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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与化学工程的区别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9 17:00:09

化学与化学工程的区别篇1

【大连理工大学2018年招生计划6260人】大连理工大学2018年招生计划,今年该校面向全国计划招收本科生6260人,其中主校区(含开发区校区)4920人,盘锦校区1340人。主校区(含开发区校区)在辽宁招生1042人,盘锦校区在辽宁招生295人。

作为全国率先开展大类招生与大类培养的高校之一,大连理工大学2018年新增以下按大类招生专业,分别是主校区的建筑类、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含测控技术与仪器)、化工

大连理工大学2018年招生计划,今年该校面向全国计划招收本科生6260人,其中主校区(含开发区校区)4920人,盘锦校区1340人。主校区(含开发区校区)在辽宁招生1042人,盘锦校区在辽宁招生295人。

化学与化学工程的区别篇2

论文内容提要:建立以学校为本位的德育工作内容、方式和管理系统,实现德育创新,必须树立以社区为依托的全新的学校德育工作环境概念,实现德育内容系统化与德育活动本土化的结合,形成校本德育的内容特色;强调学校在社区德育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主动地位、专业地位和在育人工作中的权威性,形成校本德育的网络特色;按质量互变的规律,以量化管理为基础、定性管理为手段的弹性德育管理,形成校本德育管理的管理特色。

江泽民同志《关于教育工作的谈话》指出:“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和教育水平,不仅要加强对学生的文化知识教育,而且要切实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品德教育、纪律教育、法制教育。”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都明确指出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性。邓小平同志在ma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就明确肯定学校德育工作的效果:“学校风气的革命化促进了社会风气的革命化。”他殷切希望恢复“整个社会的家家户户,都来关心青少年思想政治的进步”的好风气。!’l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深刻认识到,能否有效地加强学校德育工作,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为此,江泽民同志更进一步指出:“加强和改进教育工作,不只是学校和教育部门的事,家庭、社会各个方面都要一起来关心和支持。

今天,教育创新正在成为人们关注的新焦点。学校德育工作要真正落到实处,收到实效,必须不断创新,从内容到形式,从方法到途径,都要与不同时期、不同年龄的学生对象相适应。但最根本的一条,加强学校德育工作,实现德育创新,要从学校做起;学校是操作德育工作的主体。

要实现德育创新.首先必须树立以社区为依托的全新的学校德育工作环境概念。美国学者萨丽·鲍斯韦克(shauyborsnick)指出,在欧美国家中,学校是分离于社区之外的,但课程却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中国学校建立在社区之中,与社区联系密切,可是学校课程内容却与社区要求脱节[(3]。这是事实,即学校教育内容严重脱离了社区的德育环境,与社区要求不协调。“和周围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并对其有促进作用。”闭这也是知识经济时代对学校教育的要求,同样,努力建设适合于知识经济时代需要的诚实公平的校园道德氛围,并促成社区精神文明的发展,也是对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学校社会价值的现实定位。学校建立在社区中,社区内团体之间,家庭之间,个人之问,学校与社区各层面之间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构成了学校德育的小环境。这一小环境正在日益强烈的受到信息时代全球一体化的冲击和影响,学校在这一不自觉变化的社区中,发生着自觉的、深刻的变革,这个变革,因其育人的超前性,必然超前于社区变革。学校能动的适应着社区环境,又改造着社区环境。学校有社区社会道德孵化器的作用,不断为社区精神文明、道德建设和物质建设提供着新的力

德育的本质决定了它是最强调实践性的。学生的道德认识道德情感必须通过日常行为来表现,特别是在社区中的行为更能展现学生思想品德的优劣。由于学生的可塑性,其道德表现可能呈现两个方向:符合教育者教育目标的方向和不符合教育目标的方向。这两种行为如果能得到社区及时的表扬或者批评,并将有关信息及时反馈回学校,对学生道德认识和道德情感的进一步形成都将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加强作用。社区可以采用招募青少年教育志愿者的方法,聘用那些德才兼备的有志于青少年教育的人加以培训,择优录用,通过他们的工作使社会教育在社区范围内形成有形的依托。社区参与学校德育工作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川组织辖区内中小学生开展服务、读书活动和其他公益劳动;(2)为学校定期提供学生在社区参加服务活动的表现;(3)定期向教育、文化主竹部门提供社区营业性文化娱乐场所依法经营的情况,严防未成年人进入社区经营性文化娱乐场所;(4)向所在社区学生家长提供家庭教育咨询。(5)开展“文明家庭”、“五好家庭”建设和评比,促进家庭生活氛围的现代化。这就是校本德育要求于社会的:以社区为依托。良好的社区环境,为学校德育创新提供了不竭的资源。

其次,强调学校在社区德育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主动地位和专业地位,在育人工作中的权威性,是以学校为本位的德育工作区别于过去‘·学校必须与家庭、社会密切合作,发挥学校主导作用”si的育人网络的重要特征,是实现德育创新的又一重要方面。

学校是社区中最专业化最主动的德育工作实体。德育是学校一切工作的基础和保证,被誉为人字第一号工程。学校内部有健全的校、处级、年级、班主任德育管理体系,牵动着学校、年级、班级家长委员会和各级社区教育协调组织。家庭、社区、学校三方教育力量中,学校不仅是主导,其主动地位、专业地位也是不容置疑的、‘学校必须主动融入社区精神文明建设,为社区两个文明做出积极贡献,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t}.mt要,也是加强学校德育工作的需要。

学校参与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可以通过:(1)以学生促家长的形式;(L)为社区活动提供场所的形式;(31参加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研讨的形式;(.k)为社区培i)”文化活动骨干;(p)向社区成员通报学校德育工作要求和德育信息;(u·表扬好人好事,批评不良现象;(7)发挥校长和学校教师在社区的非权利影响,沟通学校与社区的信息交流渠道,使学校德育工作与社区工作紧密衔接等等、。学校德育工作的实效在社区精神文明建设中经过实践,德育创新的效果得到巩固和加强。第三,为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强化育人效果的目的定位,使校本德育区别于传统的“教育为地方自治之本”的观念,从而确保学校全力集中于教书育人,为德育创新提供了经济和人力保障

以优化育人环境带动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改善学校育人环境,形成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相互衔接的局而,增强思想品德教育效果,“使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制等方而全面发展,为提高全民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奠定基础。”「“’校本德育的这一目标,区别于明朝以来把学校作为所在地区道德与精神文明讲坛的观念,也区别于二三十年代陶行之在晓庄师范进行的,以学校办社区的实践。校木德育的目标在培养面向现代化、而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人,通过“育人”来间接推动社会发展,而不是要自办社区,管理社会。

学校在社区中又是法人,其职责就是教书育人,开放德育工作,不等于放弃德育工作;利用社区资源,不等于放弃学校资源。课堂教学是学校育人的主阵地,学校教育是教育工作的主导。学校只有全力集中于优化管理,才能实现自身发展。

第四,德育内容系统化与德育活动本土化,是校本德育区别于传统德育的又一重要特征.也是学校育人主动性、专业性、权威性的具体体现.是德育创新的源泉。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合理设置小学、初级中等学校,使儿童、少年就近人学。.,p1学生来自学校附近,学生的本土化是由学生成长规律决定的,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传统的生活观念和师范院校定向招生的政策使教师教书儿乎也是在自己的家乡,教师的本土化程度也是相当高的。然而,由于学校教育分学科授课,课堂主渠道的德育内容相当分散,以活动为主体的德育内容相当零乱,教师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和自己思维方式的限制,确定的德育主题内容空泛,形式单调,更少利用到社区教育资源,使学校教育与社区教育相隔离,大大削弱了学校德育的力量。

化学与化学工程的区别篇3

语文课程标准是指导语文教学实践的纲领性、法规性文件,是语文教学实践必须遵循的准则。它的科学与否,关系到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否快速高效地熟练掌握母语,进而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能否迅速提高。

笔者觉得近年颁发的九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以下简称新课标)同以往的《语文教学大纲》基本一样,仍然是很不科学的,用它指导语文教学实践,不可能使亿万青少年迅速高效地熟练掌握母语。因此必须尽快进行重大修订,甚至要推倒重来。

语文课程只是基础教育中众多课程之一,它不可能单枪匹马地实现基础教育的总体目标。基础教育总体目标的顺利实现,有赖于各门课程专心致志卓有成效地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如果有一门或几门课程不能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却热衷于搞种种“第二职业”,总喜欢“在自己的田里种别人的庄稼”,那么基础教育的总体目标就不能圆满完成,甚至还有落空的危险。因此,确认语文课程的性质与地位,必须先将语文和非语文区别开来,进而必须能将语文课程同非语文课程区别开来。

  可是新课标却说:“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论断是自相矛盾的,它根本不能把语文和非语文区别开来。交际工具是用来交流思想文化的,语文既然是交际工具,那么它怎么又会是被交流的文化呢?如果文化也是交际工具,那么什么是用文化这个交际工具交流的东西呢?语文又何以能成为“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呢?语文如果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它究竟是人类文化的哪一部分?它同其他课程中的文化有什么不同?堂堂新课标中居然会有这样的逻辑错误和含混透顶的核心概念,岂不要让人笑掉大牙?

新课标接着说:“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这又是一个自相矛盾、莫名其妙的论断,它根本不能把语文课程同非语文课程区别开来。我百思不解“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到底是什么意思,只好妄加揣测:大概就是“交际工具与人文精神的统一”吧。可是前面它已说过:“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那么,“交际工具与人文精神的统一”就等于说“人类文化与人文精神的统一”了。这真是“你不说我倒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了”。难道人类文化与人文精神是两个本质不同的东西,要用语文课程来统一吗?换一个角度来看,说语文课程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就等于说语文课程是“工具性与非工具性的统一”或“人文性与非人文性的统一”,这就如同说“牲畜是动物性与非动物性的统一”、“庄稼是植物性与非植物性的统一”一样叫人莫名其妙、哭笑不得。什么叫基本特点?基本特点就是某个事物独有的区别于他事物的本质属性。可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独有的区别于非语文课程的本质属性吗?许多非语文课程不也可以说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吗?

  笔者认为,把语文界定为“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并不算错。但作为严肃的科学的课程标准的核心概念,不能仅仅满足于这种蹩脚的比喻性的解释,而必须进一步说明这个“最重要的交际工具”究竟是什么,并要把它同在哲学层面上与思想、观念、意识、精神、经验、知识等概念相同的非交际工具的“文化”区别开来。

  首先可以肯定,语文教学就是母语教学,语文课程就是教学生学好我们的母语或者说国语即汉语的课程,因此,语文就是我们的母语或者说国语即汉语。那么汉语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汉语就是散嵌于话语文章中的语词文字,而不是话语文章。因为话语文章是外显的思想观念或者说文化知识,除了话语文章之外,世界上再也不存在外显的用人类语言构成的思想文化知识。当然,语词文字也是一种“文化”,但这种“文化”同通常意义上的在哲学层面跟思想、观念、意识、精神、经验、知识等是同一概念的文化即话语文章具有本质的区别:(1)前者是全民族每个成员可以终生反复使用的用来交流话语文章即思想文化知识的常用符号和最重要的工具,后者则不是;(2)前者是有限的,后者是无限的;(3)前者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是约定俗成的,后者的形式则是由内容决定的。如果把语文即汉语混同于话语文章即思想文化知识,那就必然要自相矛盾:语文既是交际工具,又是非交际工具;语文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语文既是基础的基础,又不是基础的基础;语文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既是约定俗成的,又是非约定俗成的。由此可见,对语文的科学解释应该是:语文是散嵌于话语文章中(不是脱离话语文章孤立存在)的语词文字,是交流思想文化知识的常用符号和最重要的工具。

  这个解释如果要称之为工具论也未尝不可,但最好应称之为“新工具论”。因为它不同于以往的跟“人文论”看似对立实为一家人却又被“人文论”打得躲躲闪闪的“旧工具论”或者说“伪工具论”,它是“人文论”打不倒的。

  就像一门学问的基本特点或者说本质属性,只能决定于这门学问的研究对象一样,一门课程的基本特点或者说本质属性,只能决定于这门课程要教会学生熟练掌握的对象。那么语文课程要教会学生熟练掌握的对象是什么呢?我们不妨来一个假设。如果学生已经熟练地掌握了祖国的语词文字,即不再需要教学生熟练掌握祖国的语词文字,那么语文课程就可以取消。因为文化底蕴、知识素养、学问识见、思想品质、道德情操、精神根基、健康人格,以及某些方向和领域的基础性的思维能力和听说读写能力都可以从其他课程和生活(主要是其他课程)中学到和养成。但如果学生没有熟练掌握祖国的语词文字,那就会严重影响他们学好其他课程,进而严重影响他们今后的发展,直至严重影响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因此必须开设一门课程来专门教学生熟练掌握祖国的语词文字。至于这门课程究竟是叫国语、国文、汉语、语文,还是别的什么名称,是不很重要的。

  由于除了字典辞书之外,语词文字总是散嵌于话语文章之中;语词文字内化于大脑也不是像在字典辞书中那样堆积,而是类似在百科全书中散嵌。因此要熟练掌握杂多的语词文字,就必须让学生听说读写杂多的话语文章即思想文化知识。那么,通过听说读写杂多的话语文章即思想文化知识来学习掌握语词文字的同时,自然就要潜移默化地受到杂多的思想文化知识的浸润、熏陶、感染和启迪,或者说要不知不觉地积淀到由语词文字潜携暗系的杂多、离散、粗疏、模糊、隐约的思想文化知识。这就是说,通过听说读写话语文章来学习掌握语词文字的同时,必然要获得一些“副产品”。

