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篇1
关键词：电气工程技术；电气学科；发展史
中图分类号：F407文献标识码：a
一、电气工程技术的发展史
电气工程（electricalengineering）是现代科技领域核心学科之一，传统的电气工程定义为用于创造产生电气与电子系统的有关学科的总和。21世纪的电气工程概念已经远远超出这一范畴，如今电气工程涵盖了几乎所有与电子、光子有关的工程行为。电气工程的发展程度直接体现了国家的科技进步水平，因此，电气工程的教育和科研在发达国家大学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
1.电磁学理论的建立及通讯技术的发展
大自然中的雷电使人类对电有了最早、最朴素的认识，天然磁石吸铁是人类对磁现象的最早观察，然而，人类对电磁现象的研究始于16世纪的英国，1663年德国科学家盖利克发明了摩擦起电的仪器，1729年英国科学家发现电荷可以通过金属传导等等，这是人类对电的早期实验，之后又出现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现与发明。
（1）库仑定律。1785年法国物理学家库仑通过扭秤测量静电力和磁力总结出：两个电荷之间的作用力与它们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与它们所带电荷量的乘积成正比，这就是著名的库仑定律。这一发现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标志着人类对电磁现象的研究从定性阶段进入了定量阶段。
（2）“伏打电池”。1799年意大利物理学家伏特经过反复实验发现把任何潮湿物体放到两个不同金属之间都会产生电流，一年后伏特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电池，自此人类对电的研究由静电扩大到了动电，开辟了电学研究的新领域。
（3）奥斯特发现电流的磁效应和安培右手定则。1820年奥斯特偶然发现通电铂丝周围的小磁针发生轻微晃动，之后他经过反复实验证实了这一发现。其后安培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右手定则，发现了电流方向与磁针转动方向之间的关系。安培还通过实验发现了两个通电导体和两个通电线圈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从而奠定了电动力学的基础。
（4）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英国科学家法拉第是第一个成功完成磁生电实验的人，并归纳出产生感应电流的五种情况：一是变化着的电流；二是变化着的磁场；三是运动的稳定电流；四是运动的磁场；五是在磁场中运动的电线。法拉第把这一现象叫做“电磁感应”。电磁感应的发现使生产电成为可能，至今，发电机、电动机、变压器都是运用电磁感应原理工作的。
（5）麦克斯韦建立电磁场理论。英国数学家、物理学家麦克斯韦总结了前人的一系列成果，用数学方程式表示电磁场，建立了完整的电磁理论体系，揭示了光、电、磁本质上的统一，并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1873年他出版的电磁场理论经典著作《电磁学通论》是里程碑式的自然科学理论巨著。
任何科学发明与发现都是许许多多的科学家不懈努力的成果，德国物理学家欧姆、高斯、赫兹，美国物理学家亨利，俄国物理学家楞次等等都为电磁理论的形成作出过贡献，本文不在一一类举。
电磁理论的建立为无线电通信揭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世纪通信技术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先后发明了有线电报、有线电话和无线通信。
2.电工技术的初期发展
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对人类的进步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第一次工业革命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以瓦特发明的蒸汽机为标志，以机械化为特征，中心在英国；第二次工业革命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中叶，以工业生产电气化为主要标志，其成果是电力、钢铁、化工“三大技术”与汽车、飞机和无线电通信“三大文明”，其中心在美国和德国；第三次工业革命从20世纪中叶到21世纪初，以社会生产、生活信息化为特点，又叫新技术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就是从电工技术初创和应用开始的。
（1）直流发电机的诞生。1831年英国企业家研制出了史上第一台发电机――蒸汽动力永磁发电机；1832年法国科学家匹克斯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直流发动机；1866年西门子发明了自激式励磁直流发电机；1870年格拉姆发明了实用自激直流发电机，结构可靠，电流稳定，输出功率大，被各国广泛采用作为照明灯电源。
（2）远距离输电和电力工业技术体系的初步建立。1875年法国巴黎火车站建成世界上最早的一座火力发电厂。爱迪生不仅发明了灯泡，他还在1882年建立了美国第一家直流发电厂，装有6台直流发电机，通过电缆输送照明用电，不过当时的最大输送距离只有1.6km。之后爱迪生还建立了一座水电站，形成了电力工业体系的雏形。
（3）交流发电机电荷电动机的诞生。1876～1878年俄国人亚布洛切科夫成功试验了单相交流输电技术。1885年，英国工程师菲尔安基设计的第一座交流单相发电站建成。同年，美国人威斯汀豪率领的团队完成了交流发电、供电系统，并创建了交流配电网。1883年，美籍电气工程师特斯拉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感应电动机，5年后他又发明了两相异步电动机和交流电传输系统。1888年，俄国工程师德布罗夫斯基和德尔伏发明了三相交流制。1891年，德国安装了世界上第一台三相交流发电机，并建成了第一条三相交流输电线路。自此，三相异步电动机得到了广泛应用，电能逐步取代了蒸汽成为动力源，电力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
3.电工理论的建立
（1）电路理论的建立。关于电路的早期研究有：1778年伏特提出了电容的概念，给出了导体上储存电荷的计算方法Q=CU；1826年欧姆发表了欧姆定律；1831年法拉第提出了电磁感应定律；1832年亨利提出了磁通量计算公式。
1845年德国物理学家基尔霍夫提出了关于任意电路中电流、电压关系的基本定律：电流定律（任意时刻电路中任何一个节点的各条支路电流的代数和为零）；电压定律（任何时刻电路中任意一个闭合回路的各元件电压的代数和为零）。这两个定律发展了欧姆定律，奠定了电路系统分析的基础。
1853年英国物理学家汤姆逊推导出了电路震荡方程，并得出了莱顿瓶发电过程中电流在反复震荡且不断衰减的结论，并计算出震荡频率与R、L、C参数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动态电路分析的基础。1855年，汤姆逊还建立了长距离电缆的等效电路模型。
1893年美籍电气学家施泰因梅茨提出了计算交流电路的方法――“相量法”，其实用、易懂，至今在分析正弦交流电路时依然沿用此法。
其间，赫尔姆霍兹提出的等效发电机原理、基尔霍夫建立的长距离架空线路参数电路模型、亥维赛德找出的求解电路暂态过程运算法、傅立叶用数学方法建立的热传导定律等等都对电工理论的丰富和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
（2）电网络理论的建立。通信技术的兴起推动了电网络理论的发展。1924年，福斯特给出了电感和电容二端网络的电抗定理，建立了由给定频率特性设计电路的电网络理论。
1945年美国科学家伯德总结出了分析线性电路和控制系统的频域分析方法。1953年梅森创建了采用信号流图分析复杂回馈系统的方法，并被广泛应用。20世界50年代美国科学家达默制成了第一批集成电路，从此电路理论中增加了对含源器件的电路分析和综合。20世纪70年代在L.o.Chua等科学家的努力下，器件建模理论逐渐日趋完善。20世纪中期计算机的出现使电网络的计算机辅助分析和设计成为电路理论研究中的基本手段。
4.新技术革命对电气工程技术的推动
20世纪中叶开始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又称为新技术革命，以核能、宇航和电子计算机这三大技术为主要标志。这个时期的主要理论是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这三大理论的创立为通信工程技术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科学方法。
（1）计算机的升级换代对电气工程技术的推动。自19世纪第一台计算机问世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计算机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社会从此走进了信息时代。1952年出世的第一代计算机使用的是真空电子管，不仅体积巨大，而且耗电量惊人。1959年～1963年生产的第二代计算机用晶体管替代了真空电子管，大大提高了运算速度，减少了耗电量，减小了体积，运用在了军事和科研领域。1964年～1970年生产的第三代计算机用集成电路替代了晶体管，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运算速度而且降低了成本，计算机开始进入到了普及阶段。1971年至今生产的第四代计算机使用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实现了计算机网络化，计算机普及到了个人。计算机的升级换代推动了控制技术的发展，形成了计算机管理生产系统，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2）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电子信息技术是计算机技术和电信技术相结合而形成的技术手段。20世纪通信技术得到了迅猛发展，人类社会生活也由此发生了巨大变革，人类从此进入信息时代。
1920年人们发现电离层对无线电短波有反射作用。1935年人们发现了雷达并广泛应用于军事和民用通信领域。1964年美国发射了第一颗地球同步静止轨道通信卫星，突破了大气层对无线电波的屏蔽，实现了宇宙范围的无线电通信。20世纪70年代计算机网络系统的建立使人们开始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20世纪80年代以后寻呼机和移动电话逐步得到广泛使用，现今信息服务业已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新兴行业之一。
电气工程技术发展史再次印证了这样两个真理：一是任何理论的创立和技术的进步都要靠众多科学家甚至一代代人的不懈努力而实现，特别是在学科相互融合交叉的今天。二是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导致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
五、电气学科的形成与发展
按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划分，电气信息学科类属工学门类（门类编号08），其下设五个一级学科：电气工程（一级学科编号0808）、电子科学与技术（0809）、信息与通信工程（0810）、控制科学与工程（0811）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812）。这五个学科有着相同的学科基础，都是研究电磁现象及其应用的基础学科与技术工程的综合，电能的突出优点在于：它既是易于传输的工业动力，又是非常可靠的信息载体。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都是从电类专业派生出来的弱电学科，在19世纪末电工科学技术已形成了电力与电信两大分支。
我国电气工程一级学科下设五个二级学科：电机与电器（二级学科编号080801）、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080802）、高电压与绝缘技术（080803）、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080804）、电工理论与新技术（080805），电气工程包含的专业基础理论有电路原理、模拟电子、数字电子、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单片机原理、自动控制原理、电磁理论、matLaB仿真等。专业理论有电力系统及其暂态分析、电力电子、电机学、高电压与绝缘、电力拖动、输配电、工厂企业供电、电力市场等。
19世纪末欧美大学先后设立了电气工程（electricalengineering）专业，100多年来，其名称虽然没变，但内涵已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有了非常大的变化。过去欧美的电气工程专业是以电力工程为主，现在电子技术和计算机已成为该专业的核心，美国一些著名高校甚至已不开设电力工程研究方向。有些大学把计算机技术从电气工程系分离了出去，单独成立了计算机科学系。
我国的电气工程始于1908年上海南洋公学的电机电工学科，就是上海交大的前身，距今也有100多年的历史了。1917年该校的电机专科设立了电讯门，即我国最早的无线电专业，如今的电子信息及计算机专业群都是由此发展演化而来的。1932年，清华大学设置了电机系。建国后，我国建立了一大批以工科为主的多科性大学，其中大多设立了电机工程系。1977年以后，大部分高校的“电机工程系”陆续更名为“电气工程系”，近几年来，部分高校又把“电气工程系”发展成为“电气工程学院”。我国的电气工程虽然与国外名称相同，但内涵有很大区别，我国大学一般都是强弱电分开，即电气类与电信类分设在不同的学院。
100多年以来，电气工程学科已发展成为覆盖多门类交叉学科、应用领域广阔的完善的学科，形成了强弱电结合、软硬件结合、机电结合的学科特点。
六.国外发达国家电气工程学科的发展呈现以下趋势：
