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诉讼时效篇1
虽然经济法纠纷与民事纠纷、行政纠纷和刑事案件之间存在交叉之处，但是经济法纠纷是发生在国家经济调节过程中，是经济法中经济权利义务的争议。经济法纠纷由于不是在商品交换或者民事活动中发生的纠纷，经济法纠纷双方当事人由于经济实力、社会地位的不对等，因此它与民事纠纷不同;也不是在一般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发生的纠纷，也不属于行政纠纷;另外，经济法纠纷如果尚未构成刑事犯罪的，也不以刑事案件来解决纠纷。在经济法纠纷中，多数情况下至少有一方当事人是行使行政权力的国家行政机关，即国家经济调节的主体，但也有纠纷的双方均为社会组织或个人的。经济法纠纷按照法律主体分类可以分为: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的纠纷，比如上下级国家经济调节行政机关之间的纠纷和平级国家经济调节行政机关之间的纠纷;行使国家经济调节权的经济调节主体与被调节主体之间的纠纷;国家经济调节主体进入经济市场参与投资经营时与经济市场中其他的经济主体之间发生的纠纷;国家经济调节行政机关与第三方受国家经济调节行为影响的主体之间的纠纷;被调节主体之间以及被调节主体与受影响的第三方的主体之间的纠纷;国家或团体公共利益代表人与损害公共利益者之间的纠纷。此外，经济法纠纷还可以根据纠纷发生的领域、行业、有无涉外因素、可诉性等多种划分方式进行划分。
二、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的必要性
国家经济调节过程中，国家经济调节主体运用国家赋予的权力对社会资源进行再配置或者再分配的活动中，而产生的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之争，都是经济法纠纷。由于资源的稀缺性、有限性，国家经济调节主体无论如何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都将打破配置或分配既有的平衡，在使部分人得益的同时，也损害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利益受损的一方为了能够最大限度规避损失，这就导致了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之争;另外，国家经济调节主体在调节经济活动中，一旦滥用经济调节权，将导致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就将导致经济法纠纷的出现;不同的经济法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也会导致经济法纠纷的出现。经济法纠纷一旦出现，如果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将直接影响经济法的遵守和实施，无法营造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无法合理分配资源，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解决纠纷的途径和方法一般有四种:协商、仲裁、行政和司法，司法解决被认为是最后的也是最有效的解决纠纷的途径，经济法纠纷也有解决的方式。但是，涉及国家经济调节主体的经济法纠纷，比如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和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与被调节主体之间的经济法纠纷，由于仲裁机构为社会组织，不能对国家行政机关行使仲裁权，所以不能用仲裁的方式进行解决此类纠纷。此外，如果不涉及国家经济调节主体的经济法纠纷当事人对仲裁结果不服时，就必须提交法院进行解决。理论上来说经济法具有可诉性，也就是说经济法纠纷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即经济法纠纷，可以诉求法院寻求解决。经济法纠纷不同于民事纠纷、行政纠纷和刑事案件，这些纠纷的司法解决机制不适用于经济法纠纷，我国的经济法纠纷大都采用行政解决作为最终的解决途径，没有诉求至法院。通过司法解决机制途径来解决经济法纠纷，才能使得经济法纠纷得到有效解决;通过司法解决纠纷，才可以有效地监督和制约国家行政机关权力的行使，也就是制约国家权力机关的经济调节权，从而避免了经济调节权力的乱用，防止了腐败的滋生。
三、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
经济法对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有干预、管理和调控的作用，也就是说经济法调整的对象，主要包括国家规范经济组织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国家规范经济秩序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国家在宏观微观经济调控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国家干预市场经济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等。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广泛性决定了经济法纠纷的多样性，刑事诉讼可以解决经济法纠纷中涉及刑事犯罪的经济法纠纷，行政诉讼可以解决行使经济调节的国家行政机关与被调节主体之间的经济法纠纷，可以运用民事纠纷来解决那些不涉及国家行政机关的经济法纠纷主体之间的经济法纠纷。但是，现有的民事、行政、刑事诉讼三大途径都不能有效解决经济法纠纷，寻求新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即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成为当务之急。建立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必须立足于中国特色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需要在检控机关、受理机关、以及诉讼程序等方面做出特别的规定，可以创设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来寻求能够有效解决经济法纠纷的有效途径。(一)民事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民事诉讼制度是涉及平等主体之间利益的纠纷，经济法纠纷当发生在平等的主体之间时，可以通过民事司法解决，包括普通民事司法诉讼制度和特别民事诉讼制度。但是，经济法纠纷的主体之间往往地位、能力是不平等的，这就需要对现有的普通民事司法解决制度进行机制改革，可以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措施，或者对当事人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提供法律援助、以及简化诉讼程序等措施，纠正当事人双方地位不平等的现状;还可以通过降低诉讼成本、推行集团诉讼制度、建立小额诉讼制度、实行电子送达、改进公示制度等措施，纠正司法解决的公正度和效率;加大诉讼程序的公正性，保障司法公正开展。解决经济法纠纷的特别民事诉讼制度包括公益民事诉讼制度，还包括团体民事诉讼制度、公益民事诉讼制度等。(二)行政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行政诉讼是涉及国家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行使行政权利的组织或者个人，针对的往往是具体的行政行为，包括普通行政诉讼制度和特别行政诉讼制度。国家调节经济的是由国家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机关来行使的经济调节权，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被调节主体与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受影响的第三方与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的涉及国家经济调节主体的经济法纠纷都可以通过行政诉讼来解决。普通行政诉讼制度扩大了案件受理的范围，建立了集团行政诉讼制度，在行政诉讼的种类、证据收集与举证责任、撤诉与调节等方面做了修正，来适应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的需要。特别行政诉讼制度包括公益行政诉讼制度、行政执法诉讼制度和机关诉讼制度。
四、结语
经济纠纷诉讼时效篇2
关键词经济法律诉讼解决模式
中图分类号：D912.29文献标识码：a
经济是不断发展的，我们在享受经济发展好处的同时，不可避免的也会遇到经济纠纷的问题。社会存在就会有纠纷，解决好纠纷是社会的内在需要，也是日常生活顺利进行的保证。纠纷解决方式有多种，如可以在当事人之间进行私下的协商和解，可以借助第三方进行调解、仲裁和行政决定等，但是总的来说就是概括为诉讼与非诉讼解决模式。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目前正处于一个由传统的非诉讼向现代的诉讼转变时期，不管哪种纠纷解决方式都有其本身的特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两种经济纠纷解决模式对于解决广泛存在的利益冲突和经济纠纷有着独特的作用。
一、诉讼解决模式
（一）诉讼解决模式的定义。
诉讼解决方式一般指就是民事诉讼制度。民事诉讼制度是一个国家民事诉讼运行整套系统，具有规范化和制度化的特点，它包括了若干具体的诉讼制度如制度、财产保全制度、先予执行制度、庭审制度、判决制度、上诉制度、再审制度和执行制度等等。民事诉讼制度是运用体制的概念从宏观的角度阐释民事诉讼制度，以逻辑演绎为出发点，从整体和宏观方面把握民事诉讼的运行。
（二）对诉讼解决模式的客观认识。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期，各种利益关系纷繁复杂，人们的各种观念也在发生改变。诉讼解决是一把尺子量天下，它是执法者依据法律，注重争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平等统一，强调解决程序的公正性及结果的客观性，体现的是法律公正。诉讼解决具有权威性、终局性、客观性、可执行性等优点，但也存在程序繁琐、成本高、效率低等弊端，总的来说，诉讼是“赢家通吃”。
（三）诉讼解决的基本模式。
用民事诉讼解决经济纠纷有基本的模式，民事诉讼基本模式是对特定或某一类民事诉讼体制基本特征的揭示非诉讼解决模式。不同的人对一样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对民事诉讼基本模式的认识存在差异性，法律传统和法律文化对民事诉讼体制特定有着直接的影响。按照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理论，基本的民事诉讼是由若干诉讼法律关系构成的。而在这些民事诉讼的法律关系群中，法院或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最基本和最主要的诉讼法律关系。
二、非诉讼解决模式
（一）非诉讼解决模式的定义。
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又称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或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它是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或程序的总称。从它的名字可知，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是指发生纠纷的双方，在解决纠纷时不用经过法定机构或正式的法律程序，而是直接就有关争议的事项进行自我协商或私下调解，达到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
（二）对非诉讼解决模式的客观认识。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因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和宽容的人性美而屹立于世界前列。因此，对于经济纠纷，我们一直采取调解的态度，强调平等协商往往会收到良好效果，这也被被誉为“东方经验”。非诉讼模式突出双方的意志，具有自愿和民间的性质。它是通过协商及律师调解来解决纠纷，并无法律程序的约束。非诉讼模式具有随意性且缺乏强制性，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具有自主性、非对抗性、相互妥协性、经济性和灵活性等特点。总的来说，非诉讼是“各有所得”。
（三）非诉讼解决模式的构建。
目前在我国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中，缺少前置性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基于这一缺点，在构建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过程中，应该先完善非诉讼解决的调解制度；仲裁是一种还在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解决制度，它在一个特殊的位置，因此我们在构建非诉讼解决模式时要合理利用仲裁的优势、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优势；此外，非诉讼解决模式还有和解这一方式，任何一种方法都有相应的运用，我们要善于利用方法的特点来解决问题，因此在构建非诉讼解决模式时还要肯定和积极运用和解制度。
三、总结
目前对于我国经济纠纷案件的解决，存在“上法庭”的多，非诉讼解决的少。现在经济纠纷案件在增加但是经济纠纷解决机制不畅，对于不同的经济纠纷类型和严重程度我们要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不能一味的只遵循某种方式或用一种方法。诉讼解决模式和非诉讼解决模式各有各的优点和缺点，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和法治国家，我们可以通过经济立法来规范经济行为，通过强化法律的可诉性来解决经济纠纷；但是中国又是一个和平发展和友好和谐的国家，在对待纠纷上，协商、调解、仲裁这三种方式还是起到很大作用的，我们在解决问题时首先想到的也是这几种方式。不管我们运用哪种方法解决经济纠纷问题，都要以维护日常生活的正常进行和维护社会的稳定为出发点和最终目标。
（作者：江山市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
参考文献：
[1]白冬.论经济纠纷的诉讼与非诉讼解决模式[J].现代财经.2005，2，25：70-73.