  既然散嵌于思想文化知识中的语词文字和思想文化知识是两个具有本质区别的事物,那么从思想文化知识中学习语词文字和从思想文化知识中学习思想文化知识就会有不同的心理过程和学习规律,进而就会有不同的教材内容和教学方法。这就是语词文字和思想文化知识必须分科教学才能获得最大效率的客观原因。

  由此可见,对语文课程基本特点的科学概括应该是:教育学生通过听说读写话语文章以熟练掌握祖国常用的语词文字,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新课标由于把语文混同于人类文化,因此凡是人类文化中具有的东西和学习交流人类文化必须具备的素养能力都成为“语文素养”了。《语文课程标准解读》宣称:“语文素养包括:字词句篇的积累、语感、思维品质,语文学习方法和习惯,识字写字、阅读、写作和口语交际能力,文化品位,审美情趣,知识视野、情感态度、思想观念等内容。”这何止是“语文素养”,分明是一个“万能博士”的素养。有了这样的“语文素养”,还用得着去学其他课程,去考研读博吗?这种无所不能、无处不会的“语文素养”恐怕只有上帝才会有,凡人是没有谁会有的。

  笔者认为,世上无人能熟练地听说读写不限方向和领域的用本民族语言形成的话语文章即思想文化知识,即使是听说读写一定方向和领域的话语文章即思想文化知识,也不是单靠语文素养,而是还要靠从其他课程中学习和形成的思想文化知识素养。语文素养只是听说读写话语文章时能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词文字的素养或者说能力。它在听读行为中是听读话语文章表层意义的能力,即初通话意文意的能力;在说写行为中是把心内的形式不规范的只有自明的思想文化知识外化为规范的别人能顺利明白或欣然接受的话语文章的能力。当然,语文素养和思想文化知识素养(亦即某种方向和领域的思维能力)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认识到它们的区别,就像植物中的纤维和植物密不可分,并不妨碍我们认识到它们的区别一样。确认语文素养同思想文化知识素养的区别,并不意味着语文素养中只有一堆杂乱的语词文字,根本没有一点思想文化知识。因为如前所述,语文是散嵌于话语文章即思想文化知识中的语词文字,而不是脱离话语文章即思想文化知识孤立存在的语词文字,所以在为熟练掌握语词文字而听说读写话语文章的过程中会自然地、不知不觉地、潜移默化地积淀到由语词文字潜携暗系的杂多的思想文化知识。事实上一个人熟练掌握的语词文字即语文素养越是丰富,他的语文素养中由语词文字潜携暗系的思想文化知识就越是杂多。但语文素养中这种由语词文字潜携暗系的杂多的思想文化知识,只是心理词汇赖以存在的离散、粗疏、模糊、隐约、暗昧而难以集中唤醒的里衬、背景或者说凭借,它不足以形成能熟练听说读写某一科类所有话语文章的系统的思想体系、知识结构或者说文化底蕴,更不足以形成能熟练听说读写天下所有话语文章的思想体系、知识结构或者说文化底蕴。谁也说不清自己从语文学习中掌握了哪些科类的系统的思想文化知识,更说不清自己的心理词汇嵌藏在哪些科类的系统的思想文化知识之中。由此可见,语文素养中的思想文化知识同其他学科培养的系统、明确而容易集中唤醒的思想文化知识素养有着本质区别。因此,要能熟练听说读写一定方向和领域的话语文章即思想文化知识,不只需要语文素养,而且还要有从其他课程中学到和养成的思想文化知识素养。这就是说,听说读写能力中不仅有语文素养,而且还有思想文化知识素养;对前者的培养是语文课程的教学目标,对后者的培养是思想文化知识课程的教学目标。新课标由于混淆了语文同话语文章即思想文化知识的区别,进而混淆了语文素养同思想文化知识素养的区别,把既有语文素养又有思想文化知识素养的听说读写能力等同于语文素养,因此它无法科学地阐明语文课程的教学目标。

 

 

  新课标由于把语文素养混同于思想文化知识素养,因此课程目标就成了一种无所不包、博大精深、无边无底、虚无缥缈的目标:既有道德品质、情感、人生观、价值观的培养,又有文化品位、审美情趣的提高;既要吸取民族文化智慧,又要吸收人类文化营养;既要发展思维能力、想象能力和创造潜能,又要养成科学态度,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既要有独立阅读能力,包括浅易文言文的阅读能力,又要有写作能力和口语交际能力。这其中任何一项,都是不限方向和范围的,也就是适用于任何方向和范围的。

  这哪里只是语文课程目标,分明是“万能博士”课程目标。不用说,这样的课程目标也只有上帝才能达到,凡人是没有谁能达到的。

化学与化学工程的区别篇4

〔关键词〕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多截面时间序列数据

中图分类号:F2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96(2013)01003808

一、引言

劳动力参与率是反映劳动力资源供给和利用状况的重要指标。对中国劳动力参与率的区域比较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受资料限制,在计算劳动力参与率时,1982年和1990年的经济活动人口未包含失业人口。另外,因官方公布的经济活动人口包括了那些虽达到退休年龄但仍在工作的人,因此,在计算劳动力参与率时,若以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作分母,必将高估劳动力参与率;若以15岁以上人口作分母,则会低估劳动力参与率。粗略估算,按上述两种口径计算的劳动力参与率相差约6—10个百分点。因很难从现就业统计数据中剔除老年从业人口,因此,从吻合劳动力参与率的内涵考虑,本文在计算劳动力参与率时采用第一种计算方法。长期低于华北区、华东区、中南华南区、西南区和西北区;这里的六大区域划分与《中国统计年鉴》的划分相一致。其中,华北区包括京、津、冀、晋、蒙;东北区包括辽、吉、黑;华东区包括沪、苏、浙、皖、闽、赣、鲁;中南华南区包括豫、湘、鄂、粤、桂、琼;西南区包括渝、蜀、贵、云、藏;西北区包括陕、甘、青、宁、新。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中国劳动力参与率下降,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虽然也呈现同步下降态势,但低于其他区域的程度不仅未缩小,而且与华东区、中南华南区和西南区的差距还有一定程度扩大。到底是哪些因素导致了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其他区域这一结果?以及各因素的影响效应和程度如何?是本文欲重点探讨的问题。统计资料显示,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其他区域的时间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不过,考虑到经济体制转型前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最低的致因相对简单,且缺乏连续而完整的统计资料,因此,本文主要研究经济体制转型后,即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情况。

劳动力参与率一般受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因素影响。金剑[1-2]和裴丽霞[3]等人从宏观层面的研究认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劳动就业管理制度、低水平的社会生产力、青年人就业早而达到退休年龄者退出就业迟、不完善且低水平的社会保障、滞后的教育观念以及女性劳动者的高参与水平,是中国劳动力参与率长期较高的致因,而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城市化水平提高和失业率上升则诱致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劳动力参与率下降。陆铭和葛苏勤[4]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劳动力参与率的下降归因于经济体制转轨、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上升和教育发展。丁仁船[5]肯定了经济体制变革对中国劳动力参与率下降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城镇非劳动参与人口增加和失业率上升也是中国劳动力参与率下降的致因。tansel[6]研究了失业率对土耳其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失业率对失业者劳动力参与具有沮丧效应(discouragingeffect)。张车伟和吴要武[7]以及蔡昉和王美艳[8]的研究认为,在劳动力供过于求和城镇失业较严重情况下,那些长期找不到工作的人因丧失信心而退出劳动力市场,而那些准备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则因就业机会减少或就业报酬预期降低而延迟进入,结果导致经济活动人口相对减少。因此,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加重特别是较高的失业率是中国劳动力参与率下降的主因。马忠东等[9]认为,教育可通过延长在校时间而将劳动力参与强度降为零,受教育者毕业后可提高劳动力参与强度,教育对提高女性的劳动力参与有显著作用。Bloom等[10]以及aaronson等[11]的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会通过减少劳动力供给而影响劳动力参与率。虽然现有成果并未论及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最低这一问题,甚至对劳动力参与率影响因素的作用效应也未达成一致意见,但其对本文的借鉴意义却不言而喻。

二、模型设计、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一)变量选取和模型设计

基于本文研究目的,这里筛选出老年人口比重、总抚养比、经济增长率、工业化率、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大学招生率、城镇失业率和非国有企业资产比重,分别代表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劳动力人口社会经济负担、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劳动者收入水平、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扩张、城镇失业和经济体制变迁,研究这些因素对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为避免同期内生问题,这里用城镇失业率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来代表城镇失业率。另外,考虑到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最低是与其他区域的劳动力参与率相对较高而言的,因而需要将东北地区与其他区域置于同一框架内来讨论。

(二)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在计算劳动力参与率时,就业人口采用区域内城乡就业人数,失业人口采用城镇失业人口(它是上年末城镇未解决就业的登记失业人数与本年度失业人数及下岗职工数之和,减去本年度解决就业的失业人数和下岗职工数),劳动年龄人口按15—64岁,由历年人口抽样数据计算得到。计算失业率时,就业人口采用城镇就业人数,失业人口与计算劳动力参与率一致时,它实际为城镇失业率。城镇失业率虽高于城镇登记失业率,但可能低于城镇调查失业率。

为增强经济增长的区域可比性,本文以2000年价格为基准,对各省市不同年份的GDp进行指数平减,并以此计算不同年份各区域的GDp和经济增长率。

老年人口比重是反映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特别是人口老龄化程度的重要指标。总抚养比是一种名义抚养比,可反映某区域一定时期劳动力人口的社会经济负担状况。

工业化率和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是表征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状况的指标,既可反映各区域的产业配置和发展情况,也可反映一定时期产业改造和结构调整给区域产业和部门结构以及就业带来的影响。

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对就业有重要影响。一般来讲,区域平均工资水平越高,对劳动者就业的吸引力越大;区域平均工资水平越低,对劳动者就业的吸引力越小。

大学招生率是某区域某年度升入大学人数占该区域该年度高中毕业人数的百分比。因获取每年各区域升入大学数据比较困难,这里以区域内每年高等学校招生数来替代。其结果可能会因某区域大学较多,对区域外招生规模较大,而导致比重偏高,甚至超过100%,像华北区和东北地区个别年份即出现了此类问题。但考虑到多数大学均侧重在本区域或邻近区域招生,其对研究结果虽有影响,一般不会太大。

非国有企业资产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比重是反映不同区域经济市场化进程快慢的重要指标,它是一定时期某区域非国有企业总资产(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减去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与集体工业企业总资产之和后的总资产)占该时期该区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的比率。一般来讲,非国有企业资产比重越高,区域经济体的市场化进程越快;反之,则市场化进程越慢。

本文的基础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因《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均未提供1995年分地区的三次产业增加值数据和2006年分地区的就业人口数据,为保证数据连续性,本文进行了数据内插处理。受资料可获得性和完整性限制,除城镇失业率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项外,其余变量使用的数据时段均为1995—2009年;城镇失业率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的数据时段分别为1994—2008年和1993—2007年。

三、回归结果及分析

对各变量数据序列的描述性统计表明,各变量的数据序列均具较高集中度,不过,考虑到截面时间序列的非平稳性,为避免伪回归现象,本文对各变量的截面时序数据进行了Fisher-aDF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的截面时间序列均为非平稳,经一阶差分后,各变量的截面时间序列在5%水平上均为平稳序列,表明各变量的截面时间序列是一阶单整的。

基于变量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从减少截面数据造成的异方差影响考虑,本文用截面加权的广义最小二乘法(GLS)进行回归。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工业化率、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和城镇失业率滞后项均不显著(模型i),但按从大到小的顺序渐次消去未通过t检验的城镇失业率滞后二期和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两变量后,其余解释变量均顺利通过t检验,由此得到回归模型Ⅱ,如表1所示。

由表1可见,回归模型i和模型Ⅱ均具较高拟合优度,且模型的F值均通过1%显著性检验。而且,对回归模型残差序列的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模型i和模型ii的Fisher-aDF值均在5%水平上显著,即两模型均是平稳的,可用于劳动力参与率影响效应的分析。此外,对模型Ⅱ与模型Ⅰ的比较发现,虽然模型Ⅱ舍弃掉了两个自变量,但其拟合优度变化不大,且F值有所提高,即是说,模型Ⅱ总体上优于模型Ⅰ。

表1的回归结果表明,老年人口比重、大学招生率对劳动力参与率具有显著负效应,人口老龄化程度高及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扩大,均会拉低劳动力参与率,这与Bloom等[10]和马忠东等[9]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经济增长率、非国有企业资产比重、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和总抚养比对劳动力参与率有显著正效应,经济增长、经济体制市场化变迁、城镇职工平均收入水平提高和劳动力人口经济负担加重,均会拉高劳动力参与率,这与国内学者的观点[4-5]不完全相同。工业化率及城镇失业率滞后一期虽然在模型i中对劳动力参与率不具显著影响,但在模型ii中,工业化率对劳动力参与率有显著正效应,城镇失业率滞后一期则表现为显著负效应,也就是说,在体制转型过程中,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会拉高劳动力参与率,城镇失业率升高则会滞后地拉低劳动力参与率。城镇失业率滞后二期和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对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均不显著。

