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欧拉定理篇1
(一)20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
20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经济高度繁荣，资本市场也异常活跃。但正是因为股票市场的过度投机，加上金融监管的放任自流，导致了股票市场的暴跌。而股市资金的高杠杆率将其他金融部门也拉下了马，银行出现信用危机。与此同时，受制于金本位制，为平衡汇价，政府采取紧缩货币政策，此举更加遏制了有效需求，危机开始向实体经济蔓延。面对刚开始的股市崩盘，胡佛政府错误地估计了经济形势，主张“静观其变”，甚至采取了背道而行的财政政策以应对经济危机，导致经济紧缩程度加剧，经济大萧条不可避免的发生了。面对濒临崩溃的经济，罗斯福总统采取了一系列推动经济增长的宽松财政和货币政策。经过几年的“新政”，美国稳定了金融秩序，消费、投资和出口不断增长，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社会生产力得到恢复。罗斯福新政不仅避免了经济危机带来的全面社会危机，而且通过系统的制度建设，修正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种种弊端，维护了政治稳定，为其后半个世纪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奠定了基础。
(二)七十年代石油危机
1973年10月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阿拉伯国家通过实行减产和禁运，并联合其他第三世界产油国提高石油价格。这次石油减产和禁运严重打击了西方消费国，由此引发了二战后最为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所有工业国的生产力增长速度都明显放慢。此次危机表面上看是对石油消耗的过度依赖造成的，但实际上是美元与黄金的双挂钩体系导致支付能力过剩所引发的通胀危机。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以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让美国有了无限逆差的可能，并且美国也希望通过这样的地位来主导世界经济，并通过无限的支付能力来转移自己的通胀压力。但是，世界经济总量是一个常量，美元的无限增加只可能导致美元成灾，各国都要为美国经济买单。当通胀超过一个临界点时，世界范围内的大萧条将不可避免。对于石油危机，西方政府采取的直接措施就是能源的开源节流。同时，由于石油危机让经济陷入滞胀，美国政府采取了供给学派的调控理论，提出了经济复兴计划。美国在实施相关的石油消费政策后，极大地推动了石油节约和替代技术的发展，减少了经济对石油的依赖。金融监管方面采取一系列变革活动后，原来的限制性金融体制开始走向新的竞争性体制。美国逐渐走出了滞胀。
(三)日本“失去的十年”
20世纪八十年代的房地产泡沫破灭后，日本陷入经济萧条。在1991－2001年的10年间，日本Gnp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3%，财政状况不断恶化，被称为“失去的十年”。虽然危机源于股票和房地产价格的暴跌，但经济的过度开放以及不合时宜的外汇改革导致大量热钱的流入，成为泡沫滋生的温床，而国内经济结构性失衡和国内经济部门竞争力低下进一步造成经济动力的丧失。当经济出现去杠杆化，经济必然会经历重新恢复增长动力的阵痛。日本经济危机的根源原因就在于经济泡沫过大和产业空心化。经济危机发生后，日本政府立即启动了改革措施，采取了扩大出口、拉动内需，复苏经济的方法，相应的政策措施主要集中在对外贸易、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金融改革等方面。但是，由于日本经济处在投资陷阱和灵活偏好陷阱中，即利率的下调无法刺激投资的增加，而实际货币的增加也因为人们持币待购的心理无法使利率下降，此后历任日本政府的刺激政策都收效甚微。目前日本经济依然低迷，日本经济要真正走出衰退还需要从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统筹改革。
(四)拉美债务危机
20世纪八十年代，拉美许多国家陷入债务泥潭，主因是对外债的过度依赖，其次是债务结构不合理，主要集中在短期外债上，再加上资源过度向外贸部门集中，因此偿债期限过于集中和自身经济结构失调导致对外支付手段枯竭，引发债务危机。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社会分配不公、基尼系数过大等问题开始凸现，社会落后引发政治危机，而政治上的不稳定又触发了债务危机。为了应对债务危机，拉美经济改革经历了“稳定性”调整的应急性改革和“结构性”调整的结构性改革两个阶段。20世纪九十年代拉美多国经济改革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以市场化和自由化为导向的改革使拉美经济实现了恢复性增长，实现了从封闭的进口替代模式向外向发展模式过渡的转变。在恶性通货膨胀得到控制的同时，财政失衡的现象有所减缓。不过九十年代拉美经济并没有恢复到债务危机爆发前的水平。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9年巴西金融危机的“桑巴效应”加剧了拉美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危机的滞后效应和扩散使得拉美恢复性增长放缓。由于拉美经济改革的局限性使得诸如收入分配等结构性问题继续存在，拉美经济依然脆弱，受到外部冲击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五)东南亚金融危机
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是典型的货币危机。由于前期的粗放式发展导致投资过热，经济出现泡沫化，同时外资的快速涌入加剧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因此当经济增长开始减速、投资信心动摇时，固定汇率制度就给游资的冲击提供了加速器。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是国际金融炒家对弱国固定汇率的狙击。而这些国家外债过多及债务结构的短期化使得国家短期资本处于较大风险敞口。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东南亚国家经济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调整缓慢。东南亚国家经济基本上属于出口导向型，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大都建立在出口迅速增长的基础上，虽然各国均提出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型的战略目标，但始终进展缓慢。面对货币危机造成的混乱，东南亚绝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短期的应急汇率措施和长期的宏观经济稳定计划。尽管各国都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但干预政策也存在一些失误之处。如泰国政府对汇率制度一再坚持的失误;印尼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紧缩性政策，使原本低迷的经济陷入难以自拔的深渊。但从长期效果来看，东南亚国家都能因时制宜，根据金融危机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一些更有针对性的措施，提高了自主调控经济的能力。通过一系列有针对性的监管法案加强了对金融业的监管力度，并对国内经济的复苏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的成因、传导机制及政府对策
(一)美国次贷危机和金融海啸
2007年末美国金融泡沫再次破灭，不过这次的标的不是郁金香，不是股票，也不是土地，而是次级贷款以及由此衍生出的衍生品。次级贷款产品的繁荣是建立在房价预期上涨的经济环境下的。当房价开始下跌，房贷的违约增加，银行的抵押资产贬值;保险公司面临高额赔付支付不起;投资银行手中的次贷衍生产品遭到信用降级，投资银行面临破产。
同时，银行坏账损失侵蚀了银行资本，加上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使得融资更加困难，从而加速变卖资产，流动性急剧紧张。流动性紧张导致实体经济难以支撑，从而演变成经济危机。此次金融危机的主要诱因是美国人的超前消费导致了私人部门的高杠杆率，而对利润的疯狂追求也导致了金融部门的高杠杆率，因此在急剧的去杠杆化过程中次贷危机爆发了。不过，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在于实体经济的空心化，以及it技术革命后没有新的技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面对呈燎原之势的次贷危机，美国政府立即采取了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金融监管等一系列措施，包括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稳定偏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更长期的产业政策和金融监管改革。而且受美国进口需求的减少，许多国家对外贸易明显下滑，资本出现外逃，各国政府纷纷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减少金融海啸的冲击，同时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国内需求的增加，更长期的，则是对金融监管体系和内容的改进与更新。
(二)欧洲债务危机
目前正在不断发酵的欧债危机与之前的拉美债务危机类似，也是不堪负债重负下的金融危机。欧洲是由于高福利体系拖累了国家财政，欧元区各国高额的社会福利开支使得各国的财政经常存在超支的倾向。在经济繁荣时期，这一问题可能会被掩盖，而当经济出现衰退的时候，这一问题就会凸显。此外，高额债务也越来越拖累经济的增长。由于欧元区货币体系统一而财政各自为政，导致了财政约束力不足，经济实力较弱的南欧国家背负了与财力不相符的巨额外债。
因此，当欧洲边缘国家发生债务违约问题时，由于信任危机的传导，使得危机向核心国家蔓延。从表面看，债务危机是债务国过度举债自食恶果，不过从根源看经济增长的停滞才是根本，而只有经济发展模式与产业结构与时俱进才能避免类似危机的发生。欧洲诸国在次贷危机后普遍采取降息的政策以提振经济，并不断向市场注入流动性防止危机的扩散和加深。尽管欧盟、欧洲央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积极协调解决欧债问题，但由于欧元区财政政策的不统一，以及高福利惯性导致常规的紧缩政策得不到有效贯彻，因而仅仅依赖于外部救助很难将欧洲从债务泥潭中拔出。
统一的欧元为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移除了障碍，但欧洲缺乏统一的财政联盟，欧盟各国政府在运用财政政策时都面临着遵守“马约规定”和促进本国经济增长的两难选择。缺乏财政纪律约束的欧洲各国在财政政策的选择上会存在利益的博弈，而欧洲要避免这类危机的再次发生就是必须进行欧元区改革，建立统一的欧洲财政联盟。不过眼下解决欧债问题最快捷的方式还是对债务过重的国家实行债务减记，同时发行欧洲统一债券，增强信用评级。
历次金融危机比较研究的启示
(一)高杠杆率是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金融危机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过高杠杆率。在危机严重期间，在市场压力之下被迫开始的去杠杆化过程，强化了资产价格下降的压力，并进一步加剧了损失、资本下降和信贷萎缩之间的正反馈。如上世纪“大萧条”期间，美国人在土地和股票的买卖上采用的是“保证金”交易方式，保证金比例仅10%;拉美债务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也是因为国家部门杠杆率过高引发的;日本的房地产泡沫和美国的次贷危机则是因为房地产部门的杠杆率过高诱发的。而杠杆率的短期集中化也是促生金融危机的原因，短期负债过多使得国家在面对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时缺乏足够的抵御能力。就中国而言，中国目前过分强调投资，比如基础设施领域、地方融资平台以及房地产领域都具有较高的杠杆率和债务短期化，风险正在不断地积累，因此对于投资领域杠杆率的控制，中国需要以史为鉴。
(二)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引发金融危机
美国大萧条和拉美债务危机的爆发其部分原因就是源于社会分配体制的不公平。20世纪二十年代美国经济持续增长，收入大幅增加，但收入增加在各社会集团及家庭中的分配是不均匀的，财富和收入在向少数人手中集中，贫富差距很大。1929年，美国三分之一的财富掌握在5%的人手上，全美大多数人因为失业或收入水平低而减少购买，少数富人则兑换黄金作为财富积累而不去消费，从而引发整个社会消费需求不足。类似地，八十年代拉美地区贫困人口占到拉美总人口的44%，其中赤贫人口达到2．27亿，基尼系数高达0．535。由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对中国的启示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注重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性，避免过多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应该培育社会的中间阶层，确保需求的稳定增长以及社会的稳定。
(三)福利主义过分强调公平也可能导致金融危机
与分配不公截然相反是社会分配的过度公平。欧洲债务危机的发生与欧洲普遍实行的高福利政策不无关联。由于高福利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导致其失业率相对一般国家较高，而高失业率带来的失业保障金等支出持续上升，同期以税收为主的财政收入却在下降，这进一步加重了财政负担。更为严重的是，高福利制度带来道德危机，败坏了社会风气，阻碍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现阶段发展在强调公平的同时，也要注重效率。建立与国情相适应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既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又确保社会稳定。同时，有提升空间的保障需求能激发劳动力的释放，提升生产效率，避免重蹈欧债覆辙。
