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具体表现篇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0773024)
作者简介：
杨友孝(1960-)，湖南汉寿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财经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开发研究与人力资源管理。
摘要：文章以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为基础，从主导产业与支柱产业异同角度，即产业发展目标、产业关联方面、产业生命周期、产业发展贡献、技术进步特征和受空间载体的约束等六个方面，并根据两者发展的动态更替性特征，将广州花都临空经济区产业中的汽车整车与零部件制造业、现代物流业、高新技术制造业、珠宝产业和会展业作为带动其地区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并进行了比较和分类。
关键词：主导产业；支柱产业；经济发展阶段；临空经济区
中图分类号：F7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9)08-0027-05
收稿日期：2009-05-18
主导产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或地区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强的整体带动作用以及产业关联效应，进而实现其经济助推器的作用。从20世纪50年代末由动态比较费用理论、非平衡增长理论、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三大主导产业选择理论出现伊始，学术界普遍关注该研究的深化和发展。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学者通过对文献的不断总结和挖掘，并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由20世纪80年代对主导产业选择基准的研究和界定，到20世纪90年代研究对象的逐渐丰富和定量研究方法的应用，目前已经具备了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取得了较多科研成果，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极具现实意义。但是，根据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主导部门(主导产业)在经济发展经历的不同时期体现了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并伴随着比较明显的连续性。因此，单纯从经济的某一发展阶段出发研究主导产业选择问题，而缺乏对经济发展阶段整体把握的研究是不足的。本文通过对主导产业的界定。及其与支柱产业间的密切联系，以及在两者随着经济发展而体现的动态更替特征的基础上，对广州花都临空经济区的相关产业进行了主导产业选择问题的研究。
一、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的概念界定
(一)主导产业概念界定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Rostow，1960)根据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标准，在《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其中，他将经济成长阶段划分为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起飞、成熟、高额群众消费和追求生活质量等六个阶段，并指出每个阶段的演进都是以主导产业部门的更替为特征的，且主导部门序列不可任意改变，不同阶段经济的发展是建立于主导部门迅速扩大基础之上的，任何国家都要经历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表1)。他认为主导产业是这样一些产业部门，“在这些部门中，革新创造的可能或利用新的有利可图甚至至今仍未开发的资源的可能，将造成很高的增长率并带动这一经济中其他方面力量的扩充”。本文从推进产业结构质量提高、在国民生产总值比重大、满足市场大幅度增长的需求、具有持续的产业高增长率以及能够较多地吸收先进技术等不同角度出发，将主导产业概念归纳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值占有一定比重、采用了先进技术、生产率增长率高、产业关联度强，对区域经济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提升具有较强带动作用的产业。
(二)支柱产业概念界定
支柱产业指在国民经济或地区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大，是国民收入来源的重要构成，具有稳定而广泛的资源和产品市场，对国家和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和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产业。支柱产业普遍基础雄厚，适合国民经济或地区经济的总体发展态势，是一国或一个地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在一段时期内对经济发展起重要支撑作用(秦海波，2001)。区别于主导产业强调潜力和未来的特点，支柱产业的概念关键在于突出规模和现状，主要体现在：比重大，即该产业产值所占国民经济或地区经济总值比例大；产出多，即该产业的产出占整个产业结构体系产出的比重较大；就业广，即该产业所容纳的就业人口占产业整体的系数高；收入多，即该产业在外汇或利税创收数额排名靠前等多个方面。其中，最关键的是支柱产业制约并体现了本阶段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整体状况，是衡量现阶段经济发展是否良好的重要指标。
二、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的联系
(一)主导产业与支柱产业的异同
主导产业与支柱产业的差异性和相同点主要体现在产业发展目标、与其他产业的关联程度、产业的生命周期、产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产业对技术进步的要求以及其空间载体等几个方面。其中，前五点表现为差异性，第六点描述的是共性。
产业发展战略方面两者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主导产业的选择问题关键在于考虑下一经济发展阶段，即能否适应经济更高级阶段的发展要求：其中，主导产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和产业整体的提升作用代表了其促进经济向更高级阶段推进以及产业结构演变的方向和趋势(Liebermar，1990)，体现的是国民经济或地区经济发展中质的飞跃，较侧重于从国民经济或地区经济以及产业结构的长期目标出发来解决发展中的过渡问题。支柱产业的选择问题更加侧重于关注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注重经济现阶段发展状况的表征和体现等中、短期目标，根本任务在于将本阶段的经济推向成熟化，促使本阶段的发展更加全面、产业结构更加完善；其中，支柱产业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体现在适应性方面，即它不代表产业结构的演化方向，但是体现了现阶段产业结构的主要特征。
在产业关联方面，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的差异表现在关联产业的数量和产业关联程度即扩散效应两个方面。其中，主导产业的最大优越性体现在它对关联产业的扩散效应上，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主导产业有较长的产业链，关联产业数量众多；第二，关联程度强，即对前向、后向、旁侧关联产业都具有非常突出的带动作用，对产业结构整体也具备很明显的推动作用，即具有较强的产业关联度。支柱产业与之区别体现在：第一，与支柱产业具有密切联系的产业数量众多与否并不确定，支柱产业甚至是可以相对独立的产业，意味着支柱产业可以只与较少的产业发生关系；第二，在产业关联程度方面，支柱产业并不一定具备很强的扩散效应，即对其前向、旁侧、后向关联产业和产业整体的带动作用可能并不明显，但在产业增加值中比例较大。
根据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各产业内产品的生命周期决定了任何产业都具有生命周期。一般情况而言，主导产业处于幼稚期到成熟期之间的过渡期，具有强劲的发展态势和发展潜力，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呈不断增强趋势，经济向更高级阶段的推进必须伴随主导产业的快速和稳定成长。相对于主导产业。支柱产业普遍已经处于成熟期，有些甚至进入了衰退期；其作用的发挥在所处阶段可能仍旧明显，但在整个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支柱产业发挥的作用是持续增强抑或逐渐减弱并不确定。由于主导产业处于过
渡期，所以主导产业的发展并不稳定，易受制约条件如制度、资源、技术、市场供求和产业结构等多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决定了主导产业具有明显的更替性特征，不断出现新旧更替现象并呈现由低到高的发展趋势；反观支柱产业，其生产技术比较成熟、市场规模比较稳定，且对现阶段经济发展的贡献较大、运行状态良好，因此不易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冯江华，2000)。
主导产业具备大规模生产潜力，产品或服务供给量大且生产率上升速度快，产出增长率较高，易于组织大批量的生产，产品除供本区域需求外更主要是向区外输出，潜在市场容量大，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较高。支柱产业体现在本阶段的效率和规模方面，例如具有在经济总量中占有较大份额、运行状态良好、资源配置合理、对GDp的贡献率较高等特点；其贡献主要体现在稳定经济和扩张区域经济总量方面，可为国民经济或地区经济提供更多的积累和消费。
主导产业的技术方面应具有领先性或超前性。主导产业为了实现综合目标，即强调在产业发展中的领先地位，并代表产业结构演变和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或趋势，就必须建立在具备良好的技术创新性，或有效吸收新技术革命成果能力的基础上依靠技术进步实现其增长率不断提高，进而实现对其它产业发展所产生的加速器作用。因此，主导产业依靠技术进步实现生产率的提高是必要条件。区别于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支柱产业对科学技术的依赖是从经济的积累角度而言。由于发展目标主要集中于对现阶段经济的贡献，决定了其对技术进步依赖的强弱程度并不确定。
主导产业与支柱产业的选择与发展问题都受到其空间载体的约束是两者的共性所在。产业空间载体的区别多体现于层次与特征的差异上。从功能性标准来看，具有不同功能特征的临空经济区、临港经济区、高新技术产业区，这些经济区之间的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存在差异；从同质性标准来看，不同层次的区域，比如国家、省、市(县)之间其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同样存在差异；从规划主体来看，政府规划和建造的经济区和以自然资源依赖性为主的区域之间，其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的选择和发展均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对这两者划分的研究必须建立于明确其空间载体的基础上来完成。
(二)主导产业与支柱产业在经济发展阶段中的联系
主导产业与支柱产业本质联系表现在两者可以相互转化，并且主导产业具有明显的更替规律。当符合以下条件：条件一：某一国民经济(或某一地区经济)发展分别经历由低级向高级的i、Ⅱ、Ⅲ三个阶段，且不具备跳跃发展能力；条件二，每个阶段仅包含两类产业，即主导产业与支柱产业；条件三，经济由最原始的状态开始，此时主导产业与支柱产业重合，均为产业a。基于上述假设，当经济发展进入阶段Ⅱ后，可能出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阶段Ⅱ的主导产业与支柱产业仍旧均为产业a：第二种情况：产业a发展为阶段Ⅱ的支柱产业。新生产业B出现并成为阶段Ⅱ的主导产业。当经济进入阶段Ⅲ后发展情况可以同理描述(表2)。
第一种情况：阶段Ⅱ的主导产业与支柱产业仍旧均为产业a。由于吸收了先进技术或利用地区优势等原因，产业a发展势头良好，具备持续发展的潜力，并成为阶段Ⅱ的主导产业。因此，主导产业与支柱产业仍旧均为产业a，没有新生产业的出现，产业a持续发展依次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图1)。其中，横坐标轴表示经济的积累，纵坐标轴表示经济发展阶段，下同。
第二种情况：产业a发展为阶段Ⅱ的支柱产业，新生产业B出现并成为阶段Ⅱ的主导产业。支柱产业a对经济发展产生了较强的积累作用，起到了稳定阶段Ⅱ发展的要求，但并不能引导进入更高级的阶段Ⅲ；由于产业发展环境产生变化，具有更强的适应性的新生产业B出现，体现了对经济发展应有的较强推动力以及对产业体系的提升作用，成为该阶段的主导产业，能够代表经济持续发展的潜力，并促使经济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Ⅲ；如果产业B不具备以上潜力，无法成为阶段Ⅲ的主导产业，则新生产业c出现并成为该阶段的主导产业，促进经济向更高级阶段发展(图2)。
主导产业与支柱产业上述联系的出现，根本原因在于主导产业的本质特征是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以及对产业结构改善和提升的作用，是促使经济发展阶段出现“质变”的产业类型，具备这一特性的产业就是主导产业；而支柱产业最大的作用在于对现阶段经济发展贡献较大，主要体现在积累方面，是促进所处经济阶段不断发生“量变”的产业类型，具备这一本质特点的产业就是支柱产业(熊清华等，2003；建筑，1991)。以上结论拓展到临空经济区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其发展阶段及主导产业特征的变化同样存在固定模式与路径(表3)。
三、广州花都临空经济区主导产业选择分析
花都区临空产业多样化特征明显，并具有较强的集中度。具体表现在：2006年规模以上企业中汽车制造、皮革皮具生产、珠宝产业共完成工业总产值472.08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60.9％，贡献能力较强，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产值规模前三名的排序分别是汽车制造业、皮革皮具制造业和摩托车制造业。其中资本密集型产业占产值比重较大，如汽车制造业产值429.52亿元，同比增长25.5％；皮革皮具产业2006年全年产值38.12亿元，增长26.0％，对外出口额1.44亿美元，增长了27.3％；各产业产值增长速度差距较大，其中汽车制造业41.8％、皮革皮具制造业9.7％和机械五金业6.7％；作为新型产业的珠宝产业增速达到了13.4％，出口额增长了30.1％，特色旅游业总收入为16.54亿元，增长了11.3％，发展潜力巨大。在经济效益方面整车生产制造企业总计缴纳国税32.53亿元，同比增加7.56亿元，增幅30.26％，占同期区税收总量的53.27％，区内汽车零配件加工企业总计缴纳国税8.2亿元，同比增加3.52亿元，增幅75.省略)
注释：
经济发展的具体表现篇2
关键词：文化；文化产业；经济属性；经济价值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2-0035-04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日趋“文化化”，文化已经“经济化”。文化与经济相互渗透，带来了文化产业化，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具有经济属性，主要表现在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具有商品性，以及文化产业发展具有经济效应。文化产业的经济属性，决定了文化产业的经济价值，这种价值具体表现为文化产业是现代经济的增长点，能够提升城市价值，增加经济增长点，调整经济结构，缓解就业压力，辐射其他产业。
一、文化的经济化与文化产业
从概念上看，“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文化，是指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文学和艺术等现象。在这里，文化与政治、经济相互并列，但是一样蕴含着经济价值。广义的文化可以从不同学科进行定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1）1871年，泰勒的描述性定义：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具体包括知识、信仰、风俗、艺术、法律、道德，以及通过学习获得的其他能力和习惯。（2）1921年，帕克和伯吉斯的历史性定义：文化是群体生活的社会遗传结构的总和，能够因群体人特定的历史生活和种族特点获得社会意义。（3）1905年，斯莫尔的心理性定义：文化是指某一特定时期的人们使用的技术、机械、智力和精神才能的总和，以及其他为达到个人或社会目的而采用的方法或手段[1]。
文化具有经济功能，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已经“经济化”、经济日趋“文化化”[2]。日本著名学者日下公人认为，在经历经济开发、社会开发和人才开发的时代后，开发文化经济价值的时代已经到来[2]。文化与产业相互渗透，必然出现文化产业化。所谓文化产业化，就是在保持文化原有功能和特征的前提下，以资产为纽带，以精神需求为方向，以相应物质为依托，把人类的知识、智力、信息、精神和艺术，加工成文化产品，并进行交换、消费和服务。
文化的产业化带来文化产业的发展。早在1944年，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发表《文化产业：欺骗公众的启蒙精神》一文，首次提出文化产业的概念[3]。西方文化经济的创始人之一大卫・索斯比认为，文化产业是通过具有创意的生产活动提供的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具有知识产权，能够传递某些社会意义；文化产业实质上是指文化产品的经济功能，能够增加产出、促进就业、创造利润以及满足消费者需求[4]。如今，文化产业已成为一种新的产业形态和经济增长点，成为城市发展战略的重要中轴。因此，有人将信息产业称为“第四产业”，将文化产业称为“第五产业”[5]。当然，在不同国家或地区，文化产业的称谓可能不同，如美国的版权产业、欧盟的内容生产、英国的创意产业、日本的感性产业，我国台湾的创意文化产业。但不论称谓如何，文化产业的核心在于从事文化内容生产，经营符号性和信息性的产品，并实行以创意为手段的产业化运作。1999年，深圳在国内率先提出“文化立市”，2004年提出打造“设计之都”，2005年将文化产业确定为继金融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物流业之后的第四支柱产业。目前，深圳已建成具有典型示范作用和集聚效应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45个，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以及占全市GDp的比例逐年上升。
文化产业是从事文化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2004年3月29日，国家统计局颁发《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分类》，将文化产业及相关产业分为“核心层”“层”和“相关层”。（1）核心层。包括新闻、广播、电影、电视、书报、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文艺表演、文化演出场馆、群众文化服务、文物及文化保护、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文化研究、文化社团、其他文化等。（2）层。包括互联网、旅行社服务、旅游景点文化服务、室内娱乐、游乐园、休闲健身娱乐、网吧、文化中介、文化产品租赁和拍卖、广告、会展服务等。（3）相关层。包括文具、照相器材、乐器、玩具、游艺器材、纸张、胶片胶卷、磁带、光盘、印刷设备、广播电视设备、电影设备、家用视听设备、工艺品的生产和销售等。
二、文化的商品性与文化产业的经济属性
文化承载着各种社会关系，塑造了社会的理想人格，提升了个体的幸福感和归属感。不过，文化的价值内涵常常表现为外在感知，并且被符号化和系统化。无论是音乐、舞蹈、服饰，还是节庆、晚会、习俗，都通过媒体表现出来，从而表现出五彩缤纷的色彩、鲜明独特的个性，正是文化的绚丽特征和丰富内涵，产生了经济价值[6]。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不仅体现为文化具有的表层服务功能，而且说明文化本身具有经济属性。
文化产业具有经济属性。在阿多诺对文化产业的界定中，特别强调：“文化工业的全部实践，在于把裸的盈利动机投放到各种文化形式上。”[7]1980年召开的蒙特利尔专家会议认为，一般说来，文化产业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即在产业和商业流水线上，文化产品和服务被生产或再生产，并且被储存或分销。由此表明，经济属性是文化产业存在的基础。
文化产业的经济属性首先表现在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商品性。文化产品或服务是商品，具有商品的本质特征，在市场机制下通过竞争进行生产和交换，实现价值最大化。图1显示，假定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市场机制绝对有效，文化产业市场能够自发实现均衡，达到资源配置最大化。这时候，供给曲线为S，需求曲线为D，均衡点为e，均衡价格为p，均衡产出为oa。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文化生产企业的供给与人民群众的需求处于平衡水平，即在均衡点上，既不存在文化产品或者服务的短缺，也不存在过剩。在这一框架内，文化产业只能依靠市场化运作来取得经济效益，没有其他途径可循。这是因为，如果出现高于均衡价格的价格水平，文化产业的生产企业愿意提供的文化产品数量，将高于消费者即人民群众的购买意愿，就会出现文化产品或者服务的过剩，对价格施加向下的压力，直到达到均衡价格。同样，太低的价格会产生文化产品或者服务的短缺，消费者愿意出高价购买，也会促使价格上升到均衡水平。在这一情形下，文化产品和服务实行产业化运作，在利益的驱动下，生产者制造出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繁荣文化市场，带动经济发展。