（1）在学科中融入大量信息技术知识。在全球信息化的当今，信息技术以指数速度进步，它曾对电气工程学科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还将为电气工程领域的技术创新提供工具与技术支持，对电气学科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作用。国外发达国家的著名大学（如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大都把电气工程、通信工程、计算机工程放在同一学院，以利于在电气工程学科中融入大量的信息技术知识。
（2）与其他学科不断交叉融合，拓展了研究领域，大量的研究都是在跨学科领域开展的。
（3）与企业联系密切，科技成果转换能力强，引领产业技术更新。
七.电气技术的发展趋势
与电气工程学科相关的产业主要有电力工业、电气装备制造业以及几乎所有使用电力的行业，电气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也主要集中在这些行业。
1.可再生能源技术
1995年全球可再生能源仅占一次能源的18%，预测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要占一次能源的22%，21世纪，光伏技术、风电技术、生物质发电技术等得到了快速发展。下面着重介绍人类的未来能源――氢能。科学家们一直致力于研究把氢能作为人类未来的能源，氢能有其他能源无与伦比的优势：
（1）清洁。其反应后的生成物为水和氮化氢，对环境没有污染。
（2）储量丰富。地球上的海水所含的氢用来发电就够人类用数亿年。
（3）热值高。单位重量的发热量叫热值，氢的热值是汽油的3倍，煤炭的4倍。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正在斥巨资研究这一能源，但目前还处在实验室阶段，距工业应用还有一段距离。
2.输电信技术
超导技术在电气工程中的广泛应用已成为发展趋势。
（1）超导储能系统。将电能转换为电磁能，利用超导线圈储存起来。超导储能系统是除电池储能系统之外的又一储能系统，其使用将提高电网的安全性。
（2）超导故障限流器。利用超导体超导与正常状态的转变特性，快速限制电力系统故障短路电流，保障电网安全。
（3）超导大容量电缆。可大大降低输电过程中的电耗，提高能源效率。
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篇2
关键词:科学知识社会学 社会建构论 黑箱 摩西桥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为技术研究(technologystudies)提供了契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和巴斯大学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迅速发展成为一股强大的新思潮。与此前科学社会学的默顿学派不同的是，它不再单纯关注“科学家的社会学”，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科学知识的社会学”，强烈主张“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在20世纪最后二十年，科学知识社会学与女性主义、激进生态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一道，构成了科学研究(sciencestudies)领域最具代表性的思潮之一。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科学知识社会学一直没有涉及技术研究领域，它更多关注的是科学知识的建构过程。然而，进人20世纪80年代之后，情况有了很大的转变。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纲领的日益成熟，以平奇(pinch)为代表的一些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开始尝试将研究领域从科学知识扩展到科技政策、技术知识等领域，于是，他们的研究注意力从科学转向技术。与此同时，在技术研究领域，以技术史家康斯坦特(Constant)、技术社会学家休斯(Hughes)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在讨论技术史案例的时候，尝试引人新的方法、新的理念和新的观点，这促使了他们与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的合作。在上述两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社会建构论向技术的转向。
这一转向带来了新的研究思路，开启了技术研究的新视野。比如，在技术哲学家的心目中，技术知识的具体内容、社会影响是哲学家考察的重点，技术知识的产生和形成一直被看作是一个黑箱，黑箱的内容和行为被假定为常识。哲学家芒德福(mumford)、埃吕尔(ellul)和海德格尔(Heidegger)批判性地考察了技术在技术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现代技术社会的基本约定和基本规划，但是，他们都未能系统探讨技术知识的产生和发展。如今，在社会建构论的影响下，这一局面有了很大改观。技术知识的产生和形成不再是无人研究的空白，也不再是一个黑箱。社会建构论者要“打开历史和当代技术的‘黑箱’，看一看里面有什么东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不再采用技术哲学家的抽象思辨方法，转而偏重经验研究，试图用丰富、细致的技术史研究取代思辨的空泛概念。他们密切联系技术史案例，详尽考察当代研发实验室，高度关切保存过去研发成就的记录档案，希望通过仔细考察真正技术及其历史的内部工作方式，看一看实际发生了什么事情。
研究思路的变化带来了技术研究领域一系列观点和理论的创新。
一、技术的多向发展观
在当代人的心目中，技术的历史是成功的历史，是一系列辉煌技术成功的编年史。“整个技术发展的历史都沿着有序或理性的道路，似乎今天的世界是所有过去技术发展的确定目标。从历史的开端开始，技术有意识地导向这一目标。”这是一种线性的解释，是一直以来技术研究领域最有影响力的观点。如今，在社会建构技术的思潮中，新的科学观将技术形成看作是多向性的过程，传统的“线性进步观”遭遇到挑战。
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篇3
关键词：信息技术 历史教学 能力培养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历史学科课堂教学为教师的授课提供了更多的方法和手段，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加宽广的学习认知环境，对历史学科教学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更为历史学科的教育教学改革创造更加宽松良好的便利条件。随着校园网的不断完善，我校各学科充分利用网络资源进行教学改革，尤其是历史学科，在课堂教学中信息技术的大量运用以及取得的课堂效果，使得信息技术在教学活动中的使用范围以及使用频率越来越大，取得的教学效果也越来越好。作为历史学科教学的工作者，我们都知道，历史知识的涉及面其实非常大，可以说包罗万象。它涉及我们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诸如古今中外不同历史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取得的成就；世界各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状况等。历史学科内容繁多，知识面宽广，堪称知识海洋，其信息量大，思维角度多的特点是其他任何一门学科不能相比的。因此，在历史学科课堂教学过程中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资源中的影音资料对提高学生历史知识的学习、思维能力的培养、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概括能力都具有非常独特的便利条件。如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在历史学科的课堂教学过程中使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有机整合，进而取得更优于传统课堂教学的效果，是值得每位历史教师探究的一个课题。
一、培养学生独立搜集历史资料并提取有用信息的能力
1.教师首先要教会学生掌握搜索引擎的使用，在使用之前要对学生进行简单的培训，指导学生怎样使用搜索引擎，怎样利用网络查找有用资料，并能够为学生提供一些比较常用的、安全可靠的搜索网站，如百度（http：//），谷歌（http：//）等，这样学生在使用网络搜索资料时就会节省很多时间，也会提高学习效率。
2.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与历史教科书内容相关的具体网站，如中学历史教学资源网（http：///），历史在线（http：//） 等，通过让学生网上浏览、参观、阅读，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教师还要教会学生资源下载的各种方法，如网页、文字、图片、动画课件以及相关的影视资料等不同的下载方法。教师按照计划，在课堂授课之前预先安排学生运用掌握这些方法，让学生在网上搜集资料并下载保存，锻炼学生独立从互联网上获取相关历史知识的能力。学生在获取知识的同时，还能更加熟练地掌握现代教育技术，学生的课堂学习与课前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能够有效地融合起来，从而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
4.教师可以制作历史课件进行教学。教师在上课之前应做好与授课内容相关的课件，在制作课件的过程中可以让学生参入其中。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将他们收集到的影像、图形、文字等各种材料进行整理并制成课件，培养学生独立与合作学习的能力。教师和学生在制作课件和教学中，共同搭建一个民主、平等、和谐的师生合作的平台。学生各抒己见，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情感，也锻炼了动手、动脑的能力。多媒体技术对学生独立性、创造性能力的培养有着非常好的作用。
二、实践中的思考
1.处理好网络课和传统授课的关系。在使用现代信息技术与历史学科课堂教学整合的过程中，教师要处理好传统教学手段和现代教育技术的关系。传统授课较为单调，很难充分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网络课有很多的优点，但并不是说所有的历史内容都适合设计成网络课的形式。信息量较大的、历史知识较多的内容适合设计成网络课，如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后发展过程，教师如果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就很难在一节课内完成教学任务，但是利用网络就可以较好地完成。教师可以利用网络，查找与教科书上重大历史事件相关并能够反映历史史实的影视、图片资料，让学生更为直观地感受该事件的发展过程，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加快对该课内容的理解记忆，从而保证学生在有限的学习时间内能够更好地完成学习任务。对于内容不多、记忆性强、需要理解的历史知识较少的课程，教师还要坚持以传统教学方法为主，开展常规教学。教师要注意现代教育技术与传统教学手段结合的必要性，要把握好结合的时机，勿要盲目地使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课堂教学。虽然现代信息技术所提供的丰富信息与资源共享功能、便捷的多向交互方式等都是传统教学方法所不能比拟的，但教师切忌不要完全依赖现代信息技术从事历史学科教学，丢掉传统教学方法中的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活动，师生之间的网络交流替代不了师生之间的面对面的情感沟通。
2.处理好研究与抄袭的问题。使用现代信息技术设计历史课，可以使学生学到很多课本以外的历史知识，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但同时学生在网上查找资料时对其材料的真实性往往无法甄别，同一事件的评论不一，如何选取正确材料就成为用好网上资料的关键。实际操作中学生常常是把网上下载的资料剪剪贴贴，拼拼凑凑，教师可以适时指导学生根据历史教科书上的内容择其分类，让学生有针对性地选读历史资料。教师要让学生主动学习，探究未知，重体验，重过程。
3.处理好课堂纪律问题。纪律是上好每一节课的必要条件。在操作网络课的过程中，教师面临着重要的管理问题。学生经常利用上网的机会去看自己喜欢的、与课程无关的网站，教师如果管理不好，课堂秩序就会很乱。为了避免这种现象发生，教师可以在制作的网站中多做几个超链接到相应的网站上，让学生带着问题去看网站中的内容，完成课堂的要求。
三、结论
信息技术在教学活动中的应用给历史教学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在历史教学中，如何使信息技术与历史学科进行整合以发挥传统教学方法与现代教育技术的最优功效，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信息技术在历史教学中的恰当使用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有效手段，也是实施“以学生发展为本”教育新理念的有效方法，教师要结合历史教学内容，使信息技术与历史学科有机整合，在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能力方面作进一步的探索。
参考文献：
[1]何克抗.建构主义学习环境下的教学设计.http：//.
[2]何克抗.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http：//.