(四)产业结构不合理是爆发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
回顾近百年以来发生的金融危机我们会发现，金融危机背后往往是因为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导致经济增长乏力从而诱发金融危机。比如，日本的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就是因为资源过度集中于房地产部门，导致实体经济外迁造成本国产业空心化;又如，拉美和东南亚国家则是将资源过度集中在外贸部门。这种非均衡的产业结构很容易遭受单一冲击的影响，也容易造成投资的低效率。中国目前资源投资部分潜藏着较大的风险，如基础设施投资过大、传统产业比重过高、三类产业发展失序。产业结构的跛行急需得到调整，未来中国产业应该向新兴产业转移，构建立三类产业比例协调、发展合理的产业格局。
(五)金融危机的处置路径选择
各国面对金融危机，在应对手段的选择上都是按照“即期—短期—中期—长期”的方式进行。首先面对危机，政府的即期手段就是救市，如切断金融的负外部性风险源，对有毒资产进行剥离、去杠杆化，保证市场流动性。短期措施主要是货币政策，保持较低的利率水平，同时辅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如减税，加大政府投资，这些都有利于需求的恢复。中期主要是增加生产和供给，确保资金流入实体经济部门。从长期来看，解决金融危机最终还是需要从产业结构调整着手，这才是避免金融危机的关键。
(六)金融危机传导主要基于信贷紧缩和资产价格紧缩
金融危机向经济层面的传导主要依赖于信贷和资产价格的急剧变化。如银行危机，原来的货币供给乘数遭到破坏，导致货币供给量的减少，出现以信贷标准提高、利率提高为表现形式的信贷紧缩。而资产价格紧缩的传导载体主要是房地产、股票及其它资本品，像美国大萧条之前，股市出现泡沫化;日本上世纪80年代和美国次贷危机前，房地产价格泡沫也非常巨大。一旦资产价格泡沫开始破灭，如果没有外部的干预，资产价格就会大幅缩水，形成金融危机。因此，为了避免金融危机传导机制的形成，事前需要随时关注资产品价格的泡沫化程度，而一旦初显泡沫破灭的迹象就需要外部的及时干预，避免市场的过度震荡。目前，我国对房地产的调控就是在挤压房地产泡沫的同时，确保住房市场的健康发展和房价的稳定。
(七)金融危机后调控政策选择的有效性和适度性
系统性金融危机需要政府的积极干预。一般金融危机后各国的政策路径选择依次按照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措施，配合供结学派的增加生产，同时在长期内实行产业结构调整和改革。借鉴国际上成功的经验，应付金融危机的措施包括以下内容:采取紧急措施，稳定金融体系;改变制度框架以有效应付危机;处置无法继续经营的金融机构，强化能够继续经营的机构，管理不良资产，实现重组等。虽然总体战略都有许多类似的地方，但每一个国家战略中都考虑各国的客观情况和偏好。在战略初始阶段，优先考虑的应当是稳定金融部门和提出重组方案，同时要有配套的宏观经济稳定计划。不过经济的发展有其自身发展规律，因此在经济经过最初的恢复期后，危机发生国家的经济走上了正常的轨道并开始增长，金融危机初期采取的行政色彩强烈的宏观调控措施就需要及时退出，例如德国模式，否则那些曾经的救命措施很可能会成为经济恢复的桎梏。
(八)金融危机后风险处置模式的选择
金融危机后，风险处置模式大体可分为四类:一是政府主导下的重组模式，主要针对那些特大型金融机构。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美国对花旗、通用及两房的风险处置方案就是采用此种模式;二是市场化并购，主要针对大中型金融机构。由行业内的优质龙头企业来收购兼并存在重大风险的公司，对问题资产进行剥离的同时，增强自己在某一方面业务的实力;三是市场化重组，主要针对行业内大中型企业，一般不以被重组公司的法人主体资格因原公司破产清算被消灭为代价，重组后存续的公司或者继续保有法人主体资格，或者是在被重组的若干公司取消法人主体资格而新设一个新的法人;四是市场化破产，采用此种模式进行风险处置通常针对那些资产状况严重恶化、失去救助价值的金融机构。
(九)建立金融危机宏观审慎监管模式
微观经济学欧拉定理篇2
法国前财长、自去年夏天起担任imF总裁的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坐在椭圆形会议桌的首席。这间会议厅里挂着往届imF总裁的画像，清一色的男性。拉加德的一名重要助手向代表187个国家的24名执行董事汇报坏消息的时候，拉加德也静静聆听。工作人员讲出了全部实情。她说：“讲真话是我们的职责。”她相信还有时间阻止经济的第二次崩溃，不过时间不多了。
拉加德认为，如果欧洲、美国、中国及其他国家没有找到更好的通力合作以稳定世界经济体系的办法，后果将非常可怕。imF的人都不想用“全球萧条”这个词；相反，他们说“决定性时刻”或“类似30年代的时刻”。但谁都知道他们的言下之意：就业岗位大规模流失，政治骚动，混乱无序。
拉加德说，imF能为世界指引走出危机的道路，但这条路代价高昂，人们(尤其是美国人)很可能拒绝承受。imF的目标之一是建造一座规模将近1万亿美元的“全球防火墙”，相当于imF手头钱的将近3倍，但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可能还是不够。拉加德说，她对美国会支持该构想感到乐观，但观察家大多认为，美国的支持不会转化为资金资助。财政部的一名官员坦率地说，美国“无意为imF寻求额外的资金”。
拉加德在接受采访时直言不讳地谈到了世界各国如果继续无视风险可能面临的后果：“人们失去信心，这将影响投资决定，影响就业的创造，影响贸易额”，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会受到冲击。“我们最好确保我们拥有缓冲器、拥有防卫力量，确保我们积累的储备金，从而能够抵挡冲击。”
人格特质
拉加德被称为全球经济的“铁娘子”。但她不是经济学家，也从未通过选举出任政治职务。与她共事的人说，她最杰出的技能是倾听和评估形势，组建一个强有力的团队，在困境下取得尽可能好的结果。
“她是imF总裁，同时是个女人。”法国记者吉勒・德拉丰这样说道。拉加德并不羞于表现自己的优雅，有时甚至有点炫耀。据说她任法国财长时，出访行程中有时会包含一项内容，只有简单的两个字：“石头”。这是留出来购买珠宝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在努力把人们团结起来之时，她展现出敏锐而细致入微的社交判断力。
斯特劳斯・卡恩爆出性丑闻之后，拉加德的存在当然改变了imF的形象。但是，imF还有一些更深层的变化，与仅仅一年前的时候相比它也大为不同。拉加德不仅仅在应对危机，她所积累的权威远远超越了imF或其总裁名义上的职能。她正迅速成为全球最有权势的人之一。
一名资深雇员把imF比作一家医疗合作社：成员们接受体检，如果患病会被开出一份处方，同时较健康的成员帮助支付账单。听着不错。但在实际操作中，政府往往不愿接受诊断，国民们也对治疗方案深恶痛绝，因为后者往往涉及痛苦的财政紧缩。一名职员说，imF曾被视为“拿婴儿作早餐的机构”。
当然，谁也没想到西方繁荣国家有朝一日不得不接受imF的治疗。它们向来是出资方，不是受资方；它们发号施令，自己却无须遵守。然后，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一切变得显而易见，21世纪没有哪个经济体能够与世隔绝。如今，imF扮演了某种执行者的角色，敦促欧洲政府乃至争执不休的美国国会服药。
实际操作中，争取imF成员国的合作更多的要靠磨嘴皮子而不是施加压力。在此过程中，拉加德的人格魅力几乎与其职位一样重要。imF副总裁内马特・沙菲克说：“总裁总是在谈论各种数字，但她对这些事务涉及的种种关系和人也有很敏锐的直觉，这为增进我们的影响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她位于华盛顿的办公室里，拉加德微笑着回忆起她去年7月首次作为imF总裁出席欧洲峰会时的情景。“我在那儿，和国家元首一起走进会议室，在同一张桌子旁坐下，讨论同样的议事日程，发表我的看法，提出我的建议，和我所谓的‘同侪’交谈。这相当有趣。你知道，（法国总统）萨科齐以前是我的上司，现在突然成了我的同侪。”她几乎大笑起来，感觉这么想很好玩。拉加德最迷人的品质之一就是她放松自如的心态，善于捕捉事情的讽刺意味。
多个“第一”
拉加德成为权势人物的过程不仅仅是一名通晓如何克服种种障碍的女性的故事，也是危机本身的内幕故事。正如imF的一位同事所说，“她从风暴的中心见证了这场危机”。56岁的拉加德经常成为担任某个显要职位的“首位女性”，因此，她的生命轨迹广为人知：她是学者的女儿，马里兰州一所著名女子学校的交换留学生；1974年在国会实习。后来成为美国贝克和麦肯齐律师事务所巴黎办事处的一名律师。1999年担任该律师事务所执行委员会的首位女性主席。2007年，萨科齐任命拉加德为法国经济、财政与工业部长，创下法国女性的又一个“第一”。但是，巩固其声望的并不是所有这些“第一”。她过去是，现在也是，危急时刻应运而生的领导者之一。
2011年5月15日，周日清晨，拉加德在和伴侣格扎维埃・焦坎蒂共度闲暇时光时读到了一则快讯：斯特劳斯・卡恩因涉嫌对酒店女佣犯而在纽约被捕。几乎从新闻传出的那一刻起就很明显，卡恩将不得不辞职。几天后，他确实辞职了。
甚至在卡恩被捕之前，imF内为接替他而展开的各种运作便已开始，因为人们预计卡恩会在6月份宣布参选法国总统。就在卡恩被捕的两天前，拉加德在伦敦与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共进了晚餐。奥斯本对拉加德表示，如果她有意就任imF总裁，英国会支持她。
竞争真的开始了。拉加德得到了默克尔的支持，她和默克尔很熟，彼此直呼其名。imF的一名职员说：“她们相互信赖。她们有共同语言：两人都喜欢把话说明白。”
但是，有一个问题。拉加德是法国最受瞩目的内阁部长，萨科齐不愿放她走，尤其是在他即将迎来选举年之时。“我觉得萨科齐对此不太高兴，”拉加德说，“我认为跟他谈过这件事的人包括（英国首相）卡梅伦和默克尔。”一些富有影响力的新兴经济体原本希望由非欧洲国家的人接任imF总裁，在耗费数周时间争取其支持之后，拉加德最终获得了这一职位。
她接手的这个机构已经经历了一场激进变革。2007年，imF似乎还是半死不活。但当2008年危机来袭时，在斯特劳斯・卡恩的管理下imF登上了中心舞台。等到拉加德上台时，欧洲领导人已经接受了此前不可想象的观点：imF将协助监督希腊遵守严格的指导原则，它可能还为建设“防火墙”做贡献，保护各国不受国债领域猖獗的投机行为之害。
风格包容
不过，拉加德管理imF的方式和卡恩颇为不同。她最开始与24名执行董事打交道时也有点尴尬。此外还有如何称呼拉加德的问题。她最后选择了“主席女士”这个称呼。
拉加德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性别差异，但我被告知说，我的管理风格更具包容性。”这关系到形成一个团队的观点，采取一致同意的策略：“偶尔‘浪费时间’”来达成共识，这样“你将不必浪费时间来说服人们执行”。
拉加德说：“不听我的就滚蛋，那不是我的作风。我们终究要达成妥协，找到共同的平台，应该把尽可能多的人包括进来。”她停顿了片刻。“我不理那些混蛋，因为在这一点上我不会妥协：撒谎者，欺骗者，没有团队精神、像寄生虫一样的人。这些人，我忍受不了。”
imF的一名与拉加德密切共事的资深职员说：“她在最艰难的时刻挺身而出。我从没见过这么糟的时候。”在去年7月的欧洲峰会上，拉加德传递了有关欧债危机的严峻性的坏消息。这名资深职员说：“是她让他们认识到问题有多么严重。”
去年8月，拉加德参加了美联储在怀俄明州的年度讨论会。她警告说，欧洲银行根本没有足够的钱来承受危机，这些话成了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她在imF的一名同事说：“我认为，她在8月一举赢得了自己讲真话的名声。”
数周之内，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和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都下了台，接替他们的是至少能够理解局势之严重性的专家级官员。拉加德的一名助手说：“我们把妖怪重新装进了瓶子。但是有的时候，感觉就像我们只是从一个欧洲峰会跌跌撞撞地赶往另一个欧洲峰会。”
在下个峰会到来前，拉加德只能希望她的警告会让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重回轨道。她的用意不是激起恐惧，而是为了创造一个环境，通过更强劲的增长、对危机国家更好的保护以及欧盟在货币和财政政策方面的进一步一体化，让全球经济略微稳定地向前发展。
微观经济学欧拉定理篇3
成本控制既是一个微观管理问题，也是一个宏观的制度结构决定与规划问题。通常关于成本控制的研究总是较多地集中在微观组织（特别是企业）内部，从生产经营角度进行观察。这是一种颇为狭隘的观念。成本的最终决定，客观上受着许多处于组织之外的环境因素的影响，成本控制也不只是唯有企业或其他微观组织才要考虑的问题。在资源有限或稀缺的条件下，任何一个人类组织的生存与活动，都必然要面对成本控制问题。这种控制除了要求许多具体细致的努力之外，还必须在更为广阔的意义上进行。本文研究地理交通问题的成本控制意义，即是从一个广阔的角度来进行有关成本问题的考察，从中可以就制度及组织结构设计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地理之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历来有着重要意义。
