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与债务纠纷篇1
与公力救济相比，私力救济的功能或其特点有：
第一，形成竞争、替代补充、弥补局限。竞争有助于公力救济改进，替代补充可节约国家资源，缓解司法压力，及时有效调节社会关系。私力救济还能一定程度弥补公力救济功能的局限。如公力救济被动、滞后难以及时有效保障权利，基于正义和效率的要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自助行为等私力救济逐渐法制化，成为法律许可的私力救济；国家能力和资源有限，各国司法政策普遍诱导当事人自行和平解决纠纷，有时对某种强力也视而不见或保持克制；对司法拒之门外的冲突，私力救济是一条排解渠道；因公力救济局限产生的不公，私人可自行矫正；特定情形下私力救济更能吸收不满强化服从。
对没有反映利用者需要的国家法律制度，人们将做出反应：挫败的土耳其人将弃之不顾，黎巴嫩人会巧妙应对，加纳人将详尽阐述，赞比亚人会实施私力救济-而感到接近法律和司法受阻的美国人亦将如此。在犹太人地区，此种事例比比皆是：无法接近司法且大量的私力救济。私力救济倾向会激励替代性方式的设计……23
第二，解决纠纷、维护秩序。私力救济可能令复杂纠纷简单化，也可能令简单纠纷复杂化，如导致“民转刑”。公力救济也可能导致冲突扩大，“由于纠纷常扩及家族、村庄及行会，因此诉讼经常导致争执者与其各自家庭之间多年怨恨关系的产生。”24尽管诉讼有使纠纷一刀两断之功能，但相比私力救济，更侧重片断、局部、法律上的争议解决，离彻底解决纠纷更远些。在许多人看来，私力救济会导致暴力横行。但陈鸿强十多年收债，从纠纷解决、暴力使用、债务人是否诉诸公权力或报复等情况来看，都不存在冲突激化或影响秩序的问题。他只是代表债权人与债务人交涉，虽偶尔展示身体的权力，但更多诉诸“借钱还债、天经地义”的规范，对方强硬便“敌进我退”，债务人则倾向于合作。这类行动经反复博弈事实上生长出一定的潜规则：当收债人出现时，债务人通常并不细致算计彼此每一步行动，而还债或至少部分归还，从而导向自发的和平与秩序。私力救济尽管可能形成秩序，但多为私人无意识行动的客观后果，许多情形也可能走向国家目标的反面。私力救济可能形成习惯和规则，最终作为一种法律外力量影响法律规则形成和司法过程，但其主要方面体现为无规则。
依其功能，私力救济在特定情形下更可能被选择、更容易生长、或与纠纷类型有一定关联：
1.有些纠纷可诉诸公力救济，但难以排除私力救济，因为私力救济功能与特定纠纷存在某种自然的暗合。如不便通过公开程序解决的隐私等纠纷，或许可纳入公力救济框架，但即便诉诸司法也不一定能获切实救济。首先，公力救济在民事诉讼中通常采取损害赔偿方式，而情感纠葛决非简单的利益之争。刑事诉讼中国家取代私人成为原告，虽可能对违法者施以刑罚制裁，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令受害人边缘化，受害人没有适当诉讼地位参与程序，对受害人无赔偿或赔偿不足。二是此类纠纷强调当事人主体性的张扬，即便已诉诸公力救济仍难平息不满，而酝酿着冲突反复，在公力救济后一些人仍寻求私力救济，甚至报复法官。三是诉诸公力救济有时可能因程序“暴力”使受害者进一步被伤害。如强奸案受害人报案、鉴定、调查、出庭等环节都可能痛苦万分，以至有受害人称在法庭再次被公开强奸。
2.非司法纠纷。许多纠纷不在公力救济范围内，何种社会冲突可纳入司法轨道成为可司法事项，是国家考虑对社会冲突进行司法评价必要性和可能性而确定的实体法问题。大陆法诉讼理论发展了一套诉的利益学说，来解释民事纠纷需通过司法予以救济之必要性和实效性。英美法形成了有关主体资格（standing）、可司法性（justifiability）、案件时机成熟（ripeness）、诉由消失事项（mootness）等概念和理论，来解释争议提交司法处理的适当性与必要性。法院审判范围总体呈扩张趋势，但关在法院门外的纠纷除不了了之外，仍需解决，私力救济的作用不可忽视。
3.公力救济无法有效解决或难以施展效能的纠纷。前者如债务人耍赖、隐匿，法院即便判决也无法执行，而通过私力救济可能保障权利。后者如小额、简单纠纷，公力救济优势难以发挥，成本高、周期长、程序复杂的缺陷突出，故这些纠纷寻求私力救济的相对更多，大额、复杂案件更多诉诸法院。
4.迫不得已而私力救济。在法院拒绝裁判、用尽公力救济仍无法保障权利、27公力救济与正义冲突、对公力救济的信任危机、公权力侵犯私权等情形下，当事人可能以私力自行主持正义。这是一种非到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救济，可称作底线救济。
5.在国家法与习惯法边界，私力救济容易生长。国家法有时不保护当事人依习惯法享有的权利，国家法上的权利有时在习惯法看来也不存在，这些都可能导致私力救济。前者如，丈夫发现妻子通奸依习惯法有权当场将奸夫痛打一顿（当然不是重伤）；后者如，法律规定妇女有带产改嫁权利，但在不少农村地区行不通，即便如此判决，也可能引起男方家族暴力抗法或报复女方。
五、市场观察
私力救济还是公力救济，人们有时并无太多选择自由。环境牵制人的行动，各种因素影响人的动机。如法律垄断纠纷解决会限制人们自由选择，道德诱导、舆论压力会导向正统的司法机制，法律神圣的观念对行为者存在“政治正确”的引力，市场供求和竞争关系对纠纷解决的选择自由构成天然屏障。这一问题在此简化为：民间收债是否构成一个自由市场？
民间收债市场是一个非公开、不完全的地下市场。收债人不可能像法院那样开门营业，供求双方缺乏信息沟通平台，信息不透明不充分不对称，交易达成有赖熟人机制，当事人若不置身于分布有收债人的熟人网络中，通常不可能获取相关信息并选择。收债人获取业务基本上来自朋友介绍，而收债成功率高、信誉好也会反过来促进朋友网络和业务扩张。这种机制为收债人提供的业务虽不多，但通常足够，故他也缺乏拓展业务的动机。国家管制使民间收债运作表现为小规模、私人化、非公开。
这种机制导致民间收债的同业竞争不太明显，各人依托自身资源“自扫门前雪”。民间收债与法院的竞争在法院看来也无关紧要，原因一是纠纷尤其民事纠纷属私人之事，国家和法院无切身利益，无论谁解决与其皆无利害关系；二是国家、法院和法官基本上没有追求案件数量的动机；三是国家鼓励替代方式的运用，尽管法律禁止民间收债，但既然法院案件堆积，收债客观上就有利于法院减负；四是法院作为最终裁判者，在与收债人竞争中占压倒性优势，谁也不会介意无威胁的对手。
六、人性、文化、社会及其他解释
为什么私力救济，不仅基于经济利益，它还可能是面对纠纷条件反射式的即时反应，纯粹源于人性冲动。私力救济与生物自保和报复本能密切相关，贴近自然和人性。公力救济须抑制人性冲动，但报复仍可视为司法制度构建的基础。梅因、霍姆斯、波斯纳等认为，复仇是法律的起源。尽管法律缝隙中隐隐透出报复的气息，但“仅仅出现一个作为符号的公权力并不足以自动且完全消除那种产生报复冲动的生物性本能，人们放弃个人报复或复仇仅仅因为诉诸公权力有可能能更为安全、更为便利、更为有效地满足自己的报复本能。”28自保和报复在生物界广泛存在，人类受侵犯时本能会激发抗争，这是生存竞争的基本需要。报复本能有多种解释。弗洛伊德把人的行为解释成内驱力不断寻求释放的结果；洛伦茨提出，人与其他动物一样有攻击行为的普遍本能，这种内驱力须以某种方式释放；弗罗姆悲叹，人受控于一种独一无二的死亡本能，并常导致病态的攻击行为。威尔逊批判道：
人类的攻击性既不能说成是天使的瑕疵，也不能说成是动物本能。它也不是恶劣环境的病态产物。人类有一种强烈的本能，面对外部威胁，他们会因仇恨而做出丧失理智的反应，其敌对情绪会逐渐升级，终于战胜外来威胁，以确保自身安全。29
现代科技进一步将私力救济本能与基因联系起来：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实际上只是有利基因的保存复制、不利基因衰亡的基因竞争。
寻求私力救济也有“厌讼”文化方面的原因。陈鸿强收债表明，有人选择私力救济主要是因不愿打官司。对熟人的纠纷，陈往往充当调解人；对陌生人，他仍注重沟通和听取他方陈述30.调解人的中立性是相对的，应一方请求找对方后又以中间人身份调处纠纷的情形比比皆是，陈追债有时与民间调解相仿，甚至接近东方的“诉”之观念。31
选择私力救济或公力救济，与纠纷的社会结构相关。谁控告谁？谁处理纠纷？谁与纠纷相关？谁是当事人可能的支持者？这些人的社会性质构成案件的社会结构，32包括纠纷关系人的社会距离、社会地位等。社会距离指当事人之间、或与收债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紧密程度，如纠纷发生前当事人双方是否相识，关系如何，纠纷结束后是否希望关系持续；收债人介入纠纷前与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否相识，是否希望关系持续等。就陈鸿强收债而言，双方当事人关系通常不太紧密，基本未形成长期合作关系。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距离影响到纠纷是否发生、是诉诸法律还是寻求私人解决。33在介入纠纷前，收债人与债权人可能是朋友，但更可能是朋友的朋友；收债人面对的债务人多为陌生人，这有助于增加威慑；若其相识，收债就可能变为调解。社会地位，指纠纷当事人或收债人的背景、特征、相互之间地位对比即平等程度、以及在社会分层中所处位置，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状况。布莱克主张，纠纷双方社会地位与法律量有直接关系。34本文调查证实，债权人在社会地位、财力、背景等方面多比不上债务人。个人如处边缘，更可能诉诸私力救济。债权人中外地人尤其湖南、四川、江西人较多，他们在当地处弱势，易成为拖欠对象。
为什么私力救济，还因其切实有效。陈鸿强收债和解终结占70%以上，还多次落实了法院难以执行的判决。为什么收债人介入后，债务人倾向于合作？主要原因是，债务人不了解收债人行动策略，传媒将收债人描述为暴力和野蛮，大大提升了其威慑力。陈也配合默契，虚张声势实施威慑：扮成黑道形象，暗示江湖身份，摆出强硬派头，适时展示暴力等。其实他只是利用“暴力阴影”之“虎威”实施“狐狸”般的威慑，而对方因信息不对称无法知悉他“纸老虎”的本质。而债权人通过法院与债务人博弈反不利于债权人，因为公力救济施加的惩罚可置信度小，债务人违约预期成本低。私力救济行之有效还来自富于效率的私人执法模式。35
人们之所以选择民间收债或私力救济，也源于国家一定程度的放任。国家禁止民间收债一是怕出问题，二怕权威受挑战。而只要迅速化解纠纷不出“问题”，国家事实上不会了解相关信息。纵然稍稍涉及暴力，在一定范围内国家也会默认，因为它有收益，如收债不耗费国家资源，却为其“摆平”许多纠纷。而许多收债人也与国家的态度遥相呼应，陈收债便如同一幕戏剧表演，直觉引导他与幕后的国家配合默契。国家事实上为民间收债确定了边界：不得采取组织形式和暴力等非法手段。陈恰是在这一边界上轻盈行走的“艺术家”，他累积了与国家之“猫”游戏的高超艺术。他的行动只有出现“问题”，才可能进入猫的视野，由于这只大“猫”要防范的“老鼠”太多，故“问题”还须足够重大。国家与社会达成了一种默示的共谋，国家通过默许私人解决纠纷实现权力渗透，在其严厉外表背后，国家对民间收债和私力救济似乎有一种隐秘的需求。
为什么私力救济，还因其一定情形下具有正当性。依社会契约论，个人自愿同等放弃和交出部分基于自然权利而拥有的纠纷解决权，订立契约建立法庭。但个人保留了一定的私力救济权，尤其是底线救济权；一定情形下国家特许个人实行私力救济（如正当防卫、自助行为等法定情形）；因公力救济不尽完善，国家作为补偿一定程度允许私力救济；国家能力有限，对有些私力救济予以放任。当然，私力救济只在一定条件下才具正当性。
七、结语
