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学和古代文学的区别篇1
论文关键词：中国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对比研究
一、文献与文献学
（一）“文献”释义
“文献”二字联成一词，现存的典籍中，最早见于《论语·八佾》。该篇记载：“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1]何晏《论语集解》引东汉郑玄注云：“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2]这里郑玄以“文章”、“贤才”解释“文献”，其意义是比较明确的。南宋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解释《八佾》这段话说：“杞，夏之后。宋，殷之后。征，证也。文，典籍也。献，贤也。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文献若足图书馆，则我能取之，以证吾言矣。”[3]朱熹的解释表面看似与郑玄的解释相一致，但如果细细推敲，却还是有所区别的，因为他这里所说的“献”即“贤”,既可理解为“贤人”，也可理解为贤人的言行。清代刘宝楠在其《论语正义》中的解释可是与郑玄的解释相一致，他说：“文谓典策，献谓秉礼之贤士大夫。”[1]我们从这里可看到，贤才是指那些博学多识而又知礼仪规则的人。所以，对“献”的解释，更侧重于强调它的知识层面上。我们的理解是，“献”即“贤”，但“贤”真正所表达的是贤人的言行，他们通过传授知识和自已的行为示范表达规定出礼仪规则。
最早以“文献”名书的是宋元之际的马端临，他写了一部关于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命名为《文献通考》期刊网。他在《文献通考·自叙》中解释道：“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4]在这里，马端临仍然把“文”与“献”相对而言,其实区别仅在内容上，这里的“文”和“献”皆是文字材料，“文”主要指历代可信典籍，供客观述事用，然而“献”主要是指不太久远的人物言论，可以作为主观评价事物准则的记录性材料。马端临对“文献”的解释与孔子所讲的“文”和“献”，只不过在范围和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罢了。孔子所讲的“文”包括叙事性的文字资料，所讲的“献”也涵盖贤人对历史和时事的评论。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也常使用“文献”一词图书馆，同样是指文字材料。如在《方志立三书议》中，就有“方志不得拟于国史，以言乎守令之官，皆自吏部迁除，既已不世其家，即不得如侯封之自纪其元于书耳。其文献之上备朝廷征取者，岂有异乎？”[5]的句子；在《州县请立志科议》中，有“州县既立志科，不患文献之散逸矣”[5]的语句。
现今学术界对“文献”的理解和使用显得并不协调。如在中国学术史上第一部以“文献学”名书的著者郑鹤声、郑鹤春两兄弟认为：“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6]王欣夫说：“文献指一切历史性的材料。”[7]杜泽逊也称：“文献包含着所有历史资料。”[8]王余光先生则认为：“‘文献’指的是文字资料和言论资料。”[9]张舜徽先生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文献’既是一个旧名词，自有它原来的含义和范围。我们今天既要借用这一名词，便不应抛弃它的含义而填入别的内容。近人却把具有历史价值的古迹、古物、模型、绘画，概称为历史文献，这便推广了它的含义和范围，和‘文献’二字的原意是不相符合的。当然，古代实物上载有文字的，如龟甲、金石上面的刻辞，竹简缯帛上面的文字，便是古代的书籍，是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重要内容，必须加以重视。至于地下发现了远古人类的头盖骨或牙齿，那是古生物学的研究范围；在某一墓葬中出土了大批没有文字的陶器、铜器、漆器等实物，有必要考明其形制、时代和手工艺的发展情况，那是古器物学的研究范围。这些都是考古学家的职志，和文献学自然是有区别的。”[10]白寿彝先生认为：“今天我们所说的‘文献’，主要是指有历史意义的比较重要的书面材料。”[11]本人非常赞同张先生与白先生这种看法，这将有利于我们正确理解和把握“文献”的含义和范围。
《现代汉语词典》对文献的解释是：“有历史价值或参考价值的图书资料。”当代《辞海》（1979年版）对文献的解释是：“专指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中国大百科全书》把文献定义为：“记录有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1983年颁布的中国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GB37921-83），把文献界定为：“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这样对“文献”的解释，很明显是当代人站在当代科学技术与信息化背景下对“文献”含义的一种理解，概括性与普遍性更加明显。
（二）“文献学”界说
张舜徽先生说：“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10]。“文献学”一词始见于1920年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一文“全相望亦私淑宗义，言文献学者宗焉”。而作为一门学问的名称最早用“文献学”命名的专著是郑鹤声、郑鹤春的《中国文献学概要》(1928年)，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在《例言》中说：“本编亦采其谊，结集、翻译、编纂诸端图书馆，谓之文；审定、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叙而述之，故曰文献学。”[6]二郑重在探讨文献的形成及传播、流传的全过程，对文献学学科有开创之功。1982年，张舜徽先生的《中国文献学》出版，成为我国文献学领域的奠基性著作。该书论述了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作了这样的表述：“对那些保存下来了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甑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节省时间，在研究、整理历史文献方面，作出有益的贡献，这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10]从张先生这席话里，我们概括文献学的内容为：一曰整序化；二曰通俗化。这实际上是对中国古代文献学问的概括。
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图书馆学、图书情报学的产生与兴起，现代文献学的提法开始流行，图书馆学、图书情报学界学者纷纷加入文献学研究行列，特别是1992年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92），将“文献学”列入从属于一级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的二级学科之后，一些学者试图将文献学（传统文献学的简称）与现代文献学糅合在一起，建立一个统一的概念期刊网。其实这是对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界限的混淆。现代文献学主旨是收集、典藏、分类、检索、传播、利用图书资料中的学术内容，最大限度地提供给读者利用为终极目标。文献学以文献文本形态为研究对象，以文献文本的整理研究为目标，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12]。
二、中国古典文献学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综合运用版本、校勘、目录、注释、考证、辨伪、辑佚、编纂、检索等方面的理论与方法，科学地分析、整理、研究中国古代文献，进而探讨古代文献的产生、分布、交流和利用的规律，并总结对古代文献进行分析、整理、研究工作的规律与方法的学科。[13]简言之，就是关于中国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学问。
（一）研究对象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以古典文献和古典文献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古典文献是指“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白话文兴起以后产生的文献。”[14]
（二）研究内容
无论从学问上来说，还是从学科上来讲，中国古典文献学应至少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古典文献理论研究；二是古典文献整理与利用的实践。二者互相交融，密不可分。理论研究包括传统古文献范围内的研究，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标点等，另包括一些新的理论研究，如古典文献的保存与复制、古典文献的检索与利用、古典文献学的编制理论研究等、古典文献的收藏、出土文献研究、考据研究、古典文献研究发展史的研究、少数民族古典文献研究。古籍整理与实践包括传统的古文献整理、古籍保存与复制、古典文献的检索与应用、古典文献学工具书的编制与出版、出土文献整理、古籍电子化等。
（三）研究目的
中国古典文献学就是要综合运用古典文献理论知识与古籍整理与实践知识，对中国古文献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考镜源流的工作图书馆，力图通过对古文献的整理、解释，准确、系统而全面的介绍有关古文献的内容，帮助人们正确阅读和利用古文献，有效而科学地推进学术研究。
三、历史文献学
历史文献学是对文献的产生发展、表现方式、流传情况，以及文献的内容类别、整理利用乃至文献数据化进行探讨和研究，并阐述其发展规律，总结其实践经验，进而加以理论说明的一门综合性的学问，是一门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广阔发展前景的学科。
（一）研究对象
历史文献学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今一切有历史价值的汉文与民族文字的历史文献。曾贻芬、崔文印更加直白的讲：“中国历史文献学，简言之，就是研究对我国历史上的各类文献进行注释、著录、校勘、辨伪、辑佚等的一门专科之学。”[15]
（二）研究内容
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历史文献学理论与方法：包括学科属性之确定、学科体系之建设及文献学方法等。其二、历史文献学史：包括文献学产生、发展、繁荣、变化的历史脉络以及各个阶段的成就、特色等。其三、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包括古代学术思想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各个阶段特别是清代的成就、特色等。其四、文献整理：包括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以及文献数据化等。
（三）研究目的
历史文献学是综合运用历史文献理论知识与古籍整理与实践知识，对中国历史文献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考镜源流的工作，力图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整理、解释，准确、系统而全面的介绍有关古文献的内容，特别是在搜集、鉴别史料方面，能为历史科学研究建立坚实可靠的资料，帮助人们正确阅读和利用古文献，有效而科学地推进学术交流与科学研究。
四、结语
综合以上中国古典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研究对象、研究摘要区别：那就是现行国家教育系统学科分类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分类中，中国古典文献学属于文学大类，历史文献学属于历史学大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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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余光.中国历史文献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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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张三夕.中国古典文献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4.
[15]曾贻芬、崔文印.中国历史文献学[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2.
古典文学和古代文学的区别篇2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0457-6241（2013）21-0029-04
“课程内容是课程改革的关键”，这是新一轮中学历史课程改革之初为学界所耳熟能详的经典语句。十余年过去了，以此检视时下的高中历史课堂教学，真正潜心实践此目标者唯恐寥寥。放眼课堂，教学模式与方法的翻新仍然是大多数历史教师所倾心追逐之事。的确，在诸多教学模式下，教师的“独角戏”少见了，学生的学习活动大大增强了，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新理念。但是，热闹的师生激情表演过后，留下的却是支离破碎和“夹生饭”似的教学内容。从教学效率的角度讲，这是一种耗时而又低效乃至无效的教学活动。所以，潜心研究课程与教学内容才是进一步推进中学历史课程改革的正途。
提及历史课程与教学内容的处理，历史教学研究者们往往会从宏观的角度概括出一些大的原则。毫无疑问，这些原则有助于历史教师从整体上把握历史教学内容的处理。但是，历史教师的日常工作毕竟是以“课”为单位的历史教学内容处理。因此，以问题案例分析的研究形式来深入剖析课时历史教学内容的处理更具实效意义。
由于“以本为本”历史教科书观的根深蒂固，大多数历史教师已经丧失了历史教学内容的研究意识和能力，习惯于“照本宣科”，一些重要的历史隐性知识得不到应有的挖掘，致使历史教学内容缺乏弹性和连贯性，历史知识点干瘪而散乱。以高中历史新课程“古代希腊民主政治”一课为例，历史教师一般是从产生条件、发展阶段和历史影响三个方面来处理教学内容的。这种处理无可厚非。但是，这种显性历史知识框架如果失去必要的隐形历史知识的扎实支撑，就会沦为空中楼阁。由于隐性历史知识常常被大多数历史教师忽视，我们权且称之为历史教学内容的盲点。
下面就高中“古代希腊民主政治”教学内容处理中的若干盲点问题予以列举和分析，目的不在于就课论课，而是从中探求处理课时历史教学内容的思维方法。
一、在地理空间范围上，今天的希腊只是古希腊的核心区域。
历史是在特定的空间范围内展开的。近代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虽不可取，但也揭示了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重要影响。在传统历史教学下，历史教师重视手工绘图。随着多媒体历史教学的普及，下载现成的历史地图成为通行做法，笼统展示而不求甚解的用图方法相当流行。
以本课为例，教师一般会展示“古代希腊图”，但会忽视古代希腊与今日希腊在地理空间范围上的关系问题。今日希腊是指希腊共和国，它是一个国家，位于巴尔干半岛南端，三面环水，首都在雅典。古代希腊不是一个统一国家，而是数百个独立城邦国家的统称，其地理范围不但包括今天的希腊本土，而且遍及爱琴海诸岛、爱奥尼亚群岛、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小亚细亚和北非在内的整个地中海沿岸区域。因此，有些学者也把古希腊文明看作古代地中海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雅典在古希腊城邦国家中的文明成就最高，也是古希腊文明的核心区域。要言之，古希腊的地理范围包括希腊本土的核心区域和环地中海的殖民扩展区域。
二、在时序坐标上，古希腊民主政治处于古希腊城邦历史的发展阶段。
历史在时间长河中奔流，时间是历史前进路上的标尺，历史学是以时间延续来构成学科系统的。过去的历史教学大纲强调按照年代顺序，具体讲述历史。新修订的初中历史课程标准提出：“依照历史发展的时序，在每个版块内容设计上，采用‘点――线’结合的呈现方式。”①美国历史科国家课程标准把“年代的思考”列为历史科能力的第一项；英国历史科国家课程标准也把“时序感”作为历史科能力的首项。
在高中历史课程内容的专题史架构下，历史大时序有弱化之嫌。以高中古希腊民主政治的时序教学为例，教科书为了聚焦民主政治，往往重视其内部小时序，把雅典民主政治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予以清晰排列：第一阶段，公元前6世纪初，梭伦改革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第二个阶段，公元前6世纪末，克利斯提尼改革确立雅典民主政治；第三个阶段，公元前5世纪，伯里克利改革开启雅典民主政治的“黄金时代”。这样一来，雅典民主政治的外部大时序就被弱化了，其城邦历史时序定位也就隐而不彰。因此，教师在明确雅典民主政治内部小时序的同时，还要注意梳理其外部大时序：
公元前2000年，爱琴文明时代。
公元前1200年，荷马时代。
公元前800年，城邦时代。（包括城邦形成期和城邦繁盛期。）
公元前336年，希腊化时代。
显然，雅典民主政治处于古希腊城邦历史的发展阶段，而“城邦”也就成了理解雅典乃至古希腊民主政治的关键。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库朗热的《古代城邦》、杰弗里・帕克的《城邦》和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等著作都聚焦古希腊城邦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当代世界史专家何顺果一语中的：“城邦是解读希腊文明全部问题的钥匙。”②2013年全国高考文综卷第26题考查的就是古代雅典的城邦民主政制。
三、在课题定位上，古希腊民主政治不仅是一个时空概念，更是一个区域文明单位。
