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案件反诉的法律规定篇1
一、公诉案件被害人的，是指接受公诉案件被害人的委托，担任被害人的诉讼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0条、《高检刑诉规则》第318条的规定，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有权委托诉讼人。
（一）公诉案件被害人的的特征为：1、公诉案件被害人委托人，可以由被害人本人委托，也可以由他的近亲属或法定人委托，其他人无权为被害人委托人。2、被害人的法定人或者近亲属委托的人是被害人的诉讼人，而不是被害人法定人或者近亲属的人。3、被害人委托诉讼人是从案件移送审查之日开始的，即公诉案件在侦查阶段，被害人不能委托人。案件移送之后，包括一审、二审都可以随时委托人。
（二）被害人的诉讼人在刑事诉讼中只能行使法律赋予被害人全部或部分的诉讼权利。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主要有：1、在阶段，有权向检察人员反映对案件的意见。对不的决定被害人如果不服，有权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2、在法庭上公诉人宣读书后，被害人可以就书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陈述，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向被告人、证人、鉴定人发问。对在法庭上出示或宣读的物证、证人证言、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等证据，可以发表意见。3、被害人有权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勘验。4、有权参加法庭辩论。5、被害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可以依法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6、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依法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等。
二、自诉案件中的和反诉案件中的
（一）自诉案件的，是指在刑事自诉案件中，律师或其他公民接受自诉人或其法定人的委托，作为人参加诉讼。1、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0条的规定，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人，有权随时委托诉讼人。据此，自诉案件中有权委托诉讼人的是自诉人或者自诉人的法定人。其他人包括自诉人的近亲属不能为自诉人委托人，该点与公诉案件被害人委托人是不同的。根据有关规定，律师；自诉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自诉人的监护人、亲友等，均可充当人，但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依法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不能充当人。2、自诉案件中自诉人的人的诉讼地位，特点是自诉案件中自诉人是一方当事人，在诉讼中行使控诉职能。但当被告人对其提起反诉后，自诉人又成了被告人，享有了辩护权。与此同时，自诉人委托的人，也可以接受被告人（原自诉人）的委托作他的辩护人，即由行使控诉转到行使辩护职能，为一身二任。同样自诉案件被告人提起反诉，因其诉讼地位的变化，原来委托的辩护人也可以成为自诉人（原被告）的人，即由行使辩护职能转到行使控诉职能，也为一身二任。
（二）在刑事自诉案件中，被告人依法有权提起反诉。反诉的当事人同样可以委托人。反诉案件的人，一般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被告人的辩护人，又是反诉的诉讼人。所以，必须办理双重委托手续，明确权限。接受反诉委托的律师，首先要审查反诉是否符合反诉条件。对于不符合反诉条件的，要说服其不提出反诉或者撤诉。对于符合反诉条件的反诉案件，律师要写作反诉状。反诉状一般分两部分，前半部分是对自诉状的反驳，后半部分是论证反诉的事实和理由，提出反诉根据。在审理过程中，律师既要保护被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根据事实和法律，促成双方通过调解解决问题。对于经过调查，反诉事实不能成立的，律师要向反诉人讲明法律规定，劝其撤回反诉。
三、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的，是指接受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和被告人及其法定人的委托，担任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或被告人的诉讼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0条的规定：1、公诉案件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人，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有权委托诉讼人；2、自诉案件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人，有权随时委托诉讼人。
民事案件反诉的法律规定篇2
此种观点认为：严格依据现行法律规定，反诉的提起必须符合《民诉法》有关管辖的规定，即受理本诉法院必须对反诉拥有管辖权，适用和本诉相同的管辖标准审查反诉。既严格按照管辖的普通地域管辖原则，也要符合级别管辖和特殊地域管辖的规定，以及专属管辖。理由是反诉是一个独立的诉讼请求，本诉被告可以提起反诉与本诉合并审理，也可以不合并审理而另行起诉。并没有法律规定反诉可以突破管辖的权限和划分。若受理本诉法院对反诉案件没有管辖权，就应当将反诉案件作为独立的诉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或者移送其他法院。
第二种观点：无须审查说。
这种观点认为：只要当事人具备了反诉的基本条件如与本诉应该具备的关联性，反诉目的是抵销、动摇、或吞并本诉请求等等，就应当立案于本诉合并审理，即反诉只能向审理本诉的法院提出。无须审查反诉的管辖权，反诉与本诉必须属于同一人民法院管辖，理由是若不合并审理，达不到法律设立反诉的目的，增加当事人诉讼，并且法条规定中并没有要求审查反诉的管辖，如果将反诉作为独立的诉并对其管辖进行审查有违立法本意，与立法的目的相悖。
笔者认为：应当采用无须审查限制说。
即反诉案件的提起除属专属法院管辖和级别管辖以及协议管辖的案件外，反诉与本诉应当由受理本诉法院管辖。
理由如下：（1）反诉，是指在已经开始的民事诉讼中，本诉的被告以本诉的原告作为被告，向法院提出的和本诉的诉讼标的和理由有牵连的，旨在抵消、或吞并原告诉讼请求的反请求。反诉是一个独立的新诉讼请求，目的是以达到与本诉债权抵销、并吞原告的权利，使原告的权利部分或全部失控，甚至超出原告所主张的权利范围。但是反诉的目的决定了反诉只能向审理本诉的法院提出，如果严格要求本诉受理法院对反诉具有管辖权，实际上就会使相当部分的反诉遭受不与受理的处置。这是因为我国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普通地域管辖原则是“原告就被告”，而反诉与本诉的当事人虽然相同，但他们的诉讼地位却发生了互换，此时如果当事人双方不在同一人民法院的管辖区域内，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基于反诉的提出会发生互换，则反诉与本诉的管辖法院自然也会因此而不同一，进而导致对反诉的不与受理，这样不仅违背了反诉提起的依赖性，也限制了反诉的提起，从而不利于反诉目的的充分实现。
（2）专属管辖具有不可改变性、排他性，由某一法院专属管辖的案件，其他任何法院都无权管辖。因此，如果反诉属于其他法院专属管辖的，审理本诉的法院就无权对反诉行使审判权，反诉就不能成立。况且反诉请求的独立性也否定了反诉与本诉绝对不可分的理论。从国外立法实例来看，大多数国家虽对反诉的管辖有限制性要求，但这种限制主要表现在专属管辖上，也就是说，如果反诉属于本诉受理法院以外的法院专属管辖，就不能向受理本诉的法院提起反诉，而只能向该专属法院另行起诉。这是由专属管辖权的绝对排他性所决定的。
（3）协议管辖是指尽管法律已经对管辖作出了规定，但同时法律又允许当事人以书面协议方式选择其他管辖法院，并以当事人的约定为先。协议管辖是当事人意思自制的结果，并且该合意是预先意定的。这种协议管辖除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以外，具有优先性，当然可以排除普通地域管辖。那么，如果存在，或者反诉案件的协议管辖与本诉法院不一致时，应当优先适用协议管辖。
（4）级别管辖是指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上下级法院之间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分工和权限。民事诉讼法确定级别管辖的标准是案件的性质、繁简程度、影响范围。并且专利纠纷案件、重大的涉港、澳、台民事案件、诉讼标的金额较大的案件法律均规定基层法院不能审理。反诉是一个独立的新诉讼请求，反诉就有可能是上述类型的案件。所以，当反诉案件的管辖与级别管辖发生冲突的时候，应当以级别管辖为准。
民事案件反诉的法律规定篇3
[论文关键词]民事诉讼民事起诉检察机关
一、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民事诉讼的法理依据
首先，检察机关本身就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言人。17世纪路易十四时法国将国王的律师和人定名为总检察官，这就是西方检察制度的最早形式。从产生到现在，大多数国家在设置检察机关时都始终将其定位于公共利益代言人。其次，检察机关的权威性说明它适合提起某类民事诉讼，如公益诉讼。作为弱势群体的受害者和拥有强大经济、政治实力作后盾的企业、政府之间进行的是“不对称”的诉讼，受害方常因承受压力过大被迫放弃诉讼。而凭借自身的司法资源，检察机关完全有能力在公益诉讼中单独启动诉讼程序，使侵害者最终得到应有的制裁。再次，检察机关具有“超脱性”。在诉讼中，检察机关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这更能保证其以超脱的姿态着眼于维护公益权利，而不至于沦为专为受害方牟利的“人”，不至于因追求个人的利益而与侵害方同流合污。最后，检察机关拥有一支长期从事法律工作的专业队伍，检察机关人员熟悉法律，能有效地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应当被法律保护的利益。
我国《宪法》第129条规定：检察机关是我国法律监督机关，《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监督，第15条规定：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和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刑事诉讼法》第99条第2款规定：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起诉。此外，《民事诉讼法》第208条规定了检察机关的抗诉权。从我国的法律规定可以得出结论：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可以监督民事审判活动；检察机关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在刑事诉讼中，对损害国家、集体利益的行为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起诉。检察机关对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的生效民事、行政判决可以提出抗诉。检察机关作为提起民事起诉的法律主体，既能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社会公益、维护法律秩序，又符合民事诉讼法的发展要求，无疑是提起民事诉讼的最佳法律主体。
二、国外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起诉制度的立法例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起诉这一制度，最早始于大陆法系的法国。18世纪大革命后，法国就规定了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起诉制度。1806年法国《法国民事起诉法》赋予检察机关在公法秩序受到损害时，有权为维护公法秩序而提起民事起诉（法国现行《民事起诉法》第423条规定，除法律有特别规定之情形外，在实施妨害公共之诉时，检察院得为维护公共秩序进行诉讼），检察机关由此介入经济争议的审理过程，随后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效仿，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检察机关都作为“最高法律秩序和道德秩序的代表者”，以保护公益为依据，对民事争执和经济纠纷进行干预。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国家都陆续规定了检察机关可以作为国家的代表，提起公益诉讼。1877年和1976年的德国民事起诉法规定，检察官对于婚姻无效案件、申请禁治产案件、雇佣劳动案件等都可以提起诉讼，或者参加诉讼，可以独立地提出申诉并提起上诉。在英国，检察长在民事起诉中代表政府起诉或应诉，私人或私人组织只有在取得检察长同意后才可就限制干扰公共权利，迫使被告遵守公共义务的情况提起诉讼。如今，检察机关以公益代表的身份参加民事行政诉讼履行职能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法律制度所采纳。日本在《民法》、《宗教法人法》、《公职选举法》、《民事起诉法》、《破产法》、《非讼案件程序法》等法律中规定了检察官提起民事起诉的制度。新加坡国家检察署于1997年成立民事行政检察处，专司民事行政公益诉讼的提起职能。此外，社会主义国家也先后规定了该项制度。前苏联是率先实行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起诉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继前苏联之后，保加利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东欧国家民事起诉法典，对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起诉，均做了明确的规定。越南检察机关设有民事监督局，负责对民事审判、行政审判等诉讼活动的监督，检察机关可以作为民事、行政原告起诉。