人们对纠纷解决是典型的实用主义逻辑，哪种方式对其更有效用、成本更低、更快捷便利，就会被选择。利益是行为的基本动机，为什么私力救济，显然源于人们现实或预期利益之激励，取决于不同救济方式收益、成本、效率、机制、功能的比较，人们行动基本上可视为理性选择，而决非某些人崇尚武力。暴徒有暴徒的理性，正如在贝克尔看来，罪犯也是理性行动者，警察同样追求利益最大化。私力救济行动内含着一种经济逻辑，它具有直接性、经济性、效率性、便利性、一定程度的实效性、充分张扬的当事人主体性。可司法事项有限性、接近司法障碍大量存在，也促使人们一定情形下转向私力救济。为什么私力救济，与私力救济为何存在，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前者侧重个人解决纠纷的微观选择；后者强调私力救济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客观存在。个人行动汇集成社会整体，既然有人选择私力救济，私力救济就当然存在。
法律的成长伴随着国家对私力救济的控制，但私力救济却是运用最广的纠纷解决方式。初民社会以私力为常态，古代社会，如巴比伦，公力救济开始产生，但仍融汇大量私力救济的因素。36私力救济也广泛存在于现代社会，即便使用强力的私力救济，在现代社会的国际关系、下层民众、青年人、囚犯中也极为盛行。37英国一项研究表明，个人面对较重大的可司法事项只有20%诉诸各种法律程序，38美国亦有类似特征，39私力救济可谓人们面对冲突的典型反应。事实上，现代社会绝大部分纠纷是通过非司法方式解决的，其中私力救济的作用不可忽视，其边缘化很大程度来自忽视和误解，应认真对待私力救济。尽管法治是现代社会的基础，司法最终解决是法治的基本要求，但这并不等于唯一或首先解决。私人争执本质上属私人之事，私力救济和社会型救济对应着私人自治原则，私人自治与司法最终解决并行不悖，共同构成法治的两面。
经济纠纷与债务纠纷篇2
本文通过对网络虚拟财产的特点进行分析，论述了网络虚拟财产具有一般财产的特征并揭示了其债权属性及特征。通过对虚拟财产进行法律保护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分析，笔者认为虚拟财产应该成为一种受到法律保护的财产，并对虚拟财产的保护提出了几点思考和建议。
【关键词】虚拟财产；性质；债权保护
引言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迅猛，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互联网络逐渐普及，特别是近年来网络游戏的兴起，使得游戏的虚拟物品交易发展成一个全新的经济体系，并冲击着现有的法令、经济和人们的认知。据统计，我国经常玩网络游戏的用户有800万，偶尔上网玩游戏的用户有2300万，而根据上海第九城市游戏公司的报告目前风靡全球的网络游戏《魔兽世界》在中国大陆的同时在线人数突破了100万。网络游戏产业高速发展的同时，网络游戏所引发的一些法律和社会问题也相继出现。涉及网络虚拟财产的纠纷也在以几何级数增长。这一系列的虚拟财产纠纷案件都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网络虚拟财产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吗?所谓的网络虚拟财产是否属于财产?如果属于财产，属于什么性质的财产?怎样用法律对网络虚拟财产进行保护?
1、网络虚拟财产概述
网络虚拟财产，是指存在于网络游戏中的、网络游戏玩家通过玩游戏获得的、保存在游戏运营商的服务器中的由游戏人随时调用、创建或者加入游戏中的数据资料，其表现形式包括虚拟人、虚拟金钱、虚拟装备及其它虚拟物品。通俗的讲就是指网络游戏玩家通过练级、购买点卡、买卖装备等手段获得的游戏账号、"装备"、"宠物"及在游戏中积累的"分值"、"点值"、"等级"等"财产"。虚拟财产的形态是成千上万的，不一而足。网络虚拟财产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与现实财产以及网络游戏中的其他虚拟物品相比，虽然与传统财产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但其又有非实体性、价值性、现实性、合法性以及期限性等等鲜明的特征。
2、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研究
虚拟财产是一种财产，在实务中，已经有不少判例支持了虚拟财产为财产的说法，虚拟财产具有财产属性的观点也获得了大部分学者的赞同，但将其归类为哪一种性质的财产却众说纷纭，目前主要有物权说、知识产权说和债权说三种代表意见。在这三种观念中我认为认定虚拟财产应为一种债权属性的财产，理由如下：
2.1虚拟财产是玩家要求游戏开发商提供相应服务的债权凭证
网络游戏产业属于娱乐行业，其目的既非出卖虚拟财产也非出卖游戏本身，而是向玩家提供网络游戏娱乐消费服务，从中收取服务费用，获取利润。游戏供应商通过广告、发放公测游戏帐号等宣传方式向市场推广自己的网络游戏，吸引玩家注册消费。玩家购买游戏软件，下载客户端，注册iD，从而与游戏供应商建立服务合同关系。"按照服务合同，服务提供者的义务是为对方提供服务，其权利是要求对方为此支付代价即服务费；服务接受者的义务是向对方支付服务费，其权利是要求对方提供服务"。由此，玩家通过支付对价取得接受服务的债权，并享有对服务商提供相对等服务的请求权；而服务商则有按约定提供服务，有序管理及保障服务质量等义务，同时他们的权利义务约定不涉及合同外的不特定多数人。由此可以看出，虚拟财产是一种固化了的权利凭证，代表着持有人向运营商请求相应等级服务的权利，这种权利紧紧依附于虚拟物品上，权利人唯有凭借虚拟物品才能行使权利。
2.2从法理上分析虚拟财产的债权属性
从法理上看，虚拟财产权也具有债权属性。关于债权的定义，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84条的规定，"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债权人的权利就是债权。"而按照学者史尚宽的观点，债权是"以对于特定之人，请求特定之行为(作为或不作为)为内容之权利"。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认定某种权利是否为债权的关键在于确认权利人与义务人之间是否具有债权债务关系。玩家获得虚拟财产是为了从游戏中获得乐趣，享受到虚拟财产所代表的服务，而这恰恰是需要运营商提供相应服务的行为。综上，虚拟财产是一种固化了的权利凭证，玩家具有这个凭证之后就获得了要求运营商提供相应等级服务的权利--虚拟财产权，虚拟财产权具有债权属性，其权利的相对人只能是特定游戏的运营商，权利的客体是运营商提提供服务的行为。
3、侵害虚拟财产权利的表现形式及民事救济
3.1虚拟财产纠纷的表现形式
从现实的案例来看，因虚拟财产而引发的或者说与虚拟财产有关的纠纷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形：
(1)因虚拟财产被盗窃而引发的纠纷。
(2)因为利益的驱使也滋生了大量的网络欺诈行为，体现为一方支付价款，而对方不履行移交虚拟物品的义务，或者履行了移交虚拟财产的义务，但是与对方支付的价款不相符等。
(3)因运营商停止运营而引发的纠纷。网络游戏运营商停止游戏运营的原因很多，多数是因为经营不善而终止运营，也有恶意终止运营的情况。不管哪种情况都会使得玩家的虚拟财产失去存在的依据和价值。
(4)丢失游戏数据引发的虚拟财产方面的纠纷。游戏中也存在着游戏数据丢失的情形。这种数据的丢失可以表现为虚拟物品属性的更改进而影响到虚拟物品的价值，也可表现为虚拟物品的丢失使得玩家的虚拟财产化为乌有等。这些都可能引发玩家和运营商之间的纠纷。
(5)因玩家使用外挂等非法程序而被封号引起的玩家与运营商之间的纠纷。
(6)因网络游戏虚拟财产的贬值导致的玩家利益的损害。
3.2侵害虚拟财产权的救济方式
在虚拟财产纠纷案件中赔偿损失是违约救济的主要方式，而赔偿损失又可采取恢复原状和金钱赔偿两种手段。比较这两种方式，笔者认为在侵害虚拟财产的救济上应采用恢复原状为比较合适。即尽量通过技术方法赔偿玩家的损失，例如技术回档。在司法实践中也是多采用恢复原状的救济方式，玩家更看重对自己网络虚拟财产的恢复，这也是他们提讼的主要目的。
4、对虚拟财产保护的几点思考
4.1前债权保护的缺陷
如前文所说，虚拟财产权是一种债权，有关虚拟财产的纠纷某种程度都可以采取合同方式解决，但债权保护虚拟财产也有其难以克服的局限性。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制定网络服务方面的专门规范,对于虚拟财产案件纠纷的处理都是依据现有的法律，并未像韩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进行专项立法，因此在处理虚拟财产纠纷时法院参照适用的往往就是《民法通则》、《合同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些现有的法律法规虽然为案件公平合理的审判提供了相应的法律基础，但在处理网络纠纷这一新生事物时，仅有这些原则性的法律法规还是不够的。尽管目前立法保护网络虚拟财产无论是在技术层面上，还是在可行性上，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尽快制定出相应的法律法规切实保护广大网民的虚拟财产权和相关权益已经迫在眉睫。
4.2从司法层面上讲对虚拟财产保护所涉及和要解决的问题
(1)玩家与运营商之间的纠纷。
此类纠纷主要包括，运营商对玩家iD所有财产删除产生的纠纷与运营商的安全责任纠纷。对前者的处理笔者认为既然虚拟财产权是种债权，如果运营商对玩家的虚拟财产属无故删除，当然有责任为玩家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若玩家虚拟财物是玩家非法手段获得如盗窃，使用违规外挂程序等，运营商当然是可以依据服务合同予以删除的；对后者而言主要涉及虚拟财产丢失安全责任的承担问题。
(2)玩家与玩家之间的纠纷。
这类纠纷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玩家之间进行虚拟财产的交易直接引发的纠纷。笔者认为这种情况与普通的合同纠纷没有本质的区别，独特之处只是交易的标的物不同于现实中的财产而已。因此，只要是双方当事人有真实的意思表示，即可以合同法来调整。第二种情况是有的玩家利用黑客软件侵入别人的账户内如使用木马程序等，盗取别人的虚拟财产。在前文的论证中，我们认为虚拟财产是作为一种债权的凭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可依民法上的侵权关系来处理。
4.3网络玩家与网络运营商之间权利义务的设定
通过现实中发生的关于虚拟财产纠纷的一系列案件，我们不难看出，运营商和网民或玩家的权利与义务的不明确是以合同之债为解决方法的一个重点。正是由于这个原由，导致了发生纠纷后难以确定何方责任，也就无法完成纠纷的处理。因此对于双方权利、义务的确定是提升对虚拟财产债权保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债权保护的法律建构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设定网民与运营商权利义务的同时，也应该多渠道、多种方式加强对网络虚拟财产的监管。
参考文献:
[1]于志刚：《虚拟空间中的刑法保护理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__年版.
