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篇1
关键词：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微观规制；结构调整；政府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建立规划、金融、财政之间相互配合和制约的经济机制，保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实现对国民经济运行的综合协调与控制，是完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目标。除此之外，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落实国家规划提出的各项具体任务，调整经济结构和调节社会分配，还需要与产业政策相配合，保持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深入持久地做好各项微观规制的基础工作。
一、总量调控与结构调整
实施宏观经济管理是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其中，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整是政府经济管理的两大基本方面。通常政府实施的宏观调控主要是指对国民经济运行总量调控，政府对国民经济结构进行的调整则属于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微观规制。保持国民经济运行的良好态势，即保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基本平衡，需要政府进行宏观总量调控。宏观总量调控又称价值调控或信贷调控，是对社会总供给价值层面的调控，是通过控制货币总量而实现的对国民经济运行的调控，其对宏观总量的调节是要达到对宏观供给总量控制的直接目的，并以此间接约束社会总需求。宏观总量调控的具体控制力表现在对货币发行总量、信贷供给总量、证券市场规模等方面价值总量的控制上及对银行储蓄和贷款的利率、银行法定准备金率的直接变动。宏观总量调控是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重要表现，是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的重要方面。政府拥有宏观总量调控的职责，却并不需要天天运作这种对宏观经济干预的职能。只有在国民经济运行态势偏离正常状态和秩序时，即社会总供求出现明显失衡时，才需政府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对国民经济总量进行必要的价值调控。宏观总量调控的重要性和有效性是由现代市场经济的实践证实的。根据新古典理论，包括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政府的宏观经济职责只在于维持市场秩序，让市场的价格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由市场利率和价格的升跌来调节投资、消费、信贷等等，政府不应为减少周期波动、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等目的而对市场的价格信号和资源配置进行直接干预。尽管至今在宏观经济理论的研究中，还有不少人传承新古典理论，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反对宏观调控，但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实践中，排斥政府作用，反对政府宏观调控的声音早已销声匿迹。
需要明确的是，宏观总量调控的重要性是不可否认的，而宏观总量调控的有效性是有局限的。这就是说，在政府发挥宏观经济管理作用中，总量调控的作用是显著的、必要的，但却不能解决国民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所有问题，不能取代政府其他方面的宏观经济管理作用。就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两大基本面来说，总量调控只能解决总量问题，即解决经济的过热或过冷问题，解决投资总规模的过大或过小问题，解决国民经济发展已经或可能偏离基本运行轨道的问题，等等，不能用于解决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因此，不能将经济结构调整混同于宏观总量调控，不能期望通过总量调控改变国民经济结构，总量调控肯定影响经济结构调整，但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性区别于宏观总量调控，经济结构的调整不可用总量调控替代且不同于总量调控的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内容。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包括物质生产，也包括劳务生产。两大部类的平衡包括国民经济运行中所有产业供给与市场需求间的结构平衡。这种结构平衡不仅是在价值层面上探讨总量平衡关系，而是对实际生产能力的结构的适当要求，并在整个国民经济运行范围内要实现结构平衡。这其中，所有的供求结构平衡都源自生活消费品的供求结构平衡要求。正是从满足生活消费的需求出发，才产生对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结构平衡要求。这就是说，为实现生活消费品的供求结构平衡，其他所有方面的产品供求结构都只是一种逻辑对应关系，即都是在生活消费品生产适当的基础上一层接一层展开的生产消费品的生产供给与市场需求间的结构对称要求。由于生产生活消费品是生产的最终目的，生活消费品的供求结构平衡是社会最基础的供求结构平衡，所以，在调整社会生活消费品需求方面，对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结构平衡的影响最为基础和最有连锁反应效力。
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应从满足社会生活消费品需求出发，不断地对国民经济的结构进行调整。这种结构调整与总量调控有别，是政府宏观经济管理中微观规制的重要方面。
二、微观规制的基本特征
对国民经济进行结构调整属于微观规制。微观规制包含调整结构，却不只是表现在结构调整方面，还有更多内容。但表现在国民经济运行多层面上发挥的政府宏观经济管理作用，微观规制不同于宏观总量调控的特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长期性
宏观总量调控基本上是短期性的，而进行结构调整的微观规制具有长期性特征。在实际工作中，不论政府的微观规制表现在国民经济运行的哪个层面，都是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必须长抓不懈的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树成指出：“节能减排，以及把住土地闸门等，本属于政府的微观规制职能。我们常说把住两个闸门：一个是信贷闸门，一个是土地闸门。信贷闸门属政府的宏观调控问题，而土地闸门属政府的微观规制问题。但由于政府的微观规制是‘政府’的职能，很多人就将其视为‘宏观’问题而归入宏观调控职能中。这样一来，不利于节能减排和把住土地闸门的贯彻执行。因为宏观调控是针对经济运行的短期波动和变化而采取的措施，根据经济形势的‘冷热’变化，其方向和力度可以时松时紧。但节能减排和把住土地闸门等这些属于微观规制方面的长期任务，却不能时松时紧，而必须‘长’抓不懈。现在，一些地方由于抓紧了节能减排和土地利用等审批工作，因此经常有人问，什么时候宏观调控可以转松。其意思是，什么时候节能减排的审批门槛和土地闸门可以放松。所以，要把节能减排和把住土地闸门等这些政府的微观规制从宏观调控中剥离出来，以利于‘长’抓不懈，下大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二)针对性
宏观总量调控对微观经济实体的影响具有普遍性或共同性，而不具有局部的针对性；而微观规制在国民经济运行各层面的作用都具有约束被规制者的针对性，即其作用不是泛泛地铺天盖地，而是针对具体的局部解决具体的规制问题。如，结构调整要解决钢铁产能过剩的问题，就要有针对性地对钢铁产业进行有效规制，做出具体的减少产能的安排并落到实处，直至达到调整目的。
(三)绩效性
宏观总量调控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影响具有时效性，一旦情况发生变化，宏观总量调控必须极为迅速地随之变化，而在此之前的调控即失去时效，不再有延续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微观规制是长期性的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具体内容，因此，微观规制具有政府实际工作成果的绩效性，是长期的工作积累，与宏观总量调控的时效性有所不同。如，政府对土地资源的微观规制，是长年不断的工作内容，而控制好土地资源，就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工作的重要绩效。
(四)法制性
宏观总量调控是对国民经济运行做出的价值调控，虽然是依法实施的经济调控，但这种调控并不体现具体的法律规制，而更多的是经济政策层面上的直接反映。因此，准确地讲，宏观总量调控表现出很强的政策性，是国家主要宏观经济政策走势的集中体现。但对微观规制来说，不论是哪一方面的工作，都要依据具体的法律法规条款办事，不可能脱离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微观经济实体进行规制，因此，就这一点而言，与宏观总量调控具有的政策性表现不同，微观规制具有鲜明的法制性，表现为任何规制都要严格地按相应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如，反垄断法规定：经营者集中达到国务院规定的申报标准的，经营者应当事先向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申报，未申报的不得实施集中。于是，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作为具体承办的政府部门就要依法接受有关经营者集中的申报，严格制止未经申报的经营者集中。
(五)基础性
宏观总量调控治标不治本，因此，具有时效性和热点性，而不能在对国民经济的调控中直接触及和解决运行基础的建设问题。凡进行宏观总量调控，都必定要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成为一段时间内的经济热点问题。但与宏观总量调控的治标不治本不同，政府承担的各方面的微观规制任务，都是既治标也治本，而且重在治本。所以，严格的说，政府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实施微观规制是为解决国民经济运行中各方面的基础问题，具有基础性特征。如，政府对电力业务许可证的颁发，就是一种基础性的规制电力行业经营与发展的宏观管理手段，可以通过这一手段的运用达到有效约束电力行业的发电企业、输电企业和供电企业的生产规模、技术进步、网点分布等直接的规制目的。
三、微观规制的多层面表现
政府微观规制负责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多层面进行调整。其职责是市场经济体制的赋予，是国家法律的规定，是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落实。
(一)调整经济结构
保持经济结构平衡是保持国民经济运行良好态势的基本面。微观规制的长期任务之一就是保持经济结构平衡，因此，政府微观规制的工作重点就是要不断地根据经济运行的情况变化调整经济结构，基本实现国民经济运行中经济结构的动态平衡。通过具体的协调工作，运用适当的产业政策，政府调整经济结构微观规制的成效表现为：一方面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保持市场供求结构的基本平衡。
(二)配置自然资源
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土地是最重要的自然资源。除土地资源外，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还有：石油、煤炭、矿山、河流、风力、海洋、森林、野生动物，等等。耕地是最宝贵的土地资源，保护耕地是全国人民的神圣使命。按照宪法的规定，农村耕地是农民集体的生产资料，归农民集体支配。但各级政府对农村耕地的保护是义不容辞的，必须落实到实处。无论何时何地，保护耕地都是政府微观规制的重要任务，是政府经济管理工作中的重中之重。而城市土地及其他非农民集体所属土地由各级政府负责支配。政府对土地资源的配置是重要的微观规制权力，是政府参与国家经济建设和干预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只要政府把好土地使用关，就是做好宏观经济管理中最基础的微观规制工作，就可基本保障国民经济运行在实体经济领域不发生大问题。至于其他自然资源的宏观配置，也是均由政府的各专职部门负责。肩负重任的政府职能部门必须依据国家法律，认真履行微观规制职责，按国家规划妥善配置各类自然资源，以满足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
(三)创办政府企业
政府企业亦称公营企业、公共企业、公企业，是政府财政直接投资设立的企业。欧洲共同体在1980年的法规指南中明确地对各个国家都存在的公营企业，即政府企业，界定为：政府当局可以凭借它对企业的所有权、控股权或管理条例，对其施加直接或间接支配性影响的企业，而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创办政府企业可直接调整国民经济结构，稳定和维护市场秩序，满足居民对某些生活必需品的需求。所以，政府企业属于规制经济范畴，是政府实施微观规制的重要方面，是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的重要表现。在世界各国，几乎无一例外，都存在由政府企业构成的规制经济，只是各国之间的规制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有些差别。目前，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是，中央政府企业的数量相对减少，而地方政府企业的数量相对增多。只要直接为民众服务的责任在地方政府，那么地方政府就有责任设立企业以满足社会需求。有关国家安全的生产部门，自然垄断行业及提供重要的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产业，应是政府设立企业的主要领域。
(四)实施行政管理
政府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微观规制对国民经济运行的服务还表现在需要实施多方面的必要的行政管理。