四、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最低的原因分析

为全面而深刻地认识各因素对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本文将研究时段划分为1993—1998年、1999—2003年和2004—2009年三个分时段,如此划分时段的原因,一是考虑到1999年为全国高等学校扩招的起始年,高校扩招使各区域大学招生率迅速提高;二是考虑到2003年10月国家批准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而且始于2001年的辽宁省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工作在2003年基本结束,2004年国务院批准在吉林和黑龙江启动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从全时段(1995—2009年)和分时段两个层面展开讨论。

(一)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影响

从人口年龄结构演变趋势看,近20年东北地区正值人口快速老龄化时期,2003年前东北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还低于除西北区外的其他区域,2004年后则超过华北区和中南华南区。从全时段看,东北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低于除华北和西北区外的其他区域(如表2所示),而由于老年人口比重对劳动力参与率有显著负效应,即人口老龄化可通过影响劳动力供给而降低劳动力参与率[10-11],因此,1995—2009年老年人口比重对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华北区和西北区表现为正贡献率,而对华东区、中南华南区和西南区则为负贡献率(如表3所示)。这说明,人口老龄化只对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华北区和西北区有影响。

从总抚养比的全时段和分时段比较来看,东北地区均明显低于其他区域(如表2所示),较低的总抚养比使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比其他区域平均低了45%—112%(如表3所示)。而通过将总抚养比分解为抚养少儿比和抚养老年比后发现,东北地区的总抚养比较低主要因其抚养少儿比较低所致,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仅东北地区的名义总抚养比,而且实际总抚养比(定义为每百名经济活动人口所抚养的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数),均低于其他区域。因为无论从全时段还是分时段的抚养少儿比,东北地区均显著低于其他区域,而扶养老年比与其他区域的差距则相对较小,这表明,就总抚养比对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其他区域的影响而言,起关键作用的是抚养少儿比而非抚养老年比。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东北地区的抚养少儿比明显低于其他区域,与其人口出生率长期低于、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长期高于其他区域有关。通过人口出生率的区域比较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东北地区的人口出生率一直低于其他区域,这种较低的人口出生率,既表征了东北地区计划生育工作的显著成效,也对其抚养少儿比甚至总抚养比形成了直接影响。此外,受出生率持续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的共同影响,东北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则保持了较高水平,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本维持在71%—78%,比其他区域平均高出35—72个百分点。可见,计划生育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在带来少儿人口持续减少、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同时,也对劳动力人口的抚养比产生了深刻影响,使东北地区的抚养少儿比和总抚养比长期低于其他区域,进而,这种低抚养比又成为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其他区域直接且重要的原因。

(二)经济体制转型和城镇失业的影响

东北地区是中国传统的老工业基地,也是重化工业和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最集中、机制和观念受计划体制禁锢较严重的地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基于战略和原有工业基础的产业安排,造就了东北地区以重化工业为主导、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主体的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在推动东北地区工业化和人口城市化水平提高的同时,一方面,因重化工业固有的对劳动者知识技能的较高要求,以及国有工业企业用工制度的僵化及国有工业企业就业容量的有限性,而将大量城镇劳动者拒于国有企业之外;另一方面,在国有企业长期从事缺乏竞争、无风险且知识技能较单一工作的结果,又使员工养成了被动、随遇而安的工作和生活习惯,形成了具有较强专用性的人力资本[12]。从改革开放到经济体制转型初的十几年中,在华南和华东区的私营经济迅速成长壮大的同时,东北地区的私营经济却成长缓慢。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1994年东北地区包括私营企业在内的非国有企业资产仅占区域内规模以上企业总资产的1269%,显著低于华东区(2234%)和中南华南区(2796%)。从分区域市场化进程来看,受传统观念和计划体制等影响,2003年前东北地区的市场化进程既慢于华东区、中南华南区和华北区,也慢于西南区和西北区。2003年后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一系列战略的实施,在为东北地区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激活了其经济活力,加速了其市场化进程,2003—2009年间东北地区非国有企业资产比重提高了1750%。但总体来看,由于经济体制转型之初东北地区的初始市场化水平较低,加之其后很长一段时期提高缓慢,东北地区的非国有企业资产比重虽高于西北区,却远低于华东区、中南华南区,甚至华北区和西南区,并由此导致东北地区的劳动力参与率分别比华北区、华东区、中南华南区和西南区低了1383%、4150%、3088%和059%。

而且,随着经济体制转型和国有企业改制改革,以及一些资源型城市相继陷入资源枯竭和产业转换升级困境,一方面,东北地区的传统产业,特别是采掘业和传统制造业快速萎缩,大批国有和集体工业企业因市场适应力差、经营管理不善等纷纷被兼并或破产、倒闭;另一方面,由于接续产业及非国有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未得到充分培育和发展,在传统产业或国有和集体企业大量挤出就业情况下,无法在短期内担负起转移和吸纳大量剩余劳动力的重任,加之多数被挤出人员的观念陈旧、知识技能单一,以及社会未能为他们提供有效的就业培训和指导,因而导致大量城镇职工下岗、失业,致使城镇失业率持续在高位徘徊。资料显示,1993—2003年东北地区的重工业企业数从29695个锐减至7381个,减幅达7514%;国有和集体工业企业数则由1993年的53780个减少到2003年的4731个,到2009年,国有企业数已从2003年的3273个减少到1795个。与此同时,东北地区城镇工业部门从业人数由1993年的122270万人锐减至2009年的41940万人,15年间城镇工业部门从业人数净减80330万人;城镇国有和集体经济单位从业人数由1993年的23804万人减少到2003年的85610万人,2004年后有所回升,2009年为100240万人,15年间城镇国有和集体经济单位从业人数净减1378万人。2000年以来东北地区城镇失业率基本维持在8%以上,最高时接近12%(2004年为1179%),明显高于其他区域。尽管近十多年来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就业和再就业工作,通过一系列措施有效解决了部分下岗失业者的就业和再就业问题,然而,受持续高失业率影响,一方面,一些长期找不到合适工作的失业者,特别是“4050”失业人员因失去就业和再就业信心而沦为“沮丧劳动者”[7-8],被迫暂时或永久退出劳动领域;另一方面,一些年轻劳动者则迫于就业压力或难以找到满意工作而延迟就业,选择接受更高层次教育或接受更多的职业技能培训[13]。研究表明,1995—2009年东北地区较高城镇失业率的滞后负效应,约使其劳动力参与率分别比华北区、华东区、中南华南区、西南区和西北区低了562、086、039、155和484个百分点。可见,经济体制转型既通过影响经济运行机制、模式及所有制结构和经济活力而影响劳动力参与率,也通过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择、就业行为等影响劳动力参与率,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影响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的重要因素。

(三)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受计划体制和传统观念影响,加之重化工业和国有工业企业“一头独大”问题比较严重,20世纪90年代后东北地区经济一度陷于萎靡和发展乏力困境,经济增长长期滞后于华东区、中南华南区和华北区。2003年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实施,使东北地区经济增长乏力的状况逐步得到改善,到2008年,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率已超越除西南区外的其他区域。不过,因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率长期低于除西南区和西北区外的其他区域,加之经济增长对劳动力参与率具有正效应,因此,从全时段看,经济增长使东北地区的劳动力参与率比华北区、华东区和中南华南区分别低了298、210和110个百分点。

工业化率是区域产业结构状况的具体体现,它的高低和升降变化,既反映了产业发展的社会价值取向和三次产业的内部比例关系,也可揭示工业部门内部轻、重工业的结构及其变化,间接反映工业生产的资源配置特征以及对劳动力或资本、技术需求的偏向度,通过影响就业结构和劳动力需求而影响劳动力参与率。长期以来,东北地区较高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是制度安排和行政力量推动的结果[14],以采掘业和传统制造业为主导的重工业部门是其工业化和吸纳城镇就业的主要部门。随着经济体制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原来对行政性资源配置有较大依赖性的工业部门,特别是重工业部门受到了较大冲击,采掘业、传统制造业的不景气甚至快速萎缩,在导致工业部门内部结构特别是轻、重工业比例关系发生变化的同时,也引致了东北地区工业化率一定程度的下降和城镇职工大量下岗、失业。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1993年经济体制转型之初东北地区重工业部门产值占整个工业部门的比重为7258%,工业化率为4600%,采掘业和制造业职工人数占城镇职工总数的4871%,到2003年,重工业部门产值占工业部门产值比重上升到8193%,资本密集化程度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工业化率则下降到4427%,采掘业和制造业职工人数占城镇职工的比重降至3236%,重工业企业数也由1993年的29695个减少到7381个。工业企业特别是重工业企业数量的锐减,或采掘业和制造业的快速萎缩,使城镇职工人数10年间减少了90870万人。不过,由于东北地区的工业化率在经历了短暂下降后2003年即重新回复到上升通道,而且,除个别时段(2004—2009年时段和整个时段东北地区的工业化率低于华东区)外,东北地区的工业化率均高于其他区域,因此,较高的工业化率无疑从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与除华东区外的其他区域的差距(工业化率对劳动力参与率具有正效应)。当然,近些年来东北地区工业化率的回升及其对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其他区域的缩小作用并非孤立的,而是以工业经济重新恢复活力,以及劳动力供给旺盛条件下劳动者特别是“70后”和“80后”新一代劳动者职业技能素质的不断提高为前提的。

(四)城镇职工收入水平的影响

对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区域比较发现,东北地区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长期低于其他区域。这种较低的工资水平,既与中国城镇国有和集体企业在计划体制下形成的“低工资、高福利”模式有关又与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活力不足,在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萎缩、萎靡情况下,非国有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因未得到充分培育、发展而无法发挥其在促进就业和调节市场工资率中的作用有关。长期以来,东北地区的人口城市化水平一直高于其他区域,而城镇中的劳动者又大多就业于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部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稳定、高福利的“一贯制”工作模式,使人们形成了求稳定、图安逸的就业心态和观念。在再就业过程中,多数下岗失业者“非正规部门不找”、“非合意工作不干”的结果,既增加了他们再就业的难度,一些无法在正规部门找到“合意”岗位的人长期处于失业状态,靠拿失业金或低保金生活,也变向抑制了城镇劳动力市场工资率的上升,迫使那些为了在正规部门就业竞争中取胜者不断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可见,东北地区城镇职工相对较低的工资水平是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活力、正规部门传统的薪酬模式以及城镇劳动者长期形成的就业观念等密切关联的,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较低对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华北区、华东区、中南华南区、西南区和西北区的贡献率分别为1495%、727%、346%、090%和316%。

(五)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影响

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扩张是教育快速发展的结果,它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从大学招生率的区域比较看,除1995—1998年时段略低于华北区外,其他时段东北地区的大学招生率均明显高于其他区域。东北地区较高的大学招生率与其教育的整体发展水平和人均拥有大学数量有着密切关系。统计资料显示,1993年东北地区每十万人拥有大学014所,是所有区域人均拥有大学数最多的;虽然2000年后东北地区每十万人拥有大学数略低于华北区,却明显高于其他区域。若按学龄人口统计,东北地区每十万人拥有大学数量也是全国最多的。相对充裕的高等教育资源,再加上持续较高的城镇失业率和激烈的正规部门就业竞争,是东北地区大学招生率长期高于其他区域的重要前提,而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扩张则进一步提高了其大学招生率,使2000年以来东北地区的大学招生率基本维持在90%以上。由于大学招生规模扩张具有延迟劳动年龄人口步入经济活动领域的作用,因此,高等学校招生规模扩张在迎合人们强烈的接受更多和更高层次教育的需求、暂时缓解就业压力的同时,也对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其他区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研究表明,1995—2009年间,大学招生率对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其他区域的贡献率为780%—2590%。

综上可见,虽然各因素对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其他区域有着不同影响,但从这些因素对东北地区低于其他区域的综合贡献率看,除西南区略低外,其他区域的综合贡献率均值均在81%以上。从整个研究时段看,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华北区、华东区、中南华南区、西南区和西北区的100%、91%、100%、50%和116%均可通过上述因素得到解释。

五、结论

前文研究表明,老年人口比重和大学招生率对劳动力参与率具有显著负效应;总抚养比、经济增长率、工业化率、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非国有企业资产比重对劳动力参与率具有显著正效应;城镇失业率对劳动力参与率具有显著的滞后一期负效应。通过进一步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1)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即计划生育导致少儿人口相对减少和人口老龄化,是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其他区域的直观且重要的影响因素,其中,抚养少儿比偏低导致总抚养比偏低,是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其他区域的直观致因,人口老龄化只对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西北区有较大影响。(2)经济体制转型,即非国有企业资产比重是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华北区、华东区和中南华南区的重要致因,而与经济体制转型、资源枯竭和产业结构调整等相关联的持续、较高的城镇失业率,也是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其他区域的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若将其影响与东北地区较高的大学招生率联系起来看,作用会更显著。(3)经济增长对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华北区、华东区和中南华南区有较低的正贡献率,产业结构调整,即工业化率从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东北地区与其他区域劳动力参与率的差距。(4)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对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其他区域具有显著影响。(5)高等学校招生规模,即大学招生率是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其他区域的重要致因。