[2]王利明：《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__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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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纠纷与债务纠纷篇3
关键词：民事盗窃；刑事盗窃；认定；区分；量刑
中图分类号：D91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9-0253－02
民事盗窃和刑事盗窃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盗窃，其法律责任也不相同。现实生活中，许多司法人员并不清晰二者的认定与区分，常常将普通的经济纠纷或民事纠纷即民事盗窃作为刑事犯罪来处理，极大损害了法律的正义性，也造成了冤假错案，研究并分清二者的区别存在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民事盗窃在形式上也具备实施盗窃的行为要件，和刑事盗窃的外观十分相似，一般具有如下几个特征：（1）行盗人与被盗者之间存在矛盾或纠纷关系；（2）矛盾或纠纷没有得到妥善解决；（3）不满意一方采取了秘密手段窃取了对方的财产：（4）行窃人往往留有真实姓名或事后不隐瞒“盗窃”事实；（5）行窃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占有被“窃”财物，而是为了促使对方解决纠纷，实现保护自己的目的[1]。但是，民事盗窃和刑事盗窃的区分，仅靠上述特征还不足以认识，需要进一步澄清以下几个问题。
一、民事、经济和行政纠纷或矛盾的范围存在限制
民事盗窃的缘起必须是基于民事或经济、行政纠纷，而不是一切矛盾或纠纷。例如当事人之间存在债权、投资、合伙、入股、委托、酬金等民事纠纷，一方当事人为索要认为应得的本金、利息，或利润或应得其他财产而采用了盗窃手段，以逼迫另一方当事人履行义务，承担责任；或者直接将所盗之财物处置或占为己有，以充抵其认为另一方当事人不交付的应属自己的财产或金额。除此之外，各种民事侵权行为，包括对一方当事人财产权和人身权的侵害，在纠纷形成未解决之前，有当事人不通过诉讼或其他正式渠道，而采用秘密窃取这种私力救济方式来补偿受损的权益。这些当事人的盗窃行为虽不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性，但不具备恶意占有他人财产归自己所有的主观目的，而是通过盗窃这种特殊方式来迫使对方履行义务或承担责任，以恢复自己的财产或弥补自己的损失。换言之，当事人实施的盗窃是基于自己认为这些财产或者相当于盗窃财产的金额应当属于自己。这类因民事矛盾引起，行为没有刑法上的盗窃故意，无疑应当纳入民事盗窃范围，不能作为犯罪处理。除此之外，在行政诉讼中的当事人之间也会引起民事赔偿，返还原物之纠纷。如原告遭受被告人人身侵犯，而行政机关不追究其责任，在行政诉讼过程中，侵害方被作为第三人出现。原告和第三人之间因侵权赔偿而采取了秘密盗窃的私力救济方式。另外，原告和被诉的行政机关也会发生这种事情。因行政机关拒不承担责任，原告在诉讼之前或诉讼中采用盗窃相逼的手段，从而引发类似刑事盗窃的民事纠纷。但是不能把当事人之间所有的矛盾都看做民事纠纷、行政纠纷，从而逃避法律的处罚。例如当事人之间因互相谩骂引起的矛盾，因竞争关系引起的矛盾，因感情引起的矛盾，不存在财产纠葛的矛盾等，一旦实施了盗窃，就应作为犯罪处理，不能以此来推脱刑事上的责任。在区分民事盗窃和刑事盗窃时必须首先界定当事人之间有无矛盾，什么样的矛盾，是否真正的经济纠纷或行政纠纷，而不能任凭当事人陈述有矛盾而统归于民事盗窃。对于不能归于经济纠纷或行政纠纷，没有财产纠葛的矛盾，应当不折不扣地按照刑事盗窃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见，作为民事盗窃基础和前提的民事、经济和行政纠纷或矛盾的范围必须有所限制。
二、如何认定民事、经济或行政纠纷
当事人之间存在合伙、入股、借款等书面的协议及有关机关处理纠纷时做出的法律文书，当然可以认定民事、经济或行政纠的存在。但生活中当事人之间的民商事行为并不能都是书面形式的。很多情况下，并没有书面约定而仅是口头协议。在发生盗窃后，一方认为是民事盗窃，另一方则称刑事盗窃，要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最高院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意见第50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最高院的这一规定，是法院认定口头民事合伙当事人之间具体法律关系的依据，但在民事纠纷引起的盗窃中，公安机关是否也应将民事纠纷存在的证明义务放到如此之高，统一适用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的条件，值得探讨。
有这样一则案例。某甲和某乙在外地打工时认识，并成为朋友，某甲邀请某乙到自己所在县城合伙做电脑游戏生意，乙遂通过汇款和当面交付方式陆续支付甲人民币5000余元用于合伙购置电脑、租房等。二人共购置组装电脑5台，二人之间基于信任没有书面合伙协议。由于乙对甲县不熟，对外租房和雇工由甲负责。二人共同经营三月有余，乙又陆续支出各种费用2000余元，因生意不好，乙提出退伙退钱。甲不同意，当乙因故外出重回到甲县城时，发现甲已卖掉一台电脑。于是，某天凌晨，乘甲在屋睡觉之际（二人同居一屋），乙搬走三台电脑拉回自己家中。甲发现后和乙通话，乙证实此事。甲于是报案，经评估三台电脑价值8000余元，甲县按盗窃罪立案并侦查终结移交审查。乙辩称的合伙投资因没有书面协议甲予以否认，侦查机关取得了甲和乙之间关于汇款的短信记录，也调取了乙前女友关于甲、乙二人是合伙关系的证词，甲和二位雇员则证明不是合伙，是雇佣乙，但甲承认欠乙2000元钱，和乙之间仅是借款关系。从上述事实来看，如果按照最高院民事口头合伙的条件，则作为盗窃立案，追究乙刑事责任没有错误。但如此侦办此案，又确有疑点，存在一系列合理怀疑，会将事实真相掩盖，冤及无辜。毕竟，乙前女友证明合伙关系的证据存在，甲也至少认可借款关系。侦查机关仅凭乙前女友证据证明力弱，盗窃三台电脑价值远大于2000元借款为由请求审查是不妥当的。
我们说本案民事合伙的证据虽有不足，但认定民事纠纷存在证据是充分的，证明民事纠纷存在和证明民事合伙存在并不能要求相同的证明条件，二者必须区别对待。对于民事盗窃而言，只要有一定证据证明确有正当的民事纠纷或行政纠纷存在即可，甚至不需要优势证据。因为只要有民事纠纷，其民事纠纷如何解决各方证据如何支持自己的主张，就由法院来负责处理，证明不充分的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即可。刑事侦查机关不负责也无须要求有关当事人必须提供优势的充足的证据证明经济纠纷中各方的具体法律关系和权利义务的多少。本案中侦查机关已经取得了乙前女友关于合伙关系的证词，这些证据就足够说明经济纠纷的存在，故应将本案撤销按民事盗窃对待。
三、盗窃的数额与纠纷的数额对盗窃的性质有一定影响
盗窃罪主要是被害人的财产利益遭受非法侵害。一般来说，如果犯罪嫌疑人所有窃取的数额与双方经济纠纷的数额基本一致，则属于作为债权人的犯罪嫌疑人以非法手段索取自己的合法财产利益，不能认定为盗窃罪；如果行为人所盗财物价值比所存债权数额略大一些，但其目的只是为了抵折债权，则不宜作犯罪处理；如果所盗财物价值高于所存债权数额并且相差很大的，则应当追究刑事责任[2]。当然，所盗数额接近或略高于债权数额，无甚争议，关键在于所盗财物数额远高于债权数额时如何认定,是不是一定就应作犯罪处理呢?这里，罪与非罪的认定应着重考察行为人主观方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行为人盗取了高于债权数额的财产，且通知了被害人，或者行为人事后、事前向公安机关及其他部门作了报告，且有证据证明行为人的目的在于抵押，迫使被害人承担责任，则无论数额多高，都应认定为民事盗窃；如果行为人盗取了远高于债权数额的财产，但行为人当时并不知道所盗财产的实际价值，或者认为所盗财产的实际价值和债权数额相当，行为人认为所盗财产可以抵充或抵押债权数额，事后经过评估，财产价值远高于债权数额，由于行为人主观上不明知，因此，也不宜作为刑事盗窃来处理。易言之，当所盗数额与纠纷的数额有较高差别时，民事盗窃与刑事盗窃的区分应以行为人主观认识为准，而不能依据事后财产评估。
四、民事盗窃向刑事盗窃的转化
如果基于经济纠纷或行政纠纷而实施了盗窃，而且被认定为民事盗窃不作为犯罪处理。那么，在受害人履行了相关义务，承担了民事责任后，行为人仍不返还所占有的财物，表显为一种恶意仍然或继续占有，这种情况下，认定民事盗窃的前提经济纠纷或行政纠纷已经消失，继续非法占有秘密窃来的财物该如何定性呢？是不是原先的民事盗窃已经转化为刑事盗窃？一般来说，民事盗窃事后能否转化为刑事盗窃关键要看行为人的这种故意是事前的，还是事后的。如果行为人事前就由蓄意通过秘密窃取被害人财物手段致使被害人偿还债权数额后，再恶意占有被害人财产不返还，那么，行为人盗取被害人财产就意图非法占有，这就符合盗窃罪的主观方面，应作为犯罪处理。相反，如果行为人继续占有所盗财物的故意是被害人承担民事责任以后才产生，则不能转化为刑事盗窃，而构成一种新的民事侵权，由当事人通过民事诉讼途径寻求解决。
经济纠纷与债务纠纷篇4
一、有许多学者认为我国现行仲裁法中的“其它财产权益纠纷”的规定应当更加明确化。谭兵在《中国仲裁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一书中认为：调整中国现行仲裁范围的主要思路是明确、统一、扩大和规范。对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中的“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应有更加明确的解释。其认为“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解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首先，“财产权益争议”一词，是指交付仲裁的事项应是与财产有关的事项，与财产无关的争议则不可以仲裁。其次，对“其他财产权益纠纷”中的“财产权益”的范围，存在着界定不清的情况。为有利于仲裁实践，建议在修改仲裁法前，司法机关及时对“其他财产权益纠纷”作出统一的司法解释。
二、现行的仲裁实践中所通用的有关“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界定已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和仲裁制度本身的发展。许多的学者建议将更多的民事纠纷纳入到仲裁中来。
乔欣、李莉在《争议可仲裁性研究》一文中提到破产程序中的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具有可仲裁性。认为争议的可仲裁性不因破产而改变，仲裁协议仍可执行，裁决所确定的权益可作为破产财产或破产债权向法院申报。同时还认为应将因侵权行为产生的争议纳入到仲裁。其认为：民事权利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侵权行为也是一个开放型的概念。由侵权行为而产生的争议，当事人双方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争议不涉及财产权益，但涉及的权利内容是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或可以和解的，这样的争议应具有可仲裁性。
同时，很多学者建议将知识产权中的更多纠纷纳入到仲裁中来。郑书前、宋新宇在《论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之可仲裁性》一文中谈到：目前我国有关法律只规定了“著作权合同纠纷”可以申请仲裁。但对于其他的知识产权纠纷如专利权、商标权有关的纠纷并未规定其可以提请仲裁。仲裁方式在解决知识产权纠纷方面和其他方式相比有其独到的优势。如果不充分利用这种优势，会造成知识产权保护的成本增加、资源浪费。其认为：长远的考虑是在对《仲裁法》进行修改时扩充仲裁的受案范围，明确规定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一部分事项可以仲裁;鉴于《仲裁法》的修改会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内容以及立法者对修改时机会合理把握，目前可先由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明确任命法院在对仲裁裁决进行司法审查时，不得将裁决事项时知识产权纠纷作为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情形而裁定撤销或不予执行该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仲裁裁决，应当执行该裁决结果，这是可采取的权宜之计。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国家对于民商事案件可仲裁性的态度将变的更为开放，知识产权侵权纠纷被仲裁机制所扩充容纳，承认其具有可仲裁性将在我们的意料之中。马明虎在《论我国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可仲裁性》一文中谈到，承认更多的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可仲裁性符合世界仲裁立法的发展趋势。其认为：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显然知识产权与财产权有一定的差异，而从担保法权利质押的规定来看，我国担保法将知识产权视为“动产”，知识产权的侵权纠纷应当属于“其他财产纠纷”。更重要的是，我国仲裁立法已朝国际仲裁制度迈出了很大一步，这为承认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可仲裁性创立了必要的条件。
孙东东、吴正鑫在《关于我国建立医事纠纷仲裁制度的研讨》提出建立医疗纠纷仲裁制度的设想。认为除少数重大医疗责任事故外，绝大多数医疗纠纷均为民事纠纷，且纠纷的最终解决也都落实到经济补偿上，因此解决此类纠纷宜采用半官方的公断方式，但由于医疗纠纷仲裁所调整的纠纷涉及医学专业技术以及纠纷双方的不对等性，使得医事纠纷不仅具有一般经济合同纠纷仲裁的特征，如：程序简便、灵活、快捷、或裁或审、不公开、不排斥调解以及仲裁结局具有法律效力等，还具有其特殊性。即：(1)医疗纠纷仲裁可由纠纷双方的任何一方提出申请，无须双方当事人合意。(2)医事纠纷仲裁应作为诉讼程序前的必经程序，仲裁机构对纠纷先行调解，调节不成，做出裁决。其调解和裁决均不具有最终解决纠纷的效力，但生效后应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其还建议建立专门的医事纠纷仲裁机构来审理医事纠纷。
三、有的学者认为侵权与违约责任竞合现象的纠纷也可以通过仲裁来解决。王金兰、王玮在《论侵权行为的可仲裁性》一文中谈到：在侵权与违约竞合的情况下，受害人享有选择请求权，既可以以侵权为由，又可以以违约为由，行使追讨损害赔偿或损失赔偿的权利。实际上，对于侵权性的违约行为和违约性的侵权行为，一般都按违约行为处理。当执行一个责任而使受害人的损害赔偿目的达到时，受害人的另一请求权应归于消灭，加害人的责任即可解除。如在执行违约赔偿责任后，权利人的损失已经得到弥补，就不再要求违约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无论是合同之债，还是侵权之债，都是民商事法律调整的范畴，该债权的纠纷都属于私法上而不是公法上的纠纷，此为以仲裁来解决该纠纷提供了法律上的可能性;此外，在侵权和违约竞合的情况下，如何说明选择违约，再将其归结于也属违约的性质，以违约提起损失赔偿，再技巧上也会更恰当、稳妥。
经济纠纷与债务纠纷篇5
[关键词]督促程序;反思;运行环境;理论基础
abstract:thesupervisingandurgingprocedureistheresultofthecommodityeconomy.However,thesupervisingandurgingprocedurehasbeenignorednowadaysthoughthemarketingeconomyinourcountryisdevelopingrapidly.itisworthcontemplatingwhetherthesupervisingandurgingprocedureshouldexistinChina.thearticlediscussesthesupervisingandurgingprocedurefromthepracticalenvironmentandthetheorybasis,anddrawstheconclusionthatitisnecessaryforthesupervisingandurgingproceduretoexistcontinuouslyinChina.Furthermore,thesupervisingandurgingprocedureshouldbeperfectedinitselfandrelatedjudicialsystemsothatitcanovercometheshortcomingsindesignandadapttotheconditionsofourcountry.