[2]周晓唯，胡强.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法经济学分析.制度经济学研究[J].2003，1：126-144.
经济纠纷诉讼时效篇3
关键词：民事诉讼司法审查法院监督
一、仲裁的概念与功能
(一)仲裁的概念
关于“仲裁”的含义,中国的法学家和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述,比较典型的说法有:“仲裁(称为公断)是解决争议的一种方法,即由双方当事人将其争议交付第三者居中评断并作出裁决,该裁决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
“仲裁也称为公断(arbitration),是指双方当事人通过合意自愿将有关争议交给作为仲裁人或公断人(arbitrator)的这种第三者审理,由于其依据法律或者公平原则作出裁决,并约定自觉履行该裁决所确定的义务的一种制度”。
(二)仲裁的功能
仲裁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效、公正地解决纠纷。仲裁能够高效并且相对公正地解决纠纷,这是仲裁制度最主要的功能。仲裁之所以产生就是人们为寻求快速解决纠纷而创设的一种游戏规则,并约定大家共同遵守。如果仲裁不能解决纠纷,则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仲裁解决纠纷的特色首先是高效,基于效益因素,仲裁可以不必拘泥繁琐刻板的诉讼程序,而遵循商人们自行灵活约定的程序规则。
2.保护当事人的正当合法权益。保护和实现当事人的正当合法权益是仲裁的另一功能。一裁终局的制度设计使得仲裁通过裁决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形成如同法院终审判决一样的既判力,对仲裁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对第三人和社会具有宣示性。
3.维护社会经济的稳步健康发展。仲裁是一种国家法律认可的争议解决方式,能够有效地解决一定范围内的民商事纠纷,缓解法院的诉讼压力,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保障经济的健康发展。仲裁这种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稳定,保障经济健康发展的功能是依靠一裁终局的制度设计实现的。合理稳定的社会经济秩序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维护社会经济的稳步健康发展体现了仲裁的社会价值。
二、民事诉讼的概念与功能
(一)民事诉讼的概念
民事诉讼是权利主体凭借国家力量实现民事权利的司法程序,是解决民事争议的公力救济。民事诉讼必须依据国家法律进行,因而诉讼具有严格的规范性,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并严格依据民事实体法对纠纷作出判决,即使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也不能背离法律的整体精神。在我国,民事诉讼是指民事争议的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在双方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法审理和裁判民事争议的程序和制度。
(二)民事诉讼的功能
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重实体轻程序”的意识形态使得民事诉讼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随着社会的发展及法治的进步,程序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程序问题已成为法律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民事诉讼是通过国家公权力解决民商事纠纷的主要手段之一,这种通过司法程序解决纠纷而体现出来的功能或作用也得到人们的更大关注。
诉讼作为一种社会机制和权力行使方式,其基本功能实质上是多层次的:
1.诉讼的直接功能是解决纠纷,调整利益冲突,保护社会主体的合法权益。诉讼审判是纠纷的“法律”解决的典型形式,它所提供的是一种法律的标准答案,因此,也是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参考系数。
2.诉讼是一个法律适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诉讼具有确认、实现或发展法律规范,保证法律调整机制的有效和正常运转,从而建立和维护稳定的法律秩序的功能。相对于静态的法律规范体系,诉讼是法的动态运作方式之一,在建立和维护社会秩序方面,与法的创制活动具有相辅相成的作用。
3.诉讼制度的建立与运作,是国家司法权的行使和法的实现的重要环节。因此,诉讼的最深刻的社会功能还在于维护整个社会的政治秩序和国家权力的合法性。诉讼的这种社会政治层面的功能是仲裁所不具备的。总之,民事诉讼的功能比仲裁的功能要宽泛许多。仲裁只能解决民商事纠纷中的某些部分,而诉讼几乎可以解决所有的民商事纠纷。
三、仲裁与民事诉讼功能的局限性
(一)民事诉讼的局限性
诉讼是公力救济的产物,它从一开始就显示了国家的力量,从而体现了绝对的权威性。但是由于作为国家公权力解决纠纷的特点,诉讼从产生时起,就带有天生的制度上的缺陷。现代社会纠纷发展的新趋势决定了诉讼不可能承担解决全部纠纷的使命,民事诉讼似乎是一种公正得到了严格保证的完美制度,但实际上民事诉讼存在着许多局限性:
1.民事诉讼是一种成本高昂的制度。诉讼是一种高成本的争议解决方式。诉讼是以国家公权力为后盾解决民商事争议的一种机制,国家为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需要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2.民事诉讼相对而言比较花费时间。诉讼迟延或“积案”是几乎存在于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一种令人烦恼的现象。产生诉讼迟延的原因可能是多样的,但根本的原因之一是诉讼要提供充分的程序保障,因而诉讼程序比较繁琐刻板僵硬,耗时较多是不可避免的。
3.诉讼只是以既判力为基础的对纠纷的强制性解决,并不意味着纠纷在社会和心理上得到了真正的解决。诉讼并不一定是当事人之间解决纠纷的适当方法。判决结果也往往合法但不尽公平合理。
4.各个地方和各国法院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地方保护或保护本国利益的色彩,使得当事人对于法院的公正性有所怀疑,对法院的信赖程度也大打折扣。
5.法院难以审理复杂的纠纷。
6.诉讼与审判的公开性不仅是指对当事人双方公开,而且也是对全社会的公开;不仅是过程公开,证据和结果也是公开的。当事人的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不得不暴露于公众,这是许多当事人难以接受的。
(二)仲裁的局限性
经济纠纷诉讼时效篇4
关键词：诉讼；构建；纠纷解决方式；调解；仲裁
经过十余年的法律宣传，中国已经进入了“诉讼万能”的时代。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公民权利意识的提高，民事纠纷层出不穷。面对不断增长的民事纠纷，法院的人财物现状对“诉讼爆炸”无法应对；另一方面，传统的非诉讼解纷机制则逐渐边缘化，丧失纠纷主体的信任。一些民事纷争难以及时解决，民众涉法涉诉不断上升，影响社会和谐和稳定。然而世界上众多国家法院之外的各种非诉讼解决方式被广泛探索应用，并与民事诉讼相得益彰，形成多种纠纷解决机制协调互动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替代性解决纠纷机制（aDR）已经成为各国法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在中国现时域下，面对国家唯诉讼论的宣传、法院案多人少的局面以及法律资源有限与人民期待较高的矛盾，诉讼与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有机结合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已经成为缓解司法压力、更好地解决纠纷的必然路径。
一、形成“唯诉讼论”的原因
当前，从国家的宣传到百姓的实践，似乎只有通过诉讼才能解决纠纷。诸多因素导致群众形成了“唯诉讼论”观念，把诉讼作为解决纠纷的首选之策。在案多人少的局面下，大量矛盾聚集在法院，很多矛盾得不到彻底解决。
（一）经济、社会及观念因素
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体制变革不断深化、社会利益格局不断调整，我国经济及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利益主体多样化、利益冲突复杂化、价值判断标准多元化的局面已经形成，社会已经进入矛盾多发期。当今社会由传统的重血缘、重人际的人情社会，逐渐向以经济利益为重要纽带的利益社会转变。传统的“和为贵”、“耻讼”的观念渐渐变淡，加之媒体宣传的“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权利”的观念登峰造极，使得人们传统的价值评判失效，用法律的是非逻辑代替了传统的辩证逻辑，用是与非的一元评价思维，代替了多种元素考量与权衡的传统纠纷解决思路。另外，社会心理日益浮躁，传统的评价方式已经鲜能影响当事人的行为模式。
（二）媒体宣传因素
当前一些媒体只片面地宣传“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权利”，没有弘扬传统的调解、撮合、容忍等矛盾解决及排解方法。片面宣传诉讼是解决纠纷的方法，没有宣传诉讼是纠纷的最终解决途径。片面的宣传直接导致纠纷主体把诉讼作为定纷止争的首选或唯一手段。在很多当事人容忍度降低的心态下，直接将对方当事人诉至法院，使得矛盾升级，有些案件使诉讼由最终解决途径变为“上访的前奏”，把有限的司法资源投入到无限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中，浪费了国家司法资源，使公权力被迫介入市民社会后受到市民社会的反弹。
（四）制度及效力因素
很多矛盾本来可以通过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等途径得到解决，但是在血缘社会渐渐打破、人与人信任度和容忍度降低、公权力权威性降低的情况下，很多纠纷解决机关不愿给自己惹麻烦，将矛盾往外推。还有的机关做出调解后，当事人不服，继续。法院对原处理机关的处理结果未给予必要的认可，使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权威性及执行力受到质疑。这些做法导致当事人不愿意选择除法院以外的其他解决方式，使得本该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变成了“唯诉讼”解决。
二、构建多元性纠纷解决制度的必要性
诉讼与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有效互动、有机衔接，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在改革过程中有效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方式，是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有效分离的途径，是党和国家尊重人权、重视民意、保护公民自治权利的重要方式。