1工商行政管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工商行政管理体现政府部门对微观经济实体进入市场经营的基础服务，为企业办理营业执照及其他必须办理的手续。政府的工商行政管理服务是微观规制，也是对企业资格的确认。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政府要对微观经济实体的各方面服务做到周全而细致。
2就业资质管理。在规范的劳动力市场，必定要突出表现政府的微观规制作用。这就是政府要对劳动力进行社会保障性质的就业培训，还要对各种就业的资质给予确认。政府的这方面工作亦属于微观规制的内容。这是政府宏观经济管理中对劳动力市场给予的规制，是政府引导劳动力市场走向规范的重要举措。
3行政许可证管理。建立行政许可证制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一项重要的微观规制内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建立的行政许可证制度是我国政府宏观经济管理中微观规制的重要内容。由中央政府授权的各专门机构实施的各类行政许可证管理对规范市场和推动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4反垄断管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建立的政府反垄断组织机构，负责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反垄断管理。政府的此项工作属于微观规制，是市场走向成熟时产生的微观经济对政府行政管理的特定需求。
5文化市场管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市场是一个特殊的市场，政府对文化市场的行政管理是一种特殊的市场管理。因此，政府对文化市场的行政管理也属于政府微观规制。在这一领域，政府的管理工作含有十分复杂的规制内容。做好文化市场的规制工作，对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6价格管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绝大部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要市场化，但还要保留一小部分政府管制价格。依据相关法律，政府对这方面管制价格的行政管理，也属于政府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微观规制工作。
(五)保护生态环境
保护生态环境是政府的重要职责。政府的微观规制职能必须体现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具体工作中。十一五规划纲要指出：各地区要切实承担对所辖地区环境质量的责任，实行严格的环保绩效考核、环境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各级政府要将环保投入作为本级财政支出的重点并逐年增加。健全环境监管体制，提高监管能力，加大环保执法力度。实施排放总量控制、排放许可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实行清洁生产审核、环境标识和环境认证制度，严格执行强制淘汰和限期治理制度，建立跨省界河流断面水质考核制度。实行环境质量公告和企业环保信息公开制度，鼓励社会公众参与并监督环保。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建立社会化多元化环保投融资机制，运用经济手段加快污染治理市场化进程。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与发展事务，认真履行环境国际公约。
(六)保护知识产权
保护知识产权是现代市场经济中极其重要的政府微观规制内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各级政府保护知识产权的微观规制工作，十一五规划纲要要求做到：加强公民知识产权意识，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立知识产权预警机制，依法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加强计量基础研究，完善国家标准体系，及时淘汰落后标准。优先采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标准，积极参与制定国际标准。发展专利、商标、版权转让与、无形资产评估等知识产权服务。新晨
四、微观规制的放松与改善
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政府宏观经济管理中，微观规制是重要的基础，也是政府工作职责的表现。根据国民经济运行不断变化的情况，政府的微观规制运作也要适应变化的情况及时做出放松规制或改善规制的相应安排。
(一)微观规制的放松
实施微观规制是政府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手段对国民经济运行各层面不同程度的强化干预的表现。在国民经济运行较为顺畅的时期，政府微观规制的干预范围可以有所收缩，干预强度可以有所减弱，这就是所谓的微观规制的放松。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为战争的需要，美国政府投资设立2000多家政府企业，专门生产军火和其他军用物资，待战争结束后，这些企业全部被政府卖掉，这就是微观规制放松的典型实例。在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中，根据发展的需要，如果将一项原先政府严格规制的项目降低控制强度，那就是单一项目的微观规制的放松。如，在我国改革后，起初是政府管制全部旅游景区的门票价格，而现在只是对少数著名旅游景区的门票价格进行管制，这就是比较明显的政府微观规制的放松。
市场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篇2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
市场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篇3
关键词:理性预期;货币政策;宏观调控
1理性预期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大量失业和经济停滞的困境，流行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发生了危机，“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经济理论在改变停滞膨胀局面时也没有出现人们所期望的效果。这种形势下，理性预期学派产生发展起来。该学派以理性预期的概念改造宏观经济学，以预期问题为突破口，全盘否定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革命。加之该学派理论上逻辑严谨，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因而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加之该学派理论上逻辑严谨，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因而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
在理性预期理论的代表人物中，罗伯特小卢卡斯、萨金特和华莱士等人是第一代代表人物，典型理论是货币周期论;巴罗和普雷斯科特等人是第二代代表人物，他们发展了小卢卡斯等人的理论，建立了实际货币周期论、财政政策分析和政府决策行为分析等新的理论。
2理性预期理论的微观基础与基本假设
小卢卡斯与凯恩斯主义的分歧始于他为凯恩斯主义寻找经济基础。他认为，宏观经济现象不过是许多个人经济活动的总和，宏观经济学中一切涉及人的行为的假定应该有微观基础。他在为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经济学模型中的工资，价格部分提供微观基础的过程中发现，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确定的微观经济行为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相矛盾。在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发生冲突时，小卢卡斯转向了新古典主义。他试图寻求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并从局部均衡转向一般均衡。所以，理性预期理论的宗旨是建立与微观经济学一致的宏观经济学。为此，理性预期理论的主要代表人提出了三个分析的基本假设:理性预期假设;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自然率假设。
(1)理性预期假设。
理性预期是在长期动态分析下，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以完全的、相同的信息为基础，他们能对未来作出准确的预期，做出合乎理性的经济决策，即他们能对未来做出理性预期。
(2)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
货币中性假说是指经济总产量和就业的实际水平和自然水平同包括相应地对商业周期发展作出反映的货币和财政活动无关。
(3)自然率假设。
自然率假说的要点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有其内在的动态平衡，外界力量能暂时打破这种平衡，但不能根本改变它;政府应该顺应这种动态平衡。
3理性预期理论的政策主张
一是政府应制定长期不变的政策规定，消除政策规则的任意变动性。理性预期学派坚持古典经济学的信条，认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只能引起经济的混乱，为保持经济繁荣，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因为“市场比任何模型都聪明”，它始终是使各种生产资源得以合理配置和充分就业的有效机制。理性预期学派坚持认为，政府的作用只是为私人经济活动提供一个稳定的可以使人们充分了解的良好环境。因此如卢卡斯所说，“我们需要的是稳定的政策，而不是积极行动主义政策。”政府干预越少，经济效率也就越高。
二是政府政策目标必须注意长期性和稳定性，并且着力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政府的决策不能对一国经济的产量、就业和其他实际变量产生影响，但可以对一般物价水平等名义变量产生具有规则性的效果。因此，政府应该把最理想的一般物价水平作为唯一的政策目标。
4理性预期理论及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启示
(1)应充分考虑并正确引导微观主体的理性预期。
不得不承认，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正日益增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应充分考虑公众的理性预期，考虑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众的理性预期又是不断提高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一个前提条件。中央银行要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就要准确地公布通货膨胀指标和失业率，利用信息优势，通过舆论导向，准确披露决策相关信息，加大宣传力度，及时引导经济主体的预期，正确引导公众预期，让公众及时了解这种政策目标的变化，增强其信心。
(2)应充分认识到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局限性。
在理性预期条件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是有限的。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所面临的是诸如结构调整、制度转轨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单纯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很难起到明显的改善作用，因为具有理性预期的公众对此是很清楚的，所以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难以得到公众的响应。可以说，货币政策不是调控经济的万能手段。不仅仅因为货币政策传导过程本身需要宏观经济运行环境的支持;更因为货币政策本身在经济活动中具有局限性。
(3)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以期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
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原则是为了使微观经济个体顺利地从事经济活动，充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稳定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所以，政府的政策要想得到各种经济成员的积极配合，使各项经济政策取得预期的效果，还必须取信于民，避免“朝令夕改”。因此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和符合经济活动当事者的预期规律，可以使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从根本上摆脱由于政策的频繁变动对其造成不良后果的担忧，从而无需寻求应变之策，而尽力去寻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和经济行为的最优化。
总而言之，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有着重大影响，政府在采取宏观经济调整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并引导这种预期朝着政策目标的方向发展。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离不开经济政策调控，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之一。今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日益增强，我们必须转换思路，注意把握宏观经济调控与微观层面理性预期的结合点，谋求经济政策、经济主体的预期与行为及经济运行三者的和谐与稳定。
参考文献
[1]杨玉生.理性预期学派[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杨丽彬.理性预期观点的评价[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5，(16).
