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域社会治理经验篇1
时至今日，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过改革开放前后60年左右的时间，已经在经济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由于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表现在人均收入水平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悬殊，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面对如此复杂的经济发展态势，发展经济学理论一方面表现出极强的解释力，另一方面也需要不断的修正、发展、创新。
面对区域经济不断的增长需求和区位条件的优势和限制，中央和地方政府积极探索经济发展模式，建设开发了许多经济开发区和“新区”工程。上海浦东新区、深圳经济特区、天津滨海新区、横琴新区一系列区域经济区的建设带动了中国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动力和活力。这些经济行为模式的实践成功，论证了发展经济学理论中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rancoisperroux）于1955年提出的“发展极”理论的合理性。
“发展极”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在经济增长中，由于某些主导部门，或有创新能力的企业、或行业在某一些地方或大城市聚集，形成资本与技术高度集中、具有规模经济效益、自身增长迅速并能对邻近地区产生强大辐射作用的“发展极”，通过具有“发展极”的地区的优先增长，可以带动相邻地区的共同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发展极”，通过“发展极”自身的发展以及对其他地区或部门的影响，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可见中国经济“特区”和“新区”的建设主要是为了形成“发展极”，通过这些综合实验区来带动区域乃至全国的经济增长。佩鲁认为要形成“发展极”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引导企业和行业在某些大城市或地区聚集发展而自动产生“发展极”;二是有政府通过经济计划和重点投资，鼓励和补贴创新型企业和推动型产业的发展，主动建立“发展极”。就中国各个区域的“发展极”建设情况来看，主要是依靠后一种途径。
然而，就现实情况而言并非就经济增长如此简单。由于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区，伴随经济增长，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各个子系统也在不断的协调适应之中，其中社会制度和结构的变动尤其剧烈，导致了一系列社会制度创新和社会实践。这一过程属于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本文以平潭综合实验区的建设和其升级为福建“自贸区”的重要部分的发展过程为研究背景，探讨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制度创新的延伸关系，拓展了“发展极”理论在社会建设中的解释，提出“发展极”社会概念，并且分析了这种经济变迁中社会管理制度的创新和实践问题。
二、“发展极”理论与平潭综合实验区的经济增长
佩鲁在“发展极”理论中认为一国经济是由各种“经济空间”构成的，也就是社会经济中的各种分子之间的经济关系。作为“势力范围”的“经济空间”形成经济中心发挥吸引力与扩散力，并形成互相交叉，不分地区、国界限制的作用范围。
“发展极”的形成必须具备三方面的条件：第一，产业群的形成。具体而言，首先是推进型产业先于其他产业发展起来;其次是创新性企业的迅速扩张;最后推进型产业和创新型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第二，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和企业家群体是“发展极”形成的重要条件。企业家有创新精神，敢于冒险，从而可以进行技术和制度的创新。而且可以产生一批追随、模仿创新企业的“增长企业”，可形成“增长中心”。第三，必须具有规模经济效益和适当的周围环境。规模经济的增长不仅需要聚集大量的企业、部门，而且要集中相当规模的资本、技术、人才等。根据佩鲁的“发展极”理论相关学者提出“增长极发展战略模式”，认为实施增长极发展战略，关键是要进行区位选择与产业选择，以及必要的政策支持，才能形成有效的经济增长中心。增长极发展模式主要应用于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平潭相对于周边地区实际上属于欠发达的地区。因而，需要发挥政府的作用，弥补市场的不足，在政府支持上，主要包括土地、税收、金融、人才等方面。
平潭综合实验区是福建省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域战略的产物。最初的目的以平潭岛为特殊区域，利用平潭特殊的近台优势、开发开放条件充分、对台历史悠久等诸多独特条件，设立两岸合作开发的实验区，密切两岸交流合作，加快开发平潭的步伐。于2009年，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平潭综合实验区成立，提出的发展目标是积极探索开展两岸区域合作，建设两岸更加紧密的合作交流的区域平台，努力把平潭建设成为探索两岸合作新模式的示范区和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的先行区。平潭综合经济区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情况如下：GDp总量为：2008年68.65亿元，2009年73.58亿元，2010年89.69亿元，2011年111.86亿元，2012年135.53亿元;增速分别是13.70%，11.50%，15%，17.10%，13.10%。从投资力度上来说，平潭开发开放每年投资资金为：2010年100亿元，2011年300亿元，争取三年投资1000亿元。除地方政府财力支持外，中央财政从2010年起至2015年，每年给予财政补助8亿元，共计48亿元，6年支持平潭开放开发。
从平潭综合实验区的建设到发展，可以认为是一个“发展极”的形成和成长过程。佩鲁认为“发展极”的形成有阶段性并且会带来不同的效应。在发展初期，“发展极”主要表现出极化效应，将资金、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向“发展极”聚集;当发展到一定规模后，极化效应削弱，扩散效应加强将生产要素向辐射转移。进一步的发展会是扩散效应占主导地位。按照平潭综合实验区的现实情况，现在依然是进行极化效应时期。基本上是走有政府通过经济计划和重点投资，鼓励和补贴创新型企业和推动型产业的发展，主动建立“发展极”的途径。比较中国其他模式（珠江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的发展，制定和实施增长极发展战略，有赖于政府的政策干预，政府通过资源集中，对某些区域、某些产业和行业及重大项目进行重点投资，以形成区域经济增长中心，带动与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平潭综合实验区的建设中，主要的产业包括：国际旅游、两岸商贸合作、港口物流业、滨海新城、科技文化创意园、新兴产业。这些产业的选择依赖于区位条件优越，资源禀赋良好的地区。而这方面，平潭的优势相当明显：基础设施建设中交通体系完备，环海开发条件独特;文化中对台交流密切;资源上港口海岸线优越，旅游资源丰富;另外平潭开发空间充分，地方产业突出。
“发展极”理论在提出之后，得到广泛的应用。然而，在实际的成效中，区域经济发展出现了增长极中心与其他区域的强烈反差的“孤岛效应”现象。但平潭综合实验区实际上只是福建海峡经济区域中的一部分，目前的情况，恰恰是处于落后的状态，因而关键的措施依旧是形成“发展极”，尽快发展平潭的经济力量。
三、“发展极”社会中的社会治理制度创新
“发展极”的形成带来经济的增长，使得区域内的经济系统发生了显著变化。为了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于此相适应的各项其他子系统也会得到改革，带来新的变迁。良好的区域社会治理的形成因而至关重要。在对平潭综合实验区建设的研究中，以法学、经济学、政治学为基础，学者们认为必须加快法律、治理体制、行政机构等方面的制度创新。一个“发展极”的形成并非在“真空”中，伴随而来的则是一个“发展极”社会，这种区域社会的变迁尚未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因而本文在探讨了平潭综合经济区的经济增长之后，以此为基础，探析经济增长与社会治理制度的延伸关系及制度创新的相关问题。这里也可以理解为“发展极”是地区以“开发”带动“改革”的动力，从而实现区域社会的变革。
安迪·派克等著《地方和区域发展》一书中探讨了地方和区域发展中的政府和共同治理的机制问题。书中指出“我们正在进入从政府到共同治理的时代;进入一个权力下放的分散时代或者‘新地区主义’，甚至‘新地方主义’的时代。多层次的共治体系的出现为地方和区域发展提供了一个上至超越国家下至邻里的多层化的制度框架。”强化地方和区域共同治理可以提高公共管理机构对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干预能力。因此，地方和区域共同治理在区域经济发展，尤其是改善经济活动中供应方的质量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虽然，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一些“新地方主义”特征，但是国家政府依然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与“共同治理”异曲同工的“共同管理”概念，则是国家政府积极支持地方政府实施的管理制度。平潭综合实验区实行两岸共建共管，实行共同规划、共同开发、共同经营、共同管理、共同受益，探索“五个共同”的开放开发的新模式;而在“五个共同”里，难点、创新点和突破点在“共同管理”。这种理论和实务的缺失显然需要借鉴先进的思想观念。安迪·派克认为在“共同治理”模式中国家机器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绝对主导地位将被逐渐取代为之的是政府、准政府和非政府之间的伙伴关系，并且这种伙伴关系中国家机器通常只是“平等关系中的第一位”。英国著名政治理论家杰索普（Jessop）的“元共同治理”认为需要运用复杂的领导艺术来调控多个即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依赖的团体。
与此理论相对应，一些学者认为平潭综合实验区由于承担和对接的是台湾两岸跨域的协调和合作，这是前所未有且在全国独一无二的。在社会管理格局中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单一的政府权威，而是由两岸社会中多元的独立行为主体（政府组织、政党组织、商业组织、社会团体等）通过相互博弈、相互调适、共同参与与合作等互动关系，形成多元的公共事务共同管理制度或模式。从而满足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市民社会，基于对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的追求。
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平潭综合实验区做了许多重要改革。创新管理制度方面，平潭综合实验区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建立起机构精简、职能综合、结构扁平、运作高效的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创新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强化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服务型政府，加快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电子政务平台的建设等。当然一些学者认为平潭综合实验区的行政体制，社会治理仍然需要改进，以充分的适应“共同管理”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的需求。
不管从理论还是实践来说，“发展极”社会的形成在取得了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必然伴随其他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子系统的变化，进而促进区域社会的整体变革。因而在政府在建设“发展极”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同时，要做好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因为区域社会问题的存在都是与区域公共管理制度的失败有关。区域经济政策之所以失败，也是因为缺乏区域层次的管理主体，以至于在区域层次的公共管理活动难以展开。
四、“发展极”社会创新制度的良性运行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环境因素：指区域治理环境运行的经济系统的情况。经济的增长本就是“发展极”社会形成的手段及目标，要完善“发展极”经济增长的三个必要条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加快发展资本、产权、技术、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完善商品和要素的价格形成机制。在投资产业项目时，着力引进投资规模大、技术含量高、带动能力强、节能环保的重大项目，设立区域物流、营运和研发中心。加强经济、技术、旅游、贸易、园区管理、人才培训等方面的国际合作，推动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与交流。
第二，政治法律关键因素：区域治理要求与相关政治制度有关，并要提供法律保障。“发展极”社会形成的关键一步即使实现区域治理的创新以及相关法律制度的落实。就政治制度而言，要求进行创新管理模式和服务方式，建立起高效、合理的机构和运作机制，便捷社会管理的程序，促使政府职能转变。而在“两岸区域合作”中如何在合作区域中进行立法及法律能够顺利实施，则尤为关键，其他制度上的创新必须得到法律制度创新上的保障。
第三，社会环境、外部环境也与政策执行的有效运转有关。社会环境包含众多的内容，但重要的一项就是要建设社会组织。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以及在政府、市场与社会良性互动的体制机制中，社会组织建设具有关键性的地位和作用。在平潭综合实验区升级为“自贸区”的背景中，社会组织建设可以促使自贸区市场化的进程，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更好的应对自贸区的“双重失灵”，并且将法制建设落实到实处，以此来获得强大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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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域社会治理经验篇2
[关键词]大都市；区域治理；模式创新
[作者简介]曾望军，湖南文理学院科技处讲师，管理学博士研究生，湖南常德415000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06-0006-04
大都市区是世界城市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也是全球最具发展活力的地区。我国面临着城市化进程的跨越式；发展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产业跨越发展相适应，以都市区带动城市化的新城市时代。因此，大都市区管治是中国未来区域政策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相对与世界各国大都市区域发展的成熟经验，我国大都市区建设存在诸多的问题。这需要我们在借鉴世界经验和我国城市发展实践的基础上深入思考如何通过体制创新完善我国大都市区的治理。
一、国外大都市区域治理的经验启示
许多欧美国家比我国较早进入城市化阶段，积累了许多大都市区域管理的经验，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大都市管理方法和模式，为世界各国尤其是我国的大都市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借鉴。
(一)国外大都市区域协调治理注重长期推进农业现代化、郊区工业化、乡村城镇化。中心城区与郊区的协调发展是国外大都市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中心城区的不断扩展是大都市发展的必然要求。以日本东京、澳大利亚墨尔本、美国纽约等为代表的国际大都市，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城区范围迅速扩展到近郊甚至远郊；中心城区制造业、零售业等产业大批向郊区转移；人口加快向郊区扩散；郊区小城镇和各种规模的商业、工业、聚居中心大量涌现。实践表明，在中心城区扩张的同时，推动农业现代化、郊区工业化和乡村城镇化是国外大都市实现城郊协调发展的普遍选择。
1 郊区工业化是实现城郊经济一体化的必由之路。郊区充分发挥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优势，积极承接中心城区产业转移，逐步建立起与中心城区分工合作、优势互补的产业体系，才能全面带动郊区经济发展，缩小城郊经济差距。郊区工业化一方面能为农业生产提供先进的机械设备，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还能为郊区城镇化提供物质保障，支撑乡村城镇化所需大量人力、资金和物资投入。澳大利亚墨尔本在短期内通过新建和迁移来实现郊区工业化，其大多数大工厂主要集中在墨尔本康、富茨克雷、威廉斯敦及阿尔托纳等近郊区，而许多小型企业特别是传统工业，如服装、首饰、印刷业则集中在城市中心及近郊。
2 乡村城镇化是实现郊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载体。郊区依托产业布局，通过开展大规模城镇建设，逐步改变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及公用设施落后状况，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和环境卫生状况，形成产业布局与城镇布局互为依托的格局，将推动郊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如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后，经济高速起飞，农村人口大量涌向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在城市近郊大量农田被占用，污染严重，农业生产条件恶化；加之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农业生产大幅下降。对此，日本制定了农村整治计划，加大对农村投资力度，引导工业合理分布，促进农村开发。1970年至1977年建成430个小城镇；20世纪80年代继续建设450个小城镇。日本在推进村镇建设过程中，注意防止农村人口外流，大大促进了农村致富的过程，推动了郊区与城区协调发展。
3 农业现代化是实现城郊协调发展的必要举措。国外大都市普遍依靠现代化的装备等手段实现了农业现代化，也解放了大量农业劳动力，释放出大量土地用于工业、住房、公共设施建设。如以日本园艺生产为例，从播种到成品包装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操作，其蔬菜生产过程有52％实现现代化，花卉栽培过程有80％实现了现代化。现代化农业生产激发了高水平生产率，释放了大量农业劳动力和土地，为城郊协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注重区域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城市化早期的欧洲及发展中国家大都市，多数在都市快速膨胀时期，过分强调城乡经济发展均衡，而忽视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结果导致社会、环境与经济发展严重失调，基础设施与居民生活基本需要之间产生巨大缺口，发生了严重的“城市病”。所以，越来越多的大都市从历史教训中总结经验，逐步改变单一追求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模式，致力于城郊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一方面加大郊区基础设施、居民生活设施建设。如一些国家相继制订法律，规定大都市新兴工业区和居民住宅区都必须有相应的排水、给水和道路设施及垃圾处理设施。另一方面越来越重视郊区规划和环境保护。国外大都市纷纷出台一系列法律法规，加强规划管理，加大环境治理和保护力度，大力倡导可持续发展。
