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篇1
中国传统社会是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农业社会，在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形成了以“血缘”、“地缘”为基础，以传统的伦理道德为秩序，以传统风俗、习惯为代表的乡村文化。千百年来，在传统乡村文化的实践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宗族文化、传统习俗、乡规民约等一系列的非正式制度规范，从而形成了农村社会的内生秩序，以实现农村社会的自我整合和治理。近代以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传统乡村文化逐渐衰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流动加快，大批农民外出到城市务工，城市化、现代化的理念逐步渗透到农村社会，加快农村现代化进程成为农村发展的目标。在这种背景下，农民对乡村文化的认同度大大降低，农村原子化特征逐步显现，基于市场的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等慢慢浸入乡村社会，乡村秩序趋于离散化。在乡村文化变迁的背景下，如何整合社会治理的各种因素，实现农村持续稳定发展，成为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一、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对传统乡村文化的消解与重构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在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强烈对比中明显感觉到自身差距，在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上有一种“赶超型”的特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开始走向现代化的道路。现代化的强势话语下，城市化、现代化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在城乡流动的背景下，工业化、城市化打破了农村封闭、落后的环境。农民在开阔视野、社会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也感觉到了现代化、城市化的巨大魅力。在城市文明的影响下，农民的权利意识、公民意识逐渐强化，农村的经济落后面貌逐渐改善。但是城市化也是一把“双刃剑”，在给农村带来富裕，满足农民物质需要的同时，也以不可阻挡的力量改造着农民的精神世界，消解着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传统乡村文化，改变着农民对于传统乡村共同体的文化认同。
（一）城市化取向造成乡村文化话语权丢失，乡村文化认同削弱
我国正处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与这场社会大变革相伴随，我国文化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嬗变，各种文化价值观念发生着激烈的冲突和碰撞，我国乡村文化在这种冲突和碰撞中也产生了严重的“失衡”。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农民从业形式的多元化，传统农民单一地依附于土地的状况一去不复返。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农民原有的乡土意识逐渐发生变化，从不愿意离开土地到积极地向往城市生活[1]。在目前的发展路径中，城市化、现代化成为乡村发展的强势话语，面对着城市文明的冲击，农民转变了传统的朴素观念。农村充斥着消费主义、金钱意识、享乐主义，生活在农村的人们更多地关注自身生活条件的改善与经济富裕程度的增加。求富裕成为农村人主要的生活目标，经济利益的驱动几乎淹没了一切传统乡村社会文化价值，经济成为乡村生活中的强势话语，乡村生活逐渐失去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精神内涵，各种失范行为盛行。在现实面前，农民失去了传统的文化精神的寄托，乡村文化失去了对农民的吸引力。面对现代文化的冲击，现实中的乡村文化与原本的传统文化、乡村历史记忆出现了断裂，农村陷入了较为严重的文化危机、伦理及秩序危机，乡村文化衰落，乡村社区缺乏生机与活力，乡村文化价值体系解体[2]。
无论在官方的话语体系还是在政策的宣传中，城市文明代表着发达的优势文化，乡村文化则成为“愚昧”、“落后”的代名词，“农民”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在与城市文明的对比中，乡村文化一直处于文化的弱势地位，一直被大众所歧视。为了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乡村文化处于被改造、消解的地位。农民逐渐失去了对乡村文化的认同。城市文化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不断向乡村社会灌输代表工业社会的文化理念与精神，改变着乡村文化的价值理念与存在状况。农民原有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生活状态、人际交往甚至语言习惯都在潜移默化地发生变化，他们已经无法在乡村文化中找到精神归属。在城乡二元结构的条件下，受传统习惯、文化程度、村落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农民的思维模式同现代化的要求还相差甚远，缺乏科学与理性的精神，城市文化中的高雅艺术难以被农民所接受，而其中的低俗文化却在乡村肆意泛滥，极大地冲击着乡村社会传统的文化根基。在城市化的大规模推进中，乡村文化丧失了自己的话语表达和文化自信，农民逐渐丧失了对乡村文化的认同[3]。
（二）乡村文化衰落，传统乡村秩序被消解
千百年来，农村社会基于血缘、地缘为基础，在传统乡村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以传统风俗、道德、价值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传统乡村秩序。在传统农村社会，维系村庄秩序的是人情与感情的联系，以及由人情与感情延伸出来的礼俗与伦理道德。支持礼俗与伦理道德在农村社会实践的则是农村社会的家族组织[4]。
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成为新的时期农村发展的强势话语，地方政府通过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形式，不断改造着地方文化。在市场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乡村文化被肢解纳入到乡村经济的发展框架中[5]。在这种背景下，农村的经济利益至上、金钱意识成为农民的主导生活目标。农民的日常行为日益功利化，个人主义盛行，在对经济利益的追逐中，一部分农村抛却了被认为过时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大批青壮年外出就业，也改变了传统农民的生活、居住方式，他们在外的生活逐渐与乡村生活隔离，传统的伦理价值规范在这部分群体中出现断裂。回到乡村传递给乡邻的是代表城市文化的消费理念与生活方式。而老年人虽然在村庄生活中“在场”，但是缺乏话语权，在乡村生活中处于弱势地位，难以使传统乡村规范得以延续。乡村文化习俗、价值体系、互动规则等传统乡村秩序的社会基础与生活基础日益碎片化，农民失去了行为的乡土规则引领，行为日趋多样化、离散化。
二、现代乡村秩序整合的困境
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政治整合成为农村秩序整合的主要形式，这个时期在国家强有力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处于国家政权的高度控制之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国家政治整合程度有所削弱，农民从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逐渐加强，农民的自由流动程度增加，农民对政治的生存依赖性大大减弱。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基层的管理模式逐渐推行了“乡政村治”的管理制度体系。这种以村民自治为依托的管理模式，在多年的社会治理实践中，对于促进农村基层的稳定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从运行逻辑来看，乡镇的权力来源主要来自于政府的行政权力，体现了一种政府对基层管理的政治意图。而村民委员会作为自治组织，其秩序主要来自于村民的自我约束。多年以来，乡政村治之所以发挥作用，主要是基于传统乡村文化基础上的乡村内生秩序对农村基层稳定的作用。在农村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村的乡土文化逐渐失去了认同的基础，农民的价值观念、行为习惯、对传统秩序的遵守出现一系列的变化，乡村秩序的内生基础逐步消解，村庄日益离散化。这给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带来挑战。一方面是乡土文化变迁基础上，传统乡村秩序遭遇挑战；另一方面，随着城市文化对乡村的浸入，农民的需求日趋多元化，权利诉求明显，村庄利益格局呈多样化态势。而我国农村基层的治理模式多年以来一直是重管理、轻服务，沿用计划经济的强制性管理模式。在这种形式下，目前的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显然无法适应农村社会实践的动态需求。
虽然我国农村进入了现代化的进程，但从目前农村发展的现实来看，农村现代化整合方式仍处于萌芽状态。在现代工业文明中，维持社会秩序是基于现代公民素质下人们对“法律”、“契约”等一系列正式规则的认同与遵守。这有赖于“科学”、“理性”基础上的公民理性分析能力。在目前的农村社会，受教育程度、生活经历等的影响，村民对规则的遵守意识以及“现代性”特征离现代化社会仍相差甚远。我国的现代治理体系的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大部分农村社会现代性整合方式只处于萌芽状态。
三、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的路径分析
如何在乡村文化衰落、传统乡土秩序离散化、现代性与城市化不断渗入乡村社会及农民生活实践的背景下，构建一种适合农村生活现实与农民生活逻辑、实现农村基层的有序现代化变迁的农村社会治理体系，是农村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一）重塑以传统乡村文化为基础、乡村秩序为依托的非正式制度的约束机制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不能脱离农民生活的实际与动态的实践。在当前的农村发展现实中，中国农村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仍处于传统农业社会与现代工业社会之间的中间过渡阶段。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决定建筑于其上的制度结构。贺雪峰认为，未来50年农民的处境是“温饱有余、小康不足”将长期存在；村庄作为农民生产、生活和娱乐的三位一体的空间，不会在短期内消失[6]。在某种意义上讲，农村特定的社会生活现实决定了需要保留与重构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乡村秩序。
重建乡村文化价值，重新认识乡村文化在农村发展过程中以及在整个文化体系的价值和作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要从农村生活实际出发，树立乡村文化的文化自信，重塑以传统伦理道德、风俗习惯、价值观念为主体的非正式制度及规范对农村社会秩序的维持作用。从政府宣传、政策制定中引导农民认识到乡土文化在乡村共同体生活中的优越性。
（二）在发挥传统乡土秩序的基础上，积极构建符合农村发展需要的现代性整合方式
多年以来我国的乡村治理方式更多地是体现了一种国家对农村基层管理的政治嵌入。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权力的交锋之中，国家从来也没有退出治理过程，而是在不同的层面主导乡村治理。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政村治”模式，实际上乡政更多代表了国家意识[7]。村民自治的推行更多体现了国家意志与农村自生资源的有效整合，是代表国家政权的“乡政”同农村自发内生乡村秩序的融合。从历史变迁的角度来看，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整合乡村资源，推动农村现代化变迁的过程。随着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民的公民意识、权利诉求日趋加强，农村利益格局多元化，原有的治理模式出现了现实与需要之间、国家权力与民主要求之间的多元张力。单一的治理模式难以解决农村发展面临的秩序整合问题，因此必须构建以乡土秩序为基础、现代性整合方式为依托的多元治理体系。
西方现代社会一直被认为是“个人本位”的社会，这种以个人本位的社会的整合方式可以为我们的乡村治理起到很好的启示作用。现代整合方式的基础是现代社会的“契约”、“理性”，起作用的是对“科学”、“理性”的信仰，以及对“公平、正义”的不懈追求。传统乡村秩序中人分亲近、疏远，依关系的亲疏制定不同的规则，而现代社会管理体系中是不分远近亲疏的，大家要一视同仁。在传统乡村秩序里，个人的权利与自由是隐去的，存在的只是对集体的认同与信仰，在现代社会管理体系中要求的是个体意识与权利意识的觉醒，及对义务的承担，对规范无条件的遵守[8]。
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篇2
关键词：半熟人社会乡村治理困境对策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以“三农问题”为核心的乡村发展成为关乎社会持久发展和国家稳定富强的关键问题。在乡村社会由传统熟人社会向现代陌生人社会转型过渡的半熟人社会背景下，乡村治理改革的有效实施将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注入强劲动力。
一、半熟人社会的意涵
费孝通先生认为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前者是普遍遵循共同礼仪习俗的熟人社会，后者是崇尚法理契约的陌生人社会，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传统与现代、静态与动态、尚礼与尚理的过程性社会状态，学术界普遍称之为半熟人社会（或半陌生人社会）。
半熟人社会是指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乡村共同体消解、基层公共组织弱化、道德和权威走向危机而现代性乡村秩序尚未完全建立时的乡村社会主体基础性价值和社会性价值混乱的过程性社会状态。首先，半熟人社会是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过渡的过程；其次，半熟人社会是乡村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秩序、价值观念的混乱状态，社会成员更多地表现为自私自利、急功近利、迷惘无助和自我丧失等；再次，半熟人社会的核心在于成员的主体性价值下降和社会服务衰退，新旧社会生活秩序和价值规范体系相互冲击，社会成员内心道德律令及社会状态左右摇摆以致杂乱无章。
二、“半熟人社会”背景下中国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
在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半熟人社会，社会关系的变化与调整导致乡村治理面临诸多问题。
（一）乡村社会关系恶化
首先，原子化的乡村社会成员“各自为政”。传统熟人社会下，由于生产力水平低和天然的血缘关系，乡村社会成员之间在生产生活中结成紧密联系。随着现代性因素强势渗入，尤其是家庭生产技术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核心家庭的生产成果足以满足其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家庭之间的联系日趋减少，乡村社会成员关系日益冷漠。同时，原子化的乡村社会注重对自身利益进行理性化算计的保有，对乡村社会公共事务参与的积极性直线下降。
其次，经济社会分化导致乡村社会关系不和谐。传统熟人社会中超稳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分层形成了较为清晰的社会结构和权威体系，并且被乡村社会内部各阶层人群所认同。而百年社会变革导致乡村社会内部结构在内外部影响的失衡。部分成员通过各种途径实现经济力量上升的同时，要求与之相对应的社会政治地位，但具有超稳特点的社会结构及文化心理变迁远远慢于经济分化的速度，法理型社会的制度和精神体系尚未完整架构，导致不同群体及个体对自身地位和相互间关系的不满，甚至对立。
再次，乡村社会身份认同和信仰缺失。以市场经济为代表的现代化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能够极大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并推动相应的政治文化进步，另一方面也渗透着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唯科学主义等思想。在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过程中的半熟人社会背景下，乡村社会传统的秩序维护和道德约束体系被打破，而适应法理社会的制度体系和道德准则尚未建立，乡村演变为带有显著功利思想的、短视的、迷惘无助的、道德沦丧甚至充满戾气的社会，乡村成员迷失了自身在乡村中的身份定位和社会认同，同时丧失了对乡村道德约束甚至宗教的敬畏信仰。
（二）乡村治理理念政府化
系统论认为，在严重的内外部压力下，政治系统会应对各种环境压力做出迅速反应，通过自身系统的调整和改变适应内外部环境的变化需求，从而保障系统本身的持续性和对内外部环境的适应性。乡镇政府和乡村自治组织作为乡村治理的主要组织者和直接参与者，其受到的内外部压力决定了其理念趋向政府化。
首先，乡镇政府作为国家政权体系的基层组织和乡村治理的直接领导者，上级政府的目标责任追究制度使乡镇政府必须认真做好政策落实工作，同时乡村治理本身的针对性、灵活性和优化性使乡镇政府必须遵循乡村治理的规律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筹措和实施管理。为了能够使乡村治理的上下压力得到有效舒缓，乡镇政府往往选择折中方案，在治理中确保上级政府对乡村治理的各项投入，从作为基层政府的角度入手理顺自己和定位自己。
其次，自治组织的最优化安排选择了政府化的治理理念。乡镇政府作为乡村治理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其行政目标的达成需将目标责任进一步细化为乡村组织的目标基础上实现，行政的压力迫使乡村自治组织必须确立与乡镇政府组织相适应的政府化的组织形态。与此同时，乡村自治组织本身承担的部分行政职能和乡村社会成员对自传统社会以来的权力依附心理，导致乡村自治组织在实质上超出了自治管理、民主协商的范畴，成为乡村社会成员的领导机构和国家政权的乡村机构。自治组织在内外部压力作用下的最优化安排形成了组织政府化的模式。
（三）乡村治理机制缺失
在作为半熟人社会的乡村治理转型期中，无论是乡村社会精神转换和制度变迁，还是乡村社会成员自身定位和行为规范的模糊不清，都造成了乡村治理的机制建设偏差、滞后或缺失。
首先，乡村治理机制赢利化。乡村治理的目的在于实现乡村社会的和谐有序和持续发展，保障乡村社会的最优化和最大化进步。而在半熟人社会的背景下，乡村治理中无论是乡村治理组织还是乡村社会成员奉行各自为政的理性化算计，都在维护和增加自身的利益。面对个体和组织之间对各自利益维护和增长的诉求，乡村社会呈现出经济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气氛，无论是乡村治理主体还是乡村治理行为都显现出乡村治理的赢利化状态，偏离了乡村治理的目的本质。
其次，乡村治理机制滞后。传统熟人社会的协调有序的内部沟通机制为市场经济的自由平等和利益对抗精神所摧毁，但未能建立起与陌生人社会相对应的平等主体的法理性机制，混乱的乡村治理理念和现状导致乡村治理主体对守旧自保和冒险激进左右摇摆，最终往往导致面对飞速发展的乡村社会状况却不敢想，更不敢做。乡村治理理念的裹足不前导致乡村治理机制发展的滞后。
再次，乡村治理机制缺失。在传统熟人社会稳定的社会定位和有效的内部协调沟通机制被理性化进程打破后，乡村社会不同层面均产生大量的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习惯与规范等的冲突，内部协调机制已没有消减冲突的能力，而对外部诉求的内在思想和制度安排准备不足，加之没有适合于转型进程中的合理机制安排，冲突愈演愈烈。
三、“半熟人社会”背景下中国乡村治理的对策
（一）优化治理结构，探索乡村治理新格局
首先，理顺权力关系。“在一个只具有有限政治参与的体制内，传统的乡村精英分子的支持已足以使政治保持稳定。而在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正在拓宽的制度内，农民就成了决定性的集团。”乡村治理的权力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来说都源自于人民，乡村治理必须紧紧依靠乡村成员的认同和参与，因此，要从选举制度变革入手，切实落实直选制度，转变原来自上而下的授权为选举授权，在乡村权力与授权主体之间建立紧密联系，从而确保权力的有效服务。
其次，理顺乡村治理主体间的关系。各主体间的关系历来是乡村治理的难点和重点，要明确乡镇与村之间的党组织领导关系，充分发挥党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扬创业精神、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同时，破除过去政府的全面干预模式，政府治理回归到法律规定的服务位置上来，为村集体及村民的自治发展奠定良好的体制环境和保障服务。
（二）建立以法律规定性为基础的自主性秩序社会
由于半熟人社会转型的过程性、重构性特征，乡村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存在明显不足，如制度不完善，存在制度或程序的薄弱甚至空白；制度的执行力不足；制度的反馈和追责渠道受阻等等。从制度构建过程来看，“包括建立议程、界定问题、设计方案、预测结果、比较和抉择方案以及方案的合法化等环节，”程序复杂，周期漫长，并且制度执行的有效性问题尚待检验。在这种半熟人社会的背景下，应在宪法及既定相关法律法规基础上，通过乡村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以确立建立在协商共议基础上的、符合当地特点的、具有基本行为规范作用的自主性、本地化制度，填补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过程中的制度间隙。
（三）着力发展基于乡村素质提升的全面教育
半熟人社会中乡村社会成员急功近利、迷惘无助、道德沦丧等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教育程度低下造成的，必须大力发展乡村全面教育。其中，要着重发展旨在全面扫除文盲、提升乡村社会基础教育整体水平的乡村义务教育，并依此建立消除乡村“懒汉”、提升乡村社会生产生活能力的技能教育平台，全面提升乡村民众知识水平和道德素质。在此过程中要注意：第一，转变教育理念，从乡村社会及乡村民众出发，摒弃原有“高深莫测”的理论教育，变自上而下的精英教育理念为自下而上的通识教育理念；第二，转变教育方式，思想政治教育和乡村治理能力教育既有理论指导，也有现实案例讲解。基层政府和乡村自治组织将知识和能力具体化、细节化，贴近现实，走进农户，在实践中学道理、学能力，在“触摸可及”的乡村治理实践中逐步实现半熟人社会背景下的我国乡村治理变革。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篇3