了解古希腊的空间范围和时序定位，还只是最基本的浅层次历史学习，因为在历史时空的表层之下，有着深层次的历史文化内涵，这就是古希腊的民主政治文明。关于文明史，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提出，分析历史的单位是文明，并列出了世界历史上的20几种文明。布罗代尔认为，文明史是长时段的历史变迁，较之稍纵即逝的短时段的政治和军事事件，文明对历史变迁的影响更为持久和稳定。杨宁一认为：“文明史观在很大程度上涵盖了整体史观和现代化史观的基本内容，因而是一种更为宏观的历史观。”③在笔者看来，文明史视角能够使后来者以一种平和、宽容、客观和现实关怀的心态去同情地理解历史文明遗产。目前，以文明史冠名的中外通史性著作令人目不暇接，上海市的历史新课改明确以文明史为体系框架，全国历史新课改也把文明史作为历史线索之一。可见，以文明史来统整历史教学内容已逐步成为历史教学界的共识。据此，历史教师应当站在文明史的高度去审视本课的教学内容，把古希腊的民主政治提升到古代地中海区域文明的层次。当然，古希腊文明涉及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等多方面，就本课而言，主要聚焦于古希腊的民主政治制度文明。
四、在古希腊城邦政治文明类型上，雅典民主政治无疑是其典型代表。但它并不能够代替古希腊城邦政治文明的多样性。
关于古希腊城邦政治文明的教学，教科书聚焦的是雅典民主政治，而且详细叙述了它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的内容。显然，这种单点突击式的内容编排有利于凸显教学重点，但也容易以偏概全，使师生误把民主政治与古希腊城邦政治文明等同起来。
实际上，从纵向时序和横向时序结合的角度看，古希腊城邦政治文明经历了孕育、形成、成熟、传播和衰落等非常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其间，古希腊城邦政治文明不仅得到本土因素的滋养，也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这就使得古希腊各个城邦的政体不都是整齐划一的公民民主制，也有君主世袭专制、贵族民主制、贵族寡头制和僭主独裁制等其他类型。例如，斯巴达城邦的政体就倾向于贵族寡头制，权力集中在少数富有的贵族手里；雅典城邦的政体则倾向于公民民主制。当然，相较古希腊城邦的其他政体，雅典的政体具有典型的历史优越性和成熟性。
五、在课题立意上，雅典民主政治文明的本质特点是城邦公民原始直接民主制。
谈及古希腊政治文明，人们下意识地就会想到“民主”，教科书的主体内容呈现的也是雅典的民主成就。这是一种典型的希腊民主观，它容易使今人夸大或迷信古希腊的政治民主成就，忽视其本质特征。雅典民主政治的要义有三：
1.城邦至上。
如前所述，城邦政体是古希腊民主政治的基础要素之一，何顺果把古希腊民主政治形象地比喻为“城邦制的产儿”。①关于古希腊城邦形成的地理因素，诸如环海、岛状、多山等散裂特点早已为人们熟知，其数量众多、小国寡民、城乡共生、独立自治等外部特征也被经常提及。但是，历史教学界对城邦政体的内核却鲜有深究。
从城邦的内核看，她是一个集军事、神权、经济、政治、文化于一身的联合体。在数百个城邦为了生存而常常诉诸战争的动荡环境下，许多城邦为了激发全体成年男性公民参战的热情，需要最大限度地赋予他们各项民利，确如修昔底德借尼西阿斯之口所说：“男人就是城邦。”②另一方面，城邦也要求公民必须绝对服从她，如强制男子当兵、禁止男子不婚等。此外，古希腊城邦盛行祭神、占卜等活动，雅典娜、宙斯、赫拉、普罗米修斯都是有名的城邦神，古希腊奥运会就是为宙斯举办的，城邦的战争决策等许多大事经常由神谕来决定。因此，敬神乃城邦铁律，苏格拉底正是因为不敬城邦神而被处死。
由此可见，在“城邦至上”理念下，城邦可以全权支配公民，公民完全属于城邦，其个体民利往往受到极大限制乃至漠视。
2.少数成年男性公民。
在雅典民主政治的繁盛期，公民的参政途径和方式广泛而多样。从参政途径看，公民大会、公民代表议事会、公民陪审法庭以及除十将军以外的各级公职均向全体公民开放；从参政方式看，举手表决、公开投票、秘密投票、抽签选举、轮流坐庄等不一而足。据此，有些学者将其概括为“在民”。其实，在雅典，享有公民资格的一般是父母祖籍均属本邦的成年男性，有些城邦还对成年男性的公民资格附加财产和自备武装服兵役的严格限制，妇女、奴隶、外邦人和边区居民则被排斥在公民之外。从学者的统计看，雅典全盛期的公民与非公民比例关系不一，但公民占全体居民少数的结论是一致的。因此，雅典的民主只是少数成年男性公民的民主。
3.原始直接民主。
雅典的民主形式是公民直接参与城邦公共事务的管理，以多数票作为决策依据。这种直接民主制有利于调动公民的参政积极性，但也容易造成多数人的“暴力民主”，苏格拉底就是被民主地、合乎民意地、合乎法律程序地处死了。
六、在古希腊民主观上，我们要注意剥离既往知识界因时代需要而人为增添的附会成分，明确古典民主与近现代民主的区别与联系。
近代以来，谈及古希腊特别是雅典的民主政治，西方和中国知识界的主流观点都是一边倒式的高调赞誉，“西方民主的源头”“民主的黄金时代”“民主的奇迹”“民主的光荣”等让人目不暇接。在这种相沿成习的话语系统下，雅典民主已经脱离了特定历史时空的限制，变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因此，要还原雅典民主政治的历史面目，就需要了解近代以来古希腊民主观不断强化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过程。
从世界史的角度看，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伴随着资产阶级反专制求民主的现实政治需要，西方思想界从古希腊民主中寻找和挖掘历史根据，以便古为今用。久而久之，古希腊民主制中的优秀成分被层累式地叠加放大，而糟粕部分则被忽视和掩盖，甚至还牵强地从古希腊神话中寻找民主因子。
从中国史角度看，新文化运动和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承袭了西方近代思想界古希腊民主观的热潮，他们“言必称希腊”，民主不离口，人为地拔高古希腊的政治民主成就，无视其原始特征，形成了浓郁的古希腊民主情结，流波及今。
今天，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古希腊民主内容增加了其历史局限性部分，但由于篇幅小而且概括性强，妨碍了师生的深入理解，极易模糊近现代民主与古希腊原始民主的界限，违背“名从主人”的历史教学原则。
关于“民主”的概念，根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说法，主要有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直接民主是指由全体公民按多数裁决程序直接行使政治决定权的政府形式。间接民主是指公民通过由他们选举并向他们负责的代表行使政治决定权的政府形式。据此，古希腊的民主政治是一种直接民主制，具有排他性、原始性和动荡性特征；而近现代民主政治是一种民族国家的全体国民的间接民主制，具有广泛性、平等性、成熟性和稳定性特征。因此，具体把握古希腊民主政治与近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区别是必要的。
1.两者民主政治的基础不同。
古希腊民主政治的基础是城邦国家，近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是民族国家。城邦国家的特点是政教合一，城邦至上，公民完全受城邦的支配，个体的独立性无从保护。近现代民族国家的特点是政教分离、有限政府，公民既属于国家又享有个体独立性，公民的合法权利和自由不受国家公共权力的侵犯。
2.两者的公民含义和范围不同。
古希腊的公民一般是指父母祖籍均属本城邦的成年男性，公民在全体居民中居于少数。近现代公民是指具有某国国籍并根据该国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全体居民。
3.两者民主政体的结构与特点不同。
古希腊雅典的民主机构主要包括公民大会、议事会和陪审法庭，这三大机构已经具有分权的倾向，但是，它们之间缺乏法定的制衡机制，公民大会的权力独大往往带来许多决策失误。近现代民主国家的机构主要包括议会、政府和最高法院，它们之间不但具有明确的权力分工，而且还相互制衡，从而避免重大的决策失误。
4.两者的民主形式不同。
古希腊雅典的民主形式是公民直接参政的直接民主，它带来的是外行治国和以多数牺牲少数的结果，古希腊三大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表达了对这种直接民主制的批评，苏格拉底还因此死难。近现代的民主形式是公民通过自己选举的议员来间接参政的代议制，它带来的是专家治国和有效保护少数的机制。
5.两者的历史影响不同。
古希腊雅典的民主政治昙花一现，经过罗马帝国的冲击、蛮族的入侵和基督教的传播，其民主传统早已中断，中世纪的人们已经不知古希腊民主政治文明为何物，它留给后人的只是对民主精神的憧憬和向往。近现代西方民主不是对古希腊民主的直接承继，而主要是缘起于中世纪英国议会制度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第一块基石是《大》，历代英国国王曾经44次确认《大》的基本原则，其历史影响惠及欧美的民主进程。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聚焦高中古希腊民主政治的教学内容盲点，无意否定和淡化古希腊民主政治的成就，目的只是为广大教师历史地、全面地、准确地把握古希腊的民主政治教学提供参考。
古典文学和古代文学的区别篇3
关键词高校古代文学教学误区措施
中图分类号：K12-4文献标识码：a
我国古代文学作品数量丰富，其内容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我国古代文人墨客在思想、政治、文化上的智慧结晶。学习古代文学，不仅能够陶冶学生的情操，培养学生的文人气质和审美能力，还能够让学生正确、广泛的了解和认识古代的各方面知识，在社会、文学、思想、科技、历史、政治等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然而，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我国高校古代文学课程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和误区，导致课程教学事倍功半，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因此，文章简要分析当前我国高校古代文学教学中存在的误区，并研究和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从而有效提高教学的质量，推动我国古代文学在新时代的进一步发展。
1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的误区
1.1同实际运用的联系不足
古代文学作为一项学科内容其根本的教学目的还是学以致用，即提高大学生的写作能力和文学素养。然而在实际的教学中，教师往往只讲不练，即只对学生进行单一、枯燥的课上讲解，并要求学生阅读、背诵指定的古诗词，而忽视了对实践教学的重视，使得学生缺少真正应用古代文学知识的机会。同时，许多教师和学生对古代文学的认识存在偏差，认为它是过去的语言文学，不适用于当今新的文学环境，对古代文学抱持远观的态度，从而导致古代文学的教学出现“总学习，不会用”的尴尬境地，不能很好地陶冶学生情操，提高学生的人文气质和道德修养。
1.2过分偏重文学史的教学
高校古代文学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两部分，即古代文学史和古典文学原著。但在实际的教学中，各高校教师大多偏重于对古代文学史的讲授，而忽视了对古典文学原著的讲解，导致许多中文系学生对文学发展历史如数家珍，但对具体的文学作品知之不详。这就使得古代文学的教学方向出现偏差和扭曲，导致教学内容所涉猎的范围较窄，达不到兼容并包的效果，同时，其教学内容以偏概全，导致学生在学习古代文学时忽视原著经典，舍本逐末，无法领会经典文学作品的真正意境和精髓。此外，由于过分重视文学史，导致学生对经典文学作品的认识和评价往往局限于课本上给出的统一的作品历史意义，而对文学作品本身缺乏自己的认识和观点。
1.3缺乏同其他学科的关联性
经典文学作品的创作往往不止是语言文字的技巧，而是文学、政治、社会、民俗、科技、环境等多个方面知识共同作用产生的。特别是文学、思想、民俗、历史、哲学方面的关联性，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尤为突出。一部文学作品如果缺少了语言文字就缺少了根基，但如果缺少了哲学思想就缺少了灵魂，缺少了历史、民俗、政治等就缺少了血肉。因此，我们在欣赏文学作品时，必须要对其进行综合性的分析和学习。然而在实际教学中，高校教师往往只注重于对古代文学作品在语言文学上的成就，而忽视了其当时的政治背景、历史环境、哲学思想等，导致学生学习的片面性，无法真正领略和理解古典文学的精髓。
2加强高校古代文学教学质量的措施
2.1积极转变古代文学的教学理念
高校教师要结合当前古代文学教育的现状，积极的调整和转变教学理念，在重视古代文学史教学的同时，也要大力增加对古典文学作品的重视和讲授，让学生在了解古代文学发展历史的同时，真正地领略、体会和掌握古代文学作品的遣词方法、写作技巧、思想意境以及文化历史背景，从而在文学、思想、政治、社会、历史等各个方面认识和学习古代文学，以便于在社会现实中更好的学以致用，将古代文学的精髓发扬光大。例如，在学习《周易》、《左传》、《战国策》、《资治通鉴》等经典文学作品时，不仅要学习其中的文学知识和技巧，还要认识、了解和领会其中的民俗文化、历史背景和思想流派，从而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和掌握古代文学作品。
2.2改革教学模式和方法
高校教师要针对当前古代文学教学中存在的误区和不足，积极的调整课程设计，将古代文学课安排在古代汉语课之后（如大一古代汉语，大二古代文学），以便于在上课时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字句意思和表达意境。同时，要增加古代文学作品的讲析课时，平衡它同文学史课程的比例。并科学的设置选修课程，让其同必修课之间形成良好的互补，避免出现内容上的重复。此外，教师还要积极地组织学生开展多种课余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学习古代文学知识，从而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例如建立古文学爱好协会、诗词社团、文学写作协会等等，并定期组织诗词创作比赛、古文朗诵比赛、古文学知识问答比赛等等，从而调动学生对古文学的爱好和兴趣，丰富学生的古文学知识，提高他们的文学素养。
3结语
综上所述，古代文学是高校中文教育教学的重要科目之一，对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文学素养、审美能力和气质水平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因此，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要加强对古代文学课程的综合、全面、正确认识，针对传统教学中的常见误区科学的设定和调整课程安排，优化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和模式，从而更好地提高高校古代文学的教学质量，推动我国古代文学的良性、健康发展。
古典文学和古代文学的区别篇4
【关键词】建筑；古典主义；风格
中图分类号：tU2文献标识码：a
引言：
建筑风格是一个建筑物的个性或独特表征；风格是建筑的一种方式、类型或方法；建筑风格是一代人文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凝固的社会思潮深刻地体现出人类的价值观和美学观”；建筑风格是建筑艺术和审美价值的直接体现形式。我国的民居建筑风格是有着深厚地域文化底蕴的文化活动和行为，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建筑风格和特色，赋予时代和生活的印记。
一、我国近现代居住建筑风格演变
在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化下，中国居住建筑风格演变大致能分为四个阶段。
随着鸦片战争的到来，中西文化交流的大门打开，传教士带来的宗教文化被逐渐融入到建筑设计中去。清末民初，在西方列强不断的军事，经济，文化的冲击下，效仿西方成为当时的普遍选择。民居建筑中多以西方建筑为时髦，西方人则直接将本国建筑风格殖入租界和其势力范围。
19世纪末大量外国房产商在中国开发住宅项目，从最初英国商人经营的木板简屋到以后建造的石库门里弄民居，在维持中国传统合院住宅单体建筑格局的基础上，采用了西方联排式住宅的整体组合式。
20世纪初，“花园洋房”即独立式的私人住宅开始出现，特别是中华民国成立后，这些“花园洋房”一般多为对英，发，德，意等西方国家花园式住宅的模仿，常有露天晒台、壁炉烟囱、地板等。
20世纪20年代后期，新式里弄开始出现在上海租界，总体上比石库门更接近欧洲近代住宅的建筑风格。建筑形式多为混合结构，注重使用功能。其外形别致整齐，装修精致舒适，室外弄道宽敞，楼前庭院葱绿，居住环境优美，有别于旧式石库门。至此，西方各个时期的风格与流派，在中国建筑中杂陈并列逐渐呈现出一种交汇与融合的趋势，旨在探索出一种“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装饰主义风格在这一时期也大量运用，融合了东方艺术的异国情调，结合了西方现代的几何体和速度感的装饰效果。国人对西方文明的崇慕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留恋心理也形成了近代民居中西交汇。国人在民居院落中，既保留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传统布局，又在院落中建造独立的西式别墅住宅。近而推动近代中国新古典主义建筑思潮的兴起。
二、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
新古典主义是西方建筑艺术现代变革的产物.它是对18世纪纤巧细腻浮华的洛可可艺术风尚的反思,旨在用古罗马文化来振兴当代艺术,推崇高尚质朴的思想和为国献身的英雄主义.比照罗马建筑的经典元素,新古典主义在檐口、栅化、线条等方面可以说都是世界建筑精华的集大成者，因为新古典主义集成的是古典主义及文艺复兴建筑颂扬的人本的美，在建筑比例上严格符合了人体的黄金比例。这是新古典主义至今在世界领域被广为采用、并且不断发展演变的原因。
在建筑学层面，新古典主义是从古典主义中提炼出的经典元素，包括线脚、檐口、栅花、圆柱等，淘汰了建筑史上所有怪诞的部分，尽管无法达到现代主义绝对的理性，后现代主义夸张的视觉效果，但都严格符合人性的适宜尺度；在社会人文层面，高端住宅的消费阶层，从年龄、阅历、财富积累都经历了褪尽浮华的过程，新古典主义经典、优雅、庄重、人性、理性的部分为他们所接受，因此这一风格有可能（或正在）成为当今中国高端住宅市场最强势的声音。
在设计实践中，新古典主义的市场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城市里的中高端住宅。首先是由于新古典主义的表现手法具有更容易被认同的品质感；同时由于其采用较为繁复的装饰和线条，会增加一定的实施难度和成本；中高端住宅的开发商更容易接受新古典主义风格。二是近郊区的高舒适度住宅。人们之所以选择郊区住宅，除考虑价格外，主要是为了逃避都市的拥挤、压力和冷酷的建筑环境。郊区化、乡土化的居住环境对于追求放松与清新感受的购房者是最大的吸引。因此新古典主义风格无疑是最佳选择。
三、新古典主义建筑的特点
