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体系管理制度篇1
小学行政管理是小学内部管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小学管理工作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为实现小学的基本职能提供着相当程度的保障与支持作用。小学行政管理制度的实施程度不仅影响着小学生接受的教育水平，也是衡量小学整体教学科研水平的重要标志。随着新课程标准的推行，小学行政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创新逐渐成为我国小学教育系统改革的重要内容，小学行政管理制度支持并保障着小学生的素质教育培养工作，在我国教育事业制度化建设缺失的现状下，完善小学行政管理制度有着独特的指导意义。
二、小学行政管理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规章制度体系尚不完善
就当下我国小学行政管理制度建设的实际情况看，小学的行政管理制度建设仍缺乏规范性、统筹性，规章制度体系尚不健全。对于学校行政工作中的议事规则与章程都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对于学生管理工作也没有提出具体实施细则，使行政管理工作的开展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同时各行政管理部门的规章制度存在重复或交叉现象，严重影响行政管理效率。
(二)行政管理制度的制定缺乏科学性
行政管理制度作为规范性的指导守则，指导着学生的日常行为规范与学校的管理工作。其本身应具备制度的严谨性与科学性。然而我国大多数小学制定行政管理制度之前都存在调研不细致、审查不认真的情况，这些问题导致行政管理制度难以准确把握问题的症结所在，制定出的制度无法有效地解决日常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三)行政管理制度的实行缺乏稳定性
小学行政管理制度在实行过程中存在不稳定的现象，制度更改存在随意性，造成小学行政管理制度规范作用与引导作用的缺失。一套完善的行政管理制度虽然需要根据具体教学情况进行调整与修订，但其修订、调整工作首先应立足于制度的稳定性，稳定性差、不健全的行政管理制度，会影响行政管理制度实行过程的整体效率，也必然影响到行政管理制度本身的权威性。
(四)行政管理制度缺乏有效的执行与监督
建立健全的行政管理制度，是小学行政管理制度建设的重要环节，但并不是行政管理制度建设过程的全部。一套完善的行政管理制度不仅应该保证制度制定的科学性，也应确保制度有效地执行，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都会造成行政管理制度体系的不健全，行政管理制度也就失去了其行政管理职能。
三、小学行政管理制度建设策略
(一)完善规章制度体系
在小学行政管理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应提升规章制度的建设性与统筹性，联系实际，制定系统性的规章制度，有针对性地开展行政管理工作，增强行政管理质量。在小学各个行政管理部门推行统一的行政管理制度，明确具体规章制度的具体主体，构建出自上而下系统性的小学行政管理制度体系，在小学行政管理过程中营造良好的管理氛围，塑造良好的行政管理制度运行环境。健全完善的行政管理制度体系，必须建立民主性的行政管理机制，在行政管理过程中，既要利用行政管理人员在工作中积累的管理经验，又要充分联系实际，对学生的学习情况、教师的教学情况、学校的管理情况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制定科学健全的行政管理制度体系，在保证行政管理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同时，贴合学校管理的实际状况，保证小学行政管理制度持续良性地运行。
(二)科学地制定行政管理制度
科学的行政管理制度应当符合学校教学工作与管理工作的实际状况，在制定的过程中应对学生的学习情况、教师的教学情况、学校的管理情况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使小学行政管理制度的制定实现稳定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制定小学行政管理制度的过程中，凡与学生学习生活与行为规范有关的制度，都应综合考虑社会、教师、学生甚至家长的意愿与实际情况，制定出适应小学教学工作需要的科学制度，增强行政管理制度的执行性;凡与学校管理工作或与教师切身利益有关的制度，都应当广泛听取学校教职工的建议与意见，一方面保证教职工的教学积极性，另一方面保证行政管理制度既能解决眼下问题，又能解决长远问题。
(三)建立长效的制度修订机制
随着近年来小学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小学行政管理制度建设也在不断发展着。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化，小学行政管理制度一方面要随着教学形势的发展及时地进行修订与完善，使行政管理制度符合小学管理工作;另一方面在进行制度修订工作的同时应立足于行政管理制度的稳定性，提高小学行政管理制度的整体运行效率，保证行政管理制度的权威性。
四、结论
行政体系管理制度篇2
一、企业行政管理新休制的意义和要求
实施企业行政管理的新体制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能够使企业的市场适应能力得到有效提升。受市场经济体制的直接影响,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竞争局势日益激烈，如果企业内部的行政管理不随着市场形势做出更新与调整,就必然无法与市场环境相适应。
实施企业行政管理新体制能够使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得到有效提升。企业在面对各种复杂的市场竞争时，通过行政管理体制的创新与改革，能够使企业在核心管理水平上明显提升。进而为企业的市场发展提供更加强大的动力支持，从而提高了企业在市场中的核心竞争力。
此外行政管理新体制还是企业对未来发展进行有效把控的重要手段，通过行政管理体制的创新企业在处理各种发展问题时科学性更强,进而能够推进企业可持续发展事业的不断深人和落实。
新的行政管理体制有以下几个基本要求，是实施新体制建设时应当重点关注的问题。第一，要求对行政组织部门进行合理化设计。第二,要求建立有效的企业管理制度和奖惩制度。第三，要建立科学合理的职责划分方案。
二、企业行政管理新休制的建设策略
1.加强新体制的建设力度
企业行政管理新体制要想取得良好的建设效果,就必然要明确新体制的建设任务，并且从这些任务依次人手加大逐一加大建设力度,这样就能够使新体制建设的成效尽快实现。
首先，应当明确行政管理新体制的最基本任务，即建立起优化合理的行政管理制度。这是各项行政管理工作开展的基础，所以也是加强新体制建设力度中的首要任务。
其次，根据新体制的改革需求将各项改革任务的落实加大监督力度，进而获得更加优秀的落实效果。
最后,在对新体制中的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合理的分工与完善，在行政管理工作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实现人员的精简与合理的职责安排。
2.加强新体制管理手段的改革
行政管理新体制必然要求从管理手段上进行大力改革,面对传统行政管理中的方法陈旧、手段单一的问题，应当建立起能够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管理手段。并且通过有效的改革创新使管理手段的可应用性更强,这样才能为新体制的建设提供有效动力。一方面,现代化的管理理念能够使行政管理新体制中的各种管理手段及方法效率更高，所以采用现代管理手段来处理行政管理中的部分任务是行政管理新体制的必然需求。另一方面，利用科技手段提升管理工作效率，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各种管理工作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技术支持，信息的储存与管理，多媒体的传播形式，都为现代企业行政管理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支持。
3.实施行政管理职责体系的创新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各企业中的影响不断扩大,新行政管理体制已经无法运用传统的职责分配体系支撑。因此，在建设行政管理新体制的工作中，以新的管理职责分配方案为前提，是提高新体制实施效果的必要条件。行政管理职责体系的创新，首先应当在职能分配上进行调整,建立起创新的职能分配框架。以当前企业的运营特点为依据，对各种岗位进行职能划分。其次建立创新的责任体系划分，根据经过调整的职能分配方案，建立起相应的责任体系，使各项行政管理事务有机结合在一起，通过行政管理的职责体系有效落实。
4.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
企业行政管理职责划分固然能够为企业各项行政管理新体制中的管理任务有效落实提供必要支持，然而如果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行政管理新体制中的各项管理制度无法达到最佳的实施效果。所以，在进行管理制度、管理方法、职责体系创新的同时，还应当建立起与之知识的激励机制，以推进企业行政管理新体制的不断加强落实,进而获得更好的建设成效。激励机制的建立应当以管理制度与职责体系为基础，从物质上与精神上两个方面实施合理的人员或部门激励。激励手段以薪酬增加为主，使企业对外的市场竞争力得到有效提升;此外还应当从福利制度上加以完善。
三、结束语
行政体系管理制度篇3
毋庸置疑，政府绩效评价是政府管理一种有效工具和基本手段，它已逐步形成一种世界性潮流，成为政府管理改革发展的基本趋势，并以行政管理的常态方式和基本手段，不断渗透到公共管理的各个领域。进入21世纪，行政评价已开始转向制度化、法制化建设轨道。评价主体多元开放、社会公众和服务对象广泛参与、评价技术的科学性不断增强、评价主题以公民意志为导向已成为当今世界性行政评价的发展动态。实践充分显示，行政评价既是政府行政管理的有效方式和工具，又是一套系统的制度安排。其实质是对“”行政管理的革命，坚持绩效导向，从崇拜权威到注重绩效；坚持公民导向，从对上负责到对下负责；坚持结果导向，从重投入到重结果。
