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征管趋势篇1
关键词:征管效率;因素分解;三阶段Dea-malmquist模型
中图分类号:F810.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60(2010)03-0071-09
一、引言及文献回顾
中国税收收入在1998-2006年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速度,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经济因素、政策因素、特殊因素、管理因素以及税款虚收因素(安体富,2002)。显然,税务部门的税收征管效率是影响税收收入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近些年来,我国税收收入连续多年出现超GDp增长,科学评估税务机关的税收征管效率对于破解税收增长之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税收征管效率问题,自从威廉・配第提出公平、简便、节省三条标准以后,国外学者对其研究逐步深入。Lotz等(1967)采用税率分析的统计结果来比较税收努力程度。Diamond等(1974)、auerbach(1985)、mohring(2007)分别对税收征管额外负担进行了分析。Kay等(1988)使用资源效用的Debreu系数来测度征税系统的无效率程度。tanzi(1999)对地下经济进行测算,并估算出税收流失的规模。pascalis等(2006)提出对税收效率的测量应该不仅包括资金层面,也要覆盖诸多非效率问题,并构建税收乐观指数(toi)来测定税收征管效率。国外研究构建了税收征管效率的基本分析指标与框架,为国内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外,Ruggiero(1996)、woodbury等(2003)、afonso等(2006)将Dea技术引入公共部门效率评价当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分析思路。
国内学者关于税收征管效率的研究,主要围绕建立一个适合中国的税收征管效率评价指标和方法展开,研究成果可以分成两类:一是单纯的指数和成本收益比率法。代表性的主要有两种:税收努力指数和征收成本率。税收努力指数是实际税收收入与预期税收收入的比率(Bahl,1988)。赵志耘等(2002)通过税收努力指数分析了它与税收比率的现实关系。这一指标能够反映不同地区和不同税种的征税“努力程度”,其不足之处是没有考虑成本因素,预期税收收入的估算难度较大。征收成本率是从税收征管成本最小化的角度考虑税收征管效率(张培森等,2003),但是忽视了税收收益和机会成本。刘洋(2007)从税收激励政策影响企业投资活动角度评价了我国现行所得税制的效率,但该研究更多地偏向于分析税收的社会效率。目前,我国税务部门现行“八率”(即:征期申报率、当期申报率、征期入库率、当期入库率、累计入库率、逾期申报罚款率、滞纳金加收率和税务登记增长率)评价指标体系,因多重目标在实际决策中可能存在冲突,难以均衡;倘若构建综合的指标,在确定权重时难免添加主观色彩。二是基于一些经典模型的实证分析。吕冰洋等(2006)利用1996-2004年经验数据,基于经典Dea和malmquist指数的技术方法分析了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税收征管效率状况。但是,经典Dea模型由于无法剔除外部因素的影响,在分析结果上可能是有偏的;基于C2R模型的malmquist指数也可能出现偏差,因此技术方法存在改进空间。王德祥等(2009)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技术(sFa)对我国税收征管效率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但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形式设定难免存在主观性;同时,虽然极力剔除地区经济、社会因素及随机冲击的影响,但是,该技术方法依然无法彻底解决“不公正”效率评估问题。
本文的创新之处是,在进行传统malmquist指数模型的动态效率分析之前,采用三阶段Dea模型剔除掉可能影响分析结论的外生因素,使税收征管效率分析更准确。本文其余部分的安排是:第二部分是研究方法与指标选取,第三部分是实证结果及其分析,最后是结论及简短的政策建议。
二、研究方法与指标选取
(一)研究方法
我们的研究方法由三阶段Dea和malmquist指数组成。步骤是:(1)运用经典Dea(本文采用C2R)原理,利用原始投入产出数据,评估初始效率值和松驰量。(2)将所有松弛变量加总,包括无效投入部分和松弛部分。以各个投入项总松弛量作为因变量,所有外生因素为白变量进行tobit回归分析。(3)根据回归结果进行实际投入调整,(n-1)个省份都将被“补上”因外部环境受益而“节省”的成本投入。(4)利用“公平环境”下的投入和产出项,运用malmquist指数,重新进行效率评价,并进行决定因素分解分析。前三个步骤称为三阶段Dea,所以该方法合称三阶段Dea-malmquist指数模型。
经典Dea一般应用于某个时点上的截面数据的效率评估与比较,它有三个不足:(1)无法进行动态效率的评估;(2)无法进行决定因素分解;(3)评估的效率值较为粗糙。针对第三个不足,我们用上述第二、三两个步骤来平整;针对第一个、第二个不足,我们引入malmquist指数。这样,我们的研究方法更加准确与深入。以下是具体论证过程。
经典Dea是一种线性规划方法,它借助于前沿生产函数,依据一定的标准构造一个生产前沿面,被评估的公共部门与该前沿面的差距就是它的效率。其优点在于,可以处理多个投入和多个产出的情况,无需像参数法那样构建具体函数形式的生产前沿面,对投入、产出的项目无需进行单位的标准化,就能给出相对效率值。但是,它存在着一个严重缺陷:忽略了不同项目主体所处的外部环境的差异。这一缺陷导致效率评价的“不公性”,任何偏离效率前沿的“行为”均被看作是无效率的。在不同的评价基础上进行统一效率衡量,对那些环境优越的主体会有提高其效率评价得分的趋势,而给予外部环境“恶劣”主体的是不公正的评价。Dea效率得分可能低估或高估实际效率水平(worthington,2000)。外部环境对效率评估往往有显著影响,如果不加以控制,Dea方法计算的效率得分将有偏(Ruggiero,2000)。
针对这一缺陷,我们采用三阶段Dea-tobit计量方法,修正外部环境变量造成的偏误。假定经典Dea得到初始的效率为θ,各项投入松弛量为input_s。现在将各项投入总松弛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各项决策的外生环境作为解释变量,构建n个(n为投入项的个数)tobit模型。况下依然有效(Ray,1997),因此,malmquist生产指数可以通过三个规模报酬不变Dea模型得到(Fire,
etal,1994),从而能够实现不同决策主体之间动态生产效率分析与决定因素分解。
(二)变量与数据描述
本文采用1997--2006年中国30个省级单位数据作为样本(由于大量数据缺失未被包括在内)。因此,本文的样本个数为300个。
我们以省级税收总收人为税收征管效率的产出项,投入项则主要涉及税源基础、人员投入以及运转费用等,因此,在malmquist指数的计算过程中采用的投入项有地区生产总值、第二三产业比重、营业盈余比值、市场化指数和税务人员数量。GDp反映一个地区经济的总规模,对总税收规模具有重要作用;税源主要集中在第二三产业,在经济总量规模一定的情况下,二三产业比重越高,税收潜力越大;营业盈余占GDp比重可近似描述地区经济效益水平,对税收尤其是企业所得税具有重要影响;经济自由度通常对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具有正的影响(Lee,etal,1993),本文采用樊纲等(2006)计算的我国各省的市场化水平指数;税务人员数量是反映人力投入的一个较好的指标。
在外生因素方面,我们主要考虑税务人员素质、税源分布状况以及各省份差异性等。税务人员素质是影响税收征管能力的重要因素。税源分布状况影响管理的规模效应,税源集中化程度越高,征管相对容易,成本相应越少,机构效率越高。考虑到地区差异性,我们将28个省份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并且以西部地区为基点设定三个虚拟变量。这些对效率分析可能产生影响的因素在分析之前,通过三阶段Dea予以剔除处理。各变量定义见表i,各变量的统计特征见表2。
依据上述研究方法与数据,我们测算出初始效率值和松驰量,并根据tobit模型计量分析结果对投入项调整,最后完成malmquist指数的求解及因素分解。
三、实证结果分析
本部分是三阶段Dea-malmquist指数模型的实证结果,报告我国税务部门税收征管效率的动态变,化趋势,剖析影响税收征管的全要素生产指数变动的决定因素。
表3报告的是C2R下税收征管效率值及各投入项的总松驰量。从表3可以看出,2006年,除中部和东部的少数省份外(山东最低,仅为56,85%),其他地区省份的征税效率得分一般较高。
表3列示的是在没有考虑外部环境差异情况下的效率值,并在它的基础上测算出总的松弛量。但是,由于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它不能有效地反映真实效率。为此,表4报告的是剔除歪曲真实效率值的外在因素的tobit回归分析结果。在剔除外生变量的tobit模型回归过程中,我们发现:税务人员素质几乎未能通过各年份统计检验,因此不是影响松弛量的重要因素,被舍掉;在去掉education后,虚拟变量u2和u3仍然无法通过检验,表明除了东部地区外,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因素差别并不明显,舍掉u2和u3后,模型基本状况得到较大改观,z值大多通过检验,Loglikelihood值良好。
依据表4,我们调整投入项(数据太多,报告从略),并在此基础上得到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值。本文衡量的是各个省份在既定资源和经济状况下税收的征管效率问题,因此,在技术上,采用产出导向型测度。
图1是1998-2006年中国省级税务部门平均税收征管效率变化趋势图,它反映的是税收征管平均各项效率指标相对于上一年度的变化百分比。从图1中可以看出,我国税务部门税收征管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波动较大,在2001年度增长率将近150%,而在其前后两年中都为负的增长率,表明2001年可能是外部因素的瞬时冲击所致。
从图1显示的全要素生产率分解来看,技术进步同tFp指数变化具有很强的相关性。2001年税收征管综合效率的超常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同样,技术进步在该年前后出现较大波动,表明其冲击的瞬时性。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相对较为稳定,年度变化率都不超过50%,两者大致存在一个此高彼低的波动趋势。
表5是1998-2006年各省税务机关税收征管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变化率及其变动决定因素分解(平均值)。从表5可以看出,1998-2006年,我国税收征管效率malmquist指数值年平均增长率为42.5%,增长幅度最大的是北京市,年均纯增长率达到58.6%。从影响tFp变动的因素分解来看,带来税收征管全要素生产率上升的根本原因在于技术进步,其年均增长达到35.7%,上海市技术进步最快,增幅达到44.7%。从涉及生产效率的两个指标来看,全国年均纯技术效率增长6.3%,最高为宁夏地区,增长43.8%,同时全国有8个省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下降幅度最大的是陕西省,年均降低5.6%;在规模效率方面,12个省份都不同程度下降,全国平均下降1.2%,宁夏下降超过20%。显然,从全国平均水平上来看,税收征管tFp增长42.5%的主要驱动因素在于技术进步,平均年增长达到35.7%。首先,这说明近10年的科学技术进步、生产方式改进及制度创新极大地提高了税收全要素生产效率;其次是纯技术效率的提高,税务部门自身征收管理效率的增进是促进tFp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最后,全国年平均规模效率有所下降,表明税收征管资源投入规模过度,超过了最佳规模。
表5还进一步分析比较了地区税收征管全要素生产率差别及其决定因素。东部地区税收征管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居于四个区域之首,平均年增长速度为49.0%,西部、东北和中部地区依次居于东部之后。从tFp变动的各决定因素来看,各个地区税收征管效率增长的最主要推动力是技术进步,各地区技术进步增长率都超过30%。从纯征管效率增长来看,西部地区居于首位,其次是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说明西部地区税务部门税收征管效率具有相对较快的增长,而东北地区增长相对缓慢。在规模方面,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具有正的增长效率,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增长效率为负,这与我国基本宏观政策是一致的,在“中部崛起”和“振兴东北老工业”政策下,国家加大对其基本设施投资,较好地改变了其公共投资不足的“瓶颈”;而东部沿海地区,传统意义上受到国家公共投资的倾斜,投资过度,报酬递减;西部地区也有国家政策扶持,但是尚处于起步阶段,公共投资不足,因而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下的规模低效率。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改进的三阶段Dea-malmquist指数模型,利用30个省份1998-2006年宏观数据,分析了中国税务机关税收征管效率的动态趋势,并进一步通过指数分解剖析了影响tFp变动的决定因素。在剔除掉影响效率测度的环境因素后,分析结果表明:1998-2006年间,中国税务部门平均税收征管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迅速,但是在2001年前后存在较大的波动,技术进步是推动其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分地区分析发现,推动税收征管tFp增长的最主要因素仍然是技术进步;沿海地区纯税收征管效率相对于内地增长迅速,西部地区税务部门税收征管效率具有相对较快的增长,东北地区增长相对缓慢;中部和东北地区规模效率具有正的增长,东部和西部地区规模效率具有递减趋势,征管成本投入过度。
基于研究结论,我们提出以下政策性建议:
(1)加大科技投入和制度创新力度,增强对中西部地区帮扶力度。本文分析发现:1998-2006年,促进我国税收征收管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最主要推动力在于技术进步,并具有一个从沿海到内地的推进过程。要有效地促进我国税收征管tFp的增长,必须加大政府科技投入和制度创新力度;同时,相对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来说,中西部地区对先进技术和征管经验及制度的要求更加迫切,因此,强化东部省份对中西部地区的帮扶力度,能够有效促进中西部地区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
(2)优化税务部门公共设施资源投资规模。1998-2006年,东北和中部地区具有正的规模效率增长,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规模效率下降。东北和中部地区受益于国家的相关政策,较好地弥补了公共投资不足问题,有效地促进了税收征管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而东部地区由于投资过量,西部地区由于投入不足,都存在规模效率下降问题,因此,国家在各地区税务部门公共设施及资源配置(包括人力资源)方面具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
税收征管趋势篇2