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篇4
关键词：信息技术；历史教学运用；重要性
随着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世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至今，信息技术已经发展成为了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核心技术，它在我们人类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中正日益发挥出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为我们征服并改造自然提供了锐利的科技武器。结合自己所从事的中学历史教学工作的实际，笔者就信息技术在历史教学运用中的重要性谈几点认识。
一、历史教学离不开信息技术
大千世界，人类的社会活动及其丰富多彩，对于人类来说，只要是人做过的事情，均可称之为历史。因此，个人认为，历史学科是所有学科中内容最为庞杂、最为丰富、综合性也最强的一门学科。历史学科内容可谓包罗万象、涉及人类生产生活的所有方面，知识点浩如烟海，教学过程中要求学生记忆的东西极多，时常需要根据不同的要求进行归类整理并适时更新，如果仍然只是单纯依靠传统的手工誊写方式来处理，不仅费时、费力而且也不便于实时更新，要做出很多重复单调的工作，可谓是得不偿失。而信息技术编辑起来机动灵活的特性恰好弥补了传统手段的不足，这就首先决定了历史教学离不开信息技术。
二、信息技术是历史学科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佳方式
在中学开设的众多学科中，历史学科的教学内容可谓具有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独特优势，因为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典型的爱国主义教育史，通过学习，能使学生牢记国耻，极大增强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坚定信念，而将中国近代史的众多爱国主义材料生动形象地展示给学生，达到震撼其心灵的最佳方式，则非信息技术莫属了。时下我国许多省市的中学均已运用信息技术将历史题材的电影作为中学生的必修课程就是明证。
三、信息技术是优化历史教学的关键
面对纷纭复杂的历史知识，如何将其系统化、科学化地整理好，形成一整套教师好教、学生易学的知识体系是长期以来困扰广大历史教师的一大难题，由于教师教学任务繁重，教学时间紧张，课余时间十分有限，要做好历史教学的优化处理，常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信息技术省时省力的优势正好给广大一线教师提供了解决好这一难题的有利条件和可能。
四、信息技术是培养学生历史学习兴趣的重要手段
长期以来，中学历史教材大量信息都是以文字资料来体现，即便现行新教材配备了许多插图或图片，但仍然全部是静态的，缺少动态的信息资料是一大通病。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历史信息对人类大脑的刺激，难以充分调动起学生对历史知识的学习积极性和求知欲，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历史知识的遗忘速度，极大地影响了学生对历史知识的巩固记忆。而信息技术正好能为历史教师的教学提供大量真实有效的动态影像资料，给学生提供更多丰富而又生动直观的印象材料，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中学历史教学的实际需要，使学生大脑能够始终得到强烈而持久的信息刺激，从而轻松地实现巩固记忆的目的，是培养学生形成积极参与的良好学习习惯、激发其历史学习兴趣的重要手段。
五、信息技术是提升历史教师创新能力并展示教师个性的平台
信息技术手段的广泛运用为广大历史教师提供了一个信息量无比巨大的信息库，通过这个信息库，广大一线教师可以及时充分地掌握到大量第一手的历史资料和资源，并根据自己教学的实际需要进行创造性的资源整合，极大地丰富了历史教师的备课资料，为他们的教学创新和个性化风格的展示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及技术基础。可以预见的是，在今后信息技术手段不断运用于教学的长期实践中，广大历史教师的教学创新能力必定会有一个可观的由量变到质变的巨大飞跃。
六、信息技术是新世纪对历史教师提出的时代需求
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篇5
一、前言
多媒体教学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对象的特点，通过教学设计，合理选择和运用现代教学媒体，并与传统教学手段有机组合，共同参与教学全过程，以多种媒体信息作用于学生，形成合理的教学过程结构，达到最优化的教学效果在历史课堂的教学当中，通过多媒体技术运用，实现了对课堂学习资料的整合多媒体技术在课堂气氛塑造、知识结构展示等方面，为历史教学带来活力。
二、历史教学过程中多维历史资料的展示
历史教学是通过对人类历史发展脉络的整理，让学生实现其对人类社会发展轨迹和社会运动规律的总结在历史教学当中，会涉及大量史料和历史人物，历史学习的难点在于对历史资料的记忆和整理而多媒体技术则可将文字性的历史资料，通过声音、图片和影像的形式展示出来。
在历史资料的整理中，历史人物是历史教学当中的重要内容在课堂上，历史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为学生播放其个人的历史传记电影及相关视频在传统教学模式当中，我们的课堂往往是基于对人物及历史事件的记诵由于大的历史环境的缺失，学生往往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命运走向的认识不清晰而这便无法实现其对历史必然性和历史规律的掌握而传记电影，往往是以历史人物的一生为主线，将历史人物放置到大的历史背景当中，通过对其一生的经历，展现其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发挥的重大作用多媒体教学在历史课堂的运用，有效弥合了历史发展与现实环境之时间的阻碍，实现了历史场景的再现而这将能更好地促进学生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整体把握和感知。
另外，通过多媒体技术，学生可以对历史文物有着更为直观的把握在历史课本之上，往往以小面积彩图出现的文物图片，很难引起学生的注意而历史教师通过多媒体教学系统，利用互联网从网络上下载大批清晰的图片和相关资料，这种视觉化效果更好的课堂效果，可以有效增强课堂气氛，大大提高学生对历史学科的喜爱之情而多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和迅猛发展，在另一维度上，也大大提高了课堂组织的效率和课堂效果。
多媒体教学使得教学资源的广度和深度得以大大加强，丰富的史料和大量的更为详实的历史记录让本来扁平化的历史课堂和历史人物，凸显出其棱角，展现其个性学生听过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社会背景和人物历史作业的把握，可以有效实现对历史发展轨迹逻辑和规律的把握在多媒体教学的环境中，历史课堂由单纯的记忆性质的学科，变成内涵更为广阔具有深厚人文色彩、具有历史深度的科学这一转变，也使得其内涵更加广阔。
三、多媒体环境下历史课堂知识结构展示的发展
历史学科的性质决定，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关键是对其历史脉络的整体把握在这一主题之下，学生通过对史料和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记忆，才能形成能够贯穿历史发展的整体架构与历史空间的构成在多媒体环境下，历史课堂知识的总结，可以通过多媒体技术予以更好的展示。
首先，历史教师通过对历史事件因果联系的把握，将历史发展的脉络与空间，进行综合整理在教学提纲的整理中，教师可以以历史事件发展的时间脉络为主线，整理出一条线索，将全部的知识点纳入其中而对于比较分析的题目，历史教师则通过对相同题材具有相似历史事件进行整合对于相同主题的考点，比如以中国的税收制度为例，将不同历史时期的财政税收制度进行组合，让学生形成具有针对性的记忆。
其次，在历史知识结构展示的方式，也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发展而发展历史教师将教学内容的知识点和相关考点，通过图表、表格、图像的形式传达给学生，学生在进行知识点的记忆时，其不仅仅再是对文字的记忆，而是对整个历史学科的史学思维和史学逻辑进行整合学习而这对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历史空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再次，从历史课堂的记忆效果来看，学生对于多媒体所展示的知识结构和分类的知识结构，更容易记忆这些分类的知识点，在记忆上具有相似之处，并且，历史考试当中，其考察形式也往往是进行发展脉络的相互比较，这对于提高学生记忆的针对性和提供学习成绩具有重要作用。
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篇6
【关键词】历史学科；整合；目的；原则；应注意的问题
在新大纲和新课程标准的指引下，教育信息化不断推进。信息技术与各学科的课程整合，日渐成为信息技术应用与教育的核心问题。信息技术与各学科整合，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传统教与学的观念，以及相应的学习目标、方法和评价手段。整合的课程，能够提供界面友好、形象直观的交互或开放的学习环境，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好地实现自主学习、协作学习，成为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
一、整合的目的
（一）扩大信息源，鼓励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和探究式学习
历史教学的难题之一是信息来源的单一化和教学方式的呆板，信息技术的使用应致力于打破这种沉闷、死板、让学生感到无聊的教学方式。网络上有广泛的信息源，可以将最准确和最新的信息实时地提供给地球上的任何人使用，为交互性学习提供了便利条件。让学生围绕学习主题上网搜集资料，处理信息，进行自主性学习和探究性学习，并在学习过程中与他人交流与合作，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学习方式。
（二）改变信息呈现方式，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历史知识的特点之一是过去性和不可再现性，信息技术却可以很方便地解决这些问题。音像资料的播放可以让学生随机进入历史情境，亲眼“目睹”当时的历史场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情感；历史地图上的行进路线和事件发展态势可以动态展示，使学生更清晰地了解发展过程；散乱的知识点可以整理成立体的结构图示，使学生一目了然，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自不待言。
（三）开辟学史“第二课堂”，扩大学史视野
学生学习历史本来就是多渠道的，其中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对学生的影响不可小视。我们可以利用信息技术的便利，选择一些历史影视作品和可看性强的历史实况纪录，课外组织学生观看或租借给学生在家庭电脑上观看，并组织一些观后讨论。这种第二课堂的历史学习可以培养学生的学史兴趣，扩大学生的学史视野，丰富学生的历史素养。
（四）开发与文字教材配套的教学软件，促进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的整合
经济落后地区，“整合”的首要障碍是无资金解决硬件设施。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一些大城市，制约“整合”效果的主要是软件不配套。信息设备的迅速装备为教育软件的开发提供了条件，也使这一任务更具紧迫性，应在编写教材的同时组织力量开发配套软件，使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的整合在课程改革过程中成为现实。
二、整合的原则
（一）必要性原则
信息技术的使用不是要替代传统的教学工作，而是要发挥信息技术的力量，做过去不能做或做得不太好的工作，以更好地组织和管理教学资源，构建交互式、多样性的学习环境，更好地引导学生学习，加强历史史实的基本理解和直觉。
（二）综合性原则
学科内容的综合性已经成为课堂内容的发展趋势，利用网络的功能优势，发展学生个性，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习惯，让学生最大限度的获取学习经验，提高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使教学内容丰富多彩，教学形式生动活泼。
（三）广泛性原则
历史课程与信息技术整合的主要目的是丰富学生的历史学习，促使学生利用信息技术进行主动、有效的历史学习。应当使所有学生都在自己的历史学习中使用信息技术。应当根据不同的教学任务选择适当的信息技术工具，以使学生充分发挥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感官的协同作用而更有效地进行历史学习。
（四）异步性原则
网络化多媒体技术使得历史学科合作学习项目不受时空的限制，它实际上延长了合作学习的时间和空间，基于信息技术的合作学习允许有反思的时间，让学习者得以将零星的想法经过深思熟虑后生成为理性认识，这样可使历史教学变得更加丰富有效。
三、整合应带来的变化
（一）学习目标会更加开放
在网络教学的环境下，传统的历史教学"三大目标"（知识、能力、情感）被整合，特别是打破了"知识中心"的束缚，实现知识型、智能型、教育型目标的完美整合。在整合课堂里，"知识中心"不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技能目标、科学方法教育目标、学法目标、德育目标、情感目标、信息素养目标等多种领域。整合课的目标应该是灵活反应变化的社会需求和学科本质特征与学生个性发展方向的全面的目标体系，它能成为连接学科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大系统以及学生个性发展的枢纽，体现素质教育全面发展的目标要求。
（二）学习方法会更加丰富
历史教学与信息技术整合后，计算机网络为我们的学习提供了一个大舞台，在这个舞台里听、说、读、写、议、练、辩等学习方法得到整合或提升。在这样的一个包括课件、地图、音像、文字资料、计算机处理等在内的立体网络里，学习方法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互容互补。在这里，学生可以回答问卷、制作图表、参观访问、搜集信息、审视资料、比较判断、论证课题。在这里，学生可以打破位置空间的限制，自由的选择学习伙伴，或商讨、或辩论、或竞争、或协作。
四、整合应注意的问题
（一）调整教师的角色定位
网络时代的教学模式强调以学生为中心，不仅要求学生由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者和知识的灌输对象转变为信息加工的主体、知识意义的建构者，而且要求教师由单纯的知识传授者变为学生“信息内化”过程的帮助者和促进者。
（二）有效利用信息技术
在教学时，教师必须时刻坚持信息整合技术为教学内容服务的原则，不应让机器唱主角，应注意信息技术的适度与简捷。教师必须按信息技术和其他手段相结合的设计原则，精心设计每一堂课，使课堂教学成为师生之间交流和转换信息的活动。
（三）不为情境而情境。
在历史情境教学中，不要为了情境教学而盲目一味追求情境。如：低年级学生思维比较具体，注意力集中的时间较短。因此，在创设情境时，一般时间不宜过长，以免分心；但中高年级学生形成抽象概念需要一定数量的史料。因此，多考虑一些有分析综合、抽象概括等方面的题材来创设情境，这样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实现与其他学科间的相互融合
新的课程标准强调了学科教学的综合性，尤其是基础教育更应该体现学科教学的综合性。学科间的相互融合，不仅使学科知识之间得到相互补充和完善，而且使学生感受到学科之间是有着内在联系的。网络环境下学科教学正是将不同的学科知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历史教学中要注意使学科间的知识融会贯通，相互促进，相互提高。为学生张扬个性、灵活运用学科知识，提高综合素质提供一个舞台。