市场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篇4
一、团场职工增收机制各子系统的特点和功能。微观发育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兵团团场职工理应成为生产经营主体，各种机制的运行最终都要表现为团场职工的经济行为，并要以职工的行为作为基础。可以说，职工行为是职工增收的内生变量。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团场职工追求生产经营中的利润最大化。中观组织机制是指团部、连队，它紧密联结团场职工与师部、兵团，承担组织职工生产、销售、技术应用等具体职能，在宏观调控机制和微观发育机制之间充当信息传导媒介，发挥中介功能及协调二者利益矛盾的作用，是兵团及师执行其政治、经济意志的有效载体。“市场失灵”是宏观调控机制存在的理论依据，农业生产的“弱质性”使宏观调控成为必然选择，师及兵团不仅通过改变一系列的农业生产初始化条件，为团场职工增收创造条件，而且还直接调节职工收入。
二、团场职工增收机制各子系统的耦合原则。团场职工收入增长机制的运行，是在市场机制条件下进行的，因此，必须根据团场农业生产力发展状况、农业生产的特点进行统筹安排，与我国农业发展的新特点、新要求相适应，尤为重要的是微观发育机制、中观组织机制和宏观调控机制要与市场机制相适应，以实现资金流、物流、信息流顺畅流通。只有这样，才能使耦合运动产生大于各子系统简单之和的系统整体效果，真正为农场职工增收提供保证。在团场职工收入增长机制中，它们各自的利益目标是不一致的，团场职工最主要的目标是实现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最大化，团场、连队、产业化组织追求整体利益的最优化，而兵团和师则是努力实现财政收入和政治利益最大化。由于利益机制的不同，这就要求运用市场机制协调三者的利益关系。
三、团场职工增收机制系统运行中的各种创新。作为一个复杂的运态系统，团场职工收入增长机制的整体运动，需要各种机制创新来进行支撑。从微观发育机制上看，团场职工增收机制的良性运动，关键在于团场职工行为的完善。创新的作用正是通过对微观经济主体――团场职工进行支持、保护和引导来完善其行为的。团场职工作为收入最大化追求者，进行特色农业和外向型农业的生产经营，需要有完善的市场体系进行支撑，必然要求进行市场创新，保证市场信号的灵敏性。农外就业、劳动力转移、小城镇建设均涉及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转变，国家必须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政策配套，进行各项体制改革，进行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从中观层次上看，中观经济组织的良性运行，需要解决组织形式和利益机制问题。组织形式的解决需要组织创新，而解决利益机制问题则需明确各种责权利之间的关系，必须由兵团农业政策来进行保障和引导；中观产业组织以产业化经营为主要经营形式，涉及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涉及贸工农一体化，因此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进行政策创新、完善利益协调机制是很有必要的。从宏观层次上看，兵团农业政策能否真正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关键是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一系列制度变革和创新，从而切实减轻团场职工负担，提高增收绩效。
市场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篇5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 m.h.outline of 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 public finance.new york：harper&brothers 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
london：george 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 public finances：anintroductory textbook.homewood：richard 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 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 newyork：john 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 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 and expenditures ina 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 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 b. ）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 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 ed：modern public 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 of 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 of public finance.london： 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个私人应当通过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以其收入获得更大的满足一样，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其政府的活动也应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着还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公共部门如何决定哪些公共服务应予提供的难题，指出“支出应当用于战舰还是用于济贫，应按此种明智的方式，即由它们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产生的相同的真实报酬来决定。”（注：pigou，a.c.astudyin public 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这一方式可用来得出某一精确的社会平衡点，即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支出就应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这一点，此时花费的最后一先令所获得的满足，应等于由于政府服务而相应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损失的满足。”（注：pigou，a.c.astudyin 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这一模型被称为皮古模型，是现代西方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个。这样，皮古就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在理论上界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点。
不过，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是当时通行的可测度的、可比较的、同一的基数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在本世纪30年代，随着帕累托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皮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个人评价的序数效用函数，等效用曲线等帕累托概念也被运用到财政学上来。其后西方财政学对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问题的分析，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各种财政效率问题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了。
这样，私人经济分析所能适用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运用到公共经济分析上来了，公共财政学不再是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抵触的一门学说了。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统一，无疑为西方财政学在本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分析的借鉴意义
第一，财政学从根本上看是一门经济学，但又具有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关于财政学仅是经济学分支，还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问题，我国财政理论界也曾有过类似争议，即关于“财政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议，这是本世纪60年代初由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议而引发的。此后，在文革后的8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结合着新的历史背景旧话重提，又一次以财政本质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对此问题的争论高潮。这些争议大致形成了三大类不同的观点：（1）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财政问题；（2）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但又兼有上层建筑的性质，或者主张财政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这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3）主张财政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种观点，并且第一种观点还有逐步占据优势的趋势。但如同财政本质问题一样，这一争议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经过那两次争议高潮之后，至今已极少有人问津，除了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一种理论问题介绍外，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践中，人们则是将财政作为经济工作来对待的。
然而，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它采用的不是市场自愿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强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场为媒介和通过市场渠道来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国家预算的形式下，通过政治程序的安排与运作来展开的。这样，财政的运作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是对市场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因素。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由于其本身就否定着市场，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财政这种非市场性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提财政的经济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不影响人们实际上从经济和政治两重角度去考虑财政问题。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由于此时政企必须分开，这样财政所包含的两重属性合一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作为通过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此时如果只谈论财政的经济性，其结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权力凭籍财政分配介入和干预企业正常市场活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利于根据财政的特性去指导财政实践的。
