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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经济理论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9 16:48:53

经济学经济理论篇1

一、市场有效性理论

在西方学术界,对于资本市场运动规律的理论按认识论来划分,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市场规律可知论;另一种是市场规律不可知论。

市场规律可知论的典型代表是传统的技术学派(亦叫图表学派)和基础学派。前者认为,历史是现实的基础。通过对前期市场运行的历史资料进行分析和研究,可以预测未来市场的走势。后者认为,价值是价格的根据,证券有其内在价值。在不同时期,证券价格可能低于或者高于其内在价值,但总的来看,证券价格会复归到内在价值的水平上。由于证券的内在价值可以通过估算预期红利和收益贴现值来获得,因此人们能够对证券价格的变动趋势作出正确的判断。

长期以来,技术学派和基础学派的观点和方法在许多西方学者中间,特别是证券专业人员中间具有广泛的影响,获得普遍的认同。但是,随机行走理论(Randomwalk)的提出,市场规律不可知论已对市场规律可知论的权威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1953年,英国学者莫里斯·肯德尔(mauriceKendall)在对股市波动的统计分析中发现,股价变动没有任何模式可寻,它就像:“一个醉汉走步一样,昨天的价格与今天的价格无关,今天的价格与明天的价格无关,股市运动每一天都是全新的内容”。1959年,美国学者哈里·罗伯茨(HarryV.Roberts)和奥斯伯恩(m.F.m.osborne)在研究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奥斯伯恩发现,股市日常的波动就像物理实验中出现的布郎尼运动一样,遵循着一种随机行走的规律。此后,阿诺尔德·穆尔(arnoldmoore)在对单个股票价格连续变动进行序列相关分析中发现,他随机抽取的29种股票价格的周度变化数据平均序列相关系数只有0.06,从而进一步证明了以历史数据预测价格变化的无效性。

上述发现,不仅使从事金融证券理论研究的学者感到困惑,而且使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感到费解。因为,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说法,资本市场应当是有序运行的理性市场,然而按随机行走理论推论,资本市场却又似乎成了无序运行的非理性市场。与之相联系,资本市场的无序运动自然无经济规律可循,任何试图通过分析和研究市场运动的历史和现实,预测市场未来变化的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的。因而,市场行为人只能去被动地接受和适应市场,而不能去改变市场。这样一来,技术分析工作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面对上述矛盾和问题,一些西方学者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并逐步形成了新的解释,即随机价格波动体现的正是一个功能良好、有效率的市场,而不是非理性的市场。他们的论据是:证券价格的变化取决于相关信息的变化。因为投资者对某种证券的需求取决于他对该证券的价格预期是看涨还是看跌。看涨时,就增加需求,看跌时,则减少需求,而证券价格预期又取决于投资者对所购买证券的了解,即信息的占有程度。这些信息包括:证券价格变动的历史数据、发行公司的经营和财务状况、股息增长率及其赢利机会等等。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每个投资者都想占有更多的信息,都想在交易之前获得利好的消息,都想在获得消息之后尽快入市炒作,竞争的结果必然使任何用于预测证券价格的信息即刻反映在现行价格上。只要一出现证券升值或者贬值的新消息,抢购或者抛售行为就会把时价抬到或压至一个适当水平。在这一水平上,投资者获得的只是正常收益率,即用以补偿风险投资和机会成本的收益率。所以,随机变化的市场和价格不仅不是市场非理性的证据,相反正是众多理智而且聪明的投资者竞相开发有关信息,并对其作出理性反应的结果。

为判断市场的行为类型和具体的运行特征,哈里·罗伯茨等进一步提出了市场有效性的三种形式:第一,弱形式假设。在符合这种假设条件的市场里现行价格已凝聚了所有历史记录的信息。第二,不完全强形式假设。在该市场条件下,价格不仅反映了过去的信息,而且反映了所有公布于众的目前信息,诸如公司收益、红利分配、股息增长率、公司间的兼并等等。第三,完全强形式假设。在这一假设市场条件下,价格决定不仅包含了弱形式假设和不完全强形式假设的内容,而且还包含了内线人所知道的信息,包含了所有对特定公司以及整个经济运行及其发展势态进行分析研究后得出的信息。在这种市场里,任何人都无法拥有对信息的垄断权。这样的市场,颇像瓦尔拉斯描述的理想状态的均衡市场。经济人谁也不能支配和影响价格的形成,只能根据给定的价格做出自己的行为选择。投资者在这样的市场里,偶而靠运气能预测到价格的变动趋势,但重复成功的机会很少,更鲜见连续重复成功的。

肯德尔等所做的统计分析实际上证明了市场弱有效性的存在,此项证明的经济意义在于: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上不能通过分析和研究价格变动的历史数据来准确地预测市场的未来变化,借以获取超额利润。鲍尔和布郎(BallandBrown)通过统计分析检验了会计收入对证券价格的影响;佩蒂特(pettit)检验了红利分配对股市的影响;福斯特(Foster)分析了股市对于每股预期收入的反应;沃尔夫森和帕太尔(wolfsonandpatell )则在研究中发现:股市对任何有关信息的反应几乎是瞬时的,一般在5至10分钟左右。上述研究均从不同的角度证明了市场不完全有效性的存在,即现行价格已经反映了所有公布于众的消息。基于这些研究结果,西方学者一般地认为,不完全强形式假设适用于现代证券市场。

然而,在市场有效性理论不断获得有利于自己的证据的同时,也不断碰到无法自园其说的矛盾和问题。

1.规模效应问题。班茨(Banz)在研究中发现,如果按股票的市场价值总额大小将上市公司进行排队,那么不论是总收益还是风险调整后的收益率都与公司规模大小呈现负相关的关系。以纽约股票交易所的情况为例。在该交易所中,规模最小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平均收益率要比规模最大的上市公司股票平均收益率高出19.8个百分点,而且这一现象持续存在。对于这个问题,市场有效性理论难以作出合理的解释。因为依据市场有效性理论的观点,证券市场是一个由理性投资者组成的,在资本转移迅速和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下,超额收入应该随着投资者竞相购买小公司的股票而迅速消失,不应该出现这种持续存在的现象。

2.周末效应问题。弗伦奇(French)等人发现,在纽约证券市场上,从周五到周一三天股票收益率一般低于一周中的其它日子。这又是市场有效性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因为,在有效市场的条件下,理智的投资者会充分利用各交易日收益率的差别,进行低买高卖的投机性交易。比如说,他们可以在周五下午实行短卖(Shortsale),然后在周一下午按预期的低价买进。这样一来,势必导致周五下午股票价格下跌,周一上午股票价格上涨,从而使周一的股票收益率升至适当的水平。所以,按照市场有效性理论的观点,各交易日的股票收益率不应出现如此悬殊的差距,这种差距更不会长期存在下去。

3.黑色星期一问题。1987年10月19日,星期一,美国纽约股票市场突然爆发了前所未有的狂跌风潮。这场股市狂跌,不仅给西方的投资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给信奉和鼓吹市场有效性理论的西方学者当头一记闷棍。对于这场股市狂跌,一些西方学者既无法作出圆满的解释,更无力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因为,根据市场有效性理论的说法,西方的证券市场符合不完全强形式假设条件和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完全强形式假设条件。而在这种市场条件下,价格能够及时、迅速地反映信息的变化,投资者能够根据价格的变化及时、迅速地作出理智的反应,结果,价格趋向合理,市场趋于均衡,因此不会出现股市暴涨暴跌的问题,更不会产生市场运行危机。

鉴于理论与现实的矛盾,一些西方学者又不得不承认非理性因素的作用。

二、市场有效性理论的提出及其缺陷

应当看到,市场有效性理论所以在西方学术界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响,引起如此广泛的讨论,绝不是偶然的。

首先,该理论的提出适应了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和现代金融理论发展的需要。我们知道,市场理论是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的核心。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看,它的发展变化主要是围绕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论证理性市场存在的合理性;二是验证理性市场存在的现实性。对于前一个问题,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列昂·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帕累托的资源配置理论,让·萨伊的分配理论,阿·马歇尔的供求理论已从不同的角度予以全面充分的论证和阐述,并且给出了理想状态下的市场模型——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型。但是,上述理论给出的理性市场是理性假定、数学推导和逻辑演绎的产物,与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市场相比有很大的距离。为了使传统的理性市场模型更加贴近现实,解释和回答现实问题,使其具有生命力,现代的西方学者不得不把注意力转移到后一个问题的研究上。他们通过引入集合论、控制论、泛涵分析、凸集分析和拓扑学等现代科学方法,简化或放松模型的约束条件,拓宽模型的实现条件,借以增强模型的适用性。尽管这些努力在推动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尤其是方法论创新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未能提出一个既能充分论证理性市场存在的合理性又能充分验证理性市场存在的现实性的理论。市场有效性理论的提出无疑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它一方面通过对资本市场的理论研究论证了理性市场存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通过对资本市场运动规律的实证分析验证了理性市场存在的现实性,从而把上述两个问题有机地统一起来,为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提供了进一发展的契机。除此以外,市场有效性理论还为现资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确立了现资组合理论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理论前提,使其具有广泛的适用性。

其次,市场有效性理论的提出体现了西方市场经济实践发展的要求。随着滞胀的出现,凯恩斯的政策主张的局限性开始显露出来,市场自由化的呼声日趋高涨。市场有效性理论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孕育产生的。因此它的提出无疑给市场自由化的政策主张,尤其是金融自由化的政策主张提供了理论依据。

尽管在西方学术界很少有哪一种理论能够获得像市场有效性理论那样多的支持和如此高的学术地位,但是该理论的局限性和缺陷还是十分明显的。

其一,从理论渊源来看,市场有效性理论脱胎于西方传统经济学的市场自发理论。因此它必然带有同样的痼疾:过分夸大和神化市场调节的自发作用;否定市场运行中的内在矛盾和问题;排斥政府调控市场运行的积极作用;从理性原则出发,用先验的理论假说和抽象的模型来规范和说明复杂多变的现实;重形式,轻内容,追求逻辑体系和数学形式的完美不惜牺牲经济理论的现实性;重现象,轻本质,注重现象描述,缺乏对市场运行及矛盾运动内在机理的深入研究。由于市场有效性理论存在着上述弊端,因此在说明现实问题时候,尤其是说明诸如“黑色星期一”之类的现实矛盾的时候往往显得力不从心,苍白无力。

其二,从认识论上看,市场有效性理论从现象形态出发,以资本市场价格不规则运动为依据,割断资本市场运行与整个经济运行的内在联系,否定经济规律对资本市场运行的支配作用,否定人们认识资本市场运动规律的主观能动性,把资本市场视为超社会超经济存在的、纯粹的“物理实验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也是脱离实际的。毫无疑问,资本市场确实是一个盲目性很大、投机性很强、易受心理预期因素和突发事件影响的特殊市场。特殊市场自然有特殊的运行方式和特殊的运动规律。但是,同时还要看到,资本市场毕竟不是孤立存在于社会经济活动之外的市场。作为市场,它是交换关系的总和。作为市场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资本的运行和发展要受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制约,反映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要求。总之,资本市场的运动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因此对其认识和了解必须多角度全方位的展开。以局部认识概观资本市场运动的全貌,只会导致对资本市场运动规律的片面认识,从而得出不符合实际的结论。

其三,市场有效性理论提出的理性模型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先从模型本身看,理性市场模型的基础是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两个基本的前提条件。其中,完全信息的假设条件是:(1)所有的信息都必须是公开和透明的。即将信息无偿地提供给所有的投资者;所有的投资者对信息的解释和判断不存在任何分歧,信息传递渠道畅通,不存在任何阻隔。(2)价格已经反映了所有可以得到的信息,并且具有高度的灵敏性和传导性。(3)价格是既定的量,所有的投资者只能根据给定的价格作出自己的选择。谁也不能支配和影响价格的形成,价格是唯一的调节信号。完全理性的假设条件是:(1)市场是理性的,即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和公平与效率统一的市场,不存在资本过剩和资本短缺的问题,资本可以自由的流出流入,交易过程是在瞬间完成的,既不存在虚假交易也不存在时间和数量调整;(2)市场行为人是理性的,收益最大化是所有投资者从事证券交易的唯一动机,都必须自觉根据理性原则制订投资决策,调整交易数量,确立交易方式,规范交易行为,开展交易活动;(3)市场运行是均衡的,能根据内部机制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时迅速地进行调整,从非均衡态自动恢复到均衡态。不难看出,在上述假设条件中,市场均衡假设是从理性市场假设中推导出来的,而理性市场假设又是以完全信息假设作为前提的。由于这些假设条件之间存在着互为前提循环证明的关系,只要人们对其中的一个假设条件证伪,上述假设条件形成的逻辑链条就会即刻断裂,市场有效性理论的基石就会因此而崩塌。

应当说,市场有效性理论面临的最大挑战还是来自于西方资本市场现实的矛盾运动和内在运行危机。十分明显,若承认资本市场现实的矛盾运动和内在的运行危机,就得修改市场有效性理论的基本前提:而若无视现实矛盾的存在,市场有效性理论则会失去存在的价值。可见,市场有效性理论很难摆脱进退两难的困境。实践证明,一种理论如果不能说明现实问题,不能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有效的办法,这种理论或迟或早会被时代所抛弃。针对市场有效性理论存在的种种问题和面临的困境,有的西方学者预言,30年代的大萧条动摇了古典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的基础,为凯恩斯革命的兴起开辟了道路。80年代的黑色星期一则撼动了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的有效性理论的基石,将为西方经济学的又一次革命拉开序幕。