人类社会发展演进中各个重要阶段的变化，无不与地理因素密切相关；而交通的意义，更表现在极为广阔的领域。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延续中稳定的结构体系，很大程度上与东临大海、西据崇山、北被辽原，中原腹地物产丰富且交通给便的环境条件有着莫大关系。地中海沿岸地区温润的气候与便利的交通条件，不但孕育了古代希腊和罗马两大文明，而且直接促成了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复兴及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十五世纪海上通路的开辟打通了通往整个世界的通道，也敲开了美洲、澳洲、乃至亚洲千百年沉寂的大门，也因此而有了澳洲与南美的开发，北美的崛起。随着19世纪蒸汽机车的发明、铁路的建设与交通的长足进步，整个世界的格局一步步发生了巨大改变。进入20世纪之后，其影响更是一步步融入到企业组织结构之中，直接左右着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选择。跨国公司组织配置的核心，就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以成本作为主要考虑因素来进行供、产、销及科学研究、融投资等多种活动及资源的系统配置，最大限度地发挥规模经济和跨国经营的成本与战略优势。这种配置反过来影响各有关国家的内外政策，影响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与经济关系。二十世纪晚期网络及通讯技术的发展，使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小小的村落。道．R.汉森（DonR.Hansen）和m.m.莫温（m.m.mowen）在《成本管理：会计和控制》一书中谈到，“交通和通讯系统的巨大改进为许多制造及服务企业提供了一个全球化的市场”。（DonR.Hansen，maryannem.mowen，2003）实际上，全球化所产生的影响，并不仅限于市场一个方面。其对世界范围内各个层次上成本安排及成本控制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中，地理及交通因素始终与成本控制纠结在一起，是成本控制问题研究中一项不可忽视的因素。中国古代的大禹治水，从《尚书•禹贡》的资料来看，很大程度上是解决了国家管理体系建设及宏观控制中的交通（包括信息沟通）问题。在此基础上，才有国家体制的建立及贡赋的可行基础。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内部交通网络体系也是十分庞大的。其铺石路面积达200万平方英里，比同一时期中国汉朝的铺石路面积（150万平方英里）还要大。便利的交通网是它实施庞大帝国的内部统治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随后之所以分裂成众多处于相对孤立状态的封建庄园，使欧洲社会经济在封建时代处于极度低潮，除了政治及社会原因之外，交通的破坏也是一项重要诱因。中世纪末期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得益于陆上通路的开辟及海路的开通。威尼斯曾被描述为历史上著名的、具有经营能力和有效行动的最有说服力的典型。威尼斯商业重要意义的最大奥妙及其成为东西方商品交流市场的原因，就在于它优越的地理位置。作为通往中欧的最近海港，德国商人在此最先到达海口，地中海东部各国商人把货物运到这里也比运到其他市场为近。（詹姆斯．w.汤普逊，1992）在世界历史中，海上冒险家们探求海上通路的行为之所以被给予极高评价，主要因为商道的开通影响并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蒸汽机车及铁道的影响，则为大机器生产准备了一项重要的基础条件。没有便利的铁道运输，就不可能以较低的成本将大批产品从产地运往各个消费地，送达消费者手中；也不可能使生产商的原材料供应得到充分保障，并使其成本大幅度降低。20世纪海上运输、航空运输的发展，运量的大幅度提高，运程的缩短及时效性的提高，有力地促进了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形成。九十年代之后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进一步为世界范围内的沟通提供了便利，也极大地改变了生产、生活中的种种观念。
（二）地理、交通的重要性也是许多经典论著的核心议题。
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将其势力推广到整个世界，是因为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交通的极其便利，以及因之而来的低廉的商品价格。这“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马克思，1972）汤普逊则认为，“象近代史一样，古代史很多是关于争夺商路控制权的历史。”（汤普逊，1992）
亚当．斯密曾经很仔细地讨论了交通运输与分工的关系。他说：“通过水运，为每一种产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市场，这是陆运所不能单独办到的，因此，正是在海岸，以及在通航河道的两岸，各种产业自然而然地开始分工，并得到改进。”（亚当．斯密，1972）究其原因，在于：与陆路运输相比，水运具有很大的费用优势。具体来讲，一辆由两人驾驶，八匹马拉的货运马车，在大约六个星期内，可在伦敦和爱丁堡之间来回运送将近四吨货物，而一艘由六个或八个人驾驶的轮船在同一时间内，可以在伦敦和利斯两个港口之间来回运送200吨货物。因此，用伦敦至爱丁堡最廉价的陆路所能运输的200吨货物，要开支100个人三星期的生活费以及与这种生活费大体相等的400匹马和50部大车的损耗。而水路运载的同一数量的货物，却只需要开支六个人或八个人的生活费，载重200吨的一艘船只的损耗，以及保险费的差额，即陆运保险和海运保险之差。按照斯密的分析，如果两地之间除了陆运以外没有其他运输方式，在世界各个遥远地区之间，就不可能有多少商业，或者根本没有任何的商业。正因为如此，“最先开化的国家就是那些位于地中海沿岸的国家”，（亚当．斯密，1972）而这又根本上得益于它们得天独厚的航运条件。[next]
威廉．配第分析荷兰的比较优势时，也对地理及交通运输的功用作了极大肯定。这从其《政治算术》第一章标题就可见一斑：“一个领土小而且人口少的小国，由于它的位置、产业和政策优越，在财富和力量方面，可以同人口远为众多、领土远为辽阔的国家相抗衡。在这方面，特别是航海和水运的便利起着最显著而又最根本的作用。”（威廉．配第，1978）配第认为，财富和力量增进的差异，是由各国的位置、产业和政策，特别是海运和水运的便利造成的。荷兰以其极为狭小的地域，之所以能够在海上贸易中一度称雄，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地理位置及交通条件。荷兰几乎没有一个工场或商业所在地离可通航的水面一英里远，这就使得其产品的运输成本极为低廉，因为，按当时的情况，水路运费一般只有陆路运费的十五分之一或者二十分之一。所以，配第认为，如果荷兰的商业有法国那样的繁荣，那么，荷兰人由于在全部开销方面少花十五分之十四的邮递费和运费，他们的商品售价就会比法国的商品售价为低，而其销路也自然会比法国商品销路更大。
马克．布洛赫在研究欧洲封建社会时认为，“如果说从现在观察到的角度看，欧洲的封建文明有时似乎非常具有普遍性，有时又具有极端的特殊性，那么这种矛盾的主要根源则在于交通条件；这些交通条件有利于将非常普遍的潮流传播到远方，而在某个特殊地方，却阻碍邻近地区进行趋同性影响的交流。”（马克．布洛赫，2004）这种影响遍及世界各地，见诸于各种文明之中。
（三）地理因素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在于对运输成本的影响。
亚当．斯密曾指出近海地区在减少运输成本方面的重要性。拉德勒特和萨克斯分析发现，深处内陆的发展中国家比沿海发展中国家平均多支付50%的运输成本。他们还发现，双向运输成本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下降0.5个百分点。（马克．布洛赫，2004）有学者发现，运输成本在决定各国参与全球经济的能力上举足轻重。对于开展国际业务的企业而言，运输成本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在更近的年代，地理是发展过程中决定性因素的观点已经得到普遍承认。按照地理经济学的观点，自然地理是发展过程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因素，主要争议则是集中在运输的作用上。许多大城市最初都是由于靠近便利的水道而得到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可以提供便捷而低廉的运输。在现代经济发展及跨国经营中，由地理和交通运输问题而导致的成本考虑具有重要意义，而这时的成本也不再仅仅是运输成本。S.布雷克曼等著《地理经济学》中提供了有关这方面问题的两个很好的说明性例证。一个是关于德国贸易与距离关系的分析，结论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到德国经济中心的距离（代表运输成本）每增加10%，德国对外的出口就会减少8.2%。另一个例证是在企业水平上关于计算机硬盘驱动器生产的分析，涉及的是生产的世界性分布。该例中所反映的事实对于研究现代跨国企业的成本控制无疑具有重要启示。
（四）地理和交通因素不但决定一个国家或一个大的区域内经济的聚集与分布，也决定一个微观组织机构的体系架构。
正如现代地理经济学的观点，“制造活动的处所、这些处所之间的关系和其余的空间都是地理经济学中的关键因素。要分析这种关系，就必须把运输成本考虑在内，因为运输成本在决定集聚和分散力之间的平衡中起着重要作用。”（S.布雷克曼等，2004）意大利史学家卡洛.m.奇波拉主编的《欧洲经济史》第一卷中在谈到中世纪欧洲居民的拓居模式时讲道：“陆路运输甚或逆水运输的高昂费用限制那些不值钱而又笨重商品的远距离贩运。”（奇波拉，1988）这一观点，堪称“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的中国古训的现代翻版。不论是古代、近代还是现代，历史的观察都会告诉我们，交通运输的便利程度，以及与之直接相关的运输成本高低，都是决定经济范围与发展程度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交通运输直接影响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生产力布局、产业的集聚程度、以及对外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它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企业组织的组织结构形式，影响企业产品生产成本以及最终利润的实现。如同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由分散的家庭手工业向集中的手工工场以及随后的大工厂发展中所发生的那样，资本家之所以要冒着负担固定人工及因固定资本而发生的费用风险建立集中的工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采用外包方式分散加工时巨大的运输费用、损耗、时间的延误、以及管理上的不便。在现代跨国公司的发展中，我们所看到的则是因为交通及通讯的巨大便利，一种产品的生产可以分散在若干不同的国家进行生产加工，以获得人工、材料费用及其他资源方面最大的优势。
（五）通过地理及交通因素，我们可以对世界经济发展中许多重要的事实作出恰当的解释。
这也是之所以把地理、交通问题拉入成本控制研究的根本原因。对成本控制而言，地理、交通问题的重要性，乃是因为与之相关的运输成本。不论是对宏观还是微观经济，运输成本都是一项重要的影响因素，从而也成为研究成本控制及社会经济演进时一项重要考虑。这与科斯将交易费用作为制度结构决定的解释因子有着差不多相同的意义。
总体而言，任何时代的成本控制，都可能表现为基于一定环境条件的具有宏观和微观双重意义的综合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控制链条（控制通道）的长短及控制的幅度，总会成为现实的重要考量。转变为实际的观察，则是与社会（包括交易）成本相关的沟通问题。其中的关键因素，乃是交通运输和通讯，地理问题则是决定交通通讯的最重要变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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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克．布洛赫.2004.封建社会（上）.商务印书馆:129
微观经济学欧拉定理篇4
[论文关键词]美国；法国；国家关系；观念利益；转型；根源
一、两国国家关系驶入转型轨道
围绕伊拉克战争的国际事态演进，美国和法国的国家关系经历了深刻变化。战争结束后，两国领导人多次表示，谋求建立一种新型的双边关系。
旧的跨大西洋主义概括了美国与法国双边关系的基本特征和范式。美法关系作为美国与欧洲盟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针对苏联威胁。美国占据主导地位，但通常采用协商和对话方式协调大西洋两岸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和行动。这种方式被表述为协商、达成一致、存在分歧、谈判的程序。
布什就任总统后，尤其在伊拉克战争中，越来越充分地表现出抛开欧洲盟国(包括法国)，我行我素的单边主义姿态。布什先后退出一系列国际条约，拒签一系列国际协议。使多年来国际合作的成果毁于一旦或受到严重挑战。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做法把关法关系拖入一种新的范式。针对伊拉克战争，法国分别在北约和联合国等重要国际舞台对美国的颐指气使给予杯葛，强化了旧的跨大西洋主义范式的渐行渐远。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双方为弥合分歧所作的努力遮遮掩掩，使人们越发认识到美法双边关系的确发生了某些根本性改变。回到布什上台之前的老路上缺乏现实性．同时鉴于两国关系的重要性，维持现状也非明智之举。美法迫切需要确立一种区别已往的新型双边关系。一种后大西洋主义的范式。
美法这种新型国家关系必须超越分歧。针对共同威胁。面向共同目标，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二战后，西方盟国之间的关系危机并非没有发生过，也并非只出现一次．但面对来自苏联的巨大威胁，大西洋两岸始终能够克服困难，团结为重。1966年，由于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国力提升和自主意识的增强，北约面临生存的严峻挑战。1967年，由比利时外长哈默尔(pierreHarme1)领导的小组提交的哈默尔报告(Ha硼elReport)兼顾美欧立场，为北约采用建立在共识之上的缓和(Detente)战略，兼具进攻和防御、军事和政治双重手段，继续生存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由佩尤中心(pewC~nter)所作的民意调查也显示，74％的法国人认为法美矛盾的根源是布什和它的施政方针，只有2l％的法国人把法美矛盾与美国本身联系起来。历史和现实都为美法两国缓和紧张，建立新型双边关系创造了积极条件。
综上所述，美法关系已步入转型期。深入探究造成传统跨大西洋主义终结和新的后大西洋主义诞生的根源，是正确理解人们拭目以待的未来两国关系所具有的本质特征、表现形式以及发展方向的重要基础。