相对于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政治学的实证研究十分不足。近年来，随着农村问题的日渐尖锐和村民自治的强力推进，政治学界逐步重视起对乡村政治的实证研究，并产生了不少实证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对于拓展政治学的研究领域，深化政治学界对中国农村和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些研究也已引起国家有关决策部门的密切关注，对国家相关政策产生了积极影响。当前在乡村政治实证研究领域影响最大成效最好的，无疑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早在1980年代，张厚安就提出“理论务农”，深入到山东、湖北、湖南等省作农村政治调研，并以这些调研成果为基础写作出版了“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丛书”。[1]1990年代中期，在张厚安、徐勇带领下，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撰写了《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一书，[2]此书由武汉出版社1995年出版后，获“五个一工程”奖。徐勇和项继权以个案调查为基础写作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和《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河南南街、山东向高和甘肃方家泉村治实证研究》，分获1998和1999年国家教育部“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2000年，徐勇主持的村级治理个案调查报告集《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庄的调查与比较》[3]出版。2001年由徐勇和吴毅主编的《乡土中国的选举》[4]也已出版。于建?V著《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5]和吴毅著《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6]均为长期村庄调查的实证研究成果。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以个案调查为基础的乡村政治研究，不仅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引起国家有关政策部门的重视。目前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成果已成为国内乡村政治研究领域被引用最多的研究机构。民政部及与民政部关系密切的一些专家的实证研究也有很大影响，尤以在1990年代初连续三年以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会的名义编撰的《实践与思考》论文集，收集了最初有关乡村政治调查的众多成果，至1990年代中期，由中国社会出版社连续三年推出由王振耀主编的白皮书，在政治学界和政策部门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村民自治研究最为权威的文本。出于工作调研的目的，李学举、王振耀等人编著的《乡镇政权的现实与改革》，[7]亦收入大量的调查报告。中央党校和中国社科院的一些专家参与了民政部的调研，其中原中央党校王仲田和民政部詹成付主编的《乡村政治──中国村民自治的调查与思考》[8]，王振耀、白钢、王仲田主编的《中国村民自治前沿》[9]，也有丰富的个案调查。民政部基层政权司每年还编有《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资料汇编》，是乡村政治研究的基础资料。
此外，在乡村政治实证研究领域影响比较持久、时间比较长、规模比较大的一些成果如王沪宁主持的村落家族文化研究，收录了十五个个案村的调查；[10]张乐天对浙江海宁一个村庄长达数年的调查，写作了《制度研究》[11]；辛秋水以文化扶贫和村民自治实验为题，在安徽大别山区农村作了为期十余年的调查研究和社会实验，肖唐镖则以江西宗族背景和村级治理的相关性为题，组织十数位研究人员在数十个村开展了长达经年的个案调查，调查成果也已出版[12]。较早一些的乡村政治实证研究成果如张立荣先生以问卷调查和个人访谈为基础撰写著的《新视野与大思路：中国山区乡镇政权建设研究》，[13]最近的调研成果如中央编译局荣敬本教授等人以对村民自治和乡镇人大的调查为基础写作的《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14]，《再论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15]，李凡等人对乡镇长选举制度改革的研究[16]，毛丹写作的《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17]，张静写作的《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18]，马戎等主编《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19]，卢福营写作的《农民分化过程中的村治》[20]，深圳大学黄卫平先生等人以对深圳市大鹏镇选举制度改革的调查为基础撰著的《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最新突破》[21]，白钢主编的选举与中国政治丛书[22]，李连江主编的《村委会选举观察》[23]，在学术界都有一些影响。
至于一些以个案调查为基础撰写的调研报告和理论文章，近年更是骤然增加，说明乡村政治的实证研究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当深入的阶段。
二、个案调查的基础价值
总的来讲，当前乡村政治实证研究大都以个案调查为基础，特别是以个案村的调查为基础。通过个案调查来获得调查资料与思想灵感，成为这种研究的主要特点。同时，当前个案研究大多处于描述阶段，政策性考察较多，学术深度和理论建构稍嫌不足。
在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非均衡的背景下，农村地区间的政治社会发展状态亦十分不同，没有广泛而深入的个案调查经验，不可能对全国农村政治发展状况有一个真切的判断。因此，个案调查的价值首先在于积累不同地区广泛而深入的个案资料，以期建立一个完整的、真实可靠的农村政治形貌及与政治发展密切相关的经济社会景象。个案调查的价值其次在于为调查者获得第一手的直观资料，走出书斋和既有文字理论的框架，从活生生的农村社会中获取体验，获得灵感源泉。第二手的文字描述无论如何精致生动，总只是第二手资料，总是将活生生的全景的社区农村政治依描写者本人的裁剪而成不完整的文字。直观而深入的个案研究中，每一句话的音容笑貌，每一笔收入的山形地貌，每一件事的前因后果，都构成调查者凭借自己个人灵感进行全面想象和深入挖掘的充分条件。以活生生的生活来建构调查者的理论和政策文本，大致不会离题太远。尤其是调查者可以将自己构建的理论文本与自己在农村调查中的直接感受时时结合起来，就不至于让理论信马由缰地走得太远。个案调查的价值还在于有可能将一个社会文本构建成一个关于社区发展的全面文本。不是以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等学科进行分界，而是以社区发展为基础，追问现状背后的为什么，和为什么背后的为什么，真正将乡村社会的性质与表现出来的政治发展形貌结合起来，理解中国国情中来自乡土社会中的有着若干年代历史的那一部分。可以认为，个案研究的价值不在于个案本身的典型性，而在于这个个案本身是否可以建立起其外在形貌与内在结构之间的因果联系，可否在乡土性质与政治发展和国家制度三者并不对称的互动中建立起理论上的勾连。首先关注个案本身的内在解释力，然后再考虑其典型性，以个案调查的材料为基础进行思考，并以此思考为基础来建构起具有个案材料解释力度的理论框架，然后将此理论框架予以扩展，看到底可以扩展到多大范围、多少村庄。这样，就有可能通过诸多个案调查来形成诸多具有类的理论特征的分析框架，最终就为构建中国乡村政治的总体形貌和建构中国乡村政治的理论框架提供坚实的基础，在这种基础上提出发展中国政治的政策对策，就会颇具深度和前瞻性。这里，可以提出一种叫做个案式思考的东西，即在个案调查时，以个案村为文本，建立起一个具有对个案村材料具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而不去管这个个案中哪些材料是独特的，哪些材料是普遍的。以这个个案某些或许独特的材料建构起来的框架，可能不具有普遍的解释力，但这些分析框架如果具有个案的解释力，就足以获得在若干理论中的价值并可以在以后的比较中判定那些是真正独特的，那些是普遍的，及如何建构一个可以容纳一定特殊性的普遍分析框架了。
从对当前已有乡村政治个案研究的现状看，总的来讲，各种类型的个案材料都已有一些，积累个案的工作虽说做得依然不够，却也有相当成绩，现在最为不足的是，相当部分个案研究过于关注政策层面的问题，试图以个案村的情况来推导出重大的政策结论，而不大重视借用个案调查所获得的直观与灵感来建构理论框架。本来，王沪宁写作的《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不仅有一些个案，而且试图以个案来进行理论思考，遗憾的是，王沪宁本人并未亲自参加个案调查（更不用说参与全部个案调查。真正的灵感理应来自全部的个案调查），缺乏来自乡土社会的活生生的灵气。徐勇主持的中国农村村级治理研究具有与王沪宁同样的问题。如何在个案研究中将个案调查的灵感与虎虎生气的理论建构结合起来，是当前乡村政治实证研究中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重大问题。
三、从个案调查到区域研究
个案调查具有经验的直观全面性和产生灵感的基础，但个案研究亦有其局限性，尤其可能无法分清局部和整体的关系，以偏概全，导致对乡村政治发展及其相关经济社会文化基础的判断失误。
区域研究既可以填补单纯个案研究的不足，又可以避免大而全式研究的肤浅。首先以对个案材料的解剖来掌握一个“麻雀”，然后以这个解剖获得的经验（解剖本身的经验和从解剖中学到的关于“麻雀”结构的知识）为基础，展开对区域农村的全面实证研究，既可以走由村到乡到县的上行路线，也可以走由村到村再到村的平行路线，这种或上行或平行的调查扩展，不仅可以有效扩展对农村社会了解的全面性，而且可以在区域范围内验证个案研究的结论，防止以偏概全。区域性调查从某种意义上将个案调查的深度和灵气与面上调查的广度和可信性结合起来，做到深度个案材料与广度区域调查之间的互相补充。
总的来讲，当前政治学界在区域性乡村政治研究领域缺乏自觉。辛秋水是以安徽大别山区来展开自己实证研究的，问题是辛秋水过于关注政策问题和枝节性的技术问题，不仅忽视了理论提炼与建构，而且忽视了区域性调查在提供个案深度报告和区域广度报告结合上资料本身的价值。肖唐镖以江西农村宗族与村级治理的关系为基础来展开自己的区域实证研究，虽然他的绝大多数调研成果还没有发表出来，但通过他既有面上统计又有个案深入描写的一些报告，可以为学术界提供大量第一手资料，建立在这些第一手资料基础上的概括，基本上可以将江西这一大的行政区域关于村级治理与宗族关系状况描绘清楚。肖唐镖的主要问题是缺乏理论提升的自觉，忽视了将个案调查资料与大胆的理论建构结合起来的最有可能产生原创性分析框架机会的把握。一手资料成为理论工作者们的二手资料，个案调查中最为宝贵的由切身的农村政治体验而触发理论建构的灵感，被人为地割断。
我们近年来力图以湖北荆门这一传统的商品粮基地为基础，展开区域性调查。在这方面的主要工作有四项，一是在1999年上半年在全市深度访谈了40多位村支部书记，整理有近百万字的“村支部书记访谈录”，主要是对当前农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特别是村级治理的各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访谈。二是1999年下半年至2000年下半年，在全市观察了三十多个村的村委会选举，并对其中多数村进行了回访，建构了一些关于选举与村级治理的调查文本。三是2001年上半年在全市进行的口述史访谈，整理有数十万字的资料。四是2001年下半年至今的乡村组织及其财政状况的调查。总的来讲，这些访谈和调查可以大致勾勒出荆门这一农村区域村一级政治发展的现状和这一政治现状背后的经济社会基础，其主要优势在于，不仅反复细致地调查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现状，而且努力追求这些现状得以存在的历史与现实原因，实质上是试图将个案调查和区域研究中的直观灵感与理论建构的努力结合起来，不是在政策问题上，而是在学术研究上，为当前农村社会进行定性，我们最重要的研究思路是理解当前农村政治发展现状诸如村民选举、村级治理得以如此发生的背后的村庄性质。这是一个需要理论建构的领域。通过这些努力，就有可能不仅为学术界提供有深度且可信的关于区域性农村政治发展现状的大量一手资料，而且为政治学界提供解释荆门农村政治发展现状的理论分析框架，这种框架因为以直观的实证调查为基础，可能有肤浅的地方，却大致充满了来自乡土的灵气与活力。我们的不足之处在于理论素养不足，进入乡村政治实证研究领域的时间太短。
总的来讲，区域性调查必须以个案为基础，兼顾典型性和广泛性，将深度调查与广泛调查结合起来。这种调查的另一个主要之处是应该将调查者亲身获得的关于农村社会的灵感，在农村调查中获得的第一手的问题意识，与关于农村政治发展状况和构成这种状况原因的背后理由的理论建构结合起来，真正做到调查材料的可靠性与理论建构的启示性相结合，不仅为学术界提供一堆可靠且有深度的关于某一区域农村政治发展状况（及这一状况背后的经济社会状况）的材料，而且为学术界提供一堆富于乡土灵气的具有启示性的分析架构。不仅如此，以区域性材料为基础建构的分析框架，即使不具有对全国农村发展状况的解释力，也可以对那些试图解释全国农村政治发展状况的大理论构成冲击。
当前具有区域农村实证研究意识的政治学人太少，是当前乡村政治研究中的薄弱之处。如何扩大对区域农村政治的实证研究，并将实证研究中的直观灵感与理论建构结合起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四、从区域调查到分类研究
区域性的农村实证研究不仅是指行政区划的地域，而且指具有相同特质的区域，比如江西、湖南、安徽、福建等省一些农村地区的宗族复兴和宗族对村级治理的影响，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虽然福建可以算作东部地区而其他省份都是中部地区。再比如，湖北省江汉平原的一些农村比如荆门市的传统势力，与资料反映出来的东北农村的情况十分类似。阎云翔在黑龙江下岬村作的农村人情调查，生活在荆门的人可能倍感亲切，因为荆门农村的情况与他细致描绘出来的调查村的情况简直毫无二致。[24]
不过，区域性调查首先必须大致以行政区域为基础进行，至于在区域调查的基础上，发现了不同行政区域之间的相同与相异之处，这应是分类研究的功夫。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早在1980年代撰著“中国农村基层政权丛书”时，便有意识在东、中、西部不同地区进行实证调研，1990年代中期出版的《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一书中的实证调查保持了这一特点。至2000年出版《中国农村村级治理》一书中所收录的个案，则明确以东、中、西部的三分，收录一些典型个案，试图以东、中、西部三种类型区域农村的典型个案，来反映出当代中国农村村级治理的总体形貌。现在看来，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获得了大部分的成功：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农村个案资料，引起了国内乡村政治研究人士的充分关注。但是，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中国农村村级治理》无力说明其个案的典型性，且无力以个案来表达他们看到的就是中国农村社会的总体形貌，因为他们越过了一道不能也不该越过的坎，这就是区域调查本身，个案的深度唯有与小的行政区域的面上调查相结合，才具有比较可靠的说服力。当然，仅仅依靠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他们也无力以区域调查为基础来建构中国乡村政治状况的总体形貌。更成问题的是，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可能无力说明他们为什么要以东、中、西部来划分中国农村政治的类型。东、中、西部首先只是一个地域上的概念，后来用以部分描述经济发展状况。当然，与经济发展状况相关的还会有政治、社会发展状况，但是，这不过是说东、中、西部地区的划分只是以农村政治发展状况的一种基础：经济发展状况来予分类的，这种分类方式仍然是经济发展的分类，虽然经济发展状况可能构成政治发展状况最为重要的基础。王沪宁在《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的前言中说他收入收中的十五个个案是随机抽取的，但也如他讲的，在他们在进行调查时，对调查对象的地理分布有初步的安排，想使它们位置分布得广一些，并具有多种特色：如沿海地区和边远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实质上也是一个东、中、西部地区的三分。事实上，几乎所有以个案为基础来建构关于当前中国乡村政治总体形貌的研究都会面临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和王沪宁同样的困境，他们无力以个案的深入描述作为他们总体结论的基础，因为其中缺乏了区域性调研这一重要的中间层次。区域调研这一中间层次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从政治发展状况本身与构成这种政治发展状况的或经济的、或社会的、或文化的基础来建构区域政治的形貌，诸多如此区域性的建构，可能为分类研究乡村政治发展本身及其诸种基础提供材料与框架。比如，以乡村政治发展本身作为分类标准，以村民自治实施状况为例，可以分成规范型的与非规范型的村民自治。[25]或更精细如欧博文的“四模型”说，即从村民参与和完成国家任务两个向度，将村民委员会和相关组织分为四种理想模型：达标的示范村、瘫痪村、专制村、失控村。[26]以经济发展状况这一基础来划分，可以如前划分为东、中、西部地区这样三种类型，或者直接划分为经济发达农村地区与欠发达农村地区两种类型；以经济体制类型划分，可以分为个体私营经济主导型、集体经济发达型和农业生产为主导型三种类型；以地理区位划分，可以划分为城郊农村、平原农村和边远山区等；以社会发展状况这一基础来划分，可以分为宗族势力强盛型与宗族势力衰落型，或人际联系紧密型与人际联系松散型；以文化状况这一基础来划分，可以分作传统文化发达型与传统文化断裂型，或农村文化素质总体较高与总体素质较差型，宗教(广义的信仰)活动密集型和宗教活动很少型；从交通传媒等方面，也可以作多种划分。当然，作分类研究并不是要求所有研究都以这些繁多的方式进行分类，展开研究，这既不可能也不必要。但是，在作区域性调查研究时，却可以将这些基础性的因素综合考虑进乡村政治发展状况的类型中去，并力图以这些复杂多样的分类基础来构建与乡村政治发展之间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当然，这要以个案调查的灵感为基础进行多样化的构建。最终，这些具有复杂内部结构的关于区域性乡村政治发展的类型，便在建构起自己的同时，向不同类型或相同类型的区域展示了自己，比较了自己，这种展示和比较，就可能为构建总体的关于乡村政治发展状况的理论提供基础。要强调个案调查的灵感到区域调查的广度，及以个案调查和区域调查为基础的区域性政治理论建构，然后将这些区域性建构与其他区域性建构进行比较，最好是一个区域性政治理论建构者可以亲自到其他类型区域进行由个案到区域到区域政治理论新的建构的努力，这样，他就会富于个案调查的灵气，比较研究的敏感，区域研究的普遍等诸多优越的方面，他这时也就有可能建构一种更为广泛的关于乡村政治发展的理论，配合以诸多其他类型的从个案到区域再到区域性理论建构的众多努力，关于中国乡村政治实证研究的成果，就不仅会具有广泛的政策建设力，深厚的本土功力，而且会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力了。当前在关于乡村政治发展的对策与学术方面，实质上大都是以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实证资料(比如电视报纸的报道，农村生活的经验，参加过发达地区农村的某次考察甚或参观)为基础来提出的，这其中有着众多截然对立的主张。问题并不在于这些主张之间的截然对立，而在于持这些截然对立主张的一方或双方对自己主张的自信。他们的自信来自哪里？可能来自道听途说的一些流言，或者某种新闻报道，或者某次亲自到发达地区农村作过的有限考察或者到贫困地区进行了一次扶贫活动。比如竟然有人对村民自治作如下评价：“也有一些同道对农村基层的‘群众自治’赞不绝口，殊不知它的真实运行机制是‘群众’的延续，它的理想模型也不过是英美政治民主化、行政专业化之前19世纪地方自治的低级版本的拙劣翻版”。[27]显然，如果不建立起关于农村政治研究的全面形貌的理论构建，这种低层次但惑众的且自信的主张与见解自然会存在下去，这样存在下去的低层次主张，不仅毒化了学术研究的气氛，而且损害了政策研究的效力。
五、结语
从个案调查到分类研究，应该说是乡村政治实证研究的大趋势。但在当前，学术界必须对从个案到区域再到分类研究的各个层面，特别是基础的个案与区域研究层面加以关怀。没有个案调查的深度、灵感和问题意识，没有区域性研究的广度和构建特征，就谈不上进行分类研究。同时，没有分类比较研究，不仅可能造成理论建构的片面性，而且也可能丧失对乡村政治研究的敏感性。换句话说，在当前的乡村政治实证研究中，必须同时做好以上三个方面的工作，不可轻视任何一方。
从个案调查到分类研究也提供了一种研究的进路。进入乡村政治实证研究的最佳方式也许就是从个案调查开始，然后展开区域性的理论构建，最后过渡到分类研究。当然，这个研究进程只是总体的进路，在具体展开过程中，交互进行也有好处，总体方向是如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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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张厚安主编：《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张厚安、徐勇主笔：《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武汉出版社1995年出版。
[3]徐勇：《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庄的调查与比较》，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徐勇、吴毅：《乡土中国的选举》，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于建?V：《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6]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即出。
[7]李学举、王振耀等编著：《乡镇政权的现实与改革》，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版。
[8]王仲田、詹成付主编：《乡村政治──中国村民自治的调查与思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9]王振耀、白钢、王仲田主编：《中国村民自治前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0]参见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1]张乐天著：《制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12]肖唐镖等：《多维视角中的村民直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宗族、乡村权力与选举》，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3]张立荣著：《新视野与大思路：中国山区乡镇政权建设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4]荣敬本等：《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15]荣敬本等：《再论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16]李凡等：《创新与发展——乡镇长选举制度改革》，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
[17]毛丹：《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
[18]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9]马戎等主编：《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20]卢福营：《农民分化过程中的村治》，南方出版社2000年版。
[21]黄卫平主编：《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最新突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22]已出版的如史卫民、雷兢旋：《直接选举——县（区）级人大代表选举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史卫民：《公选与直选——乡镇人大选举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3]李连江主编的《村委会选举观察》，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4]阎云翔的调查集中反映在他的著作《礼物的流动》，三联书店2000年版。
[25]参见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139─148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篇4
［关键词］乡村振兴；城乡融合；价值重建；农业农村现代化
作者：谈慧娟，罗家为