3.1.继承了古典主义遵循中心、对称、轴线、等级、秩序、主从等设计原则，强调均衡、比例、节奏、尺度等构图逻辑与审美趣味。无论单体建筑，还是群体建筑，对称和均衡几乎成为主导构图的决定性因素。
3.2继承了古典主义的厚重感，适度简化了古典主义的装饰性特征，线条更加刚劲简捷。如果说现代建筑创造的是一种工业化时代的技术美，那么，新古典主义建筑创造的则是植根于后工业时代的一种有厚度的形式美。在现代主义建筑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超越历史时空的工业理性，一种不顾一切的非文化性商业动机；新古典主义建筑则不同，它着重要表现的是一种历史感，一种文化纵深感，在这类建筑中，你可以看到某种厚重的沉甸甸的东西―一种文化意蕴。
3.3融合新材料、新工艺，表现新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从新古典主义的发展历程看，它反对的是现代主义丧失文化属性的、纯理性的工业化特征，并不反对新材料、新工艺的使用，建筑中融合了新的构造形式，能够满足人们对居住的新需求。
四、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在住宅小区建筑设计的应用
1、强调住宅细节的感染力，彰显小区的高品质特点。
建筑造型设计注重塑造群体形态的可识别性，通过群体空间组合体现整体造型艺术美。项目采用了新古典风格的立面设计,该风格既有华贵、经典，同时又体现了简约、洒脱。外墙：公建部分统一使用干挂石材，住宅基座部分使用干挂石材，上部统一使用真石漆。外窗统一采用新古典式的高挑窗型，配高档窗框、中空玻璃。
2、将古典元素进行抽象化、符号化的现代表达
抽象的古典主义以简化的方法，或者说用写意的方法，把抽象出来的古典建筑元素或符号巧妙地融人建筑中，使古典的雅致和现代的简洁得到完美的体现。柱廊、檐部、拱券可以以一种简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简洁有力的显示现代技术和时代精神。
3、融入现代感的标志性元素，凸显古典之“新”
新古典主义建筑丰富的立面设计足以支撑建筑的功能需求，从而在建筑表面可以增加钢构雨篷、玻璃幕墙、外飘窗、角窗、落地窗和各种形式不同的阳台，更好的满足了人们对新生活的要求，建筑形象也更加生机勃勃。
五、结语
新古典主义是指在传统美学的规范之下，运用现代的材质及工艺，去演绎传统文化中的经典精髓，使作品不仅拥有典雅、端庄的气质，并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设计方法。建筑物其实跟一个地方的文化、气候和历史有密切的关系。欣赏住宅建筑，不只是式样、美不美的问题。社会背景，以及我们的回忆都是包括在建筑物里面的。创造现代美感的居住空间结构与精神却完全现代化、都市化，感觉像座剧院。难怪建筑师黄文森认为，“生活就是舞台”。
参考文献：
[1]牛耘.议后现代主义建筑思想借鉴古典主义风格的后现代主义建筑[J].大众文艺.2010（04）
[2]王贵祥.历史建筑与现代建筑中的历史主义[J].装饰.2011（12）
[3]周蓓蓓.浅谈后现代主义建筑[J].北京宣武红旗业余大学学报.2011（04）
古典文学和古代文学的区别篇5
但是，中蒙两国在古代已经有很深的渊源关系，《论语》等儒家经典早已进入蒙古人传统生活。换而言之，《论语》对于蒙古人来说绝对不是新鲜事物，因而，这种热销的背后隐藏的信息是二者在此之前出现过疏离。是什么因素导致二者的疏离，又是什么因素导致《论语》在蒙古重新被接受呢？本文试图从文化渊源角度解决这两个问题。通过解决这两个问题，本文还拟就《论语》教育思想的普世性以及中国传统经典走向世界进行尝试性探索。
一、儒家思想与蒙古地区的文化渊源
自先秦始，以《论语》为经典的儒家思想就已突破汉文化界限，对周边民族产生影响。有研究者曾指出：“儒学在我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其思想的传播不仅仅局限于华夏中原地区，而且还拓展到了少数民族聚居活动的区域，甚至广布于海外。在儒学向北方发展的过程中，它与蒙古民族特有的游牧文化不断接触，被蒙古统治者接受并加以采用。”[2]
在儒家文化尚未取得统治地位的先秦时期，蒙古地区活跃的少数民族政权已经通过战争、联姻等方式与中原政权进行了最早、最原始的沟通。在先秦、汉初很长一段时期内战争与和亲一直是二者发生联系的主要方式。汉武帝之后，儒家文化占据统治地位，中原地区的儒家文化传统开始成型。随着蒙古地区的政权进入中原地带，汉族儒家文化的影响逐渐突显出来，典型的如“魏孝文帝改革”。唐朝时，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至顶峰，中国版图内各个民族的融合和交流也达到顶峰，这一时期，隶属蒙古地区政权的回纥曾为平息“安史之乱”做出了贡献。但儒家经典真正进入蒙古，对蒙古传统文化产生深远影响，是在蒙元政权建立前后的一段时期。
元帝国建立之前，蒙古统治者已经注意到儒家文化及其经典的重要性；帝国建立后，儒家文化开始系统地进入蒙古传统教育之中，并最终带来了蒙古传统文化的巨大变迁。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崇佛重儒’，采纳中原汉地儒士的建议，建立元朝，迁都北京，标志着蒙古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标志着世界性的蒙元帝国的正式形成。至此，以蒙古高原为摇篮、以游牧为生业方式的蒙古民族传统文化又经历一次大的文化变迁。”[3]
元世祖早年曾教育皇族子弟师从许衡学习儒家文化。统一全国之后，他又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盛赞他为“万世师表”。元朝至顺元年，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后世的“亚圣”称谓也来自于此。元仁宗时，确立了程朱理学的正式地位。尽管汉族知识分子在该时期饱受歧视，但代表汉族文化的儒家文化及其经典受到了元朝统治者高度重视，成为改变蒙古传统文化的重要力量，也促成“元代掀起了第一次蒙汉文化交流高潮”。[4]儒家文化的加入最终改变了蒙古以游牧文化为主的局面，开始形成了“既有以流动性为主要特点的游牧文化，也有以定居为主要特征的农业文化，还有以城镇化为标志的商业文化”。[5]
对于蒙元统治者对儒家文化的重视，有研究者特别指出了“高丽女性”这一重要因素，认为“高丽女性”进入元宫廷，最终促进了儒家文化的传播。“从元世祖开始，元朝为控制和拉拢高丽，还与高丽联姻，将元王室的女儿嫁给高丽国王。与此同时，作为一种国家行为，先后有大批高丽女子被进献到元朝宫廷，出现了使元朝后宫中的女性人口以高丽女性居多的一道独特风景，成为中国封建王朝宫廷史上独一无二的文化现象。”[6]一方面，“高丽女性”来自儒学观念深厚的高丽王朝，具有较高儒学修养，另一方面，元代蒙古贵族教育中，母亲地位非常重要，最终促进了儒学在蒙元上层建筑中的普及和推广。
与统治者重视儒家文化及其经典相适应的是当时教育以及科举制度都突出《论语》等经典的重要性。有资料指出，该时期，“无论是以汉语教学的普通学校还是以蒙古语教学的蒙古字学，甚至学习特殊技艺的学校如医学、阴阳学等都要学习儒家经典，科举时都考儒家经典，特别是前两种学校，儒家经典是他们的主课。”[7]在蒙古宫廷教育中，《论语》等儒家经典成为帝王教育的指定教材。“皇帝的学习及教育，主要由经筵讲官们负责实施”，“经筵官所用的教材是……《四书》《五经》……”。[8]在对皇太子进行教育的过程中，“其讲授的教材主要有《资治通鉴》《贞观正学》《帝范》《世祖圣训》《皇图大训》《论语》《孟子》《孝经》《大学衍义》《尚书》等。”[9]元朝政府还于1269年设立国子学，主要讲授《论语》等儒家经典。从世祖时期，元朝就开始强力推行蒙古文字。在传授蒙语的教材里，不乏“《五经》《四书》的蒙译本或节要本”。[10]
总之，蒙元时期，蒙古政权不是单纯模仿汉制，而是采用“推行蒙古化，同时又继续加深汉化的双重政策”，[11]统治者提倡蒙语教育，甚至试图取消汉语统治地位，但却对汉族的儒家思想格外重视。仁宗时，朱熹的道经（四书集注）与科举结合。文宗更大倡道学，每年都要表彰“孝子节妇”等等。[12]元朝时，儒家文化及其经典真正进入蒙古人生活之中，也印证了研究者的说法：“汉族的哲学思想对蒙古族传统哲学真正发生影响是从元朝开始的，其中以儒家哲学思想的影响为最大。”[13]
明朝时，蒙古退回大漠，儒家文化影响暂告一段落。但此时期蒙古人中间，“儒学影响仍存在，但应是有限的，目前尚缺乏足够的资料加以论证。有的学者提出‘自元朝灭亡，除了留滞中原或归降明朝的蒙古人以外，塞外蒙古人对儒学的传承基本已经断绝’的论断是有一定见地的（黄丽生《边缘儒学与非汉儒学：清代的台湾儒学与蒙古儒学》（未刊稿）学术研讨会计划简介）。”[14]随着清朝对蒙古的征服以及满清政权对儒学的扶植和利用，尽管存在着禁止蒙汉交往的不利条件，蒙古地区的儒学又重新发展起来。“早在1599年，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等依据蒙文创制满文，此举为满蒙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影响创造了良好条件和环境。在清廷推动下，儒家思想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15]“在清初至清中叶这段历史时期，蒙古人学习汉文化的成绩也是突出的。汉族儒家经典和文学名著《易经》《礼记》《论语》《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被译成蒙古文在草原上流传”，通过儒家传统文化教育，“在蒙古人上层中培养了一批文臣武将，文臣如富俊、崇绮等，武将如僧格林沁等。这些人忠君爱国，为清朝的巩固发展做出了贡献。下层民众通过学习蒙文、满文儒家经典，学文识字，知书达理。”[16]这一时期涌现了不少蒙古族的作家、学者，他们要么是蒙元后裔，经历长期汉化，蒙古族痕迹已保留不多，典型代表是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要么是为清朝入关做出过贡献的蒙古贵族后裔，如松筠，隶属蒙古正蓝旗，先祖是最早归附清朝的蒙古人。他在镇守边疆之时，把戍边思想归之于儒家的“仁、义”，不能不说是《论语》等儒家经典熏陶的结果。还有的是通过科举制度进入清朝士大夫阶层的蒙古知识分子，他们代表了清朝初、中期蒙古人儒家化的核心力量。典型代表是和瑛，他是乾隆时期进士，对儒家经典的熟悉不言而喻。他和松筠一样，也善用儒家“仁、义”思想反思从政之道。但整体而言，清朝初期、中期蒙古对儒家文化的接受主要集中在上层贵族阶层，但对普通民众影响很小。
1840年之后，蒙汉文化交流出现鼎盛局面。“这一时期由于外国列强入侵和国内各民族共同抗侮所致，蒙汉民族交往的禁令已被打破，蒙汉民族文化交流也迎来了一个空前活跃的时期。”[17]大批儒家经典著作和汉族章回、话本小说被翻译介绍到蒙古地区。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对长期占据优势地位的蒙古萨满教、藏传佛教进行了有力冲击，出现了众多蒙古族汉文学家和学者，如倭仁、裕谦、燮清等人。他们大都蒙汉兼修，精通《论语》等儒家经典。在近代蒙古族文化与儒学关系问题上，尹湛纳希（1837—1892）是一个不能不提到的人物，他是近代蒙古地区儒家思想的主要倡导者，主要贡献是对儒家思想的蒙古化和近代化。以《论语》为例，他主要汲取了其中的“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孝”的思想。通过“生而知之”，他把成吉思汗塑造成儒家圣君形象，通过“学而知之”，他一方面要“破除释教蒙昧，改变蒙古族以骑射为重的传统，宣扬理性之觉醒”，另一方面强调学习蒙古族的历史，“树立民族的自信心，确立‘勿忘祖先’的民族意识”。[18]他对于“孝”的理解也是与不忘记民族祖先和历史相关联，从血缘角度提出民族的自识问题。但对《论语》里“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教训，他提出了带有近代性观念的看法。尹湛纳希提出成吉思汗与“尧、舜圣王”之间的平行关系，强化蒙古族自身独特的文化传统，在与中原儒学对位的立场上阐释儒家思想，这使他在既吸收借鉴又改革发挥的立场上实现了儒家思想的蒙古化，以及蒙古传统文化的近代化。
1911年，沙俄趁我国国内辛亥革命之际怂恿蒙古大公独立，拉开了外蒙古独立的序幕。1924年，外蒙古建立人民共和国，并在当年宣布对外闭关，断绝与中国联系，成为一个神秘的社会主义国家。此后，尽管有二者建交以及此前外蒙古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行为，但从1924年到苏联解体，蒙古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处于断层时期。70多年的“苏联化”抵消了蒙古传统文化与《论语》等经典之间的联系。“特别是文化上的联系，苏联对蒙古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进行了彻底的改造”。[19]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切断蒙古与传统关系。苏联不准蒙古宣传成吉思汗，不准信仰藏传佛教。1921年苏联控制蒙古后，没收佛教寺院财产，摧毁庙宇，迫害喇嘛，基本上毁灭了藏传佛教。1962年，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长在成吉思汗诞辰800周年时主张举办纪念活动，惹得苏联大发雷霆，这位宣传部长后被解除一切职务。第二，切断与中国文化关联。不断灌输反华意识，强调中国与蒙古对立。第三，灌输苏联文化意识形态。在蒙古人中间推广俄语，推广西里尔新蒙文。在苏联强势影响下，蒙古人的生活方式“苏联化”，饮食服饰都发生了变化。在民族自我认知上，他们逐渐接受西方文明，自认为是西方国家一个组成部分。“一些西方国家的媒体也认为蒙古是‘西化’最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人们从蒙古人的身上再也找不到中国文化的痕迹了”，[20]延续多年的儒家思想影响在这段断裂期里也宣告终结。
1989年剧变，随着苏联从蒙古撤军，蒙古人开始走上独立发展道路。中国与蒙古建立了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保持着11年蒙古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以及12年对蒙最大投资国地位。但由于长期文化隔阂和周边国家的恶意诽谤，中蒙之间还存在许多不和谐因素。一些在蒙古经商的中国商人存在着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恶行，一些中小企业采用违规手段经营，许多蒙古人还存在着强烈的排华情绪，这些都影响到二者的良性发展。但就整体而言，随着中蒙文化交流加强，这种不良因素正在逐渐克服。2007年6月，蒙古国立大学孔子学院成立，是蒙古第一所也是目前唯一一所孔子学院，合建学校为中国山东大学和蒙古国立大学。院长其米德策耶先后翻译出版过《论语》等中文典籍，并产生了重要影响。《论语》为代表的儒家经典重新进入蒙古人的文化生活，重新把中国儒家文化的火种播撒在异国土地上。
二、结语：《论语》
走向世界的原因及其启示
《论语》作为儒家文化的经典，作为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载体，曾经伴随着儒家思想对蒙古的传统文化以及民族心理产生过重要影响。在中古以前，《论语》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在世界领域里具有先进性。《论语》等儒家经典用经验的教育塑造了专制国家所需要的“顺民”，在当时代表了先进的意识形态，因而成为相对落后的蒙古地区学习和吸纳的对象。有研究者曾指出：“在15、16世纪以前，农耕世界在游牧世界面前基本上处于守势，时常受到强悍的游牧民族的威胁和冲击。但是，从长远历史的角度来看，农耕世界却具有一种强大而潜在的文化势能，每当遭到游牧民族的武力入侵时，被征服了的农耕文明往往能够发挥出以柔克刚的文化势能，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销蚀掉野蛮入侵者身上的暴戾之气，使征服者反过来成为先进文化的被征服者。”[21]在这样的背景下，《论语》等儒家经典蕴涵的“德育教化”思想才具有了相对普世价值。但是到了近现代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东方的征服，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势地位逐渐丧失，《论语》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逐渐丧失了先进地位。所以，近代以来，蒙古对中国文化的疏远和隔离，除了苏联因素之外，一定程度上也是文化优势地位丧失的后果。
苏联解体之后，蒙古与儒家思想的关系又得以延续。蒙语版《论语》在蒙古国成为畅销书就是最好注脚。但这种畅销背后隐藏更多的是经济关系。苏联解体后，蒙古经济陷入困境，中国是蒙古最大的投资和贸易伙伴，这就促使蒙古人学习《论语》，从而了解中国，方便经济往来。这是否意味着，经济才是《论语》重新被蒙古人学习的主要因素，至于它蕴涵思想的穿越性和普世性，显然是需要在经济这一前提下才有意义。联系当下西方文化在中国的肆虐，背后主要推手还是经济。所以，当探讨某个经典是否具有普世意义，主要还得看该国家是否具有强大的实力。推而广之，只有建立在国家实力基础上的文化传播，才能真正为他民族所接受，但这种大国文化模式是否意味着相对弱小民族的文化注定会消失，这些问题显然都是需要深度思考的。
今天，当面对蒙语版《论语》热销这一文化现象时，一方面要肯定中国当下文化正发挥着强有力影响，中国形象正在前所未有地提高，因而带动了传统文化的国外热，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论语》等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强势时期的产物。在推销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加强中国当下文化建设。对当下中国而言，除了继续发展经济军事实力增强国力之外，有意识地建构中国当下文化，推出积极的能够代表中国特色的文化成果，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注释
[1]余纯纯：《〈论语〉成为蒙古畅销书》，《报刊荟萃》，2006（9）。
[2]王宇鑫：《蒙古汗国时期儒学的采用》，《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
[3][5]陈巴特尔：《试论蒙古民族传统文化的形成、变迁及其特点》，《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3）。
[4][17]云峰：《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及其儒学影响》，《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
[6]郑成宏：《高丽女性与蒙古族接受儒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09月/02日/第003版。
[7][11][12]杨国勇：《元代教育的几个特点》，《山西大学学报》，1985（1）。
[8][9][10]冀文秀：《元朝蒙古族教育的异彩华章》，《阴山学刊》，2010（4）。
