关农业政策法规在基层的贯彻落实存在一些偏差。从1984年中央制定农村一号文件至今的20年间党中央、国务院始终从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农民权益、提高农民收入的政策法规。但是政策、法规在基层具体执行中存在一些偏差是引发土地承包纠纷的另一主要原因。有些乡镇政府在缺乏市场调研的情况下，主观地用行政命令强迫农民进行模试经营，或者擅自改变土地用途；有些乡镇政府工作不到位，缺乏对土地承包合同的规范指导，造成土地承包合同在订立和履行中不必要的失误；不少基层同志反映，目前农村除村委会、党支部外，还有一个经济合作社，这个机构既不是农民选举的，也不受任何监督，它可以有对外签约权，许多干部“暗箱操作”都是以经济合作社名义进行的，这说明我们在农村管理体制上还存在明显漏洞。另外，有些经管站的人法律知识欠缺，有些人不懂法无法审查土地承包合同也就更谈不上有效地指导农民，这些都是造成纠纷的重要原因。
3、干群矛盾比较突出。随着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进程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在学习政策法律的同时也开始运用政策、法律的尺子监督干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部分基层干部整体素质不高，法律意识不强，不能完全适应现代农村飞速发展的要求。有些村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不调查研究，不会做群众思想工作；有些村干部法律意识差、漠视农民权益，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单方更改承包合同或是在承包过程中凭经验，以口头约定的方式订立合同，造成合同的无效；有些村在流转土地时，违反民主议定原则，采用村委会部分负责人“暗箱操作”的方式，擅自流转土地，这些违反中央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做法直接损害了农民利益，遭到农民群众的坚决抵制。
三、人民调解组织在调处土地承包纠纷中作用发挥情况
根据《土地承包法》和有关政策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可以通过村民委员会和乡镇人民政府调解的方式解决。截至6月底，全市共有乡镇、村调解组织3983个，各级调解组织按照分类指导、个案化解的原则共受理涉及土地承包纠纷895件，调解成功338件，调解成功率38%。同时全市各级调解组织都将依法受理、调解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作为维护本地区社会稳定的中心工作，在调解工作中坚持说理与讲法并举；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并举；抓主要矛盾带动次要矛盾的解决。在市司法局统一部署下，全市各级调解组织在土地承包纠纷的排查、依法调处、法制宣传、信息反馈、防止矛盾纠纷激化工作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一）及时开展土地承包纠纷排查工作。各区县司法所和人民调解组织在调解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中，按照“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方针，把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积极预防上。利用广大司法助理员、人民调解员、纠纷信息员扎根基层、联系群众，对本地区人员结构和土地承包状况比较清楚，对土地承包纠纷的历史、现状和形成原因比较熟悉，对解决这类纠纷富有经验的优势，及时组织开展了土地承包纠纷排查工作，通过深入田间地头、农户家中，实地走访纠纷重点地区、重点户和重点人，把已经发生的和可能发生的土地承包纠纷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共发现可能酝酿的和上访苗头43件，涉及5048人，及时向所在地区的人民政府和司法行政机关进行了反馈，尽最大努力将纠纷化解在初发阶段。
（二）加强土地法律、法规和政策宣传工作。全市各司法所和调解组织在认真学习《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党的有关农业政策的同时，还积极配合地方党委、政府发挥政策咨询解答和政策宣传的职能作用，通过公开调解、现场调解、以案说法、向村民发放宣传材料等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全面系统、生动详细的向村民宣讲了中央一号文件、《土地承包法》、《北京市条例》等与农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三）发挥网络健全优势，强化信息报送机制。人民调解具有网络健全、联系群众、方便及时的优势。目前，全市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和人民调解组织都建立了土地承包纠纷信息的“双报”制度，建立起了覆盖社会面的信息网络，全市各基层调解组织对于本辖区内发生的纠纷信息，每天向所在地区的街乡政府和司法行政部门汇报，及时发现引发的隐患和苗头，同时加强对纠纷信息的搜集整理、综合分析，查证、甄别和利用情报信息的能力。对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早化解，为地方党委、政府依法妥善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提供了准确依据。
（四）控制事态发展，做好依法调处工作。土地承包纠纷涉及面广，调处难度大、容易激化。因此，各司法所和调解组织在调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过程中，都将控制事态发展，防止矛盾激化作为调解工作重点。按照分类指导、个案处理、积极引导、依法化解的原则开展调处工作。对于因土地承包合同履行、合同变更、解除、相邻纠纷等引发的矛盾能够通过《土地承包法》、《合同法》和《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进行积极调解；对于调解不了或不宜调解的纠纷也都积极引导他们通过合法的途径解决，尽最大努力防止纠纷激化。
（五）参与合同把关，做好地方党委、政府参谋助手。土地承包纠纷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土地承包合同制定不规范引发的。全市各司法所和调解组织在调处土地承包纠纷的同时还协助有关部门开展了对原有合同的审核工作，并积极参与新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的把关工作。
四、人民调解组织在调处土地承包纠纷中面临的问题
由于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形成有其复杂的原因、背景，从根本上说，它是涉及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在调处此类纠纷中基层司法所和人民调解组织尽力作了多方面工作，但也有许多无奈。
（一）因为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涉及农民群众切身经济利益。每个纠纷都涉及土地、资金等具体利益问题。因此，仅靠司法所和人民调解组织的说服教育和思想工作只能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事态、暂时延缓矛盾纠纷的激化，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二）目前，在调解此类纠纷中使用的方法绝大多数只是延缓矛盾的措施，给农民一些眼前利益，使事态暂时平息，并非治本的解决问题。一旦时过境迁，许多问题还可能重新爆发。
（三）司法所、人民调解委员会不是决策机关。平时其许多意见不能被采纳，发生问题时有些纠纷法院可以不受理，公安机关可以不介入，但司法所无法回避。然而，由于司法所和调委会未经授权不可以能提出具体解决问题的措施，因此，农民一句“你说话算数吗？”就完全可以把他们顶回来。
另外，一面是党的政策，一面是国家的法律，也常常使我们的调解人员陷入两难之中。