“三农”问题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工农失衡和城乡失衡的现象。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提速，这一问题愈加严重，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发展与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21世纪以来，党中央连续15年将一号文件锁定在农业农村农民工作上，“三农问题”成为全党和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更是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为接下来“三农”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我们党‘三农’工作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一、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时代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进程中，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进入快车道，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2011年，我国城市常住人口首次超过农村常住人口，标志着中国社会结构实现了一个历史性转变，即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开始转向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①近年来，城镇化率继续以年均提高1.23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2017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58.52%。②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乡村社会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传统上相对封闭、静止的社会经济结构被打破，边界模糊、开放流动的城乡关系初步形成。与此同时，受“重城轻乡“建设方针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城乡之间社会经济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发展严重失衡，大量产业、人口、劳动力等资源向大城市集聚，进一步加速了乡村社会的衰败，形成了严重的“三农”问题，影响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三农”问题最早是由温铁军于1996年提出来的，主要指的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1］2000年时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上书朱镕基总理，一句“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引起了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2］(p16-31)。2003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要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尽管“三农”问题逐渐成为党和国家关注的焦点，但究竟何谓“三农”问题，学界尚未给予明确的界定。华生认为“土地分配”“税赋负担”“农民流亡”是“旧三农”问题，“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农地非农使用”“农民离乡进城务工”是“新三农”问题［3］；应星在“土地-治理-民情”三重分析框架下，认为“土地问题”“治理问题”“民情问题”是当前的“新三农”问题［4］；李培林将全球化与中国社会快速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农民工”“失地农民”和“农业村落终结”视为“新三农”问题［5］；项继权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衍生的“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农民老龄化”称为当前亟待解决的新“三农”问题［6］。
不难看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城乡关系的转型，“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也不断加剧，并引发了学界的大讨论，思想观点不尽相同。不过，这些讨论也有其共性，即城乡发展已经严重失衡，“三农”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花大力气解决的历史时刻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迫在眉睫。
党的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长期采取优先发展城市和工业的现代化建设策略，通过“工占农利”的方式［7］，从农业源源不断地汲取剩余，支持工业化建设，致使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城乡失衡日益严重，农业农村逐渐边缘化。乡村振兴战略是着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作出的战略决策，是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大事，没有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与富裕，中国梦就是不完整的［8］，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不能称之为现代化国家。可以说，当前最大的不充分就是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最大的不平衡就是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如果不能满足数以亿计的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这一社会矛盾将难以破解，并随时面临激化的可能。
从马克思主义空间正义的视角来看，城乡矛盾的根源是空间价值的生产、分配和消费权力的空间秩序失衡。［9］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依托于城乡空间的劳动力、资本、生产和消费也逐渐形成了梯次结构，资本最先向城市集聚，高素质的劳动力、现代化的生产组织方式以及广阔的消费市场形成了城市的产业集群。相对而言，农村由于融资困难、生产者决策才能缺失、消费市场与城市的隔离，农业生产者从直接面向市场需求的决策者转变为面向产业链核心企业“需求约束”的决策响应者，“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10］（p556），丧失了产业链中的主动权，逐渐沦为城市的附庸。可以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这一资本——产业——市场的运行逻辑严重扭曲了城乡产业链中生产、分配和消费的价值，并在产业联合中不断固化和延续，造成了城乡空间正义的消解。
结构功能理论认为，社会是具有一定结构或组织化形式的系统，构成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以其有序的方式相互关联，并对社会整体发挥相应的功能。［11］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农村一直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本底色。近现代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业农村的社会功能发生了变化，原来的生产、生活、交往、居住、消费、社保、文化传承等功能逐渐弱化，共同体逐渐消解，乡村社会逐渐走向衰败的边缘。当前，乡村社会集生产功能、生态与闲暇功能、文化传承功能、社会稳定功能、主体发展功能为一体［12］，对整个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依然至关重要。乡村系统作为社会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它的衰落不仅将削弱乡村社会特有的功能，也将对整合社会系统功能的发挥产生巨大影响，不利于社会系统的稳定运行。
党的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从产业发展、乡风文明、生态环境、社会治理、农民生活五个方面提出了二十字的总要求，为继续做好“三农”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同时，这一战略的提出有力地驳斥了乡村衰败论，也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机遇期。
二、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多维意涵
乡村振兴战略以市场化、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为渊源和底色，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破解“三农”问题为最终目标，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蕴含着丰富的理论意涵。
（一）农业产业由“边缘衰落”到“现代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我国农村生产力的一次大解放，基本解决了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21世纪以来，中国加入wto，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不断提速，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开始遭遇困境。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并向乡村社会延伸，取消农业税后，农业生产商品化和货币化趋势加强，以土地碎片化为特征的小农经营无法应对农产品市场化与货币化的大潮，小农经营被大市场所裹挟，农业产业和农民权益遭到严重损害。另一方面，户籍制度改革以及城镇化的发展打破了乡村社会相对静止和封闭的状态，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开始流向城市，加入到工业化大潮中，其结果是，大量土地抛荒，妇女务农、农业兼业化以及“老人农业”大行其道，乡村社会内生性经济基础薄弱。［13］此外，由于制度缺陷以及运营、监督主体的缺失，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实践中逐渐走样，集体经济“统”的功能在部分地区丧失殆尽，政经不分现象较为普遍，经营混乱，产权虚置，产业基础薄弱。从1978年到2015年，我国农业占GDp的比重由28.2%逐渐下降到8.6%，2017年第一产业增长率约为第二产业增长率的一半。②由此观之，在工业化和城镇化高歌猛进的同时，农业是被逐渐边缘化的。
近年来，随着农地流转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乡村社会开始出现一些乡村旅游、农业综合体、休闲山庄、农产品电商等新业态，产生了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顺应了市场经济发展以及农业现代化的潮流。这些新业态和新型经营主体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不过，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仍然面临着一些旧有体制机制的束缚，乡村振兴的提出为实现传统农业产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巩固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人与自然由“对立破坏”到“和谐共生”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长期以来就是农业大国，无论工业化和城镇化如何发展，都将有数以亿计的人将长期在乡村社会居住。为生活在乡村地区的人民创造舒适的生活和居住环境是民生建设的重要一环，也是尊重自然规律，保护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途径。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不高，在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农业生产主要靠不断增加化肥、农药、劳动力等资源投入，不惜通过开垦林地、草地和围湖造田等方式来增加农业产量，采取的是一种粗放型的发展方式，消耗了大量的资源，资源和环境承载力遭到严重破坏，乡村社会的居住环境每况愈下。同时，在农业税取消之前，农业剩余主要被用于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乡村社会的饮水、用电、垃圾回收、交通、污水处理、绿化、保洁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和供给严重不足，农村人居环境与城市差距不断拉大，成了“脏乱差”和落后的代名词。近年来，随着农业税的取消以及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国家开始向乡村社会输入资源，以村容整洁为目标来改善居住环境。国家通过项目制、一事一议、农村社区建设试点等方式将大量资源输入乡村社会，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公共服务、退耕还草、退耕还林、退田还湖等领域，促进了乡村社会人居环境的改善以及生态环境的保护。
不过，尽管当前乡村社会的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都有所改善，但同样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传统破坏尚未修复，新式污染源又进入了乡村，近年来小汽车越来越多，大量燃放烟花爆竹，每到春节，道路拥挤和大气污染问题不断加重。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是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的全面升级，在村容整洁的基础上，还要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依靠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树立“金山银山就是绿水青山”的发展理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三）乡土文化由“传统消解”到“现代重建”
文化对社会具有一定的整合与导向作用，文化对社会的影响力是深层的、广泛的、潜移默化的，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③。我国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乡村社会的文化源远流长，其中影响较为深远的主要有宗族文化以及熟人社会。在传统乡村社会中，宗族既发挥着社会治理的功能，也是社会救助的重要组织形式，正如许烺光所说，中国农民是生活在“祖荫”下的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建设以及人民公社化运动对宗族组织产生了严重的破坏。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推行“送法下乡”、市场经济向农村的渗透以及乡村社会走向开放流动，宗族复兴的可能性进一步遭到破坏。［14］同时，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熟人社会⑤，村落乃蜂窝状结构的相对封闭场域［15］(p453)，习俗和村规民约对村民具有较强的约束作用。改革开放之后，在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推动下，乡村社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不断增强，农村由熟人社会开始向半熟人社会乃至陌生人社会发展。［16］在半熟人社会抑或陌生人社会中，个体呈现出“脱域”⑥的状态，社会走向个体化与原子化，农村社区认同总体趋向消解，熟人社会的互助、习俗以及村规民约的功能大幅削弱。
显然，在开放流动、急剧转型的社会中，传统乡土文化逐渐式微，已经无法承担起维系社会运转的文化整合与导向功能，加之现代法律契约、制度话语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乡村社会道德滑坡，人情关系逐渐货币化，互助网络土崩瓦解，社会失范现象愈演愈烈，文化振兴迫在眉睫。新时代文化振兴是传统村落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发展，既包含了传统村落的邻里互助、熟人社会、家风、村规民约，也要与时俱进，融入现代要素，正确处理好传统村落文化与现代城镇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关系，还要注意传统优秀文化载体的保护与利用。
（四）治理形态由“乡政村治”到“德法并用”
乡村社会在快速转型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逐渐成为社会治理的热点话题。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皇权止于县，乡村社会主要由地主、乡绅、宗族等地方精英主导社会自治。中国共产党推行乡村革命、基层政权建设、人民公社化等运动之后，党政权力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高度整合与全面控制，传统的地方自治开始解体，全能主义管理模式在乡村社会兴起。改革开放以后，村民自治成为当前我国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的重要制度载体，是当前乡村社会的主要治理形式。但是，在“乡政村治”模式的主导下，作为村庄治理主要主体的村民委员会成了党和国家在基层社会的执行者，民主选举与村庄治理相脱节，其治理绩效大打折扣。［17］同时，宗族、乡绅等地方精英在国家政权建设的过程中遭到了严重破坏，现代社会的多元文化也对乡村社会的传统道德秩序造成严重冲击，传统习俗、道德观念在维系乡村社会秩序方面的作用大为削弱。此外，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无讼社会”，依靠法律制度和诉讼手段解决矛盾纠纷并非传统社会调解矛盾的主流方式，这一惯习也被保留下来。由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建设的滞后，乡村社会的基层行政机构依法行政、依法治理的意愿和能力也尚待提高。正因如此，尽管国家积极通过“送法下乡”等政策措施来开展乡村社会普法运动，推动法治乡村建设，但是收效甚微。
乡村振兴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赋予了乡村治理更加丰富的内涵，自治即基层群众自治，法治即依法治村，德治即以德治村，强调将现代法治和传统道德融入村民自治制度之中。它的提出，是以传统到现代以来维系乡村社会治理变迁的行政、道德和法律三种元素为基础和参照，具备了深厚的历史逻辑和渊源，同时也适应了我国乡村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
（五）发展成果由“城乡分化”到“统筹共享”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一部分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率先致富，过上了小康生活。然而，由于历史、国家政策、产业形态、基础条件等方面的原因，我国城乡收入一直保持着较大的差距，广大乡村地区还存在大量的绝对贫困人口，农民低收入也容易产生代际贫困问题，造成恶性循环，制约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纵观改革开放的时间轴，1978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3.4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3.6元，前者是后者的2.6倍。随着市场化、工业化以及城镇化的发展，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到2002年，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首次超过3倍，在2007年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点3.33倍。2010年以来，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精准扶贫等政策的实施以及农村社会保障投入的增加，城乡收入差距开始逐渐缩小，2014年下降到3倍以下。⑦201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396元，增长8.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432元，增长8.6%，二者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到2.7。②从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变化来看，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大致经历了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这一现象与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政策变化密切相关。
不难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全体居民收入不断增加，城乡收入差距一直存在。尽管近年来有所缩小，但是农民收入依然较低，城乡之间生活水平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农民生活相对贫困问题依然严峻。乡村振兴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思想的具体表现，是对长期以来城乡收入差距所导致的乡村社会衰落的现实回应，也是落实共享发展理念，让农民公平享受改革发展成果，在新时代增强农民获得感的必然要求。
三、盘活资源效率与重建文化价值：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发展路径
显然，党的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即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即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共同富裕之路、质量兴农之路、绿色发展之路、文化兴盛之路、乡村善治之路、特色减贫之路，进一步明确了乡村振兴的发展道路。这些战略布局、政策设计以及道路选择蕴含了深刻的理论逻辑，概言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盘活资源效率与重建文化价值并举。
（一）加强农业农村制度建设，释放农业农村制度红利
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决定了其需要稳定的制度作支撑，因此要继续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释放农业农村发展的制度红利。现有研究表明，受制度环境与路径依赖的影响，农地制度在变迁过程中形成了“制度黏性”［18］，因此农村经营制度的建设和变革离不开当前的制度环境和长期以来形成的路径依赖。我国农地制度经历了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化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度四个发展阶段，这一制度变迁是社会、经济发展与转型的结果，在一定时期内解放了农业生产力。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地流转”蓬勃发展，新型经营主体开始兴起，形成了农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适应了当前的农业发展阶段。报告提出：完善“承包地”分置制度，第二轮承包地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为乡村振兴的长期稳步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给各类农业生产经营者吃了“定心丸”。