[13]葛根高娃，乌云巴图：《试论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要素》，《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90（5）。
[14][15][16]包文汉：《代儒学在蒙古人中的传播与影响》，《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2）。
[18]扎拉嘎：《儒学的蒙古化与尹湛纳希的近代民族启蒙思想》，《民族文学研究》，2004。
[19][20]杨涛：《蒙古人的对华心态》，《世界知识》，2011（19）。
古典文学和古代文学的区别篇6
【考点解读】
考点一古埃及的金字塔
金字塔矗立于非洲尼罗河流域，是古代埃及国王的陵墓，是国王权力的象征。因为外形近似汉字“金”字，所以我国称它们为金字塔。
【例1】（2016・山东青岛・30）阿拉伯人有一句谚语：“人间惧怕时间，而时间惧怕金字塔。”历经数千年风雨沧桑的金字塔，仍然屹立在茫茫沙漠的边缘，见证人间世态的变迁。金字塔是（）
a.古代埃及国王的宫殿
B.古巴比伦国王的宫殿
C.古代埃及国王的陵墓
D.古巴比伦国王的陵墓
【解析】本题考查古埃及金字塔矗立的国家及功用。据所学知识可知，金字塔是古代埃及国王的陵墓，C符合题意。金字塔是陵墓不是宫殿，排除a、B；金字塔位于古代埃及，排除D。
【答案】C
【例2】（2016・湖南郴州・13）位于非洲尼罗河流域的古代埃及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下列文明成就属于古代埃及的是（）
a.种姓制度
B.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
C.甲骨文
D.汉谟拉比法典
【解析】本题考查了非洲尼罗河流域古埃及的文明成果――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金字塔是非洲尼罗河流域古埃及文明的代表作，是古代埃及国王的陵墓，是权力的象征，是古埃及文明的标志之一。种姓制度是古代印度的，排除a；甲骨文是中国的文字，排除C；汉谟拉比法典是古巴比伦王国颁布的法典，排除D。
【答案】B
【拓展延伸】金字塔是古代埃及早期文明的标志，是劳动人民智慧和辛勤劳动的结晶，也是古代劳动人民被古埃及国王（法老）奴役的历史见证。
考点二汉谟拉比法典
1.目的：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
2.制定者：古巴比伦王国的国王汉谟拉比。
3.诞生地点：古巴比伦王国（两河流域）。
4.内容：法典条文共282条，刻在一个巨大石柱上。法典宣扬“君权神授”，还规定奴隶可以买卖，可以抵债；奴隶可以被任意杀死，凶手只需赔偿奴隶主的财产损失，无须偿命，等等。
5.历史地位：是世界上现存的古代的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成文法典。
【考查角度】中考考查的重点是汉谟拉比法典出现的国家、大河流域及其历史地位。除单独以选择题、识图题等形式考查外，该考点也通常与其他法律文献综合，以列举题等形式考查。
【例3】（2016・山东聊城・18）楔形文字既有语义符号，又有语音符号。汉谟拉比法典是世界上第一部体系完备的成文法典。这两大文明成果均诞生于下列哪一地区（）
【解析】本题考查汉谟拉比法典诞生的大河流域。据所学知识可知，汉谟拉比法典是世界上第一部体系完备的成文法典，其诞生于西亚的两河流域。据此分析选项可知：a是东亚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不符合题意；B是南亚的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不符合题意；C是西亚的两河流域，符合题意；D是非洲的尼罗河流域，不符合题意。
【答案】C
【拓展延伸】汉谟拉比法典的内容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西亚乃至更广阔的区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法典超越了时代，更引领了时代，从中可以认识到法律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促进作用。
考点三种姓制度
1.形成：雅利安人入侵古代印度之后，逐渐产生不同的等级，形成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史称“种姓制度”。
2.内容：
3.特点：各个等级之间高低贵贱有别，下一等级的人没有资格从事高一等级的职业，不同等级的人不得通婚。
4.实质：严格的等级制度。
5.影响：种姓制度激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并对后来印度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
【考查角度】中考考查的重点是种姓制度的实质及四个等级的名称。题型通常以选择题、材料解析题为主。
【例4】（2016・山东泰安・32）下列示意图能够反映古代印度种姓制度的是（）
【解析】本题以图片的形式考查古代印度的种姓制度。观察图片可知，a反映的是西周的分封制；B反映的是秦朝的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C反映的是西欧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种姓制度包括“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个等级，所以D图反映的是古代印度的种姓制度。
【答案】D
【拓展延伸】古代亚非文明之比较：
考点四世界三大宗教
1.佛教：
（1）背景：古代印度社会矛盾尖锐。
（2）时间：公元前6世纪。
（3）地点：古代印度。
（4）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释迦牟尼）。
（5）主要教义：倡导“众生平等”，反对婆罗门的特权地位。认为世界万物的发展都有因果缘由；人的生老病死都是苦，人必须消灭欲望、刻苦修行。
（6）传播：向南最先传入斯里兰卡，又由斯里兰卡传入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向北经中亚传入中国，再由中国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国。
（7）节日习俗：“浴佛节”“成道节”“涅节”。
2.基督教：
（1）背景：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遭受苦难，渴望“救世主”的到来。
（2）时间：1世纪。
（3）地点：巴勒斯坦地区。
（4）创始人：耶稣（救世主）。
（5）主要教义：耶稣就是“救世主”。耶稣叫人忍受苦难，死后就可以升入“天堂”。
（6）传播：4世纪时，罗马统治者定基督教为国教。后来，基督教传遍了欧洲各国。
（7）节日习俗：“圣诞节”“复活节”等。
3.伊斯兰教：
（1）背景：阿拉伯半岛处于分裂状态，人们渴望统一。
（2）时间：7世纪。
（3）地点：阿拉伯半岛的麦加。
（4）创始人：。
（5）主要教义：信仰唯一的神“真主”，主张顺从。伊斯兰教的信徒被称为“穆斯林”。
（6）经典：《古兰经》。
（7）传播：中世纪时，伊斯兰教传到亚洲其他地方和北非等地，对这些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
（8）节日习俗：“开斋节”“宰牲节”等。
【考查角度】世界三大宗教是中考考查的重点和热点，主要考查三大宗教的产生时间、产生地点、创始人、主要教义及节日习俗。除单独考查外，也经常综合考查其异同点。考查题型以选择题、简答题等为主。
【例5】（2016・四川成都・14）“他收了12名弟子，在巴勒斯坦各地传教；他诅咒剥削者，说他们的灵魂要升入天堂‘比骆驼穿针眼还难’。”这里的“他”是指（）
a.释迦牟尼B.耶稣
C.D.三藏法师
【解析】本题考查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由材料中的“巴勒斯坦”“灵魂要升入天堂‘比骆驼穿针眼还难’”等信息，联系所学史实可知他是耶稣。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地点是古代印度，创立伊斯兰教的地点是阿拉伯半岛，三藏法师是佛教弟子，排除a、C、D。
【答案】B
【例6】（2015・黑龙江绥化・18）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作为世界上的三大宗教，其共同特点是（）
①都诞生于公元以前②都诞生于亚洲③最后都为统治者利用④它们的传播都有利于各地区间的文化交流
a.①②③B.②③④
C.①③④D.①②④
【解析】本题考查世界三大宗教的异同点，考查学生的比较辨析能力。佛教诞生于公元前6世纪，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分别诞生于7世纪和1世纪，①错误；三大宗教都诞生于亚洲，②正确；统治者利用宗教让人忍耐顺从的教义，来加强对人们的思想统治，③正确；三大宗教的传播都有利于各地区间的文化交流，④正确。
【答案】B
【拓展延伸】世界三大宗教的相同点：
（1）背景：都是在当时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的情况下诞生的。
（2）诞生地：都诞生在亚洲地区。
（3）教义：都有主张人们忍耐顺从的教义，统治者利用其对人们进行思想统治。
（4）传播发展：都曾被定为国教，受到统治者的扶植和发展。
（5）影响：信徒众多，对现实政治、社会生活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考点五雅典伯利克里时代的民主政治
1.时间：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
2.当政者：伯利克里。
3.发展民主的举措：伯利克里扩大了公民的权利，很多公民担任了政府公职。全体成年男性公民可以参加最高权力机构公民大会，决定内政、外交、和平、战争等重大问题，他们在行政和司法机构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4.最高权力机构：公民大会。
5.结果：伯利克里当政时期，雅典达到全盛时期，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奴隶制民主政治发展到了古代世界的高峰。
6.评价：①积极影响：它为雅典的昌盛提供了政治上的条件和保障，把古代世界的民主政治发展到顶峰，对近代西方民主政治也产生了一定影响。②局限性：伯利克里是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的政治家，雅典民主政治的实质是奴隶主阶级对奴隶阶级的。在雅典，只有成年男性公民才享有民利，广大的外邦人、妇女、奴隶没有民利。
【考查角度】雅典的民主政治是中考的高频考点和考点。重点是为雅典民主政治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物伯利克里、雅典的最高权力机构公民大会、雅典民主政治的特点。考查题型以选择题、材料解析题等为主。
【例7】（2016・江苏徐州・22）假如你穿越时空隧道，来到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雅典，可能遇到的场景是（）
a.观看楔形文字铭刻的法典
B.国王任命陪审法庭官员
C.妇女参与公民大会的表决
D.公民大会决策重大事务
【解析】本题考查雅典的民主政治。楔形文字铭刻的法典在西亚，排除a；雅典的陪审法庭官员由抽签决定，排除B；雅典伯利克里时期，只有成年男性公民才能参与最高权力机构公民大会的表决，决定内政、外交、和平、战争等重大事务，排除C；D符合题意。
【答案】D
【例8】（2016・海南・13）“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公民一律平等，有权参与国家管理。除十将军外，国家各级官职向所有公民开放，通过选举产生。”该材料叙述的是雅典（）
a.种姓制度B.等级制度
C.民主政治D.君主专制
【解析】本题考查雅典的民主政治，考查学生的材料分析能力。种姓制度是古代印度的，与雅典不符，排除a；等级制度、君主专制与材料“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公民一律平等”的信息不符，排除B、D；材料叙述的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实行情况，C符合题意。
【答案】C
【拓展延伸】古代希腊文明对世界产生的影响：
（1）政治方面：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
（2）文化方面：现代奥运会、欧洲戏剧等。
（3）科技方面：杠杆定律、浮力定律的运用。
考点六古代世界的战争与征服
1.希波战争：
（1）原因：波斯帝国的侵略和扩张。
（2）时间：公元前5世纪。
（3）交战双方：希腊和波斯。
（4）著名战役：马拉松战役。（为纪念希波战争――马拉松战役中的长跑英雄菲迪皮茨设立了马拉松长跑）
（5）结果：希腊军民经过顽强战斗，彻底战胜了波斯侵略军，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2.亚历山大大帝东征：
（1）时间：公元前4世纪。
（2）路线：亚历山大大帝出兵东征，扫荡小亚细亚，攻入埃及，占领两河流域，灭掉波斯帝国，远达印度。
（3）结果：建立起地跨欧亚非三洲的亚历山大帝国。
3.罗马帝国的扩张：
（1）概况：公元前27年以后，罗马帝国发动多次侵略战争，疆域不断扩大。2世纪，达到最大规模。罗马帝国地跨欧亚非三洲，地中海成为它的内湖。
（2）影响：一方面充满暴力，另一方面罗马文化渗透到它统治过的广大地区。
【考查角度】古代世界的战争是人类不同文明之间交流和融合的一种方式。中考考查的重点有希波战争、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和罗马的扩张。可以单独考查，也经常结合人类和平交流的方式进行综合考查。考查题型以选择题和材料解析题为主。
【例9】（2016・湖南衡阳・10）英国人富勒在《西洋世界军事史》中说：“随着这一战，我们也就站在了西方世界的门槛上面，在这个世界之内，希腊人的智慧为后来的诸国奠定了立国的基础。”文中“这一战”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它是东西两大古文明的碰撞，在世界古代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请你判断，“这一战”是（）
a.希波战争B.布匿战争
C.罗马内战D.
【解析】抓住材料中“希腊人的智慧”“公元前5世纪”“东西两大古文明的碰撞”等信息分析选项。公元前5世纪，西亚的波斯帝国三次出征希腊，史称希波战争，这场战争是东方与西方的一次重要碰撞，a符合题意。布匿战争发生在公元前3世纪―前2世纪，排除B；罗马内战与“东西两大古文明的碰撞”不符，排除C；发生在11―13世纪，排除D。
【答案】a
考点七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
1.阿拉伯人：
（1）阿拉伯人把中国古代的发明传入西亚和欧洲等地，也给中国带来了阿拉伯的天文学和医学知识，以及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他们在不同文明之间搭起了文化交流的桥梁，促进了这些地区文化和经济的发展。
（2）改造并传播了由印度人发明的“阿拉伯数字”。
2.马可・波罗：
（1）马可・波罗来华：1271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前往中国，到达中国后，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赏识，被留在元朝朝廷中任职。他在中国生活了17年，从海路回国。
（2）影响：记述马可・波罗东方经历和见闻的《马可・波罗行纪》一书，激起欧洲人对东方的憧憬和向往。
【考查角度】和平交往是人类文明之间交流和融合的主要方式。中考考查的重点是阿拉伯数字的发明和传播、马可・波罗来华时中国所处的朝代及《马可・波罗行纪》的影响。考查的主要题型是选择题、简答题和材料解析题。
【例10】（2015・湖南怀化・13）我们在数学运算中经常使用的“0、1、2、3、4、5……”这十个阿拉伯数字的发明者是（）
a.古印度人B.古阿拉伯人
C.古埃及人D.古希腊人
【解析】本题考查阿拉伯数字的发明者。根据所学知识可知，古代印度人发明了阿拉伯数字，a符合题意；古阿拉伯人改进和传播了阿拉伯数字，B不合题意；C、D是干扰项，排除。
【答案】a
【例11】（2015・新疆・7）世界古代文明交往的方式，既有和平交流也有武力冲突。下列各项中明显与其他交往方式不同的一项是（）
a.阿拉伯数字的发明与传播
B.希波战争
C.亚历山大大帝东征
D.罗马征服地中海
【解析】阿拉伯数字的发明与传播是和平交流；希波战争、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和罗马征服地中海都是武力冲突，所以a与其他三项交往的方式不同。
【答案】a
【拓展延伸】文明交流互鉴应遵循的原则：文明交流互鉴应该是平等的。文明的交流应该以和平的方式进行。文明交流互鉴应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要善于学习先进的外来文明，改革创新等。
【强化训练】
1.金字塔神秘而雄伟，不但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前往观看，更是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关注和研究的对象。下列有“金字塔的国度”美誉的是（）
a.古中国B.古印度
C.古埃及D.古巴比伦
2.“法典建立在两个最著名的原则基础上，此即‘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和‘让买方小心提防’。……它是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成文法律条文，是人们研究古代巴比伦经济制度与社会法治制度的极其重要的文物。”材料所述“法典”诞生于（）
a.尼罗河流域
B.印度河流域
C.黄河流域
D.两河流域
3.“假如你未见过雅典，你是个笨蛋；假如你见到雅典而不狂喜，你是一头蠢驴；假如你自愿把雅典抛弃，你是一头骆驼。”雅典公民之所以如此自豪，是因为伯利克里时期他们（）
a.已经废除了奴隶制度
B.享有充分的民利
C.实行了男女真正平等
D.完善了王位继承制度
4.在雅典，公民大会是其最高权力机关，在公民大会上，公民自由发言或展开激烈的辩论，共同商议城邦大事，最后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议。下列人物有资格参加公民大会决定城邦大事的是（）
a.外邦人
B.全体公民
C.成年男性公民
D.成年女性公民
5.2016年6月8日，3000多名国内外马拉松爱好者齐聚新疆奇台县，参加“江布拉克”杯国际半程马拉松比赛。与该赛事相关的战役是（）
a.亚历山大东征
B.布匿战争
C.希波战争
D.特洛伊战争
6.新加坡联合早报网2016年4月13日发表新加坡原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吴俊刚撰写的题为《伊斯兰世界内部矛盾深化》的文章。伊斯兰教的创始人是（）
a.耶稣
B.乔达摩・悉达多
C.荷马
D.