这些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表明，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起诉是切实可行的，且已成为世界立法的潮流和趋势。虽然这两大法系在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起诉的方式、作用、地位有不同之处，但在具体的法律规定中有三个相同点：一是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起诉的方式主要有直接提起诉讼和参与诉讼两种方式；二是对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起诉的范围，除前苏联规定的更为广泛外，大多数国家都限制在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重大权益且可能影响公益的案件；三是关于检察机关在民事起诉中的地位，一般规定检察长可以成为诉讼当事人或诉讼参与人，并几乎享有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一样的权利，但不承担任何实体后果。
三、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应注意的问题
（一）不得违反正当程序的基本规则
按照程序公正的最低限度要求，法官在审判中不得存有任何偏私，而且须在外观上使任何正直的人不对其中立性抱有任何合理的怀疑；法官必须给予所有与案件结局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有充分陈述意见的机会，并且对各方的意见和证据平等对待，否则他所制作的裁判就不具有法律效力。在目前的司法体制下，由于检察机关的多重身份和角色介入到民事诉讼中，其对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权必然导致法院中立地位难保；其特殊的地位和诉讼权利（权力）也会使其与对方当事人之间的平等对话产生困难。因此检察机关在现行法律框架下介入民事诉讼，不得违反正当程序的基本规则，避免对公众严格依法办事的法律意识产生消极影响。
（二）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意思自治原则。检察机关的起诉权毕竟不同于公民、法人的起诉权。不可能也没必要所有的公益诉讼案件都由检察机关来提起。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必须坚持以“公益”为中心，严格限制其案件范围，避免其不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或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当事人，而包办当事人的一切事情。第二，最后与最佳救济原则。对于危害国家、社会公益的民事违法案件不是一律要引入检察机关民事起诉手段，而是原则上由政府主管部门主动处置为好。只有在政府监管不力或存在救济障碍的情况下，检察机关才介入。第三，刑事附带优先原则。尽可能以刑事公诉作为优先考虑的方向，并在刑事公诉中注意发现需要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案源。
四、我国检察机关民事起诉制度之构建
检察机关在国家机关中的法律监督地位，决定了其是代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最合适的诉讼主体，由检察机关参与和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能够弥补我国现行诉讼制度中的不足。然而，构建我国的检察机关民事起诉制度，无论在法律理念还是在法律制度方面都面临一些困难。因此，当务之急是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规定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具体操作程序。
（一）管辖范围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范围应当有一定的限制，它应当区分主次、轻重，只对那些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公民重大权益而影响较大的案件提起民事诉讼。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侵犯国有、集体所有的资产，造成国有、集体资产流失严重的案件；第二，破坏自然资源，造成环境污染的案件；第三，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妨害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第四，严重侵犯弱势群体如妇女、老人和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案件等。
（二）案件来源
1.群众举报；2.检察机关也可以自己发现线索，如与本院未检、批捕、反渎等部门建立联系，及时提供此类案件线索。
（三）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起诉的法律地位
检察机关是代表国家行使诉权，是公权力的行使者，在刑事诉讼中是刑事公诉人，在民事诉讼中就应是民事公诉人。检察机关在诉讼中享有类似于刑事公诉人的权利和义务，如陈述权、答辩权、向被告发问权、辩论权、最后陈述权，承担举证等义务。这样可以便于检察权的统一行使，避免出现诉讼程序混乱的问题，如对方提起反诉、诉讼费用的缴纳等。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起诉权，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对法院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的监督权，必须分开。对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民事案件，在法定期间内，被告人不服一审裁判的，可以提出上诉；提起公诉的检察机关如果不服，也可以向上级法院提起抗诉。这是上诉审的抗诉，与现行检察监督的抗诉不同。此外，当事人对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公诉的生效裁判有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情形的，仍然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诉请求再审。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监督部门发现法院生效裁判有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情形的，也应当依法按照检察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民事案件反诉的法律规定篇4
社会主义国家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行使检察监督权的理论依据源于列宁的法律监督理论。列宁的法律监督理论“使法律监督权从一般国家权力中分离出来，成为继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外的第四种相对独立的国家权力”①。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使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成为和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法律地位平等的第四大国家机关②。由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在制定《宪法》和《民事诉讼法》时也参照列宁的法律监督理论的模式，将人民检察院确定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我国《宪法》第1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和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4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之规定，就十分明确地确立了人民检察院在宪法和法律中的地位及职责，为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享有行使抗诉权的职责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人民检察院对生效裁判行使抗诉权，是属于事后监督。它必须符合两个条件，即监督是针对生效裁判进行；发动再审是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抗诉条件，其抗诉的结果是必然引起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再审。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即1、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2、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3、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4、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行为的。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这是我国法律赋予人民检察院对民事案件行使抗诉权的适用法定条件。
二、人民检察院行使民事抗诉权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与困惑
在民事审判实践中，因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条件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违反法定程序等多种情形，过于概括、笼统与模糊，且法条规定比较原则，不是很具体。这样，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人民检察院行使民事抗诉权的监督而导致的诉讼矛盾与困惑就有所难免。加上该法未规定抗诉后的再审法院、抗诉的次数与期限、当事人未上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能否根据当事人的申诉而行使抗诉权的问题、人民检察院对生效裁判行使抗诉权的适用范围、以及人民检察院行使抗诉权启动再审程序后，其在再审法庭中的权利义务如何等项，均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这就给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抗诉案件带来一定的难度。其表现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如因人民检察院对生效的民事裁决提出抗诉，人民法院依法启动再审程序后，在诉讼中出庭支持抗诉的检察人员往往站在提出申诉当事人的一方，形成了双方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不平等，不利于司法公正，违反民事诉讼当事人平等诉讼权利的原则；又如，因人民检察院主动发现并自行决定抗诉，违背了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和“不告不理”原则，对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构成了侵犯；再如，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生效的民事裁决提出抗诉的期限与次数，造成在判决、裁定生效后的任何时间内人民检察院都能够提起抗诉，往往容易给败诉一方当事人提供了无限地申诉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造成缠讼不止的制度渊源，这就使人民法院生效的裁判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其最终的法律价值难于确定与实现，等等。故很多人（包括法学界的专家、学者及法院内部）对法律规定的人民检察院对生效的民事裁决行使抗诉权的制度持有异议或否定态度，认为这一制度是违反或破坏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平等和处分等诸多民事诉讼的法定原则，甚至认为人民检察院的抗诉尤其是对一案件的多次抗诉，损害了人民法院的终审权，降低了诉讼效率，增加了诉讼成本③，也不利于民事法律关系的稳定，显然是不当的，应当摒弃和废除。
三、对完善民事抗诉制度若干问题的构思