新时期，在继续坚持农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同时，要积极探索集体经济统一经营、适度规模经营与家庭承包经营的实践形式，构建“三位一体”的农业经营制度体系，为乡村振兴提供制度保障。一方面，我国依然有近6亿农民长期居住在农村，加上2.8亿的农民工往返于城乡之间，短期内中国大部分农民和农民工离不开土地。因此，家庭经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依然是农业经营的主要方式，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另一方面，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和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市场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迅速，农地适度规模经营也是大势所趋，推进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相关制度建设也迫在眉睫。同时，集体经济是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系党在农村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重大政治问题，要探索集体经济的实践模式，推动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不可忽视的是，我国精准扶贫已进入攻坚期，尽管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依然存在3000万左右的绝对贫困人口，扶贫工作制度的一些弊端也逐渐凸显出来。因此，要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减贫之路，对现有制度进行调试，以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扶贫力量以及贫困户的脱贫决心和信心，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二）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破除生产要素流动性障碍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城乡关系先后经历了“城乡分治”“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阶段。［19］总体而言，“城乡统筹”与“城乡一体化”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促进了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交换，一定程度上激活了乡村社会沉睡的资源要素，提高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然而，当前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城乡之间在土地、人口、产业、技术、金融、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距，城乡一体化水平不高。基于此，党的报告提出了城乡融合、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策略。
一是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实现城乡之间同地同权，土地征收、宅基地改革以及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要充分保障农民的财产收益权和意愿，集体土地收益要兼顾国家、集体、个人，适当提高农民土地收益，通过土地要素的进一步市场化，推动城乡融合发展。［20］二是稳步实施农村“政经分开”“户产分离”，允许“市民下乡”，实现城乡之间人口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三是有计划地逐步放开市场，允许资本下乡，加强工商资本涉农管理和监督，加大农村基础设施、现代物流建设投入，利用互联网+电子商务打破城乡之间在地域和空间上的边界，从而实现城乡之间生产要素和商品的自由流动和等价交换。四是加强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赋予农民承包地经营权、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生产设备与农产品抵押权，解决农民融资难的问题，加大政府投入，向规模经营者宣传农业保险政策，探索符合实际的互助合作保险模式［21］，建立普惠金融制度，有效规避农业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五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大财政支农力度，打破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消除依附在户籍制度之上的养老、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衡，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建立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三）构建现代农业“四大体系”，破解小农户与大市场的衔接问题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大发展时期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推进、乡村社会大转型时期，在这一过程中，家庭经营与市场交换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并不断加剧。当前，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是影响农业生产与经营的关键问题。党的报告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提出了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以及社会化服务体系，力图破解这一难题。
一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延长产业链。充分发挥资源禀赋与比较优势，合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业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要认真贯彻落实绿色发展思想，秉承“不负绿水青山方得金山银山”的理念，依靠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将产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结合起来；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特色小镇、农家乐等生态旅游产品，构建生态农业产业体系。同时，延伸产业链条，在初级农产品的基础上进行深加工与包装，增加农产品附加值，让农业贯通二、三产业，构建农业产业的融合发展体系。二是用现代科技武装农业，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加大农业科技投入与农技推广的力度，提高农业科技的转换率，转变农业要素投入结构，从以劳动力和资源投入为主转向以金融和科技投入为主，从生产、收割、贮藏、加工、运输、销售上全面增加科技含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三是探索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鼓励和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积极扶持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协会、龙头企业等新兴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通过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的比较收益；科学处理好农业规模经营与“四大体系”、适度性与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的适度性和形式多样性的统一。［22］四是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要以主体多元化、内容系统化、性质社会化和方式灵活化为目标，加快去“部门化”进程，积极探索公益性服务与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与综合服务相协调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四）夯实农业农村治理基础，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
如前所述，当前乡村社会治理正在经历大转型，无论是传统的德治、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政村治”还是现代社会的法治都未能实现与村民自治的良性衔接，乡村社会治理状况堪忧。党的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赋予了乡村治理更加丰富的内涵，为推进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提供了基本遵循。
一方面，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意味着将法治和德治融入村民自治的制度实践中，充分发挥德治与法治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乡村社会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几千年的发展变化中，形成的一整套道德伦理规范在一定时期内是维系社会稳定运动的基础力量。尽管在市场化与城镇化进程中遭到了一定的冲击，但道德伦理的用作仍然不可忽视，尤其是在推动乡村社会协商治理上具备天然的优势，要积极挖掘和加以利用。另一方面，要构建乡村治理法治体系，改变传统上行政化、随意的治理方式，全面实行依法治村，推进乡村治理的法治化；加强普法宣传，继续推行“送法下乡”，开展法律进课堂、进村庄、进社区、进机关等活动，推动法治乡村社会建设；提高乡镇干部依法行政能力，增强村干部依法办事水平。
不可忽视的是，人才断层、人才流失是当前乡村社会发展的重大难题，农村的转型、农业的现代化、乡村的振兴归根到底要靠以农民为主体的“三农”工作队伍共同推动。为此，要推进“三农”工作队伍建设，大力开发乡村人力资源。加强党员干部“三农”问题的理论修养，选拔一批经验丰富、素质过硬、作风正派的党员干部，配强基层党组织、政府与自治组织，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堡垒作用；积极培养现代职业农民，通过政府引导、农民自愿、社会参与的方式，加强农民职业技能培训，重点挖掘致富能手、返乡农民工等乡村精英人才资源，形成示范带动作用。
（五）挖掘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乡村社会文化复兴与融合
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篇5
一、历史与现实———农村社区治安治理理论的引入
从历史上看，农村社区具有提供治安产品的能力，这是治理引入农村社区治安的社会基础。从现实看，政府大包大揽提供农村治安产品有很大困境，而治理可以很好突破这种困境，这是治理引入农村社区治安的动力。村民自治制度给农村社会治安的治理提供了一个很好框架，这是治理引入农村社区治安的制度基础。
（一）从历史上看，农村社区具有提供治安产品的能力
我国自秦汉以来，村庄秩序的生成具有二元性，一是行政嵌入，二是村庄内生。是行政嵌入的典型，中国传统社会的村庄秩序则大多是内生的［5］。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从村庄外部来看，帝国的统治能力是虚弱的，不支持其深入乡村进行统治；另一方面，村庄内部有自己的秩序生成机制。传统的，其统治能力是虚弱的。费孝通认为：“东方的农业平原正是帝国的领域，但是农业的帝国是虚弱的，因为皇权并不能滋长壮健，能支配强大的横暴权力的基础不足”［6］62马克斯•韦伯也提出了关于传统中国“有限官僚制”的看法。他认为：“事实上，正式的皇权统辖只施行于都市地区和次都市地区。……出了城墙之外，统辖权威的有效性便大大地减弱，乃至消失”［7］110。因为虚弱的帝国，加之疆域庞大，人口众多，交通与信息不发达，国家不可能直接管理社会。传统帝国对乡村社会的管理和控制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展开的：一方面维护儒家意识形态的大传统，教化人民；另一方面，国家借助乡村社会的内生力量———士绅阶层，这一阶层充当了官民的媒介，以便上意下达、下意上通，联络官民———无为而治地达到维护乡村社会秩序。在国家不能深入乡村，为乡村社会提供治安秩序公共品，乡土社会的治安秩序主要由乡土社会的家族及伦理来提供。以秦汉为例，帝国设置一个不下县的官僚体制和县以下的宗族组织与乡里制度，来实施对帝国的统治。然而，作为行政机构的乡里组织，在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没有能真正健全并发挥维护乡村秩序的基本功能。乡里组织反而被家族渗透和影响。赵秀玲认为：“‘宗族与家庭’不仅是乡里制度的构成基础，也是乡里制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有时宗族制度就是乡里制度”。中国“乡里制度的建立与演变受两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以邻里为主的地缘，二是以宗族和家庭为中心的血缘”。“一部乡里制度的发展嬗变史也是一部宗族家庭对乡里制度影响渗透的历史”［8］176，181，197。正如有研究者所概括的那样，传统中国农村的社会管理方式是“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9］27。对此，吴理财作出了一个简要的概述：“在中国，三代之始，虽无自治之名，然确实有地方自治之实，自隋朝中叶以降，直到清代，国家实行郡县制，政权只延于州县，乡绅阶层成为乡村社会的主导性力量”［10］。
（二）从我国当前农村治安现状看，治理可以突破政府大包大揽提供农村社区治安产品的困境
首先，对于地域广大和人口众多的农村来说，农村的警力是有限的。据统计，目前全国派出所共有民警45万余人，其中有24万人分布在农村派出所，占总数的53．3％，有21万人分布在城区派出所，占总数的46．7％。但是由于农村面积大，人口众多，所以实际分到各乡镇派出所的警力很有限，警力区域比、警力和群众数比都很低，一人所、两人所不足为奇，致使农村民警压力大，正常警务无法有效开展。其次，农村财政能力有限，农村派出所普遍存在经费不足。“农村真穷”，就是指乡村两级的政府穷、集体穷，这使得农村能用于治安的经费相当有限。据调查，湖南省有5名警力以下公安派出所549个，无警车派出所418个，全都在农村，大大降低了其工作效率［11］。再次，国家包揽式提供治安产品，不适应村民对治安产品的多样化需求，不利于警民关系和谐。我国实行了市场经济，传统的户籍制度也开始松动，流动人口大量增加，成为“流动的村庄”，现代性因素逐步植入农村社会，社会关系越来越动态化，农民对治安产品的需求也日益多样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包揽式的化解社会矛盾的做法无法回应村民对治安产品的多样化需求。国家包揽式提供治安产品，缺乏和民众沟通，打击处罚重于服务，这不利于警民关系的和谐，甚至会造成对立。吉登斯认为“警察与他们应当为之服务的对象的分离常常会导致一种‘被围心态’，因为警方与普通公民之间缺乏经常性的联系”［12］91，92。治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治理通过治安主体多中心格局的设计，能充分调动农村社区资源，可以突破单有政府包办所产生的资源困境；治理是以互惠合作为基础的网络协调机制，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不是通过外在的强制力，而是主要通过吸收村民、民间组织的力量参与到社区治安中去，通过国家、村民和民间组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来提供治安产品，这可以满足村民对治安产品的多样化需求，消解警察的“被围心态”。
（三）村民自治制度给农村社区治安的治理提供了一个很好框架
首先，村民自治是治安治理一种很好的实践形式。自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实行村民自治制度。村民自治，就是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形成了村内的自治运行机制。农村社会不仅有群众性的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还有负责议事、决策和监督的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13］35。村里的大事由全体村民或者他们的代表集体商议决定；然后由村委会负责贯彻执行；执行后再向村民公布，接受群众的监督。村委会与乡镇政府的关系也从过去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变为现在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可以说，村民自治是治理理论一种很好的实践形式。其次，村民自治制度为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开辟了空间，为中国农村社会治安治理提供了基础。在体制之下，国家吞没社会，国家权力史无前例地延伸到每一家农户，支配每个农民的日常生活，强制性的公共生活和集体生产方式取代了农民的传统生活方式，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及家族组织被瓦解，没有民间组织发展的空间。我国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后，国家从农村的社会空间里退出来，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有了很大的空间。有调查显示，目前，我国乡村民间组织的数量（包括已登记的和尚未登记的）已达300多万个，约占全国非政府组织总数的2／3以上［14］。社区内的民间组织填补了国家权力退出后的真空状态，型构了各种关系，启发了社区居民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意识，自己管理自己，自发或自觉从不同层面维护社区秩序，实现社区自组织和稳定。因此，大量的社区民间组织是社会治安的重要力量，成为社会治安治理的重要基础。再次，村民自治制度使得农村治安防控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能够在民主的基础上协调、融合。根据规则和规则体系的起源，农村社会的各种各样的规则可以划分为内在规则和外在规则。内在规则是从人类经验中演变而来的规则和规则体系，农村社会的习俗、惯例等伦理性规则和乡规民约等都属于内在规则，违反这些规则会受到农村社会权威或全体成员的惩罚或自己内疚。外在规则是指国家通过理性设计出来的，表现为成文的法律、条例、规章等，外在规则是外在于农村社会的，是强加在农村社会之上的，其规则的违反会受到政府诸如警察等正式权力机构的惩罚。在农村社会，长期以来，内在规则和外在规则之间形成冲突和紧张：外在规则由于是外加的，没有受到农村社会的认可，内在规则也不被政府所重视。这种紧张和冲突使得政府的控制力量进入不了乡村，使得外在规则的有效性大打折扣，形成农村社会的一种“分裂的整体”社会秩序的格局。内在规则和外在规则的运行所产生两种秩序颇类似于哈耶克“自生自发秩序”和“人造秩序”。内在规则和外在规则所产生的紧张和冲突也使得农村社会越轨行为大为增加，因为受正式规则所惩罚的，可能正是内部规则所赞赏的。朱晓阳认为这仅是一种“法律的语言混乱”，是文化难以移植的表现［15］。因此，为了有效维护社会治安，我们要克服这种紧张和冲突，使得农村各种各样的规则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按照哈耶克的观点，“秩序并非一种从外部强加给社会的压力，而是一种从内部建立起来的平衡”［16］183。村民自治制度一方面使得内在规则如乡规民约具有了合法性，提供“从内部建立起来的平衡”的制度基础；另一方面，也给内在规则和正式规则的协调和融合提供了民主的框架。
二、农村社区治安的治理路径
因此，根据“治理”和“善治”理论，我们对农村社区治安防控设计时，要着重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一）治安主体的多中心格局及其间的协调
第一，要积极培育和引导农村社区民间自治组织的发展。当前我国农村社区民间组织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具有“官民二重性”的组织，如村委会、共青团、妇联等；二是行政权力推动产生，而由民间主导的组织，如治安联防队；三是民间自发生长出来的组织如庙会、宗族组织等。对于二三种类型，农村社区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我们要积极培育和扶持有利于社会治安有关的民间自治组织，使之尽快发展起来，要调动社区居民的积极性，使之参与到各种社区组织中去。第二，要注意治安主体间的相互协调。首先，各治安主体之间是平等伙伴关系。在多中心治理视野下，主体多元化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主体间的平等性。在共同目标的指引下，每一主体的活动既相互独立，又在民主协商的基础上互相补充，互相依赖，相辅相成。其次，各主体间形成功能耦合的圈层结构。在当前的现实背景下，公安派出所要发挥引导作用，是维护农村社区治安的外在、最为重要层次力量。吉登斯认为“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可以保护个人免受过于强大的国家权力的侵害。但是，公民社会也不像某些人天真地想象的那样是自生自发的、秩序与和谐的源泉”［12］89。正像所有的民主化进程一样，与它们的好处相伴而来的必定还有一连串的不利后果。如果不以一种权力的“向上”移交来加以平衡的话，权力下放很可能会导致分裂［12］82。因此，多中心治理既要克服政府和公安机关大包大揽的管理方式，又不能放任不管，而是有放有收，要积极做好农村社区内部治安资源的动员者、指引者、合作者、促进者。治保会、治安联防组织等是社区治安的中坚力量，处于圈层结构的中间层次。治保会、治安联防组织一方面要做好派出所的帮手，发挥其职能，成为维护社区治安的硬性力量；另一方面要引导、协调社区内其他组织，使其他社区组织共同一致维护社区秩序。最内层是社区内其他各种组织，在其自管理和活动范围内自发或自觉维护社区治安，主要起着社区关系、社区道德以及良好风尚的维护作用。三个圈层的治安主体功能耦合，最内层具有软约束的基础性作用，越向外，功能越正式，强制性越强，三层形成有机整体，共同维护社区治安。
（二）正式规则的设计、安排和执行要注意和农村内生规则的协调、整合
如上所述，农村社区的规则可以分为内生规则和正式规则。首先，正式规则的推进和执行一方面要注意和农村社区内生规则的协调，尤其是主要针对农村社会法律法规，要防止哈耶克所说的“理性”滥用；另一方面，要积极普法宣传，积极引导农村社区内生规则如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制度的协调。其次，农村社区中的村规民约一方面要注意和正式规则的衔接和协调；另一方面，村规民约的制定在不与国家法强制性规范相抵触的情况下，要充分考虑到社区风土人情，尤其侧重维护社区良好传统风尚，避免把村规民约制定成完全是对国家法律制度的执行细则。第三，农村社区治安维护中要以调解为主，要充分发挥调解的作用。因为调解方式较为灵活，可以充分调动农村社区的组织资源、规则和关系资源。一方面调解主体可以是多元主体，既可以是行政主体的调解，又可以村委会、妇联、共青团等“官民二重性”的组织调解，还可以是社区内形形的组织如宗族组织的调解等和个人如邻里亲友的调解；另一方面，在调解规则上也有较大的灵活性，可以很好考虑到“国法”、“天理”和人情之间的协调，尽量避免正式规则的生硬执行①。
（三）农村社区治安治理要密切农村人际关系
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篇6
[关键词]乡村治理；制度权威；正式制度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863（2015）03-0080-06
乡村治理是治理理论与乡村实际相结合、解决乡村问题的新模式。在当代乡村治理实践中，如何通过制度安排促成治理网络的一体化行动是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由于当下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不是缺少制度规范，而更多是制度权威不强、制度效率较低、制度失灵频繁，所以在推进中国乡村治理机制转型的过程中，必须增强制度运作的有效性，重构制度权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要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制度安排，都凸显了乡村治理中制度权威建构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制度权威是衡量制度发挥作用和有效性的重要标尺，表现为人们对制度的服从关系。乡村治理中的制度权威是指以正式制度规范作为乡村社会管理的基本准则，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基本内涵：一是管理行为的基本准则，不是个体的或者少数人的意志，而是与现实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制度规则，这些制度规则是人为制定的、组织和社会成员熟悉和知晓的正式规则，不是习俗、惯例等非正式的制度规范；二是管理行为的标准化、规范化和常态化，它能够使组织和社会成员理解、认可和认为合法。从这个界定可以看出，虽然制度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但本文所指的制度权威系以正式制度为基础。
一、乡村治理与制度权威的契合