7.郑州市某校九年级历史兴趣小组在开展研究性学习时收集了希波战争、布匿战争、马可・波罗来华等素材，这些素材反映的共同主题是（）
a.中华文化的吸引力
B.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C.文明的冲撞与融合
D.帝国的扩张与崛起
8.有人说：阿拉伯民族对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下列史实不能为该观点提供论据的是（）
a.把阿拉伯数字传到世界各地
B.把中国四大发明传入西亚和欧洲
C.把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传入中国
D.把拉丁字母传到亚洲
9.中东地区是一个古老神秘而又美丽富饶的地方。
（1）____________________是“古埃及文明的象征”，是古埃及法老专制统治的历史见证。
（2）____________________是世界上现存的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成文法典，该法典是用____________________文字刻写的。
（3）世界三大宗教中诞生于巴勒斯坦地区的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阅读图文资料，结合所学知识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雅典民主制政治家伯利克里在一次演讲中说：“我们的制度被称作民主政治，那是千真万确的……就法律而言，一切人在解决他们私人纠纷方面都是平等的；就人的价值而言，无论任何人以何种方式显露出优于他人担任一些荣耀的公职，那不是因为他们属于特殊的阶级，而是由于他们的个人才能。”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1）伯利克里当政期间，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情况如何？文中描述的雅典民主政治的两个特征是什么？
材料二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说希腊文明对世界产生的影响。
（3）通过对以上问题的讨论与探究，你从希腊文明的传播和影响中得到了哪些认识？
11.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为此，九年级某历史兴趣小组以历史上“古代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为主题，开展了研究性学习。请你参与活动。
【文明之源】
（1）图1中的英文字母分别代表人类早期文明的四个区域，请你找出下列文明成就对应的区域。
（2）对比图1和图2，指出古代亚非文明与以古代希腊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产生的自然地理环境有何不同。
【文明交流】
在多样性的世界文化格局中，中国文化只有在与其他文化的碰撞、交流和交融中，才能显示出它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独特魅力，并不断繁荣发展，更好地走向世界。我们要以开放包容的态度，积极吸收借鉴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同时大力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不断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北京晨报》
（3）根据材料，指出在不同文明交往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持怎样的心态。你认为古代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与借鉴的主要方式有哪两种？各举一例加以说明。
【文明之思】
截至目前，共有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方制定出台了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并同30多个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协议。
古典文学和古代文学的区别篇7
内容提要:学术界提及古代民法，一般都会谈到古代西方，或者是希腊，或者是罗马，而对古代东方的民事规范却很少关注，甚至认为在古代东方社会，根本就没有民法，或者说不存在比较系统、成熟的民法。针对学术界的这一倾向，本文以古代西亚地区的民事规范为切入点，联系古罗马民法进行一些比较分析，力图说明在古代东方（西亚地区），不仅存在着比较系统和成熟的民事规范，而且它比人类的任何一个文明社会的民法都要早，民法起源于古代东方，起源于古代西亚（两河流域）地区。
在我国民法学界，一般认为，民法起源于古代西方，是古代罗马法律文化的遗产。比如，张俊浩主编的《民法学原理》一书明确指出：“民法作为法律文化现象，导源于罗马私法。”{1}国内其他民法学著作和教材，大体上也都持同样的观点。如梁慧星教授著的《民法总论》和王利明教授、杨立新教授等著《民法学》，虽然没有明确说“民法起源于古代罗马”，但在其导论和第一章中，在阐述近代民法的历史渊源时，也都各自从古代罗马说起{2}。即使有些学者不同意这一主流观点，认为民法的起源还要更早，那也只是将时间前至古代希腊，如易继明教授就在其一些论著中认为，近代西方民法应该更早地追溯到古代希腊。
应该说，从狭义民法或形式民法（即将民法视为是调整社会平等主体如自然人、法人等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上来说，近代民法，包括“民法”一语，确实是来自罗马，来自罗马法上的juscivile一语。然而，“从民法发展沿革上讲，是先有习惯民法，后有成文民法”{2}。同时，只要有民事交换活动，就产生了规范和调整这些活动的规则体系，这种规则体系，就是广义民法或实质民法。如果我们对此理解形成共识，那么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古代西亚地区，就已经产生了民法—当时该地区就先后颁行了诸多楔形文字成文法典，其中所规定的条文绝大多数是着重于调整这类关系的民事规范。而这些民事规范尽管刑、民不分，诸法合体，但始终调整着人们之间如买卖、租赁、借贷、承揽等各类民商事交往关系，保护着人们对土地、房屋、果园、牲畜等的各种财产权利，规范着人类两性之间的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衍生出来的婚姻家庭关系。
本文针对学术界的上述主流观点，通过对古代西亚地区民事规范的详细解读，试图说明：古代东方（西亚地区），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它凝聚了相当的人力、物力，创造出诸多赖以生存的财富，也促使文字、宗教、王权、法律等得以形成。其中以楔形文字写就的大量法律文集或法典，即所谓“楔形文字法典”最为耀眼。而在这些法律文集或法典中，就包含着大量的民事法律规范，也孕育了近代民法的胚芽。它比人类的任何一个文明社会的民法都要早，民法起源于古代东方，起源于古代西亚（两河流域）地区。
一、在古代西亚地区，存在着大量的民事活动和民事法典
学术界提及古代罗马法是近代民法的渊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认为在古代罗马，出现了比较发达的民商事活动以及因此活动产生了成文民事规范乃至民法典。一方面，罗马在比较早的时候（公元前3世纪前后），就存在着大量的民事活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异常活跃。当时，罗马的国土迅速扩大。农业、牧业、手工业以及随之而来的商品经济也得到发展。土地迅速集中，形成了大土地所有制；轮耕制的实行，经济作物（葡萄、橄榄等）的大量种植，牧场的扩大，奴隶劳动从家庭转入生产领域，新的生产工具（宽铧带轮的犁、割谷器、水磨）的出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各种矿山的开发，众多手工业部门的形成（仅罗马城内，就达80多种），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各种金属、纺织、陶器、玻璃和香料制品行销西欧各地，四通八达的海陆交通将帝国各部联结成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商品交换在西面达到英国，东部达到印度和
据考古学家考证，古代西亚地区最早出现的楔形文字，本来就是和印欧语系属于一个大系统的{6}。这种楔形文字最初是由象形符号演变而来的。早在公元前5000年时，在西亚地区就已经有300多个记号，它们不断地被使用在贸易上，经过了一千多年的打磨，约公元前3500年，楔形文字终于由苏美尔人所创造，并最终定型。随着楔形文字的产生，苏美尔人的心灵也因此变得愈加开豁，民事交往以及商业活动中法律制度的创设也有了可能。公元前2500年左右，楔形文字日趋成熟，它是由用芦苇做成的带有三角形笔尖的笔在湿泥板上刻画而成的楔形符号组成。这些楔形符号的意义在于使真实的生活和固定的制度（如圣书、法典和诗歌）永久流传，也使各种独特的民事规范和商业惯例变得更加鲜明。楔形文字，成了古代西亚地区人们物质交往和精神交流的主要手段，也成为记载古代西亚各种民事规范的惟一工具，并推动了民事规范的法典化。
最后，宗教的状况对民法的起源也有影响。在古代罗马，虽然早期的法律受到宗教的影响，但后来就与宗教分开了，成为一个世俗的社会领域和完整的体系。其表现为：公元前5世纪中叶制定的《十二表法》，虽有关于宗教的一些规定（如第十表），但整个法典，已是一个比较彻底的世俗性法典，基本上摆脱了宗教的影响；公元前4世纪后，平民出身的人也开始能够担任神官。这样，就冲破了贵族—神官—神法与人法的媒介者这种传统体系。公元前198年，执政官阿埃利乌斯进一步以世俗官吏的身份，对法律进行解释、论述，并著书立说，从而，使罗马法最终成为一门世俗的学问而摆脱了神学体系。这反过来又促进了法律包括民法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
与罗马的情况相似，在古代西亚地区，虽然宗教在人们的生活中也有很大影响，立法者（如汉穆拉比国王等）在法典的序言中，也都宣称自己是神的人，受神的委托颁布法律，统治人民。但我们研读古代西亚地区留下来的各大法典，从最早的公元前2100年前后的《乌尔纳姆法典》，到公元前1930年前后的《李必特·伊丝达法典》、公元前1770年前后的《俾拉拉马法典》、公元前1750年的《汉穆拉比法典》等，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世俗法典。虽然，我们不能说法律与宗教的分离是民法起源的必须条件，但至少是一个重要的条件——我们看古代希腊和罗马，看近代各个民族和国家的民法发达史，应该清楚这一点。因为民商事活动摆脱宗教的束缚，民事规范（法典）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领域和成果，有利于民法的进步和发达，已经为世界各个国家、地区和民族法律发展的历史所证明。[3]
三、古代西亚地区民事规范是古代罗马民法的渊源之一
古代西亚地区，不仅有着活跃的民商事活动，制定颁布了一批成文民法典，是人类最早诞生民法的地区，而且，该地区与古代罗马的民法还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古代西亚地区的民事规范是古代罗马民法的来源之一。那么，古代西亚地区诞生的民事规范以及民法典，是通过什么途径或桥梁，传入古代罗马，并对其民法产生影响的呢？国外学者的研究表明，这一途径或桥梁，就是古代希腊，是古代希腊的民事立法。[4]
据考证，公元前6500年，就有来自古代西亚地区的居民大量迁移到爱琴海诸岛和希腊大陆，带来了发达的西亚农业文化，这些移民仍积极地保持着家乡习俗{7}。至苏美尔人初创文明时期，古代西亚居民已经开始与希腊人建立起了进一步的联系。譬如，克里特岛出土了古巴比伦汉穆拉比时代的赤铁矿圆筒印章表明：古代西亚地区的苏美尔人、古巴比伦人在民事交往中契约订立、财产转让等法律效力的重要凭证之一—印章，其具体的效用已为古希腊人所认识，并有可能已适用于当时希腊社会商业贸易活动之中。
除了苏美尔、古巴比伦文明的影响之外，古亚述王国在安纳托利亚建立了商业殖民点，拥有完善的组织网络和完备的民事习惯法。古亚述发达的民事规则同样适用于其商业殖民地。而且，大批希腊人很早即从半岛来到西亚，或者定居做工，或者从军，譬如，新亚述帝国军队中就有不少希腊人。正是两地边贸和战争加强了古代西亚法律文明对外传播的力度，因此波及到了稍远的古希腊。这个离欧洲本土最近的东方国家，其法律文明直接影响了古希腊民族。公元前15世纪前后，赫梯王国颁行的《赫梯法典》是这一时期楔形文字成文法典的代表，该法典中的婚姻及家庭、财产及继承、经商及契约等规则，对古希腊的通商、文字以及法律等产生了间接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古希腊早期文明。
另一方面，通商是古代西亚地区和古希腊文明的共同特征之一，与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的产生相仿，作为希腊字母的始祖，古老的腓尼基文字就源自商业。而腓尼基文字和楔形文字同属于苏美尔人的祖先闪米特民族的语言。公元前1000年，腓尼基字母传人希腊后，希腊人借此创造了希腊字母，因此成为希腊、罗马（拉丁）以及后世西方文字的渊源。有了文字才有了西方历史的黎明曙光。从此，西方文明开始学习并赶超了古老的东方文明。
与此同时，约公元前5世纪左右，希伯来的重要典籍《圣经》被译为希腊文，预示着一神教在地中海世界的兴起，也意味着古代西亚法的集大成者希伯来法有了一个传入希腊社会的直通桥梁。公元前4世纪中叶，马其顿王国征服古希腊后，又将古老的巴比伦作为帝国的首都，使得巴比伦城成为东西文明融合的中心，由此拉开了古代西亚地区“希腊化时代”的序幕。在社会生活和民事交往中，亚历山大大帝及此后的塞琉古王朝的君主均专门采取措施奖励征服者们与当地人的通婚及其他交往，长久以来根植于古代西亚民众生活之中的民事规范也因此愈加融入到异族征服者的社会生活。可以说，希腊化时代是架接起古代西亚地区和古希腊、古罗马等西欧国家的法律文明重要枢纽{8}。古希腊法、古罗马法中包含的不少东方法元素大多来自这一希腊化时代的文明碰撞。
这一重要的时期，尽管外来征服者的战争不断蹂躏着西亚地区和古希腊的民众，但地区间抑或民众中的商业往来始终未曾中断。[5]古代西亚地区楔形文字法典所遗存的民商事规范汲取了楔形文字法文明成就的希伯来法等开始为西方世界所认知与践行。这可以从一些记载有契约、申请书、诉讼案件记录的羊皮纸和碑文中窥见一斑。诸多的希腊化国家（如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叙利亚的塞琉古王朝、小亚细亚的帕拉马王国等）私法方面均适用当地居民的成文法和习惯法。在一定程度上，这也促进了古希腊与古代西亚地区法律制度更实质性地融合。
公元前266年，罗马对居住有部分希腊人的泛希腊地区的征服，使罗马同希腊文化发生了更为密切的接触，为此后西方民法在古罗马的兴盛奠定了文明基础。尤其是至公元前30年共和国时期，罗马人不仅逐一征服了迦太基、马其顿、希腊半岛和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而且还迫使古代西亚地区、安纳托利亚等地实际上沦为罗马的附庸。罗马进入帝国时代后，在帝国疆域东部，沦为行省的各地区其法律文明的交流有了更为具体的载体—用东方文字（叙利亚文、阿拉伯文和亚美尼亚文）编辑而成的法学典籍，在帝国东部广泛地流传。这些教科书不仅“注意到一些最新谕令所做的修改，有时还考虑到行省法中的规范”{9}，并在公元6世纪发展为查士丁尼《民法大全》。
为此，当代美国学者博厄兹·科恩（boazco-hen)将这一时期形成的古希伯来口传律法与古希腊-罗马法（graeco-romanlegal）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了在各自的民法中有许多对应的术语和相似的法律制度{10}。要言之，古罗马法与希伯来法发生密切联系主要反映在《耶路撒冷塔木德》之中，在这一典籍中巴勒斯坦耶路撒冷犹太教圣经注释家们对《圣经法典》的编辑与校正而形成的《密西拿》，反映了在古罗马人统治下，两地法律之间的直接交流{11}。诸如，古罗马法中的特有产（peculium)、抵押（hypotheca)、动产遗嘱（will/testament)、买卖文契或账单（bill/billofsale)等，在希伯来口传律法中均可一一找到。而“庭审备忘录”(bench)、“裁决文书”（table)、“换币官”(moneychanger)、“银行业者”(banker）等古代西亚地区民事规范中常见的称谓则出现在古罗马民法之中{12}。
通过以上的论述，笔者认为，古代西亚地区的民事规范，不仅是先于古代罗马的人类最早的民法渊源，而且也同时是（希腊）罗马民法的历史渊源之一。我们开展对这一地区民事规范的研究，并质疑古代罗马民法的最早渊源地位，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要进一步深入地探讨世界民法之起源、发展、演变的线索和途径，并探索其发展的内在的规律，以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现代民法的内涵与本质。但这一宏大的工作，仅靠少数学者是无法胜任的，需要我们更多的民法学者和法律史学者的共同努力。本文仅仅是一块引玉之砖，抛出来是为了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以便大家一起来开垦这块处女地。
注释:
[1]此外，古代西亚地区还存在着大量的民事文献（民事法律文书、信件、教本等），诸如《苏美尔法律研习本》、《苏美尔亲属法律研习本》、《苏美尔法律样式册》，以及古亚述、新亚述的民事文献，希伯来律法典籍中的民事规约，等等。这些文献，均反映出当时的许多民事规则，这些规则混缠在具体的农耕、商旅、家事以及、日常操行等民众生活之中，它们经历了战争与时间的洗礼，在数千年的发展中均未发生太大的变化，在古代西亚社会的同一运行中基本发挥着规范人们民商事行为的功能，足以成为民法起源的又一个重要标志。
[2]迄今考古出土文献业已证明，在这些古代西亚地区的文献中，属于民法范畴的内容特别多。可以说，是苏美尔人、巴比伦人、亚述人、赫梯人以及希伯来人共同缔造了古代西亚地区的民事规范。它对后世的影响力在《圣经》中还可以找寻得到。时至今日，古代西亚地区民事规范甚至借助于希腊法、罗马法以及教会法等，仍间接地影响着西方社会。
[3]至于古代西亚地区的最后一个法律体系希伯来法，虽然是宗教法，但它对该地区民法规范的贡献，主要是继承，而非具体条文和制度的创造。如果说它有一点创造，则主要是在民法（契约）理念方面，而这又对希腊和罗马的民法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影响。因此，说法律与宗教的分离有助于民法的起源和发展，在总体上是说得通的。
[4]而古希腊民法对古罗马民法的影响则早已为学术界所公认。譬如，古希腊法对民事主体的规定奠定了后来罗马法的人法制度，有关质押及抵押的应用也为后来的罗马法所吸收。"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罗马法渊源-《十二表法》表明，古希腊对于罗马文化和文明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西塞罗和盖尤斯的著述都暗示：他们确信，罗马法起草之时，一个立法委员会曾被派往雅典学习希腊法和法律制度，这是一段不争的历史。"（参见peterdecruz,comparativelaw:inachangingworld,2nded.，cavendishpublishinglimited,1999,p.11)。古罗马私法的发达应该有着古希腊民法的贡献。
[5]早在1930年代初，美国学者约翰·弗雷德里克·刘易斯(johnfredericklewis,1885-1932)夫妇就整理和破译了大量出土于这一时期西亚地区的楔形文字商业文献，它们多是古波斯统治时期的民商事文献，其中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开国之君居鲁士大帝统治时期的文献最多，涵盖的范围十分广泛，具体包括有关某房屋所有权的、某交易中个人义务的、20只小羊羔买卖事宜的、有关某债务奴隶买卖价格条款、在某阿卡德人法庭上所发生的一次寄存关系、某一项个人的委托、某一房屋的买卖、20名奴隶的租借，等等。其他波斯国王加冈比西斯（cambyses，-前522年，公元前529-前522年在位）、薛西斯一世（xerxes，公元前519-前465年，公元前485-前465年在位）、阿塔泽克西兹一世（artaxerxes，-前424年，公元前464-前424年在位）等统治时期的民商事文献也有不少。seehar-oldg.stigers,neo-andlatebabylonianbusinessdocumentsfromthejohnfredericklewiscollection,journalofcuneiformstudies,vol.28,no.1.(jan.,1976)，pp.3-59.
