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特征篇1
执教时间：2007年10月17日课时安排：1课时
一、教材依据
人教版高一年级思想政治上册，第二课之第二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第一框“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
二、教材分析
由于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资源是有限的，那么商品经济条件下如何实现资源的配置，市场经济有那四大特征。在明确了什么是市场经济后，重点分析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并肯定市场经济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有效形式。但是市场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框内容也为下一框国家宏观调控作出了依据。
三、学情分析
高中一年级的学生，才从初中进入高，还不能完全适应高中的学习思维和方法，需要一个过程。
开学第一堂课，我问学生：你喜欢上政治课吗？为什么？结果大部分学生不喜欢上政治课，因为它枯燥无味。高一学生还没有完全实现从初中到高中、具体到抽象的过渡，思维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而高一的经济常识是一门思想政治课，而不是一般的具体经济专业课。因此从学生最常见的经济现象入手，并用经济学原理加以分析，从具体到抽象。让他们发现原来所学知识并不只是一堆大道理，让他们发现原来生活当中彼彼皆是的现象中蕴含着这么多的经济学道理，从而理论联系实际，激发起学生强烈的学习兴趣，并享受到学习的乐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了兴趣才能真正地进行自主的学习、有效的学习，才能真正地完成经济常识“学习知识、培养能力、提高觉悟”三位一体的教学任务。
四、教学目标分析
1．知识方面
（1）识记市场和市场经济的基本含义；（2）理解树立正确的竞争观念和法制观念的必要性。
2．能力方面
（1）通过无形市场与有形市场的举例比较，培养学生比较鉴别的能力；（2）根据对社会现象的观察，说明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说明市场经济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形式之一，提高学生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3）对市场活动进行模拟，培养学生社会实践、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
3．情感方面
（1）增强学生对资源有限性的认识，并树立“节约资源，从我做起”的意识；（2）通过对竞争与平等、法制、开放三者关系的分析，激发学生的竞争意识；（3）懂得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从而奠定以后在经济活动中所必需的法治意识。
五、课前准备
录像机、录像资料、投影仪、投影资料、教学方法设计。
（1）通过对比、讨论、谈话等多种方式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体现启发式教育这一指导思想。（2）充分运用录像、投影等现代教学手段组织教学，开拓学生思维，激感体验，加深对市场经济一般特征的理解。
六、教法学法分析
启发式教学、讲解式教学、探讨式教学。教师启发引导，学生讨论，交流，让学生总结，最后老师点评，总结。
七、教学过程：
（一）导入设计
课堂导入的好坏，对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性，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直接影响着一堂课的成败，同时也对重点、难点突破、课堂教学效率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导入过程中，应尽可能提供学生感兴趣又贴近学生生活的材料或引起学生兴趣和思考的问题。对于市场，学生并不陌生，但对于市场的了解仅限于那些有固定场所的有形市场，即经济学中的陕义市场。基于学生懂得市场是用来“进行商品交换”的，因此从这点入手，播放一组录像镜头：上海繁华的南京路、人来人往的庙会、宾客盈门的商业大厦，电话订货、网上购物、邮购。学生很容易就能找到它们的共同点：都在进行买卖或交换。进而指出只要存在着商品交换关系，就存在着市场；市场不仅有有形市场，还有无形市场。并让学生分辨出上面六个镜头中，哪些是有形市场，哪些是无形市场，从而能够准确地把握市场的概念，并对认识社会实际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导入注重学生参与，注重联系社会实际，激发学生的主体意识，效果好。）
（二）突出重点设计
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是本课的重点。从计划经济走入市场经济，很多人存在着疑惑：为什么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根本原因是，在目前，市场经济更有利于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市场经济是一种更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而这一优势的具备主要是因为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心理学研究表明，寓抽象道理于直观教学之中，学生更易理解，因此，通过一些模拟活动、资料对比、录像、漫画赏析等活动的设计，由浅入深，由形象到抽象，让学生对所学知识有一个更直观、更深刻的理解。
1．平等性
由学生和老师配合，表演小品《如此买卖》，模拟市场活动。大意如下：一工商人员到某处购物，老板点头哈腰，明卖暗送；一年轻学生前去购物，老板满脸不屑，漫天要价。引起学生思考：如此买卖合理吗？为什么？通过讨论，学生很自然地归纳出：市场交换的当事人身份是平等的，在交易过程中也应该是平等的，这是由价值规律的作用决定的。
2．竞争性
播放录像：火车上，人满为患，坐着的、站着的、蹲着的，挤成一团；小孩的哭闹声、大人的吵骂声，乱作一团。车厢里是肮脏的，茶桶里是空空的，工作人员的脸是冷冷的……
投影材料：（1）铁路局提出“随到随上，车上买票”；（2）京沪、京哈、京广三大铁路干线提出多发以“夕发朝至”列车为基本框架的列车运行方案；（3）某地区准高速铁路在加大发车密度的同时，票价下调10．6％～12．2％；（4）《铁老大有动作》――明年推出28条精品旅游线路……各铁路局还将对团体旅行进行价格优惠。
通过资料的对比引发学生思考：铁路为何会呈现出前后如此大的变化？学生联系近年来航空、公路、水运事业迅猛发展的社会实际，不难得出结论：变化的原因在于竞争。并进而认识到竞争性是市场经济的特征，以及竞争性对于当今社会的重大意义，从而确立竞争意识。
3．法制性
播放录像（边讲解）：这是一场精彩的角逐。穿红色运动服的是武汉红桃K队，穿蓝色运动服的是上海申花队，双方争夺很激烈。请看这个镜头，红桃K队的队员将申花队的队员绊倒了，裁判判申花队发任意球。
引导学生思考：裁判为什么要判申花队发任意球？足球比赛还有哪些规则？如果没有这些规则，足球比赛将会怎样？从学生感兴趣的足球比赛入手，再引入市场活动，学生很自然地就会认识到：市场经济活动同样需要规则，失去了必要的约束，就不能公平地展开竞争，就体现不出市场经济的平等性。这样将新知识建立在学生喜闻乐见的旧知识的基础上，大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有水到渠成之效。
4．开放性欣赏漫画《谁也别想发财》，并思考“想一想”
通过学生讨论、归纳，达成这样的共识：地方保护就其表面效果而言，是保护了地方利益、当前利益，但实际上排除了竞争者，保护了落后，最终也会被社会所淘汰。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要想在竞争中立稳脚跟，不能自我封闭、排斥竞争，必须开放市场、迎接竞争。
市场经济的四个一般特征其内部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通过对市场经济的各个特征进行了具体分析之后，还要让学生明确以下几点联系：（1）没有平等性，竞争就不能展开；不开展竞争，就无公平可言。（2）法制性是平等性、竞争性的保证，也是平等性的体现。（3）开放性是平等性、竞争性充分展开的前提，是法制性发挥作用的社会条件。
八、本课小结
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a、平等性B、竞争性C法制性D、开放性
经济学的特征篇2
[关键词]电子商务经济学特征经济结构
在电子商务中，许多产品是数字产品，包括计算机操作系统、办公生产性软件、电子图书、音像制品及信息、服务等。这些产品有区别于传统商品与服务的许多特征，生产数字产品的企业所遵循的规律也不同于传统企业，呈现出许多电子商务新的经济学特征，这些特征也必将对经济结构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数字产品就是信息内容基于数字格式的交换物。数字产品既可通过载体以物理方式运送，也可通过因特网以电子方式运送。
一、生产数字产品的电子商务企业应遵循的规律
在要素投入方面遵循边际成本递减规律。一般工业企业的成本曲线呈U字型，产量超过一个适度规模以后，随着产量的继续增加，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开始上升。而数字产品在理论上可允许无限多的人同时共享，可以零成本复制，平均固定成本随产品数量的增多呈下降趋势，平均可变成本与边际成本相同趋于零。
价值的不确定性在于企业生产数字产品的原始成本是固定的，但由于其边际成本趋向于零，销售数量的不确定性及对不同消费者效用大小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其价格的不确定性。边际效用递增性是指信息与财富在边际效用上恰好具有相反的性质，即一个人拥有的信息越多，每增加一条信息对这个人的效用就越大。
二、电子商务新的经济学特征
由电子商务而派生出的新经济特征与以往的经济形态大相径庭，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主要体现为如下经济学规律：摩尔定律、梅特卡夫法则、马太效应、边际报酬递增规律等。
1.摩尔定律：摩尔定律是网络信息技术功能价格比的变化规律，它揭示了信息技术产业快速增长和持续变革的根源。按此定律，计算机硅芯片的功能每18个月翻一番，而价格以减半数下降。摩尔定律反映了信息技术产品的性能价格比，揭示了信息技术产业高速增长的动力源泉。该定律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依然发挥作用，并在今后会持续发挥作用。计算机性能的不断改进与价格的快速下降导致了人类计算成本的显著下降。
2.梅特卡夫法则：根据梅特卡夫法则，网络价值等于网络结点数的平方，或网络价值随着网络用户数量的增加而呈指数增加。信息网络的扩张效应受梅特卡夫法则支配，或者说梅特卡夫法则反映了信息网络扩张效应。互联网用户大约每半年翻一番，互联网的通信量大约每100天翻一番，这种爆炸性增长必然会带来网络效益的迅速增长。
3.马太效应：新经济是以信息流组织与支配商品(包括货物和服务)流、资金流、技术流、人力流的经济。在信息活动中，由于人们的心理反应和行为惯性，在一定的条件下，优势或劣势一旦出现，就不断加剧而自行强化，出现滚动的积累效果，即所谓的马太效应。
4.边际报酬递增规律：在电子商务时代，信息资源成了新经济中的主要资源，这种资源是可再生和重复使用的，具有无排他性，它的成本不随使用量的增加而成比例增加。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工业经济中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存在的条件，出现了要素边际报酬递增规律。在社会经济的投入产出系统中，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要素投入的持续增加，其边际报酬(即边际产出效益)呈递增的趋势。
三、电子商务新特征对经济结构的影响
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市场是一种对稀缺资源进行分配的有效机制。然而，今天有大量的商务活动是发生在大的等级制企业组织的内部。当交易成本很高时，商人就会创立企业，这种企业用一套等级制的监督和控制系统来代替在市场上的交易协商活动。尽管创立和维护一个监督和控制系统的成本可能会很高，但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成本低于交易成本。
经济学家奥立弗?威廉姆森把科斯的理论推广了一步。他认为，那些生产工艺复杂、采用流水线作业的行业倾向于有更多的等级制企业，最终更容易实现垂直一体化管理。企业界的生产和管理创新大大提高了等级制监督活动的效率。流水线和其他大批量生产技术可以把复杂的工作分解成小的、易于监督的步骤。计算机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上级管理者监督和控制其下属具体活动的能力。高层经理使用的一些直接绩效测量技术甚至比一线监工的监督更加有效。
从工业革命到现在，随着监督手段的日益普及，企业垂直一体化的规模和层次都在不断地增加。然而，在一些大型企业里，监督系统不能适应企业规模的扩大。由于企业的整体经济可行性取决于它有效地监督各级企业业务活动的能力，问题就出现了。这些企业只好采用分权管理，让不同的业务单位像独立的企业那样运作，它们彼此之间按市场模式协商交易，而不像同一企业不同部门那样进行交易。这些分权化的方法只是简单地回归到高效的市场机制，这种机制在企业垂直化之前是行之有效的。