乡村治理作为国家多层治理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在地方层次和制度上实现善治目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改革过程。[1]而制度作为乡村治理的运作逻辑和规则体系，既要界定多元参与主体的权能边界，又要明确治理体系的根本价值。以此来建构多元行为主体的共同愿景，聚合人们的理性共识，进而保证治理体系的合法性和稳定性。
（一）乡村治理中制度权威建构的可能性
“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利益行为”。[2]就其功能而言，制度本质上是一种规范，它在一定意义上约束着人们的行为；就其内容而言，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关系，它表征着人们之间关系的某种结构性和秩序性。
治理的各种界定大多都涉及对制度及其权威的强调。比如全球治理委员会在其定义中强调，治理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3]我国学者俞可平认为，治理的基本内容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4]法国学者皮艾尔・卡蓝默提出了以制度伦理为正当性“内核”的合作关系原则，认为治理机制必须具有相应的理论规范或品质。[5]
治理概念中对制度的强调表明，制度是保障治理的基础性要素。公平、有效的治理必须以一个稳定、有序的制度框架为支撑，否则空谈治理将没有任何意义。[6]另一方面，治理作为改变传统社会管理体制、实现善治目标所采取的一种新型理念和制度安排，其合法性主要源于公民的认同和共识。这与制度权威的内在要求是完全一致的。正是在此意义上，治理结构可以被视为制度框架[7]，制度权威的建构被视为检视治理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
理论层面的观察揭示了治理与制度权威的内在一致性。与此同时，乡村治理过程中的同构性也为制度权威的建构提供了可能。目前，虽然我国乡村发展形态各异、地方差异较大，但各地的乡村治理经历了大体相同的发展阶段、面临相似的发展问题、具有相似的发展要素、呈现出相似的利益结构。在顶层设计作为乡村治理发展的重要动力机制下，乡村治理中的同一性特点决定了其制度化发展的水平与大体进度，有助于“建立、维系或强化一个共享性制度权威”。[8]此外，对制度的尊重和服从也内在的包含了对体现为差异性的不同区域制度安排的服从关系。
（二）乡村治理中制度权威建构的必要性
制度既是多元行为主体进入治理的规则空间，也是治理行为的发生场域。制度权威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是要防止治理行为与公共利益的脱节和对立，从而避免社会冲突和治理困境。
1.制度权威是乡村治理的秩序化保障。社会公正、合理的前提在于所有社会成员独立于不同个体之外的、客观公正的标准――即制度，并赋予它权威。[9]在社会急剧变革的转型时期，面对复杂的利益纷争，乡村治理的内在秩序难以自觉生成，由外而内的制度权威就成为影响乡村治理变局的重要基石。首先，制度权威能够增强未来预期，消除人们的社会焦虑。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乡村成员的焦虑情绪更多来自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忧虑，这一忧虑情绪又会进一步导致人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制度权威的建构能够帮助社会成员消除远期无知、强化行为的稳定性和合法性。其次，制度权威能够最大可能地消除基层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与发展。在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下，基层社会矛盾往往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了基层矛盾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而制度能够提供独立于社会个体之外的客观标准，并通过聚合多元治理主体对未来共同愿景的展望和共同利益共识的达成，成为解决乡村社会问题的功能性资源基础。
2.制度权威有助于整合乡村治理的多元要素。在快速多变的后现代社会中，随着乡村成员权利意识的增强和资源配置的离散化倾向，其公共参与和利益博弈能力不断提高。承载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和行动目标，乡村治理中的多元主体极力挣脱传统的社会角色定位，形成利益纷争的各色场面，多元化的利益诉求隐含着乡村治理的诸多矛盾，由此，制度通过确定乡村利益的统一性和公共性规范着乡村成员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方式，从而维护乡村的稳定性和可治理性、另外，具有权威的制度体系是组织和动员多元力量有序参与乡村社会各方面建设的前提条件。乡村治理通过特定程序把个人偏好转化为社会决策，对于整合离散的乡村社会，输入现代性要素，并在此基础上建构新的治理秩序，有着重要意义。[10]
3.制度权威有助于乡村治理的可持续发展。制度权威的建构能够切实推进中央政府关于乡村改革的政策措施。中国的现实复杂性决定了改革走的是一条自上而下的路线，顶层设计是乡村改革的基本指导原则，保持与中央政府政策的一致性是保障总体改革顺利进行的基础。为此，遵循制度规则，严格程序，是稳步推进改革的基本前提。制度的广泛规束还有助于降低乡村治理中的交易成本和治理风险。交易成本存在于所有的治理转型中，但这个问题随着乡村治理中参与主体的规模增加、结构复杂和制衡机制的缺失而被放大和加剧了。制度设计通过规定有关行为规则和角色期待的治理框架，来渗透和连接乡村治理所覆盖的各个层次和不同角落，维系相应的治理机制。这种整合机制减缓了日益分化的社会对乡村治理的挑战，维护着乡村治理的内在结构，有助于其持续稳定的发展。
二、乡村治理中的制度权威缺失
“乡村社会的冲突问题，根源在于实际运行的一系列制度规则的缺陷，这些制度在构造基层政权的角色、权利义务及其和村民的社会关系方面，存在着内在的价值、目标和利益紧张。[11]应该承认，当下的乡村治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村旧的制度规范消解和新的制度规范重构的过程。但一直以来，中国乡村都是社会传统思维和行为规范积淀最为深厚的区域，正式制度权威并没有真正地建立起来。目前，乡村治理中的制度权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制度失灵，即现有的制度规范无法有效解决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二是制度悬浮，即现有的制度规范未被有效地遵守和执行；三是制度权威碎片化，即不同来源、不同主体制定的制度规范彼此分割与独立，制度效果差异性较大；四是制度权威替代，表现为乡村治理中的非正式制度权威对正式制度权威的替代。
从一定程度上讲，制度权威是一个客体性概念，它取决于乡村治理的多元主体对制度合法性的认同，也取决于制度的性质、动员能力、执行条件等综合性条件。具体分析，乡村治理中制度权威无法有效建构的主要原因如下：
（一）制度权威与乡村治理之间的内在紧张
制度权威的核心目标是保证制度安排的有效实施，以相对稳定的运行规则和程序来应对乡村治理中的复杂性、降低治理成本。但从实际运作的角度来看，乡村治理往往以问题解决为中心，要求以更加灵活和弹性的制度框架来应对多元反复的利益博弈、对话与协商：事实上，乡村治理的评估标准更多关注具体问题解决的可行性、有效性，尤其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这样运作逻辑下，制度的稳定性、封闭性特点与乡村治理所强调的适应性、灵活性无法有效兼容，形成二者之间的矛盾和紧张。
另一方面，制度权威是刚性的合法性象征，但是有效治理更强调合理性的调适。在现实的乡村治理中，制度的刚性程度越高，乡村治理的灵活性就会越少，其回应民众需求的有效治理程度就会越低，此时二者间的矛盾主要体现为制度权威约束下乡村治理的保守与呆板；而从有效治理的视角看，治理能力的增强意味着治理主体自由裁量权的增强，但由于治理的“灵活性”与治理过程中的制度“偏离”常常是同一现象的不同标签，在这个意义上，有效治理是以弱化权威体制的正式制度为代价的。[12]所以，无论是治理失效还是制度偏离，都会对制度权威的建构产生巨大的威胁。
（二）制度权威的碎片化
乡村治理中的制度权威碎片化是指由于权力分化、冲突缺乏协调和利益统一，导致制度相互分割、无法有效整合引发制度性的利益割裂，造成制度运行低效或目标偏离等低效治理现象。导致制度权威碎片化的原因有：
一是科层体制的影响。传统官僚体系是按照功能分化原则建立起来的，过于强调专业化分工及标准化工作流程。这不但造成了行政机关的本位主义，组织之间壁垒森严，而且由于缺乏利益协调与权责整合导致各行政部门出现条块分割和职能割裂。不同部门各有利益诉求，各有表达手段，围绕乡村治理出现众多的“文件打架”。另外，自上而下的制度贯彻也要要经过这些部门层层过滤。在不同层级的执行中，资源损失和效率损失不断放大，制度不断变形。[13]
二是我国的改革属于渐进式改革，问题驱动的特点较强，缺乏整体性治理的思路。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制度回应的滞后性，制度设计目标各异、前后不一。另外，这种“临时性”与“前瞻性不足”[14]的治理形成了彼此分割与独立的制度结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之间并没有实现无缝对接，城乡公共服务供给不均等，这在客观上导致了乡村社会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和利益取向的冲突，并进而导致乡村社会各主体选择行为的冲突，引发制度性的利益割裂。[15]
（三）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缺乏相容性
按照诺斯的界定，非正式制度是在人们长期的社会交往中自发形成、并被人们无意识接受的行为规范，主要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及风俗习惯等。[16]在我国传统的乡村社会文化生态中，个人权威以及各种习俗、惯例等非正式制度形式在社会管理中居于主导地位。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正式制度的权威依赖于它与非正式制度的兼容和协调程度。[17]但从我国乡村治理的制度环境来看，传统农业封闭保守的生产方式和家族伦理观念与正式制度权威所要求的产业化分工、开放经济以及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独立自觉意识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差距与矛盾。正式制度的运行机制与乡村治理的社会文化生态相互抵牾，导致正式制度无法通过嵌入非正式制度而发挥其积极作用，非正式制度也无法建立与正式制度的接续与转换，制度权威的建构受到很大限制。
需要注意的是，非正式制度并不都发挥积极的作用。其内含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与正式制度相互冲突会阻碍人们对正式制度的认同，增加正式制度的运行成本，从而成为弱化正式制度权威和作用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社会结构转型和体制转轨交叠的大背景下，经济利益的追逐放大了非正式制度的运作空间，而政府“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18]则在舍弃正式制度权威的组织化资源的同时，将乡土游戏规则等非正式制度的运用进行了消极的扩散。
（四）乡镇政府的自利行为选择
在乡村治理的结构体系中，乡镇政府作为行政阶梯序列中的基层政权组织，既是国家形象的代表，也是民众利益的最直接反应者。这种双重角色要求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构建起一套利益共享和责任互赖的制度联结体系：乡镇政府既要在科层组织体系中遵循制度规则以保障自上而下政策体系的严肃性和连续性，又要及时回应民众利益诉求、修改完善制度规则以获得更多民众的合法性支持。但是在实际的乡村治理体系中，乡镇政府基于理性自利人的角色发挥往往突破制度的限制与约束。特别是伴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行政权力下沉，乡镇政府不再只是科层体制末梢的政策贯彻者和执行者，而更多开始运用各种策略拓展自身的权力边界和利益空间。由于传统的科层组织制度是通过严密有序的制度贯彻建立和强化了对制度的认同，所以乡镇政府的自利角色调整使得制度对乡村社会的下渗失去了可以依托的载体，从而出现了制度权威弱化的现象。之后的税费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乡镇政府的权力运作空间，这虽然有助于其职能转变，但“被边缘化”的境遇也使其失去了回应民众利益诉求的动力和基础，制度供给链条在乡镇政府遇到梗阻。
乡镇政府的自利行为选择使其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脱离制度的限制、独立于外在的社会需求，成为现有治理体系中的悬浮角色，既不是中央的基层政府，也不是当地人民的基层政府。[19]乡镇政府角色的破坏割裂了制度供给与制度贯彻的链条，被置换成破坏制度权威的一个负面标杆。
（五）制度环境的约束
制度权威有赖于民众的广泛认同和遵守。所以，各种制度安排只有与乡村民众的利益诉求相契合，才能植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心理结构之中，才能被人们所接受和拥护。[20]但中国乡村是中国社会传统思维和行为规范积淀最为深厚的区域，长期较为封闭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使社会成员和社会治理主体对旧有的制度规则习以为常，对新情况、新问题熟视无睹，对新的制度规则缺乏研究、理解，在治理和被治理的过程中出现非规范。
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乡村传统的生活节奏受到冲击，人们开始重新建构对利益的追求。于是，凡事必经过理性计算，利益成了衡量事物价值的主要尺度。人们开始关注制度、政策、政府行为对自己利益的影响，对无利于自己的制度规定不再积极响应，也不再被动、简单地服从政府的决定。需要注意的是，利益多元化导致利益边界的不确定，人们经常根据利益的游移而允许不同的规则在乡村中被转换运用。由于利益纷争的真正目的在于利益而不是制度，它并不涉及制度权威的形成、转换，所以周而复始的利益纷争无法建立制度并防止下一次制度失灵的发生。在这种治理背景下，漠视制度权威的投机行为强化了乡村民众的行动逻辑，很难推进制度进步或者推行一套不同以往的治理规则。
三、乡村治理中的制度权威重构
我国乡村治理中的制度权威重构，既要遵循制度权威建设的一般要求，又要从实际出发寻求制度权威建设的有效路径。
（一）制度权威重构的基本原则
当代地方治理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形成开放、应对变化的治理制度和机制。[21]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乡村治理的权力中心转向法理化的基本制度安排，并不是意味着对乡村治理灵活性的否定和排斥，而是要将乡村治理问题纳入到法理化的制度框架之中，为日益增多的多元治理主体提供一种公平竞争、良性合作的新机制，防止和避免通过非制度化手段而获得公共权力与利益资源的行为。为实现此目标，未来乡村治理中重构制度权威需要遵循三个基本原则，即整体性原则、弹性原则和回应性原则。
所谓整体性原则，主要是指乡村治理的制度权威建构应该着眼于中国改革的全局和整体，通盘考虑治理体系和权力结构、不同政府层级和部门的职能分工与机构整合，在政治、经济、社会多个层面综合推进，避免乡村治理的单兵突进或者是乡村治理某个层面的孤立进行。也就是说，乡村治理是利益重新整合的过程，制度权威所涉及的运作环境、权责结构、组织机制等等必须相互配合，既要注重中国改革的实际，又要兼顾乡村的民情。
所谓弹性原则，是指制度权威建构要追求适应性和有效性来适应高度分化、复杂的乡村治理环境。具体说来，由于乡村治理环境变动不居，制度必须能够适应这一动态的变革过程，并在保持自身的开放性和适度刚性的基础上，根据权益诉求和政治生态的变化来进行动态的制度调整，以实现整个体系的适应性和稳定性。[22]由此可以看出，制度不是要固化乡村治理各主体的行动逻辑，而是为其行动提供标准和框架。制度权威的逐渐强大并不意味着乡村治理模式的趋同性和人们行为的简单重复；恰恰相反，制度权威在保证乡村治理基本价值的基础上往往会塑造和延续村庄间的多元状况。
所谓回应性原则，是指制度设计必须能够积极敏感地回应乡村治理的社会需求、化解社会冲突，使制度成为乡村民众所共享的价值理念。在很大程度度上，依据制度所负载的权力资源来加强对乡村治理的约束，形成的只是被动的强制性服从意识。所以制度“回应于环境的变革，将新的外部需要和价值判断渗透、渗入内部，实现适应性的变革发展”[23]，既是制度能被乡村民众广泛认同并获得价值的基本前提，也是实现民众对制度认同从工具理性权威到价值理性权威转变的核心要素。
（二）制度权威重构的路径设计
治理与制度的同构性使得制度权威与乡村治理结构的再造密不可分。制度权威是是多次认同效果的积加，所以制度权威的重构需要多层面的努力。具体看来，制度权威建构需要从以下方面进行：
1.整合政府职能，完善制度设计。制度权威以权力结构关系为基础，并影响乡村治理的进展、为建构整体型乡村治理，需要在权力结构的两个方向进行整合：一是横向的公共管理职能整合，要破除权力和资源配置的碎片化，建构无缝隙的整体性政府。由于乡村治理面临的问题具有整体性特点，所以建立共识是各部门朝着整体目标协调一致行动的前提。应该围绕转变政府职能这个核心，着力理顺部门职责关系，从中央政府的层面上继续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逐步建立科学合理、协调统一、分工明确、覆盖全面的管理制度体系，为增强乡村治理的制度化转型奠定权威基础。二是纵向的制度体系整合。中国的同情和传统治理模式决定了贯彻落实好顶层设计是中国乡村改革的基本前提。所以，增强乡村治理的制度权威首先要在顶层设计方面形成卓有成效、高效严格的制度规范，保证乡村治理的全局性、战略性、根本性的正式制度优先，避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投机行为，同时也要关注配套制度的设计和创新，整合与完善乡村治理制度的中层设计和底层设计。[24]
2.增加制度供给，整合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制度权威的建构要求增加能有效满足民众需求的制度供给。但中国乡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致使规则制定出现滞后性，即现在乡村治理一方面要“摸着石头过河”，另一方面又要受旧有规则的制约。这种陈旧规则与现实的矛盾在一定意义上会形成制度不遵从的状况，从而影响制度权威性的确立。为此，乡村治理中的地方政府组织需要加快制定各种制度规范，创新制度供给，用适应现实社会发展要求的新制度形式来规范组织和个人的社会行为。另外，制度供给中要注意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整合。乡村治理的实践表明，正式制度无法完全替代或者消除非正式制度的运行空间，必须要以正式制度的价值取向为引导，“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加强对非正式制度的吸收，将正式制度嵌入非正式制度的文化土壤之中并使之深度融合、落地生根，从而建立起在正式制度框架与约束范围内的相互支撑、相互补充的动态开放治理体系。[25]
3.多元民主参与，回应制度需求。乡村治理网络的形成意味着多元利益主体通过权力分享，获得了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和机会。多元利益主体的权利表达打破了政府对规则和政策制定的主导权，需要在利益博弈和积极互动中寻求政策共识。而且，制度以一种总体化的方式规定了社会关系网络中每一个具体角色的权利与义务要求。因此，合理、规范的制度必须来源于社会民众的持续同意。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适应乡村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治理制度，必须在承认各参与主体利益差别及其诉求合理性的基础上，建立开放的、促进公民权利和机会平等的民主参与制度和公共需求的有效表达机制。这种制度化框架内的开放讨论和平等参与，能够在制度设置不能平衡各方利益需求的情势下，传播一种平等、协商、理性讨论社会问题的价值观，有助于寻求共识、化解分歧、疏导情绪、减少非制度化行为的作用机会。另外，多元主体参与的理性商谈机制能够克服政府主导形成程序的局限性，并在真实反映民众利益和尊重其意愿的过程中培育制度权威坚实的社会基础。
4.明确政府定位，规范政府行为。作为社会行动的标杆和表率，政府行为规范与否对社会行为规范化至关重要。为此，需要厘清政府与社会关系，明确政府行为的规范化必须建立在其职能明确的基础之上。同时，也要在政府行为的程序性、公务人员行为的规范性方面严格要求，并且要提倡政府行为的社会监督，争取社会认可。作为乡村治理中的重要角色，乡镇政府的职能发挥与制度权威的建构之间具有极强的同构性。从制度结构安排的视角来看，乡镇政府功能的理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明确不同主体的治理价值和权能边界，促使乡镇政府回归公共服务的核心职能，以制度规范为前提释放乡村社会的治理空间；二是明确乡镇政府在政府体系中的职能定位。乡镇政府作为国家与社会互动链条的末梢，其角色冲突是村民自治和压力性体制两个治理背景的摩擦与冲突，折射出国家自身在处理乡村问题上的摇摆不定。[26]为此，必须从法律制度层面明确事权关系，理顺乡镇政府及其他组织权力分配关系、动力机制和利益结构，建构乡村治理协调整合的运行规则和激励机制；三是提升乡镇政府的治理能力。没有一个在制度上和能力上与治理结构相配套的乡镇政府组织体系，乡镇政府就不具备承担维护公共利益和自主管理地方公共事务的责任。所以，要根据乡镇政府的结构和功能是否符合乡村治理的客观要求，改组乡镇政府内部的组织和功能结构，有效组织乡村治理的运作。
5.增强服务保障，消除路径依赖。制度权威的保障还依赖于其运行所需的传统渊源和社会资本。目前，利益多元化使社会竞争加剧，出现“搭便车”的投机行为便不可避免。同时，社会矛盾又使社会竞争进一步加剧，反过来刺激制度失灵的投机行为。另一方面，制度变迁过程中会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即社会成员和社会治理主体对旧有的制度规则习以为常，对新情况、新问题熟视无睹，对新的制度规则缺乏研究、理解，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非规范。[27]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及其各项制度的存在造成了人们生活习惯、意识形态的“路径”适应，对这种制度权威的消除必然带来人们制度权威的“无意识”状态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加剧。当新制度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这种状态还会进一步发展。针对此问题，应该加快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促进乡村社会养老、医疗、教育、休闲等公共服务的发展，消除乡村社会成员基本社会生活忧虑，为社会成员规范行为提供坚实的基础和保障；还可以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手段，加快社会信誉制度在乡村的实施，为乡村治理的制度化建设提供规范行为的有力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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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onstructionofinstitutionalauthorityinRuralGovernance
LiSongyu
[abstract]Rulesandinstitutionsaretheoperatinglogicofruralgovernancesystemsandgovernancestructures.thereisaninternalconsistencybetweenruraleffectivegovernanceandinstitutionalauthority.theconstructionofinstitutionalauthorityisasystemizedsecurityofruralgovernanceinChina.itcanpromoteeffectiveintegrationofmultiplefactors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Butnow，therearemanydifficultiessuchassystemfailures，fragmentsandreplacementofinstitutionalauthorityintheprocessofruralgovernance.alloftheseproblemshaveprofoundreasonssuchastheinternaltensionsbetweenruralgovernanceandinstitutionalauthority，spatialandtemporalsegmentationofrules，lackofcompatibilitybetweendifferentsystemforms，andsoon.inordertoreconstructingtheinstitutionalauthority，weshouldfollowthemainprinciplesofintegrity，flexibilityandresponsiveness.Furthermore，promotingintegrationofgovernmentfunctions，increasingthesystemsupply，andstrengtheningserviceguaranteewillbethebasictacticsforeffectiveruralgovemance.