古典文学和古代文学的区别篇8
关键词：园林；古典；现代；现代居住区
abstract:theChinesegardenartcontainsthegreatnationalspiritandculturalessence,pregnantwithallthepeoplefortheactivepursuitofartandaesthetics,andartintheorientalculture,inourcountrysincethegardenengineeringreflectincisivelyandvividly.inthisarticle,throughthesummaryofthecharacteristicsofthemodernlandscapearchitecture,aswellastheanalysisforthevalueandlimitationsofclassicalgardens,emphaticallyfromtheexplorationonthetheoryandpracticeresearch,toexplorehowtocombinedwiththeclassicalelementsinmodernlandscapedesign,soastoenrichthetheoryofresearchonlandscapedesignknowledge,providingareferenceforthedevelopmentofChina'slandscapeindustry.
Keywords:landscape;Classical;modern;modernresidential
中图分类号：K928.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104(2013)
中国古典园林概述
中国古典园林是指以江南私家园林和北方皇家园林为代表的中国山水园林形式，在世界园林发展史上独树一帜，是全人类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总的来说：源于自然而高于自然；建筑美与自然美的融糅；诗画的情趣；意境的涵蕴。这就是中国古典园林的四个主要的特点。
（一）中国古典园林的立意
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是中国传统造园理念。“好鸟要朋，群麋偕侣。槛逗几番花信，门湾一带溪流，竹里通幽，松寮隐僻，送涛声而郁郁，起鹤舞而翩翩。阶前自扫云，岭上谁锄月。千峦环翠，万壑流青。”的观点是《园冶》对人在园林环境中与自然和谐相处、和平共生情景的描写。其提倡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和谐的自然生态审美观。人要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用自然环境可接受的方式改造自然，建设环境，从而表现一个精练概括的自然、典型化的自然，实现人工物与自然环境和谐统一。《园冶》还很重视根据自然规律营造环境，提出要在考察当地季候特征、水体来源与去向、山脉走势后再营造园林。
正是基于如此，像颐和园那样的大型天然山水园才能够把具有典型性格的江南湖山景观在北方的大地上复现出来。这就是中国古典园林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本于自然而又高于自然。这个特点在人工山水园的筑山、理水、植物配植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二）中国古典园林的表现
中国古典园林重视园林建筑布局，追求园林环境的意境美，强调风景如画，要求所观之景必须具有“人画”的品质。中国古典园林建筑无论多寡，也无论其性质、功能如何，都力求与山、水、花木这三个造园要素有机地组织在一系列风景画面之中。突出彼此谐调、互相补充的积极的一面，限制彼此对立、互相排斥的消极面。如《园冶》在确定楼阁的地基位置之后，如园内有山，便打破常规，将楼阁设立在半山上，借助山的高度，使人可以望得更远。在假山基篇中提到堆山的时候，要注意山的高度和形态，兼顾假山对地面上和楼上的人的空间感受。
（三）中国古典园林的情趣
文学是时间的艺术，绘画是空间的艺术。园林的景物既需“静观”，也要“动观”，即在游动、行进中领略观赏，故园林是时空综合的艺术。中国古典园林的创作，能充分地把握这一特性，运用各个艺术门类之间的触类旁通，融铸诗画艺术于园林艺术，使得园林从总体到局部都包含着浓郁的诗、画情趣，这就是通常所谓的“诗情画意”。
（四）中国古典园林的意境
对意境的追求，在中国古典园林设计中由来己久。园林意境是指通过园林的形象所反映出来的情意，使人触景生情产生情景交融的一种艺术境界，造园者将自身的思想情感等深层次的文化内容都凝聚在园林景物中，充分的体现在园林的空间环境里，达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境界，这便是中国古典园林造园之精髓。
园林意境的形成需要对自然的提炼选择和情与意的投入，两者统一，才一能见景生情，缘情而取景，最后寄情于景，创造出有意境的园林。正如叶朗先生所言：“‘意境’不是表现孤立的物象，而是表现虚实结合的‘境’，也就是表现造化自然的气韵生动的图景，表现作为宇宙的本体和生命的道(气)。”园林意境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人与自然化思考方式之间所建立的整体共鸣。
中国现代园林的特色
（一）中国现代园林是对传统园林的继承与发展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对自然的认识逐渐深刻，现代园林在发扬尊重自然的园林传统同时并改变只注重自然形态而忽视自然功能的形式主义手法。在中国现代园林设计中，保留其“人与自然的和谐”、“源于自然而高于自然”、“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思想，同时将古典园林的造园手法、造园要素、空间布局形式以及文化特征等应用到更广阔的领域，继承和发扬极富现代意义的理念和手法。
（二）现代园林景观设计风格中最显著的是人性化空间
中国现代园林的特点园林是有生命的，其本质是一种追求愉悦的纯粹精神活动。以“人”为本是现代园林设计的基本理念，现代园林景观更注重尺度“宜人、亲人”，尊重自然，尊重历史，尊重文化、文脉。从现代人的生活行为方式出发，运用现代造园素材，形成鲜明的时代感。
现代园林景观设计大到城市设计（园林城市）、中到城市广场，城市公园、城市绿带，小到庭院绿化，道路绿化，无不以此为起点，开放、大众化、公共性以成为现代景观设计的基本特征。
园林工程中古典与现代的融合应用
（一）模山范水的景观类型
地形地貌、水文地质、乡土植物等自然资源构成的乡土景观类型，是中国传统园林的空间主体和构成要素。乡土材料的精工细作、园林景观的意境表现，是中国传统园林的主要特色之一。中国园林强调“虽由人做、宛自天开”，强调人对自然的认识与感受。中国园林是由建筑、山水、花木等组合而成的一个综合艺术品，富有诗情画意。
不同于古典园林中的自然，现代居住区园林环境在各个场所功能空间也是区别对待，或强调视觉礼仪感或追求自然精致，或围合或开放，根据流线和受众的不同园林形式内容多样化。现代居住区园林设计中也常是在有限的建筑空间环境里，尽可能地调动各种造景要素，营造自然与人工气息夹杂的居住环境。
（二）巧于因借的视域边界
古典园林不拘泥于庭园范围，通过借景扩大空间视觉边界，使园林景观与城市景观、自然景观相联系、相呼应，营造整体性园林景观，无论动观或静观，都能看到美丽的景致。许多现代园林设计师都把视域空间作为设计范围，把地平线作为空间参照，这与传统园林追求的无限外延的空间视觉效果是殊途同归的。
现代居住区园林设计中可以因借的景观因素有限，但只要有可能都应充分利用。如将公共优美景观尽量均衡分布面向住户，多方位开拓景观视线对应于重要景观，强调可达性及共享性。同时建筑亭廊花架、风雨走廊等观景、点景类构筑设施，尽可能地挖掘赏景的充分必要条件。而对于位于郊区的居住区园林常邻近大型水体湖泊等可借景因素，也往往在高处、开敞处建造观景平台以眺望美景。
（三）循序渐进的空间组织
动静结合、虚实对比，承上启下、循序渐进、引人入胜、渐入佳境的空间组织手法和空间的曲折变化，常常将园林整体分隔成许多不同形状、不同尺度和不同个性的空间，并且将形成空间的诸要素糅合在一起，参差交错、互相掩映，将自然、山水、人文、景观等分割成若干片段，分别表现，使人看到的空间的局部而非一览无余，这些古典园林设计手法在现代各种尺度的居住区园林中同样可以精心设计加以应用。
（四）小中见大的空间效果
古代造园艺术家们抓住大自然中各种美景的典型特征，提炼剪裁，把峰峦沟壑一一再现在小小的庭院中。“以有限面积，造无限空间”。
将现代居住区园林划分多个功能分区和景点、水面的设置、游览路线的逶迤曲折以及亭廊的装饰等都是“小中见大”的空间表现形式。例如部分一层或下沉小院的设计，尤其需要小中见大，尺度适宜，而一些别墅豪宅的超大院落，则又需要适当分割整体划分，不可以显示出空旷和单调。
“大”和“小”是相对的，关键是如何利用自然之景，把握最佳尺度，营造园林意境。
（五）耐人寻味的园林文化
人们常常用山水诗、山水画寄情山水，表达追求超脱、与自然协调共生的思想和意境，传统园林中常常通过楹联匾额、刻石、书法艺术、文学、哲学、音乐等形式表达景观的意境，从而使园林的构成要素富于思想内涵和景观厚度。在现代景观设计中以及西方园林中，一些造园元素，如石刻、书法、文学典故、声音等等，也是随处可见的。这些要素在细微之处使园林获得了生命和文化韵味，是我国园林文化的一脉相承和发扬。
现代居住区园林景观的主题和各景点创意皆可从文化上寻找源头。如一些小区从太阳、露珠、星河、自然水体等自然要素入手，体现到整体设计中，居住区园林景观显得生动而有灵魂。而局部景点的设计，更是易于从园林文化着手，如利用雕塑、景石等刻画主题，或利用有特色内涵的植物、有一定符号的园建小品等，精心刻画，将文化融于自然。
四、中国现代园林的发展方向
（一）与时俱进，拓展园林设计领域
中国古典园林的历史局限性，在于习惯闭门造车，与外界的联系相对较弱。时代的发展，中国园林如何自我更新。拓展设计思路和领域，将中国园林理念与内涵带入人居环境、城市景观、风景名胜、自然保护、郊野公园、乡村景观、工业园区以及道路河流等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之中。
（二）开阔眼界，研究园林发展趋势
中国园林要走向世界，前提是开阔眼界，对各国园林发展史和现代园林发展趋势有清醒的认识。在西方现代风景园林普遍尊重自然与可持续发展，注重场地特征，空间塑造，时空效果，地域文化特色，强调简约和个性化设计风格的潮流下，中国现代园林如果还停留在抄袭模仿中西方园林，大搞形式主义，注重实体景观而忽视空间塑造，强调张扬和人工堆砌的设计手法上，就不可能真正走向世界。
（三）立足本土，再现地域文化景观
中国现代园林的发展，必须依赖于本土风景园林师长期的艰苦努力和整体水平的不断提高。不断关注现代园林的本土化研究，积极探索富有地域景观文化特征的园林作品。好的园林作品是从乡土环境中生长出来的。园林设计应针对大到一个区域，小到场地周围的自然资源类型和人文历史类型。充分利用当地独特的造景元素，营造适合当地自然和人文景观特征的景观类型。
（四）博采众长，关注园林文化内涵
虽然中西方园林在表现形式上差异较大，但在本质上存在诸多相通之处。中国现代园林的发展，也应研究借鉴西方园林的成功经验。取西方园林之长，补中国现代园林之短。融西方园林现念与设计方法于中国本土景观资源与文化内涵之中，是加速中国现代园林发展的捷径。
结语
综上，一个好的园林作品，是从“乡土”中“生长”出来。对中国传统园林的研究，是了解本土地域文化的捷径。中国现代风景园林的发展，必须依赖于本土风景园林师的艰苦努力。我们必须关注风景园林的本土化研究，积极探索富有地域性景观文化特征的风景园林作品。
参考文献
[1]苏相健.现代园林设计中的古典元素[J].农林科技，2010.4.