（一）有利于应对现阶段我国社会矛盾出现的新特点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矛盾凸显期，矛盾表现的形式呈现出复杂化、多样化，基于物质利益产生的矛盾增多，婚姻家庭矛盾增多，群体性纠纷特别是由土地承包与流转、城市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征地拆迁、企业改制等问题引发的矛盾增多。这些问题或是用法律规范解决情理问题，或者法律方法解决政策问题，一旦处理不当，极易激化干部和群众之间的矛盾，乃至导致矛盾激化，引发冲突，发生或恶性事件。因此，实现对纠纷的法律调控与非法律调控、诉讼解决与诉讼外调解的联动与协调,妥善处理各种矛盾纠纷，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二）有利于克服诉讼固有的局限性
法律具有局限性。法律以固化的条文处理动态的世事，有时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嫌，同时现实社会变化及价值判断标准多元，以一维的视角难免面临多维评价的尴尬。同时，选择诉讼还面临着周期长、执行难、稳定性差等风险，法律规范与社会规范的张力，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龃龉，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矛盾等。这些因素的存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诉讼作为纠纷解决手段的功能和效果。特别是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纠纷具有明显的不彻底性，难以达到案结事了的和谐状态。判决结果有时与当事人的预期相距甚远，有时会与当事人朴素的情理观念相矛盾，也彻底可能摧毁了纠纷主体之间维系彼此关系的纽带和互谅互让的美德。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纠纷不能得到彻底解决，有时还会加剧当事人之间的摩擦和不和，也增加了国家的维稳成本。
（三）有利于公民树立荣辱观念，加强内心自律
社会规范是我国传统上有效而权威的评价方式。人与人之间的评价、生活和工作环境对人的认可、信仰施加的自律以及道德在众多价值中的至高性，这些因素对人民遇到矛盾自行调节和外力调解起到重要作用。然而，现时域下，一些人没有信仰，缺乏内心畏惧和自律，在面对法律规范要么合法要么非法的一元判断下，对社会规范漠然轻视。对法律规范的“赔礼道歉”、“返还原物”等责任承担方式，甚至对司法机关出具的“司法意见”等手段没有羞耻感和畏惧感，难以促使其履行自身义务，形成荣辱观念，也难以阻却其再次成为诉讼争端主体。构建多元性纠纷解决制度，可以借助全社会各种力量对社会矛盾调、控、疏、化，使全社会资源联动，对违法行为进行多角度否定评价，引导公民树立荣辱观念，使公民内心形成行为尺度，营造诚信自律的社会环境。
三、加快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在这个权利纷争明显增多、物流人流速度加快，人与人容忍度日渐降低、纠纷种类五花八门的时代，法院和法官面临空间压力，难以满足民众的司法需求，在案多人少的情况下，效率和质量难以保证。另外，很多情况法院不能解决，但其他机关和当事人却期待法院来解决。在法院用法律不能彻底解决纠纷时，当情理和法律相龃龉时，百姓埋怨增多，涉法队伍不断膨胀，影响社会和谐。另一方面，人民调解无人信赖，调解、仲裁等机构无人选择，行政机关的居间调解得不到执行，社会资源未得到有效利用。在这种情况下，加快构建诉讼与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有机结合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使诉讼与非诉讼方式有机结合，有效衔接，显得尤为重要。
（一）制度构建
目前我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虽已经形成框架，但该框架非常松散。各部门配合不紧密，执行力衔接性不强。原来立法采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打补丁，各规定不能有机结合，不能形成合力，使得纠纷直接涌向纠纷解决的最后途径——法院。因此，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必须予以重构，加大人民调解力度，邻里—单位—街道—社区—司法所，层层消化，积极化解，让矛盾从群众中来，消灭在群众中；建立适当的诉讼前置程序，充分利用行政资源和仲裁资源，利用法律、道德、利益等多元准则对矛盾进行化解；支持民间仲裁组织，形成市民社会纠纷自治，为解决纠纷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途径，形成对诉讼的有力补充；重视法院调解，调审分离、实行立案前调解、立案调解、庭前调解、庭中调解、庭后调解、执行调解等多种调解；诉讼过程中邀请民间组织、人大政协代表、陪审员等多种主体参与调解，整合社会资源，共同解决矛盾；适当设置效力承认制度，有些机关已经处理过的矛盾，可以适当认可，授予执行力，节约纠纷解决资源；各部门联动，相互配合，设立奖惩机制，充实调解机构和力量，国家予以支持和鼓励。通过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构，使纠纷解决资源更加紧密结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合力，共化矛盾。
（二）宣传指引
随着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传统非讼思想受到批判，媒体、法学界不断向民众灌输诉讼万能，一味宣传诉讼才是解决纠纷的首选之策和不二之选，诉讼全能主义已悄然形成，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方式被赋以否定性的评价。“一元钱”官司被广泛宣传，恶意购买假货索赔被贴上正义的标签。把法律视为终极的判定标准极易导致对情感、责任、道义等价值的漠视。当得知通过法律解决，比通过其他途径解决获利更多，当得知通过法律解决所尽义务更少，当得知可以通过毁灭或伪造证据，歪曲客观事实可以影响公权力对其行为的判断，很多人往往滥用诉讼来解决矛盾，利用诉讼本身的有限性来实现私利。其结果经常导致纠纷主体矛盾骤然升级，并将这种不良情绪带到裁判的作出和执行中。笔者在审理案件时，经常有当事人说“他没有必要把事情闹这么打，我又不是不履行义务”、“他也没和我商量啊”等等怨言。诉讼万能的宣传已将社会矛盾由多种途径解决引导为唯诉讼途径解决，将情理问题转变为法律问题，有小纠纷变成大矛盾。大量案件涌向法院导致司法资源被无端浪费。在大量案件面前，在效率与公平的张力之间，法院和法官面临极大困境。由于精力财力有限，审限程序要求严格，法律对道义、情感的判断标准的不自觉排斥，法律事实和客观事实的抵牾，法官难免挂一漏万，从而导致当事人对纠纷解决最后一道防线遭到质疑，使矛盾得不到彻底解决，国家公权力威信降低。
因此，法律的良心—法学家，法律的从业者—法律家等法律职业共同体和媒体应当进行正确的指引和宣传，不但要宣传法律作为解决纠纷手段的价值，还要明示法律的局限性和有限性，法院不是解决纠纷的唯一途径，对于家庭、婚姻、政策等领域的案件，法院也不是最佳解决途径，仅仅是解决途径的一种。唯此，才能给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提供更多的生存及发挥空间，也为法院和法官腾出更多的精力成为法律的专家，正义的最终守卫者，而不是疲于奔命的工具。
（三）利益引导
现代社会已经发展到“从身份到契约”，从以情感为核心到以利益为纽带。在这种情况下，用法经济学派学说，通过对成本和收益的分配，引导纠纷主体通过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化解纠纷，从而对纠纷进行分流。从成本上，人民调解的成本最低。通过基层组织（纠纷主体单位、居委会、司法所、妇联、消协等）耐心工作，可以将矛盾化解，收获最大的利益。仲裁的费用可以适当提升，但是快捷便利等优势使当事人综合各种因素，进行选择。行政调解可以利用行政权力的权威性在具体事件中促成纠纷主体和解，通过公权力和私权利的互动和分配，使当事人自愿衡量成本，达成和解。诉讼的成本应当提高，提高诉讼费用，使当事人适当承担诉讼风险，在裁判过程中再将诉讼成本根据胜负情况分配给当事人。通过提高诉讼成本，分配诉讼费用，既能保证公民的合法权利得到法律的保护，又能使法院真正成为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防线。
（四）效力衔接
纠纷主体不愿选择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的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没有强制力和执行力。首先，人民调解的结果完全是依靠双方当事人意愿接受，完全没有强制力和执行力。其次，行政调解不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甚至连民事协议的效力也得不到确认。再次，劳动仲裁的仲裁员的业务素质有待提高，责任追究制度不健全可能导致责任心不强，最后导致仲裁结果稳定性不高。另外，商事仲裁的结果有时得不到法院的执行，执行力变弱。这些情况导致纠纷主体直接将纠纷诉至法院。
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各种方式目的一致，都是想将纠纷稳妥化解。不能“个人自扫门前雪”，推出矛盾，结案了事。因此各部门、各程序应有机衔接，形成通畅的纠纷解决路径。
经济纠纷诉讼时效篇5
[关键词]经济审判庭 审判 经济法诉讼 重建
一、经济审判庭撤销及其评价
《人民法院组织法》明确规定除基层法院外的各级法院设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经济审判庭和其他需要设的审判庭。撤销经济审判庭在法理上也缺乏支撑。首先，大民事格局下审判庭与我国现行三大法律体系并不能一一对应。刑事审判庭并不仅仅适用刑事诉讼法，且还要适用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不仅只是民事审判庭适用、立案庭、审判监督庭、刑事审判庭均要适用；法院审理行政诉讼仍也可以参照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其次，与国际接轨之前提假定错误。基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各国的法院体制往往千差万别，相去甚远，当年我国法院改革时所提出的“同国际接轨”其实几无可能，因为各国的路轨和发展轨迹毕竟不同，离“书同文，车同轨”的境界还相去甚远。即使国际上有通行的或一国有成熟的审判机构设置模式，在进行制度移植的时候仍要考虑到底是借鉴还是本土培育的问题。最后，经济审判庭受案范围多数为民商法案件的分析。在经济审判庭撤销以前，其受案范围主要是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财产纠纷，应该属于民事诉讼范畴，上述受案范围暗合了当时的“大经济法”观点，但是随着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成熟和经济法体系的不断完善，经济审判庭受案范围可以通过重新梳理将民商纠纷除去，使经济审判庭真正成为审判经济法纠纷的机构。局部完善即可，何须彻底撤销?
