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思维的定义篇1
关键词：思维；文字差异
中图分类号：H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8]09-051-02
作者：温宏社，陕西教育学院外语系教师、硕士；陕西，西安，710061
一、引言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家、心理学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深感兴趣并争论不休的问题。从公元前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开始直至今天，仍未定论。概括起来，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种理论：第一，语言决定思维，思维只能在语言基础上进行；第二，语言对思维有较大影响，对思维起着指导和调节的作用；第三，思维决定语言，语言是在思维基础上产生的；第四，思维即语言；第五，语言和思维的关系错综复杂，二者间的作用既非单向的。也非直接的。
语言和思维究竟是什么关系?笔者同意这样的观点：思维的载体是语言，同时语言也反作用之思维。思维创造了语言，语言又影响了思维。语言符号当然更是人类思维的产物，它对人类思维的作用也是两方面的，既有刺激的作用又有规范的作用。文字是语言的一部分，它的产生，发展也必然影响思维方式。英语和汉语分别属于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它们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符号系统，作为视角符号系统一文字，汉语是表意文字，英语是表音文字。两种语言都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它们所属的两个民族在漫长历史长河中，由于各自所处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背景等诸方面而不同，他们用各自的独特的方式观察世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因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带有民族色彩的语言体系，孕育出各自独特的思维方式，从而造就出各自独特的文化氛围。思维方式不同其结果是语言方式不同，而语言表达方式不同又反过来直接影响着思维方式。因此，有学者甚至认为文字是文化的基因，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是从文字体系的不同开始的。
下面笔者从中西文字差异的角度来探讨其对思维方式的影响。
二、文字的差异
中西文字的差异主要体现在音、形、义、语法四个层面。
在语音层面，最突出的特点是：汉字是单音节，同时汉字每字都有声调，而且严格地分一、二、三、四声，是规定的，也很规则，而且它的声音很响。而印欧语既有单音节，又有多音节，无声调之区别，但有轻重音之分。
在字形层面，汉字是惟一现存的象形文字。汉字的结构是一种方块形、建筑型的结构，是立体的。它的笔划是上下左右都可以通，各种笔画几乎多和某种实物有联系，所以有很强的具象性。而西方文字，以希腊字母为例，它借助于菲尼基字母，它是完全符号化的，因此它具有高度的抽象性。
在字义的层面，汉字的立体结构导致汉字的总字量的有限性，不能随时根据语音造出新的字(词)，也正因为如此，汉字常常采用一字多义的办法弥补。一字多用，字义就容易宽泛、笼统。而西方语言的造词功能很强，有很多种构词方式如：派生、合成、拼缀、缩略、逆构词法等。这样，西方文字的多义词相对少得多，新造词能满足西方人表达比较确切概念的需要，而且很精确，但相对而言，词的分类要多一些。
在语法层面，汉语文字在词法方面没有性、数、格、时态、前缀、后缀等，这使得汉字的定位功能相对灵活，也造成汉字具有很高的创造性。而印欧语系有严格的性、数、格、时态、前缀、后缀，以及主谓宾定补状，词的定位灵活性差，词的位置限制性很大。因此汉语的词法和语法都不发达；而西方语言的词法，语法系统比较发达完备。
总而言之，英语和汉语分别属于不同的语系，各有自己的思维特点。英语是声音语言，汉语是形象语言。英语强调刚性定位、固化指谓，汉语强调意义的积聚性。英语多为形合句，汉语多为意合句。英语是线性因果推理，汉语是因果相生推理。英语是原子论语言结构，注重单词、句子、段落之间的关系，汉语注重整体定位法，强调位置的重要性。英语求衔接而多推理，靠逻辑而非灵感，重论证而轻直觉：汉语求简捷而少推理，靠灵感而非逻辑，重直觉而轻论证。
三、文字与大脑
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的语言符号。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形象，也可称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也可以称为语言思维。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
文字有三个方面：字形、字音、字义。研究发现，字音作为语音，主要由左脑语言中枢处理。字义则由右脑处理。拼音文字字形由左脑处理，汉字字形由右脑处理。文字作为字形、字音、字义的综合符号系统，左、右脑都参与了处理。现代的计算机核磁扫描，也证明也这一点。但是使用表音不强、有序不强汉字的人，则偏重使用右脑。研究也表明如果由左脑处理汉字则比右脑慢得多，如果由右脑处理拼音文字则比左脑慢得多。
研究还表明，不管信息是以什么方式进入大脑的，一般人的左半脑处理的是有序性信息，而右半脑处理的是各种继续性即混沌信息。生理研究也表明，大脑左半球的神经元的分布排列整齐有序：大脑右半球相应位置的神经元的分布排列，不如前者有序。
拼音文字具有很强的序列性，所以由左半球处理，而汉字类似象形文字，有序性不强，由右半球处理。汉字与拼音文字它们的词意都是由右半脑处理，看拼音文字字符和理解词意必须左右脑并用，看汉字则主要用右脑，它的表音功能不强。拼音文字利于大脑的均衡发展，左右脑不同功能的并用才是科学的用脑方法。
因此，文字的差异可以对大脑不同区域产生刺激。中西方人长期接受这种不同的刺激，使大脑的某些局部区域发达，从而为中西方思维差异奠定了生理基础。
四、文字差异与思维
关于思维方式差异的分类很多，笔者在这里只探讨几种最主要的思维方式：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综合思维和分析思维。
(一)文字与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
中国人侧重形象思维，而西方人侧重抽象思维。导致这种思维差异的主要根源是：西方语言和汉语分别属于不同的语系，各有自己的特点；汉语是形象语言，英语是声音语言。
汉语以形象为主导，汉字是象形文字，“六书”就以象形或取象为主，都是对客观自然现象的模仿，指事也以形象一符号显示自然关系、模拟自然关系。会意则是对事态的复杂关系的显示，不是单纯的象形。这基本上决定了汉字的形象性。转注、假借则是语义的延伸，是把象形文字的形象性延伸出去。语义的延伸也代表了形象的延伸。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抽象思维的习惯，使之抽象思维特别发达。
(二)文字与综合思维和分析思维
中国人重综合思维，西方人重分析思维。综合思维是指在思想上将对象的各个方面联系并综合起来。分析思维则指在思想上将一个完整的对象分解成各个组成部分，或将其属性、特征等各方面分开考虑。
汉语以单音节为主要的意义单元，并表现为字的形象。因此，形象语言则以字的形象决定字义。汉语中一音多词现象很普遍，形象语言中的声音独自看来是模糊多义的，必须整体上把握。汉语很注重整体性，个别现象反而变得很模糊，导致意义的多样性。汉语采用相对定位原则，用相对定位来规定词与词之间的关系。因此汉语是整体定位法，强调位置的重要性。汉语的条理是隐性的。整体决定部分，对整体了解越多，对个体了解也就越多。整体与个体之间互相决定。
英语把元音和辅音组合为音节，然后形成意义单元。因此，声音语言是以声音组合来决定字义。英语中，一个形象(即一个意思或意义)可有多个声音与之相应，声音语言中的意义独自看来是模糊多义的。声音必须要有意义，要掌握声音的意义，必须产生概念，人们依赖这些约定俗成的概念进行定义和推理。英语强调固定不变的指谓，每个意义必须加以固定而不能积聚，于是能够产生多元的概念系统和理论系统。英语则必须用明显的语法结构来表达现象，强调词的形态。
汉英语言这方面特征的差异可以使中国人长于综合性思维，而英国人长于分析性思维。
形象思维的定义篇2
【关键词】抽象；形象；思维；记忆；方法
数学这门学科长期以来给学生的感觉就是抽象、枯燥、冰冷的东西，为了改变学生对数学的这种看法，我尝试着将一些抽象的数学概念形象化与具体化，经过多年的尝试教学我发现这是引导学生开启数学大门的一把金钥匙，一下就是我这几年如何将抽象概念形象化与具体化的一点经验小结。
人认识事物过程一般都是由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感性认识是人们在实践过程中，通过自己的肉体感官（眼、耳、鼻、舌、身）直接接触客观外界，引起许多感觉，在头脑中有了许多印象，对各种事物表面有了初步认识，是认识过程的初级阶段和初级形式。理性认识是认识过程的高级阶段和高级形式，是人们凭借把握到的关于事物的本质、内部联系的认识，理性认识相对于感性认识而言。是指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阶段的认识，是人们在实践基础上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全体、内部联系的反映。理性认识是认识的高级阶段，是由感性认识发展而来的，它表现为一系列的抽象、概括、分析和综合的过程。教学是符号抽象概念定义的综合书属于人认识事物的该机阶段，为了让处于初中年龄阶段特别是初一的学生，作为教师应做好引导学生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发展的梯子。
人的记忆方式有形象记忆和抽象记忆，形象感知是记忆的根本。它是指以感知过的事物的形象为内容的记忆。它是以感性材料，包括事物的形状、体积、质地、颜色、声音、气味等等具体形象的识记、保持和重现形象感知是记忆的根本。它是指以感知过的事物的形象为内容的记忆。人的记忆都是从形象记忆开始的，儿童出生6个月左右就会表现出形象记忆，形象记忆是超大容量和快速且永久性的，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感觉记忆一幅画和照片比记忆一段文字和符号要容易得度偶且很难忘，而我们的数学一般都是一些符号和文字的组合，所以数学即便是一个很短的公式或一个很短的概念与定义学生都很难记住，所以在给学生讲解数学定义和概念时我一般都把定义变成图形，如轴对称图形，我先用一张纸先画好一个轴对称图形，然后在学生面前展示一系列的轴对称图形，让他们首先在脑中有轴对称图形的形象，然后再拿出事先在纸上画好的轴对称图形讲解轴对称图形的定义，一边讲解一边将纸对折讲解。以后只要我将轴对称图形的定义时他们就会和我做一样的手势来记忆轴对称图形的定义。
数学思维的发展呈现年龄特征，要经历直观行动思维，具体形象思维，抽象逻辑思维等阶段，在整个初中阶段学生的数学思维获得徐苏发展，抽象逻辑思维占据优势地位，初一年级学生年龄特征，与思维特征可说是由形象思维到抽象思维的一个过渡年龄，初一新生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对具体数据比较敏感，如果把具体的数据变成字母他们就理解比较困难了，比如小明买了a个苹果b个橘子我问小明共买了几个水果，对于基础较差的学生就比较难回答了，对此类问题我在教学是先把a换成3，把b换成2，此时学生都能回答是5个，此时我又会问5是怎么来的呢？学生回答3+2=5，这时我就引导学生现在将3换回a，2换回b，于是他们很快就能答出是a+b个水果。
数学学科中常有许多抽象的概念与定义，初为人师的我每当讲到这些抽象的概念和定义时，看到学生一脸茫然的眼神我都很无奈，比如初一的有理数运算，让刚踏入中学的小学生们很迷惑，其实在有理数的运算中只比小学的混合运算多了一个负数，但对于初次接触负数的学生会感觉负数很抽象，他们不知负数是个怎样的东西，对于正处于由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转型的初一新生作为老师应该将抽象的东西形象化，形象思维是对形象信息传递的客观形象进行感受，存储的基础上结合客观的认识和情感进行识别并用一定形式手段和工具创造和描述形象的一种基本思维形式，它要用能为感官所感知的图形，图像，图或形象性的符号去表达，对有理数的运算我借用数轴这个形象的东西，以数轴为载体进行运算，比如2-3，如果单纯的告诉学生运算法则，则有很多学生就会得到1这个错位答案，于是我说把2放到数轴上去2-3可以理解为数轴上2所对的点向左走3个单位，那么，学生很快就会找到是-1，2-3也可以理解为比2小3的数，让学生运用形象的数轴进行有理数运算，在运算的过程中让学生自己得出有理数运算的法则，由学生在自己多次的实践过程中得出的经验法则是很难忘记得，这样就做到了由形象思维到抽象思维的蜕变，比教师死的去强化计算的法则效果好很多，结果是事半功倍，所以在有理运算的运算这章里我的学生运算的准确率都很高。初中阶段有许多数学概念让处于十二三岁年阶段的学生都感到很抽象，其中平方根的定义是令学生最费解的，即便是到初二许多学生还是不明白，为了让学生明白我尽量使平方根这一概念形象化，X2=a是一个平方运算，而平方根就是平方运算里的东西，我们不妨把X2形象地看成一盆花，2看成是叶子和花，X在底部形象地看成花的根部，由植物的根部引向平方根的概念，X2=a，根是指X，X是a的平方根，把平方根的定义具体形象化后再完整的讲出平方根的定义：X2=a如果一个数的平方等于a那么这个数就是a的平方根。通过这一具体化的过程不但让学生掌握了平方根的定义而且还让学生知道若要找平方根一定要去找平方运算，因为平方根是平方运算里的，这一平方根的概念不但深深的扎根在学生的脑海里还让学生形成了如何去求平方根的方法。
对面五颜六色的苹果，柑橘、香蕉……我们都说“水果”甚至说“植物的果实”面对千姿百态的大雁、海燕、仙鹤、天鹅……我们却说飞禽甚至说“鸟纲”这是不是有点儿没趣生硬，我们的数学概念如不经教师形象主动地讲解就会给学生“冷冰冰”的感觉，因为概念是人类对一个复杂的过程或事物的；理解，它超越了眼前看到的现实跑到了它们的背后，甚至“脱离”了它们，所以作为一个数学教师应该运用学生能感知的东西将抽象的冰冷的概念，直观化，生动化，让学生在已有的形象思维的基础上形成抽象思维，抽象思维是一种重要思维类型，具有概括性，间接性，超然性的特点。
从初一到初三我带过两届学生，第一届学生我在教学中摸索，第二届学生我结合自己做学生时的读书方法与教学中总结的经验，体会到作为一名数学教师如何能将抽象的概念形象化，生动化，具体化是多么重要，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要让学生对数学产生兴趣最起码要让学生明白课堂上所讲的内容，只有明了所讲的内容才能感受到学习数学的乐趣，形象的方法让学生轻松的理解概念，然后以概念为起点去进行思维，进而由抽象概念上升具体概念，只有到了这时，丰富多样，生动具体的事物才得再现，温暖取代冰冷背后这样就会更好地激发学生的数学思维。
参考文献：
[1]《数学哲学》康德
形象思维的定义篇3
引言
在工程制图教学中渗透着丰富的哲学思维，如用归纳与演绎的方法定义基本形体，用抽象思维的方法认识组合体中基本体投影视图的封闭线框，用形象思维的方法认识组合体的构型设计以达到与美学融合的目的。如果教师有意识地将哲学思维贯穿于教学过程中，可以更好地拓展学生学习的思维模式，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程度。
1基本形体的归纳与演绎
组合体是由若干基本体按一定的相对位置经过叠加（包括相贯）、挖切或两者综合使用的方式组合在一起构成的形体。（图略）所示的支座，由圆筒Ⅰ、底板Ⅱ、支架Ⅲ和肋板Ⅳ等4个基本体组合而成。要对组合体结构有更清楚的认识就必须先了解基本形体的概念，而概念是思维的元素，学生的思维都是借助于概念进行的，在学生的认知结构中概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明确基本形体的定义是至关重要的。