针对这种立法与审判实践的矛盾与困惑，如何加强与完善人民检察院行使民事抗诉制度，做到在确保司法公正的前提下，维护生效裁判的权威性与稳定性。笔者认为，要达到这一目标，只能从审判工作的规律性中去寻找方法和对策。
（一）应当具体明确人民检察院对生效民事裁决行使抗诉权的法定条件。
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生效民事裁决行使抗诉权适用的法定条件，但本条规定既不符合实际，又缺乏有说服力的理论依据。为了进一步明确人民检察院行使抗诉权适用的法定条件，应当以司法解释对本条文的内涵进行修改并加以完善：1、关于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主要证据不足的问题，应当明确界定为：（1）证明当事人主体资格的证据不足；（2）证明案件事实存在证据不足；（3）证明法律关系的证据不足；（4）证明当事人承担法律责任的证据不足；（5）认定案件主要事实的间接证据不足或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2、关于对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问题，应当明确界定为：（1）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错误和适用法律、行政法规条款方面的错误；（2）适用法律、行政法规条款的内容解释方面的错误；（3）因案件事实没有实体规范，类推法律不当或适用法律原则不当的错误；（4）应当适用特别法而适用普通法的错误；（5）适用失效法律的错误；（6）违反法律关于溯及力规定的错误。3、关于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问题，应当明确界定为：（1）合议庭组成不合法；（2）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3）或者没有依法传唤或通知当事人的；（4）证据取得不合法或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5）遗漏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的；（6）未按规定送达，即缺席审理和判决的；（7）依法应当公开开庭审理而没有公开开庭审理的；（8）违反受理案件管辖规定的；（9）法院违反专属管辖规定受理诉讼的；（10）就同一法律事实或同一法律关系出现了两个以上生效裁决的。4、关于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行为的问题，应当明确界定为：（1）有证据证明审理该案的审判人员存在贪污、受贿行为；（2）贪污、受贿人的意见左右了判决、裁定；（3）审判人员犯有与本案有牵连的职务上的犯罪行为。同时，对于“确有错误”的内涵与标准，应当明确界定为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冤假错案④。笔者认为，只有通过修改与完善上述这些法定抗诉条件的内涵与标准，就不容易使人民检察院在行使民事抗诉权时进入误区，也给人民检察院对生效裁判行使抗诉权和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抗诉案件时易于准确地适用，但人民检察院行使民事抗诉权时，必须把握两个法定事由：一是原裁决严重违反诉讼程序，损害了程序的公正性；二是原裁判实体上确有错误，损害了一方当事人实体法上的利益。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属于违反那一条款的法定抗诉条件，只要不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一般民事案件，人民检察院都不应当行使抗诉权，由当事人自由行使其申请再审的权利。
（二）明确界定人民检察院对生效民事裁决行使抗诉权的范围。
人民检察院的民事监督权的行使范围应当有两个方面：一是民事主体的民事活动；二是民事程序活动⑤。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但该条对人民检察院行使民事抗诉权范围的规定过于概括、笼统与模糊。针对人民检察院行使民事抗诉权在适用范围上存在缺陷与不足。笔者认为，应当对人民检察院行使民事抗诉权的范围作出明确的界定，即对诉讼程序是否违法，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是否存在各种违法违纪行为以及原生效判决、裁定是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范围内的民事案件行使抗诉权，而对其他纯属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权益关系的一般民事纠纷案件，一般不属于抗诉范围之内。否则，就严重地侵犯当事人的处分权，打破双方当事人平等对抗的格局。由于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国家，这种因经济性质所体现出来的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更为明显与突出。界定这类民事案件由人民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的范围，可以从另一方面防止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不受侵害与损失。虽然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案件的双方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但其反映和追求的利益不同，由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是任何国家机关、公民的职责，所以，站在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一方的始终是多数。这样，由人民检察院来行使抗诉权，并不改变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的不对等。因此，界定人民检察院对此类案件进行抗诉，就能够为人民检察院行使民事抗诉权提供有效的法律监督途径。
同时，应当明确界定人民检察院对生效的民事判决、裁定行使抗诉的范围作出具体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生效的民事判决、裁定行使抗诉的权利，但对哪些生效的民事判决，裁定属于人民检察院的抗诉范围未作具体规定，造成人民检察院对任何生效的民事判决、裁定均行使抗诉权，因此，有必要界定人民检察院对生效的民事判决、裁定行使抗诉权的范围作出具体的规定，即人民检察院对生效的民事判决提出抗诉的范围，除了按照《民事诉讼法》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如作出宣告失踪、宣告死亡、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认定财产无主、选民资格的民事判决以及适用公示催告程序作出的除权判决之外，其它生效的民事判决均属于人民检察院抗诉的范围。人民检察院对生效的民事裁定提出抗诉的范围，除了不予受理、驳回的民事裁定属于人民检察院抗诉范围外，其它生效的民事裁定，如先予执行的裁定、执行程序中作出的裁定、适用破产程序作出的裁定、诉前或者诉讼保全作出的裁定、人民法院就诉讼费负担作出的裁定，中止或者终结诉讼的裁定、准许或者不准许撒诉的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裁定、不予执行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裁定等，均不属于人民检察院的抗诉范围。
另外，基于前面对民事抗诉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困惑的论述，笔者认为，除了上述界定人民检察院对生效民事裁决行使抗诉权的范围之外，还有必要对人民检察院行使民事抗诉权的其他范围作出限制性规定，如当事人在上诉期间不上诉的案件（即一审生效的裁判）、当事人在申请再审期间的二年内不申请再审而申请再审期间届满后向人民检察院申诉请求抗诉的案件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一审终审的裁决，均不属于人民检察院抗诉的范围。
（三）明确界定人民检察院对生效民事裁决行使抗诉权的期限为二年。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82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限为二年，而对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期限（包括人民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的期限）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这种立法上不明确公权机关监督的期限，实质上是一种只追求实体法绝对正确，而忽视程序公正的价值并不计诉讼成本的做法，容易造成当事人无休止的纠讼，也使人民法院作出生效的判决、裁定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法律的最终价值无法确定与实现。同时，这种无法定期限的监督有时往往会变成了人民检察院的无监督。因此，应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案件行使抗诉权的期限为生效裁判的二年内。这种规定抗诉期限是十分必要且具有重要意义的。第一，可以促使人民检察院在法定期限内行使监督权，对认为人民法院作出生效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时在较短的时间内提出抗诉，以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及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第二，使人民法院作出生效的判决、裁定其最终法律价值很快的得到确定，既可以避免浪费各级人民法院的人力和财力等司法资源，又可以避免累讼。第三，明确限定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期限，既是符合市场经济效率原则，也可以与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二年诉讼时效期间相互一致。为了使这种法律所确定的民事关系能够在市场经济中得到迅速的实现和稳定，限定人民检察院对生效民事裁决行使抗诉权的监督期限为二年不仅是很有必要的，而且也可以避免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着有个别的民事判决或裁定生效二年后，当事人又通过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或其它方式提起再审，体现不出法律的一致性与严肃性。由于我国《民法通则》对一般的民事诉讼时效期间规定为二年，而给人民检察院二年的监督期限是相当足够的。应当明确指出：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人民检察院行使民事抗诉权不受抗诉期限的限制。
（四）明确界定人民检察院在再审法庭中的地位与职责。
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8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再审时，应通知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但启动再审程序后的开庭审理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出庭的检察人员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与职责，在诉讼中的权利义务如何，处于什么样的角色，《民事诉讼法》并未明确规定，造成在审判实践中，有个别出庭的检察人员往往行使审判人员的职权向诉讼当事人调查有关案件事实，有个别的以当事人一方的身份与对方当事人进行举证、质证，有个别的站在一方当事人的立场上与对方当事人进行法庭辩论，甚至有个别的以人民检察院的身份对监督案件提出具体的处理意见等等。这种做法，无形中出庭的检察人员既充当了审判机关的角色，同时又充当了当事人的角色，极大地与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者的身份不相符。因此，明确界定人民检察院在出席再审法庭中的地位与职责显得相当重要与紧迫。笔者认为，明确界定人民检察院在行使民事抗诉案件在再审法庭审理中的地位与职责，应当从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者这一职责来界定，即人民检察院既不能行使人民法院的审判职权，更不能行使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只能以监督者（或以监诉人）的地位与身份出席再审法庭参与诉讼活动，其职责为监督再审法庭审判程序是否违法、适用法律是否准确。参照2001年9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规则》第45条“检察人员出席抗诉案件再审法庭的任务是：（1）宣读抗诉书；（2）发表出庭意见；（3）发现庭审活动违法的，向再审法院提出建议”之规定，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对上述规定作出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出庭的检察人员其地位与职责是监督再审法庭的审判程序是否违法，其任务主要是当庭宣读民事抗诉书，法庭辩论结束后发表口头或书面监督意见等。这种明确界定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人员的地位与职责好处是多方面的。一是有利于维护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要因为人民检察院对生效的民事裁决行使抗诉权而削弱人民法院独立审判的地位。二是有利于诉讼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对等。由于明确人民检察院在庭审活动中仅处于法律监督者（或以监诉人）的地位，出庭的检察人员不偏向任何一方当事人，这就能从根本上保证诉讼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有利于司法公正。