基于上述结论,从推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促进就业考虑,今后东北地区应着力加强以下工作:(1)抓住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加速推进市场化进程,大力培育和扶持私营经济和第三产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通过培育具有地方和区域优势的接续产业,打造支撑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强势产业链和产业集群,以发展促就业。(2)加快建设城乡和区域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完善劳动者就业培训和就业咨询服务体系,有效降低劳动者的工作搜寻成本。(3)抓住劳动力供给旺盛的有利时机,大力发展中、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完善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和培训体系,改善劳动力的知识技能结构,提高劳动者技术技能水平,以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要求。(4)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扩展保障覆盖面和提高保障水平的同时,逐步推进失业保险向就业保障转变,通过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来改善劳动者就业状况,为东北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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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与化学工程的区别篇5

一、“联校办学”理念的提出

“联校办学”是针对原有县域内校际教育发展严重失衡,教师资源配置不合理,特别是教师交流中的障碍而提出的。“联校办学”是在一定区域内以一所优质学校为依托,按地理位置、生源范围将附近薄弱学校或教学点整合成一个集人事、财务、教育教学管理、教研于一体的集团化办学模式。其中,优质学校作为牵头学校,视作主校区,被联并学校为分校区。这样,联并的学校就整合成了一个法人代表、多个办学实体的联校办学模式。从联校形式来看,主要采用弱校联名校、名校兼并弱校、名校兼并弱校设分校等方式。

联校结对办学,打破了原有的学校间资源配置和流动的界限,能在更大的范围内合理均衡配置资源,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幅射面,实现更大范围内名校优质资源的共享。总之,联校办学旨在促进学校间管理体制一体化、师资配置一体化、文化建设一体化、教学评价一体化,最终促进县域内学校间教育均衡发展。

二、“联校办学”的具体举措

“联校办学”,是将一所优质学校与薄弱学校或教学点联并成一个集人事、财务、教育教学管理于一体,一个法人代表、多个办学实体、一校多区的办学形式。属于一种刚性联合,不是原有的强校与弱校的简单结对,更多地是侧重于联校形式的做法。

1.从建制上联

实施联校后,所有联并学校共用一个校名,确保这些学校建制的统一。其中,优质学校(一般为镇中、镇小)为主校区,其他学校为分校区。如王场镇王场小学与本镇代河小学和熊嘴小学联校办学后,形成了一校三区。原代河小学和熊嘴小学,现校名分别改为为王场小学代河校区和王场小学熊嘴校区。三个校区的教师都是王场小学的教师。联校后的班级编排也是把三个校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的,即按王场小学主校区、代河校区、熊嘴校区的顺序进行编排。

2.从管理上联

联校后所有学校实行一套班子管理,主校区校长为总负责人、法人代表,分校区的负责人分别为学校的副校长,参与班子对整个学校的管理。为了进一步密切联校内学校间的联系,促进学校间管理水平的均衡,主校区选派干部到分校区任负责人,把优质学校的管理理念和管理经验移植过去;分校区选派干部到主校区挂职锻炼,以提高管理水平。班子成员定期召开联校管理团队成员会议,研究问题,部署工作,共同总结评估教育绩效。为了发挥主校区管理上的优势,县教育局规定,主校区校长每周定期到分校区工作一日,深入课堂听课,处理日常事务等。

在学校管理制度建设上,联校后的学校对主校区和分校区的管理制度重新进行一体化的设计、补充、修改、完善,将主校区好的制度移植到分校区。如王场小学在办学条件、管理手段、教学质量等方面都优于代河小学、熊嘴小学,三校联校后实施了“六个一”管理办法,即办学理念一体化、常规管理一条龙、课程课时一张表、全校活动一盘棋、财务管理一支笔、考核评价一把尺。对两个分校区产生了良好的影响。龙湾小学的联校办学与王场小学有些不同。龙湾小学所联的沱口小学,办学条件优于龙湾小学,学校校园布局规范,硬件设施基本配套,但沱口小学的管理力量和师资力量以及教学质量明显逊色于龙湾小学。实施联校办学后,根据实际情况实行了“六化”管理办法,即班子建设整体化,师资交融常态化,常规管理规范化,文化建设特色化,考核评价一体化,财务管理统一化,使沱口校区提升了软实力。总之,联校后通过实施一体化管理,增强联校双方的责任感,规范薄弱学校办学行为,提高了薄弱学校的管理水平。

3.从师资上联

同一区域内校际教育发展失衡,核心问题是校际师资配置上形成的差距。而建立校际教师轮换交流机制则是促进师资均衡发展的主要途径。但实践表明,这一制度推行得并不顺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教师参与流动的积极性不高。特别是优质学校的教师不愿交流到薄弱学校。而优质示范学校也不愿将本校真正优质的教师交流到薄弱学校,因而教师流动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实行联校制度以后,大家共用一个校名,处在同一所学校,新的体制下,教师由“学校人”变成了“(联)校区人”,教师的校际交流变成了教师校内轮岗。这样就解除了教师参与流动的心理障碍,学校也没有后顾之忧,薄弱学校能够真正拥有优质的教师[1]。在这种联校背景下教师轮岗交流制,能根据学校各学科教师的余缺情况统一调配,主校区和分校区互派教师任教,在一定的时间内轮换交流,保证联校范围内课程开齐、开足、开好,较好地解决了学校教师缺科、弱科等农村学校长期以来难以化解的老大难问题,更能充分发挥优质学校骨干教师的引领、示范作用,带动联校内教师素质的整体提高。

4.从文化上联

实施联校后,在学校标准化建设方面,主校区和分校区进行统一规划、设计。在项目资金上,对分校区进行适当倾斜。在学校文化建设上,一方面是分校区从主校区借鉴、移植一些适合自己的特色文化,精品文化;另一方面是主校区帮助分校区挖掘、提升原有特色文化,促进学校内涵式发展。潜江市第二实验小学联并城郊结合部的园林五小,作为其西校区后,移植了主校区精品文化活动,出现了国学文化墙,开展了“晨诵古诗,午读经典”的读书活动,如今学校面貌改观了,文化气息变浓了,家长对学校满意度提高了。

5.联片管理

一般来说,“联校办学”主要是在一定的区域内,大多是在同一乡镇的范围内进行。但在联校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强校和弱校小的布点不均衡,特别是在一些乡镇边界的学校,可能甲乡的学校联到乙镇的空间距离和布点更加有利,但由于它们属于不同乡镇管辖,因此,往往不得不与虽同属一个乡镇但距离更远的学校联合。距离太远,日常管理,教师交流以及教师的联合教研及文化建设等都增加了难度。特别是潜江境内乡镇、农场、油田相互交织,由于体制障碍,教师超编地方不能向缺编地方正常流动。因此,联校办学必须突破乡镇之间的学校管理界限,实行超越原有乡镇、农场、油田范围的优化组合,以实现更大范围内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共享,于是“联片管理”应运而生。

“联片管理”要突破原有各校师资等教育资源一般属于各乡镇、农场、油田的教育体制障碍,打破乡镇学区之间、城区市直学校与园林分局学校之间教育资源流动与统一配置的壁垒,在更大范围内即乡镇之间配置教育资源,通过将乡镇学区划成几大片区进行“联片管理”,构建一种新的教育管理体制。该市将现有22个乡镇学区(园林分局)及2所市直义务教育学校按区域位置相邻、办学水平强弱和师资调配需要联并组成9个片区,形成乡镇间新的教育管理共同体,从而打破乡镇界限,打通农场及乡镇之间、超编与缺编单位之间师资调配通道,扩大区域内教育资源统一配置的空间,让教师资源在更大范围内交流与共享,以实现区域内师资均衡。“联片管理”是“联校办学”在解决乡镇内学校联校后,以解决跨乡镇联校问题而提出的,是“联校办学”的深化。

联片管理主要有四项任务:(1)统筹片区联校办学工作,建立起工作长效机制,确保联校办学服务范围覆盖所有村组。(2)统筹片区教师调配工作,建立片区内干部和教师正常流动机制。(3)统筹片区教学教研工作,为了充分发挥片区内的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的引领、示范作用,让优质教育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共享,要加强乡镇之间、联区、联片性研训活动,实现教研活动一体化,建立片区内教学教研联动工作机制。每个片区由一个单位(学区或学校)根据实际牵头负责若干个学科的中心教研组工作,一个片区统筹1~2万元用于教学教研活动经费,活动经费从公用经费中列支。(4)统筹片区内教学质量监测。联片管理中,在片区内实行干部、教师统一调配、教学统一安排、考核统一标准,并且强弱学校实施捆绑式管理考核,这样能在更大的范围内统一调剂和配置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益。同时,能实现区域内学校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和均衡配置,让优质教育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共享,逐步实现片区内学校师资配置均衡化,使教育教学质量逐步趋于均衡。当然,这还需突破一些体制障碍,特别是原教师的工资是由县级财政分发至各乡镇,现在教师在几个乡镇内流动,财政拨款体制还需进行改革。

三、“联校办学”的保障机制

1.组织保障

(1)统一思想,明确责任。全市教育局机关以及乡镇教育领导通过多次讨论,对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教育发展战略已经达成了广泛共识,并成立了市教育局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行动计划工作小组办公室(下简称“均衡办”),具体负责该项工作。其次,由“均衡办”牵头制定了《潜江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任务分解到市教育局各职能科室。

(2)明晰思路,制定方案。《潜江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由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教师素质提高工程、教学质量工程和关爱工程四个实施方案组成,各实施方案下又设若干实施方案,作为全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行动指南。在此方案的指导下还出台了系列文件,如《市教育局关于分解落实均衡发展近期工作任务的通知》、《市教育局关于印发的通知》、《潜江市教育局关于联校办学干部教师交流工作的实施意见》、《市教育局关于印发的通知》、《潜江市教育局关于印发的通知》等文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市的渔洋镇、积玉口镇、总口管理区政府办公室都印发了本乡镇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实施方案。

2.师资保障

薄弱学校在师资方面的主要问题是师资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结构性失衡。针对这些问题,潜江市采取以下措施予以保障。

一是多渠道补充师资。就全市而言,通过实施“五百工程”予以补充,即引进支教生100名,顶岗实习生100名,以江汉职院为依托培训紧缺学科教师100名,选派对口支教教师100名,培训转岗教师100名。同时,面向社会招考教师80名(义务段45名、高中15名、江汉职院20名),其中单列5个计划面向服务期满支教生。就师资紧缺的乡镇而言,如渔洋、老新、高石碑、熊口等因取消代课教师、教师退休等因素造成教师紧缺的,采取不同办法予以缓解:其一是用支教生和招考教师补充;其二是从本乡镇其他学校或片区内其他乡镇调配教师补充;其三是将乡镇以下小学六年级全部集中到初中寄宿就读,由初中教师兼课。

二是改善师资队伍结构,大力加强薄弱学校师资力量。加大教师和校长在强校和弱校交流的力度。除了完成年度师资队伍结构改善“五百工程”外,暑期招考教师一律安排到农村学校任教,并工作五年以上。启动紧缺学科教师培训。针对农村部分教师转岗和部分学科难以开课的实际情况,2010年上半年迅速启动了农村小学英语教师和农村艺术教师培训。第一期小学英语培训达48人,“大家唱、大家跳”艺术教师达97人。实施“以考促训”,推动教师全员参与。

三是出台配套政策和措施对下派交流教师予以适当的政策倾斜,以引导教师参与交流。为了鼓励城镇优质教师交流到农村学校工作,工作期间,教师的绩效工资按高于乡镇5%、高于城区10%的标准发放。职称评定时65%的指标倾斜到农村学校;严格执行凡评中级及以上职称,须有在农村学校任教一年的经历的规定。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参与流动的教师,干部交流到农村学校工作经考核予以提拔任用。特设“杰出农村教师”、“优秀支教教师”奖项予以重奖。支教教师在评先表模、评职晋级时在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考虑,或是给予加分后参与评选。

3.办学条件保障

一是加强学校标准化建设,改善办学条件,促进办学条件的相对均衡。加大资金争取和统筹力度,努力实现“三个增长”。潜江市委、市政府在2009年共投入1596万元对55所学校的校舍和配套设施进行维修改造和新建,2010年又筹措资金2000万元,用于实施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和寄宿制学校建设。使每个镇处场至少有一所标准化或基本标准化的示范学校。

化学与化学工程的区别篇6

关键词:社会性别课程;传统教学范式;教学建设与改革

中图分类号:C40文献标识码:a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作为内蒙古大学学科发展战略规划而设立的学院,突出民族学与社会学两大学科的交叉互补优势。民族学作为国家一级学科,在课程设置中依托学科与专业优势,率先开设“社会性别人类学”课程。2013年内蒙古大学作为首批入选“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的学校,启动了《提升综合实力本科教学建设与改革资金规划》项目,其中,社会性别人类学课程被列入民族学学科核心课程。

2006年民族学专业以选修课的形式开设《妇女人类学》课程,后以《社会性别人类学》形式调整到民族学专业核心课、社会系专业选修课,目前该课程以提升综合实力本科教学为契机,具备了改革发展的重要平台,并正处在转型时期。因此,梳理社会性别课程的历程及教学范式的基本特征,探索社会性别课程的改革与建设,服务于学校未来发展目标,甚至服务于两性共同参与发展的社会需求。

一、妇女人类学传统教学范式

1.重妇女,轻两性。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端,中国进入妇女研究热潮。特别是为迎接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筹备中成立高校妇女研究中心为动力,推动了妇女学在中国的发展。此背景下,当时隶属于蒙古学学院的民族学系率先开设《妇女人类学》课程。当时对《妇女人类学》课程的定位是“以批判人类文化的男性本位倾向为起点,其核心是研究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的女性的生存状态。它力图通过对女性与现实的考察,来探讨女性文化在人类文化中的历史命运,来描述女性文化在人类文化中失落的真实过程,并重新论证女性文化在人类文化中的价值和对人类文化重建的意义”[1]。因此,批评的矛头指向“男性本位”文化,并以“男性本位”文化作为参照系,努力建构女性应得的文化价值和地位。妇女地位、妇女在各种文化中的被压迫的表现,以及妇女在世界范围内的各文化中处于被贬低地位的社会及文化的性质和根源,成为妇女人类学(anthropologyofwomen)探讨的主要内容[[2]李霞.女性主义人类学与汉人亲属制度研究[J].妇女研究论丛.2002(9):29.