1．1归纳基本形体的定义从组合体中分解出的基本形体除一般的棱柱、棱锥、圆柱、圆锥、圆球、圆环（图略）之外，还会有底板、支撑板、弯板、筋板和搭子等其他形体。常见的棱柱、棱锥、圆柱、圆锥、圆球、圆环等6种基本形体可将它们归纳为柱、锥、球、环4种，将具有共性的东西进行归纳得到基本形体的定义，依据点动成线、线动成面、面动成体的原理，基本形体可作如下定义：动平面或称母面沿某一特定导线（直线或曲线）连续运动（平移或旋转）而形成的立体，称为基本形体。
1．2基本形体的演绎由柱、锥、球、环等基本形体可演绎出多种多样的柱、锥、球、环。柱体的形体特征可定义为具有两个全等且相互平行的端面，各侧面均为矩形（根据数学中微积分观点，将柱体的光滑侧面均看作是无数个小矩形组成），且均与端面垂直。根据柱体形体特征的定义可将底板、支撑板、筋板、箱体等均作为柱体，当描述某一柱体时，只要画出其端面形状，再说明其厚度，即可用简单的语言，准确地表达该柱体的形状，并用其端面形状命名该柱体。如熟悉的长方体是由四棱柱演绎而来的在基本形体的基本特征上也可以衍生出一些次级特征，如长方体的基本特征为拉伸特征，在此基础上又可以有圆角、倒角等次级特征。
2组合体教学中的抽象思维
从几何学的观点看，任何复杂的立体都可以抽象为组合体，组合体可分解为若干基本体，而基本体的投影视图均为封闭的线框。因此可将组合体中的基本体视图抽象为若干个封闭线框。以图1所示支座为例，其三视图如图4（a）所示。在划分基本体时，可在相交、相切处用双点划线将每个基本体的三视图补画完整，并将它们的三视图分解为封闭的线框。其中圆筒部分抽象出来的封闭线框为Ⅰ所指线框，而底板、支架、肋板部分抽象出来的封闭线框分别为Ⅱ、Ⅲ、Ⅳ所指线框。按照“长对正、高平齐、宽相等”的原则，每个封闭线框所对应的基本体（b）所示。在划分与解构基本体的过程中，抽象思维发挥了重要作用。针对组合体的抽象思维，文献提出了“虚实体”的概念，其中心是：虚实体是假想出来的构造体，用于描述组合体中的孔、洞、槽等空心结构，可通过原基本体减去该构造体得到组合体，（图略），其中VS1、VS2即为虚实体。
3组合体教学中的形象思维
工程制图的核心是“图”，其最大的特征就是形象性。形象思维是运用“形象”来思考问题的一种思维方式，它贯穿于过程的始终，是客观事物的整体映像。表象是事物的形象（如形状、结构、位置等）。形象思维过程就是表象运动、加工的过程，这个过程具有形象性、整体性、概括性、跳跃性、情绪性和方向的不确定性等特点。形象思维在组合体中的应用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在组合体的构型设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组合体构型设计中，当给出某一个视图要构型出组合体的形状时，可运用形象思维先将该视图分解为基本体，然后想象出这些基本体的基本特征，依据组合体的构型原则（以几何体构形为主，具有多样、变异、新颖和独特的特点，体现稳定、平衡、动、静等艺术规则）想象出组合体的形状。当用视图和轴测图表达构型设计的各种组合形体时，必须遵循“比例与尺度，均衡与稳定，统一与变化”的美学法则，而人的一般形象思维都以“美”作为准绳。图6（a）所示的阀盖，其对称均衡的结构使形体具有平衡、稳定的效果。（b）所示的形体为非对称的组合体，采用适当的形体分布获得了力学与视觉上的平衡感与稳定感。图6（c）所示的火箭构形，线条流畅且富有美感，显得静中有动，有一触即发的感觉。
4组合体教学中的逻辑思维
工程制图课程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和空间想象力，但在制图课中不能只过分强调形象思维，而要注意与逻辑思维的互补互用，文献［4］对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结合进行了研究，指出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两者相互交织，优势互补，相得益彰。学生学习制图课程的正确思维方式应该是以逻辑思维为牵引和主线，以形象思维为主体和重点，通过两者的有机结合来完成。逻辑思维是人们在认识过程中借助于概念、判断、推理反映现实的过程，是用科学的抽象概念、范畴揭示事物的本质，表达认识现实的结果。在逻辑思维中，要用到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和比较、分析、综合、抽象、概括等方法。将逻辑思维运用在组合体教学中，可以使得组合体的构型或作图过程更加清晰、条理化。（a）所示，已知组合体的主视图与俯视图，想象组合体的形状。首先根据基本形体的归纳与演绎、组合体形体分析中的抽象思维可知该组合体为切割型组合体，先用双点划线补全俯视图，通过形象思维可知切割前的基本形体是长方体，在俯视图中把挖切的部分分为Ⅰ、Ⅱ、Ⅲ三个封闭线框，（b）所示。再运用逻辑思维指导构型过程：先分析线框Ⅰ，其俯视图为封闭的矩形，因此可由俯视图中的a点出发，在主视图中寻找对应线框Ⅰ的单循环封闭线框，假定由a′点出发按逆时针方向可得到两个封闭的线框，即a′b′c′j′f′e′d′a′、a′b′e′d′a′，但它们与线框Ⅰ均不满足“长对正”规律，因此它们与线框Ⅰ不匹配。将起始点由a′向d′转移，从d′出发沿着圆弧寻找，前行到e′点不满足“长对正”规律，到f′点才满足与线框Ⅰ“长对正”的规律；由f′点向右前行不满足“长对正”规律，只能从f′点向左前行到h＇点，在此又有两个分支，如果走圆弧路线又不能满足“长对正”规律，所以由h′点继续左行至i′点，再到d′点，形成单循环封闭线框d′e′f′i′，与线框Ⅰ完全匹配。由此可确定，线框Ⅰ表达的是个四分之一圆柱，为组合体中的虚实体。挖切该虚实体后所得形体（图略）同理运用逻辑思维分析线框Ⅱ和线框Ⅲ，得挖切所得形体（图略）。
形象思维的定义篇4
一、文字、思维、文化
对中西文化系统上的差异，近代以来，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反复讨论。笔者试图从文字对思维、思维对文化的影响方面作一尝试性探索。
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的语言符号。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形象，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语言思维。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在大脑中，形象和语言、形象思维和语言思维之间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反，连接大脑两半球的胼胝体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传递左右脑的信息。
人们常说，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它们到底是如何不同呢？这种不同是怎样形成的呢？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认为，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固然，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不同于语言，不等于思维的工具。但是作为人们最经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对思维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的特点，使之语言思维特别发达。而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字，它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文字影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影响文化的发展特点。中西文字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文化表现出各自的独特风貌。西方学者认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赖的。如黑格尔就声称：“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们的语言里。”杜威也指出：“吾谓思维无语言则不能自存。”而我们的语言学教科书则反复强调，语言和思维是外壳和内核的关系。与此相反，许多中国学者却认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等等。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维和语言关系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语言学的兴趣。为了更好地发展、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西方人很早就很重视对语言的研究。从古希腊时期以来，语言学就“变成‘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枚独立学科”，一直到近现代，西方的语言学一直是遥遥领先的。而中国人的思对语言的依赖性小，此相应，中国对语言研究就不那么重视。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一直没有得到独立发展。孔子早就提倡：“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的音韵学就是文学和经学的附庸，人们只是为了写好诗赋和第才去研究它。学者们甚至把文字、音韵、训诂贬称为“小学”。直到十九世纪末，马建忠才照搬西方的语言理论，写成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此后，中国的语言学才逐渐独立发展起来。
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还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气质。中国哲学史上的三大流派儒道佛都强调内心的反省、体验与觉悟。儒家先贤曾参早就说过：“吾日三省吾身”（同上书《论语述而》），以反省为必不可少的修身手段。道家则更进了一步。王弼认为：“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语言，甚至图象都成了束缚思想的桎梏，思想修养达到了一定程度，图象和语言都不存在了。这个传统在佛教徒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慧能虽然不识文字，却能以力主“顿悟”成为禅宗南宗的鼻祖。后来，禅宗干脆主张“不立文字”，彻底抛弃语言文字，而完全用纯粹的直觉传递那些被认为不可表达的奥妙，“棒喝”就是其主要形式之一。因此，佛教之所以在中国发展起来，禅宗之所以在中国产生，中国形象思维的土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与此相应的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一系列玄而又玄的概念，如阴阳、元气、意境、神韵、风骨、虚实举不胜举。
在语言思维影响下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表现出了另一种风格。西方哲学家们总是以语言的严密性和思辩性见长。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如此，近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也如此。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哲学是一种语言思辩的哲学。当然，西方学术史上的概念也是相当明确的。
专家认为，形象思维具有模糊性，这大概是中国人思维的特点；相对地讲，语言思维具有精确性，这是西方人思维的特点。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在各自的语言体系中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固然，这同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语言研究的不同态度也有一定关系。也就是说，西方语言是比较精确的，汉语，尤其古代汉语则比较模糊（由于大量西方译名的输入，现代汉语正在向精确化发展）。同一个意思，中西哲人的表达风格各异。如老子说：“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简本《老子》第二篇第九章）类似的意思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却变成了“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把它分成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孔子对智慧的定义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亚里士多德却说：“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虽然把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的语录译成了现代汉语其精确性仍未泯灭；而老子和孔子的语录就必须通过一番领会才能得到其真谛。
从上述比较中，我们还可发现，表面上看，古希腊哲学家的语言具有鲜明的抽象性、概括性，而中国先哲的语言具有突出的具象性、比喻性。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其实，在这种具象性、比喻性的背后，却表达了与西方哲人所揭示的同样抽象的道理。所以，有些人认为西方人的思维富于抽象，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这是一个错觉。有谁能说“得意忘象”不是一种抽象？有谁能说“心通”、“冥合”不是一种抽象？只是它们扑朔迷离、难于表达而已。甚至一向贬斥中国哲学的黑格尔也不得不承认，《周易》中“那些图形的意义是极其抽象的范畴，是纯粹的理智规定。”
由于长期以来人们把抽象思维（确切地说是语言思维）与逻辑思维混为一谈，所以那些认为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的人，也往往断言中国人的思维缺乏逻辑。这同样是错觉。所谓逻辑，就是客观规律性。其实，反映客观规律性的思维就是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也反映了客观规律性，当然也是一种逻辑思维。
当然，我们不否认，语言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具有不同的特点。语言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语言之中，在语言表达中显而易见，因而是外在的；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形象之中，在语言表达中则不那么显著，因而是潜在的。这正是造成以上各种错觉的根源。