Keywords:supervisingandurgingprocedure;contemplation;practicalenvironment;theorybasis
市场经济社会中,相当多的经济纠纷属于当事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双方对纠纷没有任何争议的情形,只是债务人出于种种原因而怠于履行,此种纠纷纯属执行问题。督促程序则是针对此类纠纷专门设立,以特有的程序设计,催促债务人及时履行债务。它给予请求人一种机会,在对方持消极态度的情况下取得执行名义,而无须忍受费力费时的争讼程序[1],帮助债权人以简单、快捷的诉讼方式收回债权。督促程序是市场经济社会的产物,在大陆法系国家的经济诉讼中担负着繁简分流的重要角色。然而,在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债务纠纷案件日益增多的今天,督促程序的适用却日趋下降,几乎到了形同虚设的境地。时至今日,督促程序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受到冷落,不乏将督促程序从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抹去的呼声。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督促程序在我国的运行环境和理论基础进行深入反思,全面和客观地认识督促程序的生存现状,将有助于明确督促程序在我国或发展或消失的出路所在。
一、对督促程序在我国运行环境的反思
(一)积极方面
1.督促程序与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理念相契合
从法律文化层面看,督促程序与中国人的法律文化和诉讼心理相契合,因此,督促程序在我国有其存在和可接受的社会基础。受中国几千年封建礼教思想的影响,民众信奉“以和为贵”,在诉讼上逐渐形成牢固的“厌讼”、“耻讼”心理。如梁治平所言:对意大利人或者希腊人来说,借鉴法国或者德国的法典,更多只具有技术上的意义,而对中国人来说,接受西方的法律学说,制定西方式的法典,根本上是一种文化选择[2]。如果西方的某项制度与我国的法律文化存在某种暗合,产生观念冲突的可能性便会降低,该法律的移植就具有了可行的前提。督促程序无需开庭审理,可有效地避免双方当事人在法庭上的剑拔弩张和对抗,债权人与债务人不用碰面,保存了各自的颜面,债务纠纷即以较为“和气”的方式解决,能有效防止双方矛盾的激化,这为我国法律文化背后的民众的法律观念和诉讼心理所能接纳。
2.督促程序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
从经济学角度审视,督促程序是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资金的快速流转能使有限的资金得到更加有效的运用,从而最终导致资源趋于最优配置和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经济的发展在加快资金流转的同时会产生债务纠纷增多的附加效应,债务纠纷的及时解决又能促进资金运转和经济的发展。反之,如果资金流转缓慢甚至停滞,便会对经济的发展形成阻碍。可见,资金流转和市场经济发展两者相辅相成。我国在进入市场经济以后,自然产生了诸多的债务纠纷,债务纠纷的积聚必将导致资金流通减缓,滞阻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这其中相当大一部分的债务纠纷债权债务关系明确,长期拖欠使得当事人最终只能诉诸法律。相对普通程序而言,督促程序更为简便快捷,并且能够最大程度地降低社会成本,因此,可以说督促程序是解决当事人之间此类纠纷的最佳法律手段。
3.督促程序与我国民事诉讼原则和司法改革精神相协调
从民事诉讼角度分析,督促程序体现了我国民事诉讼法倡导的“两便”原则和司法改革的精神。便利群众进行诉讼、便利人民法院办案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制定的出发点和归宿。债权人提起督促程序后,法院无需对债权人的支付令申请进行实质审查,无需开庭审理,无需询问债务人,只要债务人不提出异议,支付令即行生效,债权人取得执行依据。督促程序以简便的程序、快捷的速度帮助债权人收回债权,在便利双方当事人进行诉讼的同时也便利法院审理案件。督促程序的高效性符合以“司法效率”为中心的司法改革的要求。
(二)消极方面
然而,督促程序在1991年移植到我国以后,在我国的社会环境中遭遇到了种种不利于其生存和发展的消极因素,从而影响了其在我国的有效运行和应有价值的正常发挥,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残留的计划经济观念与督促程序所需要的市场经济环境不相协调
督促程序是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商品经济发展而建立起来的。西欧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人民之间的金钱债务纠纷急遽增长,如果这些案件都按通常诉讼程序,即经过、法庭审理,直至作出判决、上诉等一系列程序之后强制执行,则不仅浪费当事人和法院的人力和物力,而且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鉴于此,1877年德国民事诉讼法第一次制定了督促程序[3]。督促程序的生长环境是商品经济社会,立法的目的是要维护债权人的合法利益。然而,1991年我国在制定督促程序时尚未走出计划经济的影响,在各个细节的设计上都表现出有利于债务人的价值取向[4],甚至时至今日,多年前的计划经济思想尚未彻底从人们头脑中消除,以至于原有的对债务人过多保护的观念与督促程序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立法意旨相背。
2.我国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与督促程序的相关要求不相协调
我国民事诉讼法长期奉行超职权主义的审判模式,传统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突出强调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的主导地位,程序的进行主要由法官控制,将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视为从属性质[5]。而督促程序的进行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程序因债权人的申请而开始,因债务人的异议而终结,法官对债权人的申请和债务人的异议仅进行形式审查,相对而言,法官在其中只起到协助和辅助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督促程序需要的是当事人的程序自由。如果督促程序过多地受到法官职权的干涉,当事人必然会遭遇各式各样的阻挠,督促程序自然很难顺畅运行。
3.目前不健全的司法制度与督促程序的要求不相协调
法官干预当事人选择督促程序部分源自法官背后的司法制度不健全。当前法院普遍存在着经费不足、设备缺乏的问题。基层人民法院办理适用督促程序的案件所支付的费用远远超过所收取的费用,入不敷出。而按诉讼程序立案受理,财产案件诉讼收费则远远高出适用督促程序受理案件,有些案件法官宁可动员当事人走诉讼程序,也不按督促程序办理[6]。法院经费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法院内部的司法体制缺乏对立案法官的监督和制约,受理案件时法官出于利益权衡而干预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也就不足为怪了。此种司法制度的缺陷必将对收费低廉的督促程序的适用产生重大影响。
4.不健全的市场机制与督促程序不相配套
有学者认为,现阶段人们的价值观念正在转变,但尚未形成市场经济正常运行所需要的价值观念,信用——特别是商业信用在很多人眼里还比较淡薄,在有些人脑子里甚至就没有“信用”二字。国家也没有建立起一套市场经济需要的信用制度,这是我国督促程序运行效果不佳的最根本的原因[7]。笔者虽然不赞同将信用机制的缺乏认定为我国督促程序运行效果不佳的“最根本”的原因,但不可否认信用机制的缺乏对我国目前督促程序运行的不良现状起了一定的负面作用,主要表现为债务人可以没有任何约束地故意对支付令提出虚假异议。对债务人的此种恶意行为既没有法律上的限制或惩罚,也不会产生其他方面的不利影响,由此形成对债务人“不信用”的纵容或诱导,致使督促程序无法顺利施行。
5.理论界与实务界的重视程度与该程序的重要性不相符合
司法改革中,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均热衷于简易程序的探讨和实践,然而,同样具有简易程序特点的督促程序却倍受冷落,多年来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在法院,依督促程序提起的案件往往交由立案庭办理,得不到与通常诉讼程序同样的重视,甚至可以说这一独特简便程序的存在完全被忽视。督促程序的缺陷很难得到完善,其价值也难以得到应有的发挥。在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法院受理的经济案件几乎逐年成倍激增,法官审理案件的负担日益加重。如果不以灵活、快捷、节省的程序解决大多数简单民事案件,要实现对复杂民事案件的慎重裁判就相当困难[8]。
二、对督促程序建构的理论基础的反思
(一)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的失衡
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是民事诉讼法的基本价值。公正是法律和诉讼中的最高价值,通常情形中,在维护公正的前提下追求诉讼效率。实践中各类案件和各种程序平均占用诉讼资源是不合理的,在社会发展迅速和讲求经济的环境中,简便迅捷的程序是很必要的,对于简易案件,更应当强调经济性地解决纠纷[9]。督促程序的设计在注重诉讼效率的同时实现诉讼公正价值和诉讼效率价值的平衡与互动。督促程序的发生基于债务人对债权人提起的债务纠纷没有争议这一假设前提,免去了通常诉讼中所需的繁琐程序,不用开庭审理,对债权人的申请也不用实质审查,不用向债务人讯问和质证。为确保诉讼正义,督促程序特别为债务人设置了异议权,债务人的异议直接导致督促程序的终结,纠纷转由通常诉讼审理解决。如果生效的支付令出现错误,督促程序也提供了再审的救济途径。在追求诉讼效率方面,督促程序诉讼周期短、程序简单、审级层次少、诉讼费成本低。相对于诉讼程序而言,当事人能以最低的诉讼成本获取最大的诉讼利益;对于法院,也极大地节约了司法资源。可见,督促程序设计的初衷是试图实现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率的完美结合。
然而,司法实践中,督促程序显现出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在某些环节上设计的失衡。首先,债权人有选择适用督促程序的权利,但立法没有对债权人的程序选择权提供司法救济,债权人因为种种原因(法院或督促程序自身的缺陷)无力选择对己更有利的督促程序,诉讼公正无法体现。其次,督促程序中债务人的异议权无任何限制,虽然符合督促程序追求诉讼效率的要求,但是极易造成督促程序因债务人的虚假或随意的异议而终结,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在督促程序中无法得到有效保护,督促程序也就无法实现诉讼公正。再次,债务人提出不实的异议后,督促程序终结,由债权人承担败诉的费用,债权人的合法权利不仅得不到维护,而且还要为对方的欺骗“买单”,诉讼公正在诉讼费用的承担上也无法体现。最后,督促程序在诉讼效率上具有明显的优势,然而,程序的设计并没有保证诉讼期限的按期履行,为人为因素的影响提供了可能,其诉讼高效的优越性无法得到体现。
(二)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不对等
权利和义务是法律规范的核心和实质。权利是规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自由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义务是和权利相对的,是设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受动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保障权利主体获得利益的一种约束手段[10],“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在数量关系上,权利与义务总是等值的,即权利和义务要实现对等[11]。督促程序的设计上也遵循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对等的程序建构理念,如:由于人民法院在支付令之前并未对案件做实质性的审查,即未对权利本身进行调查,因此,支付令并不一定符合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事实,这就要求法律程序上设置一种救济手段,即允许债务人对支付令提出异议[12]。债务人在法定期间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无须审查异议是否有理由,应当直接裁定终结督促程序。因为对债权人的申请不应进行实质审查,与之相对应,对债务人的异议也不应进行实质审查,而只审查其在形式上是否合法。异议一经合法提出,督促程序就告结束。