(三)根据大都市区内部事务相互关联性。建立统一的大都市区政府。美国虽有强烈的地方自治传统和需要选民支持的“民主自由”文化背景，但为了协调区域性矛盾，解决单一城市政府无法解决的区际问题，仍有为数不少的大都市区在城市政府之上建立了统一的权威机构――大都市区政府。大都市区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曾盛极一时。当前，最为典型的例子有“华盛顿大都市委员会”和“双城大都市区议会”。华盛顿大都市区包括哥伦比亚特区(核心区)及马里兰州、弗吉尼亚洲的15个市县，由于其作为联邦首府所在地而受到相对强烈的政府调控影响和成员政府间较强的合作意愿，1957年成立了统一正规的组织――华盛顿大都市委员会(mwCoG)现已成为包括18个成员政府、120名雇员、年预算千万美元的统一正规组织。其主要职能为实施从交通到环境保护的众多规划，并具有联邦和州政府拨款的资金分配权，有效地解决了许多公众关注的区域问题。双城大都市区(位于明尼苏达州东部两城市圣保罗和明尼阿波利斯及其附近连绵成片的城镇密集区)总共有372个独立的地方政府单元，包括58个县、138个市、50个镇、149个学区、6个都市组织、22个特别法院；同时，为了解决因机构复杂多样而导致的区域矛盾，于1967年终于成立了双城大都市区议会(mUC)，议会共有17个成员，由州长按照城市规模提名任命。其主要职能是对大都市区的交通、空间用地、垃圾处理、机场、环保等事务进行长远发展规划；x~--些都市组织(交通局、垃圾处理委员会等)进行监督，就某些重大问题给县政府和市议会提供咨询服务。实践证明，通过都市区政府管理都市区的最大优点是它能够充分考虑到都市区的各种功能联系，使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更加高效合理，从而有利于促进都市区的政治经济一体化。
(四)以横向合作为基础。组建松散型城市政府联合组织。在美国强大的“地方自治制度”传统和“民主自由”文化背景下，普遍建立统一的大都市区政府具有一定的难度。在此背景下，广泛形成了都市区域内的各城市水平方式的自愿联合、获得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支持、具有特殊协调功能的半官方、松散型城市市政联合组合――大都市区地方政府协会，这是一种城市联合管理体系，而非城市政府结构的联合最为典型的就196年成立的“旧金山湾区地方政府协会”(aBaG)悼J。在其发展的全盛时期，有8个县、82个城市作为资格成员，其起初职能定位是大都区发展规划咨询机构，旨在向区内地方政府和州政府提出解决各类区域性问题的方案；后来又逐渐成为专门进行区域性废弃物处理和空气质量控制计划的管理机构，开始从事环境管理的工作，其影响力很大。
二、我国大都市区域治理尝试中存在的问题
(一)“重建轻管”和“单一式”的治理理念。当前，我国大都市区建设和管理的主导思想仍然是注重城市管理的“硬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而忽视城市管理的“软件”――人文环境的保护和人的素质的提高。突出表现为城市管理投入与建设投资增长的比重呈大幅度下降的趋势，使许多城市发展的外延形态同内涵功能之间的差距拉大，导致管理工作跟不上；管治滞后又使建设好的设施得不到很好的维护，有的甚至损失较重，现有城市基础设施作用发挥不足，成为制约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管治理念的“单一化”主要表现为：一是把大都市区管治与发展中的“发展”单纯地理解为主要是经济增长和物质性扩张，而把城市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置于次要地位，或者不能把经济、社会、环境整合起来进行发展与管理；二是把大都市区管治与发展中的“管治”理解为政府单一主体的行为，并以建立在传统科层制基础上的行政为主导。
(二)区域间政府职能定位不合理。在我国的大都市区管治中，普遍存在着区域间政府职能“越位”、“缺位”和“错位”的现象。“越位”是政府插手不该管的事情，及运用本部门的权威和其他便利条件，制定某些符合部门利益的规章制度，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缺位”是政府部门应该管理的领域却又没有部门管理，如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秩序，给失业者、贫困者等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最低收入保障，提供充足的公共品和各种社会服务，政府的工作却经常不到位。“错位”是政府与企业、市场分工不清，行使了一些不该由政府行使的职能。政府管理虽然达到了预期目标但投入与产出比例失调，管理成本高昂。
(三)部分大都市区缺乏统一的治理行政主体。大都市区的发展一般经历三个阶段：以集聚城市化为主的大都市区形成阶段；集聚与扩散并行的大都市区形成阶段；多个大都市区的空间联合阶段。这表明从集聚城市化为主的大都市区发展到多个大都市区的空间联合；大都市区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当超出了一定行政范围之后，就出现了没有明确行政主体的大都市区，由此导致行政主体的缺失，这种现象在京津冀和长三角非常突出。部分大都市区行政主体的缺失，是长期以来制约区域政策发挥作用的主要瓶颈，导致各地方行政主体各自为政，使发展成熟的大都市区管治处于无序状况。
(四)大都市区域间公共管理协调机制不健全。长期以来，在我国以行政区划为基本格局的城市政治经济管理模式下，各城市形成了彼此分割、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和公共管理主体。他们单独承担对城市内的所有公共事务的管理任务，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公共管理体系。(1)地方保护主义依然存在，整体协调范围较窄，协调力度不足。目前城市群发展存在的最大问题是部门垄断和地方保护。虽然区域间行政区划界限有所淡化，但区域内政府行政关系复杂。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阻碍了经济资源的自由流动和跨地区的经济合作。(2)城市间分工不明确，产业结构趋同。我国城市群内的城市间联系度不高，区域内的城市各自为政，城市发展的目标大体相似，产业结构雷同，导致整个区域内资源浪费。各城市之间的竞争多于合作，摩擦大于融合，这使城市群难以形成具有特色竞争力的整体发展优势。
(五)非政府组织和公众参与度不高。在“强政府、弱社会”的管理体制下，大都市区各类社会组织发育相对迟缓，各种功能也不够健全。有些社会组织是在政府管理部门培育和推动下产生的。由于这些组织与政府部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社会组织很难拥有独立的意志和活动，不得不将相当一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完成本来需要政府部门完成的工作，而在发动市民参与大都市区管治方面又相对有限；加上一些非政府组织自我规范性不够、自律性不强、社会监督缺位，导致一些违法乱纪现象出现。尽管城市居民参与城市管理的意识也有了较大的增强，但由于受传统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绝大多数市民的行为仍呈现出明显的顺从性与依赖感，没有形成良好的参与意识；加之参与公共管理的范围有限，参与程序非常复杂，参与形式单一，整体上呈现参与程度较低的局面。
三、我国大都市区域治理的模式创新
(一)树立全局发展。综合协调的治理理念。随着世界经济体系的快速扩散与融合，城市功能的国际化日益明显；城市之间相互依赖程度明显加强；城市空间形态的网络化特征日趋明显；城市化发展模式也开始转变为以城镇密集区为主的“都市区化”模式；大都市区已经成为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主要空间载体。因此，选择“大都市区化”发展模式也是我国城市化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经之路。当前，我国更为重要的是在长江三角洲、京津唐、珠江三角洲等城镇密集区的各城市政府要正确认识国内外城市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趋势，借鉴国外大都市区发展的过程和经验，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尽快转变传统的地方观念和本位主义做法，树立区域观和全球观，逐渐淡化各自的行政区划界限，按照互惠互利、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从思想、观念上积极主动地将自己融入到“大都市区”之中，并为此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这是能够真正构建对内对外开放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大都市区的根本基础，也是建立大都市区长效性协调管理机制的保证。
(二)科学定位区域间政府职能。我国的城市政府是城市建设、管理和维护的主导力量，是城市公共资源和资产的所有者、控制者和管理者；城市发展和规划的决策权几乎完全掌握在政府手里，同时城市发展和建设的资金也几乎完全由政府筹措和承担。在这种情况下，城市政府面i临着城市建设资金和服务资金严重短缺的问题。此外，政府所提供的服务严重不足，远远不能满足城市居民的需求；同时，效率低下、浪费严重，难以适合城市居民的实际需要。因此，需要实现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尽快转变，强化对市场的宏观调控、生产服务、社会保障等职能；要关注社会公平目标、环境目标，以及对弱势群体利益的保障；鼓励中
介组织、非盈利机构、市民、企业等广泛参与维持秩序，参加经济和社会管理。
(三)建立统一的大都市区域治理行政主体。在中央指导下组建集权过渡型大都市区政府。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仍不成熟的“行政区经济”运行时期，长江三角洲、京津唐、珠江三角洲大都市区内部的行政分割和区际矛盾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有效的根除。由于我国长期的集权政治文化背景，人们部分还存在行政命令高于一切的意识，现实国情也表明集权化管理模式确实能够起到协调和实施重大方针政策的作用。我们认为，在中央的指导下可以在中央成立一个“大都市区协调与规划办公室”之类的机构，在其直接指导和领导下，组建长江三角洲、京津唐、珠江三角洲三个集权过渡性大都市区政府。其权力来自于中央下放、省政府及中心城市政府适当上收两方面，并赋予它以区域环境整治、交通建设等资金的分配权、区域性空间协调发展的审批权或实施监督权、区域性贷款投资的倡议权等。经费来源中央政府出一部分，中央政府给地方拨款中抽一部分，大都市区相关省市政府出一部分。主要职能为对大都市区的公共服务、交通、空间用地、产业布局、垃圾处理、机场、环保等事务进行统一长远发展规划；对大都市区各类省市地方政府进行监督；就某些重大问题给省政府和市(县)提供咨询服务，使省市(县)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更加高效合理，促进大都市区的政治经济一体化。大都市区政府应置于省政府之上，形成大都市区政府―省政府―市县政府的等级序列。其过渡性主要是指，等到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成熟，大都市区要素市场发育完善，城市政府职能转变基本到位的时候，撤销大都市区政府，其职能完全让位于大都市区具有跨界协调职能的松散型政府联合组织――大都市联盟。
市域社会治理经验篇3
一、有关行政区经济理论的本质意义
最早和最经典的行政区经济理论，可概括为一个核心，三个条件，五个特点：一个核心是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产生了刚性约束;三个条件，一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二是从纵向运行系统向横向运行系统转变，通俗一点说，就是从以条为主向以块为主;三是过渡性质的区域经济类型。五个主要特点归结到一点就是都与政府的行政行为有直接关系。
该理论的提出有这么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分析：一是完全是以市场经济为假定和参照系(实际上，一国发展不仅受经济影响，也受政治和社会等诸多因素影响，而且即使都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有国与国之间自然、人口、政治、社会、制度、观念等因素的影响);二是导致行政区经济的主体不是行政区域本身，而是其上的行政组织结构即政府主体;三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我国出现的行政区经济在世界范围如在苏联和东欧国家有无普遍意义?四是我国历史(我国行政区划历史悠久，调整形式极为丰富)上和世界上(过去和未来)是否存在行政区经济现象?五是行政区经济现象和行政区经济理论不是一回事，如何构建行政区经济理论的架构与功能(尤其是正功能或积极意义)。在市场经济假设下，应淡化行政区经济，消除诸侯经济现象。
这是我国改革初期大家看到的行政区经济消极的一面。消除行政区经济现象，这对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具有积极作用。但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我们看到即使在同一的市场经济体、或不同的市场经济体之间，由于政治、社会、文化、政策等复杂因素存在，由于各经济体发展战略、目标与互相竞争等诸因素的作用，仍会导致行政分割、地方壁垒等情况发生，行政区经济因而就不是想淡化与消除就可以解决的，而是必须从国家制度、地方行政、区域市场、地理空间、乃至地缘政治等更广阔的区域权力空间结构的视野来深入研究和理性引导。所以，从1989年初刘君德教授等酝酿提出该理论后，到2009年刘君德教授又在其主编的《当代中国城市区域权力空间制度研究丛书》的总序即《中国行政区经济理论的缘起、发展与未来》一文中对此作了比较系统的思考，就行政区经济理论的适用范围、理论扩展与深化提升做了进一步提问：我国古代有没有行政区域分割或行政区经济现象，如果有，能不能够用行政区经济理论对这一现象做理论解释?从我国城市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来看，我们主要注重分析、克服其消极影响，那么行政区经济到底有没有积极意义，或者正面效应?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在全球范围内是否也存在行政区经济现象，行政区经济理论能否对诸如苏联、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欧盟等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并由此进一步提出：行政区经济理论的第三个发展阶段，就是必须更加扩大和延伸学术视野，从区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系统整合的意义上，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区经济理论思想的建构，并将其作为行政区划与行政区经济理论的新的学术增长点。
他还进一步提出：行政区划的建立不仅关系到国家与社会的长治久安与繁荣稳定，而且关系到国家行政结构的组织方式，关系到国家区域权力空间结构的发展趋势与调整方式。因此，从区域权力空间结构调整的新视野对我国行政区经济理论进行审视和拓展，在不断深入总结我国行政区划的历史经验、生动实践与长期效应的基础上，从区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系统整合的意义上，对推动构建具有中国学派特征的区域政治经济学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二、行政区经济理论与中国经验
从1994年林毅夫、蔡昉、李周提出中国的奇迹，到2009年建国60周年潘维、玛雅等对中国模式的集体大讨论;从中国学者自己力图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奇迹的探寻，到研究中国问题的国外学者、政要和媒体在北京共识框架下寻求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阐释，都一再说明20世纪80以来的30多年，改革开放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作为一项影响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的客观事实，为世界所公认。可以预料，随着中国经济、政治与社会的持续发展，如何深刻理解这一影响世界现代历史进程中发生的大事，必将成为整个国际社会和学术界深入关注的重大课题。而在已有的针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成果中，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中国学者自己提出的行政区经济理论，从中国这个古老文明所独具的行政区划实践与理论研究入手，融汇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历史等学科，勾连历史现象、现实世界、发展战略诸因素，为阐释中国和启示世界提供了独特的学术价值和思想内涵，显示出区域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的中国学派特征。要解释中国经验，不妨从中国最基本的国家制度内涵说起。姑且可将其概括为一主多辅的混合型制度模式。这不仅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结果，也是我国几千年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继承与发展所使然。
其具体内涵体现在：从经济制度看，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从社会分配制度看，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从政治制度看，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从文化制度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时代主旋律，满足人们不同层次的、多方面的、丰富的、健康的精神需求，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种一主多辅的混合型制度模式，在理论上还需要继续完善，在实践中仍还是最贴近发展实际的基本概括。从我国历史经验看，这个一主的一可能会变化，但绝不能没有，否则国家和民族就陷入混乱甚至分裂。只要这个一主的一不乱，这个多辅再多也不怕，只要这个一足够坚实，越多越好，多就是生命、丰富、繁荣的象征;如果没有这样的多，这个一也难以长久存在下去。从一主多辅混合型制度模式来理解行政区经济理论对揭示中国经验有启发意义。
(1)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提出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三者是目标、制度与动力的关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里有一个问题，是谁要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和政府。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奇迹的取得，关键在党和政府。这个不论是持中国经验论还是中国崩溃论者，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如何评估其价值姑且不论，但总体上都不得不承认这一客观事实。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从经济指挥棒到政府行为，政府既是一级行政组织，又是一个经济体或类似企业家的角色(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像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过了政府是企业、政府像企业和政府为企业提供支持三个阶段)。因此，不断健全政府与市场两只手发挥作用的制度体系，这不仅是历史和现实，也是未来不断深化改革的基本动力。
(2)区域结构的不平衡(国内与国外两个层面，尤其是一主多辅混合型制度模式下的中国国内区域结构不平衡)为区域经济社会的竞争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这就是中央政府控制下的地方政府经济取得成功的关键，反过来，也是导致诸侯经济的必然。在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消灭贫穷，达到共同富裕的区域发展思路指引下，一主多辅的混合型国家制度模式使各区域结构内的资源、技术、劳动力、市场、产品等要素禀赋、制度、政策等因素，使交易成本降低，交易速度加快，政策复制和竞争更加激烈。这种区域结构不平衡条件下的不平衡区域发展战略，既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动力，但同时在短期内必然导致区域能源大战、恶性竞争和地方壁垒等负面效应。