一、新形势下构建政府绩效评价体系的现实意义
构建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是新形势下政府实现职能转变、改变行政职能、建立服务型政府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我国进入改革发展新阶段的必然要求。它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突破改革瓶颈制约，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民主化法制和谐社会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具体可体现在：
1.建立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制度保障；
2.建立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是建立政府与民众广泛沟通的有效渠道，落实公共利益、广泛接受社会民众监督的有效途径；
3.建立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是深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有效调动国家行政人员干事创业积极性的基本途径；
4.建立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是深化政府行政管理改革、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建立政府绩效目标管理的切入点；
5.建立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是政府行政寻求社会民众支持、获取民心、建立政府威信的有效方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课题。
二、新形势下构建政府绩效评价体系的几点基本思路
构建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全面开展政府绩效管理和评估工作，首先要以坚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坚持与时俱进，着力推进政府行政管理的改革和创新；坚持以实现公共利益、民众满意为标准；以注重实绩、体现作为为导向；以职能转变、增强服务为理念；以系统全面、突出重点为基础；以民主公开、群众公认、社会广泛参与为要求；以提高效率、增强政府执政效能为动力。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强化政府责任，体现全方位、多层次，适宜中国特有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
1.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力争避免片面追求形象业绩，建立政府绩效综合评价制度
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树立正确的政绩理念，弘扬求真务实精神，深化体制改革，提高政府执政效能，这是新形势下构建政府绩效评价体系的最基本原则。绩效评价体系应以目标管理为基点，全面评价各级政府在一定时期内行政职能履行情况和工作状况，重点考评政府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重大事件处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履行情况。力争避免追求形象业绩，片面地以GDp、招商外资为政府业绩主要考核指标。评价实践已显示，单纯追求经济指标使不少地方政府将自己的业绩放置于对“显绩”形象的追求，对长远发展有利的“潜绩”却置于被忽略地位。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实现“招商引资”，获取显赫的形象业绩，过于看重外资规模和引资落实，在优惠政策上不断做出让步，甚至出现了外资“空手套白狼”的情况。在发生外资非正常撤离后，“招商引资”为当地经济和社会遗留下许多后患。对政府绩效要实施综合考评，运用科学、合理的评价方式评价政府管理活动对经济发展、社会建设成效的影响和贡献。充分考虑各地区经济、社会环境的差距，制定适宜、合理的综合考评指标，着重对政府公共利益实现的评价，科学评估政府潜在绩效状况。
2.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理念，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为导向，建立服务型政府绩效考评制度
在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世界性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产生严重影响的今天，就业、生活水准的保障；社会秩序的安稳；社会地位的平等；财富分配的公平等已成为社会民众广泛热忱关注的公共利益问题。社会民众迫切渴望政府能够从保障民众的切身利益出发，改变政府行政职能，以实现公共利益为行政理念，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因此，政府绩效评价必须能够对政府部门在一定时期的工作表现和成效进行科学的、客观的评价，以改进机关作风，增强工作效率，不断提升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提高公众满意度。改革工作绩效自我总结、自我对比、自我肯定的传统考评方式，要根据各行政组织职责履行的社会效果进行评估，按照社会公众对行政组织服务的满意度定优劣。
3.以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为目标，建立公共政策政府绩效评价制度
依据现代质量管理理论，工作质量形成于过程。行政绩效评价作为行政工作质量管理的一种有效工具，其体系应具备对行政行为事前、事中、事后的管理和评价机制，以实现对行政绩效形成的全过程、全方位监督、控制和管理。一个完整的政策过程，包括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着重政策制定，关注政策执行，轻政策评估现象。一些政策脱离实际得不到及时修正和更新，甚至个别政策在实际执行中产生了破坏性社会影响，但却没有得到有效及时的纠正。政府的一些不当决策不仅造成了国家财产和社会资源的损失和浪费，恶化了生态环境以及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甚至由于行政行为失当和行政决策的失误，政府的权威性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政府绩效评价体系中必须建立公共政策定期审查评估机制，建立科学规范的公共政策评估框架体系，健全完善政策评估信息系统。实行跨部门评估审查，排除部门利益制约，完善外部第三方和公众参与政策评价机制。
4.以优化公共资源配置为核心，建立项目绩效评价制度
公共项目既是公共财政投入的主要领域，又是公共管理活动的重要内容。项目绩效状况是政府行政绩效水平的直接表现。因而，项目绩效考核是政府目标管理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建立有效的项目绩效评价考核制度，根本改变重前期立项、轻后期评价的现象，将项目绩效置于项目决策和项目管理的核心地位，以提高项目资金和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使用效率。
5.以突出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为重点，建立预算绩效评价制度
在世界各国，特别是英、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将绩效评价与预算挂钩作为绩效评价制度的基本要求。在我国，实行预算绩效评价是公共管理和预算管理改革的重要内容和改革发展方向。坚持按绩效和工作成果分配财政资金是建立预算绩效评价制度的基本原则，强化预算绩效评价在预算管理中的作用，大力培育预算绩效管理理念和文化是建立预算绩效评价制度的基本要求。评价指标是评价制度的核心内容，具有较强的导向性，反映了行政组织的政绩观。因此，构建科学的预算评价制度，必须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制定科学的预算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完善绩效评价测量标准，采用多样化的评价计量方法，制定结果运用刚性规则，落实实效化的绩效评价结果运用，以形成正确的导向，使绩效评价发挥应有的作用；必须将预算绩效评价与绩效审计相结合，充分发挥绩效审计在完善预算绩效评价制度中的作用。
6.以考评结果实效化运用为目的，建立绩效考评问责制度
国家人事部《中国政府绩效评价研究》课题组在研究报告中将“绩效评价与目标管理责任制紧密结合”作为评价体系建立的首要原则，同时也是检验评价是否有效的重要尺度。目标责任制是对政府管理一种约束性的常规制度，考核需以考评客体的责任目标为依据，测量其实现目标的程度和效果。政府作为社会服务公共部门，在行为上必须明确自身应承担的责任。这不仅需要对自身的责任做出承诺，而且还必须建立相应的能使公众对这种责任进行识别和测量的工具。绩效评价是公众领域内重要的“责任度量工具”，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凸显责任制度的重要性,既强调对行政优绩的激励，又要突出对行政行为失当和行政决策失误的评价，并确认其应追究的相应责任。因而在行政评价体系中，责任制度是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内容。必须形成不仅“有绩必奖”，而且“有责必问”、“有过必究”的问责制与行政评价结合的评价体制，以避免行政管理中普遍存在的“奖励有余，惩戒不足”现象的发生。
7.以运用现代科学方法为手段，增强绩效评价适用性，建立绩效评价动态管理制度
行政评价指标的遴选，对评价体系构建是至关重要的。指标选择和设定的科学性、合理性和适用性直接影响到指标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评价结果的有效性，甚至影响到评价的可信度和权威性。特别是随着社会经济形势、工作环境和工作目标的变化，指标的适用性、有效性将发生变化。同时，过多过繁的评价指标不仅会严重影响评价结果的有效性和评价的可操作性。而且还会加大评价成本。为此，有必要对指标设置与选择进行动态管理，构建绩效评价动态管理制度，以实现评价指标的适用性和合理性，提高评价效能。