（五）对民事抗诉案件的审理，应当确立与贯彻为上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原则。
民事审判监督是司法救济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程序，也是把握案件质量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它必然是一种高品位、高档次、高水平的检验、督查、复核及认定和适用法律的专业性工作。这就决定了审理再审案件的合议庭成员其素质与水平必须高于原审的审判人员，且其组合必须是优化的，其审理必须是优质的。因为不这样就不足以提高审判监督的权威和效力。但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生效民事裁决行使抗诉权而启动再审程序的再审法院。笔者认为，根据该法的第185条规定，对生效民事裁决行使抗诉权是由作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的上级人民检察院行使民事抗诉权，因此，对于抗诉的再审案件审理法院，应当确立与贯彻由作出生效裁决的上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原则。确立这一审理原则的理由：一是出于对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慎重考虑，对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威的尊重，同时考虑到民事抗诉案件启动再审程序，由上级人民法院更能体现出抗诉制度本来的目的；二是可以克服上级人民法院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时在操作上的存在弊端，即避免个人利用上级人民法院这个幌子，随意指使下级人民法院以达到个人之目的；三是能从根本上有效地提高民事审判监督的权威与效力。上级人民法院不论是法律专业知识、审判业务水平还是它所处的地位来讲，都比下级人民法院优越，由它来审理再审案件既可达到优质审理目的，还可以避免自身否定自身的问题。假如规定对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民事案件由作出生效裁决的人民法院再审，就会遇到许多民事案件过去是由原审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委员讨论决定其处理结果，如果经过生效裁决的人民法院再审审理后是必须改判的，现又必须经过原来讨论该案件的审判委员会委员进行讨论决定，则对案件的公正处理来讲都是不利的，因为自身否定自身毕竟是有限、不彻底的；四是可以节约再审成本，减少不必要的累讼；五是在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以后，由上级人民法院再审，也可以充分发挥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的监督作用，并可以切实保障裁判的公正⑥；六是人民检察院对生效的民事裁判提出抗诉，确立与贯彻由同级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有利于强化抗诉机制监督、制约的功能，也有利于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支持抗诉⑦。
（六）对人民检察院行使民事抗诉权应当实行一次再审不再受理的原则。
民事案件反诉的法律规定篇5
论文摘要：审判监督程序作为一种“事后救济”程序，作为一种非通常的诉讼程序，在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般而言，一国法治水平越高，司法越公正，司法权威性越高，所需要设置的司法救济程序的层次就越少。审判监督程序是与我国的法治状况相适应的，就目前而言，它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有诸多不完善或者很不完善之外，本文仅对审判监督程序，即再审程序的启动予以讨论，以期对再审程序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
审判监督程序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当事人，认为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既判力效力的判决、裁定及调解协议确有错误而提起或申请再审，由人民法院依法对案件进行审理时所适用的诉讼程序。
二、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
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是法院系统的内部监督。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的条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77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的实质性条件只有一个，即发现已经发生既判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所谓确有错误，是指裁判结果确实存在不当之处。具体而言，应当包括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至于能否包括程序上违法，则值得探讨。从《民事诉讼法》第177条的规定来看，严格地说，裁判确有错误并不能包括程序上违法的内容。但是从审判监督程序的整体意义上看，将程序上违法排除在“确有错误”之外，从逻辑上又有矛盾，这将违背“有错必究”的司法原则。况且程序上违法这一前提经常会导致裁判结果的公正性受到怀疑。当然，尽管《民事诉讼法》第177条使用了“发现”、“确有”这样的词汇，“确有错误”依然只能是一种主观判决。在再审程序起动之前，没有实质上的法律意义。
三、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抗诉发动再审程序是其法律监督权的具体体现。
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条件：《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的实质性条件。最高人民法院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有权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1、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2、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3、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4、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行为的。最高人民检察院2001年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抗诉决定：申诉人在原审过程中未尽举证责任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判决、裁定存在错误或者违法的；足以原判决、裁定的证据属于当事人在诉讼中未提供的新证据的；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中，但处理结果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当事人权利义务影响不大的；原审违反法定程序，但未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抗诉条件的其他情形。
由于立法没有对检察机关抗诉的范围予以一定的限制，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的抗诉权与法院的审判权经常发生冲突，这种冲突集中表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对检察机关抗诉范围的限制上。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先后作出规定，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调解协议、破产程序中的裁定、诉前保全裁定、先予执行裁定、诉讼负担裁定、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维护原裁判的民事、经济、行政案件、执行程序中的裁定、发生法律效力的不撤销仲裁裁决的民事裁定等提出抗诉，法院不予受理。这些限制大多体现在裁定方面，这些限制并不符合立法规定。依照《民事诉讼法》第816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法院应当再审，对于裁定是否为再审的对象，应区别对待。由于裁定并非仅仅是解决程序问题，也有确定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的裁定。前者不能直接成为再审的对象，因为其并非终局判决，如果其存在问题的话，可以对其后的终局判决提起再审。后者由于是确定实体权利关系，允许成为再审的对象。对这类裁定，在现行法的框架下，也应当允许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
四、当事人申请再审
已经发生既判力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调解协议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民事权益，因此，作出该法律文书的程序是否公正、该法律文书的内容是否公正对当事人至关重要。当事人申请再审是其诉权的具体体现。
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条件：
1、形式条件
当事人申请再审必须符合下列形式条件：（1）提起再审的主体，必须是原审案件中的当事人。只有原审案件中败诉的当事人及其一般继受人，才能提起再审。全部胜诉的当事人无再审利益，不能提起。无诉讼行为能力人的法定人可以代为申请再审。（2）提起再审的对象，必须是已经发生既判力的判决、裁定或调解协议。（3）提起再审的期限，是在判决、裁定或调解协议发生既判力效力后两年。
2、实质条件
民事案件反诉的法律规定篇6
论文摘要：审判监督程序作为一种“事后救济”程序，作为一种非通常的诉讼程序，在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般而言，一国法治水平越高，司法越公正，司法权威性越高，所需要设置的司法救济程序的层次就越少。审判监督程序是与我国的法治状况相适应的，就目前而言，它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有诸多不完善或者很不完善之外，本文仅对审判监督程序，即再审程序的启动予以讨论，以期对再审程序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
审判监督程序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当事人，认为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既判力效力的判决、裁定及调解协议确有错误而提起或申请再审，由人民法院依法对案件进行审理时所适用的诉讼程序。
二、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
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是法院系统的内部监督。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77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的实质性条件只有一个，即发现已经发生既判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所谓确有错误，是指裁判结果确实存在不当之处。具体而言，应当包括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至于能否包括程序上违法，则值得探讨。从《民事诉讼法》第177条的规定来看，严格地说，裁判确有错误并不能包括程序上违法的内容。但是从审判监督程序的整体意义上看，将程序上违法排除在“确有错误”之外，从逻辑上又有矛盾，这将违背“有错必究”的司法原则。况且程序上违法这一前提经常会导致裁判结果的公正性受到怀疑。当然，尽管《民事诉讼法》第177条使用了“发现”、“确有”这样的词汇，“确有错误”依然只能是一种主观判断，在再审程序起动之前，没有实质上的法律意义。
三、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抗诉发动再审程序是其法律监督权的具体体现。
《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的实质性条件。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有权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1、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
2、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3、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