企业和个人采用电子商务可以改善信息的流动、协调不同活动、降低不确定性，从而降低交易成本。通过降低收集潜在买主和卖主信息的成本、增加潜在市场参与者数量，电子商务可以转移很多企业对垂直一体化的注意力。企业在销售商品和处理订单时，用电子商务可以降低销售询价、提供报价和确定存货等活动的处理成本。正如电子商务可以增加卖主的销售机会一样，它也给买主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企业在采购时利用电子商务可以找到新的供应商和贸易伙伴。利用www可以高效地传递报价和交易条款，提高了企业间信息交换的速度和准确性，降低了交易双方的成本。虽然现在还不清楚电子商务的广泛采用是否会使等级制组织回归到它们以前的基于市场的结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电子商务的广泛采用会对经济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1.在市场模式方面。很多企业和战略业务单位都是在介于市场型和等级制两种经济结构之间的中间模式下运行的，这种中间模式就是网络型。在这种网络经济结构下，不同的企业根据共同的目标建立长期的稳定关系，以协调它们的战略、资源和技术组合。这种网络型的组织特别适合于信息密集的高技术行业。电子商务可以使这种主要依赖信息共享的网络更容易建设和维护。一些研究者认为，商务活动的这种网络组织形式在未来将占据主导地位。
2.在市场竞争方面。一家企业在网上做的广告可以把企业的促销信息传递到世界各地的潜在顾客的手中。企业也可以通过电子商务送达在地理上极为分散，而需求非常狭小的目标市场。因特网和www在创造虚拟社区方面特别有效，这些虚拟社区可以成为企业理想的目标市场。虚拟社区是指具有共同兴趣的人的集合，但这种集合不是发生在现实世界，而是出现在因特网上。电子商务企业实时生产，零库存销售及差别规模经济的运营模式，打破了大型企业的垄断地位。虚拟企业的出现和贸易环境的改变也削弱了中小企业的进入壁垒，从而增强了市场的竞争机制。在梅特卡夫法则的作用下，较好地解决了传统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商品价格不断向成本降低，在达到价格底线后便不再下降。它在这一水平的停留最终导致价格失去导向作用，市场中更多依赖的是非价格竞争。
3.在资源配置方面。电子商务这种新的运行模式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市场效率，资源配置将趋向最优状态。电子商务改变了传统经济运行方式中各环节的比重。经济运行的中心环节呈现出逐渐从生产和流通向设计和消费转移的趋势。传统商务体制下形成的资源配置结构，必将在电子商务状态下发生重大转变，朝着信息化和科学化的方向转变。
4.在产业结构方面。第三产业将会获得更大的发展，比重将大幅度提高，特别是服务性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将逐渐增加。同时，行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电子行业以及与电子产品制造业有关的行业将会取得高速的增长，其他行业的发展相对缓慢。
5.在国际经济结构方面。影响将在多个层面上产生：一是促进国际经济的一体化，各国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连接度会进一步提高；二是各国国民经济结构将在国际经济结构的整体构架下按资源合理配置的原则进行分布，由国际经济结构决定各国的国内经济结构。
参考文献：
[1]姚学礼刘秋丽: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趋势探讨[J].安阳大学学报,2007,(02)
经济学的特征篇3
摘要：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危害性极大，为了更好地打击此类犯罪必须深入地研究其经济行为方面的特征，才能有效地开展同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斗争
关键词：非法商务活动;垄断;暴力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指由3人或3人以上组成的人数众多，有明确的组织结构和人员分工，以经济利益为目的，以暴力、威胁或其他手段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并建立起一定的势力范围和“保护伞”的非法组织所实施的犯罪。目前，理论界有人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主观特征不能概括为追求经济利益，追求财富、荣誉和权力的三位一体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目的。当前理论界的主流观点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基本目标是追求经济利益的观点比较准确的。笔者赞同主流观点，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以追求经济利益为最终目标，而且在经济上有很强的贪婪性。考察历史上的帮会组织及我国当前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现状就发现他们均是在主流社会控制相对薄弱的区域建立的反社会、反主流的亚文化群体，他们所追求的不是政治地位和政治理念，而是巨额的经济收益，这也是他们实施犯罪行为的组织犯罪组织的巨大动力。从当前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在犯罪的初期即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大多从事走私、开设、聚众、诈骗、绑架、非法经营等非法活动获取经济收益，当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会寻求合法的经济实体来掩护非法的所得，或者当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为了能够在一定地区或行业内获得巨大收益会使用暴力对同行之间进行排挤、打压，从而保证该组织在此行业、地区内的绝对的优势，进而获得更丰厚的犯罪收益。当然，为了使主流社会认可其存在，不查处或不干扰他们的犯罪活动或犯罪组织，也需要其拿出部分的犯罪收益去寻求政治庇护，向政府、执法机关进行渗透、贿赂，甚至直接在政府机关内部担任职务，他们所追逐的并不是权力，而是尽各种可能是主流社会留出相应的空间让其“地下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
黑社会性质组织控制一定社会区域或者行业，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从事局部的非法控制。但是黑社会组织对社会的非法控制主要是对社会的局部控制，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虽然具有“黑社会”的性质，对社会有一定的控制和影响力，但它还没有发展到“黑社会”的程度，不能对整个地区或者社会的较大方面有影响力，只能是控制或者影响一定区域或者行业。这里的“一定的区域”，通常是在一个区、县或者乡镇范围内，有些较小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势力范围只有几个村庄或者是市场、码头、车站，少数发展时间较长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势力范围能够扩展到一个较大的城市。黑社会性质组织对一定区域或行业的非法控制和影响是有限度的，它并不能控制区域或者行业内的所有方面，通常还没有达到使该区域内的正常社会完全受制的程度，只要该组织在区域或者行业内实施了大量违法犯罪活动，群众受到欺压、残害，并认识到或者感觉到该组织的非法控制和影响，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受到该组织的严重破坏，就可以认为这一组织对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形成了非法控制和影响。第二，称霸一方，实行垄断经营。黑社会组织作为一个“社会”，不仅要有管理者、控制者——黑社会组织成员，还必须要有被管理、控制的对象——固定的场所与稳定的人群，而稳定的人群与固定的场所的结合便形成了社区或行业。这既是黑社会组织控制的对象，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活动的空间。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一般都控制相对独立的、垄断性的势力范围，在一定区域诸如某一村、乡、镇、县、集贸市场，或者在一定行业诸如建筑业、运输业、娱乐服务业、手工业等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欺行霸市，垄断集贸市场，形成非法控制或者产生重大影响，严重地破坏了当地的经济秩序和社会安定。同时在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的同时及形成之后，通过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凭借其政治、经济、人员、犯罪装备等资源和实力，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所提供的非法保护，在主流社会行政区域之内划定地下控制范围，并以暴力或其他手段营造黑社会恐怖气氛，把触角伸向一个或多个行业，或称霸一方、或划分“势力范围”，在主流社会中建立一个社会控制体系，俨然是国中之国。当然，黑社会性质组织为了争夺和保护自己的地盘，各个组织之间也不惜“火拼”，以此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其势力范围内插手地方经济活动，控制、垄断某些领域，为非作歹，欺压残害群众，从而使合法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此外，他们还在自己的“地盘”内，向商家强收“保护费”，要求提供“捐款”和“赞助费”等，群众敢怒不敢言，扰乱了社会的安定，为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经济贪婪性的特征不断地促使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武装自己，发展壮大队伍，进行新的、更高的手段的犯罪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渗透到经济领域，通常从事非法经营，但也不排除从事合法经营的可能性。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实体在追求经济目的的同时，更在于追求对某一经济领域的非法垄断和控制。当然，当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发展到高级阶段，已经形成典型意义的黑社会组织犯罪时，不排除黑社会性质组织可能会为了进一步追求合法权而介入政治，直接或间接地掌握政治力。但是从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发展现状来看，为了维护犯罪收益会拉拢、腐蚀政府官员或执法人员，其基本的目的不是为推翻社会，改变现状，而是为该组织有更广泛的发展空间提供种种便利条件，使该“非主流”社会能够长期得以存在和发展。他们看重的还是对经济利益的追求。
此外，暴力性、敛财性和腐蚀性是当前黑社会性质犯罪三大行为特征，它们共同维系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生存。为了巧取或豪夺，往往在手段上具有凶残性和暴力性，并会针对特定的人和物，用非常手段敛财，和经济的贪婪性紧密相连。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往往软硬兼施。所谓硬手段，就是暴力手段，既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起家的资本，也是该组织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保障。所谓软手段，是与暴力手段相对应，主要就是拉拢腐蚀的手段，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收买人心，扩展社会关系网的资本投入。软硬两种手段并存，交替使用，是黑社会性质犯罪的两根支柱，两者缺一不可。这就表明了黑社会性质组织要想存在和发展，达到称霸一方，获取丰厚犯罪收益的目标，就必然会实施大量的抢劫、绑架、敲诈勒索、甚至放火、杀人等暴力犯罪行为。当然不能排除黑社会性质组织存在合法经营的可能性，但为了获取高额利润，他们往往也会使用暴力手段对其他的经营者进行排挤、打压、恐吓，因此可以说暴力手段也是不同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之间争夺地盘、争斗利益最大化的重要手段。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暴力手段的使用，包括对外和对内两个方面。对外，它是扩充实力必备的手段，一般采用暴力殴打、绑架、抢劫、伤害等赤裸裸的手段，在其组织内部还会有各种各样的犯罪凶器，如枪支弹药等，肆无忌惮地进行各种违法活动或犯罪活动，树立自己的“威望”，进而在一定区域内形成一定的影响力或威慑力;同时，不同的犯罪组织之间为了扩大地盘，获取行业垄断或争夺犯罪收益，彼此之间会使用武力或暴力解决争端，对他们来说，暴力和武力的强度直接决定该组织的实力。为达到称霸一方，获取高额犯罪收益的目的，惨无人道，不择手段，不计后果，显示出明显的疯狂性和残暴性。他们的所谓经济实力，就是依靠这种暴力逐步积累起来的。对内，它是一种维持组织内部秩序和纪律的手段。对不少黑社会性质组织来讲，一方面，暴力成为加入犯罪组织的必要条件，是组织内部迅速提高自己的地位的重要手段。他们认为暴力是与国家司法机关抗衡取胜的能力，是组织内容权力分配的重要依据;通过使用暴力使人敬畏，确立其在组织内部的权威和地位，并得到下属拥护的能力。另一方面，如果组织内部有人违犯了帮规和纪律，将会受到帮规的严惩，轻则体罚，重则导致残疾甚至死亡。这些行为准则的核心就是对组织的忠诚，绝对地服从，不得背叛，在成员之间形成一种威慑力或约束力。而暴力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统一的物质支持。而他们的所谓内部秩序和凝聚力，也是依靠这种暴力来维系的。[2]张明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浅议[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
[3]黄曙.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浅析[J].政府法制,2002，(9).