(3)决定各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竞争胜出的关键在县级政区。从我国行政区划的历史经验来说，县这一级政区类型是几千年来最稳定的;从行政组织结构来说，县级政府是最完整、最直接的施政基本单元;从把承包责任合约制度引用到有地理界线划分地区之后所引起的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和惊人活力，在县一级的经济权力最大、竞争最为激烈。而我国近年来混合型政区调整最剧烈、形式最复杂、最具冲动力的也是县市这个层面。因此，从深层次讲，发展行政区经济理论必然还涉及到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国家与市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等方面，涉及到国体政体问题，还涉及到国际区域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问题。不研究这个，就不能理解我国一主多辅的混合型国家制度模式所赖以生存的根基，也不能理解我国的行政区划的政区类型在本质和现实上就是一种混合型政区模型。混合型政区的形成实际上正是混合型经济与混合型政治的具体表现。在国家层面表现为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存在，而制度竞争的结果可能会给我国形成一种世界上最优良制度的机会，当然，也隐藏着巨大危机(一方面，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可以吸收借鉴世界上一切优良制度，另一方面，面对严峻的制度竞争局面，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也是前车之鉴)。在一主多辅的混合型国家制度模式下，政府主导的竞争性经济发展模式，既是成就中国奇迹的关键所在，当然也是问题与挑战所在。在这个意义上，未来高层政区调整仍要慎之又慎，关键是通过创制理顺中层政区体制，稳定和加强基层政区。不可不动，不可盲动，水到渠成。
三、行政区经济理论给世界区域政治经济发展带来的启示
如果我们从行政区经济理论来解释中国经验有一定的独特性，那么是否也对世界区域经济发展带来一些启示呢?从本质上说，这也是验证行政区经济理论是否具有一定普遍性和解释力的关键所在，也是从区域权力空间结构演变的角度构建具有中国学派特征的国际区域政治经济学的应有之义。所谓区域权力空间结构是一个以权力为核心，以区域为基础，以空间生产、占有与争夺为主要内容，以经济、社会、文化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综合运行系统。从区域权力空间结构的角度看行政区划的体制变革，就是对在特定行政区域范围内，以政府行政权力为主的各权力主体，为适应行政组织与空间结构相互耦合的内在需求，在区域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因素相互作用的基础上，主要通过改革行政组织结构和调整地域空间结构的途径转变行政职能、提高服务效率，调整权力关系、平衡利益诉求，拓展发展空间、适应地缘战略。目前，从世界范围来看，由行政区域与行政组织结构耦合的行政区划既体现为一国之内的区划体制，也包括国与国之间的区划体制，还包括建立在跨国、跨洲际基础之上的区域性经济、社会和文化组织，甚至也包括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性组织体系。这也是经济全球化和网络信息社会兴起、近代民族和国家观念发生变迁和国际区域政治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所使然。
(1)经济全球化与网络社会的兴起。经济全球化使全世界无可逆转地卷入到资源与生产要素在全球合理配置、经济规则趋向一致、协调机制不断强化、相互依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只不过存在优劣、快慢、强弱和主辅之别而已。资本主义的跨国公司化发展第一次将资本主义的历史从一种具体而固定的地理位置与相对封闭的民族国家边界中超拔出来，进入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时代。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中心的高新技术迅猛发展，不仅冲破了国界，而且缩小了各国和各地的距离，使世界经济越来越融合为一个整体，这也为全球网络信息社会的进一步快速崛起提供了动力。经济全球化和网络社会的兴起，使全世界各国越来越难以独立自存。这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曾经洞察的未来世界政治经济框图那样：如果所有国家都实行自由进出口的制度，构成大陆的各个国家就如同构成大国的各个省一样。如今，斯密200多年前的构想已经在欧盟共同体看到了雏形，也为行政区经济理论的新发展带来了新的国际视野。
(2)民族国家观念的变化带来的挑战。自1648年威斯特法利亚国家主权体系确立以来，民族国家就成为人类政治生活的核心，主权是国家的象征，国家的领土边界、对内对外权力属性、公民数量规模以及权力来源的合法性等构成了现代国家的基本要素。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原来业已确立的民族国家的基本要素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一方面，国家仍然是最重要的政治权力主体，领土仍然是划分国家的基本标志，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仍然是最重要的政治认同，国家的公民权仍然是最重要的成员资格权，国家利益仍然是根本的政治利益，国家仍然是正式规则的主要制定者和国际社会最重要的行为主体，甚至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国家的作用仍然有所加强;但另一方面，超国家组织对国内政治生活的影响日益增大，跨国公司不仅操纵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民族国家的国内政治，国家权力的分层化和中空化使国家在权力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受到一定程度动摇，国家传统的职能受到严重限制与制约，国际因素已经成为制约国内政治发展的基本变量，全球问题的增加使得国家权力的边限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模糊，民族国家的认同遭遇到了危机，全球化正在重塑国家自主性。以上诸多挑战就使得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实现国家目标和国际治理变得比以往更加艰难。因此，把民族国家放置在更广阔的区域权力空间结构视野下应对诸多挑战就成为势所必然。
市域社会治理经验篇4
关键词：治理理论；实践；综述
中图分类号：c94-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5-0126-04
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管理出现了从统治到治理的广泛变革，强调市场、企业、ngo和各类公民组织在治理过程中合作作用的治理理论逐渐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可。与此同时，国内学术界也逐渐意识到，传统的政府与社会高度合一的社会治理模式在社会快速变革条件下表现出的适应性不良等问题，公共治理领域的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充分借鉴治理理论及应用实践经验，对于提高我国政府社会管理的能力和水平，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国内外治理理论及研究
（一）西方治理理论
20世纪后期，西方福利国家出现了严重的政府管理危机，由于政府“超级保姆”的角色，导致了政府职能扩张、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等种种弊病，导致公民强烈不满。全球化的深入也使毒品、环境保护、市场垄断等国际问题逐步发酵，种种不可治理性以及新地方主义的兴起，强烈地冲击了传统的社会科学。与此同时，人们也开始认识到作为新兴力量的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群体，对于弥补市场机制弊端和政府功能失效的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既重视发挥政府功能，又重视社会组织相互合作、共同管理的方式和理念，于20世纪90年代正式登上历史舞台。①自此，治理理论逐步成为西方学术界探讨的理论热点[1]。
西方治理理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崭新的政治画卷。从上述关于治理的观点中不难看出，这些理论家们都反映了治理的一些共同特征，即：管理主体从传统一元管理主体向多元治理主体转变；政府职能从职能全能走向治理职能有限；政府与市场，尤其与社会组织和公民的关系从单方强制走向自愿平等的协调合作关系；政府更加突出其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及有效性的特征等。近年来，随着人们对治理理论认识的不断加深，研究范围也从全球治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到社区治理，从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机制到治理评价体系等多方面深入。目前，西方治理理论研究主要表现为两个趋势。一是重新向现代性回归。明显特征是国家的元治理地位在实践中得到确立，也就是说政府作为制度的保障者、公共责任的最终负责者必须居于主要位置，同时新公共管理的私人部门公共服务的方式也得到了反思。二是项目层次上的治理在西方得到高度重视，研究者通过项目来比较等级制、市场和网络的治理绩效，从而找出决定各种治理绩效的那些因素。这种理论意图使得治理理论正逐步成为突破经典理论、开拓新实践领域的旗帜。
（二）国内有关治理理论的研究
国内最早介绍“治理”或者“治道”的文章，源于1995年发表于“公共论丛”第一辑《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上署名知贤的论文：《governance：现代“治道”新概念》[6]。2000年，随着俞可平主编的《治理与善治》论文集的出版，该理论逐渐成为国内学术界的热点。
可以看到，我国学者已经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理论见解，即治理有别于统治，它打破了市场与经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传统两分法思维模式，把有效的管理看作两者的合作互动过程，力图建立起全新的公共事务管理新范式。同时，我们在看到治理理论的优点时，也需要注意到中国有着异于西方的国情，从中国的实际问题出发，才能实现有别于西方所谓“国家重构”的现代国家和政治制度的建构。
二、治理理论的国内外应用实践
（一）国外实践
20世纪末，治理理论最先被西方国家广泛运用于政治发展和行政改革的实践领域，并出现了大范围的地方治理创新运动。国外社会治理的应用涉及行政管理领域、经济领域、教育领域等多个领域，其中治理理论在社区管理中的运用与实践经验较突出，值得借鉴。
1.美国——典型的公民自治型的社区治理模式
美国的社区治理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公民自治的典型形态，社区并不是作为政府的一个基层管理单元（行政区划）而存在。联邦各
州乃至各个市、镇，都有其独特的社区治理方式，但在社区发展和管理上，基本都采取了“政府负责规划指导和资金扶持，社区组织负责具体实施”的运作方式。他们将具体事务交给社区组织和民间团体，政府只负责宏观调控。社区居民的广泛和积极参与为社区治理注入了民主的活力，公共服务企业的运作促进了社区治理的市场化，公共服务组织的加入引起了社区治理的组织化，社区权力的分散最终构成了社区治理的多元化特征。
2.日本——“行政+自治”的合作式治理模式
在日本，民众主要通过大量结社方式（通常表现第三部门或自治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并主要在政府和企业力不从心的治理领域提供帮助，或在其中发挥桥梁和中介作用。1998年，日本制定《特定npo法案》并辅之以一系列管理制度，开启了日本民间组织注册管理制度发展的新时期，让民间组织具备了法律上的合法地位。同时，日本的税法修正案为公民社团的税收优惠政策奠定了法律基础。从社区治理看，日本社区治理方面的最大特色在于形成了“行政—自治”混合模式，政府对社区发展的干预较为宽松。在城市基层社区层面，最基本的自治组织是町内会，1991年日本国会在修改《地方自治法》时，将町内会作为“地缘群体”写进了该法的附则中，正式确立了町内会的民间地位，表明了政府向民间让渡管理空间、下放权力的意向。日本的社区治理在本质上体现出国家主导和社会自治相互交织的两重性，使得公民对社区自治拥有更多的自主权。
3.新加坡——行政主导式的社区治理模式
新加坡社区治理的显著特征是政府和执政党的党政强介入，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新加坡自上而下有一套完整的社区管理组织系统，包括国家层面的社区发展、青年和体育部以及人民协会，地区层面的社区发展理事会，社区层面的公民咨询委员会、居民联络所以及居民委员会或邻里委员会等，各级组织形成直接或间接的上下隶属关系。有关社区建设发展的事务，由政府部门规划、组织、实施和协调，社区建设和治理的经费也主要来自政府的财政拨款。虽然新加坡城市社区治理中集权色彩较浓，但在执政党和政府的倡导和推动下，新加坡的民间组织乃至企业等其他社会组织及社会义务工作者等都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共同构成新加坡的社区治理体系。
（二）国内实践
从国内来看，仅有为数不多的城市开展了大规模的治理创新实践，部分省市的实践仍然集中在一些生产、生活领域或重大项目上。其中，以杭州城市公共事务治理和深圳盐田区社区治理为代表的实践成效较为明显。
1.杭州“社会复合主体”治理创新
杭州在面临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提出“社会复合主体”崭新发展思路，将提升城市生活品质，并进而推动政府自身的改革和创新作为城市发展目标。在“社会复合主体”系统中，政府主导力、企业主体力、社会运作和市场配置资源能力“三力合一”，政府在宏观控制和战略决策层面发挥主导作用，而企业、社会组织则着力于微观资源配置和生产。鉴于其在城市公共事务治理方面的革新，“杭州模式”不同程度地被一些城市效仿与借鉴。但由于该模式还处在探索阶段，如何结合中国城市实际，完善复合治理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2.深圳市盐田区的“社区治理体制改革
深圳市盐田区的“社区治理体制改革”始于1999年，其最大的特点是妥善地处理了行政权与自治权的关系。一方面创建了标志政社分离的“一会两站”的社区治理新模式，即社区居委会、社区工作站和社区服务站组成的社区组织体系，另一方面直接选举了回归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社区居民委员会，使社区建设逐渐由政府主导变为社会主导，达到并推动社区居委会自治。这样，基层政府部门摆脱了部分管理事务，增强自身的执政能力和行政能力；社区居委会回归了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强化了自治功能，淡化了政府管理色彩。在明确了各自的角色和职责的基础上，政府部门、居民和居民组织、社区服务机构都积极地参与到社区治理之中，新的社区治理体制和机制也相应建立起来。
三、未来的研究方向
基于以上对治理理论及相关应用实践的研究，本文认为，在以后的研究中，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研究：
一是加强对治理理论的系统性研究，进一步探索适合中国发展特色的治理模式。目前，西方对治理理论的研究已有20多年
也在很多国家、很多领域进行了相关的实践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我国是近几年才充分引进治理理论的研究，国内研究也主要集中在理论的引进、内涵的解读等方面，没有深入地将该理论与中国的国情、实践完美结合。因此，在下一步的研究中，应进一步将中国发展情况与西方治理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经济社会发展背景、国家背景等做充分比较，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发展的治理道路，而不是照抄与照搬。
二是强化社会治理、城市治理等在治理理论中的分支研究。治理理论产生后，产生了很多分支研究，比如国际治理、社会治理、城市治理、社区治理等等，目前国内关于治理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治理理论本身的研究。针对目前我国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面对的日益复杂的社会管理状况、城市管理状况等，在下一步的研究中，可相应在社会治理、城市治理、社区治理等具体的领域范畴进行相关研究。
三是加强对相关实践的跟踪研究，从中不断总结经验。实践是检验真理之母，没有实践，理论便只是理论。目前，西方国家在治理探索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也在针对国情不断地做优化和调整，理论不是一层不变的，实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针对他们产生的一些新情况、新趋势，我们应该更加密切关注，并加以跟踪研究，避免走他们所走过的失败的老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同时，国内对治理的实践参差不齐，基本上是小规模、小领域、小项目等范围内的实践，个人认为，目前应继续保持跟踪观察研究，在政府层面也不急于做大范围的实践探索，待理论体系更加完善、实践经验更多的前提下，再进行大范围探索实践亦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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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域社会治理经验篇5
我省太湖治理工程在省委、省政府和水利部的正确领导以及流域机构指导支持下，经过太湖地区市、县（区）党委、政府和广大水利建设者的共同努力，总体工程已经基本完成，并已发挥显著的抗洪减灾和生态环境效益。根据水利部和流域机构的统一部署，按照国家基本建设程序，必须加快对太湖治理工程的竣工验收，为持续了13个年头的治太工程画上圆满句号，并为新一轮治太工程的规划和实施奠定基础。下面，我根据这次会议的任务讲几点意见：
一、要充分认识加强重点水利工程竣工验收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1年淮河和太湖流域发生特大洪涝灾害后，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省委、省政府组织带领全省人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治淮、治太和治江三大治水战役，完成了一大批流域性和区域性骨干水利工程。这些工程在*8年的长江大水、*9年的太湖大水和去年的淮河大水中，都发挥了巨大的防灾减灾效益。据统计，*1年以来，我省实施治淮重点工程11项，总投资85亿元；实施治太重点工程6项，总投资33亿元；实施江堤达标工程，总投资46亿元。期间，还实施了泰州引江河工程12亿元，通榆河工程15亿元，海提达标工程16亿元，等等。*1年以来，我省水利重点工程总投资达*亿元。
相对于不断加快的水利重点工程建设速度来讲，我省水利重点工程的竣工验收工作明显滞后。治淮工程11个重点项目，已完成竣工验收的才4项，分别是入江水道、洪泽湖大堤、分淮入沂和怀洪新河等4项工程，涉及工程投资10亿元，从项目数量上讲，已完成竣工验收的项目占36%；从投资上讲，完成竣工验收的投资仅占12%。江堤达标工程竣工验收工作，基本上还处于准备阶段。我省的治太6项重点工程（望虞河、太浦河、太湖环湖大堤、武澄锡引排、湖西引排、杭嘉湖北排），除“两河一堤”工程进行了竣工初验之外，均未完成竣工验收。其它一些水利重点工程的验收工作也大体如此。水利重点工程竣工验收工作进程总体比较滞后。重建设、轻验收，是我省水利重点工程建设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存在这个问题，有许多主客观因素。但我认为思想认识上的原因是最主要的，应该切实提高对加强水利重点工程竣工验收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第一，加强水利重点工程竣工验收工作，是水利工作对党和人民负责的具体体现。大家都知道，90年代以来我省治淮、治太和治江的三大治水战役，都来自于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来自于省委、省政府的重大工作部署。这些工程不仅投资巨大，而且影响深远。现在投资已经基本完成，工程已经发挥效益。作为组织工程建设的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必须按照国家基本建设程序，通过严格的工程竣工验收，向党和政府作出报告、向社会公布这些工程的建设投资、建设质量和工程运行效益等方面的情况。让党和政府放心，接受社会监督，这是水利事业对党和政府负责，对人民群众负责，对社会负责的重要体现，也是我们水利部门的政治责任。