三、新形势下完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的几点对策思路
建立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增加政府服务职能，提高执政效能，完善政府管理体系是我国体制改革发展进入新阶段面临的重大战略选择。
1.增强政府管理应变性，适应国内外形势变化要求，实施政府绩效战略
公共行政资源是宝贵的资源。在我国现阶段，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的客观条件，可提供的公共行政资源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又是政府规模的扩大和政府角色的膨胀使稀有资源消耗过多，有限资源没有得到有效配置，导致政府缺乏足够的财力来保障政府各项政策的推行和落实。而国内体制改革的发展、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际竞争的加剧都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对稀有行政资源的优化配置，将政府绩效管理问题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上，明确提出实施政府绩效管理战略，坚持绩效导向，运用科学的绩效评价引导、优化行政资源的配置，充分利用政府所拥有的公共行政资源，最大限度地挖掘政府的优势和潜力，以适应国内外形势变化对政府行政所提出的新要求,为国家经济社会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2.优化政府职责配置，完善政府绩效评价的组织体系
增强政府服务职能，构建服务型政府是新形势下对政府行政提出的必然要求。完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就要按照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不断健全和强化政府绩效评价的职能，完善政府绩效评级的组织体系，建立专业化和权威的政府绩效评价机构，履行政策制定、绩效督查和科学评价职责，以确保政府绩效评价在组织体制上的权威性。
3.实施内外部评价相结合，建立多元化、开放透明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
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建设服务型政府，不仅要求政府及社会公众都要更新观念，并且还要形成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有效制度安排，创新政府管理机制，真正以公民满意度作为服务的终极目标。基于公民满意度的第三方绩效评价使政府服务置于公众监督之下，最大程度保证“民意”的传递，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同时,考核对象的差异性，考核内容的全面性，绩效的多维性要求必须建立多元化的考评主体。因此,在完善政府内部评价机制的基础上，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推进评价主体多元化，扩大政府绩效评价参与面，将管理和服务对象纳入评价体系，吸纳各方智能优势，对政府绩效进行科学诊断和评价。充分发挥立法机构、政协组织和民间社会团体在绩效评价中的特有职能，深入开展公民评议活动。并使多元化评价体制制度化、法制化。
4.强化政府绩效评价职能，加大绩效评价力度，实施评价结果实效化运用，完善体系激励机制
考核是手段，结果运用是目的。激励作为考评体系中重要的构成要素，不仅在内容方式上要求体现出全方位、多层次——有奖有惩，有褒有贬，而且还要具备必要的强度和力度，真正做到奖励不搞平均，惩处不搞“下不为例”的惯式。完善绩效评价体系，激励是一项大有文章可作的内容。实效化地运用绩效评价结果，强化绩效评价职能，加大绩效评价与单位等级评定、领导成员业绩考核、干部选拔任用结合的力度。以政府绩效评价为基础，促进行政干部、公务员考核科学化。建立政府绩效评价结果公开制度，强化绩效评价的激励作用。
行政体系管理制度篇4
关键词：财政内部控制实践思考
建立财政内部控制体系是进一步规范财政管理，强化财政内部监督，促进依法理财和科学理财的重要手段，也是财政内部预防和治理腐败的重要措施。
一、财政内部管理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1、2002年，我市实行了市级行政事业单位会计集中核算，2004年实施了国库集中支付，2005年实施了非税收入管理改革，全市共有230多个市级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工作和资金收付工作都集中在财政国库收付中心，集中核算和集中收付以后，各部门各单位和社会各届对此都比较关注，上级领导也十分关心，各部门各单位的财政财务管理工作是否比以前规范？工作效率是否比以前提高？
2、在以前部门和单位分散收付、分散核算的情况下，部门和单位掌握的资金规模较小，资金风险也由各部门、各单位分散承担。在部门预算和集中收付的情况下，财政部门基本全面控制了预算内外资金，对资金按统一的预算标准进行分配和管理，财政资金通过国库收付中心直接拨付到单位、项目，财政部门调控财政资金的能力增强了，资金管理的权力集中了，但随之而来的资金管理风险也高度集中了。近几年，随着我市经济的快速发展，财政实力也迅速增强，每年有近百亿的可用财力，如此大规模的财政资金统一由财政集中收付，能否确保财政资金的安全运行、防范财政风险呢？
3、在现代经济社会中，作为手中握有资金分配权、管理权和监督权的财政干部，常常面对着形形的各种诱惑，如果立场不坚定、意志不坚决，加上监督不得力，在诱惑面前很有可能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从近几年财政干部触目惊心的犯罪事实中不难发现，缺乏健全完善的内部监督控制措施，是客观上使这些人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外部原因。事实深刻地警示我们，缺乏监督制约的权力必然会导致腐败的产生，作为管理资金的职能部门，如何强化内部控制和监督，建立健全有效的内部预防、内部控制机制，及时发现和纠正管理中的漏洞，如何促进财政部门的党风廉政建设，最大程度地保护财政干部，这也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二、建立财政内部控制体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在财政改革不断深化的情况下，财政内部控制体系建设更加重要，只有建立制度、执行、考核三位一体的具有自我改进和自我完善功能的内部控制体系，明确工作责任，规范工作程序，形成职责明确、运转高效、制衡有力的财政管理机制，才能堵塞管理漏洞，防范财政风险，防止并及时发现和纠正错误行为，提高工作质量、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促进财政管理更加规范化和科学化。
1、建立财政内部控制体系是进一步规范财政管理的需要
建立财政内部控制体系，能够及时发现和纠正财政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促使相关业务管理科室改进管理、提高效率，从而夯实财政管理基础，更好地履行财政管理职能。
2、建立财政内部控制体系是保证财政资金安全运行的需要
建立财政内部控制体系，及时预防和纠正财政内部管理中的不规范行为，防范财政风险，保障财政资金安全运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是客观和必然的选择。
3、建立财政内部控制体系是进一步深化财政改革的需要
近几年，我局陆续实施了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非税收入管理改革等一系列财政改革举措，但构建公共财政的现实基础还比较薄弱，在进一步深化财政改革工作的过程中，我们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越来越多，碰到的矛盾也越来越复杂，如果我们不注意加强财政内部控制，不注意规范财政的内部管理，那么各种违规违纪现象和各种问题就不会得到及时处理，各项改革措施在实施过程中就有可能走样、变形，以至影响整个改革的深入，影响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
4、建立财政内部控制体系是推进财政部门党风廉政建设的需要
强化财政内部控制和监督，建立健全有效的内部预防、内部控制机制，保持对违纪违规行为的威慑力，始终保持对职务犯罪的高压态势，唯有如此，才能促进财政部门的党风廉政建设，才能最大程度地保护财政干部。
三、开拓进取，稳步推进财政内部控制体系建设
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提高依法理财、科学理财的能力和水平，根据财政部制订的《财政部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理财实施意见》（财法［2005］5号）的精神，结合我市财政管理与改革的实际，本着突出重点、稳步推进、务求实效的原则，把影响面广和社会关注度高的财政管理中的核心业务－综合财政预算管理、财政资金拨付、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国有资产管理等4项管理职能作为财政内部控制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自2006年下半年起，分三个阶段全面推进财政内部控制体系建设。
1、前期准备