五、化解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一些建议
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问题从本质上讲是要坚持党在农村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的问题，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各司法所、人民调解组织应当明确，解决土地承包纠纷应当实行标本兼治。
（一）从治本上讲，司法所和人民调解组织应主动协助党委、政府做好以下工作。
1、应以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反映出的问题为样本，普遍、深入地在农村各级党政干部和广大农民群众中进行一次党的农村政策教育。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教育，尊重客观规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教育。
2、切实加强对农村土地确权工作的领导，切实把土地确权工作搞扎实，并全面清理一下历年来遗留的各种问题，包括目前未显现的矛盾隐患。这里关键是让农村基层干部明确土地与农民利益的关系，要转变干部包办一切的做法，真正让农民自己面对市场。
3、解决失地农民的保障问题。使有就业能力的失地农民能够有就业保障，丧失劳动能力的有养老保障。
（二）从治标角度上讲，司法所和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应主动协助党委、政府采取以下措施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问题。
1、对涉及农村土地承包问题的有关事项进行一次全面的排查、梳理和综合分析，要从中发现纠纷的苗头，及时做好疏导化解工作；要从中发现潜在的纠纷隐患在准确分析判断的基础上，提出化解措施，使隐患彻底消除。
2、对今年以来已经调解过的纠纷进行一次全面的复查清理。区分以下情况，分别处理。凡是已彻底解决的予以消号；基本解决了,还有少量遗留问题的，应采取措施彻底解决；只是暂时缓解了事态并未根本解决的问题，要分析原因及时向党委、政府或有关部门报告，提出对策，努力创造解决问题的条件。
3、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做好《土地承包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北京市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条例》和有关农村土地确权工作的一系列政策宣传教育工作，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让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群众了解掌握，认真贯彻执行。
4、加强对具体纠纷的调处和疏导工作，各司法所和人民调解委员会要认真贯彻北京市司法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处工作的通知》中提出的具体要求，本着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确定的原则，具体区分不同类型的纠纷，采取个案化解的方式，努力做好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调解工作。对确实无法调解解决的，要努力控制事态，防止矛盾激化，引导当事人通过司法途径或其它途径妥善解决问题。
5、加强有关信息报送工作。各司法所、人民调解委员会要密切关注涉及土地承包纠纷的动态，及时向党委、政府和司法行政机关报送相关信息，反映社情民意。
经济纠纷的问题篇5
论文关键词经济犯罪经济纠纷完善策略
一、经济犯罪概述
经济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经济纠纷案件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实践中，不少案件既涉及到经济纠纷有涉及到经济犯罪，为了能进一步来完善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必要对二者的内涵及联系做出一个准确地界定，并对它的处理原则做出细化的规定，并完善移送的程序。
（一）经济犯罪的定义
经济犯罪可以分为广义与狭义两项概念，广义是指：经济犯罪活动或是违反了国家经济管理法规的破坏国家经济管理的行为，或者是利用职权来牟取暴利等行为。狭义地经济犯罪是：行为人为了牟取不法利益，滥用商品的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所允许的经济权限与经济活动，违反直接或间接调整经济活动的法规，危害到正常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秩序的行为。
（二）经济犯罪的特点
1.侵害的对象是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破坏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秩序罪的关键要素是：划分经济违法和经济犯罪的界限。若一种行为虽违反了国家的相关法规，但还未严重的破坏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秩序，那么，就不构成犯罪。
2.该类犯罪客观的表现为违反国家的经济管理法规。在经济管理或经济运行中进行非法的经济活动，严重的破坏了社会主义地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
3.经济犯罪主体是自然人或者是单位。经济犯罪的主体为单位的情况更多一些。
4.犯罪主观方面，经济犯罪极大多数都是故意犯罪，表现形式是以非法占有和牟利等目的。
（三）避免经济犯罪的策略
第一，要采取事前预防和事后补救相结合的策略，事前预防指的是在犯罪行为发生前，采取多种不同的预防措施和针对性办法，尽量避免诱发犯罪的各类因素，将犯罪防范在未发状态；这里所说的事后补救也主要是针对预防来说的，是在犯罪行为已经发生后的预防性措施，根据事件所显现出来的不同问题，制定相应的整改方案。
第二，重点预防和普遍预防相结合。可以与税务、银行、工商等重点部门相配合，也可以在某单位或者系统内，着重考查易发生该类案件的重点人员与重点部位，而其他的人员及部位便被作为普遍对象。
第三，法律预防和社会舆论导向相协调。在遏制各类犯罪中，法律预防比社会预防更直接。它包含司法预防和立法预防两个方面。同时，要加强社会舆论监督工作力度。用电台、电视台、报刊杂志、网络等广泛的宣传工具，进行全方位宣传，争取做到为经济犯罪的预防鸣响警钟，将经济犯罪的数量减小到最低。
二、经济纠纷概述
（一）定义
经济纠纷在民商事纠纷中占有很大比例，是在经济活动过程之中，不同的经济行为主体因为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而形成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这样的纠纷要经由民事诉讼的途径进行处理，因此经济纠纷责任承担主要是相关责任所带来的赔偿义务。
（二）案件特点
（1）近期受理的经济纠纷的案件中，承包合同、贷款合同、购销合同所占的百分比明显的增加；（2）当事人地身份较为复杂，个体经营企业、国有企业、合资企业、全民所有制企业等；（3）双方的当事人所争议的诉讼标的额大幅度增加，少则要十几万，多则回答到几十万；（4）大多数地被告因经营不善而没有偿还能力。
（三）解决纠纷的对策
第一，要加强法制的宣传，广泛的推广公民尤其是法人学习相关政策和法律，增强公民的守法意识。
第二，正确的处理好政策与法律的关系，为企业创造出一个宽松良好的发展环境。对经济紧张、周转困难的企业采取一系列放水养鱼的方法，扶持企业的正常发展，为稳定大局和经济建设的服务着想。
第三，对各种经济行为进行规范，是各企业在签订合同时能认识并保障自己的权益。
（四）解决纠纷的途径
对于损失较小或情节不严重的经济纠纷，通常主张双方通过协议和协商的办法自行处理解决。对涉案金额较大的经济纠纷或者同知识产权问题有关的纠纷，执法部门应当按照情节的严重程度采取相应的仲裁，民诉，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等相应手段来进行处理。