三、市场有效性理论的借鉴意义

尽管市场有效性理论存在着种种缺陷,但并非一无是处,毫无借鉴价值。

首先,市场有效性理论给出了判断资本市场有效性的三种形式。这对于客观地认识我国资本市场的发育现状,明确未来的发展目标,确定规范化的资本市场类型和运行规则,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其次,市场有效性理论关于完善信息公布制度、发掘信息来源、疏通信息渠道、提高信息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扩大信息面、减少市场波动的不确定性、保持市场稳定运行的见解;关于扩大上市公司数目、增加交易数量、减少投资者进入市场参与交易的限制、鼓励机构投资者之间展开竞争、减少人为干预、市场垄断和价格操纵、形成良好的竞争氛围和供求均势、保持市场均衡运行的观点;关于加强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交易方式和交易手段的现代化、提高交易速度和市场运行效率、减少交易成本和交易磨擦、保持市场高效率运行的看法;关于完善交易规则、维护市场秩序、充分发挥自律机制的作用、约束投资者不正当的市场行为、保持市场有序运行的思想;关于加强对市场随机波动问题的研究等等,这些观点和见解对于加快我国资本市场的建设,解决市场发育和市场运行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了解资本市场规范化的标准,了解成熟的资本市场应该具备的性质和条件,预见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趋势,均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经济学经济理论篇2

关键词: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关系;分析与探讨

经济学是由“理论经济学”以及“应用经济学”两大学科组成的。理论经济学主要揭示了经济的运行及其发展规律,论述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以及其基本原理。在西方经济学体系中,理论经济学又包含宏观经济学以及微观经济学两个学科。应用经济学是以运用经济学为基本原理,从而对国民经济和经济生产中的各个领域以及各个部门的经济活动进行研究与探索,并分析其经济规律,从而进一步揭示了其经济以及社会效益的内容。工业经济学、商业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学、企业管理学、市场营销学、环境经济学以及劳动经济学等组成了应用经济学。关于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之间的关系,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理论经济学是基础,应用经济学识具体的运用和实践。但是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以及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一问题又被重新审视。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有待于进一步讨论,以此来适应我国经济管理以及经济发展的要求,从而在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相关问题进行正确地指导。

一、在我国经济学中“重应用,轻理论”的现象

在我国经济学术界,大多数还是比较注重应用经济学的研究,而忽略了对理论经济学的研究。这种现象在出版界,学术界以及教育界随处可见。例如,经过实际调查研究表明,在各类经济刊物以及经济学论著的收编,刊印,发行等过程中,相对于理论经济学来说,应用经济学的成果更受欢迎。其论文和刊物更易于发表和发行。相反,许多出版社对理论经济学研究的成果不怎么看好,对投稿的作者态度也相对冷淡。有些出版社甚至颁布了许多硬性条件和规则,要求理论性学术专著的作者在出版时提交高额的资助金,这就致使许多的理论经济学研究成果无法公诸于世。这些高水平学术著作的流失也是制约整个经济学发展的原因之一。与理论研究的情况不同,应用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在出版界则受到广泛的欢迎。这就严重导致了经济学畸形发展问题。

二、经济学畸形发展的原因

由于应用经济学一边倒的倾向性现象,严重制约了理论经济学的发展与进步,同时这一现象也必将制约应用经济学的日后长远发展。其主要因素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市场经济的冲击。市场对人们追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行为具有重要的调控作用。当前,理论经济研究收益少,见效慢,因此大多数人比较看重应用经济学在经济效益以及社会效益上的潜力,这就导致了在一定程度上人才与资源偏向应用经济学的现象。二是观念认识落后。对于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学者,专家,还是管理者,企业界,都缺乏全面认识。这种片面的认识导致了人们在思想观念上重视应用经济学而轻视理论经济学,进而导致了经济学的畸形发展。

三、经济学畸形发展问题的解决方案

(一)改变学术界的观念及其现状

目前在学术界“重应用、轻理论”的现象比较严重,这就导致了我国经济学的发展不平稳。因此要想改变这种过分倾向应用经济学的现象,首先要做的就是从观念上进行改变,加强对理论经济学的研究与支持。可以为理论经济学提供一定的优惠政策,比如提供研究基金,在政策上给予鼓励支持等。这样的做法有助于鼓励更多的学术工作者投入到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当中,进而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当前经济学术上研究片面思想问题,为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的平衡发展提供保障。

(二)革新经济学教育观念

要想改变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的不平衡发展问题,就必须改变教师以及学生对理论经济学以及应用经济学之间关系认识片面性的思想观念,明确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之间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关系。要深刻体会到理论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研究的基础,坚定基础理论经济学学习的思想观念。只有学生自觉进行理论经济学的学习与实践,才能提高理论经济学的研究水平,从根本上解决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不平衡发展的现状。

(三)创新教学手段及学习方法

众所周知,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过程是比较枯燥乏味的,因此必须改变传统“满堂灌”的教学方式,以此来提高学生对理论经济学的学习兴趣。在理论经济学教授过程中,不能光靠教师讲课,而是教师鼓励学生多阅读,多思考,多交流。通过相互交流,相互讨论的方式,到达启发思路,开拓视野的作用。此外,教师可以鼓励学生进行创作,例如学习心得,学习感悟,评论文章等。在学生的自主学习中,教师要始终发挥其指导作用。引导学生平衡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的学习时间和精力,以此达到全面发展的目的。创新的教学方式不仅可以促进学生进行理论经济学的学习,而且还有利于学生将所学的理论知识主动应用于实践当中,进行问题的分析与探讨,从而达到锻炼应用能力以及思考能力的目的。

(四)理论联系实际

要时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强调基础理论经济学的重要性时,并不是提倡将基础理论经济教学与经济实践教学分开,而是在经济社会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基础理论经济知识教学。争取做到学以致用,而不是学而无用。理论经济的学习必须具有服务于经济实践的价值,因此基础理论经济的学习与经济学的实践是紧密相连的。通过实践进行理论知识学习,通过基础理论进行实际,只有这样才能加强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深刻认识,体会到基础理论学习的重要性。

四、结语

作为应用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经济学为应用经济学给予了强大的支持力与推动力。如果没有扎实的理论经济学知识,那么对于应用经济学的研究来说只能是纸上谈兵,毫无意义可言。没有基本经济学作为指导和基础,那么应用经济学的发展则无法实现。因此,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趋势下,以及“重应用、轻理论”的形式下,必须注重对理论经济学的支持,增强理论经济学的发展力度,以此来保持我国经济学的平稳发展,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一定的保障。

作者:张镇川单位:山西工商学院

参考文献:

[1]李继详.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辨析[J].江汉论坛,2000(05).

经济学经济理论篇3

一、知识经济的时代意义

按照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从我们所看到的不少资料表明:人们在强调知识经济这一概念时,主要是区别于物质、资本在生产中起主导作用的物质经济和资本经济而言的。但不能由此就认为知识经济仅仅是区别于所谓的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其一,人类经济时代的划分有自然经济、工业经济,但没有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的提法。其二,一个经济时代的划分重要的不是生产什么而是用什么生产,这里包含一个重大的区别,即一定社会的主导生产工具及由此形成的产业,这显然不是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所能反映的。而知识经济不但从知识在生产中的核心作用表明自身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主导经济增长的知识性产业已经形成。

因此oeCD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正是揭示了知识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并准确地反映了知识经济的现实。所以,我们从经济时代的角度来认识知识经济,才能切实地反映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历史性变化和人类社会已进入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这一伟大现实。

二、知识经济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冲击

知识经济对经济理论的冲击首先是基础理论。知识经济的出现使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必然要合理解释和反映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新本质,从而在更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基石上构建指导人类新的经济实践的经济学。事实证明,经济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已经初步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着这种新经济的冲击。这里我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第一个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核心内容是社会的财富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财富的增长?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集中地形成了经济学基础理论即价值理论以及增长理论。

我们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一定社会所追求的新的社会财富是什么,如何创造出来。不能不看到,新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总是受制于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从古代社会的钱物积累表现出的社会财富,及与之相应的注重农牧和战争掠夺的财富增长形式,到威廉•配第实质性地揭示出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财富创造中“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的劳动成果是直接地表现为社会所认可的社会财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萌芽的到来,重商主义坚定地认为商业贸易创造价值、增进社会财富。事实上商业贸易只是转移现实的社会财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类经济的核心,揭示了生产创造价值这一人类社会财富增长的实质。新增加的社会财富完全是表现为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价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会认可的多少都直接地决定于生产它们所使用的技术的先进性。这使工业经济时代的劳动价值论典型地表现为价值的技术决定论。

当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反映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创造的劳动价值理论在新的生产方式中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首先,在现代化的企业生产中,人们认识到外在于劳动过程的知识性的管理也成为创造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学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创造价值的第四个要素。而管理正是随着人们对企业自身性质认识不断深化所形成的知识和信息,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知识和信息,服务于生产过程而现实地增加产品的价值。其次,在市场自由竞争中企业所投入非生产性领域的大量广告费、赞助费及各类社会投入,都不是用于直接生产领域,按劳动价值理论是不会创造价值的。现在恐怕没有企业界的朋友会否认这方面投入的丰厚回报,在这些非生产性领域的投入极大地提高了处于自由竞争市场中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些知识和信息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消费者的选择,对商品无论在价值大小以及实现多少上都起着关键的作用。第三,现在主要让我们来看使工业经济时代跃升到知识经济时代的先导产业―――信息产业。美国人不无自豪地指出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最大的新的经济增长源,约占近年美国经济增长的40%。如果你对这个数字还缺乏敏感的认识,那么你对这组数字肯定会感兴趣:一个发展才十几年但已拥有资产2600亿美元的微软电脑公司和已经发展一百多年才拥有400亿美元资产的通用汽车公司,后者曾是美国工业经济时代的象征之一。在这里已完全失去了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实现形式,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财富已直接地与人类最宝贵的知识挂钩,这不但突破着旧的社会财富观,而且直接使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新的社会财富。

综上所述,知识存在于当今源源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新的社会财富中,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的内涵及基本理论。正如我们分析的,一定经济时代新创造的社会财富,总是最深刻地反映着一定经济时代的社会生产的实质,并通过这个实质使一定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向更高级转化。因此,我们可以说一切都是财富,一切都不是财富,对新增社会财富的考察必须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结合。如果说工业经济时代商品的价值主要指一定技术条件下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的大小体现出在劳动时间多少上的竞争,那么知识时代的商品价值则主要是指在无差别人类劳动中所蕴含的知识和信息,价值的大小体现在劳动中对知识和信息的竞争。我们创造的新财富是未知的,但我们通过当前的劳动却现实地改变着已经形成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在这个循环上升的怪圈里,由于人们在现实消费需求中所消耗的社会财富总是有限的,因此大量的社会财富是以数字指标表明社会生产的创造能力,由于形成新的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是唯一的,因此对一定生产方式下新形成价值的那种核心要素的竞争便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实质。而这种核心要素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也就是对新增的社会财富的分割、占有和积累。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与工业时代相适应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亟待发展。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说明知识经济是存在的,使知识经济有合理的理论基础,把我们看到的现实和我们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有机地统一起来。

三、知识经济对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改变必然意味着传统经济学的增长理论、货币理论、周期理论及其他一些理论都必须重构

知识经济正以其在现实中的迅猛发展向我们展示出现代经济新的生产方式和增长形式,使传统经济学理论所揭示的内涵式增长、外延式增长、规模经济增长、投入产出等增长理论都表现出严重不足。首先,知识在现代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已彻底改变了传统人、财、物要素配置所带来的增长。其次,知识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它投入和参与生产的形式完全不同于传统要素,并形成新兴的主导产业。再次,同传统工业经济的规模相比较,依赖知识创造效益的增长正表现出同一产业的分散组合和不同行业间的技术融合,很难从规模化的投入和产出上进行分析。

最后,知识在当今社会新财富创造中的独特性和基础性,使我们对形成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并不能直接地从生产领域或某一产业中去寻求,增长的因素或动力也许是直接地存在于生产领域之外。知识经济条件下,也许真正导致增长的投入在一些非生产领域而并非生产领域。只有我们把上述问题研究清楚,我们才能找到知识经济条件下促进主导产业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作法。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曾明确指出主导产业对一个时代的经济起飞具有决定意义。曾因煤、铁为主导产业相互推动而促成战后经济奇迹的日本在这一方面更有心得,日本工业调查会总经理志村幸雄撰文指出:“信息通讯产业可以说是21世纪最典型的主导产业。如果说20世纪基本上是发动机和电动机占主导地位的‘动力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通信、广播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三位一体的‘信息的世纪’”。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这样产业巨变的经济时代,最能代表知识经济特征的产业是主导产业但不可能是唯一的,甚至这一产业在根本上只是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其他产业提供生产手段。而各国在此基础上所可能形成的主导产业仍然是要和国际分工、本国经济现实相结合。

经济学经济理论篇4

关键词:会展理论支撑平台经济

会展经济是在会展领域的经济行为;会展经济理论则是经济理论在会展领域的运用。本文查找了近十年有关会展经济的著作和论文,梳理了会展经济所获得各种经济理论支撑观点和论据,明确提出2013年由徐晋博士所构建完成的“平台经济学”理论很适用于对会展经济原理和会展产业性质的阐释。而本人曾于2012年4月提出过“会展产业的本质是平台产业;会展经济的本质是平台经济”的观点。所以,本文认为,平台经济学完全可以成为会展经济理论的一个新支撑。

一、有关学者对会展经济及其理论支撑的论述

1.2004年8月刘大可主编的教材《会展经济学》(中国商务出版社出版)提供的主要内容为:会展需求理论、会展供给理论、不对称信息下会展参与者决策行为、会展产业组织与市场结构、会展业国际化谋略和对策、会展中的政府行为与管制体制。

上述内容所依托的经济理论是:以“经济人”假定为前提、以自由市场理论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以信息不对称理论为基础的信息经济学,以研究产业结构、产业组织和产业政策为对象的产业经济学。此书是一本相对较早的关于会展经济的专著。

2.2006年3月孙明贵主编的《会展经济学》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此书也是从“会展需求”、“会展供给”入手,再谈“会展产业”、“会展投资与消费”、“会展经济活动”、“会展效益”,进而谈到“城市经济”、“区域经济”、“政府与会展经济政策”等内容。

该书所涉及的经济理论仍是新古典经济学。但其理论性和系统性不及刘大可主编的《会展经济学》。

3.2007年8月王起敬在《经济管理》杂志发表了《展览产品定价模型及价格影响因素研究》一文。文中首次引用了“双边市场”理论,认为展览市场是典型的“双边市场”。

该文章根据armstrong2004年给出的定义指出,两组参与者需要通过中间层进行交易,而且一组参与者加入中间层的收益取决于加入该中间层的另一组参与者数量,则这样的市场就称作“双边市场”。双边市场涉及两种类型截然不同的用户,每一类用户通过共有的中间层与另一类用户相互作用而获得价值(wright,2004)。