一是指派相关科室负责人组成学习考察小组，分别到江宁区财政局、无锡市财政局学习考察，研究分析他们的先进经验和做法，结合我局财政管理与改革的特点，制定下发了《关于开展局内部控制体系制度建设的通知》，明确了内控体系建设的总体目标、基本框架和工作重点，成立领导小组，明确了职责分工、工作步骤和要求；二是召开专题会议，明确内控制度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内部控制的基本方法和项目控制的基本要求，制订实施前期准备阶段的工作计划。参照上级财政部门相关管理职能规定，调整和优化科室职能，以行政执法责任制、权力公开工作中法律法规清理为基础，对照各项行政职权（行政收费、行政执法、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处罚、行政确认、其他行政职权）重新梳理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制度。三是重新梳理业务操作流程，按照人员配备情况，合理设置工作岗位，明确岗位职责权限，细分业务流程环节，建立科学合理的操作程序，并分析各项业务流程环节，识别各环节可能存在的管理风险，将存在管理风险的环节作为控制点，评价各控制点现行控制措施的科学性、合理性和有效性，按照内控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的要求，提出改进完善的意见和建议。
2、制度设计
首先是建立制度设计工作目标，按照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对现有的管理制度和办法进行修订、整合和优化，明确控制原则，规范业务流程，形成岗位职责明确、纵向直接控制、横向互相牵制、内部循环约束、运转高效顺畅、监督制衡有力的运行机制，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改进和提高工作质量、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促进财政管理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其次是明确制度设计工作思路和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就是通过对授权、办理、核准、执行、记录和复核等管理活动和业务环节进行事前参与、事中监控、事后检查的全过程监督控制，从而保证财政管理活动的正确性、严密性和规范性。制度设计工作应当遵循相互牵制、程序定位、协调配合、层次效率、计划（预算）、执行、监督三分离等基本原则。相关科室依照各自职责先后制定了财政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综合财政预算管理、财政管理资金拨付、政府投资项目建设资金管理、国有资产管理等4个内部控制制度。
3、评审实施
一是制定评审工作方案，明确评审中应把握的的基本原则及评审的主要内容和重点环节；二是召开专题会议，根据评审的基本原则及评审的主要内容和重点环节对每个内控制度组织评审活动，先由科室共同评审，再由项目办集中评审，经初步评审后报局内控体系建设领导小组；三是经局内控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审议后颁布实施。
四、财政内部控制体系建设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1、财政内部控制体系与财政部颁布实施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17项具体规范相比有较大的不同，应当认真研究和制定作为纲领性的基本规范，重点在内部控制的目标、原则、内容和方法上，特别要强化不相容职务相互分离控制。
2、财政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应当树立财政大监督的理念，要将业务科室的管理控制、科室之间的关联控制和监督机构的专职监控统筹考虑，并贯穿于制度设计的全过程，还要加强部门间的协调配合和信息交流与共享。
3、财政内部控制与企业内部控制相比，在控制对象、控制目标、控制方法上有显著不同，企业内控侧重于内部会计控制，而财政内控侧重于管理程序控制，特别要注意优化业务流程，强调程序定位控制，还要结合财政管理的特点，满足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符合财政改革和发展的趋势。
4、财政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工作是财政内部涉及面较广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应当注意营造良好的控制环境，重点要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合理划分管理职能，明确分工和工作责任，还要根据人员配备、业务能力、职业素养等情况以岗定人、合理分工，杜绝人浮于事的现象。
5、财政内部控制体系建设要在确立管理目标的基础上，认真分析管理活动中存在风险的可能性，准确识别风险控制点和风险控制岗位，正确评估风险结果，并提出切实可行的风险控制措施，既要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又要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并明确各控制项目监督检查的基本内容、方式方法和对违规行为的处理及其责任追究。
6、财政内部控制体系的设计要充分考虑金财工程信息化建设的要求，统筹规划，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做到设计上有接口，浏览上有权限，运行上有监控。同时要结合国家财经政策、财政管理与改革的发展变化进行不断的调整和完善。
五、财政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取得的初步成效
1、明确了工作职责
内控制度体系建设既优化了科室职能，也厘清了人员分工，按照不相容职务相分离的原则，明确了职责权限，形成了责任到岗、责任到人、横向制约、纵向控制、相互协调的管理机制。
2、优化了业务流程
内控制度建设对各科室原有的管理业务流程进行了梳理、优化和再造，按照充分授权、岗位分离、权力制约、操作规范的设计要求，合理运用授权批准控制、会计核算控制、管理风险控制、内部报告控制、信息技术控制等一系列的控制方法，结合财政管理与改革发展的实际，进一步规范和优化了管理程序。
3、防范了管理风险
通过对财政管理业务流程的优化，准确识别了管理业务中可能存在的风险，明确了风险控制点和风险控制岗位，科学制定了风险控制点控制标准，提高了业务操作人员的风险意识，有效防范和化解了财政管理风险的发生。
4、提高了监督效能
内控制度体系建设促进了财政大监督格局的形成，使财政内部监督由事后监督向事前预防、事中控制转变，由静态检查向动态控制转变，由财务检查向制度控制与财务检查并重转变，真正实现了财政监督融入财政管理，推动了财政监督管理长效机制建设，有效提升了财政监督整体效能。
六、财政内部控制体系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1、管理体制的科学性、合理性方面仍有不足，特别是在预算、执行、监督三方面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分离。按照相互牵制原则的要求，财政内部各项管理业务活动必须经过具有互相制约关系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控制环节方能完成。在横向关系上，至少由彼此独立的两个科室或人员办理以使该科室或人员的工作受另一个科室或人员的监督；在纵向关系上，至少经过互不隶属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岗位或环节，使下级受上级监督，上级受下级牵制，对授权、执行、记录、核对等不相容职务必须实行严格的分离控制。
2、财政大监督理念尚未深入人心，日常监督工作仍需加强。《江苏省财政监督办法》以特有的视角和较大的篇幅在全国同类地方立法中首创了“日常监督”一章，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认真落实《江苏省财政监督办法》的各项规定，在财政内部全面树立大监督理念，构建大监督格局，高度重视日常监督，把财政监督寓于财政改革和财政管理的全过程，从制度上改变当前重事后检查、轻日常监督的倾向，形成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检查相结合的监督体制，逐步建立起财政监督管理的长效机制。
3、信息渠道不通畅，内部配合不协调，考核措施不到位，监督方法不得力，降低了内部控制体系的运行效能。要建立内部控制体系运行会办制度，定期召开专题会议，定期对内部控制体系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排查和整改，保证信息通畅，加强配合协调；要建立具有权威性的内部控制体系考核小组，制订行之有效的内部控制考核奖惩办法，对内控体系运行全过程实施全面考核、奖惩和督查；要建立电子化财政监督信息系统，运用信息网络技术，加强预算执行情况的分析、预警和规范性控制，在确保财政资金安全运行的基础上，对预算单位资金使用和管理情况实行实时监控，促进依法理财、科学理财，加快建立和完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公共财政体系。
参考文献：
[1]程晓.浅谈如何加强事业单位的内部控制[J].市场周刊(理论研究),2009
[2]杨慧玲.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完善[J].现代商业,2009
行政体系管理制度篇5
关键词: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创新与规范化
根据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点，不断完善财政政策和制度机制，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于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尤为重要，而整个财政税收体制进行改革是一个系统性的过程，应当站在不同角度用不同的策略去进行创新优化，进而创造出良好的财政税收环境。当前我国财政税收制度改革过程中存在有诸多问题，例如财政税收控制管理力度不够，财政税收监督监管的问题等，在当前时展的背景要求下，我们必须站在大局的角度，以我国的实际国情为基础，实现健康稳定的财政税收发展，不断加强我国财政税收的体制改革。
一、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面临的问题