1.协议仲裁。协议仲裁是纠纷双方在协商之后达成仲裁协议，将纠纷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从而解决双方纠纷。
2.行政复议。若当事人对行政机关处理经济纠纷的结果存在异议，当事双方可以依照相应的法律规定提出复议要求，维护自身利益。
3.民事诉讼。民事诉讼主要就是法院在当事人双方以及所有诉讼参与人的集体参与下，按照宪法所规定的内容对民事案件行使审判权的办法。适用于在民商事纠纷中涉及金额较大、较严重的案件。
4.行政诉讼就是民间俗语中所讲的“民告官”，当纠纷双方对执法机关的处理结果存在异议时，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三、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的关系
（一）经济犯罪和经济纠纷的交叉案件中的常见问题
1.合同欺诈和合同诈骗的界限。在处理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交叉案的时候，要先明确经济犯罪同经济纠纷二者间的区别，防止将经济纠纷错误定义为经济犯罪，而对其采取不公正的处理；再者，也要有效避免对应当认定为经济犯罪的行为，只是在表面上追究民事责任，这样必然会放纵犯罪。
在社会生活中，合同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作为一种很普通的社会文本现象，其已经延伸至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有效分别合同诈骗犯罪和合同欺诈是很关键的问题。合同诈骗同合同欺诈二者同属于合同的衍生物，均涉及到了合同履约过程中，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冲突，通常来说，合同诈骗与合同欺诈性质是相同的，都属违法行为，都具社会危害，但是二者也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
首先，其动机目的不同。合同诈骗行为人只是想单方面的享受合同条文中所规定的权利，而不想履行义务，行为人地目的是：利用签订合同的办法，达到非法获取对方利益的目的（此处所讲的非法获取是指，用欺骗的办法把将对方的财产转到自己的掌控下，并会以所有人身份将其保存、使用及收益）。合同欺诈指的是合同当事人一方，用故意欺骗的方式使对方陷入错误并且与其订立合同，以使另一方当事人做出错误地意思与决定为目的，从而通过履行合同来谋取非法利益，实质为谋利。故在欺诈性的合同中，欺诈人在主观上并没有非法占有地目的，也没有不履行合同地意思，目的在于用欺诈的手段与另一方当事人签订合同，从履行合同中来谋取利益。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判断是否有非法占有为目的是个关键亦是难点。
其次，其客观方面存在差异。衡量合同诈骗还是合同欺诈，除目的与动机不同外，行为人的客观表现也是以关键因素。诈骗罪的行为人目的是无偿的使用以及取得合约人的财产，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意愿，所以他隐瞒真相、虚构事实的表现是：虚构合同的主体；携款逃匿；大肆挥霍对方的财物；虚设担保等。而在欺诈中，行为人通常表现为过分的夸大质量，自己地履行能力，以及数量等等。应注意的是，隐瞒真相表现为不告知或告知虚假的合同标的物的瑕疵，不声明自身履行合同能力缺陷等。由此可见，二者虽均为欺诈性合同，但合同诈骗故意有无偿占有的因素，且不会履行合同所规定的义务；而合同欺诈是为了在履行合同的同时获取不法利益。
再次，在实践之中，还应该注意其欺诈的程度。只有超过法律规定限度的欺诈才构成合同诈骗罪。在商业往来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欺诈的行为，而这一行为与合同诈骗之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度的差异。只要对事实的歪曲度没有超出在商业惯例中被许可的范围，就尚未构成犯罪。所以，欺诈程度也可以作为罪与非罪的区分因素。
2.在刑事案件中，若被告的财产已被查封、冻结、扣押，应如何计算被告地犯罪数额。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在认定诈骗数额时，应以行为人实际占有的数额为诈骗额，故被告在案发前已归还的数额应当扣除。但在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的交叉案中，经常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前早已提起了民事诉讼，是被告的财产依程序被查封、冻结、扣押，对此是否可视为其部分资产已从犯罪数额中扣除呢？
针对是否扣除犯罪数额的问题，在实践中也有争论。有人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会谈纪要中说归还是被告人自愿将资产返还，因此，不应该从实际谋取的非法犯罪额中扣除；有的人则说应当扣除案发前已被查封、冻结、扣押的财产。笔者认为：对于案发前已被查封、冻结、扣押的财产，是由法院强行固定，并非行为人自愿返还。被告在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已经利用合同骗取对方财物，诈骗犯罪的行为已经实施，依照我国《刑法》，被告以此骗取的资产应被认定为实际骗取额，应计入诈骗犯罪额，不能予以扣除。而对于已被民事诉讼按照正常法律程序查封、冻结、扣押的财产，依法移至受理此刑事案件的法院，然后发还给本案受害人。所以，不应该以此额度认定为被告在案发之前已返还的数额而予以扣除。
（二）经济纠纷同犯罪交叉时的审理
这里面应当重点提到的是“先刑后民”的原则。“先刑后民”是指当一个经济犯罪案件与经济纠纷案件发生牵连、冲突时，经济纠纷应当销案或者是中止审理。案件中止审理的，需要等到造成中止审理的问题得到全部解决以后，再能继续恢复正常的审理工作。
但是，刑事先于民事原则也并不应是无条件适用于所有的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地交叉案件中的。其弊端如下：（1）刑事处理很可能造成过分延期，无法保障当事人的权益得到尽早的保护；（2）该原则还可能被他人恶意利用，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民权；（3）该原则可能为地方的保护主义制造良好条件，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民权。因此，在刑法所不能及的方面应尽量适用相关民事法律做补充；在民法强制性无法有效解决时，应当立即彰显出刑事法律的强制性特点。具体有下面两个方面：一是在由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相互交叉的案件中，民事诉讼同刑事诉讼二者在处理结果上不发生相互依赖影响时，人民法院应实行“刑民并行”的处理方式。二是当经济纠纷同经济犯罪交叉所造成民事诉讼同刑事诉讼相冲突的时候，处理民事诉讼一定要在刑事诉讼的框架前提下进行，法院实行先刑事后民事的基本原则。而反之，经济纠纷为主的案件则实行先民事后刑事的原则。
经济纠纷的问题篇6
关键词：农村；土地纠纷；法律救济
农村土地纠纷的大量发生和存在，已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然而由于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够完善和统一，绝大多数纠纷是通过行政权的介入来解决。从而使得此类纠纷在法律层面上缺少衡量的根本标准。而农村土地纠纷的当事人，由于涉及利益重大，往往表现的情绪激烈，非理性的表达自己的诉求，极易引起集体上访而激化矛盾，直接影响社会稳定。以何种方式处理农村土地纠纷，需要我们建立起法律层面的逻辑性，进而引导建构和谐的社会关系。纵观农村土地问题的制度安排，虽然政策调控痕迹明显，但法治化的轨迹亦清晰可辨。而且这种法治化的进程正与日俱增。司法救济已经成为解决涉农土地纠纷的重要手段。我们有责任对涉农土地纠纷的司法实践进行认真的总结和思考，借以提高农村土地纠纷法律救济的效率和水平。
一、农村土地纠纷主要表现形态
农村土地利益关系复杂，因此纠纷表现形态多样。在司法实践当中，比较常见和影响较大的纠纷主要有：
l、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费纠纷