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篇7
此次全区城乡社区建设工作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贯彻落实全国、全省城乡社区建设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全区城乡社区建设工作经验，研究部署今后一段时期我区城乡社区建设工作。等一会，地区民政局局长同志将对全区社区建设工作进行具体的安排部署；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同志将从党建角度对推进城乡社区建设提出意见和要求，希望大家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下面，我讲三点意见。
一、充分认识推进城乡社区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开展城乡社区建设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共同体和人居的基本平台，同时也是各种利益关系的交会点、各种社会矛盾的集聚点和党在基层执政的支撑点。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动，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和流动人口涌入城乡社区，大量的城乡低保人口、下岗失业人员和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生活在城乡社区。进一步推进城乡社区建设、扩大社区服务，千方百计地保障社区居民的基本生活权益，满足普通居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为社区群众创造安全、整洁、舒适、方便、祥和的生活环境；扩大社区服务项目和服务面，拓展就业门路，为城乡低保人口、下岗失业人员和残疾人等增加就业和再就业机会；为残疾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提供更多人性化的服务，为他们排忧解难等等，正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
（二）开展城乡社区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区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仍较为突出。无论是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还是在收入分配方面，农村都严重滞后于城市，城乡二元化结构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逐步凸显。这些问题能否解决，直接影响“三农”问题的解决以及小康社会建设。开展城乡社区建设有利于强化城乡基础建设，促进城乡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有利于为群众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提高群众的生活质量和水平，调动群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加强农业发展基础，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三）开展城乡社区建设是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有效途径。在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农民群众的不懈努力下，全区广大农村建立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村（居）务公开为主要内容的村民自治制度，基本落实了村民的选举权、决策权、参与权、监督权和知情权，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肯定。但也要看到，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和各项改革措施的推进，村民自治组织承担的任务越来越多，难以充分发挥其社会自治功能，而且我区农村集体经济还十分薄弱，村级债务沉重，村级组织难以为村民提供有效的服务，对农民群众缺乏吸引力和凝聚力。在新形势下，如何通过一个有效的载体，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我管理的有效衔接，政府依法行政与村民依法自治的良性互动，成为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亟待研究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开展城乡社区建设，可以健全乡村自理机制，增强村级组织的服务功能，提升村级组织的管理水平，使社区在提高村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上发挥服务作用，在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上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在维护社会稳定、为群众创造安居乐业的良好环境上发挥促进作用，为扩大基层民主、完善村民自治找到新的有效途径。
二、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区城乡社区建设的主要任务
根据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总体目标，结合我区实际，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区城乡社区建设的主要任务是：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以服务群众为核心，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以创建示范活动为载体，建设一批组织体系建全，管理规范有序，基础设施配套，服务功能完善的现代城乡新型社区。
（一）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搭建城乡社区建设平台。近年来，全区实施“村村通”工程，交通、通讯、广电、教育、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有了较大的改善，但我区社区基础服务设施短缺、简陋的情况还很普遍，明显滞后于其他市州地。因此，要探索建立政府投入和社会投入相结合、无偿服务和有偿服务相结合、社会化和产业化相结合的城乡社区社会事业投入和发展机制，引导更多的资金投向城乡社区基础设施领域，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从城市来看，加快社区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四方面的内容：一是社区居委会办公用房建设。目前我区有办公用房的社区不到三分之一，有办公用房的面积也达不到要求，还不能适应开展社区服务的需要。因此，各县市区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切实加快社区办公用房建设步伐。二是社区服务设施建设。目前国家正在实施社区服务设施项目，一方面我们要积极争取国家发改委的国债资金和国家民政部的福利公益金的更多支持，另一方面各县市区也要安排相应的资金配套，力争在“十二五”期末在毕节市6个街道办事处和8个县（区）政府（管委会）所在地建成社区服务中心，135个社区居委会全部建有社区服务站。三是社区养老机构建设。目前，社会逐步趋于老龄化，因此，加快社区养老机构建设是当务之急，我们要借鉴区外乃至省外的成功经验，大力发展居家养老服务，努力做到“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四是要积极创造条件，加快社区信息化建设，提高社区基础设施和服务的现代化水平。
在农村，要大力整合资源，逐步建设为村民提供公共服务、便民利民服务的场所。要结合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建立健全农村社区服务场所；要结合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乡镇综合文化站和村文化室工程、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农家书屋等项目，建立健全农村社区文化设施；要结合农村义务教育、村级卫生室、农村警务室、邮政、社会福利事业建设等项目，建立健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要结合农村安全饮水工程、乡村公路、农村能源、农村清洁工程、农村危房改造等建设项目，解决农民群众饮水、行路、能源、教育、垃圾处理、污水处理、房屋安全、环境绿化等方面的困难，不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二）强服务、保民生，不断提高社区居民生活水平。一是大力推进以就业、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治安、医疗卫生、计划生育、文化、教育、体育为主要内容的公共服务覆盖面，促进社区居民“就业难”、“上学难”、“看病难”等民生问题的解决。要积极创新服务方式，改进服务作风，倡导“开放式办公、一站式服务”，努力为社区居民提供方便快捷的优质服务。二是动员驻城乡社区的机关、部队、学校和企事业单位发挥各自资源优势，共驻共建，做到资源共享，为社区居民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加强社区志愿者队伍建设，以低收入人群、老年人、残疾人、优抚对象和农村“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为重点，大力开展城乡社区志愿服务、互助服务，发展慈善事业，不断提高城乡社会保障水平。三是鼓励各类组织、企业和个人兴办城乡社区服务业，构筑安全、方便、就近、舒适的强身健体圈、文娱活动圈、生活服务圈。四是规范城镇社区物业管理活动，促进物业服务企业为广大业主提供质价相符的服务。
（三）完善城乡社区管理，不断提高基层治理水平。一是积极推进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尤其要做好“难点村”治理工作。“难点村”的治理，时间紧，任务重，各县市区、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明确责任，密切配合，切实加快“难点村”治理步伐。二是健全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城乡社区组织体系。全区第八届村（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即将启动，各县（市、区）要做深做细做实选举各个环节工作，发挥好村（居）两委在社区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同时，要努力发挥驻社区单位、群团组织和民间组织、物业管理机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社区管理中的积极作用。三是积极推进城乡基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社区管理与社区服务中明确政府及政府部门的职责，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属于政府职责范围的要实行“权随责走、费随事转”，不能给社区自治组织增加负担，避免自治组织行政化倾向。县、乡、村三级要建立健全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和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在管理中体现服务，在服务中实施管理。要健全社情民意收集机制，及时准确地掌握社区居民的呼声和驻区单位的意愿，有效防控和化解社会矛盾。四是坚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制。逐步建立以社区民警为主导，以群防群治队伍为补充，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社区防范机制和防控网络，全面提升城乡社区安全防范水平。
（四）加强城乡社区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提高为群众服务的能力。一是加强城乡社区干部队伍思想政治建设。扎实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城乡社区干部头脑。二是加强城乡社区干部队伍能力建设。不断提高他们执行政策的能力、推动科学发展的能力、服务群众的能力、依法办事的能力、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三是加强城乡社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引导社区干部端正对居民群众的态度，摆正同居民群众的关系，增进同居民群众的感情，努力学习掌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好居民群众工作的方法和本领。同时，县、乡两级要推动落实社区干部的补贴、养老、医疗、工伤保险等待遇，解决其后顾之忧，调动和保护其工作积极性。
三、切实加强领导，为城乡社区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一）加强领导，健全体制机制。地区城乡社区建设工作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要重心下移，主动参与城乡社区建设，切实对加强城乡社区建设工作的指导。各县市区要把城乡社区建设工作作为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加强领导，形成党委、政府统一领导、民政部门组织协调、有关部门齐抓共管、全社会积极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二）充分发挥城乡基层组织的主体作用。各县市区要进一步加强村（居）委会、村（居）民小组、村（居）务公开监督小组、村（居）民民主理财小组、村（居）民代表会议等自治组织建设，大力培育和发展城乡社区社会组织，通过各种形式把基层群众组织起来，促进城乡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同时，要积极组织社会志愿者和公益性社会组织到农村社区举办各种实业，积极培育和壮大专业社会工作者队伍，逐步使专业社会工作者成为参与城乡社区建设的重要力量。
（三）拓宽筹资渠道，加大资金投入。各县市区要按照建设服务型政府、完善公共财政体系的要求，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把城乡社区建设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并形成自然增长机制，为城乡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社区组织运转、社区服务拓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要以县为单位，整合各部门投向农村的资金，按照农村社区建设总体规划统一用于发展农村社区，避免重复建设和资金分流，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要安排一定比例的福利公积金、体育公益金，用于城乡社区福利设施和体育场所建设。要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制定实施优惠扶持政策，推动城乡社区建设投资多元化和筹资渠道多样化。
（四）改革创新，激发社区建设生机活力。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对社区建设工作的调查研究，以创新精神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以点带面，整体推进社区建设。要科学谋划，把握工作节奏，对基础较差的社区，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对基础较好的社区，要提档次，上水平，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特别要在把握重点、攻克难关上下功夫。黔西县作为全区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县，要认真搞好试点，为全区提供成功的经验和可供借鉴的样板。各县市区要及时培育、借鉴和推广社区建设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充分发挥典型在社区建设中的激励和导向作用，不断打造社区建设新品牌，推出社区建设新亮点、新特色。
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篇8
关键词：乡村治理农民政治参与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乡村治理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乡（村）政权合作化、“政社合一”的发展阶段、和“乡政村治”阶段的发展。回顾我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运用不同的乡村治理模式，具有一定必然性，我们需要在分析历史的发展历程中，研究经验教训为现阶段转型期的乡村社会提供理论契机。
第一个阶段：建国初期乡（村）政权合作化的治理模式。为了巩固新兴政权，1950年颁布的乡(行政村)组织通则规定，乡与行政村为地方基层政权机关，1954年宪法和委员会组织法当中规定“乡政权是农村基层政权,是国家政权的有机组成部分”。乡政府和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是乡一级权力机关，村长有乡政府或者党委委派任命。由于建国初期这一政权的性质，农业生产的经济体制模式是农业合作化，从农业生产互助组到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发展到高级农业合作社等，这些合作组织统一行政领导，由国家政府生产合作指令。
这一时期国家通过法律法规确定了我国基层政权的组织形式，顺利完成土地改革，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提高了农村薄弱的经济基础，由过去乡绅劣绅统治为主，到建国后用法律形式正式保证了农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并将农民纳入国家政治体系之中，这对于长期生活在封建社会受“皇权”思想熏化、毫无权利可言的农民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第二个阶段：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一”乡村治理模式。1958年,农村人民公社取代了乡（村）建制治理模式。1958年《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规定:“实行政社合一,乡党委就是社党委,乡人民委员会就是社务委员会。”[1]1958年《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规定:“人民公社应当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制度。管理区一般是分片管理工农商学兵，生产队是组织劳动的基本单位。”简单来说，就是人民公社既是国家基层政权机关，又是国家的基层经济发展机构等。乡村社会的组织形式是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个层次。生产、生活资料统一发放。人民公社时期，国家将权力渗透到乡村社会最基层，对农村社会的动员以及整合能力得到空前的增强。
人民公社化“政社合一”时期，国家通过权力的下沉，极大了提高了调动农村社会的能力。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给予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帮助，国家集中有限资源优先发展国家工业；调动、整合农民，兴修一批水利工程，这对于国家农业的长期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由于这一局面，平均分配的模式也极大的打击了农民积极性，限制了农民的流动和发展个体经济。由于各种行政命令、调动等方式，都是由国家由上到下单一传达，农民只能被动接受，这就阻碍了农民个体的民主政治意识的发展。党政不分，乡村治理，都是由党内一把手领导，农民长期缺乏主体话语权利，这也是导致我国农民阶层民主意识缺乏的一个历史原因。总之，这一时期各种隐形或者显性的基础政权与农民的矛盾，都加剧一种新的治理模式的产生。
第三个阶段：乡政村治时期村民自治的治理模式。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经济基础的改变推动上层建筑的改革，1983年，《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要求实行政社分开,乡以下机构实行村民自治，并且村民可以根据生产的需要建立经济组织。1982年宪法确定了村民委员会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地位。1988年开始实行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法定形式确立农村社会基础群众的政治权利，并以此作为我国乡村治理的基本政策。这一时期将乡镇政府作为国家的基层行政机构，村一级组织为自治组织，两者是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
虽然随着“乡政村治”治理模式的发展，国家在基层政权建设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农民参政议政流于形式、寻租等现象的发生，都对我国基层政治建设提出了严峻的问题，但是，国家也在积极解决问题，比如：取消农业税，以及国家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任务，各个乡镇的基层群众也在发挥创造才能积极推动村民自治的完善，各种选举形式、各种政治参与方式也在不断创新等等，都在新时期解决乡村治理当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的方式，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农民政治参与意识的提高，地方政府服务水平的加强，“乡政村治”也将在推动我国农村现代化的道路中不断发展和完善。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乡村治理模式这一形式的发展，彻底改变了过去我国行政命令式自上而下传达的治理模式，国家权力上收，充分发展农村社会的民主政治意识、发挥农民参与政治的智慧。国家不仅在法律层面确定了农民自治、民主管理、监督、决策等，而且充分尊重农民政治参与的创造性，比如海选、差额选举等选举方式的产生，成立各种经济组织发展生产。当然，现阶段农民成为乡村治理的主体还有一定差距，农民合理、迅速的政治诉求的表达机制还没有完善，只要坚定对乡村社会的改革，完善村委会自治制度、逐步提高农民政治权利，必将对我国政治现代化的发展稳定提供足够的支持。
参考文献：