我国督促程序的设计缺陷主要表现为法官和债务人的部分权利和义务设置不对等。如规定法官对督促程序的启动具有控制权,却没有明确相应的不得的义务,即保护债权人的诉权和程序选择权的义务;规定了法官执行诉讼期限的权利,却没有规定相应的执行诉讼期限的义务,即保护债权人诉讼期限权利的义务;规定了债务人有提出异议的权利,却没有规定不得滥用异议权的义务,即保障债权人顺利收回债权的义务;债权是相对权,也称对人权,其义务主体是特定的债务人,督促程序明确了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利,却没有相应严格赋予债务人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的义务。义务是和权利相对的,督促程序给法院与债务人设定了前述权利而没有相应地设定前述义务,在程序上则表现为没有给法院和债务人的权利以一定约束。
经济纠纷与债务纠纷篇6
郭瑞曹柯
我国的国企改革从最初“扩权让利”，到后来“两权分离”，再到“制度创新”，经历了一个层层推进的过程，并逐步建立起了适应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企业制度。在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的过程中，通过企业改制，使大量国有企业丢掉了陈旧落后的经营管理体制，重新组建了责、权、利有效结合的新的法人实体，极大的推动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这十几年的改革，也使我们意识到，市场经济建设必然离不开法制的健全，作为市场主体的国有企业，在改制过程中必须接受法律的约束，否则就会使整个市场处于混乱状态，最终贻害于包括国有企业自身在内的每一个市场主体。在全国各地对国企改制进行摸索的过程中，就曾出现了许多不规范，甚至直接违反国家政策、法律的行为，不仅导致了国有资产的流失，也极大的侵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有的还引发了社会不稳定因素，一度减缓了整个经济改革的步伐。目前，不少与国企改制相关的纠纷已经起诉到法院，构成了司法审判中一类独立的案件类型。针对这些具体出现在审判实务中的国企改制纠纷案件，我们作了大致的归类，主要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类是因为改制效力产生的纠纷。这类纠纷一般是由国有企业的主管部门起诉，要求法院确认改制无效，或撤销改制合同，目的是要恢复到改制前的状态。这类案件数量不多，但牵涉到国企职工的利益，存在不稳定因素，因而备受社会关注。
第二类是在改制后因对外债务的承担而产生的纠纷。这类诉讼案件量相对较大，往往是在解决借款或买卖等其他纠纷案件时，一并牵连出来。这类案件的具体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又有很多是借改制故意逃废债务，法律漏洞较多，造成了审判实践中的诸多难题。
国企改制纠纷案件虽然在绝对数量上与其他民事纠纷案件相比不算多，但由于每一件改制案件都与一家国有企业的命运生死攸关，牵连到众多企业职工的生存问题，而且还与广大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密切相连。所以，在处理国企改制纠纷案件时，不仅要强调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还要考虑到案件处理的尺度以及裁判结果对社会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在审判实践中，我们总结了审理国企改制纠纷案件中应当注意的以下几个原则：
一、在适用法律方面，要注意把握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
由于我国的国企改革是分阶段、分类别进行的不断探索，各个时期出台的政策规章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往往是对某一种类型的企业或某种改制方式所做出的规范，如针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制规定了企业兼并、公司化改造、债转股的方式；针对国有小型企业的改制则主要采用企业出售的方式；而针对集体企业则采用了股份合作化的方式。不同类别的企业采用了各自不同的改制方式，法律法规也相应的做出了不同规范，只有在这些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所调整范围内的改制纠纷才能利用这些规定作为裁判的依据，既不能视而不见，但更不能任意突破，扩大适用。在最近并且已经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按照企业改制的不同方式，分公司制改造、股份合作制改造、企业分立、债转股、企业兼并和国有小型企业出售共六种类别予以了区别对待，这背后反映的就是国家根据实际情况所制订的分阶段、分步骤、分情况逐步改制的改革政策，因而对这些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绝不能相互比照和类推来适用。
二、在认定改制效力方面，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依法维护改制合同的效力。
企业改制完成后，新企业重新设立并开始进行经营活动，形成了新的收入和亏损，对外也产生了新的债权债务，如果在改制之后要否定改制的效力，将一切恢复到改制前的状态，则不仅达不到使企业脱胎换骨的目的，还会成倍增加企业的负担，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所以，从这样的后果考虑，我们认为对国企改制的合同除非法律有明确规定，一般都不能宣告合同无效。
就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来看，新《合同法》与以前的法律规定相比对合同效力采取了一种更加宽松的态度，尽力维护合同的有效性。特别是对合同的合法性认定，《合同法》的司法解释中专门规定了“在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这样的规定使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真正受到了法律和社会公众的尊重，除法院依法宣告合同无效以外，任何机关和个人都不能干涉合同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约束效力。因而，对于国企改制合同来说，虽然一方是国有企业，涉及国有资产，但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民事行为，也应当遵守《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要求，以自愿达成的一致意思表示来同等约束改制当事人各方。任何一方当事人，特别是原改制企业的主管部门，在没有充分依据的情况下，不得随意否认改制的效力。
一些国企改制的相对人如兼并方、购买方，不按照改制协议的要求及时注入资金，反而将企业财产进行抵押贷款，致使企业在改制以后没有能够获得“新生”，走出困境。对于这种相对方不完全履行改制协议的行为，不能以否定改制合同效力的方式来予以纠正，应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追究相对方的违约责任，对于违约行为已经致使改制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时，还可以提请法院解除合同。
实践中，也有债权人以改制没有经过相应的批准和登记手续而要求宣告改制无效的情况。对此也应该严格按照《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处理。在债权债务纠纷案件中，核心是解决债务的承担问题，不应在债务纠纷的诉讼中否认改制的效力。对于一些确需经有关职权部门批准才生效的改制合同，只要当事人补办审批手续的，都可以认定改制合同有效，并按规定确认改制后债务承担的主体。而对于工商登记手续的办理，则属于履行改制合同的外在表现形式。即使工商机关没有进行相应登记，只要实际已经完成改制，也应当按改制合同实际履行的情况来认定改制已经完成，不能仅凭缺少登记就认为改制没有履行，更不能因此认为改制无效。
三、在处理改制与保护债权人利益之间的关系时，要严格执行企业法人财产原则，坚决纠正借改制逃债的行为。
一些企业在改制时往往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盘活企业资产，解决职工安置等问题方面，对于原企业的债务如何承担重视不够，有的甚至是故意漠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再加上对与改制相关的法律程序没有充分的理解，从而导致因债务承担问题产生的法律纠纷大量出现，占了改制纠纷的绝大部分。
企业的财产是企业对外承担民事责任的担保，也是企业在市场上从事经营活动的基本条件。企业法人应该以自己的财产独立对外承担民事责任，在经过依法清算之前，不得将企业的财产擅自收回、隐匿或转移。国企改制是对国有资产的一次优化配置，其中必然要调整原企业财产的权属关系。财产的权属发生了变化，原企业对外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也相应改变，有些企业的法人资格也会因此而消亡，如果债务的承担主体不相应改变，债权就会落空，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就得不到保障。这一点就是产生纠纷的主要源头，一些企业也是利用了这一点故意不考虑原企业债务在改制后如何承担的问题，将债务留给原企业来负担，从而达到逃债的目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就特别强调了企业法人财产原则，并由此引申出了债权债务继承原则和债务随企业财产变动原则。凡原企业法人因改制而消灭的，原企业的债务由改制后的企业承担；若在改制的过程中原企业的资产转移到新公司的，对原企业的债务也要随资产的变动转由新公司来承担。这一原则的确立是对我国法人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其中包含了若干法人人格否认以及营业转让理论的内容，如该司法解释第24条、25条之所以要规定由买受人来承担原企业的债务，其理论基础就是源于买受人与原改制企业的财产混同；再如司法解释第35条规定控股企业因抽逃资金、逃避债务，致被控股企业无力偿还债务的，被控股企业的债务要由控股企业承担，则是对“揭开公司面纱”理论的直接运用。通过这一系列的规定，防止了借法人有限责任制度逃债的行为，弥补了我国现行法人制度的不足，也为国企改制纠纷中如何保护债权人利益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
在审判实践中，一些企业在工商登记上手续不规范，如兼并完成后并不注销原企业，而是直接将原企业变更为兼并方的子公司或控股公司；有的注销原企业后成立的新公司又沿用了原企业的名称，并使用原企业的财产，给债权人主张权利带来障碍；有的企业在兼并完成后，还用已经被注销的企业名称继续对外发生业务往来，与债权人达成还款协议，致使债权人催债无门。这些案件中，工商登记内容与企业改制的实际情况不符，有的甚至是利用工商登记的不规范来逃避债务。因而，从保护债权人合法利益的角度出发，在认定改制的实施状态时，应尊重企业改制的客观过程，不论兼并后是否办理了原企业的注销登记，都应当视为被兼并企业法人资格已经实质性消亡，如果兼并属于吸收式合并的，都要由兼并方以其自身的财产，包括其在子公司的股权来承担原企业对外的债务。
另外，很多企业在改制时法律意识淡漠，不通知债权人就将企业的资产和负债任意分配；还有的企业在进行股份制改造时更是只分财产，不管债务，并且对财产上原来已经设定的他项权也置之不理，通过有关登记机关擅自予以涂销，导致债权人向原企业主张债权时的权利落空，增加债权人的诉讼成本。在处理这类案件时，特别要注意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但也要区分遗漏债务和故意逃债的情况。对于改制时遗漏债务的，要根据债权人是否在公告期内申报过债权分别由买受人或原企业资产管理人来承担原企业的债务；而对于企业借改制故意逃债，特别是以原企业优质资产成立新公司，而将债务留给原企业承担的，就要由新公司在接收财产的范围内与原企业承担连带责任。至于改制过程中擅自涂销物权登记的行为虽然属于登记机关的行政行为，但在民商事案件的审判中也可以对这种违法的登记行为不予认可，在个案审理时确认涂销登记的行为无效，认定合法的权属关系，债权人仍然应有权对原企业的财产行使他物权。