论文摘要：税收征管社会化是现代税收管理的三大特征之一，是政府公共管理社会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税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相对于税收征管社会化而言，税收征管专业化的提法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值得商榷。提出并促进税收征管社会化，是顺应历史潮流、促进社会发展、推动现代税收征管民主、公平、法治的重要措施，是建设公共财政、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般认为“税收征管社会化”主要是针对个体私营税收征管和基层协税护税问题的。其实，税收征管社会化概念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它是顺应历史潮流、促进社会发展、推动现代税收征管民主、公平、法治的重要措施，在新一轮税制改革中具有重要意义。一、税收征管社会化是政府公共管理社会化的一个方面
税收征管社会化是指税务部门在税收征收管理过程中将一部分征管事项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归还纳税人，积极发挥社会中介组织、公民和其他机构在税收征管中的作用，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税收征管，以提高税收征管效率、降低征管成本、建设和谐征纳关系的行为或过程。它是政府公共管理行为社会化的一个方面，是全球性政府职能社会化趋势和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结果。税收征管社会化包含对基层个体私营经济中零星税源管理、税收代管和社会化协税护税等方面的内容，但不仅局限于这些方面的内容，它还包含有更广泛的外延和更深刻的内涵。
(一)当代世界性的政府公共管理社会化趋势
当代世界性的政府公共管理社会化趋势是一种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所谓政府公共管理社会化，是指政府调整公共事务管理的职能范围和履行职能的行为方式，将一部分公共职能交给社会承担并由此建立起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以有效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
政府公共管理社会化是一种世界性的趋势。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和社会信息化浪潮的冲击下，政府行政改革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世界性潮流。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对传统的行政模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不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转型国家，几乎都被卷入了这一潮流。在这场重塑政府的革命中，形成了一种全新的行政理念。这种新的行政理念包括：政府行政应以顾客或市场为导向。政府应开放公共服务领域，实现公共管理和政府职能社会化；注重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政府的管理职能应是掌舵而不是划桨；政府的工作模式中应引入市场化机制等。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西方国家的政府行政改革几乎都是围绕着如何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而展开的。能够提供最好的公共服务的政府就是好政府的观念深入人心。与此同时，政府公共服务的社会化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政府职能发展的趋势。
(二)税收征管社会化是政府公共管理社会化和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结果
政府公共管理社会化与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从亚当·斯密的“守夜人”到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论；从现代的“委托一”和契约理论到公共选择理论，政府管理经济和社会的方式和职能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过去传统的强制性行政命令型管理已逐渐转变为现代的指导和服务型管理，政府职能的社会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不但在西方国家如此，在我国也一样，政府职能社会化是当代中国政府职能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其呈现四个基本趋向，即政府职能市场化趋向、增强公民自主性的趋向、拓展社会组织自治空间的趋向以及强化和优化社会管理职能的趋向。
在计划经济时代里，我国逐渐建立起了一个全能政府的治理模式，市场被取消，政府的权力渗透到城乡社会的各个领域和个人的诸多方面，最终导致政府整合社会能力下降、行政组织运转低效、社会成员生产积极性受到抑制等制度性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开启了转变职能的进程，也由此拉开了政府职能社会化的序幕。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政府职能社会化的步伐逐渐加快。然而，时至今日，不少人对于政府职能社会化还存在着一些模糊的认识，其表现之一就是对政府职能社会化的基本趋向不甚明确，甚至出台了一些逆向的措施，从而制约了政府职能转变的进程。
二、税收征管社会化是现代税收管理的三大特征之一
(一)现代税收管理的三大特征
现代税收管理的三大特征是法治化、信息化和社会化。税收征管法治化是指税收征管中法制建设越来越完善，征管方面立法、执法、司法越来越规范，在征管体制、管理程序、税收文化建设中，越来越讲求法治思想、遵循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法。税收征管信息化主要是指计算机网络在税收征管中的应用，是指税收征管手段的现代化。目前各国都把计算机网络建设摆在了税收征管改革的重要位置，大大提高了税收征管的质量与效率。而全社会共同参与税收管理活动的趋势就是税收征管社会化。法治化是税收管理制度建设和目标，信息化是改良征管工具和手段，而社会化则是税收征管制度发展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税收征管社会化是税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二)税收征管社会化的主要表现
1．征管决策社会化。主要表现在税收征管立法方面。我国是人民民主国家，一切权利归于人民，税收征管也如此。征管法的修改要经过反复调研座谈、广泛征询意见、最后还要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批准。这是征管决策社会化的表现。
2．申报征缴社会化。主要表现在申报缴纳方面。新的征管法要求纳税人自行申报，自行到银行划拨，实行“三自缴纳”，特别是对高收入者和对个人收入的支付，还要求支付单位代扣代缴，税务机关只起“监缴”的作用。税银联网和“税银库一体化”的建设，更加方便和完善了这些功能。
申报征收社会化首先确立了纳税人在纳税中的主体地位，还纳税权利、义务、责任于纳税人。它从法制的角度明确了不按时申报和不如实申报纳税是违法行为，纳税人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纳税人由过去的被动纳税变为现在的主动纳税。通过推行自行申报纳税，取消专管员制度，把专管员从过去的繁琐事务中解脱出来，继而转向强化征管和监督检查的各项工作中去，使税收征管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目前，我国企业和个人自我纳税申报率已达100％，按期申报率企业稳定在95％左右，个体工商户也达到了80％以上。
4．培训服务社会化。主要是指涉税培训和纳税服务社会化、以及政府采购税务师事务所服务方式的探索。《“十一五”时期中国注册税务师行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大力“开展政府职能转换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条件下发挥注册税务师行业职能作用的研究；开展拓展涉税服务和涉税鉴证业务领域和以政府采购购买税务师事务所服务模式的可行性研究；开展税收改革对注册税务师行业发展影响的研究等等，为注册税务师行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5．税务中介组织的兴起壮大。主要是指税务机构等非政府组织的兴起。非政府组织的广泛兴起是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社会化趋向的重要反映。非政府组织，有的西方学者称之为既不同于公营部门、政府，也不同于私营赢利公司、企业的“第三部门”，具体说来，包括研究咨询服务机构、各种商会、各种行业协会、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公证机构以及各种各样的机构等。据权威资料显示，我国注册税务师行业快速发展，至2005年年底，全国有税务师事务所2893家，取得注册税务师资格的人数共66866人，执业注册税务师21000多人，从业人员近10万人。
6．税收宣传和民众对税收征管的关心和参与意识迅速上升。税收宣传和民众对税收征管的关心和参与意识迅速上升，这也是税收征管社会化的表现之一，从近几年媒体和民众对税案的关注度便可看出。当然，也有一些事项是不能社会化的，如税收征管中的行政处罚和强制执行措施等。
三、税收征管专业化的提法值得商榷
税收征管专业化，即税收征管专业化分工管理，是指在税法规范的前提下，征管由全职能转变为按征管业务职能进行组织机构分工，实行专门化管理。国家税务总局在“十五”期间征管改革的奋斗目标中指出：“通过进一步完善新的征管模式，初步建立以信息化和专业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税收征管体系”，即在信息化支持下的征收、管理、稽查专业化分工管理体制，即征、管、查相分离的管事制。信息化加专业化，就是科技加管理。实行专业化管理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减少职能的重复设置，能够分清责任，便于以业务内容来划分岗责，建立相互制约和更加透明的岗位责任制，有利于考核和进行责任追究，从机制上解决“疏于管理，淡化责任”的问题。国家税务总局将税收征管职能划分为征收职能、管理职能和稽查职能，并按业务范围分为24个涉税事项，它的运作原理是通过成立三个专业机构进行权力制约，三者之间既明确分工又有机联系。总之，税收征管专业化讲的是税务机关内部的机构分工问题、即征、管、查相分离的征管格局。
但是，相对于税收征管社会化的趋势而言，税收征管专业化的提法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即：容易使老百姓误认为税收征管是税收专业人员的事情，与普通老百姓无关。由于税收征管专业化讲的只是税务机关内部的机构分工，而税收征管社会化才反映了现代税收征管发展的一种实质特征或标志。因此，笔者建议，今后应尽量少提税收征管专业化，多提税收征管社会化，突出现代税收管理“法治化、信息化、社会化”的三大特征，消除老百姓心目中对税收征管发展趋势的误解。"
四、顺应历史潮流，促进税收征管社会化
(一)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大力建设服务型政府
首先，税务机关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正确理解全球性的政府公共管理社会化的趋势，正确理解税收征管社会化的概念；其次，要顺应历史潮流，积极转变机关职能，正确处理好政府与社会(市场)的关系，把该让社会和市场去办的事情交还社会和市场，政府(税务机关)搞好监督，当好裁判，搞好服务；第三，大力建设服务型政府，进一步健全法律制度，进一步培养中介机构，进一步发展社会组织，促进征管社会化的发展。
(二)大力发展税务机构等中介行业
进一步培养中介机构，进一步发展和健全社会组织，对税务行业来讲，就是要进一步规范和发展注册税务师行业，进一步建立纳税人协会、民间评税协会等民间组织，促进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和纳税人自身对纳税事项的参与，积极维护国家和纳税人双方的合法权益。在我国，大力发展税务机构等中介行业，促进税收管理和服务活动社会化，既有利于降低税收征管成本、提高征管效率和质量、促进税收公平公正，也有利于我国税收征管与国际惯例接轨。
(三)进一步把纳税人权利和职责交还给纳税人
当前应界定好税务机关与税务中介组织的服务界限，要还相关的权责予税务中介机构，给其相应的发展空间，加强监管，促其走上健康发展轨道；其次，是充分利用社会资源，界定好税务机关与其他社会相关部门的服务界限。进一步发挥纳税人协会、民间评税协会等民间组织、律师事务所等其它中介机构和纳税人自身在税收征管中的作用。
首先，在我国各类纳税人中，大企业、大公司少，中小企业和个体户居多，对后者的管理与服务会耗费税务部门相当大的行政资源，而效果并不令人满意。因此，让税务中介机构发挥作用，使大部分中小企业的纳税事项通过中介机构，税务部门集中精力管好大企业、大公司，这样既降低征税成本，又提高工作效率。据悉，我国工商企业委托税务机构的还不到5％，而日本和美国这个比例高达85％和50％以上。
其次，进一步拓宽注册税务师在纳税申报环节的服务作用。要仿照国际惯例，使对纳税申报环节的监管从税务机关逐步转移到税务中介机构。从国际上看，一般发达国家只有极少数纳税人自行上门申报或邮寄申报纳税，大多数纳税人(包括企业和个人)都是委托税务人进行纳税申报的。如美国大约有40％的申报表是发给律师、会计师等申报人的，德国的几乎全部纳税人都委托职业会计(税务)师代行纳税申报。
税收征管趋势篇3
一、税收一体化的内涵
车明辉认为：“所谓税收一体化，是指世界有关国家间在税收上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税收联合体的过程，是由各有关国家政府出面，为了某种目的，在社会再生产的某些领域内实行税收联合调节的手段。它是一种超国家的经济调节”。靳东升分析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世界范围内的税制改革时，认为税收全球化的趋势得到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各国税制趋同”。其他文献都是从介绍经济全球化或者税收竞争的角度引申出税收一体化或者称之为税收全球化，并没有对一体化的涵义做出正面直接的介绍。税收一体化其实应该是世界范围内税收制度的一种趋同性。究其涵义，应包括世界各国税制诸如税收原则、税制结构、税种、税收政策、征收管理等各方面趋于一致。
一是税收原则的趋同性。一般认为，国家征税应坚持财政、公平和效率三原则。从税收产生的根源分析，财政原则处于首要地位。恩格斯认为：“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的生活源泉，一句话，它是行政权力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由此可见，税收产生之初主要是一种满足财政支出需要的收入形式。后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国家更多地期望运用税收来实现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各国制定税制的指导思想已不再把取得财政收入的财政原则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更加注重通过税收调节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和实现社会正义。为了实现税收的公平与效率，有可能会减少财政收入，出现财政收支赤字，政府大多采用政府信用手段来解决。在税收公平和效率原则问题的处理上，各国又普遍在所得课税中的法人(企业)所得税和流转课税上，更多考虑效率原则；在所得课税中的个人所得税和财产课税尤其是针对个人的财产税中，更多考虑公平原则。