二、反垄断法实施对现有审判格局的突破
(一)反垄断法诉讼的特殊性。依据《反垄断法》，反垄断法诉讼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反垄断刑事诉讼、反垄断民事诉讼和反垄断行政诉讼。反垄断法与传统法律的理念、原则和适用上都有很大区别，反垄断案件审判也具有新的特征：首先，由于市场垄断行为的复杂性，使得反垄断法具有较强的原则性和抽象性，我国反垄断法在执法程序、执法手段和救济措施等方面主要针对行政执法作出规定，法院审判工作方面的规定较少；其次，反垄断法具有很强的经济性，经济与法律问题相互交织，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涉及社会经济领域，又涉及政府行政管理领域，有些案件还涉及国家的经济安全，因此要求审判人员要同时具备法律知识及经济学知识；再次，反垄断法具有很强的规制性，即鼓励促进具有经济效益的垄断，又限制禁止妨碍自由竞争的垄断，这就要求审判人员有深厚的法学和经济学功底来认识和判断案情。
(二)现行垄断纠纷解决机制。自2008年起实施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不正当竞争、垄断纠纷纳入知识产权纠纷部分。之所以将垄断纠纷与各种不正当竞争纠纷纳入知识产权纠纷范围，并不是为了“机构设置合理，职责划分清晰”，而是在迁就目前人民法院内部机构设置的“大民事格局”。此举有如下弊端：
首先，不能有效实现对消费者的倾斜性保护。传统民商法假定所有市场主题之间地位平等，但实际上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由于经济实力、信息偏在等原因，二者并非地位平等的对抗者。如果由民事审判庭审判垄断纠纷，法官惯有的民事案件审判思维和经济法追求实质公平的理念可能并不兼容，这样就不能有效实现对消费者的保护。
其次，反垄断诉讼主要分为反垄断行政诉讼和反垄断民事诉讼两类，通常情况下，反垄断民事诉讼由知识产权审判庭审理，反垄断行政诉讼由行政审判庭审理。但是垄断纠纷引起的诉讼可能存在同一案件即包括民事诉讼又包括行政诉讼的情况，这势必导致一个案件同时由两个审判庭进行审判。垄断纠纷同时涉及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将带来一系列的审判难题，比如两庭同时审理和某一庭先行审理的选择、两种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不同等等。
(三)垄断纠纷解决机制的探索及反思。为了应对上述问题，某些法院成立了反垄断案件专项合议庭。不可否认，成立反垄断专项立案庭可以集中具有经济法专业知识的法官进行审判，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同一案件由两个审判庭进行审理的窘境。但是，反垄断案件专项合议庭可以解决审判垄断纠纷案件的一时只需，但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本土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进一步融合，会有数量更多、案情更复杂、专业化程度更高的反垄断案件出现，专项合议庭仍不能应对日益增加案件数量。为审判垄断纠纷便设立反垄断专项合议庭，那么经济法其他领域是否也需要设立相应的专项合议庭以便更专业的解决这些纠纷?
三、重建经济审判庭的初步构思
尽管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体系的认识并没有完全统一，但是基本都承认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是经济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重建可以以此作为主线，将重设的经济审判庭分为市场规制庭和税收金融庭。市场规制庭和市场规制法相对应。税收金融庭和宏观调控法中的税法和金融法对应，但不能和整个宏观调控法相对应，因为宏观调控法中的许多法律可诉性不强，虽然对此学者们仍然有争论，但目前一些宏观调控纠纷还不能进入诉讼程序，故经济审判二庭受案范围只限定在税收金融领域。
经济审判一庭，也可称作市场规制庭。主要适用的实体法是市场规制法。受案范围大致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案件、反垄断案件、消费者保护案件及产品质量责任案件。需要说明的是它不仅审理作为经济法受制主体的市场主体之间的诉讼，而且审理受制主体对作为调制主体的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诉讼以及行政垄断诉讼，即不仅审理“民事性质”的经济法案件又审理“行政性质”的经济法案件。经济审判二庭，也可称作税收金融庭。主要受理税收纠纷案件和金融纠纷案件。金融纠纷案件主要是指对金融机构监管过程中发生的行政诉讼案件和金融机构破产案件，但并不包括平等主体之间的金融纠纷案件。
经济纠纷诉讼时效篇6
关键词农村社会群体性纠纷非诉
正在迈向现代化的中国农村，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后，社会矛盾纠纷发生率和激化率也在急剧的上升。在农村纠纷中，群体性纠纷最为严重，尖锐和对立程度也较强，而且纠纷与冲突涉及范围广，带有明显的多元性和发散性。因此，如果没有一套为人们喜闻乐用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法律允诺给个人的权利和正义将成为难以兑现的空头支票。为此，建立一套完善的法院外纠纷解决渠道并使其与审判制度相辅相承，实乃有经邦济世的效用。豍认真研究新时期农村群体性纠纷的产生原因、种类和特点，寻求非诉解决机制，贯彻实施人民调解法对于纠纷的有效预防、成功调处、防止激化，对于构建和谐新农村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农村群体性纠纷的状态描述及解决途径
（一）农村群体性纠纷的内涵界定
在我国，传统的思维观念将农村群体性纠纷界定为政治性的事件，因而称为农村。按现有的法律、政策规定，农村是指由农村（村、乡、县）社会矛盾引发，某些利益要求相同或相近的农民群体，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害，为维护自身利益，通过各种方式，向基层机关或上级部门表达意愿、提出要求或发泄不满，造成农村干群冲突、危害农村公共安全、扰乱农村社会秩序等负面影响的集体活动。
（二）农村群体性纠纷的表现形式（附调查的数据及相关结果）
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我国势必更多地触及一些社会深层次矛盾，并引发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与混杂。通过对辽宁省辽中县的问卷调查，对当前农村群体性纠纷大致可以进行如下归纳：
1．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该种纠纷主要表现为：多年以前事实发生的土地承包（即原合法的承包合同效力需要保证），与近年来进行的土地量化经营权之间的纠纷。在对辽中县六间房乡马三家村的调查中，笔者发现，该村共有1100口人，土地不足2000亩，每人平均不到2亩土地，可近700亩土地在个别大户手中，而该村村民赵文峰、刘庆等70余户却没有得到量化的土地。村委会如没有经济能力对承包给个别村民的土地投入等经济损失给予合理补偿，双方之间的土地承包和要求量化得到土地耕种之间的矛盾一时将难以解决。
2．国家建设（如修公路、铁路、桥梁及重大项目）征地及补偿纠纷。例如，由于辽中县位于国务院新规划的沈阳经济区的中心，同时沈阳及辽宁中部、内蒙古东部出海通道也经辽中县，因而需征收占用的土地相对较多。辽中县共有耕地100万亩，有人口42万，每年征收的土地达数千亩。仅在辽中县肖寨门镇沙东村，几年来共被征收土地近千亩，而征收土地及补偿纠纷5年来就发生了40余起。该种纠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为经济社会发展与必然使用大量的农村耕地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表现为被征地农民实际所得的土地补偿费用相对较少。
3．劳务欠款纠纷。如，辽中县的满都户镇满西村，有人口1300人，土地不足3000亩，欠各种债务达230万元，有一半是向本村村民的集资借款。还有些是村委会雇用本村村民或者个别村民雇用其他村民进行劳务，虽然劳务事实清楚，但是没有能力履行因劳务产生的劳动报酬，从而产生纠纷。
4．侵权纠纷。侵权纠纷包括土地权属、财产及人身侵权纠纷。如辽中县茨于坨镇黄腊坨村，由于土地越来越珍贵，撂荒多年没人耕种的土地，多个村民均要耕种使用，该土地本身权属性质不清，现解决该纠纷的难度加大，因此由争种土地纠纷发生的多次。另一部分则体现为因婚姻家庭纠纷产生的亲属邻里之间的人身伤害，据不完全统计，全县每年有200件因婚姻家庭纠纷造成的群体性伤害事件。
（三）农村群体性纠纷的解决途径及客观评价
就目前而言，农村群体性纠纷的解决途径有非诉救济和诉讼救济两种：
1．非诉救济。非诉解决机制，即可替代性解决机制，是指包含协商和解、调解等非诉讼方式的一套有机、统一的纠纷化解体系。此概念源于美国，原来是20世纪逐步发展起来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总称，现已引申为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或机制的称谓。豎主要包括：
（1）纠纷主体自行和解。具体表现为双方平等协商、互谅互让，化解双方的纠纷和矛盾，使矛盾纠纷得以解决。该种纠纷的解决有利于及时化解并彻底解决矛盾，减轻村委会等各级组织及有关部门的工作压力，使矛盾双方能够和睦共处，缺点是一方达成的协议有时容易反悔，解决纠纷有时偏离法律的要求，因而不利于矛盾的彻底解决。
（2）调解。即经基层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调解组织调解解决纠纷，该种解决方式增强了公信力、透明度，尽量减少了一方的利益损失，达成的协议一般合法有效，更利于单一矛盾的彻底解决和化解大量社会矛盾，从而发挥基层组织村民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作用。该种解决的方式也有些许不足，双方协议须经人民法院确认合法有效，才能使一方的合法权益最终得到法律保护，如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或反悔，协议也难以履行。
2．诉讼救济，是指国家为维护社会正常的秩序，维护公民、法人和非法人团体的民事权益，在纠纷主体和全体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承审法官依法审理和解决民事冲突以及强制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的活动。该种方式解决纠纷有利于依法彻底解决矛盾，使一方和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法律上得到保证，具有较强的示范、教育和说明等作用。农村群体性纠纷在法院获得解决的空间有限，一方面由于许多的案件并不属于法院主管或管辖的范围，例如村民自治中的矛盾，土地林木权属争议，土地承包纠纷、计划生育引起的纠纷等等；有些虽属于法院受案范围，但当事人却往往并没有任何法律意义上的依据和证据。因此，法院在扩大案源的同时，却又不得不拒绝大量的纠纷，造成了基层民众反映强烈的“立案难”。即使是法院审判的案件，也常常因不符合当地的习惯风俗和情理，导致当事人不满、申诉上访不断。不仅如此，法院的执行难，又加剧了纠纷解决的难度。这就形成了各地方政府机构门庭若市，上访人数与日俱增，纠纷久拖不决，社会秩序纷乱无序的普遍现象。
实际上，当代诉讼和司法中反映出来的法治危机和困境来自两个不同方向：一种是外在压力造成的诉讼量与法院在纠纷解决资源和能力上的不平衡，另一种则是诉讼程序的特性所决定的内在的固有弊端。豐所以，通过诉讼解决农村群体性纠纷的缺点是增加人民法院的工作压力，不利于发挥基层群众与基层组织的参与性。
二、农村群体性纠纷非诉解决机制的运行实践
（一）农村群体性纠纷非诉解决机制的意义
研究解决我国农村群体性纠纷非诉解决机制，对和谐农村的建设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1．以非诉方式解决农村群体性纠纷暗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精神。“和谐”精神与“无讼”理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内容，至今，农村流行的各种乡规民约和家法族规也常常将息讼、止讼列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在纠纷解决的实践中，它们也更多地受到“非讼”传统的影响，而对诉讼或将信将疑或敬而远之。