文化产业的经济属性包括其“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的经济效应。通过“区域联合”“产业集聚”等方式，分散的小规模文化产业生产体系相对集中，各个分散经营的文化企业被纳入统一有序的经营过程，形成强大的联合生产力，推动建立大规模文化市场生产体系。文化企业专业化联合体系，有利于形成专业化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供应商，培育共同的劳动力市场，提高文化市场的经济效率。文化产业园是文化产业集聚的载体。20世纪90年代，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开始起步，2007年后呈现爆发式增长。2008―2012年，我国共建成1122座园区，年均增速为42.2%。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5年底，全国共有2000多家文化产业园区，500多个文化创意产业项目。在这些文化产业园区，有336家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10家部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六大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具体包括以北京为主的首都创意产业集群，以上海为主辐射南京、杭州、苏州的长三角创意产业集群，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珠三角创意产业集群，以西安、重庆、成都为首的川陕创意产业集群，以昆明、大理、丽水为主的滇海创意产业集群，以长沙为核心的中部创意产业集群。深圳市文化产业集聚效应明显，部分区文化产业集聚体数量分布（如图2所示）。
三、文化产业的经济价值与现代经济的增长引擎
文化产业是现代经济的增长引擎。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文化产品日益成为居民消费的新热点，在生产、技术、投资、消费等方面表现出独具魅力的经济价值。可以预言，随着时展，文化产业终将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成为高新技术的前沿产业。具体说来，文化产业的经济价值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文化产业提升城市价值。在塑造城市价值方面，文化产业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文化企业发展，能够产生品牌效应，发挥城市经济价值；文化产品、文化服务能够提升文化氛围，发挥城市文化价值。城市文化产业的发展，为提升城市价值品牌，注入一股强劲的力量。一座城市拥有文化底蕴，就会拥有城市价值品牌，从而在新一轮经济发展中占据制高点，为城市创造更多价值。例如，深圳大芬油画村依靠油画产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龙岗区乃至整个深圳的文化品位和城市价值。目前，大芬村已成为国内外知名的“中国油画第一村”。有关数据表明，大芬油画村目前共有以油画为主的各类经营门店近1200多家，居住在大芬村内的画家、画工1万多人，年产值近10亿元，约占全球油画市场份额的70%。
其次，文化产业增加经济增长点。城市日益成为文化资源聚集地，经济增长速度快，市场需求大。正由于此，文化产业以其独特优势，成为城市经济增长的新亮点。文化产业体系大，产业链条长，产业关联度高，不仅能直接贡献经济效益，而且具有强大的辐射效应。如今，文化产业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全球文化产业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7%，并且每年平均提高0.7～0.8个百分点。目前，世界主要经济体文化产业发展速度全部高于经济发展速度。2009―2012年，美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5%，比同期GDp年均增速高2.9个百分点；1986―2010年，新加坡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9%，高于同期GDp年均增速1.3个百分点；2008―2012年，英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3.9%，高于同期GDp年均增速2.5个百分点；1995―2012年，中国香港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9.4%，高于同期GDp年均增速4个百分点[8]。
再次，文化产业调整经济结构。文化产业不仅能增加第三产业发展的总量，而且有利于经济结构优化。文化产业是一种知识经济，属于技术密集型和人才密集型产业。通过文化产业，信息、技术、创意、知识相互融合，“资本”与“知本”协同支撑。文化产业的发展，让文化资源融入经济运行，技术、知识、智力等生产要素得到优化配置，物质生产领域的文明程度大幅提升，产品附加值大大提高，最终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目前，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已经达到70%以上。美国娱乐业成为仅次于航空航天业的第二大支柱产业，日本娱乐业的生产经营产值已经超过汽车工业产值，英国艺术业以170亿美元的产业规模与汽车工业不相上下。然而，我国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仅为33.6%，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迫切需要优化经济结构。根据霍夫曼系数等相关指标，广州、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需要考虑新的符合时展要求的经济结构模型。
另外，文化产业缓解就业压力。文化产业对就业具有较强吸纳能力。发展文化产业，能够开辟新的就业空间，缓解社会就业压力。从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总数的比率来看，该比率2013年全球为5.49%，约3/4的经济体为4%～7%，其中美国、俄罗斯、墨西哥、澳大利亚、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超过7%[8]。目前，在深圳，文化创意企业约4万多家，从业人员约90万人，年度产品和服务出口额约30亿美元。
最后，文化产业辐射其他产业。文化产业发展有强大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尤其是风景名胜、文化遗址以及博物馆等文化资源，对旅游、餐饮、时装等产业拉动作用大。在很多国家或地区，文化旅游已经成为当地居民和政府的重要经济来源。2012年墨西哥的文化旅游对GDp贡献率约8%；2012年西班牙文化旅游入境人数达15.9万人次，占入境游人数的50.7%；2011年新加坡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产出的乘数效应为1.43，对国民经济增加值的乘数效应0.58。也就是说，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文化产业支出，就可以为新加坡全国经济增加1.43个单位的产出、0.58个单位的增加值[8]。
四、结语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日趋“文化化”，文化日益“经济化”。文化与经济相互渗透，带来了文化的产业化，推动了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文化产业具有经济属性，主要表现在文化产品和服务具有商品性，以及文化产业发展能够产生“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等经济效应。文化产业的经济属性决定了文化的经济价值，这种价值具体表现为文化产业是现代经济的增长点，能够提升城市价值，增加经济增长点，调整经济结构，缓解就业压力，辐射其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需要注意三点。（1）营造宽容环境，实现文化产品的“包容性增长”。在保持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减少对内容生产的干预，使文化生产者能够在更大空间实现思维、创意和形式的跨越，提供更多优秀产品。当然，宽容不等于纵容，要坚决抵制敌视社会主义、宣扬消极主义的精神鸦片，保持文化领域的纯洁性和先进性。（2）减少对重复性作品的支持，提倡原创和协同创新。近年来，我国政府加大文化生产的财政支持力度，促进文化产品的快速增长。但在支持的同时，要鼓励学术创新、表演创新、技术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加大对创新性和原创性的审查。对相同创意者要联合交叉，发挥各自所长，实现协同创新。（3）克服物质至上的思想，多出精品力作。精品的创作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文化生产者要不为眼球左右，不为物质利益诱导，平心静气埋首创作，一心一意创造精品，坚决反对造假之作、抄袭之作和平庸之作[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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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具体表现篇3
人是社会运行形式的承担者和实现者，一定的社会经济形势对应着一定的人格。那末，市场经济对应的是何种人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铸就什么类型的人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格塑造又必须经历怎样的过程?都需要深入研究，作出科学而明确、系统的回答。
一
要研究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人格问题，就要首先明了人格的内涵及结构。从社会学观点看，人格是指个体在社会生活中地位和作用的统一；按照伦理学观点，人格是指人在道德品质上的善恶程度；从法律学观点去认识，人格是指人作为权利、义务主体的资格；在一些心理学家看来，人格表示个人所具有的心理特征的总和。这些看法只是表现了人格本质的一个锥度、一个侧面，而关键是要从哲学的层面把握其一般本质。
我认为，从哲学层面界说人格，必须从人的本质即人的本性着眼。人格是人作为人的资格，这种资格直接源于人的本性，人是由于具有了人的本性才成其为人、才具有作人的资格的。人的本性确指人的“内核”，人格指谓人的“含核之果”。因此，在我看来，人格是人作为
人的资格，是人的本性的统一的、综合的表现。
现在的问题是，人的本性是什么?在讨论人的本性时，人们经常引用马克思的一段名言：“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一些人往往把这段当作马克思给人的本性下的定义，其实这只是揭示了研究人的本性及其发展的科学方法。研究人的本质或本性，要从人的社会关系归根到底要从人的实践关系去着眼。因此，马克思在与上述一段话相同的那篇文章中指出：“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以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不是从外在的事物，而是人人自己的活动去理解人的本质、人的特性，才使马克思确定不移地认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CD2〗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马克思的一些系列论述启示我们，正是人自己的实践活动造就了人的本性。实践的矛盾的、超越的本性造就了人的矛盾的、超越的本性。人的本性是以实践本性乃至矛盾本性、超越本性为特的自然性和社会性、个体需求和社会规范的否定性统一。显然，依据这种“否定性统一”的不同性质、状态，可以将人的本性区分为不同的类型：第一，依附性类型。在这种类型中，适应对象、依附对象的自然本性占据主导地位，表现为个体对自然、他人、社会的依附倾向。第二，主体性类型。此种类型中改造对象、改造自身的属人性占据主导地位，表现为个体追求自主发展和追求社会发展相统一的倾向。第三，反主体性类型。这种类型是主体性类型的异化，是人的主体性的破缺和失衡，在这种类型中，阻碍改造对象和改造自身的“属人性”占据主导地位，表现为个体阻碍自身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倾向。
从上述的人的本性及其类型的分析，必然合乎逻辑的引出人格的结构问题。人格是人的本性的统一的、综合的表现，由人的实践活动造就的任何人的本性，都潜在着依附性、主体性、反主体性这三种属性。任何人的人格，都是其三种本性的综合、统一的表现，而统一的结果必然是其中一种本性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其基本发展自身，只能依附他人和社会的人格，其基本性质包括惰性、奴性、依赖性；而主体人格是自主发展自身和发展的人格，其基本属性有破坏性、施虐性、反进步性。
界说人格的内涵与结构，是深入揭示市场经济与人格特定联系的前提。与前市场经济形式对应的是个人依附人格。历史向我们表明，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漫长的前市场阶段，由于力量软弱，人们不得不通过血缘和地域关系成某种形式的人群共同体去对付强大的自然。这种实践活动和社会状态要求和造就的必然是族群主体人格，个人并不属于他自己，他不能自主地面对对象世界和自身，只能依附族群，所以，个人这种性质使他只能具有依附人格。因而马克思把人的最初的社会形态称为“人的依赖关系”状态。
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后，人类社会进入了它不可逾越的市场经济阶段。市场经济实质上是依赖物的社会经济形势，这个物不是一般的物，而是人的创造物，在这种意义上，人依赖物也就是人对对象化的自身本质力量的依赖。相对于基于自然联系的“人的依赖”，这自然是巨大的历史进步，在这种经济形势中，个人必须吸纳社会的生产能力，变革对象创造商品，并以商品所有者的身份与他人平等地参加与商品的交换，在这种独立自主并在一定程度上对自我行为负责的活动中充实和发展自身。因此与市场经济对应的是有了新的本性的个人，是既发展对象又发展自身的人，即具有主体人格的人。所以马克思把人类发展的第二大社会形态称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状态。这里的“独立性”不是一般的独立性，而是作为主体的独立性，它势必要冲破与血统、地域等自然性相关联的他人、族群的束缚，作为一定的意义上的活动主体，独立地发展对象和自身。因此独立的人，也就是主体的人，即具有主体人格的人。
市场经济对应个人主体人格。这里的对应，一方面是人作为手段与市场经济的适应，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具有主体人格的个人作它的承担者。没有个人主体人格存在，也就没有市场经济存在。因此而个人主体人格的发展程度，必须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状态、成熟程度相对应。另一方面，作为与市场经济相对应的个人人格，又以人自身为目的，标志着人自身相应的发展程度。人作为手段，推动社会经济形势乃至社会整体的发展，作为目的，又实现自身的发展。在市场经济阶段，个人可以也必须铸就为具有主体人格的人。
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两种不同形式的市场经济，既有性质的共同性又有性质的不同性，两者各自对应的人格亦处于此种关系中。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把“物的依赖”与维护个人私有财产和利己主义相结合，这就从根本上导致了“社会标准”和“人的标准”的分离。它对应的个人主体人格必然是片面的、非普遍的。
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的“基本经济事实”表明，物的世界的增值以人的世界的贬值为伐价(“物”的地位高于人的地位)第9这一分析是极其深刻的。以“人依赖物”为本质的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人依赖对象化的人的本质力量而成为独立的主体；另一方面依赖外化的相对独立的人的本质力量而变成物的奴隶、金钱的附属物。
这也就是市场经济对人的发展带来的正效应和负效应。资本主义以制度的形式维护个人私有资产和利己主义，必然强化市场经济对人的负效应，从而抑制人的发展；注重“社会标准”而蔑视“人的标准”，使物的世界增值人的世界贬值，形成“物”统治人的畸形现象。由此，必然导致个人主体人格的片面性和非普遍性。主体人格本来是既发展对象又发展自身的，但“物的统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造成了普遍的人的对象发展统治和制约人自身发展的特殊性质。人通过充当获取“物”、获取经济利润的工具来片面发展自己，而忽视和压抑积极的人的价值追求、独立创造精神、高尚的德性等主体人格素养的培育和全面发展。同时，由于全社会的个人私有财产至上和利己主义主导，使竞争必然普遍导致一些人的发展以牺牲另一些人的发展为代价。因而，片面的个人主体人格，是不能在全社会形成普遍的存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此有所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把“物的依赖”与维护公有财产为主的财产体系和包含个人利益的集体主义相结合。这样，“物的依赖性”的两重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就有了新的表现方式。它既能使人充分地通过物来实现和确证自己，表征自己的主体地位；也能使人不再盲目地受物的支配，从而使物由于利于人的发展而显示其意义，这就必然导致“社会标准”和“人的标准”的统一。人的自主创造在为经济乃至社会发展奠定基础的同时，也为人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即通过社会财富的联合占有、社会保障体系的确立、集体主义的弘扬，促进每一个人的本性及其人格的重塑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应应健全、普遍的个人主体人格。“社会标准”和“人的标准”的统一使个人主体人格具有了对象发展与自身发展相统一的性质。人不仅能过充当手段、通过创造物、占有来确证自身的力量、表现自身的价值，而且要以人自己为目的去全面发展自身，表现人独立于物的意义和价值。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不是片面的而是健全的个人主体人格。
社会主义求实现人对物的自主创造、生产资料的联合占有、集体主义精神和每个人自由而平等发展的诸方面的统一。因此，每一个人主体人格建构和全社会一切人主体人格建构是互为前提、彼此一致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不仅是社会的、健全的个人主体人格的形象，而且是普遍的个人主体人格的形成。
如果说那种片面的、非普遍的个人主体人格，表现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局限性，那么健全、普遍的个人主体人格则表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及其优越性。显而易见，健全、普遍的个人主体人格的确立，既是对片面的、非普遍的个人主体人格的历史性超越，又是对共产主义阶段的，排除了反主体人格干扰的真正纯粹意义上的健全主体人格即全面发展的自由人格的历史性准备。
我认为，依据“社会标准”和“人的标准”的统一，也就是发展对象和发展人自身的统一，人作为手段和作为目的统一的原则确立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对应的，健全的个人主体人格的完整体系，当有以下六种人格构成要素：
1.博大的人格。它确指个人主体人格的人生意义层面。主要包括一个人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信仰和执着的追求。博大的人格，表现着发展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阶段的人，基于世界历史性联系的，观照世界和人生的特殊视角。它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追求作为生命的意义和精神的寄托。它有着既占有对象又超越对象的功利意义，既完善自身又超越自身的崇高境界，表现着心灵的博大和精神的深邃。事实也雄辩地说明，没有普遍的博大的人格的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人的发展也难以达到它应有的历史高度。
2.独立的人格。它是指个人主体人格的个体价值层面。市场经济和人的相应发展内在需求的最根本的个体价值包括自立、自主、创造。自主的人，是在广泛的社会联系中占有类的本质，即运用人类获得的能力、财富来武装自己的人。这样的人才能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成为以独特的个性和功能，独立自主地创造物的主体。正是普遍的独立人格才能共同创造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与人的发展的物质和精神基础。个人独立人格的普遍形成，意味着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展现人作为人的无限潜在创造力。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这里所说的人的一定程度的解放，我以为，首要的就是独立人格的形成。
3.自律的人格。它指谓个人主体人格的社会化层面。主要包括人依据规则、规范、规定所形成的自我约束、自我负责、自我尊重的意识、品格和行为。市场经济不仅是自主经济，而且是规范经济、竞争经济。它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规则、契约来规范行为主体，使不同的主体在共同的规则中自主地、公平地竞争。这就需要行为人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自主参与竞争，时刻思忖自己的行为后果，并能确认和维护自己应有的权力及人格尊严。这是维系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不可少的。譬如，再完备的市场规则也不会是没有漏洞的，倘若没有有着自律人格的人的自觉遵守，而仅仅依靠对违规行为的惩戒作保证，那是不堪设想的。至于人格尊严，如果没有行为主体的自我维护，仅仅依赖社会保障，那也是易于落空的。所以，自律人格的普遍存在，是市场经济有序运作的不可缺少的前提。同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对应的人的现代化，也需要自律人格的形成，这正是人与社会统一达到成熟程度的一种表现。