第二，加强水利重点工程竣工验收工作，是水利基本建设程序的重要环节。水利基本建设有其自身的规律，水利基本建设程序是体现水利建设规律的制度化形式。这种程序是系统工程，环环相扣，互为保证，缺一不可，是水利工程建设的制度保证。竣工验收是水利基本建设的一道重要程序，是对水利工程建设的最后把关，也是对水利工程建设的最全面的评估和总结。通过竣工验收，才能对工程建设质量作出全面评价，才能发现工程建设中的问题和缺陷，才能及时采取补救措施，避免工程质量隐患；通过竣工验收，才能认真检查和审计工程建设管理中的财务行为，才能发现问题和防范腐败行为，才能避免国家财产流失；也只有通过竣工验收，才能更好地通过总结实践经验，进行理性思考，积累治水经验，探索治水规律，不断提高水利工程的规划设计和建设管理水平。因此，加强水利工程的竣工验收工作，是遵循水利基本建设规律的客观要求。
第三，加强水利重点工程竣工验收工作，也是水利事业自身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当前，全省正在全面推进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其核心是要建立符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高效率的水利国有资产运行管理体制和机制。治淮、治太、治江三大治水工程体系，涉及*多亿元的工程投资，是一笔巨大的国有资产，管理好这些资产责任重大。需要通过工程验收，履行国有资产交接，明确国有资产管理责任，落实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机制，才能有效地、长远地发挥水利工程的功能效益。反之，一个水利重点工程长期建管不分、责任不清，必然影响工程的长效运行，甚至导致严重工程安全事故和经济案件。
因此，水利重点工程的竣工验收事关重大，程序规范，要求严格。作为主管水利基本建设的各级水行政部门，必须把这项工作摆上重要位置，认真计划，统筹安排，明确目标，落实责任，加强协调，扎实工作，全面加快水利重点工程的竣工验收进程。
二、切实抓紧抓好我省太湖治理工程的竣工验收工作
太湖治理工程涉及江浙沪“两省一市”，仅在我省的工程就有6个大项、几十个子项，工程的类别又很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而且工程实施的时间跨度长、投资构成复杂，验收工作的任务重，协调的工作量大。水利部和流域管理机构对整个治太工程的竣工验收工作已经作出部署，提出了明确的时间要求。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加大工作力度，认真组织好治太工程的竣工验收工作。
一要明确工程竣工验收的工作目标。根据水利部和流域机构提出的要求，我省治太六大工程项目，年底之前必须完成望虞河、太浦河、太湖环湖大堤工程的竣工验收，武澄锡引排工程、湖西引排工程和杭嘉湖北排工程明年完成竣工验收，务必要继续抓紧，确保年度工程竣工验收任务的全面完成。
二要建立工程竣工验收工作的责任制。省厅已经建立了由厅长挂帅的治太工程竣工验收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班子，组织了5个竣工验收工作专业技术小组，分解落实了竣工验收工作责任制。各市、县（区）水利局也要建立相应的工作领导小组和专业班子，具体分解和落实工程竣工验收的目标任务和工作责任。要明确工程竣工验收的责任主体，如果原相关的建设单位和人员无法到位履行主体责任，相应的市、县（区）水利局就必须承担责任主体的责任。厅里将把治太工程验收工作的落实情况，纳入对市、县（区）水利局考核的重要内容。
三要严格工程竣工验收的工作规程。治太工程竣工验收，面广量大，工程复杂，时间跨度大，历史遗留问题比较多，这给验收工作增加了许多难度。但治太工程竣工验收，是对整个治太工程建设的全面总结和考核，责任重大，必须严格程序，坚持标准，保证工程竣工验收的工作质量，真正经得起时间和洪水的考验。在整个工程竣工验收工作中，必须严格执行《水利水电建设工程验收规程》和《*省重点水利工程建设管理规定》。对工程竣工验收中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要根据当时水利工程建设的基本程序和有关规范，既要坚持原则，也要实事求是。但绝不允许弄虚作假，不讲原则、不讲政策的倾向。
四要抓紧工程竣工验收的各项准备工作。最近厅长办公会议专门研究了治太工程竣工验收工作。会议认为影响治太工程竣工验收的主要矛盾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尾工。个别单项工程因地方矛盾问题，未完工程量还比较大；一些主体工程在管理设施、信息化系统、水文设施配套等方面的尾工还不少。抓紧完成这些尾工，是保证工程按时完成竣工验收的突出任务。二是尾帐。有些项目工程任务已经完成，但计划投资还没有全部到位，建设单位的工程决算出不来，竣工决算审计无法进行，财务审计也出不来，工程就无法进行竣工验收。三是设计变更程序。工程建设过程中发生一些重要设计的变更调整，而这些工程的调整和变更涉及到规划、项目、工程量和投资等问题，必须严格按照基本建设程序的要求，抓紧落实相关手续的完善工作。四是档案、消防等专项验收。工程档案是竣工验收的重要组成部分，消防验收是保证工程安全运行的重要环节，这些专项验收工作也要认真按规定抓紧完成。总之，必须按照强化管理、分级负责和缺什么、补什么的要求，抓紧协调和解决影响工程竣工验收的各种问题，确保完成既定太湖治理工程总体和年度竣工验收任务。
五要加强对工程竣工验收工作的协调。治太工程的竣工验收工作不仅面广量大、情况复杂，而且涉及到方方面面，协调的任务很重。这次会议结束后，各市、县（区）水利（水务）局要向地方政府分管领导回报，取得地方政府的支持，及时解决工程竣工验收中跨部门的工作协调问题。省、市、县（区）三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厅各有关部门和单位，更要加强上下协调和内部配合，共同努力，推动工程竣工验收工作的顺利进行。厅治太工程竣工验收的各专业技术小组，要加强对市、县（区）验收工作的业务指导，既要督查工作进展和质量，又要积极组织有关工作的协调和服务，真正做到团结协作，克难攻坚，扎实有序地推进治太工程竣工验收工作。
三、及早筹划新一轮的太湖治理工程
为适应太湖流域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根据水利部的统一部署，流域机构正在组织各省积极编制新一轮治太工程规划。最近太湖局主要领导同志将率队组织调研。太湖地区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一定要在抓紧做好治太竣工验收工作的同时，切实加强新一轮治太工程的前期准备工作，抢抓机遇，积极参与，推动一批新的治太工程早日上马，为我省太湖地区日益加快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水利支撑和保障。
市域社会治理经验篇6
陈青青
（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11级浙江310000）
摘要：“枫桥经验”是中国本土探索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并取得成功的典范，其中的调解制度蕴含着丰富的经验：专业化调解队伍、专业性调解组织、多级联动组织等。宝贵的调解经验在今日仍旧熠熠生辉，并且注入了新血液。本文论述了枫桥经验与平安浙江、法治浙江的联系，在经济政治社会领域的作用，并介绍了新型网上枫桥经验，最后具体介绍了优秀的调解工作者成功的调解事迹及调解工作特色。
关键词：枫桥经验 新血液 网上枫桥
1963年，浙江省诸暨枫桥的干部群众以他们的革命热情和闪光智慧，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创造出了“少捕、矛盾不上交，依靠群众教育人改造人”的“枫桥经验”，得到了毛主席的批示肯定，成为了全国农村治安工作的一面旗帜。
人民调解制度是以调解为解决社会纠纷的主导方式的一项制度，对于社会纠纷倡导事先预防而非事后惩戒，倡导第一时间介入、就地化解，做到家庭琐事不出户，邻里纠纷不出组，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自我化解地方和区域矛盾。那么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枫桥经验依旧大放异彩，其注入了哪些新鲜血液呢？
一、枫桥经验与平安浙江
据统计，浙江省90个县（市、区）中有86个达到了平安县的标准，全省整体呈现稳定的格局，信访总量、群体性事件、刑事发案整体下降，安全生产事故主要指标连续9年“零增长”，人民群众安全感连续9年保持较高水平。这其中就有枫桥经验的贡献。
在十八大中提出：“富裕与安定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富民与安民是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枫桥经验不仅具有传统的精髓内涵，更结合了时代的特点，有助于预防化解社会矛盾，减少暴力事件，促进社会的平安与稳定，使群众安居乐业，协调了社会经济关系，促进了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综合发展。
二、枫桥经验与法治浙江
把法治观念融入到枫桥经验中，即用公平公正的理念来约束调解，使其变得规范而有序，以更好地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在与民生、与群众的根本利益紧密相关的领域，如社会劳动保障、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矛盾多而频发，利益冲突往往演变成激烈的纠纷与争吵，甚至伴随着暴力事件，此时枫桥经验就起到消除误会、化解矛盾的润滑剂作用，规劝双方遵守法律，增强法律意识，用合法的途径解决问题、维护权益，进而有助于促进法治浙江的建设。
三、枫桥经验在经济、政治、社会建设等领域大放异彩
在经济建设方面，浙江秉持着“综治进民企”的理念，把枫桥经验落实到帮助企业解决困难中，大力支持企业增强实力与转型升级；在政治建设领域，针对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浙江率先在所有行政村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全面开展民主法治村（社区），推广“民主恳谈”等制度，以保障广大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等重要的政治权利；在社会建设领域，浙江有“和谐促进员”、“和事佬”，有1300多个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有人民、行政与司法调解三种途径。据统计，近几年浙江的矛盾纠纷调解成功率都在97%以上，并且浙江在恪守枫桥经验的基础上还创立了乡镇（街道）社会服务管理中心，“为民服务站”、“便民服务中心”等新型模式，深入推进“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在网格、村（社区）、乡镇（街道）、县（市、区）四级分类组建管理服务团队，努力做到每一片土地都有人精细管理，每一户人家都有人贴心服务。
四、网上枫桥经验
随着网络信息化的发展，如今越来越多的人会在网上表达诉求、反映问题。因此，枫桥经验也相应拓展到了网络领域。08年初，宁波市江干区网上一个以“咪豆妈”为网名的网友，常常在网上回应社区群众的棘手问题，短短数月便获得“网上咪豆妈，社区好管家”的口碑。
随后，这种方式被采用并推广，网上回帖模式被创新，建立了民生服务网，向群众提供在线服务。同时，党委、政府也在网上“晒”工作方案，听取民意。江东区还呈现出了一批“网络部队”，由当地社区网络发言人、公安网警及官方微博管理员组成，其职责是宣传政策、引导舆论、化解矛盾和服务民生。此外，还有“小娘舅”等组织，由年轻的调解员组成。
江东区还成立了网络志愿者协会，招募引导员、和事佬。在台风菲特中，网管中心提前停电、积水等通知；事后部分受灾群众在网上表达不满和恐慌。网络志愿者立即以党员干部抗台救灾的照片及文字说明做出回复，平息不满。
在多种多样的网上调解形式下，江东区乃至整个浙江逐渐形成了“社情民意网上了解、矛盾问题网上解决、正面力量网上凝聚、网上网下无缝对接”的网上枫桥经验。
五、枫桥经验的先进人物
（一）法官朱学军
朱学军是杭州市江干区法院的一名法官，他在工作中把调解发挥得淋漓尽致，因其表现出色，09年其所在的法院以其名字成立了“朱学军法官调解工作室”，同时他还在杭州电视台担任首位电视调解员“和事佬”。
他认为，对于亲人起诉亲人的案件，若以审理判决的方式解决纠纷，往往结果差强人意。但倘若以合情合理合法的调解方式，带着真切的感情与人情味去化解矛盾，用真情感化，往往会事半功倍，双方也可能会重归于好。这种方式不仅体现了司法审判中的调判结合、调解优先的审判理念，也使双方更加珍视亲情，使即将分裂的家庭依旧完整，实现了法理情均衡考虑的最佳效果。
诚然，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邻里关系的和谐稳定能为社会整体稳定做出贡献，能提升社会整体的幸福感与安全感。
（二）检察官沈亚平
（三）公安民警马长林
（四）街道综治办干部李朝颖
李朝颖是一名街道综治办干部，她的调解工作主要针对渔船和船员。因为海上资源没有固定的界限，渔民之间经常会因海上资源划分不清而发生矛盾。李朝颖就常带着20多艘“娘舅船”奔赴苍南、象山、奉化等渔区调解矛盾，因其调解工作的成功，目前已建立了跨区海上矛盾纠纷调处的“绿色通道”。
（五）人民调解员叶兰花
人民调解员的工作范围是邻里矛盾、夫妻争吵、父子矛盾等等，他们经常要面对纠纷双方的汗水、泪水，血水，有时甚至自己在调解的过程中也会受伤，但叶兰花始终相信：让矛盾在她手中化解，是她最大的快乐。2010年，她开通了一条24小时调解热线，起名为兰花热线。热线开通以来，她已接到过3900多个求助电话。
人情与法理并用是她调解的最大特色。调解现场、单位抑或家里，始终能看到她带着法律书。她认为，不仅要以理服人，以情服人，更要以法服人。
邮寄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留下镇留和路288号
市域社会治理经验篇7
关键词：区域成人高校；社会治理创新；相关性；优势；策略
中图分类号：G7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518（2016）27-0047-05
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提出了“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目标要求。从加强社会管理到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从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昭示了我国社会治理模式的重大变革。
社会学研究认为，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协调与平衡是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而在这三大系统中，目前的突出问题是社会发展严重滞后。因此，对社会治理创新来说，最值得挖掘的资源就是激发社会活力，关键是治理重心下移。社区是基本社会单位，如果每一个社区都治理好了，社会治理自然也就好了。目前，我国社区发展呈现多样化趋势，类型丰富、结构复杂，既有传统的单位大院，也有新建的住宅小区，还有开发区、科技园区、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等。区域成人高校作为城市中心城区政府举办的独立设置成人高校，长期深耕于社区之中，其特殊的地位决定了它在社会治理创新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区域成人高校与社会治理创新的相关性分析
（一）社会治理创新的内涵揭示区域成人高校参与的必要性
社会治理作为一种新的公共管理模式，是西方国家在现有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内，在政府部分职能和公共服务输出市场化以后所采取的一种社会管理范式。在我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创新社会治理机制的指导战略，并指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具体任务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四个方面[2]。毫无疑问，社会治理创新的主体仍然是政府，但是与之前社会管理不同的是，社会治理在强调政府主体的前提下，更加注重上下互动、政府主导与社会自治相结合，更加重视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发挥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中的首创精神。
区域成人高校作为区域内重要的终身教育机构，具有很强的区域性特点。很多地区将区域成人高校作为组建社区学院的重要基础，比如，上海市教委、上海市精神文明办《关于推进本市社区学院建设的指导意见》（沪教委终〔2007〕18号）提出，社区学院原则上应在整合本地区业余大学、电视大学分校、成人教育中心、成人中等教育机构以及职业教育培训机构等基础上组建。近年来，区域成人高校作为社区教育三级网络的龙头，在推进学习型城区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地提升了城区的人文素养和社会和谐程度，成为区域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毫无疑问，社会治理创新需要区域成人高校发挥自身的优势，融入社会治理创新，形成在政府的主导下，与区域内政企单位和相关组织进行协同合作，探索区域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同时，其作为一所高校，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的职能，它的协同与参与必将在社会治理创新领域做出比其他社会组织更大的贡献。
（二）社会治理创新的要求与区域成人高校属性具有一致性
社会治理是以实现和维护群众权利为核心，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针对国家治理中的社会问题，完善社会福利，保障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有序和谐发展的过程。也就是说，社会治理的基本职能是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维持社会稳定。实现这些职能的过程必须要有人文环境、信息环境、法律环境和知识环境。而这些环境是由社会事物与活动的参与者、治理者，在一致的制度与规则社会认知下构成的。
区域成人高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一种办学机构形式，具有公共性、服务性、开放性、社会性等公共属性，而每一种公共属性则赋予区域成人高校的内涵又是不一样的，其中，公共性说明其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服务性要求其必须树立以人为本、服务社会的理念；社会性体现了其要顺应社会发展与变化的要求；开放性则要求其主动融入到社会中去。区域成人高校作为终身教育的平台，可以为广大市民提供各类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闲暇教育等多种教育服务，可以成为各类人群参与各种学习的立交桥和枢纽。随着学校改革的不断深入，其工作的触角不断向社区延伸，学校紧紧依托社区、服务社区，通过各类教育培训服务市民、改善民生，回应广大群众关切，成为区域社会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在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事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参与社会治理创新是区域成人高校社会服务职能的重要体现
高等学校的职能反映着学校与社会之间的作用关系。区域成人高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承担了不同的历史使命。从社会发展的实际意义来看，区域成人高校不仅承担着培养人才、创新知识和传承文明的任务，而且还肩负着促进现代化建设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责任。从社会功能角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下，区域成人高校被赋予了不同的社会责任，其性质与作用定位又都可以归属于它的社会功能。如今，区域成人高校社会功能的实现程度，也体现为其在社会治理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这也是新时期对区域成成人高校提出的社会责任新要求。