二是税制结构的趋同性。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实行复合税制结构，并都以流转课税和所得课税作为主体税种，其他税种作为辅助税种。虽然比较起来发达国家所得税收入占有更大的比例，发展中国家流转税收入占有更大的比例，但从各国的税制设计上，都实行流转课税和所得课税并重的双主体税制结构。只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发达国家拥有更高的生产效率从而所得课税的基数更大。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逐步提高，税制结构全球趋同性的表现会更加明显。
三是税种设置的趋同性。各国为顺应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在制定本国税制时都会主动参考借鉴其他国家的税制情况。各国税制逐渐在税种的设置上也趋于一致。例如对于以商品(劳务)流转额为征税对象的流转课税(商品课税)，世界上就有140多个国家开征了增值税，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三种增值税的类型：生产型、收入型和消费型，而且其中绝大部分国家都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税种设计也趋于一致，从世界范围看，绝大多数发达国家以及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都采用综合所得税制模式，只有极少数国家单纯采用分类所得税制模式。
四是国家间相同(类似)税种尤其是所得课税税负水平的趋同。各国税种总体上分为商品(劳务)课税(即流转课税)、所得课税和财产课税三大类。分析起来，流转课税的税种是对商品或劳务的流转额课税。因其征税地点按商品的销售地或劳务的发生地确定，就某一特定的销售地或劳务发生地而言，流转税税率的高低在某种意义上并不会导致资源的转移。在世界范围内其他地区生产的产品和在当地生产的产品，其在当地承担的流转税负并无什么区别，在其他地区生产的产品在进入到该地区的过程中大多还要缴纳关税等，反而会承担更高的流转税税负。另外，流转税属于间接税，在商品流通和劳务提供的过程中容易进行税负转嫁，因此流转税税负的高低也可以理解为只会影响一地相关商品劳务的价格，导致生产要素空间布局的变动并不明显。譬如在美国生产的商品，出口到中国实现销售，需按照中国的流转税制相关政策缴纳相应的流转税，与在中国国内生产的商品适用税率相同，再加上进口商品报关进口环节按规定缴纳的关税等。所以，假定即使中国的增值税税负更高，同样不会因此导致资源从中国的流出。所得课税的税种则有所不同，它属于直接税，税负不易转嫁，所得课税的高低会直接影响纳税主体的可支配收入。正因为如此，纳税主体尤其是跨国纳税人往往更关注一国(地区)的所得税负状况，有目的地变更自己的纳税身份。把自己的“居民”纳税身份“放在”所得税负较低的国家或地区，以达到减轻其全球税负的目的。当然这样会受到相关国家的反避税约束，但是纳税人选择所得税负较低的地区进行意愿性的投资，是政府反避税政策不可能完全制止的。因此所得课税税负的高低会引起经营者有目的的转移，导致生产要素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各国在制定税收政策时才会注意综合考虑国外其他国家所得税的总体税负情况，所得课税的税负水平尤其是法人所得税不同国家间会趋于一致。我国今年开始实施的新企业所得税最终将税率定为25％，就是综合考虑了世界各国企业(法人)所得税的税率情况，与其他国家税率相当，并保持一定的税率比较优势。至于财产课税，也属于直接税，税负高低也会直接由纳税主体承担，进而影响其投资的区域选择。但财产税不是主体税种，在各国税收收入总额中所占的比重都比较有限，因而在影响程度上远不及所得课税。再加上财产尤其是不动产的转移本身有一定的难度，所以财产课税导致资源的跨国流动受到有较大的局限性，财产课税税负水平的差异导致生产要素的转移并不明显。
五是税收征管的趋同性。为了实现税收公平和效率、维护本国税收权益等目标，各国都在不断完善自身税制的前提下进一步强化税收征管。经济全球化、纳税人跨国经营活动和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给各国税务当局的税收征管带来新的、严峻的挑战。强化征税机关的征税手段，树立征税机关的权威，加大对纳税人偷逃骗税的打击力度；加强国际间税务情报的交换，加快税务信息化的建设，在提高税收征管水平的基础上尽可能减少纳税人的额外负担等等诸多方面，各国都在不断趋于一致。
二、税收一体化的特征
税收一体化的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层次性、区域性、动态性和渐进性的特征，下面逐一进行分析。
首先，税收一体化的层次性。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的不均衡，导致税收一体化的发展具有层次性。世界不同国家根据其经济发展水平和贫富状况，通常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竞争力的因素是综合的、多方面的，税收只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因素，其他诸如社会治安、交通情况、通讯设施等都会对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流动产生影响。相对而言，发达国家在税收以外的其他条件方面拥有比发展中国家更强的竞争优势。因此，从全球范围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资源要素跨国择优选择的条件下，若要留住或引进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相对税收优势应该更加明显才能做到。同时，发展中国家的税收的奉行费用等普遍高于发达国家，税收的比较优势最有效的体现就是在税收负担水平上(税率)较发达国家要更低一些。即本文所阐述的税收一体化的层次性。诚然，纵然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也还是有所差异的，这里为了分析的方便，进行了简化和抽象处理。
其次，税收一体化的区域性。表现为税收一体化首先会在一个经济体内部率先实现。原因在于，一个经济体的内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接近。，加之内部成员国之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更加频繁，即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越高，要求税收制度的协调配合就越强烈。这样经济体组织和单个成员国都会推动经济体内部的税收一体化进程。最典型的例子如欧盟，为了更好地促进欧盟经济体的发展，促进区域内要素的自由流动，在欧盟委员会的大力推动和协调下，目前欧盟成员国之间几乎对各国开征的每个税种都进行了行之有效的协调，从而使欧盟成员国内部的税收一体化进程大大加快。
第三，税收一体化的动态性。如前所述，各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各异，发展速度各异，各国的税收制度也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变化而不断进行相应的调整。原来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可能发展成为发达国家，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原来没有加入任何区域性经济组织的国家加入了某一经济性组织，等等，都会导致国家税收政策制度发生相应的变化。结合以上两个特征的分析，从而得出税收一体化具有动态性特征的结论。
税收征管趋势篇4
2000年以来，为了应对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滑坡的局面，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经济发达国家纷纷采取措施，降低个人所得税的实际税负。最有代表性的国家是美国和德国。2001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布什总统提出的减税法案。个人所得税最低税率由当年的15％降低到10％；到2006年，最高税率将从39.6％降到35％，36、31％、28％三档税率都分别降低3个百分点；未成年子女的税收抵免额从500美元提高到1000美元；遗产税的免征额由减税前的67.5万美元增加到2002 年的100万美元，2009年的350万美元，最高边际税率从55％逐年降至45％，2010年取消遗产税，届时只保留赠与税。
德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税制改革法案，于2000年7 月在联邦参议院获得通过，这项税制改革计划实际上将减轻大多数纳税者的负担。据德国联邦纳税人协会的计算，在到2005年为止的一个税收改革阶段中，按照新的税率，人个和企业将总共减少600－800 亿马克的税务负担。 从2001年1月1日起，个人所得税的基本免税额由年收入13499 马克提高到14093马克，到2005年基本免税额再增至15011马克。如果再加上多子女家庭享受的种种优惠等，实际免税还要更大些。个人所得税的最低税率由22.9％，经2001年的19.9％和2003年的17％，降至2005年的15％。所有缴纳所得税的人都将从提高基本免税额和降低起点税率中得到好处。而最高税率也将先从51％，经2001年的48.5％和2003年的47％，降至2005年的42％。
此外，法国2000年至2003年间，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从54％降至52.5％，6级税率中的前4级也大幅降低。2002年7月5日法国新总理拉法兰又宣布，从今年秋天起将个人所得税降低5％，5年内所得税削减1／3。降低个人所得税的实际税负的目的在于：较低的个人所得税能激发人的工作热情，提高家庭消费能力，增加私人投资，短期内刺激经济回升，也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促进社会总产出的增加。
第二，直接降低公司所得税的税率呈加强趋势。近些年来，尤其是自2000年以来，在世界性经济滑坡的形势下，世界各国尤其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的经济理念发生了重要转变，认为经济发展的源泉在于企业，而不在政府；要刺激经济繁荣，则必须减轻企业税负。在这种经济理念下，许多国家采取了直接降低公司所得税税率和出售企业减免税收等措施。最有代表性的国家是德国、法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
德国从2001年起，股份公司和有限公司只须为其盈利支付25％的税收。而2000年以前是供分配的利润的税率为30％，不予分配的利润的税率为40％，改革后不再存在这种区别。但改革后的25％的企业所得税将成为不能返还的确定税收，而2000年以前是持股者可以将企业事先向国家交纳的公司所得税折算到其个人所得税上（全额折算方法），也就是说，没有或者只有少量其他收入的人可以从财政局收回与自己份额相当的公司所得税。通过这种方式避免了对盈利的双重征税。改革后股份公司整个税收负担将从2000年的大约52％减至38.6％。企业主出于年老等原因出售企业，其免税额从6万马克提高到10万马克。另外， 公司企业在出售股份时不再需要为其出售收益付税，而2000年前在出售股权时须支付40－50％的资本收益税。此外，康采尔在出售股份时根本不再需要为其出售盈利付税。
法国也直接降低公司所得税率，并且公布连续几年的中期性持续降税。自2000年开始，法国降低公司所得税实际税率，主要是降低公司所得税10％的附加税率，2001年降到6％，2002年降到3％，2003年全部废除。加拿大自2001年开始，企业所得税税率由28％逐步降低到2004年的21％。澳大利亚2000年7月1日起把公司所得税税率由36％降至34％；2001年7月1日又降至30％，并对个人持有1 年以上的资产减半征收资产利得税。
此外，对企业投资给予税收优惠。如美国对新设备的投资给予加速折旧，简化折旧的计算程序，对研究开发费用继续给予20％的税收抵免等。马来西亚在2002年预算草案中的税收政策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所得税和费用扣除的优惠政策，包括对投资鼓励、出口服务以及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等多项优惠政策。
上述各国降低公司所得税税率，对企业投资给予税收优惠，其政策意图在于应对全球经济衰退和国际间的经济竞争日益加强。在全球经济处于衰退或可能出现衰退的情况下，相当的企业经营困难，为了维护企业运转，控制失业的大量增加，各国政府用降低公司所得税税率来扩大企业的盈利空间，减少或避免企业亏损，缓解企业的经营困境。同时，由于国际竞争日益加强的原因，为了防止“产业空心化”和税基流失现象的出现，世界各国也不得不纷纷采取了类似的减税措施。
第三，社会保障税的发展引人瞩目。社会保障税是国家为筹集社会保障资金，对工资、薪金所征收的一种特定税收，税款实行专款专用。1935年，美国首创了社会保障税，随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及部分发展中国家纷纷效仿美国的做法。二战后，尤其近一二十年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适应经济波动、失业增多、人口老龄化的形势，开征社会保障税、建立和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成为一种趋势。从较长时期看，其税率和税收收入额均呈上升趋势。
根据imF统计，目前世界上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国家和地区已达80 多个，覆盖面超过了增值税，在发达国家全部开征了社会保障税，在北美乃至全美洲，几乎所有国家都开征了社会保障税。而且，社会保障税在有一些国家中已成为头号税种，其占税收总额的比重不断上升。据统计，oeCD成员国的此项比重，1965年为18％，1985年为22％，1990年为23％，1995年为25％。美国社会保障税比重增加更为突出，1955年为12％，1965年为20％，1975年为32％，1986年为37％。美国在90年代以前，个人所得税一直居于首位。1990年社会保障税收入相当于头号税种的80％。1993年社会保障税已跃居首位，占联邦税收总额的41％。在德国，社会保障税占税收收入的一半以上，是所得税的3倍。在法国， 社会保障税已接近税收收入总额的50％，相当增值税和所得税之和。瑞士、荷兰等国家的社会保障税也均成为头号税种。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保障税的比重也高达25－35％，根据imF1998年《政府财政统计年鉴》， 东欧国家的此项比重高低依次是：克罗地亚33％，拉脱维来32％，爱沙尼亚32％，白俄罗斯31％，俄罗斯29％，波兰28％，罗马尼亚27％，匈牙利26％。
社会保障税的征收及其比重的不断提高为这些国家带来了新的变化：一是使这些国家的直接税收比重不断增大；二是促使这些国家税收规模进一步扩大；三是增强了税收对维护社会稳定、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作用。
第四，环境保护税收日益受到重视。随着环境保护观念日益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国家力求在环保市场获得优势，环保产业已成为当前国际竞争的又一热点。税收政策作为政府调控经济运行的有力手段，被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政府广泛运用于促进环境与资源保护、促进环保产业发展。纵观这些国家的环保税收，都是依据“谁污染，谁纳税”的原则设置的，涉及大气、水资源、生活环境、城市环境等诸多方面，其课征范围极为广泛。并且都把环保税收取得的收入专项用于环境保护和环保产业发展，使税收在环保和环保产业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目前许多国家征收的环保税概括起来主要有：一是二氧化硫税。就是对排放到空气中的二氧化硫污染物征税。1972年美国率先开征此税。随后，1991年1月，瑞典也相继开征了二氧化硫税，该税是根据石油、 煤炭的含硫量来征收的。到目前，征收该税的国家还有德国、日本、荷兰、挪威等。二是二氧化碳税。征收此税的目的是减少燃料（产生二氧化碳的根源）的使用。从1991年开始，瑞典征收此税，对油、煤炭、天然气、液化石油气、汽油和国内航空燃料进行征税。其税基根据各种不同燃料的平均登记碳量和发热量来确定。由于不同然料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不同，因此其确定的单位税额也不同。三是水污染税。即对水体污染行为征收的一种税。目前西方一些工业发达国家都有对污染水的行为进行课税。德国从1981年起开始征收水污染税，以废水的“污染单位”为基准，在全国实行统一税率，目前该税年收入在20亿马克以上，税金全部作为地方收入用于改善水质，社会效益非常明显。四是垃圾税。荷兰较早开征垃圾税，主要是用于为收集和处理垃圾筹集资金。其征收的方式是以每个家庭为一征收单位，人口少的可以得到一定的减免。同时，荷兰还根据每个家庭所产生的垃圾数量，开征了政府垃圾收集税。另外，英国和芬兰等国也于1996年开征了垃圾税。五是固体废物税。该税主要是根据废弃物的实际体积和类型定额征收。课税对象包括饮料包装物、废纸和纸制品、旧轮胎等。1993年，比利时在《环境税法》中规定：环境税适用于饮料容器、废弃的照相机、工业使用的某些包装品以及废电池等。最近出版的《欧洲环境观察》上的一份报告说，为提高可重新使用的饮料瓶的利用率，德国将对一次性饮料瓶征税，每个瓶子的征税额度从0.15至0.30德国马克不等。六是噪音税。美国、德国、日本和荷兰等国家都征收此税。美国洛杉矶对机场的每位旅客和每吨货物征收1 美元噪音治理税，日本按照飞机着陆架次计征。