4.高尚的人格。它是指个人主体人格的道德层面。主要包括个人与他人的统一、个人与社会的统一，集中表现为个人与集体的统一，它表现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的、特殊的要求。既不同于资本主义所宣扬的利己主义，也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集体主义。利己主义坚持个人利益至上，以个人利益否定集体利益。传统的集体主义以集体利益代替个人利益。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坚持以个人自立、个人发展为集体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坚持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一致的原则。当然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既不背离的方面，又有统一的关系。市场经济的交往方式，一方面既有利己的(个人是目的)也是利他的(个人又是手段)，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正是体现了这一内在要求；另一方面利己和利他有时又是对立的，因而，市场经济容易滋生利己主义，导致道德沦丧。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坚持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它是对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自觉抑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内在要求使然。因此如果不造就普遍的高尚人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难以切实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5.健康的人格。它是指个人主体人格的社会心理层面。主要包括个体内部的心理协调和外部的心理协调。健康的人格，能自我协调，形成自信、向上、坚韧的特质，并能坦然面对顺利和挫折，能积极实现与社会环境的协调，具有豁达性、兼容性、融合性，能多角度看待人和事物，自觉的处理人际关系，努力做到对社会多样性的事物的认同。市场经济是开放性经济，是处于世界性联系的网络状的多向性经济。现代化的人亦应成为有着开放性、发散性思维和性格、具有健康人格的人。
6.审美人格。它是指个人主体人格的审美层面。主要包括创造美、欣赏美和发展自身。具有审美人格的人在自主创造对象时，不仅能观悟到自己的个性和才能，亦能感到作为主体的品性和力量，进而美化、塑造和发展自身。只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才有可能克服劳动的异化，造就全面发展的新人，形成审美人格。同时，审美人格的普遍形成，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前提。
以上，是在纯粹的或理想的意义上探讨市场经济乃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格的对应性质和关系。然而至关重要的是进一步研究现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的人格塑造问题。
三
现代化的人和现代化的社会是在相互制约和作用中生成的。高素质的人和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双向建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但人是能动的主体，我们应该也可能通过人的自觉塑造来推进这一历史过程。
如果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应的是普遍的、健全的个人主体人格，那么我们在现阶段，就应该自觉地把健全的个人主体人格作为人格塑造的目标。当然这里谈的只是一般目标、“理想目标”，对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来讲还需要具体化、层次化，而具体实施时，尚需过程化、阶段化。同时，还必须指出，社会历史规律其实是一种趋势，正如马克思所说：“必然有某些起反作用的影响在发生作用，来阻挠和抵消这个一般规律的作用，使它只有趋势的性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和造就健全普遍的个人主体人格，健全普遍的个人主体人格必然支持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同样只能是一种趋势。我们只能也必须在现实的市场经济实践和现实的人格基础上自觉认识和推进这种趋势。
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普遍的健全的个人主体人格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我们面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由我国特殊的前市场经济转化而来，并将经历一种特殊的现代化过程。当然，市场经济和个人主体人格又在互相制约、互相影响中获得各自的发展。
基于此，我们来探讨目前健全的个人主体人格的塑造途径。如前述，马克思关于“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等一系列论述给我们的方法论启示就是，人自己的实践活动造就人的本性。因此，我国目前普遍的健全的个人主体人格的塑造，亦即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归根到底要通过体现新的时代特征的当代中国人的实践活动去实现。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在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型体制上取得的崭新突破是，明确提出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三结合”，即市场经济体制不仅同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的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同社会主义新型民主法制的基本政治制度相结合，而且要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结合。这种“三结合”就是具有当代中国时代特征的前所未有的实践活动，而自觉推进这种实践活动，也就是我国目前普遍的健全的个人主体人格塑造途径的根本前提。
从此前提出发，我以为，我国目前普遍的、健全的个人主体人格塑造的基本途径有三：其一，经济政治活动途径；其二，制度规范活动途径；其三，社会教育活动途径。
所谓经济政治活动途径，即全社会应自觉引导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和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向健康的方向转化，经济行为和政治行为的正当性、合理性是这种“引导”的首要要求。在市场经济尚不完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结合尚不完善的阶段，经济不正当行为、政治不正当行为极易发生，不是因噎废食，而是推进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经济〖CD2〗政治〖CD2〗文化”三结合，才能从根本上有效抑制经济、政治行为的不正当法。上述“引导”的又一要求是，培育和倡导社会主体植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行为和政治行为的主体人格精神心理。这也就是创造条件，引导社会主体从正当的经济行为和政治行为中“生长”出适应这种行为而又超越这种行为的主体人格素质。
而制度规范活动途径就是，全社会应引导外在规范作用向社会主体内在规范素质乃至主体人格素质的转化。这一引导的前提是制度规范的有效性。要致力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三结合”的各项规章、制度从制定到有效实施的过渡期的缩短。制度规范的有效实现，直接训练、陶冶社会主体的规范意识和行为习惯。社会主体有了相当的“规范”素质基础，才可能深刻理解和领悟社会规范的意义和价值，进而生成主体人格的自律素质。具有此种人格素质的社会主体，不仅不会钻法律、制度、规范的空子，而且会主动地而不是被动地，自动地而不是受遏制的守法、守规、守纪。
主体人格塑造的社会教育途径，主要是以正义经济精神的培育和弘扬为中介，在文化上突出三大精神支柱的巨大作用，造就社会主义的主体人格素质。
经济发展的具体表现篇4
一、导论
(一)研究经济法的时空性的目的和意义
经济法从历史的时空中走来，几经风雨，日臻成熟，其逐渐生成的足迹分明记录下了人们对自身生存境遇不断反思的心路历程。因此，经济法并非是高悬云霄的抽象之物，而是实实在在的人的社会实践的对象化成果。对于这样一个具体的历史的法律事象的认识，我们可以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不同维度揭示其丰富的个性，而时空这一哲学之维则有助于我们以厚重的历史感和广阔的空间感去认识经济法鲜活的本己性品格。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打算从哲学的角度来考察经济法的时空性。围绕经济法的时空性，我们可以延伸出三个彼此相关的问题，那就是经济法之存在何以可能，经济法之认知何以可能，经济法之发展何以可能。通过对这三个问题的求解我们可以看到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的客观实在性，这也正是本文研究的目的之所在。同时，也就是通过对经济法时空性的诠释凸现了本文研究的意义之所在，这就是在本体论意义上我们将看到经济法如何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发挥其作用；在认识论意义上我们将获得对经济法的一种认知路径；在方法论意义上我们将获得一种有助于实现我国经济法现代化的理论依据。
(二)研究对象的界定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以时间和空间的方式而存在的经济法，具体而言，亦即作为历史的和地理的法律事象而存在的经济法。历史的和地理的性质表明，经济法发展的大多数规律仅具有历史的暂存性，并与地方性的因素高度相关。例如，从历史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经济法(19世纪末-20世纪60年代中期)是以完全理性假设，国家全面干预经济和经济控制权高度集中为特征的；而现代经济法(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今)则是以有限理性假设、国家适度干预和经济民主为特征的。[1]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经济法又会在趋同的走势下呈现出新的特征。从地理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法、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法、日本的政府主导经济法和瑞典的福利经济法表现出经济法发展的国际差别。由此可见，历史和地理的性质是经济法时空性的现实原型，而经济法的时空性则是经济法历史和地理的性质的思辨表陈。所以，对经济法时空性的研究应当以经济法的历史地理的表征为现实的起点，而对实际的经济法实践的指导则应当以经济法的时空性规律为逻辑的依据。
(三)研究的基本路径
由于经济法在现实中体现为一种以社会公共利益为价值追求，以国家适度干预为基本形式的感性的法律实践运动，因此人们不可能从对经济法实践的直观中直接达到对经济法时空性的系统而深入的认识，这就需要运用哲学的思维方式来考察、反思、解释时空性这一经济法的存在的基本形式。在本文中，笔者对经济法的时空性进行哲学研究分析的基本路径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从整体上遵循辩证思维的基本方法，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也即按照普普遍性——特殊性——个别性的三段式展开对此问题的研究。结合本文的考察对象，也就是以对时空性这一物质运动的基本形式的阐释为逻辑起点，经由对经济法时空性内涵的界定，最后具体化为对经济法时空性的现实表现即经济法发展的国际差别和趋同走势的论述。通过这样的研究理路，我们方可获得对研究对象的质的规定性的理性把握，而不再是仅仅停留在对其表象的片面感知。
其次，对于“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具体”部分的研究将采用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这一方法的理论基础是时空不可分的特性。其中，民族性强调在共时的空间结构中经济法在各个典型模式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发展模式。有必要指出是，经济法的民族性特色其实是该民族的经济法在该国形成的历史的沉淀。故而，可以说对该民族经济法特殊模式的研究就是对该民族的经济法史的研究。据此，我们所得出的结果就是关于经济法的“地方性知识”。相对于民族性而言，时代性强调在历时的时间——空间结构中各国经济法在特殊发展道路上的共性，即在时间序列(过去、现在、未来)中的可通约部分，在本文中具体指经济法在全球化过程中的趋同走势。
二、时空：一种经济法的认知论
时间和空间作为物质运动的基本属性，自古以来就受到中外思想家们的关注。例如，在中国古代文献《尸子》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战国时期人们对时空的认识——“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此处的“宇”即指空间，“宙”即指时间。在西方，辩证法大师黑格尔指出运动的本质是“空间和时间的直接统一”，由此揭示了时空与运动的本质联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更以唯物辩证的观点，提出了符合物质世界客观实际的时空观，并深刻地揭示了时空的属人意义。马克思说：“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2]马克思的论述启发我们，不仅应看到时空性对物质世界的一般意义，更应看到它对人类社会实践的积极意义。因此，我们考察经济法的时空性就是要研究它对于经济法的存在的重要意义，进而对于人类为克服经济社会化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进行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的重要意义。而为了认知经济法的时空性，我们就需要首先对一切物质都具有的时空性加以理解。在本文中，就是以马克思主义时空观的一般理论作为进一步解析经济法时空性的逻辑起点。
(一)马克思主义时空观的一般理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时间和空间的解释主要包括时间和空间与物质的关系，时间和空间的含义、时间和空间的绝对性和相对性以及时间和空间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等几个方面的内容。[3]这些内容具体体现如下：
其一，时间和空间与物质的关系表现为时间和空间与物质运动的不可分性。依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世界是统一于物质的，物质作为具有客观实在性的运动的主体，总是以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社会的五种基本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说，物质运动不能没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同时，时间和空间也不能离开物质的运动。结合本文研究的对象，我们将物质运动限定为社会运动这一形式，而法律实践则是社会运动的基本形态之一。它的存在总是离不开具体的时间和空间的，它的特征总是由具体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在此意义上，我们说法律实践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存在，并不是什么绝对精神的定在，而是对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的确证和反映。
其二，时间和空间的含义。依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时间是指物质运动过程的持续性、间隔性和顺序性。时间的一般特点是一维性或不可逆性。空间是指运动着的物质的广延性和并存的秩序。空间的一般特点是三维性或可逆性。时间和空间的这些特点，为人类所认知，为人类所利用，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系日益密切，于是时空的属人意义日益彰显。在当代，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现代科技的进步，时空的属人意义也在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具体而言，时间的属人意义的变化表现为人的寿命的延长和利用时间创造的财富的大大增值；空间的属人意义的变化表现为地理意义上的空间距离不断缩小，而广义的人类生存和活动的空间正不断扩大。对于上述关于时空的本质规定和属人意义，我们在考察经济法律实践这一具体的社会实践形态时必须给予充分的重视。也即是说，我们必须注意到法律实践在时间维度上是沿着过去——现在——未来的方向不可逆地发展的。因此，法律实践意味着传统的积累，当下的实施和未来的延伸；同时，法律实践在空间维度上是依民族、国家、地区及其之间的交往活动范围而确定的。因此，法律实践也意味着同一民族、国家、地区内法律实践的个性化存在和不同民族、国家、地区之间法律实践的冲突与融和。
其三，时间和空间的绝对性和相对性。依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物质及其运动的存在是绝对的，而存在的具体形态是相对的、多样的。由于时间和空间作为物质运动的根本属性与物质运动不可分离，因此，时间和空间的存在也是绝对的，其存在的具体形态也是相对的、多样的。时空的这一特性反映在社会活动领域就是指法律实践作为人的存在形式是绝对的，而其存在的具体形态则因历史条件和地理条件表现出相对性和多样性。在法律实践这一具体的社会实践领域内，时空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存在也为人们所关注。例如，18世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就曾指出法的精神与地理、地质、气候、人种、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人口、商业等因素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19世纪德国法学家萨维尼则否认存在着一种不变的、适于所有民族的共同之法，而把法视为每一民族独特的民族精神之表现。由此可见，我们在考察法的时空性时，既要承认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法律实践活动的客观性、必然性，也要看到其具体存在形式的多样性，即把握住法律实践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相统一的规律。
其四，时间和空间的无限性和有限性。依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时空的这一辩证关系表现为：一方面，有限包含着无限。每一具体事物都由无限多的质和相应无限多的量所构成，因此是包含着无限的有限客体。另一方面，无限包含着有限。无限的时间和空间总是由无数个有限的时间和空间构成，物质的时空有限性是构成无限性的环节、片断和部分。据此，可以说有限是局部的、有条件的和暂时的，因而是相对的；无限是整体的、无条件的和永恒的，因而是绝对的。时空的无限性和有限性的辩证统一体现在各种形式的物质运动之中，这也是我们研究作为社会运动形式之具体表现的法律实践时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这即是说，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法律实践反映了其中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科教等诸多因素的客观实在性，并且，这些因素的发展变化促使法律实践也进行着相应的演变。同时，所有历时的、共时的法律实践形态构成法律实践的整体，并且表现出无限发展的趋势。由此，法律实践在时空中表现出无限性和有限性相统一的特征。
(二)经济法时空性的基本内涵
上述马克思主义时空观的一般理论反映了一切事物都具有时空性这一根本属性，它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经济法的时空性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而经济法时空性理论对于经济法来说，其重要性就在于它以哲学的时空之维揭示经济法的本质和本原，所以我们有必要廓清经济法时空性的基本内涵。根据马克思主义时空观的一般理论，笔者认为经济法的时空性的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经济法的时空性与经济法在具体的历史的条件下的存在和发展是不可分离的。恩格斯在谈到时空离不开物质运动时曾说：“物质的这两种存在形式离开了物质，当然都是无，都是只在我们头脑中存在的空洞的观念、抽象。”[4]这段话给我们的启示是：经济法的时空性本不是纯粹思辨的理论，而是与现实的经济法实践分不开的，它一定要在经济法的立法实践、执法实践、司法实践和守法实践中展现出来。因此，我们理解经济法的时空性就必须要回到现实的经济法实践之中，回到经济法实践得以生成的社会生活土壤之中。具体来讲，我们应当从对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法的评介中追溯、确证经济法的时空性，从对经济发展国际化对经济法治的要求中展望经济法的时空性，并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法的完善中应用经济法的时空特性。质言之，只有通过经济法实践的感性活动，经济法的时空性才会现实地生成并为人所认识。
其二，经济法的时间性和空间性的含义。首先，经济法的时间性是指经济法实践过程的持续性、间隔性和顺序性，其特点是一维性和不可逆性。如果我们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来认识国家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干预经济的历史，就可以使经济法的时间性尽展其中。易言之，我们可以一定标准把国家运用法律手段干预经济的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古代奴隶制国家和封建制国家为维持国家生存，立法干预经济的“原始干预阶段”；第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为形成和巩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受重商主义经济学说影响，立法干预经济的“积极干预阶段”；第三，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受“反谷物法同盟”、“重农学派”、亚当·斯密等的自由放任主义影响的“消极干预阶段”；第四，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受德国历史学派影响制定经济统制法和受凯恩斯主义影响制定危机对策法的“全面干预阶段”；第五，二战以后，受美国供给学派、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思想等的影响，立法干预经济的“混合干预阶段”。[5]以上对国家干预经济之法律手段演进史的介绍即反映出经济法随社会经济发展而依序演进的时间性。其次，经济法的空间性是指经济法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地域上并存的秩序，其特点是三维性或可逆性，具体表现为国家间、民族间、地域间经济法的并存、交流、冲突和融合。如果我们以共时性的比较方法来认识国家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干预经济的实际状况，就可以使经济法的空间性尽显其中，这主要呈现为依各国市场经济模式不同，各国经济法具有发展的特殊道路，以及由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各国、各地经济法在相互接近中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趋同的特征。