二、两国对21世纪世界蓝图的设计之间横亘着战略鸿沟
美国设想的世界新秩序是美国霸权主导和操纵的世界秩序，被称之为布什主义的核心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从宏观上看，布什主义的理论基础是霸权稳定理论，具体上则是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当代霸权稳定理论发端于经济学家奥尔森(mantlrolson)建立的静态公共产品模型(staticpublicgoodsmode1)和集体行动理论。金德尔伯格(CharlesKindleberger)从国际政治和经济互动关系角度分析近代以来英国(19世纪后期)和美国(20世纪中叶)两个霸权模型后，认为国际经济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在国际体系中供不应求。除非某一占据控制地位的国家有兴趣并且有能力提供。于是国际经济的稳定系于这样一个具有霸权特征的稳定者。20世纪70年代，以吉尔平(RobertGilpin)为代表的部分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将这一经济学流派扩大到国际关系领域，确立了具有广泛影响的霸权稳定论的理论基础。
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与国际秩序的稳定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霸权国家依赖其超群实力。为国际社会提供以国际机制为主要内容的公共产品，促成国际秩序的形成和稳定。而且霸权实力越强，国际机制和国际秩序越稳定。时下全球治理理论被广泛接受和运用，将全球治理狭义化并嫁接到霸权稳定理论而形成了新的霸权治理理论，使霸权建立和维持不仅具有“客观需求”，而且被涂抹上西方的价值观。具有了“人道”、“人权”、“民主”色彩。
源自斯特劳斯学派(Straussianschoo1)的新保守主义是布什主义的具体理论基础，伴随布什主义的演化而逐渐炽热。极端保守的《旗帜》(theweeklyStandard)杂志主编克里斯托尔(williamKristo1)是曼斯费尔德(Harveymansfidd)的学生，另一代表人物、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维茨(paulwolfuwitz)是布鲁姆(ailanBloom)的学生，而两位老师都是被称之为新保守主义“教父”、曾培养100余名博士的施特劳斯(LeoStrauss)的骄傲弟子。
施特劳斯在其代表作《自然权力与历史》(naturalRightandHistory)一书中阐述了新保守主义的主要思想。强权领导国际社会完成其目标是智慧和强力发展的“自然权利”。古罗马帝国是自然权利的典型，其最终法律都是自然法：有些自然正确，有些自然错误。由这种自然权利不可避免地派生出“无限正义”(infiniteJustice)。显然，掌握这种“无限正义”的国际实体就是具有霸权特性的国家。
1981年，里根在英国国会发表演讲时表示：自由不只是少数幸运儿独有的特权，而是全人类的天赐权利。里根把苏联称为“邪恶帝国”与布什把伊拉克、伊朗和朝鲜纳入“邪恶轴心”，本质上并没有任何区别，即美国拥有判断善恶的“自然权利”和“无限正义”，美国成为事实上的“道德帝国”。新保守主义主张处理与美国安全相关联问题时。必须同时推广美国价值观，珏要时，须使用其超群的强大军力，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手段。表现为布什主义的新保守主义是布什继承了其前任里根总统对抗思维和军事遗产、其父老布什的政治抱负、克林顿总统丰硕的经济遗产，在后冷战条件下，特别是9·11事件后的总爆发。
美国今天建立“新罗马帝国”的鼓噪也深深孕于其建国史中。美国国父们在《联邦党人文集》中的笔名都是古罗马时期军事统帅普布利乌斯的名字，美国议会和国会山也都借用了古罗马的称呼。当年，这种借用更多地体现了古罗马共和时期的民主理念，今天人们联想的则是古罗马对内民主、对外霸权的帝国形象。
而法国主张世界多极化(multipolarite)，仅对华关系中，希拉克总统就曾在与、会谈中和在中国春节招待会上多次强调这一点。希拉克说：只有一种主导力量的世界是危险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支持一个多极化的世界，欧洲也必然会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法国未来世界的蓝图设计与美国截然不同。
无论是“霸权稳定论”向外输出霸权化机制。还是“新保守主义”向外输出霸权价值观，都是围绕霸权的诞生、维持和强化而展开，因此，必然在行动上都表现为相似的进攻性、掠夺性和单边性。2002年9月，布什政府公布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强调“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原则”，把布什主义的政府政策上升为国家战略。布什主义淋漓尽致地体现了“霸权稳定论”和“新保守主义”。
而按照所主张的世界多极化蓝图，总结法国历史的经验教训，结合法国国情和未来发展设想，法国采取的是和平对话与平等协商的方式来应对新世纪的挑战。法国历史上战乱不断，尤其是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痛苦，使法国愈发珍惜可贵的和平国际环境。同时，法国拥有西欧最大的穆斯林社区。总数达四至五百万，占法国人口总数的近1／10。海湾战争中法国的参战曾在法国社会造成文化、宗教的分裂气氛。当时，法国实施了名为“planVigipirate”计划，也加强了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内务安全措施。这些都使法国进一步认识到在不同文明之间激化矛盾和冲突的危险。
希拉克说：“我们不能接受任何可能导致冲突，导致’文明冲突’或’文化冲突’或’宗教冲突’的事情。最重要的结论是互相尊重，在掌握真理的问题上没有人更有特权。”2002年被法国定为“阿尔及利亚文化年”，2003年又被定为“中国文化年”。法国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增进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和睦共处。上述举措正是法国所主张的区别于关国的多极化思想的具体体现。
三、两国对21世纪法国国际地位和作用引发的认知冲突
关法两国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法国未来的地位和作用存在尖锐对立。
法国认为。法国主导的欧洲一体化保证了法国在21世纪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从经济角度看，欧盟与美国伯仲之间，伴随欧盟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和成员规模扩大，欧盟将越来越有能力发出影响世界的强音。处于这一进程核心位置的法国凭借自身大国的综合国力以及欧盟的雄厚依托，必然在21世纪获得更加充分的话语权和享有更加广泛的行动自由度。法国不是欧洲衰落的象征，而是力量重新凝聚的代表。
正是基于上述判断，希拉克才表现得自信而果敢。我们姑且称之为希拉克主义——面向21世纪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戴高乐主义。与对其它崛起国家的态度类似，美国对法国同样抱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种认为21世纪是亚太世纪，法国不过是正在衰落中的欧洲的一员而已，欧洲一体化的实质是一群无助的乘客拼命挤上一艘正在下沉的航船之中。美国有理由漠视和忽略它。我们可以称之为“法国势微论”；
另一相反的观点认为，欧盟成员国部分让渡的结果将导致未来形成一个再生的强大欧洲，新欧洲经济上与美国平起平坐，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必然构成对美国霸权的挑战和威胁。而美国冷战结束后所力图避免的正是这样性质的对美国构成挑战的势力出现，即使这一假设挑战来自它的盟友。我们可以称之为“法国”。
无论是“法国势微论”，还是“法国”，其结果都是相同的，即打破传统跨大西洋主义的束缚，在全球范围推行霸权战略，对法国也不例外。科索沃战争以来，美国不仅对联合国采取有用拿来、无用踢开的策略，而且逐渐摸清了欧洲的军事软肋。伊拉克战争终于为美国提供了抛开联合国和北约的契机。美国的轻蔑还表现在布什上台后不与欧洲盟友协商，单方面退出一系列国际条约。
针对欧洲联合自强的趋势，美国还对欧洲采取“分化”(disaggregation)策，大力扶持英国和“新欧洲”担当“特洛伊木马”，发挥牵制和制衡作用，实质是发动针对欧盟的先发制人式的搅局攻势。显然，在这次美法伊拉克危机中，美国一方面分化欧洲，给法国贴上“旧欧洲”标签，另一方面把欧洲当成一个任意选择玩具的盒子，通过组成临时性的自愿联盟(Coalitionofthewilling)壮大美国势力，削弱欧洲团结，破坏欧洲一体化进程。
四、两国面向21世纪的长期能源利益存在根本矛盾
中、近东地区既被欧洲，也被法国看成它的后院，正如拉丁关洲被美国当成后院一样。
法国除对因美国发动战争引发文明冲突和宗教冲突心存顾虑之外，更有其积极推动的一体化欧洲与美国在21世纪的长期能源利益矛盾。
世界能源贸易的90％来自石油。从上表可以看出。欧盟和美国基本实现了石油进1：2来源的多样化(其中，美国在西半球进12：中，加拿大占16％，委内瑞拉占15％，墨西哥占10％)，似乎在中东地区并不存在能源利益的聚积和冲突。
2002年，美国石油消费量占世界的25．4％，欧盟占18．1％；美国石油消费的52％需要进1：2。欧盟也是52％。从表面上看，美国与欧盟大体相当，也并不矛盾。然而。两者的潜在矛盾非常突出。2002年，世界石油探明储量的65．4％在中东地区，余下依次是中南美、欧洲与中亚、非洲、北关和亚太，分别为9．4％、9，3％、7．4％、4．8％、3．7％。中东地区石油储量占据绝对优势。而当年，中东地区石油产量仅占世界产量的28．5％，其它中南美、欧洲和中亚、非洲、北关和亚太地区，分别为9，4％、22％、10．6％、18．7％、10．7％，均相当或超出其储藏量所占比例。据预测，2010年后，以中东地区为主的石油输出国组织在世界石油产量份额，将由目前的39％增加到50％以上。2015年前，世界石油供需大体平衡，当年产量达到45亿吨峰值，其后趋于紧张，石油供给更加依赖于中东地区。欧盟扩大将增加石油进口，石油消费量与关国更加匹敌。21世纪，欧盟若要发挥与它政治预期相称的作用，不可减轻在中东地区的发言分量，否则它所设想的多极化将成为空中楼阁。法国从来不会对事关其未来大国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的中东能源利益这一原则问题与美国作任何交易。美法因此而较量也就不言而喻了。
五、政治历史造就的民族心理特征差异
从政治史和心理学角度看，法国与关国双边关系始终在波折中演进，造就了法兰西针对美国的独特的民族心理特征。
1778年，法国同美国签订同盟条约，法国对美国反英的民族独立力量给予支援，法美关系正式展开。英国承认美国独立的关英《巴黎合约》就在凡尔赛签署。然而。1793年，华盛顿总统撕毁美法同盟条约，发表著名的中立宣言，拒绝帮助法国大革命者反抗英国领导的第一次反法同盟的武装干涉。法关矛盾由此而产生，也首次在法兰西民族心底埋下对关不信任的种子。而且拿破仑战争遗产之一的民族主义在其诞生地法国更加深入人心，使法兰西民族的遇美反弹心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表现得尤其强烈。
戴高乐曾说过：在法国的伟大与它国的自由之间有着绵延2000多年的公约。历史上，法国始终作为欧洲和世界强国而发挥作用，长期的传统中央集权的统治方式，以及作为先进政治文化诞生地孕育了自豪、甚至自大的民族心理，大国观念往往同道义使命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法国人特有的心理特征。
战后，法美既能合作，又有争斗，而法国是西欧国家中唯一长期不畏于同美国直接争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盟国。法关最重要的矛盾焦点事件包括美国反对法、英、以发动苏伊士运河战争(1956年)，提出填补中东力量真空的“艾森豪威尔主义”；戴高乐宣布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1966年)，提出“缓和、理解、合作”、“从大西洋到鸟拉尔的欧洲”的东方政策；法国公开反对美国里根总统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1983年)等，贯穿整个冷战时期。
微观经济学欧拉定理篇5
但传统智慧可能是错误的。希腊和欧洲当局的协议实际上对于双方都是好事。该协议绝非欧元危机新阶段开始的标志，它有可能作为一系列漫长的政治妥协的起点被人铭记，这一系列妥协纠正了欧元最糟糕的设计缺陷，为欧洲经济复苏创造了条件。
反对创造欧洲单一货币然后允许希腊作弊获得欧元区成员资格的批评可以在20世纪90年代显得很有道理―理论上，它们至今仍然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应该让欧元区解体，甚至不意味着可以容忍欧元区解体。加入欧元区显然给希腊造成了破坏，但亚当・斯密在250年前眼看着失去美国殖民地要给英国带来金融灾难时就指出，“一个国家永远有各种破坏”。
资本主义的一大优点是它能适应破坏性条件甚至找到办法把它们转化为优势。19世纪中叶的美国十分不适合采取单一货币和单一经济结构，南北战争就是明证，单一货币造成的紧张局势和对奴隶制度的痛恨都是战争爆发的原因。如果加里波第没能统一意大利，说不定意大利会比今天更好。但一旦统一事件已经发生了，那么废除统一的政治经济制度安排所带来的痛苦，则常常超过了分裂带来的直接好处。欧洲似乎就是如此，所有欧元区国家，包括德国和希腊的绝对多数选民都这么认为。
因此，问题从来不是单一货币是否将打破，而是何种政治逆转、经济牺牲和法律借口能让单一货币得以维持。好消息是欧洲现在已经有了一些有说服力的答案。
事实上，欧洲已经克服了可称之为单一货币工程“原罪”的东西―《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禁止欧洲央行给政府赤字“货币融资”，以及禁止国家政府之间对债务负担进行支援。1月，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事实上绕过了这两大障碍，实施了量化宽松方案，其规模之大足以为所有欧元区政府（现在也包括希腊）的全部赤字提供融资，并将它们未偿还债务的大部分为欧元区所共有。
此外，欧洲政府终于认识到公共财政的最基本原则。政府债务永远不必偿还，只要可以以合作的方式展期或用由可信央行发行的新创造的货币买断。