[5]伊瓦·戴维斯.性别和民族的理论[a].陈顺馨戴锦华主编.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C].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2]。此时妇女学(women'sStudies)则被认为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它既不是单纯指社会科学,也不是单纯指自然科学,而是指与人有关的各门学科的综合”[3]。所以,妇女学从一开始就毫不隐讳它的目的是打破学科界限,使在高校建立的妇女学研究机构也成为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汇集中心[据不完全统计,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5年为止,中国各高校建立的妇女研究机构已有50多家。]。

经20年的研究探索,妇女学、妇女人类学缓慢推进,虽然已跨出学科界限,但未能跨出“妇女”这一生物性别。“近年来,随着女性学在学术界地位的确立,一批男性学者也开始从事女性学的研究,但就女性学的历史状况而言,其研究主体仍然是女性”[4]。学者的这句话从侧面反映了妇女学研究领域存在“男性缺憾”问题。

希伯来大学社会学老师艾里克·柯恩说过:“在谈论女性的时候如果闭口不谈男性,就好比用一只手鼓掌似的”[5]。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开设《妇女人类学》过程中,谈论“妇女”或“女性”时却忽略了相对的文化范畴──“男性”这一性别,无论是研究对象或研究主体都没有脱离“妇女”、“女性”的范畴,这好比女士们关上门“自言自语”或“自娱自乐”的状态没有本质的变化。因此,如何恰如其分地认识和分析男女两性的多重文化身份,阐释性别秩序与其他社会关系的交叉成为社会性别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

2.重“女性主义”,轻“社会性别理论”。众所周知,女性主义最显著的功劳在于,作为斗争的目标挖掘出“父权制”概念,并用这种概念强调在家族体系中的等级,或者是家族等级观念在社会上的延续,从而来说明女性的“二等”地位。

而“社会性别”概念本身,虽然是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延续和补充,但与女性主义理论有所区别的文化概念。女性主义理论往往认为,女人要取得社会政治权益就要进入男性领域,用男性的标准要求自己,把达到男性标准看成是女性的解放或者过于强调女性的优越性而贬低男性。社会性别学者认为这是一种误解。他们广泛吸收当代各种现代主义观念,放弃了对妇女解放具体目标的追求,尽心去解构社会意识、思维习惯、人的主体性及男权思想对女性主义的影响。因此,我们颠覆的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的体系和话语,而并非改变一半和另一半的关系,男性与女性一样,也受到了文化的影响,也被现有的性别文化所压迫;而“妇女”作为一个普遍化的范畴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代表不了所有人,甚至代表不了任何人。把妇女一定括在引号中来分析,特别是“同性恋”、“变性人”和文化上的“伪娘”现象的出现,已说明当今社会的“男性”或“女性”需要用社会性别理论来审视他们的平等问题了。也就是说,性别间的平等并非是简单的男女之间的平等问题,而应该不否定生物性的前提,意识上模糊性别的过程,并超越自己生物性别(sex)来看待文化的社会性别(gender)问题。

二、大学社会性别课程教学理念的重塑

之前传统教学范式,偏重单向度的妇女研究和对妇女处于被压迫和社会从属地位的性质和起源问题的长期反复的思考,并希图从政治、经济、文化各层面建构女性文化地位与生存价值。但这种认识论思维,限制了把性别作为一个更广阔的概念来使用。随着对父权制概念的不断质疑和批评,学术界需要一个更为中性,包容性更为广泛的概念。因此,“社会性别制度”概念受到重视并合理的运用。

美国学者劳瑞提斯提出了“社会性别制度”概念。她认为,社会性别是“一种再表现与自我再表现,是各种社会机制和种种制度化了的话语、认识论、批评实践以及日常生活行为的产物。也就是说,社会性别不等同于性别差异,它是一种技术机制而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化概念”[[6]沈奕斐.被建构的女性──当代社会性别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41.][6]。这种制度并非隶属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而是与政治、经济制度并列存在的、已成为一套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体系。

这里说明的是,虽然父权制和社会性别制度概念在不同的场景下,被很多学者交替使用,但两个概念的理论背景和侧重点不同。传统教学的内容和方式,有时往往脱离历史背景而单刀直入灌输“女性主义”思想,导致学生始终无法切入社会性别课程的内部,只是在边缘观望或摸索着“女性主义”与“社会性别”的关联与区别。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认知中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性别制度”的存在,以社会性别视角、范畴、方法与其他诸如阶级、民族、种族、地域等范畴交叉结合起来关照、审视中国的“男女平等”与“性别平等”的知识建构,在批判反思中重建、生产、传播平等的新知识和新思维模式。借以激励学生参与改变社会性别不平等的行动,在社会文化改造实践中不断提高认识能力、增添行动力量。这应是从事社会性别课程建设和改革的宗旨。

三、当前社会性别课程改革的首要任务

福特基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资助美国各高校妇女学课程改革以来直到1999年来到中国资助类似的项目为止,对社会性别课程改革起到很大的帮助。1999年以天津师范大学牵头的“发展中国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课题在福特基金会资助下启动。该项目所及范围达21省(市、自治区)涉及学校近百所。其中,内蒙古大学虽未参加第一次针对妇女/社会性别学项目,但2008年申请到福特基金项目“内蒙古草原地区工矿开发及其社会与生态环境效应研究”的资助。2009年─2010年期间在内蒙古牧区进行实地调查的过程中了解到牧区妇女生存状况基础上,2012年以福特基金第二批资助“内蒙古草原牧区工矿开发与社会经济文化包容性发展研究”项目为启端,围绕“内蒙古草原牧区工矿开发对社会性别的影响”的专项调查,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初步形成“社会性别研究团队”。而且内蒙古大学作为首批入选实施“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的高校之一,提升综合实力本科教学建设与改革资金成为课程改革的主要经济来源和重要的保障。因此,在这一基础上,制定出在知识性和教学方法上关注社会性别多样性的课程体系并与国内外高校形成研究团队的经验进行多方位交流。对此笔者认为,中华女子学院无论是在教学、科研和图书资料方面力争成为全国妇女/社会性别研究中心的努力值得借鉴。

1.开设教师队伍的培训班

中华女子学院在独有的资源上(中国唯一一所女子大学)能够把从事妇女/社会性别研究的学者召集到一起,组成教师队伍,纵横联合、合作互助方式学习和跨学科教学,并定期进行教师队伍的培训。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虽然是以女教师为主,但已初步形成了社会性别研究团队,通过这种平台,不仅增加从不同角度讲授社会性别课程的教师数量,而且还可以聘请国内外社会性别学知名学者做讲座、开设短期培训班。培训过后的教师们在课堂讲授方法方面定有成效,如概念的定位及避免使用带偏见的语言,提高学生的自主能动性和独立从事社会性别各项工作能力等。随着教师队伍的壮大和专业人士的增加,不久的将来必定会对学科梯队建设及学校整体教育改革起显著成效,服务于民族地区特色的教学。

2.课程设置上的调整

内蒙古大学社会性别课程的现状,只是限定在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内,以必修课和选修课形式讲授。虽然,2009年之后社会性别课程在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有了稳步的发展,但是更大的进步还在于使它在更多的专业领域成为必修或选修课,或者把社会性别与文化多元性课程设置为全校通识课。学生认为:“自己所学的专业要占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因此,不可能专门跨专业去听所喜欢的社会性别课程,因此多么希望能从公共专业课上接触到有关社会性别方面的知识。”

全国已有不少的高等教育机构正在进行课程改革,当前几乎所有参加社会性别课程改革的教师都来自于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专业,学生多数为本科生为主。事实上,内蒙古大学社会性别课程也没有触及研究生教育和成人继续教育。

内蒙古大学入围“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设立专业核心课程的专项资金,使社会性别课程打破限定的专业领域,在不同专业和不同研究领域进行多层次的广泛交流提供了资金保障,并且也为社会性别课程的影响力扩展到全校,服务于全社会提供了可能性。

参考文献

[1][3][4]禹燕.女性人类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6,4-5,3.

[2]李霞.女性主义人类学与汉人亲属制度研究[J].妇女研究论丛.2002(9):29.

化学与化学工程的区别篇7

关键词区域经济;中等职业学校;机电专业;课程改革

中图分类号G71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219(2014)32-0022-03

区域经济发展不仅决定着中职专业课程建设与改革的方向,也反映着中职专业课程开发与建设的质量。基于区域经济发展的视角推进专业课课程改革是提高中职办学质量的必然要求。

一、专业定位――以区域经济发展为基础

明确专业定位是推进专业课程改革的前提和基础。总结中职办学实践可以发现,一个地区中等职业学校专业定位的依据就是相关产业在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需人才的专门化方向与标准,也就是区域化、校本化的人才培养目标。

以江苏省南通市为例,南通市位于长江三角洲北翼,濒海靠江,区位优势明显。近年来,受益于周边地区,尤其是上海和苏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南通地区的工业产业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海洋工程、智能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区域经济发展的重点产业,这一变化使机电专业人才的需求也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如区域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带来精细化、智能化的行业分工,在机电行业,原先以数控加工技术、模具设计与制造、机械加工技术、机电设备装配与维修等为主要专门化方向的分类已经被现代化的工艺流程和智能设备生产制造业重新整合,基于生产过程的智能化、自动化及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等的技术应用日益广泛。

基于这一变化,南通地区中职机电专业的定位应由过去以培养加工制造类人才为主调整为培养三个方面人才:数控加工技术专门人才,以满足精加工生产需要;机械制造加工产品检测、数控机床维护维修、机电设备特别是智能化设备安装调试、运行维护方面的专门人才;从事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的专门化人才。

二、课程设置――以区域经济发展为引领

课程是专业建设与发展的最主要载体,直接反映中职学校提供教育服务的质量和办学水平。推进专业课程改革,任务之一就是对专业课程进行重新优化和调整,包括专业课主干课程的设置、教学课时的确定、学习方式的选择,以及学习强度的安排。从中职的办学方向来看,这些内容都是建立在区域经济发展基础上的。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引领下进行专业课程优化,提高专业结构与区域经济产业发展吻合度。以机电专业为例,依据南通地区产业发展的特点可以对专业课程进行如下优化,见表1。

三、教学内容――以区域经济发展为依据

通过产品或项目来整合知识技能,重新组织设计专业教学内容,可以满足学生专业与职业发展的需要,提高学生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改革教学内容,可以按照职业发展的一般能力要求对文化基础课程进行整合,确保学生达到既满足职业生涯需要,又满足学生终身学习需要的基本文化知识、方法及心理素养等;以关键能力培养为目标,按照理论够用的基本要求整合专业基础课程,增加实用操作类知识,构建起宽基础的专业课程模块;增加职业群课程所占的比例,按技能过硬的基本要求,以就业(上岗)为主要目标,以职业活动为核心构建职业群模块。

专业教学内容的确立,首先要进行机电专业领域职业群、工作任务分析,形成机电专业能力素质体系表,确定人才培养目标。然后对机电专业群链各岗位的工作任务进行综合分析,科学筛选,确定典型产品或项目作为机电专业的教学内容,体现专门化方向。

四、教学模式――以区域经济发展为依托

南通地区是油泵的重要生产基地。如n761-15油泵是一家企业的新开发产品,该产品主要分为机油泵盖、机油泵体、轴和齿轮四个部件。学校可以围绕这四个部件开发项目课程,将机械制图、机械原理、金属材料与热处理、机械加工等专业课程、实训课程融入这四门项目课程中,打破原有课程体系,实行项目化的理实一体化教学。在具体的教学中,一方面,学校聘请企业管理和技术人员到课堂(生产车间)现场指导,让学生感知、掌握专业生产技能。另一方面,营造情境式的学习课堂,学生通过岗位轮换,体验不同的工种岗位,提高学生专业技能的岗位适应性。

五、评价机制――以区域经济发展为参照

中职教育以就业为导向,以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为办学宗旨,其评价的主要指标之一是学生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服务能力,即中职学生能否适应区域机电企业的用人需求。

建立专业课程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联动机制,确立专业课程评价的实施基础。南通市通州区有机械商会,中职学校可以联合机械商会建立起人才培养的市场跟踪机制,根据企业反馈的毕业生工作岗位适应与发展情况不断调整人才培养方案。

对接行业企业生产管理体系,变革专业课程学习评价的标准。一是以产品(服务)的生产标准来对接学生的学习作业规范,并采用优秀、合格、不合格等明确的质量表述用语来评判;二是以员工的企业标准来对接学生的学习纪律规范,以改良版的5S管理体系进行学习现场管理;三是以经理的创业标准来对接学生的学习创新发展,不断拓展学生的职业发展空间。