我国财政理论否定政治程序是财政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实践上导致了忽视乃至否定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制度与程序的结果，使得我国实际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制衡与监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政治权力本身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我国财政新老问题和弊端的急剧膨胀与扩大，是目前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腐败浪费低效猖獗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承认基本上是一门经济学的财政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正视财政活动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质与内容，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相应地从整顿规范与财政相关的政治程序和规则入手，使之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基点转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点上来，才是对症下药之举。为此，在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我国的财政研究。
第二，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包括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我国财政学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由于我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进行的一种分配，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财政为一种宏观经济活动，而否定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在最近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财政部被列入宏观部门之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对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正是以否定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以国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直接安排国民经济活动为体制特征的，并且此时的财政是国家从整个社会角度安排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场经济下则不同。此时社会的经济单位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了，此时财政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尽管是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运营主体地位，确保国家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市场活动，则是我国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学会的崭新内容。
西方财政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对我国是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1.西方财政学从微观角度分析财政问题，是隐含着这么一种涵义的，即此时的政府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是处于市场有效运行领域的活动主体，而政府则是处于市场失效领域的活动主体，它们进行的都是同等的资源配置活动。这样，它们之间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税纳税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预，而不能是国家凌驾于企业和个人之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预它们的市场正常活动。
市场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篇6
关键词：经济法；经济法体系；调整对象
1建立完备的经济法体系的标志
（1）能够有效地推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经济建设的进程。一是要能够有效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提高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二是能够不断扩大生产和促进商品流通，加快服务贸易的发展。三是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能够合理地利用世界资源，保护环境。四是能够保证发展中国家成员的贸易与经济发展。五是建立与wto规则顺利对接到一体化的多边贸易体制。六是法律体系的法律规则能够“平衡协调”经济生活中的经济贸易关系，以规范社会整体发展目标与个体利益目标相统一。
（2）经济法律所调整经济关系的覆盖面应该是全方位、多层次的，而不能有缺口和漏项。这是经济法体系是否完备的重要条件和基本标志。具体来说其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经济关系：在国民经济管理活动中属于决策性的经济关系；在国民经济管理活动中属于宏观调控，特别是间接调控的经济关系；在国民经济管理活动中属于部门（行业）经济特定的经济关系；在国民经济管理活动中的经济监督关系；在国民经济管理活动中企业内部的管理关系以及涉外经济管理关系。
（3）政府的经济职权必须规范化，权责必须经法律加以确认，职权的构成必须科学，法律地位必须明确。政府机构在法律上的资格是否明确，以及体现，其法律地位的经济职权是否确定的规范化、科学化，是经济法体系是否完备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政府机构的经济职权是国家领导和组织经济建设的职能在法律上的表现。这种权力是法律授予的，政府机构既不能任意转让，也不能超越法律规定的限度面滥用；这种权力是权责一致的，即政府机构享有经济职权的权力同时也承担恪守职责的义务。
（4）必须明确经营主体和消费主体的法律地位及权利和义务。经营主体和消费主体是经济法律关系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他们的法律地位是否通过立法加以确定，权利义务是否明确，并在实际生活中能否付诸实施，也是经济法体系是否完备的另一个重要标志。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构成运行过程中，都要以它们为基本的依托和重要载体。
（5）法律体系上必须门类齐全、成龙配套、协调发展、系统严谨。经济法体系作为整个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和其中的各个子系统之间要互相衔接、互相协调、互相配合、互为补充。即每类经济法律制度都必须与国家宪法相协调；地方性经济法规必须与国家制定的经济法律、法规相协调；同类的经济法律法规之间相协调，以避免相互矛盾抵触。
（6）立法计划的实施进一步规范化、科学化，实现经济立法的规范化、科学化是建立完备的经济法体系的基础条件之一。立法机关收回经济立法权，进一步明确经济立法机关的权限，严格立法程序，进一步提高经济立法的的技术水平是法制文明的需要。
2我们只有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出发才能认清经济法的体系
经济法应调整以下关系，这也是经济法的结构体系。
2.1经济法总论
主要研究经济基础理论和经济法总则。可以分为下列各部分：
（1）经济法的理论基础，包括哲学基础、经济学基础、政治学基础、社会学基础和法理学基础。
（2）经济法的基本问题，包括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地位、宗旨、基本原则、作用、体系和适用范围等。
（3）经济法主体理论，包括经济法的基本分类（市场主体、经济行政主体和中间层主体）和立法模式，经济法主体资格与相关主体（民事主体或行政主体）资格的关系以及各种市场主体（中央、地方政府及其经济行政部门）、各种经济行政主体和各种社会中间层的特征、法律资格和法律形态。
（4）经济法行为理论，包括市场对策行为的概念、特征、要素和分类；市场规制行为、宏观调控行为的概念等。
（5）经济法责任理论，包括经济法领域法律责任的立法模式，以及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其他法律责任的组合和运用的特殊性等。
（6）经济法奖励理论，包括经济法领域的立法模式、原则、形式、条件和程序。
2.2宏观调控关系
正如我们所知，“市场之手”的缺陷在于一定条件下会令经济陷入资源配置无序化与严重浪费的泥潭，因此需要超然于市场之上的力量对社会经济进行宏观引导。
而对于宏观调控的方式，学界的认识较为一致。一般认为，我国近年来宏观经济两次调控的成功，主要是运用从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到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运用税率和国债利息率；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到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运用了银行利息率和货币发行总量，这样两个宏观调控的手段，拉动内需，刺激投资，扩大对外贸易，从而使我国的经济安全着陆，继续健康发展，其法治手段配合得也还可以，但是滞后了，以至于腐败现象没能得到扼制，甚至还在漫延。因此一般来说，宏观调控手段，包括产业政策、利率、汇率、长中短期计划的制定、财政税收政策，货币政策及其货币政策手段，价格政策，地区开发政策，外贸进出口政策等方面及其法制化。
2.3微观规制关系
长期自由竞争必然会拉开市场主体之间的差距，当部分主体的力量积聚到一定程度后，垄断与限制竞争就产生了。垄断内生于竞争又限制竞争，这就是市场的辩证法。由于垄断可以带来超额利润，从而令人们趋之若鹜。同时竞争的发展也必然催生出不正当竞争，这是一种竞争过度，其对市场机制的损害也是显而易见的。不管是垄断还是不正当竞争其结果都使市场经济的微观调节机制受到扭曲，令市场这无形之手失灵。在微观经济领域中国家的干预往往直接针对个案。而由于垄断组织势力强大，不正当竞争普遍猖獗，为保证法律的顺利实施，法律多以强行性规范为主。这部分的经济法律规范人们称之为微观规制法，其要义在于对市场障碍的排除，维护经济发展的微观秩序。
2.4国有参与关系
国有参与关系是国家基于宏观经济调控的目的动用财政力量进行社会投资比例再分配的一系列活动。从这点来看，国有参与关系可以认为是从宏观调控关系中分化出来的。之所以把它独立作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之一，是基于国有参与在世界范围经济实践中的重要性以及这类关系之间的共性——通过国家参与市场经营活动，实现宏观经济目的。
2.5市场监管关系
市场监管关系有些学说将市场监管笼统归于宏观调控领域，也有些学说将市场监管列入微观规制领域，其实将市场监管关系单列研究是符合现实需要的，也是很有必要的。
市场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篇7
［关键词］微观经济学;教学效果;实验教学
一、引言
我国经济正处在以新常态为特征的新阶段，经济结构面临着重大转型，在此背景下，经济学教育也处在关键性的转折时期。经济学是研究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培养面向市场并为市场服务的人才是经济学教育的最终目标。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对经济学专业人才的需求不断扩大，且更加多元化。地方财经类院校在向应用型高校转变的过程中，应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具有特色的、符合市场需求的创新性人才。微观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基础理论课程，能够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从长期看有利于提高学生对经济社会的适应能力，提高其二次就业能力。但在短期内，却不能直接影响经济学专业学生的初次就业率，给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人才培养都带来了较大的压力。传统教学方法以传授知识为重，学生接受了大量的专业知识，但常常缺乏思考和创新能力。微观经济学作为基础课程，经历上百年的发展，逐渐成为内容广泛、前沿性强的一门学科。随着社会经济实践的不断发展，微观经济学的课堂教学也应当不断革新，以适应社会多元化的需求。国外在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教学中，为了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教学模式的改革和探索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从案例研究的角度进行探索，提出了构念效度、内部效度、外部效度和信度等概念。二是利用复苏情景的方法进行探讨，这种方式对于学生理解理论及课堂互动有显著作用，能够弥补案例研究的部分缺陷。三是进行经济学课堂实验。随着实验经济学的兴起，在课堂上以学生为实验对象，进行经济学实验来解释和检验微观经济学理论，成为一种新颖的教学方法，得到了美国经济学教育协会的大力倡导。诸多经济学家也针对“完全竞争的新古典理论检验”“寡头市场的价格形成”“柠檬市场”“公共物品搭便车”等问题都设计了精巧的课堂实验。国外的研究为微观经济学课堂教学改革提供了新方法和新思路，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各种实验软件和实验平台建设也为进行教学改革提供了便利条件。在课堂教学中改革教学方法，加强实践教学，提出国内微观经济学教学的案例和实验，有利于学生感性认识增加，促进微观经济学课堂教学效果改善。