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篇9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清末乡村社会的政治特征主要是，以代表皇权的保甲制度为载体，以体现族权的宗族组织为基础，以绅权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乡村自治政治。
关键词
乡村自治，保甲制、宗族、士绅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关清末乡村社会政治特征的主要观点有三个，即皇权政治、乡绅政治和宗族政治。“皇权政治”认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从来都是在封建王朝的科举制度、官僚体系以及正统思想的控制之下，乡村组织和地方精英只是国家政权的附属，皇权控制清末乡村社会的一切。“乡绅政治”认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存在着国家、士绅和村庄三方面的三角结构。在清末国家没有完全渗入自然村，各村庄是相对封闭的，村庄内各阶层中最上和最下层与外界关系较多，国家对村庄的联系是通过乡保进行的，而乡保是国家与士绅之间的缓冲器，各村庄是由士绅形成乡村领袖管理的。“宗族政治”则认为，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主要在宗族统治控制下，国家只不过是个放大的宗族组织。
应该说，这些观点都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清末乡村社会的政治特征。但是，如果根据这些特征来描述乡村社会的政治模型，则有以偏代全之嫌。因为，清末乡村社会的政治特征应该是，以代表皇权的保甲制度为载体，以体现族权的宗族组织为基础，以拥有绅权的士绅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乡村自治政治。
一、保甲制度：乡村自治的载体
清末的保甲制度作为国家控制乡村社会的制度安排，是与官治体制相区别的自治体制。
中国传统社会自废封建建立郡县制以来，国家行政权力一般只到县一级，皇权止于县政，县以下建立的正式组织是保甲制度。但各朝各代设立保甲制度的目的并不一样，“在同之政主于教，齐之政主于兵，秦之政主于刑，汉之政主于捕盗，魏晋主于户籍，隋主于检查，唐主于组织，宋始正其名，初主以卫，终乃并以杂役，元则主于乡政，明则主于役民，清则主于制民，且于历朝所用之术，莫不备使。”清代康熙四十七年，清圣祖玄烨下诏曰：“弭盗良法，无如保甲，宜仿古法而用以变通。一州一县城关若干户，四乡村落若干户，户给印信纸牌一张，书写姓名、丁男口数于上。出则注明所往，入则稽其所来。面生可疑之人，非盘诘的确，不许容留。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若村庄人少不及数，即就其少数编之。无事递相稽查，有事互相救应。”自此以后，保甲制作为基层政权形式而通令划一，凡保甲之法，“十户为牌，立牌长，十牌为甲，立甲长，十甲为保，立保长。”而“居民皆有版籍，南方以者以图，北以里社，皆乡贯也。”
那么，为什么说，清代的保甲制度是一种乡村自治体制呢？
地方自治就是“一地方之人，在一地方区域以内，依国家法律所规定，本地方公共之意志，处理一地方公共之事务。”也就是说，地方自治主要的规定性在于，以地方之人、按地方之意、治地方之事。清代的保甲制基本上是这样一种制度规则。
第一，保甲制明文规定，保甲组织的执事人员须是本地域内的居民。
清代对保甲组织执事人员的资格标准和选任办法均有明确规定。乾隆二十二年《户部则例》通令规定，保甲长由“士民公举诚实、识字及有身家者，报官点充。”保正甲长牌头，向例由各地域范围内之居民，公举德才识兼备及家道富有者，呈地方官任之。事实上，清代的保正甲长牌头及更高一级的“团总”均为当地人士。清《刑部条例》规定，保正甲长牌头选正直老练之人任之，若豪横之徒，藉不正名义贪利者，当该长官，严为取缔，并饬其退职从严处罚。
第二，地方之意通过公举执事人员和乡老议事来体现。
在中国封建官僚政治下，官员一般都是由朝廷任命，他们的升降都操纵在皇帝或其上级手中。而乡里组织的领袖都“直接从乡里百姓中选任，按职责分类规定选任标准。”清《户部则例》规定，牌长、甲长和保正“限年更代，以均劳逸。”其中，牌长甲长三年更代，保长一年更代，其产生的方式是选举和推荐，但却必须报县级政府备案。
第三，保甲制的职能具有地域性。
保甲制度的管理职能是“什伍其民，条分缕析，令皆归于约会长，凡讼狱、师徒、户口、田数、徭役，一皆缘此而起。”其中，维护社会治安，各代保甲均以维护地方统治秩序、严密防范和镇压民众反抗即“弭盗安民”为首要。催办钱粮赋税，清收赋税，强调自封投柜和官收官解的原则，但乡里组织仍负有协征的义务和追索滞纳者的权责。1908年颁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规定，地方自治以专办地方公益事宜，辅佐官治为主。这些公益事业主要是本地之学务、卫生、道路工程、农工商事务、慈善、公共营业等地方社会福利事业。
二、宗族组织：乡村自治的基础
清末的保甲制度是与宗族组织联系在一起的，宗族组织是国家实施乡村自治的基础。
费正清认为：中国家庭是自成一体的小天地，是个微型的邦国。社会单元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家庭才是当地政治生活中负责的成分。从社会角度来看，村子里的中国人直到最近主要还是按家族制组织起来的，其次才组成同一地区的邻里社会。孙中山也指出，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的团结力非常大，往往因为保护宗族起见，宁肯牺牲身家性命。”正因为这样，封建国家对于宗族组织的合法性是承认的，并力图发挥其在乡村治理上的作用。事实上，宗族制度正是清代乡村自治制度的基础。这主要表现在，保甲制度与宗族制度息息相关，互为依存。
第一，保甲制度最小也是最直接的构成单位是家庭，宗族组织是保甲制度发挥作用的基础。
保甲组织是以一定地域为联系的户的组合。由于中国乡村社会的自然村大都是宗亲的生活聚集地，保甲的“户”具有非常明显的地域性。定居人户的保、甲两级编制通常与自然村聚落或地理区划相结合。如果从职能方面来看，宗族组织与保甲组织在维护社会治定、教化族人、兴办社会公益事业方面有许多相同之处。许多宗族的族规的基本内容就是：宣传敦人伦、崇孝悌，以正纲常；“安分睦族”；无犯国法；完粮纳税。这些族规具有封建法律的强制性。所谓，王者以一人治天下，则有纪纲，君子以一身教家人，则有家训。
但是，保甲组织不能等同于宗族组织。乡村自治也不能完全等同于宗族自治。村是以地域为基础的，而保甲则在在一定区划内的户为基础的。杜赞奇根据对华北农村的研究得的结论也证明了这一观点，保甲或里甲的划分与设想中的十进位制并不完全符合，而且到了清末，“牌”、“十家”等划分渐渐以宗族为基础。具体表现为：一牌不一定非得10户组成；牌中往往包括居住并不相邻但却同属一族的人家。
第二，保甲组织领袖与宗族组织之间存在十分紧密的联系。
宗族制是按家长制原则组织起来的。族长被视为宗子，为一族之尊。为“子姓视效所关，宗族家务所系”，掌管全族事务，对不守家法、违悖教训者，随其轻重处罚。一般农村，大多数系属集族而居，其族长不特具全村之行政权，凡涉于民间诉讼安件及族中私事，亦有处决之权。族权在明代后期业已形成，至清则更进一步强化，终于与封建政权配合，起着基层政权的作用。族权是由族长、房长、祠堂、族田（义田）、族谱联结而成。族长、房长则是族权的人格化和集中体现。”族长一般由族中行辈最高而又年长有“德行”者为之。“由全族择廉能公正、人望素孚者，公举充任。”“族中殷实廉能者任之”。“以族中有科名者掌之。”“族中各房立房长，管理本务，由族长、族正择年长公正明白为本房素所敬服者任之。
乡里组织领袖有时是由宗族族长等人充任，而乡里制度的领导权也被宗族势力操纵和掌握。那些有名望、有地位、有钱有势者才有资格才容易充任乡里组织领袖，而作为一族之长的族长最有可能成为里组织领袖。所以，如果族长愿意，他们极有可能一身二任，既任族长又是乡里组织领袖，从而成为乡里社会权力的核心人物。另外，即使乡里组织领袖不是由族长担任，往往也受其控制，至少受宗族势力的影响。这就使这两者如同一对孪生兄弟，在许多方面具有相关性、相似性及其相同性，二者表现出较强的亲和力。
三、士绅：乡村自治的纽带
在清末的乡村管理体制中，土绅使乡村权力体系中的行政权和自治权融为一体。
一般者认为，中国传统社会里很早就分化出两种人，这就是士绅与农民。组织农业社区的份子大多数是在田地里直接生产的农民，而士绅却是主要依赖地租为生的少数知识地主或退隐官吏。士绅与农民代表两种不同的经济基础，生活程度与知识水准，他们是上与下，富与贫，高贵与卑微的分野，在传统的社会结构里，具有声望的人物不是农民而是少数的士绅。费孝通先生就认为，士绅是封建解体，大一统的专制皇权确立之后，中国传统社会所特具的一种人物。
事实上，士绅是中国传统社会自科举制以来产生的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他们具有人们所公认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特权以及各种权力，并有着特殊的生活方式，同时承担了若干社会职责。他们视自己家乡的福利增进和利益保护为己任。在政府官员面前，他们代表了本地的利益。他们承担了诸如公益活动、排解纠纷、兴修公共工程，有时还有组织团练和征税等许多事务。他们在文化上的领袖作用包括弘扬儒学社会所有的价值观念以及这些观念的物质表现，诸如维护寺院、学校和贡院等。但是，士绅的这些事或许可称为“半官方”的，因为士绅代政而行事，但又不是政府的人。士绅仍然是一个社会集团，在自愿的基础上行事。这些以士绅为主体的地方精英是国家和地方政治衔接的桥梁，作为地方领袖，他们与政府结成联盟，在本地承担许多职责，他们担任官员与当地百姓之间的中介，就地方事务出谋划策，同时在官吏面前又代表了地方利益。在正常情况下，政府和士绅的主要利益是一致的，并且为保持社会的轮子运转和维持现状，他们相互合作。但是当他们的利益相悖时，士绅则会批评，甚至反对和抵制官府的行政，不过并不对中央政府造成严重威胁。但是，从总的来说，士绅是清末乡村自治政治的重要纽带。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士绅是保甲制度发挥作用的纽带。
在中国传统社会，存在着国家、士绅和村庄三方面的三角结构。作为官府在乡里社会的延伸，乡里制度是以士绅为其与民联系之桥梁。就是说，没有乡绅这些乡里精英作为纽带，乡里组织领袖是很难与民联系和沟通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乡绅直接充当乡里组织领袖；其二，他们作为乡里组织领袖的“背景”发生作用，即支持得力者，反对以至更换不得力者。
“对于整个权力结构来说，如果以县以下为界限的话，皇权与绅权一向是分工合作的。分工的方式相当于税制中的承包制，士绅在往昔似乎是整个权力结构中基层地方上的一个承包者或是受委托的者，负责办理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义务履行的事务，酌量各地情形拟订一个负责的标准，士绅即负责经手交纳，政府在经常的情形下照例不得另加干涉或多所勒索。”“在通常情况下，地方官到任以后的第一件事，是拜访士绅，联欢士绅，要求地方士绅的支持。历史上有许多例子指出，地方官巴结不好士绅，往往被士绅们合伙告掉，或者经由同乡京官用弹劾的方式把他罢免或调职。官僚是和士绅共治地方的。绅权由官权的合作而相得益彰。”
第二，士绅对地方自治性事务发挥着作用。
绅权是一种地方威权，所谓地方威权是对于一个地方社区人民的领导权力，这社区好比一个县或一个村落，能够领导一个县的我们可以叫县绅，领导一个乡或一个村落的可以叫做乡绅。绅权是区域性的，区域性的意义是指出士绅的领导地痊有一定范围的界限，虽然范围有大有小。一个士绅离开了他所在的社区，不会对别人的生活发生影响，便无从发生控制别人的权力。一个士绅，他领导推行地方的自治公务，只要他不利用特权，侵夺公产，而真能用之于公，做些有益地方的工作，他就可以获得公正士绅的美名，得到农民的赞仰与拥护。然而，一个士绅地主若只注意稳固自己的既得利益，他就与全社区的农民站在冲突的地位。这样的士绅攫握了地方的威权，他可以不必考虑农民的利益，而只顾及个人或者士绅阶层的利益，这就是劣绅。而且，如果政府的权力的兵威不及，它不能达到县以下的村落，也就是不能实际控制基层社区。为了地方的利益，士绅还可以发挥反对的力量，对于政府委托的某种公务可以不加理睬，或者对于政府差人施以苛暴。
但是，士绅是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其资格和作用，以及参与政治的方式和途径都由国家法律严格规定，尽管在某些地方，士绅的基本上控制了乡村的主要政治资源，我们还是不能将中国传统的乡村政治描绘成为士绅统治。
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篇10
关键词：基层组织 连带式制衡 乡土社会 权利义务观
一、问题的提出
基层政治的性质和乡村治理的逻辑是理解当下乡村秩序何以形成和变迁的关键，也是理解中国独特的国家治理模式的关键。学界对此的关注无一例外地都以非正式或半正式的治理实践作为分析对象(吕德文，2009)，并构成了两种对其截然不同的评判态度。在强调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学者看来，中国乡村治理充满了非正式的治理技术，尚未实现制度化治理，这是现代公民社会建立的障碍之一，是需要改造的领域。因此，一些学者认为，现代公共规则的建立才是基层政权的建设方向，制度化的治理才是理想的公民社会的治理实践(张静，2007；吴毅，2007)。而强调“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形态的学者认为，非正式与半正式的治理实践承载了诸多历史的和地方的智慧，有其相应的地方性知识作为基础来达成村庄的秩序，即杜赞奇(2003)指称的“权力的文化网络”。李怀印(2008)认为，中国传统存在实用主义的治理理念，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是国家权威和村民共同体的需求下产生的内生性制度安排，这种“实体治理”可以达到官民两便的治理效果。黄宗智(2008)则进一步指出，中国自晚清以来一直延续的半正式行政组织和半正式的治理实践是一种集权的简约治理模式，这种模式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广泛存在并具有特定意义。
对于半正式和非正式的治理实践的评判，在宏观上把握中国的治理转型不无启示，但作为“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样态，半正式和非正式的治理实践则是一种既定的事实并将持续存在。但“半正式”和“非正式”这样的归纳尚是一种模糊的描述性概念，如何在微观上把握“半正式”和“非正式”治理的内涵、运作机制及其相应的社会基础和价值基础，进而把握基层治理的转型方向则是关键。在微观研究中，孙立平等运用“过程一事件”法动态分析了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现象中的策略性行动(孙立平、郭于华，2000)。“过程一事件”分析彰显了基层组织权力运作中行动的策略性内涵，问题是：基层组织权力的非正式运作仅仅是一种策略吗?事实上，它已构成中国乡村治理的常态化的治理方式，将其作为一种策略则掩盖了权力运作背后深刻的社会结构。换言之，对于基层组织权力的半正式运作的内在机制及其相应的社会基础和价值基础并未得到进一步的揭示。
本文选取“村级组织”作为论述和考察半正式治理实践的权力主体的原因在于：基层治理主要发生在村域内，村级组织既作为国家权力的末梢，又是地方社会的自治单位。因此，村级组织既要直面村庄中分散的农户并完成自上而下的国家任务，又要直面乡土社会，维持地方社会的基本秩序。换言之，村级组织在国家整个权力体系中的位置构成了基层组织权力运作的部分外部条件和外部压力，已有学者从“目标管理责任制”人手，分别从“压力型体制”(荣敬本等，1998)和“激励体系”(张汝立，2003；edin，2004)等角度作了探讨；还有学者认为，目标管理责任制以构建目标体系和实施考评奖惩作为其运作核心，在权威体系内部和国家与社会之间构建出一整套以“责任一利益连带”为主要特征的制度性联结关系，进而对基层政权的运行和地方社会的治理等产生了一系列重要而复杂的影响(王汉生、王一鸽，2009)。但是，在这种结构性的权力位置下所塑造的“压力型体制”、“激励机制”和“责任一利益连带”的制度联结对于科层化的乡镇一级的政府机关组织运作有较大的影响，却不能完全左右具有很大自治性的村级治理。无论是完成国家任务，还是维持地方秩序，村组干部与村民的互动模式及其互动结果才是构成基层治理实践的基本样态，半正式治理实践中村级组织权力的运作根植于乡土社会。因此，笔者将村级组织所处的权力结构位置作为半正式治理实践的部分背景，并将在具体的案例中论述其对某些治理实践的影响；同时，着眼于呈现半正式或非正式治理实践所具有的普遍性特征，揭示基层组织在乡土社会中实然的运作机制，进而探究这种权力运作机制背后的社会基础和价值基础。
本文的个案研究运用到多个区域的材料，所有资料均来自笔者于2009－2011年在全国多个省市农村200余天的实地调研，主要以参与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获得。除了本文呈现的6个案例，调查中所有的经验材料事实上都构成了笔者的灵感来源和分析基础，这些相关案例背后所揭示的关于村级治理的特征与基层权力运作的机制也基本相似。为此，笔者对类似案例不再赘述，而是以其所呈现的基层治理特征将其分为三类，每类选二个，其他一些案例则作补充简述。本文案例的主题包括了治理实践中的机会分配、公共品供给、政治动员和纠纷矛盾解决等等，但所有这些内容的呈现并非是对具体内容的研究，而是围绕基层组织的权力运作这一根本性主题，展现和分析半正式和非正式的基层治理的具体机制。
二、基层治理中的三重连带特征和内涵
在基层治理的诸多现象中，基层组织权力的半正式或非正式运作是中国乡村治理中的一种常态，并且占据了基层治理实践的绝大部分。而在基层组织与村民的互动中，依赖各种关系的交错连带与捆绑，主要表现为利益连带、情感连带和责任连带，保证了权力意志的实施和乡村秩序的平衡。
(一)利益连带
利益诱导是基层治理中最为常用和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即将村级组织可以赋予村民的一些权利和利益与村庄治理的各种要求、目标勾连起来，以引导并制约村民遵守村庄中的各种规范，履行村民对村集体和国家的各种义务，如果村民不遵守治理要求中的规范，就可能面临无法得到村级组织所能给予他的权利和利益。这种利益既包括一般村民可以享受的普惠性权利和利益，如村民获得村级组织给予的各种服务和上级给予的普惠性物质报酬，还包括对于一些特殊群体的权利和利益，如低保等。在这一权利义务关系模式中，某一特定权益的享有往往并不源于其相应义务的履行，而是以完成其他一些义务为前提，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案例察看。
案例1 2010年5－6月，河南省扶沟县C村准备建立一个约1000亩的蔬菜基地，为了方便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需
要从村民那里出租一块集中的土地。村级组织一则通过向不种田的农户出租土地，二则对于那些不愿意出租还想种地的农民采用调整地块的方式来处理。然而，调整地块在国家政策规定土地30年不变的情况下，显得举步维艰。为此，村级组织只好私下承诺，偷偷将村中的低保名额给予那些原先不愿意调地的村民，最终才促成了土地的调整。在调查中了解到，低保成为治理手段在扶沟县各个村都较为普遍。
案例2湖北省公安县B村自2010年起，由干部协商、村民代表讨论制定了一个村规民约，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拖欠村庄中税费的必须上缴一定比例的费用才能在集体中开设证明，所拖欠的共同生产费、一事一议费用等必须交清才能开设证明。这项村规民约出台后，每年化解了B村尾欠2－3万元。虽然从政策上来说，开设证明与上缴尾欠并没有必然关系，但这项由村民协商的村规民约却受到了大多数老百姓的欢迎。“这当然可以设卡，老百姓不能只享受国家政策的好处，占集体的便宜，却老是钻政策的空子，不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而且这样才是公平的，不然就是老实人吃亏”。而那些尾欠户中的绝大多数人也表示理解，他们也坦言，“平时不交尾欠，主要是一种相互攀比的思想，有一个统一的规定，对于所有人来说就是公平的”。
可见，案例1将低保作为治理手段，与土地调整关联在一起，案例2则是将开设证明与上缴一定的税费尾欠款、共同生产费和一事一议费等作为条件。事实上，基层组织采取低保、开证明设卡等利益连带方式的例子不胜枚举，这种治理方式可以说是基层组织较为强力的手段，解决了治理中面临的诸多困境，对村民起到了引导、动员和强制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村民对于集体在权利和义务上的总体平衡。公安县B村的例子就是一个典型，开设证明与上缴尾欠并无必然性，甚至国家政策规定暂时将尾欠锁定，但这项村规民约的出台却得到了当地大多数老百姓的认可，并认为这是一种公平。在他们眼里，这是一种理所应当的制衡，不然就是只钻国家政策的空而不履行相应的义务。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在具体内容上的设卡机制虽不规范，但村规民约的出台不仅是村干部之间的协商，而且经过了所有村民代表的讨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村规民约在村域内的合理性才获得认可；同时，村级组织的权力运作也获得了授权的合法性，这无疑是对现代公共规则的吸收，是一种有效的政治动员。有学者在对乡村民约的考察中也发现，村规民约体现的村庄治权对于基层组织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的国家授权地位，还在于它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甚至在某种情况下具有排他性的管辖机构，使其除了执行国家法令之外，在乡村局部范围内，往往还有在长期实践中被承认(默认)的相当部分的“司法”和“立法”权力(张静，1999)。另外，对于其中采用的一些利益连带的具体内容值得商榷。以低保作为治理的手段倘若处理不当，容易引起村民的不满，甚至导致村民上访，使得村级组织陷入政治和道义合法性的困境之中。因为低保政策和国家的各种惠农政策不仅具有很强的政治意涵，而且具有浓厚的道德色彩。然而，近年来在全国大多数农村的调研发现，基层组织都将低保作为治理手段，恰恰彰显了税费改革后基层治理面临的诸多困境(郭亮，2009；刘燕舞，2008)，这是由于税费改革及其相应的乡村配套改革弱化了乡村治权(李昌平，2009；申端锋，2009)。但这并不否定利益连带治理方式在基层治理中的实效性，它有助于完成一些上级下达的任务，诸如河南扶沟C村需要完成1000多亩蔬菜基地建立的目标，同时又遭遇到了农户在土地调整中的不配合甚至刁难，其中也彰显了村级组织所遭遇的外在压力，即难为却又不得不为。重要的是，在农民的权利义务观尚未充分发育的情况下，利益连带式制衡恰恰是国家治理转型过程中维系农民权利义务观平衡的必要手段，对于推进国家政权建设具有过渡性意义。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利益连带的治理方式应该区分哪些利益可以作为连带治理的资源，哪些利益则是不可碰触的，而大多数群众的认同和接受度应该作为这一评判的标准，这就需要运用诸如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进行公议之类的现代公共规则，来保证基层组织权力运作的合法性。
(二)情感连带
情感连带指乡村干部在基层工作中，动用各种私人关系，将亲情、友情、人情和面子等日常生活原则引入正式权力的行使过程中，以实现基层组织的治理目标。孙立平等展现的华北地区定购粮的征收过程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乡村干部将诸如人情、面子、常理等日常生活原则和民间观念充分地引入，舍硬求软的地实现国家的政策目标(孙立平、郭于华，2000)。笔者调查中也遇到大量的类似案例，以下两位村支部书记的治村感言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
案例3
在山东潍坊D村，已经当了30多年村干部的于支书讲述了他的治村方法，“人缘是第一重要，先要在自己的家族中有人缘，他们毕竟是自己当选和以后工作最为坚实的群众基础。对于自己家族这一部分人，要尽可能在符合国家政策的范围内给他们一定的方便，这样在你的工作中他们就会支持你，尤其是在遇到最难的工作时，能够理解你。比如，以前的税费征收和计划生育工作一直是基层工作的两大难点，我们就必须将自己的亲戚和朋友的工作先做通，才可能去做其他村民的工作，不然别人反问你一句：你自已的亲戚怎么就不收，我们就哑口无言了。家族之外，就是要多交朋友，朋友多了做事情也就方便了，人总是要讲感情的，要给面子的”。