古典文学和古代文学的区别篇9
人文主义、新古典主义以及启蒙主义文学潮流分别兴起于16世纪、17世纪以及18世纪。这三种文学潮流都以理性著称。所谓理性，简言之，就是“把一切现象都归因于自然而不归于奇迹的倾向”[1]，这是明显区别于此前中世纪的一种思维方式。
文艺复兴掀起的人文主义思潮发源于意大利，文学上，意大利的彼特拉克创作了《歌集》，薄迦丘创作了短篇小说集《十日谈》，他们通过颂扬爱情、赞美人现世的幸福，首先把理性思维的发出者——人彰显了出来。肯定人的情感的正当性，肯定人的宝贵，这是同时期的文学作品都多少有的特点，也是贯穿文艺复兴的一个主题。人们开始关注自身，关注自身的认知能力，使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生活，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世界。这样的理性苏醒不仅体现在人文主义文学当中，更使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然科学迅速发展，形成飞跃。这些都是理性的表现形式。
新古典主义繁荣时期，理性又着重表现为个人情欲的对立面，成为捍卫荣誉、高贵的力量。这样的思想和哲学家笛卡尔有一定关系，他认为理性就是良知，人人都有，他肯定人的理性，主张用理性克制情欲，为古典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法国是古典主义的大本营，高乃依、拉辛、莫里哀和拉封丹是其中优秀的代表。高乃依创作的悲剧《熙德》上演，引起轰动，这部悲剧反映的就是义务和感情之间的矛盾。随后创作的《贺拉斯》，反映的也是为了民族大义放弃个人恩爱。虽然这些作品之中反映出来的已经不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性，但是，理性在另一个侧面得到了发扬。
启蒙主义更是和理性密不可分，黑格尔说“认识理性法则的合法性称为启蒙”[2]。启蒙主义者们把自己看作是整个受苦人类的代表，把一切制度和规范放在“理性”的审判台前，批判旧的，并且描绘出一个自由平等、普遍幸福的“理性王国”。
由此可见，欧洲历史上重要的三个文学潮流中都暗暗涌动着一个不安的力量：理性。但是，三个时期的理性又具有各自鲜明的特点。分析他们之间的区别就非常必要。
二理性基础的区别
虽然同样是理性的思维方式，但是，三个不同时期文学的理性基础还是有相当大的区别的。明确理性基础的区别，是本文的重点。
文艺复兴的理性基础是神本主义的。这是需要论证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要明确这个问题，首先要对我们长期混淆的两个概念作出区别：教权和神权。由于中国文化自身具有相对独立的系统，也由于历史上对于“中世纪”和基督教的误解，我们一直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充满了“人神对立”、弥漫着社会道德和个人情感的对立，于是，人文主义的文学家通过创作，使“人发现了人”，这是一场反对神权的斗争。顺着这样的思路去理解人文主义思潮影响下的各国文学，难免对其中充斥着的宗教气氛和敬虔品质以及基督教道德感到茫然，究竟为什么属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的最早的代表彼特拉克和最后一个代表托夸多塔索都歌颂宗教的力量？为什么法国人文主义代表拉伯雷会跟随巴黎主教出访意大利？为什么西班牙的塞万提斯会随从红衣大主教到意大利？一般，我们都会认为这是“作者思想的矛盾”，或者以”“新兴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一笔带过，一笔勾销，就此了结。但是，这样的解释，说服力度与日俱减。
事实上，对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和作品的解读需要新的分析和新的视角。区别“教权”和“神权”是最基础和最必要的一步。“神权”反映的是一种精神体系和思想体系，而“教权”反映的是一种社会体系。一个在神权之下的人，是基督信仰之中和上帝亲近的人，指的是一个人了解到自己的渺小，相信上帝比自己强大有力，一个人知道自己无法超越生老病死的终极困境，从而依靠上帝得到拯救，因此，神权仅仅和个人的思考方式、精神状态和生命体验有关，一个生活在教权之外的人也可能生活在神权之下。而教权指的是教会作为一个社会团体和机构代替人和上帝沟通，代替人作出决定，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之下，教会在更大意义上是一个政治力量。当时的罗马教会以上帝的名义各项命令，就是一个例子。人文主义者们，从但丁开始，讽刺和反对的就是作为政治力量的教会，而不是精神意义上的上帝。所以，与其说是“人神对立”，不如说是社会阶级对立，与其说是“发现了人”，不如说是回归了个人和上帝之间的一对一关系。
这样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人文主义者们从来就没有对“神权”提出置疑，在思想领域，他们并不想否定上帝。这样就很容易理解但丁让教皇下地狱，但仍旧坚持上帝的审判。德国的马丁路德写出的《我主是坚固堡垒》更是他反对教会专制，提倡“因信称义”思想的反映。人文主义的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创作主要在文艺复兴后期，他的创作既是文艺复兴的顶峰，也充满了对人文主义的反思，甚至反映了对人文主义的一种虚化。从他的悲剧《哈姆雷特》之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神本主义基础。《哈姆雷特》之中有著名的疑问“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当时的哈姆雷特已经完成了思考的变迁，他的思维已经从宗法责任和社会责任转移到了本原性的思考，复仇一再延宕，因为复仇相对于人性的脆弱和渺小实在是太不重要了。这是普遍达成共识的结论，但是，如果对这样的发问的思想基础进行追问，我们会发现，他疑问的基础是基督教的神本主义思想，对于哈姆雷特来说，生活在现世目睹人性的脆弱是一件残酷的事情，选择死亡？但是，死亡对于他并不是虚无，在哈姆雷特的心中，死亡意味着接受上帝的审判，自杀和他杀在上帝那里同样是杀人之罪这样的疑问和祥林嫂的困惑有相似之处。只有从基督信仰出发，才能更好的理解当时的著作。
新古典主义时期，理性的基础是人本主义的，但是，这个“人”仅仅限于国王、英雄等高贵的人。文艺复兴的起源地是意大利，新古典主义的大本营是法国，文艺复兴影响了法国，但是，法国的新古典主义并不是人文主义文学直线发展的结果，当然，也不是其直接受挫的结果[3]。法国古典主义文学的理论家布瓦洛曾经明确的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提出了批评：
因此，首先爱理性：愿你的一切文章永远只凭着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大部分人迷惑于一种无理的偏激，总是想远离常理去寻找他的文思；在他的离奇诗句里他专想惊人，别人和他一样想，他便觉得跌下身份。避免这种穿凿吧；不要学那意大利，让它用假色泽使文章光怪陆离。[4]
这一段叙述中肯定并且颂扬了理性，同时把意大利的文章称为“假色泽”。可见，新古典主义文学倡导的理性已经不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们倡导的理性了。这就印证了我上面提到的：这两个时期的文学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直线发展过程，新古典主义虽然受到了人文主义的影响，但是，更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学存在批判。当然，新古典主义也不是人文主义直接受到挫折的表现。二者之间存在的裂痕，说明理性的基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我认为，文艺复兴时期占主导地位的人文主义思潮质疑了教皇的权威，是对政治压迫的反抗，依赖的是人的政治热情。在神权作为基础的前提下，人们寻求和上帝的直接接触、对话。体现在文学作品之中，就出现了个性解放和理想主义的特点，体现在宗教之中，就是宗教改革的出现和清教徒的壮大。虽然宗教改革者们并不是对神权质疑，但是活跃在下层的宗教改革在使人恢复和上帝直接的关系的同时，也把这一切建立在人的自由意志的基础上。这就为神权的松动提供了可能。而事实上，神权也确实缩小了其作用范围。到了17世纪新古典主义盛行的时期，顺应当时法国达到高峰的封建王权，文学也已经把关注点集中到宫廷、国王、英雄等特殊强势群体的身上。沙龙文学盛行，贵族色彩浓重的文学潮流说明，当时基督教的神权基础已经崩溃，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至高的权利：王权。国王为代表的贵族代替上帝受到普遍崇拜和颂扬。神本主义基础被人本主义基础取代。高乃依的《熙德》中的人物用理智控制感情，得到作者的肯定，拉辛的作品多从反面讽刺了缺乏理性、放纵情欲的人。这既是对人文主义的破坏性弊病的抵制，也是人文主义的发展，是人们开始把人文主义者坚持的神权从天上转移到地下，成为古典主义者心中的王权。所以，新古典主义不仅仅是人文主义的对立面，更和人文主义有复杂的“转移性的连接”关系。
启蒙主义时期的理性基础是人本主义的，这个时候的人具有极大的广泛性，可以理解为“人类”或者“所有的人”。启蒙主义的典型范本还是在法国。这一时期有一些非常响亮的名字：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歌德、席勒。虽然他们最具有影响力的著作并不都是文学作品，但是，还是可以对他们的文学作品进行关注。孟德斯鸠创作了书信体讽刺小说《波斯人的洗礼》，对门第观念和上流社会的生活进行了嘲讽。启蒙主义成熟时期的《百科全书》更是对特权进行了深层的批判。值得一提的是，加隆德博马舍创作了关于费加罗的三部戏剧，把古典主义时期受人景仰的王权、特权拉回到可以肆意挖苦的地位。当然，还不能遗漏一个英国人——弥尔顿。他是文艺复兴和启蒙主义的桥梁，恩格斯这样说他是“第一个为弑君辩护的人”，这也印证了启蒙主义存在由贵族人本主义到平民人本主义的一个转移，由王权转到人权。
启蒙主义时期的这些作品都体现了民主的思想，我们的教科书一直把启蒙运动看作是反封建的运动，认为矛头指向的是封建阶级。但事实上，启蒙主义体现和倡导的民主的思想，是针对一切压迫者的，是针对一切不平等的制度的。它的精神核心是对于平等的要求，这种精神要素已经超越了启蒙主义盛行的那个时代。可以说，这是一种平等理性，甚至是一种平民理性。三理性来源的区别
人文主义、新古典主义以及启蒙主义的来源也不相同。人文主义产生在文艺复兴时期，所谓复兴，就是人文主义文学掀起了希腊文学以后的一次文学高潮。1453年，土耳其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带着古代的手抄本逃到意大利，使古代文明被重新发现和重视。人文主义文学作家提倡希腊古典文化，研究推广古典名著。其中彼特拉克还收集了许多古希腊、罗马的抄本。希腊、罗马文学和中世纪的文化形态形成了反差。和基督教文化相比，希腊、罗马的文化更强调人的力量，更注重人的生活记录。可以说，希腊、罗马文化是人文主义的理性精神来源。
新古典主义文学并没有更新的理性来源，它仍旧和希腊、罗马的文学脱不了关系，古典主义文学的作者们以希腊罗马的文学为典范，这一定程度上是文艺复兴的影响。只是，当时法国的王权达到顶峰，沙龙文学成为上层精神和文化的中心，新古典主义文学就生长在这样的温床上，也就充溢着贵族的气息，充满了对等级和王权的认同。在这样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人文主义对个人的强调与等级和民族国家发生矛盾，于是，克制个人情欲的古典主义文学的理性就发展了起来。这是人文主义理性的受挫同时也是发展。
启蒙主义的理性来源要追溯到中国。当时，天主教内部一场关于中国的礼仪之争引起长达百年之久辩论，参与这场争论的有德国和法国的一些启蒙思想家。这使中国的思想资料进入欧洲学者的视线。启蒙主义的思想家们对这个东方文明表现出很大的热情。伏尔泰曾经说：“欧洲王公及商人们发现了东方，追求的只是财富，而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学者们对启蒙主义与中国的思想渊源关系早就有文章叙述。启蒙思想家至少从四个方面吸收了来自中国的思想资料[5]，这里不一一罗列。特别是启蒙思想家崇尚的“理性”等概念实际上与中国古代哲学关系密切。伏尔泰称中国人是“所有人中最有理性的人”。指的就是中国人把万物的本原看作是“理”，没有超验和神奇的意味。虽然现在不少学者把这个看作中国思想元素中的缺陷，但是，对于启蒙主义还是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注释：
[1]汉默顿《西方名著提要（哲学、社会科学部分）》394页
[2]黑格尔《历史哲学》701页
[3]王富仁《政权神权人权理智道德情感》
古典文学和古代文学的区别篇10
目前，学术界对城邦及中世纪晚期和近、现代城市的研究较多。其实，城邦和城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城市也有其自身的发展历史，没有古代的城市文明，就没有近、现代的城市文明。本文试以雅典城市为例，简要阐释古希腊城市的兴起，综述古典作家的相关论析，以供参考。
一
希腊古代城市的兴起，远可以追溯到爱琴文明时期。爱琴海区的城市始于克里特岛。米诺文化（minoanCulture）的中心就在克里特。在克里特岛中部的克诺索斯（Knossos），考古发现了早期的聚落核心———宫殿，克诺索斯也因此被称为“宫殿国家”（palacestate），宫殿里的庙宇清晰可见。克里特岛的社会生活在米诺文化早期得以繁荣。尽管克诺索斯宫没有城墙，但是，于克诺索斯发现的那些陶制水管（thetiledconduits），以及宫殿中的内部装饰，诸如住宅设计、宫殿中的卫生设施等，表明当时、当地的劳动组织和工程技术，堪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古城相媲美。“克里特文化最新奇之处是那些窗子，克诺索斯正是在这一点上超过了苏美尔城那些幽暗无窗的住宅”[3]（pp．145～146）。随着克里特殿堂的全部被毁，该地区的社会活动缩小到地域较为有限的城堡内（德文theZwingburg，意指“有限的城堡领域”themeageroccupationsofthecitadel），爱琴文明的中心也由克里特移至欧洲大陆的迈锡尼。
相传，凯克罗普（Cecrops）是雅典的创建者及第一任国王。其上半为人，下半为蛇，为人民制定婚葬、书写等制度[4]（p．42注释②）。考古发现证明，希腊铜器文化晚期，雅典已是一个重要的地方[5]（p．31）。迈锡尼文明时代（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2世纪），雅典已成为迈锡尼文明的一个中心，它拥有几近可以与迈锡尼和梯伦相媲美的王宫与城墙[6]（p．34）。迈锡尼文明后期，雅典扩大了防御工程，建立了引水系统，加强了同地中海区一些重要城市的商业往来。
大约公元前12世纪后半期，多利亚人入侵希腊半岛，迈锡尼文明衰亡。所幸的是，多利亚人并没有侵入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半岛。阿提卡的和平环境有助于雅典城市的产生。
尽管米诺－迈锡尼文明与希腊历史的关系很难明晰而又准确地述说清楚，但是，米诺和迈锡尼无疑可作为西方古代城市的前身，“米诺城市以宫殿和用于节日及政治集会的公共场地（即早期的阿果拉）为中心。迈锡尼城市则是附加有防御工事的城堡”[7]（p．2）。只是古代爱琴海地区并没有什么适宜原始城市发展的条件，甚至连足够的建筑场地也没有。城址多是在光秃秃的岩山之岬。古城德尔菲（Delphi）即是如此。即使在平原地带，城市建筑也必须挤占耕地。城市的规模极其有限。
及至荷马时代，从荷马史诗中可以感悟到迈锡尼时代或该时代以后的宫殿与城砦的情景，发现希腊城市所具有的双重遗产———迈锡尼时代以后的堡垒和当地的山村[3]（p．158）。这说明古希腊城市的源起，既有防御之基本因素，也与乡村密切相连。荷马史诗里的核心社区单位即是城堡或市区（polis，asty）。部落首领或“王”占据城堡犤8犦（p．162）。关于polis和asty二者的区别，格劳茨认为，“高城市起初称为polis（πολισorπολιεθρου），同时，较低的城市称为‘阿斯提’asty（αστυ）”[9]（pp．10～11）。“波里斯（polis）是由村落联合而成的。在拉斯第孟（Lacedaemon），斯巴达是由四个村落联合组成的。在阿果斯，它包含了拉里萨（Larissa）的两个城堡和阿斯匹斯（aspis）以及一个由多利亚人3个部落组成的城堡。在克里特，polis由兴起于肥沃山谷之上的所有的高地组成”[9]（p．13）。雅典人常常将雅典卫城（acropolis）简称为波里斯。因此，polis或asty既是抗御敌人进犯的堡垒，也是平常部落集会或其他社会活动的中心。阿基琉斯战盾上所锻铸的两座城堡或城镇，则是战争及与平时两种不同社会生活景况的具体表征。城堡的多是一片农野或乡村，城市和乡村一起组成“德莫”（Demos）。据此，荷马时代的城堡或城镇，实际上包括城镇和乡村，其居民是指城堡内外的所有人。城堡或城镇的统治者为巴赛勒斯（Basileus，意为“王”），某些王或统治者（如阿伽门农等）拥有一个以上的城堡或城镇。战时，Basileus是兵民的统帅，下设若干分队，由头领管带。《伊利亚特》在记述阿基琉斯时写到：“他任命了五个首领作为属下辅佐，分别指挥队伍，他自己统率全权。”[10]（pp．171～172）王所居住的城堡实则是政治、军事、文化中心。
由此可见，自卫（self－defence）也许是古希腊城市产生的第一要素，“甚至从最初开始，城市就占据小山，乡邻们据此可以免受敌人或盗匪的威胁”[9]（p．18）。早期的城市实则是城堡，卫城几乎都墙ㄔ谏缴匣蚋叩胤降囊桓龀潜ぃ╟itadel），是城市中最易防守和最高的据点，经常是受困者最后的避难之所。卫城（akropolis，acropolis，）即意指“城市中最高的地方”。古希腊大多数城市都有占据高地的卫城和地势相对较低的城市。当城市被占领时，卫城时常成为外侵军队的营地。大约在新石器时代中期，欧洲大陆的许多地方都出现作为设防中心的村落或聚居地，差不多在荷马时代后期，雅典也出现了设防的部落中心———卫城。雅典卫城建立于一个山冈上。周围是一些居民点。卫城是附近居民遇到外敌入侵时的避难所和宗教祭祀的地方，后成为巴赛勒斯的驻地。最初，雅典卫城与阿提卡其他地区的城堡同步发展。雅典城市即是从雅典卫城发展而来的。诚如中国著名学者、世界史专家王敦书所言：“雅典卫城在雅典城内的小山上，大概是雅典城最初的所在，后来雅典人向小山四周发展，卫城渐成为宗教和文化活动的中心，波斯战争后便无人居住。”[4]（p．44注释①）古典时期，卫城在军事上的重要性逐渐减弱，而主要是宗教建筑所在地，其中以雅典卫城最为著名。格劳茨（G．Glotz）是这样评述卫城的：“卫城，有无数个词语来描述它的特征———它的悬崖绝壁、它的厚重、它的高塔、它的大门；进一步地说，因为它包含了城市神灵的圣庙和王宫，它是神圣的、富有的、高尚的和财宝满盈的地方。”[9]（p．13）相对于卫城，那些位于低地的城市，其发展中通常需要建造宽大的城墙来进行防御。“虽然历史上很早时期的城市是开放的，但在荷马史诗中，经常可见城镇或城堡（asty）围以侧面有塔、由门而入的高墙”[9]（p．18）。
城堡并不等同于城市。完全意义上的古代希腊城市，大约形成于公元前9世纪左右，并可能受到迈锡尼、阿卡亚和多利亚人的影响。有研究者认为：“雅典作为一个城市，兴起于公元前9世纪。”[11]（p．29）希腊城市形成时，“迈锡尼贵族及与其思想相通的阿卡亚人和多利亚人的后继者们所培养的生活习惯，有些已随之进入了希腊城市”[3]（p．147）。
伊顿大学（etonCollege）古典学专家罗伯特（J．w．Robert）认为，古希腊城市的出现与城邦的产生基本同步，“大约在（前）700年左右，阿提卡开始出现波里斯（polis）或政治共同体（politicalcommunity）或雅典人的城市（cityofathenians）”犤12犦（p．2）。但是，由于希腊多山地，平原狭小。受可耕地和水源的限制，公元前5世纪以前，爱琴海地区城市最充分的发展实际上出现于伊奥尼亚（ionia）通向小亚细亚以及更远地区的港口或门户地带[3]（p．149）。