2．以非诉方式推进农村群体性纠纷的解决符合和谐社会建设的发展要求。和谐社会需要尽量减少纠纷，形成稳定有序的社会秩序，非诉纠纷解决方式与和谐农村的要求具有契合性。非诉方式不仅可以使纠纷得到解决，还能使纠纷双方从心里接受解决的结果，对事后关系的修复也有自身的优势，尤其是在农村这样一个熟人社会，人际关系的修复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和谐农村的建设需要纠纷通过温和的方式解决，非诉解决方式无疑契合了这一点。
（二）农村群体性纠纷非诉解决的优势
相对于诉讼方式，非诉方式自身的优点决定了其在解决农村群体性纠纷方面的优越性：
1．启动阶段便易，运行阶段富有经济性。诉讼方式的启动和运行，有专门的法律规定程序和条件，有特定的时间和场所，除承担诉讼费等显形费用，还要负担路费、农时误工等隐形损失。特定的、较长的诉讼周期占去农民的时间，就可能意味着农民收入的减少。即使纠纷得到了公平的判决，现行法律也缺乏对生效裁判的富有成效的实现机制，投入那么多，结果却得不偿失。显然，完全依靠司法诉讼的方式不仅使成本高昂的，而且也不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豑而即时、方便地自行或通过第三方直接主持解决，可以有效降低纠纷解决的成本。从经济上讲，非诉方式更适合农村的需要。
2．心理上的亲和性和结果上的和谐性。诉讼所要面对的是陌生的场所、陌生的纠纷解决人员、陌生的解决程序和语言，这些都不是农民所熟悉的。而非诉方式则不同，非诉方式在当事人的满意度和社会效应方面都具有优势。一方面，就当事人而言，在非诉方式运行过程中，有充分的协商机会，当事人有平等、直接自己要求和看法的机会。因此，在心理上，当事人感觉自己受到了尊重；在解决结果上，当事人对自己充分参与后，得出的结果虽然不如诉讼结果的效力强硬，但是却使当事人更容易接受。另一方面，从社会效果上看，非诉方式解决纠纷对社会的震荡是较小的，采用非诉方式，有利于当事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挽回和修复，消除当初对立情绪，对整个农村而言，当事者的和好对周围老百姓也是良好的示范和教育。
（三）农村群体性纠纷非诉解决机制的实践
在调查中，笔者发现，辽中县在化解基层矛盾纠纷，调动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发挥调解功能作用，有以下几点较好的做法：
1．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农村调解工作，把该项工作纳入到全县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长期的基础性工作。多年来对此项工作常抓不懈，设立专门的领导小组，下设的二十个乡镇均成立了协调组织，由主要领导牵头负责，并将此项工作纳入基层考核的重要内容，每个村都成立了人民调解组织，由村民委员会成员和具有代表性的村民组成。
2．积极发挥基层群众的工作热情，吸引更多的群众了解、参与调解工作，继续发挥传统调解组织的作用，分析当前矛盾的特点，总结新的经验，全县共有调解人员1100余人，农村村民知道或希望调解组织或调解人员解决的纠纷大约在95%以上，化解农村各类矛盾达到80%。
3．把传统的调解方式与实施的人民调解法紧密的结合起来，既保留了原有的经验和工作方式，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参与性，同时抓住人民调解法颁布实施的契机，发挥司法行政部门的作用，全县各级组织共举办宣传人民调解法的学习培训班450余次，有一万余人参加培训。同时由人民法院参与和指导下的调解越来越多，做到了诉前调解、信息畅通、衔接紧密、指导有利。
三、完善农村群体性纠纷非诉解决机制的对策与建议
农村群体性纠纷解决难是中国农村人民调解分化过程的一个缩影，其产生的直接原因是纠纷解决的需要和民间调解机制的失效。所以，从现实生活中人民调解机制的不健全出发，提出对完善非诉解决机制的建议。
（一）拓展解决纠纷的途径
1．重视基层自治模式，建立农村群体性纠纷调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本土资源优势。力求在法治的前提下提倡社会成员额的自治性，在注重纠纷解决公平的同时，兼顾效益与效率。具体的做法可以是建立村级调解组织，充分发挥农村调解组织的职能作用。建立以村党支部书记为组长，其他村干部和专职调解员为组员的调解组织，将矛盾纠纷的调处与村干分工包干相结合，落实谁分管谁负责的工作责任制，并定期组织对矛盾纠纷的分析和排查，做到防患于未然。这种对策使得纠纷的预防与调解有机地结合，把调防结合视为人民调解工作的重要方针方法，应坚持“抓早、抓小、抓苗头”，抓住纠纷计划的潜在因素，积极开展疏导工作，采取有效防治措施，力争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
2．探索行业自律机制，努力改善纠纷解决效果。
伴随着现代化的大生产，涉及不同侵权领域的新类型纠纷不断涌现。这类纠纷专业性较强，其处理往往取决于技术鉴定和业内的行业标准，就整体而言并不适合通过正式的诉讼程序解决。而行业自律机制则可以通过形成规则来规范行业内部的竞争秩序，在发生纠纷时做出一个比较专业和权威的结论。此外，对于交通和医疗事故等引发的专门纠纷，应当注重相关纠纷处理机构的社会性和中立性，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二）建立全民参与的大调解机制
经济纠纷诉讼时效篇7
一、水事纠纷及其解决机制概述
迄今为止，水事纠纷贯穿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见诸于笔端的可追溯至公元前651年诸侯葵丘盟约中关于水事纠纷的条款。如今，水事纠纷有了高发态势。2012年全国共调处水事纠纷5410件，挽回经济损失9987万元。水利部共受理行政复议案件10件，办结10件。这还仅是记录在案并得以解决的部分，水事纠纷的实际发案率远不止于此。目前，我国水事纠纷泛指水资源(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开发、利用、管理、保护、防治水害及其他水事活动过程中因不同地区之间、单位之间、个人之间、单位与个人之间由于权利、义务配置不均衡而引起的争端，具有区别于一般的环境矛盾的地缘性、群体性和社会性等特征。从法理逻辑和法律体系构成的角度看，水事纠纷的解决机制可谓途径丰富、层次分明，主要包括诉讼、非讼两大解决机制类型。诉讼解决机制包括民事、行政和刑事诉讼制度;非讼解决机制又分为和解或协商、调解、仲裁与行政处理(行政裁决和行政复议)。不论是哪种解决机制，都是建立在水事纠纷可诉性问题得以有效界定基础上的。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以下简称《水法》)将之界分为两类：可诉的水事纠纷和不可诉的水事纠纷。
《水法》第56条规定：行政边界区域水事纠纷主要是由有关地方政府协商或上级政府协调解决，诉讼在解决行政边界区域水事纠纷中的地位和作用难以得到充分体现。依据诉讼主体的不同，行政边界区域水事纠纷分为区域政府间水事纠纷(仅限于环境行政监督管理事务)和区域间民事或行政水事纠纷两类。基于诉讼程序的基本原理，前者没有可诉性，后者则具备可诉性。之于前者，当事人是行政机关，目前实践中像这样的官告官诉讼缺乏法律依据，是不可想象的，即使裁决有误，也只能通过行政方式或政治方式纠错而不可能诉诸司法;后者却是典型的诉讼类型，如《水法》第57条所规定的单位之间、个人之间、单位与个人之间发生的水事纠纷，包括平等民事主体间，以及主管部门与相对人之间的水事纠纷，其牵涉的主体实质上要么均是民事主体，要么一方是民事主体，一方为政府机构或公共服务组织。
依据争议标的属性的不同，可诉的水事纠纷又可分为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结合当事人法律地位的差异，公益诉讼又可进一步划分为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前者在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中已有所体现，后者却仅浮于学理论证的阶段。事实上，水事纠纷解决的实践效果与制度设计的初衷相去甚远，水事纠纷发生后的群众集体上访、暴力上访往往成为诱发政治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因素，严重影响着社会秩序的安定性。如府保河段水事纠纷导致黄河两岸居民、两县地方政府矛盾加剧，致使群众堵桥、堵路甚至大规模上访等过激行为;太湖流域水体污染导致饮用水安全事故，引发社会高度关注;淮河流域防洪除涝水事纠纷激化了政府间的水事权益矛盾。笔者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水事纠纷的解决充斥着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因素，实难为当事人自愿协商和解、仲裁、民事诉讼，以及单独的行政处理所能够承受，往往案结而事儿未了。因此，行政权在水事纠纷解决中的核心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出于政绩和GDp的片面追求而罔顾法理与生态承载力，部分地方政府存在官商勾结、权力寻租和腐败等问题。因此，将水事纠纷行政处理纳入公益诉讼的范畴并付诸于司法实践，可以起到阳光化的监督作用，而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则有望成为补救水事管理中政府失灵的良方。
二、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理论溯源
行政公益诉讼是指与被诉事由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社会组织以及特定的监察机关，针对行政机关或社会公共部门的不作为、乱作为和侵权作为致使公益受损或有受损可能的行为，以自身名义所提请的行政诉讼。水事纠纷的行政处理是司空见惯的，而行政公益诉讼旨在以司法督促行政机关严格执法，之于水事纠纷的司法解决具有天然的优越性，对此，笔者也仅就如何通过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建设加强水事纠纷的司法推进来阐述。考究制度选择的理论渊源，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正当性源自理论上的必要性和实践中的可行性两个方面。
(一)理论方面的必要性
在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的学理研究近年刚兴起，缺乏立法层面的支撑，《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对此更是毫无涉及。这与学界普遍呼吁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基本共识构成了矛盾，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在法治国家，公权与私权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天然竞争性关系，公权的划界直接关乎私权的实现。行政权具有天然的扩张性和权威性，恣意行使极易导致权力滥用与违法，造成对私益、公益的严重侵害。行政公益诉讼的对象恰恰就是公共权力部门即行政机关或其他公共性质机构实际侵害公共利益或公共秩序或有侵害之可能的公权力行为。将权力扔进笼子是行政控权理论的核心，也是法治行政的精髓。但是，水事纠纷行政处理的监督主要来源于行政系统内部的自我拘束，缺乏应有的外部力量的限制。水事纠纷的司法解决作为最终处理机制，丰富了水事纠纷解决的制度构造和渠道选择，从外部为行政权力运行加上司法审查的安全阀，有效促进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与服务型法治政府建设，也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要求完善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机制的政策要求。
其次，因法律、政策制定的立足点不同，制度性安排必然存在利益上的偏颇与倾斜。中央基于整体利益的考量往往难以兼顾地方利益，局部利益不得不作出妥协，但这种心不甘，情不愿的态度反馈在执行上就是不作为或表面作为，甚至盲目抵抗。这种现象在水事纠纷处理过程中往往更加明显。