在国企改制中还出现了一种特殊类型，就是企业以内部的某个职能部门或分支机构为单位设立独立法人，并用原企业的厂房和设备出资，形成“厂中厂”。原企业将其负债资产（而非净资产）与债务剥离后投入到新成立的企业作为资本，从而大大降低了原企业法人的偿债能力。对于这种“厂中厂”的情况，我们认为，其性质实际上就是用一个企业的优质资产设立新的公司而将债务留给原企业的逃债行为，所以，如前所述应由新公司在接受财产的范围内与原企业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经济纠纷与债务纠纷篇7
督促程序支付令异议权
督促程序作为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一种审判程序，是指人民法院根据债权人提出的要求，债务人给付一定的金钱或有价证券的申请，向债务人发出支付令，以督促债务人限期履行义务，如果债务人在法定期间内不提出异议，该支付令即具有执行力的一种程序。法律之所以规定这种程序，是因为实践中存在较多的给付案件，双方当事人对他们之间存在的债权债务关系并没有争议，而在于债务人不自动履行义务，或者没有资力来清偿债务。《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督促程序，使人民法院能够省时省力地处理债务纠纷，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减少当事人的诉累，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于给付案件，如果仍然要通过普通程序或简易程序按部就班地加以解决，则速度太慢，也浪费金钱，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立法者按照诉讼案件应当与诉讼程序相适应的立法要求，借鉴外国的立法经验，确立了不同于通常诉讼程序的一种简便快速的非诉程序即督促程序。
一、督促程序的特点
1.程序的特殊性。人民法院采用督促程序处理债务纠纷的过程中，没有对立的双方当事人参加诉讼，也不经过辩论、调解和仲裁等程序对争议的事实和权利义务作出评判，而是经过书面审查，以支付令的方式督促债务人履行义务。如果债务人接到支付令后提出异议，即终结督促程序，债权人只能另行，请求司法保护。由此可见，督促程序是一种诉前性质的略式程序。
2.适用案件范围的限定性。督促程序仅适用于债权人请求给付金钱和有价证券的债务案件，并以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没有其他债务纠纷和支付令能够送达债务人为条件，否则不能适用督促程序。
3.审查过程的简捷性。人民法院适用督促程序受理债权人的申请后，仅就债权人提供的事实、证据进行审查，无须传唤债务人和开庭审理。只要债权人提出申请的程序合法、证据充分，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合法，人民法院就可以发出支付令，要求债务人清偿债务。
4.支付令的期限和强制性。债权人提出的债务关系明确、合法的支付令申请，人民法院应在受理之日起15日内向债务人发出支付令。债务人应在自收到支付令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
5.程序适用的选择性。督促程序并非处理一切以金钱和有价证券为标的的债务案件的必经程序。债权人与债务人发生债务纠纷后，是依督促程序还是依一般的诉讼程序主张债权，债权人只有选择权。但是债权人一旦选择，就不能再适用督促程序，而债权人选择了督促程序，在其申请被驳回或者债务人在法定期间内提出异议的，仍可以提讼。
二、督促程序现状的原因分析
1.民事诉讼法关于异议审查制度的规定不利于保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中，针对被申请人书面异议的审查范围仅限于清偿能力、清偿期限和清偿方式等，在审查范围上仍存在局限。被申请人随便找一个借口即可使法院的支付令失效，使申请人的目的落空。
2.民事诉讼法对债务人滥用异议权缺乏有效制裁措施。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债务人提出异议的：一方面，申请费由申请人负担，债务人滥用异议权不会遭受任何经济损失；另一方面，债务人却利用异议制度达到了拖延义务履行期限的目的，获取了不正当的程序利益。
3.部分法院因经济利益驱动，不愿或限制受理督促程序案件。适用督促程序审理的案件，其诉讼费用是按件收取的，即每件交纳申请费100元，而适用通常诉讼程序的案件，案件受理费是根据诉讼标的额的大小按照一定比例收取的，因而在诉讼实践中，一些法院在追求“经济效益”的思想驱动下，往往放弃简便的督促程序而要求债权人按通常程序，特别是对于一些标的额比较大的债务纠纷，某些法院更乐于进行这种“利益衡量”。
4.督促程序设置不合理，缺乏与诉讼程序的有机联系。我国督促程序与诉讼程序不直接衔接，被申请人一旦书面提出异议，人民法院发出的支付令即失效。申请人要想实现其权益，必须另行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讼。这样一来，纠纷得不到迅速、及时解决，造成社会成本的浪费和经济效益的下降；同时诉讼延迟，程序冗迭，造成诉讼成本的浪费和程序效益的不经济，这一点是督促程序适用率低的主要原因。
5.人们对法律知识知之甚少。一部分当事人对督促程序不了解、不熟悉，在发生纠纷时，只知道依普通程序，而不知道还可以依督促程序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
三、督促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适用督促程序审理的案件数量尚不多，支付令案件占民事、经济纠纷案件总数的比例不高。
2.对债权人的申请进行审查的内容及作法不一。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法院对支付令申请进行形式审查，有些法院则进行实质审查，各自把握尺度不一。在审查过程中，出现了不同地方、不同法院审查内容不同，发出支付令的尺度把握不一的普遍问题。
3.支付令案件受理范围混乱。由于对适用督促程序的实质要件认识不同，导致各地法院受理支付令案件的作法不一。
4.债务人的异议权过大，影响了督促程序的有效适用。实践中债务人可随意提出异议，使大量的支付令失效，而无任何对异议进行必要限制的规定。
5.一些法院对支付令案件适用程序重视不够。一方面，因办案人手少而致使案件大量积压；另一方面，大量债权债务关系明确、没有对待给付义务，且债务人有明确的居住场所的案件仍然适用普通程序或简易程序按部就班地进行审理。
四、督促程序之立法完善
近年来，提高法院审判效率，简化诉讼程序，加快诉讼进程，是世界各国都在研究的课题。完善以简便、快捷为特色的督促程序，符合诉讼制度改革的方向。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中对督促程序的规定尚不完善，造成司法实践中不便于适用，影响了督促程序优越性的发挥。因此，应结合司法实践，探索督促程序立法的完善，以发挥督促程序的独特作用。
1.督促程序与通常诉讼程序应当衔接起来。目前，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督促程序与通常程序是截然分开的。如果这两种程序不衔接起来，有违程序公正的要求，不利于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在实践中督促程序的功能难以有效发挥。因此，有必要将督促程序与通常诉讼程序衔接起来。
2.督促程序的诉讼费用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32条的规定，依照督促程序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的，每件交纳申请费100元。督促程序因债务人异议而终结的，申请费由申请人负担；债务人未提出异议的，申请费由债务人负担。这一规定不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在客观上抑制了债权人依督促程序申请支付令的积极性，降低了督促程序的利用率。因此，为了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将支付令申请费的负担与通常诉讼程序诉讼费用的负担联系起来，也即在完善督促程序与通常诉讼程序的相互关系、将二者有机地衔接起来之同时，应当规定：在督促程序中，债务人未提出异议的，申请费由债务人负担；债务人提出异议的，申请费应当作为通常诉讼程序诉讼费用的一部分来决定由谁负担。
3.支付令的适用范围必须明确。尽管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对人民法院发出支付令的要件进行了规定，但司法实践中对债权人与债务人“没有其他债务纠纷”等的理解不同，使支付令的受理范围较为混乱，各地把握的可申请支付令的案件范围宽窄不一。
4.适当限制债务人滥用异议权。债务人对异议权的滥用是当前影响支付令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故在司法实践中，债权人及审判人员大多希望能对债务人的异议权予以合理限制。因为一些被申请人为了拖延其对债务的履行，往往对支付令故意提出一些形式上合法，而实质上并不存在的所谓异议即滥用异议权。一些申请人则因为这个原因，往往放弃选择督促程序解决债务纠纷，这种现象使得督促程序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
5.应规定对债权人的送达制度。我国《民事诉讼法》督促程序之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均无应送达支付令给债权人的要求，因此，司法实践中，有的在送达支付令给债务人后，送达一份副本给债权人，也有的只是口头告知债权人已发支付令而未送达支付令给债权人。这就使得债权人可能没有执行依据，难以掌握申请执行的具体时间。
6.完善对支付令之错误的救济制度。由于督促程序仅以债权人单方申请为基础而启动，故法院所发出的支付令难免与实际情况不符，而债务人又可能不了解《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从而未能及时提出异议，或有其他原因，而使已生效的支付令存在错误。对此应如何处理，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法函（1992）98号《关于支付令生效后发现确有错误应如何处理的复函》中，对生效支付令有错误的应如何处理作了规定，即“对支付令不得申请再审”，发现支付令确有错误，认为需要撤销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后，裁定撤销原支付令，驳回债权人的申请。最高法院法释（2001）2号《适用督促程序若干规定》第十一条也重申了法函（1992）98号复函中关于对生效支付令确有错误的处理意见。对生效的支付令是仅设立支付令撤销制度，还是可以申请再审，就目前所规定的支付令撤销制度而言，这也是正确适用法律从而在程序上所作的补救措施之一。
7.完善对无法送达债务人的支付令的处理规定。基于法律无明文规定，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对无法送达的支付令的不同处理情况。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颁布施行的《适用督促程序若干规定》第六条中规定，人民法院发出支付令之日起30日内无法送达债务人，应当裁定终结督促程序。但笔者认为，结合司法实践的经验与作法，应规定经过一定的次数仍不能送达的，才能裁定终结督促程序。这是因为当前我国社会经济生活活跃，人员流动性大，一时送达不到的情况时有发生。关于对支付令无法送达债务人时的处理，今后的相关立法中可规定：从人民法院第一次到债务人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送达支付令之日起30日内，经通知债权人另行提供送达场所，并经二次以上送达仍无法送达债务人的，应当裁定终结督促程序。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运用督促程序解决债务纠纷达到以最快的速度、最低的成本实现司法公正，顺应时代的要求，也顺应了21世纪人民法院的工作主题――公正与效率的要求。在民事纠纷不断增加的新形式下，应提倡当事人运用督促程序保护自己的债权。
参考文献：
[1]李良鸿.督促程序的适用现状及其立法完善.2002.
[2]张文阳.略论我国督促程序的完善.1999.
[3]王海林.试论督促程序的立法完善.2001.
[4]章武生.督促程序的改革与完善.法学研究，2002，（2）.