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篇7
一、学科整合,实现了优势互补
历史学科与信息技术的整合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这是由历史学科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历者,过也;史者,事也”,历史学科的特点在于它的过去性、丰富性、综合性,历史是不能进行试验、重演的,而信息技术却可以将多种形式的历史资料用最为丰富、生动的表现形式最大限度地综合起来,再造历史情境“重现”给学生,拉近学生和历史的亲近感,缩短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时空感,让学生真正翱翔驰骋于历史的天地。
二、学科整合,丰富了课堂内容
美国现代心理学家布鲁纳说:“学习最好的刺激,乃是对所学材料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了兴趣,学生才能主动愉快地学习,才能在课堂教学中发挥主体作用和主动精神。对学生学习现状的调查显示:喜欢历史的学生有很多,而喜欢历史课堂学习的学生却并不多。问题的症结何在?在于我们呈现出的历史课堂太过单一和枯燥,特别是面临高考的文科班级,历史课堂充斥着对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原因和影响的沉重分析。丰富历史课堂内容,提升历史学习兴趣成为一线教师的使命,而信息技术和历史学科的整合,恰到好处地实现了历史学科由过去到“现实”、由单调到丰富、由复杂到简单的转变。
历史的最大特征是它的“过去性”,在现实世界中不可能重演。这个特点给学生对历史的理解、掌握和巩固增加了难度,也给教师的教学带来了困难。而信息技术在历史教学中的运用,可以提供形象化的教学信息,变抽象为具体,变无声为有声,以多种方式向学生提供学习材料,屏幕显示的内容可以随意重复和迅速更换,可以表现事物的动态变化,还可以随画面变化产生相应的声音,让学生“闻其声、见其形、临其境”,从而拓宽信息传播渠道,充分调动学生多感官参与学习,在有限的时间内增大课容量,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效益。如必修一第13课《辛亥革命》(2007年参加常州市历史评优课比赛获得了一等奖),我充分运用了信息技术和学科知识的整合,在导入新课环节一改以往平铺直叙、枯燥乏味的陈述,以一张“清”字被四分五裂的漫画导入,引导学生对漫画进行欣赏和理解,激发学生探究问题的兴趣。在讲述革命进程时,在地图上以动感的箭头,燃烧的革命火炬,鲜红颜色慢慢覆盖的地理范围展示了革命从爆发到扩展的进程,生动、形象、逼真地再现了那了烽火连天的岁月。辛亥革命在中国民主革命进程中的地位是这堂课的重点,我改变了原来按部就班、照本宣科分析问题的习惯,而是充分发挥了信息技术手段的先进性,以网络页面链接的方式古今结合,以2009年国庆期间孙中山和照片在天安门广场遥相呼应的情景阐释引导学生分析这一现象,从而领会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在中国民主革命进程中历史地位。把信息技术和历史课堂充分整合,把历史画面、地图、动画和录像片段等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学生观察的事物化虚为实,化繁为简。学生在一幅幅鲜明生动的图像刺激下,注意力集中精力旺盛,激发了学习兴趣,有助于对知识的理解和消化,为提高教学质量提供了学习环境的保证,并获得了能够自主学习的认识工具,将信息技术教育的工具作为助学和促学的最佳辅助手段。
三、学科整合,改革了课堂模式
根据“主导—主体”教学结构,教师是课堂教学的组织者、指导者,是学生建构意义的帮促者,良好情操的培养者。新的历史课程标准提出:在历史教学中,要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这些理念不仅强调了学习方式的变化,而且强调了学习和发展的主体是学生,学生在课程与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得到了重新的确认。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一切都由教师主宰:从教学内容、教学策略、教学方法到教学步骤,学生只能被动地参与这个过程。而信息技术与历史学科的整合,彻底打破了这一局面,在信息技术和历史学科整合的交互式学习环境中,学生可以平等地共有、共享人类的学习资源,可以按照自己的学习基础、学习兴趣来选择学习内容、方法、策略和发展目标。学生在这种开放式的学习空间里有了主动参与的可能,有了自主学习的天地,教师不再充当知识的传授者,而是成为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帮助者、合作者,师生之间、生生之间互动方式发生了变化,学习过程更方便、更直接、更灵活、更有针对性,历史课堂教学也逐渐焕发出青春的活力和动感。
四、学科整合,延伸了研究性学习
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篇8
从社会认识的表层上看，“时代”是人们对一定的重大社会历史事件及其所引起的一系列社会关系变动的度的范围的一种称谓，但从社会认识的深层上看，“时代”是人们认识社会发展的时空坐标系。这样，就产生了历史哲学视野中的“时代观”。然而，“时代观”有科学与非科学之分，正因为如此，在人们认识社会历史发展和现实重大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才有不同的“时代观”碰撞。在对知识经济的认识上也概莫能外。近些年来，学术界有不少关于知识经济的“时代提法”，如：“知识经济时代”、“网络时代”、“数字化时代”、“虚拟时代”、“新经济时代”等等。我以为，这类“时代提法”，如果仅用于具有“普及”意义的一般宣传上，或仅用于对我们所处时代一定阶段上科技和经济生产发展的某些特征及其趋势的称谓上，似乎还无可厚非，但若将其泛化，视为时代性质的根本变化或时代性质即将发生根本变化的标志，那就值得推敲了。本文拟通过对马克思“时代观”的考察和对有关知识经济的种种“时代提法”的辨析，试图说明我们在现时代应确立和发展什么样的时代观。
一
科学的时代观有两个重要且相互联系的方法论功能：一是从静态上把握人类社会在其不同历史时代中的最根本、最深层的社会层面与其他社会层面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揭示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或时代的性质；二是从动态上把握人类社会在其不同历史时代中的最根本、最深层的社会层面与其他社会层面间的内在逻辑联系的演变发展，揭示较低一级的历史时代向较高一级的历史时代演变发展的规律。但科学的时代观是如何实现其方法论功能的呢？我以为，必须首先认识和把握科学时代观的基本逻辑框架。科学的时代观的基本逻辑框架集中地体现在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发展“图式说”中，搞清楚马克思社会历史发展“图式说”，也就明确了科学的时代观的基本逻辑框架，从而也就探明了科学的时代观是如何实现其方法论功能的。
1．克思“时代观”的主体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即生产方式为“划分标准”的“五形态”论
我曾在有关文章中指出，在马克思那里，“世界历史”与“社会形态”是属于同构的范畴。（参见拙文：《关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的历史和逻辑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5期）“世界历史”标示着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空间规定性，“社会形态”标示着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性质，而具有特定的空间规定性和一定性质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就是所谓的“时代”。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五形态”（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论就是从总体上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以及时代演变发展规律的逻辑论证。可以说，没有“五形态”论，就谈不上对“时代”的科学把握。当然，仅确定上述之点还不足以说明马克思“时代观”的主体是“五形态”论。笔者之所以认为马克思“时代观”的主体是“五形态”论，还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由。
首先，唯物史观在“时代”问题上的具体体现就是科学的“时代观”，故唯物史观最核心的理论也就是科学“时代观”的最核心的理论。生产方式和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是唯物史观最核心的理论，而马克思的“五形态”论正是依据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来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以及时代的演变发展的规律的。所以，只有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即生产方式为“划分标准”的“五形态”论，才能构成马克思“时代观”的主体。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及其手稿和《历史学笔记》等著作中早已为人们所熟知的大量有关论述中得到印证，当然，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也有其他种类的划分（见下文），但这些划分并不能构成科学的“时代观”的主体。因为，以生产方式和社会基本矛盾为基础的“五形态”的演变发展是社会历史演变发展的主线，毫无疑问，只有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即生产方式为“划分标准”的“五形态”论，才能直接、全面地昭示社会历史演变发展的主线，从而在总体上把握社会历史演变发展的过程。此外，科学的“时代观”必须能够把握一定历史时代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及其作用，确定一定时代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指有阶级存在的时代）。显而易见，只有“五形态”论才能把握一定历史时代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及其作用，确定一定时代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其三，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的历史观根据也正在于“五形态”论。因此，无视“五形态”论在马克思“时代观”中的主体地位，实际上也就是在“时代观”的层面上否定了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在马克思整个学说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而这又等于在逻辑上否定了马克思“时代观”的价值取向。马克思全部学说的主旨就在于为人和社会的彻底解放指明道路，“五形态”论则是这一主旨的“时代观”层面上的集中体现。由上可见，马克思“时代观”的主体只能是“五形态”论。至于如何理解“五形态”论普遍的方法论意义的问题，笔者已在有关论著中作了比较充分的阐释，故不赘言。（参见拙作：《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现时代》第四、七两章，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版）
2．以“五形态”论为主体的科学“时代观”在逻辑上规定和包容了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多层面的考察
由于社会是多层面的，放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可从不同的视角上来考察，因此，在马克思那里，除了“五形态”论以外，对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还有其他种类的划分，如：两阶段划分：必然王国自由王国。三阶段划分：（a）人的依赖性（自然经济社会）物的依赖性或人的独立性（商品经济社会）自由个性（产品经济社会）；（B）个人从属于共同体个人与共同体对立共同体从属于个人；（C）原生的社会形态次生的社会形态未来的社会形态；（D）原始公有制私有制共同占有制；（e）带有共同体外观的私有制“纯粹私有制”和“私有制的现代形式”共同占有生产力总和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四阶段划分：（a）采集和渔猎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自动化时代，等等。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上述划分形式与“五形态”论究竟是什么关系。学术界有些人认为：对马克思来说，包括“五形态”论在内的“各种划分形式之间不存在哪种更根本的问题，因为，马克思对社会发展阶段的各划分形式在认识对象上各有其限定的范围，而针对不同对象的认识角度是不能相互取代的”。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即看到了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多方位的考察，但却忽略了他考察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多种视角是有根本和非根本或主导和非主导之分的。版权所有
我以为，在马克思那里，既然“五形态”的演变发展是社会历史演变发展的主线，那么“五形态”论就必然是马克思科学地考察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逻辑视角。只要仔细揣摩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其他划分形式的“文本背景”，我们就不难发现：“其他划分形式”都是在马克思考察“五形态”演变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它们不是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总体上的把握，故对它们的论述在马克思那里也就不具有系统的形态。只有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即生产方式为“划分标准”的“五形态”论，才能在总体上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以及时代的演变发展规律。笔者的这种认识丝毫不意味着否认“其他划分形式”特定的方法论功用，而是强调：“其他划分形式”都只是在某个社会层面上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的，故它们在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考察中不可能与“五形态”论处于相同的地位。那么，它们与“五形态”论是怎样一种关系呢？在笔者看来，“其他划分形式”是对“五形态”论的逻辑补充和扩展，而“五形态”论则在逻辑上规定和包容了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不同层面的考察。其“文本”根据是：首先，在“其他划分形式”中每一序列的第一个阶段，大都或是专指原始社会形态及其某一特征，或是指包括原始社会形态在内的社会历史发展一定过程的某一特征，如原生的社会形态、原始公有制、采集和渔猎时代、人的依赖性、个人从属共同体等。再者，在“其他划分形式”中每一序列的最后一个阶段，都是指共产主义社会形态或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某一特征，如未来的社会形态、自由王国、自由个性（产品经济社会）、共同体从属于个人。自动化时代、共同占有制、共同占有生产力总和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等。其次，在“其他划分形式”中每一序列的某个阶段，大都或是专指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某一特征，如物的依赖性或人的独立性、个人与共同体对立、纯粹私有制和私有制的现代形式、工业时代，或是指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内的社会历史发展一定过程的某一特征（“两阶段划分”中的必然王国、“三阶段划分”中的次生的社会形态和私有制包含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其四，在“其他划分形式”中每一序列的某个阶段，大都或是指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某一共有特征，或是指包括这两个社会形态在内的社会历史发展一定过程的某一特征，如带有共同体外观的私有制、农业时代、人的依赖性、个人从属于共同体、次生的社会形态、私有制等。