其三，经济法时空性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一方面，经济法时空性的绝对性表明，经济法作为诞生于现代社会，具有公、私法兼容性质的“第三法域”，是应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局限之需而适时形成的，是在出于“对‘社会法’的追求”，为打破“私法与公法、民法与行政法、契约与法律之间的僵死划分”并使“这两类法律逐渐不可分地渗透融合”[6]的法律实践中生成的。其形成和发展总是以时空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经济法时空性是绝对的。另一方面，经济法时空性的相对性表明，经济法作为具体的历史的法律事象，必然以具体的形态体现出民族的精神和时代的精神。而这些具体形态又总是存在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经济法时空性也是相对的。经济法时空性的这一特征在现实中可还原为“三对并存”，即经济法的统一性与地域性的并存，经济法的协调性与冲突性的并存，经济法的移植性与本土性的并存。这三对并存将在下文作详细的论述。
其四，经济法时空性是无限性和有限性的统一。一方面，经济法时空性的无限性表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经济法在其各自的质的规定上总具有多层次、多维度的质和量的内涵，有待我们去进一步研究和揭示；同时，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发展至今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其由传统型到现代型的转向，在本质上是其自身为适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日渐增多、急待调整和缓和此类矛盾的需求而不断自我否定、不断向前发展的结果。这表明经济法在其存在的历史区间内具有无限发展的趋 势和可能性。另一方面，经济法时空性的有限性表明，整部经济法的发达史是由不同时 代，不同民族的经济法构成，具体历史和地理条件下的经济法的存在是构成经济法时空 无限性的环节、片断和部分。由此可见，经济法时空的有限性是局部的、有条件的和暂 时的，因而是相对的；经济法时空的无限性是整体的、无条件的和永恒的，因而是绝对 的。经济法时空性的无限性和有限性的统一在现实中还原为经济法的现实性与超前性特 征和经济法的统一性与地域性特征。
三、经济法发展的国际差别：各国的特殊道路
前文所阐释的经济法时空性的基本内涵是一种一般性知识。事实上，一般性知识总是存在于特定的“地方性知识”之中的，由此，体现出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无限性与有限性的统一。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蕴含上述辩证关系的各国经济法进行研究。而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的国别经济法，其“地方性”亦符合美国人类学者吉尔兹对这个问题的一般看法。他认为，地方性“不仅指地方、时间、阶级与各种问题而言，并且指情调而言——事情发生经过自有地方特性并与当地人对事物之想象能力相联系”。[7]从吉尔兹的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法律这一“地方性知识”是以空间(地方)、时间为其存在的基本形式的，而其中“事情”的发生以及“当地人”对事物之想象能力则表明“地方性知识”是人的有目的的对象性活动的成果，这一结果具有相对性、有限性的特点。由此可见，我们研究经济法在各国发展的特殊道路，其实就是对其存在的时空特性和“当地人”为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问题的独到见解的考察。至此，我们实际上开始以比较的方法来研究经济法的时空性。关于比较的方法，德国法学家克茨和茨威格特认为，“在法律上只有那些完成相同任务、相同功能的事物才是可以比较的。”[8]基于这样的认识，在本部分接下来的论述中，我们就将比较共时的世界范围内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法在四维时空中所展现出来的独特样式。
(一)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法
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法有其特定的时空存在方式，那就是在美利坚合众国这一地理位置优越、自然资源丰富的发达统一的市场范围内，政府以经济法律手段维护自由市场经济秩序的良性运行或应对某一时期的经济困难。在此，我们可以从美国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史中去把握其经济法的时空性的具体形态。
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是当今发达国家四类典型市场经济模式(即美国、德国、日本、瑞典四种模式)之一，它的基本特征是：私人垄断资本占踞绝对优势，国有经济的比重很小；政府鼓励自由经济，努力营造市场竞争的公平环境；政府以刺激有效需求，鼓励消费和投资为主要手段，促进经济发展；政府根据短期经济形势，以间接的宏观调控手段对经济施以灵活干预。[9]在美国自由市场经济形成过程中，政府以法定化的干预手段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经济法的时空性存在方式的具体表现：第一，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美国独立至20世纪30年代以前)，美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经历了从自由竞争到垄断主导的转变。其间，美国政府为建立和维护全国统一市场和自由经营的场所，制订了《州际贸易法》、《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克莱顿法》等经济法律。第二，在国家直接干预增强的市场经济时代(20世纪30—70年代)，美国为摆脱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和其后的大萧条的冲击，于1933年3月开始实施罗斯福新政，新政的实践推动了以宏观经济理论体系为特征的凯恩斯主义的产生，由此促发随后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盛行。其间，美国经济法主要表现为传统的“危机对策法”，如为重建金融银行制度，颁布《葛拉斯——史蒂格尔银行条例》、《存款保险法》、《银行法》；为管制黄金，颁布《黄金法令》；为调整农业生产，颁布《农业调整法》；为调节工业，颁布《全国产业复兴法》；为建立社会保障制度，颁布《紧急救济法》、《社会保障法》等。总之，这一阶段的经济法集中体现了完全理性假设、全面干预、经济控制权高度集中的特色。第三，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市场经济时代(70年代末)，“滞胀”动摇了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权威地位，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依据。其间，国家干预的法律形式也转变为适度干预的现代模式。第四，在政府干预与自由竞争相混合的市场经济时代(90年代初至今)，美国政府总结战后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方面的经验，并为适应“新经济”发展的需要选择了介于自由放任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其间，美国政府适时地以经济法律介入经济的发展，如为保障电子商务的发展，联邦政府已开始进行电子商务立法的工作，又如，美国鉴于最近发生的包括安然公司、世界通信公司和施乐复印公司在内的诸多大公司蓄意造假帐等一系列丑闻，造成股市暴跌的情况，通过法案重拳出击惩治违规企业。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不能自动调节，如果对它放任不管，结果肯定会出现重要问题”。[10]“有形的政府之手”的情况下，乃是美国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有效手段。
通过对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法演进过程的简单回顾，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经济法在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经济情势和其中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变化而发挥着现实的作用，表现出极强的回应性和灵活性，而其中始终不变的是干预法治化的至上性，这也正是美国经济能够保持领先地位和遇到经济困难能及时转危为安的关键所在。
(二)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法
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法是德国的传统经济法在二战后发展的新形态，它既保留了“国家干预经济之基本法律形式”的本质，又适应了“社会市场经济”这一典型市场模式的时代要求。因此，从时间的角度看，它体现了时间的持续性与顺序性或者说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从空间的维度看，它体现了“经济法母国”的新的范例为现代经济法的发展作出的贡献。
当我们对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法进行研究时，不能回避对二战前的传统经济法的评价，因为正是传统经济法为社会市场经济法作了实践和理论上的铺垫。回顾德国现代经济史，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工业大规模集中发展之时，德国即已形成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经济理念。其后，在一战期间和一战以后，德国颁布了适应战时需要和战后经济恢复需要的经济统制法。在随后的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和二战期间，德国延续了以国家公权全面干预经济和颁行相应经济统制法的做法。这一立法现象引起德国法学界的广泛注意，并把它称为“经济法”引入自己的研究范围，从而使经济法这门新兴法律学科，进入了世界法学研究领域。二战以后，德国奉行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由此创造了“德国的经济奇迹”。德国战后经济法的新面貌正是以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缔造与运作为契机的。关于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它是二战后德国首创并践行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其基本特征是：强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应当以自由竞争为基础，国家进行适当的调节，并以社会安全为保障。由此形成“自由加秩序”的市场经济。[11]在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下，德国经济法改变了全面干预与经济高度集中的做法，实行国家适度干预与经济民主相结合的调整模式，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为适应自由竞争的要求，确立规制社会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如在竞争法方面颁布《反对限制竞争法》、修改《反对不正当竞争法》，在保护消费者权益方面颁布《损害赔偿责任法》、《德国产品责任法》。第二，为适应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要求确立规制社会市场经济主体的法律，如在规范企业法律形态方面，修正《公司法》，制定扶持中小企业的法律，明确国有企业必须以竞争者身份参与生产经营；在规范市场主体行为方面，颁行《企业责任法》、《营业场所租凭法》、《标准合同条件法》、《机动车货运法》等法律。第三，为适应社会安全的要求，确立社会分配调控的法律，如颁行《解雇保护法》、《就业促进法》、《严重伤残法》、《农民养老救济法》、《社会法典》等法律。第四，为适应国家适当调节经济的要求，确立宏观调控方面的法律，如颁行《德意志联邦银行法》、《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价格法》、《预算法》、《税法》、《投资法》、《计划法》、《外贸法》等法律。[12]
综上所述，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法以其特殊的发展道路表明它在世界经济法史上的原创性价值。正如有学者所言：“注重概念、结构的精巧，追求体例、理论的缜密，这一切源自德意志民族精神(Volksgeist)，为德国经济法的生成提供了肥沃的理论土壤。变动不居的社会结构，史无前例的经济模式，又更有力地触发了德国经济法的充分发展。鉴此，德国被世人誉为“经济法母国”。[13]
(三)日本的政府主导经济法
日本的政府主导经济法也是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地方性知识，它是二战后日本经济立法对政府主导经济体制给予回应的成果。在历史渊源上，日本的政府主导经济法导源于二战前的传统经济法，但在立法内容与立法宗旨上已超然于前者，由此体现了日本经济法也具有时间序列上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相统一的属性。从这一属性出发，我们可以寻求到对日本政府主导经济法进行研究的合理的历史的起点。
日本早期市场经济(明治维新至二战前)和相应的日本传统经济法作为这样的历史起点有着鲜明的特征。那就是这一时期的市场经济是高度集中的统制经济，具有明显的统制性、垄断性、封建性和军事性特色。与此相应，日本传统经济法也是作为危机对策法和战时统制法而存在的。但是，从二战结束开始，日本的市场经济和经济法的面貌发生了极大的改观。战败的日本在美国占领当局的组织下实行了以土地改革、解散军阀和推行劳资民主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改革，由此消除了战前“统制经济”和封建残余的桎梏。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为恢复市场经济，自主地创造性地根据当时的现实情况并沿袭国家干预经济的传统逐步地确立了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具体而言，这一模式的特点是：以私人企业制度为基础，按市场经济规律配置资源，但政府以主导性的地位通过强有力的调控系统对资源配置实行导向，以实现国家的经济战略目标。[14]日本的政府主导经济法就是应这一经济体制的要求而生成的。它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与私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相适应的市场主体规制法。其中，私有制企业的组织形式为现代公司法律制度所规定，同时政府以法定形式保护和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此外，存在于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依据特殊法律而建立，以国家出资的经济法人身份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第二，与维护自由竞争秩序相适应的市场秩序规制法，具体有《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法》、《不正当竞争防止法》、《消费者基本法》、《计量法》等法律。第三，与政府主导的宏观调控相适应的宏观调控和可持续发展保障法，如《农业基本法》及其配套法、《外汇、外贸管理法》、《科学技术基本法》、《银行法》、《环境基本法》等。其中，产业政策法在整个宏观调控法律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第四，与社会分配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分配调控法律制度，如《劳动关系法》、《社会福利事业法》、《租税特别措施法》等。
由是观之，日本的政府主导经济法是应二战后日本的经济形势之需而生成的，同时它也促进了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它以其间具体的单行法的形式而存在，并作用于某一具体的经济公益性社会关系，由此体现了经济法以具体的时空方式而存在的根本属性。
(四)瑞典的福利经济法
北欧国家瑞典以独具特色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瑞典模式”闻名于世，这一模式被誉为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典型。瑞典的福利经济法与之相伴而生，有其独特的时空存在形式。
概而言之，以瑞典学派和凯恩斯主义学派的国家干预经济学说为理论支点的“瑞典模式”肇始于1932年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掌国家政权之时。自此以后，“瑞典模式”在长达70年的时间里对瑞典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由于瑞典的福利经济法是从立法上对这一模式的确认。因此，我们研究瑞典经济法的特殊发展道路时就应当从瑞典模式这一独特的市场经济体制着手。所谓瑞典模式，简单说来就是指瑞典所实施的福利国家的经济政策。它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三点，即混合经济体制，社会民主主义，以及广泛的社会福利政策。与之相对应，瑞典经济法也从以下三个方面显示出与众不同的风格：第一，与混合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济立法。瑞典的混合经济体制是以资本主义私有经济为主导，以公共经济和合作经济为补充的经济体制。相应地，瑞典经济法也对以这三种经济成分为基础的企业形式作出法律上的规制。第二，与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相适应的经济立法。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表现为工会、雇主协会和政府构成瑞典的三大权力中心。其中，雇员组织和雇主组织能够基于“有利于国家经济增长”的共识而在劳动市场上通过集体订约的方式实现双赢。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瑞典模式的本质是劳资权力的均衡，其表现为福利”。[15]这种权力均衡的劳资关系在法律上即为劳动法所确认。第三，与广泛的社会福利政策相适应的社会保障法、财政法和金融法。具体而言，社会保障法包括失业救济、养老救济、住宅福利、医疗保障和其他社会福利设施等方面的法律。同时，由于瑞典是以高税收维持高福利，故而财政税收法对于维持福利政策也有其重要意义。此外，“充分就业”既是瑞典的一项社会福利目标也是一项经济发展目标，因此政府采取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兴建公共工程、补贴解救私人企业等措施来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为此即需要建立和完善财政、金融方面的经济法律。[16]由是观之，瑞典福利经济法的特色就是通过以上三个方面反映出来，这也是瑞典经济法时空性存在方式的具体表现之所在。综上所述，我们之所以要对资本主义世界比较典型的市场经济模式及其经济法作如此分析，旨在表明，任何国家经济法的发展都表现出时空性的特征。
四、经济法发展的趋同走势：市场经济的共同规律
如果说前文对经济法发展的国际差别的考察集中反映了各国经济法对二战后各国逐渐形成的典型市场经济模式的回应。那么，同样是在二战后，面对新科技革命推动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经济法还应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要求，表现出相当程度的趋同走势，即各国经济法在框架体系和价值理念上具有了越来越多的相同之处。这种现象折射出经济法时空性上的特点就是以时间上的演进和空间上的并存为前提的无限发展的趋势。
(一)经济发展的国际化对经济法治的要求
经济发展的国际化作为一个历史的现象，体现了“国民经济对外开放和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17]这一过程发展的高级形态就是始于二战后60—70年代的经济全球化。因此，对经济发展的国际化的研究具体地就是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在此，我们将从全球化的特征和中国的时代定位两方面来谈经济发展的国际化对经济法治的要求。
首先，从全球化的特征来看。经济全球化是在信息网络技术发展，跨国公司和跨国区域性经济组织作用增强和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确立的条件下生成的。经济全球化的生成促使民族历史进一步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在这种世界性的经济融合之中，一方面各国表现出经济的开放性、生产组织的跨国性、交往主体的多样性、资源配置的灵活性以及相应的政治、文化发展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产生了环境污染、生态危机、能源危机、核战危机等严重威胁整个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18]由于各国间的联系已如此紧密，以致于全球化进程中正效应的协调和负效应的消除都不可能仅凭一国之力就能达到，这就需要世界各国以全球性的意识来应对和解决全球性的问题。是故，随着经济国际化、全球化的发展，各国间在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必将逐渐增多。