中西思维方式的这些不同特点，造成了中西学者在理论体系上的独特风格。也就是说，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是潜在的、模糊的；西方学者的理论体系是外在的、清晰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学术并非没有自己的体系，那种认为中国缺乏理论体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形象思维是通过直观或直觉把握事物的，这就自然地决定了这种思维方式把握的是事物的整体，而非局部人们用直观或直觉去感知一个事物的局部而舍掉其它部分是相当困难的。当我们想象桌子的形状时我们的大脑中出现的总是整个桌子，既不只是桌子面，也不只是桌子腿；同样，我们想象桌子面或桌子腿的形状时，它们总是同整个桌子合为一体的，难分难舍。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相反，语言思维的工具是语言，这就给具体分析带来了方便。人们在运用“桌子”、“桌子面”、“桌子腿”等语词概念进行思考的时候，它们都是完全独立、互不牵制的。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分析性。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和语言思维的分析性各给中西文化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中国学者的著作，大多是非常综合的，一部《论语》，囊括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心理学思想、伦理学思想等内容。而西方的学术著作，一般是分门别类的，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是《工具论》，心理学著作是《论灵魂》，美学、艺术理论方面的著作则以《修辞学》、《诗学》为代表，此外还有《政治学》、《雅典政制》等政治学方面的著作。在物质文化方面，以北京故宫、曲阜孔庙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具有鲜明的完整性，而西方的建筑则颇具错落有致、不拘一格的情趣。
语言思维的分析性与精确性是相辅相成的。为了更加精确，必然要求具体分析；只有具体分析，才能更加精确。它们表现在艺术创造上，是求真与再现。西方的艺术家们为了把人体画得更逼真，往往在人体解剖学上下功夫，他们力图再现艺术创造的对象。古希腊、罗马艺术家们的雕塑品，使当代艺术大师们叹为观止；达芬奇的画蛋的求真态度，已成为妇孺知的美谈。这种真的、再现的艺术是符合西方之审美观的。亚里士多德就说过：“维妙维肖的图象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西方艺术的特色，就在于这种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貌的真实感。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与模糊性表现在中国人的美学观上是求似与超脱。中国的艺术家们不在求真上下功夫，而是追求一种“超真”的艺术效果；中国画的特色就在这里，几条线、几点墨就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就是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所说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无独有偶，司空图早在《诗品》里就说过：“离形求似”，可见这是一个传统。无论是中国的画，还是诗，总能给人一个无限想象的天地，使人们回味无穷。“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苕溪渔陷从话》前集，卷十五）坡对王维的定评，一语道破了中国艺术的特色。其实，在中国艺术史上，何独王维的诗是如此呢？“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这不正是一幅用饱醮忧愁的笔墨描绘出的图画吗？又何独王维的画是如此呢？敦煌壁画中的佛像，那种既大智大悟，又天真纯净；既莞尔而笑，又庄严静思的神态，不正是一首绝妙的诗吗？这都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结出的硕果。
至于在科学技术领域，为什么中国在古代占优势，西方在近代占优势呢？这个问题迷惑过不少人，包括爱因斯坦这样卓越的科学家也感到惊奇。我以为，这是由于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显示出来的不同的优势。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两点：第一，确切地讲，科学不等于技术，前者是指一种以理论为主的学术体系，后者主要是指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发明创造；第二，科技也是由技术创造向科学理论发展的，古代的科技形态以技术创造为特征，近代以科学理论为主要特征。既然古代科技形态的显著特征即技术创造以实践经验为基础，显然中国人的形象思维会大显身手，而西方人的语言思维就相对逊色了。所以，中国能够成为四大发明的故乡四大发明基本上是技术创造。中国古代的科技著作，主要也是技术方面的，《天工开物》是宋应星对明代手工业生产经验的总结，《本草纲目》是李时珍对中草药的功能与用途研究的记录。另外，中国学者在理论体系和学术概念上的潜在性、模糊性、玄奥性表现在哲学、美学等方面是别具一格的，但与生性精确的近现代科学理论背道而驰。这或许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科技发展一落千丈的一个深刻原因。而以语言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的西方科学家，却正是在这方面得天独厚，故能在近现代科学理论的许多领域中独占鳌头。牛顿的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科学理论体系在近代科技史上显示出了语言思维在这方面的优势。
我时常有这样一种想法：中国的科技形态基于人类的原始经验，而西方的科技形态则是对人类原始经验的转折。原始思维研究证明，原始人具有超乎寻常的直觉能力和经验积累。我认为，中国的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种原始经验，从而形成了中国的科技形态；西方的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则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与原始经验的联系，使之另外开辟出一块天地，从而形成了西方的科技形态。西方科技在现代社会的优势已为人们所共睹。其实，中国的传统科技，尤其中医学，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有待人们去发现、去挖掘。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人类思维之树上的两朵奇葩，互有优劣，各具独特风貌，在历史上争奇斗艳，各领。因此，不能笼统地划分谁好谁坏，贬低一方，抬高一方。那种贬低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抬高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的论调，事实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二、哲学与宗教
哲学与宗教是文化的更深的层面，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反映了各个文明的不同风貌。在我看来，哲学和宗教的含义，是一个需要重新界定的前提性问题。这两个概念都来自西方，所以，一般人观念中的哲学与宗教，都是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可谓之狭义的哲学与宗教。以这种狭义的哲学与宗教来考量中国的学术思想，严格地说，中国既没有哲学，也没有宗教。如果一定要以这个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来分析中国学术思想，我们当然可以找到类似于西方的哲学和宗教。依此，或许可以这样说：西方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分离，印度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合一，而中国思想的特质在于以哲学代替宗教。各国的宗教都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但在中国，哲学就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不需要宗教来扮演这一角色。中国哲学通过两条途径来安顿人生，一是自然，二是人自身，它们又往往交织在一起。由于它们都为人生而设，所以都具有人文主义特点。就此而言，我们又可以说中国哲学的特质是人文主义。
不过，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到，中国的传统思想有自己独特的风貌。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讨论中国的学术思想，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正的。所以，我们应该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在更超越的层面上去理解哲学和宗教，对这两个概念从广义上进行重新理解和诠释。我想，如果把“哲学”看作关于世界根本观点的学说、关于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如果把“宗教”看作关于人生的学说、关于信仰的体系，那么，那么就可以说中国思想具有哲学和宗教的两重性；它既是哲学，也是宗教。中国思想立足于人自身，所以这种哲学是人文主义的哲学，这种宗教也是人文主义的宗教。
中国传统思想的这种特质，是殷周之际经过一场以人为本位的深刻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形成的；这场思想风暴，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建立。也就是说，中国哲学是从探究人的本质即人性（德）开始的。透过这场宗教批判运动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哲学是从原始宗教中转化出来的。
西方的情况完全不同。西方哲学尽管也萌芽于宗教，但它是从探究客观世界开始的。所以它的最初形式是自然哲学，然后才转向人，从而具有人文主义性质。不可否认，西方早期的这种人文主义和中国早期的人文主义有许多一致之处。例如，伦理学一度成为古希腊哲学的主要课题，研究形上学是为了解决道德问题。这和先秦哲学家的思路不谋而合。
中西哲学不但出发点不同，而且发展进路迥异。希腊哲学没有经过殷周之际那样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这就为宗教留出了一定的空间。所以，在希腊哲学发展的后期，哲学终于和来自东方的宗教合流了，由此导入中世纪。然而，正是由于西方没有经历过殷周之际那种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西方的哲学和宗教始终禀性各异。其哲学是理性的、人文主义的，其宗教是非理性的、神本主义的。终于，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哲学与宗教又一次分道扬镳了。就这样，西方重新确认了久违的人文主义传统，并跨入近现代社会。可以说，西方的近现代文明是西方人的思想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的结果，所以它表现出对中世纪激烈批判的意识。
但是，由于经历了殷周之际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从那时起，中国的思想就一直是人文主义的。正因如此，中国没有中世纪，也不存在什么封建社会，就象不存在奴隶社会一样。也正因如此，中国人没有必要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重新认定人文主义传统，因而也不可能象西方那样经历文艺复兴运动。
多少年来，在西学的一片凯歌中，学者们千方百计地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来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费尽心思地寻找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煞有其事地猛烈批判中国的封建主义、专制主义，……所有这一切，皆迹近无的放矢。诚然，中国古代社会有它的弊病、有它的缺陷，甚至严重的弊病和缺陷。然而，这就是封建主义吗？这就是专制主义吗？对此，需要重新考量。我想，中国古代至少没有西方那种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如果说中国有西方意义上的专制主义的话，那应该是斯大林主义传入以后的事情，而是其顶峰。所以，中国的许多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反省自己，直面现实，不要总是把账算到古人的头上、总是把祖宗当作替罪羊、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切实地提高自己，发展社会。
三、形上学
形上学不但是某种哲学的核心，也是某种文化系统的核心，所以它最能反映一种学术思想的特点。
形上学所探讨的最普遍的存在是超越一切的，是与现实世界无对的。这就是说，它完全由人心所设。这样，我们就无法回避心这个概念。
上文谈到，心包含生命之心和认知之心两个层面。我认为，相应地形上学也有两种类型，即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它们分别由生命心和认知心所构造。前者乃生命根本特质的投影。哲学家们把他们对心（或者说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把握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然后用它来规定心、安顿心。后者乃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投影。客观世界的根本特质首先投射到认知心，然后又由认知心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
由于哲学家们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对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认识各有不同，故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黄梨洲说：“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这里，我要接着他的话说：存在（最普遍的存在）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既然最高形上概念为心的投影，所以，存在的本体，也就是心的本体；“工夫”的不同，决定了心之本体和存在之本体的不同。“工夫”，当然是心的工夫。
中西传统的形上学属于不同的类型。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是一种“爱智”的学问，由此形成的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方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用科学性的概念、判断、推理的理论知识体系来把握的，这当然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前苏格拉底哲学或有所不同）。
中国哲学一开始就立足于生命的价值，因而其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生命形上学。儒道佛三派形上学的最高范畴分别为天、道、真如，这些范畴的实质分别为善、自然、空。就是说，三派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分别为善、自然和空。不过，宋明新儒学中的程朱一派的形上学则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它虽然声称其最高范畴“理”具有普遍性，但在实际论证中更侧重社会人伦的一面，所以与西方的认知形上学有所不同。