最后，一元宪政体制下，司法权理应归属国家。我国法院的人、财、物均受制于地方政府，极易导致司法权的异变。司法权力行政化、地方化，造成司法手段难有作为的现实窘况。这种泛政治化处理的传统行政思维在水事纠纷解决机制上的表征就是行政权力干预既普遍又传统。然而，诉讼权乃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宪法保护。依据司法最终原则，行政权侵害公益的行为理应如私益行政诉讼救济一般同样获得司法作为最基本、最权威解决机制的约束。法律必须设法给没有利害关系或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居民找到一个位置以防止政府内部的不法行为，否则便没有人能有资格反对这种不法行为。随着普通法上诉因理论的突破，即直接利害关系原则，公益代表或主张机构、个人均有权提请行政公益诉讼，立法应保障其诉讼权利。水事纠纷涉及公益损害的当然也在其规制范畴，而这在学理研究中业已达成了共识。
(二)实践层面的可行性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性安排在英、美、法、印以及我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均获得了成熟的实践经验，诸如美国的公民诉讼、法国的越权之诉及日本的民众诉讼等。我国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可以充分借鉴域外法，取精去粕，保持后发优势。另外，学术界和实务领域的共同呼吁也为行政公益诉讼立法提供了一定的舆论基础，特别是水事纠纷经行政处理难以案结事了又常常存在诱发政治群体性事件之可能，诉讼途径自然就成了水事纠纷解决的新期冀。而且，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治理模式的急剧变革，使得《宪法》赋予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在日常生活中逐步得到落实，为水事纠纷当事人享有行政公益诉讼权利奠定了法律基础，特别是公益诉讼条款先后被纳入《民事诉讼法》和《环境保护法(修订案)》之后。当然，现代公民的养成也为行政公益诉讼方式解决水事纠纷提供了现实条件。
三、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形塑
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法律确认不仅取决于现行法有关公益诉讼的基础性规范，还受到实践效应的具体影响。毕竟，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经实践证明的有益经验自然可以上升为法律，而这也符合我国法律制度由政策先行向立法在后的基本衍生脉络。因此，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理应建立在对既有司法审判实际工作经验的充分吸收与反思基础之上。
(一)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司法实践及其法律问题
鉴于水事纠纷的特殊性及其矛盾处理的复杂性，我国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较之一般公益诉讼或水事纠纷案件，实践操作过程中所面临的法律问题更显繁多，也更难解决。以司法审判的基本程序为界分标准，可以将之归纳为立案、审理以及执行三个层面的法律难题。
⒈立案难。立案是确定案件性质的必要前提。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的立案必须以行政行为违法为前提，并具备立案的理由：事实、法律和程序条件。实践中，公益诉讼面临着立案难的窘况。法院常以缺乏相应诉讼法依据裁定不予受理，更何况是牵涉到民告官的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案件，造成老百姓信访不信法的局面。如前文所述，相较于其他社会矛盾，水事纠纷往往牵涉复杂的利益关系，具有涉案面广、容易恶化等特征。我国司法审判公权力色彩浓郁，除考虑法律因素外，又要综合考量其他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因素的影响，法院往往不能独立行使审判权，相对棘手的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被驳回自是可期。诸如2014年广受争议的浩勒报吉地下水超采和污染纠纷案件的起诉屡屡被拒一事。
⒉审理难。自然资源环境拟人化的准主体地位和资格使得自然资源环境法律关系不在仅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形成了一种三主体法律关系。环境法并非单纯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是通过一定领域的社会关系的调整来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环境法具有技术性的特征，水事纠纷作为常见的环境问题其司法解决要求具备较强的技术能力，传统的审判机制恐难胜任复杂水事问题的处理，诸如证据、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的认定。特别是目前公益诉讼尚未得到《行政诉讼法》的支持，程序法依据不足。所以，实践中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普遍存在审理难的情况。虽有相关案例，但我国法律制度承袭大陆法系，没有案例拘束力的传统，加之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和司法裁量权的宽泛，往往出现异地管辖同案不同判的尴尬局面。因此，许多学者倡导采取集中管辖或成立专门法院、专门法庭来审理水事纠纷等环境案件。
⒊执行难。我国环境立法重实体、轻程序，多原则、少规则，缺乏可操作性，水事纠纷亦如是。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强调对公权的制约、监督，强调公民参与和信息公开，审判结果一旦不利于自身利益，必然遭致行政机关和公共服务组织的抵制，实践中不乏判决后不执行的先例。所以，为保障司法的权威和推进司法权之于行政权的竞争力，此次《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稿)》第48条进一步明确了行政机关不执行法院判决的责任：一是将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决、裁定、调解书的情况予以公告;二是拒不履行判决、裁定、调解书，社会影响恶劣的，可以对该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拘留。
(二)完善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构造的建议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区别于一般行政诉讼，规则条款的设计应有其特殊性。笔者旨在以诉的三要素之诠释为基础，探讨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成。
⒈诉的主体，即原告的资格确认。我国行政诉讼当事人资格依旧受到法律上直接利害关系原则的束缚，要求原告和诉讼标的之间存在独立、排他的利害关系。依据法理与经验，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原告无外乎包括监察机关、公益组织和公民个人等。其中，颇受争议的主要是检察院和公民的原告资格问题。首先，检察机关提请公益诉讼在国际上已是司空见惯，但在我国，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效仿刑事公诉案件中检察机关双重身份的行使而罔顾法律定位上的功能性冲突，以其为公益诉讼案件的原告是一种妥协。这般做法将遭遇诸多法律难点，如反诉、抗诉、赔偿款的给付以及司法资源等问题，尤其是牵涉到司法调解。虽然行政诉讼中的调解受到严格限制，但是极个别情况下应当承认审理行政案件适用调解。此次行政诉讼法修订对例外性地适用调解未作出明确规定，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水事纠纷案件的处理一般遵循协商先行的原则，以检察院为原告，因其特殊身份，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存在调解程序的适用性难题。加之体制的制约，检察院介入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执法不力的现况，反而被赋予了过高的期望。但是，正如曹明德、赵卫民等学者所认为的，以检察院作为原告的好处是可以防止滥诉，因为检察院作为国家机关最不可能代表私人利益，同时宪法也规定它有控告、检举、揭发他人的权利，作为环境公益诉讼主体它可能不是最好的，却是最恰当的。其次，受诉因原理的制约，行政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没有放宽到一般公民。但当下对个体权益的保障正逐步加强，环境权假说和行政诉讼公众参与的法治要求均为公民享有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权利奠定了理论基础。有学者建议在《环境保护法(修订)》中增加关于公民环境权的规定却并没有获得立法支持，一个比较堂皇的理由就是防止滥诉。实践证明这种忧虑是多余的。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具有普通公益诉讼的一般特征，即原告与其欲求实现的诉讼效果之间没有人格上的、私人独占的或者金钱上的利益关系。这也影响了公民提请诉讼的积极性，造成环保法庭几近门可罗雀，法官纷纷被抽调的事实。
⒉诉讼标的，即水事纠纷发生并请求司法裁判的行政法律关系，主要涉及立法上的诉讼竞合以及司法程序的问题。首先，实践中，针对水事纠纷行政处理中的政府失灵现象，公民既可以依据私人检察官理论通过行政公益诉讼的方式监督公权力依法运行，敦促行政机关尽可能快捷处理水事矛盾，又可以凭借诉因原理选择行政诉讼方式来维权。这种制度安排表面上看似乎存在竞合现象，实质上却没达到非此即彼的竞合效果。毕竟公益诉讼应以要求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影响等为诉讼请求，并不代行对受害人损害进行具体索赔的权利。即便因为公益侵害存有一定之补偿，资金用途却明显受限将用于公益恢复，不支付给受害人，而且政府机关通常并非水事矛盾真正的义务主体，所以，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与民事侵权诉讼的提请是并行不悖的。其次，行政诉讼涉及面广、办案阻力较大，特别是牵涉水事纠纷等行政色彩浓厚、复杂程度高的案件。本着节约司法资源的原则，可以先于行政公益诉讼设立前置程序，最大化地提高司法监督的实效：穷尽行政救济，减少诉累。在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法治研究中心的《行政诉讼法修正案》专家建议稿中，应松年提出了类似构想：在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之前，还应设置一个前置程序，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组织在发现行政机关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时，首先应向该行政机关提出纠正的建议，检察院可以提出检察建议，行政机关不予回应或不予改正的，才能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当然，特定情况可以不经前置程序径行起诉：⑴行政主体明显缺乏管辖权的;⑵通过前置程序，将给公共利益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害的;⑶争议主要是法律适用问题的，不存在事实争议的情况下，通过前置程序只会导致资源的浪费，贻误挽救公共利益的时机;⑷行政主体故意拖延或明显不可能给与公正救济的;⑸其他的通过前置程序不利于维护公共利益的。
经济纠纷诉讼时效篇8