经济学的特征篇4
关键词：时代特征社会管理形式以人为中心
引言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已经走过了农业经济时代和工业经济时代，目前又正在向知识经济时代迈进。这些不同的经济时代，各有自己的时代特征，也有相应的社会管理形式。那么，在这些社会管理形式和与之相应的时代特征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其中有没有一定的规律性？显然，对这些问题加以探讨，对于提高人们管理活动的自觉性有着重要的意义。
农业经济时代的时代特征及其管理形式
农业经济时代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第一个经济时代。它包括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18世纪以前的资本主义社会，历时达几千年之久。如果仔细地加以考察，可以看到农业经济时代具有如下的时代特征：
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分工极不发达，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经济活动彼此阻隔，社会物质财富匮乏，因而经济活动也即“物”的因素始终处于社会活动的附属地位而无法突显出来。面对这样的时代特征，人类活动的主题也就自然在于“人”而不在于“物”，从而也就相应地决定了人类管理活动的中心是对于人的管理。这一点清楚地反映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古代史中。
在古代欧洲，亚里士多德通过对希腊社会的考察，得出了“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的结论。就是说，他把人看作“政治人”，排除了人身上的经济因素，由此表明他对社会活动关注的中心是人而不是物，从而也就形成了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思想。据此，他主张政治家在国家管理中应注重对人的管理，而不要埋头于经济事务；家务管理应重视人的德性，而不应重视财富的满足。在18世纪以前，亚里士多德的这种管理思想始终在欧洲占据着统治地位。
在古代中国，这种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思想主要表现在儒家学说的“义利观”中。诸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即君子懂得义，小人只懂得利；“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即君子关心的是道德教化，小人关心的是乡土田宅；君子关心的是法度，小人关心的是实惠；等等。这种义利观把义归于君子而把利归于小人，说明它是重义而轻利的。而由于义指的是人的道德规范，反映的是社会活动中人的因素；利指的是物质利益，反映的是社会活动中物的因素，所以这就很清楚地表明，儒家学说是重人而轻物的；换言之，是以人为中心的。正因为如此，也就形成了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管理理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其中无论是治人还是被人治，也即无论是管人还是被人管，都是围绕着人而不是围绕着物进行的。儒家的管理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管理一直起着主宰作用。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看到，由于农业经济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活动处于附属地位、“物”的色彩不突出等时代特征，决定了它的社会管理形式是以人为中心的。由此表明，在社会管理形式和时代特征二者的关系中，时代特征决定社会管理形式。
工业经济时代的时代特征及其管理形式
工业经济时代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第二个经济时代。它是指从18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到20世纪末这一段历史时期，历时200多年。工业经济时代具有如下的时代特征：
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全面增长。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那样：“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在这种以工业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里，由于生产率的极大提高和社会财富的大量涌现，使得经济活动的地位大大上升，因此，“物”的因素明显突显，“人”的因素相对淡化，出现了“物的世界的增殖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的现象。面对这样的时代特征，“获取财富”成为社会一切人等，上至政治家，下至平民百姓的热门话题，也就是说，人类活动的主题由“人”转向了“物”。这样一来，社会管理形式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由以人为中心变成了以物为中心。这种情况清楚地反映在亚当·斯密、泰勒等人的管理理论中。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写道：“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这样你也可以得到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一切交易的通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互相得到自己所需要的绝大部分帮助”。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亚当·斯密认为关心经济是人的本性，人的一切活动都受利己心的支配，由此表明人是“经济人”。这里，对人的本质的认识由当年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人”变成了亚当·斯密的“经济人”，这种变化反映出随着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的时代变迁，人类活动的主题由“人”到“物”的转移。
被称为“科学管理之父”的美国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泰罗继承了亚当·斯密“经济人”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一套“科学管理”理论，建立起了以标准化为主要特征的生产管理模式，即“泰罗制”。这种管理模式曾经达到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但它单纯强调方法和形式的“强制”作用，忽视对人的因素的考虑，从而使管理变成了支配人的“强势力量”和“强势语言”，实际上将人变成了机器的附属物。很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见物不见人”，也即以“物”为中心的管理模式。泰罗的这种管理模式在工业经济时代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
通过对工业经济时代的考察可以看到，与农业经济时代一样，工业经济时代的社会管理形式也是由其时代特征所决定的。具体为：由于工业经济时代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工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物”的色彩突显，所以也就决定了其管理形式是以物为中心的。
知识经济时代的时代特征及其管理形式
随着人类社会前进的步伐跨入21世纪，世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知识经济时代。该经济时代具有如下的时代特征：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成为生产力最重要的要素，知识经济占主导地位。具体为：在经济资源上，以知识为主要资源；在经济运行上，以知识决策为导向；在经济结构上，以凭借知识为依托的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柱；等等。总而言之，在知识经济时代，一切都打上了知识的烙印，知识已经成为最可宝贵的核心资本与主导资源，整个社会的运行都将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之上。面对这样的时代特征，人们活动的主题也就由“物”转向了“知识”，从而社会管理也就由“以物为中心”转向了“以知识为中心”；换言之，“知识管理”已成为社会管理的主题。这一点清楚地反映在卡西尔和德鲁克的理论中。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早在20世纪中叶就对科学知识予以了高度的评价。他认为，科学是“人类文化最高、最独特的成就”，是“人类历史的最后篇章和人的哲学的最重要主题”。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指出，人类在创造科学知识的同时，也塑造了自己作为“知识人”的本质。这如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人”概念、亚当·斯密的“经济人”概念都曾是当时时代特征的反映一样，卡西尔的“知识人”概念则是对知识经济时代的时代特征的反映。
美国现代管理学家德鲁克对当今社会的时代特征则有着更加直接的反映。他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中提出，我们正在进入知识社会。在《从资本主义到知识社会》一书里他又进一步指出：“知识已经变成了关键的资源，而不是一般意义的一个资源”。而关于知识经济时代的管理问题，他认为从1750年资本主义兴起时开始，以知识的运用为标志，现代社会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用知识去管理工具（如瓦特的蒸汽机），从而创造了工业革命。第二阶段，用知识去管理劳动（如1880年前后的泰罗制），从而带来了生产力革命。第三阶段，用知识去管理知识自身，从而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现代管理革命。德鲁克这一段话的含义是指，在瓦特发明蒸汽机和实行泰罗制的时代，人类管理活动的重心是工具和劳动生产率，而在知识经济时代，人类管理活动的重心则是知识。德鲁克已明确指出了当今社会管理的主题是知识管理。
认为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管理的主题是知识管理，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作进一步的考察就会发现，由于知识具有“属人性”，即知识只有以人为载体才能得以存在和运行，因此，对于知识的管理实质上也就是对于人的管理。而这样一来，前文所得出的一个结论，即“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管理逐渐转向了以知识为中心”，实质上也就是转向了“以人为中心”。
综上所述，由于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已经成为最可宝贵的核心资本与主导资源，整个社会的运行都将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之上，这样的时代特征也就决定了其社会管理是“以知识为中心”也即“以人为中心”的。这样，时代特征决定社会管理形式的原则又一次得到了证明。
结论
本文通过对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的考察，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情况：时代特征决定社会管理形式。既然这种情况在人类文明史上的三个经济时代都无一例外地重复出现，这就说明它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规律性的反映。由此可以得出人类管理活动发展的一般规律如下：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社会管理活动和与之相应的时代特征是密切相关的。这其中，时代特征是内容，社会管理是形式。由于内容决定形式，所以，时代特征决定社会管理形式；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时代特征，就有什么样的与之相应的社会管理形式。
这种带有规律性的认识，对于人们提高社会管理活动的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一，在理论上，它能帮助我们排除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提高对当今社会时代特征的认识，从而紧跟历史前进的步伐，把握时代跳动的脉搏，确立“以人为中心”的管理观念，增强管理活动的自觉性。其二，在实践上，它能促使我们围绕激发和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来展开管理活动。诸如：尊重知识、尊重人性；实行弹性管理，营造宽松的工作环境；变刚性管理为柔性管理，激发人们自觉自愿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通过相互的理解和沟通，建立团结互助的人际关系；注重人的个性差异，实行因人制宜的领导方法；注重人力资本投资，健全人才培养机制等。
总而言之，时代特征决定社会管理形式，是人类管理活动中一条普遍的规律。所以，应该加深对它的认识和理解，以便更自觉地搞好当前的管理活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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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特征篇5
关键词：会计信息质量特征；FaSBiaSC；比较；构建
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指的是会计信息应该达到的标准，反应了公司等信息用户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会计信息的质量在经济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而由于各国具体情况的差异，使其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规定也不尽相同。
这些年来，我国的许多学者也对我国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与国外的做了很多比较与研究。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内在关联有一定的研究。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系统由约束条件，基础质量，总体质质量和关键质量构成。《中外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比较》中提出：建立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使之取代《企业会计准则》；同时建立一个有内在联系的多层次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可见，我国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其内在逻辑性不强，层次不够清晰。本文主要通过比较中外会计质量信息特征的差异，并就如何构建我国的会计质量信息特征体系提出几点建议。
1.中外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比较
1.1主要内容的比较
《关于编制和提供财务报表的框架》中认为，会计信息应当满足四个方面特征，提出两项有关可靠和相关信息的约束条件：及时性和效益大于成本。
我国财政部公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二章提出了会计信息质量要求，包括：可靠性原则（如实反映、真实可靠和内容完整）、相关性原则、可理解性原则、可比性原则、实质重于形式原则、重要性原则、谨慎性原则和及时性原则。
1.2主要特征含义的比较
从以上可以看出，FaSB和iaSC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内容虽然众多，但与中国一样，都含有几项基本的特征——相关性、可靠性、可比性、可理解性。下面便对它们一一进行比较：