既然生命心的功能是对其自身的体悟，所以它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而归根结蒂它是主体性的实际承载者。这正是中国哲学主客合一特点的根源。与此相反，对象化是认知心的鲜明特征。它总是把客观世界作为对象去认识；即使对自身，它也是先将其对象化，然后再去认知。换言之，认知心与客观世界本来二分。另一方面，认知心与作为主体性实际承载者的生命心与本二分。这就导致了西方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特点。
由于中国哲学脱胎于早期宗教，所以它难免带有中国早期宗教的特征。就象在原始宗教中人的命运是由天所赋予的一样，在中国哲学中，人性也是由天、道等最高形上实体赋予，从而内在于人自身的。这一点，也是与西方形上学大相径庭的。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尤其现代以来怀疑、否定传统形上流的实质，在于对认知形上学的背离和对生命形上学的靠近。这样，一些西方哲学家自觉地从中国哲学中吸收养分也就不足为怪了。
以上从三个由浅入深的层面分析了中西学术思想的特点。事实上，这三个层面是相互关联的。
参考文献：
[1]黑格尔《逻辑学》，第7页，商务印书馆版。
[2]杜威《思维术》第174页，中华书局1933年版。
[3]《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第20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
[4]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3页，商务印书馆版。
形象思维的定义篇5
文字本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仅作为一种交际的工具。唯有汉字，“交际”只是其价值系统的一个方面。它既是史前文明的高度结晶，又随文明进化而进化，并成为进化的内动力。通过它可以译解史前文明之谜。同时，充分发掘和利用其多维文化价值，将使中华民族不断创造辉煌。
（一）造字法与方法论
目前，世界上正在使用的文字以汉字为最古老，生命力最强。其他民族的原始象形文字早已随着文化的进化而湮没无传。汉字所以能历尽沧桑犹青春依旧，主要在其独特的造字参照系，造字原则，造字方法；构字参照系，构字原则，构字技法；书写参照系，书写原则，书写技法，书写个性等。
汉字最大的特点是象形，具有鲜明的“绘画性”，但它和绘画——非逻辑的个体的以形寓意的艺术有质的区别。就结果看，绘画重在“形”，汉字重在“象”。是忠实于对象的本来面目，通过集中、概括、加工等典型化的方法，抓住对象的典型特征，约定俗成地赋予对象特定的“含义”。字形上既有现实的“形似”，又带浪漫的“神如”。从总的哲学方法而言，汉字遵循现实主义的创造方法，具体地说，“象形”、“指事”主要是现实主义的；“会意”、“形声”是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有机溶入浪漫主义的方法。这两大方法相结合的创造方法，通过漫长的文字进化，潜移默化地作用于多维价值取向的汉文化，或者说，汉字创造所蕴含的这一方法论成为汉民族的集体元意识，使传统艺术——美的创造明显带着以现实主义为主旋律，同时辅之以浪漫主义的色彩。
汉字以现实主义为方法形象地描绘对象，这个“对象系统”即是‘造’字参照系”。www.133229.com它决定着汉字的本质特征。许慎说：“古者庖栖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1］“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2］并据此推断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3］说“八卦”先于汉字产生，汉字为仓颉所造，都欠科学。若将二说有机综合以论汉字，便可得到汉字的造字参照系：（附图略）
天文、地理、动物、植物、人类社会，物质和精神界，其表象的特征和本质的规律正是创造汉字的参照系，是其师法的对象。以“天”、“地”、“人”三才，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为系统的参照系所创造的汉字，因能“以通神明之德”——表现精神世界，“以类万物之情”——表现物质世界，所以带有多学科意义的价值。作为文字，汉字首先也是为了交际的实用，但它是特殊参照系下的产物，汉字创造还兼顾识读理解功能。因而汉字体现了直观可辨，形、音、义有机结合，与对象同步进化的动态性原则。因其“象形”，所以其义显得直观，又因为以“形”为基础进行有规律的逻辑组合，其义便“可辨”。不少汉字可因形见义，望文生义、依字辨义。这一原则大大缩短了汉字与识读者的距离。汉字的识读过程完全成为有意识记的智力主动参与的过程。字符可对大脑产生有机的信息刺激，因而比纯符号化的拼音文字更易识读、理解和记忆。
汉字音、形、义有机结合的原则，使每个汉字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它们以“形”为内核，以“义”为灵魂，以“音”为外壳，有机地构成一个信息码，这种以三维价值观界定的对象，使其交际功能更具精确性、客观现实性。音为形设，形因义存的独特个性又使汉字的认读理解带来便利。而拼音文字的音、形、义三者是相互割裂的，靠约定俗成纽结在一起。其识记过程是机械的记忆过程。给大脑刺激的信息强度类似于电话号码式的缺乏主动性和深度。
汉字的象形，不但象具体之形，还要象抽象之形，而且要描绘再现对象的典型特征，所以必然又和对象一起处于不断进化的生命律动之中。无论是时间的迁移、空间的变化，还是形状的异构，外力的干扰或是思想的革命，总有某一具体表现形式或抽象可变的本质特征的显现，汉字依此来概括描画对象。如果说艺术是永恒的，以象形为主色的汉字也是永恒的。即使以现代的“艺术标准”来看，汉字几乎可作为完全意义的艺术品。每个汉字都包含着造字主体（可能是一时一人，更可能是一代或数代的多人）对对象（客体）全方位的文化意义的最优化把握。即是说，认识对象并形象或本质地描绘对象时，凝结了主体的意识能量、认识水平、思维能力、思想观念、世界观、审美观、文化程度、品质修为以及当时背景下的整个自然与社会，物质与精神对主体的影响。尤其是其中的社会文化的各个学科体系对主体的综合作用都烙印在每个汉字之中，从这个角度说，每个汉字都是广义的文化意义的全息码。它积淀着文字史前的文明信息，又蕴涵着文字史后的文明进化的韵律。
（二）造字法与思维科学
汉字造字方法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核心是象形。这种造字方法循序渐进，自成体系，是系统思维科学高度发展的产物。
象形是“画成其物，随体诘诎”。［4］原始象形文字有的完全是图画般描绘对象，但由于赋予字音，旨在交际，其“义”要求从“形”中明示，使它从“画”中分离出来。画以表意，其义尚隐，字以表义，其意宜直。“直”的要求，使汉字只能用最典型的线条来勾勒。不少人认为象形文字是一种低级幼稚的文字，因而对汉字提出各种非难，甚至要用拼音文字来取代它。其理论的逻辑依据是原始的文字都是幼稚的象形字，汉字是象形字，所以也是幼稚的。所谓“物竟天择，适者生存”，原始的象形文字只有汉字在漫长的文化进化中生存下来，并且在大时代的变革中能注入新的血液，以新的风姿呈现出来。与外界不断进行能量交换，是一种不断吐故纳新的开放型文字。今知考古意义上的最早文字系统——殷墟甲骨文，是智慧高度发达下的成熟的文字系统。尽管同期别的民族也有类似的象形字，但只是个体的，非系统的巧合。所以它们最终成为“幼稚品”被淘汰。甲骨文不但成为具有活力的系统而且和当时的具有多维价值意义的文化同构，渗入社会文化各个层面，所以它并非低级文字。其实在殷周以前的千百年中，汉字已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进化的准文字期。通常以文字系统的诞生来界定社会文明和人类智慧，认为史前是低级的，文字史后才是高级的。对拼音文字来说，其本身无法译解被创造前的社会文明程度和主体智慧水平。在象形到拼音的质变中，割断了译解文明进化的链条。只有汉字才是译解这些奥秘的全息码。通过细致的剖析，汉字的象形之法，并非儿童式的涂鸦，而是对“天”、“地”、“人”三才如实的、系统的、典型的描摹。经过了由个别到一般，由个性到共性，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全部认识过程。并在具体的实践中进行修正，使之进一步准确化、符号化、目的化。这是一种复杂的意识活动过程。
其次，寓“义”于“形”。形为义设，义依形存。无义则形同虚设，无形则义无以生。形与义之间以直观对应的线性逻辑来贯通信息。“象形”字多用以指代事物的“名”，画一物指一物，观其形可知其义。可分为三类：一是个别特征称代，用“窥斑见豹”的方法，完善其形，以求其义。（附图略）法来描绘，在约定俗成的基础上表现其义。形与义更带外在强迫性的信息运载特点。
再次，以“形”、“义”、“音”称代事物是系统定义法的表现。“音”是一维的，“音”与“义”有机结合是二维认识，“形”与“义”与“音”三者辨证相因界定对象是三维（多维）的系统认识论，是智慧高度结晶的产物。
指事一法是“视而可识，察而见意。”［5］通过直观辨识就知其义。拼音文字充其量是“视而可读，察而见音”。其义得自机械的记忆。指事字逻辑上是以象形为基础的，离开“形”、“事”无从指起，是在形的基础上注入抽象的成份。其形象性较强，比较直观，从字形本身的特点可大致推知其义。是以形似为基础，神会为创造的具体的抽象符。通过这种辩证思维，得到三类指事字：一类是在原象形字——参照符上增加一个指示符——正补充符；二是原象形字——参照符上删除部分符号——负补充符；三是原象形字——参照符的方向改变——零补充符。但无论指事字的创造经历了多复杂的思维活动，仍然是源于形象，回归形象，以形象思维为主色的思维活动的结果，是一个完整的思维创造系统。显示了系统思维的第二个层面——初级中介层面的特征。具体的形加上抽象的指示符，表示一种既非原象形字义，又非指示符本身含义的新义。这类字在“形”与“义”之间用曲折勾连的线性逻辑通道来勾通其信息，昭示字义。
会意是“比类合宜，以见指撝”。［6］它是以象形字和指事字为基础，由两个以上象形字或指事字构成。其义有一定直观性，可审字知义，望文生义。它不同于指事字只是在参照符形之上进行指称，而是多符多形间的结合。它虽以形为缘起，但不能直接因形而定义。如果说象形字多数是单独名物的“画”，指事字是因义设标的“象意”之“符”，会意字便是“有情节和主题的艺术之诗”了。在表象上，古汉字颇似毕加索的现代派绘画，但更具体而实用的是这些既形象又抽象的“艺术符号”，仅毫厘之差，便会使整个“情节”和“主题”都发生变化——字义变化。识读者在审字以求义的思维活动中须通过想象去丰富、补充符与符之间的意义中介环。其“形”与“义”之间靠空间交叉的逻辑通道来勾通其信息。呈现了思维认识的第三个层面——高级中介层的特征。认知的最重要方法是“得意忘形”。
最后是形声字——“以事为名，取譬相成”。［7］即按事物意思取个名称，再用一个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表其读音。它是以象形、指事、会意字为基础，通过系统的逻辑思维来进行的高级造字法。抽象性最强。这一点虽然类同于拼音文字，但拼音文字的形与义与音的联系是人为强制的，仅靠约定俗成，不存在内在逻辑关系。作为纯抽象的符号，拼音文字本身无法显示其运载的信息，只表其音。所以，无法通过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来求其字义。拼音文字的造字法建立的是静态的载体模式；汉字所建立的是动态的载体模式，它有自身的内在规律。拼音文字唯一趋势动因是“拼”，但拼的是“音”。对整个识字过程来说是“初级阶段”，“终极阶段”的“义”是拼不出来的，只能靠硬记；汉字唯一的静态因是“音”，音是约定好的。其识字过程也是“拼”，但拼的是“义”。犹其是形声字，音、形、义甚至可“一拼而就”。三者的关系是有机的逻辑关系，由音形义的思维过程，需经过思维活动的全过程：分析和综合，抽象和概括，比较，分类，系统化和具体化。通过这一系列的思维活动，音、形、义之间的信息得以贯通，但依据的是复杂的主体网络的系统逻辑。
汉字通过这四种造字法，在建立完整的文字系统的同时，建立了交际功能以外的多值文化功能系统，这是拼音文字所不能具备的。
首先，它构建了一个思维方法进化的系统模式。汉字的造字法从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在“认识”的角度上，它提供了一个对对象的形象描述形神兼顾得意忘形抽象概括的系统认识方法的进化模式。不论哪一种造字法其核心都是“象形”，都有一个“自在”的意义发生源，通过它不同程度地注入抽象成分，“形象”与“抽象”逆动消长，由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抽象成分逐渐递增，形象成分逐渐减少。是始于形象，终于抽象的连续思维的认识过程。人们在反复的识字过程中，除了知识人获得，还本能地受到认识方法的教育，使我们在认识对象时，善于通过对象的外在特征，从感性材料入手，经过反复抽象的思维过程，正确的分析问题，揭示问题，解决问题。
其次，汉字系统还构建了思维发展进化的系统模式：四大造字法下的汉字系统构建了具体可感的象形系统，形神兼备的指事系统，得意忘形的会意系统，抽象概括的形声系统。它们既独立又相因。无高度发展的抽象能力，便不能将对象的总特征作典型化处理，优选出出神入化的线条来形象地刻画对象——象形字，又由于形象思维的高度发展，而能天衣无缝地融汇到抽象的特征指称之中。通过对汉字由表入里的深刻认识，由于系统的交互作用，汉字既能有效的培养形象思维的能力，还能培养辩证系统的思维能力，而且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之间的中介思维被认识并得到培养。
此外，还建立了思维逻辑的系统模式：象形字培养直观线性的逻辑思维；指事字培养曲折勾连的逻辑思维；会意字培养空间交叉的逻辑思维；形声字培养立体网络的逻辑思维。从而对不同性质的事物运用不同的逻辑思维，使逻辑思维能力得到提高。四大造字法本身就隐含着极为严密的逻辑关系：感性认识模糊思辩抽象认识的连续性的逻辑关系。由于“指事”、“会意”两个既形象又抽象的中间环的运用，使的“模糊逻辑思维”得到揭示，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传统的思维科学单纯研究“形象”与“抽象”两种端性思维，没有对介乎二者之间的连续的“模糊思维”的认识，这是经典哲学及其逻辑研究的产物，是不完善的。
汉字造字法正是上述高度智慧下的辩证系统思维的产物。这种思维水平和方法体系通过具体的文字创造，浓缩在每个汉字中，使我们通过汉字的使用，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其全部能量，译解其全部信息，体现其多维的文化价值。
二 构字法之文化学价值
构字法指的是具体建构汉字的技法。它是造字法的一个子系统，由构字参照系、构字原则、构字技巧三个有机关联的层次组成。
（一）构字参照系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参照系是汉字具体的线条构建的技巧之师法体系。造字方法的参照系是天、地、人三才，物质态与精神态的自在客体，师法其“然”，是客体在一定时空背景中某一条件下的存在态或特征。构字法参照系是对象的这种存在态或特征的构成逻辑或规律，即师法其“所以然”。
在系统的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师法其“所以然”的参照系。
西方哲学及其他科学的原始面貌只能考诸有关著述；中国哲学及其他科学的早期特征即使无书可考，也能从文字的构造中窥探其灵魂。因为汉字界定对象是主观见诸客观的精神活动，它能呈现“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三维价值意义。
首先，物质世界及其事理是无限多样、个性各异的，为了准确地描述这些对象，只能采用与对象同构的思维逻辑来构造汉字，得到同样多样而个性各异的汉字系统。随着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对对象的个性认识更加深入，使共性较强的记事或指称方法——结绳记事、积石为记等再也无法准确描绘对象以供交流时，促使了文字的产生。但汉字的现实主义方法的造字原则，使它同构于对象世界，呈现出与自然对象世界及相关事物一样的丰富和千姿百态。