二、微观经济学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课堂教学重理论轻实践
从微观经济学教学情况看，普遍存在着授课内容理论性强，与实践结合不紧密的问题。微观经济学来源于微观经济活动，要求学生了解市场机制、需求、供给等，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学生缺乏社会经验和社会观察力，普遍感觉经济学抽象难懂，导致许多内容难以理解。国内教材编写内容偏重于理论方面，概念、公式多，案例缺乏，习题也偏重于理论。碍于授课时间和实践条件等原因，学生经过讲授式学习，仍不能化理论为分析工具和能力。面对日常工作生活中的经济现象，不能应用所学理论。如何在教授理论的同时又让学生有所收获，启发和引导学生思考，提升学生分析经济问题的能力和经济学素养，成为改革课堂教学方法的重要目标。
(二)授课形式相对单一
目前微观经济学教学以课堂讲授理论为主要形式，学生的参与度和主动性都比较弱，难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热情。根据学习金字塔理论，知识保持率最高的是主动性学习，模拟实际案例，主动做事和参与的有效率高达90%;讨论和演讲的知识保持率达到50%;如果仅是被动听讲，知识保持率仅为20%。改变传统的听讲课堂，教师设计以探究性、任务驱动式的教学方法和自主性学习模式来完成学习任务，提高学生的参与度，活跃课堂气氛。可有效运用web3．0分享与参与的理念，结合学生的学习基础和专业背景，以个性化学习和自主学习为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例如以项目汇报演讲的形式鼓励学生分享学习成果和学习体验，给学生提供充分的机会进行交流和讨论。目前各高校的经济学实验教学日益重视，还可借助实验室资源进行教学实践。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该充分利用这些实验资源和辅助教学手段，根据知识的传播、人的认知特点来培养学生的能力。
(三)课程教学目标层次模糊
国外微观经济学教学培养目标清晰，学科设置在不同学习阶段差别化特征较为明显。例如，哈佛大学、剑桥大学及耶鲁大学等名校课程的设置层次鲜明，分为基础课程、高级课程和研讨班。相比之下，国内地方财经院校微观经济学教学课程设置的层次不够明显，多数将其统一设置为专业基础课程。面对层次、基础、目标各不相同的学生，作为专业基础课，微观经济学在教学过程中也缺乏教学目标、教学难度渐次提高的特点。其次，国外微观经济学教学比较注重学科和理论发展前沿，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分析能力。在教学中鼓励培养学生运用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共同分析相关领域的实际问题，以问题分析为导向，以能力培养和鼓励思考为目标，注重学科交叉和知识结构的系统性，使学生的知识结构更加完整，思维模式更加多元和活跃。国外经济学本科教育课程设置丰富，一年级多为通识教育，经济学原理作为公共课，在随后二年级进入专业课的学习后，将系统学习中级微观经济学。经济学专业本科课程目标定位细化，如斯坦福大学强调三项目标定位:熟知现代社会各类经济现象、掌握分析经济问题的技能、具有评估公共政策的实际才能。相比之下，我国各学科间的划分界限仍比较严格，微观经济学作为基础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较少，对学科发展前沿关注度也不够高。
三、微观经济学课堂教学内容优化与授课方法改进
(一)课程目标定位以“直觉为主”“工具为辅”“突出实践”
作为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微观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理论，即基于经济人假设，在约束条件下如何实现最优选择。微观经济学的教学与学习中，应始终贯穿着对经济人的经济行为以及相关社会问题的分析。微观经济学的教学目标，应围绕各种现实，培养学生经济学思维，运用理论分析经济问题的能力。在微观经济学课程目标设定上，要以“直觉为主”“工具为辅”“突出实践”。“直觉为主”指的是在相应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面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经济直觉”。“经济直觉”就是一种用经济思维思考问题的能力。凯恩斯曾说过，经济学不是一种教条，只是一种方法，一种心灵的容器，一种思维的技巧，帮助拥有它的人得出正确的结论。学习微观经济学，不仅是了解基本原理，更是思维方式的训练。对于初学经济学的学生，应该把重点放在培育经济学直觉上，对其经济学素质的构建将大有裨益。“工具为辅”指在强化经济思维培养的同时使学生掌握和运用必要的数理分析，培养逻辑思维能力，掌握必要的分析工具。但是与经济思维相比，数理工具处于“辅助”的地位。“突出实践”意味着微观经济学的课程建设必须本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精神，把所学理论应用于解决现实问题。在掌握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帮助学生培养运用理论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实现从“黑板经济学”到“生活中的经济学”的飞跃。
(二)综合利用各种实践教学方法，改变单一的理论讲授教学方法
微观经济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需要将理论还原到现实经济生活，使学生在生动活泼的情境、案例、实验中理解和接受理论知识。课堂实践教学方法主要包括案例教学和实验教学两种方法。
1．以复苏情境法进行案例教学
采用“复苏与再生”情景法，选取经典和成果案例，结合环境、结合情景和结合演化三部分构成，设计“模拟表演”“模拟设计”，把交易过程再现，尝试生成和测试案例，尽可能使案例研究结论贴近现实，加强学生对现实的认识与分析。在案例的选取上应结合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实际情况设计案例。微观经济学教学中有众多经典案例，但大多来自于西方国家，还有一些案例年代久远，会让学生觉得脱离现实，说服力不强。从报刊、网络上选取当下新闻热点为案例，取材于日常生活，又能反映热点问题，本土案例的设计使学生有身临其境感，激发学习热情。案例在体现知识性和时代性的同时，表现出了趣味性和实践性。如以春节期间购买回家火车票的案例，增强学生对需求规律及需求、供给弹性的理解;以明星演唱会门票价格变化的案例，体现价格歧视和消费者剩余的理论分析。以情境复苏法进行案例分析，还原真实经济情境，理论与所设的经济情境相呼应，激发学生的经济学直觉，增强对经济情境的思考和体验，也加深了对理论的理解。使得微观经济学教学回归真实世界，增强学生对真实世界问题的敏感性，又锻炼了用理论解释现实的能力。
2．进行经济学实验教学
实验教学运用游戏和角色扮演的方式进行，学生在游戏中深刻理解经济理论，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使学生成为学习过程的主体。国内诸多著名研究型大学也纷纷将经济学实验引入课堂，通过实验课堂，学生主动参与并思考反馈，改变被动式听讲的单向信息流动，激发了学生学习与研究潜能，提高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例如在我校的经济学综合实验课堂上，学生通过软件模拟企业生产经营，通过原材料采购、产品研发、市场竞价销售等环节实景模拟参与某个产品的生产、买卖过程，对市场竞争中价格机制如何通过供求作用自发形成及背后的深刻原因有了亲身体验。通过模拟实验启发了学生对所学理论知识深入思考，经过实践－理论－再实践－再理论的循环，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
四、结语
培养学生的经济学思维和应用创新能力，是未来经济学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改变传统教学方法，明确课程目标层次，增强实践教学内容，改进实验方法和条件，是目前课堂教学改革的主要趋势。微观经济学的学科特点决定了课堂教学改革的独特性，以能力培养为主线，以实践教学为主要方法的思路应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始终。从人才培养目标出发，清晰多层次教学目标，建立以能力培养为主线，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相互衔接的教学系统。教学过程力求将“知识、能力、素质”培养并重结合，与国际先进的教学模式和方法接轨，培育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以主动式学习改变大学学风，使学生的素质和能力培养与社会需求接轨，培育真正学有所得学以致用的创新性实践人才。
作者:赵怡虹单位: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王庆．实证中的思辨———论经济类实验教学［J］．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13(4)．
［2］吕晓英，蒲应龚．实验教学在西方经济学课程中的应用研究［J］．中国电力教育，2013(16)．
［3］王尉东．微观经济学教学的几点思考［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0(5)．
市场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篇8
一、政府的双重身份和三只“手”
政府具有双重身份，它既是市场经济规则的制定者和强制执行者，也是市场中具有消费和生产功能的经济实体。一般而言，政府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表现可以概括为三只“手”：“无为之手”、“扶持之手”和“掠夺之手”。“无为之手”建立在亚当·斯密的自由竞争理论基础上。斯密认为，有了市场这只有效的“看不见的手”，政府在多数情况下就应该充当一只“无为之手”，政府应当越小越好。“扶持之手”建立在福利经济学基础上。福利经济学研究假定政府的目标是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研究如何通过政府干预，采取诸如征税、补贴、反垄断等措施来帮助增加社会福利。而公共选择学派和制度经济学学者则认为，政治家及政府工作人员等都有自己的自身利益及目标，不能天真地假定政府的目标是使社会福利最大化。当政府成为“掠夺之手”时，其对社会和经济来说是破坏性的，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政治学家巴里·温加斯特最早研究了政府作用的“本质两难”问题，即政府需要足够强大，才能具有足够的强制力去做它该做的事；但政府又不能过分强大，以至于它可以不受约束，滥用自己的强制力，任意侵犯公民的财产和权利。这种本质两难是处理政府与市场经济关系时最棘手的问题。
二、作为强制机构的政府自身如何受到约束
对市场经济运行来说，最重要的是合同要得到执行，财产要得到保护，即要求法治。但法治的最大难题是谁来监督执法者、谁来对执法者执法。如果执法者本身不受法律的约束，法只是执法者用来管别人的，这样的社会就不是“法治”社会，而是“法制”社会。如何管住执法者，特别是最高执法者，防止最高执法者成为法治的破坏者，从根本上保证法治，就需要民主的介入。对市场经济来说，民主虽然常常带来问题，比如它可能通过强势利益集团的政治游说或多数人的选票，为经济利益剥夺提供合法的途径，破坏公平的游戏规则，造成效率损失。但是，民主有一个最大的积极作用，即它可以管住执法者。然而，民主通常是很脆弱的，特别是在早期，容易被颠覆。比如，希特勒就是靠民主上台的，但他甫一上台就颠覆了民主，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这就需要通过分权保证政府中任何一部分、社会上任何一部分人都不会掌握过多的资源和过大的权力。
三、作为经济实体的政府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当政府拥有大批国有企业时，政府将不仅扮演通常的市场经济主体职能，还将以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身份出现在市场中。国有企业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比如法国、德国国有经济占GDp的比例约为10%～15%，欧元区13国的平均水平为10.8%。但是，如果国有经济总量过大，甚至占主体地位，往往会阻碍市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一方面，国有经济占主体地位，违反了分权的原则，难以从经济基础上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需要的法治；另一方面，从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的角度，我们可以发现，长远来讲，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往往效益不佳。原因主要在于：第一，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国家，官僚机构都十分庞大，寻租和设租活动也随之膨胀，由此造成经济效益的损失也随之增加。第二，国有企业的委托一问题及经理人保护问题往往比非国有企业更加严重，使得国有企业的效益普遍不高。第三，与非国有经济相比，国有经济往往更容易获取政府掌握的资源，这对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空间形成挤压，使非国有经济难以与国有经济公平竞争。第四，政府控制大量资源时，社会成员一定存在强烈的争夺政府资源的动机和行为，而这种行为往往是扭曲的，有损效益。