此外，许多国家还积极采用税收减免和优惠等政策，鼓励企业节约资源，积极治理污染，鼓励科研单位加强节能和治理污染的科技开发。这样，既可以减少发展经济对环境的破坏，促进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又可以变废为宝，提高综合效益。
第五，税收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发展。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了税收全球化（或者一体化）。其主要表面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各国税制趋同。1990年代以来，各国税制结构通过不断调整和完善呈现出不同程度的趋同性倾向。一方面，西方国家普遍遵循“公平简化和经济增长”的原则进行了降低税率、扩大税基为基本的所得税改革，所得税收入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有所下降。另一方面，增值税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推广，目前实行此税的国家已达110多个。而且出现以下特点：从税率看， 总体呈上升趋势。二是税收协调加强。全球化进程中，区域内税制趋同与区域外税制冲突交织，使国际税收协调日益加强。建立国际税收组织、情报交换、征税协作、构建国际惯例及其他特别项目的合作等已成为oeCD组织进行国际税收协调的重要措施。国际全面性税收协定网络不断拓展，目前已增加到2600多个，并且此增长趋势仍将继续下去。其中多数是发达国家对外签订的。协定适用的税种逐步从所得税、财产税延伸到社会保障税；协定有关反避税的条款更加充实完善；国际间经营利润和股息分配的重叠课征也比照管辖权的双重征税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消除和缓和；国家间税务合作进一步加强。这对发展国际经济交往发挥了重大作用。三是税收征管趋同。在欧洲联盟核心国家之间、北美经济圈国家之间，税收征管机构在征收程序、征收方式、征管手段、法律诉讼等方面联系日趋密切，并有广泛的信息网络。随着国际税收协定签订国的增加和协定内容的细化，以及信息联络的加强和征管手段电脑化，都促使税收征管制度向先进科学化方向发展。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普遍实行由社会中介部门办税制度。尤其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和地区在税收征管的各个环节，都广泛采用电子计算机，计算机负责从事纳税申报、评税、稽核、纳税资料的收集存储检索、从事行政管理以及计会统各方面的工作。正是由于税收征管的社会化，手段全面电脑化，使税收征管效率非常之高。
第六，电子商务带来新的税收挑战。电子商务是一种以数字通信手段为基础、依靠网络来完成产品交易全过程的经营方式，从商品的浏览、选择一直到订货、付款均采用电子手段进行交易。近年来，电子商务以蓬勃之势迅速发展，1998年全球上网交易额为430亿美元，2000 年达2000亿美元，预计今年会达到5000－6000亿美元。电子商务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展，得益于它的快捷性、流动性和高隐匿性。然而正是这些特点，使得以传统商务形式为基础的国际税收领域受到强烈冲击，面临严峻挑战：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没有票据；税收管辖范围难以界定；征税对象的性质、数量不清；政府税收流失风险大、税收法规不健全；税收征管稽查困难重重。面对这些新问题，各国都在加紧研究有效的税收对策。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一是美国财政部关于互联网贸易的基本意见。即在有形交易和电子交易间应遵循保持中性的原则，既不扭曲也不阻挡电子商务的发展，税收政策要避免对商务形式的选择发生影响。各国在运用现有国际税收原则上，要尽可能达成一致。对于现行国际税收原则还不够明确的方面还有待补充。为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主张对网上交易“网开一面”，不开征新税或附加税，而应通过对这一概念、范畴的重新界定和对现有税制的修补来处理网络贸易引发的税收问题。从自身利益出发，以居民税收管辖权取代地域管辖权。在税收管辖权分配问题上，各国应加强合作与协调。
二是关于引入新的国际互联网税种的意见。其中，一种观点认为，电子商务与一般的商业贸易没有区别，应按同样的税率纳税。另一种观点认为，网络是可能给政府带来额外收入的新财源，因此除了对网络公司征收营业税外，还应设立专门针对网络的新税种。还有人认为，电子商务使用的电子货币易引发经常性的逃税事件，所以应对电子商务征收额外税款。有些专家主张立即对国际互联网网上贸易开征新税，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毕特税”（Bittax）方案。其主要做法是对全球互联网信息传输的第一个数字单位征税。包括对增值的数据交易，如对数据搜集、通话、图像或声音传输等的征税。他们认为网络贸易侵蚀现有税基，必须对此采取措施，否则将造成大量财源在国际互联网网上贸易中流失。但对这一方案目前存在很多争议，特别是企业界反映强烈，其最大问题在于不仅对网上商业交易征税，而且对所有数字信息征税，不利于网络业的发展。即便如此，这一观点仍有积极的一面，为解决互联网涉税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尝试。
总之，目前无论是美国，还是世界各国对电子商务涉税政策问题尚未取得一致看法，各国仍在继续加紧研究之中，各国税制的合理化与国际协调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第七，国涉外税收管理与反避税力度普遍加强。随着跨国贸易的增多，各国普遍加强了对涉外税收的管理与反避税力度。其主要措施有如下：
一是建立转让定价税制，并积极推行“预约定价制”，以有效控制应税所得向境外转移。二是责令国内企业申报基本国外的所得，此项申报的举证由纳税人负责，并评定申报内容，如有违反，一经查出，予以恶惩。三是在避税港采取反避税措施，取消在避税港设立的子公司拖延纳税（不汇回所得利润而拖延纳税）的做法，以遏制资金和财产流入避税港。四是加强对移民税收管理，许多国家规定，对移民的财产增值，以移居之日为实现之日而征税。五是防止国际税收协定的滥用，以保护本国的税收权益。近年来，在绝大多数国际税收协定中都加上了防止滥用的条款，并列有反避税和防止偷漏税条款，而且具体规定越来越细致、严谨，使漏洞减少，国际偷漏税变得更加困难。
从国别来看，法国和墨西哥、法国和瑞典缔结了防止关税偷漏的协定。日本也对防止利用“避税港”进行偷漏的规定作了修订。美国更早就提出了对“避税港”交易加强税收审计的意见。加拿大财政部对利用“避税港”进行精心安排，包括对利息支出、财产转让国际偷漏税，采取防范的对策。瑞典、荷兰、比利时只同商订在相联企业的收入和费用分配中，协同采取“独立竞争原则”，以防止国际偷漏税。等等。
二、我国税制改革借鉴要点
在经济全球化和宏观经济理论变革以及国际税制改革发展趋势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我国税制改革也势在必行。借鉴国际的一些做法，结合我国的实际，就我国税制改革提出以下要点：
第一，国家应把税收政策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中统盘考虑，建立起运用包括税收杠杆调节宏观经济的机制，并根据经济运行走势及时地调整税收政策，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同时，国家还应把税制作为一个整体考虑，对于拟通过税制改革达到的各种目标（如提高国际竞争力、提高经济效率、增加税收收入、实现分配公平、改善税收管理等）加以权衡，对各税种的地位、作用和税种之间的关系加以协调，在进一步改善税制结构的前提下实现税制的简化。我国上一次税制改革是在1994年，在当时在宏观经济环境下，这一套税制的运行是相当成功的。但从那时起到现在，8年时间过去了，税收所植根的客观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时出台的一些税收政策已难以适应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更有必要对现行制进行改革， 把中国的税制建设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以更好地促进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税收征管趋势篇5
【关键词】营改增重复征税税收中性
一、“营改增”的含义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以下简称“营改增”）是指以前缴纳营业税的应税项目改成缴纳增值税，是国家根据我国近几年的经济发展新形势、新动态，为尽快完成我国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而做出的重要决定。全面实行“营改增”不仅可以完善财税体制的改革、进一步减轻企业赋税，调动各方积极性，促进服务业尤其是科技等高端服务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可以促进产业转型和消费需求扩大、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二、实行“营改增”的必要性
（一）重复征税问题
在没有实行“营改增”以前，缴纳营业税的行业主要是服务业，包括影响我们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的建筑、房产、金融、餐饮、交通等，而缴纳增值税的则是第二产业制造业。看似没有交集的两大税种之间，其实存在严重的重复征税问题，尽管税制设计上已经考虑了这个问题，但在实际操作中无法完全避免重复征税情况。
从营业税本身来看，其属于流转税，会在流通过程中重复征税，因为营业税与增值税不同，计算缴纳税款时是看营业全额而不是增值额。产品在流转的每一个过程中都要缴纳营业税，流转过程的次数与重复缴纳的营业税额成正比。
从营业税与增值税之间的关系来看，只在部分行业征收增值税，对整个国家而言，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因为，不仅缴纳营业税的行业投入其他行业的产值中所含有的营业税额无法得以扣除，而且营业税缴纳行业所消耗的购进货物所承担的增值税税额也不能得以扣除。例如，一家缴纳营业税的企业在购进机器设备时缴纳了增值税进项税额，这一进项税不能从企业销售产品的增值税销项税额中抵扣，企业税负沉重，严重阻碍企业的发展。简单来说，在全行业内实行征收增值税，会形成一条增值税抵扣链条，这样可以节约整个社会的纳税成本，一旦这个链条不能延续，部分进项税额o法抵扣，纳税成本也就无法减少。两税并行还会产生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制造业由于缴纳增值税，相较于缴纳营业税的服务业而言税负较低，不符合税收中性原则。
（二）国际大趋势
全世界多数国家采用以“增值税”为主体的税收制度，这与增值税本身的优越性密不可分。正是由于增值税本身具有的这一优越性，它才能被世界上不同地理位置、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采用。从一些具体的数据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增值税在国际税收中所占的地位，截止到今天，世界上有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征收了增值税，所征税款约占国际税收的20%、GDp的4.5%。
增值税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避免重复征税，因为增值税只以商品或劳务的增值部分缴纳税款；二是增值税可以用进项税额抵扣销项税额，正是由于抵扣机制，使得纳税人自觉索取发票，有利于国家以最小的成本进行偷税漏税的检查控制；三是增值税征收范围较广，成为支撑财政收入的主要力量，相较于其他税种，征收方式简便，利于税收部门操作。综合三方面的优越性，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世界上多数国家都以增值税为主要税种，并且成为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
（三）我国税制改革趋势
1.“营改增”改革促进产业优化升级要求。新的时代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了新的要求，产业结构调整刻不容缓，服务业的二次发展也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营改增”可以减轻第三产业的税负，同时也减轻了科技创新型企业的研发成本，将大量人力、物力集中到产品创新上去，从而推动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从资金集约型企业向技术集约型企业转变，给生产企业一种指引，向高信息产业化发展。
2.“营改增”改革将增强现代服务行业竞争力。两税并行影响最大的当属服务业中的进出口行业生产者。进出口行业生产者承担沉重税负的同时，竞争力也相应下降，实行“营改增”后，不仅使出口企业得到了出口退税的优惠政策，而且还使进口企业也享受到增值税的优惠政策，从而加速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因此，“营改增”将推动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发展。
3.“营改增”改革引导地方经济健康发展。“营改增”改革符合促进地方经济健康发展的要求，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改革后将改变地方税收以营业税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现状。从历史数据来看，地方税收难以维持收支平衡是常态，并且在全国税收中占的比重较低，地方政府为了紧抓“营业税”这根救命稻草，不免会做出一些不符合经济发展趋势的决定。比如，多地地方政府都大力发展房地产业，为的就是能提高税收收入，但这一举措严重破坏了地方产业结构，房地产造成的泡沫对经济有不利影响。而“营改增”之后，各地地方政府将不得不寻找新的税收来源，“营业税”已经不复存在，势必产生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来促进地方经济向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4.“营改增”改革提高税收征收管理效率。我国税收制度经过多次改革，总体目标是向着征收管理效率更高、税收风险更低的方向发展，而两税并行带来许多偷税漏税等管理上的问题，这些问题亟待解决。比如，处于营业税与增值税两税兼营的企业，税收征管部门就很难确定计税依据，不仅增加了征税难度，也增加了税收成本，即税收管理效率低下。由此可见，两税并行的税收制度已经无法适应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状况，无法体现税收中性的原则，不符合我国税收制度改革的大趋势，因此，“营改增”改革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肖绪湖，汪应平.关于增值税扩围征收的理性思考.财贸经济，2011.7.
[2]魏陆.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改革研究.经济问题探索，2012.7.