4、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1年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抗诉决定：申诉人在原审过程中未尽举证责任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判决、裁定存在错误或者违法的；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证据属于当事人在诉讼中未提供的新证据的；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但处理结果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当事人权利义务影响不大的；原审违反法定程序，但未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抗诉条件的其他情形。
四、当事人申请再审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调解协议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民事权益，因此，作出该法律文书的程序是否公正、该法律文书的内容是否公正对当事人至关重要。当事人申请再审是其诉权的具体体现。
当事人申请再审应符合相应的形式条件和实质条件。
1、形式条件：当事人申请再审必须符合下列形式条件：（1）提起再审的主体，必须是原审案件中的当事人。只有原审案件中败诉的当事人及其一般继受人，才能提起再审。全部胜诉的当事人无再审利益，不能提起。无诉讼行为能力人的法定人可以代为申请再审。（2）提起再审的对象，必须是已经发生既判力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调解协议。（3）提起再审的期限，是在判决、裁定或调解协议发生既判力效力后两年。
2、实质条件：《民事诉讼法》第178、180条集中规定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实质性条件，即法定事由。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的《关于规范人民法院再审立案的若干意见（试行）》对此予以了明确。按照该规定，对终审民事裁判、调解的再审申请，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法院应当裁定再审：（1）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证据规定》，新的证据是指原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2）主要证据不充分或者不具有证明力的。（3）原裁判的主要事实依据被依法变更或撤销的。（4）就同一法律事实或同一法律，存在两个相互矛盾的生效法律文书，再审申请人对后一生效法律文书提出再审申请的。（5）引用法律条文错误或者适用失效、尚未生效法律的。（6）违反法律关于溯及力规定的。（7）调解协议明显违反自愿原则，内容违反法律或者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8）审判程序不合法，影响案件公正裁判的。（9）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时索贿受贿、徇私舞弊并导致枉法裁判的。
民事案件反诉的法律规定篇7
一、科学界定独立审判原则的内涵，强化法官独立和审级独立
独立审判是我国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原则之一。但《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独立审判，主要是强调法院独立于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之外而单独行使审判权，不受外来的非法干涉。而不包括审判组织(合议庭)、法官(独任审判员)不受庭长、院长以及法院内部其他组织或个人的干涉独立行使审判权。也不特别强调上下级法院之间在审判活动中的独立。
我国传统的诉讼法学理论认为，我们实行的是法院独立审判，不是法官独立审判。[1]这种观点是有事实和法律根据的。因为我们不仅有事实上的层层报案、领导把关，还有法律上明文规定的审判委员会。但是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化，强化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的职责逐步取消庭长、院长把关制度，使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真正成为法律上和事实上的审判组织，越来越成为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共识。事实上，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独立审判或叫法官独立审判，理论上是成立的，实践中是可行的。首先，从保证裁判公正方面考虑，民事诉讼法将简易案件确定由独任审判员审判、一般案件由合议庭审判、合议庭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等等，这本身就是从保证案件质量，保证公正裁判考虑的。况且法律还设置了二审程序和再审程序(还可考虑设立有条件的三审程序)。从理论上讲，因为担心公正裁判而否定法官独立审判是难以成立的。实际上，层层报案、领导把关，在一定意义上讲，也不利于保证案件质量、保证公正裁判。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层层把关容易形成互相依赖，每一个环节都觉得还有其他人呢，谁也不去尽百分之百的努力“把关”，这样，若大家都“疏漏”在同一个或几个问题上，案件质量必受影响。另外，把关者并不亲自审理案件，仅仅靠听取汇报来断案，其疏漏乃至错误的可能性更难以避免。其次，从提高办案效率考虑。从社会学的观点看，社会分工和职业的专门化及由此产生的权力分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只有明晰的社会分工和职业专门化及权力的相对独立，才能产生社会运行的高效。从独立审判制度的实质看，审判组织制度要求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在其职权范围内对案件作出判决，无需经其他法官审查批准，一部分法官对另一部分法官在案件审判上不应当行使支配权，即不存在“法官之上的法官”。因此，独立审判原则应当包括审判组织和法官的独立。[2]这一点《民事诉讼法》应予以明确。
还应当明确指出，独立审判既包括法院对外部的独立、内部独立，也包括上下级法院之间的独立——上级法院不得干预下级法院对具体案件的审判，对下级法院只能依法定程序行使监督权，如二审程序、再审程序，而不能行使领导权、指挥权等等。下级法院在具体的审判活动中，也不得主动或被动地受上级法院的干预或影响。这是审判权区别于行政权的主要特征之一，也是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但这一点法律上没有特别规定，实践中上、下级法院的关系也不是完全独立的。这表现在许多方面，如有的上级法院时常对下级法院正在审理中的案件“听取汇报”或电话指示，[3]这说明上级法院并没有视下级法院为独立，而认为其是自己的“下级”、“下属”等，应当“服从命令听指挥”；再如，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请示案件的现象很普遍，而且有的已“制度化”、“规范化”。[4]这实际上将两审变一审，打破了上下级法院的独立，变相剥夺了当事人的上诉权、申请再审权，不利于公正价值目标的实现。今后，无论在理论上、立法上还是审判实践中，都应当强调上下级法院之间的独立。
二、正确理解实事求是的含义，在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之间作出理性选择
所谓实事求是，同志作过精辟阐述。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5]实事求是就是在客观存在的事物当中去研究、探讨其发展的规律，按照客观规律行事。但是，不少人有的时候将这一科学理论简单化了，不强调研究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而简单地理解为“实际情况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多年以来，我们把实事求是直接运用到司法审判当中，突出强调追求案件的客观事实，从而形成了“以事实为根据”这一指导我国司法工作的基本原则。在民事审判中也同样强调这一点，《民事诉讼法》第七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里的“以事实为根据”，其立法本意是十分明确的，即指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都只能以客观事实作为唯一依据”，或者说“只能以客观事实作基础……尊重客观事实，按照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来认识世界”。[6]
客观地说，这一原则既有理论依据，也有实践基础。它的规定和落实，对于追求实体公正，提高办案质量，树立司法机关的形象等，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认为，世界是可知的，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又是受客观条件限制的。案件事实都是已经过去的事实，而诉讼是有时间性的，一个案件不可能无期限地进行下去，法官只能在一定的时间内和条件下，根据已经收集到的有效证据，按照法定的诉讼规则来推断当时发生的事实，即我们常说的法律事实。当然，一般情况下这里的法律事实与案件的客观事实基本上是吻合的，或者说，证据更真实地反映了客观事实，这也正是证据制度的价值所在。但是客观世界是纷繁复杂的，情况千差万别，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又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因此，证据所证明的事实与客观事实又不是完全吻合的，特殊情况下有时甚至是相悖的。法官的任务就是根据事后收集的有效证据，分析、推断过去发生的情况，并使之尽可能与客观事实相吻合。但是，如果出现了相反的情况，法官也只能根据证据来认定事实，而不能抛开证据去无根据地认定“客观事实”。否则，对个案来讲可能是合理的、正确的，而作为一个法定的规则适用于所有案件，其错误是必然的、明显的。
《民事诉讼法》强调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客观事实为根据，既有其正面作用，也有明显的负面作用。第一，容易使人们陷入“客观主义”的泥潭中，似乎什么事情都能查得一清二楚。因此法官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调查事实，发现所谓的“真理”。实际上在民事案件中，许多情况是“真伪不明”、“模糊不清”的，法律必须允许并且支持法官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根据证据规则断案；第二，影响诉讼效率。民事诉讼的任务是要及时、有效地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排除社会交往中的梗阻，而不是没完没了地去追求什么“事实”、“真理”。过分强调所谓的客观事实，只能使法官以牺牲必要的效率为代价，来无限制地进行“查清”事实的工作；第三，导致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作用弱化。一般认为当事人都是案件的利害关系人，其所举的证据都是片面的，不能说明客观事实。所以传统的审判方式不注重当事人的举证；第四，有关方面对审判活动的监督，往往以“实事求是”、“以事实为根据”来否定司法活动中对证据的运用，或片面强调“事实”，而忽视证据或证据规则。
因此，在民事诉讼中，我们应当强调依据证据和证据规则认定的事实即法律事实判案，而不应当过分强调所谓的客观事实。这就是人们对诉讼活动这一客观存在的研究、探索中所找到的规律。这正是实事求是原则在民事司法活动中的体现。
三、破除传统观念，重新构建民事诉讼证据制度
民事诉讼证据制度，是民事诉讼制度中的核心之一。它的设计如何，与公正和效率这一主题直接相关。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传统观念的影响，我国的证据制度很不完善，比较突出的问题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举证责任制度。举证责任是证据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民事诉讼法》对此只在第64条第1款作了一个非常原则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由于国家干预原则的影响和职权主义思想的根深蒂固，也因为民事诉讼法规定得过于笼统，司法实践中这一原则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归纳起来，我国的举证责任制度存在着以下不足：第一，举证责任的具体内容不明确。第二，只原则规定了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而没有规定当事人未履行举证义务所应承担的具体法律后果，导致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弱化。第三，未规定举证时效，使诉讼周期大大延长，无谓地加大了诉讼成本，严重影响了诉讼效率和效益。
另外，审判实践中有些当事人出于种种考虑，在一审中不举证，而在二审或再审中举证，严重地影响了审判质量和审判效率。