其次，从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定位来看。中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身
份自觉地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的，其目的是要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而纵观各国经济发达史，在一国经济由弱变强和维护本国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时，无不是以国家利益作为最高原则的。总体而言，国家利益原则在内涵特征上具有整体性、综合性、外向性和权威性；在整合功能上就经济发展方面而言具有倡导市场经济道德观念、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优化产业结构、扶持核心企业、抑制市场过分竞争、提高国民经济综合竞争力的作用。一言以蔽之，国家利益原则作为全球化竞争中的生存发展法则，通过弥补个体缺陷、发挥整体优势而提升国家的综合竞争力。[19]中国在应对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时，也应该立足于国情，以国家利益原则参与世界性的生产和交往。这就是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下，增强国民经济的整体性和协作程度，提高国民经济的质量，从而提升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正是上述经济全球化的特征和国家在全球化中的立场给经济法治提出了要求，给政府干预经济的法治化提出了要求。具体而言，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要符合法治的基本规定。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法治的一般内涵包含以下三点：第一，“法治就是法律与秩序，它与无政府状态相互区别”。第二，“法治意味着法律下面的政府”。第三，“法治意味着法律秩序的某种内在属性，或者说法律体现了一系列重要的价值观念”。[20]由此可见，法治具有以作为正式规则的法律，规制政府行使权力，规范个人行使权利，实现社会秩序，体现法律价值的丰富内涵。就经济法治而言，其主要内容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具备完善的现代经济法律体系。当达市场经济国家，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以维护国家和社会利益为出发点，对市场主体制度、市场秩序制度、宏观调控制度、社会分配制度等进行及时的调整，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表明，确立必要的、完备的经济法律制度是实现经济法治的前提条件。第二，对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的法律规制。这一点包括四个层次的内容：其一，对于政府干预经济的抽象政府行为和具体政府行为都要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其二，政府在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过程中，不管是采取公权介入的方法还是采取私权介入的方法都必须以法律加以确定；其三，对于政府根据各个领域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具体情况，确定干预的范围和程序，这也必须以法律加以确定；其四，对于政府干预经济过程中的责任必须以法律进行规范；[21]第三，经济法治的社会作用在于维护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秩序。在现代社会中，经济法治意味着经济法律在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过程中确立了一定的秩序。这种秩序包括形成市场主体法律形态的秩序、市场准入的秩序、企业运行的秩序、市场竞争的秩序、宏观调控和可持续发展的秩序、社会分配的秩序以及政府依法干预的秩序。正是在这种各个社会主体共同接受的秩序中，社会主体平等地遵守法律从而赢得各自利益和事业的发展。第四，经济法治在伦理意义上意味着经济法律价值的实现。这种价值是经济法律在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过程中实现的以实质正义为统率的价值系统，包括经济自由、经济安全、经济效率、社会效益以及经济民主。
总之，经济发展的国际化标志着市场主体的跨国经济活动的增多，标志着市场准入范围的扩大，标志着市场主体竞争空间的拓展，标志着整合优化促进国民经济综合竞争力的迫切性的增强，标志着可持续发展问题国际合作之必要性的提高，标志着社会保障问题共同点的增多。这一系列现象均产生自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之中，对这些共通性问题的解决要求各国调整相应的经济法律，厉行经济法治，由此即演绎出经济法发展的趋同走向的时代特色，这种特色也是经济法空间性的必然延伸。
(二)wto规则对经济法治的要求
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作为全球性贸易规则体制的wto应运而生。这一规则体系对所有成员参与国际商业活动的权利义务作了规定。其作用就在于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促进全球经济市场化的发展以及限制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和不当的约束。
中国在加入wto之后，必须按照wto规则来参与国际经贸交往，必须按照wto规则的要求来调整经济法律制度，实现经济法治，这也是适应经济法发展趋同走势的必要步骤。当然，对经济法治的推进离不开对wto规则与经济法律制度关系的认识。因为对这一关系的正确认识有助于我们营造与wto规则相协调的国内经济法律环境，有助于我们处理好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事实上，wto规则与经济法律制度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那就是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之间的张力。因为从wto的结构与功能来看，它强调的是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而从经济法律的结构与功能来看，它强调的则是政府对经济的适度干预，由此我们似乎看到了wto规则与经济法律制度之间的矛盾。其实，矛盾恰恰意味着对立基础上的统一。也就是说，wto规则与经济法律制度从不同侧面致力于维护有效的市场运行机制，二者的共同价值指向都在于实现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有效性。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认为，wto规则对中国经济法治的影响就在于通过推进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贸易的自由化来促使中国政府重新界定其在经济生活中的角色，重新确定其在经济生活中依法发挥作用的界域和程式。
具体而言，中国经济法治的建构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作出努力。
首先，中国的经济法律制度必须符合wto规则的要求，这主要包括以下四点：第一，根据wto多边货物贸易协定的要求，取消外贸经营权的审批制、建立登记制，赋予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市场主体外贸经营权，履行降低关税的承诺，取消配额、许可证一类限制进口数量的非关税措施。第二，根据wto《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的要求，加快农业、基础设施、制造业、服务贸易等外商投资领域的立法，通过统一内外资企业税收、取消当地成分、外汇平衡、当地股权等要求，给予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取消对外商投资企业产品的替代进口数量要求和出口实绩要求。第三，根据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的要求，在知识产权法律方面加强对驰名商标、地理标志、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的保护。[22]第四，根据加入wto后维护本国经济秩序和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修改公司法、破产法；制定反垄断法、期货交易法、商业秘密保护法、修改反不正当竞争法；完善财政、税收、金融法，制定国有资产法、投资基金法、信贷法、外汇管理法等法律。通过制定、修改与wto相关的经济法律、法规、规章，废除违反wto规则和与我国对外承诺不一致的经济法律、法规、规章，从而为实现加入wto后的经济法治提供必要的法律制度条件。
其次，为实现符合wto规则要求的经济法治，还必须对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加以限制，防止和纠正政府失灵的现象。政府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现代化发展中处于十分复杂的位置。一方面经济转型的市场化走向要求政府由“全能型”政府转变为“有限型”政府，改变计划经济时期全面管制经济的模式，实行政府对经济的必要的、有限的、适度的干预；另一方面，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实现又需要政府自觉地预设、有力地推行其进程。由此可见，如何以加入wto为契机，进一步摆正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位置就是建构符合wto规则的经济法治所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此问题而言，wto规则以及法治原则已给我们提供了求解的思路。wto规则的透明度原则规定成员方政府应迅速公布有关国际贸易领域的法律法规、判决、行政程序等，wto规则的通知要求则是要成员方向世贸组织的有关机构通知其法律法规情况
，wto规则的贸易政策评审制度规定贸易政策评审机构定期对成员的贸易政策和做法进行审查，以上措施使得成员方政府的行为能公诸于世，接受监督。同时，法治原则也对限制政府权力和政府依法行政提出了要求，本文在此不再赘述。总之，政府按wto规则要求和法治原则依法实施干预经济的行为将是实现经济法治的关键。
五、结论：时空观在经济法发展中的运用
通过前面对经济法时空性的内涵、经济法发展的国际差别和经济法发展的趋同走势的研究，我们实际上已经了解了经济法的存在的现实性和对经济法进行认识的可能性。这就为确证时空观在经济法发展中的可运用性准备了本体论和认识论前提。而承认并表述出经济法时空性在指导经济法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原则也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
(一)经济法的现实性与超前性
从经济法在时空中存在的持续性和顺序性属性出发，可以得出经济法的现实性与超前性的运用原则。经济法的现实性是指经济法在解决现实的社会公共利益性问题时所表现出的现实针对性和现实有效性，它表现了经济法应现实经济社会化协调运行之需而生成的特点。因此，经济法的现实性是我们化解现实中经济社会化与个人利益之间矛盾时的立足点。但是，问题并不仅仅停留在当下的状态。经济法的发展也必然经由克服经济法自身的异化、克服社会化大生产的异化而实现。所以，我们还必须以辩证的眼光看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23]可见，经济法的现实性也具有暂时性，它必然会随社会生产生活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以此认识为依据，我们可以知道在对现实性进行批判的反思和借助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指导的基础上，经济法还表现出超前性。经济法的超前性是指在面对必然出现但尚无法律可调整的社会公共利益性问题时，经济法“先在”地生成并表现出科学的合理的前瞻性的特点，它表明了经济法对现实社会经济生活的能动的规范作用。总之，经济法的现实性与超前性是我们发展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它已为我们在研究可持续发展法等法律问题时所运用。
(二)经济法的本土性与移植性
从经济法在时空中存在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属性以及无限性和有限性属性出发，也可以得出经济法的本土性与移植性的运用原则。从前文对经济法发展的国际差别和趋同走势的研究出发，我们可以看到经济法在具体的每一个国家中的生成和发展都无一例外地表现出本土性，表现出法的民族精神。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各国经济法在应对相同的社会公共利益性问题时也表现出相同或相似的解决方法，正是这种共同性为经济法的移植、借鉴提供了可能。由此，我们可以从理论上概括出经济法的本土性与移植性运用原则的概念。其一，经济法的本土性是指促成一国经济法形成的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的特殊性以及本国经济法自身的特殊性。它表明我们在经济法的发展中应当考虑一个国家的本土资源。其二，经济法的移植性是指在经济法的发展中要善于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所创造的符合市场经济普遍要求的经济法的共通性因素。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可以得知，经济法的本土性问题在中国表现为一方面我们不可能以传统的人治观念、集权意识和等级观念来发展经济法；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立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来发展经济法。经济法的移植性问题在中国表现为中国经济法也要符合现代经济法的有限理性假设、适度干预和经济民主三个特征，同时也要借鉴和移植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法的成功经验。[24]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经济法发展进程中，把经济法的本土性和移植性推向极至都是不正确的。
(三)经济法的统一性与地域性
从经济法在时空中存在的绝对性和相对性以及无限性和有限性属性出发，我们也可以得出经济法的统一性与地域性的运用原则。该原则表明各国经济法的生成和发展都既有体现共性的一面，又有体现个性的一面。其中，共性的一面也就是经济法的统一性，也就是经济法在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功能发挥、价值追求等方面所具有的共同点，我们可以把这些共同点叫做经济法的一般性知识。同时，个性的一面也就是经济法的地域性，也就是各国经济法在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功能发挥、价值追求等方面所具有的特殊点，我们可以把这些特殊点叫做经济法的地方性知识。关于经济法的统一性及其表现出的一般性知识以及经济法的地域性及其表现出的地方性知识，我们已经从本文的研究中得到确证。这就为我们发展经济法提供了一种可运用的方法论原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比较中发现经济法的共性，以一般性知识来修正本国经济法的不足；同时我们也可以在比较中发现经济法的个性，以地方性知识来保持本国经济法的本己性特色。经由这样的发展理路，我们看到的经济法就呈现出多样性的统一的繁荣景象。
(四)经济法适用中的协调性和冲突性
同样是从经济法在时空中存在的绝对性和相对性以及无限性和有限性属性出发，我们还可以得出经济法适用中的协调性和冲突性相统一的原则。具体而言，协调性是指经济法适用中各国经济法的兼容性和合作性。冲突性是指经济法适用中各国经济法的相互独立性和相互排斥性。协调性和冲突性表明经济法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时空距离近一步拉近，因此协调与冲突就变得更加频繁，并且成为我们发展经济法时所不能回避的问题。而对此问题的解决需要我们看到经济法发展中的统一性和地域性并存的特征。因为正是统一性使我们看到了经济法适用中协调的可能，那就是以一般性知识作为协调各国经济法的理论依据；同样，地域性使我们看到了经济法适用中发生冲突的必然性，那就是地方性知识相遇时总会发生相互碰撞和排斥的现象，因此，我们应该在经济法的适用中尊重地方性知识的相对独立性。由此可见，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在发展经济法时将会面对各国经济法之间更多的交流与合作，这就要求在经济法的适用中处理好协调性与冲突性的关系，从而有利于各国经济法在求同存异中得到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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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具体表现篇5
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系统方法论首先体现了社会系统的整体性规律。社会整体性规律的一般内涵是，组成社会整体的各个要素之间、整体与部分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以致社会整体的功能性质不等于它的各部分功能性质的总和。马克思曾借用有机体范畴对这一整体性规律进行阐述：社会是“一切关系同时存在而又相互依存的社会机体”，“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这一观点被贝塔朗菲认为是系统科学理论的来源之一。当代的社会发展进程越来越体现出深刻的整体性，社会各方面的内在关联和相互作用日益明显，显示了整体性规律的当代新内涵。
新内涵之一是，更高形式的社会整体化趋势，更快的分化和整合速度。社会整体化趋势在当代世界的重要表现是经济系统与信息系统的一体化进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大系统中的经济系统分化和发育迅速，由此带动和影响了其他系统的发展。从“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三位一体，再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布局，从结构变迁的角度反映了这一整体化趋势。这一趋势也反映在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的互动关系中，如中共17大报告所说，“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这些都表明，系统的改革和发展需要系统推进。
新内涵之二是，社会整体新质的不断出现，社会以创新型整体的形式出现。这一整体首先体现为新的信息网络系统。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化与经济全球化相互交织，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方式。创新型整体也体现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形成，研发机构、企业和政府等形成新的社会整体特征，同时带来了知识、人才、管理、市场为要素的经济整体新特征，以及经济、制度和文化方面的整体性特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确立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新目标。
新内涵之三是，自然环境与社会的相互关联以前所未有的危机形式表现出来。环境危机超越了国界，表现为全球性的特征。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不断升高，几乎将对所有国家和地区造成毁灭性损害，世界上近乎半数的动植物物种濒临灭绝。环境与社会的统一性以新的震撼形式表现出来，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势必呈现全球化的趋势。
上述社会整体性规律转化到方法论层面就成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原则的一种表述。中共17大报告对这一原则的实践内涵做了具体阐述。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方法论也体现了社会系统的结构性规律。社会系统结构性规律的一般表述是，社会系统结构决定系统的功能和性质，因而改善系统的功能性质需要调整优化系统的结构。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进程，不论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教育体制的改革，还是转变发展方式以实现科学发展，其着眼点都是通过结构性变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反映出以下结构性规律：
第一，自组织的市场结构具有更强的活力和效率。自组织的活动结构导致经济活动焕发了前所未有的生机活力，产生了更高水平的发展效率。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它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折。
第二，经济结构和开放结构的优化是发展的关键。如中共17大报告所强调的，“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必须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近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要把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在对外开放方面必须优化开放结构，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第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四位一体结构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因而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构成的基本纲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努力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实现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社会成员团结和睦的和谐发展。