相关性：FaSB、iaSC表述为会计信息能帮助信息的使用者对过去和未来的事情形成一种判断，从而对经济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中国对相关性的要求为：会计核算要考虑信息用户对会计信息需求的不同特点，确保他们对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得到满足，其主观性性较强。
可靠性：FaSB与iaSC对可靠性的表述基本一致，并且，FaSB的可靠性还包括可检验性、中立性、如实反映；同样，iaSC的可靠性也包含了如实表达、实质重于形式、中立性、谨慎性、完整性的内涵。中国的可靠性是指会计信息所确认的经济活动应当是客观的、真实的，显得过于笼统，操作性不是很强。
2.产生差异的原因
2.1经济制度与经济环境的差异
首先，这是由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决定的。我们搞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国有企业在经济中占主体地位，政府对经济有较强的干预力度，而在会计的管理体制上，业主要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财政部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其对会计信息及其质量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
相反，在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较少，实行自由贸易，资本市场发达，市场中有众多会计信息的使用者，由此，也就造就了美国众多的民间会计组织。
2.2会计目标的定位
会计质量特征是对会计目标的反映，有什么样的会计目标，就有什么样的会计质量特征。会计目标的差异决定了会计质量特征的差异。美国财务会计委员会对会计目标的定位采用决策有用观的观点。
3.如何构建我国的会计信息质量体系
通过以上对我国和FaSB与iaSC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比较，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笔者认为，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我国的会计信息质量体系：
完善和改进基本经济制度，促进我国的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经济制度的成熟是会计制度成熟的基础。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不够发达，使得一些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不符市场的要求，这从客观上要求我们要大力推进经济制度的改革，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我国建立完善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奠定基础。
4.结论
我国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系统与其他国家和国际标准有一定的差异，较发达的会计体系已经形成了一个逻辑清晰的系统。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构建和完善我国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第一，改革经济制度，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第二，制定明确的会计目标；第三，建立健全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的层次与逻辑；第四，规定约束条件。（作者单位：1.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2.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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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特征篇6
然而，毕竟经济法是一门与传统法律部门差异极大的法律部门，这样的研究方法有它固有的局限性，唯有将经济法置于整个市场经济，并将其与经济学的经典理论紧密结合，才能更加深刻地揭示经济法的特征。
分析经济法规群的共同特点，笔者认为经济性是而且应该成为经济法的本质特征。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对经济法的经济性进行论述，这也是笔者的一点思考。
一、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性
分析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市场主体调控关系，市场秩序调控关系，宏观经济调控关系以及社会分配关系。
从市场主体调控关系来看，国家为了维护市场的有效运行和整体利益，通过市场准入制度等制度，对市场主体进行经济调控。以《商业银行法》为例，商业银行在金融市场上主要经营负债业务、资产业务和中间业务，由于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安全至关重要，为了保障商业银行的安全性，国家对商业银行的设立规定了极为严格的准入条件。《商业银行法》第13条以严格的准入制度对金融业做出了调整。商业银行在设立后仍要受到持续调控，由于商业银行主要是经营负债业务，负债率就是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新《巴塞尔协议》做出明确规定，要求各成员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应高于8%。我国也根据这一协议做出了相应的要求。这些规定无不显示出经济法对现代经济关系的积极调控，也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些经济关系的重要性，才引发了国家通过经济法进行有效的调控。
此外，国家为实现一定的产业布局调整以及社会公平目标，也经常通过产业政策、再分配政策、财政政策等对经济发生作用。这在日本等发达国家集中表现为《产业政策法》《结构不景气法》等法规。无论是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哪一方面，源于经济法的产生正是客观经济关系出现而传统的民法、行政法都无力调控，它们天生就具有强烈的经济性，这也内在地决定了经济法具有经济性，并且经济性理应成为经济法的本质特征。
二、经济法调整工具的经济性
经济法的发展与干预主义的出现密切相关。干预主义的经济学基础是凯恩斯主义。但干预主义并没有提出可供操作的干预经济的调控工具。随着西方市场经济以及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西方国家逐渐提出了操作性极强的调控工具。
以国家对垄断的干预为例，由竞争引起的垄断，反过来又必然妨碍、限制甚至消灭竞争，最终使市场机制遭到破坏。为维护市场机制的健康运行，通过经济法限制垄断成为必然的选择，但何时该由国家介入呢？在微观经济学理论中，市场结构区分为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市场和垄断市场。当竞争使得市场集中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出现垄断。衡量市场集中度有几种经典的指标，譬如四企业集中度（CR4）、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指数）以及熵指数（entropindex,ei）。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采取了HHi指数作为判断企业收购行为是否构成了垄断威胁，国家是否应当进行干预。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
联邦贸易委员会要求意图实施兼并的企业必须提供该企业以及其竞争企业的市场占有率，接着由该委员会计算兼并前与兼并后的HHi指数值的差值，倘若这个差值达到兼并法则规定的数值，联邦贸易委员会随即根据反垄断法作出允许或者不允许企业兼并的决定。运用HHi指数进行垄断的认定有一个相当典型的案例，即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的兼并较量。倘若允许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实施兼并，将使兼并后的HHi值严重超过法则规定。
在美国反垄断法的实施过程中，经济学的工具被运用于判定垄断与否的标准，而反垄断法被称为“经济宪法”，是经济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法的调控工具具有浓厚的经济性，其数据完全来自真实的市场经济运行过程，而诸如HHi指数之类的调控指数最先纯粹是经济性的指标，而后才引入了经济法的领域，故而经济性成为经济法的特征自然而然，并且应该成为经济法的本质特征。
三、专业技术规范的引入
经济学的特征篇7
关键词：征信；金融中介理论；金融资源；普惠金融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17）03-0003-05
信贷市场上广泛存在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由此产生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造成交易成本的上升和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从宏观上讲，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违约风险，将对信贷市场的存在和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甚至导致信贷市场的萎缩，因此需要建立征信体系以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现有文献中，对征信理论的研究主要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出发，以信息不对称、交易费用和博弈论等理论为基础去解释征信的产生、发展和功能等问题。本文对征信理论基础问题追根溯源，以金融发展为背景，从金融中介理论出发来阐释征信的本质特征，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分不同的侧面利用规模经济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对征信基础理论问题进行剖析。
一、征信的产生源于信息不对称
古典经济学通常假定信息是完全的，市场竞争是充分的，可以自动达到一般均衡，因此在理想的金融市场中，金融中介因失去功能而变得多余。然而，信息不对称在现实中长期存在，从信贷领域而言交易双方难以达到信息的完全共享。这样贷款者很难依据风险程度确定利率水平，而只能根据借款者的平均风险水平确定利率，从而使高风险者获益而低风险者受损，产生“逆向选择”问题。而且，“道德风险”也难以避免，主要表现为拖欠债务等失信行为。从总体上讲，信息不对称提高了金融市场上的交易成本、降低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为解决信用交易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需要以可负担的成本建立信息的收集、甄别和共享机制，提高获取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增加交易双方的信息透明度。征信作为专业提供信用信息服务的行业应运而生，成为市场经济特别是金融领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征信对于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节约社会交易成本和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显著效果（见图1）。
从微观上讲，通过信用信息的共享可以降低授信人决策时的信息收集成本，提高对受信人的了解程度，完善交易前的筛选机制，提高根据风险决定利率水平的定价能力，从而降低逆向选择的程度。而且，信息的共享和长久保存使得交易双方的一次交易变成受信人与整个社会在存续期间的重复博弈，完善了对违约者的事后惩戒机制，降低了违约概率，也就相应地降低了道德风险，减少了对贷款人的事后监督成本。从宏观上讲，征信在整体上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完善的征信体系可以提高守信者交易成功的概率，提高失信者参与交易的成本，从而构建“守信激励、失信惩戒”机制，帮助市场上每个交易主体养成良好的信用习惯，提升整个社会的信用水平。
二、征信的本质是金融中介功能的分离与专业化
金融中介是处于资金需求方与供给方之间买卖金融资产的机构。抽象地讲，金融中介是与金融市场相对应的、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基础制度性安排（见图2）。金融中介理论围绕金融中介为何产生、如何发展以及在经济金融发展中的作用展开研究，在不同历史时期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
19世纪以前，“信用中介论”占据主导地位，认为金融中介是“存款人的集中”和“贷款人的集中”，具有“信用创造”和“资产转换”的功能。信息经济学的发展推动金融中介理论成为20世纪70年代金融理论的热点，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促使资金富余者将资金委托给专门从事信息生产的人或者机构来从事放贷业务，这样就沿着“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将资金委托给从事信息生产的人（机构）”的逻辑更加有力地阐明了金融中介存在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美国经济学家戴蒙德于1984年提出“贷款者委托金融中介机构对借款者进行监督（贷前和贷后）”，从“防范道德风险”和“降低交易成本”的角度进一步论证了金融中介的功能。
回顾金融中介理论可以发现，通过信用信息的归集、加工和应用来开展信贷活动、防范信用风险是金融中介存在的重要原因。换个角度讲，金融中介是资金流、信息流共同汇集的中心和节点，以此也可以体现金融是现代经济核心的地位。在经济金融化、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程度不断提升的背景下，金融中介的l展使得资金流动高度契合了物流、信息流的要求，助推社会资源以高效快捷的方式进行配置，满足了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并推动社会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形态。金融中介需要处理的信息数量日益增多、结构日益繁杂而且效率需要成倍提升，客观上就产生了将信息收集、整理和加工环节分化出来，成立专门的信息服务类机构的现实需求。从这个角度讲，征信机构可以视为金融中介中专门从事信用信息服务的类别，是对信用信息服务功能的强化，是通过提供信用信息服务而优化金融资源配置，进而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的细分行业。因此，征信机构作为金融中介的组成部分，既具有金融中介所具有的共性特征，又作为信用信息服务机构具备独有的特征。
三、征信的核心特征
（一）征信行业发展具有规模经济特征
征信行业具有不同的发展路径，具体可分为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和混合型三种模式，在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都已经建成完善的征信体系。无论发展模式如何，征信机构在信用信息的采集、加工、共享和对外提供服务的过程中都呈现出显著的规模经济特征。在各国的征信系统建设初期，需要投入巨大的资源，因此准入门槛较高；发展成熟阶段成本降低而收益明显提升（见图3）。主要原因在于征信行业具有网络经济的性质，一旦信息提供者和信息使用者之间形成完善的信息共享平台，构成双向的信息流网络，需要继续投入的资源和维护成本较低，同时随着征信产品应用者的增多所带来的收益不断增长，呈现出显著的规模经济特征。