四、政府职能的错位
1.政府介入经济活动过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功的关键在于通过市场化的改革使得非国有经济发展起来，政府不断从本不应该管的领域退出，使得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但是，一些人错误地将政府主导而非市场导向视为“中国模式”的精髓，过分地强调政府的作用，使得政府在不该管的许多地方仍然抓住不放，特别是近年来，政府介入经济的范围和程度有扩大和强化的趋势。这种误将过渡性制度安排当做终极性制度安排的思维非常值得警惕，因为这很可能将改革引向歧途。目前，政府通过控制国企、垄断土地供给、价格管制、项目审批、行政垄断、地区保护等仍掌握着过多的资源配置权，在一些重要领域排斥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严重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2.政府干预方式不当。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宏观调控；二是微观管制。微观管制通常以政府行为来限制或取代市场机制的作用，如限价等管制市场的行为。宏观调控则不是对市场的代替，而是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上，为了多重目标的协调实现而进行的总量调节和管理。对市场而言，政府干预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应以宏观调控为主，而不是以微观管制为主。在我国，人们常常把宏观调控与微观管制混为一谈，政府常常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名义下不断扩大、强化微观管制，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手段大为强化。这样的做法不可能真正达到宏观调控的目标，而只能使市场传递信息、提供激励和决定收入分配的三个基本功能扭曲，造成对市场规则、市场秩序、市场调节机制的破坏，加剧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混乱。并且，在微观管制不断扩大、不断强化的情况下。由于市场机制受到破坏，宏观调控将缺乏可靠的微观基础，对市场的调控能力逐步削弱。这样一来，当市场经济运行出现矛盾和混乱时。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只能更加依靠微观管制，由此陷入不断损害市场机制的恶性循环，市场机制的正常发育受到严重阻碍，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自然难以发挥。
3.政府权力进入市场。由于我国政府控制资源过多，并且其对经济的干预方式常常采取微观管制的形式，加之政府权力缺乏监督，使寻租的基础在许多领域继续保持甚至扩大，政府权力进入市场的现象屡见不鲜。在政府权力进入市场的过程中，以寻租利益为核心的既得利益集团逐渐形成，他们力图在我国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不但利用权力进行“寻租”，而且进行“设租”活动，以便创造新的寻租领域。有学者认为，目前，改革走到了半途，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希望维持甚至扩大行政权力广泛干预市场和经济体制的过渡状态，以便继续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自由自在地弄权寻租、发财致富，而不愿继续前行，努力建立规范的、平等竞争的市场，从而使进一步深化改革面临极大的阻力，有可能会向权贵资本主义蜕变。一些人认为应用政府的强力管控来遏制腐败，但这是一种不可能成功、且十分危险的处方：政府权力扩张必然造成寻租基础的扩大，而寻租基础的扩大又不可避免地造成腐败的蔓延。于是，就会陷入一种政府扩权和腐败蔓延的恶性循环，把社会推向溃败的深渊。
4.政府忽视公共服务。在当前以GDp增长为核心的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机制和财政分权体制下，各个地方政府将大量精力和其掌握的大量资源相对较多地投入到生产经营领域，在较大程度上充当了经济建设主体和投资主体的角色，这使得政府的经济事务支出比例偏高，而公共服务支出比例偏低。中国社会科学院陈佳贵等的研究发现，无论与发达经济体还是与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相比，无论是与转轨经济体还是与具有政府主导传统的东亚经济体相比。我国政府在经济事务方面的支出比例均显著偏高，而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比例均显著偏低。在政府教育支出方面，我国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近年来有所提高，但直到2012年才首次达到4%，这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8年为4.6%），甚至不及不发达国家的水平（2010年低收入国家已达到4.5%）。在政府医疗卫生支出方面，从公共卫生保健支出占GDp比重看，2009年世界平均为6.1%，其中高收入国家为7.4%，中等收入国家为2.9%，中国则为2.3%，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在政府社会保障支出方面，中国就业和社会保障支出合计占当年财政支出和GDp的比重近几年提高到10%和2%左右的水平，但这两个比例即便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国际水平相比也明显偏低，当时高收入国家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和占GDp的比重已分别达到27.5%和12.2%，中等收入国家也达到15.7%和4.6%。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仍然偏少、偏弱的局面。迫使居民用自己的收入来支付快速增长的教育、医疗、养老等费用，这不仅挤压了居民的其他消费增长，而且强化了居民的谨慎预期，降低了居民消费倾向，影响了经济转型。
五、政府职能的转变
1.从全能政府转向有限政府。全能政府是中央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的重要特征，目前我国政府仍然带有浓厚的“全能”色彩，具体表现为政府介入经济生活过多。有限政府是指政府自身在规模、职能、权力和行为方式上受到法律和社会的严格限制和有效制约。简单地说，就是要求政府管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作用应存在于如下两个方面：其一，提供经济发展所需的软件和硬件基础设施，为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运行创造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其二，通过转移支付和财政手段支持教育、科技、社会保障、公共医疗、环境保护等社会发展项目，弥补市场机制的失灵。从全能政府转向有限政府，是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必然要求，其核心是在明确政府边界的基础上，转变政府职能，向市场和社会放权，缩小政府规模，提高行政效率。具体而言，转向有限政府至少需要进行如下改革：其一，进一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其二，继续推进大部制改革。其三，推动地方政府层级结构改革，推行省直管县改革，从五级政府改为四级政府。
2.从管制型政府转向调控型政府。鉴于微观管制在现实中的频繁使用及其对市场机制造成的破坏，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以宏观调控为主，少用、慎用微观管制，即从管制型政府转向调控型政府。转向调控型政府，要求在政府干预经济活动时充分尊重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改善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效力，主要需从如下三个方面着手：其一，以法律形式明确政府干预的权限、手段和操作程序。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会影响到企业、公民的权利和利益。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进行政府干预。如何进行政府干预，以怎样的手段或工具进行政府干预需要由法律作出原则性规定，避免政府以宏观调控之名行微观管制之实。其二，进一步夯实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保证宏观调控有效性的微观基础是作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而存在的大量企业。应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使其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行为主体。其三，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目前。利率、汇率等宏观调控参数调节工具利用受到太多限制。有效的宏观调控应该在一个价格参数调节的框架之下，将汇率、利率调整到科学的数值。用市场兼容的手段来调节、改变宏观调控难以作为的困境，使宏观调控的政策与改革和发展的目标更好地兼容。
3.从发展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是对经济发展型政府的扬弃，但服务型政府并不否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是抛弃了政府把主要精力和主要资源用来直接投资进行建设的做法。服务型政府应主要负责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即以有限政府为前提，与有限政府的政府职能界定一致。转向服务型政府，至少还需要在如下两个方面进行改革：其一，推行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和行政问责制度。应将基本公共服务作为政府绩效评估的重要内容，纳入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之中，并加大其权重。对没有很好履行这一职责的政府，要行政问责。追究有关领导的行政责任。其二，进一步深化财政分权体制改革，科学配置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公共服务主要是由地方政府提供的，地方政府的事权远大于财权，是当前公共服务做得不好的重要原因。因此，应进一步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财权与事权的划分。
市场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篇9
关键词：资本运营；制度创新；动力；逻辑基础
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资产的运营与管理效率低下，改革开放之后国有资本运营制度开始渐进调整，制度创新层出不穷，那么国有资本运营的制度创新何以会产生，其创新的动力何在，整个制度创新的逻辑基础是什么?这些都是关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重大问题。
一、国有资本运营制度创新的动力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国有资本运营制度创新在于利益集团的驱动，诺斯模型阐述了制度创新的过程，分析了制度创新的经济学原因，也揭示了行动集团作为创新动力在制度变迁(创新)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制度变迁的成本和收益比较对于促进或推迟制度变迁起关键作用，只有在于其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形下，行为主体才会去推动直至最终实现制度的变迁，反之亦反，这就是制度变迁的原则。”当这一原则得到满足时，创新者才有动力通过制度创新形成规模经济、使外部性内部化、规避风险和降低交易费用，才能使人们的总收入增加，创新者才能在不损害任何人利益的情况下获取收益。
制度变迁的一般过程可分为五个步骤：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提出有关制度变迁的方案，根据制度变迁的原则对方案进行评估和选择，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二行动集团，两个集团共同努力去实现制度变迁。制度创新的主体分为三种不同的层次，即由个人、团体、政府来分别承担创新职责的制度创新。在创新动力的实施者方面，更为重要的研究来自林毅夫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在林毅夫的论述中，国家这一核心概念得到了强化，推动经济体制改革这样的大事件很难由个人或组织完成，诱致性制度变迁本身有不可忽略的局限。他认为，“因为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货品，而‘搭便车’问题又是创新过程中所固有的问题，所以如果诱致性创新式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他定义了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前者是指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后者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