无限纷繁而复杂的自然界并非无机的杂乱，是可以分门别类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通过对对象各有机系统的共性与个性关系的把握，对不同事物进行科学分类，并按其特征作形象指称。要对整个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及相关事理作种属分明的文字指称，就要具备不同系统事物的自然科学知识。要对飞禽进行指称，就必须有对整个动物界的系统认识，进而将飞行动物分离出来。又通过对飞行动物从形状到解剖特点的全面认识以确定类型。《说文解字》：“鸟，长尾禽总名也，象形”，“凡鸟之属皆从鸟”。有明确的“属”的概念，形象有其共性，解剖可见个性。《说文解字》收有120个“鸟”旁的字，多数用来称代不同的“鸟”。此外，还有：“隹，鸟之短尾总名也，象形”，“凡佳之属皆从佳”。《说文》中收“隹”旁字46个，包含了多数短尾鸟在内，是鸟类的又一种。凭此我们便能了解这些文字被创造时，上古先民的自然科学及其他科学的水平。《说文》共收9353个篆文，归纳为540个部首，以这些部首为定义根，将物质与精神世界的的无限复杂的对象进行分类，使各得其所，属性分明。可见汉字是自然科学及其他相关科学高度发展的产物。使识读者在汉字认知过程中，不但掌握字符本身指的“是什么”，而且知其“为什么”——得到学科意义的方法论教育。拼音文字的“类”、“属”仅是语法意义的，非表义对象本身。其分类的目的不是为准确的表意，而是服从语法的形式逻辑。
基于自然对象世界组构的无限性但非无理性，使汉字有限的偏旁与部首在合理的无限组合下与对象共构，并结合字与字的语法关系的组合，描述出整个自然与社会甚至思维领域的一切，且随对象的衍化而衍化。
个性各异的自然对象却有其形象组构的共性，它们都由点、线、面构成，汉字则按对象自身的特性进行点、线、面（偏旁）的有机组构，创造出千变万化的汉字系统。这是对参照系“所以然”的最本质的把握。最能体现造字时代人民认识自然的能力和征服自然的特征。
此外，自然万物存在的一个共同态是受地心引力的作用，重心垂直指向地面。古人虽不能认识万有引力，但处处感受到了这种现象。如实描绘对象的象形文字便本能地将万有引力作用下的事物的特征描绘下来，使得每个汉字呈方块状的合理布局，每个字都有其重心，重心是否当位、合理，决定着这一汉字的形体的线条布置是否合理和具有美感。尽管每个汉字都有明确的重心，但其线条的设置并非简单机械的组合，而是变化多端的有机构建。是由千差万别的不对称性、不均衡性构成整体的对称与均衡，从而组成方正结构体式的重心。这一点楷体表现得最突出，其他各体也明显遵循这种重心居中的对称组构原则。
以人类行为科学为参照系。汉字线条的构组还以人类行为科学为参照，将人类关系态的逻辑运用到点、线、面组合的逻辑中。人类以各种规范来协调相处，从而构组了各种秩序下的人际关系态。汉字的构造也明显带着这种协调相处的特点。上下左右，内外先后，大小长短等等都有严格规定，秩序井然，不失规矩。表现在上下关系中以上为先，自上而下；左右关系中以左为先，从左到右；内外关系中以内为先，先内后外。这些无疑具有人类行为科学价值。拼音文字的字母书写是无左、右、上、下、内、外的规则。既可自左向右，也可从右而左，既可从上到下，又能自下而上。字母与字母组合成文字时，只有单一的自左而右作线性横向排列。
人伦讲究秩序，但这种秩序并非一维的单向趋动，而是双向逆动的。这种原则体现在汉字构造上虽讲究上下、左右、内外的先后，但优先者并不能越位强占，更不可独霸，而是按自身的特点占据一定位置，进行合理分配。如“忠”，在上的“中”不宜过大过长占据“心”的位置，使在下者无法立足。同样，左右关系中，左先但不可欺后。如“林”，左“木”之捺宜短，右“木”之撇要收，在互让的关系中，协调构建，不过分夸张任何一方。
此外，在群体与个体的关系中，汉字构造强调共性，群体大于个体，个性服从共性。具体地说是点、线、面（偏旁部首）的独立意义小，共构意义大。部首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共构，而且往往是带有共性意义的部首偏旁放在优先位置，或在上、在左、在先。拼音文字的字母独立性强，不同字母摆在一起无内在的必然共构性。显示以个性为中心的行为价值特点。汉字完全是由笔划（元素）偏旁部首（层次）单字（子系统）整个汉字系统，从个性到共性的逻辑组合，这种“共性优先”的原则，展示了传统行为科学的价值取向。汉字构造以上述各学科对象为参照系并与之发生价值同构关系，凝固着他们的信息，所以带有多维的文化价值。
（二）构字原则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原则是指汉字构建的具体技巧和手法所遵循的准则。它包括默记对象的模仿原则；辩证相生的组构原则：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
默记对象的模仿原则与中国绘画：从西安半坡出土的几件著名的人面鱼纹陶碗看，形象极生动，这种线条勾勒的画竟如西方现代派一般。然而，这种早就很成熟的艺术，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直到南北朝以后才中兴起来。但以线条勾勒为特征的象形字却得到充分发展，到南北朝时已走完了由甲骨金文、大小篆、隶书、正楷、草书等全部的进化过程。在漫长的文字创造过程中，汉字的构造方法和书写技法反而大大地影响和促进中国画的发展，并匡定了中国画的基本特征。
中国画不是西欧式的写生来再现对象，而是以默记对象的方法来再现客体。默写是先经过心智活动，将对象留在记忆中的典型特征（往往是点或线的）绘写出来，结果是“眼中竹”与“心中竹”与“笔下竹”俱不相同，愈加典型，愈加简练。呈现出特征线条勾勒的绘画特征。与象形字以特征线条刻画对象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以特征线条默画对象会因人而异，不同绘画者的思维水平、修养能力有差异，记住对象的特征也不尽同，所默画的同一对象也有区别，只能求得大致的相似，本质特征趋同——神似。中国画重神似而不拘于形似，东坡先生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追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神妙境界。与汉字一样是现实主义基础上溶入浪漫的理想主义的成分。
以线条勾勒默画对象，而不是面对面的写生，使中国画忽视了“光”和“色”的变化及立体透视的科学性。这也是追求“神似”的必然结果。中国画以“散点透视法”的线条来构组对象，这与汉字以特征线条全方位地（必然是散点透视式地）设置也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工笔与写意，篆楷与行草；绘画与书法在传统的文化中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辩证生克的组构原则与古代哲学。文字史前哲学无稽可考却能从汉字构造的逻辑中得到破译。作为系统世界观的哲学是很晚才诞生的，作为人类的世界观甚至于初步的哲学体系在文字产生之前就存在于上古先民的物质与精神的文化生活中，既烙印在打制的石器中，陶器上，也凝固在千百年来群体集体创造的汉字中。因为汉字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如实地描述对象的交际符号。它有着客观存在性，还有第二位的主观性，而且是群体共同的主观性——文字只能是群体的创造，这与画有区别。这一群体性——社会共同性所表现出来的世界观、哲学等文化特征能从汉字中译解出来。
早期汉字的线条由直笔和曲笔这一对矛盾体组成。它们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直有“横”“竖”；曲带“方”、“圆”。或横竖相接，方圆相依；或直曲成方，斜曲成圆。有左弯右拐，有上折下勾……。生克变化，无尽无穷，完全体现了对立统一的法则。汉字按不同规律不同原则，以几组简洁的符号组成无限复杂的文字系统。并共同体现着阴阳生克同构的特征。横一、再二、而三，但不可再四；一竖、二竖、三竖，而四竖不成字。横而太过制以竖；竖而不节抑以横。直笔添曲，曲笔加直；方中见圆，圆内生方。相依相斥，互为呼应；生克变化，浑然天成。
上述为“点”与“线”的哲学，进而由线构成面（偏旁）又由面构成“块”（文字）时，更显示了辩证法的熟练运用。这从偏旁与偏旁互相组构成字时的位置变化排列上，贯穿了辩证的甚至系统的哲学逻辑：左右结构，右左结构；上下结构；内外结构，外内结构；左中右结构，上中下结构；（上下）左右结构，左右（上下）结构，（上下）左右（上下）结构；（左右）上下结构，上下（左右）结构，（左右）上下（左右）结构；左右（内外）结构，（内外）右左结构；（左右）内外结构，外内（左右）结构；（上下）内外结构，（内外）上下结构；混合结构。
这种排列结构逻辑，还显示了数学的排列组合的理论价值。
在偏旁与偏旁或笔划的组合中，虽然是全方位的，但决不是无序的，有特定的逻辑性，并体现了共性与个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同一偏旁（共性）的字群中，每个个体不同别的个体，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共同的偏旁是其普遍性，是各个个体共同的组织信息块，但它是寓于各个个体的特殊性之中。无共性则无个性，无普遍性亦无特殊性。
在点、线构面，面与点与线或面构成块（字）时，还体现着系统论的五大原则：一、系统的整体性原则。点线面块（字）是元素层次子系统系统的关系，同样单个汉字同旁汉字汉字系统也是由元素到系统的有机构成关系。它们既独立又有机关联。二是系统整体的动态性原则。就汉字的构成看它们是由几个基本笔划——元素组合起来的，作为基本符号本身无多大意义，但按一定逻辑组合后，元素与元素进行了信息交换、构成了偏旁进而构成字便带有了实际意义，起了质变。虽然各部分（偏旁）进行了能量交换，但并不破坏它们，而是保持了整体各部分的一定联系。就整个汉字系统而言，是不断与外在环境进行信息、能量交换的，不断进化，注入新的活力。三是系统整体的结构性原则。指在一定层次中形成结构的基础上的整体性。这在汉字的结构中体现的尤为鲜明。四是系统整体的层次性原则，即有序性原则。指任何有机整体都是按一定的秩序和等级组织起来的。汉字正典型地体现了这一原则。五是系统整体的相关性原则。任何系统都是存在于一定环境中，也是与外界其他系统进行联系或交换。汉字既是现实主义式描绘对象，是以三才为参照系，自然是处在一定环境中与对象不断交换信息和能量，随文化（广义）进化而进化。
通过剖析，传统哲学的特点是能够从汉字中得到合理破译的。并且我们可以清晰见到汉字笔划的有机组合所蕴涵的阴阳辨证的哲学精神孕育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胚胎。
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是整个东方艺术的核心原则，它源于儒家哲学，但这一哲学本身在文字史前就已受孕。汉字摹仿三才，有典型的建筑美。它重心居正，不偏不倚。不作畸形之态，常呈中正之貌，柔和协调之状。表现为一种自在美。早期汉字大致也呈方块状，端庄严正，重心稳实。但它并不呆板，其方正的总貌是由万法纷呈、千姿百态、个性各异的形体组成。中正生自偏曲，端方来于圆折，平和协调起于变化律动。正是这一辩证的矛盾运动，最后形成美的形态。中正和平是汉字构建的总的美学原则，每一具体的汉字组构又体现了不同的美学技巧，它包括：阴阳相接。其方位以上为阳，下为阴；左为阳，右为阴；内为阳，外为阴。它们互相依存，和谐相交，合为一体。线条以直为阳，曲为阴，方为阳，圆为阴。多数汉字是曲直方圆交互连缀。节奏分明，韵律生动。刚柔相济。线条以直为刚，曲为柔；线块以方正为刚，以斜曲为柔。斜直曲方，阳刚阴柔，既对立相克，又溶于一体。虚实相间。是对线块而言。笔划少而空疏为虚，多而绵密为实。汉字总是虚实相间，上空则下实，左空则右实。线条分布朗列均衡，充盈一体。动静相生。线条以方直为静，以圆曲为动。汉字多数是以曲直相交，动静相生。在平直方正的稳定静态之中，辅之以曲折园斜的变动之姿。动中见静，静中生动，并在这一矛盾运动中服从整体的中正和平之态，给人以完善独立，稳重端庄又充盈流转的变动的美感。在这些辨证关系的美学处理中，在线条的具体设置上，既富于变化，又不走极端，是高则低之，长则短之，大则小之，宽则窄之，实则虚之。有余则削，不足便补，盈亏相济，柔和协调，无不贯穿自然的美的法则。前面已论及汉字是呈方块状的总貌，尽管线条变化万法纷呈，但总体效果是对称分布的，重心位于方块的对角线交点上。显得端正典雅。而各个层次、各个角度不同性质的线条的辨证呼应，使稳重方正的外形展示于多姿多态的变化之中。这一中正和平的美学特征和传统哲学、美学价值、对象世界的内在韵律是有机统一的。
（三）构字技法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技法是指线条安排的具体技巧和手法。由点线、面的组织，方位座标的确定，结构安排等三个层次构成。
点线面组织的逻辑学价值。每个汉字都是系统态下的符号块、定义块，也是凝固各学科文化价值的信息块，所以其线条的组合要有一定的逻辑。在形状的象形上，除了艺术化的逻辑，形式上还有独特的组织方法。它是由点、线、面循序渐进，各自独立又配合共构的逻辑来进行。由点到线到面，点线构面，小面构大面。点、线、面又各有独立的功能，共构时互相以形式上的算术法相加，其功能却起了质的变化。一点与两点三点的含义绝不相同，丶冫氵灬——它们在组织上是相加，本质却完全有区别。但它们都是汉字系统中的一个功能项，独立是相对的，与其他功能项再构是绝对的。点与线、线与线、线与面、面与面的组构也遵循这一系统逻辑。
方位座标的确定。汉字的线条安排多设定在多维空间的立体坐标系中。因其象形性，所以在描摹对象时要在一定时空背景下进行，虽作散点透视但符合空间组构原则。因此汉字的（附图略）
现中汉字的粗细、明暗、浓淡等具有主体意义的方位特征尤为明显。汉字和国画一样是多视点的，呈视点移动组建的方位特色。因线条的座标方位的决定，线条便可进行全方位的辨证系统的组合。
结构安排。有了方位座标，在象形写真与中正和平的原则下，对线条作优化安排。安排技巧须按照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物质与精神态的价值取向进行，将文字创造时期的文化价值积淀在具体的布置中。
汉字是汉文化的全息码，是文字史前文化的信息载体，又是孕育史后文明的基因。人们用考古的方法，见铁而论冶炼，指鼎以说青铜，刀枪剑戟以谈军事。那么“文字”岂不正是史前文明留下的“文物”吗？汉字的功能不但在其外壳，它是远古文明的价值载体，同时提供塑造中华民族精神与性格的原动力！
【注】
[1][3]许慎《说文解字》十五
形象思维的定义篇6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创新素质；特征研究；形成过程
创新素质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构成创新智慧的基础。我国在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对于传统单一创新素质的解决思路与方案显得局限，而为了寻求更为智慧的解决路径就需要从创新素质的培养中，强化创新思维能力训练，充分发挥创新思维对于激发人的创新能力的整合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作为以创新精神为主导的哲学观，在尊重实践、科学、辩证地反思与批评中，更能够引领个体从综合能力的展现中来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作为当前创新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不仅是我们全面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的具体体现，更从其丰富的内涵、深刻的创新价值中客服片面思维的局限性，增强个体创新素质综合能力的有效提升。
1．创新素质的基本内涵及思维表现
1.1创新素质的内涵