农村集体土地征用的补偿费在实质上是被重用土地所有权定价中的问题。被征地的当事人对土地征用补偿、拆迁安置补偿政策表现出来的激烈情绪，实际上就是对征用土地一方给出的价格表示不满。此类纠纷固然可以通过行政权参与后，以强制力实现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但被征地的当事人利益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干扰和侵害之后，所选择的集体上访、群体诉讼，使得此类纠纷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总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之中，期待从土地使用权转让之后获得的利益亦将不稳，社会成本随之加大。
2、农村集体土地上的违章建筑
国家垄断土地一级市场，规定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而事实上，由于巨大的经济利益驱动和市场经济的要求，国家的这一强制性规定，并未能有效遏制农村非农建设用地的“地下交易”，而且愈演愈烈。在此过程中，较为常见的是农村集体组织以租赁、联营等形式转让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当事人没有到土地部门办理土地使用权的相关手续，也没有到城建部门办理房屋建审手续，随意在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修建建筑物。村民在征地拆迁时恶意抢建房屋，相关部门并没有及时制止，也没有及时补办相关手续，导致大量违章建筑存在。
3、土地收益分配纠纷
农村集体土地征用的补偿费在实践中包括了地上建筑物、附着物的补偿费以及农业人口安置的补助费，在农村集体土地征用的补偿费确定之后还出现针对该费用分配的问题。农村集体组织对某一些村民的待遇进行限制，一些因为身份关系户籍进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求落实村民待遇。
二、农村土地纠纷的司法状况
无救济则无权利，司法救济正是权利保障的重要方式之一。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推进，解决和处理各类农村土地纠纷已被纳于法治化的轨道，对农村土地纠纷进行司法救济显得尤为重要。
1、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不断扩大
人民法院不断扩大受案范围，使得诸多农村土地权益纷争和土地行政纷争能够通过司法程序得以解决。以铜川市某区法院受理的一起“入赘婿”要求享受村民待遇参与土地收益分配的案件为例。童××为铜川市某区自强村二组村民，生有两个女儿一童清、童贞。1998年童贞的户口自铜川市某区自强村迁出。2008年11月14日，杨成与童清登记结婚，成为童清的丈夫、童保元的女婿，并一直在自强村二组生活。2008年11月15日，童××即开始通过自强村村委会及其所在的村民小组向区农副事业管理局提出申请。请求为杨成办理户籍事宜，一直没有结果。2006年2月27日，自强村村委会召开村民代表会议，会议纪要载明：本村姑娘找农民女婿的，女婿户口不能转入自强村。2006年6月25日，童保元向被告自强村村委会书写保证书，载明：杨成进门入户口一事，经多次与村委会协商，因村委会不同意将场成户口直接迁入村中，现按村委会决定，女婿杨成在童保元家中生活，赡养父母，只将户口迁入童××家，不享受待遇。望村委会给予办理，解决杨成户口问题。2010年6月27日。自强村村委会主任及村民小组组长，在童保元向区农副事业管理局提出的申请书上签字表示同意迁入。2010年12月13日，杨成的户籍迁入被告村组。2011年1月17日，自强村第二村民小组在给村民分配2010年度决分款时没有给杨成分配。但自强村还有八个村民因婚姻户籍迁入该村民小组，一直享受村民待遇。该区法院受理的诸如此类间接的土地收益纠纷一直处于上升的态势。
2、相关立法不断完善
有关处理农村土地纠纷案件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不断完善，为人民法院处理农村土地纠纷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针对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较多，且已严重影响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的情况，最高人民法院于1986年4月12日实施了《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司法解释．1999年6月28日出台了《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同时废止了前《意见》。2003年3月《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后，最高人民法院又于2004年，在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该《规定》针对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新情况、新特点，对诉讼主体资格，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地的收回、调整和交回，纠纷的解决方式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等问题做了具体规定。
经济纠纷的问题篇7
关键词： 电视媒体 社会纠纷 多元化 解决机制
社会学认为，社会纠纷是各种利益关系之间直接的和公开的旨在遏制各自对手并实现自己月的的互动。在社会生活中，由于思想观念的差异以及利益的复杂性，人们形成了复杂多样的奉十会关系和社会矛盾，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冲突。而社会秩序正是在社会行动者的利益冲突、角色冲交基础上形成的。可以说，只要人类社会存在。社会纠纷就会存在。
我国传统文化典籍中有许多关于社会纠纷及其解决的记载与评述。中国历史上有息讼观念的盛行，因此很多社会纠纷是通过封建家长出面协调，邻里地甲调解等方式解决的。学术界对此的认识最早可见于费孝通先生的经典著作《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在研究纠纷解决方面，就日前的研究现状而言，仍是法学(法社会学、法人类学、经济法学等)与社会学(包括政治社会学)有较多的研究成果。法学界大多从法学的层面、政治学的层面，从法治的精神与角度提出问题与分析问题。而大众媒介在社会纠纷解决过程中是否能发挥作用，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学者们还鲜有论及。
国外学者的“社会冲突论”、“政治参与论”、“集体行动理论”、“博弈论”等，均对社会纠纷的机理及其解决有所涉及与论述。其中引人注月的是“社会冲突论”与“博奔论”。“社会冲突论”重点研究社会冲突(纠纷)的起因、形式、制约因素及影响，分析了其机能，并指出这些机能的实现，能使社会整体的整合度和适应外部环境的能力得到提高和加强。“博弈论”研究互动决策，其对于博弈要素、博弈类型的描述恰可分析各种纠纷的缘起与解决。而关于社会纠纷的解决实践，在人类社会早期，往往依靠的是决定于人们力量对比的私力救济。随着公共机构的出现与强大，私力救济逐渐被以国家、法庭、监狱等为表征的公力救济所取代，建立起了以司法为中心的纠纷解决机制。
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个社会中，多种多样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其特定的功能和特点，相互协调地共同存在，所结成的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的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动作协调系统。有学者分析说。其实质是将国家通过法院所垄断的纠纷懈决权逐步向社会回归，实现纠纷解决机制的从国家到社会的总体演变，在法院的周嗣组织培植多种形态的纠纷解决机制，构造出一套“以社会为依托、以法院为核心的纠纷解决系统”。