案例4 在辽宁凤城X村，不管哪家村民家里办酒席，村里的曹支书都得登门送礼，曹书记每年的人情往来消费要3万余元。他说，“村里老百姓办事，当支书的不去一是不好意思，二是为了以后遇到事情了好说话，与老百姓有来有往以后，你去做他的工作时，他不支持多少都会觉得不好意思。人都是讲感情的动物，在农村做工作更是要讲究感情，不能太生硬，不然别人会说你没有人情味。”事实上，老百姓也是一样，村干部家中办事，往往也门庭若市，他们许多人也是主动通过与村干部有人情往来，期待能够在以后需要村干部帮忙时，能更好地说上话。
可见，人缘、人情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性，它往往是基层工作开展的铺垫，从熟悉中得到信任。正如费孝通所说，“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费孝通，2007:10)。乡村社会是一张纵横交织的人情网，基层组织的权力不可能完全脱离其外独立运作，而且必须要讲感情、讲人情、讲面子，人情成为了干群之间的纽带。许多地方基层组织中的权力行使者也没有逃避这种情感关系纽带，而是主动建构关系，实现个人关系的公共伸展，将硬权力软化为浓厚的人情味。这意味着公共关系一方面依靠个人交往而扩展，另一方面，工作关系的配合程度依赖个人关系的程度而变化(张静，2007)。这种情感连带的治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干群双方的互惠和交换，其中可能夹杂着不同类型的资源和利益交换，但其性质绝非是纯粹的工具性关系。尤其是向中部和东北这些历史较短的地缘性村落中，人情更
成为一种“内部化机制”，将外人纳入“自己人的认同”，这种人情之间交换结算的实质内容就并非仅仅是货币，更是面子(宋丽娜，2009；陈锋，2011a)。在乡土熟人社会中，情感在许多时候比利益更能在治理中发挥作用，如果处理不好，反而会引发干群关系矛盾的激化，形成“气”的对峙i。这种“气”在乡土传统中是一个具有较大弹性的范畴，它往往构成中国人在人情社会中摆脱生活困境、追求社会尊严和实现道德人格的社会行动的根本促动力(应星，2011)。值得注意的是，情感连带在基层治理中更多的只是一种治理手段，是实现基层治理目标的催化剂，并不能代替根本性的政治原则，情感和权力实现过于紧密的联结，构成诸如家族与权力结盟，使得村庄权力结构的固化，从而影响村级治理的公平性和资源分配。这样的情感连带虽然加深了权力行使者和部分村民的情感关系，却造成了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私人化。如此一来，情感连带也就导致治理手段与目标的替换。有学者也指出，人情在一定环境下有正面作用，但也使得担任公职者可能利用公共资源为“亲友熟人”谋取利益，进而发生与现代公共规则的冲突。但也正如笔者论证的那样，这是由于深厚传统历史文化造成的，人情机制只可能是随着高度流动和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冲击而逐步瓦解(钱建平，2009)。也就是说，当下的乡村治理尚无法脱嵌于无处不在的人情网络，情感连带在调解社会关系和维持村庄秩序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责任连带
责任连带指基层组织对村民的各项工作中负有全局的连带责任，若其中一项事务没有做好，很可能就会成为村民配合村组干部完成村级治理目标的谈判条件。也就是说，在村庄场域里，村民认可的不是纯粹的“就事论事”规则，而是“就事论诸事”，这典型地表现在基层组织需要向村民收取一些款项时，村民会拿种种村干部未处理好的事情作为筹码。正如老百姓常说的，“不是不交钱，而是很多时候他们没把老百姓的事办好。我们不在这个时候提要求，平时他们就可能总是推脱”。下面的案例十分典型地说明了这点。
案例5 2011年5月，湖北公安县B村面临较为严重的旱情，村民的棉花、秧苗都下不了田，天上不下雨，村民只能希望村干部能够想办法从其他地方引水过来以解决灌溉问题。此时也正值油菜收割的季节，同时是村民上缴共同生产费、一事一议等费用2的时候。在调查中，村民直接说，“如果今年村干部不给我们解决水的问题，今年的这些费用我们肯定不会交，义务工也没有人会出”。村里的几个干部也深知这一点，B村的彭书记告诉我们，“我们不解决水的问题，今年的钱收不上来，那接下来一年的工作也就根本没法开展”。所以，村组干部都非常尽责地抗旱，一方面通过向镇里请求协调从其他村庄调水，并组织人员清理水渠；另一方面积极从上级争取资金购买水泵等。在他们的努力下，最终旱情对老百姓的影响并不明显。在5月底村民小组长收钱时，许多村民都主动上缴。
案例6 2009年10月，浙江东部e村正在实施新农村建设，并且在先前以部分小产权房建设作为启动资金。在征地时，有一个农户陈新坚决不同意，并且还发动了几个群众充当钉子户，自己还参与了旨在阻碍村干部推动新农村建设的规划，联合上访告发村委会建立小产权房违法。陈新之所以成为村干部的反对者，起因于他认为2005年的一次纠纷调解中的不公。2005年，陈新的小组集资在山上建了一个水沟，用水泥浇注，此事由当时的组长周中负责，但工程完工后质量有些问题。陈新发现后跑到周中家里指责他做事不地道，但周中说，“你有什么发言权?”陈新一气之下就用榔头把沟里的水泥敲掉了。村委会得知后认为陈新的做法不妥，应该对毁坏进行赔偿。陈新不服，他认为自己为公事出气，却没有得到公正处理，村干部明显护着周中，双方发生了激烈口角。
案例5呈现的是农民以村组干部解决旱情问题、保证农田水利的通畅，作为上交共同生产费、一事一议等费用的条件，他们认为村干部在各项事务中负有连带责任，并且在反制中起到了积极效果，争取到了村民应该享受的一些权利和利益。事实上，这在税费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在税费时期，基层组织为了完成国家所下达的税收任务，必须调动农民、必须与农民打交道、要求农民与自己保持行为上的一致，即要农民出工、出钱、缴纳税费，因此，也就必须与农民建立某种利害相关的责任关系，与农民站在一条线上，正面回应农民的某些需求，从而树立了乡村干部的治责(杨华、王会，2011)。而取消农业税后，不再向农民征收税费和要求出工，使得大多数农村的这一责任连带的链条断裂，基层组织就更可能出现不作为的现象，农民对村集体的义务关系和村干部对农民的责任关系均在弱化。案例6中，农户因为一起村干部处理纠纷的不公，导致后续几年给村干部的工作处处设障。村干部对于纠纷调解一处的不公，引发农民对于村干部的“气”，进而以上访户和钉子户的形式对村级组织日后工作顺利开展进行阻挠，责任连带的效应在时空二维上都构成对基层治理的影响。与利益连带和情感连带不同的是，基层组织中的权力行使者在责任连带中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是村民对村干部的一种反制，使得村干部在权力行使中提出要求与应履行的职责相勾连，形成权责总体平衡。因此，责任连带使得基层组织必须嵌入村庄的社会事务中去。当然，基层组织若要在责任连带中化为主动地位，则要谨记责任连带可能带来的连环效应，自觉树立其治责，进而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地响应和解决村民提出的各种合理诉求，反之，则会为未来基层工作的开展埋下隐患。可见，与许多学者所期待通过一些公开、民主参与的方式进行对村干部的监督、约束不同，农民在实践中更多是形成了以责任连带的手段来实现弱者对村级组织的一些不负责、不公平行为的反制。这种责任连带的反制虽然未必在法理上获得合法性，在村域内却具有道义上的合理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半正式或非正式的治理实践中呈现的利益连带、情感连带和责任连带的特征，在基层组织的实际运作中，往往交错连结，即农村工作中所谓的“做工作”。在一般情况下，村级组织与村民的互动首先会以情感纽带作为基础，勤跑腿、磨嘴皮子，甚至动员治理对象的相关亲戚朋友对其进行劝说；而当情感、面子等手段在治理中失效的时候，村干部会采取利益连带的方式进行“摆平”，乡村治理中呈现了既讲情感又讲利益的治理形态。而在这种互动中，老百姓并非处于纯被动状态，他们与村干部的互动也摆脱不了情感连带的因素，以争取自己的一些资源和权利，但由于村民所掌握的关于村干部切身利益和资源很少，因此，对村干部以利益连带的方式较难实现，通常地，却可以牢牢抓住村干部对于村民的诸多责任进行连带和反制。笔者将这种运作机制归结为“连带式制衡”，即村组干部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将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资源统筹配置、捆绑连带，主要通过利益、情感等连带方式来规制村民，完成其治理目标，而村民同样也将其需要履行的各种义务与应该享受的各项权利捆绑连带，主要以责任连带的方式对村组
干部实行反制。治理中这种双向的连带关系达成了干群之间权利义务的总体平衡，保证了乡村社会秩序的形成。
三、连带式制衡的社会基础和价值基础
半正式和非正式的治理实践是中国传统乡村治理的常态，随着国家权力下渗的强度与乡村社会性质在近年来发生的深刻变化，“连带式制衡”作为当下半正式或非正式治理实践的内核机制，既是对传统治理手段的继承和延续，又在新时期下发生了一定变化。在上文的诸多案例中可见，非正式的权力运作中的连带式制衡所倚重的治理资源和老百姓所借用的制衡手段在不同时期发生了变化，例如，传统时期主要倚重情感连带的“礼治”，而在当下“权力的文化网络”遭遇破坏之后，带有部分“强制性”的利益连带成为较为常用和有效的手段，但这并没有改变权力运作中“连带”的内在本质。因此，我们需要回到社会学的结构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解释路径去探寻行动的生成，即要找到“连带式制衡”所依托的社会基础和价值基础。
(一)不规则的乡土社会
费孝通(2007)在《乡土中国》中为我们描摹了传统乡村社会的图景，乡土本色、差序格局、私德、家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血缘等乡土社会的关键词构成了乡土秩序的内核，进而构成了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的“双轨政治”。而一个世纪以来，乡土社会在遭遇了革命洗礼、市场侵蚀之后发生了巨变，杜赞奇意义上的权力的文化网络遭到了极大破坏，有学者用“结构混乱”(董磊明，2008)来形容乡村社会的蜕变，道出了中国乡村社会变迁中一些村庄的真实形态，但因区域的文化差异，有乱有不乱，其程度有所不同，从而构成了不同的“农民的行动与认同单位”(贺雪峰，2009)。对于这种既非传统又非现代的乡村社会特征，欧阳静(2009)将其归结为“非程式化”。也就是说，当前农村越来越呈现出多元与复杂和不规则的形态。它既非是建立在传统礼治秩序基础上的乡土社会，也非建立在现代公共规则之上的公民社会，但兼具两种社会形态中的某些特征，是一种不规则的乡土社会。当然，“非程式化”、“不规则”都是在现代生活的话语关照下对农村生活的一种概括，这并不意味着农村生活是毫无逻辑，由一连串不关联的事件叠加而成的(欧阳静，2009)。事实上，村庄社会中的生活、交往、行为自成一体且自圆自治的(杨华，2008)。当前农村的秩序构造既是不规则的，也是规则的多元化，主要表现为原来较为稳定的乡土社会结构开始出现了原子化、离散化的状态，但是，传统社会中的社会关系构造模式及其礼俗规范依然部分残留于当下的农村社会中，无形指引着农民生活化和非正式化的行动逻辑。同时，现代社会中的各项法律、政策和制度等新公共规则对乡村社会的逐步渗透，也对农村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规范起着一定的形塑作用，一些新的公共规则也成为乡土社会中农民价值认同和行动规范的来源之一。正是两者之间的合力和张力，构造了当前乡土社会不规则和多元化的特征，使得基层治理单纯依靠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中的任何一种都会失效，而是需要将两者有效地结合和平衡。
具体来说，乡土社会的不规则和多元化，主要由三个原因导致。第一，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迁，主要表现在大多数村庄的宗族、家族的结构正在逐步松散，农民日益呈现出原子化的趋势，农村社会正在逐步从“熟人社会”走向“半熟人社会”(贺雪峰，2003)，这使得原有的秩序规则只发挥了部分作用。具体表现在，村级治理中，村干部自身首先依托于一个家族，如案例3中的于支书指出，首先要在家族中有人缘，家族这一结构性的力量成为了他最为稳定的群众基础。由于乡村社会是不同于城市社区一样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在村庄中讲情面是一种基本的生活规则，基层组织的权力运作也不例外。虽然说公事公办，但在实际运作中又转化为一种熟人之间的交涉，呈现了一种日常化、生活化特征，而非科层化、职能化特征。在村庄治理中仍然需要动员乡村社会中的人情、面子等作为情感连带的手段，才能促成工作的完成。不过，正如上文指出，情感连带只是一种催化剂作用，它不能代替根本的政治原则，还在于情感连带在一些情况下的失效。典型表现在日益原子化的村庄中，不得罪的逻辑越加盛行，多数人的沉默消解了村庄中的公共舆论，村庄中的公共性也在逐步消解。如此，村庄中的情面、舆论对于村民的规制能力已大大减弱，这种情况下，就不能仅仅讲情感的软约束，还需要其他手段的强制约。
第二，农民群体出现了分化，农民的利益诉求产生了较大的差异。在城市化的背景下，农民的流动加强，农民群体在职业类型、收入、居住模式上都发生了分化，随之而来的是农民的利益诉求也产生了巨大差异，使得基层治理需要面对异质化的农民群体和随之产生的极其复杂的情况。例如，在村庄的公共品供给中，组织与合作常常陷入困境，收取公益事业费和筹集义务工更是难中之难，因为在村的与不在村的、种田的与不种田的、经济好的与经济差的村民往往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还有混混、钉子户等介入其中，使得多数村庄都遭遇“议不起来的一事一议”的困境。面对这种环境，“礼治”手段的有效性减弱，不仅失去了集体化时期的高度组织化的手段，还失去了税费时期村级组织所拥有的诸如“三提五统”、“土地调整”的治理资源，多数村级组织只能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统筹其手中的治理资源进行连带治理，呈现一种低规范化又低组织化的状态。正是如此，利益连带作为基层组织和农民之间的关联纽带，因为直接关系每个人的得失而更为奏效，成为基层组织权力运作中有意无意的惯用手段。
第三，随着国家政权建设中一些现代制度的引入和建设，乡土秩序的构造规则出现多元化与可选择性。苏力(1996:2011)呈现了法律移植遭遇地方性知识之后的尴尬与困境，朱晓阳(2007)也用“法律的语言混乱”(格尔茨，1983)来代指现代司法制度与乡土社会的种种不适，这些研究都揭示出了乡土社会中地方性的特征和本土资源的价值，对我们不无启示。然而，虽然苏力(1996:13)已提出要重视“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形成新的习惯和传统”，这些研究对于乡土社会的变迁关注还是不够，以法律为代表的现代制度在农村社会的实践在某些层面构成了与地方性知识的冲突，但同时也出现了基于自身需要的“迎法下乡”，“地方规范也不断地援引国家法律作为助力，这表明法律已经未必是造成混乱的力量，它还有可能是维持秩序的力量”(董磊明：2008:203)。因此，当下的乡村社会既有对传统乡土规则的利用，也有对现代公共规则的吸收，两者之间既存在张力又存在互补。乡土规则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一直是基层组织最为有效的“土方法”，也是村级组织在无法脱离乡土社会这一根本性社会基础条件下，必须将正式权力嵌入地方社会中的一种选择，否则就无法完成基本的治理目标。而经历了几十年以来的国家政权建设以及市场经济的冲击，当前乡土社会的基础也在发生一系列的变化，使得传统的乡土规则在某些层面无力对村民进行规制，来达成乡村社会秩序的平衡。而随着现代法律对农民的不断塑
造，村民自治、民主参与方式的不断强化也逐步成为乡村治理的一个重要手段，尤其是成为了村级组织权力运作的一种合法性来源。因此，基层组织在乡村发生剧烈变动时期，也就会对传统乡土规则和现代公共规则进行选择性利用，从而维持乡土社会的基本秩序。反之，村民也是在这一社会转型期，既保留着对传统乡土规则的部分认可，也在学习、利用现代公共规则争取和维护其利益。有学者在华北乡村的考察也表明，村民在规则认同方面，有别于西方的区分性结构，他们将公共关系规则和私人关系规则混合使用，其特点是既可以通过公共关系谋取个人利益，也可以通过私人关系追求公共目标(张静，2005)。
乡土社会的不规则决定了当下基层权力运作中实行“连带式制衡”的社会基础；而现代科层制产生于发达的工商业社会，其运作的社会基础是以城市生活为基础的“公民社会”，以及以公共规则为基础的法理型权威(韦伯，1997)。正如杨念群(2001:188)指出的那样，“与城市中的社会生活相比，农村社会中的程式化和模式化程度是很低的，缺少一成不变的正式程序和正式规则。在许多情况下，即使存在这样的程序和规则，也不会真正起作用。相反，对一些重要而敏感问题的解决，往往要采取非正式的方式或随机处理的弹性手段”。同时，在这种连带式制衡中，村民也可以通过“责任连带”实现弱者的反制，来实现自己的合理要求。可见，基层权力的半正式实践中“连带”的运作机制，并非仅仅是一种策略，而是与其相对应的社会基础所契合，最终得以实现基层政权的“嵌入式治理”(陈锋，2011b)。
(二)捆绑式的权利义务观
在国家政权建设的讨论中，一些学者聚焦于权力的行使与渗透，另一些学者则关注权力的制衡。权力的扩张与制衡无疑是“国家政权建设”规范内涵的两个方面。在后者看来，“表面上看去，国家政权建设是国家各级机构的建立和延伸，因而它往往意味着国家权力向社会各类组织扩张，即向从前不曾是国家负责的领域要求管辖权。然其更为实质的内容是，国家自身角色性质的改变，以及它同一系列重要社会单位、个体行动者关系的改变(张静，2007:315)”。在这个意义上，国家政权建设的根本在于现代公共规则的建立，而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又是构成现代公共规则的核心。问题是，中国人对于权利与义务的理解与现代公民社会中权利义务观念是否一致?连带式制衡中的核心内容之一在于基层组织将村民的各项权利与义务进行捆绑，村民也将自己应尽的义务与基层组织所应给予的各项权利进行连带。而在现代社会的公共规则中，这些连带中的权利和义务本身并没有直接关系，因而呈现了诸多的不规范和非正式。这就需要我们理解中国农民的权利义务观到底是什么，这种认识也构成了我们理解“连带式制衡”运作的价值基础。
裴宜理就权利与义务观的中西文化差异做过专门研究，他指出，中国人的权利观并不像西方社会那样将抗议诉求集中在抽象的公民权之上，其抗争的目标往往聚焦于具体的权利要求。中国的权利概念往往跟政治共同体的道德义务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公民”一词――就字面而言是“公共性的个人”其“隐含的意义是政治共同体中集体性的成员资格，而非一种相对于国家而言对个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的诉求”(裴宜理，2008)。史蒂芬(Stephen，2002)在对从宋代新儒家开始的中国人人权概念的哲学起源和含义的细致研究中，也极具说服力地表明“中国的权利话语并不是企图模仿西方经典的未完成品……它来源于中国人自身的概念和考量，有其一贯的历史传统……中国有丰富且独特的权利话语”。权利义务观的中西差异构成了我们理解中国政治的重要视角，它提醒我们不可在“公民社会”的话语下掩盖中国人关于权利与义务的真实内涵，由此产生的治理规则也可能所有差异。
事实上，权利义务观念的中西差异直接影响了权利义务关系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的差异，案例2中通过设卡来制约农户尾欠的各种费用便是一个典型表现。且不说尾欠的税费已被中央明令禁止收取，暂时冻结这项村规民约本身就与中央的相关政策相悖，而把开设各种证明与收取各种尾欠费用相关联在法律上和政策上亦不具有合法效力。然而，这一村规民约从制定到实施，并没有人提出太大异议，执行效果也很好，得到了大多数农民的认可，并被认为这才是公平。这样的村规民约并不是湖北公安B村的特例，在笔者调查的邻近的4个村中都有着类似规定。事实上，在全国的诸多农村，开证明设卡是基层组织较为常用的手段。B村的村干部之所以倡议并制定这个村规民约，显然是基层组织应对拖欠各种费用的钉子户困境时的一种无奈而又有效的举措，是一种非暴力的软强制。否则，“钉子户”逻辑会使税费拖欠从点到面扩散，而基层组织既无法完全按照主流文化压制边缘人的方式进行，也无法完全按照依法治理的方式进行，而只能依赖更多复杂的治理技术(吕德文，2009)。这样，有的村民因为老实自觉上缴，有的村民则因为狡猾而得以拖欠，村庄中弥散着一种不公平的氛围，一些原来的老实人也逐步演变为随大流的钉子户，这给基层进一步开展工作大大增加了难度。那么，主要问题是这项不具有政策和法律上合法性的村规民约能够执行，重要的在于村民的认可和支持，否则仅是一纸空文，甚至可能招致村民的反抗。然而，在普通的村民看来，“这当然可以设卡”，不加思索的回答恰恰反映了村民并没有意识到其权利在设卡中遭到了侵犯，而是“不能只享受国家政策的好处，占集体的便宜，却老是钻国家政策的空子……这才是公平的”。可见，村民的权利义务观念，并不是职能化的一一对应，而是将各种权利和义务之间捆绑连带，其蕴含的是一种多项权利义务的交叉连带后的总体平衡，并在相互比较中体现公平，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捆绑式的权利义务观”。这种捆绑式的权利义务观归结为三个特征：一是强调实用性，即村干部和村民采取将各种可能并不直接相关的权利义务捆绑连带，目的在于实现基层组织具体的治理目标或者村民的实际需求；二是强调总体性，即中国农民的权利义务观并非是现代法意义上的明确的、单向化的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其各项权利与义务之间对应的界限较为模糊，且可以勾连捆绑，以实现权利与义务在总量上的相对平衡；三是强调公平性，权利义务的连带虽然在很多时候不具法律和政策的合法效力，但却具有公平的道德效力，正是如此，使得基层组织的连带式制衡获得了认可并得以执行。
综上所述，中国农民的权利义务观是一种“捆绑式的权利义务观”，构成了“连带式制衡”运作的价值基础。马克思曾说，“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两者的辩证关系显而易见，但其关联形式却是可以多样化的。当然，我们在承认权利义务观有中西文化根本差异的同时，并不否认法律下乡背景下对中国农民的权利义务观产生的影响，甚至在中国农村乡土社会的基础条件遭遇逐步瓦解以后，农民的法理型的“权利义务观”反而可能逐步建立，进而实现渐进融合。但是，正如裴宜理(2008)的提醒，“应该警惕在别的文化和政治语境中‘权利讨论’
具有的不同的起源与变化着的含义，而不是想当然地认为在当代中国‘权利’这一标签相近于盎格鲁一撒克逊的天赋人权或市民社会的观念，或者单在这之上提出自由主义式的对强大国家权力的批评”。
四、结论与讨论
半正式或非正式的治理实践一直是中国基层社会较为常态的治理模式，学者对此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评判态度，即在宏观上把握中国的治理转型不无启示，而在微观上，半正式和非正式这样的归纳尚是一种模糊的描述，并没有明确其治理的内涵、运作机制和相应的社会基础和价值基础。而“过程一事件”分析呈现的基层组织权力运作中行动的策略性内涵，仅仅将其作为一种策略，掩盖了权力运作背后深刻的社会基础和价值基础。
本文分析了近年来在全国多地农村调研所获的经验材料后发现，乡村治理中，村组干部将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资源统筹配置、捆绑连带，通过利益、情感等连带方式来规制村民，完成其治理目标，而村民同样也将其需要履行的各种义务与应该享受的各项权利捆绑连带，主要以责任连带的方式对村组干部实行反制，笔者将这种基层组织权力的运作机制归结为“连带式制衡”。正是治理中这种双向的连带关系达成了干群之间权利义务的总体平衡，保证了乡村社会秩序的形成。总体来说，这种实用性的治理方式，与西方社会相比，呈现了一种低规范化状态，而与集体化时代相比，则是一种低组织化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