创新素质包括“创新”和“素质”两个词，其内涵的把握应该从两者的组合上进行解读。对“创新”的定义，有学者提出创新是对新事物的开发过程，或者是运用知识来创造或改进新事物的形成过程；还有学者从环境学上将对一个组织或一定环境的重新接受，并被应用到新的实践或制造物中的过程。对于“素质”的内涵，心理学认为，主要是有机体天生具有的某些解剖和生理特性，如神经系统、大脑及其他感官的特性，是构成个体能力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可见，对于创新素质的内涵可以概括为：在个体基本素质基础上形成的能够运用多种方式方法来创造新的事物、解决新的问题的高级的、复杂的、综合的能力素质，既包括认知领域的创新素质，也包括实践领域的创新素质。创造力理论创始人J•p•熊彼特提出，个体创造性特征包括智力因素及非智力因素。心理学家R•J•斯坦伯格提出：创新素质不仅表现在良好的处理问题的能力上，还能够以新的方式来看待问题、勇于承担、敢于挑战，以“全面的”的视角来组织事件。心商理论创始人王极盛从四个方面来提出创新素质的构成，即实现系统，包括个体的观察力、记忆力、思维力、想象力及智力策略；动力系统，包括理想、信念、情感、意志等个性等；调控系统，包括心理承受能力、心理适应能力、心理协调能力、心理平衡能力等；供给系统，包括潜心能因素，如记忆的潜能、想象的潜能、尚未顿悟及尚未出现的灵感等。
1.2创新素质的思维表现
创新素质作为个体在继承先天既得特征的基础上，利用后天的努力而形成的解决新问题、创造新事物的综合素质。主要包括创新立场、创新方法、创新理念、创新精神及思维等。对于创新素质的思维表现，往往是个体在认识和解决问题时对各类信息进行重组、选择、嫁接、综合的过程。由于创新思维在整个创新实践活动中的核心地位，因此，在探讨创新素质中可以从剖析创新思维的表现来关注创新素质。
1.2.1科学化思维
对于学术界中科学化思维的探讨，也称为求真思维，主要是个体在实践活动中综合运用多种思维方法来揭示事物发展的规律及本质。对于自然科学中的思维方法与人文科学的思维方法是有区别的。自然科学思维方式倾向于实验数据来进行逻辑推理，从而获得可重复性、可证实性的逻辑思维，其方法多以精确性、实证性数据对事物进行定性或定量的分析。对于人文科学中的思维方式，主要倾向于从偶然中寻找必然的思维逻辑，其研究对象与特定事物相隔离，或者以纯粹的意识形态来进行研究，其方法表现在发散性、模糊性、思维的横向性及归纳推理上，侧重于定性分析。
1.2.2艺术化思维
艺术化思维不同于逻辑性思维的按部就班的线性跟进，而是依据个体的情感体验、从想象、联想中来感悟事物的规律及本质。艺术化思维是建立在形象性的信息材料基础上，由一个形象跳跃到另一个形象以形成新的形象。对于艺术化思维的表现，尽管属于非逻辑性思维方式，对思维的结果存在偶然性或有待逻辑证明和检验，但艺术化思维往往能够从直觉能力上获得意外的创新成果，是个体进行创新的必要思维之一。如爱因斯坦在相对论的思维过程中，将人的自由下落旅行想象成骑在一束光上，从而获得了对科学创新的经典构思。
1.2.3哲学化思维
哲学化思维是通过思辨、批判、反思等方式来揭示事物的一般本质或规律，倾向于运用超越性思维来重新审视世界。在创新实践活动中，哲学化思维的价值能够从多方科学思维的整合中，吸收艺术化思维、科学化思维的优势来进行创新。哲学化思维作为认识论之一，能够从创新主体、创新客体及主客体之间的协同中把握新的看法、观点和态度；哲学化思维能够从宏观认识上，而不局限于某种科学或艺术性创作方法来揭示“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应如何”等问题进行追根溯源并给与回答；哲学化思维作为高于局部的思维方式，能够从“求真”中获得更深、更高、更广的认识或价值。
2.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的特征分析
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是基于实践形成的，对一般问题获得的唯物辩证地概括与归纳，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一是实践性。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并非囿于自我精神的封闭，而是从个体思维的最本质、最切近实践的层面来进行概括与推演，基于实践来理解个体、理解个体与世界的关系。也就是说，不仅强调个体的理论源自实践，还要将个体的思维方法付诸实践，进而从实践中来对理论进行检验、丰富和发展。二是抽象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将个体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发挥到极限，力求从对象的总和及意义上来把握“无限”。抽象是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往往以主观世界的普遍性或一般性来看待世界。可见，对于唯心主义哲学思维，从“物质”特性上进行抽象，超越具体的物质的象，以构建成有限领域内具体物质的象，并不能代表整体的、本质层面上的普遍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摆脱了经验主义的束缚，从超越具体实物论上，将“客观实在性”作为世界可能的、有限的、无限的最普遍的特性进行整体抽象。三是唯实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首先从哲学的基本问题上，肯定物质决定意识；其次从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上来承认物质世界的可知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将“一切从实际出发”作为强调思维与客观实际的关系，并从个体思维与客观实际的相符合上来崇尚实事求是。四是辩证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作为变化发展的动力，在揭示认识事物思维上表现出鲜明的辩证特征。首先表现在以普遍联系的观点来看待世界，从事物的整体性、多向性和开放性上来把握事物的普遍联系；其次从矛盾分析法上来坚持对立统一的“两面性思维”。五是批判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强调实践性，从尊重实践上来对现有理论进行批判地创新。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将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为基础、《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将对实践的尊重进行经典阐释；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从德国哲学与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来进行探讨；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更是从多种哲学思潮的批判中来进行新哲学观的论述。
3.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的创新素质形成过程
在对创新思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的关系研究后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凭借其立得稳、站得高、想得深、看得远，从创新思维的高度自觉性、动态灵活性和积极求异性上来实现创新目标。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在提升个体创新素质上具有鲜明的推动性和涵育价值。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为创新素质提供了创新立场。作为创新哲学思维，从思维的实践性、批判性、反思性上来促进创新者立足实践，并从自觉反思中来追求卓越；同时，以批判反思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将创新主体的能动性作为实现创造真善美的基本立场。事实证明，创新立场的明确，对于创新之科技价值和人文价值同时兼顾，能够从批判和超越中为创新者奠定基础。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为创新方法提供必要的导向作用。创新者在创新实践中，对于所用的方法或程序，如比较法、归纳法、分类法、演绎法等等，这些方法往往表现为单一化倾向，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能够从辩证思维方法上，从联系的、发展的、整体的观点上来看待创新，能够引导个体发现新的创新方法，即客服单一方法的狭隘性和片面性。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为创新过程提供具体的修正功能。创新的过程是从创新计划的实施中获得创新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首先从唯实思维和辩证思维中坚持实事求是，并从辩证法上来尊重客观事物的规律，并从联系的、变化的发展中来优化创新方法。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为创新素质提供科学的理念。矛盾是事物的变化发展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将矛盾作为事物变化发展的动力，马克思提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可见，对于创新的开展与实现，需要从问题的发现、深刻的揭示与完美的解决中，遵循科学的创新理念，依据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原则来解决问题。
4.结语
形象思维的定义篇7
辞格式思维模式，就是用营造具体特定结构特定方法特定表达效果的修辞格的思维方法来反映客观事物的某种属性的一种思维范式，它也有一些相对固定的、在思维过程中可以不断重复使用某些基本知识的标准形式或样式，如比喻、比拟、借代等辞格。如果说，人类的思维分为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并且都有各自的思维模式的话，那么，辞格式思维模式属于形象思维模式的范畴，是一种艺术性、创造性思维模式。
著名的瑞士语言学家德？索绪尔将所有的文字分为两大体系：表意体系和表音体系，并称汉字是表意体系的典范例子。所谓表意文字，指的是仅仅根据意义构形的文字体系，字形与声音没有直接的关系。例如“六、宀、舍、内、豕、象、雨、云”等等最初是象形字。象形法的辞格式思维模式，体现了轮廓、特征、连带象形的思维形式。象形字是画出实物的形状的一种造字方法。这种造字法的目的即在于使学习者通过字形联想到相应实际物体的形状，从而有利于促进字形和字词意义的理解与掌握。
指事法的辞格式思维模式。指事字是用特征性符号组合成字表示某种意思或加注指事符号在象形字的某个部位，以表达象形字所表达不了的抽象意思，如“本、末、刃、入、去”等。
会意法的辞格式思维模式。会意字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象形字或指事字组合起来，表示出一种新的、通常是抽象的字意。如“家、安、字、灾、汆、法、器”等。
形声法的辞格式思维模式。形声字是在象形字、指事字和会意字的基础上形成的，由表示意义的形旁和表示声音的声旁组合而成，所以有人将汉字称为意音文字，如“穴、嫁、孩、瓶、住”等等。在《康熙字典》中形声字占汉字总量的90%。形声字早在甲骨文中就已被广泛应用，是最多产的造字方式。
实践证明，在实际教学中紧紧抓住汉字的造字法，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和形声字的造字规律，在汉字结构规律上和语境中感悟字形、字义，容易产生共鸣。有限的象形字和指事字，好比是机械装置中的“标准件”，它只有和其他部件相结合，它才发挥出一个“标准件”的作用，如果仅仅是“标准件”本身，它的作用就很有限了，这一点在会意字和形声字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下面以与房屋有关的汉字为例谈一谈汉字造字法。
（一）象形字
六字是宀即庐（lú）的本字，是象形字。在甲骨文中六，像田地中一间简易的房屋。本义指草（cǎo）庐（lú）。房屋的四壁及顶和底。
宀（mián）字，甲骨文中宀和六同源。甲骨文宀字像侧视的房屋：立墙，斜顶。有的甲骨文在屋顶加一短竖，表示烟囱。
舍字。一说金文的舍字是象形字，上部像人字形屋顶和梁柱，下部像房间。舍的本义指供旅人暂住的简易客店，引申泛指房屋。宾馆或客舍，暂（zàn）时使用，用后即弃（qì），引申出舍（shě）弃（qì）之义。
内是象形字，甲骨文内字表示人进入洞穴。金文的内字明确屋形，外面像房子，好像人走进房子里面的样子。古人称入穴为“内”，离洞为“出”。
豕是象形字，甲骨文豕像一口猪，长嘴、圆腹、短尾的动物。豕的本义指猪。
犬字。甲骨文、金文的犬字，都像卷着尾巴、张着嘴的狗的样子。犬的本义指猎狗。古代人们一般把体型大的称为犬，小的称为狗（gǒu）。
（二）指事字
入字。在古文字中入字是指事字，像一个尖头的东西，表示容易进入。书写上和人字相似，但不同。入的本义是由外而内、进入。又引申为收入。甲骨文像盒盖向下，表示收存物品，加盖封藏。《说文解字》：入，进到内部。
去字。甲骨文去字像一个人离开住处。去的本义指离开、离去。金文基本承续甲骨文字形。
（三）会意字
家字。甲骨文家字像屋里养着一头大腹便便的猪，由宀和豕上下会意而成。家的本义指猪舍（shè），后引申为人住的房子。上古时，有猪的地方就常有人家，人和猪常住在一个房子里。一楼养猪，二楼住人，三楼储（chǔ）藏（cáng）粮食，现在广西省的吊脚楼依然是这种结构。
安字。甲骨文安字表示新房中有新娘。安由宀（mián）和女两部分会意组成。古文字的安字，像一个女子安然坐于室中的样子，所以安居、安宁为安的本义。安后来引申为满足、习惯的意思。
宝是会意字。在甲骨文中，由宀、玉、贝三个部分组成，表示屋子里有玉、贝等宝物。宝的本义指珍贵之物，引申指珍贵的。后简化成由宀、玉、两个部分组成的宝。
容是会意字，甲骨文的容字由表示房屋的宀和表示山谷的谷两部分上下组合而成，房屋和山谷都可以作纳入东西之处，所以容的本义指容纳、盛（chéng），引申指对处在一起的人或所接触的人不排斥，能接纳。
字（zì）字。金文中字字由宀和子上下两部分组合而成，指在屋子（宀）里生养孩子（子）。字的本义指生育孩子。古时把象形字称作“文”，把在象形字的基础上滋生出来的字称作“字”，后统指文字。
灾字。在甲骨文中灾字是会意字，由表示房屋的宀和火两部分组成，合在一起指大火把房子烧了。由此引申指各种天然的灾害、疾（jí）病（bìng）、死（sǐ）亡（wáng）、人为的祸（huò）患（huàn）。
窑是会意字，金文的窑字写作?G，造字本义指烧烤小羊的灶。一说由代表灶的穴和代表瓦器的缶（fǒu）组合而成，表示烧制砖瓦陶器的灶洞。
穿是会意字，金文穿字由穴和牙两部分组合而成，表示用牙齿穿穴打洞的意思。穿的本义为穿透。穿字还有用绳线把物品连贯起来的意思，引申为把衣服等套在身体上，即穿戴。
汆（cuān）是会意字，金文汆字汆由入和水两部分组成，指一种把食物放到沸水里稍（shāo）微（wēi）煮（zhǔ）一下的烹调方法。
丢是会意字，由一和去两部分组成，表示一去不再回来的意思。“一”后来写做“丿”。丢的本义为扔、抛弃，引申为失（shī）去（qù）、丢失。
劫是会意字，由表示离开之义的去和表示武力的力两部分组成。劫义为威逼、胁迫，引申为抢夺、强取。
法字。在篆文中法是会意字，由表示公平的“氵”（水，水平）和代表传说中能明辨是非的一种野兽“?D（zhài）”、表示驱除罪恶的“去”三个字组合而成，表示惩罚罪行像“?D”一样公平。
吠字。甲骨文字形表示犬发出叫声。造字本义指狗叫。吠是会意字，由口和犬两个字左右组合而成，指狗叫。
器是会意字，金文中器字由犬和四个口字组合而成，表示许多器皿（mǐn）集中堆（duī）放（fàng）在一起，中间有狗看着。器的本义指器物或器皿，由此引申指人的才干、能力。
突是会意字，甲骨文突字由穴和犬组合而成，表示狗突然从狗洞或狗窝（wō）中冲出来，让人意外而来不及反应。突的本义指冲（chōng）撞（zhuàng），引申表示出人意料、突然（rán）的意思。
（四）形声字
穴字。甲骨文穴字表示巨石相向成拱。穴的本义是土室，即窑洞，又特指墓（mù）穴，引申指动物的窝。
形象思维的定义篇8