在美国、英国等市场主导型国家的征信行业发展初期，征信机构众多，规模较小，经营覆盖的区域较窄，在经历了100多年的兼并重组和优胜劣汰之后，形成现在少数机构垄断征信市场的格局。对于征信行业后发国家而言，在发展初期需要较大规模的投资去购买信息存储和处理设备、雇用征信专业人才、架设信息输送网络以及开发征信服务和产品。这一阶段，由于需要采集的信用信息数量巨大，社会认可度较低导致征信产品的使用率不高，收益远远小于成本，市场主体缺乏进入征信行业的实力和动力，大多数是由政府和行业组织等机构出资建设公共征信平台，完成征信制度建设、基础信用信息收集和征信市场培育等基础性工作。基础性工作完成后，征信行业开始进入快速成长的阶段，此时收集数据、架设网络和培育市场等成本大幅下降，信用信息的数量、更新速度和应用领域在逐步扩展。这一阶段，大量专业化的社会征信机构逐步出现，征信机构的构成从单一的公共型向公共型与社会型并存的格局发展。在信息主体的相关信息已经实现全面共享、数据更新机制比较成熟、应用领域比较广泛和社会信用机制已经比较完善之后，征信市场开始进入成熟的阶段。这一阶段，在规模经济和正外部性的作用下，征信行业的投入呈现出规模报酬递增的特征。此时，征信机构的实力更强，征信产品和服务呈现出更加明显的多样性、专业性、个性化等特征。
由于征信行业具有网络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双重特征，在征信市场发展的任何阶段进入成本都比较巨大，特别是到了成熟阶段，即使有新的进入者也只会增加成本而不会带来更多的效益。因此，征信市场上一般只能存在一个或者少数几个市场主体，表现出自然垄断的性质。目前，世界范围内征信业发展的高度集中也在实践上印证了征信业的自然垄断性。
（二）征信产品具有准公共性特征
公共产品是私人产品的对称，指具有效用的非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特征的产品，是那些能够为绝大多数人共同消费或享用的产品和服务。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公共产品都能同时严格地满足以上三个特性，如果能够全部满足叫作纯公共产品，比如国防、公安和司法等方面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如果三个特性皆不满足是纯私人产品，这方面例子最多，比如衣服、食品等仅供个人消费的物品。介于二者之间，既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又带有私人产品性质的为准公共产品。
首先，从效用上看，征信产品不是提供给某一特定的y行、企业或者个人的，而是可以面向整个社会共同提品和服务；而且从消费环节看，征信产品具有联合消费的特点，任何信用信息需求者均可获取所需要的信息而不会影响其他使用者的效用。其次，征信产品的消费具有非竞争性。只要获得许可，在征信系统运转良好时，一个消费者查询某个信用主体的信用报告时，都不能排除其他人同时查询同一主体的信用报告，同时也不会因此减少其他人享用该信用信息的数量和质量。而且，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征信系统的功能更加强大，增加一个用户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第三，征信产品在受益上具有排他性。也就是说，征信产品一般按照谁付款谁消费的原则运营，将不付费的主体排除在外。可见，征信产品不是纯公共产品，而是既带有公共产品特性又带有私人产品特性，在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效益上可以定价且技术上可以实现排他性的准公共产品（见表1）。
（三）征信体系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
外部性的概念是由马歇尔和庇古在20世纪初提出的，指一个经济主体（生产者或消费者）在自己的活动中对其他主体的福利产生了影响。完善的征信体系具有较强的辐射作用，能够显著地促进信贷市场的稳健发展和金融体系的稳定，而且能够提升信贷可获得性，推动金融普惠，促进信贷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在此基础上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升整个社会的信用程度，可见征信体系具有明显的“外溢效应”，或者称为显著的“正外部性”。
具体地讲，征信体系覆盖的经济主体越多、信息内容越完整且应用的范围越广泛，那么征信体系的作用就越大，也就是对于信息主体评价结果的影响力就越大，外部性的影响也越大。换个角度讲，由守信主体构成的信用网络规模越大、以征信体系为基础的信用交易越频繁，那么征信体系的重要性越高，地位越重要，发挥的正外部性作用越明显。相反，由失信者组成的团体越大，信用交易的规模和范围越小，那么征信体系就越不重要，甚至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因此，充分发挥征信体系的正外部性，减少甚至消除其负外部性，促进社会成员普遍建立信任感、不断完善“守信者处处受益、失信者寸步难行”的社会机制，将显著提升整个社会的信用水平。市场经济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经济形态。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表明，市场经济越发展就越要求诚实守信，信用的价值就越高。市场经济的发展如果缺乏信用，就会影响经济主体的活动范围、频率、深度，减少商品交换规模或者延缓交易，进而严重影响社会的投资和消费，拖累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因此，征信体系正面的辐射作用越强大，社会的信用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市场机制建设，进而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四、征信有利于金融资源的合理高效配置
实现金融资源的高效配置和金融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完善的征信体系作为基础，以降低交易成本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从微观层面看，征信产品和服务可以帮助交易对手了解信息主体的信用状况；从中观层面看，征信体系是金融行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可以用于防范信用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稳定；从宏观层面看，以征信体系为基础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可以推动行业信用建设和提升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能力，提升社会诚信水平。然而，金融资源在配置过程中追求利润最大化，具有马太效应，表现出“嫌贫爱富”的特点，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受到不同程度的金融排斥。如果用长尾理论曲线来描绘（见图4），金融机构比较多地关注曲线的“头部”，而将处于曲线“尾部”的弱势群体排斥在外，也就是说金融市场具有典型的“二八定律”特征。征信体系的存在能够为中小企业、贫困人群建立信用档案，帮助金融机构降低向弱势群体提品和服务的成本，推动更多的金融机构开发针对弱势群体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有效拓展金融机构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在整体上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可得性和满意度，进而提升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
在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快推进、互联网金融加速发展的新形势下，金融行业对征信产品的要求已经不再局限于原始的信用报告，而是在精细化营销、个性化服务和批量化处理等方面寻求更高级的征信服务。同时，随着经济金融的快速发展，征信服务的需求者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银行类金融机构，而是扩展到证券、保险、电子商务、公用事业、企业雇主和消费者个人等群体，这些都为我国征信市场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从供给角度讲，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等新兴技术也为征信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海量和多样化的数据、高效的数据处理模式和便捷的服务渠道，从而为征信业务升级和服务领域拓展提供了技术支持。总之，征信体系已经成为现代金融体系的基石，对促进金融结构演进、金融功能强化和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支撑作用。展望未来，征信体系建设应该顺应金融发展的需要，以征信基础理论为指导，促进金融资源的合理高效配置，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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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特征篇8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逻辑历史错位
逻辑的方法与历史的方法的统一,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所运用的一个重要方法。恩格斯在《考尔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对这一方法进行了说明：“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①]马克思正是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历史发展趋势。
多年来，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者们对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方法的科学性以及运用这一方法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必要性，作了非常充分的论证和说明。但是，当我们自己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对现实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及其相互的关系进行分析与研究时，这一方法却往往被遗忘了。笔者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看，逻辑与历史的错位是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所存在的最主要问题。
一
我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总体框架基本上还是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翻版，即：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部分，资本主义部分从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简单商品经济讲起，一直讲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为止；社会主义部分则以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为起点，以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为终点。从表面上看，这一体系完全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要求：资本主义部分基础上保持了《资本论》的逻辑体系，所增加的有关帝国主义或垄断资本主义的章节作为《资本论》思想进程的逻辑延伸，也基本上反映了马克思逝世后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发展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部分的内容则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灭亡之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过程或历史趋势。然而，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与历史的错位就产生于所谓社会主义部分的起点与资本主义部分的终点之间：当我们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转而分析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及其运动规律的时候，我们的思想进程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思想进程的逻辑延伸，即以“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资本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而被我们当作分析和说明对象的社会主义，则是以不完全成熟或还很不成熟而不具有典范形式的资本主义为历史起点。
马克思通过对“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科学分析，所预见的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当然也应当是“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预见的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指的是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在马、恩的著作中社会主义一词是共产主义的同义词[②]），而不是指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第一或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更不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特点。历史赋予他们使命，就是从人类社会发展总趋势的高度大致勾画出“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未来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而不是也不可能是明确指出某一国家进入社会主义之后所具有的具体特点，以指导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正如列宁所说：“谁都知道，科学社会主义其实从未描述过任何未来的远景，它仅限于分析现代资产阶级制度和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的发展趋势，如此而已。……例如《资本论》这部叙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的和主要的著作，对于未来只提出一些最一般的暗示，它只考察未来的制度所由以长成的那些现有的因素。”[③]这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在理论体系上是马克思《资本论》思想进程的逻辑延伸，那么，被我们当作分析和说明对象的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就应当与马克思所设想的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的历史起点是一致的，或被我们当作分析和说明对象的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已达到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历史起点。但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曾经是社会主义的国家）的历史起点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也还没有一个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已经达到或曾经达到马克思所设想的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或其第一或低级阶段的历史起点。