之所以如此，其根本的原因是：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其他划分形式主要是为了全面地把握人类社会五形态的演变发展，特别是人类社会的资本主义历史时代的历史性及其向共产主义历史时展的必然性（包括对“未来社会”的科学预见）和复杂性。这也进一步说明了，构成马克思“时代观”主体的只能“五形态”论。当然，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其他划分形式也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但我们只有在搞清楚“五形态”论与这些“划分形式”关系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正确地把握这种方法论意义。
3．马克思的“时代观”科学地昭示了时代的性质与时代的特征的关系，从而全面地把握了时展的总脉络
实际上，在考察“五形态”论与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其他划分形式间关系的过程中，笔者已从一个侧面论及到了这方面的问题。所谓时代的性质是指时代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力量或因素对时代的规定性。对此，马克思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了它们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24页）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一种一定的生产”，指的就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力量或因素”。对于马克思的“时代观”来说，确定一定的时代的性质是考察一切重大社会问题的逻辑基点。离开了这一逻辑基点，对任何重大社会问题的考察都无从谈起。与“时代的性质”相对应的是“时代的特征”。“时代的特征”与“时代的性质”无疑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但决不能因此而把它们混为一谈。
与“时代的特征”相比较，“时代的性质”有着更为稳定、单一的特点。而“时代的特征”则是复杂多样的。它大体上分为三类：一是，一定时代的某一社会层面的特征，其内容如该时代的生产力或生产关系的特点等。这方面的提法有：采集和渔猎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自动化时代；原始公有制、私有制、“私有制的现代形式”、共产主义的“个人所有制”等。二是，一定时代的某一发展阶段的特征，其内容如该时代某一发展阶段上的国际经济和政治形势的总体状况及其发展导向等。这方面的提法有：“战争与革命”、“和平与发展”等。三是，一定时代某一发展阶段的某一社会层面的特征，其内容如在该时代某一发展阶段中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及其社会生活影响的特点等。这方面的提法有：“蒸汽革命时代”、“电力革命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网络时代”、“数字化时代”、“虚拟时代”、“新经济时代”，等等。因此，具有特定的空间规定性和一定性质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即“时代”会呈现出多种特征，人们可以从社会发展的不同层面来把握“时代的特征”。但“时代的特征”与“时代的性质”毕竟不是一回事。19世纪的马克思既经历了以工人运动或社会主义运动高涨为特征的时代，又经历了以资本主义相对稳定发展为特征的时代，同时还经历了“蒸汽革命”蓬勃发展的时代和“电力革命时代”的初期（他为“电力革命”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即将产生的深远影响而欢欣鼓舞），但他关于时代性质的观点（即他所处的时代仍是资本主义历史时代的观点）始终没有改变。从世界历史的高度上看，自20世纪初以来，人类社会开始由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向社会主义历史时代过渡，当代社会主义处于这一过渡的整个过程的起点上。不过，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向社会主义历史时代过渡是一个漫长、曲折、复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的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将占据统治和支配地位。所以，更确切地说，人类自20世纪初外来所处的历史时代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占统治和支配地位的历史时代。这个时代的多种特征都是由这个时代的根本性质所直接或间接规定的。
我以为，马克思的“时代观”对于我们科学地认识和把握我们所处时代及其发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既然“时代的特征”不等于“时代的性质”，那么，用“时代的特征”来直接界定“时代的性质”或把“时代的特征”视为“时代的性质”，就必然会把“时代的性质”搞得模糊不清。例如，无论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或“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提法，还是围绕着“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种种时代提法，都不是对我们所处时代性质的界定。如果用上述这两类时代提法来直接界定我们所处时代的性质，关于时代问题的研究中就会出现思想理论上的混乱。此外，把“时代的特征”等同于“时代的性质”，在方法论上把时代的某一方面、某一时期或某一时期的某一社会层面的特征绝对化，还会导致实践中的重大错误。对现时代的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的科学考察（包括重大的战略方针的正确制定过程）必须以对我们所处时代的性质的正确界定为基点，因此，对“时代的性质”的界定出现了偏差，就会导致实践指导思想上的偏差，从而也就必然会导致实践中的重大失误。例如，由于种种原因，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曾把“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提法绝对化，从而在国内外形势、战争与革命等问题上出现一系列的编差，这就使得我们的实践活动往往受“左”的倾向的干扰。再如，近些年来，一些人又把“和平与发展”以及有关“知识经济”的种种时代提法绝对化，而忽略了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以及科学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浪潮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的一面，发达国家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剥削和控制的一面，这种错误的倾向也同样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损害。4．马克思的“时代观”科学地揭示了较低一级的历史时代向较高一级的历史时展的必然性及其复杂性
从逻辑上看，以“五形态”论主体、科学昭示时代的性质与时代的特征的相互关系，从而全面把握时展总脉络的马克思的“时代观”，当然内在地包含着对较低一级的历史时代向较高一级的历史时展的必然性及其复杂性的科学揭示。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历史时展的必然性及其复杂性的论述上。鉴于人们对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历史时展的必然性的论述较为熟知，放在此笔者仅简略地谈谈马克思关于对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历史时展的复杂性的认识及其过程。
19世纪50年代中期，在从科学的时代观的角度考察美国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将会对美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历史时代的演变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的过程中，马克思作出了这样预测：“美国最大的事件是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其意义超过了二月革命。”“世界交通枢纽在中世纪是意大利，在现代是英国，而目前将是北美半岛南半球。”“太平洋两岸很快就会像现在从波士顿到新奥尔良的海岸地区那样人口密集、贸易方便、工业发达。这样，太平洋就会像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交通航线的作用；大西洋的作用将会降低，而像现在的地中海一样成为内海。欧洲的文明国家要不陷入像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目前那样在工商业上和政治上的依附地位，唯一的条件就是进行社会革命（这里指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引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3－264页）可见，马克思从科学的时代观的角度预见到了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在20世纪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即美国的出现以及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的依赖性；人类将经历一个两种社会制度即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并存、竞争，且资本关系仍占据统治和优势地位的发展阶段。虽然当代两种社会制度存在的“地区界限”并不是象马克思所预想的那样，但这毕竟说明他从科学的时代观的角度上把握了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历史时代过渡的复杂性。此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历史时展的复杂性的认识又有了进一步的深化：19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马克思根据西方国家的发展状况，围绕着限制和克服资本主义现代化弊病的问题，从科学的时代观的角度阐述了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具体过程及其复杂性；19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马克思根据俄国农村公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状况，围绕着限制和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弊病的问题，从科学的时代观的角度昭示了尚未完全资本主义化的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具体过程及其复杂性。关于马克思在上述这两个时期对“复杂性”问题的具体论述，我曾在有关文章中作了详尽的说明，故不赘述。（参见拙文《对马克思现代化观的一种读解》，载《哲学研究》2001年第2期）
综上所述，马克思时代观的基本逻辑框架决定了其特有的方法论功能。这种方法论功能使当今人们能够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科学地认识和把握他们所处时代的性质、演变发展的总脉络及其向更高一级时展的必然性和复杂性。
二
我以为，从方法论上看，目前学术界出现的把关于知识经济的种种“时代提法”（如：“知识经济时代”、“网络时代”、“数字化时代”、“虚拟时代”、“新经济时代”等）泛化的倾向，与长期以来学术界不少人把从传统农业社会（或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或现代社会）转变一般过程的图式的“应用范围”扩大化有直接的关联。以下，笔者拟从对这一逻辑“描述”的局限性的剖析人手，对有关知识经济的种种“时代提法”作时代观上的梳理，旨在搞清楚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蓬勃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应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时代观的问题。
把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一般过程机为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必经的社会发展道路，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即：试图从技术经济的角度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但也有其明显局限性。首先，这一发展图式舍去了社会形态的发展变化，把并存的不同社会制度（指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纳入同一发展序列，这就必然易于在方法论上导致把复杂的社会发展问题简单化，忽略资本主义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区别。（参见拙文《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及其发展趋势的理论初探》，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21第2期）因此，如果把这一图式的“应用范围”扩大化，就会直接得出“趋同论”（指在方法论上抹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区别的“趋同论”）的结论。再者，即便从“技术经济”的角度上看，这一发展图式也仅是比较适合于20世纪以前的世界发展状况，而不适合于20世纪以来的世界发展状况。如果硬要把这一发展图式“严丝合缝”地套于现代，那么就会产生“历史的虚构”。帕特（alejandropotters）在从方法论上分析西方现代化理论和演化分化理论的弊病时指出：“现代化理论与演化分化论一样迷信于发展是从一初期的传统时代走到一前进的终点，如果把传统视为与现代在逻辑上相对立的状态，当代存在的第三世界国家，没有一个是‘传统的’这种过程中初期阶段的虚构性，归咎于它的观察完全不凭据社会事实，却凭据"最后"阶段的性质臆造出来。用owenLattmore（1962）的话来说，是‘文明造就了野蛮’。”（转引自萧新煌编：《低度发展与发展》，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85版，第46页）同时，把这一发展图式的“应用范围”扩大化还易于在方法论上导致把西方国家所走的社会发展道路（或西方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模式）“泛化”。