但要让这一幕发生，必须按时支付利息，并且债务契约的神圣性永远高于关于退休金、工资和公共支出的选举承诺。如今，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政府被迫承认了支付债务利息才是至高无上的当务之急，因此可以获得来自欧洲央行的无限量货币支持，因此，希腊支持其并不比日本或意大利更沉重的债务负担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最后，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和一些北欧国家出于国内政治原因，要求对公开违抗欧盟机构和紧缩要求的希腊政客和选民们给予形式上的羞辱（ritualhumiliation）。实现了这一目的，欧盟领导人就没有进一步的理由对希腊施加紧缩或严格执行最新援助的条件。相反，他们有很大的激励通过放松紧缩以加速经济增长（不仅仅是希腊，而是整个欧元区），以此证明“严厉的爱”这一策略的成功。
这就引出了一个齐普拉斯政府和其他人在整个希腊危机中误解的问题：假设性伪善在欧洲政治经济学中的作用。公开言论和私下意图之间的差异在所有政治制度中都存在，但像欧盟这样的复杂多边结构别巨大。表面上，希腊援助将带来财政紧缩，从而加剧希腊经济衰退。但在实际中，预算目标必然有商量余地，只要政府兑现其在私有化、劳动力市场和退休金改革方面的承诺。
这些结构改革比财政目标重要得多，不管是对欧洲其他国家的象征意义还是对希腊经济而言。此外，延长欧洲央行对希腊的货币支持将转变金融环境：利率将下降，银行将资本重组，私人信用将逐渐可得（这是2010年以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如果援助监督者严格执行预算目标―这看起来不太可能―于是借款条件的改善轻而易举地就能抵消掉财政政策的略微收紧。
微观经济学欧拉定理篇6
亲自介入的慈善事业
如果不是欧文笛在现场加以解释，很多人都还不知道，坐落在北京东单的协和医院和协和医学院是石油大亨第一代洛克菲勒捐资建立的。只不过，她在活动上谈起洛克菲勒家族在中国的慈善事业，却带有一些不愿张扬的质朴和羞涩。
在资助建立协和医院之前，洛克菲勒基金会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国，为的是了解能为中国的医疗事业做些什么。经过各种讨论，他们决定将约翰・霍普金斯的模式应用到中国，建立了协和医学院。直到今天，协和仍是第三大接受洛克菲勒家族捐款的机构，仅次于芝加哥大学和洛克菲勒大学。事实上，中国的第一个经济学院―南开经济学院也是由洛克菲勒而建立的。似乎这个家族有“做好事不留名”的传统。
欧文笛对于洛氏家族慈善事业娓娓道来时，倒是没有一丝土豪气，反而强调“实地调查，亲力亲为”，而这几乎成了洛氏的家训被保持至今。欧文笛说，“虽然洛氏家族在从事公益事业时总会与专业人士合作，但亲自介入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钱哪儿去了，也能明白自己对什么人进行了什么样的帮助。”
现场有人提出，做慈善对于世界首富的家族来说很容易。但欧文笛的解释是，约翰・洛克菲勒（洛氏第一代）从24岁就开始做慈善了，当时他收入微薄，只能挤出十几美元进行捐献，但从那时开始，他的慈善脚步从来没有停下过。截止到193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的60个中国机构遍布13个省区，捐款的领域包括医疗、自然科学、教育和艺术。不管是24岁青年的几美元，还是坚持了整整六代人的慈善事业，欧文笛家族的公益事业基础并不是巨型的资产。
这次活动的举办方亚洲协会也就是由第三代洛克菲勒资助的，但欧文笛和自己的家人从没有把它看做是“自己的”，更不会认为“出钱的人是爷”，而是以一种分享的精神和尊重的态度，来赋予它一种独立的学术尊严。
而资中筠的到来，则是负责解答关于慈善的社会和历史问题。她替欧文笛回顾了美国慈善的过往。20世纪初期的时候，美国的财富的集中非常非常快，像洛克菲勒企业这样的大财团产生了。于是问题来了：这么多钱怎么花法？当时第一代洛克菲勒的一位老朋友尖锐地指出，如果没有做好科学的分配和处理，他的这些钱会贻害子孙和社会。资中筠对这段洛氏往事如数家珍，连欧文笛都佩服不已。
慈善组织更应该注重管理
相对欧文笛女士来说，任志强的公益事业并没有家族传统，但这不妨碍他成为本期对谈的亮点，因为他是场上唯一一个大家熟悉的中国本土行动家，这让现场的很多观众表示出了一种见到明星般的兴奋之情。
活动上，任志强的身份是阿拉善See的会长。他说：“善有很多种。如果仅仅是同情一个人，却不能把他从痛苦中解救出来，这种同情是无效的。我们必须要改变这个社会，改变这个制度，因此企业家在整个链条中就承担了更多更多的责任。”阿拉善See最初建立的缘由是为了治理北京的沙尘暴。一些企业家聚集了一定的资金和人才跑到沙尘暴源头―阿拉善沙漠开始治沙。那时候沙漠大概每年以40公里的速度向贺兰山跃进，现在已经基本上治住了。
当天，任志强与很多人心中经常用言语“开炮”的印象不同。他更愿意分享中国企业家在公益事业之中的一些经验。对于已经看到成果的阿拉善机构，先进的管理组织是关键的因素，参与的企业家们进行公开选举，一人一票，公开透明。任志强说：“正是因为在这样一个社会共同监督下和每人一票的监督下，迫使他不管谁来当选你都只能是付出，而绝不是索取。”
微观经济学欧拉定理篇7
关键词：数学；微积分；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4）52-0154-02
随着教育的发展，新的数学教育价值观要求人文教育价值与科学教育价值的整合，数学文化视角下的数学课堂理念的提出正是对数学教育价值观的顺应。微积分课程作为理工类院校最为重要的数学基础课，有着丰富的数学背景与数学思想，无疑肩负着传播数学文化的责任。但是由于数学文化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之间固有的差距，微积分课程的一线教师在注重及格率、注重数学工具化的数学教育面前，也只是数学史加数学教育的操作流程，同时，过分重视数学知识、外在教学目标以及教学过程的预设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微积分课堂教学中人文关怀的失落。
如何将数学文化“润物细无声”地融入到微积分教学环节之中去，一方面要不断地挖掘若干知识点中的数学文化，另一方面还要在教学环节中有意识地达到融入要适时、适量、适当的教学效果，这是微积分课程教学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给出具体的教学案例，同时结合教学实践探讨了把数学文化融汇于微积分教学活动中的体会。
一、微积分之数学史话
兴趣是学习的第一原动力。克莱因曾指出：课本中字斟句酌的叙述，未能表现出数学创造过程中的斗争、挫折，以及数学家所经历的艰苦漫长的道路，而学生一旦认识到这些，他将不仅获得真知灼见，还将获得顽强的追究他所攻问题的勇气。可见对于本就有些许枯燥的微积分教学习，如果能将微积分数学史话中的名人佳作、趣闻故事融入微积分教学过程中，可以加深对数学知识的理解，调动学习的积极性。
举例1.“初等数学是常量的数学，高等数学是变量的数学”，这是每一位微积分教师在序言课上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什么是变量的数学？将“变”的概念引入数学又引起了何等深刻的变化？可以引导学生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一下，这些问题是如何进入数学家视野的。当代数学的一个最主要的起源地是希腊，在希腊文明的古典时期，数学与哲学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关于变量和变化的数学问题已经开始孕育了，简单回溯一下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去体会为什么微积分会有今天的样子，为什么我们不得不绞尽脑汁来应付极限的ε-δ定义。
举例2.在讲到极限、积分概念时，列举我国古代朴素微积分思想的几个例子，如刘徽的“割圆术”与近代的极限方法是基本一致的，用这个方法证明了圆面积的重要计算公式，可以认为它是最早的极限思想。另外，祖原理也就是“等积原理”，是积分思想的早期萌芽，它是由祖冲之的儿子祖首先提出来，它的提出比西方的“卡瓦列里原理”要早1100多年，之所以没有为西方所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数学语言不够规范，导致此原理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这个原理的严格证明要用到微积分的知识。不失时机地向学生宣传中国古代数学的先进性，以此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同时，也让学生感受到现代数学语言的简洁性和无穷魅力。
举例3.在讲到无穷小量时，给学生介绍有第二次数学危机的由来，对于无穷小量到底是不是零的问题，提出它的牛顿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此后数百年的数学家都为之烦恼，实质上是缺少严密的极限概念作为微积分的基础，经过柯西等一批杰出数学家的辛勤工作，终于建立了严格的极限理论，并把它作为微积分的基础，直到维尔斯特拉斯的实数理论才彻底反驳了贝克莱的责难，使之成为极限理论的基础。这样，恰当地使微积分课堂不那么枯燥，反而洋溢着一种浓郁的人文精神。
二、微积分之数学美
在教学实践中，我们深刻意识到数学美在微积分教学中的作用，传统的微积分教学注重知识的传授，忽略了挖掘和展示微积分的魅力。事实上，一门学科的价值，除了实用性，还在于它给人们带来的美感，通过数学美的渗透，将微积分中美的精彩片段展示在课堂上，来启发熏陶学生，使微积分对学生具有亲和力，从而唤起他们的求知欲，对学生的终生产生深远的影响，将是微积分教学的巨大成功。微积分中美的例子太多了，就简单列举几个，关键是在讲授的时候与学生达到感情的共鸣和思维的启迪。
举例4.函数与极限是贯穿高等数学的两个最基本的概念，函数是微分学研究的对象，而微积分的定义就是极限概念及其推论，它们之间体现是闭区间上函数的增量与这区间上某点的导数之间的关系，它是微分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导数应用的桥梁。罗尔定理是拉格朗日中值定理的特殊情况，柯西中值定理又是拉格朗日中值定理的推广，而且泰勒定理是拉格朗日中值定理向高阶导数情况下的推广和应用，它是更一般的微分中值定理形式。微积分在定义和定理以及数、式、形之间，各个知识块即相互独立自成体系，又依一定的逻辑关系互贯穿，表现为高度的和谐统一。
举例5.多元微分学中的格林、高斯、斯托克斯三个公式，就其公式本身也呈现出形式美、结构美，更蕴藏着高度的和谐性。格林公式建立了平面闭区域上的二重积分与其边界曲线上的曲线积分之间的关系；高斯公式建立了空间闭区域上的三重积分与其边界上的曲面积分之间的关系；斯托克斯公式则建立了曲面∑上的曲面积分与沿着∑的边界曲线的曲线积分之间的关系。这三个公式在向量场中都有重要而实际的应用，体现了微积分的应用美。
举例6.在讲定积分的应用时，可以举例如下：由双曲线y=■在x≥1的部分绕横轴旋转一周所得到的旋转曲面称为Gabriel喇叭，利用积分方法证明这个喇叭所围成的体积是有限的，而它的表面积却是无限的，我们可以给学生打个直观的比喻，用有限的涂料把这个喇叭填满，却不能用足够的涂料把它的表面涂满，这个结论完全违背了直观，却可以利用微积分知识令人信服的证明，从而让学生在动手过程中体会到数学的奇异美。
举例7.在讲欧拉公式的时候，除了给学生们证明并应用之外，可以介绍欧拉的生平，法国巴黎发明宫的数学史陈列馆中就悬挂着欧拉公式eiπ+1=0，欧拉把数学中最重要的常数都统一在一个公式中，不得不说它是最美的数学公式，同时，数学课本上常见的sin和cos，tan和cot，∑等都是欧拉创立并推广的。
三、微积分之数学思想
数学素养的核心问题是对数学思想的理解和把握，在微积分教学活动中应始终抓住传授数学思想的主线，才能真正做到学以致用。数学思想本质上有三个：抽象、推理、模型，其中抽象是最核心的，通过抽象思想，在现实生活汇总得到数学的概念和运算法则，通过推理得到数学的发展，然后通过模型建立数学与外界的联系。
举例8.抽象性是数学的基本特征，因此在微积分的教学中要注意培养学生抓住事物本质的思维方法，在讲授导数的概念时，从曲线的切线问题，变速直线运动的瞬时速度问题及函数的最值问题入手，看起来没有什么联系，但数学家们从他们的本质特征出发，抽象出来的一个重要概念，就归结为导数，既让学生从本质理解了导数的概念，又培养了学生概括抽象事物的思维方式。
举例9.演绎推理思想是数学的重要思想，通常在教学中会反复涉及，在将讲授微积分时，通常是按照逻辑顺序“实数理论―极限理论―微分―积分”来介绍的，而微积分的历史顺序则正好相反，这段数学发展历程会带给我们很深刻的思考，为什么历史顺序和逻辑顺序恰好颠倒的？根据前面介绍的，牛顿莱布尼茨由于实践的需要创立了微积分，然而由于牛顿对无穷小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引发了第二次数学危机，反映了说明无穷小量在概念和逻辑上缺乏基础，正是这种严谨性的思想推动下，才有了后来严格的极限理论。这样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学生体会到演绎推理的严谨性。
举例10.模型性是体现如何将微积分来源于生活又应用到实际生活中的重要思想，在讲到微积分方程时，可以介绍“海王星的发现”这一例子，1845年法国数学家勒威利用微分方程，计算出这颗新行星的轨道，天文台按照指定位置观测，找到了这个从没见过的星，便是太阳系的第八课大行星―海王星，更有切身体会的例子还有21世纪的科学热点――生物数学，即用数学方法研究和解决生物学问题的边缘学科，在2003年SaRS爆发时，生物数学发挥了重要作用，科研小组对SaRS在北京的流行趋势进行了预测，及时配合了当时的救援工作。这些例子的介绍使得微积分显得更加的平易近人，又是威力无穷。可以结合各个学校的专业特色，对学经济的学生多讲微积分的经济应用，工科的学生多讲微积分的工程应用，这样微积分课程培养的就是既懂数学又懂人文，既懂理论又懂应用的全方位综合性人才。
在“以生为本”、“文理交融”的大趋势下，从数学文化的视角深刻挖掘微积分教学案例，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不仅使学生掌握了微积分的“工具”，还懂得了数学思想和数学精神，同时，在现代教育技术的帮助下，生动形象地展现教学案例，还可以协调和平衡数学文化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之间的差距，丰富了微积分课程传统的“填鸭式”的教学模式，体现对学习者主体价值的尊重，对于大学生素质教育的推进，同样有举足轻重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苟长义，顾沛.以数学文化的融入改进文科数学教育[.J].数学教育报，2008.