税收征管趋势篇6
----*县地税收入统计分析
为了建立起税收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良好运行机制，确保地税收入稳步增长，现对我局20__年以来的收入完成情况分析如下：一、税收收入完成情况及主要特点
我局现管理各类企业271户,其中：国有企业66户,集体企业43户,股份合作企业8户,国有独资企业2户,其他有限责任有限公司91户,股份有限公司24户,私营独资企业10户,私营合伙企业5户,私营责任有限公司8户,私营股份有限公司2户,其他企业12户。个体工商户1115户。
近年来,我们*县地方税务局在市地税局和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以组织收入工作为中心，以依法治税为灵魂，以依法征税、应收尽收为原则，认真贯彻落实全市地税工作会议精神和县委、县政府各项工作部署，严格税收执法，强化税源控管，组织收入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连年完成或超额完成了市局下达的年度税收收入计划。
20__年至20__年，我局共组织回地方税收收入5212万元。
分年度看，20__年完成1585万元，20__年完成1760万元，20__年完成1867万元，均占年计划的100，同比分别增长28.14、11.05和6.08。
分税收级次看，中央级税收累计入库1102万元，其中20__年入库314万元（因同上年口径不一致，不具可比性，下同），20__年入库391万元，同比增长24.53，20__年入库397万元，同比增长1.54；省级税收入累计入库1026万元，其中20__年入库329万元，20__年入库340万元，同比增长3.35，20__年入库357万元，同比增长5；市级税收收入累计入库837万元，其中20__年入库265万元，20__年入库278万元，同比增长4.91，20__年入库294万元，同比增长5.76；县级税收收入累计入库2247万元，其中20__年入库677万元，20__年入库751万元，同比增长10.93，20__年入库819万元，同比增长9.06。
分税种看，营业税共完成1949万/:请记住我站域名/元，其中20__年完成580万元，同比增长49.49，20__年完成663万元，同比增长14.31，20__年完成706万元，同比增长6.49；个人所得税共完成1526万元，其中20__年完成497万元，同比增长24.25，20__年完成511万元，同比增长2.82，20__年完成518万元，同比增长1.37；企业所得税共完成415万元，其中20__年完成130万元，同比增长16.08，20__年完成140万元，同比增长7.7，20__年完成145万元，同比增长3.58；土地使用税共完成104万元，其中20__年完成31万元，同比下降6.06，20__年完成40万元，同比增长29.04，20__年完成33万元，同比下降17.5；印花税共完成180万元，其中20__年完成48万元，同比增长71.43，20__年完成60万元，同比增长25，20__年完成72万元，同比增长20；资源税共完成35万元，其中20__年完成14万元，与上年持平,20__年完成6万元，同比下降57.15，20__年完成15万元，同比增长150；城建税共完成519万元，其中20__年完成155万元，同比增长21.1，20__年完成179万元，同比增长15.49，20__年完成185万元，同比增长3.36；车船使用税共完成34万元，其中20__年完成12万元，同比下降47.83，20__年完成11万元，同比下降8.34，20__年完成11万元，与上年持平;房产税共完成443万元，其中20__年完成117万元，同比下降10，20__年完成146万元，同比增长24.79，20__年完成180万元，同比增长23.29。
从以上收入完成情况看，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经济增长带来税收收入的增长。20__年以来，我县GDp以年均22.64的高速增长，20__年完成14.79亿元。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可靠稳定的税源，促进了税收收入的增。
（二）、级次收入完成不平衡。县级收入的增长幅度高于中央和省、市级收入的增长。
（三）、主体税种基本完成年度计划，为我局超额完成税收收入计划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城建税等税种占据着地方税收前三位，三税种收入占到同期地方税收的77。其中个人所得税20__年收入达518万元，占当年全县地方税收的27.75。营业税达706万元，占37.82。
（五）一些小税种增收增幅也不逊色，部分税种增幅高于主税种，例如印花税年均增幅高达38.81，成为地税收入增收的一个“新”的亮点。
二、税收增长的主要因素
近年来，我县地税收入连年增长，这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持续增长息息相关，同时还与税收征管等因素息息相关。现就地税收入的增长因素分析如下：
1、经济总量增长带来税收增长。20__——20__年在国家各项宏观调控措施的综合作用下，我县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势头。20__年，我县国民生产总值较上年增长30.5。在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支撑下，20__年我县地税收入完成1867万元,净增107万元,净增长6.08。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带动的结果。
20__----20__年地税收入及经济总量增长情况表
单位:万元
类别
地税收入
经济总量
年度
收入额
增长率()
收入额
增长率()
20__
1585
97584
20__
1760
11.04
113304
16.11
20__
1867
6.08
147865
30.50
2、征管因素。主要取决于两种情况：一种是一次性增收因素，如清理以前年度欠税和查补以前年度收入。一方面充分发挥税务稽查的作用，以“严稽查，促征管，保收入”为指导思想，加大稽查力度，着重对大案、要案的查处和建筑、冶炼、金融、运输等行业的专项稽查，两年来，共查补入库税款50余万元，有力的促进了税收的稳步增长。另一方面，按照总局的要求，加强欠税的清理工作。两年来，我们运用各种手段累计清理欠税180余万元，同时防止新欠的发生。另一种是持续性增收因素，是指征管手段、办法和制度的完善与改进，使一些潜在的税源形成现实的税收。首先加强了交通运输发票的管理，严格代开发票制度，加强运输户的征收管理，使交通运输营业税增长了12。其次采取了“一窗式”服务，美化办税环境，优化文明服务等一系列文明服务措施，提高了办税效率。正是这一系列的措施，使得我局的征管质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也为税收增长营造了一个好的环境。
三、组织收入中面临的问题
从近三年我局局收入情况看,总体形势呈良好态势,但也面临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
一是税收与经济未能达到同步增长。从全市、全省、全国来看，税收总体增长的趋势与经济增长的趋势是相同的，增幅高于经济总量的增幅。但在我县地方税收的增长趋势同经济增长趋势并不一致。从“20__——20__年地税收入及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趋势分析图”可看出,20__年我县GDp比上年增长16.11,地方税收只比上年增长11.04,两者之比为1：0.69,20__年我县GDp增长率比上年提高了14.39个百分点,而同期税收的的增长率下降了4.96个百分点,两者之比扩大为1:0.36。从今年一季度我县经济与地方税收增长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一趋势仍然存在。我县地税收入的增长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并不协调，地税收入增长趋势并没有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趋势成同方向增长，而是成反向趋势。
我们认为，产生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结构不合理。从我县“20__——20__年经济总量的结构分布表”可以看出，我县第二产业创造的经济总量占到经济总量的60—70，且呈增长的趋势。而第三产业所占的比例达不到经济总量的19。20__年第三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却比上年降低了2.3个百分点。而地税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是第三产业中的金融保险业、交通运输业、服务业以及第二产业中的建筑业。因此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经济发展的不协调是我县地税收入发展不均衡、增幅趋势与经济发展趋势成反向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是主导产业前景堪忧,地方税收税源后劲乏力。从我县工业结构及发展情况来看，我县的工业体系是以煤焦油化工、电力、冶炼业和其他制造业为主，食品加工、采掘业为辅的工业体系。煤焦油化工行业是我县的主导产业之一，其生产的煤焦油产品约占全国该类产品的五分之一以上。每年的产值达25000万元以上，占到经济总量的20左右，其每年缴纳的各类税收占我县税收总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但这并掩盖不了我县产业结构的严重不合理，煤焦油化工企业主要以周边县市的煤焦油为原料进行初步加工，工艺落后，技术含量低，该行业在发展初期，煤焦油作为焦化厂的废料在无偿排放，我县化工行业作为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十分低廉，一度使我县化工行业产生了较好的效益，同时也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税收。但近几年我县化工厂数量在不断增多，规模也在不断加大，对煤焦油的用量在大幅增加，同时周边县市以煤焦油为原料的加工企业也在增多，造成了煤焦油供应严重不足，价格一路攀升，直接影响了我县化工行业的经济效益。近几年来，我县化工行业相继连年亏损，相应的地方税收也在连年递减，形成我县煤焦油化工行业在经营上举步维艰的困难局面，再加之高污染、高能耗等因素，此行业的发展前景令人担忧。另一个较大的行业金属镁加工行业是我县的新兴产业，主要是以我县丰富的镁资源为原料进行初加工，技术含量低，工业附加值低，且属于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的行业，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受国际市场影响，我县镁厂也相继停产关闭或者艰难度日，提供的税收十分有限。企业经营利润率低，是我县地税收入增幅缓慢的又一重要原因。
三是地方税收的主体税种增幅缓慢。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是地方税收的两大主要税种，其增幅对整个地方税收的增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我县情况看，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增幅明显小于其它税种的增长幅度。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县地理位置偏远，再加上消费水平不高，第三产业的发展空间受到限制，难以产生新的税源，另一方面是征管中尚有漏洞，特别是对房屋租赁等行业的征管不到位，造成了部分新增税款的流失。
四、保持地税收入稳步增长的对策和建议
保持地税收入稳步增长，为地方经济的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认为应从下几个方面来进行。
1、加快经济发展,增加税收总量。经济决定税收。要想增加税收总量,必须增加税源、扩大税基。而增加税源、扩大税基就必须大力发展经济。所以加快经济发展是进一步开拓地方税收收入的前提。我们要抓住时机,用好政策,创造条件,发挥优势,积极快速地发展经济。要加快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步伐,实施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发展战略。税收收入主要来源于社会的净增加值,因此提高经济效益是开拓地方税收的关键。这就要求我们在加快经济增长的同时，转变思想观念，尽快使企业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增强企业产品的科技含量，不断提高企业经营利润率，这样才能使经济和税收共同增长。
税收征管趋势篇7
关键词：房地产业税收管理强化
一、山西省大同市房地产税收发展现状
大同市房地产行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增长态势。2006年全市房地产投资为21．42亿元，环比增长46．6％，其中住宅投资为15．44亿元，环比增长21．3％。2004年至2006年房地产投资平均增速为50．47％，住宅投资在房地产投资的比重保持在55％以上，住宅建设是大同市房地产投资的主要方向。
随着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房地产税收收入大幅增长，已逐渐成为大同市地方税收的重要来源。只有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才能“保”住经济税源，才能保证地方税收持续、稳步增长。
1房地产业税收发展主要特点。一是税收总量逐年扩大，增长速度逐年加快。近年来，随着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房地产税收总量逐年扩大。2004年，大同市房地产税收总量仅为4484．07万元；2005年达到6140．42万元，同比增收1656．35万元；2006年达到9935．41万元，同比增收3794．99万元。与此同时，房地产税收的增长速度也逐年加快。一是房地产税收历年同比呈高速增长态势，2004和2005年的增幅分别为36．94％和61．80％；二：是2005年由于在建工程较多，峻工面积和销售面积回落，房地产税收比上年增长36．94％，而地方税收比上年增长55l88％，低于同期地方税收总体增幅18．94个百分点；2006年房地产税收比上年增长61．80％，远高于同期地方税收增长。二是所占比重较小且小有起伏，贡献份额整体上呈逐年加大的趋势；三是各税种普遍增长但增幅不一，所占比重差异悬殊；四是各地发展很不平衡，增幅比重泾渭分明。从2006年全市情况来看，该市房地产业税收在县(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一是各地房地产税收的增长幅度不平衡。全市房地产税收增幅为61．80％，高出地方税收增幅40．03个百分点，城区、南郊、开发区和市级等市中心区房地产税收增幅为55．98％，高出地方税收总体增幅31．82个百分点。其他县(区)虽基本趋于增长态势，但增幅较小。二是房地产税收占当地地方税收的比重不平衡。2006年城区、南郊、开发区和市级组织房地产税收8876．05万元，占到全市房地产税收的89．34％，也就是说全市房地产业的发展格局是以市区为中心，其中城区、南郊、开发区和市级组织的房地产税收占全市房地产税收的比重分另为15．57％、30．68％、16．01％和26．89％，而其他9个县(区)仅10．66％，像大同县、灵丘县、左云县房地产税收占其地方税收的比重不到1％，而占全市房地产税收的比重也不足1％。
2．房地产业地方税收征管中存在的问题。房地产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它具有广泛的产业关联性，可以带动多个产业部门的发展。但是，由于房地产行业经营的特殊性和会计核算的复杂性，加上房地产税收涉及的税种多，征管的难度大，成为税收征管工作的难点。一是纳税人纳税意识不够，偷、漏税现象比较严重；二是宣传力度不够，政策执行不能到位；三是税收征管力度不够，征管漏洞较为明显；四是部门协调配合不够，激励制约手段欠缺；五是政府干预过多，税款征收难到位。
3．房地产行业税收发展趋势分析。
(1)结合房地产行业本身所具有的产业运行特点分析房地产行业地方税收入趋势。房地产行业本身所具有的产业运行特点：一是地域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房地产市场需求就大，房地产价格就高。二是价格弹性，在一定时期内，当房地产价格出现一定幅度下降时，需求出现较大幅度的上升；反之需求会迅速下降。三是周期性，房地产市场要经历繁荣、衰退等发展阶段，并受经济发展情况影响。四是政策相关性，政策因素对房地产行业影响较大。从大同市的情况分析，经济发展水平将继续攀高，房价下降的可能性极小，目前大同市房地产行业正处于繁荣阶段。
(2)结合大同市房地产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房地产行业地方税收入趋势。近年来该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较快，房地产市场运行总体是健康的。首先，大同市仍是地处内陆经济欠发达地区，房地产市场形成时间不长，以居住为目的是购房的最重要的消费动机。其次，近年来大同市提出经营城市的理念，政府对土地进行公开拍卖，土地价格相对稳定。三是随着居民购房能力的提高和城市化进程速度的加快，房地产业在未来几年将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态势。据大同市“十一五”规划，到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将达到14000元，比2005年增长64％，人均住宅面积达到28m2，从2006年起全市每年需建住宅180万m2。“十一五”期间大同把对棚户区改造作为重点。这样在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达到28平方米之前，会保持较旺盛的住房需求。