与普通高校相比，区域成人高校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三大职能的中更加突出的是社会服务职能，关键在于其通过什么途径、采用什么方式来体现这一服务职能。区域成人高校参与和服务社会发展，绝不是为参与而参与、为服务而服务，而是要紧密联系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密切关注区域社会发展中的问题，积极协助政府和各种社会组织解决突出的社会问题，化解突出的社会矛盾，以自身特有的方式促进社会公正。正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21条明确指出，高校要牢固树立主动为社会服务的意识，全方位开展服务，只有全方位参与社会服务，才能赢得社会的支持。目前，推进学习型城区建设是区域成人高校重要的社会服务工作，我国社区教育从实验到示范，区域成人高校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社区教育三级网络的龙头，这为区域成人高校参与社区治理创新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区域成人高校只有通过主动性的、有针对性的社会服务工作，才能在社会治理创新中体现突出作用。
二、参与的主要优势
（一）区域成人高校参与社会治理具有良好的基础
区域成人高校通过长期发展，尤其是近年来的改革创新，已经具备参与社区治理创新的良好基础。有学者研究认为，高校服务社会管理创新，首先是创新自身内部的管理，保持和促进自身的稳定，防止或缓解由于自身的不稳定给社会发展带来的风险[3]。纵观区域成人高校50多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从建立初期的补偿教育办学机构，到稳定发展时期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载体，再到终身教育理念下的区域市民终身学习平台，区域成人高校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目前基本形成了“一套班子，多块牌子”的运作机制，明确了成人高等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培训和区域市民终身教育的功能定位。同时，通过创新自身内部的管理，形成了有效的运行机制，为其自身稳定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保证，防止和缓解了由于自身的不稳定给社会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因此，区域成人高校以创新的方式加强自身的稳定，实际上也就是在直接参与社会治理创新，这无疑是区域成人高校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在基础。
同时，区域成人高校作为成人高等教育机构，在开展好高等学历教育、各类职业培训的基础上，广泛开展以社区教育为主的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各项工作，逐步确立了自身在区域的重要地位。我国自2000年开展社区教育实验以来，以区域成人高校为龙头的三级网络逐步健全，形成了比较稳固的社区教育办学实体，成为一支不可替代的社区教育办学力量。区域成人高校面向各类人群开放办学，提升区域各类人员的文化素养和技术水平，尤其是面向进城务工人员、弱势群体、老年人等开展各类教育，较好地满足了大家的需求。目前，我国城乡已形成全国社区教育示范区122个，实验区241个，社区教育的社会氛围基本形成。由此可见，区域成人高校已经具备参与社治理创新的扎实基础。
（二）区域成人高校参与社会治理具有清晰的定位
区域成人高校作为区域内为数不多由地方政府举办的高等院校，具有很强的区域性特点，与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立足并服务于所在区域是其重要的社会责任和价值取向。为此，区域成人高校要融入社会治理创新，必须充分考虑区域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强化“立足区域、融入区域、服务区域、回报区域”的办学方针，在政府的主导下，探索参与区域社会治理创新的途径，主要是教育的途径。首先，根据学校的区位优势及政府的相关要求，着力开展学习型城区建设的指导工作，深入社区第一线开展各类教育活动，成为服务学习型城区建设的指导中心；其次，依托其地域文化特色，将学习与文化紧密结合，通过学习型城区建设的组织网络以及各类机构、载体、活动等，提升并发扬优秀的区域文化；第三，依托学校的教学优势，与相关政府部门、行业联合，开发区域急需要的职业技能、社会服务项目，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优质的教育培训服务[4]。
指出，社会治理的核心是人，重心在城乡社区，这说明区域成人高校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提高人的素养是区域成人高校追求的主要目标和基本定位。据此，区域成人高校通过开展社区教育，强化立德树人，提高人的基本素养和文明程度；通过社区教育架设起政府与市民广泛联系的桥梁，促进市民更加了解政府工作，政府工作也更加贴近基层和市民，从而有利于政府凝心聚力，形成区域发展的合力；社区教育的开展还有助于促进社区的文化建设、环境治理、养老、就业与创业等民生事业，这也是社会创新关注的重点工作。从上海“一号课题”对街镇机构设置来看，社区教育职能被整合到民生、社会发展等职能部门中，进一步强化了社区教育与社区发展的融合。因此，要不断强化区域成人高校在全民终身学习中的地位的作用，寓教于社会治理创新中。
（三）与社区的天然联系成为区域成人高校参与社会治理的便捷途径
区域成人高校是由地区政府主办、教育部备案、具有独立法人地位，从事成人高等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和市民终身学习指导工作的教育机构。近年来，随着学校社会服务工作的不断深化，与社区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同时，随着学校社会工作的不断加强，与社区各项工作也形成了广泛的互动关系。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基层社区是社会的单元细胞，是感知社会需求最敏感的神经末梢，也是许多社会矛盾的源头。基层社区又是我们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与基层的天然联系使区域成人高校参与社会治理创新具备了独特的优势，也是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工作的突破口。
近年来，随着终身教育工作的不断推进，区域成人高校与区域内各级政府部门、群众组织等均形成了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具有自然性和必然性。比如，学校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展了政府支持的各类岗位培训，与民政部门合作开展了弱势群体再就业培训，与文明建设部门合作开展了文明社区建设工作等等，而且，这些合作还在不断向文化、环保、科委等部门拓展与渗透。随着社区教育的不断深入，社区教育已成为区域成人高校与社区联系的重要渠道，在社区教育中，通过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拓展社区教育的辐射面，促进社区成员思想素质、心理素质、身体素质、人文素质、劳动素质及价值观念、劳动态度、合作精神、创业意识等都获得全面和谐发展，从而提升城区的和谐发展。这些，都为区域成人高校参与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通道。
三、参与的基本策略
（一）立足点在于服务区域民生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区域成人高校作为区域内的成人高等教育机构，其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最终目的在于服务区域民生。因此，区域成人高校通过本职业务开展，满足区域内市民的各种学习需求。其中，学历教育仍然是其主要职能和生存基础，需要在成人高等教育领域有所作为、发挥重要作用并承担应有责任，学校的办学规模和教学管理需要保持一定的水平；同时，为适应人才培训和区域教育服务业的发展，学校应该成为人才培训的实体、继续教育的场所和教育服务的枢纽，培训项目需要进一步拓展，教育服务范围需要不断延伸、服务水平需要不断提高，教育培训和教育服务应该成为学校发展的重要支撑；在推进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建设中，区域成人高校要成为区域终身教育的重要载体，为市民终身学习搭建“学有所教”的公共服务平台。
（二）突破点在于创新服务方式
区域成人高校推进社会治理创的过程，是一个服务社区的过程，其服务方式直接影响到服务效果。鉴于社会治理创新并不是一项孤立的工作，因此，服务方式也需要全面思考。有一种方法叫项目推动法，就是通过一定的教育服务项目，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如在开展白领培训进楼宇项目、企业员工网上阅读活动项目、社区居民读书会支持项目过程中，可以引导社会各方参与，从而有效凝聚各方力量，形成有效机制，促进项目的可持续性发展。还可以运用事件驱动法，就是运用重大事件驱动的方法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的推进，关键是促进人的思想转变，比如区域生态环境建设、智慧城区建设等，可以通过创新培训课程、建立培训基地等，深入社区开展相关培训，转变思维方法和认知水平。此外，还有典型案例法，就是通过好的案例分析研究，获得更多的推广经验，促进社会治理不断向纵深推进。因此，社会治理不仅是对社会管理的观念创新，也是对社会管理的手段创新，创新才是社区治理创新的不竭动力。
（三）关键点在于推进社区治理
基层社区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是社会具体而微的缩影，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前沿，甚至被喻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工程”[5]。上海市委一号课题也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加强以街道、乡镇和居村为重点的基层建设，进一步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进一步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探索特大型城市社会基层治理的新路，目的是把社会治理的重心落到城乡社区，尽可能将资源、服务和管理放到基层。区域成人高校的基层单位属性，以及与社区天然联系的优势使其在参与社会治理创新时的重点在于推进基层社区治理。而当前我国社区治理仍面临角色错位、资源匮乏、参与不足等难题。因此，区域成人高校首先要以社区公共需求为基本导向，创新社区公共服务，基本形成群众诉求表达――群众利益保障――群众权利实现――群众需要满足的良性循环[6]。其次通过多元主体的参与协同，共同缔造，开发社会潜力，激发居民动力、活力，形成社区居民通过民主协商等方式合作处理社区事务，使社区进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约束秩序的过程。再次以社区学校为沟通桥梁，打造政府和百姓对话交流、化解矛盾的平台。
（四）基本点在于把握角色定位
随着党和国家“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战略部署的提出，以及上海市市委“一号课题”精神的落实，区域成人高校的角色定位将进一步发生变化，把握好角色定位是区域成人高校参与社会治理的基本要点。
首先，由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的角色转换。《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要“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在治理主体多元化的背景下，社会组织将扮演重要的角色。正如《决定》中所提到一样，要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发挥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中的首创精神。区域成人高校作为区域终身教育机构，过去在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政府在社会建设中的重要辅助者。与此同时，辅助者的角色往往也包含了被动者的成份，往往是政府出台相关政策，作为区域成人高校更多的是领会、落实、执行，这样就会容易造成缺乏活力的局面。而“活力”一词在《决定》中出现十次之多，“活力”的背后更多的是积极主动的体现。因此，在新的形势下，区域成人高校应积极主动的参与到社会治理创新中来，从被动接受政府委托承担管理任务的人，转变成具备治理主体地位的枢纽型社会组织。对接社会治理创新的要求，将其融入到学校工作的各个块面，实现从被动辅助者到主动参与者的转型升级，充分体现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的主体者角色。
其次，由单方投入到合作共治的角色转换。创新社会治理要求多元主体广泛参与，更加强调为实现公共利益而相互合作，共担治理职责，资源共享，相互信任和平等协商。区域成人高校参与社会治理创新，需要从单方行政到合作共治的转型升级。在用好政府资源的同时，积极开发市场资源和社会资源，形成资源整合优势。尤其是随着区域成人高校转型，学校被置身于“大教育”环境中，学校工作范畴已不同于一般的学校或教育机构，需要在更大的范围、更多层面开展工作，需要政府、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而且，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区域成人高校在管理水平、教师资源、办学条件等方面存在一定局限和不足，仅靠自身力量来实现工作目标仍有较大困难。因此，学校必须依靠各方力量、整合各种资源，形成全面联动的局面。
参考文献：
[1]肖文涛.社会治理创新：面临挑战与政策选择[J].中国行政管理，2007（10）：105-109.
[2]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3-11-16.
[3]袁贵仁.全面落实教育规划纲要深入推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n].中国教育报，2011-02-26.
[4]宋亦芳.区域成人高校社会服务能力特征及其思考[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3（30）：39-43.
市域社会治理经验篇8
市民社会理念（ideaofcivilsociety）于今一、二十年间的复兴与拓深，所要复兴这并不是同一的市民社会概念：他们或援用洛克的社会先于国家因而国家受制于其对社会的承诺的观点，或诉诸孟德斯鸠以及继承了孟氏的托克维尔的分立自治及相互制衡的观点（即指社会由其政治社会予以界定，但作为政治社会的强大的君主制须受制于法制，而法治则须按分权原则独立的“中间机构”来加以捍卫的观点），或采用将洛克和孟德斯鸠的观点融入其思想的黑格尔的观点（即认为体现个殊性的市民社会独立于国家，但在伦理上并不自足，从而需要代表普遍利益的国家对其加以救济的观点），或引证马克思将黑格尔观点头足倒置而形成的基础（市民社会）决定上层建筑（含国家和意识形态）的观点，以及主要接受黑格尔观点并对马克思“市民社会-国家”框架进行修正并在“基础-上层建筑”这已基本命题之外的上层建筑内部提出一个关键的次位命题即“市民社会-国家”关系的观点，或依据哈贝马斯那种凭借非马克思思想资源但对市民社会做出民主阐释的新马克思主义观点，等等不一而论。这种情况的发生，一是因为市民社会思想发展之脉络在历史上太过庞杂且缺乏系统的市民社会理论以及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市民社会理论所表示的侧重点的差异，二是因为当下的论者或行动者往往都是根据一己的目的而择取其所需要的理论资源的。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当下所要复兴的市民社会理念，套用查尔斯·泰勒的话说，“并不是那个使用了数个世纪的、与‘政治社会’具有相同含义的古老概念，而是体现在黑格尔哲学之中的一个比较性概念。此一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对，并部分独立于国家。它包括了那些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者不能为国家所淹没的社会生活的领域。
驱动市民社会理念于当下复兴的一个较为深久的原因，在我看来，主要是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出现并于二十世纪中叶炽盛的形形的“国家主义”，这在现实世界中表证为国家以不同的形式、从不同的向度对市民社会的渗透或侵吞。为对此种猖獗的“国家主义”做出回应，人们开始诉诸市民社会理念，试图对国家与社会间极度的紧张做出检讨、批判和调整，以求透过对市民社会的重塑和捍卫来重构国家与社会间应有的良性关系。例如，约翰·基恩力图通过捍卫市民社会与国家间的界分来推进欧洲社会主义的民主化；michaelwalzer建议用市民社会的理念来统摄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民族主义的理想；DanielBell甚至呼吁在美国复兴市民社会，以此作为抵御日益扩张的国家科层制。
然而，促使市民社会理念复兴运动的更为直接的导因，乃是东欧及前苏联等国家未摆脱集权式统治而进行社会转型的过程；JacgaesRupnik就曾将1968至1979年间波兰的政治发展概括为“修正主义的终结与市民社会的再生”，或者说，乃是依凭市民社会理念展开自下而上的努力斗争的结果；爱德华·希尔斯则认为，这是市民社会观念浮现的结果，因为集权式国家在消解市民社会的同时却无力根除市民社会的观念，“正如魔鬼的观念在企图限制并剥夺魔鬼的一切权力的神学中得以保存一样”。此处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实际上所有西方的思潮流派都视东欧诸国及前苏联的“社会转型”为西方价值、理念和制度的胜利；这一判断的深层预设，就市民社会而言，乃是指立基于西方经验或观念的市民社会而型构出来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是那种可以跨越空间、超越文化或传统的具有普世效度（universalvalidity）的结构性框架。正是基于这一预设，市民社会就被认为不仅仅是一种可以用来对抗或抵御暴政、集权式统治的必要的手段，还是一种应被视为当然的目的。这种将市民社会不仅视为手段而且设定为目的的观点，其要害在于市民社会理念的运用不会因“后共产主义”的到来而终止，相反将在由此向真正民主自由的市民社会的迈进过程中持续得到使用。
市民社会理念凭藉诸种摆脱集权式统治的运动以及种种“新社会运动”（newsocialmovements）而得以复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市民社会话语”以后，便在另一个向度（dimension）上依据这种知识自身所具有的相对自主的逻辑，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脱离其直接赖以的成因而逐渐形成种种新的理论研究的努力。这在理论研究领域中具体表现为相对独立的知识范式的建构。哈贝马斯从“新马”的立场出发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publicsphere）的结构进行了重新解释，亚历山大从文化理论的角度对市民社会话语做出了个案性分析，马修从帕森斯社会学的理论出发但根据其自己对他的修正而提出了新的“社会团结或凝聚性”理论，而泰勒则从民主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对黑格尔式市民社会观做出了重构等等，无疑都是知识范式建构方面的典范，但这些努力还很难说是市民社会系统理论的建构；真正在这方面做出贡献的是英国学者约翰·基恩于1988年出版的DemocracyandCivilSociety和美国学者科恩与阿累托于1992年出版的CivilSocietyandpoliticaltheory。仅如科恩和阿累托在其书的导言中所宣称的，“尽管市民社会‘话语’不断扩散，市民社会概念本身亦不断增多，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发展出一系统的市民社会理论（theory），而本书便是要开始建构此一系统理论的努力。然而，系统理论的建构，却不能直接出自于行动者的自我理解，但行动者则很可能需要那种对行动的种种可能性和局限性做出的较远距离且较富批判力的检视所产生的结果。此类理论须与相关的理论论争的发展具有内在勾连。”当然，由于研究者在建构理论时的取向不同，同时又由于市民社会理念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人们在形成诸中心理论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不尽相同的意图，仅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就可以概括出两种意图：哈氏试图从社会与历史的角度出发将实际历史经验归类为若干公共领域模式，并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只是其中一种类型；但是，哈氏又是道德与政治哲学家，所以他的另一个意图在于对当代政治的批判，因此他所谓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便又构成了他据以批判当代社会的一个抽象判准。二