在这一系统中，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和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共同构成了纠纷解决方式的可选择性。20世纪6()年代，aDR概念在美国兴起。aDR，即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又称之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这一概念既可以根据字面意义译为“替代性(或代替性、选择性)纠纷解决方式+亦可根据其实质意义译为“审判外(诉讼外或判决外)纠纷解决方式”。这样在一个社会中，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彰显司法的尊崇与权威，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以协商、调解、仲裁等达到和解的目的。
当各种庞杂行政与法律的手段，让人们疲惫不堪之时，大众传媒开始被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其中电视终结者模式(tVtroubleshooter)充分展现了传媒的威力。美国传播学者大卫·阿什德在其《传播生态学》一书中，对其运作方式作了如下的归纳：电视秀倾向于曝光并把个人的争端转换为能被观众认识的广泛的“争端”类别的一个案例，而观众指望能反过来把自己的申诉写信告诉tvt，从面延续这个循环(即把个人的争端曝光一转换为公众关注的问题一引发更多的个人申诉一再曝光……)。tvt的成功在于推动了纠纷快速和公平的解决，其示范作用使得通过大众媒介解决纠纷的方式为许多政府和各种非政府组织共同倡导。
我国目前正处于体制、观念和利益关系的调整期。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必然导致不同的社会纠纷。同时，由于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以及客观上存在的社会不公平现象，使得很多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生存质量降低，生存难度加大，极易导致社会纠纷。以唯物辩证法的视角来看，和谐与冲突、贫穷与富裕等矛盾总是相依共生、互相转化的，和谐与冲突并不具有天然的排斥性。存在社会纠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社会纠纷产生以后不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一个健康的社会并不回避社会纠纷，而是积极主动应对纠纷和解决纠纷。社会纠纷的复杂多样性决定了必须要建立多元化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只有建立完善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才能够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和谐。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视角来理解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即在充分考虑社会纠纷发生、发展规律以及利益格局的基础上，在不违背法律禁止性规定和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提供多种可以选择的方式来解决争端的社会救济机制。社会纠纷解决方式的多元化是各圜纠纷解决机制的一个普遍特征。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了包括和解、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申诉、信访、诉讼等各种方式在内的纠纷解决机制。但是，由于当前我国礼会纠纷总量较大，纠纷处理难度不断加大，现有的机构及力量不足以应对社会纠纷的解决。很多社会纠纷的解决存在着随意性大、解决方式不够系统科学、解决程序不够稳定合理等问题，社会纠纷解决的效果不能令人满意。因此，如何整合社会力量和资源，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立活而不乱，活而有序的社会秩序，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要命题。在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电视媒体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电视用声波和光波信号直接刺激人们的感官和心理，以取得受众感知经验上的认同，忠实再现讯息的形态，对受众形成强大的冲击力和感染力。凯尔纳曾经这样表述电视对社会的影响：“当今，电视是文化象征的主要表现者。电视上的图像既是主观规范性的又是客观描述性的。它不仅用图画展示社会上的新鲜事，而且还引导人们怎样去适应社会秩序。在实践中，电视媒体以报道社会纠纷为己任，参与纠纷的调解、促成纠纷的解决，在考虑收视率等经济利益因素的同时，也展现出了电视媒体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良好形象。由此观之，电视媒体在化解社会纠纷、减少社会冲突对立、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的重要环节。
经济纠纷的问题篇8
一、农村民间纠纷的状况
社会改革使农村经济得到发展，农民物质生活和精神财富生活得到提高。然而，随着改革的不断的深入物质生活不断丰富，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新的纠纷。主要体现在：
1、民间纠纷日益增多
一是由婚姻关系引发的纠纷逐年增多，给农村老人的赡养和孩子的抚养问题带来许多不利因素，使得农村一些家庭的伦理道德遭到破坏，甚至引发家庭暴力、虐待妇女儿童老人犯罪等；二是修建公路，移民迁建等，特别是农村涉及到土地征用补偿和拆迁引发的纠纷问题更为复杂；三是农村中的地痞流氓、黑恶势力、争地盘、插手村务，制造的矛盾纠纷。同时，现在农村一些地方不但出现了车匪路霸，还有煤霸、矿霸等行业霸主，坐收渔利，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2、民间纠纷的主体发生了较大变化
以往的纠纷主体一般是公民、邻里之间的纠纷，但现在纠纷的主体出现了村民与村干部、村民与企事业单位、村民与政府及职能部门之间的纠纷日益频繁。
3、农村民间纠纷的领域逐渐扩大
原来的民间纠纷多出现在婚姻家庭、邻里、债权债务、房屋等方面的矛盾纠纷，而现在扩展到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如：农村的乱集资乱摊派、土地第二轮承包、土地征用、林权改革、生产经营性纠纷、资源开采利用、环境污染等纠纷。
二、民间纠纷增多的因素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等方面调整步伐加快，村民内部的利益关系的调整也随之加快，社会矛盾也必然显现出来。主要原因有：
1、农村村民法制观念淡薄。农村基层，特别是边远山区，一些村民法制观念淡薄现象仍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具体表现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后，私人承包范围扩大，为争水、争地、争承包权发生矛盾后，不能自觉运用法律武器，不是靠公力救济，而是靠私力救济，轻则骂、重则打、急则杀，有的仅为小孩吵架、家畜、林地等方面小事，斤斤计较，引起邻里不和。
2、一些基层干部对解决民间纠纷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有的认为农村工作千头万绪，没有时间顾及民间纠纷问题；有的认为农村经济工作才是“硬指标”，而解决纠纷问题是“软指标”。没有把正确处理纠纷作为新时期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性来认识，没有人人为发展经济创造良好社会氛围的来认识，没有作为社会综合治理的重要内容来认识，只是满足于开会、发文件，过于形式。该协调的不协调，工作不及时、不主动、不到位、不落实，这种认识不到位，工作不主动，造成工作不落实的状况是化解纠纷不力的主要原因。