该文章认为,双边市场理论是进入21世纪后才引起学术界和产业界重视的前沿理论。这个理论一经提出,便得到学术界的积极响应,同时各种产业实践也纷至沓来。双边市场的研究,代表着对产业组织理论、企业战略管理等研究领域的视界改变,即从传统的厂商—消费者的“价格—需求”研究转变为两个相互关联的中间层厂商—双边用户的“价格—交易或交换行为”的研究。

可以认为,王起静是最早将“双边市场”理论引入会展经济领域的研究者。

4.2010年1月清华大学出版社和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杨勇编著的《现代会展经济学》。提出“会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会展活动所提供的供会展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交流信息、为此交易的平台”的观点。这是提出“会展平台”和“会展利益相关者”概念的最早学者。但是作者没有就此进行深入地阐述。

5.2010年3月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组织编写的《会展策划师基础知识》。其中提到会展营销所适用的经济理论是“利益相关者”理论。

同年,在韩国庆熙大学研读会展专业的中国留学生周彦在其博士论文中也使用了“利益相关者”的经济理论来研究韩国展览项目获得补贴及其效用的情况,并取得了博士学位。

6.2011年2月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了农业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编写的《中国农业会展理论与实践问题》(主要作者为刘启正,该书获得了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2011年度优秀研究成果奖的二等奖)。

其编写者在该书第二章《农业会展经济理论与方法》中提出,研究农业会展经济的方法是,首先借助微观经济学理论阐述会展产品定价的一般原理,然后引入双边市场理论,揭示差别定价在会展活动中的普遍性,再引入公共产品理论,作为进一步的补充。

编写者还提出,应以产业经济学的产业组织理论、产业布局理论和产业发展理论来进一步认识农业会展经济。由此又涉及到:可竞争市场理论、博弈论、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信息论等方面的知识和理论。

7.2011年12月张编的《会展经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王方华为此书作序指出,本书从论证会展产业的服务业属性入手,在服务经济的框架内展开了会展经济的系统分析;分别进行了会展的制度环境分析、会展的区位环境分析、会展经济与产业结构的优化、会展经济与城市经济的综合发展、会展产业聚集与区域经济发展、会展产业竞争力等多方面的研讨;论证严谨,行文规范。

该书的观点是,会展经济的研究一方面要以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为基础,遵循经济学的一般规律,如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等,同时还要广泛吸收相关学科的知识,如旅游学、营销学、管理学、物流学等学科;要借助这些相关学科的概念、方法和技术工具来充实自己的学科理论体系。

该书也是从经济学两个最基本的假设——“经济个体是理性的,经济资源是相对稀缺的”入手,采取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边际分析,产业经济学SCp(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范式分析等方法,展开全部论述。其所依靠的经济学理论主要也是新古典经济学,并涉及《服务经济学》(美国富克斯1968)和产业经济学。

8.2013年10月刊《中国会展》杂志登载了郑璐逸的文章《零成本招募——双边市场理论在会展业的应用》,该文再次引用“双边市场”理论,并运用最新研究成果(陈宏民、胥莉《双边市场》著作),论证了会展业具有双边市场的特征,适用于“双边市场”经济理论。

此篇是继2007年8月王起敬、2010年2月刘启正先后使用“双边市场”理论论证会展经济活动以后,又一次使用“双边市场”理论作为会展经济理论支撑的论文。

二、关于会展经济会展产业的理论观点

2011年10月本人在《中外会展》杂志上发表了《关于会展业产业性质、服务机理、业态特色的探讨》的文章。其后在2012年4月8日在成都举行的“2012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学术研讨会”上,陈泽炎又对此题目做了进一步阐释。其修改后的论文收入到《2012年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学术年会论文集》。

本人认为,会展业的业态机理是“平台功效”。而要认识“平台功效”,可先从“平台”的定义和一般概念入手。

查《现代汉语词典》可知,“平台”一词有三个义项:“生产和施工过程中为操作而设置的工作台面”,“计算机硬件或软件的操作环境”,“进行某项工作所需的条件”。

在实际用词过程中可知,“硬件设备”方面经常使用的“平台”一词,诸如:“运载平台”(譬如多级火箭)、“改装平台”(譬如汽车底盘)、“武器平台”(譬如新型军舰)、“海上平台”(譬如钻井浮船)、“试验平台”(譬如辽宁航母)等。在“软件环境”方面经常使用的“平台”一词,诸如:“资源平台”、“创新平台”、“服务平台”、“融资平台”、“政策平台”等。

对于会展经济和会展业来说,“平台”一词则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资源”、“基础”、“手段”、“方式”、“条件”、“环境”等概念;是一种可以在其上进行“融通”、“嫁接”、“延伸”、“发展”,具有积极性和能动性的工具。

对其做进一步研究,还可以看出“平台”一般应当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一是通用性:譬如,搭建的舞台是一种“平台”,在上面可以演出各种节目;平整的土地也是一种“平台”,在上面可以盖起各种建筑;飞机、舰船、火箭还是一种“平台”,可以搭载不同的武器装备。同样,在会展这样的“平台”上,可以举办各种各样、各型各类的会展项目。

二是媒介性:可以认为会展活动和报刊、广播、电视、广告一样都是一种媒介。这就是“平台”的媒介性。会展活动本身不是主要目的,会展活动所要宣传和表达的内容才更为重要。所以,会展平台就成为了“媒介”,发挥出“联姻传媒”、“中间介质”的作用。

三是促进性:通过“平台”可以扩大影响范围、增加传播力度,这就是“平台”的促进性。譬如,会展活动的商务促进性就十分明显。像北京、上海、广州的汽车展每届都能吸引几十万观众前往参观。而全国一年能够举办上百场汽车展。其借助展会进行市场促销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

四是带动性:借助会展良好的“平台”功效,不但直接带动所展示、所交流的相关产业、相关专业、相关领域,还可以通过人群的聚集和人流的运动、人员的活动带动一大批相关的服务产业。所谓“1:9”的拉动效应已经得到许多事例的验证。

进一步分析会展活动的“平台”作用,可以看出其所具有三种主要功效,即:“商务促进”、“文化宣教”、“政策工具”。

——关于会展业“商务促进”的功效:

1.在微观层面的“营销手段”。

(1)现场成交:这是属于直接性的或浅层次的目标和目的。在各种展销会上,参展企业主要就是为此而来。

(2)收集信息:专业性展览会一般都是专业厂家和专业人士聚会的场合,因此也是专业信息最为集中的场合。各种展品、各种资料、各种交流、各种会议都能提供大量专业性、可视性、研讨性、新颖性的知识和信息。这对于参展企业和参展人员将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

(3)接触客户:专业性展览会特别是那些定期化、国际性的专业性展览会,其许多参展产品(尤其是大型设备等)并不是为了在现场临时找买家而来的。它们或是早有了客户并在展出后即转运过去;或拿来展示的只是那些专用的样式展品或模型道具(譬如做了相关结构剖面的机器设备和演示装置等)。所以,这些参展企业参加展览会主要目的是了解大量的技术信息和繁多的市场信息(包括对自己产品所反映的信息)。这些对于企业的发展都极为重要。

(4)品牌推广:商贸类、专业性展览会无疑是一个展示、宣传企业、推广品牌的大好机会。因此,那些经营管理好的企业都会非常重视选择适当展览会去参展,并且为此投入大量可观的布展宣传费用。所谓“眼球经济”、“体验式营销”就在这里集中体现。

(5)寻求合作:现代企业的经营早已不是单纯的买卖关系。多种方式的经营与合作,已在围绕企业利润最大化这一核心运行着。所以,利用展览会的机会探求各种合作,寻找合适伙伴也就成为企业参展的又一重要目的。特别是那些投资贸易洽谈会是专门以促进投资合作为主要内容,更是值得相关企业给予关注。

(6)竞争策略:企业如果能够把参加展览会的事项纳入企业的发展战略(市场策略、营销策略、品牌策略、区域策略、竞争策略等)予以考虑,则表明该企业的经营管理达到了较高的层次。譬如,企业可以依照总体战略明确本企业通过参展如何塑造企业形象,如何营销产品品牌,如何传达服务理念,如何展示综合实力等。这样的参展也就是在向自己的竞争对手表现出一种信心和勇气。在展览会这样一个颇具实效的舞台上,企业如果利用得当,其效果可以事半功倍。

2.在中观层面的“信息引导”。

(1)论文报告交流:在基础科学、前沿科学等领域,专业性学术交流会议中的论文、报告可以为该学科领域发展起到非常大的促进作用。这主要是通过会议中信息的传递、交汇、叠加、融合等作用,使相关研究者得到了“前瞻”、“引领”、“启发”、“带动”而从中受益。所以,那些有价值、受欢迎的专业会议都能够吸引到全世界众多专业对口的专家、学者、科技人员“蜂拥而至”,缴纳注册费前来参会,并且会积极地参与会议的全部过程。

(2)与会学习进修:还有相当数量专业会议的参加者是抱着学习进修目的而来。其典型代表就是一些医学类别的专业性学术会议。因为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对医务人员提出年度进修的要求,规定参加一定级别的专业会议可以算作“进修学分”。

(3)协调研究发展:我们注意到还有一些国际性的专业会议具有对该学科技术发展进行协调、引导、管理的职能。其典型的就是国际标准化组织的会议。这是因为其会议上通过的国际标准将会指导、约束、引领、规范该技术领域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故而具有了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

(4)会展互动配合:会展业的发展趋势之一就是展览与会议日益紧密的结合。正是由于这样的结合,展览期间人们可以通过会议进一步切磋交流;会议期间人们能够通过展览进一步深入讨论;最终都是达到“信息获取最大化”的目标。

(5)实物展品演示:在展览中的实物展品演示,以及结合实物演示进行的互动研讨,是展会特有的一种功效。正是由于有了实物展品的演示,其所具有的科技含量(工作原理、数据参数、性能水平等信息)才可以充分表达出来,也成为展览会聚集人气的重要因素。

(6)行业聚会活动:无论会议还是展览,如果是该行业或该专业具有代表性的活动,就都会成为该行业或专业的精英聚会。有时该专业学术性或行业性组织就是利用这样的机会和场合来进行本行业本专业的定期聚会交流,以达到促进行业发展之目标。

3.在宏观层面的“观察窗口”。

(1)出易会与出国展览会:前者的典型项目譬如广交会;后者有时可以通过我国企业赴外参展获得的订单情况以及外商对我贸易壁垒的设置情况反映出来。

(2)投资洽谈会与专业展览会:前者的典型项目譬如“98厦门投洽会”;后者就是那些全国各地的国际性、专业性、定期性展览会,譬如北京国际机床展、上海国际工程与建筑机械展、北京上海广州的汽车展等。

(3)产品订货会与商品展销会:前者的典型项目有全国糖酒会、药交会、全国书市等;后者为全国各城市经常举办的房产交易会、汽车展览会、食品展销会等。

——关于会展业“文化宣教”的功效

会展活动能够具有的“文化宣教”的功能,可以包括“文化会展”和“会展文化”两大部分。

其一,文化类的会展活动涉及到会展活动中的“展、会、节、赛、演”这五种基本类型。其典型和代表性的项目诸如: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北京国际创意设计论坛、上海艺术节、三亚世界小姐大赛、中国三大男高音国际巡演等活动。

此外,会展业“文化宣教”功效还更为直接地表现在那些直接对广大民众具有宣传作用的展览项目以及直接涉及教育培训的展览项目上。前者诸如:科普知识展、计划生育展、防灾减灾展、普法教育展等,后者诸如:国际教育展、中考高考咨询会、各种考试培训辅导班等项目。

其二,会展文化则包括了以下六个层次:

第一层次:会展活动的内容直接涉及文化领域的问题。包括以会展活动为载体所直接展示、代表和反映出来的关于文化领域的具体内容。譬如,各种文化会展活动——图书展、美术展、艺术品展、影视作品展和文化研讨论坛、文化艺术节等。

第二层次:文化艺术手段对会展活动设计表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不同思想文化流派、不同艺术表现手段对各种会展活动的场景设计、装修搭建、布置安排、表现风格、环境营造、气氛烘托、活动效果、社会效益等多方面的重要影响。

第三层次:文化产业发展与文化类会展活动的相互促进。诸如上述的文化类别的展、会、节、赛、演这五种基本类型的众多项目。

第四层次:会展活动对所展示的相关行业文化的宣扬与推广。即在把举办会展活动作为一种产业活动和经济活动时,其所表达和展现出来的关于会展产业、会展经济在精神、理念、价值等方面的人文属性和文化含义。譬如:服饰展对应之服饰文化、饮食展对应之饮食文化、图书展对应之图书文化、汽车展对应之汽车文化、婚庆展对应之婚庆文化、旅游展对应之休闲文化、奢侈品展对应之高档消费文化、低碳经济展对应之环保理念,以及直接标明主题的性文化展等。

第五层次:会展行业本身在思想文化方面的挖掘与探索。譬如,从某一具体会展项目看,其项目组织者(主、承办方)和被组织者(参展商、观众等)都会在筹备过程、服务过程、参与过程中对相关文化方面的东西有所遵循、感受、体验。这就涉及到指导思想、观念追求、社会意识等方面,亦即文化的内涵与内质。譬如,项目合作所追求的双赢目标,营销推广所需要的诚信精神,现场布置所体现的环保要求,会展服务所表达的以人为本等等即是“文化”的体现。

又譬如,仍然存在与展览活动中的一些“假借名义、乱打旗号、鱼目混珠、仿冒克隆、盗版侵权、寄生揩油、拼凑杂烩、携款潜逃”等现象,真可谓层出不穷、花样翻新、屡见报端。全国各地举办的一些所谓“专业展览会”,名为“国际大展”,却无国际厂家,甚至连国内观众也很少。由此引发纠纷,遭到展商抵制,以致要求退款赔偿的纠葛已经多次出现。这些也是“文化”在会展活动中的一种体现。