关键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象化；异化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三个主要组成部分的初次融合，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史上具有十分独特的地位。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阐述了对象化思想。梳理马克思的对象化思想的理论渊源，揭示其主要内容，对于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精神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对象化思想的理论渊源
异化劳动是理解手稿的主线，所以人们对此研究很多，相对而言对于对象化思想较少涉及。实际上，马克思的对象化思想是马克思洞穿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关键，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的创立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是对费尔巴哈的继承和超越。马克思虽然给予费尔巴哈人道的唯物主义很高的评价，但并不满意于费尔巴哈哲学的自然主义、非历史性。马克思为《莱茵报》撰稿期间，接触社会政治问题和现实物质利益问题。随后在克罗纳茨赫期间，他潜心研究了法国大革命，撰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否定了黑格尔的国家哲学和思辩唯心主义体系。这种对社会政治的持续关注使他不完全认同于当时的任何哲学。在1843年，他曾经指出，“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1]（p.442）费尔巴哈认为，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天国的根源在于人间。他“证明了哲学不过是变成思想并且通过思维加以阐明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因此哲学同样应当受到谴责”[2]（p.96），用一般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批判了黑格尔哲学唯心主义的宗教性质。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异化不仅仅发生在意识领域、宗教、哲学中，而且发生在现实的社会经济运动中；应当把异化用于分析经济事实。“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2]（p.82）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结果。马克思运用国民经济学的概念，从当前的异化了的经济事实、私有财产的运动过程出发，论证了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为共产主义的革命运动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
二是对黑格尔异化理论的批判。由于建构哲学体系的需要，黑格尔用异化作为自己哲学的建构原则。他的哲学体系是无所不包的，它以逻辑学开始，以绝对知识结束。逻辑学是抽象思维，是从自然界和现实的人抽象出来的思维。逻辑学的抽象思维异化和外化到自然界和人，最后回复到抽象思维。所以黑格尔的整个体系实质上是唯心主义的，是抽象思维的运动史、发展史。“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全部消除，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辩的思维的生产史。”[2]（p.99）思维的异化或对象化造成的对立，实质上是思维本身范围内的对立，也就是说，抽象的思维同感性的现实或现实的感性的对立是形式上的，实质上是同一的，都是思维。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观念辩证法非常不满，运用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批判了黑格尔的思辩唯心主义，指出了黑格尔异化和对象性的虚假性。通过区分对象化和异化，马克思继承了其积极的成分，即肯定对象化，反对异化。
二、对象化思想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认为，撇开人的劳动，对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形式的呈现――通常的物质工业视而不见，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
第一，对象化的主体是自然的、感性的人而非自我意识。这表明了马克思的对象化理论的唯物主义性质。在黑格尔的理论中，由于人等同于自我意识，人的外化、人的对象化设定了物性，所以人的对象性的本质――物性仍然是自我意识，不是现实的物，“物性因此对自我意识来说决不是什么独立的、实质性的东西，而只是纯粹的创造物，是自我意识所设定的东西。”[2]（p.104）由于自我意识设定的结果本质上仍然是自我意识，没有独立性，所以这种对象化是虚假的。马克思指出，人是现实的、肉体的，本身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本质上是对象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活动，它所以只创造或设定对象，因为它是被对象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
第二，对象化的劳动形成人的本质。人与其他动物一样，要与自然界不断地进行物质和信息交换，靠自然界才能维持肉体的存在。然而，人与其他动物不同，人是二重性的存在，不但有肉体生命，还有精神生命。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2]（p.57）人是劳动的存在物，在生产劳动中人把自身对象化，这种对象化的劳动形成人的本质，使人区别于动物。人与其他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然而劳动的对象化使人超出自然，体现人的超越性和主动性。通过实践改造对象世界，把自身的内在尺度运用于对象，人确证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劳动表明人是能动与受动的统一，本质上是追求自由和超越的存在物。
第三，对象化活动塑造人的感觉和思维。对于一个人来说，“对象如何对他来说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2]（p.86）马克思举例说，眼睛的对象不同于耳朵的对象，这种对象的不同正反映了人的对象化的方式不同、人的本质力量的不同。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自由自觉的对象化的劳动。由于人本质上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人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地使自然人化，就是主体客体化，同时也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地使对象进入人，就是客体主体化，从而不断地创造人的感性，丰富人的精神。正是在这种改造世界的对象化劳动实践中，人与世界发生着互动，人的感觉才产生，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所以，马克思说，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人的感觉、思维、情感、意志等精神世界都是在人的对象化的劳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第四，人类发展史是一部对象化的劳动发展史。马克思指出，现代工业实践具有重大的社会历史意义，展示了人类劳动的力量，“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2]（p.88）以往的科学忽视人类劳动，没有看到全部人的活动都是人的对象化的劳动，所以都抽象地研究自然界。实际上，“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2]（p.116）人类历史即人类劳动实践中的自然界，才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劳动形成了人的本质，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2]（p.92）人的产生是自我对象化的产物，人的发展也是对象化劳动的产物，人类历史就是在人改造自然、人化自然丰富着人的感性、人与世界互动的过程中前进的，呈现出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同时，人类历史是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相统一的历史，人们进行着生产劳动，同时不断地进行精神创造。“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它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思维着的意识来说，又是它的被理解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2]（p.81）
三、结语
在手稿中，马克思既研究了异化劳动，也研究了对象化劳动。总体上，马克思的异化劳动观占据核心地位。马克思创立了完整的异化劳动理论，运用这一理论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实践，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非人性，论证了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是现实经济运动的必然结果。虽然这一理论设定了理想的人的本质，概括的历史发展公式即人的本质――异化劳动（私有财产）――共产主义根本上还是人本主义异化历史观，与成熟时期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相比还是非科学的，但是马克思从现实社会中的人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人出发，把异化和扬弃异化都放置到现实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之中，最终实现的共产主义则是完全的自觉地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显示出历史唯物主义正在形成之中。
对象化与异化是特定历史阶段中劳动的两个方面。马克思越是关注现实生产劳动，就越是肯定对象化劳动，否定异化劳动，就越是远离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越是接近历史唯物主义。黑格尔用实体即主体、否定性的辩证法建立了在绝对精神基础上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对象化理论则用自然的感性的人取代了绝对精神，大大推进了费尔巴哈对思辩唯心主义的批判，同时批判继承了黑格尔的劳动辩证法。“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时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2]（p.101）人是对象化劳动的产物，是社会生产实践的结果。这种对现实经济运动的关注和黑格尔否定性的辩证法的批判使得马克思认为，“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真理。”[2]（p.105）终于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批判了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以主客体相统一的生产实践为原则和核心创立了新的世界观。总之，由于《手稿》时期的马克思还没有对现实历史的经济生产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实证分析，对于作为人类主体性的确证的劳动――人的自由自觉地改造世界的对象性活动还持一种理想化的观点，我们对马克思的对象化理论不宜过高评价，然而应该看到其在马克思哲学理路的进展中的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形象思维的定义篇9
关键词：维柯美学中西差异
中图分类号：B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8-0000-02
今天，当我们谈论到维柯，总是将他定义为一个先锋――他被我们尊为现代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和社会历史学以及其他更多学科的重要先驱。两个世纪以来，从浪漫主义运动对于维柯的重新发现，到赛亚・柏林将之树立为反启蒙的典型和马克・里拉将他定义为反现代的创生，维柯的面目一直在变，影响力也越来越大。问题是，所有人都承认他的伟大，但谁也不能肯定这不是误读的伟大。最好的证据是：克罗齐将他描画为精致的自由的唯心主义的预言家，弗朗科・阿麦里奥将他的神学形而上学看做解释其后期哲学的出发点，尼科拉・巴达洛尼对于维柯的解释却又是唯物主义的，也是含糊的马克思主义的。
在美学领域，维柯的面目就更难以识清了。虽然这方面的争论一直都相对沉寂，但这不代表我们已经达成共识。恰恰相反，在这里，我们的一致更少，分歧更大，我们甚至不能肯定，他是美学家。也就是说，连是否要将维柯引入美学科学，我们都不能统一，更不用说他的美学思想和美学地位――当然，这三者是互相影响的。唯一公认的，是他仍是先知，众多美学流派都能在他的书中找到萌芽。
一、维柯美学在西方的研究情况
在美学中，那些对于维柯已经做过的努力，大部分是既不顾他的总体目的，也不管他的历史影响，径自专心研究从《新科学》中采集的某些维柯观念与我们时代的对应美学观念。唯一例外是克罗齐。他继承了维柯绝对对立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观点，把它发展为自己的“直觉即表现”说。克罗齐也由此成为帝国主义时期西方美学思想的代言人。事实上，这也是维柯美学研究的开始。但此后的学者们却只是匆忙地从维柯中汲取他们需要的灵感，把真正的维柯留在了角落里。
更多的学者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最有代表性的是韦勒克，他的《现代批评史》把现代美学的起源确定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浪漫主义文学理论――从维柯开始，西方现代美学一直围绕着现象与现实的关系而展开。在其《近代文学批评史》中，他认为只有接受克罗齐美学体系，我们才能看出维柯是美学奠基人。①也就是说，他承认维柯作为伟大思想家，其理论可以被多个学科、从多个维度借鉴吸收，作为它们的学理资源。但就维柯而言，所探讨的只局限在“诗”的领域，没有对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本质做过界定，他不是美学家。从已经翻译成汉语的西方美学史著来看，也可以证明这一点。鲍桑葵的《美学史》②、舍斯塔科夫的《美学史纲》③、李斯特威尔的《近代美学史评述》④完全忽略维柯，甚至连他的名字也没有提到。М・Ф・奥夫相尼科夫的《美学思想史》⑤、埃・吉尔伯特和赫・库恩的《美学史》⑥虽在书中列入维柯，但所占比重也不是很大。前者认为维柯重要的美学思想是历史规律性思想和人民性问题，意识形态浓厚。后者认为维柯的主要贡献是解放了想象，提高了想象的地位，但否认了维柯思想中的原创性――“捍卫想象理论所达到的某种高潮而已”、“没有认真综合”。
二、维柯美学在中国的接受情况