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称“由于工业化纲领的实现，苏联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强盛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国。”[④]这就是说，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建立在“落后的农业国”的基础之上。而中国直到现在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的历史任务。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明确指出：“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就决定了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⑤]众所周知，工业化本来应当是“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资本主义已经完成的历史任务，而且事实上也是当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完成的历史任务。邓小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现在我们虽说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⑥]因此，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在总体结构上并不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而是历史过程在理论上前后并非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从工业化已经完成的“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资本主义到工业化尚未完成的并非“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当然，我并非主张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应当脱离我国现阶段的实际而去研究“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共产主义社会或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及其运动规律，而是认为上述在逻辑上前后不一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必然导致逻辑与历史的错位，而这种逻辑与历史的错位则是导致我们对我国现阶段经济的具体特点和特殊规律的认识，以及这些具体特点和特殊规律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经济的基本特征和一般规律之间关系的认识出现偏差的根本原因。多年来正是由于这种逻辑与历史的错位，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及其运动规律的认识面临着两个非此即彼的错误选择：要么，把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和一般规律，当作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特点和特殊规律；要么，把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特点和特殊规律，当作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和一般规律。前者的实质是提高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表现为典型的教条主义；后者的实质是降低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表现为典型的经验主义或实用主义。
改革开放前，我们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有关未来社会经济特征的论述当作教条，即：将马、恩所设想未来社会的经济特征当作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特点。于是，以此为理论依据而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主张立即消灭私有制、商品经济以及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等。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中逻辑与历史的错位也就表现为思想进程超越了历史进程。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拔高现实社会主义历史起点的教条主义态度被否定了，但贬低马、恩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的经验主义特别是实用主义态度却往往被忽视、容忍或认可了，后者甚至被当作反对前者的重要思想武器。因而思想进程超越历史进程在形式上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的倾向——将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特点当作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为此甚至不惜轻率地否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设想。例如，为了说明“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是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突破，不少经济学论文、专著和教科书都引用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社会主义”篇中所说的这样一句话：“一旦社会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消亡。”[⑦]并理直气壮地断言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恩格斯的这一预见不符合实际。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呢？是我们所说的共产主义；我们正在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又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呢？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我们中国或其他现在是或过去曾经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在何时真正实现过“社会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哪怕是强行实现的）呢？即使是在“”期间我们也没有能够将个体私有制完全荡涤干净，何况农民兄弟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从来就没有享受过全民所有的待遇！既然如此，我们凭什么说实践证明恩格斯的设想不符合实际呢？又如，有人以我国现阶段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为依据，否认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论点，认为社会主义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借助于一系列这样的所谓实践证明，我们实际上几乎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经济特征的设想或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预见全否定了。在马、恩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商品经济是否会消亡，在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是否还有必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或资本主义是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这类问题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是，我们现在的实践既不是共产主义的实践，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实践即正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实践。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之后，商品经济是否仍然存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或当我国在向成熟的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是否还有必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目前并没有这种实践可供借鉴。所以，上述所谓实践证明实际上是理论与实践相错位的检验方法。这种错位的实践证明就是逻辑与历史错位的具体表现。
本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就是对于现实社会主义认识的思想进程与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相统一的结果。但是，在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和教育领域，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认识现实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科学性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充分的认识和重视，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仍然热衷于归纳所谓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或特点。在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中，所谓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特征、社会主义分配方式的特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特征、社会主义企业的特征、社会主义对外贸易的特点等提法比比皆是。每一次再版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这一系列所谓特征或特点的内容或提法。且不论这些所谓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或特点中有不少内容实际上就是计划经济体制残余的体现。从逻辑上讲，所谓社会主义的特征，在空间上应适用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即所有已经进入和将要进入社会主义的国家和地区；在时间上则应适用于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即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之前。既然我国目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又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我们仅通过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实践，又怎么可能归纳出经得起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检验的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特征呢？例如，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本来就是我国现阶段所有制结构的特点，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将其拔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特征，因为我们现在无法断定这种所有制结构是否应当或能够一直保持到共产主义实现之前。至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更不能说成是什么社会主义农村集体所有制的特征，难道当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之后在农村也还要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吗？难道我国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一直保持到共产主义实现之前吗？如果我们真正认识到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认识到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实践还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实践，就没有必要再去热衷于归纳什么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而应将注意力放在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特点上。
二