六、专业拓展――以区域经济发展为背景

所谓专业拓展,就是根据区域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细化中职机电专业门类,开发出适应企业生产需求的机电专业专门化方向。与以往相比,南通地区装备制造业发展迅猛,企业对机电专业人才的需求激增,但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的加快,又使得机电产业分工更为细化,一些新兴、主导产业分布于多个行业,机电专业人才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这就需要中职学校机电专业开发出更为适宜的专门化专业方向。

以南通市为例,目前模具加工与制造专业因其较强的劳动强度正在向其他地区转移,学生专业学习的意愿不高。近年来,南通地区承接上海及苏南等地产业转移,加工制造类企业规模迅速扩大,生产加工设备的数量迅速增加,设备的生产性能逐步更新,加工机械零件的精度、复杂程度不断提高,对人才培养有了新要求。同时,随着本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高层建筑越来越多,楼宇智能管理专业成为机电专业需要关注与大力开发的重要方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本地区某些传统加工制造业的发展又与新兴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以不锈钢加工产业为例,其产品早已不是人们原有意识当中的不锈钢生活器皿,其产业群链已经延伸到大型的建筑装饰、广场等公共场所的艺术形象等领域。机电专业毕业生进入相应企业,可以是车间生产一线的机床加工工人,可以是产品工作室的普通设计员,还可以是在工地现场进行施工、美化的技术员。这要求学生不仅要掌握机械加工技术,还要掌握CaD辅助设计技术,以及建筑施工的一般性常识与技能,甚至还要具备美学基础。

参考文献:

化学与化学工程的区别篇8

【关键词】生态文明生态产业产业体系大别山区

生态文明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破解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的有效途径,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生态文明建设为安徽省大别山区生态产业的发展与山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和途径。集山区、革命老区和贫困区为一体的安徽省大别山区,如何在经济得到大力发展的同时,避免陷入了经济落后―生态破坏的困境,是值得关注与思考的问题。2013年初,国务院正式批复《大别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年)》,强调要把加快区域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与扶贫攻坚有机结合起来。安徽省大别山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促进安徽省经济协调快速发展、促进中部崛起乃至国家生态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安徽省大别山区构建生态产业体系,是当前生态环境约束下的迫切要求,是立足本地生态特征的必然选择,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安徽省大别山区生态与区位特征分析

安徽境内的大别山区位于本省西南部,包括金寨、寿县、霍邱、太湖、宿松、潜山、岳西、望江、利辛、临泉、阜南、颍上、霍山、舒城、裕安、金安和桐城等14县2区1(县级)市,其中金寨县等12县属于部级连片贫困地区。安徽省大别山区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和丰厚的文化旅游资源为山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和广阔的空间。

1、生物资源丰富

安徽省大别山区具有典型的山地气候特征,气候温和,光热条件好,雨量充沛,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安徽省大别山区是我国重要的茶叶、毛竹、板栗、油茶、棉花、桑蚕、粮油、畜牧、水产品以及石斛、天麻、茯苓、灵芝、杜仲等名贵中药材的生产供应基地;是仅次于皖南的第二大林茶基地,六安瓜片、霍山黄牙、岳西翠兰、宿松柳溪玉叶等品牌驰名省内外。境内有舒席、高山蔬菜、山核桃、皖西白鹅、皖西麻黄鸡、沣虾银鱼、“万佛湖”鳙鱼等众多名优特产品。

2、水能资源丰厚

大别山南北侧建有许多水库,其中佛子岭、梅山、响哄甸、磨子潭、龙河口、花凉亭等6大水库总库容达91.3亿立方米。大别山区水能资源丰富,开发前景广阔,是我国重要的水源供给和生态保护基地,对发电、防洪、灌溉及周边地区的工农业生产起着重要作用。

3、旅游资源众多

安徽省大别山区旅游资源,绿色旅游资源众多,红色文化积淀厚实,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古城史迹众多,开发前景十分广阔。从绿色景观旅游资源看,区内绿色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山区峰峦迭嶂,自然景观奇特。天柱山是大别山超高压变质带的重要地段,是世界地质公园。集部级森林公园、部级自然保护区和部级地质公园为一体的天堂寨国家5a级景区,已成为融山水风光、红军文化、古寨风情为一体的华东地区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和休闲度假地。境内有部级生态县霍山县的佛子岭水库景区、舒城县的万佛湖度假区、岳西县的鹞落坪国家自然保护区等众多4a级景区。从文化旅游资源看,大别山区是著名的革命老区,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诞生地和刘邓大军千里跃进的根据地。其中金寨县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县、全国第二大将军县,被誉为“红军的摇篮,将军的故乡”。境内有潜山薛家岗文化遗址、寿县古城墙等部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宿松县、望江县等是黄梅戏之乡;寿县是楚文化的故乡,是“淝水之战”的古战场。

4、区位优势明显

安徽省大别山区处在我国中东部区域经济发展的结合部,处于在皖江城市带、长三角经济区和武汉城市圈的中间地带。大别山区承接东部地区特别是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发展生态旅游产业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且近年来国家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数条铁路、高速公路贯穿大别山区,为联接发达经济体创造了良好的交通环境。

二、安徽省大别山区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1、经济整体实力较弱

从经济总量看,安徽省大别山区总面积约3.7万平方公里,占全省26.7%;截至2011年底,总人口达到1792万人,占全省26.3%,其中乡村人口1614万人,约占全省的30%。2011年,片区GDp为1819.6亿元,仅占全省GDp的11.9%,与其面积、人口占全省比重等指标相称,经济整体实力较弱。

2、人均水平较低

从人均指标看,安徽省大别山区人均GDp、农民和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2011年,山区人均GDp为1.02万元,只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39.8%,处于安徽省的下游水平。

3、产业结构层次偏低

从产业结构来看,在省、地方各级政府的推动下,大别山区非农产业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县域经济结构已经从“一、二、三”型调整为“二、三、一”型,但工业和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的局面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2011年,安徽省大别山区工业化率38.4%,低于全省县域6.3个百分点;城镇化率30.1%,低于全省县域1.5个百分点。

安徽省大别山区属于全国集中连片贫困区,限制发展的因素很多。其一,自然条件差,自然灾害频繁,生产条件较差,且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发展滞后。其二,工业化与城镇化基础薄弱,历来经济发展以农业为主,对农业过于依赖,工业化进程较慢。其三,人力资源匮乏,由于本地经济发展滞后,大量劳动力外出打工,且高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不足。

三、安徽省大别山区生态产业体系构建

1、生态农业

生态农业是根据生态学与生态经济的原理,运用系统工程与现代科技方法,把农业生产、农村发展和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资源高效利用融为一体,兼顾经济和生态效益、功能良性循环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生态农业对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安徽省大别山区应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将生态环保理念和先进农业技术贯穿于农业生产的各过程,培育并壮大优势农产业,发展天然、绿色、有机特色农产品,打造特色农产品产业基地和生态农业园。

(1)生态种植业。进一步发展壮大茶叶、板栗、毛竹、油茶、蔬菜、中草药等优势特色农产品种植产业。推广农业新技术,将农业先进技术运用到农业生产、运输、储存等各个过程,有效监控农产品生产全过程,在农产品种植过程中做到少施化肥、慎用农药,在农产品运输、储存过程中做到资源的合理利用与环保,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保障食品安全、绿色环保。

(2)生态畜牧业。按照节约资源、循环利用的标准,集约化规模化发展大别山区的鸡、鸭、鹅、猪等畜牧业,打造土鸡、皖西白鹅、黑猪等特色品牌,减少饲料喂养,推动循环种养、生态养殖,实现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的同时,发展以家禽粪便为原料生产有机肥的企业,并将有机肥料用于种植业,实现绿色循环。

(3)生态养殖业。大力发展蚕桑产业,改良品种改进种养技术,增强专业化规模化生产,建立蚕桑基地。重点发展水产生态养殖业,依托水库资源,推进生态型、环保型、节约型水产养殖。

2、生态工业

生态工业是应用生态经济学原理与现代科学技术,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多层次、多结构、多功能,实现循环生产、集约经营管理的综合工业生产体系。安徽省大别山区生态工业重点是大力发展特色农产品加工业,并运用循环技术与系统方法,打造生态工业园区。

(1)发展特色农产品加工业。延长农业产业链条,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产业,加大特色农产品、中药材等开发力度,提高产品附加价值,促进农民增收。安徽省大别山区重点发展茶叶、竹产品、茶油、丝绸纺织、柳编、中草药、蔬菜等农副产品加工产业,且各县区依据各自资源优势,选取适合本地发展的主导产业。如霍山县、金寨县及潜山县等要积极发展竹产品加工业,打造低碳环保型竹制产品;霍邱县进一步壮大柳编产业发展,打造多种类柳编工艺品等。

(2)打造生态工业园。安徽省大别山区选取环境友好型工业为本地工业支柱产业,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提高企业准入门槛,积极探索循环经济发展模式。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水力发电业、新能源产业、生物制药产业、装备制造业及环保产业等,限制发展资源型、污染型等产业。

3、生态服务业

生态服务业是以能源资源节约共享、产业高度关联、产品及服务绿色化为主要特征,倡导绿色生产与消费的一种现代化的服务业发展模式。安徽省大别山区生态服务业的发展,一方面要大力发挥本地旅游资源优势,重点发展绿色生态旅游业和红色文化旅游业;另一方面要注重发展为生态农业和生态工业提供生产的现代服务业。

(1)重点发展生态旅游业。加强联动开发、共同规划,建设旅游交通网络,打造以原生态和红色旅游为品牌的大别山生态旅游经济圈。第一,发展自然风光旅游业。进一步加强现有景区的打造和特色绿色景观的开发,特别是景区的成片开发。第二,发展农业观光旅游业及工业旅游业。将农业、工业与旅游业相结全,发展休闲农业,如观光采摘的生态果园、茶园,集养殖、垂钓、餐饮为一体的农家乐项目;发展工业旅游,在柳编企业、缫丝厂、竹产品加工企业等本地特色农产品加工企业开展参观、体验、购物等项目。第三,发展红色文化与历史文化旅游业。加强革命遗址、革命纪念地的保护性开发,培育新的景观载体,打造全国知名的红色教育基地;注重名人故里、历史遗址等的开发和文史资料的整理,丰富旅游产品内涵,打造成大别山文化旅游品牌。

(2)现代物流业。完善物流基础设施,合理布局一批特色农业经济区域,建设大型特色农产品交易市场,畅通安徽省大别山区农产品流通渠道,打造一批全国性特色农产品集散地和知名特色农产品中心。

(3)科技服务业。在安徽省大别山区培育一批科技创业服务平台和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加大对职业技术院校的投入力度,加强专业技术人才的培育,完善区域科技创新体系,重视农业新技术的研发及其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的运用和在农村的推广,促进科技服务业与生态农业、生态工业整合发展。

【参考文献】

[1]潘岳: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J].绿叶,2006(10).

[2]方时姣:以生态文明为基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J].经济学动态,2011(6).

[3]安徽大别山片区县域经济发展现状及思考[eB/oL].安徽省统计信息网,http:///news/open.asp?id=37188.

[4]王如松、蒋菊生:从生态农业到生态产业――论中国农业的生态转型[J].中国农业科技导报,2001,3(5).

化学与化学工程的区别篇9

中国共产党正值建党百年,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脱贫攻坚战的伟大历史性成就,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国国民经济已经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正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和不同阶层的差距依然显著,中国区域经济如何加快发展、协调和走向一体化,这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面临的重大现实依据和实践基础。

在“5·17”讲话中指出,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要“坚持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要“完善规划实施机制”“加强规划实施监测评估”,这无疑是摆在区域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面前的重大任务,时代呼唤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创新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学理论。

新中国成立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学在研究和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协调的现实问题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成果,但总体来说,中国区域经济学理论还滞后于中国丰富而生动的区域经济实践,有待于进一步形成严密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新时代新发展条件下迫切需要重点完善和创新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的内涵、理论、决策和评估体系,以期进一步增强其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协调和一体化的指导力和解释力。

一、迫切需要厘清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的内涵

区域经济学主要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空间规律的科学,或者说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在特定空间上的发展与协调规律的科学。区域经济学的区域是客观存在的时空。人类生产活动的时空性,总是具体地表现为在特定空间上的阶段性,这种不同的特定空间上的特定禀赋和特定阶段上的经济活动就产生了不同的区域经济。经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的同质性和相互作用的强度是划分不同区域经济空间的依据,也是规划和发展不同区域经济空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区域经济学中的区域也是国民经济中的、具有特定禀赋的、在经济上尽可能完整的空间单元,该特定空间内的经济活动及其相互作用具有某些相同的性质或功能,不同空间尺度上的区域往往拥有各自的核心区或综合的或特定的功能或取向,国家和地方治理上的区域至少是拥有一个中心城市的、适宜的行政单元区。

国外的区域经济学理论先后涌现出杜能的农业区位论(1826)、韦伯的工业区位论(1909)、霍特林的企业间区位竞争论(1929)、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1936)、胡佛的区域经济学(1937)、廖什的市场区位论(1938)、艾萨德的区域科学(1975)和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1991)等,从中可以看出,经典的西方区域经济学理论经历了近200年的发展历史。