(二)关于证人制度。首先，将法人作为证人的规定不够科学。《民事诉讼法》第70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这实际上是承认法人可以作为证人。从理论讲，所谓证人应当是指通过视觉、听觉、嗅觉等生理感官感知案件情况的人，这只能是自然人才具备这些条件。法人仅仅是法律上的“人”，而没有生理上的反应，无法感知事物。从司法实践来看，法人由于是个“集合体”，没有具体的责任人，没有“后顾之忧”，因此，许多法人对作证不负责任，随意性很大，在同一个问题上反复出具相反证明的情况亦不罕见，而且难究其责，即使追究也起不到应有的效果。所以这一制度应予废止，属法人行为的，应规定法人中具体处理或知道案件情况的某个自然人为证人。
其次，“书面证言”代替证人出庭作证。《民事诉讼法》第70条同时还规定：“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言。”这应当是指很特殊的情况，但由于何为“确有困难”没有具体规定，加之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实践中绝大多数证人都不出庭作证，而代之于“书面证言”。因此，应当严格证人出庭作证的法律规定，出庭作证是公民的法律义务，知道案件情况的人必须出庭作证，一般情况下，不准以提交书面证言代替出庭作证，只有证人因身体健康、自然灾害受阻等特殊原因，确实无法出庭作证，且经人民法院许可，才能提交书面证言。
再次，应当规定证人出庭作证宣誓制度。证人作证前进行宣誓，是世界许多国家的通行做法，这绝不仅仅是个形式问题，它对于维护法庭的庄严，树立司法的权威，保证证人证言的真实性，确保司法公正等，都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民事诉讼法应当规定这一制度。
(三)关于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制度。《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笔者认为，这一规定一则太笼统，可操作性差；二则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太宽，应当完善以下规定：一是明确并缩小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将此范围限定在“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之内，取消“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也应主动收集之规定。二是明确规定调查收集证据的人员，即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任务由谁来完成?是由合议庭成员或独任审判员还是由合议庭成员或独任审判员之外的其他人员调查取证?三是法院所取证据的质证问题。即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是否也需要在法庭上质证?笔者认为，法院只是一个取证者，该档案材料的内容是否真实，应由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进行质证。
(四)关于证明标准。[7]我国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一样，都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种高低不分的证明标准，没有体现出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不同特点，其科学性与合理性值得研究。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应当采优势证据标准(此处不讨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四、建立多元制的审级制度，在公正与效率之间寻求平衡
公正与效率是对立统一的一对矛盾，在审级制度的设计中“冲突”尤烈。究竟是审级多了好还是审级少了好难以简单下结论。单从审判质量来看，似乎是审级越多越好。仅从诉讼效率、司法成本讲，又应是审级越少越好。如何实现审判质量与诉讼效率、司法成本的最佳平衡，使二者同时达到最理想的状态，是我们要下大力气研究的问题。
笔者提出“多元制”的审级制度构想[8]，即争议标的额很小、案件特别简单或争议不大的案件，适用一审终审制。一般的案件适用两审终审制。少数争议标的额特别大且特别疑难的案件适用三审终审制，但三审仅限于法律审。同时，为了尽可能提高效率，降低诉讼成本，适用三审终审制的案件还可以“飞跃上诉”，即一审判决后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无争议，仅对适用法律有异议的案件，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选择先上诉到二审法院，不服二审判决再上诉到三审法院，也可以选择跃过二审法院直接上诉到三审法院。这样将一部分法律规定适用三审终审制的案件实际上又改为二审终审制，最大限度地节省了司法资源，同时又有利于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
同时，为了科学地划分审级功能，减轻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案件压力，应当取消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审理一审民事案件的规定。其理由是：第一，就审级功能而言，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主要应当是通过审理上诉案件，把握下级法院审理的案件质量，平衡全国的司法尺度，维护法制的统一性，而不在于解决多少具体的个案，尤其是一审案件。第二，基于上述构想，由于设立了部分案件的三审终审制，使原来本不会上诉到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的案件也会上诉上来，势必给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在现在案件压力已经很大的基础上再添负担。取消其作一审的规定，会缓解这个矛盾。第三，符合国际上的通行做法，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是上诉法院不审一审而只审上诉案件。这种通行的设置有一定的科学道理。
五、创建债务抵消程序，完善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
这里所谓的债务抵消程序，是指原、被告互负债务，但该债务相互之间没有牵连，无法适用反诉处理。如果被告提出反请求，也可以在同一诉讼程序中合并审理，以达到抵消债务的目的。这一诉讼程序在现行《民事诉讼法》中没有规定，司法实践中遇到类似案件，无法合并审理。笔者提出建立债务抵消诉讼制度的构想，即遇有上述类似案件，虽然被告提出的请求与原告所诉没有牵联，但为了平等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节约人力、物力、财力，也应当合并审理，在同一诉讼程序中解决看似无关但实际上有关的两个或多个争议。当然，如果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平衡多方面的利益，分案审理更为合理时，也可以分案审理。如甲在村内开拖拉机撞伤乙，乙要求甲赔偿5000元，诉讼中甲提出乙还借有甲农具一部，请求归还并要求在该诉讼中一并审理解决。像这种情况，甲提出的诉讼请求标的不是同一类的，归还农具和赔偿人身损害5000元又不能抵消，两案合并审理非但达不到平等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节约诉讼成本的目的，反而使侵权之诉得不到及时解决，这种情况仍应由甲另行，分案审理。
建立债务抵消诉讼制度，不仅有实践需要，也有实体法规定作依据。1999年10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了债务抵消这一法律制度，这为在民事诉讼中设立债务抵消诉讼制度提供了实体法上的依据。该法第99条规定了法定抵消，即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消，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消的除外。当事人主张抵消的，应当通知对方。该法第100条规定了约定抵消，即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标的物种类、品质不相同的，经双方协商一致，也可以抵消。实体法这一新的规定必然会反映在诉讼当中，并提出建立相应诉讼制度的要求。法定抵消在实践中会有如下几种诉讼情形：1、类似前述案例，诉前双方均未通知对方抵消债务，诉讼中被告提出抵消之诉。2、诉前一方通知对方要求抵消，另一方以种种理由不同意抵消，并提讼仍然主张原债权，诉讼中对方以该债权已经抵消为由予以抗辩。3、诉前双方已经抵消债务，之后一方反悔又要求撤销抵消。至于约定抵消，因为双方当事人已经形成合同关系，按合同之诉审理即可。
六、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改造我国的调解制度
我国的民事调解制度曾经被外国学者誉为“东方经验”，多年来在解决民事纠纷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深刻检讨这一制度，也存在许多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一)法官的职权地位过于突出。我国传统的审判方式特别突出法官的职权作用，反映在对民事案件的调解上也是如此。首先，《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进行调解，由审判员一人或合议庭主持，这就在立法上奠定了法官的职权地位。其次，司法实践中，法官多是扮演“主宰者”的角色，忽视当事人尤其是债权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利益’，甚至违反自愿原则，强迫或变相强迫当事人进行调解，损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由于主持调解者就是该案的审判者，许多当事人本来不同意法官制定的调解方案，但迫于“判决比这个还厉害”的压力，不敢“得罪”法官，而不得不违心地同意调解。这种情况在审判实践中占有不小的比例，造成了相当的负面影响。目前这种调解制度存在的突出问题，一是违反自愿原则不合法；二是几乎百分之百的都是债权人牺牲自己的合法权益，作出“让步”，而很少有经过调解义务人全部履行义务的，说是双方互谅互让，实际只是债权人一方既“谅”又“让”。这有违公正原则。笔者认为，修改《民事诉讼法》时，一是将现行的以法官主导调解为主的模式改为以当事人自行和解为主的模式；二是充分发挥律师在和解中的作用，规定和解工作由双方的律师或者书记官主持，不再由审理该案的法官主持，以免形成强迫调解。当然，这可能会导致调解率的下降，但这是调解“水分”的下降，当事人真正自愿的和解率会大大上升。
(二)混淆了判决和调解的界限。《民事诉讼法》第85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那么调解究竟是否应当以查清事实、分清是非为前提呢?笔者不以为然。其一，“调和解决”纠纷是调解的应有之意，也就是说，调解的含义本身就包括对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实、责任含糊不究，互谅互让，以达到既解决纠纷又不伤和气的目的。查清事实、分清责任是判决的前提条件。调解和判决二者手段不同、程序不同、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范围不同，其前提条件也应有所区别。如果所有案件都强调必须查清事实、分清责任，干脆判决结案更为快捷、经济，这显然限制了调解作用的发挥。其二，在没有查清事实、分清是非责任的情况下，当事人双方即达成调解协议，说明当事人行使了自己的处分权，既处分了自己的实体权利，又处分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诉讼权利。法院或法官依职权强令当事人不得放弃这一诉讼权利则没有必要。其三，为了充分发挥调解的作用，调解贯穿于整个诉讼活动的始终，各个诉讼阶段均可以进行调解。但是，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必须经过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才能完成，未经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程序，难以下“查清事实”、“分清是非”的结论。据此推论，法庭辩论尤其是法庭调查结束之前所进行的调解，是不可能以查清事实、分清是非为前提条件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的规定值得借鉴，即调解只强调自愿，不要求查清事实、分清是非。
(三)调解书送达前当事人可以反悔。《民事诉讼法》第91条规定：“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据此规定，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调解协议，该协议对当事人双方并无约束力，调解书送达时，当事人任何一方无论任何理由均可以反悔。表面上看来，似乎赋予当事人更多的诉讼权利，而实际上这是对当事人处分权的一种“放纵”，也是当事人滥用处分权的一种表现。任何市场主体之间达成的有关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只要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均具有法律约束力，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之间就双方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达成调解协议，说明当事人行使了自己的处分权。因此，协议一经达成，就应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调解书送达时任何一方不得反悔。否则，不仅对当事人调解过程中的草率行为起到鼓励作用，有悖于诉讼效率和效益原则，而且使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长期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客观上损害了对方当事人或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因此，这种规定应予废除。