众所周知，对西方国家来说，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就是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而迄今为止，能够被人们通常称之为世界上的现代化强国的国家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可见，看不到上述逻辑“描述”的局限性，并将其“应用范围”扩大化，即把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技术经济层面上的把握视为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总体上的把握，就必然会在方法论上导致种种错误的出现。同把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一般过程的图式的“应用范围”扩大化一样，近些年来学术界所出现的把“知识经济时代”、“网络时代”、“数字化时代”、“虚拟时代”、“新经济时代”等提法泛化的倾向，在方法论上也是把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技术经济层面上的把握视为社会发展历史过程的总体上的把握。目前学术界为这种倾向的合理性作论证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人类科学现在已从传统的小科学进入大科学阶段”，“当代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了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科学、技术、经济、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日益成为历史的潮流”。所谓“大科学”即是指当代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科学与技术之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越来越广泛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渗透的态势。应当承认，这种态势的确存在，当代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科学技术的影响也的确是事实，但问题在于是否能由此得出可以直接从技术经济或科学技术的层面上确定时代的性质或社会历史整体发展阶段性的结论。我以为恐怕还不能。首先，科学技术对社会整体发展的推动作用是通过一系列重要的社会中介环节实现的，而不是直接的或“立竿见影”的，无论科学技术和所谓“大科学”发展的程度有多高，这一点都是不会改变的。这是由社会“组织一结构”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所谓“一系列社会中介环节”指的是“技术一工艺生产方式”、生产劳动的组织一管理形式、社会分工、社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历史文化传统、－般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等。如果这些社会环节不发生根本性变化，那么社会历史或时代的整体的质的变化就是不可能的。再则，科学技术对社会其他各个层面的影响又是复杂的。有的社会层面接受科学技术的影响比较快，如“技术一工艺生产方式”、生产劳动的组织一管理形式、部分的社会分工形式、一般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等，而有的社会层面接受科学技术的影响则比较慢，如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特别是上层建筑和历史文化传统等；同时，即便是接受科学技术影响比较快的社会层面，其深层也不会立刻发生根本性变化。这就构成了科学技术作用的不均衡性。其三，上述一系列社会中介环节的重大变化不仅仅取决科学技术本身的作用，而且取决于这些社会中介环节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自身的发展状况。进而言之，上述每一个社会中介环节都有其自身相对独立的发展规律，科学技术对这些社会中介环节作用的程度取决于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它们自身发展的程度。最后，科学技术作用的本身又受其他社会层面的制约。例如，在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时代，科学技术的作用被赋予了“正负”双重性。或许正因为如此，学术界不少人把科学技术称之为“双刃剑”，虽然这种称谓并不很准确。
可见，从技术经济或科学技术角度确定时代的性质，抑或说，把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技术经济或科学技术层面上的把握视为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总体上的把握，这无论什么时候都是不科学的。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实际也在一再向人们印证这一点。
网络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创造一个“网络世界”，使“地球村”真正成为现实，但它在给人们的经济生产、社会交往关系等带来巨大的正面影响的同时，也使人类同临着前所未有的种种困扰：经济生产中泛起“新型泡沫”；泛滥着的无政府主义猛烈地冲击着有组织的社会生活；国家安全（包括政治安全、文化安全和经济安全）受到严峻挑战；国际关系中西方国家特别是那个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通过网络世界大肆推行精神霸权主义；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高科技犯罪不断“花样翻新”；网络关系中道德相对主义愈来愈盛行，道德人格严重扭曲，从而道德失范现象愈演愈烈；私人生活领域和个人的权力被严重侵犯；人与人之间产生新的隔阂①，等等。学术界有人乐观地断言，“网络曾以前所未有的优势造福于人类，消除人的异化现象”。在这里笔者试图“修正”和“补全”这句话，即：网络在以前所未有的优势造福于人类，消除一些旧的人的异化现象的同时，也对人类构成了新的威胁，造就了新的人的异化现象。
虚拟技术的发展给人类提供了一个“数字化”生存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类原有的主一客体活动方式，提高了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然而，只看到这一点就显得太“单纯”了。虚拟空间的主体及其活动归根结底是由现实生活中的主体来“虚拟”的，虚拟技术是“不管”谁来虚拟和虚拟什么的。这里就有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阶级观的冲突。众所周知，目前虚拟犯罪、虚拟战争（包括地球上的战争和星际战争）、虚拟“三角”恋爱、虚拟“同居”和“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的家庭关系等，已向人类的政治、法律、文化和伦理提出了的挑战。学术界有的人说，“数字化生存”能使人类抽象的思维直接转化为“数字化”生存空间的真实，这并不错，但要加以说明：正是因为出现在“数字化”世界中的真实是由现实生活中人类的抽象思维转化而来的，所以，现实生活中的任何美的东西与丑的东西、富有朝气和创造性的东西与腐朽的和情性的东西都会在“数字化”世界中以各种形式淋漓尽致地表现和“发挥”出来。
微电脑和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使现时代人在更大的程度上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获得了更多的闲暇时间，这无疑为人的多方面的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不过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伴随着微电脑和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而来的还有：“无解”的结构性失业的规模越来越庞大；患有“信息综合症”的人日益增多；“信息垃圾”对整个社会特别是青年的污染日趋严重；人类生活模式特别是语言模式日益单一化；信息程序使人越来越陷入了一种“由电脑世界带来的新的孤独之中”；个人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丧失了“文化直觉”，等等。在这里还需要进一步说明是，微电脑和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只是为人的多方面的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但是否所有的人都利用闲暇时间来在各方面提高自己，这则是另一个问题。在一定的条件下，闲暇时间的增加也可能导致更多的社会的矛盾、冲突或紧张关系。
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是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群”的一个重要环节。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将会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一点应是不言而喻。可是，如果因此而认为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将会直接导致人类新的文明形态的出现，那似乎又颇显得幼稚。首先，通过应用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人类大规模制造或合成的自然界没有的物种、生命和各种消费资料将会对整个自然生态环境产生什么样的作用，这至今仍是需要有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此外，至少在可以预料到的将来，人类还不能对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使用加以有效的规范。其主要表现有二：一是，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既能用于有益的生产上，也能用于武器的制造上。目前，由于种种利益上的需要，世界上的一些国家或集团正在大力发展生化武器特别是基因武器。从长远来看，这类武器对整个人类生存的危害将会比核武器要大得多。二是，“科隆”技术的发展方向难以控制。我国有的科学家就此指出，在缺乏伦理探讨和技术保障的现阶段，要严格区分治疗性科隆和生殖性科隆。生殖性科隆将会对人类的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产生极大冲击，其恶果难以预料。目前，尽管主流生命科学界反对科隆人，但仍有人在实施科隆人的计划（如意大利医生塞韦里诺·安蒂诺里就正在实施有5000人参与的科隆人的研究计划）。学术界不少人认为，以信息通讯技术为核心的十大高新技术的发展使知识资源成为人类的共享。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只是在一定的层面上即一般知识传播的层面上是正确的。所谓“一般知识传播”至少不包括世界性的尖端技术或最先进技术资源的传播。如果超越了一般知识传播的层面，上述观点就会变成为谬误。因为，首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就不可能均等享受知识资源，从而也就不可能均等享受知识“爆炸式”增长所带来的全球收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时代，一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能够分取到多大份额，与一国原来拥有的知识资源优势以及认识与利用知识的速度、规模、范围和效果直接相关。显然，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知识资源方面的巨大历史差距，故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内，高新技术所带来的全球利益分配明显不利于缺乏知识资源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当然，笔者的这种看法并不是说发达国家的知识和技术资源不向发展中国家流动，而是说发达国家的尖端技术或最先进的技术资源是不会也不可能成为人类共享的资源（如我国从发达国家引进的先进技术至少在发达国家已有十年以上的周期）。正因为以上所述，在所谓“信息时代”，世界性的两极分化日益加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7年人力发展报告》中指出：虽然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外国直接投资激增，但半数以上的发展中国家并未受益。由于发展中国家在进入国际贸易、劳务和金融市场等方面所受到的限制，它们每年损失金额高达5000亿美元，相当于它们每年接受外援总额的10倍。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占世界人口10％的最不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份额已下降到0．3％，比20年前减少了一半；占世界人口20%的最贫穷人口占世界总收入的比例已经下降到1．1％。两年之后（即1999），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继而又在《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全球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最富裕的国家20％的人口控制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86％，全球出口总额的68％；世界上最富有的200人在1994－1998年使自己的资产增加了l．2倍，总收入占全球人口收入的41％。1990－－1998年，世界最富的20％人口和最穷的20％人口收入之比，从30：l上升到74：l。
……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笔者的以上分析，并不是要简章地印证科学技术作用的“双重性”（法国的启蒙学者早在几百年前就印证了这一点），而是旨在说明：把人类文明和现代社会的根本性变化或即将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囊括在“知识经济时代”、“网络时代”、“数字化时代”、“虚拟时代”、“新经济时代”等提法中，这至少在学理上是很不严肃的。当然，“知识经济”、“网络化”、“数字化”、“虚拟化”和“新经济”等，的确是对我们所处时代一定发展阶段上科学技术及其对社会生活影响的某些特点的种种概括（姑且不论是否准确），但决不能将它们“泛化”为我们所处时代性质即将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标志”。否则，一个与此相关的最重要的事实就无法解释：自工业革命以来所发生的包括所谓“全球问题”在内的主要社会问题至今非但没有得到解决，而且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所以，不能脱离开对社会结构的各个环节的科学分析，直接从现代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中推导出人类文明和现代社会即将发生质的变化。在这方面，马克思的“时代观”为后人树立的典范。
马克思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有些党派可能为此痛哭流涕；另一些党派可能为了要摆脱现代冲突而希望抛开现代技术；还有一些党派可能以为工业上如此巨大的进步要以政治上同样巨大的倒退来补充。……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指科学技术--引者）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775页）