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通过借鉴、吸收国外区域经济学理论,在立足于中国丰富而生动的区域经济实践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马克思主义区域经济理论主要经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地域分工理论、生产力均衡布局与协调理论、工农结合和城乡结合理论、城市间分工理论等在内的区域经济理论,列宁和斯大林关于生产力均衡布局的理论,毛泽东关于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思想,邓小平关于“两个大局”和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等的非均衡发展理论,江泽民的区域协调发展观和胡锦涛的区域统筹发展观,以及关于区域发展战略的系列重要论述。

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的实践基础主要指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先后经历了沿海向内地倾斜发展、沿海区域率先突破发展、“四大板块”战略区域总体发展和国内外区域全面开放合作发展的4个阶段。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学经过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的初步探索,改革开放、特别是“十一五”以来,随着中国区域协调和发展战略及规划的不断实施,使得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初步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进入21世纪后得到了较快发展。

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学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以现代化产业体系、城市与乡村现代化为支撑的,以区域创新驱动和区域协调发展为抓手的,以区域绿色发展和安全发展为保障的,以区域平衡发展和充分发展为路径的,是适应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新发展格局下的能够指导和解释中国区域经济活动高质量空间发展规律的理论和实践的总和。新时代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理论与应用创新的三个重点是区域经济理论、区域经济决策和区域经济评估,其理论、决策和评估是三位一体的关系,因为区域经济理论的落脚点在区域经济决策,区域经济决策的成效需要进行区域经济评估,区域经济理论指导其区域经济决策和评估,区域经济决策和成效评估又检验其区域经济理论的科学性,三者任何一方都不可偏废,否则都会偏离区域发展、协调和一体化的实际。

二、迫切需要在新技术革命条件下创新区域经济学理论

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学迫切需要构建能够反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影响的区域经济学,特别是需要探索区域经济学在逻辑起点上的及其逻辑演化中的新范畴和新理论,且要能够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协调和一体化战略、规划和政策的制定及实施提供新思路与新框架。因为任何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或提出,都是为了寻找其内在的区域经济规律,并致力于为其区域经济决策提供建议或支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加速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格局,特别是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数字全球化、数字化网链、数字化生产、数字化消费加速发展,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平台经济、零工经济等对传统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正在或已经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尤其是网络化协同的加强、智能化制造和服务的发展、个性化定制的推广、数字化管理的实施,使得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的生产组织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由于交通运输和信息通信技术的革命性的突破,时空压缩、甚至不受时空的限制,“0”距离甚至“0”成本的出现,使得一些区域经济活动的生产和服务不需要集聚即可即时生产、即时服务,譬如原来厂商区位的选择即引起经济活动空间分散的运输成本和吸引其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的集聚经济之间的均衡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得以弱化或消失;新发展条件下具有黏性的传统生产要素如劳动、资本和土地等的流动性在加强,且新兴生产要素如知识、技术、管理和数据等具有显著的流动性与一定程度的可复制性,使得经济活动的地域分工、合作、竞争及其层次和分工的效益发生颠覆性的变化;区位的可进入性在发生改变,区际的边界对生产要素流动的约束将不断弱化甚至消失,企业区位选择的自由度在不断提高,发展中地区和落后地区如中国中西部地区在原来传统的垂直分工中,就有可能获得水平分工;新发展条件下不同空间尺度的部分区域产业链的更替形成机制出现快速变化的趋势,使得中国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先进产业链成为可能等。也就是新技术革命、新区位因素和新产业链的形成和变化等问题使得区域经济学的理论源头及其经典理论和模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区域市场结构将逐渐或快速地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向寡头垄断甚至完全垄断与完全竞争相结合的市场结构转变,线上空间的实时交互性、均质化趋向和规模收益递增的存在,使得传统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交易模式和交易效率、空间组织模式和形态等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区位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雁形发展理论、梯度转移理论、核心—边缘模型,以及增长极、增长轴等理论和模型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在一些特定情况下,线上和线下寡头竞争和完全垄断市场的快速出现,客观上要求政府的战略利益协调能力、发展规划能力和有效实施调控政策的能力必须加强。

新时代新技术条件在发展和变化,要完善和创新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学理论体系,需要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区域经济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及其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基础上,切实从中国国情和区情的实际出发,立足于中国丰富而生动的区域经济实践,借鉴新经济地理学、新贸易理论、演化经济地理学等学科的最新成果,致力于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协调和一体化等重大问题,真正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学理论体系。

三、迫切需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区划理论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资源禀赋千差万别,各区域经济、社会、生态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如何科学合理地划分不同空间尺度的区域经济类型结构,是制定和实施国家和地方战略、规划和政策的基础。中国区域经济类型识别的理论即其区划理论要能够反映中国国情和各区域的资源禀赋和发展优势,能够在新发展条件下识别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类型区。也就是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学需要切实解决“真实的经济区域是什么”,然后才能谈其“为什么”和“怎么办”,也就是区域划分方案在现实中要有可操作性,因为准确识别与划分中国区域经济的类型区,是中国区域经济理论指导区域经济决策的前提条件,由此才能制定差异化的区域战略、规划和政策,才能分区分类精准施策。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至少30多次提出过区域经济区划研究、建议或调整的方案,曾经经济区划方案频繁出台。仅就在十四个五年总体规划中,其中“一五”至“九五”经济区划的空间格局由“一五”的沿海与内地的两分法、“二五”的六大经济协作区、“三五”的十大经济协作区到“六五”末的东中西三大地带,以及“十五”和“十一五”的“四大板块”“十二五”的三个支撑带和主体功能区的划分,到“十三五”和“十四五”的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渝双城经济圈等重大区域划分,“十三五”和“十四五”中两次继续实施的19个城市群的划分;另外还有老、少、边、穷地区的划分,以及其他特殊类型地区如革命老区、生态退化地区和生态脆弱地区、资源型地区、采煤沉陷区和独立工矿区、老工业基地、林场林区、边境地区等的划分。中国不同空间尺度的区域经济的板块区、功能区和特殊类型区到底该怎么划分?譬如西部大开发的区域大不大、东北区域小不小、20多类开发型的区域多不多等问题,迫切需要系统建立富有中国特色的不同空间尺度的且能够涵盖各种功能区和各种特殊类型区的中国区域经济区划理论体系。

准确的不同空间尺度的区域经济区划,就是要依据其本身的差异,按照特定的区划标准,包括同质性区域和异质性区域划分的标准来划分。当然,这种同质性区域和异质性区域的划分都是相对的,在具体的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治理中,又往往表现为各种战略区、规划区和功能区。中国的自然区划理论相对成熟,但对于经济区划的理论需要进一步探讨和完善,特别是如何选取区域经济区划的指标体系,如何建立其不同空间尺度的经济区划的等级系统,如何采取不同的方法具体体现特定区域经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的同质性和相互作用的差异,如何在其传统方法的基础上,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如遥感(RS)、地理信息系统(GiS)和全球定位系统(GpS),以及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等方法进行持续调查、监测和研究,都是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经济区划的分类指标体系也尚未形成共识,在其方法论的层面上仍然存在较大分歧。

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区划理论需要从新时代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通过借鉴欧盟、美国等的标准区域划分的方法,在充分考虑中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60%并将进一步提高的前提下,充分考虑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和经济轴带的产业链分工及其分布规律,既要考虑同质性标准区域的划分的必要性,也要考虑到异质性区域在特定区域经济发展中互补性的要求,实现不同空间尺度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区、规划区和各种功能区的有机构成和融合,实现东中西、南北中、海陆边等不同空间尺度区域经济及其等级体系的相互衔接,由此才可能提出富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区划理论支撑体系。

四、迫切需要建立区域经济决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

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决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是在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在其经济决策制定与实施中必须遵循和把握的规律及方法的总和。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决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主要由中国重大区域经济战略、重大区域经济规划和重大区域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构成。中国重大区域经济战略的制定和实施确定其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向,重大区域经济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是重大区域经济战略实施的具体化,重大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对重大区域经济战略和规划的直接支撑。事实上,中国正在实施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和40多个(狭义的)重大区域发展规划,以及相应的重大区域发展政策,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中国的区域经济学理论,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重大区域发展战略、重大区域发展规划和重大区域发展政策的支撑体系,中国这个区域经济决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体系,能够实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机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区域经济学理论中国化和能够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实际问题的中国方案。

毫无疑问,中国制定和实施的重大区域战略、规划和政策取得了重大成就,创造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奇迹,但也存在区域发展规划和区域发展支撑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并不完全符合区域发展实际的情况,还没有有效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的初衷和目标,一些区域发展的重大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其区域发展的差距并没有缩小,甚至有扩大的趋势。有效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协调和一体化的重大问题,需要系统构建中国重大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重大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和重大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虽然不同空间尺度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所解决的区域经济问题很不相同,各区域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程度差异很大,各区域发展的利益诉求差异很大,且涉及各级各类政府行政部门和相关利益主体,但客观上需要统一构建起能够指导重大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规划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体系,以期为丰富而生动的中国重大区域经济发展、协调和一体化的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在原来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区域发展战略相对单一,区域经济计划与政策的制定遵循的主要经济规律和理论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价值规律和综合平衡的规律等,那么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新时代新技术条件下如何继承和发展这些规律和理论,如何在充分把握世情、国情和区情的前提下,在制定和实施中国重大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重大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和重大区域经济发展政策中更加遵循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特别是如何体现和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规律,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创新的理论课题。

中国特色重大区域发展战略、规划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主要包括其战略、规划和政策本身的构成体系和内容体系、主要目标体系和指标体系、主要措施体系和保障体系,以及其制定和实施的程序和决策过程、制定和实施的工具和方法、社会参与和协商的机制等;包括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以及需要紧密配合的产业、投资、环保等政策体系。另外,也包括区际组织与利益协调政策体系、区际冲突与协调管理政策体系、区际产业转移的支持政策体系、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体系,以及差别化援助政策体系,流域开发政策体系,城市群一体化政策体系、大都市区和经济圈治理政策体系等。

五、迫切需要建立区域经济决策实施成效评估的理论

中国区域经济决策制定和实施的成效如何,需要基于一致性和有效性对其进行全生命周期的评估。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决策实施成效的评估理论主要包括对中国重大区域发展战略、重大区域发展规划和重大区域发展政策实施成效评估等的理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要求“根据本规划确定的区域发展战略任务,制定实施一批部级区域规划实施方案”,要求“健全宏观经济政策评估评价制度和重大风险识别预警机制”“落实规划实施责任,加强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强化政策协同保障”。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重大区域发展规划和重大区域发展政策实施的成效如何,必须进行系统性的成效评估。过去我们注重区域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完成成效评估的工作,特别是一些地方的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有的甚至不进行评估就马上进入下一轮规划和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工作,不仅难以发挥其战略与规划的导向作用,而且使其相应支持政策的作用大打折扣。

化学与化学工程的区别篇10

一、肯定成绩,正视问题,客观评价年全区社会事业各项工作

年全区社会事业发展工作主要有四个特点:

(一)争先创优较好。年,全区社会事业工作共获得部级表彰奖励集体26项、个人24项,市级表彰奖励集体61项、个人47项。比较突出的有:我区成功创建为“全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区”,成功申报并被批准为“中国楹联文化城市”,被国家科技部表彰为“全国科技进步考核先进区”,被国家体育总局表彰为“全国体育竞赛优秀赛区”,被中国科协命名为“全国科普示范区”,被国家信息办命名为“全国区域经济信息化试点区”,被市委宣传部评为“市文化产业发展先进区”,年初升高比例达91.7%,高考上线6064人,列全市第4位,顺利实现考上、至少1人的目标。

(二)发展步伐较快。教育方面,高等教育发展势头良好,交通科技职业学院和斌鑫职业学院即将建成,今年9月即可招生,新引进交通大学和理工职业学院2所高校。新建寄宿制学校6所,改造地震受灾校舍8.7万平方米。在全市率先组建职教集团,并以此为依托,规划建设5平方公里的区职教创业园,开启了“校校互动、校企融合、校地合作”的职教发展新模式,目前已协议引资3亿元,征地拆迁资金到位5000万元,即将启动基础设施建设。科技方面,建立起区级科学技术奖励长效机制,全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5家,新认定重点新产品30个,新获得国家专利授权60件,增长106.9%,科技成果转化率提高到41%,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44%。数字档案馆一期工程全面完成。成为市首批“统筹城乡信息化示范区”。卫生方面,新建成规范化镇卫生院4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4个、社区卫生服务站2个、村卫生室100个。新争取到区中医院、5个基层卫生院、2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40个村卫生室的国债建设项目。新农合参合率达94.9%,高于市平均水平近10个百分点。计划生育方面,区、镇、村三级网络日益健全,技术服务功能提升,特殊人群违法生育专项治理成效明显,行政执法不断规范,利益导向政策全面落实。文化体育广电方面,新建成镇街综合文化站5个,在建11个。完成滨江路网球场、门球场建设。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完成无线覆盖工程,是全市第一个完成新建铁塔无线覆盖工程的区县。有线电视网络用户发展到11万户。