我国国有资本运营制度创新的动因是创新成本收益的经济学分析，只有在收益大于成本时，创新才有动力；并且，推动我国国有资本运营制度创新的相关行动集团是制度创新的首倡者，其创新的目的也是为了增加收益。国有资本运营制度创新第一行动集团往往是来自各个基层的国有企业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而制度创新的推广则由政府倡导完成。整个过程可按诺思模型细分为以下几个过程：第一，基层国有企业、国有资本运营管理部门形成推动国有资本运营制度创新的第一行动集团，要求对当下国有资本运营制度进行改革；第二，第一行动集团内的不同主体形成(可能互不相同的)制度变迁方案；第三，制度变迁要求引起政府重视，并且政府通过衡量成本收益对方案进行评估与选择；第四，政府通过试点推广等方式开始试行方案，从而使广大国有资产经营单位开始关注改革，并成为第二行动集团；第五，政府推动两个行动集团进一步推广方案的广泛实施。
由此可见，我国国有资本运营制度因其自身“国有”的特殊性，加之整个经济体制历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因此，制度创新实际是从公有产权向混合产权或私有产权转化的过程，这一点与西方学者的研究有所区别。
二、国有资本运营制度创新的逻辑基础
(一)国有资本运营向资本属性的回归
计划经济条件下，国有资本运营大多表现为单一形态的简单再生产的特征，体制上的制度约束严重阻碍了国有资本实现自身价值的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资本都具备以盈利为目的的属性，资本的运动必然要求符合增值的经济规律，国有资本当然也不能例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有资本不仅单纯是资本运动，更表现为资本运营的特征，国有资本要实现保值增值，必须通过资本运营参与市场竞争，以资本运营取得收益进行再投资，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这样就必然要求国有资本运营向资本属性回归。资本本身拥有追求利润、实现价值、增值的特征，这是资本的经济职能(或功能)。国有资本向资本属性回归就是要向国有资本保值增值这一要求回归。在保值和增值方面，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都需要实现自身价值，因此它们没有根本区别；在资本运动方面，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表现出资本积累、资本扩张的特征，因此它们也不存在根本区别。国有资本不能脱离其资本的本质要求而存在，它必须同私人资本一样实现自身的价值，这是资本本身的属性，也是国有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中最重要的属性。
(二)国有资本运营向企业属性的回归
国有资本运营的微观基础是具有国有经济成分的企业(或企业集团)，国有资本运营制度创新的另一逻辑基础是其向企业属性的回归，即尊重国有资本微观运营的“企业”属性。与向资本属性回归同样，企业能否搞好，与所有制没有必然联系。国有企业基本属性是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不同的是所有者是国家。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有其自身发展规律。搞好国有企业，必须遵循企业发展规律，通过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和管理创新，激发国有企业的活力和创造力，这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国有资本的微观运营要依托企业来完成，企业本身是以盈利为目标的经济组织，国有资本微观层面的运营也是要保证投资与生产实现经济利益，从而也就保证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国有企业的企业属性不容忽视，企业作为一个经济体时刻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它的本质不会因为所有制的不同而改变，国有资本运营的经济目标与国有企业的经济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保证实现经济效率，除非宏观制度扭曲了它的经济目标。但正如前所述，当制度约束降低了经济效率时，制度创新便开始酝酿。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体现出国有资本运营向企业属性回归的特征。改革开放以后，国有企业经历了放权让利(1979～1986)、转换经营机制(1987～1994)、现代企业制度目标确立(1994～2002)、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确立(2002～现在)等四个阶段。以上改革的目标即破除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对国有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制约，建立先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国有资产投资、监督与管理体系，体现出国有资本运营从经营国有企业到管理国有资产演变的特征。改革之初，国有企业的发展面临严重困境，国有企业在财务指标上反映出经济效率低下，但同时其全要素生产率却很高，产生了所谓的“国有企业效率悖论”，其原因在于我国转型时期国有企业的特殊功能定位：国有企业不仅要实现经济效率，更要实现作为宏观经济的稳定者、技术转移和扩散的中心、社会福利的提供者、国家控制转轨进程的工具和系统性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协调者等功能，政府投资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却产生不了经济效率，宏观与微观目标的矛盾印证了国有企业功能定位目标的复杂性及矛盾性，也体现出国有企业改革急切呼唤尊重其企业自身属性的要求。随着改革的进行，建立与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成为国有资本运营微观制度创新的主要内容，国有企业进入融合公有制与现代产权制度的关键时期，目标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改革进入实质性阶段。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第一，国有资本运营制度创新的动力在于利益集团的驱动，更深层次原因在于政府与各层次行动集团的成本收益比较，只有进行制度创新的收益大于成本，才会对行动集团产生激励，政府才会推动制度创新的实现，这也是一切制度创新的动力基础。
第二，从宏观层面上来看，国有资本运营制度创新的逻辑基础在于其向“资本”属性的回归。国有资本运营制度变迁的过程印证了这一特征，国有资本运营必须以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为目标，只有这样才会实现国有资本的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在实现效率的同时增进福利。
第三，从微观层面上来看，国有资本运营制度创新的逻辑基础在于其向“企业”属性的回归。国有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应该予以强调与支持，制度约束下的目标冲突是造成国有企业不能实现其经济目标的主要原因。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印证了国有资本运营向企业属性回归的特征，只有在微观上保证国有企业实现经济利益，才能在宏观上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二者是辩证统一的。
第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国有资本运营的效率与福利目标需要政府的积极推动。我国国有经济领域制度创新模式往往是“自下而上提出、自上而下推动”的形式，从政府角度考虑，国有资本运营不但要实现经济效率，更要提高社会福利。因此在推动制度创新时，出于转型经济的原因，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依赖于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力量。
市场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篇10
拉姆齐模型在七十年代的宏观的变革中被重新发现，发挥了虽然是迟的但却是意义深远的。本文从思路和数学这两个角度去分析拉姆齐模型对现代宏观经济分析的影响，并讨论了该模型对我国经济研究工作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拉姆齐模型微观基础连续时间动态经济变分法
一：西方宏观经济分析的现代变革
七十年代震惊资本主义的“经济滞涨病”的出现，不仅对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提出了挑战，更是对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资本主义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孕育了经济的“凯恩斯革命”，创立了近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基础。而现代宏观经济分析的兴起正是源于经济学家们对多年以来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奉行所带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滞涨病”的反思，在对当时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批判中崛起。在凯恩斯所创建的宏观经济学框架的基础之上，萨缪尔森实现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新古典综合”。从四十年代创立一直到七十年代，“新古典综合”学派一直处于主流经济学的地位。然而，面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滞涨病”，“新古典综合”学派即不能在理论上解释“滞涨”，更不能在实践中提出解决“滞涨”的政策主张。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使得“新古典综合”学派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之中。与此同时，以卢卡斯，萨金特为代表的持“理性预期”观点的经济学家们更是在理论基础上给“新古典综合”学派以致命的打击，他们认为“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宏观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隔离产生了巨大的矛盾。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应该是建立在理性预期的微观基础上的，然而，“新古典综合”的宏观经济学却和微观经济学在微观基础上不能一致。首先表现在宏观经济学建立在不合理的预期基础之上，大部分的表现为适应性预期而非理性预期，而且，个人在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中的行为存在矛盾，不能协调一致。其次，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未必是个人的最优目标。所有的症结都归结于所谓主流经济学的宏观经济分析竟然建立在缺乏微观基础之上。在“理性预期学派”和其继承者“新古典主义”的抨击下，在“新凯恩斯主义”对“凯恩斯主义”微观基础的修补下，现代宏观经济分析逐步摈弃了对宏观经济问题超脱微观基础的简化研究的方法。简化终于证明了极大的误入歧途，凯恩斯经济学的危机正是在长时间里采用了这种简化。
宏观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所要研究的是产出，失业，通货膨胀等大范围的经济活动的现象。宏观经济学企图回答的问题内在的就是困难的问题，现代宏观经济分析就是面对这些困难的问题，在一定的微观基础上，试图回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对不完全（及可能不完整）的市场进行动态一般均衡的研究，分析和力图理解经济中产出，就业和价格的运动。通过共同采用冲击-传导机制框架和有关的时间序列分析，把波动方面的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结合到一起。到为止，真正统一的现代宏观经济学还没有产生，现代宏观经济分析正处在最富创造性，最为多产的阶段。
二：拉姆齐模型简介