如果我们从“法律”、“规章”、“道德”这三个层面逐一进行深入思考,就不难发现这里都与理念、意识、文化等精神层面的内容相关联。所以,一些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譬如展览业诚信的问题,归根结底也是展览业文化的问题。

第六层次:“大会展、大文化、大传播”的相互影响与促进。所谓“大会展”就是“会、展、节、赛、演”等多种活动形式;所谓“大传播”就是综合运用声、光、电等科技手段以及各种各样的载体、平台、媒介、网络等表达渠道;所谓“大文化”就是指文化及其相关的多个领域、多种类别和多方面、多部门的集合。譬如,2010年上海世博会就是一个举世瞩目的全球性会展文化盛会和与上述“三大(大会展、大文化、大传播)”概念密切相关的典型案例。

——关于会展业“政策工具”的功效

1.成就展示类的政府主导型展会:譬如:改革开放30周年成就展、建国60周年成就展、“十一五”国家科技重大成就展等。

2.工作汇报类的政府主导型展会:譬如:“863计划”汇报展、重大技术装备研制成果汇报展、节能减排工作汇报展等。

3.专项推动类的政府主导型展会:譬如:1991年为推动企业技术改造与产品升级,国家计委在北京组织了“全国企业技术进步展览会”;2009年为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广东省政府在东莞举办“外资企业产品内销展览会”和“广货北上展览会”;2010年11月根据李长春同志的指示举办的“中国绿色产业和绿色经济高科技国际博览会”等。

4.城市名片类的政府主导型展会:譬如:九十年代大连市政府首创的大连服装节(后改为服装博览会);2000年杭州市政府恢复了于1929年创办的杭州西湖博览会,并延续至今。这些会展活动都成为所在城市宣传推介的生动“名片”,并确实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5.产业扶持类的政府主导型展会:这些展会大多结合本地优势产业或本地需要大力扶持发展的产业而举办。譬如:沈阳国际制造业博览会、深圳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长沙工程机械产品配件博览会等。

6.对外使命类的政府主导型展会:譬如:南宁中国-东盟博览会、

中国-吉林东北亚投资贸易博览会、中国-亚欧博览会(原乌鲁木齐投资贸易洽谈会)、厦门海峡两岸机电产品博览会等。

为了更加深入探讨“平台功效”,陈泽炎又提出关于其哲学意义的探讨。

其一,当“平台”作为“环境”和“条件”予以理解时,就构成了事物发展变化的“外部因素”(外因)。与其对应的则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内部因素”(内因)。唯物辩证法的原理指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内因起决定作用。但是,在内因已经具备时,外因则起到关键的作用”。所以,会展活动所搭建的平台就可以充当重要的“外因”变化条件,促进其他方面发展、变化、进展、进步。

其二,会展业所具有“媒介性”的特点,在哲学方面就符合“事物发展变化必定有‘中间介质(中介)’或‘媒体介质(媒介)’参与”的原理。该原理指出:中介(媒介)就是事物普遍联系之网上的纽结或关节点,起着居间联系的作用。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就曾对“中介”(媒介)作用做出过经典的论述。所以,会展活动可以作为一种具有“中介”性质的活动,为其他相关方面“牵线搭桥”、“居中联络”、“提供服务”。

正式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陈泽炎提出“平台功效”的背后应当有相关经济学理论予以支撑,并且认为这种理论就可以称之为“平台经济学”。

事实上学界已经提出了这样的理论,并且尤以2013年7月再版的《平台经济学》一书为其重要标志。

三、平台经济学理论及与会展产业性质的契合

《平台经济学》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于2013年7月发行修订版。该书作者徐晋是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博士、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后,哈佛大学亚洲项目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学与企业战略管理,被称为是平台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始人和奠基者。

本书《前言》说,此次修订再版,重点在于提出“平台的本质是市场的具化”。平台的功能就是提供一个交易空间,以此提供市场交易的场所,并衍生出与此相关的组织结构、业务模式、收费方法以及管制等社会公权力的产生。市场是只“看不见的手”;现在,当市场具体化为平台之后,市场就成了一只“捞钱的手”。

该书在第1章“平台的定义与本质”之“平台现象与研究现状”中说:“平台”这个词语在目前报刊文献中经常出现。我们常常看到的,例如建立高新技术发展“平台”的技术开发区、作为推动企业与市场双向建立“平台”的企业家论坛(这就是会展活动——陈泽炎注)、中外合作交流“平台”(这也包含了展会等会展活动——陈泽炎注)、广大毕业生施展身手的创业“平台”、学者相互沟通的学术“平台”(也有许多是会展活动——陈泽炎注)、企业销售平台(会展活动特别是展会包含其中——陈泽炎注)、高考信息“平台”、电子支付“平台”(与线上、线下展会有关——陈泽炎注)、网络游戏“平台”、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活动服务“平台”(会展活动是其中之一——陈泽炎注)、中文语言处理开放“平台”、电子政务综合服务平台等等。

我们看到,上述共举例12个,其中有6个事例与会展活动有关。

就在这一小节里,还说到:“传统媒体、例如杂志、广告也是一样,它所争取的对象是读者与广告商。只有具有大量的读者,才有可能使得广告商愿意做广告;而也只有在广告商的资金支持下,才有可能丰富内容从而争取读者。这段内容也是与组织会议、展览活动相类似的。

该书认为,平台或与其相关的双边市场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现象,在2004年之前,学术界还普遍处于一种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尴尬场面(Youcanknowatwo-sidedmarketorplatformwhenyouseeit)。不过本文已经注意到,最早提出“双边市场理论”的armstrong,在其著作中曾列举了一系列“双边市场(平台)”具体事例,就包括了“车展览”。书中提到的“车展览”是与目录服务、配对市场、支付系统、搜索引擎、B2B市场(也涉及展会——陈泽炎注)等项目罗列的。这也是平台经济学与会展产业、会展活动相契合的又一有力例证。

该书第1章之“平台与平台经济学的定义”还说到:平台,本质就是市场的具化。从市场发展阶段看,平台是传统隐易市场显化的结果。交易市场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交易市场的隐性化阶段。这个阶段的市场不是利益主体,仅起交易空间、调节供求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的功能逐步物化,表现为第二阶段的特点。这个阶段的市场表现为利益主体,体现为一代的交易场所、交易手段或交易空间,也就是平台。

将平台定义为市场的具化,表现为一种交易空间或场所,可以存在于现实世界,也可以存在于虚拟网络空间。该空间引导或促成双方或多方客户之间的交易,并且通过收取恰当的费用而努力吸收交易各方使用该空间或场所,最终追求收益最大化。

该书认为,目前针对市场或者“平台”的研究还没有统一到“平台经济学”的框架内。即便国外首次明确提出“平台经济学(platformeconomics)”概念的DavidS.evans(2011),也仅是将平台经济学定义为对类传统市场经济学中具体双边市场独特经济现象的研究。很少有人对各种不同具体平台形态所具有的包括而不限于双边市场特征在内的复杂平台经济特征,更没有人从市场自主意识觉醒和形而上的市场发展逻辑来考察这些千差万别的具体平台内的深层共性。

平台经济学以广泛存在的平台为研究对象,以契约理论、网络外部性理论、双边市场理论、博弈论为理论基础,借鉴公共心理学、物理学、数学、生物学乃至哲学等众多学科理论分析方法,来研究并揭示平台及其相关产业的经济特征与运营规律。

本文通过上述对于徐晋博士《平台经济学》一书理论观点的介绍,可以看出,平台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和主要原则都是与会展经济、会展产业、会展活动非常契合的;也是与陈泽炎在2011年、2012年关于会展产业的产业性质、服务机理、业态特色等研究时所提出的观点“不谋而合”。

当然,本人的论文达不到徐晋博士《平台经济学》的理论高度。但是,另一方面,徐晋博士的《平台经济学》并没有直接提到会展经济、会展产业、会展活动,这也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或漏缺。

而本文写作的目的正在于通过梳理我国会展经济研究者探究会展经济理论的脉络,建立起会展经济通往“平台经济学”的路径。

四、深入研究平台经济学发展会展经济的理论

追溯“会展经济”在中国的缘起,最早可以提到1995年5月大连市政府兴建星海会展中心的时候。2000年10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浙江台州的会议上正式提出“会展经济”也可算作另一个源头。由此算来,会展经济在中国已有近15至20年的历史。但是,作为会展经济的理论体系相对于会展活动的实践,显然相对滞后。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在2006年成立的时候就提出要“为促进我国会展经济发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会展经济科学体系做出贡献”。但当前距离此目标仍有较大差距。

建立会展经济的科学体系需要完整的经济理论作为支撑。本文虽梳理了这方面所做的一些探索和成果,但还是显得不够系统和全面。现在有“平台经济理论”的出现,就为会展经济理论体系的建立找到了一个相对比较是适宜的理论支撑,值得会展业界人士高度重视。

1.“平台经济理论”是最新的经济理论分支,潜力很大。

相对于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以及其他在会展经济理论研究中涉及到的那些成熟的经济理论,“平台经济学”算是最年轻的了。2011年DavidS.evans首次提出“平台经济学”的概念,2013年徐晋博士予以比较系统的阐述。

由于“平台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大多是比较新近的经济行为或经济对象,譬如:系统软件、网络空间、搜索引擎、移动终端等;即使是媒体广告、金融服务等存在时间较长的经济活动,也是在知识经济、全球贸易、互连网络等新的背景下发生新的变化。所以也需要进行最新的研究。

理论的发展必须依托于实践的需求和实践的程度,“平台经济学”的出现体现出经济理论与时俱进的精神。由于“平台经济学”所对应的经济行为带有很大的新颖性和很大的发展潜力,所以,“平台经济学”也是潜力巨大,前景广阔的。

2.“平台经济理论”在中国具有研究领先的优势地位。

如果确认2013年7月修订版的《平台经济学》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平台经济学”的系统著作的话,则徐晋博士就确实是“平台经济学”的创始人和奠基者。这也就使得中国在这一学科研究领域具有了领先的优势。

要说中国能够在“平台经济学”研究方面开始领先也并不奇怪。因为中国在平台经济实践方面确实走在世界的前列。譬如: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巨大的网民数量,中国强大的网购实力,中国服务业的广阔市场,等等。当然,中国的会展经济也是发展迅速,成绩惊人,为世界所瞩目的。所以,会展经济一旦与平台经济学结缘,则借助中国在“平台经济学”方面的研究优势,应当会更快出现研究成果。

3.“平台经济理论”在整体上与会展经济的契合度高。

值得一提的是,“平台经济学”的理论与会展经济的契合度很高。这不但在徐晋博士《平台经济学》书中可以找到相关的理论依据,而且在会展经济研究过程中也曾使用过与“平台经济学”密切相关的“双边市场”理论。特别是陈泽炎已经直接使用过“平台经济”这样的概念。可以称之为“所见略同”、“殊途同归”。

能够找到契合度如此高的经济理论作为会展经济理论的支撑,乃是会展经济理论发展的一件幸事。其中“平台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平台引导或促成双方或多方客户之间的交易,并且通过收取恰当的费用而努力吸收交易各方使用该空间或场所,最终追求收益最大化”,可以使得会展经济可以“理直气壮”地获得自己的服务收益,这对于会展经济、会展产业、会展活动的现实发展也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实际意义的。

4.“平台经济理论”中尚缺会展经济方面的补充完善。

我们还要注意到,尽管“平台经济学”有着如此重要的理论价值,但是《平台经济学》一书并没有直接提到会展经济的概念。这当然是一种缺憾,但也不能不说是一种机遇;使得会展经济有可能充分借助“平台经济学”的原理,结合自身大量丰富的实践,认真进行归纳、总结、补充、完善、探讨、提升。

本文呼吁,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应当成为我国会展院校教师和会展研究机构学者、专家的一项任务。因为这是紧密结合会展经济实际情况,又与最新经济理论成果相关联的一个研究课题。

5.“平台经济理论”具备与会展经济共同发展的前景。

我们还将进一步看到,正是由于上述的一系列的原因,“平台经济学”理论要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也必须借助会展经济这一广大和重要的领域。这样,会展经济理论就具备了与“平台经济理论”共同发展的良好前景。

可以设想,当“平台经济理论”在会展业界得到进一步的肯定和接受以后,在会展经济的“平台经济理论”获得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之后,就可以安排会展经济专家学者与“平台经济理论”的专家学者进行一次深入、系统的研讨聚会。

经济学经济理论篇5

[关键词]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关系

引言

很多学者认为应用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的关系就是理论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的基础,而今应用经济学是理论经济学的具体实践和应用。然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现在普遍存在着轻理论以及重实务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存在使我国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受到了较大的局限。必须要认真的梳理清楚应用经济学和理论经济学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够与我国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相适应,并且能够对我国经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有效的指导。

1.我国轻理论以及重应用的经济学研究现状

1.1出版界在经济学研究中的片面倾向

目前出版界普遍的认为,相对于理论经济学而言应用经济学的成果更加受欢迎,因此现在很容易发表和发行关于应用经济学的刊物或者论文。相比之下,大部分的出版社并没有对理论经济学研究成果具有太大的兴趣,而且往往会冷淡理论经济学的投稿作者。甚至还有一些出版社将一些硬性的规则和条例颁布了出来,要求作者如果要出版理论性学术专著必须要对相应的资助金进行提交,而且资助金额均有非常高的额度,这样就导致理论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很难发表出来,造成了这一类高水平学术著作的严重流失,从而严重的影响到了经济学的整体发展。

1.2不受重视的理论学术研究

在应用经济学在我国的经济研究学术界受到了普遍的欢迎,这样就导致很多学者急功近利,对经济利益和名誉进行片面的追求,特别是在研究和解决各种经济实务的问题上存在着很多的人才,很多学者不惜运用各种手段从而能够在应用经济学的研究队伍中加入进去。而现在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却变得越来越冷门,由于经济实务问题以及应用经济学方面集中了大量的年轻的学者,因此造成理论经济学研究严重的缺乏人才[1]。