[2]顾沛.数学文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微观经济学欧拉定理篇8
41岁的于尔基·卡泰宁，总是能以表情生动、善于言辞而在人群中脱颖而出。
这位年轻的芬兰总理上任之时，正值芬兰“巨人”诺基亚陷入最低谷；此番来中国参加夏季达沃斯论坛，又恰逢微软收购诺基亚的当口。当人们频频向他表示惋惜之情，他却笑着摆摆手：“芬兰现在有两个巨人，一个诺基亚，一个微软”。
诺基亚的出售曾激起一些民族情绪。“但理智看来，诺基亚将换来的55亿欧元用在其他领域，也是一条路。”卡泰宁说完，从口袋掏出了自己的诺基亚手机——“顺便说一句，这真是非常好的手机”。眼睑下垂，一丝不舍跃于眉间。
昔日的全球手机王者正苦觅出路，“手机王国”芬兰的总理开始放低姿态——危机带给欧洲大陆最深刻的，是民众、企业、政府各方心态的改变。卡泰宁并不幻想出现任何避风港湾，只求尽快适应全球经济形势的新变化。
“学精明一些”
与卡泰宁相似，马耳他总理约瑟夫·穆斯卡特、保加利亚总理普拉门·奥雷沙尔斯基、土耳其副总理阿里·巴巴詹也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时表现出在困境中的坚韧。
正当欧洲总理们感受着中国“壮士断腕”改革决心的一刻，欧洲大陆再次传来不太乐观的消息——法国“牵手”塞浦路斯加入“欧猪五国”，“新重债七国”将成为欧洲复苏的拖累。
欧盟委员会预计，今年七国债务占GDp比重分别为希腊175.18%、意大利131.41%、爱尔兰123.33%、葡萄牙122.95%、塞浦路斯109.54%、法国94.03%、西班牙91.34%，风险依旧。
七国的政府消费、投资、出口的经济贡献率整体呈负数。财政紧缩、高失业率和社会保障大幅削减等，牵连着整个欧洲的经济、社会转型，甚至对执政当局造成挑战。
地跨欧亚大陆的特殊国家土耳其倒是对来袭的欧债危机稍显从容。这个国家曾在上世纪90年代遭遇了更为严重的危机。“这次我们警惕性很高，”巴巴詹坦言，“相比那时宽松的监管环境，现在我们保守多了。既然没那么精明，就该玩得谨慎一点”。
此刻，元气尚未恢复的欧洲大陆还要担心随时可能来自大西洋彼岸的另一场冲击波——美联储可能退出Qe3的决策。虽然美联储9月表示推迟退出Qe，但紧张气氛足以令市场惶惶不安。
巴巴詹简单估算了一下，5月底以来，美国和日本央行的政策调整让欧亚大陆几乎所有濒危国家、重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遭遇严重的资本外流。股市的外流资本已达70亿美元之多。
驳斥解体论
在大西洋两岸的风险夹击下，财政赤字偏高的国家可能仍难逃一劫。由此产生的“欧盟或将解体”的言论充斥不少亚洲媒体，令前来参加达沃斯论坛的马耳他总理约瑟夫·穆斯卡特大为不解。
“作为欧洲国家的总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解体不可能，欧盟会走下去。”穆斯卡特表情严肃。
对此，《纽约时报》却唱出反调。该报评论称，塞浦路斯的银行系统资产已缩水近50%，损失高达该国年均GDp的两成左右，经济问题引发的“分离主义”倾向开始蔓延。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巨大代价，使得塞浦路斯“被剥夺感”和“脱盟”情绪高涨。
“欧盟必须建立统一有效的单一市场，不能再拖。”穆斯卡特坚定地称明年会成立专门机构，梳理和协调民众建议，协助领导层快速作出决策。
一直轻松幽默的卡泰宁对此也异常严肃。“很多国家在讨论联邦主义，这简直是荒谬。”他坐直身板，“教育、财政等问题各国能自行解决，但国际决策能力必须由超国界组织来规范和引导。”即便单一市场的建议意味着放弃部分，此时的欧盟各国也必须推行下去。
复苏的脚步
事实上，欧盟始终致力于建立欧洲银行业联盟，以共同框架来稳定和保护银行业，至少先维护金融稳定。
但欧洲央行执委会成员默施于9月16日宣称，在修订欧盟条约创建银行业联盟问题上，欧洲尚未作好准备。欧洲当局可能将在10月中旬前后拟定一系列条款，以便评估银行业资产负债表。当下，以第三方机构来评估银行业资产质量迫在眉睫。
卡泰宁的意见很明确，尽管这势必引发各国之间的制衡，可能出现借贷和还债的不对称行为，但银行业联盟是欧洲联盟最基本的基石，各国只能抱团渡过危机。他直言，欧盟决不能再是一个简单的自由贸易区。
保加利亚总理普拉门·奥雷沙尔斯基在2008年雷曼倒掉后，转变了“以激进的财政政策来促增长”观念。现在，他的治国之策略显保守，昔日担任保加利亚财长的职业生涯，让他选择了优先调整经济结构、升级发展模式。
巴巴詹也深有同感，“政府举债会导致金融不可持续，盲目投资会带来行业成长的不公平，而破坏生态使得资源分配不公和不可持续。”
欧盟这个史无前例的跨国界组织，只有在新问题、新挑战之下才会考虑制定相应的规则。28个民主国家需要就一套规则达成一致，本身就很不同寻常。穆斯卡特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为了保证没有一个国家掉队，我们才走得慢”。
微观经济学欧拉定理篇9
[关键词]大分流；明清时期；现代性；文明史观
一、问题的背景
美国学者彭慕兰在其《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中提出：“欧洲的核心区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显然主要是东亚，但或许还有其他地方)的核心区之间经济命运的大分流在18世纪相当晚的时候才出现。”[1](序言，p1)这项结论以及与之相关的内容极其丰富和富有启发力的一系列分析自发表以来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中国和美国学术界都参照这一成果重新思考中国16世纪以来的历史过程与比较视野下的欧洲历史过程的相互关系问题。这种思考无疑为解释中国16世纪以来的历史宏观运动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方法论方面的问题。本文意在从方法论的角度对“大分流”说进行一些粗略的探讨，其核心观点是，这种解释模式和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许多解释模式一样，既深化丁关于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同时也制造出了一些新的问题．为了使讨论稍微具体，这里先提出一个看去似乎是与“大分流”概念针锋相对的说法，即：在由西欧率先发动起来的工业化发展起来以前，中国与西欧的历史，或者社会体系，或者文明运动从来也没有“合流”，因而其后的“分流”是并不存在的；反倒是包括但不限于工业化在内的西欧的世界性扩张导致了19世纪以来欧洲与中国社会体制趋同的倾向；这种趋向使中国的社会历史运动、社会组织体系乃至文明形态与西欧具有了巨大的相似性和可融和性。但并没有使之同一化。说这“似乎”是一个反命题，是因为这里的讨论和许多看去是针锋相对的辩论一样，只是部分上在讨论同一个问题，“大分流”说是以经济命运为核心尺度展开的，本文则采用了文明史的概念和视角。这种概念方面的局部的差异并不抹杀两个命题的相关性，因为双方都不限于几个核心概念的定义，都构成对更宏观的也是更具有同一性的历史现象的解释。而且，正是文明史的视角方便了我们对“大分流”说某些局限的分析。
在直接讨论“大分流”说之前，有必要就稍早出现的几个相关的框架做简要的回顾。这些理论各自基于不同的前提假设，但都包含了对16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大趋势与西欧历史的关系做出说明的倾向。
上一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史学界围绕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进行了长期的讨论。这次讨论大体上是一个“求证”的过程。问题本身的前提假设夸大了人类历史普遍规律的严格统一性，更具体地说是夸大了五种社会形态依次递进的普遍性和严格性①。因为要论证一种没有历史地发生的现象之发生的必然性，这种讨论陷于实证和逻辑的双重困境。在具体的方面，经常可以看到把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与作为普遍趋势的资本主义过于紧密地联系到一起的情况。但是在这场长期的讨论中，明清时代甚至更早时期中国商品经济、社会制度和经济观念的许多具体特征却得到了相当充分的研究，从而为后来其他理论的提出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大争鸣时期，不承认中国受到近代西方冲击以前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意味着认为中国历史是“停滞”的，或者是某种“古代东方”式的，同时意味着在哲学上采取了一种“外因论”；承认在西方人冲击中国之前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就要在中国的经济现象中找出符合西方资本主义概念的要素来，同时要解释这种萌芽为什么没有成长起来。这一方面从一开始就落人了西方中心论．另一方面始终没有达到经验证据充分的程度。这种困境使许多历史研究者在立足于资本主义萌芽说来描绘和解释明清时代中国历史的大趋势时，左右无法摆脱中国历史的“非正常”发展的阴影。
如果说资本主义萌芽说没有摆脱西方中心论的阴影，战后美国中国历史研究的开山者费正清教授在上一世纪50年代提出的“冲击——反应”模式则包含着更强烈的西方中心论色彩②。根据这一模式，在西方直接对中国社会形成猛烈冲击之前，中国社会内部基本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归结为“发展”的；而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发展变化，是参照西方的“冲击”，在反应中被动地形成的。在这一框架下，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在与日本比较中显示为极其迟缓和被动的状况。而这种被动性的原因主要被归结为中国文化的特质。美国学者柯文在80年代对这个模式的以西方中心论为核心的问题进行了批评，主张从中国自身的角度而不是西方人自我为中心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在中国发现历史”③。在柯文提出批评之后，“冲击一一反应”模式的影响力大不如前。从一定意义上说，“大分流”说是柯文提倡的“在中国发现历史”的一项有成效的尝试。不过，“冲击——反应”模式并不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框架，更不是毫无认识能力的方法。无论如何，1840年以后半个世纪的中国感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强有力的冲击，中国在此后发生的许多大的变化的确是在这种冲击的震撼下，参照西欧的全球扩张展开的，因而那个时期的中国历史运动大大加快了节奏。剔除了欧洲中心主义以后的“冲击——反应”模式在社会、文明历史考察中仍然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
华裔美国历史学家黄宗智先生提出的“内卷”化的理论在提出的顺序角度可以被看作是个承前启后的体系④。它已经在尽力摆脱欧洲中心的假设而在中国历史本身中找寻其宏观运动的线索。根据这一理论，17世纪前后中国的人口迅速增长和农业土地资源的缺乏导致了劳动密集型的经济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通过过密的劳动投入造成的经济增长并不带来人均生产价值的增加，因而是没有发展的增长。这种经济模式的形成导致了中国经济长期的困境和不发展。并直接成为19世纪中国与西方关系格局的背景。这一理论虽然在许多概念上与属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畴的“资本主义萌芽”说不同，但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构成了对“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共同问题的解释⑤。“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主要围绕生产关系，尤其是雇佣劳动关系来考察中国的资本主义问题。内卷化理论则以增长能力为要素的经济体制类型为核心来考察中国的资本主义问题，对资源与人口的关系给予了比以往更充分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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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五种社会形态次递进的理论是斯大林提出的。有关其提出的源流及其与马克思本人思想的关系，参看赵轶峰、杜文君“斯大林社会发展五阶段图式探源”，《时代论评》，1989：1；以及赵轶峰等著《历史理论基本问题》第一部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②费正清阐述和运用这一模式的主要著作是他与邓嗣禹合作编写的China’sResponsetothewest：aDocumentarySurvey，1839—1923；eastasia：traditionandtransformation等。
③柯文的主要著作是在1984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DiscoveringHistoryinChina：americanHistoricalwritingontheRecentChinesepast。