大约公元前8世纪，借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人物提秀斯（theseus）之名的托古改制，使雅典城获得了很大发展①(①一般认为，提秀斯为公元前13世纪的英雄人物，这里的提秀斯改革可能是借提秀斯之名，托古改制。)。在其改革计划中，“最重要的就是取消各市镇的议事会和政府，使他们都团结在雅典的下面，创造了一个共有而详慎的民众会议和一个政府机构。……提秀斯所遗留给后代的，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城市……在此之前，雅典所包括的，只是现有的卫城和它下面向南的一部分地方”[13]（ⅩⅤ．2～3，p．118）。
提秀斯的改革是雅典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其一，提秀斯在“统一运动”（所谓赛诺西辛synoe－cism）中，取消了阿提卡各部落议事会等部落管理机构，设立了以雅典城为中心的中央议事会和行政机构，雅典城初步成为早期政府的所在地和政治中心。其二，提秀斯在雅典卫城西北侧的斜坡上，建立了雅典最古老的、雅典人共同体日常活动的公共空间阿果拉（αγορα，agora，也名“提秀斯广场”）[14]（p．298）。从公元前6世纪初起，在提秀斯广场的西北侧建起一些公共建筑，开始摆设路摊。广场周围以及通往广场的街道，渐渐变成私人店铺和手工作坊的密集区。昔日作为雅典人日常集会的广场，如今也是商品经济活动的市场。城市的经济功能逐渐增加。其三，提秀斯为纪念雅典娜女神，规定在雅典历的一月举行祭典，庆祝“统一节”。这一祭祀活动则使雅典城开始具有宗教文化中心的功能。因此，提秀斯改革使雅典从一个以卫城为中心，包括周围若干居民点的设防聚落中心，逐渐发展为初具政治、经济、宗教功能的城市。
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6世纪，希腊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古代希腊城市也普遍兴起。发生于此间的、空前规模的“殖民运动”（Colonization）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之一，就是推动了希腊城市的成长和分布空间的扩展。“殖民运动使希腊城市扩展到小亚细亚和黑海沿岸，西至意大利和西西里”[15]（p．148）。据统计，公元前800—公元前500年间，由希腊母邦城市（mothercityorcities）所建的殖民地达139个。小亚细亚的米利都城（miletus）所建的殖民地最多，大约为30个，其次是优卑亚岛的卡尔息斯城（Chalcis），希腊本部的麦加拉城（megara）和科林斯城（Corinth）[16]（pp．160～162）。这些殖民地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与母邦城市保持联系，模仿母邦的政体，与母邦结盟、开展贸易、发展工商业等。因此，不管“殖民运动”的动机如何，其最终结果无疑是推动了希腊城市的发展。这种发展不仅仅表现为城市地域空间的扩展和城市数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城市工商业经济的活跃[8]（p．164）。“殖民运动”使希腊人“拥有所需的土地，最富产的国家（斯基泰、埃及、西西里）为其供给粮食，他们掌控了集纳世界财富的市场”[17]（p．111）。希腊人从此成为航海民族腓尼基人（phoenician）的主要竞争对手。正是在城市广为发展的宏阔背景下，希腊人迎来了古典时期（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世纪）的历史盛期。梭伦（Solon，约公元前630—公元前560年）执政期间，在卫城以南的山脚下，又兴建一座新广场，称为“梭伦广场”。梭伦广场长200米，宽250米，主要用于体育竞技比赛和文化娱乐活动。从公元前6世纪中叶起，梭伦广场四周也建立了一些神殿和其他公共建筑设施。“梭伦是真正意义上的早期阿果拉的创建者”[18]（p．81）。随之，在雅典卫城周围，以提秀斯广场和梭伦广场等新旧广场为核心，形成一个全新的居民区“下城区”。过去作为城市核心的卫城，现在主要是雅典人的宗教圣地。至此，雅典城市最终形成———雅典由设防的聚落中心变成城与市融为一体的真正意义上的城市。
古典时期以前，古希腊城市的发展基本没有规划，城市规划理论十分有限[19]（p．4）。善于创造、富有天赋的希腊人并没有创造出城市规划的方式，没有刻意地去创建一座新城市，而是自由地任其发展。希腊的城市规划源自近东[19]（p．31）。公元前5世纪，“实际的需要推动了城市规划的产生，在这个时期，建筑师们已经设想了理想城邦的建筑式样，虽然并未被美学理论接纳为主流，但还是努力付之于实践”[7]（p．15）。尽管无从知晓古希腊的城市规划理论究竟是怎样产生的，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其最初应用于小亚细亚西海岸的伊奥尼亚，尤其是在米利都城市。城市规划中最基本的式样为所谓的“格状或棋盘式”（gridironorchess－board）设计[7]（pp．20～21）。希朴达姆斯（Hippodamus）被认为是古希腊最杰出的城市规划设计大师，亚里士多德认为其“开创了城市的区划设计方法并为庇里尤斯港完成了整齐的道路设计”[20]（Ⅱ，8，1267b25）。
城墙不一定是古代城市的重要标志性规划建筑，但它通常是古代城市的最后防线。古希腊城墙出现的时间最早不过古风时期（thearchaicage，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6世纪）。最早的城墙可能始见于伊奥尼亚。那里的城市面对强敌的不断入侵而不得不修筑城墙进行防御。欧洲大陆随其后出现城墙。早期的城墙结构简单，一般是在碎石垒成的台石上铺以非烤制的泥砖。公元前6世纪起，城墙建筑比较常见，建筑更加坚固。城墙的厚度从6英尺至13英尺或更多不等[7]（pp．40～46）。希波战争中，德米斯托克利曾力主重建被波斯人毁坏的雅典城墙，史称“德米斯托克利城墙”（themistokleanwall）。其围圈的防御范围比老城墙更大，有13个城门和许多不知名的塔楼及后门[8]（pp．83，79）。同样主要是因防御之需要，雅典城曾修筑通往海港的3道城墙[8]（pp．182～183）。
促成古希腊城市产生的原因较为复杂，“各种因素都有助于决定城市应当在哪里产生”[7]（p．4）。德国著名学者凡·哥坎（VonGerkan）根据希腊城市的起源将古希腊城市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因有利的自然条件而逐渐形成的城市。这其中又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因古希腊人不断殖民而较早形成的城镇。其二是晚些时候从简朴的村落发展而成的城镇，并且没有受到迈锡尼文明的影响。这主要出现于希腊本土的西部，如伊庇鲁斯（eprius）、阿卡狄亚（arcadia）、伊利斯（elis）、阿该亚（achaia）等地。
第二类为满足特定需要，由一个和多个建城者特意建立的城市。这也分为两种情况：其一因“统一运动”（Synoecism）而兴起的“都城”。有的是从已有的城市中选择都城，从而促使其迅速发展，如雅典、帖该亚（tegea）和伊利斯（elis）即是如此。有的是因“统一运动”而新兴的“都城”，多个城市的人口在“统一”的基础上聚集于一个新的城市，如墨加罗波利斯（megalopolis）、罗德斯（Rhodes）等就是这样兴起的。其二是因希腊人的殖民而形成的城市，如米利都（miletus）和以佛所（ephesus）等[7]（pp．210～211）。
需要指出的是，哥坎较多的关注于古希腊城市兴起的外在因素，促使城市产生的内在因素，尤其是经济因素并没有引起其足够的重视。不论哪一类古希腊城市，如果按照现代标准来看，其人口不多，规模不大。由于希腊古代城邦的人口统计是零碎而模糊的，测算居住于城市的人口更显困难。修昔底德认为，公元前5世纪，大多数雅典人仍住在乡村[13]（14．2）。据维彻利估算，伯里克利时期，
雅典公民约4万人，全体自由民约15万人（包括在雅典或庇里尤斯港经商的约2万多的异邦人），其中不到一半的人口住在雅典城市和庇里尤斯港。同时代的其他城市很少有达到如此规模的[7]（pp．13～14）。因此，雅典可算是希腊古典时期城居人口较多的“大城市”。
综上所述，雅典城市是由雅典卫城发展而来的。从雅典卫城到雅典城市，经历了最初的防御中心、宗教中心，至后来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发展历程。雅典城市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既是卫城与广场融于一体的过程，也是阿提卡人口不断集中和政治、军事、宗教、商业等诸多因素逐渐向雅典城市聚合的过程。从卫城及其山脚下的居住区阿斯提（asty，即市邑）开始，然后向西北部平地发展，最后融合集市，逐步兴起为古希腊著名的雅典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是雅典城市演进的物质前提条件。雅典城市主要是工商业经济发展的结果。二
虽然《荷马史诗》中早已提及雅典、科林斯等这些后来发展为古希腊重要城市的地名，但并没有对城市进行专门的研究。对于西方古代城市的研究，最早可以从希腊古典作家说起。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4年—公元前425年）、修昔底德（thucydides，公元前460年—公元前455年）、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30年—公元前355年）、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等古典作家对希腊古代城邦的撰述，为研究希腊古代城市积存了难得的学术基础。
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所记述的，分别是公元前494年—公元前449年波斯和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和公元前431年—公元前404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这两部古典史著是研究希腊古代城市与战争的珍贵史料。在撰述中，这些史著对于小亚细亚诸城市、希腊本土城市（特别是雅典）以及马其顿、埃及、腓尼基、叙利亚、黑海沿岸、南部意大利、西西里等地的城市社会生活、风土人情、地理史志等也有较多介绍。希罗多德本人即出自于小亚细亚多利亚人的城市哈里坎那索斯的一个名门。也许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所记述的有关城市的内容较多，以致有人说他是“小亚细亚城市商人文化（kaufmannkultur）的典型代表”[21]（p．2）。
色诺芬的《经济论》和《雅典的收入》等，则是古典著作中并不多见的论述希腊古代城邦（尤其是雅典）经济问题的专著，诸如城邦增加经济收入的来源和办法、城邦的经济部门、劳动分工、商品生产和贸易活动等，色诺芬都有自己的见解。例如，色诺芬认为出租奴隶、开采银矿、举行市集等都是增加城市和城邦财源的有效途径。如果城市从开矿、市集等其他类似的财源中获得大量的收入，城市的人口就会特别兴旺[22]（Ⅳ）。他希望发展对外贸易，主张把“带来大批值钱商品因而有利于国家的商人和船主尊为上宾”[22]（Ⅲ）。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不仅卓有成就地分析和研究了希腊城邦的政治制度，还对城市的选址、规划和建设等论述独到。他们对“理想城市”的相关论述是古希腊早期城市规划思想的重要成就。例如，柏拉图在《法律篇》中对城市的选址和规划如此说道：“城市应尽可能靠近国家中心的位置，我们应该为城市选择一个具有城市所适用之一切的位置，这也许很容易设想和描述……然后我们再把城市分为12个部分，首先在我们称之为卫城的地方为赫斯提阿神（Hestia）、宙斯神（Zeus）和雅典娜神（athena）建造神庙，并围以圆墙，使中心城市和国土（country）从这个地方各自有别地向外辐射伸展。这12个分区按下列方式取得平等：占好地的，面积稍小些；占次地的，面积稍大些。地块总数为5040份，其中每份又一分为二，使每份地块都包含有如此两个部分：其中一块地临近城市，另一块地则在远处……之后把12个地块分别分给12个神礻氏，并以神礻氏的名字给所在地块命名。有几个地区共同供奉某一位神灵……城市的12个分区也比照此方法划分，与划分国土的方法相同，每个人将有两个住所，一处在国家的中心，另一处在偏远地带。”[3]（p．209）随后，柏拉图又阐释了一些有关城市中心的细节：“庙宇应该置于广场（agora）的四周，整个城市应建在圆周中心的高地上，以利防守和清洁。”犤19犦（p．4）此外，柏拉图还对修建城墙提出建议：“如果人们一定要有城墙，那么私人住宅应当排列成使整个城市形成一座城墙的形式，所有的房屋因为整齐一致，朝向街道而能防守。”[3]（pp．209～210）从柏拉图的论述可以看出，其目的是想把斯巴达的军事生活和纪律用于治理雅典城市和城邦。既考虑城市规划的防御和安全性，也兼顾整齐划一的建筑美感。但在芒福德看来，“柏拉图的大多数具体建议都是消极的：没有诗人、没有激情的音乐、没有婚姻的忠诚、没有父母之爱、没有职业的混合、没有享乐、没有对外交往。限制性、严谨性、独裁性：这便是他的理想。任何城市若退缩到柏拉图所希求的那种形式，便不成为城市了”[3]（p．211）。
据载，亚里士多德及其弟子曾详细考察和分析了希腊158个城邦的政治法律制度及其历史沿革情况。可惜的是，这些资料都佚失了。今存的《政治学》虽是亚里士多德论述城邦政制的典范之作，但在其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亚里士多德关于希腊古代城市的地位和作用、城市的规划和设计、城市的管理、城市的人口规模、城市的公共设施、城市的社会活动等的真知灼见。亚里士多德关于理想城市的论述在许多方面较柏拉图更为复杂和深入。他不仅摈弃了柏拉图“共妻”的主张，还为促进居民健康而规定了城市的选址和最佳朝向（实际上，从色诺芬时代起，城市朝向问题就已成为人们经常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城市“应尽量按环境所许可，建设为联系陆地和海洋的中心，也是全境的中心。就城市本身的内部设计而言……应着眼于四个要点。第一，最关紧要的是应该顾及健康（卫生）。城市的阳坡东向者常得东风的嘘拂，这最合于健康；其次，如果北有屏障，（其坡南向）可以挡住北风，宜于冬季。……其他两点为城市要安排好便于政治和军事的活动”[20]（1330a，35～40）。亚里士多德还进一步说明，就军事活动而言，城市应该使居民易于外出而敌人难以侵入或进行围困，并要尽可能保障市内有溪流和足够的井泉，以供水源。如果不行，就多设置水库和水渠蓄积雨水。随后，亚里士多德还就城市的设防规划以及城垣设施等逐一论述。他指出：整个城市不应当以笔直的线条来布置（某些居住区和地区除外）。这样才能既安全又美观[20]（1330b16～30）。处于安全的考虑，城市选址近海被认为是错误的。中心城市的位置，应该有海陆方面的通道，“既是全邦的一个军事中心……也应该是一个商业中心，具有运输的便利，使粮食、建筑用木材以及境内所产可供各种各种工艺的原料全都易于集散”[20]（1327a5～10）。
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城市”主要有两个基本点：既安全又健康。其安全防御思想与柏拉图之见是一致的，并主张为此而修筑城墙，不论是战时还是和平时期，城墙都是有益的。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主要是从理论和道德层面建构理想城市，其理想城市是斯巴达那样的一座永远开放的“军营”，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从社会分层来看，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都是从上流社会和贵族阶层去寻求理想的城市。他们所坚持的是典型的鄙视中等阶层（themiddleclasses）的城市分层观（urbanstrata），力求中等阶层服从于城邦的战士（warriors）和哲学家（philosophers）。亚里士多德设想把广场分为相互隔离的集市广场（thecommercialagora）和集会广场（thefreeagora）两部分。前者为买卖交易之所，应选择适于商业的良好位置；后者供公民公共活动及城邦政治生活之用。商人、工匠、农民及一切类此者均不准进入公民的集会广场[20]（1331a30～1331b3）。柏拉图也主张把外籍商人置于城外，并尽可能的少与其来往[23]（952d～953e）。实际上，“任何一个希腊城市，如果不交流各种人，各种思想和各种组织制度，便无法体现希腊的生活理想……任何单个的阶级就更无法实现这些哲学家们所寻求的那种崇高的理想”[3]（p．220）。因此，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等人“理想城市”也多少有点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
法国著名学者保罗·贝罗克认为，古代城市文化的主导形式是城邦，“城邦既有国家的某些基本属性，又保持着城市的要素和特征”[24]（pp．20～21）。在研究古代城邦的同时，如果也能予城市研究以同样的学术关照，那么，古史研究必将更为丰富多彩，引人入胜。但是，由于受到可以理解而又难以避免的历史与现实诸多因素的局限，目前有关古希腊城市研究的文献大部分来自于雅典。这里只想借用芒福德的一句话：“大凡适合于雅典情况的结论同样也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其他大多数希腊城市。”[3]（p．149）转贴于参考文献
[1]王敦书：《贻书堂史集》，中华书局，2003年。
[2]吴于廑：《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国内有些学者把斯巴达城邦称为“假城邦”，其意大概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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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J．w．Robert：CityofSokrates：anintroductiontoClassicalathens．secondedition，LondonandnewYork，1998．
[13]thucydides，BookⅡ．；译文参考犤古希腊犦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谢德风译，第二卷第二章，商务印书馆，1960年。
[14]《普林斯顿古典地名百科全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1977年，雅典条。转引自周义保：古代雅典城市的兴起和发展，见《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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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aristotle，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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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Xenophon，waysand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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