当下，在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过程中，存在有尚不完善的管理制度以及利用不合理的财政税收资源，这些问题都从多方面制约着我国财政税收工作的发展，甚至将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我们应当从不同角度出发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积极稳妥的推进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及时发现财政税收体系中存在的不足并且及时进行改革，真正实现全方位的财政税收管理[1]。
(一)财政税收控制管理力度不够
对于财政税收工作进行控制与管理应当从管理机制的角度出发，让财政税收的综合性管理更加稳妥，进而确保财政税收管理工作的有效性[2]。相关管理人员能够贯彻落实行政管理以及业务的总体战略，对财政税收工作的管模式进行全方位的创新，创造更加良好的财政税收控制管理环境。而当下的实际情况并不容乐观，相关的原则性问题，财政税收管理工作并未深入贯彻，也没有切实执行相关的法律法规，整个财政税收管理过程显得相对松散，财政税收管理工作的效果也相较低下。因此，相关管理人员应当树立起良好的责任感以及使命感，确保整个财政税收管理工作能够满足相关管理控制的标准。
(二)财政税收监督监管机制不健全
在进行财政税收改革的过程中还应当从不同的管理监督机制出发，以实际情况为基础推行财政税收管理模式的创新与优化[3]。而我国当下的财政税收管理工作的运行却并非如此，很多财政税收管理队伍尚未稳定，相关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以及主动性十分匮乏，财政税收管理工作相对滞后。因此，在进行财政税收管理的过程中，还需要积极完善财政税收管理制度，让整个财政税收工作的开展具备良好的规范性，确保财政税收管理工作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够受到实时的监督与监管。
(三)财政税收民主管理缺乏完善
在进行财政税收民主管理的过程中，将政务情况进行公开是很有必要的，只有充分透明的政务工作才能够实现真正的民主管理[4]。当下，财政税收管理工作还需要在实际的工作中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进行优化，进而为财政税收工作的管理模式创新改革提供良好的环境。民主理财以及财务公开等制度应当作为财政税收工作民主管理的出发点，依然要以实际国情为基础来稳步创新财政税收体制管理工作，实现财政税收工作的综合性管理，将民主的管理制度切实贯彻落实，将民主管理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二、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模式创新的要点
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还需要我们站在不同的财政管理思想角度，对财政税收体制进行创新[5]。
(一)积极建立分级分权财政机制
想要实现财政税收体制的优化就必须要通过改革对财政税收工作进行分级分权管理，这样才能站在不同的角度对财政税收工作进行管理，只有积极的建立起分级分权的财政税收管理机制才能够为财政税收管理模式的优化创新打下良好的基础。要将分级分权制度与财政税收管理模式的改革紧密连在一起，正面当下财政税收管理模式中存在的不足，用分级分权管理去有效应对，才能够让整个财政税收管理工作符合整个财政税收综合控制管理的标准。同时，要以财务管理的压力控制为出发点展开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将统筹管理的力度不断强化，确保财务管理的压力能够被财政税收管理工作有效的应对，监督管理财政税收管理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科学合理的开展财政管理工作。
(二)健全转移支付体系
转移支付系统需要不断健全，以满足转移控制管理的需求，创新优化支付方式。财政税收支付管理的主要内容可以以稳定、可靠的资源为基础，对相关资金进行管理，在此基础上确保支付功能可以满足各种财政税收工作的需求，助力财政税收工作的创新，使财政税后资金的综合利用水平得以提升，打下良好的合理配置财政税收资源的基础。健全完善转移支付体系还需要依据税收支付的总体结构，在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还应当建立增值税分享制度，以资金分配体系的管理要求为标准来创新建设财政税收体系。
(三)创新财政税收管理制度
作为一个系统性的工程，财政税收体制在实行的过程中需要切实有效的责任制度去进行维护，并且以财政税收支付模式的需求为标准[6]。创新财政税收管理体系，让各级地方政府加强关于财政税收的监管力度，将地方财政税收管理工作逐渐的规范化，全方位的创新财政税收的控制和管理。改革应当站在宏观管理的角度去对财政税收工作进行改革，只有从制度方面进行创新才能够实现整个财政税收工作的创新，在进行改革创新的过程中应当充分把控好大局观，确保对于财政税收的改革能够满足各项服务管理的需求以及我国的基本国情。此外，财政税收的优化管理还要与制度体系建设紧密关联在一起，进而形成一个完整的财政税收管理机制。同时，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高度发达也预示着我们应当在对财政税收体制进行改革创新的同时建立其有效的信息沟通渠道，为财政税收优化控制提供保障。
三、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模式创新策略
面对当下的经济新常态的财政税收改革工作，我们还应当从管理模式的角度出发，建立起有效的管理机制，将财政税收的综合管理水平进行逐步提升，创造良好的各种制度规范化运行环境。在整个过程中，综合控制管理是财政税收规范化运行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拥有良好的综合管理控制是财政税收规范化运行的前提条件，财政税收规范化管理还应当与管理模式的创新与优化紧密结合在一起，推进财政税收的长效发展。
(一)财政税收支出管理规范化，创建财政税收支付新环境
我们要站在不同角度去应对财政税收支出规范化管理中的各种问题[7]。首先，我们要高度融合财政税收支出管理与支付环境，制订出一个良好的财政税收管理战略目标，深入贯彻到财政工作的各项细节中去，让财政税收的收支管理在规范化发展的大环境下进行。其次，要对自主性财力在财政税收规范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进行深入的分析，积极推进自主财力控制，创造良好的财政税收预算资金管理工作氛围。最后，还要充分融合财政税收控制管理与财政税收模式优化，建立起良好的战略管理环境，进而不断地推动财政税收综合性控制工作，并且要不断加强对其的引导，确保整个财务管理工作积极稳定的进行，确保财政综合控制管理的要求能够被财务模式满足。
(二)解决财政收支矛盾
对于财政收支之间存在的问题，在推动财政税收实现规范化管理的过程中应当积极应对，针对性的控制和管理财政收支工作的实施，进而确保相关的运行需求可以被财政收支所满足，不断提升财政税收的综合管理水准，保障新型管理模式的形成以及创新。在进行财政收支管理的过程中，财政模式的控制应当是整个工作的出发点，以此为基础来推动整个财政税收的各项优化工作的开展。加强财政收支两方面的工作，用增收模式来带动管理工作效率的提升。在实际的工作中，应当具体分析相关的债务状况，并针对性的建立起健全的管理机制，将控制债务的能力进行提升，让每一种税收类型都能够形成与其相对应的收支渠道，全面的推进财政税收工作，逐步实现财政税收管理模式的创新，确保能够高效的控制财政税收的运行。最后，确保财政税收体制的可行性应当是财政税收规范化进程中的重点，因此，要保证征缴力度以及方法，确保能够与社会经济的实际情况接轨，建立起一种多元化的管理方式。
行政体系管理制度篇6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依法行政监督的实施效果评估与提升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0BZZ011。
一、行政监督系统协同度测评研究的现实依据
⒈是夯实行政监督系统协同度测评研究基础的必要环节。协同学是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提出的，目前被广泛应用到军事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医学等学科中。该学科主要研究的是在一个具有大量子系统的复杂开放系统中，在控制参量的前提下，通过子系统之间或序参量之间的相互作用，使系统形成一定的具有自组织功能的机构，并使系统由无序混乱状态变为宏观有序状态的过程。我国的行政监督体系作为一个多元主体参与的复杂开放系统，保证其协同有序的运作过程，是提升监督实施效率、效果、效益的重要方面。目前，学界对行政监督系统协同性的研究较少，即便是在公共管理学科领域中，相关的协同学研究也多以定性分析为主，缺少量化研究，且当前的行政监督系统缺乏完善合理的协同机制。因此，对行政监督系统协同度进行研究，运用“熵权法”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构建行政监督系统协同模型和协同度测评指标体系，是后续研究的基础而又必要的环节。
⒉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行政监督相关理论研究的理论自觉。从研究视角来看，传统的行政监督相关理论研究视角通常囿于对行政监督机制体制存在的问题和对策、具体的行政监督形式、行政监督权力运行等方面。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冲破这层束缚，形成一种“开放的”、“多学科融合”的理论自觉。本研究将协同学、系统科学、现代系统管理理论运用到行政监督理论研究中，将我国的行政监督体系看作一个复杂的开放系统，借助美国著名管理学家罗森茨维克的“现代组织系统管理理论”，将行政监督系统分为五个分系统，构建评价模型和指标体系，从而实现对整个行政监督系统运行的协同程度的测评。其突破了传统的研究观念和视角，一方面，将行政监督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理论层次；另一方面，实现了行政监督领域的多领域跨学科研究，夯实了行政监督的理论基础。从研究思路来看，相关理论研究应具备更深入、实际和可操作性的研究倾向。行政监督系统的协同度测评研究是建立在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实践的客观需要、国家大政方针和前提性命题的准确把握的基础之上的，对行政监督系统协同度测评的理论模型、指标体系进行探讨，并找出行政监督系统运行过程中阻碍协同的主要序参量，能够深化对行政监督系统的结构、管理、职能、主体心理等方面的研究，通过测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通过构建相应的机制进行对策研究，进而推进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的相关理论研究。