3、基层组织建设薄弱。农村基层干部专业结构单一，尤其是村一级干部参加政策理论学习不够，对法律知识掌握得不多，处理问题时主观因素影响大。有的干部工作方法方式简单粗暴，有的，以权代法以情代法，欺压百姓。还有相当部分农民文化素质较低，法制意识淡薄，参政、议政意识不强，因此在村两委的选举上，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附和性，一些地方虽是通过“海选”选出的“领头雁”，往往是在农村势力大，宗族房头大的人当选，干起事来往往得不到人心。这些都会影响干群关系，这也是产生纠纷的一个重要原因。
4、有关职能部门工作作风有待进一步转变。当前，农村矛盾纠纷复杂化，打官司难，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目前农民普遍不富裕，而打官司不仅费时、费力、费钱，最终的结果往往是“赢了官司输了钱”。农村如发生纠纷有关人员插手矛盾纠纷调处，使纠纷久拖不决，有的不了了之。现在农村一旦发生矛盾纠纷，不是按照正常的程序要求处理，而是争相找关系找路子，找后台，出了一个小纠纷，双方都有相关人员出面打招呼、写条子，致使小纠纷变成大纠纷，互不相让，越闹越大，无法处理。有的部门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不闻不问，视而不见或互相推诿、致使小事拖大，大事拖难，最终演变成老大难问题，即影响了干群关系，也是造成纠纷的一个重要因素。
5、政策法规宣传教育不到位。普法工作虽开展多年，但只流形式，走过场，只停留在刷标语、出墙报、法律咨询等，普法工作很难做到规范化、普及化，再者村民素质不一，很难一一普及。造成农村村民的普及程度很不平衡，有的村民对国家法律、法规漠不关心，认为学与不学、用法与不用法没有多大利害关系，遇到纠纷问题总是不能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只是按照农村旧风俗旧习惯来解决处理。这也是产生纠纷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化解民间纠纷的对策
1、发挥基层组织作用，建立健全矛盾纠纷调控预防机制
首先，要进一步发挥村级人民调解组织化解矛盾纠纷的作用。针对农村因田边地角、山林、住宅和婚姻家庭等易发生的纠纷且容易激化的特点，经常深入村，深入户，认真排查摸底，分析当前农民纠纷发展变化特征，探索新形势调解的方法和手段，建立快速反应纠纷信息网络和调控预防工作机制，尽量使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解决在基层。其次，要加强司法所、基层人民政府处理民间纠纷的力度。应充分发挥其职能，积极参与，主动介入，发挥主观能动性。在调处民间纠纷要做到严格依法解决矛盾纠纷，不以权压人，以势欺人，禁止违法处理。第三，要加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力度，建立健全对人民内部矛盾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调处机制，及时处理纠纷。如：由综治牵头，公安、司法、民政、国土等有关部门组成，每月召开一次矛盾纠纷排查调处联席会，分析本地区、本单位的治安形势，及时排查、发现有苗头和倾向性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工作预案，实行挂牌督办，专人负责，定时办结。
2、加大普法力度，维护农村村民合法权益
要加强对村民的政策法规教育，扩大普法的广度、深度，采取各种宣传方式，如广播、电视讲话、法律讲座、学生带法回家、公批公判大会、文艺汇演等喜闻乐见方式，在农村中深入开展普及法律知识，特别注重普及与农民生活、生产相关的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宣传遵法和如何运用法律知识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等知识，还应大力推广村务公开，增强透明度，动员广大村民积极参与村务管理，使干群之间互相理解、互相支持、互相信任，减少干群间的纠纷。同时，广泛开展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教育，引导群众积极向上，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不断加强文化道德和修养，做到遇事冷静对待，互相谦让，共同参与处理。
3、提高队伍素质，适应新时期需要
首先应采取培训等方式尽快提高现有人员的素质，充分利用各种成人教育阵地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的法律理论培训。通过培训，提高各级干部对新形势下加强法制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提高他们的法律知识和政策水平。进而通过各级干部向广大群众进行法制宣传，并要求每个领导干部对重大影响矛盾纠纷具体过问，帮助协调各部门关系，把调解矛盾纠纷落到人，做到定时汇报，定时结案。对矛盾纠纷处理不力，并造成重大影响的，应追究其责任人的责任。
经济纠纷的问题篇9
［关键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问题
对于我国的发展来说，农村发展是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农村发展当中，土地问题又占据着很重要的作用，就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来说，如今我国也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对其进行规范，然而在进行纠纷处理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在进行仲裁的过程当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限制使得仲裁出现了问题，关于土地纠纷仲裁，在未来仍旧需要对其进行探索［1］。
1关于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的特点
1.1仲裁范围比较明确且针对性强
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当中的相关规定来看的话，我国法律对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的相关案件类型也进行了相应的分类，主要包括有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土地承包确权纠纷等，这样一来在进行问题解决的时候，土地问题的范围便比较明确了，并且在进行具体解决的时候也相应的具备了一定的针对性，有所针对性的仲裁也必定会取得更加优化的仲裁结果，并且进行仲裁的范围相对来说是比较广的，大多数和合同相关的纠纷问题都可以采取普通民事纠纷的方式来对其加以解决［2］。
1.2仲裁程序的启动比较简单易行
就我国现行的相关法律规范来看的话，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进行仲裁的时候通常是按照两种途径来具体进行的:一种是和普通的民商仲裁相似的方式来进行的，在纠纷双方的共同意愿之下进行仲裁书面协议的签订，采取这种途径来进行仲裁调解的话，法院是不可以参与其中的;还有一种途径就是依赖仲裁机构进行调解，由于强制性特点比较明确，所以说在解决纠纷的时候效率更高，仲裁效果更好。
1.3仲裁的地域实行专属管辖
在土地经营纠纷仲裁的相关法律法规当中明确的指出，在进行仲裁申请的时候不能超出一定的地域限制来进行，也就是说，我国在进行土地经营纠纷仲裁的时候所应用的是一种专属地域的管辖机制，如果超出这个地域的话，那么仲裁便无法继续进行［3］。
1.4仲裁有显著的行政公益性
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当中的相关规定来看的话，在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进行处理的时候，离不开仲裁委员会的参与，而仲裁委员会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其行政公益性，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既包括相关部门的代表人物，同样也包括有不低于人员总数1/2的农民，在进行纠纷处理的时候往往要遵循低成本的原则来加以进行，在进行纠纷问题具体处理的过程当中，不可以随意地进行费用的收取，并且政府财政部门需要主动地对仲裁的费用加以承担，从本质上来看的话，仲裁机构是不以盈利作为主要目的的，而是体现出为人民服务的特点［4］。