【关键词】诉非衔接；矛盾化解；第三场域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的结构性调整与大量不稳定因素相伴，矛盾纠纷的爆炸式增长，使得我国法院系统的审判工作面临巨大挑战。2007年至2012年全国法院审执结案件量由885.1万件上升至1239.7万件，上升40%；同期法官数量从18.9万人上升到19.7万人，仅增长了4.4%，法官人数增幅比例相对较低。面对日益严峻的司法困境，S省p县法院从2012年以被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为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改革试点法院为契机，搭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运用诉讼之强制性与非诉讼之和谐性的混合优势，完善差异化解纠纷途径的无缝对接，促使矛盾纠纷以更加便捷、经济、高效的途径得到解决。
一、现象与根源：对传统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模式的重新审视
（一）现实状况的呈现
1.诉讼解纷疲于应对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公民法治意识的不断提升，人们在自我解决纠纷失败的情况下，就会将纠纷提交至法院处理。面对汹涌而来的矛盾纠纷，法院囿于司法资源的稀缺性，其能提供的司法服务，不能满足广大群众的诉求，纠纷不能及时消弭，司法陷入“诉讼井喷”的浪潮之中。同时，法官面临巨大的工作压力，在案件处理上难以尽善尽美，群众的满意度也不高。以S省p县法院为例，2010年民事质效核心指标值及排名在全市20个基层法院排名均靠后，详见表一。
2.非诉解纷功效弱化
在诉讼案件逐年递增的情况下，调解、仲裁等非诉讼的纠纷解决能力却呈现急剧下降的趋势。以人民调解为例，根据《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2012年人民调解委员会81.1万个，调解人员433.6万人，调解民间纠纷量894万件，人均为2.07件；与此相比较2012年全国法官19.7万人，审执结案件量为1239.7万件，人均62.9件。人民调解与法院解纷相比较，人数是法官的22倍，调处纠纷量却只占法院案件量的72.11%，人均处理纠纷量只占法院法官人均办案量的3.29%。人民调解调处纠纷的功能未得到充分发挥，而这只是非诉解纷途径弱化的一个缩影。
3.诉讼与非诉讼联动不强
现阶段诉讼与非诉讼解纷机制由于衔接不畅，程序交叉重叠，联动效果差，解纷资源浪费严重。以诉非衔接改革试点前的S省p县法院为例，2011年S省p县人民调解委员会接受委托调解39件，占其调解总数的1.7%，接收委托调解案件比重很低；S省p县法院人民法庭共受理确认的人民调解协议案件8件，占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案件总数的0.36%。人民调解和司法调解的联动效果不好，存在单向平行、各自独立的缺陷。
（二）深究问题产生的根源
1.诉讼作为“最后一道防线”，反而异化成为“第一道防线或者唯一一道防线”
近年来，大量矛盾纠纷涌向法院，一些地方基层法院不足百人，而一年处理的案件竟达上万起，甚至几万起①，作为纠纷解决机制最后一道防线的法院俨然冲到了第一线。案多人少的矛盾突出，由此，可能引发的法官流失，案件审判质量不高，法院不堪重负，或者由于案件处理质效不高使法院成为社会谴责的对象，进一步损害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这种现象在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央人民政府最近几年的人大报告通过率的比较中可以看出端倪。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至2012年的人大报告平均通过率为77.75%，中央人民政府的人大报告平均通过率为96.53%，相比较平均通过率法院比政府低18.78个百分点。当然，当事人诉诸法院之权利作为一种宪法权利，是不得以任何形式剥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法院垄断纠纷，相反法院应坚持“穷尽救济”原则，保障司法成为最后救济手段的同时，要让当事人知道诉讼不只是唯一的解决纠纷手段，而且也不一定是最圆满的救济手段②。
2.解纷渠道未遵循纠纷规律
就矛盾纠纷自身的规律而言其构成存在着相应的差异，会因本身构成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层次。比如经济纠纷有小额、大额和巨额之分，人身伤害有十级伤残之分，与之相对应的解决纠纷的途径也应当有层次之分③。如果大小不一、难易不等的各种纠纷都不加区别、整齐划一地适用诉讼解纷方式，势必造成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和不堪重负。同时，司法手段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处理纠纷时强度较大，不是解决轻微矛盾的最佳方式，容易产生副作用：如案了事不了、事了人不和、甚至激化矛盾等。就像人生病一样，每次头疼脑热的小病都用抗生素这种猛药，对人的身体反而是有很大损害。但现实的情形是，矛盾纠纷不加区分的大量涌入法院，解纷渠道没有遵循纠纷本身的规律。
3.解纷渠道各自为政缺乏联动理念
就基层人民法院（包括其人民法庭）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关系而言，目前，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指导已经由传统的工作指导向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案件的业务指导转变。在纠纷解决方面也已经由传统的各自为政不相往来向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转变。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指导，也应适应这种转变。如果仍然将人民法院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职能定位于传统狭隘的单向指导就与当前的形势不相适应。
此外，就人民法院与行政调解、社会组织调解关系而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类型、专业性强的案件不断涌现，由于法律自身的滞后性和局限性，法律不可能完全调整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在法律规定已经不符合社会发展现状，或者特殊个案与既有法律产生强烈冲突时④，这就需要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和社会自治组织联动协同，打破各自为政的僵局，将情、理、法融合到纠纷化解的过程中，形成解纷的合力。
二、途径与方法：构建以人民法庭为核心的纠纷联动化解新机制
（一）S省p县法院的总体构想
面对着矛盾纠纷争相涌入法院，法官由于工作压力大而不堪重负，民众由于不能及时有效化解纠纷而表示不满的现实困境，S省p县法院以诉非衔接改革试点为契机，将司法力量重心下移，充分发挥人民法庭深入基层、覆盖面广、了解社情民意等优势，探索构建以人民法庭为中心，行政部门、人民调解委员会、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1+X”纠纷联动化解模式，形成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新格局，见图一。
（二）具体路径及措施
经济纠纷诉讼时效篇9
论文关键词诉讼和解终结纠纷民事诉讼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在对诉讼当事人纠纷解决的问题上面，较常使用法院调解的方法，法官也喜欢用这个方法，对于当事人自行解决纠纷的方式，则表现得没有那么积极和重视，其地位自然也不及法院调解。然而近年来，法院调解在司法实务中一直遭遇某种困境，产生诸多负面效应。从目前我国现有的民事诉讼法律来看，民事诉讼和解仅以一种权利的形式被赋予公民，并未形成一项完善的制度。这也就意味着，我国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事诉讼和解制度。在强调诉讼民主和维持法律公平公正的法治社会，制定诉讼和解制度，完善诉讼和解制度，都是必要之举。这也为身陷尴尬之局的法院调解寻找到一条解脱之路。
一、民事诉讼和解的概念和特征
（一）民事诉讼和解的概念
民事诉讼和解是指民事诉讼程序中，在法官的主持下，由双方当事人自主协商之后共同达成解决纠纷协议，并经法官确认记入笔录以终结诉讼活动的行为。诉讼和解主要是用以解决民事纠纷，在双方当事人遇到纠纷争执不下之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接受当事人诉讼申请之后，对案件进行审查，之后让进入诉讼过程的当事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对纠纷达成和解，进而终结诉讼。
尽管诉讼和解发生在诉讼过程中，但其一旦成功，便不再依附于诉讼，而是形成相对独立的格局，这也就意味着，民事诉讼和解在解决纠纷方面，具备一定的独立性，相比较法院调解，它对诉讼的依附程度较低。
（二）民事诉讼和解的特征
诉讼当事人在纠纷发生之后，双方争执不下想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受理之后，进入纠纷解决的阶段，这是民事诉讼和解解决纠纷的前提。一开始，纠纷当事人都会比较激动甚至易怒，为了自己利益不受损害，各自不轻易让步；但是随着法院审理案件的深入，纠纷涉及的法律责任也渐渐明晰，各自对责任的归属也有一定的了解，权衡利弊之后，当事人会提起诉讼的时候更为冷静和理性，在法官的劝说下，当事人就会出现对纠纷进行和解的意向。有了和解意向之后，当事人就纠纷进行协商，在多次协商之后，最终同意选择以和解的方式解决纠纷。
因此，从民事诉讼和解解决纠纷的过程来看，诉讼和解具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当事人自愿合法达成协议，二是经法院确认的和解协议具有与判决相同的效力。
当事人自愿合法达成和解协议，这是民事诉讼和解最显著的特征，并且，诉讼双方当事人自主协商并不需要法官或第三方干预，当事人自愿的就纠纷的解决方式和内容达成合意，和解的行为是自愿独立、完全的意思自治。法官在当事人和解过程中，就双方的实体性权利义务不发表任何决定性意见。
民事诉讼和解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经法院确认的和解协议具有与判决相同的效力。这也就意味着，民事诉讼纠纷当事人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在经法院审查确认之后，具有一定的强制力，任何一方当事人都不能因协议内容缺少某一项而反悔，进而主张和解协议无效。诉讼当事人都应该严格维护和解协议的效力，如果任何一方违反该协议的内容，协议的另一方均有权请求法院强制执行，如此即在保证民事诉讼和解制度可行性。
二、民事诉讼和解的要件
在当事人方面，当事人必须具备诉讼行为能力。诉讼和解从根本上说，仍是诉讼行为。既然是诉讼行为，在对当事人的要求方面，具备诉讼行为能力是必须的。对于没有诉讼行为能力的人，如果想通过和解形式解决纠纷，可以让法定人，而这个法定人，必须具备诉讼行为能力。
在时间规定方面，诉讼和解发生在提起诉讼之后，受诉法院及审判人员之前。民事诉讼和解，是在案件受理后，法院作出判决之前，如果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结束后、宣判前要求诉讼上和解的，仍然可以进行和解。诉讼和解时需要在法院的主持下进行的活动，如果该活动发生在诉讼外，不谓之诉讼和解。
在诉讼标的方面，诉讼和解以终结诉讼纠纷为要件。诉讼和解作为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方式，其诉讼标的，自然是为了终止诉讼争议并终结诉讼，这是当事人双方的一种独立行为的合意。有两种情况，不属于诉讼和解，一种是诉讼和解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决诉讼争议进而终结诉讼，这就称不上诉讼和解；另一种情况是，诉讼当事人权衡考虑之后，同意以和解的形式解决纠纷；然而又因某种问题，诉讼并不因此终结，这种情况也不能算作是诉讼上和解。
三、民事诉讼和解的原则
（一）公平原则
公正是司法的生命，公平正义是法律的价值追求，和解也追求公平，这里具体是指和解协议的公平性。只有具备公平性的和解协议，才容易为当事人所接受，对于树立司法的权威，也起到关键作用。尽管公平的具体尺度没有规则条文加以详细规定，但是在保障彼此利益都作出让步方面，要做到公平，不能一方全部让步。
（二）自愿原则
诉讼和解自愿行为，即诉讼当事人自愿同意和解，并自愿协商达成和解协议。和解还是当事人的自治行为，在双方合意达成和解进行协商的过程中，诉讼双方当事人自主协商协议包括的内容和具体事宜，并不需要法官或第三方干预。当事人是否采用和解的方式解决纠纷以及和解协议是否形成全凭双方当事人的自愿，任何人不得强制当事人和解。