第四，生态环境结构所要求的平衡反映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客观规律。这一规律直接要求可持续发展，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经济系统、社会大系统和生态系统的结构关系表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方法论依据于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把握这种规律性，有助于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方法论还体现了社会系统的复杂性规律。复杂性主要表现为结构复杂性和过程复杂性，社会系统的复杂性规律主要通过系统跨层次嵌套、相互作用以及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转化反映出来。
复杂性规律首先体现为巨系统的多因素、多层次和跨层次跨领域的密切关联上。经济全球化使全球经济结构日趋复杂，形成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信息网由于活动单元数量巨大也构成了复杂巨系统。巨系统的出现要求有新的“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复杂性结构要求相应的战略结构关系。在经济发展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与宏观调控成为三位一体的战略关系。中共17大报告提出的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以及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也渗透着这种复杂的战略结构关系。将这种战略结构关系上升为战略思想即全面协调的原则。:
经济发展的具体表现篇6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协调关系
[中图分类号]F2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372（2017）01-0024-06
一、前言
20世纪70年代，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抑制（FinancialRepression）与金融深化（FinancialDeepening）理论的提出，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全面成型。随后众多发展中国家货币金融改革的实践都深受这一理论的影响。从金融深化理论看，金融体制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相互推动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一方面，健全的金融体制能够有效地动员储蓄资金，并将其引导至生产性投资上，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发展良好的经济同样也可通过国民收入的提高和经济活动主体对金融服务需求的增加来刺激金融业的发展，由此形成金融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而在此过程中，有三个关键的动态因素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一是金融体系规模的扩大，二是金融机构的不断优化，三是金融市场的秩序逐步健全。通过这三个因素的不断优化，并不断加深其与经济增长的交互作用关系，就会产生金融体系本身的不断正向演进，同时增强经济发展动力。按照这一逻辑，后续出现了大量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文献，主要观点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是“供给导向”型（Levine.etc[1]，Shan.etc[2]，antal.etc[3]），即金融发展引领经济增长；二是“需求跟随”型（Lucas[4]，Horváthová[5]，Greenwood.etc[6]），即实体经济的增长带动金融的发展；三是“双向”因果型（King.etc[7]，Levine[8]，Johnsonn.etc[9]），即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互促的。
近年来，国内有关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亦相当活跃，研究大都遵循了上述范式。谈儒勇发现我国金融中介体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显著的、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金融中介的发展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10]；赵振全等认为我国信贷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比较显著，而股票市场的作用并不明显[11]；冉光和等基于我国东西部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与误差纠正模型，对东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短期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东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差异明显，因此认为在不同的条件下，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可能并不稳定[12]；杨谊主张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和金融监管制度，通过金融体制改革促进金融功能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13]；徐景峰，华桂宏等强调要注重金融结构的优化和平衡，这样有助于经济发展的稳定[14-15]。
从已有研究看，虽然多视角、多方法讨论二者关系的实证分析已较为普遍，但大都集中于金融主体与经济增长抑或是金融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单独讨论。而如能将这两类分析置于一个统一的体系中加以综合研究，从而能够以一个更为全面的视角审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演化规律，将有可能得出一些更为全面而新颖的结论。
基于此，本文引入“系统耦合”概念，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具有代表意义的山东省的金融主体、金融环境与经济增长三系统为例展开分析。首先，基于山东省地市级数据，对其金融主体―经济增长、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两类二元系统协调发展程度以及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三系统协调发展程度做出解析，借此对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做出初步的判断，并进一步解析山东省金融发展作用下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特征；其次，基于半参数可加模型，从线性和非线性两个方面揭示山东省金融主体―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和金融环境―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对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三系统协调发展影响的时序变动规律。
二、研究方法
（一）耦合模型
耦合（Coupling）是物理学术语，是对两个及以上系统相互依赖于对方的一个量度，可以从“协调”和“发展”两个层面定义。协调是一个截面概念，考察在特定时点上，两系统间的相互配合程度；发展是一个时序概念，考察随着时间的延续，两系统共同变化的过程，具体表现为系统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演进[16]。耦合则是上述两方面的综合，全面考察两系统在保证自身发展的同时兼顾彼此、协调一致的程度。耦合度的大小标志着系统之间相互协调程度的强弱，具体判断标准如表1所示[17]。
有关两系统耦合值的计算方法较为统一，一般的求解过程见公式（1）―（3）[18]。
假设存在两个交互关联的系统，各自的发展水平由综合指数X、Z分别标识，则有
式中，为两系统协调度；为两个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也称为发展度，、分别代表两系统对综合发展水平的重要性（权重），以金融主体、经济增长两系统为例，笔者认为两个系统同等重要，因此，可设定==1/2；D为两系统耦合度。
以二元系统耦合解析为基础，并对其加以改造，可以对三元系统耦合的机理做出新颖的解析。设定系统离差系数为
（二）可加模型
自1990年以来，可加模型（additivemodel）作为一种全新的实证方法在国外被逐步应用于各个领域。其相对于一般非参数模型适用面更广，即使在因变量的分布不易判定或者不符合正态分布假设的情况下，该模型依然适用[20]。相对于一般的参数线性回归模型，可加模型可以依据研究问题的具体情况分别设定为参数、半参数以及非参数三类模型。这一模型除可以得出各变量间的线性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还可以描绘出各变量之间在一般情况下难以被捕获的非线性关系。此外，可加模型还具有一般非参数模型由数据驱动而非模型驱动的优点，从而可以避免一般非参数回归中当维数过高时容易出现的“维数灾难”问题[21]。因此，本文选择可以描述变量间非线性关系的可加模型ο喙乇淞恐间的关系进行拟合。
可加模型最早由Stone[22]提出，在Stone设定的模型中，因变量是由个自变量，，…，的任意函数相加而构成的，数学表达式为
其中，为截距项，为非参数函数，误差项不仅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2的独立同分布，且与因变量独立。为了估计的可行性，一般要求。因此，标准可加模型也可表示为
为了有效解析自变量和因变量间的内在关系，并且与传统线性模型的结果进行比较，可以在保留非线性信息的基础上，加入线性部分，构成半参数可加模型
其中，为模型中因变量可由自变量表示的线性部分的回归参数。其余部分的含义与式（10）相同。
三、指标与数据说明
（一）指标体系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23]，以数据可得性为指针，本文设定了指标体系，主要包括约束层与指标层两类，而指标层又具体涵盖3级指标（见表2）。
（二）数据说明
本文将研究时序限定为2001―2012年，依据前述指标体系构建了山东省17个地级市12年的面板数据。文中所用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山东省统计年鉴。这一时期恰为我国及山东省金融体制改革与金融主体、金融环境优化的有效期，因此具有较强的研究意义。对于部分缺失数据，本文统一采用线性拟合法估算得到。
（三）数据标准化处理
由于三系统各指标数据的量级和量纲差异较大，因此实证分析之前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本文采用组间极值法展开标准化处理。依据指标的正负特征，首先找出各指标数据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尔后依据下式进行核算。
（四）指标权重的确定
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就可确定各三级因子的权重值。为避免主观因素带来的偏差，本文采用熵权法确定各因子的权重。限于篇幅，权重值不再列出。
（五）综合指数的核算
综合指数可测算单个系统的整体发展情况，其计算公式为
式（13）中，Xn、Yn、Zn分别为金融主体、金融环境与经济增长三系统的综合指数；wi、wj、wk分别为各因子的指标权重；iin、ijn、ikn分别表示各因子的标准化数值。以此为基础，可进一步计算二元和三元系统的耦合度。
四、实证分析
（一）耦合分析
运用式（1）（2）和（7）（8）分别计算两系统和三系统的协调度和发展度，然后进一步运用式（3）（9）计算两系统和三系统的耦合度D，部分年度山东省及省内两大区域三类系统耦合值见表3①。三类耦合度的变动趋势见图1。限于篇幅，协调度和发展度不再列出。
根据表3及图1可知：
首先，从全省整体看（表3最后一行），金融主体―经济增长以及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两类二元系统耦合度由0.23、0.27变动到0.52、0.51，均由中度失调衰退型提升为勉强协调发展型；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三系统耦合度的变动亦出现了完全类似的情况，由中度失调衰退的0.24变动到勉强协调发展的0.52。由此可知各类系统均保持着耦合水平的不断优化，且各系统耦合度发展水平相近。这说明两类二元系统与三系统整体上保持了耦合变动的一致性。
其次，从两大区域看，分别计算两大区域三类系统耦合度的年度均值（见表3各区域横向均值），可以发现，半岛蓝色经济区金融主体―经济增长二元系统耦合度从中度失调衰退的0.23提高为勉强协调发展的0.53，非半岛蓝色经济区则从中度失调衰退的0.23提高为勉强协调发展的0.50；半岛蓝色经济区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二元系统耦合度从中度失调衰退的0.27提高为勉强协调发展的0.53，非半岛蓝色经济区则从中度失调衰退的0.26提高为濒临失调衰退的0.49；半岛蓝色经济区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三系统耦合度从中度失调衰退的0.24提高为勉强协调发展的0.53，非半岛蓝色经济区则从中度失调衰退的0.25提高为勉强协调发展的0.50。因此，两大区域三系统与两类二元系统耦合度具有相似的变动趋势与变动层次，且均呈现出稳步上升的态势，而这一点与全省的整体变动趋势是完全类似的。
综上可知，整体上三系统与两类二系统耦合度水平均呈现为平稳发展态势，但耦合水平均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性，呈现出半岛蓝色经济区高于非半岛蓝色经济区。此外还可以初步推断，三系统的耦合度与两类二系统的协调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因此要提高三系统的整体耦合水平，实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高效协调互促，可以从两类二元系统出发，先促进两类二元系统的耦合发展，进而借此推动三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
上述结果虽然可以有效揭示金融主体、金融环境以及经济增长三者之间形成的三类耦合协同共进的过程与演化特征，但无法知晓二元系统耦合对三系统耦合的作用强度，下文将对此做进一步分析。
（二）可加模型分析
1.实证模型假定
借b有关研究[24-25]，为解析金融主体―经济增长耦合度（Be）、金融环境―经济增长耦合度（Fe）对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三系统耦合度（ae）的影响，本文建立半参数可加模型
其中，是常数项，是自变量的回归系数，是残差项。式（14）的右侧前两部分即为常规的线性回归项，后两部分是非参数可加项。非参数可加项并没有明确而先验的模型形式，但可以拟合二者对因变量的非线性影响。该模型可以通过分析线性部分两自变量的参数估计值以及非线性部分中两自变量的函数形状，全面考察金融主体―经济增长协调发展、金融环境―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对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三系统协调发展的影响，进而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协调关系的非线性特征做出分析。同时，为消除变量间存在的时间趋势，本文在进行回归时皆采用的是各变量的增长率，但仍分别用Be、Fe、ae表示。为实证结果的分析方便，Be和Fe分别定义为自变量1和自变量2。
2.共曲线性检验
在运用半参数可加模型进行回归之前，需要对自变量之间的共曲线性（Concurvity）进行检验。常用的检验方法是，检验模型中所关心的某项与怀疑和它有共曲线关系的非参数项拟合值的相关系数R（即决定系数R2）。依据经验，当R的绝对值大于0.5，即判定系数R2大于0.25时，需关注模型的共曲线性；反之，如果R的绝对值小于0.5，则可近似忽略它们可能存在的共曲线性。对式（14）中两自变量之间的共曲线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两变量之间的拟合相关系数小于0.5，因此可知式（14）满足可加模型的各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共曲线性的要求，即模型的构建较为合理。
3.模型拟合
（1）线性特征分析
依据式（14），以各地级市数据为基础，分别对半岛蓝色经济区和非半岛蓝色经济区两大区域进行线性特征估计，结果见表4。
模型中线性部分的参数是不随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的，本文认为该参数即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长期稳定性影响部分。由表4可知，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两大区域线性结果基本都在较高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分区域来看，半岛蓝色经济区自变量2系数为0.25628，而自变量1的系数为-0.19965。这表明，半岛蓝色经济区金融环境―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对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具有正向的线性作用，而金融主体―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对三系统的协调发展存在负向线性作用；非半岛蓝色经济区自变量2系数为0.36457，而自变量1的系数为-0.11037。亦表明，非半岛蓝色经济区金融环境―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对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也具有正向的线性作用，而金融主体―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对三系统的协调发展同样表现为负向线性作用。
分析其原因，笔者认为，从当前形势看，我国金融体系中依旧存在诸多问题，对实体经济有效支撑远未达到预想的程度，而这些问题在山东省同样存在。首先，金融资源的配置能力不高，银行信贷、财政资金以及资本市场三方面资金的转化效率不高，银行信贷仍然是企业筹措资金的主要途径；同时仍有大量的资金沉淀在国有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并未有效转化为生产性资金。而国内储蓄过剩与外资大量涌入并存，也意味着国内金融资源的浪费。其次，金融机构的融资结构明显扭曲，金融体系风险向银行集中。我国当前的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严重失衡，间接融资比例过高，增加了银行贷款风险，制约了经济持续协调健康发展，并蕴藏着潜在的金融风险。再次，我国整体金融体系所具有的国有银行业一方独大、银行传统业务占据主导的金融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地对市场产生足够的激励机制，并导致了金融业产出的低效。此外，以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现代新兴金融模式，提供了远超传统金融业生产效率的金融服务，但目前传统金融业并没有完全跟进与有效利用这一新兴模式，这可能导致未来以银行为主的中国金融业遭受强烈的冲击。这些问题无不表现出金融主体运行的低效。总括来看，山东省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金融主体的滞后发展，从而拉低了二者协调发展程度，进而影响了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三系统的协调发展。
（2）非线性特征分析
模型中各解释变量的非线性部分是随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这恰好表明了由于外部影响、政策因素等对其造成的短期波动和不能用线性部分来说明的长期影响[24]。由表5可知，两大区域非线性结果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如此，结合上述可知，两区域自变量1、2对因变量的影响在长期内主要以线性作用为主，短期的非线性波动作用并不明显。
五、结论
本文运用耦合模型，以山东省17个地级市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了2001―2012年山东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并对半岛蓝色经济区和非半岛蓝色经济区两大区域协调发展程度差异性做出了解析。以此为基础，从线性和非线性两个方面进一步揭示了山东省金融主体―经济增长和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两类二元系统的协调发展对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三系统协调发展影响的时序变动规律。具体结论如下：