中国学界，包括西方汉学界、中国大陆和台湾知识界，乃是在80年代下半叶开始引入市民社会理念的。然而，三地的学者之所以援用市民社会理念，其原因除了受东欧和前苏联国家摆脱集权式统治的某种成功“示范”以及受西方市民社会话语的影响以外，在我看来，还有着他们各自的原因。这些原因与三地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紧密勾连，正是在不尽相同的环境之中，三地的论者形成了他们彼此不同的问题结构以及他们各自的取向或诉求，从而也就相应地表现为他们对市民社会的不同理解。
众所周知，五六十年代主导西方汉学家（这里尤指美国汉学界）的历史解释模式主要是源自西方现代化理论（最为典型的是马克斯·韦伯的静止观）的“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对立模式；此种模式认为中国在同西方接触之前是停滞的，或仅在“传统范围”内发生变化。正是在这种模式的基础上派生出了以费正清为首的哈佛学派所主张的“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其内在理路表现为：既然中国内部不具有发生变化的动力，那么这种动力就只能是来自外部。然而，此一模式由于受到全球革命热潮的影响而在60年代以后不断遭到质疑，遂形成中国近现代史解释的新模式，即所谓“革命”模式。在“革命”模式的影响下，不仅近代中国史是围绕革命史这个中心来撰写的，甚至那些并非专门研究革命问题的论著也以革命成就为标准，据此解释和评价其他历史问题。毋庸置疑，在绝大多数的论著中，革命是依其成就而被正面评价的。因为“革命论”认为，所谓“西方冲击”只是在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当时美国侵略越南的行为做辩护；而从另一方面来看，“革命给中国引进了一种新型政治，使远比此前为多的人们得以参与政治，……它将人们从过去的被压迫状态中解放出来，并使他们摆脱了传统的思想奴役。革命使中国摆脱了帝国主义，并转变为一个现代国家。革命还清除了或由历史形成的，或由近代帝国主义导致的种种发展障碍，解决了发展问题。
然而，此一欲求替代“西方冲击—中国回应”观的“革命”历史解释模式，却由于80年代在一个路向上因受全球性的对革命的否定思潮以及中国内部对“”进行否定的因素的影响而开始遭到质疑，并在另一个向度上因社会史的拓深研究而受到挑战。在后一类研究中，近年来逐渐形成了“早期现代”（earlymodern）的概念，持这一观念的学者不仅否定了“革命”模式也动摇了“停滞的”的模式。采取此一取向的学者中最具影响的便是那些转而接受市民社会的理念，更准确的说是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概念的论者，他们试图建构其对中国历史经验作重新解释的“公共领域/市民社会”范式：例如，maryRankin通过对晚清浙江的公共领域的精英能动主义的分析，罗韦廉通过对晚清汉口地区商人的区别于“祖籍认同”（nativeidentity）的“本地认同”（locationalidentity）而形成的市民社会的探究，以及DavidStrand通过对民国时期北京种种作为参与政治的新领域的“非国家活动”的研究等等；这些研究大体上都倾向于认为，在清代，随着地方士绅或地方精英日益卷入公共事务以及市民团体的逐渐扩张，这种趋势到了民初更显明确，日具实力的各种社会组织在公共领域中不断声张其地方或成员的利益。这种观点以一个社会具有自身的发展逻辑为其出发点，认为明清乃至民初的中国已经发展了大规模的商品化，而这种商品化必定引发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种种变化。只是这种变化的趋势后来因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对抗这种侵略的革命而被打断了。
美国汉学家援用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理念对中国的研究，虽说不乏对当代中国改革进程中的社会自主性扩展的关照，然而一如上述，其间最为突出的贡献则是由一些颇有见地的汉学史家在重新解释清末民初中国史的区域研究领域中做出的。他们在运用“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模式研究中国史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关怀相对来讲并不在于中国将如何发展，而在于描述中国在历史上是如何发展的以及解释中国在历史上为什么会如此发展及其结果。这种关怀本身的规定性，导使他们在内在的取向上更倾向于将其侧重点放在回答应当如何描述和解史中国史的问题上，因此他们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对历史解释模式的论辩；极具反讽的是，原本被以为更为有效的用来解释历史的模式，却在模式与模式之间的论辩中反过来要用被这种模式重新组合的历史去证明它的有效性；这可以说是对中国历史采取了一种几近非历史的态度，亦即将模式与历史的紧密勾连解脱。当然，由于这个问题涉入了历史阐释中更为基本的知识论及方法论的题域，此处不宜详论，但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援用“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模式的汉学史家大体上站在了作为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哈贝马斯一边，而没有认识到或至少是忽略了作为道德和政治批判家的哈贝马斯的意义；可以说，正是上述所论构成了他们的诉求，亦即他们在较大的程度上是将“市民社会/公共领域”首先作为一种理论模式或判准来接受的，亦即透过“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援用以替代此前的中国历史解释模式或替代此前裁断中国历史的判准。三
在市民社会复兴之全球风潮的影响以及苏联东欧国家通过市民社会的复兴而有效形成的制度转型所产生的示范下，汉语世界论者也开始援用西语世界中的civilsociety之理念；此一术语在大陆北译作“市民社会”，在台湾则被译作“民间社会”，并逐渐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形成各自的市民社会话语。当让，大陆与台湾论者在援用市民社会理念时也因他们所面对的社会政治经济境况不同而存在着种种区别。然而，此处毋宁需要强调的乃是汉语世界论者与美国汉学家所置身于其间的社会境况的不同：大陆社会自1978年始正在经历着一种可以被称之为“社会自主化”的进程，而台湾则是处在以经济自由化为依托的社会自主化和日渐实现的政治自由化的基础上力图达致政治民主化的阶段；而且，正是大陆论者与台湾论者经由对自己所置身于其间的这种社会境况的体认而形成的一种强烈的本土的现实关怀；使他们无论在对市民社会的理解上还是在援用市民社会理念的取向上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市民社会观念的品格方面都与西方汉学家有很大的不同。就这一点而言，西方汉学家所侧重的并不是市民社会概念的非实证的理念层面，然而对于中国大陆和台湾论者来讲，最为侧重的却显然是其间的非实证的理念层面；因此，他们在援用市民社会理念时所反映出来的首要意图便是对现实的批判并实现精神的整合。我曾试图对大陆论者援用市民社会理念的意义加以概括，“这股思潮之于中国，乃是一种含有现实批判性的汲取性创新，因此基于现实层面的目标则表示为建构经验历史及思想历史全不知晓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的努力，其任务当然是首先建构起中国的市民社会……”；而台湾的情况，则如江迅和木鱼所指出的那样，“提出‘民间哲学’或‘民间社会理论’，并不是一味翻版西方最新学说，而是基于我们对过去历史实践的反省，以及对理论在实践过程中的种种偏异、异化、乃至形成‘非人性化’的‘真理政权’的失望与觉悟……”
台湾政治经济的根本问题基本上被概述如下：（1）国际人格的缺失，造成自我认同的不确定性，进而形成认同危机；（2）台湾与大陆的长期隔绝，致使当局形成了一种深层的恐共心态，于现实层面则表现为对台湾社会自主化发展的一种环境限制；（3）政教合一的威权政治结构，经70-80年代各种运动的冲击而于1987年趋于解体，但并未达致全部的民主化；（4）台湾经济发展对发达国家的依赖，致使台湾无从获致其自主性。然而，台湾民间社会论者却认为，上述问题虽构成台湾政经体制危机的根本症结，但是从民间社会的视角看，问题的核心却在于，亦即“民间哲学所追寻的，是力求客观现实能紧随理论的逐步实践而有所改变；上述四大问题，如果我们不再把它们化约成四个终极目标，而细分为无数个实践阶段，那么最有力的物质凭藉及实践主体，必然会落回到民间自发力量的成长上。”更深一层的来看，其终极目标乃是解体威权政治和实现民主政治。
大陆的一些市民社会论者则以为，中国现代化始终面临着一个严峻的结构性挑战：作为现代化的迟—外发型国家，中国必须做出相当幅度的政治和社会结构调整，以容纳和推进现代化的发展。在这一结构的调整过程中，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被认为是如何改造传统的政治结构和权威形态，使其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获致合法性并转换成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核心。然而，正是这一挑战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困境。在学理上讲，上述转型过程的顺利进行，必须在一方面要避免立基于原有结构的政治权威在变革中过度流失，从而保证一定的社会秩序和政府动员的能力，而在另一方面为了保证这种权威真正具有“现代化导向”，就必须防止转型中的权威因其不具外部制约或社会失序而发生某种“回归”；在历史经验上看，上述两个条件却构成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相倚的两极：政治变革导致传统权威的合法性危机，进而引发社会结构的解体和普遍的失范，作为对这种失序状态的回应，政治结构往往向传统回归，而这又使政治结构的转型胎死腹中。这种历史上出现的两极徘徊在当代则演变为“一放就乱，一乱就统，一统就死”的恶性循环的核心问题就是：究竟应当以怎样的认知方式来看待中国现代化的这一两难症结以及如何在理论上建构中国实现（包括政治民主化在内的）现代化的良性的结构性基础。
上述大陆与台湾论者经由强烈的本土现实关怀而设定的问题（即政治民主化或含政治民主化的现代化）基本相同，因而他们在市民社会题域中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亦就基本上集中在“市民社会与国家”之关系的问题上面，或者说基本上都是在“市民社会与国家”的框架下进行其探讨的。当然，正是这种问题的设定以及解读方式在某种意义上规定了他们思维逻辑的起点，即他们都力图打破往昔的自上而下的精英式思维路向，在大陆表现为对“新权威主义”即“民主先导论”的精英式思路的批判进而主张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互动的观点；在台湾则表现为对传统自由主义的不动员症性格的批判以及对传统左派阶级化约论的质疑进而力以人民为基础的自下而上的抗争。可见，依据这一框架，得以对传统的思维路向以及大一统的经验做出有效的批判、对中国当下改革进程中社会日益获致其相对独立于国家的自主性的现象给出解释并导使人们洞识其对实现民主政治的结构性基础意义，得以被台湾论者用来统摄其他话语并为动员已有社会资源对威权政治结构进而自下而上的抗争提供学理性依据。
如果我们做更深一层的追究，那么我们就会进一步发现大陆与台湾论者因其具体取向的侧重点的不同而在理解“市民社会与国家”模式以及因此而形成的理论品格方面的差异。此处我们至少可以指出的是：“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在大陆论者那里，更多地被设想为一种基于各自所具有的发展逻辑和自主性而展开的良性互动关系，是一种能辅成为实现民主政治的可欲的基础性结构；因此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关系对于中国大陆论者来讲更是一种目的性状态，从而他们的研究多趋向于对此一状态的构设以及如何迈向或达致这一状态的道路的设计；也正是这一点，就实现民主政治而言，深刻地标示出大陆市民社会论者的不同于民主激进诉求的渐进取向。
然而，台湾论者相信台湾70-80年代民主政治的发展乃是各种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所致，因此他们认为台湾民主政治的实现仍须依赖民间社会进一步的自下而上的抗争；据此，“民间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在台湾论者处，便更多（或完全）地被构设为一种由下而上的单项度的反抗威权“国家”的关系，因此他们更倾向于将民间社会视作一种抗争“国家”的手段，从而“民间社会对国家”关系的构造也就更侧重于如何有利于实践层面的动员和抗争；由于他们坚信抗争手段以及依此手段只要将威权“国家”解体，民主政治的终极目标便能实现，所以他们在实现民主政治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是更为激进的取向。这也是台湾论者为什么一开始就将西文civilsociety转译成“民间社会”这个载有中国传统的“民反官”之强烈历史记忆的术语的原因，一如何方所言，台湾民间社会理论的欲求，“当然最明显的是‘反’，因为民间对抗国家‘很容易简化为官民对抗（因此把civilsociety翻译成‘民间社会’就非常重要，‘市民社会’的译法就难达此战略效果），在一般人的心中，民间哲学清楚地划出‘统治（国家）—被统治（民间）’的界限，立刻孤立了政权；民间哲学就成了‘造反哲学’”。四
市民社会可以被认为“既具有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意图还具有道德和哲学的蕴含、既是指高度概括的结构又是指极为具体的结构、既是设域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三分观念又是指国家与社会相对抗的二分观念。”然而，市民社会无论是作为一种社会存在，还是作为一种观念，都是欧洲或西方文明的产物。西方汉学界、中国大陆以及台湾的论者，一如前述，在援用市民社会理念的动因、诉求及理论品格等方面彼此不尽相同，但是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他们都是在借用西方的概念，因为三地的论者都是借用西方的市民社会概念或分析、或解释、或批判或构设与此一概念所赖以生成的历史经验乃至思想传统截然不同的中国社会之历史和现状。正是在此一“借用”的过程中，三地的市民社会论者无疑会遇到一些相同的知识论及方法论的问题。其中的一部分问题已然在研究过程中凸显出来并进行了讨论，但很难说已经获致了解决，而另一些问题则因隐存较深而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在这里，我们可以指出一些论者从不同角度对借用市民社会概念或模式分析中国的研究经验的批判。
市民社会论者，尤其是援用“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模式来解释中国历史的美国汉学家，往往认为“市民社会”模式可以替代前此的“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或“革命”模式。然而，黄宗智却不无正确地指出，虽说“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模式挑战了“冲击—回应”模式，但由于这两个模式的背后蕴含着一个相同的规范人式（paradigm），即大规模的商品化必定引起经济及社会的发展或现代化，所以它们又不具有本质上的差异。当它们共享的规范认识发生危机即商品化与经济或社会不发展的悖论事实发生时，它们都会同样丧失解释力；德利克则认为，“市民社会”模式虽说被认为替代了“革命”模式，但是由于前者只是透过回避或搁置以革命为主线的历史来实现这种替代的，因此从根本上讲，“市民社会”模式并未能涵盖“革命”的模式；而在我看来，中国论者在援用西方市民社会模式的一开始，便深受其“现代化”前见的制约，亦就是在承认“西方现代”对“中国传统”的两分界定的基础上展开其讨论的，因此中国的市民社会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就带有“传统—现代”两分的现代化模式的印痕。
透过对这些批判的要点加以概括，我们就可以发现，大凡援用西方市民社会模式地论者，无论是取市民社会理念的批判向度，还是取此一理念的实证经验向度，都有意或无意地试图在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中发现或希望发现西方市民社会的现象。这种努力的最大特征之一便是预设了西方市民社会的历史经验以及在其间产生的市民社会观念为一种普世的、跨文化的经验和观念。在这一基本预设的基础上，对中国的市民社会研究就具体表现为：一，以西方市民社会模式为依据，在中国社会之历史中寻求发现或期望发现中国与西方二者间的相似之处；二，以西方市民社会模式为判准，对中国不符西方市民社会的现象进行批判；尽管此一方向的努力所针对的是中国与西方的差异，但其间却认定西方式市民社会发展之道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唯一法门。进而，上述两个方向的努力便在研究过程中演化出两种误导：其一是将理论模式设定为研究的出发点，随在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中寻觅一些符合既有理论模式之前提的事实作为依据；二是依循这种路径或既有模式，对中国多元且多重性的历史现象进行切割，或者说对中国原本可以做两可性解读或解释的经验材料做片面性的解读或做片面性的评论及批判。
立基于上述对中国市民社会研究路向的分析，或可以给出将上述研究作“头足倒置”的可能性的启示，即一，把原本作为判准或依据的市民社会模式，转而视作对中国进行理论研究的论辩对象；二，把西方市民社会理论模式视作研究出发点的思路，转换成立基于中国的历史经验或现实为出发点；这在具体的中国研究的过程中，便有可能表现为对中国与西方间本质性差异的强调，而在此一基础上建构出相应的并能有效使用于中国的理论概念，进而形成中国本土的分析性理论模式。一如中国大陆市民社会论者所指出地那样，“必须把作为分析概念的市民社会与对市民社会概念演变的学理考察相区别，因为考察市民社会概念史本身不是目的，关键在于从中‘建构’出可以使用的分析性概念。”当然，这种努力有可能形成对以西方发展乃唯一之道为基础的西方市民社会模式的论辩，进而由此从中国的本土立场出发去丰富市民社会理念。不过，需要承认的是，这方面的努力所具有的可能性，是否隐含着一个“理论上的陷阱”，即将汉语世界的市民社会研究拉入西方的轨道，而在不知觉中丢失其被引进时的批判力。无疑，对于这个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还需要做更详实的讨论并展开更扎实的研究。
市域社会治理经验篇9
公民社会理念(ideaofcivilsociety)是在西方社会中孕生并发育起来的，它长期为西方学术界所重视，在马、恩著作中也经常被使用。"公民社会"于近一、二十年间的复兴与拓深，几近形成一股可以被称之为全球性的"公民社会思潮"。当然，复兴者所要复兴的并非是同一的"公民社会"，他们或援引西塞罗的区别于部落和乡村的城市文明共同体的观点，或诉诸洛克的社会先于国家而国家受制于其对社会的承诺的观点，或采用将洛克和孟德斯鸩的观点融入其思想的黑格尔的观点，或引证马克思将黑格尔观点头足倒置而形成的基础（公民社会）决定上层建筑（含国家和意识形态）的观点等等。近年来，公民社会理念也引起了国内政治学界的浓厚兴趣，一些学者相应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概念，（1）用以解说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的进程。（2）本文旨在理清公民社会理念演进的脉络与在时下复兴的原因，探讨公民社会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渐进性改革之间相应的关系，以利于学者们进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
公民社会
市场经济
民主政治渐进性改革
一、公民社会理念的由来
公民社会理念孕生并演进于西方社会，它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理性结构出现在社会理论中，既刻着时代进步的痕迹，又印有个人理性建构的倾向。
拉丁文CivilisSocietas的含义在公元1世纪便由西塞罗提了出来，表示一种区别于部落和乡村的城市文明共同体。（3）古希腊的城邦大概可算作CivilisSocietas，这个概念似乎表达了一种"文明之邦"的感觉。14世纪以后，欧洲人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CivilisSocietas以表示从封建体制外生长出来的商业城市文明，这继承了西塞罗的含义。紧接着，洛克第一次将公民社会做为逻辑推演中的一个分析概念来使用。他的公民社会等同于其政治哲学中从自然状态经过订立契约而形成的政治社会，这是人类发展逻辑中的一个阶段，即有政治的阶段。（4）洛克虽然已意识到社会中的政治领域与非政治领域的区，但在他的观念中，二者同属于公民社会。孟德斯鸩以及承继了孟氏的托克维尔设立了分立自治及相互制衡，以建立有利于公民社会的机制。既指社会由政治社会予以界定，但作为政治社会的强大的君主制受制于法治，而法治则需按分权原则独立的"中间机构"来加以捍卫。（5）
黑格尔是西方社会历史上将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进行明确区分的理论先驱。他把洛克和孟德斯鸩的观点融入自己的思想，认为体现个殊性的公民社会独立于国家，但在伦理上并不自足，从而需要代表普遍利益的国家对其加以救济。在他那里，公民社会的道德地位比较低，代表的是私人特殊利益，"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6）而国家则代表了普遍利益，是绝对精神在地上的完美体现，公民社会是从属于国家的，也只有从属于国家，才能保证其健康发展，不致陷入道德沦丧和社会混乱，因而，黑格尔运用公民社会这个概念，目的是要抬高国家的地位。