(3)近期房地产税收收入形势预测。如近期国家没有新调控政策出台，可以判定：一是受房地产业总体发展带动，大同市房地产税收将持续增长，占地方税收比重有所上升。二是受大同市城市规划影响，新兴热点板块逐步形成，区域问房地产业走势良好，房地产税收将会进入一个加速增长期。三是伴随着房地产项目向城区外拓展，税源在区域间流动增加，以及外资和新注册企业开发项目增多，势必导致企业所得税向国税转移，地税收入减少。
但也不可忽视宏观政策变动的影响：一是前期政策执行滞后效应逐步呈现，房地产开发投资和金融信贷投放速度放缓，将对部分地区房地产税收产生持续性影响；二是新的政策出台，短期内改变房地产需求和供给，对房地产税收某些税种收入将产生较大影响。
二、强化房地产税收管理的对策
1．以税源管理为核心，强力推动房地产税收管理上台阶。
(1)明确机构，清晰权责。按现有机构设置，确定房地产税源管理、税收征管、税款征收和税务稽查四个岗位，明确各岗位工作职责及信息交换办法，防止征收和管理混淆、管理和稽查“打架”。更新管理理念，改变层层审批的“金字塔”式管理，建立以税源管理部门为信息采集中心、资料建立中心、各部门分工配合、环环紧扣的链条式“扁平状”管理，实现内部整体协调，房地产税源、征、管、查管理的一体化。
(2)突出重点，把握关键。一是全面采集涉税信息。加强部门联系，掌握城市规划、土地管理及商住房信息，建立本地房地产宏观税源档案；采集房地产开发的动态和静态信息。具体包括开发形式、纳税人基本情况、立项开工证明、土地面积用途、建筑成本进度、预售情况、销售进度及各环节纳税申报情况等，按项目分户建立“一户式”税源档案；分地段、按门牌号采集旧房交易、出租信息，建立旧房税源档案；二是加强税源分析比对。根据掌握的房地产开发宏观及微观税源信息，分析预测本地实际税源及实现进度。
(3)优化手段，搞好结合。一是要优化税源管理手段。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推行电子信息化管理，建立电子信息档案，将管理的触角伸向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覆盖各个环节每个税种，形成信息联网，对整个房地产税源实施动态和静态的税源监控。二是要搞好结合。通过对税源信息的综合运用，充分发挥税源管理的结合效能作用，与纳税约谈、纳税评估等管理手段相结合，与房地产税收预测和制定税收计划相结合，与加强源头控管和统计分析相结合，与税收执法水平评估相结合，与税务征管档案管理相结合，全面提高税源管理水平，推动税收管理上台阶。
2．以综合治税为平台，着力开创房地产税收管理新局面。
(1)密切部门配合，善于外部借力。地税部门要充分利用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等提供的房地产权属登记信息，建立健全房地产税收税源档案及房地产税源数据库，加强房地产税收征收管理。要简化办税程序，采取纳税人直接到指定点申报、邮寄申报、电子申报等多种申报方式，优化纳税服务环境，方便纳税人申报纳税。相关政府职能部门要及时向地税部门提供房地产权属登记的有关文件、资料，将房地产税收征收纳入房地产权属登记流程。一是国土资源部门要将土地年度利用计划于年初向地税部门提供。批准占用土地，应及时向地税部门提供批准用地文件或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其他相关资料，占用耕地的，必须要求用地单位提供耕地占用税完税或减免税凭证；以土地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还必须提供契税、印花税完税或减免税凭证，方可办理用地手续。在办理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时，必须要求转让方提供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国有土地)、印花税完税或减免税凭证，受让方提供契税完税或减免税凭证，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方还必须补缴契税，方可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在采取拍卖方式出让土地时，应通知地税部门参加。二是房地产管理部门批准房地产开发公司出售商品房时，应向地税部门提供文件及备案情况资料。在办理房产交易手续时，必须要求交易双方提供相关房地产税收完税或减免税凭证；对新购商品房，要求购买者提供契税完税或减免税凭证以及销售不动产发票。三是财政部门要积极支持和协助地税部门加强房地产税收征收管理，给予必要的经费支持，对国土资源、房产管理部门因配合房地产税收管理工作而增加的支出给予适当补助。
(2)强化信息建设，推行电子管理。税收的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离不开信息化手段的支撑。因此，实现房地产业、相关税种征收管理数据的收集、分析、处理和传输，推行网络和电子管理，是可行的也是大势所趋。一是信息化建设要双轨运行。针对房地产企业，既要有房地产税收管理软件，又要有纳税人申报软件，两套软件要能兼容，实现管理互动，解决税收管理中税务机关长期唱“独角戏”的被动局面；二是房地产税务管理软件要具备以下功能，房地产税源数据库的建立，以各环节各税种的纳税评估、分析监控，纳税人申报信息的比对，房地产税收收入统计，税务管理、政策执行效果分析评价等，既要解决税源管理、收入分析和对征管质量的评价，同时要实现对税收执法的监控，使税务电子管理成为对纳税人和税务人员双向监督的“双刃剑”。
税收征管趋势篇8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效应分析
[中图分类号]F812.42[文献标识码]B
一、引言
近年来，关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上调的问题引起了政府、学术界、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蒋大鸣（2015）认为起征点上调应该考虑家庭平均收入的问题。张育彪（2015）认为自2011年个人所得税上调后，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32%，但个税起征点5年没变，没考虑物价涨幅、吃、住、行等基本家庭支出的大幅增长。董明珠（2015）认为提高个税起征点可以让工薪阶层有更好的消费能力，然而仅仅靠涨工资的方式对收入提高不明显。俞学文（2015）认为3500元的个税起征点低，造成很多低收入群众需缴纳个税，负担比较重。对绝大多数工薪阶层中的低收入者来讲，相当一部分上有老下有小，教育、养老、医疗、买房等生活必要支出压力不小。他建议应该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征收。社科院（2015）指出起征点的设定要充分考虑中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费用，并随物价上涨而相应上调。以上代表、学者的观点均认为应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而财政部部长楼继伟（2015）认为目前个人所得税的税制存在不合理的情况，不应该单纯地提高个税起征点，这样有失公平，应该加紧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税改革。2016年“十三五”规划也指出要在缩小收入差距的基础上，加快建立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毋庸置疑，起征点的上调不仅关系到居民的生活质量、消费水平，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差异和整体经济水平。
二、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改革的历史和现状
个人所得税的改革主要表现为起征点的调整，也可以理解为工资薪金所得费用的扣除调整。我国个税起征点自1980年确定为800元后历经了三次调整：第一次个人所得税改革为2006年，起征点由原来的800元提高到了1600元，2006年全年共完成2453.71亿个人所得税收入。第二次改革为2008年，起征点由1600元提高为2000元，2008年个税收入为3722.31亿元。第三次改革为2011年，沿用至今。起征点调整为3500元，2011年个税收入为6054.11亿元。目前，我国对于个人所得税有三种征收方式：分类征收制、累进税率与比例税率相结合以及源泉扣缴与个人申报相结合。
（一）分类征收制
分类征收即“分别征收，各个清缴”的方式。根据收入来源的不同，我国将纳税人的收入分为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劳动报酬所得等11项内容。为了达到分类征收的目的，税法对11类项目规定了不同的税率和费用扣除方法。该征收方式的优点是便于征管，缺点是客观上加大了贫富差距，即那些收入单一的工薪阶层成为缴税最大的群体，而收入多元化的高收入群体则缴税较少，出现了收入分配的不公的现象。
（二）累进税率与比例税率相结合
累进税率遵循量能负担的原则，即多收入多缴税，少收入少缴税。该方法可以调节纳税人的收入差距。目前，工资薪金、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以及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采用此种方法。比例税率即针对同一征税对象，不论数额大小，都采用一个比例征税。该方法计算简单，方便征管，节约人力和物力。如稿酬的税率就适用于比例税率。目前我国的比例税率分为：行业比例税率、产品比例税率、地区差别比例税率、幅度比例税率等。
（三）源泉扣缴与个人申报相结合
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对纳税人的应纳税额分别采用源泉扣缴和自行申报两种方法。对于应在纳税支付环节实施代扣代缴的，由扣缴义务人履行扣缴义务;对于取得应税所得没有扣缴义务人的、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从中国境外取得所得等情形，由纳税人自行申报纳税。
三、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个人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总额的比重偏低
自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以来，起征点的三次提高虽然从宏观上带动了个人所得税收入的增加，但它的提高也在客观上削弱了我国公民的纳税意识，使避税逃税现象与日俱增，个人所得税收入占税收的比重持续偏低。如下表所示。
个人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总额比重统计表
从上表可知，2006-2015年的个人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总额的比重一直在5%-7%之间，并且呈现下降的趋势。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个人所得税所占比重较低，个人所得税要想成为我国的主体税种还有待提高。
（二）工薪阶层成为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
1.“高薪酬者”与“高收入者”混同
起征点也可以表述为是工资薪金的费用扣除，由于工资薪金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所以它一直是老百姓关注的热点。据财政部报道，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中，工薪所得是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占个人所得税收入的比重达到六成。而工薪阶层中，80%的个人所得税来自中低收入人群，违背了“高收入者多缴税”的纳税宗旨。
造成工薪阶层成为纳税主体最关键的原因在于：目前对“高收入者”与“高薪酬者”的混同。我国对“高收入者”还没有准确的定义，贾康（2015）认为现实生活中，我国大部分高收入者恰恰不是以薪酬形式获取收入的群体。高收入者的收入大部分来源于他们对于股票，不动产等的投资，还有一些高收入者自己本身就是老板，他们经常会象征性的给自己开一些工资，并把工资定在起征点以下，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不违背立法的情况下合理避税。
2.我国对高收入人群的征管措施不完善
起征点的上调虽然降低了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却在调节高低收入分配的同时，让更多的高收入者产生了“合理避税”的心理。我国的公民纳税人纳税意识普遍不强，大部分人认为纳税与他们无关，许多高收入者利用法律漏洞偷税、漏税，当然这归根结底是因为我国的征税措施不完善，尤其对高收入人群的征管。在美国有非常严密高效的信息稽核系统和双向申报制度，尤其是对税务犯罪的行为处罚更为严厉，因此美国的纳税人可以自觉申报纳税。在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上，美国和我国的税源恰恰相反，主要来源于占少数比例的高收入群体，整体约2/3的公民都缴纳了个人所得税。可见我国个人征信制度的不完善是导致高收入群体有恃无恐的重要原因。
3.“灰色收入”造成税款流失
因为高收入者的收入大都表现为多元化、隐蔽化和分散化，政府无法对其进行全面监控，这种收入通常被称为“灰色收入”。目前对于“灰色收入”的范围，我国还没有给出统一的说法，根据常修泽（2010）认为“灰色收入”是指制度中没有明确规定，但是获取的渠道合法正规的收入。高收入者正是利用这个空隙将大部分收入游离于税法的调控之外，使我国流失了大部分高收入者应该被调控的税款，从而拉大了收入差距。
（三）存在“一刀切”问题
1.未考虑家庭负担因素
我国个税的起征点设计没有针对不同的社会负担情况给予规定。3500元的起征点，对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具有不同的意义。两个相同收入的纳税人，纳税能力是完全不同的;亦或者对于两个纳税能力相同的人，一个刚达到3500元需要缴税一个达不到3500元不需要缴税，带给家庭和个人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因此要考虑纳税人的个体差异、住房的供款、家庭赡养的人口、孩子的教育问题、婚姻、疾病等因素，这些因素简单来说就是生计问题。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生计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民生的发展，如果民生出现问题势必会影响国家的和谐稳定。所以如果忽略家庭因素，而对公民“一刀切”地进行费用扣除，不能达到调节收入的目的，反而拉大了贫富差距。
2.未考虑区域经济发展差异
我国幅员辽阔，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个人所得税的首要职能是调节收入分配，这不仅需要调整贫富之间的差异，还要调整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通过查阅2006-2015年的统计年鉴，发现这10年间，我国四大区域中城市和农村收入整体都呈现上升的趋势，但东部地区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明显高于其他三个经济区域，而西部农村居民的纯收入相对较低。经济发展差异使各个经济区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进而影响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和纳税能力。
3.未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
目前个人所得税征收制度并未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众所周知，Cpi是反映物价水平的重要指标。它的稳定有利于人民生活的稳定、社会的长远发展;它的波动容易造成金融体系的混乱，影响人们的消费支出。通过查阅2006-2015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发现10年间，四大经济区域的Cpi指数大致呈现相同的态势，但是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导致各自的波动水平不同。其中，西部和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城市和农村的收入水平较低，受物价变动的影响相对较高。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受物价的影响较小。东北地区农村经济发展较好，而城市发展一般与中西部经济大致相等，所以东北地区受通货膨胀影响居于中间位置。可见，物价指数对居民消费和社会经济的影响之深远，因此在设置起征点时应该对其加以考虑。
四、上调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效应分析
（一）上调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消极效应
1.降低了公民的纳税意识