中国维柯美学研究却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情态。纵观中国出版的西方美学著作，从美学史到美学文本导读，或是美学思潮，都为维柯专列一章，并定义为历史主义美学，显出惊人的一致。这一传统，始于朱光潜先生所编写的《西方美学史》⑦，兴盛于于中译本《新科学》⑧的出版。此外，朱光潜先生还写了《维柯的的评价》和《维柯的及其对中西美学的影响》⑨，大力推介维柯思想，直接影响了维柯的美学研究在中国获得重视。综合以上书籍中我们可以得知，朱光潜认为维柯的美学思想主要是对于形象思维的分析，可以归为四点：形象思维的原始性与普遍性、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对立、形象思维如何进行：以己度物的隐喻、形象思维怎样形成类概念或典型人物。此外，还涉及到了诗性真实、诗的起源、诗的永恒的特质、语言的起源、发现真正的荷马等问题。维柯的贡献集中在历史发展观和史与论结合的方法、形象思维研究和民主思想的美学观、文艺与一般文化联系的发现。而维柯的缺点主要是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绝对对立和诗泛化后的独特性不明。
其他西方美学著作，包括《西方美学思想史》（杨恩寰）⑩、《西方美学经典文本导读》（李衍柱）B11、《西方美学思想史》（朱立元主编）B12、《新编西方美学史》（章启群）B13、《西方美学通史》（蒋孔阳、朱立元主编）B14、《西方美学史》（吴琼）B15、《西方美学史教程》（李醒尘）B16、《西方美学史》（凌继尧）B17、《西方美学思潮》（张玉能）B18、《西方美学史》（汝信主编）B19等，基本都采用了朱光潜先生的观点，大篇幅介绍维柯，其思想概说也基本未脱朱光潜先生的框架和范围，只有《西方美学思想史》（杨恩寰）中提出了“美在秩序和和谐”的观点，《西方美学经典文本导读》中认为维柯阐述了作为美学范畴的“变形”，――以上两点皆未得到普遍承认，笔者认为这两条观点有误，《西方美学思想史》（朱立元主编）中结合了朱光潜与克罗齐的观点，却只是机械拼合，条理不明。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著作中，虽然基本都提及了“发现真正的荷马”，却不认为这里体现出维柯将民主思想引入美学，也非其对美的本质的理解，显示出对于前人思想的批判性继承。
究其原因，可以追溯到克罗齐与马克思。
作为美学大家，克罗齐在上个世纪的美学界举重若轻；在维柯思想介绍方面又占支配地位，发生着持久的影响，尤其是英语世界。在其所编美学史中，维柯所占比重最大，他称“维柯的真正的新科学就是美学，至少是给予了美学精神的哲学以特殊发展的精神哲学”，冠以维柯“美学科学的革命者”B20的称号，在《维柯的哲学》中又把维柯看作自己美学思想的远祖和美学的奠基人。这直接影响到了朱光潜对于维柯的重视。朱光潜曾说：“我学美学是从学习克罗齐入手的，因为本世纪初期克罗齐是全欧公认的美学大师，我是在当时英美流行的美学风气之下开始学习美学的，……”B21朱光潜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文艺心理学》中，克罗齐的直觉说作为最重要的美学原理予以阐述，专列一章对克罗齐美学作出全面的评述；其最具独创性的著作《诗论》，也是以克罗齐美学作为其核心的理论支柱，融合中西诗歌观念，梳理中国诗歌的形式流变；他翻译的第一部西方学术著作是克罗齐的《美学原理》，然后又出版了专著《克罗齐哲学述评》――这也是朱光潜学术著作中惟一的一部以一位学者为研究对象的。可见克罗齐与朱光潜渊源之深。
而马克思主义者乐衷于研究维柯也是毫无异意的。《美学思想史》（М・Ф・奥夫相尼科夫）中直言马克思对于维柯的评价很高，证据是马克思曾在信中写道：“在维柯那里，以萌芽状态包含着沃尔弗、尼布尔、比较语言学基础（虽然是幻想的），以及还有不少天才的闪光”。B22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在《经济决定论：马克思的历史方法》一书中详细地论证了维柯和摩尔根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并认为维柯、摩尔根与马克思是一脉相承的。费希所写的关于维柯的长篇评介文中提到：“维柯在今日俄国享盛名并非偶然，把他看作阶级斗争学说的祖宗。”朱光潜先生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看待《新科学》，发现其中天才的预言，自然会重视维柯。从他所作的维柯的介绍中，也可从侧面见出：他着重阐发认识真理凭创造、人类世界由人类自己创造出来、形象思维的有关问题这三方面的思想，他认为维柯的最大贡献是将历史发展的观点引入美学，贡献之二是将民主思想（人民创造原始诗歌、人民喜闻乐见是衡量美和崇高的标准）引入美学，他认为维柯首创阶级斗争观点，并在晚年著作中认为维柯是唯物主义的。
可以说，维柯经由克罗齐直接影响朱光潜，又有与马克思哲学的一致的先进性，所以为朱光潜所重视。而朱光潜现在在我国美学界的特殊地位，又直接影响了其后的美学著作，使经过朱光潜改造的维柯被其后美学家们接受。
三、中西对于维柯美学阐述的异同
我们将克罗齐――维柯美学思想在西方，尤其是英语世界的发言人，与朱光潜――维柯美学在中国的奠基者与权威作比较，就能清晰感受到中西对于维柯美学接受的不同角度。
在《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中，克罗齐认为维柯洞察了诗和艺术的真正本性――想象的原则，从而发现了美学的自主性，是美学科学的革命者。这主要体现在维柯把诗当做精神理念的一个阶段，意识的一种形式；产生于知性之前，感觉之后；虽是幻想的阶段，却提供真实的价值。由此，维柯提高了诗的地位。以上，克罗齐又在“诗和哲学”、“诗和史”、“维柯反对所有以前的诗学理论”部分作了详细的阐述，包括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对立与产生的先后、诗的真实、诗的来源。此外，他还在其他部分介绍了维柯的语言观、维柯批判了演绎法而推崇归纳法、维柯思想的继承性与革命性。
克罗齐从感性出发，重视维柯的想象部分的理论，论证集中于维柯怎样提高了想象地位。所以他认为维柯的主要贡献是提高了想象的地位，从而给予美学力量和重要性。值得特别说明的是，关于维柯方法论的解读，克罗齐由于自身局限，只阐述了维柯批判演绎法推崇归纳法。但实际上，维柯是将感性经验和理性推理（也就是批判法和归纳法）两者结合的运用的。
而朱光潜阐述的维柯美学观时更注重维柯抽象思维（即想象）的以己度人的原则和对于典型人物的新观点。虽然也介绍了形象思维的原始性和普遍性、诗性真实和诗的起源，但所占篇幅比例明显减少。至于所谓维柯美学的“民主思想”，虽然朱光潜认为这涉及到了维柯所认为的美的本质问题，却没有独立分节论述，可见他对于这部分内容的不确定。以我来看，这点着实牵强附会。
所以，就维柯美学观的论述来说，克罗齐的论述虽然没有朱光潜的全面，却更贴近维柯思想的真面目，也赋予了维柯美学更大的力量。
从维柯的美学贡献来看，朱光潜认为除具体思想外，维柯的贡献主要在历史发展观、史和论结合的方法论。但这方法论不仅限于美学研究，维柯的使用目的也不是美学。
但是对于维柯的不足，朱光潜比克罗齐看的更清楚。两人的主要分歧在克罗齐认为维柯混淆了具体历史和精神哲学而朱光潜认为他将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对立绝对化。克罗齐认识到了否认最初人类的任何知性逻辑的错误，没有理性的阶段是不存在的。但是他归结为维柯混淆了历史和精神，而没有看到这个错误的本质，即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绝对对立，这点也是克罗齐哲学观的缺陷。
克罗齐和朱光潜，都是根据自己的美学观，选取维柯思想的不同部分作了不同程度的阐发，虽有重合，但更多的是相异。结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克罗齐的著作，从自己的美学观出发，朱光潜对维柯的介绍作了革新。这种改造，有合理部分也有不合理部分，但大体上是合适的。
四、结语
且不论这些争论谁对谁错，单从这种西方争论而中国统一的维柯美学研究现状来看，我们也能发现一些问题。
虽然在中国所著各家美学著作中都将维柯提得很高，放得很重，但有趣的是，维柯所代表的历史主义美学和维柯其人，都从未在这些书的前言中出现，尤其是其中一些梳理了美学的历史发展潮流。而对为何这些思想属于美学范畴也少有人论证（包括论文和书籍）。朱光潜先生根据自己的美学观选择了四个关键性问题――美的本质问题、形象思维、典型人物性格、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来编写美学史，有人直言后两者不属于美学问题，那对于维柯“想象的类概念”这一部分，是否应降低比重？朱光潜反驳韦勒克的理由之一是维柯虽然没有在当时美学界发生影响，那么朗吉弩斯也没有。可是如此说来，都为先知朗吉弩斯至少是有确定的美学思想且提出了崇高的美学范畴，那么他的地位为什么反而不如维柯？而如果说只从能给美学带来什么新东西的角度评价美学大师，又为何将达尔文排除在外？这些都是遗留问题，后来者解答的却甚少。
我们追求统一，但在存疑的问题上达成如此惊人的一致，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明智的。
注解：
①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一卷，杨自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
②鲍桑葵：《美学史》，张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
③舍斯塔科夫：《美学史纲》，樊莘森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
④李斯特威尔：《近代美学史评述》，蒋孔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
⑤М・Ф・奥夫相尼科夫：《美学思想史》，吴安迪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⑥（美）凯・埃・吉尔伯特，（德）赫・库恩：《美学史》，夏乾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
⑦朱光潜：《西方美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⑧（意大利）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⑨朱光潜：《维柯的及其对中西美学的影响》，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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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思维的定义篇10
[论文摘要]立足于对“艺术繁荣”、古希腊的“艺术形式”等范畴的含义的特别梳理，重新解读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与艺术繁荣的“不平衡关系”，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马克思是在平衡论的前提下谈不平衡的。
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与艺术繁荣的“不平衡关系”的命题，是一个经典的命题，也是一个被后来的研究者不断解释的命题，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之所以如此，乃是不同的研究者站在不同，的角度，对那段手稿中极其简约的、带有思路性并表现为提纲式的话语进行了不同解读，并得出不同意义的结果。例如，早期关于“不平衡关系”是“现象”还是“规律”，的争论和马克思的立旨是在“平衡”还是在“不平衡”的争论等。当然，这些争论的目的都是力图恢复、还原或逼近这个话题的原始意义，但要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还原理解，确非易事。笔者认为，要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还原理解，第一，要知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第二，要对马克思关于“不平衡”理论表述中所提及的一些重要的范畴、概念(比如“艺术繁荣”、“古希腊的艺术形式”、“历史形式”等)的含义进行必要的界定和梳理。否则，概念理解上的稍稍差异，便会导致话语意义理解上的谬以千里；第三，要结合文本语境与时代语境来理解马克思的表达思路。本文力求运用以上三种方式来重新解读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与艺术繁荣“不平衡关系”的命题。
笔者认为，马克思提出物质生产与艺术繁荣的“不平衡关系”的命题，是在承认物质生产与艺术繁荣是平衡的基础上提出“不平衡”的。www.133229.com
要解释好这样一个悖论性的话题，我们首先要重新解释“艺术繁荣”的含义。“艺术繁荣”(又译作“艺术繁盛”)的含义有两个义项。第一层的意思是指物质“硬件”方面的艺术繁荣。艺术产品本质上是一种精神产品，但它要得到“实现”，必须借助于物质载体，比如规模印刷、优良的纸张、精美装帧、大量发行、旺盛的读者购买力、传播与交流速度的快捷等。这样的“艺术繁荣”都与物质生产分不开的，甚至包括作为社会分工而独立的有闲阶级(包括专门的思想家、艺术家等)的出现，也都与物质生产分不开的。第二层意思是指艺术作为特别个性化、主观化和精神创造性特别强的“软件”方面的艺术繁荣。“软件”方面的艺术繁荣又可分为两点。第一，以不可再生性的特有思维方式为标志；第二，以一个、凡个或一批作家高质量、高品位的艺术品的出现为标志；而这些高质量、高品位的艺术品的诞生，主要依赖于艺术家非常个性的卓越的思想力和艺术表现为等。
就“艺术繁荣”的第一层含义来说，马克思承认物质生产的进步与繁荣是平衡的，成正比例的；就“艺术繁荣”第二层含义来说，马克思又认为物质生产的进步与艺术繁荣是不平衡的，不成正比例的。这样，马克思就从“艺术繁荣”的第二层含义，否定并批驳了庸俗的自然唯物论和庸俗的生产力决定论。不平衡的“艺术繁荣”是作为一种比喻的案例镶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一书表述中，的。马克思虽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没有明确地说出物质生产与艺术的“硬件”繁荣，是同步的、平衡的、成正比例的，但是这样一个结论，笔者认为，应是包含于马克思思想逻辑之中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整个的精神文化形态的“硬件”繁荣，都可纳入这一机理之中。
马克思的“平衡”论，可以从两个方面得以说明。第一，可以称之为肯定性平衡。所谓肯定性平衡，就是物质生产(实指物质生产力的进步和与之相道应的物质条件的进步)与艺术的“硬件”繁荣是平衡的成正比例的。也就是说，随着物质生产力的进步，艺术发展的“硬件”也随之进步与繁荣。前面所举的规模印刷、优良纸张、精美装帧、大量发行、旺盛的读者购买力等，即此。甚至包括作为社会分工的有闲阶级(艺术家是其中之一)的诞生，也是物质生产力进步的结果。第二，可以称之为否定性平衡。所谓否定性平衡，指随着物质生产力的进步，替代了历史上曾经一度盛行和繁荣的艺术存在的“硬件”方式。马克思说，史诗《伊利亚特》，作为艺术存在“硬件”方式(指口耳相传的存在方式)，随着“活字盘甚至印刷机”的诞生，便会随之消失。马克思说：“随着印刷机的出现……，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史诗的必要条件”，就是指史诗的前后代口耳相传的“硬件”的艺术存在方式。否定性平衡，可以理解为一种繁荣替代了另一繁荣：一种进步的新的硬件的物质样式替代了一种落后的旧的硬件的物质样式。
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与艺术繁荣不平衡论的观点，主要依据于“艺术繁荣”的第二层含义。但是马克思的不平衡观点，应是建立在平衡论观点的基础上形成的。不平衡论与平衡论，本质上是不矛盾的。不平衡论是在平衡论的基础上深入思考的结果，同时也是马克思辩证思维逻辑的必然产物。马克思的不平衡论观点，也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