⒊是探索提升行政监督实效的必然途径。本研究以系统结构研究为策略取向，借助“现代系统管理理论”，从系统结构和功能的视角看待具体的行政监督活动，并对具体的行政监督系统及其各个子系统的运行规律进行剖析，通过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式来发现问题并加以解决。这样，既充分发挥了系统结构和功能研究策略取向的优势，也弥补了系统结构研究策略取向存在的部分缺陷。基于对研究的科学性、规范性和严谨性的考虑，本文采用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等研究方法，一方面，运用多种实证研究工具和方法，如运用“熵权法”对行政监督系统协同度测评各项指标的权重进行确定，运用负熵法建立行政监督系统协同度测评数学模型等；另一方面，以“现代系统管理理论”、“协同学理论”等理论为基础，通过归纳法和演绎法等研究方法来建立行政监督系统的协同模型。对行政监督系统协同模型的构建及其协同度进行测评，有助于及时发现行政监督系统运行中影响行政监督效率、效益和效能的因素，有利于提高行政监督实效。
⒋是推进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建设的客观需要。当前，我国的行政监督体系还缺乏一套有序的运行机制和有效的制度指引，呈现多元主体监督的无序状态。而将协同学、系统学和现代系统管理理论等引入行政监督体系研究中，不仅能够为监督系统的运行提供理论指导，同时还能够对行政监督主体的监督工作给予指导。通过深入剖析行政监督系统的内部运行机理，找到影响行政监督协同效应的序参量，对行政监督系统的协同度进行测评，可以从整个行政监督体系的结构、价值、管理和功能等方面寻找切入点，构建符合客观实际的行政监督协同机制，完善整个行政监督体系。一方面，完善的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可以防止行政监督过程中的“监督真空”和“重复监督”等现象的出现，改变腐败行为“无人监督”或“重复监督”的局面；另一方面，还能够使各行政监督主体之间相互监督，协调合作，增强监督合力，提高行政监督实效，从而有效地预防和惩治腐败。因此，对行政监督协同度进行测评，是推进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建设的客观需要。
二、行政监督系统协同度测评研究的理论基础
⒈新公共管理理论。20世纪80年代，在全球化、信息化和知识经济的影响下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给西方国家的政府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带来了很大冲击。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推动下，“公共管理主义”、“企业化政府”、“后官僚制典范”等新公共管理理论逐步兴起。1991年，胡德最早提出了“新公共管理”这一概念，提倡“让管理者来管理”。随着这一理论在西方各国的日渐流行，其也受到了不少指责和抨击。基于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反思，以罗伯特·登哈特为首的新公共行政学者又提出了新公共服务理论。作为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和管理模式，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引入企业竞争机制，提高政府的公共管理水平，更加关注公共管理的效率、效果和服务质量，提倡管理的自由化和市场化。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主张政府转变角色，变“划桨者”为“掌舵者”，变控制者为授权者，将权力下放。近年来，新公共管理的核心思想逐渐被用来指导政府绩效评估实践，极大地提高了政府的决策水平和管理效率。
行政监督系统作为政府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监督效率、效益和效能的高低直接影响了行政监督结果，也间接影响了政府办事效率和质量。对行政监督系统进行协同度测评，有利于为我国行政监督系统的相关决策提供参考。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本研究的指导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的“掌舵”角色，在行政监督系统中所起到的就是整体协同作用，要求行政监督部门站在整体的高度，发现整个系统协同运作的一切问题并及时协调资源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新公共管理倡导者主张的“授权”，体现的是系统运作的灵活性，只有行政监督系统各主体拥有足够的权限、地位和明确的职责，才能灵活应变，通过协同合作，增强监督合力。这就为优化我国行政监督系统对策研究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指导。
⒉系统管理理论。20世纪40年代，贝塔朗菲首次提出“一般系统理论”并确定了一般系统理论的初步框架。1972年，其著作《一般系统论的历史和现状》的问世将一般系统理论扩展到系统科学的范畴。一般系统理论的基本观点认为，“一切有机体都是一个整体系统”，而“系统就是相互作用的诸要素的复合体。”[1]（p75）
与此同时，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切斯特·巴纳德在其著作《经理的职能》一书中阐述了社会系统论的观点，他将一般系统理论应用于组织管理研究中，认为组织是一个系统，且是社会协作系统中的一部分，任何正式组织都包含三个基本要素，即协作意愿、共同目标和信息沟通。[2]
20世纪60年代前后，一般系统理论的观点被广泛应用于管理学研究领域，“系统管理理论”开始盛行，“系统科学”、“系统观点”、“系统技术”、“系统方法”等术语出现在各类管理学文献当中。“系统管理理论”的代表人物弗里蒙特·e·卡斯特和詹姆斯·e·罗森茨韦克将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理论与信息论、控制论、决策论等观点和方法加以融合，运用于组织管理的研究当中。1970年，其代表作《组织与管理——系统方法与权变方法》[3]首次运用系统理论的原理、范畴和术语全面分析和阐释管理问题，提出了“系统管理理论”。系统管理理论认为，组织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与其所处的环境不断相互作用，且各因素间相互作用关系具有动态性，并据此提出了“权变”的观点。该理论引用了塔尔科特·帕森斯和切斯特·巴纳德等的社会系统理论，将组织看作社会系统，并将其分为管理分系统、技术分系统、目标与价值分系统、结构分系统、技术分系统、社会心理分系统和环境超系统。
从系统管理理论的视角来看，行政监督系统作为一个社会系统，一方面，其本身具有开放性，并不断地与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环境进行着能量交换；另一方面，其内部各子系统之间具有复杂的相互关系，并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而发生动态变化。在系统管理理论的指导下，将行政监督系统看作一个社会管理系统，运用系统方法、选取系统工具、进行系统分析，是进行行政监督系统协同度测评的前提。
⒊协同学理论。协同学作为一门以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等相关理论为基础的横断学科，是20世纪70年代由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在研究激光的过程中创立的。哈肯在研究中发现，“自组织系统从无序到有序的演化，不论他们属于自然系统或是社会系统，都是大量子系统之间协同作用的结果，都可用类似的理论方案和某几种数学模型进行处理。”[4]协同学理论主要研究的是系统的有序度，协同作用的结果就是系统的协调有序，而系统的开放性、非线性和涨落是系统有序的基础。开放的系统只有在不断地与外界进行物质、信息、能量交换以及系统内部各要素的相互作用之下才能产生协同效应，当系统在动态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一定的时间结构、空间结构、功能结构的有规律的协同方式时，便能产生积极的协同效应，否则，就会产生消极的协同效应。[5]积极的协同效应便是“1+1=2”效应，即系统各部分的作用不是机械的相加，而是通过有机协同，产生大于各部分作用之和的效应。协同学认为，系统的有序发展受到两种参量的影响——快弛豫变量和慢弛豫变量。快弛豫变量在系统的演化发展过程中数量多，临界阻尼大，衰减快，因而作用不够明显；慢弛豫变量数量只有少数几个，出现临界无阻尼现象，并自始至终对系统的演化起着支配性的决定作用。[6]其中，慢弛豫变量就是“序参量”。协同学理论认为“序参量”主宰着系统的演化，只有通过控制序参量，将系统的演化控制在“临界点”附近，才能通过各分系统的相互协同来实现有序。
三、行政监督系统协同度测评研究的基本框架
⒈行政监督系统协同度测评研究的逻辑起点。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更加注重协同创新”。也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党和国家从战略的高度指出要“健全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同时确保各项权力之间的监督和协调。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由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府内部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司法监督、公民监督和舆论监督组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督体系，可以说，我国的权力监督与制约体系已逐步趋于完善。然而，行政监督体系仍然存在监督主体独立性不强、职责权限划分不明确等问题，还未形成整体监督合力。行政监督系统协同度测评主要是衡量行政监督系统中子系统的有序度、子系统的协同力、子系统之间的协同效应等，是对行政监督各子系统协同度现状的定量分析，力求反映行政监督各大主体之间协调合作的有序程度。