经济纠纷与债务纠纷篇8
反映在民事审判中，相当数量的建筑合同纠纷案件中，合同虽是建筑公司订立的，合同履行中却是个体施工队以该建筑公司的名义施工，个人组织，个人投资，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只向建筑公司交纳管理费，建筑公司只负责订立合同，办理工程结算，收取管理费，施工中不投资不管理，这就是建筑领域中的挂靠经营。对挂靠经营问题的性质，我国法律法规至今未作明确规定，为解决的审判中出现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对挂靠经营的诉讼主体作出过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简称民事诉讼法意见）第43条规定，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或私营企业挂靠集体企业并以集体企业的保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对挂靠人及被挂靠单位的诉讼主体该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或私营企业与其挂靠的集体企业为共同诉讼人，这是现有审理挂靠经营的唯一法律依据，因法律规定的滞后，诉讼中，特别是挂靠经营极为普遍的建筑领域中，如何确定挂靠经营诉讼主体资格，在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均有较大争议，本文试谈一下自己的一管之见，以与大家探讨。
与挂靠经营相关的建筑领域民事纠纷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因施工队欠材料、劳务费等引起的合同欠款纠纷；二是因建设单位欠工程款引起的建筑施工合同违约纠纷；三是因被挂靠的建筑企业欠挂靠施工队工程款及施工队欠建筑企业管理费、垫付材料费等引起的挂靠合同纠纷。
关于第一种类型案件，根据民事诉讼法意见规定，建筑单位和施工队负责人应为共同被告，债权人可以同时挂靠人和被挂靠单位，但根据当事人自愿原则，债权人也可只挂靠人或被挂靠单位，人民法院不能依职权追加被告。
挂靠经济中，挂靠单位与被挂靠人本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民事主体，施工个人负债务本应由其个人承担，施工队是主债务人，但因让个人挂靠经营违反有关行政经济管理规定，建筑单位允许个人挂靠，主观上有过错，并造成债权人认为施工队系挂靠单位的一部分，债权人要求被挂靠单位承担民事责任的，被挂靠单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这是一种基于过错而承担的垫付性质的民事责任。被挂靠单位承担责任后，可以向施工队负责人追偿。
关于第二种类型案件，被挂靠单位、挂靠的施工队系债权人，但被挂靠单位是名义债权人，施工队是实际债权人。
订立建筑合同的双方是建筑公司与建设单位，建筑公司依据合同向建设单位主张债权，是理所当然的，至于挂靠的施工队负责人能否以个人名义主张债权，这在实践中有争议，有人认为个人不是订立的合同一方，不能允许施工队负责人个人主张债权，若允许个人以施工方名义主张债权，因为个人不具备建筑施工资格，则涉及到建筑施工合同的效力，造成法律关系的混乱，施工队个人只能以建筑公司的名义主张权利或向建筑公司主张权利。笔者认为，只要查清施工队确属于挂靠性质，施工队个人可依据施工合同主张债权，因为施工队负责人个人投资、个人组织施工，个人对建设单位支付工程款享有请求权，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其具备原告主体资格，应赋予施工队负责人提讼的主体资格。因为若施工队负责人不能作为原告，建筑公司未投资，其无实际损失，若建筑公司亦不，则施工队负责人的权益就无法得到保护，民工工资、料款不能支付，必将引发许多社会矛盾，这与人民法院止争息诉的职能也不相符。关于的建筑合同效力，建筑公司与建设单位订立合同后，由施工队个人组织施工，若施工队一方已履行了合同义务，没有其他违法行为，应当认定合同有效，若施工队施工中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应认定建筑公司将工程转包给没有相应资质条件的个人，违反建筑法第29条的规定，应认定合同无效。实践中，因实行严格的施工监理制度，建筑质量问题较少，大量的建筑合同纠纷属于建设方拖欠工程款纠纷。若认定建筑合同无效，也无法适用相互返还的原则，因此人民法院应当慎重认定建筑合同无效。
经济纠纷与债务纠纷篇9
关键词：借贷纠纷；程序；实体；裁判观点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深化发展，新的特点、新情况、新问题、新的纠纷不断出现，青岛市中院审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也呈现出许多新的情况和新的特点，需要在审理案件和解决纠纷时加以深入思考，找出相应对策。
一、争议焦点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争议焦点可分为程序与实体两方面，实体方面的问题高达70%，但随着民事主体法律意识的不断加强以及律师专业素质的不断提高，程序问题也越来越受关注。
（一）程序方面。该类型案件在程序方面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于主体是否适格、管辖权异议、送达程序是否合法及诉讼时效等方面。
（二）实体方面。借贷纠纷案件在实体方面的争议焦点绝大部分围绕借贷关系是否成立的问题，其所占比例高达42.22%，而实践中借贷是否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是否应当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责任也是比较常见的争议问题。
二、裁判结果
（一）二审案件的裁判结果。青岛中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二审结果发改率达27.27%。其中5个发回重审的案件，有3份判决的理由均为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三）项，即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另2份除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外，还涉及《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四）项，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二）管辖权案件的裁判结果。在摘取的45件借贷纠纷案件中，有4件属管辖权异议，但青岛中院都作出了维持的裁定。
三、裁判观点
（一）程序问题
1.借贷合同纠纷案件的适格主体为借贷合同的双方当事人，而非该借款金额的实际使用人。
上诉人张维波因与被上诉人周延贵民间借贷纠纷案中[（2014）青民二终字第144号]，上诉人辩称，其是代姜诚诚给被上诉人书写借条，实际借款人为姜诚诚。青岛中院认为，2014年2月27日上诉人以借款人身份出具借条，即便该款项实际为姜诚诚所用，但姜诚诚以担保人身份签名，上述事实证明上诉人是实际借款人，姜诚诚是担保人，上诉人应承担还款责任。因此，上诉人是本案的适格责任主体，应向被上诉人偿还借款。
2.合同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此外，2015年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施行，根据该司法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因此，确定借款合同的履行地应以新司法解释为准即以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借款合同履行地问题的批复》中“贷款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的规定不再适用。
（二）实体问题
1.借款人出具借据，且贷款人实际交付借款，双方借贷关系成立。
上诉人周健与被上诉人青岛玉柘木业有限公司民事借贷纠纷案[（2014）青民二终字第196号]中，原审法院认为，玉柘公司主张其于2012年10月18日给付周健20万元系借款，周健虽对此不予认可，主张该笔款项系玉柘公司替他人向周健偿还借款，但周健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主张，以为提交证据证明其与玉柘公司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故对玉柘公司主张该20万元系借款予以支持。上诉人于上诉期间提交的证据证明：①被上诉人股东分别为张守玉、张吉春、张桓；②在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20万元以前，上诉人曾支付张守玉10万元，支付张吉春8万元。但不能证明上诉人有向被上诉人借款的意思表示，仅凭该银行转账凭证证明双方当事人存在借贷关系证据不足。
2.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在上诉人藤素英与被上诉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花园支行借款合同纠纷案[（2014）青金商终字第62号]中，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借款发生于两被告夫妻关系存系期间，藤素英应与王波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青岛中院认为，结合①上诉人与王波于2004年6月26日签订了关于收入与债务相互独立的协议书，②两人于2009年10月4日将上诉人单独购买的房产产权进行公证，该两份证据，认定上诉人与王波对于家庭财务收入和支出相互独立。上诉人对于本案借款，既不具有借款的意思表示，亦未实际使用款项，不应对王波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借贷合同中的借款金额为借贷合同记载的金额，但贷款人未足额交付的，以贷款人实际交付的金额为准。
在上诉人纪毓德与被上诉人栾志强民间借贷纠纷案[（2014）青民二终字第114号]中，栾志强在一审中辩称，人民币10万元的借条纪毓德实际只交付了9.7万元。原审法院认为，纪毓德提交的借条只能证明双方存在借款的合意，因纪毓德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履行了借款交付义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结合栾志强提交的借条及双方陈述，确认纪毓德实际支付栾志强借款的数额为9.7万元。而青岛中院认为，被上诉人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上诉人支付9.7万元的主张，故本院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10万元。因此，被上诉人应偿还上诉人10万元借款。
四、结语
本文是对青岛中院近两个月来已公布的借贷纠纷审判案例的简单梳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前借贷多采用书面形式、债务人逃避债务的手段增多、借贷合同的形式多样等问题，因此借贷纠纷所涉及的各项法律问题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学习研究。
参考文献：
[1]张涛著.民间借贷法律问答[m].天地出版社，2008.
经济纠纷与债务纠纷篇10
关键词：国际双保理当事人风险防范
国际双保理业务指出口保理商（出口商所在国的保理商）与出口商签订保理协议，负责与出口商联系，接受其债权转让并提供融资服务；进口保理商（进口商所在国的保理商）负责与进口商联系，评估进口商的资信并向出口保理商提供信用额度，接受出口保理商的债权再转让，催收应收账款并承担进口商的信用风险。这种遵循“市场靠近”原则的组织安排使得国际保理业务过程中的风险得以降低。
但是，国际双保理业务涉及的当事人及其权利义务关系比较复杂，出口商、出口保理商和进口保理商各当事人面临的风险仍然不容忽视。本文就这一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并提出防范风险的对策措施。
国际双保理业务实例
本文用曾发生的案例说明国际双保理业务中隐含的风险。我国某出口商获得对H国甲公司的20万美元保理信用额度，次年出口商按合同出货后将两张发票：一张抬头为甲公司金额13万美元，另一张抬头为乙公司（甲公司的子公司）金额10万美元，共计金额23万美元的债权转让给出口保理商，并获得信用额度80%的融资金额，计16万美元。出口保理商随即将发票转让给了H国核定信用额度的进口保理商。
但是当发票项下的应收账款到期时，甲公司没有按期付款也没有提出任何贸易纠纷，只是强调资金困难无法如期付款，请求延展付款到期日。然而两个月后进口保理商致电出口保理商：甲公司已正式向其提出贸易纠纷，理由是出口商以前所发运的货物曾有过质量问题，因而怀疑两张保理发票项下的货物有质量问题，进口保理商因此暂时免除担保付款的责任。
经调查该批保理项下的货物运抵目的港后因甲公司欠款问题已被控制在当地某银行手中。再根据出口商与进口商往来函电分析认为，甲公司存在无力付款故意挑剔货物品质的可能性。