④黄宗智的有关著述，参看他的thepeasanteconomyandSocialChangeinnorthChina(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5);以及thepeasantFamilyandRuralDevelopmentintheYangziDelta，1350-1988(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0)。两部著作都由中华书局于2000年出版了中译本。
⑤马克·埃尔文(markelvin)的thepatternoftheChinesepast(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73)中有100多页的内容讨论“没有技术变化的经挤发展”(页203-319)。虽然使用的概念不同，但在问题结构和基本观点上与黄宗智先生的理论有相似处。
1998年，德裔加拿大学者贡德．弗兰克出版了他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作为依附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弗兰克提出了更为彻底的非西方中心论主张。他认为从1400年到1800年间，中国“不仅是东亚纳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地位”。而且中国在19世纪40年代的衰落也是暂时的，“中国正再次准备占据它直到1800年以后一段时间为止‘历来’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的支配地位，即使不是‘中心’地位”[2](前言，p19，20，21)。这里无法对这部相当富有启发意义的著作做充分的评论，只是需要指出三点：第一，弗兰克已经把对于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推到了“反其意而用之”的程度，这直接影响了彭慕兰的方法论；第二，弗兰克的论述包含强烈的“中国”、“东方”、“欧洲”、“西方”等区域单位竞争的观念。这种冲突概念的使用覆盖了从15世纪直到今天的历史，从而使19、20世纪世界格局变动中的融和与全球化趋势问题实际被取消了；第三，弗兰克对于最近的世界经济趋势的观察强烈地影响着他对于过去几个世纪世界历史的分析。
“大分流”说是在弗兰克等人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很大程度上针对黄宗智的“内卷化”理论提出来的。这个理论的提出使美国加洲大学尔湾分校学者为主流的“加洲学派”俨然成为当今主流学派之一。
二、“大分流”说的意义与盲点
意义和盲点需要结合在一起来讨论，原因是在许多情况下同一认识既是有意义的同时也会造成一些盲点。
“大分流”说肯定地将对以欧洲中心论为基点的历史观的批评推到了更彻底的程度。它在研究的方法上主张进行交互的比较．从而把问题颠倒了过来：“问的是为什么欧洲不是中国，而不只是为什么中国不是欧洲。”[1](序言，p2)根据这一理论，在现代欧洲取得突破性的成就之前，世界上有许多地方，包括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是繁荣的；“内卷”说所指出的那种与人口密集相关的中国的生态学灾难在19世纪以前并没有发生；而欧洲的突发的现代性就如同突然出现在房间里的一只大象，是偶然的结果，其关键性的促成因素是获得海外的资源和在利用地下能源方面取得了成就，而后者部分上依赖于欧洲地理上的好运气；英国没有发生后来长江三角洲一样的劳动密集情况的原因，是因为其“原有的道路发生了重要的断裂”，断裂的基础是发生了对矿物燃料的利用和出现了新大陆的资源；1500年到1800年间东亚人口的增长是一个可以与工业化媲美的奇迹。而不是“发展”的病态。这些以前也曾经有人分别提出的看法以及“大分流”理论中其他一些有关的看法在经这个理论整合以后对作为整体历史观的欧洲中心论的缺点构成了颠覆性的批判。到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就“中心”问题再做进一步的思考了。从弗兰克到彭慕兰，虽然都小心地回避了“中国中心论”，但都采取了一种把问题“颠倒”过来的提问方式。他们都大量依赖先前经济史家的成果，但却认为以前关于世界经济的总认识出现了颠倒性的错误。对这样的理论，无论如何需要持谨慎的态度。
“大分流”说提出了比较研究中的区域研究与可比性问题。它认为江南而不是整个中国是英格兰(或者英格兰加上尼德兰)的合理的比较对象，也就是说，它主张以经济发展的“核心区”为单位进行比较，而不是比较两个大洲，或者用中国与欧洲相比较。正是在这样的比较视野下，“大分流”说得出19世纪以前中国的经济核心区与欧洲的经济核心区在发展水平上并没有大的差别的结论。自此说出，学术界对这种对比方式持相当一致的肯定意见，但是这个方法其实大有问题。中国史学界此前的确出现过大量将中国与欧洲或者西欧作为比较两极的研究。其中大多缺乏对比较对称性的谨慎考究。欧洲或者西欧，如彭慕兰教授指出的那样，有极大的内部差异，而中国虽然是一个国家单位，也有极大的区域性差异。况且，欧洲包含许多国家，用之与中国一个国家比较，等于假定欧洲会像一个国家一样发生整体的运动，这是简率的。但是用经济最发达的两个核心区来比较只是弱化了比较不对称性问题，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英国是欧洲一个大洲的核心区，而江南是中国一个国家的核心区；英国无论如何具有国家的整体行为能力，江南却是个自然形成的经济区，连与地方行政区也没有严格重合，何况地方行政区也没有独立的经济行为权利，如不能制定赋税和海外移民政策等，而且其大量资源要服从中央政府的调配。如果从静态的发展水平状态角度对这两个单位进行比较是可行的，两者的动态发展趋势却根本没有可比性。况且，对核心区的比较只能说明核心区之间的关系，而“大分流”说实际上毕竟还是以中国与西欧的历史道路问题为基本参照系的。这又造成了以局部解释整体的问题。
与“内卷”说一样，“大分流”说是以经济学为基础来分析历史现象的研究。这与现代将历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结合的许多研究一样，为历史研究提供了诸多十分有用的分析概念，却也同时强化了使历史服从于理论的倾向。这些社会科学比历史学更倾向于演绎的逻辑，更普遍地从核心概念的定义开始展开分析，对于历史现象中的历时性的注重远不如历史学本身。韦伯的“理想化”方法，即将研究的问题经过逻辑的处理达到一种比较理想的类似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实验室状态的方法，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偏重纯经济学的考察方法可能需要假定国家体制、文化观念等对经济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使对问题的讨论保持集中而不必关照太多的复杂的相关因素。但是其结果可能与历史的实际差距极大。“大分流”说的一个核心概念是GDp，以“持续的人均增长”为中心来判断经济体系的性质，进而来概括历史的趋势。GDp相当于一种“经济后果”[1](序言，p3)。不同的经济体制可能导致相似的GDp或者“繁荣”程度“后果”，尤其是将考察的区域限在较小范围时更是这样。而基于不同经济条件而形成的类似的“经济后果”的经济前景会有很大的差异。17到19世纪中国江南地区的繁荣与同一时期英国的繁荣就是在不同的经济条件，包括体制条件和资源条件下出现的，其前景也大不相同。如果用南宋江南地区的繁荣程度、GDp与15到18世纪的英国比较，前者的“发展水平”也不会低到哪里去，但其前景却显然和工业资本主义或者“现代性”没有关系。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经济不是单独运行的，工业资本主义也不单单是一个纯经济体系。加洲学派学者大多倾向于不把工业资本主义看作是由西欧的内生因素造成的。这仍然是出发于避免欧洲中心论的良好愿望。但是他们普遍忽视欧洲历史的连续性和经济以外因素在欧洲近代以来发展中的角色。在同类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对于区域化的经济类型的详细比较，但是无论这些类型如何相似或者不同，都不足以解释16到19世纪西欧和中国历史命运的差异，因为财富的积累并不会自动导致“工业化一一资本主义”之类的“现代性”，历史趋势并不是从某一时期的经济状况中自然生长起来的。
“大分流”说主张注重海外资源对西欧经济现代性的突发形成的意义，反对过分地把这种转变的原因内在化。这不仅具有启发意义，而且对于承认西方模式以外其他发展模式的可能性与合理性更是重要的。但是，西欧海外资源的获得是海外殖民运动的结果，而这场运动显然是自15世纪就开始的一个自觉的过程而不是突然爆发的。那么，19世纪以前300多年的殖民地经营带来的至关重要的海外资源与作为其结果的西方工业化的“突发”性说法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其实，愈是强调海外资源的意义，就愈是使西欧资本主义化或者工业化的发生学问题成为一个历时性的问题。与这个历时性问题相关的是依附论学者早就提出的工业化的欧洲对殖民地的剥削作为其发展的条件的问题。如果海外殖民是当时濒临了困境的欧洲突发性地形成经济现代性的条件之一[1](p10)，那么，逻辑上我们就不能回避这样一个老问题：同一时期早就具备了技术条件的中国为什么缺乏海外殖民的动机和动力?或者用“大分流”说使用的方式把问题倒过来：为什么偏偏是西欧要进行海外殖民?从两面提出的问题都要求更长时段的历史关照。我们讨论的是长时段的大历史现象．而虽然偶然性常常发生作用，但迄今为止已经发生的大历史现象的成因都不是微妙的。
“大分流”说的认识价值和局限都不限于此。但是就明清时期的历史趋势而盲，经济学或者其他单一的学科都会遇到解释中的困难。我们不妨从另一端，就是把问题放到很大。尝试用文明史的观念来进行解释，看一看可能会提出一些怎样的命题。
三、文明史观下的明清时期历史趋势问题
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到“大分流”说，把这种种各自有特殊的关注要点的理论联系到一起的核心问题还是如何理解和描述明清时期中国历史的大趋势。对于这样一个历时长久的大历史现象可以提出许多种解释，从文明史研究的立场提出的看法可以是其中之一。
文明作为一个概念已经有太多的定义，为了不纠缠于语言上的分歧．这里先简单地做出一个大致的约定：一个文明是指一个具有独特文化精神，并完成了复杂的精神和物质文化创造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中持续存在的，具有较大规模的人类社会共同体。基于这种定义，每一个文明都是独特的。在世界文明史的层面，在特定的时期和范围之内，某些文明拥有主导性的地位，比如中国文明长期影响了周边的国家、民族和地区；西欧文明在殖民化时代以后的很长时期内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但是在历史上并没有哪一种文明占据着永恒的实力中心或者价值中心。因而，无论是欧洲中心论还是中国中心论，都是不符合文明历史实际的。从这个立场出发，西欧文明与中国文明在形成持续性的直接接触和相互影响之前，具体地说在19世纪之前，包括在它们某些区域的GDp水平接近的时候，相当完整地保持着各自的价值、信仰、国家和社会组织体系，以及差异极大的文化特色．它们不曾“合流”。进而，虽然它们在19世纪出现了不同的经济处境和趋势，但是它们却真正开始了直接的接触和相互作用，接下来无可否认地出现了中国参照西方来改造自己从精神世界到物质世界的自觉运动，两者的差异在直接接触的情况下成了一定程度的趋同过程的推动力。中国在这个长期过程的大部分时间中处于被动的地位是一个无须回避的事实。承认这样的事实，并不需要抹杀中国历史自身的内在活力和发展，只是中国的活力和整体状况曾经并不适应当时的国际竞争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1840年并非如“大分流”说所断定的那样“极为不重要”[1](序言．p6)，而是极为重要。因为它先是“突发”性地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接下来使中国发生急速的贫困化，同时激发起了中国基于内部条件并参照外部的条件进行自我改造的能力，终于走向形成一种非西方的现代文明模式的过程。
在1840年以后的中国具有了日益增多的“现代性”的意义上说，中国与西欧可以说在那以后是在逐渐走向“合流”。当然从中国最发达的“核心区”的GDp与英国的GDp比较的角度说，这场“合流”的开始发生要晚得多，其先有差距扩大的很长一个时期。其实被翻译成“分流”的英文原文“Divergence”语意是“分歧”，强调状态的差异，没有中文“流”字可能暗示的动态趋势连续性的意思。所以这个理论说明趋势的意向可能在中文表达中被扩大了。GDp这种可量化的指标之间可以达到同一水平，但那并不意味着经济状况是同一性的，更不意味着社会组织、文化精神是同一的。因而在中国历史上，无论与欧洲的“分流”还是“合流”，都至多是局部的。
一个文明的变化总是带有整体的性质，两个文明的关系更是整体性的。因此，从文明史的角度看，与“大分流”说的主张相反，对经济最发达的“核心区”之间的比较意义不大。这就涉及了比较研究中的单位问题。从文明史的角度看，就16至19世纪这个特定的时期而言。把西欧文明与中国文明比较是适宜的。西欧虽然包含诸多民族国家，但是却在地理环境、宗教信仰、价值体系、国家和社会的组织方式、文化特征，以及自我认同方面构成了共同的和其他地区的区别，在国际关系中也具有行为方式上的同一性。中国是一个单一的国家，但是在以上的几个要素方面自成体系，也与其他地区构成明显和持续性的差别。两者都具有内部的差异性，因而内部的差异性并不构成比较根本不成立的基础。经济以及其他领域的大范围的和持续性的发展，在文明史上一定是某种长期运动的结果。比如中国江南18世纪的繁荣既继承了唐、宋、元、明时期的基础，也与清朝前期的国家制度以及清朝统治造成的全国整体稳定局面有密切的关系．把宗教和一般思想意识等比较微妙的因素放到一边，人们的经济思想、消费观念肯定都是经济现象的条件之一。只要承认经济状况要受经济结构的外部环境的制约，那么。关于经济运动的解释就必须是以该经济体系的大生态环境为参照的，这个大环境在我们讨论的话题中，应该是文明而不仅是资源。中国的任何区域，尤其是其“核心”区域的经济命运是和中国的国家命运密不可分而且一致的。