马克思的公民社会概念更多的是吸收了黑格尔的用法，用以指称私人利益关系领域，"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7）"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8）马克思摒弃了对公民社会做伦理上的评价，而只对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做客观的分析。他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国家――公民社会"的分析模式倒了过来，形成"物质生产――公民社会――国家"的分析模式，不是通过国家而是通过公民社会去解说国家，从而建立起历史唯物主义体系。马克思除了把公民社会作为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私人活动领域这么一个分析概念来使用外，还将其视作一个历史的概念，用以指称"人类社会的一个特定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的本质特征是阶级利益的存在"。（9）
出于对马克思主义过分强调经济因素的纠正，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主张重新理解公民社会，他把公民社会重新界定为制定和传播意识形态特别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各种私人的民间的机构，包括教会、学校、新闻舆论机关、文化学术团体、工会、政党等。企图以此解释为什么客观上处境不利的成员仍主张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主张不仅应该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且要推翻资产阶级的文化统治。
哈贝马斯将公民社会理论大大推进了一步，认为公民社会是独立于国家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私人领域指以市场为核心的经济领域，公共领域指社会文化生活领域。哈贝马斯特别强调公共领域的价值，认为它正遭受商业化原则和技术政治的侵害，使得人们自主的公共生活越来越萎缩，人们变得孤独、冷漠。他主张重建非商业化、非政治化的公共领域，让人们在自主的交往中重新发现人的意义与价值。哈贝马斯的这种用法在西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两位美国学者柯郭和阿拉托则干脆将公民社会界定为介于经济与国家之间的一个社会领域，从而将经济领域排出了公民社会的范围。
综观西方学术界的"公民社会"概念的演变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三次大的分离：1。公民社会同野蛮社会的分离，以商业化、政治化的城市的出现为标志，完成于希腊罗马时代；2。公民社会同政治国家的分离，以代议制政治的形成为标志，完成于17世纪、18世纪；3。公民社会同经济社会的分离，当代西方社会正试图完成这一过程。从这个过程中不难体会到，人类在不断进行自我的否定，不断被异化又不断超越异化。
那么，驱动公民社会理念于当下复兴的原因是什么呢？从一个较为深久的角度来看，主要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初显并于20世纪中叶炽劢的形形色色的"国家主义"，这在现实世界中表证为国家以不同的形式、从不同的向度对公民社会的渗透或侵吞。（10）为对此种猖獗的"国家主义"做出回应，人们开始诉诸公民社会理念，试图对国家与社会间极度的紧张关系做出检讨、批判和调整，以求透过对公民社会的重塑和捍卫来重构国宾与社会间应有的良性关系。然而，促使公民社会理念复兴运动的更为直接的导因，乃是东欧及前苏联等国家为摆脱集权式统治而进行社会转型的进程，实际上，所有西方的思潮都视东欧诸国及前苏联的"社会转型"为西方价值、理念和制度的胜利。公民社会理念凭着诸种摆脱集权式统治的运动以及种种"新社会运动"而得以复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公民社会话语"以后，便在这一个向度上继续向前发展。
公民社会理念会引起中国学术界的重视，这得利于20年来的改革开放，使得高度政治化的社会旁边生长出一个相对独立的非政治领域，用现成的公民社会概念去解说这一变化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对照一下三次大分离，中国大致处于第二次分离阶段，因而不宜将当代西方公民社会的概念套用过来使用，还是继承马克思的用法较为合适，套用查尔斯-泰勒的话说，"并不是那个使用了数个世纪的、与政治社会具有相同含义的古老概念，而是体现在黑格尔哲学之中的一个比较性概念。此一意义上的公民社会与国家相对，并部分独立于国家。它包括了那些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者不能为国家所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11）即将公民社会界定为非政治的私人关系领域，在当代中国，主要是市场经济领域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非政治的社会关系领域。这种界定有利于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及意义。
二、市场经济：公民社会经济生活的适当模式
黑格尔公民社会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给予了精当的界定，事实上，他视市场为公民社会决定的--如果不是唯一的--特征，市场经济是公民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模式。然而，公民社会的内涵比市场宽广得多。公民社会的标志是私人商业公司的自主以及私人社团与机构的自主。黑格尔视公民社会与市场具有相同外延的倾向以及马克思将精神与"物质条件"关系的倒置都助长了公民社会概念的变形。这导致了其他领域重要性的下降，使其他领域似乎成为市场的派生物或附属物。
实际上，市场经济领域是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为公民社会准备了基本要素。
第一，市场经济造就了公民社会的主体。公民社会产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大量的个人和组织摆脱了政治权力的束缚，成为非政治的生活主体，也就是公民社会主体。市场经在营造这些主体起了关键作用。
第二，市场经济拓展了公民社会的活动空间。在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中，人们的社会生活直接是政治生活。市场经济的发展让人们冲破政治的囚笼，眼前展现出一片属于每个个人的自由飞翔的空间，政治权力所直接支配的生活则日益萎缩。
第三，市场经济塑造着公民社会的意识形态。公民社会意识形态最重要的两个特征是世俗化与人体化。世俗化是人越来越多地相信和依靠神秘的外在力量，世界越来越多地成为经验中的世界，也就是说，外在的世界对于人的神秘感越来越少。个体化是指个人不断挣破一个社会共同体所强加的各种外在规范，努力在生活中体现个人的意志的过程。市场交易的发展最快地实现着这一过程。
第四，市场经济营造着公民社会的自治机制。市场经济看似一盘散沙，不成体统。但其背后有其内在的调节机制，除了那只"看不见的手"之外，还有法律与道德这只看得见的手。除市场经济之外的公民社会另外一个领域是非政治的公共领域，表现为各种社会组织如家庭、学校、俱乐部、协会、教会等。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这些组织的发展。同时这些组织反过来会对市场经济起一种校正作用，首先，这些组织能提供公民社会功利需要的智力资源和伦理资源，如学校所提供的科学技术，家庭和教会所提供的伦理信念。其次，这些组织还能提供非功利的人文精神资源，如友爱、正义、艺术等，唯有这些精神，才不致使人成为金钱的奴隶，不致使人变为贷币符号，从而使公民社会的发展不会偏离人的正常发展的轨道。再次，这些组织还可协调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一些矛盾和冲突，如劳资矛盾、待业矛盾等，当这些矛盾不能通过市场解决，也无必要通过市场解决时，工会、行业协会等组织所进行的民间谈判和协商就显得非常必要。当然，这些组织的过度发展也会影响经济效率，美国学者奥尔森证明了这一点。（12）如何把握这个度，也许要诉诸政治智慧。
三、公民社会：现代民主政治运作的社会基础
现代民主政治是随着公民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而来的，而且只有建立在成熟的公民社会的基础上才能取得成功。马克思认为，代议民主制只有在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真正分离时才能产生和存在。公民社会中实际不平等与政治国家中形式上平等可并行不悖，"正如基督徒在天国一律平等，而在人世不平等一样，人民的单个成员在他们的政治世界的天国才是平等的，而在人世的存在中，他们的社会生活却不平等"。（13）美国学者摩尔则强调社会成熟程度对民主政治的影响。他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中对比了资产阶级革命前公民社会的发展的情况，认为英国的公民社会比法国的公民社会发展成熟，传统的贵族和农民在商业化过程中消失殆尽，而法国的传统贵族和农民在革命前仍大量存在，所以法国的民主政治发展付出了比英国更为沉重的代价。（14）在后发现代化国家中，亚洲某些新兴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也提供了某种参照，它们一般先致力于市场经济发展，培育坚固的公民社会基础，然后顺理成章地推进政治发展，虽然其过程也不尽人意，但没付出太大的代价。苏联、东欧的代价颇大，部分的原因是在政治变革之前尽管有一定的公民社会的基础，但还不那么成熟。
在中国这样的一个有着悠久的专制传统的国度里。要想实现民主，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就显得更为重要。
首先，公民社会能消解民主的政治压力。在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中，几乎所有的领域都是政治领域，事无巨细，均是政治问题，均诉诸政治解决，政治系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各种情况下，就不可能不搞集权，不可能不搞专制，如果推选民主政治，政治系统有可能在一片吵闹声中甚至炮声中陷于崩溃。公民社会的发展使大量的以前属于政治的事务转化为私人的事务，大量的政治矛盾转化为私人矛盾，政治系统顿时觉得似乎了一个重担，可以超脱出来处理那些关系全局的大事，在这个基础上发展民主就要从容得多，风险小得多。转贴于
其次，公民社会孕育民主的政治文化。不同的政治文化孕育不同的政治制度，同一的政治制度在不同的政治文化中的动作效果也大不一样。美国政治学者阿尔蒙德、维巴、多伊奇等在寻多国政治的比较研究中论证了这一观点，中国的学者也很早意识到这个问题。梁启超在民初总结中国民主制度失败的原因时，反复说明中国政治进步的关键在于中国人的政治觉悟。（15）前面说过，市场经济产生了以世俗化、个体化为核心的民主政治文化，这些概念对于中国人来说，正从舶来的纯粹观念存在转化为个人经验中的存在，与自身的利益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第三，公民社会构建民主的机制。利益分化是公民社会的重要特征，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这种分化，开始形成诸多利益单元。当诸多分化的利益在公民社会内部难以实现时，便会寻求政治上的表达。利益表达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如暴动、流行、信访、游说、找领导、走后门等等；利益表达的结构也五花八门，如武装团体、关系网、传播媒介、政党等。成熟和健康的公民社会会发展出非暴力的有序结构来进行利益表达，使各种利益要求有条不紊地进入政治系统，在公民社会与政治系统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在高度政治化的政治社会里，唯一理想的利益表达方式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16）公民社会的发展给这种方式的操作带来了困难，因为群众的意见爆炸性地增长，领导的精力和智力均有限，难以把那么多的无系统的意见有效地收集起来，并转化为系统的意见。有效的方法是公民社会发展出一些结构，将分散的、无系统的群众意见进行初始综合，使领导们（还有代表们）面对的是已初步集中的意见，然后再进一步综合，形成决策，然后输出到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作出反应后形成新的群众意见。与毛泽东群众路线比起来，这个流程奠定了必要的环节，并将群众由被动变为主动，从而适应了公民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广泛的政治运作形式奠定了基础。
四、公民社会与渐进式改革
相对于经济改革来说，政治改革的渐进之路要复杂得多，思路是相通的。当前中国政治学界大体会接受"在市场经济基础上推进政治改革"这一思路。但二者之间必须插入一个中介――公民社会。只有通过这个中介，渐进式政治改革才有可能。
不管什么模式析政治变革，期间都有一个突变期。有的突变期发生在公民社会已发展的基础上，如英美的政治；有的发生在市民社会欠发展的基础上，如法德的政治革命；有的发生在公民社会未发展的基础上，如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革命。相对说来，突变期处在公民社会已发展的基础上较为渐进一些，温和一些。中国的政治变革过程不能简单地与上述模式相比附，因为中国已经有了一次社会主义政治革命，现在的任务是在发展公民社会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政治。这一过程比前述任一模式都要温和得多，渐进得多。就公民社会与政治系统的关系来看，此过程会经过三个阶段。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至邓小平南行谈话期间可算作第一阶段。这段时期，靠政治发动推进各项改革，公民社会刚刚发育，人们的政治神经仍高度敏感，一经刺激，政治激情便大量涌发。这种激情在一定程度上是某种革命情绪在革命后社会中的回照，同时也反映了高度政治社会在消解时是极度脆弱的。这段时期的任务是确定一个稳定的改革方向，为公民社会的发育提供必要的政治条件，也就是解除各种政治束缚，或者叫作"政治松绑"。如何在这松绑时避免政治塌崩，是这段时期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自邓小平南行谈话确定了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之后，标志着中国由政治高热期进入政治的相对淡漠。这段时期也许要持续到下个世纪初叶，如果要进一步划分，大体可分为经济狂热期、经济理性期和社会理性期。经济狂热期表现出原始积累时期的疯狂，不管一切地赚钱。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的界限已变得模糊，似乎大家都是生意人。经济狂热中发展着的公民社会蕴藏着一些不安全因素，如通货膨胀、贫富分化、法律失效、道德衰败等等。如果政治调控有力，经受信了经浊狂热的考验，诸多不安全因素得到一定的遏制，中国就会转入经济理性期即产权基本明确、市场规则有效运行、消费投资心理比较稳定、经济波动比较正常等。经济的理性化是整个社会理性化的基础。在理性的经济运作中，人们形成了健康的心态和健康的行为方式。这种心理和行为也会复制到公民社会其他领域，从而进入社会理性期。这个时期的主要表现是个体权利得到尊重，道德和法律有效运行，平等协商成为交往纽带，非政治性社团很快发展等。政治淡漠期仅仅意味着公民社会对政治的不热情，并不意味着政治的无为。相反，在这个阶段，政治应大有可为，政治淡漠减轻了社会对政治系统的压力，政治系统的决策可以迅速地做出，因而，政治系统应该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尽快出台一系列必要的改革措施，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并减轻未来政治变革的压力。
在这个阶段，公民社会自身的发展已较为成熟、利益结构的分化和重整已趋于稳定、和平理性的政治文化已基本形成，公民社会的政治参与意识变浓，不断寻找机会进入政治过程，进行利益表达，影响政治决策。公民社会的政治参与的最重要的变化是由过去的个人政治参与（如找领导调动工作）或非正式团体的政治参与（如联保上书要求改善都是待遇）为主要特征变为以正式团体的政治参与（如人体户协会代表在民意机构发表意见或直接与行政部门谈判）为主要特征，政治系统所面临的最大是如何使这些正式团体通过佥渠道有效地参与政治过程。成功的关键在于实现政治权威与公民社会诸力量的妥协，形成具体变革的，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创新制度以加快政治信息的沟通和扩展政治协商与对话。
以上分析只是指出了中国渐进式政治变革的一种可能，而且是理想的可能，同时也期望中国在走这条路时有更高的自觉。
引文注释
1．俞可平：《社会主义公民社会：一个新的研究课题》，载《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第45－46页；陈泽环：《社会主义市民伦理和公民伦理》，载《江西社会科学》1994年3月，第51－54页；戚珩：《关于公民社会若干问题的思考》，载《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第59－63页
2．"过渡时期"指是从传统社会主义转到高度富裕、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过程
3．《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5页
4．洛克：《政府论》（下）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74页
5．邓正来〈英〉J-C-亚历山大：《国家与公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3月，导论
6．黑格尔：《法哲学》，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章
7、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0、41页
9．俞可平：《马克思的公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地位》，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第60页
10．（美）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吕应中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章
11．邓正来："公民社会与国家--学理上的分野与两种架构"，原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总第3期
12．查尔斯。泰勒："公民社会的模式"，原载publicCulture，1991年第3期，第95-118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34页
14．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参看第二章的第一节和小结部分
市域社会治理经验篇10
公民社会理念(ideaofcivilsociety)是在西方社会中孕生并发育起来的，它长期为西方学术界所重视，在马、恩著作中也经常被使用。"公民社会"于近一、二十年间的复兴与拓深，几近形成一股可以被称之为全球性的"公民社会思潮"。当然，复兴者所要复兴的并非是同一的"公民社会"，他们或援引西塞罗的区别于部落和乡村的城市文明共同体的观点，或诉诸洛克的社会先于国家而国家受制于其对社会的承诺的观点，或采用将洛克和孟德斯鸩的观点融入其思想的黑格尔的观点，或引证马克思将黑格尔观点头足倒置而形成的基础（公民社会）决定上层建筑（含国家和意识形态）的观点等等。近年来，公民社会理念也引起了国内政治学界的浓厚兴趣，一些学者相应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概念，（1）用以解说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的进程。（2）本文旨在理清公民社会理念演进的脉络与在时下复兴的原因，探讨公民社会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渐进性改革之间相应的关系，以利于学者们进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
公民社会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渐进性改革
一、公民社会理念的由来
公民社会理念孕生并演进于西方社会，它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理性结构出现在社会理论中，既刻着时代进步的痕迹，又印有个人理性建构的倾向。