因此，出口保理商多次致电进口保理商，要求履行赔付责任，但未被进口保理商接受。后在出口保理商和国际保理商联合会秘书处的多次督促和压力下，进口保理商在H国法院了甲公司，但仅凭被告律师向法庭提交的辩护词就认定此案涉及贸易纠纷而立即撤诉，并将应收账款发票反转让给出口保理商。
出口商就该贸易纠纷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仲裁庭对该纠纷案进行审理后，裁决出口商胜诉。出口保理商要求进口保理商依据仲裁结果赔付。经多次交涉后，进口保理商对抬头为甲公司的发票13万美元做了赔付。而对抬头为乙公司的10万美元发票，认为不属于核定信用额度范围未予赔付，再经反复与进口保理商交涉也无结果。
国际双保理各当事人面临的风险
出口商所面临的风险
从上述案例看出，出口商获得了进口保理商对进口商的信用额度，并不意味着风险全部消除。因为进口保理商的信用担保只包括因进口商资信原因导致的不付款，以及因国家风险、不可抗力和自然灾害造成的付款风险，而对因贸易纠纷导致的进口商不付款，进口保理商将不负责赔偿。因此，出口商在国际双保理机制下可能面临以下主要风险：
产生贸易纠纷导致进口保理商免责的风险根据国际保理商联合会（FCi）制定的《国际保理统一规则》，如果因商品数量和质量、服务水平、交货期限等贸易纠纷引起进口商拒付，即使在核定的信用限额内，进口保理商也将免除信用担保责任。问题的关键在于该规则没有对贸易纠纷的认定做出明确规定，导致了国际保理业务潜在的不足。这种不足表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没有明确界定提起贸易纠纷的合理原因。贸易纠纷本应该以买卖双方间的贸易合同判定出口商是否存在违约，但在实务中（如前述案例），可能出现不管提起贸易纠纷的理由是否合理，只要进口商在规定时间内寻找借口甚至怀疑商品质量存在问题而拒不付款，就可以暂时免除进口保理商在核定信用额度下的赔付责任，使得出口商和出口保理商承担风险。
其次，没有确定进口保理商对贸易纠纷进行审核的责任。《国际保理统一规则》规定：由出口商负责判别进口商所提出的贸易纠纷是否存在，并证明所提出的纠纷不合理。而没有规定进口保理商对贸易纠纷进行审核的责任，可能导致进口商为了拖延甚至拒绝付款而提出假贸易纠纷。
最后，没有明确规定提出贸易纠纷时所需的书面文件。《国际保理统一规则》没有规定进口商需要提供书面证明文件。这就可能使进口商提出的贸易纠纷缺乏真凭实据，而仅仅凭借口头说明，进口保理商就轻易认定存在贸易纠纷，免除自己担保付款的责任。上述案例中甲公司仅仅怀疑货物存在品质问题就提出贸易纠纷，毫无证据可言。
面临进口保理商诚信不足的风险这种风险主要表现为，当进口商提出贸易纠纷时，进口保理商没有尽力协助贸易纠纷的解决，使得出口商利益受损的风险。根据《国际保理统一规则》规定：出口商和出口保理商负有解决贸易纠纷的首要责任，但进口保理商有责任为解决贸易纠纷提供帮助。就国际惯例而言，贸易纠纷成立与否，应由进出口商双方根据贸易合同的相关规定提请法院或其他双方认可的仲裁机构裁决。若贸易纠纷成立，则进口保理商可以暂时免除付款责任，待贸易纠纷解决后再重新承担进口商的信用风险；若贸易纠纷不成立，进口保理商就得履行信用担保责任。
如果出口商欲提起法律诉讼，由于债权已转让，则必须委托进口保理商出面在当地进口商。此时，进口保理商的诚信决定其是否全力以赴进口商。进口保理商在保理业务中具有特殊的双重身份，既是出口商应收账款的代收人，又是进口商信用的担保人。若进口商有偿付能力，则进口保理商的利益与出口商一致，它会竭尽全力争取自己或出口商胜诉，以便根据判决要求进口商付款，避免或减少损失；若在诉讼前已经获知进口商无偿付能力，进口保理商就有可能站在进口商的一边希望自己或出口商败诉，达到解除赔付责任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保证进口保理商会竭尽全力争取胜诉，前述案例既是如此。
出口保理商所面临的风险
在国际双保理机制下，出口保理商将进口商的信用风险转嫁给了进口保理商，但从国际保理业务开展的实践来看，出口保理商仍然存在下述风险：
面临出口商的资信风险在国际双保理机制下，出口保理商买断出口商应收账款，便成为货款债权人，同时也承担了原先由出口商承担的进口商信用风险。尽管出口保理商再将其转嫁给进口保理商，但在为出口商提供了贸易融资的情况下，如果出现贸易纠纷，进口商必然拒付货款，进口保理商又免除了对进口商的信用担保责任，可能会因为出口商破产导致出口保理商的融资款无法追回而蒙受损失。
购买债权的合法性可转让性风险出口保理商购买的债权必须是具有可转让的、合法的、无瑕疵的债权。首先，关于债权是否可转让，是许多国家法律中富有争议的一个问题，如果出口保理商接受转让的债权是法律禁止转让的债权，则必然陷入债权转让合法与否的纠纷，可能无法实现债权的有效索偿；其次，债权本身的合法性，不仅是合法转让债权的基础，而且是保理商依法实现债权的前提；第三，如果债权本身存在瑕疵或者与转让债权相关的权利存在瑕疵，那么接受债权转让的出口保理商势必陷入债权瑕疵纠纷。例如，出口商向其自身供应商销售货物而产生的债权，使进口商与保理商之间债务有可能被抵消；出口商没有违约进口商也有权退货的买卖合同基础上的债权；采用比出口保理商批准的更为灵活的方式进行销售（例如寄售方式）而产生的债权等均为存在瑕疵的债权。
接受进口保理商“反转让”的风险即使在正常国际保理业务过程中，也可能因出口商的延误或出口保理商本身的疏忽造成文件单据的延迟提交，进口保理商会行使反转让权而退出此笔双保理业务。此外，如果发生贸易纠纷，进口保理商一般不会主动以法律形式向进口商追索货款，出口保理商为了自身利益，可能被迫承受可能的经济和信用损失而要求进口保理商向其反转让应收账款或票据权利，使自己成为诉讼中的主债权人，以便在有司法管辖权的法院或其他仲裁机构对进口商提讼或仲裁申请。因此，这种“反转让”增加了出口保理商的风险和费用支出。
进口保理商所面临的风险
承担进口商的信用风险在国际双保理机制下，进口保理商是进口商信用风险的最终承担者，对其核定信用额度内的应收账款提供100%的坏账担保。如果进口保理商对进口商进行资信审查时缺乏客观性和全面性，高估了进口商的资信水平，对进口商支付货款能力做出错误判断；或者进口商提供了虚假的财务信息，伪造反映其支付能力的数据；或者在信用额度核定后，进口保理商对进口商的资信变化缺乏跟踪，没有及时了解资信水平原本不错的进口商，或因进口商品不适销对路使经营陷入困境、或进口国的经济状况发生突然变化等客观原因使得进口商资信水平下降而丧失支付能力等等，均可能导致进口保理商无法收回受让的应收账款，承担对出口保理商的赔付责任。
减少或取消已核准信用额度时出口商已发货的风险《国际保理统一规则》规定，进口保理商可以根据进口商的资信变化情况随时调整甚至取消已核准信用额度，但在调整或取消信用额度的通知未到达出口商以前，原核定的信用额度仍然有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出口商已将货物装船，就将使进口保理商的风险环境更加恶化。此时，进口保理商可能希望在阻止货物交付进口商方面得到出口商的配合，以减少损失，但是出口商对进口商负有买卖合同下的交货义务，担心会被指控违反买卖合同而不愿配合。
国际双保理各当事人风险的防范
出口商的风险防范
在国际双保理业务中，进口保理商是出口保理商选择的，并对出口保理商负责。因此，出口商在前述面临的风险中，最主要面临的是进口商的诚信风险。出口商可以采取下述防范风险措施：
尽可能充分地了解进口商的诚信问题出口商以商业信用方式销售商品，本身就是对进口商的一种信任，这种信任必然应该建立在对进口商经营作风和诚信的充分了解之上，尤其对于金额较大的交易，应事先委托咨询机构对进口商进行资信调查，以便心中有数，避免与资信不佳的进口商做生意。不能单一地依赖进口保理商核准的信用额度来了解进口商。因为进口保理商做资信调查评估时有可能比较注重进口商的资金实力和未来的现金流，对其经营作风和诚信未必能准确把握。只要出口商严格履约，经营作风良好，诚实守信的进口商不会轻易提起贸易纠纷。
严格拟定符合国际惯例的买卖合同条款严格拟定合同条款，使其内容和释义清晰、明确，对防止贸易纠纷极为重要。实务中，贸易争议通常是针对货物的规格、质量提出。因此，买卖合同中的品质条款和检验条款极其重要。出口商应争取在合同中规定进口商提出争议的时间限制，超过规定期限则进口商丧失提出争议的权利。进而规定进口商提出贸易争议所需要的书面文件，如规定独立的质量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证书等，以便发生争议时作为司法或仲裁机构裁决的依据。出口商应将此类规定在出口保理协议中明确体现，以便为进口保理商判断贸易纠纷提供依据。
合同结算方式应采用跟单托收中的承兑交单在保理业务中，尽管承兑交单（D/a）与赊销（o/a）都适用于保理业务，但在承兑交单条件下，进口商必须首先承兑由进口商开立的远期汇票才能取得货权单据提货，因此将应收账款转化为票据权利。各国票据法均规定汇票承兑人必须到期履行无条件付款的票据义务，使得进口保理商可以根据票据法向进口商行使票据权利。如果进口商在票据到期日无论以什么理由拒付，进口保理商都可以向法院提讼。一般情况下，只要票据合格，法院会依据票据法立即判令进口商无条件付款。即使进口商挑剔货物质量，也只能依据贸易合同与出口商交涉，但这时货款已经收回，出口商就会比较主动。
严格履行买卖合同和保理合同且不超信用额度发货国际保理业务中的债权转让以出口商严格履行合同义务（包括买卖合同和保理合同）为前提。如果出口商在交货期限、商品数量、商品质量、价格以及所提交的单据等方面与买卖合同不符，进口商必然会提出贸易纠纷，导致进口保理商免除对进口商的信用担保责任。此外，进口保理商在所核准的信用额度内承担信用担保，对超过信用额度的金额，进口保理商尽力履行托收职责，但不负担保责任，前述案例既是如此。如果进口保理商核准的是循环额度，出口商应掌握好出货节奏，把已发运的货物金额控制在信用额度之内，当前一笔应收账款未收回或者出现争议而未能及时解决时，就不要再发运新的一批货物。
选择信誉卓著、富有经验的出口保理商目前我国银行业开展国际保理业务的时间长短、积累的经验存在较大差异，一些银行存在人才缺乏经验不足的问题。因此，选择优秀的出口保理商就显得尤为重要。信誉卓著、富有经验的出口保理商可以帮助出口商对风险把关，严格按照国际保理商联合会所倡导的原则行事，并且能够选择资信优良的进口保理商并与之合作。
出口保理商的风险防范
明确条件合理谨慎地选择叙做保理的出口商根据国际上开展保理业务的经验，出口保理商为了防范风险，往往会对出口商设定若干条件：出口商必须是合法经营，且具有一定的经验和资历，即不是刚注册成立的企业；出口商的经营必须具有一定规模，贸易商品为非资本性货物且出口商的客户分布相对分散，以减少潜在的坏帐损失；出口商的经营状况良好，诚信度高。总之，对达不到要求条件的出口商宁愿放弃。
与出口商签订条款完善的《出口保理合同》完善的保理条款是防范风险的必要措施。因此，出口保理商不仅要严格审核进出口商双方的贸易合同，了解交易背景，而且要求出口商在保理合同中明确承诺：所转让的应收账款是可转让的、有效的、完整的、唯一的债权；未经出口保理商同意，出口商不能更改贸易合同；出口保理商或进口保理商在追偿诉讼中给予相应的合作；同意在保理业务中遵循国际保理商联合会制定的《国际保理统一规则》及相关国际惯例办理相关业务。
选择信誉优良经验丰富的进口保理商出口保理商应选择具有FCi会员资格的进口保理商，使进出口保理商在业务合作中受到国际保理商联合会秘书处的监督。信誉优良、经验丰富的进口保理商在按照FCi所倡导的原则办理业务时，体现了下述优势：能够迅速、准确地评估进口商的资信；可以在与进口商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的同时迅速收取账款；雄厚的资金实力足以履行信用担保义务；有能力防止问题和风险发生或将之降低到最低限度；具有适当处理贸易争议及区分真假贸易争议的能力，能与出口保理商密切合作，充分发挥进出口保理商的整体优势。
进口保理商的风险防范
准确地评估进口商的信用额度并跟踪掌握其资信变化从前述风险分析可以看出，进口保理商面临的风险源于进口商的经营状态。因此，强化对进口商的资信评估并跟踪掌握其资信变化是防范风险的根本措施。具体而言，可以充分利用银行（或母银行）广泛的分支机构和网络、数据资料库，以及利用专业信用评估机构对进口商的信用等级评估等方式，多渠道、全方位地对进口商的综合经营状态进行调查分析，并根据进口商的生产经营发展趋势、市场竞争状态，对其未来的资信变化做出预测，在此基础上确定合理的信用额度。在保理业务的整个过程中，进口保理商都要跟踪掌握进口商的资信变化情况，并随时调整其信用额度，从而将风险降低到可接受的程度。
争取与出口保理商签订风险分担协议在正常情况下，进口商的信用风险由进口保理商承担。如果进口保理商不能或者不愿意承担全部进口商的信用风险，可与出口保理商协商，要求其承担部分进口商信用风险，有时出口保理商可能希望分担部分风险以获得较高的收益。这样进口保理商通过与出口保理商达成有关风险分担比例和条件的协议，从而降低风险承担。
设法加大保理业务量以分散风险一般来说，如果保理业务量过小，进口保理商的风险将无法有效分散，形成风险与收益不对称的局面，也不利于其在规模经营过程中降低营运成本。如果保理业务量足够大，尤其同一出口商在进口保理商所在国的客户分布相对分散，可以减少潜在的坏账损失。因此，进口保理商通常会要求为其核定信用额度的出口商将全部应收账款转让给自己。
根据本文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在国际双保理业务中，除承担信用风险的进口保理商外，出口商和出口保理商仍然会面临一定的风险。但是，通过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可以做到趋利避害，使国际双保理业务成为出口商、出口保理商、进口保理商以及进口商多方共赢的国际结算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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