在如今的多数的前沿宏观经济分析的专著之中，都会出现拉姆齐的名字和拉姆齐模型这一术语。拉姆齐模型已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分析最有力的工具之一。弗兰克拉姆齐是英国剑桥的数学家和逻辑学家，1928年12月，他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储蓄的数学原理]一文，建立了拉姆齐模型。该模型在确定性的条件下，分析最优经济增长，推导满足最优路径的跨时条件，阐述了动态非货币均衡模型中的消费和资本积累原理。这个模型被后人称为拉姆齐模型。拉姆齐研究的中心问题是跨时资源的分配，在任何时刻，国民产出有多少应该分配给消费以产生当前效用，又有多少应该储蓄并投资以提高未来的产出和消费，从而产生未来的效用。模型如下：
假设用两中投入：资本K和劳动L，生产函数是Q=Q(K，L)，无技术进步，人口为恒量，但提供的劳务可以变动。产出可用于储蓄或消费，储蓄导致投资和资本积累。则Q=C+S=C+K`或C=Q(K，L)-K--(1)消费通过一个社会效用函数U(C)来衡量。U”（C）〈=0，劳动的负效用D（L），D”（L）〉=0。所以净社会效用函数为U（C）-D（L），那么经济计划者的问题是最大化当前一代人和未来所有代人的社会效用：maX
--（2）为了克服没有采用贴现因子所带来的函数可能发散问题，拉姆齐用min---(2`)求解得FL=-U”(C)〆C/〆L+D’(L)=-U”(C)QL+D’(L);FL`=o;FK=-U’(C)〆C/〆K=-U’(C)QK;FK`=-U’(C)〆C/〆K=U’(C)通过以上导数，运用变分法，得D’(L)=U’(C)QL对所有的t>=0，--（3）解释为在任何时候劳动的边际负效用必须等于消费的边际效用和劳动的边际产出的乘积。〆U’（C）/〆t=-U’（C）QK对所有的t>=0—（4）解释为消费的边际效用在任何时刻必须等于资本边际产出的负值的一个增长率。我们得出最优投资和资本路径*K’(t)=[B-U[C(t)]+D[L(t)]/U’[C(t)]—(5)这个结果被称为拉姆齐规则：（5）式这个欧拉方程描述了在任何时间路径上都必须被满足的必要条件。这是边际替代率等于边际转换率的标准有效条件的连续时间模拟。对该模型之所以是简介是因为我们省略了其中复杂的欧拉方程的变分法推导和随后的抽象的相位图分析。
拉姆齐模型在其出现后的相当一段长的时间内，由于其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与主流经济学的不一致，而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在七十年代，当宏观经济分析出现“理性预期革命”之后，拉姆齐模型似乎又被重新发现。弗兰克`拉姆齐提出的问提是一个国家应该储蓄多少，并用模型去求解，用模型去解出资源的跨时最优配置，最优消费和投资决策。中央计划人员将作这些选择，他们利用模型使具有典型性的个人效用最大化，我们可以证明这种中央计划分配等价与竞争性经济。在竞争性经济中，个人根据相关联的当前与预期的市场出清的工资和利率，作出最优的消费和投资决策。
所以，不难看出，拉姆齐是要去解决一个宏观经济问题，一个国家应该储蓄多少。在一个动态的时间序列内，应该选择怎么样的一个消费和资本积累路径。然而，这个宏观问题的求解却是从微观的角度出发，通过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的约束，在满足最优化的条件下，从微观角度求解出宏观的最优消费和资本积累路径。所以这个模型体现了宏观和微观的紧密结合，从静态到动态的演变，较好地实现了在一定的假设前提下，一国经济中的资本随时间积累的路径。该模型虽然是讨论一个宏观经济的增长问题，但却深刻的把宏观分析紧密的建立在有效的微观基础之上。因而，对后来重新发现它的经济学家们产生了虽然是迟的但却是深远的影响。正是由于该模型提供了现代宏观经济分析的思路，给后来的经济学家在理论和方法上都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摈弃了宏观和微观相互脱离的状态，在微观中分析宏观，在宏观中把握微观，从而开创了在微观基础上分析宏观问题的较早先例，在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上都对现代宏观经济分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拉姆齐模型在研究思路上对现代宏观经济分析的影响
纵观拉姆齐以前和拉姆齐之后几十年的经济思想，微观经济分析和宏观经济分析似乎各自独立的向前着。微观经济分析忽视了宏观方面，而宏观经济分析则超脱了微观基础。然而，整个经济研究就如一个有机生命体一样，也许我们从外观上根本就看不到有机体内部的细胞的活动，但这个有机体的一切外部表现无不受到其内部细胞的特性和活动的制约。物发展就经历了一个微观粒子世界的研究深入而改变了宏观研究的思路和方法的过程。二十世纪初，许多物理学家都认为物理学的大厦已经在牛顿的力学三大定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今后物理学的研究也莫过于在此基础上的修修补补。然而随着对射线的发现和对原子内部结构的探索，人们对微观离子世界的认识彻底改观。微观粒子世界出现的大量新事物，使得经典物理学家们束手无策，经典物理学面临极大的危机。而在这场危机当中，诞生了狭义和广义相对论以及量子力学，彻底的改变了物理学的研究思路和方向。当今我们的现代物质文明大部分都来源于这一次物理学的大革命。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也正如宏观物理学的研究不能脱离微观粒子世界的运动规律去讨论宇宙的发展、黑洞的演变一样，宏观经济学也不能脱离微观经济主体的特性去讨论投资，利率，资本积累等宏观经济现象和宏观经济运动。我们的研究可以在简化的前提下，抽象地去讨论宏观经济，但目前世界经济的复杂联系，市场经济的日益发达，使得我们不能脱离微观经济基础去研究宏观经济。经济首先是人的活动，而人是由一个个在外型，思想，行为上都不相同的具体的人的汇总，我们的任何一个宏观经济活动都是微观经济主体集体活动的汇总。我们可以对微观经济主体进行抽象和简化去研究宏观经济，但不能不谈微观基础而超脱的去求解宏观经济的答案。从西方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边际革命’开创了微观经济学的基础，而“凯恩斯革命”则奠定了宏观经济学的基础。然而，两者的发展却是基本上各自较为独立的在各自的领域内完善。虽然“新古典综合”在理论体系上实现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结合，但这种结合是不完善的和不严谨的。
拉姆齐模型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从宏观和微观结合角度来研究宏观经济的增长问题，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卓越的思想，自从它又回到主流经济学的领域之后，深远的影响了当今的经济学研究。该模型首先研究了经过了一定抽象的微观经济主体的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在建立了在一定假设基础上的微观基础之后，拉姆齐开始讨论微观经济主体在追求其行为的最优化的过程当中，宏观经济的路径是如何确定的。也就是说，投资、资本积累、储蓄的宏观经济的时间路径是如何受到微观经济影响的。所以，拉姆齐模型是在微观经济主体的最优选择过程中，确定了宏观经济发展的趋势。就是这种在微观基础之上，研究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思路，使得现代的经济研究人员在研究问题时广受启发。而拉姆齐模型也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分析的经典工具之一。
四：拉姆齐模型在数学上对宏观的
在数学方法上，拉姆齐模型采用了当时前沿的数学分析方法：变分法，来处理连续时间路径上的经济。在跨时效用函数的处理上，以积分的形式完成了对跨时效用函数的描述，从而较为精辟的概括了经济主体在连续时间路径上对效用的评价。这一方法被以后的经济人员在处理连续时间上的效用函数的评价时所广为采用，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拉姆齐模型的效用函数采用了加法可分的处理方法，从而对连续时间上的动态分析产生了很强的效果。但该模型没有采用指数贴现的处理方法，因为拉姆齐认为当代人对未来的人的效用函数进行贴现是不道义的。但后来的经济学家还是广泛的采用了指数贴现的处理方法，因为指数贴现和加法可分一样都可以产生很强的理论效果。后来的经济学研究人员对这两种假设加以拓宽，放松加法可分的假设导致更为复杂的动态，对指数贴现的时间偏好率差异的引入，以及对取决于效用的贴现率的引入，使得抽象经济更多的符合实际经济的状况。在对连续时间路径上的效用函数的设定上，拉姆齐模型做了开创性的贡献。
拉姆齐在对消费行为和储蓄行为长期动态分析中，采用了变分法对经济行为的最优化进行分析。在变分法被拉姆齐引入经济分析的数学工具之后，后来的经济学家在分析动态最优化问题时，广泛的采用了变分法来分析动态最优化问题。在拉姆齐模型当中，微观经济主体的决策是跨时的，消费者选择消费水平和储蓄水平的行为不仅依赖于当前的经济状况，而且还会依赖于消费者过去的消费储蓄行为。而变分法在处理这一类问题时，首先将连续时间路径上的问题化为离散时间上的问题，并采用非线性规划的最优方法，得出连续时间路径上的最优条件。在这一过程当中，欧拉方程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拉姆齐采用变分法分析跨时最优行为以后，变分法在这一类问题中被广泛的运用，但更为广泛的被最优控制论所代替。最优控制问题和变分问题是等价的，一般的能用最优控制方法求解的问题都能用变分法来求解，但最优控制方法显得更为直观，虽然，在现代的宏观经济分析中，最优控制方法逐渐地代替了变分方法的分析，但变分法在动态经济最优问题分析中的基础地位还是没有动摇。拉姆齐在连续时间路径上对经济问题所做的数学分析具有开创性的贡献，对后来者的影响是深远的。拉姆齐为了更直观的将经济最优路径的动态过程表现出来，采用了相位图来进行图形上的分析。相位图就是用坐标图形演示动态微分方程的解及其稳定性，可以将复杂的经济动态过程直观的在坐标图形上演示出来。从而有助于人们加深对复杂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理解，更直观的讨论动态经济变量的稳定性问题。
拉姆齐综合的运用上述方法于宏观动态经济的最优分析之中，为后来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并被后来者广泛的运用于宏微观经济问题的分析之中，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如希得劳斯基对货币的研究成果，新古典主义对实际经济生产率冲击的讨论等等，以至于在许多宏观经济学的高级教科书里，拉姆齐模型总是处于前两章就要介绍的重要。
五：拉姆齐模型对我国经济研究工作的启示
我国目前正处于建立和完善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进程之中，在经济研究领域内，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同时也必须充分借鉴现代西方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尤其是适应的经济学研究理论和方法。在这一方面，拉姆齐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的经济研究工作是有借鉴作用的。
目前，我国的经济学研究在某些方面也是在超脱了微观经济基础的简化形式上讨论宏观经济问题。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各微观经济主体在利益和行为方式上都存在着差别，所以，如果能在一定的微观经济基础上讨论宏观经济问题，似乎更能有说服力。另外，在我国的经济学的研究工作当中，定性研究方法历来处于主流研究方法的地位，但是，在经济研究工作当中，很多问题却需要用定性的方法研究。在语言逻辑层次上讨论一个问题，能够清晰的剖析事物的本质，揭示出内在性，但如果能够加入一定的定量分析，则更能说清事物之间的关系和经济现象的发展演变。而且有些问题是语言逻辑难以描述清晰的，这时我们可以考虑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去解决这些难题，因而，适当的数理分析在经济研究工作当中是很有必要的。
拉姆齐模型在数学建模和研究思路上对我国的经济研究工作是有启示作用的。我国的经济研究工作可以考虑在宏观和微观结合的方向上多做探讨。例如，就对我国证券市场的研究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宏观的经济问题，但券商，散户和机构投资者在行为方式和利益目标上的差别，使得微观市场的结构必然影响到整个宏观市场的运作，并可能影响到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撇开拉姆齐错误的效用价值论不谈，无论实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还是西方的市场经济，经济学都是研究人的理性行为，研究范围包括消费者，厂商的均衡行为，储蓄投资，资本积累等。在宏观经济当中，人们必然要考虑各种宏观经济变量在时间上的运动，如随着时间的变化，产出，消费水平，工资水平，资本存量如何变化。如果采用微分方程，差分方程的数学工具，用变分法，最优控制法等数学方法，则更能说明一些复杂的而非语言所能够解释清楚的变化过程。所以，对于我国的经济研究人员来说，掌握适当的数学工具，适当的数学分析是有益的。
当然，拉姆齐模型也有糟粕和局限性所在。拉姆齐模型的抽象简化条件即是其分析问题的优点所在，而抽象简化本身又构成了局限性所在。如在该模型当中，人都是长生不老的，因而用该模型分析政府发行债券或讨论征税时，李嘉图等价的命题便会成立。但人并非长生不老，在世代交叠模型中，李嘉图等价就很成问题。所以，该模型的许多结论只适用于该模型所规定的经济环境。另外，就该模型的价值论来说，是庸俗经济学的效用价值论，是主观唯心的和为资产阶级辩护的。除去这些缺点而论，拉姆齐模型在研究思路和数学分析上还是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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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蒋中一（美）[动态最优化基础]商务印书馆199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