逻辑与历史的错位不仅使我们对当代社会主义经济特别是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及其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产生偏差，而且还使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及其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产生偏差。过去，我们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趋势的论点当作教条，认为既然“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那么现实中的资本主义也就走投无路了。于是，我们断言资本主义已进入“总危机”，并期待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将在下一次“大危机”中彻底崩溃。改革开放后，当国人再一次放眼看世界时，发现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不仅没有濒临崩溃而且还比我们发达得多。到底如何解释《资本论》问世后一百多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及其变化就成为了政治经济学理论界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在对这一问题进行解答的时候，我们的思想进程却又往往落后于当达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这就是我们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发生了很多变化或进行了很多调整，如股份制的空前发展与普及，国家垄断及国家干预的出现和加强，以及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经济合作的不断加强等，这些变化或调整到底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能够适应社会化生产力要求的表现，还是它不能适应社会化生产力要求的表现，是当前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和教学所要解决的或不可回避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但是，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资本主义部分在涉及到这一问题时总是一味强调这种生产关系的调整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质，似乎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依然停留在一百多年前的水平上。就连一些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也认为当达资本主义国家所采取的国家干预等方式是用社会主义的办法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我们却不愿意或不敢承认这一点。如果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质确实丝毫没有改变，那岂不是说明资本主义私有制可以而且已经完全适应当今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吗？既然如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从何说起？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结论又从何说起呢？恩格斯当年曾将股份公司称之为“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⑧]并预见随着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股份公司“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⑨]他在对资本主义将“不得不”采取的方式进行说明时还特别强调：“只有在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于由股份公司来管理，因而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即使是由目前的国家实行的——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才意味着在由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资料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准备阶段。但是最近，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一种十足的奴才习气，直截了当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社会主义的。”[⑩]可见，在他看来，如果资本主义国家是由于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而“不得不”采取的国有化，就可以说是采取了社会主义的办法，因为这“意味着在由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资料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准备阶段”，但俾斯麦式的带有封建专制色彩的国有化不在此列。因此，所谓“丝毫没有改变”之说的思想进程不仅落后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而且还落后于马、恩在世时的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当时股份公司已经出现）。
一方面我们的思想进程超越了当代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我们的思想进程又落后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于是，如果将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资本主义部分中某些观点或提法与社会主义部分中相关的观点或提法加以对照，就可以发现一系列“既卖茅又卖盾”的说法。如，资本主义国家的私人独资企业向股份制企业转化其私有制性质丝毫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独资企业向股份制企业转化其公有制性质也丝毫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国家将私人企业购买为国有企业丝毫没有改变其私有制的性质，社会主义国家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也丝毫没有改变其公有制的性质；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购买本企业的股票不可能改变其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购买本企业的股票却可以更充分地体现其主人翁地位，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如果有人要对这类说法问一个为什么，我们就会理直气壮地回答：这是由国家的性质所决定的！如果有人再问国家的性质是由什么决定，我们又会毫不含糊地回答：这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所决定的！中国的公有制为什么要占主导地位？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为什么是社会主义国家？因为中国的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美国的股份公司为什么属于私有制性质？因为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为什么是资本主义国家？因为美国的企业都属于私有制性质。我们的很多理论观点包括不少所谓新观点实际上就是依靠这种循环论证支撑着的。
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什么会落到如此之贫困的地步呢？逻辑与历史的错位就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原因。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2页。
[②]参加赵明义等主编：《当代国外社会主义问题纲要》，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1版，第4-5页。
[③]《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版，第50页。
[④]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普及版），中文本，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1月版，第374页。
[⑤]《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25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3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498页。
经济学的特征篇9
关键词:土地征收宪法行为经济法行为行政行为民事行为
目前学者对土地征收的性质存在争议，大多数学者认为土地征收是一种行政行为①，另有少数学者认为土地征收是一种民事行为②。本文认为，土地征收是一种综合性的行为，除了包括行政行为和民事行为之外，还包括宪法行为和经济法行为。
一、法律体系视野下的土地征收主体的性质
不管是认为土地征收是一种行政行为（以下简称行政行为说），还是认为土地征收是一种民事行为（以下简称民事行为说），都存在着以下两个方面的缺陷：首先，在方法论上采用得都是单一部门法思维方式，而不是法律体系思维方式。行政行为说是只从行政法的视角来分析土地征收的性质，按照该说，好像规范土地征收行为的法律规范都属于行政法，其他法律部门都不规范土地征收行为；同样，民事行为说是只从民法的视角来分析土地征收的性质，按照该说，好像规范土地征收行为的法律规范都属于民法，其他法律部门都不规范土地征收行为。事实并非如此。从法律体系的角度来看，规范土地征收行为的法律部门除了包括行政法和民法之外，还包括宪法和经济法。其次，在内容上都没有揭示出国家、申请人和审批机关在土地征收中的性质。对于土地征收的主体是谁，学者之间存在分歧。有的学者认为土地征收的主体是国家③，有的学者认为土地征收的主体是审批机关④，有的学者认为土地征收的主体是国家和申请人⑤，有的学者认为土地征收的主体是国家和政府机关⑥。虽然学者在表述中使用的术语不同，但根据学者的表述，我们可以得知，对于土地征收的主体，学者提到了国家、申请人和审批机关。行政行为说和民事行为说不可能分析清楚国家、申请人和审批机关在土地征收中的性质。原因在于，如果从行政法的角度看，看到的是申请人和审批机关，正确地看到了审批机关的行政主体性质，但只看到了申请人的行政主体性质，而忽视了申请人的民事主体性质，具有片面性；如果从民法的角度看，只看到了申请人的民事主体性质，而忽视了申请人的行政主体性质，同样具有片面性。另外，从这两个法律部门的角度看时，国家是隐形的，无法得知国家的性质是什么。
因此，为了清晰地分析土地征收主体的性质，我们需要从法律体系的视角来考察土地征收主体的性质。
（一）宪法上的土地征收主体的性质
宪法是调整国家和被征收人之间的关系的基本法。宪法的这个地位决定了宪法不可能具体地规定国家和被征收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内容，而只能抽象地规定国家和被征收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内容。
各国成文宪法都对国家和被征收人之间的财产征收关系内容进行了抽象地规定。有些国家的宪法明确地规定国家有权征收财产。例如，意大利宪法第42条规定：“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并给予适当的补偿时，国家可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对私有财产予以征收。”另外有些国家的宪法虽然没有明确地规定财产征收的主体是国家，但我们可以从宪法的地位推导出，这些国家宪法上的财产征收主体是国家。例如，德国基本法第14条规定：“财产之征收，必须为公共福利始得为之。其执行，必须根据法律始得为之，此项法律应规定赔偿之性质与范围。”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非有正当补偿，不得将私有财产充作公用。”
土地是属于被征收人所拥有的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土地征收的主体是国家。在宪法上，国家与被征收人之间形成的土地征收关系属于宪法关系⑦，国家属于宪法关系的主体一方。
（二）经济法上的土地征收主体的性质
根据上述，在西方国家的宪法中，国家和被征收人之间的土地征收关系的内容，也就是国家征收土地的条件，有三点：第一，征收目的必须是为了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第二，必须给予公正补偿；第三，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进行。这三个条件在土地征收实践中的地位并不相同。“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进行”是一个形式条件，“征收目的必须是为了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和“必须给予公正补偿”是两个内容条件，形式条件一旦被满足，两个内容条件也会同时被满足。原因在于，如果国家遵守宪法规定的条件征收土地，就必须首先制定土地征收法，该法就需要具体规定公共利益的范围和进行公正补偿的办法。
根据法理，当规范调整的是国家和被征收人之间的关系时，该规范属于经济法范畴⑧。根据该法理进行分析，本文认为“关于公共利益范围规定的规范”和“关于公正补偿办法的规范”属于经济法范畴，原因在于，“关于公共利益范围规定的规范”是宪法中“征收目的必须是为了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条件的具体化，“关于公正补偿办法的规范”是宪法中“必须给予公正补偿”条件的具体化，调整的是国家和被征收人之间在土地征收中的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所以，从经济法角度看，土地征收主体是作为经济法律关系主体的国家。
（三）行政法上的土地征收主体的性质
虽然土地征收法中的“关于公共利益范围规定的规范”具体地规定了属于公共利益范围的事项，从而划定了国家可以强制性地获得被征收人土地的范围，但是，由于国家是一个没有行为能力的法人，它不能亲自实施土地征收行为，为了实现公共利益，土地征收法必须授权具体的主体代表国家来实施土地征收行为。正因为如此，土地征收法除了要规定“公共利益的范围和进行公正补偿的办法”这两个内容之外，还要规定谁有权提出土地征收申请和谁有权审批土地征收申请。在西方国家中，土地征收法将土地征收权分成了土地征收申请权和土地征收审批权，代表国家实现公共利益的事业承办者被授予了土地征收申请权⑨，代表国家审查申请人所从事的事业是否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的机关被授予了土地征收审批权⑩。在中国，土地征收法没有明确地规定拥有土地征收申请权的申请人范围，只是明确地规定国务院和省级政府是拥有土地征收审批权的审批机关。当申请人提出征收申请，启动土地征收程序，审批机关依法审查申请时，运用的是行政权，申请人和审批机关与被征收人之间形成的关系是行政关系，申请人和审批机关是行政主体。所以，从行政法角度看，土地征收主体是作为行政主体的申请人和审批机关。
（四）民法上的土地征收主体的性质
同样，虽然土地征收法中的“关于公正补偿办法的规范”具体地规定了国家应当向被征收人支付的补偿数额的标准，从而明确了国家在强制性地获得被征收人土地时应当承担的义务，但是，由于国家并不需要亲自履行补偿义务，而是由提出土地征收申请的申请人来履行补偿义务，国家和被征收人之间的补偿关系就由申请人与被征收人之间的补偿关系来落实。申请人与被征收人之间的补偿关系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首先，申请人自己不能单独地确定补偿数额
，从而单方面地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被征收人，双方地位平等。在英国、加拿大和法国，补偿数额由申请人和被征收人之间协商确定11，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即使在美国的一些州、日本和德国，当补偿数额由审批机关确定12，而不是由申请人与被征收人协商确定时，也不能得出申请人与被征收人之间地位不平等的结论。原因在于，申请人同样不能在补偿数额的确定问题上凌驾于被征收人之上。其次，申请人必须按照土地的市场价值给予公正补偿，这是民事关系的等价交换原则的体现。在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不管补偿数额是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还是由审批机关决定，申请人都必须按照被征收土地及其附属权利的市场价值给予公正补偿。13最后，当申请人与被征收人之间就补偿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或当申请人与被征收人对审批机关的补偿数额决定不服，提讼时，各国法律都规定由主管民事案件的普通法院进行管辖，这是民事争议解决原则的体现。所以，从民法角度看，土地征收主体是作为民事主体的申请人。
二、不同性质的主体实施的行为的性质不同
“所谓法律行为，就是人们所实施的、能够发生法律上效力、产生一定法律效果的行为。”它是“各法律部门中的行为现象的高度抽象，是各部门法律行为（宪法行为、民事法律行为、行政法律行为、诉讼法律行为等）”的最上位法学概念。14据此，我们可以得知，不同的法律关系主体所实施的行为受不同的法律部门规范。例如，当一个成年公民参加选举时，他与国家之间形成宪法关系，其实施的行为是宪法行为，受宪法规范；当他到商场购物时，他与商场之间形成民事关系，其实施的行为是民事行为，受民法规范。又如，当国家行政机关运用行政权与行政相对人形成行政关系时，其实施的行为是行政行为，受行政法规范；当国家行政机关以普通的法人单位身份与商场签订购货合同形成民事关系时，其实施的行为是民事行为，受民法规范。也就是说，同样一个行为主体，其所实施的行为的性质取决于该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关系的性质，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主体所实施的行为性质不同。