文明也有其大环境，这就是它的外部限制。像在对一个经济体系的考察中不能不考虑到其地理和资源的极限一样，文明活动的外部极限，也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在“地理大发现”突然扩大了西方人的视野和活动空间之后，人类文明活动迅速达到了其空间极限，因为在有限空间内活动，各个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成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在拥有“现代性”的西欧文明在扩张中显示出相对于其他文明和地区的巨大竞争优势的情况下，其他文明失去了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的外部条件，生存竞争的压力使处于被动的非西方文明不得不采用诸多西方的方式，这就进一步同时是永久性地改变了它们自己。正是这种现象使现代人产生了“现代性”等于“西方的”的观念。于是，原生的“现代”西方文明是在放大了的空间和增长了的资源的条件下发展的；而次生的“现代”非西方文明则大都在缩小了的空间和减少了的资源条件下挣扎；可能仅有的例外是半西方半东方的俄国和在西方冲击下突如其来地崛起的岛国日本。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过程都要伴随着民族国家的重新定义的原因，在这一点上俄国和日本也不例外。这种外部空间关系变化因为已经触及了空间的极限，所以具有不可重复性。也就是说，最先取得了优势地位的文明的主导地位是很难被取代的。所以次生性的“现代”文明会长期缺乏原发性的“现代”文明那种主动地位。现代文明历史上的中国属于这种次生的形态。它在全球文明关系格局中的被动地位正是在被看作“大分流”前夕的16到18世纪形成的。19世纪中国与西方直接接触时的被动局面已经是带有强烈必然性的结果了。
“大分流”说认为：1800年以前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没有一个经济中心，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只是在19世纪欧洲工业化重新发展以后，一个占支配地位的西欧中心才具有了实际意义。无论这个说法怎样会使反对西欧中心论的读者在心理上觉得安慰，从文明史观的角度看，这是含糊不清和割断历史的。这个世界至今是多元的，还没有哪个文明的主导地位达到了把所有其他文明的独立性都淘汰的程度；但是就一个文明的内在成分所造成的全球影响程度和范围而言，西欧和稍后的美国组成的西方文明还是在迄今为止的全部人类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当然如弗兰克所说，欧洲在某个时期的主导地位应该被看作是暂时的。1800年以前的西欧已经占据了南美洲、北美洲、印度次大陆、太平洋上的大批岛屿，扩大了非洲人口的奴隶化，压制住了阿拉伯地区，促使俄国进行改革，除了鞭长莫及的东亚以外，已经没有什么人口密集的地区没有按照西欧的方式重新改组自己的经济和社会体系了。那时的西欧的确不是全世界的经济中心．因为东亚还没有被纳入它的经济体系，也因为西欧在非洲、拉丁美洲和太平洋岛屿上推行不同于在本国的政策，还因为西欧国家之间存在强烈的竞争。但是西欧主导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经济和社会命运的局面已经形成，西欧以外的大部分地区都在按照西欧的面貌重新塑造这个世界。按照“繁荣”程度来衡量，西方不是世界上唯一繁荣的地方，但是它的“内生”的优势和来自海外的优势一起还是构成了总体的优势。而这一切都是16世纪以来长期积累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与西欧GDp水平相同的一个或者几个地区能说明什么呢?在这个意义上，18世纪的中国江南地区和当时的英国相比，“分歧”是巨大和显而易见的。从后来的历史去反省，中国人在17、18世纪没有对西欧的动向给予充分的关注是一个巨大的失误。但当时中国对其他的如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拉丁美洲的情况，乃至俄国和日本的情况也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却并不构成巨大的失误，现代历史学家也不觉得需要追问其原因。这是因为。西欧以外的其他那几个文明和中国没有根本的“分歧”，而西欧则凭借着和中国的“分歧”正在向中国走来。
因为西欧长期地主导了这个世界，现代史学家都把中国与西欧的比较看作最有意义和最自然不过的工作。但是在世界文明史的研究中，中国与其他非西方文明的比较同样重要。比如在大致同一时期，阿拉伯世界为什么会失去在国际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印度为什么会迅速地成为西欧国家的殖民地?18世纪日本的繁荣与中国、英国的繁荣的经济内涵各有什么区别?彼得大帝时期俄国的强大与西欧的强大有什么区别?以及其他许多可以关照这一时期中国的情况来思考的其他问题。这些问题都有助于理解16到19世纪西欧经济发展现象和其他地区的经济“繁荣”相比所具有的独特性质。在本质上说，18世纪，世界上没有哪个其他的经济体系和西欧的是同一性质的。
14世纪中叶建立起来的明朝面临的是一个多元的世界，当时的较大规模的国际性联系都还是区域性的。中国与欧洲的联系主要经过阿拉伯世界的民间贸易活动间接地来进行。美洲广大地区与欧亚大陆和非洲的文明没有接触。中国15世纪举行的从东亚到非洲东海岸的多次对于当时说来极为遥远的探险．没有给中国人留下这个世界上存在任何严重的。即使是潜在性的。挑战的印象。这使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已经在管理着巨大地理空间的中国政府更加倾向于保持传统的内向的、关注生存的方针。接下来便有16世纪的带有区域不平衡性的繁荣。在这种繁荣中，明朝国家正在遵循以往的周期性规律失去行政有效性。在稍后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中国的精英群体总体上忽略了西方文明崛起的国际竞争含义。17世纪的自然灾害、战争、改朝换代吸引了中国人的主要注意力。18世纪的中国则完成了中华文明地理空间与行政版图的重合，这个成就和15世纪的远洋探险一样带来的是新的安全感和对更大外部世界的忽略。经济的恢复和进一步繁荣增强了这种心理倾向。与西方局部接触的中断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19世纪的中国又开始了国家行政效率严重降低的危机，而国际贸易带来收益的局面和周边地区的相对安宁使正在失去活力的中国精英阶层对国际上发生的事情更为麻痹。正在这个时候，爆发了鸦片战争和接踵而来的民族危机和在民族危机刺激下更尖锐起来的国内矛盾。这时候中国人除了学习西方别无选择。在学习西方，改造自己的过程中，中国人传统的生存方式中的民族、国家意识发生了突出的作用，大体上是在重新组织国家体系方面倾注了最大的力量。清朝的结束也是中国文明．现代性”的一次嬗变。中国虽然失去了按照自己的传统逻辑存在和发展的可能，使那种前景的具体情状成为了永远的迷。但是还是保持了较多的往日的遗产和民族的特色。当中国的经济再次出现持续性的繁荣的时候，人们才开始严肃地思考，西方的模式是不是发展的惟一道路。在整个这个过程中，江南从来没有独自的危机和独自的前途．因而。把这个“核心区”的发展与英国的相比只有纯经济学的理论意义，没有历史理解方面的意义。
从“内卷”说到“大分流”说，都是以“发展”为核心概念的。这种发展都是从经济技术角度着眼的，因而可以用增长指数来衡量，其中包含了经济发展带动社会发展的假设，又因为经济发展是具有规律性的。所以可能作为参照的前景仍然是欧洲式的经济—社会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理论忽略了对与“现代化”理论相联系的发展观的检讨，虽然采取了“颠倒”提问的方式，归根结底还是没有走出欧洲中心论。文明史视野下关于发展的观念更多地、保持不变地涉及价值，它与经济学的决定论的发展观念有所不同．这个在更根本的层面与“大分流”等理论有关的问题有待将来进一步探讨。[参考文献]
[1][美]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2][加]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GreatDivergence”or“Greatmergence”:
aperspectiveofCivilizationStudies
ontheHistoricaltrendofChinaduringtheming—Qingperiod
微观经济学欧拉定理篇10
“软传播”思维下的首次“触电”
纵观整部微电影，除片头外，“欧派”字眼几乎没有明显露出，代之以与情节发展、人物关系十分契合的产品体现。餐桌、沙发、床、橱柜，欧派的植入无处不在却丝毫不影响观感。欧派家居营销总经理刘顺平告诉《广告主》，之所以选择微电影这种传播方式，缘于微电影是一种与消费者心灵互动的文化艺术形式，属于软性传播，而这种软互动，完全契合欧派爱家的理念，通过亲密无间的互动，欧派家居集团能汲取更多营养和意见，更好地为消费者提供优质家居产品、传递健康幸福的生活方式。这也是欧派首次触电微电影，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传播视角，是为了唤醒人们对家庭的重视，通过新媒体来传递欧派“有家、有爱”的价值理念。
“这么好的房子有什么用？你一个人留在家里试试看。”女主角声嘶力竭的呼喊，瞬间击中了很多人的泪点。“家居产品只是家的一个载体，真正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还是取决于家人之间互相的关爱。”刘顺平告诉《广告主》，“痒婚”可以说是目前婚姻家庭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众多已婚人士的难言之隐。《痒婚之十年再爱你》以“痒婚”这种极致的婚姻状态为切入点，剖析人们对爱、对伴侣、对婚姻家庭生活产生忽略、不满、甚至怀疑的情感状态。这与欧派所提倡的“有家有爱”的企业文化理念是密不可分的，我们旨在通过微电影形式引导大家关注家庭，走出痒婚的困境，呼吁消费者一起用大大小小的爱的承诺与爱的行动来给婚姻止“痒”，借助爱的力量构建一个家，一项事业、一个世界。
与一般的电影不同，欧派摒弃了俊男靓女的选角套路，选择了有一定生活历练的两位演员。在刘顺平看来，台湾综艺女王阿雅除了其本身散发的知性气质外，她的亲民形象更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能更有效地传递微电影及欧派倡导关爱家庭的主旨。而魅力型男连凯是一名资深的电影咖，除了拥有精湛的演技外，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一个拥有幸福婚姻生活的已婚人士，他对婚姻对家庭的理解必定会引发受众的共鸣，唤醒消费者对于痒婚这个问题的认知与重视。
媒介变革引发的传播方式多样化
近年来微博、微信、SnS等新媒体的兴起，不仅改变了传统媒体格局，也改变了消费者的信息接收与使用习惯。对广告主而言，如何进行媒介组合也直接影响着传播效果。作为中国家居定制模式的欧派，对市场亦有着敏锐的洞察。
“不同于纯娱乐和纯商业的微电影，欧派赞助拍摄的《痒婚之十年再爱你》是一部公益电影，是一部呼唤人们回归生活、关注家庭、实现梦想的电影。因此在渠道投放上也是不遗余力的。”刘顺平说，除了在优酷、土豆、搜狐视频、腾讯视频、新浪视频、56、爱奇艺、乐视网、ppS、迅雷等主流视频网站可以观看影片外，欧派还斥重资在央视、湖南卫视、浙江卫视、江苏卫视及东方卫视等电视媒体做了影片及相关活动的宣传，在各大电台、腾讯、新浪等主流门户网站也做了重要推广。
线下，欧派则启动了年度最大一次大投入、大手笔的大型营销活动——“爱会跟家一起走”，于8月31日—9月22日在全国2000多个商场全面展开。为消费者搭建实现“爱的承诺”的平台，用承诺止“痒”，定制浪漫定制幸福。消费者除了可以享受欧派精心烹制的“进店礼”、“‘天长地久’套餐”、“买3000送1000”、“定金再返现”等钜惠大餐外，更令人振奋的是赢取“私人定制巴厘岛浪漫之旅”大奖，带着伴侣畅享专属于自己的南纬8°的极致浪漫之旅。
除此之外，欧派还逐步把定制需求从产品服务上延伸到传播领域，积极寻找与消费者互动方式的革新。除了赞助拍摄微电影外，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方面也在不断学习和探索，及时传递最新的行业信息和产品资讯，通过有趣的互动体验，拉近彼此间的距离，了解受众的真正诉求，创造消费者真正需要的产品。比如，为满足消费者日趋多样化的个性需求，欧派推出了“柔性生产线”和“4S尊崇服务”；在传播方面，通过娱乐营销、体育营销、家居文化节、产业联盟等方式，普及居家文化、提升消费价值，通过“定制私人浪漫之旅”来满足消费者的情感定制需求。
新环境促使家居业转变营销观念
单向传播信息的传统媒体风靡的时代已经过去，全民网络时代已经来临。单一、硬性的推送式传播局限性越来越明显。用刘顺平的话说，硬性传播渐渐走下神坛，我们需要的是更多“软传播”。
面对宏观调控下国内楼市的持续低迷以及国际经济形势不明朗、原材料上涨、人工荒、场租加价等内外因素的影响，家居业已经告别了“大幸福时代”，迎来了低增长率、高竞争力的“微幸福时代”。眼下正是家居业的调整整合阶段，尽管一些“体力不支”的企业抵抗不住市场规律强大的冲刷，会在市场的优胜劣汰中惨遭淘汰，但是，市场新陈代谢后留下的企业必然都是精华。
在品牌传播方面，随着竞争的激烈化和权威性媒体“僧多粥少”的现象，家居企业应该及时转换观念，摒弃以往“价格战”、“广告轰炸”的旧观念，应把重心倾注到关注顾客内心的情感价值需求方面，对于现今环境下的企业和品牌而言，只有寻找恰当的切入点，击中顾客内心的情感价值需求，创造新的顾客让渡价值，才能赢得市场绝对的掌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