(四)调解的案件可以违反自愿原则为由提起再审。《民事诉讼法》第180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再审。”笔者认为，这种规定确有不当之处。首先，调解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重要表现，调解一经成立，说明双方当事人在一定程度上处分了自己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任何一方不得反悔。调解本来就是建立在自愿基础之上的，在正常的诉讼当中，非自愿的调解应当是不存在的，甚至可以说，双方一旦达成调解协议就应当推定为自愿。当然，也不能排除在实践中有个别违反自愿原则进行调解的情况。但是，这种情况一则当事人可以拒绝调解，二则在制度设计上应当从如何在调解过程中强化自愿原则来解决，不应当通过再审程序解决。其次，调解结案的目的之一，是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调解生效后又允许再审，势必会增大诉讼成本，降低诉讼效率，有违设立调解制度之初衷。因此，除了因受欺诈、当事人意识不清、当事人无行为能力等而形成的调解以外，一般的调解不应准许以违反自愿原则为由提起再审。
另外，应当强调所谓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可以提起再审的规定，是指协议内容违反了法律强制性特别是明文禁止性规定的情况，如协议约定交付的标的物属禁止流通物等。不应当包括所谓违反公平原则如放弃部分或全部债权的情况，那属于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问题。七、适当扩大独任审判的适用范围，节约有限的司法资源
所谓独任审判就是不组成合议庭而由法官一人独自审判案件。《民事诉讼法》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法庭审理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独任审判。简单的民事案件是指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当事人争议不大的案件。可以看出，这一规定对独任审判的适用是采取限制态度的，一是只适用于基层法院，二是只适用于简单的民事案件，这应当说在立法当时是有客观依据的。但是，随着情况的不断变化和实践中暴露出来的问题，适当扩大其适用范围已成为必要。
首先，中级法院作一审的比较简单的民事案件也可以适用独任审判。是否适用独任审判，主要应当考虑以下因素：一是法官素质，二是案件的难易程度，三是审级，即是一审还是二审案件。第一，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总体来说，中级法院法官的素质一般高于基层法院法官的素质；第二，司法实践中确定一个案件究竟是由中级法院作一审还是由基层法院作一审，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诉讼标的额的大小，一般都规定诉讼标的额在多少金额以上的由中级法院作一审，而且这种规定和做法在短时间内还很难改变。但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是，案件的难易程度和诉讼标的额的大小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且往往诉讼标的额大的案件双方当事人在交易过程中都比较慎重，证据比较齐全。诉讼标的额小的案件当事人交易比较随意，证据不全，审理起来难度较大。这样有相当一部分诉讼标的较大但审理起来并不太复杂的案件是由中级法院作一审的。如借款纠纷案件就是比较典型的，而这类案件在民事案件总数中占的比例比较大。第三，从保证案件质量考虑，由于所有的二审案件都实行合议制，因此中级法院审理的比较简单的一审案件适用独任审判应当没有什么“风险”。实际上，在司法实践当中，中级法院审理的一些案件形式上是合议制，实际上是独任审判或类似独任审判。这是因为多年以来，由于案件数量不断增多，审判力量不足，加之人们的程序公正意识不强，有些案件形式上组成了合议庭，但是往往是一个主办人开庭，其他合议庭成员不到庭，或者虽然到庭了也没有认真参加庭审，起不到合议庭成员应有的作用。将这类案件改为独任审判，只是取消了形式上的合议制，审理案件的主体并没有实质上的变化，因此其质量不会明显下降。第四，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诉讼效率、司法成本越来越成为人们不得不关注的问题。效率与质量是相辅相成的，只追求案件质量而大大影响了办案效率，使大量的案件长期积压，既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无谓的加大了诉讼成本，浪费了司法资源，这是不可取的。
其次，普通程序中也可引入独任审判。现行《民事诉讼法》将独任审判和简易程序“绑”在了一起，即只有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才能独任审判，也只有独任审判的案件才能适用简易程序，在普通程序中不能适用独任审判。
笔者认为，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审判程序上的“复杂”与“简单”，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适用普通程序要认真做好审理前的准备，开庭前要在法定时间内通知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公开审理的要公告，法庭调查和辩论要按法定顺序进行等等。而适用简易程序则不必受这些限制。简单一点讲，就是普通程序更强调程序性，简易程序则将一些“复杂”的程序简化了。这仅仅是针对程序本身而言的，与审判主体是合议庭还是独任审判员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应当适用普通程序，但独任法官一人审判又足以能保证案件质量的，就不必非得组成合议庭，尤其是在今后法官的任职条件、素质大大提高以后更是如此。所以应当修改现行规定，将独任审判的适用范围扩大至普通程序中。
八、彻底更新再审制度，还终审裁判以本来面目
再审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它的建立和实施对于依法纠正错案，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都起了重要作用。但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法》现在规定的再审制度存在的问题比较多，应当彻底更新这一制度。
(一)应当将审判监督程序更名为再审程序。《民事诉讼法》第十六章为“审判监督程序”。而具体条文中有时称“再审”，有时称“提审”，有时称“审判监督”，称谓不一，逻辑不清。笔者认为，修改《民事诉讼法》应将审判监督程序改称为再审程序。
(二)应当在维护生效裁判的严肃性、稳定性与纠正生效裁判的错误之间寻求平衡。我国民事诉讼立法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种指导思想的积极意义在于，它重视保护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充分体现了实体公正，尤其强调了个案的实体公正，意在使每一个案件都得到正确处理，使每一个错案都得到彻底纠正。这无疑是正确的，也是非常理想的。但是，任何事情都要把握一个“度”，“有错必纠”强调过分了也会有副作用。
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和司法实践再审的范围过宽、过滥，修改《民事诉讼法》应当适当限制再审案件的范围。笔者认为，应当将再审条件进一步明确、具体、细化，‘’’而且应将这些条件作为当事人提起再审之诉的条件，符合这些条件才能提讼，不能是当事人“认为有错误”就申请再审。
(三)划清公法与私法的界限，维护当事人之间诉讼地位的平等。《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四种提起再审的程序：当事人申请提起再审、裁判法院自己提起再审、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提起再审，可见我国的再审制度是颇有特点的。但是，就民事案件来说，人民法院自身提起再审、上级法院提起再审和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提起再审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确实值得研究。笔者主张应当取消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的规定。
注释：
[1]杨立新：《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与司法公正》，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四期。
[2]拙著：《审判方式改革实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60页。
[3]前些年这种情况在全国各级法院都普遍存在，经过十几年的司法改革，近年来大有好转。
[4]这种做法在全国各级法院一直实行，最高人民法院曾发司法解释予以规范。近几年来，最高人民法院肖扬院长反复强调请示制度的危害性，并予严格限制，现在这一现象大为减少。
[5]《选集》合订本，第759页。
[6]吴磊主编：《中国司法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9页。
[7]江伟主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120页。
民事案件反诉的法律规定篇8
关键词：反诉；反诉的价值；现状
中图分类号：D92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5-0113-02
一、我国反诉制度的历史演进
一般而言，反诉是指在已经开始的民事诉讼程序中，本诉的被告以原告为被告，向受诉法院提出的与本诉有牵连的独立的反请求。反诉制度是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诉讼制度，有着古老的历史，为世界大多数现代法治国家所采用，在国外已相当发达。
反诉制度在我国发端于清末沈家本主持的修律运动，1910年的《民事诉讼律草案》首次规定了反诉，虽然该草案由于辛亥革命爆发未能审议实施，但为以后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和民事诉讼制度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政府时期的民事诉讼制度中都包含有反诉的规定。新中国成立后，反诉制度虽然在我国立法中得以体现，但与其他一些国家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相比，我国的反诉立法仍然比较薄弱，有关反诉的内容多散见于规范性文件和司法解释中，简单而分散、缺乏系统性。
目前学界关于反诉概念的界定仍然存在不同的观点，但是关于反诉的价值，基本上有比较一致的意见，即普遍认为反诉制度对于实现诉权平等、科学裁判、诉讼经济等有重要的价值。尽管如此，由于我国关于反诉的研究和实践起步都比较晚，存在诸多的缺陷和不完善之处也就在所难免。
二、我国反诉制度的立法现状
我国关于反诉制度的立法最明显特点就是简单而分散。例如《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了被告有权提起反诉；第126条规定反诉可以与本诉合并审理；第59条规定反诉须有诉讼人的特别授权委托；第129条规定原告经传票传唤后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被告反诉的可以缺席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诉意见》）进一步作了补充规定，第136条规定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终结前被告提出反诉的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第184条规定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1条规定提出反诉应当附有符合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第34条规定提起反诉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
不难看出，《民事诉讼法》和《民诉意见》、《证据规定》仅仅对反诉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但这些规定过于简单而抽象，使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时缺乏可操作性而导致执行的标准不统一，造成了程序法适用上的不稳定性，甚至公民对司法公正的合理怀疑。
其一，关于反诉与本诉的牵连性。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于反诉是否必须与本诉存在牵连关系,以及若具有牵连关系其密切程度应达到的标准并未明示,而是采取宽松的态度,即只要本诉被告在本诉过程中对原告提出诉讼即可构成反诉。然而对此司法实务需要统一的判断标准,这样宽泛而原则的规定导致实践操作混乱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二，关于提起反诉的时间条件。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提出反诉的起止时间均未作出限定。从理论上讲反诉发生在本诉中,而判断本诉是否开始和终结的标志分别是法院受理和终审裁判生效，故在本诉受理后、终审裁判生效前任何时间提都符合现行立法规定。因为合并审理意味着已经进行的本诉诉讼程序部分归于消灭,从反诉的价值上讲，如果反诉因与本诉关系密切不适宜分开审理，而提出反诉过分迟延,就会既浪费诉讼资源又削弱反诉与本诉合并审理的整体效果,这种两难立法显然没有给予充分的考虑。