(三)群众得到实惠较多。教育方面,在全市率先实行“免费午餐”、“免蒸饭费”、“免开水费”、设立“生源地助学金”和“生源地奖学金”等创新措施,建立起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含中职)、大学的贫困学生助学机制和优秀学生奖励机制,全年投入助学、奖励经费6972万元,受益学生超过12万人,确保了全区各类学生都有学上、都能上好学。计生方面,全年共有19558人享受奖扶政策,奖扶金达864万元。卫生方面,新增6种儿童免费接种疫苗,使我区免费接种疫苗达14种。儿童“四苗”接种率达到98.6%。新农合制度不断深化,全年共有184.9万人次获得就医补偿,补偿金额达9067万元。食品药品监督方面,不断强化宣传引导,加强执法监管,为广大群众饮食用药安全构筑了一道坚实的屏障。

(四)重点工程推进有力。一是中学迁建工程一期工程顺利完工,于年8月验收合格正式投入使用,5000余名师生喜迁新校,极大地缓解了城区中学教育资源不足的矛盾。二是顺江小学迁建工程和支坪中学续建工程圆满完成。两所学校分别于年8月和今年2月正式投入使用。三是体育场工程全面完工投入使用。四是新广电中心大楼续建工程完工,于年9月正式投入使用。五是区妇幼保健院迁建工程已完成主体建设,正在进行装修和环境施工,预计今年6月竣工交付。六是区人民医院迁建工程顺利开工。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区社会事业发展在“一小时经济圈”中的优势不突出,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目标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与全区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用建设区域性中心大城市的要求来衡量还有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思想还不够解放,策划和创新的意识不强;社会事业建设项目受土地和资金因素制约较大;城区教育、卫生资源依然不足,文化事业发展相对滞后;个别领域的历史遗留问题较多,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些因素依然存在;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不够丰富,文化氛围不浓;人口计生基层基础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加强等等。针对这些困难和问题,我们必须进一步增强科学发展、创新发展、加快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自加压力,奋力拼搏,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努力开创社会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二、突出重点,狠抓关键,牢牢把握年社会事业发展目标任务

年全区社会事业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市委三届三次、四次全会、区委十二届四次、五次全会和区“两会”精神,以统筹城乡发展为总揽,以建设区域性中心大城市为目标,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实施“科教兴区”战略和建设“健康”为重点,以构建和谐社会为根本,振奋精神,抢抓机遇,务实创新,力求在发展上有新思路,在工作上有新举措,在成效上有新突破,全面推进各项社会事业“加快”和“率先”发展,以优异的成绩为建设区域性中心大城市做出新贡献!

年全区社会事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高考工作要再上新台阶,考上、人数比去年翻一番,重点本科上线人数突破600人;新引进高校1?2所,实现新增2所高校建成招生;完成职教创业园部分园区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工作确保国家和先进;专利申请增长30%以上,科技成果转化率45%以上,科技进步对经济贡献率达45%;信息化试验区建设要有明显成效和推进的进度;文化、体育工作进入市区县最前列,单项要有在全国获奖的项目,争创市级文化先进区;新农合工作继续保持全国和先进水平,农民参合率达92%以上,参合农民受益率达100%,基金使用率保持在90%左右;人口计生工作要确保市党政目标考核和业务考核先进,继续保持优质服务和协会工作两项全国先进的荣誉,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2‰以内,全年人口出生率控制在7‰以内;医疗卫生工作保持市先进,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分别控制在50/10万和10‰以内;食品药品监管、广播电视、档案、地方志等工作要进入先进行列;重点工程确保按进度推进,安全和按期投入使用。

社会事业涉及方方面面,非常具体。抓好新一年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必须突出重点,把握关键,抓住要害。各个部门和镇街要善于研究中央和的政策,准确把握上级的要求,把关系改革发展大局、涉及广大群众切身利益和在本行业带动性强的工作作为今年工作的重点,努力加以推进。下面,强调几项重点工作:

(一)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以实施“三名”工程、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工程、教师校长队伍素质提升工程、重点校示范校建设工程、“两基”成果提高工程、重点项目建设工程、安全稳定工程等七大工程为抓手,继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全面落实免费义务教育政策,促进教育公平,办好人民满意教育。进一步完善区示范学校、名师、名校长的评选、培养、管理、表彰机制,以及面向全国公招优秀校长、教师的人才引进机制,重点打造中学等已有名校,确保工商学校创建部级示范性中职学校成功,全力推进中学、五中、八中创建市重点中学工作,力争1所以上创建成功。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努力提高校长和教师素质,落实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绩效工资政策,激励教师工作积极性。继续深化完善初升高自主招生考试制度,不断规范办学行为,初升高比例达92%以上。完善中学续建工程,开工建设小学和双福小学,新建寄宿制学校5所,迁建和改扩建标准化学校5所,确保交通科技职业学院和斌鑫职业学院建成招生,力争交通大学双福校区项目和理工职业学院项目落地,加速推进职教创业园建设发展。高度重视学校安全,全面排除新增动态D级危房,进一步加强师生的安全教育和管理。

(二)着力推动科技创新。围绕千亿工业强区目标,重点推进信息化建设,以信息化促进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现代化,强化科技工作考核和科技成果应用,突出科技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第一,要抓住我区被列为国家和市信息化建设试点区的机遇,重点打造好双福电子信息产业园,努力开展it产业招商工作,新引进it企业2家以上,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提升3个百分点以上。完成数字档案馆二期工程建设,加快档案信息化进程。第二,要认真落实好区委、区政府鼓励技术创新实施品牌战略的一系列激励政策,支持企业创建市级、部级企业技术中心和高新技术企业,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专利申报力度,引导企业建立现代质量管理体系,大力实施品牌战略。第三,要在已经建立的科学技术奖励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以政府为导向、企业和单位为主体、社会力量为补充”的科技工作考核激励机制和科技人才培养引进机制,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科技、尊重人才、鼓励创新的良好氛围。科技部门要牢固树立科技工作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意识,探索创新加快科技发展的有效方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专利申报、科技信息服务、科普等工作,深入实施科技兴区战略。各镇街要加强科技推广人才队伍建设和科技服务三农工作力度,使科技富民政策落到实处。

(三)努力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按照建设“健康”的目标任务和有关要求,今年卫生工作的重点是:强化一项卫生保障措施,切实抓好两项建设,进一步完善三大体系。第一,要强化一项卫生保障措施。包括扎实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试点,逐步探索符合区情的改革思路和政策措施;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启动创建全国卫生城区工作;继续深化新农合制度,严厉查处违纪、违规行为,依法打击违法行为,确保新农合资金的规范使用和科学管理,不断提高保障水平,各镇街要提前谋划和开展2010年筹资工作,确保任务完成。第二,要切实抓好两项建设。一是基础能力建设。实施“健康”卫生行动计划,重点推进公共卫生设施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健全区、镇、村三级农村卫生服务网络,确保区中医院、8个基层卫生院、2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40个村卫生室的国债建设项目按进度要求实施,完成区人民医院迁建基础工程及部分配套设施建设,全面完成区妇幼保健院迁建工程并正式投入使用。二是医疗卫生单位内涵建设。加强医德医风医技建设,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提升行业形象。加强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培养和引进学科带头人、名医生等各类优秀人才,积极开展医学科研和成果转化应用。第三,要进一步完善三大体系。一是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认真履行好疾病控制、免疫规划、妇幼保健、卫生监督等公共卫生职能,传染病发病率控制在270/10万以内,“四苗”接种率保持在98%以上,有效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切实加大食品药品监管,保障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二是完善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医院管理长效机制和重大医疗纠纷处置机制,新建规范化卫生院4个,规范化村卫生室实现全覆盖,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全面推行政府购买公共卫生服务和社区公共卫生服务券制度。三是完善应急和医疗救治体系建设,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系统和应急诊疗救护指挥系统。

(四)不断提高人口计生工作质量。第一,要进一步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工作重心要下移,工作力度要加大,工作作风要深入细致,做到“五个坚持”:坚持集中性宣传和经常性宣传相结合,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坚持孕前型管理为主,加大违法生育控制力度;坚持责任落实到人,加大对基层计生干部特别是村居计生干部的管理考核力度;坚持“一校两栏三室”阵地建设模式,加大基层阵地建设力度;坚持清准报实,加大人口统计工作力度。第二,要完善两项管理。一是完善信息化管理,建全区、镇、村三级信息化管理网络,确保管理服务措施全面、及时、准确落实到位。二是完善综合治理,形成计生、卫生、教育、民政、公安、法院等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密切协作、齐抓共管的综合治理工作格局。第三,要强化三项措施。一是强化依法行政,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开展违法生育专项治理活动,严格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加大违法生育处罚力度,落实好奖励扶助政策。二是强化流动人口管理,摸清家底,完整、准确地清理、登记流动人口,合同管理措施落实到位,流入人口享受同等服务政策落实到位。三是强化目标考核,进一步细化和量化考核项目,坚持目标管理责任制和“一票否决”制,实施分地区类别、过程和结果相结合的党政目标、部门责任、业务目标三线考核办法。第四,要落实四个保障措施。一是层层落实责任制,保障工作目标任务落实。区人口计生委要建立领导和职能科室联系镇街工作责任制,各镇街也要相应建立领导联系村居工作责任制,并将联系工作实绩与个人考核挂钩,以此强化责任意识,加大对基层工作的督促、指导力度。二是落实重点帮扶制度,对工作后进的镇街开展督导剖析,弥补完善薄弱环节,保障基层工作的整体推进。三是进一步深化优质服务,加强技术服务机构、人员的规范化建设和管理,全面提升工作水平,确保国家优质服务先进区复查验收合格、继续命名。四是充分发挥协会职能作用,不断完善计划生育村民自治。

(五)大力繁荣文化体育。要响亮提出把建设成为“文化大区”的口号,迅速启动剧场、文物库房、滨江文化长廊和中小学校外活动中心二期工程建设,不断完善与区域性中性大城市相适应的文化体育设施建设。继续推进广播电视村村通、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家书屋、农民体育健身、农村电影惠民等工程建设,全面完成镇街综合文化站建设。大力发展数字电视用户,确保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积极招商引资和策划包装争取项目,加强文物、古镇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全面完成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田野调查阶段任务。深化管理体制改革,积极培育市场主体,加快文化、体育产业发展。围绕建国60周年和聂荣臻元帅诞辰110周年,打造一批文艺创作精品。完善和发挥现有文化、体育场馆的功能作用,积极开展全民健身和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进一步完善和强化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输送管理机制,积极推进学校体育、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全面发展。深入实施卫生、体育、文明三大行动计划,努力打造“健康”。努力挖掘文化的内涵和底蕴,打造特有的城市文化名片,不断增强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对外知名度。加快推进创建文化先进区的工作,明确提出“三年建成市级文化先进区,五年建成部级文化先进区”的目标,为把打造成为文化大区而努力奋斗!

三、振奋精神,开拓进取,确保社会事业各项工作扎实推进

(一)以创新的思路破解工作难题。事业要发展,关键在创新。各镇街、社会事业各部门和单位要深入研究和思考今年的重点工作,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抢抓机遇,找准切入点和突破口,理清发展的思路,研究新的有效措施和办法,目标要高、思路要新、措施要实、效果要好,力争实现新的突破,做出自己的特色,形成的亮点。同时,要综合利用社会资源,创新体制机制,多渠道筹措资金,全方位思考和尝试社会事业的发展模式。各镇街、社会事业各部门和单位要思考我们今年在哪几个方面、哪几项工作上应该并且可以作一些新的探索,要勤于调查研究,寻求工作新的突破口;要善于思考,寻求工作新的思路;要敢于运用,使新思路成为工作的新措施、新办法。特别是教育、体育、文化、卫生、广电等与市场经济有着密切联系的领域,一定要创新举措,大胆探索尝试市场化经营、企业化运作的新路子,挖掘发展潜力,增强发展后劲,推进产业化进程,提高社会和经济效益。

(二)以创业的精神谋求更大发展。社会事业发展过去之所以滞后,既有受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制约的原因,同时又有认识不到位和干劲不足的原因。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我们进一步提高认识,振奋精神,以加速推进社会事业发展为己任,真正把社会事业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工作来抓,拿出干事创业的劲头,推动社会事业各项工作取得实效。特别是在今年,要善于抓住中央扩大内需、增加投资的大好机遇,认真研究国家和政策,及时准确把握上级部门的投入方向和重点,积极策划包装项目,加强联络协调,千方百计争取上级更多的项目和资金投入我区社会事业发展。对在去年底和今年初已经争取到的社会事业类新增中央投资项目,包括镇街综合文化站、卫生院、计生站等项目的建设问题,我在这里特别作一下强调:一是要严格项目建设管理,加大施工监督力度,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二是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保证进度。三是要加强项目资金管理,健全财务制度,确保专款专用。希望我们每个项目的主管部门、业主单位、施工单位以及监督管理单位都进一步强化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切实履行好职能职责,扎实推进各项工作,确保每项工程都成为优质工程、廉洁工程、安全工程,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同时也为我区下一步争取项目奠定良好基础。同志们,我们要看到,的社会事业发展与先进区县和发达地区相比,差距还很大,我们必须拿出加快发展、忘我工作的精神和干劲,必须付出比别人更多的辛劳,加倍努力,迎头赶上。要有一种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精神,要从本地区、本部门和本单位的实际出发,在明确责任上下功夫,在细化措施上下功夫,在抓好落实上下功夫,真正干在实处,干出实效,干出实绩。今年,区委、区政府将继续对已确定的考核内容实行目标考评,考核坚决逗硬,充分调动积极性,有力地推动工作。各镇街也要根据区里的考核办法,制定完善符合本地实际的考核办法,认真组织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