拉丁文CivilisSocietas的含义在公元1世纪便由西塞罗提了出来，表示一种区别于部落和乡村的城市文明共同体。（3）古希腊的城邦大概可算作CivilisSocietas，这个概念似乎表达了一种"文明之邦"的感觉。14世纪以后，欧洲人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CivilisSocietas以表示从封建体制外生长出来的商业城市文明，这继承了西塞罗的含义。紧接着，洛克第一次将公民社会做为逻辑推演中的一个分析概念来使用。他的公民社会等同于其政治哲学中从自然状态经过订立契约而形成的政治社会，这是人类发展逻辑中的一个阶段，即有政治的阶段。（4）洛克虽然已意识到社会中的政治领域与非政治领域的区，但在他的观念中，二者同属于公民社会。孟德斯鸩以及承继了孟氏的托克维尔设立了分立自治及相互制衡，以建立有利于公民社会的机制。既指社会由政治社会予以界定，但作为政治社会的强大的君主制受制于法治，而法治则需按分权原则独立的"中间机构"来加以捍卫。（5）
黑格尔是西方社会历史上将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进行明确区分的理论先驱。他把洛克和孟德斯鸩的观点融入自己的思想，认为体现个殊性的公民社会独立于国家，但在伦理上并不自足，从而需要代表普遍利益的国家对其加以救济。在他那里，公民社会的道德地位比较低，代表的是私人特殊利益，"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6）而国家则代表了普遍利益，是绝对精神在地上的完美体现，公民社会是从属于国家的，也只有从属于国家，才能保证其健康发展，不致陷入道德沦丧和社会混乱，因而，黑格尔运用公民社会这个概念，目的是要抬高国家的地位。
马克思的公民社会概念更多的是吸收了黑格尔的用法，用以指称私人利益关系领域，"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7）"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8）马克思摒弃了对公民社会做伦理上的评价，而只对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做客观的分析。他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国家――公民社会"的分析模式倒了过来，形成"物质生产――公民社会――国家"的分析模式，不是通过国家而是通过公民社会去解说国家，从而建立起历史唯物主义体系。马克思除了把公民社会作为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私人活动领域这么一个分析概念来使用外，还将其视作一个历史的概念，用以指称"人类社会的一个特定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的本质特征是阶级利益的存在"。（9）
出于对马克思主义过分强调经济因素的纠正，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主张重新理解公民社会，他把公民社会重新界定为制定和传播意识形态特别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各种私人的民间的机构，包括教会、学校、新闻舆论机关、文化学术团体、工会、政党等。企图以此解释为什么客观上处境不利的成员仍主张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主张不仅应该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且要资产阶级的文化统治。
哈贝马斯将公民社会理论大大推进了一步，认为公民社会是独立于国家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私人领域指以市场为核心的经济领域，公共领域指社会文化生活领域。哈贝马斯特别强调公共领域的价值，认为它正遭受商业化原则和技术政治的侵害，使得人们自主的公共生活越来越萎缩，人们变得孤独、冷漠。他主张重建非商业化、非政治化的公共领域，让人们在自主的交往中重新发现人的意义与价值。哈贝马斯的这种用法在西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两位美国学者柯郭和阿拉托则干脆将公民社会界定为介于经济与国家之间的一个社会领域，从而将经济领域排出了公民社会的范围。
综观西方学术界的"公民社会"概念的演变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三次大的分离：1。公民社会同野蛮社会的分离，以商业化、政治化的城市的出现为标志，完成于希腊罗马时代；2。公民社会同政治国家的分离，以代议制政治的形成为标志，完成于17世纪、18世纪；3。公民社会同经济社会的分离，当代西方社会正试图完成这一过程。从这个过程中不难体会到，人类在不断进行自我的否定，不断被异化又不断超越异化。
那么，驱动公民社会理念于当下复兴的原因是什么呢？从一个较为深久的角度来看，主要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初显并于20世纪中叶炽劢的形形的"国家主义"，这在现实世界中表证为国家以不同的形式、从不同的向度对公民社会的渗透或侵吞。（10）为对此种猖獗的"国家主义"做出回应，人们开始诉诸公民社会理念，试图对国家与社会间极度的紧张关系做出检讨、批判和调整，以求透过对公民社会的重塑和捍卫来重构国宾与社会间应有的良性关系。然而，促使公民社会理念复兴运动的更为直接的导因，乃是东欧及前苏联等国家为摆脱集权式统治而进行社会转型的进程，实际上，所有西方的思潮都视东欧诸国及前苏联的"社会转型"为西方价值、理念和制度的胜利。公民社会理念凭着诸种摆脱集权式统治的运动以及种种"新社会运动"而得以复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公民社会话语"以后，便在这一个向度上继续向前发展。
公民社会理念会引起中国学术界的重视，这得利于20年来的改革开放，使得高度政治化的社会旁边生长出一个相对独立的非政治领域，用现成的公民社会概念去解说这一变化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对照一下三次大分离，中国大致处于第二次分离阶段，因而不宜将当代西方公民社会的概念套用过来使用，还是继承马克思的用法较为合适，套用查尔斯-泰勒的话说，"并不是那个使用了数个世纪的、与政治社会具有相同含义的古老概念，而是体现在黑格尔哲学之中的一个比较性概念。此一意义上的公民社会与国家相对，并部分独立于国家。它包括了那些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者不能为国家所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11）即将公民社会界定为非政治的私人关系领域，在当代中国，主要是市场经济领域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非政治的社会关系领域。这种界定有利于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及意义。
二、市场经济：公民社会经济生活的适当模式
黑格尔公民社会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给予了精当的界定，事实上，他视市场为公民社会决定的--如果不是唯一的--特征，市场经济是公民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模式。然而，公民社会的内涵比市场宽广得多。公民社会的标志是私人商业公司的自主以及私人社团与机构的自主。黑格尔视公民社会与市场具有相同外延的倾向以及马克思将精神与"物质条件"关系的倒置都助长了公民社会概念的变形。这导致了其他领域重要性的下降，使其他领域似乎成为市场的派生物或附属物。
实际上，市场经济领域是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为公民社会准备了基本要素。
第一，市场经济造就了公民社会的主体。公民社会产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大量的个人和组织摆脱了政治权力的束缚，成为非政治的生活主体，也就是公民社会主体。市场经在营造这些主体起了关键作用。
第二，市场经济拓展了公民社会的活动空间。在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中，人们的社会生活直接是政治生活。市场经济的发展让人们冲破政治的囚笼，眼前展现出一片属于每个个人的自由飞翔的空间，政治权力所直接支配的生活则日益萎缩。
第三，市场经济塑造着公民社会的意识形态。公民社会意识形态最重要的两个特征是世俗化与人体化。世俗化是人越来越多地相信和依靠神秘的外在力量，世界越来越多地成为经验中的世界，也就是说，外在的世界对于人的神秘感越来越少。个体化是指个人不断挣破一个社会共同体所强加的各种外在规范，努力在生活中体现个人的意志的过程。市场交易的发展最快地实现着这一过程。
第四，市场经济营造着公民社会的自治机制。市场经济看似一盘散沙，不成体统。但其背后有其内在的调节机制，除了那只"看不见的手"之外，还有法律与道德这只看得见的手。除市场经济之外的公民社会另外一个领域是非政治的公共领域，表现为各种社会组织如家庭、学校、俱乐部、协会、教会等。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这些组织的发展。同时这些组织反过来会对市场经济起一种校正作用，首先，这些组织能提供公民社会功利需要的智力资源和伦理资源，如学校所提供的科学技术，家庭和教会所提供的伦理信念。其次，这些组织还能提供非功利的人文精神资源，如友爱、正义、艺术等，唯有这些精神，才不致使人成为金钱的奴隶，不致使人变为贷币符号，从而使公民社会的发展不会偏离人的正常发展的轨道。再次，这些组织还可协调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一些矛盾和冲突，如劳资矛盾、待业矛盾等，当这些矛盾不能通过市场解决，也无必要通过市场解决时，工会、行业协会等组织所进行的民间谈判和协商就显得非常必要。当然，这些组织的过度发展也会影响经济效率，美国学者奥尔森证明了这一点。（12）如何把握这个度，也许要诉诸政治智慧。
三、公民社会：现代民主政治运作的社会基础
现代民主政治是随着公民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而来的，而且只有建立在成熟的公民社会的基础上才能取得成功。马克思认为，代议民主制只有在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真正分离时才能产生和存在。公民社会中实际不平等与政治国家中形式上平等可并行不悖，"正如基督徒在天国一律平等，而在人世不平等一样，人民的单个成员在他们的政治世界的天国才是平等的，而在人世的存在中，他们的社会生活却不平等"。（13）美国学者摩尔则强调社会成熟程度对民主政治的影响。他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中对比了资产阶级革命前公民社会的发展的情况，认为英国的公民社会比法国的公民社会发展成熟，传统的贵族和农民在商业化过程中消失殆尽，而法国的传统贵族和农民在革命前仍大量存在，所以法国的民主政治发展付出了比英国更为沉重的代价。（14）在后发现代化国家中，亚洲某些新兴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也提供了某种参照，它们一般先致力于市场经济发展，培育坚固的公民社会基础，然后顺理成章地推进政治发展，虽然其过程也不尽人意，但没付出太大的代价。苏联、东欧的代价颇大，部分的原因是在政治变革之前尽管有一定的公民社会的基础，但还不那么成熟。版权所有
在中国这样的一个有着悠久的专制传统的国度里。要想实现民主，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就显得更为重要。
首先，公民社会能消解民主的政治压力。在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中，几乎所有的领域都是政治领域，事无巨细，均是政治问题，均诉诸政治解决，政治系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各种情况下，就不可能不搞集权，不可能不搞专制，如果推选民主政治，政治系统有可能在一片吵闹声中甚至炮声中陷于崩溃。公民社会的发展使大量的以前属于政治的事务转化为私人的事务，大量的政治矛盾转化为私人矛盾，政治系统顿时觉得似乎了一个重担，可以超脱出来处理那些关系全局的大事，在这个基础上发展民主就要从容得多，风险小得多。
其次，公民社会孕育民主的政治文化。不同的政治文化孕育不同的政治制度，同一的政治制度在不同的政治文化中的动作效果也大不一样。美国政治学者阿尔蒙德、维巴、多伊奇等在寻多国政治的比较研究中论证了这一观点，中国的学者也很早意识到这个问题。梁启超在民初总结中国民主制度失败的原因时，反复说明中国政治进步的关键在于中国人的政治觉悟。（15）前面说过，市场经济产生了以世俗化、个体化为核心的民主政治文化，这些概念对于中国人来说，正从舶来的纯粹观念存在转化为个人经验中的存在，与自身的利益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第三，公民社会构建民主的机制。利益分化是公民社会的重要特征，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这种分化，开始形成诸多利益单元。当诸多分化的利益在公民社会内部难以实现时，便会寻求政治上的表达。利益表达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如暴动、流行、、游说、找领导、走后门等等；利益表达的结构也五花八门，如武装团体、关系网、传播媒介、政党等。成熟和健康的公民社会会发展出非暴力的有序结构来进行利益表达，使各种利益要求有条不紊地进入政治系统，在公民社会与政治系统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在高度政治化的政治社会里，唯一理想的利益表达方式就是所说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16）公民社会的发展给这种方式的操作带来了困难，因为群众的意见爆炸性地增长，领导的精力和智力均有限，难以把那么多的无系统的意见有效地收集起来，并转化为系统的意见。有效的方法是公民社会发展出一些结构，将分散的、无系统的群众意见进行初始综合，使领导们（还有代表们）面对的是已初步集中的意见，然后再进一步综合，形成决策，然后输出到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作出反应后形成新的群众意见。与群众路线比起来，这个流程奠定了必要的环节，并将群众由被动变为主动，从而适应了公民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广泛的政治运作形式奠定了基础。
四、公民社会与渐进式改革
相对于经济改革来说，政治改革的渐进之路要复杂得多，思路是相通的。当前中国政治学界大体会接受"在市场经济基础上推进政治改革"这一思路。但二者之间必须插入一个中介――公民社会。只有通过这个中介，渐进式政治改革才有可能。
不管什么模式析政治变革，期间都有一个突变期。有的突变期发生在公民社会已发展的基础上，如英美的政治；有的发生在市民社会欠发展的基础上，如法德的政治革命；有的发生在公民社会未发展的基础上，如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革命。相对说来，突变期处在公民社会已发展的基础上较为渐进一些，温和一些。中国的政治变革过程不能简单地与上述模式相比附，因为中国已经有了一次社会主义政治革命，现在的任务是在发展公民社会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政治。这一过程比前述任一模式都要温和得多，渐进得多。就公民社会与政治系统的关系来看，此过程会经过三个阶段。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至邓小平南行谈话期间可算作第一阶段。这段时期，靠政治发动推进各项改革，公民社会刚刚发育，人们的政治神经仍高度敏感，一经刺激，政治激情便大量涌发。这种激情在一定程度上是某种革命情绪在革命后社会中的回照，同时也反映了高度政治社会在消解时是极度脆弱的。这段时期的任务是确定一个稳定的改革方向，为公民社会的发育提供必要的政治条件，也就是解除各种政治束缚，或者叫作"政治松绑"。如何在这松绑时避免政治塌崩，是这段时期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自邓小平南行谈话确定了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之后，标志着中国由政治高热期进入政治的相对淡漠。这段时期也许要持续到下个世纪初叶，如果要进一步划分，大体可分为经济狂热期、经济理性期和社会理性期。经济狂热期表现出原始积累时期的疯狂，不管一切地赚钱。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的界限已变得模糊，似乎大家都是生意人。经济狂热中发展着的公民社会蕴藏着一些不安全因素，如通货膨胀、贫富分化、法律失效、道德衰败等等。如果政治调控有力，经受信了经浊狂热的考验，诸多不安全因素得到一定的遏制，中国就会转入经济理性期即产权基本明确、市场规则有效运行、消费投资心理比较稳定、经济波动比较正常等。经济的理性化是整个社会理性化的基础。在理性的经济运作中，人们形成了健康的心态和健康的行为方式。这种心理和行为也会复制到公民社会其他领域，从而进入社会理性期。这个时期的主要表现是个体权利得到尊重，道德和法律有效运行，平等协商成为交往纽带，非政治性社团很快发展等。政治淡漠期仅仅意味着公民社会对政治的不热情，并不意味着政治的无为。相反，在这个阶段，政治应大有可为，政治淡漠减轻了社会对政治系统的压力，政治系统的决策可以迅速地做出，因而，政治系统应该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尽快出台一系列必要的改革措施，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并减轻未来政治变革的压力。
在这个阶段，公民社会自身的发展已较为成熟、利益结构的分化和重整已趋于稳定、和平理性的政治文化已基本形成，公民社会的政治参与意识变浓，不断寻找机会进入政治过程，进行利益表达，影响政治决策。公民社会的政治参与的最重要的变化是由过去的个人政治参与（如找领导调动工作）或非正式团体的政治参与（如联保上书要求改善都是待遇）为主要特征变为以正式团体的政治参与（如人体户协会代表在民意机构发表意见或直接与行政部门谈判）为主要特征，政治系统所面临的最大是如何使这些正式团体通过佥渠道有效地参与政治过程。成功的关键在于实现政治权威与公民社会诸力量的妥协，形成具体变革的，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创新制度以加快政治信息的沟通和扩展政治协商与对话。
以上分析只是指出了中国渐进式政治变革的一种可能，而且是理想的可能，同时也期望中国在走这条路时有更高的自觉。
引文注释
1．俞可平：《社会主义公民社会：一个新的研究课题》，载《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第45－46页；陈泽环：《社会主义市民伦理和公民伦理》，载《江西社会科学》1994年3月，第51－54页；戚珩：《关于公民社会若干问题的思考》，载《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第59－63页
2．"过渡时期"指是从传统社会主义转到高度富裕、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过程
3．《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5页
4．洛克：《政府论》（下）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74页
5．邓正来〈英〉J-C-亚历山大：《国家与公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3月，导论
6．黑格尔：《法哲学》，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章
7、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0、41页
9．俞可平：《马克思的公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地位》，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第60页
10．（美）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吕应中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章
11．邓正来："公民社会与国家--学理上的分野与两种架构"，原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总第3期
12．查尔斯。泰勒："公民社会的模式"，原载publicCulture，1991年第3期，第95-118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34页
14．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参看第二章的第一节和小结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