其三，关于反诉案件的管辖。立法上亦没有明确地加以规定，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确定的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制度,反诉并非一定是本诉的管辖法院或受理法院,这二者发生矛盾时如何解决，立法本应给予明确的指引。
其四，关于反诉案件审判程序适用。当根据本诉、反诉各自的性质应适用不同审判程序时,是纯粹以本诉所适用的程序为依据还是综合其它因素考虑,立法都没有给予明确的规定。
三、我国反诉制度的司法现状
司法实践中，由于立法规定过于原则和简单，导致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从而对反诉适用标准不一，处理任意化，极大地限制和削减了反诉功能的发挥，损害了反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考察我国反诉制度的司法现状，我们发现主要在以下几方面存在严重不足。
1.反诉的适用范围狭窄。我国对反诉的适用范围的规定非常严格的，被告只有基于相对于本诉而言的同一法律事实或同一法律关系才能提起反诉，而基于其他事由主张反诉与本诉合并审理的请求一般得不到实现，因此被告不得不另行，这增加了被告的诉讼成本，亦有违诉讼经济的原则。
2.忽视对当事人在上诉审程序中反诉权益的保护。最高法院《民诉意见》规定,“当事人在第二审程序中提出反诉的,人民法院只能以调解的方式结案,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而对当事人提起的诉讼，审判机关只可能有两种处理方式――立案审理或不予受理――没有受理的情况下自然不应予以调解,而在受理又调解不成的情况下不做出裁判而告知的行为并非法院的诉讼行为,这显然与法院不得拒绝作出裁判的规则相违背。
3.缩减当事人提起反诉的期限。按照《证据规定》，“被告应在举证期限届满之前提起反诉”,在此期限之外行使反诉权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而民事诉讼法对被告行使反诉权的时间并未加以限制，该条司法解释缩短了被告提出反诉的时间,二者冲突导致司法实践中标准的不一。
4.法官个人利益的衡量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如上所述，立法对反诉的类型、提起的条件、救济措施等均未作出具体规定，在当前法院系统普遍以结案率作为衡量法官工作业绩标准之一的情况下，法官在处理反诉案件时难免带有主观色彩，对因受理反诉可能使案件更加复杂，影响结案时间的一般不予受理。另外，我国法院系统为属地管辖,当某一诉讼的结果可能威胁地方利益时,法院就不得不充当起地方保护神的角色,当原、被告的住所属于不同行政区域而本诉又由于种种原因由原告住所地法院管辖时,被告提出反诉就可能遭遇“闭门羹”。
四、完善我国反诉制度的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方面对我国反诉制度加以完善。
1.明确反诉与本诉的牵连性及其范围。有学者认为，反诉与本诉的牵连性主要反映为反诉与本诉的诉讼标的或者诉讼理由应当产生于同一法律事实或同一法律关系。也有学者认为，反诉与本诉的联系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反诉与本诉产生于同一法律关系或同一事实；另一种是反诉的诉讼请求能抵消、吞并本诉的诉讼请求，或者使本诉的诉讼请求失去作用。而实践中，审判人员认定反诉是否成立的依据往往是其自由裁量权，如果被告以主张抵消权而提出反诉时，法院常常以被告所提出的反诉与本诉并非出自同一法律关系或同一法律事实为由，拒绝作为反诉处理，被告只能另行，而抵消权则无从实现。笔者认为应对反诉与本诉关联性的范围加以适当扩张，除与本诉基于同一实体法律关系或同一案件事实外，还应把与本诉不是出于同一事实或者同一法律关系，但可能抵消或吞并本诉诉讼请求的纳入反诉的范围，这不仅是诉讼经济原则的要求，也是追求立法公平的体现。
2.我国反诉提起时间的规定。应从反诉这一制度的特性和立法意图来考察反诉提起的时间。反诉的立法意图是出于实现诉讼经济和防止矛盾裁判的考虑，在不违背平等原则的前提下用同一程序解决多个诉讼请求。而本诉是以本诉的提起为标志的，本诉提起后它就是客观存在的――不管法院是否受理――法院不予受理或者撤销本诉只是一种司法裁判的结果，本诉原告仍可通过申诉、申请复议等方式寻求救济，并不影响本诉原被告的存在和原告对被告提出诉讼请求这一事实。只要本诉未消灭，原被告就依然存在，反诉制度的立法意图就仍然具有实现的可能性，因此反诉提起的最后期限应在本诉消灭之前。利用本诉程序的机会在法院宣判以后完全丧失，此时被告提起反诉已无意义，与反诉的立法意图相违背，应当不予允许。所以，笔者认为反诉提起的时间应明确为本诉提起之后，法庭判决之前的任一时间。
3.有关反诉管辖权的问题。基于反诉和本诉具有牵连性的特点及反诉与本诉合并审理的要求，理论界一般认为反诉须向受理本诉的人民法院提起，但按照级别管辖或者专属管辖属于其他法院管辖的，则本诉受理法院不得受理反诉。笔者认为，为了使反诉的管辖权统一明确，应作出更加明确具体的规定：反诉当事人原则上只能向本诉提起的法院提起反诉，本诉提起法院对反诉进行审查后，认为属于自己管辖的应当受理；如果审查后认为属其他法院专属管辖则不能受理，应当告知其到专属法院单独提讼；另外本诉程序己经进行而按照级别管辖的规定属于上级法院管辖的，则告之其向上级法院提讼；对于本诉程序还未进行而按照级别管辖规定属上级法院管辖的，则应将本、反诉一同移交上级法院。
4.反诉的审理程序应做具体统一的规定。根据反诉的独立性特征，它不因本诉的撤诉而停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根据处分原则，应当允许反诉撤诉，不必经原告同意。对二审程序中提起的反诉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民诉意见》第184条规定“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此司法解释虽是从贯彻两审终审制及维护当事人利益和角度来考虑的，却有其矛盾及不合理之处。笔者认为，对二审中的反诉问题可以借鉴它国的合理做法，依据公平、公正和方便、实效的原则，允许被告经过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在二审中提出反诉，本诉被告二审中提出反诉意味着其放弃一审的审级利益；而原告同意本诉，被告在上诉程序中提出反诉，则意味着其放弃了反诉一审的审级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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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宗玲,关林.我国反诉制度的弊端和完善[J].当代法学,2003,(6).
民事案件反诉的法律规定篇9
一、美国民事诉讼法中的宪法渊源
美国民事诉讼法中的宪法渊源最突出地表现在以成文法和判例法形式所表现出来的美国宪法（主要指联邦宪法）对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的范围、民事案件的审判方式和审判程序等方面的规定。这些规定对美国民事诉讼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和十分重要的影响。
首先，美国联邦宪法规定了美国民事诉讼中联邦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的范围，从而确定了联邦法院的事物管辖权，划分了联邦法院与州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权限范围。[1]美国联邦宪法第3条规定联邦司法权属于联邦最高法院及其由国会命令设立的下级法院，联邦司法权应适用于：所有基于联邦宪法、法律和条约而产生的普通法和衡平法上的案件；所有涉及大使、公使和领事的案件；所有关于海事法和海事管辖权的案件；合众国为一方当事人的诉讼；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州之间的诉讼；一州与他州公民之间的诉讼；不同州的公民之间的诉讼；同州公民之间主张不同州的土地所有权的诉讼；一州或其公民与外国或外国公民或臣民之间的诉讼。[2]有关联邦司法权的这一规定最直接最具体地表现在联邦地区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上。根据宪法的规定，《美国法典》第28篇第4部分“管辖权和审判地”规定联邦地区法院受理以下三类案件：当事人州籍不同且争议金额超过7万美元的案件3；基于美国联邦宪法、法律和条约所产生的案件；一州居民与外国公民之间的争议案件.这三类案件属于联邦法院事物管辖权（SubjectmatterJurisdiction）的范围。当事人向法院起诉时，必须选择具有事物管辖权的法院。事物管辖权不能由双方当事人通过协议改变，即当事人不能将本来不属于联邦法院管辖的案件通过合意提交联邦法院审理。同时，对于没有事物管辖权的案件，联邦法院不能立案受理。即使受理，当事人也可在诉讼的任何阶段提出事物管辖权异议，要求法院撤销诉讼。此外，法院也可依职权对事物管辖权进行审查，对事物管辖权不能成立的，无论诉讼进行到哪个阶段均应裁定撤销诉讼。即使终局判决已经作出，当事人亦有权以缺乏事物管辖权为由请求确认判决无效。
美国联邦宪法除了对联邦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的范围进行列举外，还通过一系列判例确立了民事诉讼中对人管辖权的各种宪法性规定。如通过著名的pennoyer诉neff一案确定了这样的规则：除非被告在诉讼所在州有住所或居所，或当其出现在该州时被合法传唤，或者被告自愿接受管辖，该诉讼所在州的法院不能对被告行使对人管辖权。又如通过“国际鞋业”一案确立了“最起码的联系”（minimumcontacts）的标准等。4这一系列判例所确定的对人管辖权的宪法性规定主要包括：对个人而言，法院只能对在本州有居所或住所，或在本州被合法传唤的个人行使对人管辖权；对法人而言，法院只能对在本州登记或经营业务的法人、或虽未登记又不经营业务但与本州有某种联系而诉讼的起因正是产生于该联系的法人行使对人管辖权；对自愿接受管辖或对管辖权无异议的被告行使管辖权。5法院在受理案件时，除必须对案件享有事物管辖权之外，还必须对案件的当事人享有对人管辖权（如果是对人诉）或对或案件的诉讼标的享有对物管辖权（如果是对物诉讼）。当事人如果对对人管辖权不服，时以正确的方式提出管辖权异议，否则，异议无效。
民事案件反诉的法律规定篇10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86条和第188条的规定，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再审时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这表明人民法院审理抗诉案件应当进行开庭审理，并通知检察机关派员出庭支持抗诉。而实践中却存在这样一种做法，即基层法院的再审法官在审理检察机关抗诉启动的民事案件时，先动员当事人双方进行庭外和解，强制制作调解书，调解不成的，再进行开庭审理。笔者认为再审法院的这种做法是不妥的，也与我国民事诉讼的立法精神相悖的。
首先，法院的这种做法，严重违反了民事诉讼有关程序。民事诉讼法规定基层法院审理一审案件和上级法院指令再审的案件均应适用第一审程序，同时还规定在第一审民事诉讼程序中应一律实行开庭审理。开庭审理是贯彻公开审判原则的主要形式。根据诉讼规则，对案件的事实和证据的认定必须在法庭上公开调查核实，未经庭审调查核实的事实和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法官在开庭前未经庭审核实调查，先入为主，盲目协调庭外和解结案，违反了民事诉讼法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认定的规则，以及自愿的调解原则，也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186条和第188条的规定。
其次，这种做法也严重侵犯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容易使当事人对法律产生误解和对检法两家不信任，增加社会不稳定的因素。由于某些当事人法律知识的欠缺和对法律知识的理解的偏差，不知道调解与判决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当被申诉一方当事人同意改变诉讼客体即原争议的事实，法官再做申诉一方当事人庭外和解动员工作时，即使申诉人不太同意调解，也容易产生调解后若被申诉人对达成的调解协议反悔，又将会使案件继续进入诉讼的误解心理。还有一些当事人担心若不接受法官的庭外不解，再审时，法官会对原判决进行维持，到头来怕弄得“人财两空，得不偿失”，便违心地接受法官的庭外和解，却不知道达成调解协议会造成丧失继续上诉权利的法律后果。同时，上级检察机关把抗诉改判（含调解、和解）作为考核下级检察院工作的重要指标之一。出庭支持抗诉的检察官出于自身的价值和诉讼地位考虑担心当事人（特别是群体诉讼案件的申诉人）不接受法院主持的庭外调解，再审法院会对抗诉案件的再审判决维持原判，因此，出庭检察官也同样与再审法官一起参与动员申诉人接受庭外调解终结诉讼，以期产生特定的抗诉效果。若调解失败，再审法院对确有错误的裁判一律进行维持或久拖不决，不仅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利益，也破坏了国家法律的严肃性和统一性。
再次，再审法院的这种做法，不利于民事检察工作的健康发展。再审法院强制双方当事人进行庭外和解终结诉讼是故意规避检察机关的正面法律监督，是对检察机关民事检察工作的不理解、不支持、不配合。当法院参与主持的庭外和解失败时，再直接把案件引入再审程序对确有错误的原审判决进行维持或久拖不决，使检察机关抗诉的案件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纠正，大大影响了检察机关的抗诉力度和效果，削弱了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的监督作用，也动摇了当事人到检察机关申诉的信心，从而导致检察机关民事抗诉案源的匮乏，制约着检察机关开展民事审判监督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