第一，总体看，山东省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均表现出不断优化的态势，由三者构成的三系统及金融主体―经济增长、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两类二元系统耦合水平不断优化，且发展速度较快。由此可推断当前山东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水平稳步提高，前景比较乐观；分区域看，两大区域之间在该三系统及两类二元系统耦合水平上的差距并不大。但当前三类耦合水平均较低，尚处于勉强协调发展阶段，离优质协调发展阶段还有很大差距。因此，今后如何更为有效地提升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三系统的耦合协调程度，实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高效协调发展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第二，长期看，山东省金融环境―经济增长和金融主体―经济增长两类二元系统的协调发展对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三系统协调发展的影响主要以线性作用为主，短期的非线性波动作用并不明显。具体看，金融环境―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对三系统协调发展具有明显的正向线性推动作用，但金融主体―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作用呈现为负向线性作用。因此，要实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高效的协调互促发展，首先，可优先考虑从优化金融环境入手，持续推进金融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提高政府在金融领域的行政效率与监管层次；其次，政府应进一步健全法律制度、优化监管机制以及加强对市场诚信体系的建设，为金融业的发展构建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进而促进金融环境―经济增长协调发展水平的提高，从而使其对三系统协调发展产生更为有效的推动作用；再次，继续加强金融主体的市场化导向，改革传统金融机构的经营模式，引导传统金融机构向现代金融发展的新兴领域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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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具体表现篇7
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概述
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最显著的特征。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就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全面的立体式的创新现象的集中概括。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标明国际贸易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如果把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作一简单的概括，我们就会发现，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包含了国际贸易发展的各个方面。
(一)观念创新 它具体包括:
(1)把贸易开放看成是对外开放的起点和基本方面;(2)客观地估价对外贸易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实际作用，把经济发展与贸易发展的平衡、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的协调看成是发展对外贸易的基本原则;(3)把对外贸易看成是处理国家关系的越来越重要的外交手段。
(二)格局创新 它具体包括:(1)以地缘经济为特征的贸易集团取代了以政治联盟为基础的贸易联盟，贸易集团化格局基本确立;(2)区域贸易集团具有强烈的对外扩展趋势，全球一体化步伐正在加快;(3)国际贸易重心已从单一的欧洲重心过渡到了多重重心并存的状态，并正在形成以亚太为重心的新单一重心的格局。
(三)制度创新 它具体包括:(1)具有真正法人地位的、拥有更强约束性和更高运转效能的世界贸易组织逐步取代关贸总协定;(2)区域性协调机制的迅速建立和不断加强;(3)国别的“管理贸易”制度的推广和普遍化。
(四)政策创新 它具体包括:(1)有限制的可调节的自由贸易政策逐步抬头，保护主义开始相对地退入低潮;(2)直接的贸易限制措施逐渐被间接的贸易限制措施所取代，新型的更灵活和更隐蔽的贸易限制措施正在不断地被创造出来;(3)贸易政策趋向于和其他经济政策甚至外交政策的更大程度上的溶合;(4)区域内“共同贸易政策”开始形成。
(五)构成创新 它具体包括:(1)国际贸易的内容在比例结构上出现重大调整;服务贸易的比重相对于货物贸易正在快速上升;制成品中技术产品特别是高新尖技术产品的比重大幅度增加;原材料产品中具有特别意义的资源产品的贸易量增长迅速;(2)多边贸易的内容和范围大大扩展:乌拉圭回合协议把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投资措施以及长期游离于关贸总协定体制以外的农产品和纺织品纳入到多边体制的管辖范围。
(六)工具创新 (1)投资和知识产权成为推动国际贸易的越来越重要的手段;(2)现代通讯技术为国际贸易提供了新的信息工具;(3)国际贸易惯例、规则的革新更科学地规范了国际贸易的全过程;(4)运输方式的革命使国际贸易—61—农业技术经济 2002年第3期如虎添翼;(5)各国在促进和便利贸易发展方面的一系列新的政策举措。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已经深入到当代国际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并通过和当代国际金融创新、国际投资创新的日益溶合，产生新的更广泛的创新，从而推动整个国际经济的全面创新。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近现代国际贸易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当代国际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现象。它呈现出下列一些鲜明的特征:(1)全面性的和立体性的创新。可以概括为以观念创新为基础、以格局创新为突破、以制度创新为实质，通过政策创新、构成创新和工具创新具体体现的包含国际贸易各个方面、贯穿国际贸易全过程的创新。(2)具有比较明显的时间分水岭。这个时间分水岭大致是1990—1995年。尽管国际贸易创新的某些方面可能明显地早于这一时期，而且当代国际贸易创新过程尚未结束，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主要过程、方面和内容基本上都发生在当代国际政治格局大转换后的5年左右的时期内。这一明期同时也是世界经济、国际关系大调整的时期。当代国际贸易创新预示着国际经济贸易大展的时代的来临。(3)突出了开放与自由的主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开放的创新、自由的创新，是对长期猖獗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强有力的反击。它迎来了国际贸易逐步自由化发展的新时代。但决不意味着贸易自由主义的根本性胜利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寿终正寝。
(4)发达国家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发动者、主导者和主要参加者。因此保障了发达国家最终成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最大受益者。
二、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原因剖析
(一)当代国际政治格局的急剧转换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极为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 国际贸易发展史清楚地表明，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国际政治环境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关关系。国际政治环境健康稳定的时期往往就是国际贸易蓬勃发展的时期;国际政治环境动荡不定特别是在大规模的战争时期，国际贸易就会停滞甚至萎缩。因此，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是国际贸易发展和创新的前提条件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环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状态。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突然没有了政治对手而表现出了政治神经从未有过的松驰，国际政治矛盾与对抗被暂时搁置下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明确。在这个“无格局”时期，各国为了迅速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以便在未来的新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纷纷把注意力转向经济贸易的发展方面。在国际间的双边和多边关系上，经济贸易关系逐渐上升到首要的位置。为了推动本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时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对外贸易的利益，各国纷纷采取了一系列支持和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并在健全和维护国际贸易制度、法律和秩序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和努力。所有这些方面都推动和促进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形成和发展。
(二)当代国际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日益增强，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广阔的国际经济舞台和创新压力 当代世界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全球经济的社会化、国际化进程，社会分工、国际分工日益朝着更广泛、更深刻的方向发展，整个国际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紧密相联、可分割的发展体系。这是当代国际经济发展中的最显著的特点。在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际贸易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首先，国际贸易具有联结作用。国际经济从一开始不是通过贸易纽带联结的。正是由于国际贸易这一特殊的桥梁作用的存在和发挥，整个国际经济才被凝聚成一个整体。其次，国际贸易具有渗透作用。它通—62—
于化金等:关于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一点思考过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其他国际经济活动对国际经济的全面的渗透，进一步地把整个国际经济各个组成部分和领域溶合为一个有机的发展体系。再次，国际贸易还具有导向作用。贸易往往是双边或多边经济关系发展的先遣，贸易关系的健康发展总是能够推动双边或多边的经济关系包括其他政治、文化等关系的全面发展。这使得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建立在更深厚的社会基础上。最后，国际贸易还起着助动作用。对外贸易对一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助动作用实际上还表现为对外贸易对一国更大规模和更大程度上溶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助动。这种双重助动作用是国际经济相互依赖体系的重要动力来源。但是，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大规模变迁，当代国际经
济的相互依赖关系无论在基础还是在表现形式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基础看，单一政治联盟基础正在向以地缘经济联盟为主的多基础过渡。从表现形式看，相互依赖关系逐渐表现为包括不同发展水平、不同社会的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同时还不断产生着迫切要求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协调各国政策与利益的强烈愿望。为了适应上述变化，以便能够在新的史条件下继续发挥联结、渗透、导向和助动作用，国际贸易必须创新。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形成的重要原因。
(三)当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和国际生产力的飞速增长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和雄厚的物质基础以信息革命、生物工程等为特征的当代科技革命在过去的10年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它不仅表现为新技术日新月异的发明，而且更突出地表现在新技术的应用上的突飞猛进。这不仅给国际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勃勃生机，而且还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事实上，电子数据交换的日益广泛的运用和全范围“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推出，以现代技术服务和信息传输为内容的国际服务产品的形成和发展，以高新尖技术产品为对象的现代技术贸易的日益壮大，既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基础，它们本身又构成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组成部分。二战后半个世纪的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带
来了国际生产力的飞速增长。这不仅表现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的经济衰退程度的下降和期限的缩短上，更表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民族经济的振兴和繁荣。国际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带动了当代国际贸易构成的创新，还推动了当代国际贸易其领域和方面的创新。为了适应和容纳当代国际生产力的日益膨胀的需要，同时又能反过来进一步推动当代国际生产力的快增长，当代国际贸易必须在观念、制度和政策等方面实现全面的创新。(四)当代各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的解决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外在强制 当各国开始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发展方面以后，那些一直被“冷战”状态所掩盖或淡化的经济发展问题开始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来。尽管不同的国家都存在着各自不同的问题，但是它们大都共同面临着下列问题:其一，如何更有效地实现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溶合?如何发挥对外贸易对国内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作用?其二，如何保持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如何消除贸易收支的逆差?其三，如何实行各国经济贸易政策的国际间协调?如何合理地分割国际贸易利益?上述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各国迫切希望对“冷战”后的国际贸易发展的各个方面作出新的安排。这在客观上对当代国际贸易创新起着外在强制的作用。作为这一强制作用的结果，各国开始了贸易观念的反思和创新，并就国际贸易制度、格局和政策的国际宏观安排和微观实施进行着少有的真诚的国际合作。国际贸易的全面创新得到了各国普遍的强有力的支持和推动。
(五)当代国际贸易发展自身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的解决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内在动力 当代国际贸易发展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阻挠。第一个方面是国际贸易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的而又无法消除的障碍。这些障碍中最突出的有两个:一是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两难选择。各国对外贸易政策和制度的摇摆不定，人为造成了国际贸易发展的无序性和非周期性动荡。二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功能残缺与低效能。关贸总协定无法管辖所有的贸易行为，而且仅有的管辖能力还表现为“软约束”。这更加剧了国际贸易发展的无序性和非周期性动荡。第二个方面是国际贸易同时又面临着新的国际环境的挑战。具体体现在:一是如何适时地变更有关国际贸易一系列的思想和观念;二是如何调整“冷战”后的国际贸易格局;三是如何在现有的基础和框架上改革和完善国际贸易度;四是怎样在国际贸易的构成、手段和工具上充分体现当代科技革命的最新成就和现代经济贸易理论的最新发展。当代国际贸易发展自身所面临的新的国际环境的挑战，具体体现在:一是如何适时地变更有关国际贸易的一系列的思想和观念;二是如何调整“冷战”后的国际贸易格局;三是如何在现有的基础和框架上改革和完善国际贸易制度;四是怎样在国际贸易的构成、手段和工具上充分体现当代科技革命的最新成就和现代经济贸易理论的最新发展。当代国际贸易发展自身所面临的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和困难严重地阻碍着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和其对国际经济的推动作用的正常发挥。它们从国际贸易的内在的最深层次上驱动着国际贸易自身的全面创新。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内在动力之所在。正是由于这一内在动力的驱动，当代国际贸易才发生了从观念到格局、制度、政策、构成和工具的全面的深刻的创新。
三、几点启示
从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原因的初步剖析，可以得出下列启示性的结论，它们能够引发人们对中国外经贸发展的更进一步的思考。
(一)宽松的政治环境不仅有利于经济贸的发展，还可能成为经济贸易振兴与腾飞的前提条件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得益于国际政治格局的实质性转换，得益于和平与发展时代的真正到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大发展同样离不开中国政治环境的稳定。这是保证中国改革开放最终取得成功的根本前提。
(二)只有坚决地把中国经济更大程度地溶入国际经济的发展体系，中国经济贸易才会有真正起飞的明天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建立在当代国际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加强的基础之上，没有这种依赖关系，国际贸易创新就难以形成。事实上，如果一国经济脱离这种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关系，那么它也就不可能从这种相互依赖中获得利益。尽管溶入相互依赖关系体系需要付出代价和做出牺牲，但对于长期实行封闭经济的中国来说更应如此。从长远利益看，这乃是一个民族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基本出路。
(三)科技发展是经济贸易发展的基本生长点 科技进步的广泛应用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重要基础，它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中的构成创新和工具创新，并通过各种途径对整个国际贸易产生作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同样离不开科技基础。因此，不仅要在观念上，更应该在实践中，真正地把科技看成是经济贸易发展的强支撑，甚至是根本支撑。
经济发展的具体表现篇8
【关键词】金融经济；实体经济；分离；成因；防范
1.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主要表现及其危害
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分离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只是二者分离的一个集中反映。随着开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的蔓延，世界范围内的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又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在危机发生之前的相当一段时期里一些发达的经济体中出现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显著失衡，这是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个共同特征。这一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大规模的兼并行为在大量大型金融企业中出现，导致经济体中出现高度集中的问题。这种因为大肆合并而导致的高度集中进一步又在一定程度上给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一则金融企业因高度集中而为金融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带来了追逐高额薪酬的机会，再则是由于高度集中而使得金融机构出现严重的道德风险，即凭借自身不断扩大的经营规模而无需承担破产风险的忧虑，即使有破产的风险和可能，政府也会因为其规模巨大一旦破产就会给整体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而出手相助，因此，这些大型金融企业就减少了必要的风险防范，甚至会做出一些严重不利于自身发展和整体经济发展的风险经营行为。
第二，由于金融经济大大超过实体经济，导致经济活动中的大量交易发生在金融经济领域，实体经济受到越来越大的挤压，致使金融经济中的交易出现纯粹性的投机行为增加，乃至金融经济彻底抛弃实体经济，脱离与实体经济的正常、必要的联系，致使整经济发生恶化趋势。