公民个人所得税纳税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税收制度。我国公民受文化传统和经济政策的影响，纳税意识普遍不高，而起征点的上调在很大程度上会降低公民的纳税意识。我国是传统的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即消费能力较弱的低收入群体所占比重较大，消费能力较强的高收入群体所占比重较少，消费能力一般的中收入群体居于中间位置。而消费能力强的高收入群体由于其收入的多元化，会采用很多途径来隐藏自身的收入，其结果是收入单一的工薪阶层成为个税的主要来源。因此，提高起征点，并不能使这三大消费群体各自受益，反而会加重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压力，增强高收入群体逃税避税的心理，影响整个纳税群体的纳税意识。
2.未有效调节收入分配
基尼系数是用来综合评定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的指标，可以直接反映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图1为我国2000-2015年我国基尼系数统计图。
图12000年-2015年我国基尼系数折现统计图
从图1中可以看出我国的基尼系数自2000年公布以来数值一直在0.4以上，超出了国际贫富差距的“警戒线”。2011年起征点提高到3500元之后，我国的基尼系数呈现连续下降趋势，我国的贫富差距开始出现逐步缩小的态势，但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仍然居高不下，这非常不利于我国社会和经济的稳定发展。提高起征点，降低了应纳税额和平均税率，减轻了纳税者的负担。但这其实只对小部分中低收入者有影响，大部分高收入者反而因为平均税率的降低承担更少的税负。所以单纯提高起征点并不能有效调节收入分配，只会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同时加大工薪阶层的生活压力，使高收入群体得到更多的利益，不利于我国共同富裕的目标。
（二）上调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积极效应
1.刺激居民的消费和投资
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曾经说过：“消费是一切经济活动之唯一目的，唯一对象。”可见消费对经济影响之深远。起征点的上调意味着纳税额的减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也就是说居民的生活水平会越来越好，消费自然也会提升。
由图2可以看出，每一次起征点的改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每一次起征点的上调都会带给居民一定程度的消费刺激。收入的增加会刺激居民的消费，自然而然会带动居民将除去生活费用以外的资金用于投资发展，进而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2.缓解“两种背离”
受税制不完善，经济区域差异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我国在居民收入分配中出现了“逆向调节”的现象。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曾提出：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样才可以缓解“两种背离”的现象，缓解我国初次分配中政府、企业和居民的关系，使居民收入不再处于弱势地位，从而改善民生，加速经济发展。通过查阅2006年-2015年统计年鉴及相关资料发现，我国在2006年提高起征点后，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总体呈现下降的趋势，但在2008年和2011年提高起征点后比重出现了上升;同样个人所得税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在三次提高起征点后比重分别下降了36.9%，2.6%，13.5%。而劳动报酬占居民收入的比重整体呈下降趋势，在三次调整起征点后，比重稍有一定的回升。由此可见，随着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收入占居民收入比重的不断上升，劳动报酬占居民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起征点的上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两种趋势的背离。
五、对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建议
起征点的上调已经成为我国税制改革的必然趋势。但在改革中还需要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其他因素，来完善个人所得税中起征点的设置，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一）应该对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进行指数化管理
Cpi指数的变化影响着我国的通货膨胀和紧缩程度，决定了人们的货币购买力，进而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我国的四大经济区域由于Cpi指数的变化呈现出了不同的发展趋势。因此，在考虑调整起征点的同时应该考虑通货膨胀指数率的变化，并针对不同的经济区域发展情况制定不同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经济发展快的区域可以适当提高起征点，经济发展相对较慢的区域则可以将起征点维持在当前的3500元以上。
（二）对不同的收入群体设置不同的起征点
为了符合“低收入者不纳税，中等收入者适当缴税，高收入者多缴税”的个人所得税立法原则，应该在设置起征点时充分考虑高低收入阶层差。对不同的收入群体设置不同的起征点，尤其要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监管工作，以增加我国的财政收入，更大限度的使中低收入群体受益，缩小我国贫富差距。
（三）要将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与起征点的设置结合起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地区经济差异也越来越大。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较高，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较弱，东北地区呈现增长趋势。起征点的区域性设置尤为重要。
（四）起征点的设置应该考虑到家庭因素
家庭因素对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影响意义深远。我国可以借鉴西方国家个人所得税制度的设置，加紧推进个人征信制度的发展，这样才能加快推进以家庭为单位综合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改革，从而真正实现分类与综合征收相结合的征税办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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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朱涟莲.我国个人所得税制改革探析[J].宏观经济管理，2016（4）：51-54
税收征管趋势篇9
早在18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提出了“平等、确实、便利和最小征收费的税制建设四原则”，演变至今则成“公平、效率和经济稳定”三大原则。事实上，直到上世纪80年代税收原则仍未真正得到充分体现；许多国家的税制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低效率，越来越不公平。
近年来，税收原则在世界税制改革中的应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税收公平、中性和效率”原则日益突出。政府运用税收杠杆调节经济的作用逐渐弱化。
当美国1893年设立所得税时，只有170页的法律和规定。而现在美国为堵塞漏洞，防止税收流失，其税法已扩为17000页的法律和规定。最近。美国国内收入局每年要求纳税人填写的各种纳税申报表达80亿页，所有纳税人填表需要超过35亿小时，平均每人26小时。1986年为了简化税法，修改了2000多节。并创造了100多个新表格。即便如此，1992年仍有50%以上的纳税人需要专业人员的帮助申报纳税。然而，专业人员也难以得出正确的结果。据调查，1991年对假设的家庭财务状况，50个税务得出50个答案，1992年48个税务得出48个不同的答案，税负差异达2万多美元。美国是征税成本比较低的国家，征税成本仍然达到0.63%.1994年美国国内收入局共征税14000亿美元，而据《幸福》杂志报道，估算的征纳双方的税法遵从成本约5930亿美元（包括直接的征税成本、纳税人直接纳税成本和聘请专业人员申报纳税的成本）。但仍然制止不了每年数十亿的税收流失。至今，联邦税法复杂化，低效率、欠公平。透明度差、不稳定和不可预见性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后，美国于1998年进行了税务机构的改革，简化手续，提高效率，为纳税人服务。
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简化税制不仅是税种的减少，更是税制内容的简单明了。如俄罗斯对中小企业实行单一税，收入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许多国家都在考虑（包括美国）效仿。荷兰将社会保障税与个人所得税合二为一，刺激了纳税人的纳税积极性。现在，许多国家放弃了对中小企业和中低收入个人的征税，加强了对大企业的管理，“抓大放小”，实际是简化税制。公平税负和提高效率的重要体现，未来税制改革的原则将会在实质上得到运用和体现。
理论上讲，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税制都不应产生扭曲经济活动的结果。就是所谓的“税收中性”原则。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尽量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调控作用，减少税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这已成为许多国家税制改革的宗旨。
趋势二 宏观税负逐渐下降
虽然各国在税制改革中不断降低税率，但在上世纪90年代，世界各国的总体税负仍然不断上升。2004年的统计显示，宏观税负开始出现转折。2004年7月1日，欧共体统计局等部门公布了题为“1995～2002税制结构”的报告，内容包括了25个成员国各项税收指标。报告称，由于各国普遍的税制改革，尤其是降低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的税率，欧盟总体税负下降。25个成员国税收占gdp平均比重，从2001年的41.5%降至2002年的40.4%.
事实上，自2000年后。这种转变已经开始显现。最新报道指出，oecd国家的税负经过近30年增长后于2000年达到巅峰，为37.2%；之后多数成员国税负呈下降趋势。到2002～2003财年平均降至36.3%.如果不含社会保障税，根据对2003年24个主要国家的统计，宏观税负约为24.5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认为，税收收入在一般正常时期有一个理论性的合理界限，一般是指税收占gdp的比重不超过25%.如果任何国家的税收超过这一比重。将会产生严重的经济后果。但同时专家也认为，“税收存在绝对极限”的说法不完全正确，世界各国应根据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确定宏观税负的水平。例如，南非法定宏观税负在25%左右。美国认为税收负担的极限是每个家庭收入的25%.
事实上，随着现代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政府承担的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经历了增加和稳定的不同阶段，政府收入的需要也经历了扩张到稳定的不同阶段。政府对财政收入的需求不应该无限扩张，达到一定规模后就应该稳定并下降。因此，如无重大特殊事件发生，税收占gdp的平均比重达到一定点以后应该表现为逐渐下降的趋势。
趋势三 增值税改革继续扩张
增值税内在扩张机制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本世纪以来实行增值税的国家越来越多，已有140多个国家实行了增值税。随着施行增值税的国家越来越多，增值税的类型五花八门，各国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和税率都在调整中。
欧盟老成员国实行标准的消费型增值税。日本和澳大利亚实行销售增值税，名义上是消费税或销售税，实质上是增值税；印度从2005年4月1日开始实行有区别的联邦增值税和邦增值税，我国实行的是有选择的生产型增值税。
扩大增值税的征税范围格外引人注目。实行增值税的许多国家已从或正从有选择的征收增值税转向全面征收增值税。如，自2004年7月1日起，也门的生产者、进口商、批发商，商及提供商业服务的当地或外来服务者，都要就其生产、销售和提供服务缴纳增值税。
增值税税率变化出现了趋同运动，税率低的国家提高税率。税率高的国家降低税率。越南从2004年1月1日起增值税取消20%税率，保留三个标准税率：0%、5%、10%；白俄罗斯的标准增值税税率由20%降低到18%；4月1日，斯里兰卡2004年预算法案中包括了一揽子税改措施。其中较突出的措施是：从2004年1月1日起，斯里兰卡将10%、20%两档增值税率合并为单一的15%；同日，墨西哥联邦财政法典修改开始实施，原规定增值税有0%、10%和15%三档及各种免税规定。改为对食品和药品按8%的联邦税率计征。对杂志出版实行零税率，对其他应税项目一律按13%的联邦税率和2%的地方税率征收；从2004年5月1日起，捷克开始实施新的增值税改革方案，把增值税税率从原来的22%降到19%，同时把部分商品和服务的增值税税率从5%提高到19%.增值税税率调整将为政府增加收入。但对服务行业的影响不利——据预计，税制调整后将使该行业中的2万人失业。
提高增值税税率的国家都比较谨慎，税率提高的幅度都很小。例如，2004年1月1日，新加坡商品和服务税税率从4%提高到5%；秘鲁增值税税率从18%提高至19%.
各国无论实行增值税的时间早晚，都必将选择消费型增值税，这是实行增值税国家的明智选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认为。应将增值税设计成为一项充满活力、产生主要税收收入的税种。在设计增值税时。不应过分考虑税收照顾问题。因为那将会导致对许多商品免征税或实行低税率。研究表明，如果存在诸多的免税待遇。较多的税率和较高的税率。不仅无法实现增值税的既定目标，而且使税收征管相当复杂。因此，专家提出实行增值税单一税率。最多采用两个税率，强烈反对三个以上的税率。目前，欧盟国家和oecd采用增值税的国家都在尽可能采用单一和较低的税率。
也有欧盟专家针对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带来的税收问题，提出增值税由目前的消费地征税原则。改为生产地征税原则。欧盟也在试图进行实验。但是，这种根本性的改变会涉及税收管辖权等诸多复杂的问题，推广起来一定会困难重重。
美国有一名专家认为，增值税的管理就像一场噩梦。因此，没有实行增值税的国家视增值税为畏途。已经实行增值税的国家，费尽心机。提高增值税管理水平和降低成本的出路就是简化税制，提高偷税成本，降低纳税负担。扩大增值税征税范围，统一、简化和规范增值税制度，降低增值税税率，将是世界各国未来增值税改革的方向。
趋势四 降低税率，扩大税基的所得税改革仍将继续
世界税制改革中，所得税具有代表性税种的地位。降低税率。扩大税基的减税浪潮主要在所得税上体现。据oecd专家介绍，2004年，oecd国家的公司所得税平均税率已经降到30%，欧盟成员国的公司所得税平均税率已经降到31%.oecd国家的个人所得税平均税率已经降到44%，欧盟成员国的个人所得税平均税率已经降到48%.
在美国减税的带动下，许多国家在努力实行减税政策。例如，2004年8月6日，巴西政府出台了一揽子减税措施，旨在刺激投资、增加资金储备、振兴金融市场和减少因港口瓶颈问题给外贸带来的风险。
税收竞争的客观存在使公司所得税的减税浪潮猛烈冲击世界各国。例如，越南《企业所得税法》修改案实施，修改的主要内容是：从2004年1月1日起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内资企业所得税率从32%降至28%，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从25%增至28%，废除对利润汇出境外分别以3%、5%和7%征税的规定，并对企业扣除合理化：2004年1月1日，斯洛伐克《所得税法》修改方案实施，修改的主要内容是：对公司及个人所得税实行单一比例税率19%，取代了原来25%的公司所得税率和10～38%的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匈牙利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也从18%降低为16%；加拿大公司所得税的有效税率从23%降到21%；墨西哥的公司所得税税率和个人所得税税率都减少到33%，随后，于2004年4月1日。修改的联邦财政法典开始实施。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为30%.