就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整体发展关系的复杂性而言，马克思的以上论述至少说明了科学的时代观的一个重要特点：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及其作用，但不是“唯科学技术”论。马克思曾把科学技术视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革命力量”，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他对这一论断是有限定的：科学技术不会直接导致社会的整体进步，它对社会整体发展的推动作用是通过与一系列社会中介环节的相互作用来实现的。说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革命力量”，这是就其作用的最终意义而言的，而不是就其作用的具体过程而言的。如果就其作用的具体过程而言，至少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科学技术的作用仍然是双重的，即如诺伯特·维纳斯所说：“技术的发展，对善和恶都带来无限的可能性”。马克思从科学时代观的高度把科学技术的这种双重作用归结为“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对抗”，并进而指出，“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而这只有通过社会主义历史时代取代资本主义历史时代来实现。当然，这将是一个漫长、复杂的世界历史进程。如前文所述，人类自20世纪初以来所处的历史时代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占统治和支配地位的历史时代。虽然近百年来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不过时代的这一性质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对现代科学技术及其作用的具体过程的科学考察必须基于我们对所处时代的性质的正确认识才有可能。
科学的时代观的上述重要特点也表明：从技术经济或科学技术角度直接确定时代的性质，这既不能昭示人类社会在其不同发展阶段上的最根本、最深层的社会层面与其他社会层面间的内在逻辑联系，确定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或时代的性质，也不能正确认识时代的性质与时代的特征间的关系，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脉络，揭示较低一级的历史时代向较高一级的历史时展的规律及其复杂性，从而也就更不可能合理地解释科学技术与社会整体发展间关系的复杂性。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在目前学术界关于“知识经济”的种种时代提法中所反映出的从技术经济或科学技术角度直接确定时代性质的观点，其方法论的错误就在于：用技术经济形态的分析取代社会形态的分析，把时代的特征等同于时代的性质，把历史时展的某一层面等同于历史时展的总体，忽略由较低一级的历史时代向较高一级的历史时展的复杂性，从而把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整体进步的关系简单化。这也从反面说明了，在我们所处的风云变幻时代中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时代观。
（该论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十五”规划项目--“对知识经济的历史观透视”（项目编号02BZX1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主要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叶险明：《关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的历史和逻辑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5期。
叶险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现时代》，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叶险明：《对马克思现代化观的一种读解》，载《哲学研究》，2001年第2期。
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篇9
1、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学科化
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并非自李约瑟始，李约瑟之前已有一些中国学者开展过这方面的工作并卓成效，他们也提出了“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之类的问题，但中国科技史研究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注目和认可还是在李约瑟的推动下出现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李约瑟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并赢得了世界性荣誉。李约瑟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李约瑟个人的因素，也与当时中国在世界之林的崛起有相当关系。⑴李约瑟的成功激发了中国学者研究科技史的兴致，自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的科技史研究成果迭现，继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之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也不甘人后，决定完成一部由中国人自己撰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本书在资料的搜集等诸多方面都有突破性进展。除此之外，数学史、化学史、物理学史、天文学史、地理学史、生物学史以及中国传统技术的历史研究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各方面的专史论著大量涌现。但是，所有这些成果的实现和《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完成并不意味着中国科技史研究已经达到顶峰，甚至可能如席泽宗院士1990年所讲：我们在总体上还没有超越李约瑟，李约瑟之后中国的科技史研究者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深入开展。
“后李约瑟时代”的概念是美国mtt的Dibner科技史研究所所长于2001年提出来的，既寄托了人们对这位西方汉学大师的热爱和留恋，同时也激励中国的科技史研究者对未来发展进行深刻思索。中国的科技史研究并不是简单地体现为一部《中国科学技术史》，也不是几十部甚至几百部中国科技史方面的学术著作所能涵盖的范畴，它反映的是中国人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研究，体现的是中国学者在科技史领域的体验和探索。近年来已经学者对中国的科技史现状进行了考察，指出了其中存在的诸多缺陷和问题。⑵如果说“后李约瑟时代”中国的科技史研究者要确立未来的发展方向的话，那么加强科技史研究的学科化发展则首当其冲。
中国科技技术史研究的科学化包含着三层含义，设置研究机构、培养宇术梯队、加??学科建设。前两个方面我们已经能够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国科学院设有部级的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科技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先后成立了科学史系、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西北大学、山西大学、南京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单位都有相应的研究机构。依托于此，很多机构也开展了博士、硕士人才的培养教育。
加强学科建设就要促进科技史研究在科学史的学科范围内规范化的开展各项工作。按照科学史学科的创始人萨顿的解释，科学史是唯一能体现人类进步的历史，是科学的科学。科学史从学科结构上有内外史之分，内史探讨科学发展的内在机制，外史则侧重于科学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相互关系上。如同天文、地理、数学、化学等学科具有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一样，科学史也有其独立的发展空间。⑶科学史不仅要勾勒出科学发展的历程，也要向人们指明今后科学发展的方向。⑷科学史研究领域有许多重要工作需要开展，诸如科学发展史、科学思想史以及科学家个人的学术成就等等。长期以来很多中国人把科学史学科等同于中国科技史研究，等同于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因而对李约瑟、对李约瑟的中国科学史研究、对中国人的科学史研究产生了许多诠释性错误，也曾一度出现了中国科技史研究中结构严重失衡的局面，即内史部分的大量研究和外史部分的严重不足，目前则表现为内史部分的停滞不前和外史部分的低水乎重复。
《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编撰是中国科书技术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中国科技史研究者的终极月的是发展完善中国的科学技术史学科体系。李约瑟时代中国科技史研究得的主要工作集中于弘扬中国传统文明，后李约瑟时代则应走出李约瑟这座大山，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放到人类历史文明的大潮中去考察，研究中西方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这项工作的进行离不开理论指导，构建系统的中国科学史学科体系并发展产生出中国的科学技术史学派、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科学技术史研究工作已经是后李约瑟时代中国科技史研究者义不容辞的义务。作为学科建设的科学技术史离不开学科体系建设、研究内容拓展、研究方法改进等方面工作的支撑，当国际科学技术史已经成为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的时候，中国的科学技术史研究整体上还停留在萨顿时代，迄今依然处于肤浅的成就描述和泛泛的外史探讨的阶段。⑸
科学史理论的探讨既包含了科学起源、科学革命、科学结构、科学的社会功能、科学的历史发展等一般问题，也涉及一些特殊问题的解释，“李约瑟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在科学史学科建设中这些问题都不能回避也回避不了，它们是科学史学科发展的永恒的主题。但是中国的科学史研究者还没有对科学史的理论研究进行深入探讨，也没有把主要的精力集中于这方面的工作。中国学者几十年来的科学史研究主要围绕“李约瑟问题”而展开，即使这一问题的研究迄今依然迷雾茫茫。
“李约瑟问题”是李约瑟在开始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时提出来的，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其一般表述是：为什么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或者，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学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尽管这一问题的研究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我们对问题的理解和问题的答案之间似乎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原因之一是我们把李约瑟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意图理解为解释一个“李约瑟问题”是否符合李公的立题精神颇值得怀疑，⑹原因之二是“李约瑟问题”是一个多解的难题，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不可能全面解决这一难题，我们的许多续貂之作一时三刻也调理不出琴瑟和谐的音调。
中国学者在科技史学科建设方面的欠缺还表现在与国际科学史界存在阶段性差距。⑺20世纪科学史的发展经历了三次转向，即从学科史到通史的转向、从内史到外史的转向以及从外史到综合史的转向，⑻但中国的科学史研究迄今还偏重于内史的研究，促进外史研究和综合史研究的发展对中国科技史研究者来说已是十分紧迫的任务。受制于此，国际科学史界一些基本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在中国科技史研究中基本还是一片空白，或者有待开垦，其中以科学编史学研究和辉格史学的方法表现最为突出。科学编史学是第一代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等开拓出来的一片天地，他们在晚年开始思索科学史的性质、目标、研究标准与编史方法等问题，并以回忆的方式撰文陈述他们的编史学思想，后来科学哲学家对科学编史发生浓厚兴趣，1963年阿伽西(J．agassi)就完成了第一部科学编史学著作《走向科学编史学》，科学史家直到1987年才出版了第一部科学编史学著作，即克拉夫(H．Kraph)的《科学编史学导论》。近年来，一些中国的科学史研究者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清华大学刘兵教授的专著《克丽奥眼中的科学——科学编史学初论》就是我国第一部科学编史学方面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作者也论述了科学史研究中的辉格史学方法。辉格史学的基本范式是参照今日研究过去，也就是用今天的观点和标准编织历史，其名称来源于英国历史上的辉格党。辉格史学的方法在第一代科学史家的研究中得到相当普遍的运用，20世纪50年代以后科学史界开始接受反辉格式方法。⑼中国的科技史研究者对辉格史学的了解和认识很少，因此作者呼吁中国科学史研究者首先应补上辉格式研究方法这一课。
2、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国际化
中国曾经有过一句很流行的口号——“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中国科学史研究领域的基本现状是画地为牢，研究中国的科学技术史的篇章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我们并没有像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科技史那样放眼四海探索研究，研究西方科学史的学者廖若星辰，西方科学史的研究成果也屈指可数。因此出现的局面是中国科技史研究者的国际交流活动基本限定于海外汉学家的圈子里，长期游离于主流的国际科学技术史群体之外，在国际科学史研究的重要刊物——《iSiS》、《orisis》、《HistoryofScience》、《Historyoftechnology》上，鲜见有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国际科学史界最著名的萨顿奖章至今与中国学者无缘。这种倾向近年来已经有很大改观，一些中青年科技史研究者积极参与国际科学史研究领域的各种学术活动，有学者还成为国际科技史界的领域人物。中国科技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刘钝教授1993年当选为国际科学史通讯员院士后，2002年当选为院士，现在担任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合会科学史分部第二副主席、国际东亚科学技术医学史学会主席等国际职务，韩琦教授1999年当选为国际东亚科学技术医学史学会副主席。