2.导致经济学研究出现片面倾向的主要原因

市场从客观上调控的人们对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进行追求的行为,现在理论基础研究具有见效慢以及收益少的特点,而应用经济学则恰恰相反,因此不管是学校研究人员还是学生都对应用经济学在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方面存在的巨大潜力具有充分的认识,因此使得应用经济学集中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学校的研究基金大量的倾斜于应用经济学,而经济刊物编辑社和出版社也对市场效应和经济利益进行片面追求,从而忽视了自身应该在学术研究中需要承担的各种责任。总之,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应用经济学占有了大量的资源和人才,最终造成理论经济学严重的缺乏发展的动力[2]。

3.应用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

从本质上来讲应用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就是实践和理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告诉我们,实践是理论的来源,而理论又能够对实践进行指导。然而现在在很多人看来理论经济学只是具有学术价值,真正具有实际价值的是应用经济学,只有应用经济学才能够将各种经济问题很好的解决掉,哪怕不需要理论经济学,只需要有应用经济学就能够对企业进行很好的管理,并且可以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建设的发展。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告诉我们事物都是有规律的发生和发展,而且其规律具有不可替代的客观意义,只有具备基础理论上的支持,才能够真正地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只有充分的认识到这一理论,才能够将经济问题产生的原因真正的找出来,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最终能够有效的避免出现类似问题。因此,只有大力的发展理论经济学才能够将前进的动力提供给应用经济学,并且能够将各种经济变化和现象的理论依据和价值找出来。

总之,要想真正的对应用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首先必须要将理论经济学作为指导。而理论经济学的发展和进步也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事物的产生和发展,因此,从本质上来讲现有的片面化的重实务、轻理论的的思想属于一种本末倒置的落后观念[3]。

3.对应用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片面发展的问题进行解决的有效对策

3.1促进学术界研究现状和观念的积极转变

现在我国的学术界过于倾向于对应用经济学的研究,要想保证应用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实践平衡发展,首先必须要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学术界在经济学方面研究现状和观念的积极转变,并且将当前轻理论以及重应用的研究误区扭转过来。积极采用政策上的支持、鼓励以及研究基金的投入措施从而将更多的动力提供给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将更广阔的前景和发展空间提供给理论研究者,这样才能够使理论经济学的研究中集中更多的学术工作者,使当前学术研究中存在的片面现象得以根本解决,并且充分的保证两大学科之间的平衡发展。

3.2对经济学教育观念进行积极的革新

不管是学校也好还是教师学生也好都必须要清楚的认识到应用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之间具有缺一不可一击相辅相成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要深刻的了解理论经济学指导应用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植根于理论经济学的本质特征,并且要积极地鼓励教师和学生展开对基础经济学理论的学习,这样才能够使学生在理论经济学的学习中自觉地参与进来,并且致力于自身学习和实践基础理论的不断加强,对理论经济学进行积极主动的钻研。

3.3对教学手段和学习方法进行创新

教师在对理论经济学进行讲授的时候要尽可能的避免采用传统的满堂灌的教学方式,这样很容易导致课堂学习变得十分乏味和枯燥,很难有效地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教师在具体的理论经济学教学中必须要鼓励学生多交流、多思考以及多阅读,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拓宽学生视野以及启发学生思路的作用,同时还要对学生的写作进行积极的鼓励,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必须要对学生进行引导,使其在学习应用经济学以及理论经济学的时间和精力得到有效的平衡,最终能够对学生的全面发展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4]。

3.4真正的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对理论经济学的重要性进行强调,并不是要将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分割开来,如果完全脱离实际的纯理论也并不具备对实践进行指导的作用,因此必须要密切地结合经济社会的实际发展,才能够保证理论经济学研究的长远进步。在对经济学人才定向培养的时候也要注意到使经济学研究人才真正的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紧密地结合经济学实践以及基础理论的学习,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加深刻的理解相关的理论,并且能够更加有效的认识经济实践活动,最终能够使经济研究者能够对所拥有的知识进行充分的运用,从而将经济实践活动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解决掉。

4.结语

各种应用经济学的基础就是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由于理论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而具备了更强大的动力和支持,如果只是对应用经济学进行研究,不具备扎实的理论经济学基础,那么其无异于纸上谈兵。因此应用经济学要想实现更好的发展,必须要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学作为基础和指导,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的促进我国的经济建设。

参考文献

[1]余斌.“第二届全国现代政治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创新研讨会”综述[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08).

[2]程恩富,王朝科.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引领应用经济学创新[J].教学与研究,2012(02).

[3]刘汉林.从经济学的分类看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4).

经济学经济理论篇6

知名的重点理论列举如下:

1、垄断优势论,是美国经济学家海致最早在它的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经营与对外直接投资研究》中提出后经金德尔伯格和凯夫斯的发展而形成的理论体系。该理论的基本论点是市场不完全竞争和以垄断资本集团独占为中心内容的垄断优势论,乃是战后国际投资急剧上升的关健所在;

2、产品生命周期直接投资理论,这个理论强调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态形成过程,认为发达国家市场中的企业往往相对来说更有取得技术优势的长期条件,内容是这种新产品和工艺持续性的开发活动为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对技术优势提供了物质基础;

3、国际生产折中论,国际生产的特点及行为模式取决于资产所有权结构、企业的内部化优势及国家区位优势,这些因家反映着企业所从事的经济活动的本质、场所以及企业自身的特性,这些特性决定了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经营的战略选择。内容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必须首先具备三种优势。即资产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特定优势。

(来源:文章屋网)

经济学经济理论篇7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增长理论

自经济学诞生之初,经济增长问题就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大理论课题。马克思经济学都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形成了各自独立的体系。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增长已成为普遍关注和追求的社会现象。比较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马克思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体现在生产、交换、消费和分配四大环节。经济增长理论是其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关于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论述,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理论。马克思分析社会资本再生产时,虽然分析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两种形式,但分析简单再生产只是为分析扩大再生产提供基础。在他看来,扩大再生产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形式,而“规模不变的简单再生产只是一个抽象”,认为“简单再生产的前提是i(V+m)=iiC这个前提同资本主义生产是不相容的”,因为在这个前提下,“就不可能有资本的积累,即实际的资本主义生产”。马克思为了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创立了社会生产两个部类的理论。即社会总产品或总生产分为生产资料生产部类和生活资料生产部类,前者也称第i部类,后者称第ii部类。每一部类使用的资本分为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每一部类借助于这些资本而生产的全部产品都以价值表示:即(C+V+m)。马克思在把所有的生产部门划分为生产资料生产和生活资料生产两个部类之后,又揭示了社会生产两个部类的平衡条件:i(V+m)=iiC+iC+iiC。它说明,扩大再生产的实现,要求第i部类生产的全部生产资料,在补偿了两个部类消耗的生产资料之后,还能满足两个部类追加生产资料的需要。这既是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同时也是经济增长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如果这个公式所展示的两个部类生产和交换的平衡条件得不到满足,经济增长就难以实现。除了两个部类的平衡条件,马克思还确定了第i部类和第ii部类内部各部门之间再生产的平衡条件,以此来衡量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的构成或产业结构是否合理。只有这些产业之间的结构达到长期而稳定的平衡,经济才能不断增长。

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

在西方经济史上,从大卫·李嘉图、亚当斯·密提出的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到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古典模型和新增长模型都对经济增长进行了专门研究。

(一)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重农学派杰出代表佛朗斯瓦·魁奈第一个系统地分析了社会资本再生产,他在《经济表》中明确指出应从社会资本的整体而不是单个资本来考察再生产,同时认为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是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核心问题(何炼成等,1997)。经管魁奈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有很大的功绩,但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和缺陷,他将社会生产只划分为农业和工业两大部门,对于资本的区分,仅划分为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而没有进行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划分,因此,不能从价值构成的角度去分析社会总产品的实现。因而无法解决社会再生产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最早论述了经济增长问题。其增长理论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引入了劳动分工;二是区分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类劳动。他认为生产性劳动占全部劳动的比例,以及劳动分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决定国民财富增加的主要因素(王胜男,2008)。亚当·斯密尽管在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总体上比魁奈有进步的方面,但由于“斯密教条”导致其理论矛盾百出,十分混乱,也无法解决社会再生产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斯密以后的经济学家,都奉“斯密教条”为信条,因此,在分析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没有超越斯密。如大卫·李嘉图、萨伊、施托尔希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都因受到“斯密教条”的束缚,不是忽略商品价值中的不变资本价值部分,就是将地租排除在剩余价值的必要要素之外,甚至将产品价值与价值产品混同起来等,未能提出系统的再生产理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投资和积累过程是经济增长的核心。

(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在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大危机背景下,凯恩斯在《通论》中提出了新的经济增长理论,侧重于从长期、宏观和动态的角度来研究经济增长,经济分析重心从供给层面转移到了需求层面。他认为消费、投资、储蓄和国家干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高晓红,2004)。凯恩斯通过分析,推导出在不考虑国际贸易情况下决定国民收入的两个著名的公式:Y=C+i,Y=C+S。式中Y、C、i和S分别代表国民收入、消费、投资和储蓄。凯恩斯还认为在经济运行中,国家干预很重要。20世纪40年代,哈罗德和多马进一步发扬凯恩斯主义经济增长理论,提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经典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其基本思想是:一个时期的经济均衡增长要求该时期国民收入增长率提高到使它所引致的投资等于同期全部储蓄。该模型假定了技术不变;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比例不变即资本与劳动互补和规模收益不变等条件。

(三)新经济增长理论

为了克服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局限性,索洛、斯旺、米德和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类新的增长模型。这类模型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认为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刀锋”式的增长路径是可以避免的,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可以通过市场调整生产中的劳动与资本的配合比例来实现。同时,索洛等人还指出:从长远度来看,不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而是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即技术变革率影响经济增长率,但经济增长率不影响技术变革速度。卢卡斯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的不是自然资源和实物资本的多寡,而是社会拥有的经过专门训练的专业化人才的规模和水平(赵辉,2010)。道格拉斯·诺思和詹姆斯·布坎南等人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以及制度创新。新经济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等要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式中,提出了要素收益递增假定,对新古典增长理论进行了全面的修正和发展。它强调经济增长是经济内部力量作用的产物,重视对技术进步、“边做边学”、知识积累、人力资本、政府支出等新问题的研究。

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增长理论的比较

(一)关于经济增长理论体系的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非常重视经济增长问题,但两者在不同的方法论和理论思想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增长理论体系。西方经济学侧重研究经济增长与市场规模的关系,经济增长与技术发展的关系,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的关系,经济增长与制度的关系。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采用数学模型,对经济增长理论形式化,最具代表的是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和新经济增长模型,探讨和量化各种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与贡献度。西方经济学增长理论产生的思想基础为一般均衡论,主要表现为一种思维的产物,表现为一些经济学家对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一种信念,而不是对经济现实的合理近似。而马克思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不局限某一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局限于经济发展的某一阶段,而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一般到整体,采用高度抽象思维对经济增长进行分析和解释,马克思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基础上的一种科学理论和模型。其中的扩大再生产理论把静态分析动态化,把短期分析长期化。研究方法上尽管有一定的定量分析方法,但主要以抽象思维方法为主。在《资本论》第二卷问世后的几十年中,西方经济学家无力解读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现在,西方经济学家已能解读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他们懂得,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特别是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就是经济增长理论(吴易风,2007)。

(二)关于经济增长理论内涵的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经济增长的内涵上有差异。马克思抓住了研究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核心问题,即社会总产品的各个组成部分如何从物质形式上和价值形式上进行补偿的问题。马克思批判了斯密教条的错误,指出斯密在价值形式上漏掉了不变资本;同时,在实物形式上混同了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马克思在对斯密教条的批判基础上确立了自己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两个基本前提,即社会总产品在价值形式上由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三个部分构成;在物质形式上由生产资料的第一部类和消费资料的第二部类两个部分构成。可以说,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就是社会总产品两个补偿同时实现的过程。马克思用“生产扩大了”、“产品增加了”、“价值增大了”等来表示经济增长,提出了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两种形式和剩余价值生产的两种方法,并且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是一种生产关系的再扩大。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理论揭示出经济长期均衡增长的关键条件是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同速度增长。西方经济学没有过多地研究经济增长的内涵,这并不是说他们不重视这个问题,而是因为他们已经取得了共识,认为经济增长就是以国民生产总值表示的“一国生产的商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而从经济增长动力和前提条件角度来看,更重视科技、劳动力、教育、制度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运用统一模型研究哪些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以及作用的大小。

(三)关于经济增长理论作用的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是在考察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及揭示其发展规律过程中建立的,但是它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具有科学性,其中的原理和方法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是适用和有效的。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内容不仅和现实关系密切,而且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政策指导意义。西方经济学的增长理论不仅关注发达国家,也关注发展中国家,通过模型说明人力资本、技术和知识等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自我积累、自我演进,从而说明市场调节不仅适用发达国家,同样也适应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结论

从某种程度上讲,经济增长理论都是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在各自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不同的经济增长理论对工业化进程、城市化的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分工与专业化的形成等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比较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通过比较,在理论上能正确理解马克思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的科学性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的科学成分。我国目前面临如何实现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问题,比较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从中可寻找对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借鉴之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m].人民出版社,1972

2.何炼成,姚慧琴,李忠民.《资本论》教学与研究[m].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

3.王胜男.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对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影响[J].商场现代化,2008(557)

4.高晓红.经济增长理论:马克思与西方学者之比较[J].生产力研究,2004(6)

经济学经济理论篇8

外部性理论的提出可以追溯到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那里,亚当•斯密认为:“自然的经济制度(即市场经济)不仅是好的,而且是出于天意人,因为在其中,每一人改善自身处境的自然努力可以被一只无形的手引导着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即“在追求他本身利益时,也常常促进社会的利益”(Smith,1776)。这种对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一致性的乐观态度导致了经济自由主义和政府对经济的不干预思想。从亚当•斯密的那个时代开始,人们就已经认识到,在需要公共福利而提供公共福利对于私人企业来说却又是无利可图的时候,需要政府发挥作用,除此之外,政府的作用就是保证市场机制的良好运作。外部性理论的提出,英国经济学家、剑桥学派的奠基者西奇威克功不可没,西奇威克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Sidg-wick,1887)一书中已经看到了私人产品与社会产品的不一致问题,他从“个人对财富拥有的权利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是他对社会贡献的等价物”中认识到了外部性的存在,他认为经济活动中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并非经常一致,并举了灯塔问题的例子来说明之:假设某个人从个人利益出发建造灯塔,这同时也起到了为他人服务的作用,得到免费服务的这些人并没对此付出成本。而且在某种情况下,人们会额外负担那些由于他人行为而产生的不能得到补偿的货币或精神成本。因此,不同于传统观点,西奇威克提出需要政府进行干涉,以解决经济活动中的外部性问题。