根据该原理，我们可以得知：
（1）作为宪法关系主体的国家所实施的行为是宪法行为。宪法行为是国家针对不特定的被征收人的包括土地在内的财产作出的内容抽象的行为，该行为是通过制宪机关和修宪机关一次性完成的，表现形式是宪法中的财产征收规范，该行为一经完成，对国家、国家的代表（包括立法机关、申请人、审批机关和司法机关）和被征收人都具有约束力。
（2）作为经济法律关系主体的国家所实施的行为是经济法行为。经济法行为是国家针对不特定的被征收人的土地作出的内容具体的行为，该行为是通过立法机关和修法机关一次性完成的，表现形式是土地征收法中的“关于公共利益范围规定的规范”和“关于公正补偿办法的规范”，该行为一经完成，对国家、国家的代表（包括申请人、审批机关和司法机关）和被征收人具有约束力。
（3）作为行政主体的申请人和审批机关所实施的行为是行政行为。行政行为是申请人针对特定的被征收人的土地提出征收申请，由审批机关作出决定的行为，该行为可以由众多的申请人和审批机关反复实施，表现形式是申请人的申请书和审批机关的决定，该行为一经完成，对申请人、审批机关和被征收人具有约束力。
（4）作为民事主体的申请人所实施的行为是民事行为。民事行为是申请人与特定的被征收人确定需要支付的补偿数额，并由申请人向特定的被征收人支付补偿款的行为，该行为可以由众多的申请人反复实施，表现形式是申请人与特定的被征收人之间达成的补偿协议、审批机关作出的裁决和特定的被征收人收到补偿款后签署的书面文件，该行为一经完成，对申请人和被征收人具有约束力。
三、土地征收中不同性质行为的显现度不同的原因
既然土地征收是宪法行为、经济法行为、行政行为和民事行为的综合，为什么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土地征收只是一种行政行为，另有少数学者认为土地征收只是一种民事行为，而没有学者主张土地征收还涉及到宪法行为和经济法行为呢？本文认为，原因在于这四种行为的显现度不同，行政行为最高，民事行为次之，宪法行为又次之，经济法行为最低。
（一）行政主体在土地征收活动中居于主导地位
虽然从宪法和经济法的角度看，土地征收的主体只能是国家，但由于国家本身不能亲自实施行为，所以，在实际的土地征收过程中，必须由其它组织和个人代表国家来提出和审批土地征收申请，根据各国法律规定，在大多数情形下，代表国家提出土地征收申请的申请人，和代表国家审批土地征收申请的审批机关只能是行政机关，与被征收人直接发生关系的是拥有征收权的申请人和审批机关，从而导致土地征收的行政行为性质体现得最明显。
（二）土地征收补偿的市场化
在正常的情况下，土地作为一种基本的生产资料，其配置可以通过市场交易方式来完成，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市场交易不能保证土地的配置符合社会公共利益。这里主要有三种情形：第一，土地的所有者拒绝交易；第二，土地的所有者漫天要价；第三，涉及到众多的土地所有者，通过协商方式进行交易时需要支付非常高的交易成本。由于土地具有位置固定性和稀缺性的特点，当国家为了满足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必须获得特定地点的部分土地时，如果土地的所有者拒绝交易，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就无法获得满足；如果土地的所有者漫天要价或者交易成本过高，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虽然能够获得满足，但经济效益不高，就可能阻碍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为了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土地征收法就授权申请人代表国家提出征收申请，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就可以强制性得获得被征收人的土地了。不过，不管补偿数额是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还是由审批机关决定，都是以承认被征收人的财产权为逻辑前提，必须按照被征收的土地及其附属权利的市场价值给予公正补偿，从这一点来看，和一般市场交易的结果相同。正因为如此，英国土地征收法称土地征收为强制购买。土地征收与一般市场交易的结果相同体现了土地征收的民事行为性质，这一点在土地征收过程中体现得也比较明显。
（三）宪法诉讼案件的发生率不高
虽然各国宪法都明确规定了财产征收规范，用来规范国家征收包括土地在内的财产的宪法行为，但国家征收土地的宪法行为本身无法征收到土地，必须先将国家征收土地的宪法行为具体化为国家征收土地的经济法行为，然后再由申请人的申请行为和审批机关的审批行为来落实，即通过申请人和审批机关的行政行为才能征收到土地。当被征收人认为国家征收土地的经济法行为违反了宪法，提起宪法诉讼，要求有管辖权的法院对国家征收土地的经济法行为进行违宪审查，而不是对申请人和审批机关的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时，土地征收的宪法行为性质就会凸显出来。但是，在实践中，这样的案例不会经常发生，所以，土地征收的宪法行为的显现度还没有民事行为的显现度高。
（四）经济法行为在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中容易被忽视
本来在土地征收的实施过程中，申请人的申请行为和审批机关的审批行为应当只是经济法行为的落实，当被征收人认为申请人的申请行为和审批机关的审批行为偏离了经济法行为所设定的轨道，提出行政诉讼时，应当会凸显出经济法行为。但是，在实际的诉讼中，由于被征收人往往是将矛头对准申请人的申请行为和审批机关的审批行为，凸显出来的是行政行为，而容易忽视作为判断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经济法行为本身。例如，我国目前不允许为了修建高尔夫球场而征地，这是一个经济法行为。当有申请人为了修建高尔夫球场而提出征收申请并被审批机关批准时，被征收人关注的重点是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而不是经济法行为是否存在的问题，将经济法行为的存在看作一个不需要考虑的问题了。
同样，本来在土地征收的实施过程中，补偿数额的确定及补偿款的支付行为应当只是经济法行为的落实，当双方当事人对补偿数额的确定及补偿款的支付发生争议，提出民事诉讼时，应当会凸显出经济法行为。但是，在实际的诉讼中，由于双方当事人将注意力集中在补偿数额应当是多少的事实问题及补偿款应当如何支付的问题上，凸显出来的是民事行为，而容易忽视作为判断民事行为是否合法的经济法行为的存在。
综上，土地征收是综合性的行为。认清土地征收的该性质，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理论上，既可以化解行政行为说和民事行为说之间的争议，也可以为经济法的存在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在实践上，可以使人们认识到保护被征收人的权利不仅仅是行政法和民法的任务，还是宪法和经济法的任务，而且与行政法和民法相比较，宪法和经济法更重要，宪法是保护被征收人权利的源泉，经济法是保护被征收人权利的核心，从而推动土地征收法的完善，有利于保护被征收人的权利。
注释:
①[德]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04—405页；[法]莫里斯*奥里乌：《行政法与公法精要》（下册），龚觅等译，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887页；翁岳生主编：《行政法》（下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698页。
②龙翼飞，杨一介：《土地征收初论》，载《法学家》2000年第6期；梁慧星：《谈宪法修正案对征收和征用的规定》，载《浙江学刊》2004年第4期。
③王家福主编：《经济法律大辞典》，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609页。
④翁岳生主编：《行政法》（下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698页。
⑤陈泉生：《我国土地征用刍议》，《中国房地产》1994年第8期。
⑥梁慧星：《谈宪法修正案对征收和征用的规定》，载《浙江学刊》2004年第4期。
⑦关于宪法关系的论述，可以参见以下著述：章剑生：《论宪法法律关系》，载《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2期；梁忠前：《论宪法关系》，载《法律科学》1995年第1期；李步云：《宪法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321页；徐秀义、韩大元：《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杨海坤：《跨入新世纪的中国宪法学———中国宪法学研究现状与评价》(上)，中国人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199-200页；刘作翔、马岭：《宪法关系与宪法性法律关系》，载《西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李龙：《宪法基础理论》，载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6页。
⑧徐杰：《论经济法的立法宗旨》，载徐杰主编《经济法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杨紫烜主编：《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27页。李昌麒主编：《经济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漆多俊著：《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版，第107页。
⑨例如，英国土地征收法规定，申请人包括主管大臣、地方机关和法律授权的可以征收土地的其它人。参见acquisitionofLandact1981ofengland(modifiedin2006),S.7(1)(a).
⑩例如，英国土地征收法规定，在征收一般土地时，审批机关是主管大臣；在征收特殊土地时，审批机关是议会。参见acquisitionofLandact1981ofengland(modifiedin2006),S.7(1)(c);S.21.
11，LandCompensationact1961ofengland(modifiedin2006),S.4(3);expropriationactofCanada,S.30(1);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89-390页。
12，eminentDomainactoftexasofU.S.a(modifiedin2003),Sec.21．048；eminentDomainactofillinoisofU.S.a(modifiedin2006),Sec.10-5-40;《日本土地征收征用法》（2006年修订）第48条；[德]鲍尔、施蒂尔纳：《德国物权法》，张双根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580-581页。
经济学的特征篇10
想学中国建特区
印度早在1965年即设立了“出口促进区”―――现在的经济特区雏形｡可以说起步于中国之前,且始终没有停止过努力｡但这些带有经济特区特色的出口加工区对当时以计划经济为主的印度经济发展并没起到多少推动作用,结果不了了之｡2000年5月,印度前商业和工业部长马朗倡议,要按照中国模式建立经济特区｡不少经济学家也提出向中国学习,创办经济特区,以刺激长期萎靡不振的贸易出口｡当时的印度人民党政府还为此修改了进出口政策,为创建特区大开绿灯｡同年,印度政府决定在全国新建六个经济特区,一股经济特区建设风开始酝酿｡
2004年5月印度国大党上台后,开始大力推动经济改革｡印度工商界不少人士认为,印度总体经济实力在20年前与中国差不多,现在却远远落后于中国,其原因在于经济改革不力､制造业不发达､产品竞争力不足｡中国的制造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而印度的制造业却只占到四分之一｡中国每年吸引外资比印度多十多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基础设施完善,吸引外资的政策优惠,而这一切,经济特区都起到了先驱的作用｡于是,印度国内呼吁尽快出台《经济特区法》｡
2005年5月,印度《经济特区法》终于在辛格政府上台一周年之际在议会通过,并于2006年2月正式实施,自此,经济特区有了法律的保驾护航｡该法案重在鼓励国有和私营企业在特区投资创建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以吸引国内外的投资者,刺激经济发展,增加出口和提高就业率｡
为突出印度特色,除招商引资和改善基础设施外,印度认为其经济特区的重点在南亚,希望利用经济特区来扩大与周边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印度反对党也认为,印度的经济特区应该与中国的有所不同,完全依赖出口带动经济发展显然不符合印度国情,毕竟印度还是个农业国家｡在反对党的坚持下,政府在《经济特区法》中取消了在特区可以弹性执行劳动法的条款｡
征地问题引发血案
《经济特区法》通过后,2006年短短一年内,就有200多个经济特区报批｡但仅仅八个月过后,到去年10月,印度经济特区政策就因征地等问题陷入危机｡
印度《经济特区法》对土地使用的要求过于宽松,仅仅规定被征用土地1/4需用于加工业,其余部分可以用于任何目的｡结果是制造加工区一般只占总面积的25%～35%,其余的65%～75%被用于房地产开发｡于是,许多地方以建经济特区为名,行土地开发之实｡经济特区变味成一种单纯的地产游戏,很多被征土地被建成住宅､写字楼､大型购物中心或医院等｡大批土地被廉价征用,而失地农民却得不到应有的补偿,由此引发的征地纠纷越来越多,甚至引发了失地农民与政府和开发商之间的血腥冲突｡从今年1月开始,西孟加拉邦农民的抗议活动持续不断｡在抵触情绪激烈的农迪格拉姆地区,约四万名被要求让出土地的农民破坏了道路和桥梁,并设置路障,阻止经济特区建设的相关官员和警方进出｡警察部队3月14日上午强行进入经济特区恢复秩序,遭到村民抵抗,之后警察发射了催泪瓦斯､橡皮子弹,最后开枪,造成14名农民死亡,多人受伤｡国大党主席索尼娅为此发出了警告,称应保护农民免受贪婪开发商的侵害｡
经济特区建设引发的征地冲突逐渐加剧,甚至变成了印度人民党等反对党攻击国大党政府的利器,反对党开始组织农民对抗大型项目的征地计划,这也是年初国大党政府一度宣布暂停经济特区审批的重要原因｡
袖珍型特区难办大事
4月9日,印度政府重新恢复了经济特区审批,同时出台新的经济特区建设规定｡按照新规定,经济特区规模上限不能超过5000公顷,并禁止邦政府使用征用权帮私人开发商强征土地｡
单从经济特区数量及其在印度国土面积中所占的比例来看,印度的经济特区真是非常特别｡印度陆地总面积为290多万平方公里,但截至2007年初,正式获得批准的200多个经济特区的面积加在一起才约350平方公里,尚不足国土面积的1/8000｡
过去,印度建设经济特区的战略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将经济特区作为拥有世界级基础设施的飞地,这些特区能拥有自己的港口､机场､电站和水供应等,从而带动印度建设一批世界级的基础设施,达到吸引外资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
然而,印度现在的经济特区政策更强调税收优惠而非基础设施,经济特区的规模普遍偏小｡去年通过的《经济特区法》规定,经济特区中的工业将享受头五年100%和后五年50%的税收优惠,如果利润再投资则将再享受五年税收优惠｡同时该法案还规定,产业型经济特区规模不应超过100公顷,在一些特定邦内不超过50公顷,而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珠宝等类型的经济特区则小到10公顷,还不如有些学校大,甚至企业也可以设立经济特区｡据摩根斯坦利公司估计,印度一半以上的经济特区占地不足一平方公里,多数经济特区面向it业或基于it业的服务业以及制药业,而非制造业｡
如此众多袖珍型的经济特区不可能提供世界级的基础设施,更难形成产业集群､规模经济,而只能成为税收优惠的天堂｡it公司之所以对经济特区乐此不疲,其原因是印度对it公司的免税优惠将于2009年结束,如果it公司搬迁到袖珍型的经济特区,那么这些公司就将再得到10年的税收优惠｡实际上印度的经济特区成了这些公司的合法避税天堂,而印度国家财政则因此损失了大量税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