在世界科学的发展中出现了东西方两大系统，各自都有其独特的体系。近代科学的发生打破了这种两雄分立的局面，以实验为手段、以分析为方法的西方科学超越了崇尚阴阳理念和经验积累的中国传统科学，一时风靡全球。但中国的科技史研究者在批判欧洲中心论的同时，又出现矫枉过正的倾向。在世界科学技术史研究领域，中国科技史研究者目前普遍面临过语言关的问题，不但要学习英语，还要懂得拉丁文、法文、德文、阿拉伯文。一些老一辈的科学史家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多次提出要加强世界科学史研究的意见和建议，中国科技大学钱临照教授生前就强调要开展世界科学史研究，不但要研究古希腊古罗马的科技史，也要加强研究古代两河流域的科技史，为此他还鼓励年轻人去以色列和一些阿拉伯国家学习进修。
科学史界还要加强与历史研究者的联系，紧跟史学研究发展动态，及时学习利用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以改进我们的工作。有论者多次指出我国科学史界对国外同行的新成果关心注意不够，封闭保守，科学史领域长期停滞于萨顿阶段，在研究理念上也以萨顿、李约瑟等人奉行的新人文主义观念和孔德实证主义编史方法论为标识，置年鉴学派和各种历史哲学理论的发展于不顾的境地。在这方面国内史学界的思想要比科学史界更为开明，也应该成为我们学习的典范。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史学界就大量介绍引入了欧美史学思想，如法国的年鉴学派、英国新社会史、美国的新经济史以及心理史学等，克罗齐、科林伍德、沃尔什等的历史哲学理论也成为史学界关注的热点，促使中国史学界拓宽了研究视野、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探索新的研究方法。
3、农史学科中被忽略的两个问题
农业史是一个很独特的学科，作为交叉学科具有农学、历史学、生物学、环境科学、土壤学、气象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特征，以至于现在农史界的权威学者也很难论清农业史学科的归属问题。划归理学范畴的科学技术史似不满意，放在历史学中也觉得不伦不类，纳入经济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领域也不可行。总之，农业史学科是一个具有普遍的相似性又显示出明显个性色彩的学科，在科技史领域农业史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在经济史领域农业史的研究必不可少，在社会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中也总是出现农业史的身影。如果我们把农业史简单地割裂为农业经济史、农业科技史、农村社会史和农业思想文化史等四个部分时很容易为它们找到各自的归宿，但农业史毕竟是农业史，四个部分密不可分成为一个整体，确实为当前的农史专家出了一个难题。农业史内部各要素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远远超过其他的部门史，古代的农民既是技术专家，又是经验农学家，同时也是农业生产活动的经济主体，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史的内容就显得丰富多彩，妙趣横生，农业史的学科屑性也就很难用现代的学科门类来界定划分。其他各领域的专家学者虽多有涉猎，但农业史学科的复杂性也时常给他们的工作带来这样那样的困难，对历史学家来讲研究农业史最大的障碍是缺乏现代农业科技知识，对经济史家来讲研究农业中最大的障碍是缺乏对农业的全面把握，仅仅掌握经济学理论还不足以研究农村、农民、农业这个三位一体的问题。农业史是一个涉及面如此广泛、又需要一定的专门知识才能有所成就的学科领域。1997年国家把农业史等各个专门的学科史统一纳入科学技术史学科体系下，属于理学学科而统筹发展。尽管当时许多学者对此持有异议，但毋庸置疑，农业科技史是农业史领域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最为基础和关键的部分。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农史研究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道路，也发展壮大为中国学术界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面对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农史学科和科学技术史等其他学科一样需要反思、需要积蓄力量、需要革故鼎新，这是一个学科为了生存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近年来一些关心农史学科发展的年轻人已经为此而多次奔走呼号，但反映问题多集中在学科理论方法需要改进、研究领域需要拓展等方面，除此之外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方面也有一些地方亟待改进。
在农业史人才的培养上，近年来随着高校学生的大规模扩招农史界也出现了一种虚假的繁荣，很多考生都拥挤到农业史学科点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但考生个人专业基础薄弱的问题十分突出，农业史成为一个其他专业落榜生的栖息之地。或许对个人而言农史的虚假繁荣有助于功利进取(这种功利进取对个人也不见得是有利的，一个学生花费数年的时间却不能在农史研究领域做出成绩，付出的青春代价也是很沉重的。)但对这个学科来讲其后果是毁灭性的。很多人即使浪费终生精力在农史研究领域也难有成就。严酷的现实迫使我们不得不再一次反思辛树帜、王毓瑚、万国鼎、石声汉等前辈为农史研究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的良苦用心，也迫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农史学科并非简单的交叉学科，它需要研究者具备扎实的农业科学基础、历史文献知识以及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文字学、经济学、哲学等方面极为宽泛知识积累，它需要研究者具有数十年如一日平心静气甘坐冷板凳的奉献精神，它也需要研究者能够读书而不拘泥于书本具有走出书山看世界广阔胸襟。因此农史人才的遴选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稍有失误便会出现后继无人学科消亡的悲惨局面。当今的农史界个别单位已经为此而自尝苦果。这种现象不仅在农业史领域有所表现，其他学科史研究中也存在类似情况。⑽
近年来农业史学科的处境极为尴尬。作为科学史的一部分，农业史学科的兴起是以农业科技史的研究为开端的。当时一批卓有成就的农业科学家参与其事，如植物生理学家石声汉教授、昆虫学家周尧、邹树文教授、农业经济学家万国鼎教授、植物学家夏纬瑛教授、水土保持学家辛树帜教授，他们置身其中能够高屋建瓴开展学科史研究并都取得丰硕成果。但近年来随着《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的完成以及农史研究队伍中知识结构的变化，在农业科技史研究中取得重要突破性进展的研究成果日渐稀缺，我们现在的研究队伍中还缺少像石声汉、游修龄先生那样既具备良好小学功底又精通现代农业科技的大师级学者，农业史学科正在逐步远离其赖以立足的科技史根基。另一方面，农业经济史研究则逐渐成为农业史领域的热门话题，加上社会科学的明珠——现代经济学学科体系中设置有经济史分支，因此很多农史研究者尽量把研究方向向经济史领域靠拢，一时出现了农业经济史研究一枝独秀的格局。但农业经济史研究的表面兴盛并不代表着农史研究成果的高质量高水平，一些农史局外的专家教授早就洞察其中弊端并提醒了农史学人。今后的农业经济史研究还需要加大力度，农业科技史研究也要加强力量，畸轻畸重都不足取。
注释：
⑴何丙郁：《如何正视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技史研究》，西北大学学报，1996，26(2)，p103—98。
⑵张柏春：《对中国学者研究科技史的初步思考》，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3)，pp88—94。
⑶霍耳顿：《科学思想史论集》p3，许良英编，范岱年、顾国庆、许成钢、王贞平译，许良英、范岱年、董光壁、顾国庆较，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
⑷林德宏：《关于科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0，17(4)，pp39—42。
⑸杨浩菊、甘向阳：《世界背景下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3，15(1)，pp50-52。
⑹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原题目为《小国的科学与文明》(英文名为SCC)，1960年代小国大陆翻译出版时山冀朝鼎博士题写为“小国科学技术史”。据说也得到了李约瑟的认同。现九人们对这一译法持不同意见，是非互见。但李约瑟写作该书的主要动机是作为一个西方学者对小国古代在科学技术上听取得的巨大成就的惊奇和感慨，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融理解，让更多的西方人走出“西方中心论”的泥潭，看到遥远的中国大地上曾经出现过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这与李约瑟一贯所秉持的新人文主义理念是一致的，但与中国人所期许的弘扬中国传统文明的精神则有本质的不同。
⑺张柏春：《对小国学者研究科技史的初步思考》，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23(3)，pp88—94。
⑻魏屹东：《20世纪科学业的三次转向》，自然辩证法通讯，1999(3)，pp3—4。
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篇10
在20世纪即将翻过最后一页之际,“近代科技传播与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999年8月15~20日在绿树如云的华中师范大学召开。世界各国的40余位学者集聚一堂。分别从不同侧面,运用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等多种方法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1近代科技传播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科技传播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表现之一。如何评价近代科技传播过程中中方地位的问题引起众多与会者的关注。美国学者认为,近代科技传播主要是由西方传人中国,但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内是由东方传向西方。有的学者提出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中国既有被动,也有较主动的时候,中方不是完全的被动,传统的东西也不是一下子被改变的。许多改变是中方主动选择、适应的结果。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是在外力的作用下踏上特殊的近代化道路的,而近代科技在中国的传播则是这种演变的缩影。另有学者强调,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如何看待传统,分析传统中缺少哪些现代成分,并指出缺少科学精神是传统的一重大缺陷。时至今日,仍面临从缺少科学的文化向科学文化转型的任务,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合流是一个必然趋势。关于近代科学在中国传播与中国反应的阶段问题,有学者从总体上作了如下划分:从1582年利玛窦来华至1757年乾隆禁教为第一阶段,从近代史开端的1840年至1900年为第二阶段,本世纪前20年和“五四”时期是为近代科学的全面移植奠定思想和物质基础的第三阶段。有的学者提出在这3个阶段之前应还有一个阶段,即鸦片战争前后,世界史地知识的引进和更合理的世界历史观念的输人以及中国有识之士对这些知识和观念的吸收采纳的独特阶段。近代科技在中国传播的途径是多样的。有的学者认为在19世纪,传教是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一环,且因组织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体系,如广学会体系、内地会体系等。有的学者则以近代博览会事业在中国的发展为透视点,从一个新的侧面研究中国近代科技发展史。认为中国官方和民间对博览会的认识经历了从玄奇到邦交再到商利和文明交流的若干阶段,随着对博览会社会功能认识的逐步加深,开始以博览会作为传播科技和文明的重要形式和手段。无可置疑,近代科技传播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些与会代表从纵的方面对不同历史时段进行了考察。有的学者分析了洋务运动时期的科技传播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关系,认为这一时期的科技传播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传统政治产生了变革性的历史影响。有些学者则分别分析了西方现代化和近代西方科技译著对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人士的影响。对于“五四”时期提倡“科学”效应的评价,有的学者认为“赛先生”二仁要体现在思想方法上而不在科技上,后来则走上整理国故与国史辩之途.另一些代表从横的社会层面对近代科技传播的影响予以分析。有学者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对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提醒人们不能忽视科学技术给生活方式带来的负面效应。在经济方面,有的学者认为民国时期科学技术的大量应用与发展促进了发明创造,推动了产业结构的改善,创造了一批名牌产品,增强了民族工业对外资企业的竞争力,是民国时期经济获得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民国时期科技及其应用水平仍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及其在华企业。另有学者从文化学的角度认为西方科学技术引进是近代中国文化递进媲变的关键因素之一。还有些代表细致分析了某些具体学科技术传播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有的学者认为近代西方矿冶技术知识的传播不但促进了中国矿冶业本身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一定的抵制作用,亦是长期以来对封建势力所固守的封闭、僵化的思想文化藩篱造成的有力冲击。有的学者认为西方实验农业科学技术的传播推动了农业教育的改革,引进了大量的优良物种、农业机械,并指出西方近代农学的传人的观念层面冲击了中国知识分子“士不习农”的旧观念,引人了科学的思维方法。
2西学东渐与各学科技术引进
从各学科技术发展史的角度对西学东渐的影响加以具体考察是本次会议呈现出的一个鲜明特色。在物理学方面,有学者认为近代物理学并非古代物理学的直接继承,而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在整个过程中,我国对科学知识的探讨胜于对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追求。作者进一步阐述近代物理学是近代科学中的先驱学科,它所引起的思想方法上的变革尤其是对哲学的影响不可低估。在化学方面,有学者分析了近代化学发展轨迹并对中西化学思想作了比较。认为中国化学的发展经历了古代经验性和近代科学意义上的理论系统阶段。理论系统阶段的理论基础、方法、科学规范基本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在这个意义上,近代中国化学与西方缺少可比性。作者转而将中国古代炼丹术与西方炼金术予以比较,对中国炼丹范式未能走向近代化学的原因作了剖析。在近代造船业方面,有学者认为引进西方技术建厂造船,创办翻译馆出版科技译作,创建船政学堂及派遣留学生是中国学习西方造船技术的3条有效途径。在近代海军教育方面,有的学者认为中国近代海军教育是随洋务运动而兴起的,是“师夷长技”的一项重要内容。作者还通过对福州船政学堂的具体考察,指出近代海军教育不但培养了各种专业人才,促进了海军的发展,且对我国近代的经济、政治、教育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