第三，由于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比例失衡，导致金融经济中的投机因素影响到经济指标，许多价格指数因为实体经济的弱小和金融经济的强大而难以真实反映实体经济的运行现状，这也进一步致使大量价格指数失去了其作为国民经济运行的“晴雨表”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实体经济由于金融经济的挤压而受到严重损害，尤其是大量社会资本从创造真实价值的实体经济领域流出，而流向金融经济领域，而金融领域由于其投机而出现出虚假繁荣，这又进一步掩盖了实体经济中的诸多问题，进而影响了整个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金融经济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金融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地位显著提升，这是世界经济结构演变中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这种发展趋势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一方面，由于金融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地位增加，大量社会资源流向金融经济领域，金融经济在社会经济整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资金配置和流动指引的中介和配合作用，进而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如果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出现过度失衡，导致金融经济由于过度集中而缺乏约束，甚至因为金融经济的过度发展而损害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这对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又具有十分不利的影响。金融经济在本质上是服务于实体经济，这是其最为主要的职能，一旦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发生分离，这对实体经济乃至社会整体经济都具有破坏性影响。因此，如何把握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之间的比例并防止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就显得十分重要，这需要弄清楚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原因及其防范措施。
2.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主要根源及其防范
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是随着金融经济在数量、规模、地位等方面显著超过实体经济中而形成的，随着这种趋势的延伸，二者的分离必将对社会整体经济发生消极影响。深入分析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原因，这对于防范因二者的分离而损害实体经济和社会经济具有重要意义。总体看来，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根源主要有：
第一，金融资产比率增加，风险扩大。在谈金融经济发展甚至超过实体经济时，实体经济的发展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无论是在实践顺序上还是在现实贡献上，实体经济都是比金融经济更具根本性，一方面金融经济必须在实体经济有了一定发展之后才能出现，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在任何经济发展时期都是金融经济发展的现实背景和经济支撑。
因此，金融经济的兴起、发展都是以实体经济的发展、繁荣为基础的。但是在世界范围内，由于实体经济的交易需要外汇，这离不开金融经济的支持，金融交易对于世界范围的实体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中介作用。一旦出现金融经济，各种风险就不可避免。因此，金融交易的增长会比实体经济增长更快，于是就出现了金融资产比率增加，这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机遇，也是经济发展的挑战，主要表现为金融经济的过度集中而损失社会经济。
第二，技术和制度因素也是致使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重要原因。在技术方面，技术发展和创新使得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都深受全球化影响而具有国际性，因此金融经济的类型也日益增多，金融经济的发展速度大大提高，金融交易也越来越大，金融资产比率也相应提高。在制度方面，随着金融经济超过实体经济，金融交易中的短期机会主义、各种非理、跟风行为、短期绩效评价等都与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发生分离有关，这些行为都是一定的制度因素的结果。
第三，金融管制的弱化与自由化的膨胀，这是导致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甚至是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直接影响因素。这种金融管制的弱化首先表现在国与国之间的金融管制的解除，使得资本的国际流动越来越厉害，另一方面还突出表现在一个国家内部的金融管制的弱化和解除，这加强的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导致金融交易量的增加。
3.金融经济应以服务实体经济为自身发展的立足点
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在本质上看，金融经济产生自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也离不开实体经济的发展。因此，金融经济将自身定位于服务于实体经济对于金融经济自身的发展乃至世界整体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在表面上看似是金融领域的危机，其根源仍在与实体经济，即金融经济的过度发展和集中严重影响了实体经济，最终又导致金融经济缺乏实体经济的必要支持，进而出现了全球性质的经济危机。这些金融危机出现的表现是金融机构和企业越来越具有自我满足、自我服务、自我强化的倾向，金融经济已经基本上彻底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金融经济还干扰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因此，金融危机的根源还是在于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的分离，致使金融机构和企业缺乏实体经济的必要支撑。
因此，世界走出金融危机根本出路还在于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并积极引导金融经济为实体经济服务，促进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金融机构努力改革做到为人民服务、为中小企业服务、为科技创新服务，根本上是金融经济要为实体经济服务，这既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金融经济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也是世界经济危机走向缓和的重要条件。
【参考文献】
经济发展的具体表现篇9
地域文化和地区经济存在紧密的联系。地区经济为地域文化的重要基石，给文化构建供应物质基础与保障，地区经济的运作情况对当地文化的构建和出现具有支持的影响。而且，地域文化条件对地区经济运作也会造成较大的能动性，不同特点的地区经济整体会表现各个类别地域文化的作用。地域文化的构建在地区经济运作方面具有较大的促进价值。
1、区域经济发展决定地域文化的发展
因为具体方位、气候、资源等要素的作用与约束，不同地区的经济条件与架构存在不同的特征，存在一定的差别。各个地区经济的运作情况对文化运作具有支持的影响，对地域文化运作程度、运作架构、类别与特性具有较好的影响力。但是，地域文化的运作存在他们自身的独立特征，不但会遭受经济要素的作用，也会遭受历史传承、文化演绎等众多要素的作用。某一区域之前的经济较好，但由于众多因素使得经济出现滞后，他们的文化作用能力也会由于历史运作的原因存续较长的一个时期。例如，现在西安或者关中，经济运作条件尽管赶不上东南部沿海，然而他们的科技与教育水平、文化发展水平依旧位居国家前列。但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最初时期，通常会存在文化匮乏与知识不名一文的情况。现在，基于整体视角考察发达企业，如广东文化的时候，就会看到其表现为二元并存的架构，存在经济较为放开但意识形态层面较为保守的情况。这一二元并存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经济在文化领域的直接推动影响，让地域文化显著的滞后于经济水平。
2、地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反作用
现在，经济与文化表现为一体化态势，文化力逐渐变成地域经济运作的巨大推动因素，在总体经济和社会运作层面具有主要的影响。地域经济的运作情况在地区文化构建和运作阶段具有支持与基石的价值，各个差异化的地区经济与特征可以形成差异化的地域文化。此外，某一区域的原有地域文化历经人们的共同挑选之后，最后出现在这一区域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形成这一区域民众特征与民族性质的文化秉性。这一秉性比较巨大且较为平稳，一定能对这一地区的经济运作形成较大的推动影响。所以，不同特点的地区经济常常表现为遭受各个类别地区文化作用的社会痕迹，形成晋商、浙商、台商、徽商、粤商、闽商、港商等类别的地区角度。新制度经济学者指出，意识领域与文化理念于削弱市场费用支出、推动经济进步、确保社会平稳等层面存在重要的影响。经济进步会给文化全方位兴起打下前提，文化的繁荣也会推动经济不断飞速进步。
二、地域文化创新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1、地域文化创新是区域创新的先导
现在，全球经济逐渐迈向基于创造要素促进的新的发展时期，创造变成促进经济进步的主要推动因素，于地域经济运作与创造行为中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创造的理论基础在于企业家或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出现的主要因素在于地域经济文化，其对创造的影响是很直接与具有本质作用的。由于地域经济文化形成公司管理者这一人群，使得各个创造方式持续存现。经济文化的重要构成内，对经济运作具有决定性影响且比较关键的是创造精神。和创造精神存在紧密关联且具有差异性的界定为创业认知。创造和创业表现出企业家精神。创业认知是一类企业家精神，其主要力量为企业家，但企业家精神实质或说较为关键的层面即为创造。创造为企业家的基础功能。硅谷为基于创造促进经济进步获得顺利发展的主要代表，尤其是基于高级科技创造作为其先驱，对其给予一定的机制创造给予辅助，如股票期权激励、市场开放、资本风险投入等。硅谷创造方式将创业与创造联系起来，这为企业家创业品质不断提升的表现。
2、地域文化创新增强区域经济实力
经济发展的具体表现篇10
[关键词]河南省入境旅游发展指数旅游经济
我国的经济在近几年有了非常大的变化以及改革，这就使得国内居民的生活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有了提升，生活质量水平的不断提升就会推动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进步，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旅游经济中的很多问题开始凸显。
一、河南省的旅游经济的发展情况以及影响该省旅游经济差异的主要因素分析
对于河南省的入境旅游产业来说，它的整体水平发展比较缓慢以及低下，并且通过相应的社会调查以及相关的数据统计之后，发现旅游经济在整体上发展水平比较高的洛阳市以及焦作市，它们的入境旅游发展指数的数值也不是很高，具体数值分别为0.56和0.52，其他大部分的地级市的入境旅游发展指数都达不到0.1的水平，这个水平与我国国内的平均水平相比较来说，存在很多的差距。这些信息以及资料表明，河南省的所有地级市的旅游经济的较大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开始作用或者影响到整个河南省的旅游经济的发展以及进步，所以相关的工作人员以及研究学者应该尽可能的转变这种状态，只有这样才能够让河南省的旅游产业在以后的发展历程中进行快速或者迅猛的发展和进步。
对于河南省来说，旅游经济的地域差距具体来讲能够达到什么程度，以及这种差距的来源主要是什么，与此同时需要了解或者掌握这种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增长还是缩减，甚至需要知道这种差距会发生增长或者缩减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哪些。这些问题或者疑问的很好解决，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河南省的地级市的旅游经济甚至是整体的旅游经济缩减差距。
二、目前，河南省的旅游经济差异在格局上的发展情况以及状态分析
河南省在很大程度上拥有非常独特的区域以及地理位置优势，与此同时河南省拥有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和充足的旅游资源以及自然旅游能源，这就使得该省对旅游产业进行发展的过程中，比其他省份更有优势。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进步，所以国内的旅游产业开始进行迅猛的发展，其中河南省的旅游产业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持续的发展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实际的数据或者信息进行说明，在2006年到2009年这三年中，河南省整个省份的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在年平均增长率的指标中可以达到将近19%，与此同时在相同的时期内，我国国内的旅游收入在年平均增长率指标上达到了25.71%，河南省的这两个关于旅游收入方面的指标在很大程度上都超过了同一时期的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
（1）地市的入境旅游发展指数的计算过程以及相应的分析
对于每一个旅游目的地来说，它的地理位置、经济环境以及交通环境来说都存在一定的差异，特别是对于拥有悠久历史以及丰富的旅游资源的河南省来说，这些特点或者差异更加明显，从而使得该省的相关的地级市的旅游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非常明显的区域不平衡的情况或者状态。
为了比较准确的明确河南省的地市的旅游经济发展情况或者状态，相关的工作人员以及研究学者运用相应的指标对地市的旅游经济发展整体水平进行研究或者分析，该指标就是入境旅游发展指数，其中该指数计算的具体公式就是
上面所列公式中：i代表的就是入境旅游发展指数的数值，所代表的意义就是第i个地市关于旅游经济的指标数值，所代表的就是第i个地市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量，所代表的具体数值就是整个国家相关的旅游经济指标的总和数量，所代表的具体数值就是整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量。将所有指标的具体含义进行解释之后，我们就能够非常明了的计算入境旅游发展指数的数值。
旅游发展指数这个指标能够表示出某一个地区或者国家的入境旅游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具体比例与整个国家的平均水平的比值，假如能够达到整个国家的平均水平的数值，那么旅游发展指数的数值应该是1。与此同时关于旅游经济发展过程中，旅游发展指数的数值越高，那就表明这个地方的旅游的发展水平就越高。
（2）从河南省地市的入境旅游发展指数的结果以及其他相关的信息资料中，可以得出的各种结论
结合相关的信息数据以及资料，相关的工作人员以及研究学者计算出2009年的河南省地市的入境旅游发展指数。
根据计算的结果以及得出的相关结论可以知道，该省的所有的地市入境旅游在发展过程中，总体上呈现两级分化的特点，具体表现为入境旅游发展指数数值之间的差距非常大，比如：指数数值最高的洛阳市与指数数值最低的许昌市之间的差距能够超过40倍，与此同时仅仅有四个地市的入境旅游发展指数的数值大于0.3，其余的大约14个地市的指数数值都小于0.1。
从这些实际的数据以及得出的相关的结论，我们可以了解到该省的地市之间的旅游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有着非常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就是两极分化的特点非常显著，与此同时这种非常大的差距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相关的旅游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或者地区的积极性。
结合核心—边缘理论的主要观点以及其他相关的理论知识，可以知道在区域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区域在很大程度上容易分化成为核心区以及边缘区，但是这两个区的发展进程以及地位是不一样的，其中核心区在区域中起着比较重要的统治地位，然而边缘区在发展的进程中却依靠着核心区的发展。对于河南省来说，该省的旅游产业的空间发展格局是两级分化的格局，具体格局就是将郑州市、洛阳市、焦作市以及开封市作为主要的核心区，同时将剩余的14个地市作为边缘区。
三、河南省关于旅游经济方面的趋同以及趋异的主要特征的具体分析
（1）河南省的旅游经济在2001年到2007年这六年之间在很大程度上是呈现趋同的发展趋势
根据实际的社会调查以及相关的研究可以发现，在2001年到2007年的六年之间，该省的旅游经济的泰尔指数总是向着下降的趋势进行发展，并且在2001年泰尔指数为0.4165，但是等到2007年之后就下降到了0.2555.这些数据在很大程度上表明，该省的地市关于旅游经济之间的差距开始变小，与此同时开始向着趋同的趋势进行发展。然而，相关的研究工作人员发现趋同发展的速度，开始有所减缓。其中在2003年总的泰尔指数下降的百分比是12.16%，然而在2006年的时候，下降的百分比只达到了2.57%，所以百分比下降速度在很大程度上有所减缓。并且总的泰尔指数开始下降，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区间的泰尔指数的降低和相关的中原城市群区内的相应的泰尔指数的降低，这两个指数进行综合所导致的。
（2）河南省的旅游经济的相对差异将区内差异作为主要差异
将河南省的区间泰尔指数以及区内的泰尔指数的数值进行相应的对比或者比较，经过比较得出的各种结论，我们可以知道，区内的泰尔指数在长时间内都能够超过区间泰尔指数的数值，这些信息以及研究结果就表明该省的旅游经济在相对差异方面将区内差异作为主要差异。
在进行河南省的地市旅游经济的差异的缩减的过程中，假如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区内的差异，那么就能够非常容易的减少该差异。我们在进行工作的过程中，不仅仅需要重视区内差异的影响，与此同时也需要考虑区间差异，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将相对差异降到最小。
（3）对于河南省来说，中原的城市群区内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都超过其他区域
根据该省的泰尔指数的分解过程以及结果来分析，我们可以知道中原城市群的泰尔指数一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大于其他相应区域的泰尔指数的数值，与此同时从该泰尔指数的数值对区内泰尔指数的作用以及影响来看，最小的作用以及影响也能够达到93.91%，并且曾经在2008年的时候，达到了最高的贡献，具体的百分比就是97.91%。
但是对于部分地区或者特定时间内的泰尔指数来说，它们的指数数值比较小，这就说明它们对于区内的泰尔指数的作用或者贡献程度比较小。言而总之，相关的工作人员以及研究学者在进行缩减相关区内的差异的工作过程中，可以将缩减中原城市群的区内差异作为主要工作。
四、对于河南省以及其他省份的旅游经济协调发展的工作过程中，提出相应的建议或者措施
（1）在进行旅游经济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可以运用现在的两极化的形势，从而能够形成区域性的品牌
根据社会调查以及相关的研究分析，我们了解到了河南省现在的旅游发展情况以及状态，并且发现现在的旅游经济的主要特征就是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旅游经济开始向着趋同的趋势进行发展或者变化，然而在趋同趋势发展的过程中，其速度相对来说比较缓慢，这就使得河南省的地市间的差距或者差异，要想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有所改善是不太可能的。正是由于上面所讲述的这些原因。所以相关的工作人员以及研究学者在相应的分析以及研究过程中，及时的运用现在的差异状态以及形势。
这就使得相关的政府部门以及相应的工作人员，依靠相应的旅游商品，培育出比较经典的旅游线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整个地区或者国家，也可能成为整个国际上的著名的旅游品牌，只有这样才可能杂技一定程度上推动或者促进相应的河南省的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进步，与此同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或者推动旅游边缘地区的旅游产业的发展和进步。
（2）在进行旅游经济协调发展的过程中，相关的工作人员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加快比较发达的地区的旅游产业的转型工作或者升级工作
结合河南省地市的相关旅游经济的发展和进步的趋同趋势的发展情况，我们可以知道比较发达的地区比那些不是特别发达的地区的旅游经济增长速度，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比较低，这就说明比较发达的地区的旅游经济发展可能比较乏力。相关的工作人员要想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河南省的旅游业的迅猛发展，与此同时可以维持比较发达地区的旅游经济方面的快速增长速度，这就要求相关的工作人员或者政府部门在平时的工作过程中注意加快推动比较发达地区的旅游产业的的转型工作或者升级工作。与此同时还需要在经济不是特别发达的地区，进行创意的发挥以及挖掘，这样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和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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