2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需要改进的问题
2.1在模式构造方面的问题
就我国当前的仲裁解决来看的话，常用的模式有普通型和行政主导型这两种主要的仲裁模式，这两者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的区别的，普通型的仲裁模式其民间色彩是比较重的，在进行纠纷解决的时候往往比较重视土地承包纠纷当事人的主要意见，而行政主导型则是以行政机关为主，法律强制性的特点比较突出，根据这两种仲裁模式的特点不同，它们的具体应用事件也是存在着不同之处的，由于在进行仲裁的时候没有针对土地纠纷的特点来选择适当的仲裁模式，所以说直接导致了仲裁效果的降低，因此说在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需要遵照仲裁模式的差异性来进行适合的选择，就两者之间的性质来看的话，普通型仲裁模式的民间性质比较突出，相关仲裁结构和仲裁程序也会缺乏严谨性，在进行具体仲裁处理的过程当中，需要对当事人的意愿进行更加重要的考虑，尽可能地降低纠纷双方所产生的冲突，而行政主导型的仲裁模式其行政性质是比较突出的，在仲裁程序方面也相应的更加严谨一些，在进行仲裁的时候不必将纠纷双方的意愿都加以考虑，只要一方提出了仲裁申请，那么就要按照相关的程序来依法进行，为了更好地达到仲裁的效果，在进行事件处理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取更加适合的方式来进行［5］。
2.2在基本原则方面的问题
在针对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进行仲裁的过程当中，只有按照相关的原则来进行才会更加顺利有效，首先来说在进行纠纷仲裁的时候需要遵循便民利民的原则，因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的纠纷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最广大的农民群众的问题，农民就是事件的主要当事人，农民的经济水平和文化水平相对来说都是比较低的，所以在面对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案件的时候也很难进行妥善的处理，因此说仲裁机构在进行处理的过程当中要从农民自身的发展特点出发，遵循着便民利民的原则来加以进行。其次还要遵循低成本高效率的原则，因为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来看的话是比较低的，因此仲裁机构在进行工作的过程当中需要从农民的实际经济状况出发，尽可能地降低仲裁的成本费用，这样一来才可以切实地体现出为农民发展服务。
2.3在程序设置方面的问题
对于我国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来说，它的受案范围也并不是完全相同的，由于我国的土地所有权是归国家和集体所有，所以说承包土地所有权的权属争议在法律上并不属于仲裁的问题，但是为了能够妥善的进行土地问题的解决，就相应的进行了法律的制定，一般来说在进行纠纷仲裁的时候要对农民的意愿加以尊重，但是在实际的实践过程当中，也往往会存在强制仲裁的行为，在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需要逐渐的对强制仲裁的形式进行调整纠正［6］。
经济纠纷的问题篇10
关键词：西部地区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
近年来，我国西部环境污染问题引起的量呈增长趋势，这显示出公众对生态环境的要求提高；同时，对于大量环境纠纷，公众除、上访之外，缺乏更有效的救济途径。本文旨在以甘肃省徽县血铅污染事件（以下简称徽县血铅事件）的处理过程为研究对象，对我国西部地区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予以评析、探讨，为西部生态立法提供思路。
我国环境污染纠纷的处理方法
本文所指环境污染纠纷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关于环境污染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而产生的纠纷。
（一）我国目前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方法
协商。这是由纠纷双方针对已经发生的环境污染，自行协商，通过达成和解协议，解决纠纷。因为许多污染者不愿主动承担环境污染的责任，实践中纠纷双方很难达成和解协议。
调解。根据调解人的不同，分为民间调解和行政调解。行政调解是由环境行政机关主持，对环境污染纠纷双方进行调解，以促成纠纷双方在自愿的原则下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与之相对应，是民间调解。我国目前主要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民间调解人，也可由较权威的民间调解人居间调解，促成纠纷解决。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达成协议后又反悔的，任何一方都可以请求环境行政部门处理，也可以向法院。
行政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是指环境行政机关对社会成员（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的由于环境污染产生的纠纷进行处理的制度。“因环境污染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属于民事纠纷，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不能以作出处理决定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因而，我国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性质上属于行政调解，其处理决定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仲裁。仲裁是指环境污染纠纷的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将纠纷提交仲裁机构进行裁决，解决纠纷。我国现行环境立法，缺乏关于环境污染纠纷仲裁的特别规定。实践中通过仲裁解决环境纠纷的情况较少。
民事诉讼。即环境污染受害者依法向司法机关，请求法院判令污染者停止侵害、排除妨害、赔偿损失。实践中，环境污染纠纷的诉讼解决方法耗时长、取证难、费用高；由于现行法律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资格、因果关系的确定、污染损害赔偿等问题都欠缺明确具体的规定，从而阻碍了污染受害者寻求司法诉讼的救济途径。
（二）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的优势
环境污染纠纷的复杂性、多样性和损害性决定了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方法应当灵活、及时、专业。实践中环境污染受害者选择行政处理方式寻求救济，与其他解决方法相比，行政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优势在于：
专业性。环境污染纠纷涉及很强的技术性，因而对于污染损害的证明要求较强的专业性。环境污染事故一旦发生，环保部门负有监管和保护环境的法定职责，而且环保部门设有环境监测机构，这有助于及时、准确地确定污染责任。
及时性。环境污染发生后，环保部门负有及时有效地调查处理污染事故的法定职责，这有利于纠纷双方在最短时间内澄清事实，明确责任；同时，鉴于环保部门对排污企业享有监管的权力，因而，排污企业对于环保部门的处理意见愿意采纳并及时执行。这些因素都有助于环境污染纠纷的及时解决。
成本低。救济费用的高低直接决定当事人对于救济方式的选择。由环保行政部门对环境污染纠纷进行处理，是环保部门在执行法定职责的过程所进行的。因而，相对于诉讼和仲裁，行政处理方法成本低廉，且效率较高。而国家也在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过程中实现了诉讼资源的节约。