（三）诚信原则
诚信是做人的准则，诚信的美德可以为一个人增添光彩。在诉讼和解中，诚信要求双方当事人在和解协议形成之后，诚实守信履行和解协议。只有双方都坚守这个原则，和解协议才具有生命力，双方当事人才可以从纠纷矛盾的状态转向建立另一种良好关系的可能。任何一方不诚实守信坚守和解协议，都会破坏和解协议继续存在的可能性，更有可能引发更多的纠纷。
四、民事诉讼和解的价值
（一）民事诉讼和解是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
诉讼和解是由当事人自愿合法达成和解协议的过程，体现意思自治。自由是社会公民所追求对，在法治国家，自由是相对的，公民必须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从事社会活动，行使公民权利。以意思自治为核心的诉讼和解，可以让当事人最大限度地行使自由的权利。
在诉讼和解中，当事人依法享受自愿接受和解并自愿订立和解协议的权利，这种权利法官及审判人员不得非法干预，对于当事人如何就和解协议的内容进行协商、确定，人民法院在其中也不可以过多干预。由此可见，诉讼和解让当事人有自由处分的权利，不会受到审判人员过多的束缚。
（二）民事诉讼和解可提高纠纷解决的效率
民事诉讼和解制度具有较高的社会认同，不仅仅是因为诉讼和解充分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愿，还在于该制度在解决纠纷、争议方面具有较高的效率。社会的经济发展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愈加复杂化，民事纠纷的种类和案件都比以前增加了；大量的民事纠纷，如果仅凭法院的司法裁量已经远远不够，也不能满足司法需求。
民事诉讼和解制度不仅可以减轻法院在处理民事纠纷的压力，还可以提高法院纠纷解决的效率。一是因为民事诉讼和解程序较为简单，并无过多限制性要求；二是因为诉讼和解在节约时间和费用方面具有优势，当事人如果可以以和解的方式解决纠纷，则大大降低诉讼成本，也可以节省人民法院的司法资源，让他们有更多心思处理更复杂的案件；三是，民事诉讼和解是当事人自愿合意的行为，协议也是双方当事人协商之后产生的，与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比起来，当事人内心会更易接受，从而有利于和解协议的执行。
（三）民事诉讼和解制度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
中国人历来奉行“以和为贵”，而和谐社会更是人们心目中所希望达到的理想状态。民事诉讼和解制度本身必须有利于和谐司法，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民事诉讼和解可以避免完全按照法律规定解决纠纷给当事人带来的经济利益方面的伤害以及内心情感方面的伤害，有利于当事人社会关系的修复，使其重新回到正规的生活轨道。民事诉讼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如果能够平和的解决民事纠纷，便不会诸于法律。从长远来看，诉讼和解符合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要求，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
五、我国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司法现状
我国对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规定仍不健全，这是个不争的事实。诉讼和解目前仅仅是当事人的一项权力性条款，其程序规范、法律效力等具体问题都没有明确规定。立法上的缺陷必然会限制司法上的应用。
首先，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在对诉讼当事人纠纷解决的问题上面，较常使用法院调解的方法，法官也喜欢用这个方法，对于当事人自行解决纠纷的方式，则表现得没有那么积极和重视。调解制度长期受到重视，而民事诉讼和解制度则没有那么受到关注，更谈不上拥有充分发展的土壤。
其次，受到理性选择的影响，以及个人利益的的趋使，法官在司法实践中也不愿意使用民事诉讼和解制度。最后，重要的原因就是民事诉讼和解制度并没有终结诉讼的作用，故在司法实务中受到法官的排斥。
再者，根据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入诉讼程序以后，如果当事人想采取和解方式解决纠纷，欲终结诉讼程序，就需要当事人申请撤诉，诉讼程序才不会继续进行下去。然而这也会导致一种尴尬情况发生，那就是当事人已经同意和解并达成和解协议，法院方面却没有收到当事人撤诉的申请，导致法院的审判继续进行；如此一来，诉讼和解解决纠纷、终结诉讼的作用便难以得到发挥。
不少学者们针对目前我国民事诉讼和解制度在司法中的状况分析，寻找出路民事诉讼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几点：首先，民事诉讼和解制度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只是作为一项权利性规定，其可操作性还有待提高；其次，法律对于该制度的性质和效力并没有作出明确界定；最后，法官在民事诉讼和解中的作用没有明确规定。
六、结语
经济纠纷诉讼时效篇10
【关键词】民事诉讼法；小额诉讼程序；诉讼效率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12-091-01
一、小额诉讼程序的概述
（一）小额诉讼程序概念的界定
对于小额诉讼程序的含义，是为提高法院审理案件的效率，实现司法的大众化，由法院对“小额轻微事件”引发的纠纷进行审理的，与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相独立的简易化审理程序。
（二）小额诉讼程序的特点
1.小额诉讼程序在适用范围上的特定性
在我国民事诉讼中，普通诉讼程序适用于一切民事纠纷，简易程序适用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小额诉讼程序由于追求诉讼效率、便捷的特点，适用范围仅限于小额金钱民事纠纷的给付之诉，而对于其他类型的诉讼则不能适用。
2.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非正式性
构建小额诉讼程序的司法理念就是追求诉讼上的效率和便捷价值，如果在采取严格的诉讼程序就与小额诉讼程序的诉讼理念不吻合。
3.小额诉讼程序审理期限的短期性
在司法实践中，很多当事人对一些日常的简易纠纷如果按照目前的普通程序或者简易程序其所耗费的时间和费用在实际操作中得不偿失的，他们迫切需要的是更为简化的诉讼程序。按照我国目前民事诉讼法的普通程序，一个简单的小额纠纷可能就要耗费半年的时间，即使是采取简易程序，审理期限也可能达到三个月。针对小额诉讼来说，这两种诉讼程序是远远不能适应当事人的诉讼需求的。
二、小额诉讼程序的现状
（一）我国现行民事讼法关于小额诉讼程序的立法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符合本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简单民事案件，标和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的，实行一审终审”。开创了我国民事小额诉讼制度的先河，这意味着我国已经从立法层面上正式确立了小额诉讼程序。
（二）小额诉讼程序存在的问题
1.小额诉讼程序容易导致诉权的滥用
小额诉讼程序一方面极大的畅通了纠纷解决渠道，另一方面也为某些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造成了方便。小额诉讼程序制度最大的风险之一就是诉讼权利的滥用，其中琐碎的纠纷而提讼最值得引以为戒。小额诉讼程序的设计中应该充分考虑琐碎性诉讼造成的影响，可以通过限制次数、引导当事人采取其他途径解决纠纷等形式，防止当事人滥用小额诉讼程序造成的不良影响。
2.小额诉讼容易导致案件的剧增
小额诉讼程序纠纷处理高效、便捷、成本低廉的特点，一方面更加高效的处理了大量小额纠纷，更加有力的保障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但小额诉讼程序高效、快捷、低廉的处理方式有可能把大量原本可以通过调解、仲裁、行政裁决的民事纠纷引入法院解决，非但没有缓解诉讼案件剧增的局面，反而可能引起另一个极端，导致更为严重的案件剧增，进一步加剧了法院的负担。
三、我国建立和完善小额诉讼程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我国建立和完善小额诉讼程序的必要性
1.简易程序的不足
在司法实践中，简易程序的正常运行维护着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便利人民法院以及当事人权利实现的途径，保证了人民法院及时的解决民事纠纷，发挥了积极地作用。另一方面，简易程序在适用过程中也表现出许多问题，第一：立法规定过于简单、粗疏。第二：我国诉讼法规定的一般地域管辖原则为“原告就被告”，可能导致小额诉讼中的原告基于到被告住所地法院不便或支出费用过大而放弃诉讼的权利。
2.小额诉讼与简易程序相比之下的独特之处
第一，在诉讼范围上小额诉讼与传统意义上的简易程序相比，在对诉讼标的额的限制上更为单纯，在对纠纷的性质以及复杂性的定位上也显得更为狭窄。
第二，小额诉讼程序在节约诉讼成本与提高诉讼效率方面比简易程序更为有效。
第三，小额诉讼程序尤其强调调解。
（二）我国完善小额诉讼程序的可行性
1.域外国家和地区完善小额诉讼程序的经验为我们提供参考
域外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小额诉讼程序，虽然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千差万别，但究其本质，都是以达到合理配置司法资源、节约各方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为目的。
2.我国各地法院的探索性尝试为完善我国小额诉讼程序提供了实践土壤
我国关于小额诉讼程序探索的典型包括青岛市南区法院小额案件审判庭、上海市浦东区法院小额速裁法庭等，这些探索性尝试不仅对我国构建小额诉讼程序有着开创性的意义，而且为我国完善小额诉讼程序也提供了大量宝贵的经验。
四、完善小额诉讼制度的几点建议
（一）小额诉讼程序适用案件范围的确定
1.适用案件的类型
小额诉讼适用案件标的额，《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小额诉讼程序适用对象为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争议标的金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包分之三十以下的简单民事案件。
2.排除适用案件的类型
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的一些情形，财产性请求与非财产性请求混合的案件，如离婚案件，既请求离婚又请求小额财产分割；人身损害赔偿，既请求赔偿一定金额，又请求赔礼道歉，这类案件的财产纠纷大都依赖于查明其他事实的基础上决定的，审判实务较为复杂，因此对这类案件应该排除适用小额诉讼程序。
（二）小额诉讼程序的管辖与审判组织
1.小额诉讼程序的管辖
根据小额诉讼程序的具体实际，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都是属于案件影响不大的简单纠纷，从级别管辖的角度看，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应当一律属于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小额诉讼程序一般也不涉及移送管辖的问题。
2.设置专门小额案件审判庭
小额案件审判庭的设置可以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设置，我国地域差距较大，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处理小额案件的数量相差甚远，对于经济较为发达和有条件的地方，在基层人民法院内部设立专门的小额案件审判庭是非常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1]李江蓉.论小额诉讼制度的司法困境与制度构建[J].法律适用，20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