⒉行政监督系统协同度测评研究的核心观点。该研究的核心观点包括：第一，协同学可以应用于行政监督研究领域。近年来，在公共管理理论研究领域，开展了许多有关协同学的理论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协同学中求解演化方程的方法既可以精确地或近似地解析出行政监督复杂开放系统中序参量的解析表达式，得出确切的研究结论，丰富和深化定量分析方法，还可以为行政监督系统子系统之间开展行政监督活动提供具有理论参考价值的数据。协同学新的研究思路与研究视角将多种学科的知识融会贯通，能够使研究成果更加丰富和科学。第二，行政监督系统的协同度可以测评。行政监督系统子系统之间的协同合作是行政监督的目标。行政监督系统复杂开放的非线性系统特征满足了协同度测评的首要条件。此外，指标本身具有可测性，评估指标不仅具有评估的价值和意义，而且指标在评估中具有可行性。第三，行政监督系统协同度是影响行政监督实效的重要因素。提升行政监督系统协同度，是加强行政监督，提高行政监督实效的迫切要求。对行政监督系统进行协同度测评，可以反映出行政监督系统各大主体和子系统之间在相互协同合作运行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行政监督系统的协同有序有利于提高行政监督的效率、效益和效能，进而提升行政监督实效。
⒊行政监督系统协同度测评研究的主要内容。第一，行政监督系统协同度测评的基础理论研究。主要分析行政监督系统协同度测评的内涵、价值、测评原则、测评标准等基本理论。厘清行政监督体系与行政监督系统之间的关系、行政监督系统协同度测评的理论依据等，并对测评的必要性、测评的可行性等进行分析，为后期的行政监督系统协同度测评体系的构建以及实地测评奠定理论基础。第二，行政监督系统的协同机理和理论逻辑模型研究。本研究将行政监督体系看作一个复杂的开放系统，从非线性、涨落和“序参量”这三个行政监督系统协同的关键因素对行政监督系统的协同机理进行研究，并初步构建行政监督系统协同的理论逻辑模型。第三，行政监督系统协同度测评指标体系构建研究。主要探讨行政监督系统协同度测评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基本思路、依据和方法。拟采用专家打分法对指标进行初步筛选，运用SpSS软件对指标进行相关性检验。为排除主观赋值法的弊端，本研究采用具有一定客观性的“熵权法”来确定指标体系的权重。第四，构建行政监督系统协同度测评模型。拟从行政监督子系统的功效函数、子系统的有序度、协同力、子系统有序度标准离差率、有序协调匹配度、行政监督协同度等角度来构建行政监督系统协同度测评数学模型。第五，行政监督系统协同度测评的实证研究。通过实地测评，一方面，通过纵向的时间跨度研究，研究同一地区的行政监督系统协同度发展情况；另一方面，通过横向的对不同地域跨度的研究，对不同地区的行政监督系统协同度进行测评，为后期的对策研究打好基础。第六，行政监督系统协同度提升对策研究。经过实地调研和个案研究，将调研数据反映出来的相关问题进行归纳和阐释，拟提出“构建三个机制”来提升行政监督系统的协同度：一是构建行政监督系统的形成机制，二是构建行政监督系统的运行机制，三是构建行政监督系统的反馈优化机制。
四、基于协同度测评的行政监督系统优化对策
⒈树立行政监督系统协同的理念。第一，确立行政监督系统协同目标。协同目标可分为整体目标和分目标，分目标需要细化到行政监督系统不同岗位的具体工作中去，因而不仅要从整体上全面审视行政监督系统的目标，还要针对不同的岗位制定明确的岗位说明书，明晰相关的监督职责和权限。同时，还要培养行政监督人员和组织的共同目标。第二，树立行政监督人员的协作意识。通过定期培训的方式来培养行政监督人员的“协作精神”，以系统目标为引导，寻求监督人员与系统共同的价值认同，采取人本管理方法和精神激励、物质激励等措施，提高监督成员的认同感，增强其“协作意愿”。[7]（p43-44）第三，强化行政监督主体的信息沟通意识。采用方便快捷的信息沟通技术，合理设置行政监督系统的信息沟通运行路线，确保所有行政监督人员对全部信息沟通渠道的熟悉度，提高行政监督信息沟通的权威性，从而强化行政监督主体的沟通意识。
⒉创新行政监督系统协同管理方式。第一，建立和完善信息沟通渠道。包括搭建公用的行政监督电子政务信息oa系统管理平台、创建内部信息协调系统、对监督人员进行网络信息技术培训等，实现信息沟通渠道的电子化。利用电子化平台优化行政监督办事流程，实现行政监督柔性协作管理，促进行政监督系统对内的及时、充分和无缝的信息沟通，以及对外部监督环境信息的及时公开，通过监督信息与外界的及时共享与沟通，激发外部环境超系统对行政监督系统的协同正效应。第二，创新行政监督系统的协同管理模式。充分借鉴企业管理中的“B管理模式”，[8]（p54）以建立健全行政监督系统运行的相关程序法规为制度基础，以高质量的监督效率、效益和效能为目标，优化行政监督系统的职能部门设置，协调各部门的权限、职责和利益。综合运用权变原理，计划协同目标，实施协同任务，检查协同结果并及时总结和反馈，通过优化行政监督系统协同的pDCa流程，不断完善行政监督管理子系统，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和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第三，创新行政监督系统协同管理体制。一是要完善行政监督体系的职能结构设置，明确职能划分，发扬“钉钉子”的精神，[9]推进行政监督职能转变，避免出现监督“空白带”现象。二是要健全行政监督体系领导体制，以避免出现多头领导的局面。三是要完善行政监督系统协同度测评体系，建立行政监督系统协同绩效测评制度，提高行政监督实效。
⒊构建行政监督系统协同机制。第一，构建行政监督系统协同形成机制。一是构建行政监督系统协同评估机制。科学合理的行政监督协同评估机制应包括目标与价值评估、管理评估、技术评估、组织结构评估、人员心理评估等五个方面。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估体系，对不同时期的行政监督系统运行所应实现的协同效果进行比较，找出效果与目标的差距，分析影响系统协同的因素。二是建立行政监督系统利益协同机制。通过建立监督主体部门间的利益协同机制、部门上下级之间的利益协同机制、个人利益与行政监督系统的利益协同机制，实现个人、部门、整个组织系统之间的利益协同。第二，构建行政监督系统协同实现机制。一是识别行政监督系统的协同机会，通过分析系统的要素、功能、结构和环境等对行政监督系统的协同运行产生的影响，判断系统的协同状况，找准协同时机和协同调整方案。二是在对系统运行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处在不同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之下的不同地区或处于不同时间段的行政监督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评估和比较。对运行协同程度较高的行政监督系统和协同度最低的行政监督系统的运行程序、功能、管理方式、技术、人员以及环境进行比较分析，采取合理的差距评估方法，为系统优化对策提供借鉴。第三，建立行政监督系统协同约束机制。通过激励约束、利益诱导以及一定的惩罚手段，加强子系统之间的信息沟通，增强行政监督人员之间的信任感。同时建立监督反馈机制，及时监督和检查系统运行过程是否符合协同目标。
⒋推进行政监督系统各要素的协同。第一，促进行政监督系统主体之间的协同。行政监督系统的运行主体是推动管理、技术、人员心理等子系统协同运行的行政监督人员的总称。行政监督系统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功能、结构等的协同是推动系统协同运行的必要因素。而行政监督系统主体的权力、责任和利益之间的协同关系则是影响系统运行的重要序参量分量。要着力促进行政监督主体之间的权力协同、责任协同和利益协同。一是要彻底改善我国行政监督机关的双重领导体制，一方面，加强上级行政监督机关的业务领导；另一方面，在接受同级党委和政府直接领导的同时，下放一部分财政处理权，以保证行政监督机关的独立性。二是要保证各大监督主体职责明确，其权限范围、监督方式、监督程序都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加以规范，培养行政监督主体成员的责任意识，实现责任协同。三是注重利益协同，尽量使行政监督子系统某方面的利益在实现的同时能够满足另一方面的利益要求。第二，重视行政监督系统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协同。行政监督系统的主体和客体构成要素各不相同，不同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各不相同，它们之间的非线性相互关系也成为影响系统自组织演化的重要因素，因而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协同关系不可小觑。行政监督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协同主要体现在民主监督、办案效率、信息透明度等方面。一是行政监督主体在进行监督的过程中要充分尊重民意监督，加大信息公开范围，拓宽沟通渠道；二是行政监督主体要提高信访工作的办事效率，缩短办案周期，减少立案程序，公开立案过程等；三是及时反馈办案信息，将案件的处理进程及时通知给案件相关人。通过上述措施可以减少行政监督客体与主体之间的冲突，提高行政监督系统运行的有序性。第三，加强行政监督系统目标与环境之间的协同。行政监督系统在制定短期协同目标的同时，要在充分考虑内部运行机理的基础上，既明确每一个部门的协同分目标，也要将这些目标整合起来，引导分目标和总体目标的协同发展。行政监督系统的协同目标必须遵循权变原则，密切关注国际和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短期目标，以适应国际国内相关政治、经济政策的变化和社会成员以及文化发展对行政监督系统的新需求。