一般认为,外部理论的概念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马歇尔(marshall,1890)首次提出的。他在分析个别厂商和行业经济运行时首创了“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这一对概念。他在论述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组织时指出,扩大一种货物的生产规模而发生的经济效率的提高可分两类,用两个术语表示:一种是有赖于某产业的个别企业本身资源、组织和经营效率所带来的经济,称内部经济;另一种是有赖于该产业的一般发达所造成的经济,叫外部经济,它往往能因许多性质相似的小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而获得:在那里,生产工具、工艺方法和技能等能得到迅速交流,辅助工业也相应产生,提供种种服务。在西奇威克和马歇尔的开创性研究之后,作为马歇尔的得意门徒,福利经济学创始人庇古(pigou,1920)提出了私人边际成本和社会边际成本、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等概念作为理论分析工具,基本形成了静态技术外部性理论的基本理论。庇古认为,由于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的差异,新古典经济学中认为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可以形成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实现帕累托最优是不可能的。在现实世界中,私人边际成本和私人边际收益并非任何时候都等于社会边际成本和社会边际收益。庇古用灯塔、交通、污染等例子来说明经济活动中经常存在的对第三者的经济影响,即外部性。因此,要依靠政府征税或补贴来解决经济活动中广泛存在的外部性问题。在庇古那里,市场并非万能,政府干预主义已经抬头,“庇古式税收”成为用于消除经济活动中外部性、政府干预经济的有力措施。1928年,阿温•杨(a.Young)在著名论文《收益递增与经济进步》中系统地阐述了动态的外部经济思想。

所谓动态的外部性有别于在产业内对厂商和产业的分析,是指产业增长产生的劳动分工的扩大,专门从事新活动的厂商的出现,其中一部分厂商专门为其他厂商开发资本设备或为之服务。该思想同技术的外在经济的非市场相互依赖性几乎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同以货币外在经济相关,后来发展成为欠发达国家的“平衡增长”学说和“联系效应”学说(Rosenstein-Ro-dan,1943;Hirschman,1958;希托夫斯基,1954)。1952年,英国经济学家鲍莫尔出版了《福利经济及国家理论》一书,对他以前的外部性理论进行了综述性研究。他认为外部性的定义是:由于工业的规模扩大,特别是在该工业中其他厂商情况不变之下增加了生产,使得一家厂商生产成本降低(提高)了。如一个地区本来鱼类资源稀少,任何一家鱼商如果在这里扩大作业,就会增加鱼的稀少性,从而提高其他鱼商的成本,这样就出现了负的外部性。鲍莫尔对垄断条件下的外部性问题、帕累托效率与外部性、社会福利与外部性等问题作了较深入考察,并认为外部性理论还有好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外部性理论的研究呈现日渐繁荣之势,主要沿着以下三条路径向前推进:(1)遵循庇古的研究思想,对众多的外部不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些问题包括交通拥挤(1968,mishan在他的《经济增长的代价》一书中关注了这一问题)、石油和捕鱼区相互依赖的生产者的共同联营问题以及日益受人关注的环境污染问题。

尤其是环境外部性问题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如英国环境经济学家鲍莫尔在《环境政策的理论分析》中建立了一般分析模型以解释外部性内部化方法之一的“庇古税”的正确性(Bau-mol,1988),戴维•皮尔斯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察了英国乃至全球的环境问题(pearceandwarford,1993)。(2)针对外部性(尤其是外在不经济)问题,提出了众多的“内在化”途径。除传统的政府干预方式外,1960年罗纳德•科斯提出了明晰产权的思路。直到20世纪60年代之前,经济学界基本上因袭庇古的传统,认为应该引入政府干预来解决因外部性引起的资源配置的非帕累托最优问题。科斯(Coase,1960)的长篇论文《社会成本问题》引起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他提出了产权界定和产权的安排在经济交易中的重要性,认为对于经济活动中的外部性问题,无需政府干预经济交易,市场是最有效的。此外,英国经济学家、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e•米德(J.e.meade)曾于1972年提出了尔后为阿罗(K.arrow)进一步发展了的另一种方式,即认为外在性的存在内在地等同于竞争性市场的缺乏。阿罗(arrow,1969)在《经济活动的组织》一文中解释了通过创造附加市场使外部性内在化。(3)沿着马歇尔,尤其是杨格,关于“规模经济”(动态的外部经济)思路进行发展。1970年齐普曼(J.S.Chipman)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规模的外在经济与竞争均衡》一文,再次继承了这一思想。

1986年芝加哥大学保尔•罗默(paulRomer)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收益递增与长期增长》一文,首次系统地建立了一个具有外部性效应的竞争性动态均衡模型;1988年罗伯特•卢卡斯(RobertLucas)在《货币经济杂志》上发表了《论经济发展的机制》一文,明确地把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效应存在当作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总之,在上述经济学家及其追随者的努力下,外部性理论研究已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热点。此外,斯塔雷特(Starrett,1972)曾研究了与外部性相关的经济非凸性的有关问题;沙谱利(Shapley,1972)和舒贝克(Shubik,1969)研究了具有外部性的“核”;布坎南(Buchanan,1969)、黄有光(1991)和桑德目(Sandom,1975)等研究了同外部性有关的各种次优问题。

二、外部性的分类及计量研究

(一)外部性的分类

在研究外部性的分类时,瓦伊纳(Viner,1931)首先区分了技术外部性和货币外部性。瓦伊纳认为在厂商之间或者在产业和它的厂商之间的价格效果是金融的外部性,这种定义从而引起了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学家对货币外部性问题的一场辩论。形成的一致意见是,货币外部性是由价格体系引起的,但并不是市场故障的原因,并不影响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均衡的性质,因此和福利经济学不相关。例如,个人增加威士忌酒的消费,结果会提高该酒的价格,由此会影响你的福利,这个事实并不危及竞争性均衡的帕累托最优性。当帕累托最优的竞争均衡要求的所有假设都得到满足时,货币外部性与福利经济学不相关,价格只会使供求相等,资源配置会自动达到帕累托最优均衡。例外的情况是在不完全偶发市场和在有不对称信息的经济中,货币外部性就会影响经济行为者的福利。而技术外部性是我们一般所研究的外部性问题,即某种消费或生产活动对消费者效用函数或生产者的生产函数的间接的非价格的系统的影响。澳大利亚华人经济学家黄有光教授认为,外部性是一种经济力量对于另一种经济力量的“非市场性的”附带影响,是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它反映一个事实,即经济效果传播到市场机制之外,并改变了接受效果的厂商的产生和由其操纵的投入之间的技术关系(黄有光,1986)。外部性首先可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外部性都有两个标志:一是它们伴随生产或消费活动而产生;二是它们或者是积极的影响,或是消极的影响,二者必居其一。

所以外部性可分为四种:(1)正生产外部性,指在生产中给其他生产者或消费者带来经济利益。如养蜂;(2)负生产外部性,指在生产中给其他生产者或消费者造成损害,增加了他们的外部成本。如水污染;(3)正消费外部性,指在消费中给外界带来利益。如私人花园的鲜花散发出芳香是私人消费的正外部性;(4)负消费外部性,指在消费中给外界造成损害。如私人住宅里播放收音机时,声音太响太吵给外界带来负面影响。1962年戴维斯与惠因斯顿发表了《外部因素、福利与对策论》一文,把外部性分为可分的外部性和不可分的外部性,可分的外部性是指:假定B的生产活动影响a的总福利,但a的边际收益并非取决于B的影响,而是取决于a本身的生产活动。也就是说,厂商的成本函数并不受另一厂商的产量的影响,而是受厂商本身的产量水平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除外部性之外,产量、消费水平、成本都成为决定补贴和课税的因素。不可分的外部性是指:a的边际收益不仅取决于a本身的生产活动,而且也取决于B的生产活动。于是,成本函数不能分作两个分开的函数,它应包含a、B两个生产单位的产品,也就是说,a的边际成本不仅是它自己的产量的函数,而且也是B的产量的函数。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缺乏充分的信息,所以补贴和课税都是不易决定的。1978年,格林伍德与英吉纳发表了《不稳定的外部性、责任规则与资源配置》一文,把外部性分为稳定的外部性和不稳定的外部性两类。稳定的外部性是指可以掌握的外部性,人们可以通过各种协调方式,使这种外部性内在化。而不稳定的外部性是:假定a对B的影响是任意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厂商就会遇到风险,厂商在考虑最大化问题时,就要把外部性的分担和自己对风险的态度估计在内。于是究竟采取协商方式来解决还是采取合并方式来解决,这取决于厂商对于风险的预期。他们认为,在稳定的外部性影响下,均衡的位置可使外部性内在化,但是在不稳定的情况下,外部性内部化的效果取决于谁控制合并了的工厂以及合并后工厂对风险的态度。1962年,米德在《竞争状态下的外部经济与不经济》一文中,把外部性分两种情况,其一是“无偿的生产要素”的作用,即生产中的正外部性,如苹果园和养蜂场的例子。其二是来自环境对于企业的有利或不利的影响。他举例说:假设a是小麦生产者,B是林场,土地是免费使用的。则如果B的产量增加,将导致雨水增加,转而促进a的产量增加,这样,林场的生产要素的边际纯产值就大于它的边际私人纯产值,即产生了正环境外部性。在外部性的分类研究中,鲍莫尔和奥肯(1985)把外部性分为公共外部性和私人外部性。

(二)外部性的计量研究

外部性计量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技术性问题,尤其是环境问题的外部性计量。从内容来看,外部性的计量研究主要包括外部费用和环境费用、外部效益和环境效益、环境质量的经济价值、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定义和度量等问题。对外部性计量的研究中,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庇古已经建立了初步的体系,按照传统福利经济学的观点,某一种经济活动的外部经济或外部不经济性,就是该种活动行为的社会影响与个人(或私人)影响之差。就费用而言,这种外部不经济性所表现的外部费用,就是社会费用与私人费用之差值。这里所说的“私人”或“个人”是一个具备独立决策行为的主体,可以是一个生产者、企业、消费者以及家庭等,而私人费用,就是通过市场表现并反映在产品或服务价格之中真正发生或支付的费用。如果某种经济活动存在外部费用,则必然不反映在价格信号上,或者说是超越于私人费用之外。社会费用是一个相加的概念,即私人费用与外部费用之和。换句话说,社会费用是该经济活动带来的社会真正承担的全部费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可说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假设某一纺织厂每年生产10万米棉布需要花费200万元,而这家纺织厂的污水排放所造成附近的养鱼场和娱乐场年渔业损失和游乐场收入损失达300万元。在这种情况下,纺织厂生产10万米棉布的私人费用(成本)为200万元,其外部费用和社会费用则分别为300万元和500万元。当外部费用表现形式主要是环境污染、环境破坏或其他环境恶化现象时,这种外部费用就是环境费用。当然,广义的环境显然可以包括“外部”,但这种理解对我们所进行的分析并无多大价值。此外,边际费用概念的运用也对环境外部性的计量分析有所帮助。简单地说,在我们这里,边际是指每增加一个单位数量的含义,如从三级大气质量标准提高到二级标准,以及从消除10吨污染物增加到11吨污染物都含有“边际”的概念。

单位数量是人为的一种确定,如同我们确定座标单位时那样。边际费用(mC)是指增加单位物品或服务产出时所追加的费用。例如,当我们把一个区域的大气质量从目前的三级标准,通过环境质量管理计划实施,提高到二级标准所需的总费用为1000万元时,我们就可以说,大气质量从三级到二级标准的边际费用为1000万元。注意一点,此处“单位物品或服务”的含义是广泛的,可以是企业的具体产品,也可以是污染物削减量、污染物削减率以及国防水平等等,主要依据分析问题的对象而定。有了私人费用、社会费用和边际费用这些概念,自然就可得到边际私人费用和边际社会费用。本文作者综合若干环境经济学家对环境问题计量化的研究,对上述概念间的联系加以说明,并在此基础上对环境外部性的计量分析进行初步的演绎和推算。一般来说,企业的边际费用曲线体现了企业所承担生产某一单位产品的全部费用,即生产要素投入,并反映在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上。这种边际费用实际上就是边际私人费用。假设该企业处于一个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其生产的产品数量不能影响该产品的市场均衡价格,即如图1中,该企业只能接受市场价格p0。从整个社会来看,企业的生产成本既有私人的又有外部的,因此,边际社会费用就是边际私人费用与边际外部费用之和。。换句话说,mpC曲线与mSC曲线之间在各已知产出数量或水平上的垂直距离就是生产该单位产品的外部费用,如纺织厂给位于河流下游的游乐场造成的收入损失,而且纺织厂的边际外部费用的曲线是一条常数水平线,即外部费用不随产量大小而变化。或许更实际的假设应该是,纺织厂排放废水引起的河流污染程度随着纺织厂产品产量增加(如果不考虑技术和工艺的变化,废水量也随产量等比例增加)而加重,因此,游乐场蒙受的收入损失也随产量增加而上升。在这种情况下,mpC和mSC曲线会由纵轴上的同一点(纺织产品数量为零)开始,随着产量增加而岔开,其极限就是纺织厂造成的水污染致使游乐场关闭的产出水平(此时河水已完全不能作为娱乐用水)。一般来说,边际外部费用(meC)曲线是一条直线或曲线,并翘上右上方。该几何特性体现了边际费用递增规律。