完善西部环境保护行政处理制度的法律问题思考
作为一种权利救济制度，其内部的具体救济规范的安排应当统一、协调，并且有相关的制度予以支持，才能实现对于缺损权利的有效救济，进而最大可能地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效率等价值。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至少应具有以下功能：及时、迅速地解决纠纷，救济缺损权利；损害赔偿制度的安排应当有利于提高污染削减的效果；能够促进和加强环境行政管理，即发挥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与环境行政管理的协同效应。
在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领域，日、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都较成熟，我国应当呼应当前社会实践对于行政处理制度的迫切需要，完善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的相关立法。
（一）行政处理机构的设置
独立且中立的环境污染纠纷处理机构是公正、有效地解决纠纷的前提。因而，首先应当设立在财政和人事上都能保持独立性的纠纷行政处理机构，以保证有效、及时地处理环境污染纠纷。具体到西部地区，立法中则应当关注到跨行政区域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机构的设置。
（二）完善行政处理程序
考察我国《环境保护法》和各环境污染单行法，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仅仅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不仅起不到解决纷争的作用，而且会使环境行政部门由于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而产生权责不清、权力滥用、等违法行政行为，从而起不到程序法应有的法律作用。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应当对于行政处理程序作出科学合理的安排。
1.环境污染纠纷的投诉制度。日本《公害纠纷处理法》中最有成效、最受关注的制度就是公害纠纷的投诉制度。该法规定都道府县及市区町村的公害课设置公害意见调解员。其职责，作为公害意见投诉和咨询的窗口，根据市民的意见，提供给当事人有关公害的知识和信息；调解员本人就公害的实情进行调查，给当事人和有关人员出主意，进行中介调解和指导等工作。同时，把有关公害意见的信息迅速准确地向有关部门报告，协调和促进问题的解决。
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应当设立一个促进公众与环境行政部门之间的信息窗口：污染纠纷投诉机构。同时，该机构人员的配备应当是具备相当完善的环境法和环境科学的知识，并且行政能力较强，以切实保障环境污染受害者投诉有效。
2.污染纠纷的处理办法。一个富有活力的救济制度应包含一种合理、节俭利用救济资源的机制，以保证所利用的救济方式与特定救济需要相符合；同时一个富有活力的救济制度中所包含的权利救济方式也必须能满足不同缺损权利的救济需要，并且相关主体有权选择自己认为最“合算”的救济方式（即各类救济方式之间有替代性）。
我国现行法律关于环境行政部门的污染纠纷处理方法并没有具体的规定；而且行政部门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处理实质上属于行政调解，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从而使救济结果处于不确定状态。在徽县血铅事件中，当受害者寻求行政部门的救济时，污染事件已呈严重化状态，对于此类严重的、影响恶劣的企业违规排污行为，作为执法部门应当依法主动、强制进行调解，以充分发挥纠纷的行政处理方法的优势。
据此，完善西部地区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办法，应当明确规定多种行政处理方法，以供不同的权利缺损者选择；比如，斡旋、调解、裁定等；应当赋予行政调解以法律强制力，使救济结果确定，给当事人提供一个合理的预期；应当规定行政处理部门对于特定情形（比如严重违法排污事件、社会影响广泛的污染事件等）的强制调解职能。
（三）建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
1.一种救济制度如果得不到执行，其有效性是令人质疑的。权利人寻求救济的最终目的就是使缺损的权利获得补救。合理有效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机制，应当至少对以下重要内容作出设计安排：
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目前，各国的立法和理论界都确立了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不论环境污染者主观上有无过错，即无论是环境不当行为还是法律所不禁止的环境行为，只要其污染行为对他人客观上造成了财产损害或人身损害，就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受害人群的确定。对于受害人群众多的环境污染事件，比如大气污染和水质污染事件等，首先应当规定确定受害人群的方法，即确定谁有权获得损害赔偿。比如日本的公健制度中关于公害患者的认定，就规定了认定条件的三要素和认定有效期限（根据指定疾病的种类分为2年和3年）。
赔偿范围的确定。即确定赔偿金额。合理确定损害赔偿范围有利于有效救济受害者，同时制裁排污企业，抑制排污行为。依我国现行立法及司法实践，环境损害赔偿范围包括：直接损失、间接损失以及可能造成的受害人精神损害。
赔偿金额的来源。环境污染纠纷产生的巨额赔偿金是污染纠纷案执行困难的根本原因。实践中，我国许多企业经济效益并不好，巨额的环境损害赔偿金令企业无力负担，严重者导致企业破产，社会失业人口增多，引起社会不稳定。
2.借鉴各发达国家在理论和立法上较成熟的经验以及我国部分地区的试点性实践，都可以为我国的相关立法提供经验。
适用污染者负担的原则。即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害及治理污染的费用应当由排污者承担。该原则能够通过经济手段，实现环境污染的外部费用（即环境污染损害及治理污染的费用）内部化，以实现污染削减。各国立法实践证明了该原则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建立污染损害赔偿基金。一般地，排污企业不愿意主动承担污染赔偿责任；同时，突发的、严重的污染损害所产生的巨额赔偿金往往令排污企业难以维系正常的生产经营，企业衰落、破产带来的众多失业人口可能引起社会不稳定。鉴于此，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建立污染损害赔偿基金，即通过对污染企业征收有关税、费（如排污费/税、自然资源开发费/税、生态补偿费/税、石油税等），构成污染损害赔偿基金。我国可以充分考虑各地的经济和环境条件，通过征收各种环境税/费来建立各地的污染损害赔偿基金，以分摊企业的部分污染损害赔偿金额。
环境污染损害责任的社会化。建立环境污染损害责任保险制度，使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社会化，被各发达国家普遍采纳并成为其通过社会化途径解决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主要方式之一。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分为强制环境责任保险和自愿环境责任保险。在保险责任的适用范围方面，承保的风险范围经历了由小到大的演变过程。
我国已经进入环境风险的高发期，部分地区曾通过试点推进自愿性环境污染赔偿责任保险制度，但许多试点因无企业投保而处于停顿状态。鉴于我国一些企业经营效益不良以及其为利润所驱，不愿承担污染损害风险的现实情况，我国应当通过立法，结合自愿与强制保险的方式建立我国环境污染赔偿责任的保险制度。
参考文献：
1.周林彬著.法律经济学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