也有分步实施降低税率计划的国家，例如，荷兰2004年9月21日公布2005年财政预算法案。其中税法修改部分包括降低公司税税率，从2004年度的34.5%逐步降至2007年度的30%.2004年。南非absa银行的一份税收研究报告指出，近年来，非洲撒哈拉沙漠地区13个国家税率降低了，但是税收收入却增加了，主要原因是税基扩大了。
由此，企业所得税税率继续降低的趋势仍然存在，未来几年会有新的突破。今年又有印度、墨西哥、罗马尼亚、印度尼西亚、荷兰、奥地利、韩国和丹麦等国家减低了税率。
个人所得税是调节个人收入水平的税种。更多地体现税收公平原则。贯彻对高收入者多缴税。低收入者少缴税的纵向公平思想。同时鼓励勤劳所得，限制非勤劳所得。2004年1月1日。乌克兰《个人（自然人）所得税法》修改方案实施，其中个人所得税税率从2004年1月1日起实行单一的13%的税率，从2007年1月1日起提高到15%.此税率适用于在乌克兰居民个人的任何来源所得。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表示，将从2005年开始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并简化税制：到2006年，意大利个人所得税将只有23%和33%两档税率，在实行新的税制后，意大利的个人所得税税负将是全欧洲最低的：2004年7月23日，巴西财政部宣布。总统已签署了降低个人所得税的有关法令。该法令与以前相比主要变化是提高了个人所得税费扣除额。使不少低收入的工薪人士免于缴税。因此减税的主要受益者是广大低收入的劳工阶层。这既是减贫的需要。也是刺激消费、启动经济的需要。2004年9月，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俄联邦税法修正案。修正案还对个人股息所得税做出调整，税率将从6%提高到9%，使食利者多缴纳税收，达到调节收入水平的目的。
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有许多难以解决的复杂问题，国际上有专家认为。改革所得税的方向是降低税率结构的累进性和通过缩小可允许的抵扣和减免税的范围来扩大税基。过高的边际税率不仅不利于实现收入再分配的目标，而且也扭曲了经济决策和减少了财政收入。根据各国税制改革的趋势。专家建议对个人所得税改革应减少税率档次（税率级次不超过3个）。减低边际税率（最高不超过30%）和缩小抵免税的范围。对企业所得税实施单一的比例税率，取消对部门或具体活动的减免税政策。
趋势五 “绿色税收”受重视
绿色税收是对环境保护税收的赞誉，上世纪50年代工业发展带来严重的污染问题，引起人们对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高度重视。环境税收有4种类型，分别为促进节约资源的资源税，限制污染的污染税，保护环境的生态税和筹集环保资金的综合环境税。已经有几十个国家征收各种形式的环境税收。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欧洲国家 方面征收二氧化硫税和二氧化碳税，限制对空气污染的排放；另一方面，对环保投资给予优惠政策支持。例如，荷兰规定，2003年环保投资可以抵免公司所得税，并可以加速折旧。今年5月，为降低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新西兰政府宣布，从2007年4月开始征收烟尘排放税，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征税的国家。瑞典决定从2006年开始在首都斯德歌尔摩征收交通拥堵税。
趋势六 世界性税收的设想开始涌现
自从联合国《千年宣言》提出向贫困、疾病和艾滋病等宣战以来，种种迹象表明，建立世界性的税收已被提上议事议程。2004年9月20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的消除贫困和饥饿世界首脑会议上，巴西和法国共同呼吁，国际社会应通过对武器贸易和金融交易征税来建立一个全球性扶贫基金。2005年1月份在“2005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一一为艰难抉择承担责任”会议上，法国总统希拉克提出征收“国际税”，用于艾滋病的防治。6月份，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国际数字团结基金会议上。许多非洲国家领导人要求发达国家对其数字技术交易征收“自愿税”，用于帮助穷国发展信息技术。
税收征管趋势篇10
作为最早的税收范畴，财产课税在历史上有盛极一时的辉煌时期，曾是奴隶社会中的重要收入，也是封建社会中最主要的税收收入形式。到了近代社会，其地位和作用逐渐下降，但仍是各国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近十多年来，在世界性税制改革浪潮中，各国对财产税制也有新的改革完善，向稳定地位、提高比重、完善征管的方向发展。分析下一世纪财产税制的发展趋势，也应是对世界税制未来发展的研究内容之一。本文试图从比较经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财产税制的角度，谈谈对未来财产税制发展趋向的想法。
一个税种或一个税系，究竟会如何发展，应当分析多方面的因素。一是社会经济政治情况的变化，包括经济制度、经济政策、国家职能、社会政局等众多方面。如前苏联及东欧各国在90年代末相继发生大的社会经济制度变化，税收制度包括财产税制当然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二是税制改革变动方向，包括税收在经济中的作用变化，税收政策和税制原则的变化，各税种或税系在整个税制中的地位的变化。如财产课税体系由原来是国家的主要税收，转变为三大税收体系中收入比重最小的税系，其在课税制度、课征范围、税率等方面就必须调整。三是各税种或税法本身的发展需要，包括其自身存在的问题，对问题或弊端解决的动向等。由于问题或矛盾是不断产生的，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出现，所以这也要求税收制度不断变革完善。
从各国财产税制的历史沿革和近年来的变动分析，财产税制的发展趋向大致可归为几个方面：
一、财产税制在整个税收体系中的地位呈稳定趋向
财产课税在各国税收体系中，仍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不可能再回归到原来曾有过的主体税种的地位。从发达国家来看，一方面由于强调运用税收筹集收入和调节经济的作用，因此调节力度较大的所得课税仍会继续成为主体税种；另一方面，从课税对象来看，所得的增加远比财产的增加要快，税源也较充裕，而且，所得税制在近几十年里，有多次重大改革，比较符合国家的经济发展。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仍会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财产课税作为配合的次要税种，在全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将仍会保持在8％左右。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大多数国家长期以商品课税为主，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积累的私人财产极其有限，加上税收征管的落后和财产法规的缺乏，不可能将财产课税放在主要税系的地位。其中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由于对财产私有制的认识不同于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也不可能重视财产课税。但是，发展中国家的这些状况肯定会有所改变，尤其是对财产私有的观念会发生转变；不过短期内变化不可能太大，这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财产课税在这些国家中的发展趋势是在稳定原有地位的基础上，随着财产课税税种的增加而适当提高其占全部税收收入比重，将由现今的5％以内上升到8％左右。
财产课税体系的地位稳定，还表现为它不会取消或被其它税种取代。有人曾预测不久财产税制会逐渐萎缩以至消失，一部分税种并入所得税系，另一部分税种并入流通税系，再废除一部分税种。笔者认为，这在未来的三十年内不会出现。首先，只要有私有财产存在，对其课税就要存在，尤其是按财产价值课征的财产课税。其次，历史发展已证明三大税收体系关联密切，尤其到了现代社会，对税收发挥各方面功能作用的要求更高。财产税制具有所得税制和商品税制所没有的功能和优点，能补充这两个税系的不足，不可能被完全废弃。再次，现实中一些国家还在新征一些财产税种以发挥其作用，也进一步表明财产税系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不会被取代。
二、财产税制作为地方政府主要税收收入的作用更加明确
财产课税作为地方政府主要税收收入的作用会进一步加强。发达国家无论是联邦制国家还是单一制国家，大多数财产课税的税种都归为地方政府，是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如美国各地方政府普遍征收一般财产税，也征收继承税或遗产税，其收入占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的80％左右。据oeCD的统计资料，美国地方税收中财产税占80％；加拿大占84.5％；澳大利亚占99.8％。发展中国家开征财产税的税种不如发达国家多，但也多把这些税种划归地方。在原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地方政府真正有权征收管理的收入，就是几个为数不多的财产税税种。在税收制度较为完善的国家，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也是财产课税，如土地税、房产税等。而且今后将会随着地方政府权限的扩大，增加一些财产税类的税种，或提高税率。
近十多年来，无论是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市场经济体制国家，还是刚由计划经济体制转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对中央与地方之间权限职责划分，尤其是财政分配关系的调整极为重视。在西方一些国家中，有些学者已提出国家调控经济作用的发挥，将由以中央政府为主转为兼顾调动中央与地方政府两个积极性，这就有一个需要确保地方财政收入的问题。美国、德国等联邦制国家，由于权力比较分散，地方财政相应地大一些；英国、法国、日本等单一制国家，需要扩大地方财政财力已受到重视。那么解决地方收入的办法之一，就是改革财产课税，在原有的税种以外，新增税种或适当调整税率。近年来一些国家开征或复征机动车辆税，按各地情况每年自选变动税率等，不但保证了财产课税仍旧作为地方政府主要收入，而且使税源更加广泛，税收收入额有所增加。在发展中国家，许多国家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渡阶段，地方政府的职能和权限，也日益受到重视，征收财产税、遗产税等税种，已成为一些国家改革税制和筹集地方财政收入的目标。
三、财产课税税种的选择在各国会有不同
财产课税是一个税系，包括一系列税种。作为同属一个税系，各税种在功能、地位及性质等方面，具有共同性或相通性。但因具体课税对象、课征范围等差异，各税种仍然会在许多方面存在着不同之处。而这些异同，又是各国在决定或选择税种时必然考虑的因素。因为税收制度作为一种分配制度，不仅受经济发展的影响，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各国的历史文化背景、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的不同，配合税种之间的差异，就必然决定各国对税种的选择是不会相同的。
从课税方式和范围来看，一般财产税课税普遍，课征范围较广，设比例税率，税收收入相对较多些，但计征比较麻烦，逃漏税严重，税负不公平；个别财产税中的土地税、房屋税，课税不遍及所有财产，课征范围相对较窄，但税收收入较稳定，不易隐匿虚报。而一般财产税与净值税相比，净值税公平合理些，但稽征手续却更为麻烦。所以，在税收征管手段先进、纳税意识较强、征管制度较严密的发达国家，多选择综合课征的财产税，尤其是近十多年来推广净值税。而发展中国家，则因为税源并不充分，纳税观念淡薄，征管制度和方法落后等原因，更多地会选择以土地、房屋为主要课税对象的分别征收的个别财产税。因为与其征一般财产税，还不如只针对某一项税源集中力量征收，相对成本较低，收入也有保证。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净值税，实际上在课税范围上与欧洲发达国家有较大差异，当然，公平分配的作用也是考虑因素之一。发达国家的财富集中方式，从总体上看不比发展中国家高，即发展中国家里少数人掌握的财富占全部社会财富的比重，不低于发达国家。甚至在近十多年里，发达国家有逐渐降低少数人集中大量财富比例的趋向，而多数发展中国家因富裕阶层在政治上的强有力地位，不见有多大下降趋势。而且，经济发达国家中，财产种类繁多，财富体现标志不仅仅是土地和房屋；而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多是农业国，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要素，更是主要的私人财产。所以，考虑公平财富的目的，经济发达国家以综合课征的财产税为多，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以征个别课征的财产税为多。这种情况，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新开征财产税时更加明显。
从课税对象来看，财产课税包括对财产拥有课征的财产税、净值税、土地税、房屋税等税种和对财产转移课征的遗产税与赠与税。经济发达国家普遍开征了遗产税和赠与税，而经济发展中国家，则有一部分尚未开征这两个税种。有些国家只征其中之一，如新加坡只征遗产税，加纳只征赠与税；有些国家时开时停。这里的原因，既有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低不同，也有税种本身的重点不同。土地税、房屋税、财富税等，都侧重于对人们现在拥有的财产课税，注重通过课税组织一部分收入和限制财富的集中。而遗产税和赠与税，是对财富发生无偿转移时征税，目的更多偏向于限制现有财富通过继承转移方式加强财富在少数人手中积累，避免加重贫富悬殊。所以与那些对财富拥有课税的税种不同，这两个税种大多采用超额累进税率，计算征收也麻烦些。正是因为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均富作用更加明显，加上计征的困难性，再基于社会人均收入水平不变等经济因素，发展中国家还有一些没有开征这个税种。另外还有历史文化因素影响。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儒家思想长期占主要地位，认为子承父业是天经地义，不象西方国家那样，认为继承是国家给予的权力而非天赋人权。这也是这些国家没开征这两个税种的原因之一。
简而言之，社会经济政治背景、税种本身特性等，决定了各国今后在选择财产税税种会有所不同。发达国家将以综合征收和净值税为主，发展中国家将开征或复征遗产税赠与税等税种，但多数可能只对遗产和部分赠与征税，如现在新加坡的遗产税制。
四、财产税制征管制度将进一步完善
财产课税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征管漏洞比较多，不仅发展中国家如此，发达国家中也有不少逃避税现象。这是财产税制的税收收入难以提高的主要原因之一。今后，财产课税发展趋势的重要方面，就是各国会普遍加强对财产课税的征收管理。因为，经过几千年的历史，财产课税在税种配置方面已不可能再有大的变动，趋于稳定；而其在税收体系的地位作用，也因为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而基本稳定。如前述，财产课税既不会再有以前作为主体税种的辉煌，也不会后退到完全废置的地步，它仍然以其独特的地位而存在。那么今后的发展重点肯定是如何稳定其收入和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了。而改进和加强税收征管制度的管理，就理所当然地变得重要了，何况现实生活中财产课税的主要矛盾和问题也体现在这里。
加强征管制度改革，首先要有健全的法规和严密的财产登记制度。这在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财产法规的建立和完善是这些国家的当务之急，否则对财产课税就没有立法依据和法律保障。财产登记制度将逐步推行一名登记制。
计税基础的合理确定，是课税得以顺利进行的保证。财产课税以估定价值为计税基础，已是国际惯例，问题不在于选择哪种价值为估价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全面、真实、可用的财产资料，否则再好的方法也用不上。而资料的欠缺和零散，也是发展中国家目前的难题，发达国家在这方面要相对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