例如,前面提到某区域大气质量从三级到二级标准的边际费用为1000万元,但由于技术和工程的原因,很可能把该地区的大气质量从二级提高到一级环境标准时所需费用是4000万元,这样,该地区大气质量二级标准的边际费用为1000万元,而一级标准的边际费用为4000万元,后者是前者的4倍。不过,在此meC与mpC间这种精确关系建立与否,并不影响由此得出的一些基本结论的正确性。简便起见,我们仍假设meC是一条水平常数线,但不见得总是落于mpC曲线之下。外部效益是与外部费用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表现的是一个经济活动的社会效益与私人效益之差值,即外部经济性的货币衡量。从数学上说,外部效益与外部费用只差一个负号,因此,前面提到的一些“私人”、“边际”等概念在此仍然有用,只不过是重新组合出边际社会效益、边际私人效益和边际外部效益这样一类与前面相对应的概念。不过,在应用meB概念分析外部性对资源配置影响时稍有不同的是,meB仍与mSC和mpC结合起来考虑,即看成一种负的外部费用。另外需要注意的是,meB随产品数量递增表现出的特性是一种边际效益递减规律,个别情况下表现为一种边际外部效益递增。因此,当引入外部效益时,边际社会费用一般总是低于边际私人费用。当外部效益表现为环境质量改善,从而提高人体健康水平、资产增值和美学景观享受等有益效果时,我们称这种外部效益为环境效益。换句话说,环境效益是环境质量的一种货币度量,它是环境经济计量学或环境会计学的核心研究内容。环境质量经济价值计量的研究在西方已经有了相当长的时间,较著名的研究机构有美国东西方中心环境与政策研究所(eapi)等,研究方法主要有直接市场法、间接市场法等。近年来,有关环境质量经济价值的计量研究向着更高的广度和深度拓展,研究领域已逐渐拓展到从娱乐商品的价值到空气污染的健康损害、改进水质的价值、生态破坏和改善的价值等相当广泛的方面。

三、外部性的矫正及内部化

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使经济活动中的第三者福利受到损失,从而使经济活动中的资源配置无效率。因此,对外部性的研究,目的是如何消除外部性,通过要求外部性的制造者将造成的外部性内部化,从而达到恢复效率。但是对如何内部化外部性问题,经济学家有不同的看法。以庇古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认为通过国家干预,采取税收和津贴等方法解决外部性问题是比较好的途径。因为征税可以使负外部性的制造者承担外部成本,津贴则是对正外部的一种鼓励,这就是传统的“庇古式税”的政府干预模式。然而,奈特于1924年在《社会成本解释中的一些错误》(奈特,1924)一文中,对“庇古式税”的外部成本计算方法提出异议。奈特认为庇古不曾把使用土地的费用计算在平均成本之内,而只是把可变生产要素——劳动工资计算在内是错误的,只有在平均成本中计入地租费用,才可能得出生产的最优产量。奈特还把公路的拥挤看成是由自然资源的浪费而不是由于边际私人产值和边际社会产值之间的差额所造成的。对外部性内部化问题的研究,科斯一反新古典经济学传统,在其经典论文《社会成本问题》(Coase,1960)中提出:政府的干预并不是必要的,外部性问题可以通过重新分配产权得到解决。

科斯认为,当人们在面对a损害B这类外部性问题时,往往是考虑应该如何阻止a。其阻止的办法无外乎要么要求a向B赔偿损失,要么向他课税,或者干脆要他停止工作。这些办法都不尽人意,因为其结果是尽可能使B免遭损害,但却有可能使a遭受损失。要使当事人所遭受的损失都尽可能地小,正确的思考逻辑应该是我们应准许a损害B,还是准许B损害a。为了阐述他的命题,科斯举了在两块相邻的地上,因养牛人的牛跑到农场主的地上去吃农作物而引起纠纷的经典案例。依照科斯的意思,后人总结为著名的“科斯定理”,即当交易成本为零时,人们之间的自愿合作或将外部性所产生的社会成本纳入交易当事人的成本函数,从而导致最佳效率的结果出现(科斯第一定理);在交易成本为正的世界中,法律规则中产权的界定对外部性问题的解决有着重要作用。法律规则的选择应在比较各种解决办法的成本和收益后作出,他认为允许当事人就外部性进行谈判以自愿合作是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有效法律规则。政府的作用即在界定当事人拥有的产权,包括进行谈判的权利,而不必直接干预。这就是说,只要交易费用不为零,就可以利用明确界定它的产权,通过产权之间的自愿交换来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从而克服外部性,而无需抛弃市场机制。

因为只要产权界定清晰,交易各方就会力求降低交易费用,把资源使用到产出最大或成本最小的地方。所以在科斯看来,外部性完全可由私人合约得到解决,亦即基于自愿交易的私人合约行为对市场运转有着自我修正的效能(科斯第二定理)。针对科斯的方案,斯蒂格利茨在其1997版《经济学》一书中认为,科斯定理的应用范围十分有限。首先,交易费用为零的社会如同没有摩擦力的世界一样是不存在的(针对科斯第一定理)。其次,当事人之间进行谈判的成本有时可能非常高,以至于无法交易。特别是交易涉及到参与者众多的时候,参与者之间存在的信息交流障碍、逐个谈判的高昂交易成本以及“搭便车”行为,将使谈判破裂。因此,政府干预是必须的,“庇古式税”可能更有效(针对科斯第二定理)。对外部性问题内部化研究,新经济史学派的观点值得一提,诺斯等人认为,制度本身可以内部化外部性问题。诺斯在解释“西方的兴起”时强调:“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具有一种能力,“使个人的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收益率。”他们认为市场进化和生产力提高的历史,也是一个外部性被内部化的过程。例如不发达国家因间接社会资本不足产生的公共性产业不足问题就不能靠市场力解决,而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较为均衡,靠市场和生产力的发展则可以解决。这就是说随着交易发展而变得容易,原来的外部性转变为可由市场“化解”的外部性,即市场瓦解了这个外部性问题。与此平行,政府效能也在进步,它对外部性的干预促进了公共政策及部门的发展,限制了原外部性危害。市场和政府的联合作用,不断地瓦解原有的外部性问题,使外部性中一部分得以由市场的“固有程序去解决”,另一部分纳入越来越精确的公共领域管理之下。这种“固有程序”和政府的管理实质上是一种制度安排。

四、对西方经济学界外部性理论研究的简要评介

(一)从西方经济学说史的演变进程来看,对外部性理论的研究,经济学家们关于外部性概念、理论的修正与深化,直至运用这一理论去阐释、解决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思路与设计的理论纷争都是与西方经济学说史本身演变的进程并行不悖的。从亚当•斯密时代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到1871年开始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史上的“边际革命”及随后新古典主义体系的诞生,再到20世纪30、40年代的“凯恩斯革命”,环境经济学界对外部性理论的每一次论争与进展都是当时经济学界学术思潮、成果的折射与反映。“政府干预为主”还是“市场化交易为主”这一直是西方经济学界争论不休的两大问题,外部性概念提出后,在讨论对外部性问题进行矫正时,新古典主义的“庇古税”方案与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明晰产权进而引进排污费交易理论之间的争论凸现、折射了政府干预和市场化交易这两大学术思潮的交锋。此外,从对环境经济学的计量研究方法的演变与深化来看,也是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西方经济学界重视数理研究范式的经济学学术研究风格一脉相承的,实际上,这种范式的出现与深化是西方经济研究范式上的变化在环境经济学微观领域的具体表象。

(二)纵观外部性理论及环境经济学科100余年的演变历程,笔者认为,在研究方法上,其研究方法已经汲取并融合了现代经济学的某些理论和方法。现代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寻租理论、委托—理论、博弈理论、成本收益分析、边际分析、均衡分析、制度分析、集体行动理论等理论和方法都在以外部性研究为基础与核心的环境经济学科的研究与发展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一些与之有关的研究成果也陆续涌现,蔚为大观。再者,进入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以来,对外部性理论及环境经济学交叉性及跨学科研究的特征也愈加明显,它与微观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生态经济学、资源经济学、能源经济学、人口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等学科的相关性愈来愈强。例如,对生态税的研究就将外部性理论研究和属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范围的税收与税制政策设计结合在一起,探讨税收在资源与环境保护中的作用,生态税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1)研究总结生态税制建立的理论基础;(2)对生态税收设计的一般理论进行系统分析;(3)对国际生态税收实践进行比较研究;(4)从环境和资源两个方面研究过国别经济中在实现可持续发展国家生态税制的若干政策取向等等。不仅如此,外部性理论研究还愈来愈体现出与历史学、文学、哲学、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相融合的寻求人文关怀的学术特征。

(三)以产权理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在外部性理论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这不仅拓宽了外部性理论的研究范围,同时也对排污费交易等环境政策措施的应用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因此,笔者认为,这对外部性理论研究的深化而言是一历史性的飞跃,在此基础上,外部性的研究不再停留在“坐而论道”的纯理论研究状态,从而在对现实生活中的外部性问题的具体对策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环境资源、环境质量属于公共物品。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不可分割性等特征,因而在环境这一特殊商品的使用或消费中容易产生外部性问题和“搭便车”现象,从而导致经济主体的利益冲突。产权理论在环境经济问题中的应用,就是要通过产权界定、产权安排、产权经营和交易来提高环境这一特殊商品的生产和使用效率进而对排污费交易市场等特殊市场交易场所进行制度设计。现在看来,在外部性理论和环境经济学领域,与产权理论研究有关的研究课题主要有:关于市场机制与环境管理之间的关系;关于环境经济政策与手段的经济评价;关于在特定的经济体制下各行为主体的环境行为的实证及理论分析;持续发展的制度结构;环境权益均衡及制度结构等。

经济学经济理论篇9

关键词:经济范畴及其理性批判基本内容理论要点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4)01-294-02

钟光荣先生是一位大器晚成的知名专家学者。在经济哲学领域里,其独立的个性、独特的思维、创造性的思考,可谓极是少见。近些年来,我曾读过他不少的经济哲学著作,重点是他的自然本体价值理论著作和《经济学本理》。并写过《创新价值理论刷新世界历史》、《经济学理论的哥白尼革命》等多篇评论文章。最近,又有幸地读到了他的新作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经济范畴及其理性批判》。读毕,不禁让人拍案称奇。

一、奇特的思想之树

《经济范畴及其理性批判》的成书,看得出,这不是先生突发奇想的偶兴之作,而是先生灵魂深处良久酝酿的结晶,是先生在经济哲学领域这座富矿里开掘出来的又一块重金。也可说是他长期以来,超乎寻常的、奇特思维的产物。即将自然的理性之种,撒播于他那经济心灵的土壤之中,而生化出来的又一棵哲学灵感之苗。然后,再慢慢培育出了这棵经济哲学的思想之树。为何如此说呢?读读先生的这部巨著,你就会有同感。

从其立意构思的角度来看,先生是在熟读中西方经济学和哲学经典著作的基础上,引入自然的时间和空间,并运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四组十二个哲学范畴,对自然经济要素,社会经济行为,人为经济结果进行的范式研究。这样,先生就为传统而僵化的经济学理论,注入了哲学的智慧,注入了鲜活的灵魂。

从其谋篇布局的角度来看,该书共分为三大部分。这三个部分先生都是以自然时间与空间作为背景和条件的,然后又是以经济的自然数量、质量、关系和模态作为范畴的。在此基础上,先生再行全面的范式研究。第一部分为经济认识论。即对自然人口、资源、环境和价值这四个基本经济要素,进行理性的确证;第二部分为经济方法论。即对财富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这四种基本经济行为,进行理性的论证;第三部分为经济目的论。即对人类社会、国家、家庭和个人这四项经济结果,进行理性的实证。这一研究方法,可以说,先生为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前进,开辟了一方新的天地。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将自然经济要素比作人类的经济之根,那么,我们的社会经济行为,就如吸取其根系养料,并供给枝叶营养的树干。当然,人类的经济生活实际现状,也就如其枝枝叶叶了。根深则干壮,干壮则叶茂。这一道理见之于经济哲学理论。显然,《经济范畴及其理性批判》就是钟光荣先生在这片荒野上栽下的一棵树。不仅如此,我认为它还是一棵既完整,又符合自然道德理性,更合于自然法则和自然目的的充满经济哲学思想的一棵参天大树。

二、奇妙的理论之花

细读钟光荣先生的《经济范畴及其理性批判》,会深受启发和开悟。因为,在他的经济哲学理论园地里,可以看到,他所撒播的自然博爱情怀,犹如晨曦中一轮喷薄而出的红日,照耀着沾满朝露的繁花绿树,光芒闪耀;也如晚间一轮清澈无瑕的明月,辉映着湛蓝夜空中的满天繁星,熠熠发光。可谓美不胜收,能让人激活智慧,明辨方向。

他在“经济认识论”中写道:“自然经济要素,是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自然经济要素搞清楚了,其他问题也就非常好理解了”(见《经济范畴及其理性批判》第11页)。他认为,传统经济学的真正问题在于:对于社会人口符合自然生态比例的数量和方法,人口生存环境基本要素的指数和保障,资源利用和存量适应多少人口的数量和时间,财富分配最大公平与正义的依据和措施,这四个最基本的问题,都没有弄清楚,都没有找到答案。因此,对传统经济学加以理性批判,也就非常自然,非常必要了。

他在“经济方法论”中写道:“人和其他物质一样,其需求与满足的生产和消费行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人在这个始终之间,突现了分配与交换两个环节”(同上,第185页)。因此,他又认为,等价交换,一方面只有在人人都能平等使用生产资料的情形下才有可能;另一方面只有在生活资料之间直接交换时才有可能。然而,当它一旦扩展到生产资料与劳动力、与生活资料进行交换时,也就必然会产生剥削和剥夺。因为,市场自由分配是“零和博弈”。等价交换无钱可赚,赚钱就是剥削或剥夺。所以,在不能实现生产资料人人平等使用的条件下,政府征收资本家的部分资源收益,再分配给资源丧失者,或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也就是天经地义的了。这既不是资本家的施舍,也不是政府的恩赐,而是“天赋人权”的自然平等返还。并且,这还要看是否做到了公平与正义的返还。

他在“经济目的论”中写道:“自然创造的经济结果,是一个最大的经济目的;自然创造的万事万物的经济目的,也是顺其自然的随机目的。但人类的经济目的,则是在聪明与智慧灵动下的刻意目的”(同上,第321页)。由此,他认为,作为社会经济动机,则是达到经济全面繁荣目的;作为国家经济动机,则是达到国民财富共同增进目的;作为家庭经济动机,则是达到家庭收入最大增加目的;作为个人经济动机,则是达到个人消费最大满足目的。因此,经济目的的全部落脚点,始终都是在经济个人身上。所以,他认为,经济理性批判的全部意义、作用和目的,就在于将感性经济人,转变为理性经济人。

这就可以看出,钟光荣先生的全部经济理论,始终都是以自然经济事实与真理为根据,进而所做的科学探索。并且,他用自然公平与正义的道德理性来检验,而不以自利与偏私的功利意识来观照。所以,这才会使他产生神奇的灵感,在这棵奇特的经济哲学思想之树上,绽放出奇妙的理论之花。这也正如他经常所说的:“真理不在主观个体里,而在客观全体中”。

三、奇异的智慧之果

钟光荣先生通过对自然经济要素,社会经济行为,人的经济结果进行理性的批判,获得了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紧密结合的两个重大理论成果:一个是以社会经济与自然经济为核心的“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协调发展的模态与逻辑”图式;另一个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科学原则与人文精神紧密结合的产物”的结论。

他的“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协调发展的模态与逻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符合自然道德理性的真理认识论。即从感性认识到知性认识,再到理性认识,最终见之于实践真理;二是符合自然法则理性的科学方法论。即从民主政治到自由经济,再到法制社会,最终见之于行为科学;三是符合自然结果理性的和谐目的论。即从环境友好到资源节约,再到公正分配,最终见之于自然和谐。显然,他的这一高度哲学化的经济社会模态与逻辑,不仅是放之普遍而皆准的理性模式,而且也是普遍用之有效的理性方式。无疑,这是先生对经济与社会持续与和谐发展的又一重大贡献。

光荣先生在本书附录中所认知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科学原则,就是马克思充分肯定商品价值的自然属性,只不过他将其交给历史学和商品学去研究而已。他的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价值,并不是笼统的“劳动创造价值”。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人文精神,则是他对广大无产者的人文关怀。在全面把握和研究这些问题的基础之上,先生则认为劳动价值学说的本质,是肯定劳动本身有价值,劳动可以获取价值,但劳动并不创造价值。这样,先生也就把劳动自身存在价值、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即获取自然价值,自然创造价值,作了严格的区分。然而,后世的经济学并没有看到这一点,所以,误将马克思的劳动创造使用价值,错误看成劳动创造价值,这是十分可悲的。

钟光荣先生的上述研究成果,既是他对经济哲学“大陆”的新发现,也是他在这片近于荒凉的理论土壤中,长期耕耘培育出来的一朵灿烂的理论之花。我相信这枝花,必将结出丰满智慧之果。他的这部拓荒之作,也为我们开辟了一处经济哲学智慧的花果园。只要有幸进入其中,就可以领略“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的喜悦。

经济学经济理论篇10

宏观经济学管理论文范文一:经济信息用于宏观经济管理论文

摘要:综上所述,本文主要针对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当中应用问题进行简要分析,通过具体论述了经济信息与宏观经济管理二者的概念,加强了对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性问题进行深入性的认识。

关键词:经济信息;宏观经济管理

一、宏观经济管理意义

在进行宏观经济管理活动的过程中,应当结合经济发展实际情况,顺应时展规律。宏观经济管理行为同样需要能够满足市场经济发展需要,以及平衡市场的能力。从内容上看主要包括几个方面:首先,宏观经济管理需要目标市场调控相关不足部分。由于市场调节的能力有限,又存在弱点,往往在进行调节的过程中缺少必要的实时性,因此,需要政府加以宏观调控。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是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其次,在进行宏观调控的过程中,政府对国有企业放权,不会过多干涉国有企业的生产与经营决策问题,这样就十分有效的维护了形成的市场经济环境。并对市场经济的弊端进行规范,从根本上确保了国有资产以及相关问题的安全性。最后,进行宏观经济管理能够更好的维持市场经济的环境良好与秩序健全。通过加强宏观调控的力度,能够更好的实现社会分配的公平性。更好的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国家也会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增强监督力度与机制。不断促成良好经济竞争环境。

二、宏观经济管理条件下的经济信息重要性分析

经济信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重要的一项内容,其能够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部门之间形成良性沟通提供桥梁性的作用。同时,也是经济管理部门行为的重要数据指导。能够有效的促进社会经济生产管理效率提升,拓展人类智力发展。因此,大量的收集和掌握经济信息对提升生产力以及提升实践效率意义重大。经济信息同样还能够具体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其能够从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经济建设过程中对资源的开发程度与利用效率。是工业发达国家在进行发展的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能够从根本上推动发展。与此同时,经济信息在现代经济环境当中表现出多元化功能的特征,能够开发、增值、预测经济行为相关活动。在人类社会生活当中,信息、物质以及能源作为人类发展的不可或缺重要基础,其中信息的重要性表现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三、基于宏观经济管理条件下的经济信息应用措施

宏观经济管理行为从内容上看主要包括几个方面,具体包括计划、决策、监管以及服务等部分。为了能够进一步提升宏观经济管理实际效率,需要不断健全宏观建立机构机制。经济信息意义重大,其对宏观经济管理的影响更加至关重要,因此在进行宏观经济管理行为开展的过程中需要采取更加行之有效的措施,不断提升和完善经济信息管理系统。

(一)构建科学合理经济信息管理网络

在进行经济信息应用措施管理的过程中想要做好信息工作,必然需要具备如何掌握经济信息的能力,而经济信息掌握同样需要遵循一定的收集原则和规范。经济信息的收集工作更加需要科学的设计与规划,不能贪多求全。盲目的经济信息收集会增加信息管理的负担,不利于形成良好的经济信息管理。同时,经济信息收集还要确保信息的及时性,要充分体现出信息的时间观念。除此之外,经济信息的掌握与收集更加要有针对性,只有有针对性的信息才具有使用价值。另外,经济信息的收集还应当从实际出发,形成系统性、完整性的长期信息收集机制。

(二)建立宏观经济管理信息系统

宏观经济信息管理系统是一种在一定范围内体现经济信息总体正常运行的内部联系和特征的信息。对于宏观经济的管理,要逐步建立一配套的宏观经济管理信息系统。此系统应坚持有一定的目的性、系统的完整性,允许一定的独立性、保证一定的可靠性、讲究经济性的原则。体制改革是宏观经济政策效应能够实现的保证,所以要加大力度进行体制改革,首先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加快国有经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要不断的改革国有企业提高劳动力的流动性,还要改进我国的金融体制,逐步与国际金融接轨,更要实现财政体制变革,实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良好财政体系,要建成现代国家体制,不断提高政府的效率和廉洁性。

(三)加强经济信息导向作用

我国不断加大宏观经济管理力度,最终目的在于推进我国经济发展整体进步。为了实现这一最终目标,在宏观经济管理中要加强经济信息的引导作用。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和控制中一直具有双方面的影响,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只有保证经济信息应用科学合理,才能促进经济管理效率的提升,若应用不当,则会对宏观经济管理起到制约影响。因此,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必须要加强经济信息的引导作用,以经济信息为重要的发展导向,实现推进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例如,在某地区内进行经济信息的收集、整合,分析出对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以此为依据相关部门采取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以促进经济发展顺利,推动区域经济整体进步。同时,通过经济信息的引导,能够避免出现局部经济和整体经济冲突的问题。提升局部经济发展效益推动整体经济进步,实现宏观经济管理目标。

(四)加强宏观经济体制改革

基于经济信息所产生的重要意义,在经济管理中相关部门要注重经济信息引导下宏观经济体制的改革。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形势,可以进行的宏观经济体制改革有:

①在考虑到宏观经济长效发展的基础上,对国有企业当前的体制进行分析,并采取针对性、个体化措施加强对国有企业体制的改革,提高劳动力的流动性。

②基于我国当前经济体制的发展情况,可大力倡导,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以便能起到推动国有经济健康、良好发展的作用。

③通过对国际金融形势的分析,加强对我国现有金融体制的改革,使国内金融体制能够与国际接轨,进一步地促进我国经济的良性发展。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针对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当中应用问题进行简要分析,通过具体论述了经济信息与宏观经济管理二者的概念,加强了对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性问题进行深入性的认识。除此之外,更对经济信息条件下的宏观经济管理应用效果进行了论述,最后,对如何应用经济信息加以论述,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应对措施。

参考文献

1、从桑弘羊的经济政策看中国古代的宏观管理吴娅茹华夏文化1995-08-15

2、宏观经济管理与中央权威胡影江淮论坛1996-04-15

宏观经济学管理论文范文二:经济信息宏观经济管理论文

摘要:综上所述,本文主要针对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当中应用问题进行简要分析,通过具体论述了经济信息与宏观经济管理二者的概念,加强了对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性问题进行深入性的认识。

关键词:经济信息;宏观经济管理

一、宏观经济管理意义

在进行宏观经济管理活动的过程中,应当结合经济发展实际情况,顺应时展规律。宏观经济管理行为同样需要能够满足市场经济发展需要,以及平衡市场的能力。从内容上看主要包括几个方面:首先,宏观经济管理需要目标市场调控相关不足部分。由于市场调节的能力有限,又存在弱点,往往在进行调节的过程中缺少必要的实时性,因此,需要政府加以宏观调控。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是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其次,在进行宏观调控的过程中,政府对国有企业放权,不会过多干涉国有企业的生产与经营决策问题,这样就十分有效的维护了形成的市场经济环境。并对市场经济的弊端进行规范,从根本上确保了国有资产以及相关问题的安全性。最后,进行宏观经济管理能够更好的维持市场经济的环境良好与秩序健全。通过加强宏观调控的力度,能够更好的实现社会分配的公平性。更好的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国家也会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增强监督力度与机制。不断促成良好经济竞争环境。

二、宏观经济管理条件下的经济信息重要性分析

经济信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重要的一项内容,其能够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部门之间形成良性沟通提供桥梁性的作用。同时,也是经济管理部门行为的重要数据指导。能够有效的促进社会经济生产管理效率提升,拓展人类智力发展。因此,大量的收集和掌握经济信息对提升生产力以及提升实践效率意义重大。经济信息同样还能够具体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其能够从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经济建设过程中对资源的开发程度与利用效率。是工业发达国家在进行发展的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能够从根本上推动发展。与此同时,经济信息在现代经济环境当中表现出多元化功能的特征,能够开发、增值、预测经济行为相关活动。在人类社会生活当中,信息、物质以及能源作为人类发展的不可或缺重要基础,其中信息的重要性表现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三、基于宏观经济管理条件下的经济信息应用措施

宏观经济管理行为从内容上看主要包括几个方面,具体包括计划、决策、监管以及服务等部分。为了能够进一步提升宏观经济管理实际效率,需要不断健全宏观建立机构机制。经济信息意义重大,其对宏观经济管理的影响更加至关重要,因此在进行宏观经济管理行为开展的过程中需要采取更加行之有效的措施,不断提升和完善经济信息管理系统。

(一)构建科学合理经济信息管理网络

在进行经济信息应用措施管理的过程中想要做好信息工作,必然需要具备如何掌握经济信息的能力,而经济信息掌握同样需要遵循一定的收集原则和规范。经济信息的收集工作更加需要科学的设计与规划,不能贪多求全。盲目的经济信息收集会增加信息管理的负担,不利于形成良好的经济信息管理。同时,经济信息收集还要确保信息的及时性,要充分体现出信息的时间观念。除此之外,经济信息的掌握与收集更加要有针对性,只有有针对性的信息才具有使用价值。另外,经济信息的收集还应当从实际出发,形成系统性、完整性的长期信息收集机制。

(二)建立宏观经济管理信息系统

宏观经济信息管理系统是一种在一定范围内体现经济信息总体正常运行的内部联系和特征的信息。对于宏观经济的管理,要逐步建立一配套的宏观经济管理信息系统。此系统应坚持有一定的目的性、系统的完整性,允许一定的独立性、保证一定的可靠性、讲究经济性的原则。体制改革是宏观经济政策效应能够实现的保证,所以要加大力度进行体制改革,首先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加快国有经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要不断的改革国有企业提高劳动力的流动性,还要改进我国的金融体制,逐步与国际金融接轨,更要实现财政体制变革,实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良好财政体系,要建成现代国家体制,不断提高政府的效率和廉洁性。

(三)加强经济信息导向作用

我国不断加大宏观经济管理力度,最终目的在于推进我国经济发展整体进步。为了实现这一最终目标,在宏观经济管理中要加强经济信息的引导作用。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和控制中一直具有双方面的影响,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只有保证经济信息应用科学合理,才能促进经济管理效率的提升,若应用不当,则会对宏观经济管理起到制约影响。因此,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必须要加强经济信息的引导作用,以经济信息为重要的发展导向,实现推进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例如,在某地区内进行经济信息的收集、整合,分析出对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以此为依据相关部门采取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以促进经济发展顺利,推动区域经济整体进步。同时,通过经济信息的引导,能够避免出现局部经济和整体经济冲突的问题。提升局部经济发展效益推动整体经济进步,实现宏观经济管理目标。

(四)加强宏观经济体制改革

基于经济信息所产生的重要意义,在经济管理中相关部门要注重经济信息引导下宏观经济体制的改革。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形势,可以进行的宏观经济体制改革有:

①在考虑到宏观经济长效发展的基础上,对国有企业当前的体制进行分析,并采取针对性、个体化措施加强对国有企业体制的改革,提高劳动力的流动性。

②基于我国当前经济体制的发展情况,可大力倡导,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以便能起到推动国有经济健康、良好发展的作用。

③通过对国际金融形势的分析,加强对我国现有金融体制的改革,使国内金融体制能够与国际接轨,进一步地促进我国经济的良性发展。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针对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当中应用问题进行简要分析,通过具体论述了经济信息与宏观经济管理二者的概念,加强了对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性问题进行深入性的认识。除此之外,更对经济信息条件下的宏观经济管理应用效果进行了论述,最后,对如何应用经济信息加以论述,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应对措施。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