总之，关于行政监督系统协同度测评研究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一方面，社会系统管理理论、协同学理论以及公共管理理论是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理论，国内学者对行政监督领域的研究大多是理论性较强的单一学科研究，缺乏多学科融合。笔者认为，对行政监督系统的优化对策研究，除了需要借助先进的公共管理理论之外，还需借助其他领域的理论作为支撑。该研究将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理论融合起来，加以辩证分析和运用，有利于促进多学科知识融合、深化行政监督相关理论研究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运用相关理论对行政监督的系统运行过程进行剖析，解析行政监督系统的协同机理，分析其基本构成、协同要素以及相互作用关系，有利于构建一套科学的行政监督系统协同度测评指标体系，为行政监督管理实践和测评提供参考；构建协同度测评数学模型，利用实证测评，分析影响行政监督系统协同运行的因素，能够为行政监督系统实际执行过程中有效性的提升提供借鉴；优化行政监督系统的相关对策研究，是提升行政监督实效，加强权力监督与制约，促进我国廉洁、高效政府建设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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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体系管理制度篇7
［关键词］行政单位财务管理；内部报告体系；公共预算管理；公共管理；公共部门会计准则；政府审计;
一、研究动机与目标
从公共财政体制的改革来看，财政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一方面，我国财政收入和支出都在迅速增加，行政单位预算规模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行政单位财务严重缺乏管理，其财务管理系统和财务习惯无法提供有关行政单位财政情况的准确报告，因此，行政单位亟须加强财政资金的管理、监控、记录和报告，完善信息结构和提高信息质量，增加预算透明度。作为信息载体的内部报告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满足这一客观需求。从理论角度看，会计信息的报告应当包括内部报告，然而，相比较外部报告而言，内部报告的研究显得严重落后。最近几年，学术界和实务界开始对内部报告展开研究，这将有助于完善会计学、审计学、管理学、内部控制的理论与方法［1］。
为了确保基于预算管理的行政单位内部报告体系的实用性与科学性，我们在2011年初以实地调研、访谈等形式在深圳对行政单位运行的特点进行了深入了解，在此基础上设计了调查问卷，从而确定了行政单位内部报告的需求内容与程度，并以此为依据构建了基于预算管理的行政单位内部报告体系。因此，本文以我国行政单位为研究对象，基于预算管理的角度构建行政单位内部报告体系，强化行政单位内部管理，试图提供建立在统一的基础上的完整、可靠、一致、及时的财务信息，以满足行政单位管理的需要。
二、研究综述
通过文献的搜集与整理，笔者发现，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研究内部报告理论与体系的成果却很少，而以行政单位为专题进行探讨的则更少。前人的内部报告研究可总结为两种观点———“控制观”和“报告观”。“控制观”认为，内部报告的研究应该以管理控制为核心，研究重心在控制模式上，根本目的是对企业的各项经济活动进行管理控制。“报告观”认为，内部报告的研究应该以报告信息为核心，研究重心在信息提供上，根本目的是向信息需求者提供与决策控制相关的信息。
（一）国外的研究
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理事会（ipsasb）制定的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ipsas）考虑到公共部门预算信息的重要性，特别制定了关于预算信息列示的准则，反映了财务会计信息与预算信息的适当协调。在美国，政府内部管理和绩效评价需求因素有力地推动了联邦政府、州及地方政府会计的改革［2］。而政府内部管理和绩效评价必须依赖充分适当的内部信息。在英国，受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政府部门更多地关注如何完整地披露产出与结果方面的财务信息，建立成本核算系统，并披露政府控制资源的价值与消耗等资产管理信息。在政府会计管理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采用了较完善的信息系统，能够提供不同口径和角度的财务报告以满足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3］。在新西兰，1994年6月通过《财政责任法案》（fiscalresponsibilityact），该法案的目的在于要求政府建立准确、有效的财务管理制度，提供整体、全面的财务信息，并定期公布其长短期的财政计划，以稳定政府开支和持续减少政府债务［4］。在法国，中央会计系统和政府预算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受到批评，原因之一是现行系统不能有效地支持公共管理，会计记录和预算拨款的分类方法难以计算出公共服务的成本，也阻碍了中央政府和议会了解公共服务的效率情况。特别是在最近几年，法国的公共支出不断增长，已达到国内生产总值一半以上，公共服务成本的计算和公共支出效率的衡量显得日益迫切［5］。法国在政府会计改革中引入了权责发生制，这样不但能使政府真实、公允地对外进行财务报告，而且可以支持内部财务管理，并可以在此基础上建立成本会计体系，提高资源的使用效果［6］。由上述可见，就公共部门领域而言，国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内部报告”这一概念，但是对应属于内部报告承载信息的研究散见于有关公共部门改革的讨论中。
（二）国内的研究
李红兵指出，我国财政周转金会计报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以外部报告为主的报告系统不能满足内部管理对信息的广泛需求，会计信息存在滞后性，这是行政单位会计信息报告中非常典型的问题。对此，李红兵提出了对策，指出报告系统既包括领导层使用的总括报告，又包括方便中层和基层管理人员工作的详细报告；既要反映满盘资金情况，又要反映单项资金情况；既要提供期间信息，又应反映时点信息［7］。进入21世纪，计算机的普遍应用及网络技术的日益普及为解决会计信息的多维需求和信息滞后性提供了良好的技术基础。张佩等人指出了在信息化时代下构建实时对内报告系统的必要性，并且认为实时对内报告系统并不只是指对内管理报告，它还包括有助于管理当局经营决策需要的全部信息。基于事项法的理论基础，作者提出了一个构建实时对内报告系统的简单设想［8］。于增彪认为，我国企业上下级之间信息不对称是预算失败的原因之一，下级总是比上级更多地了解与预算相关的信息，下级利用这种多了解的信息即“私有信息”谋取私利，从而导致“预算松弛”（budgetaryslack）［9］。张先治认为会计相关性要求财务报告改进和内部报告体系创新，他根据会计相关性的要求探讨了企业内部报告的构建问题，并构建了内部报告的四大系统，即资本经营报告系统、资产经营报告系统、商品经营报告系统和生产经营报告系统［10］。黄宁、王祥森则从内部报告制度的定位、设计、执行、维护等方面进行了详细探讨［11］。丁岚认为内部报告的实质是管理控制中的反馈控制，她还论述了内部报告在预算控制中的应用［12］。王月晗则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引入内部报告，为内部管理业绩评价体系服务［13］。哈维超、周亚夫等人指出医疗机构利用内部报告系统对于及时发现安全隐患、有效避免医疗差错与纠纷、保障医疗机构的医疗安全和质量等有着重要的作用，并初步探讨了医疗不良事件内部报告系统的建立等问题［14］。
由上述可见，目前国内对内部报告的研究侧重于企业，而对行政单位的研究严重滞后，研究成果相对较少。
三、行政单位内部报告体系构建的理论依据
行政单位内部报告体系构建的理论依据可以从委托理论、公共管理理论、内部控制理论、政府会计和政府审计等理论中探求。
委托理论是以非对称信息博弈论为基础，以委托关系为研究内容的一种理论。我国政府预算中委托链较长以及时间限制等因素将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许多问题，如委托人和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权力不匹配和利益冲突等。根据委托理论，解决委托问题应该主要依靠完善监督机制，实现政府资源的有效配置，它必须以信息的相关性和完整性为基础，这就为内部报告体系的建立提供了一种可能。同时，行政单位内部报告体系的创新可以从公共管理理论汲取养分。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模式，是在公共行政的基础上提出并发展起来的。公共管理集中关注那些可以用来将思想和政策转变为行动的管理工具、技术、知识和技巧［15］。这些工具可能包括职位分类、预算分析和规划、监督技巧、反馈和控制机制（特别是通过信息管理系统的反馈和控制机制）、合同管理和项目管理等等。可见，公共管理理论为行政单位内部报告体系创新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而行政单位内部控制的典型手段就是预算控制。信息是控制的基础。无论何种控制，都必须依靠信息来完成。控制过程实际上就是信息运动过程［16］。内部报告作为信息的载体，能够反映信息运动的过程，从而达到持续控制的目的。因此，内部控制理论为基于预算管理的行政单位内部报告体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政府会计又是公共财政管理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能为决策者和执行者提供可靠、贴切、及时的信息，而决策者和执行者需要依据这些信息来评估政府部门的行为并确定未来行动的方向，并且这些信息有助于他们监督政府拨款不被滥用，使公共资源能被合理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信息载体的内部报告可以改进政府会计系统与财务信息披露体系。此外，政府审计本质是对受托经济责任履行情况进行独立的监督，其目标是保证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有效。可见，现代政府审计的本质是“经济监督”，其职能是“经济监督、经济评价和经济鉴证”［17］。政府审计不仅仅包括集中审查被审计单位的财务状况，还包括对被审计单位绩效、管理、合法性、财务控制的有效性进行相关的评估与取证。然而对财务数据的审计，由于针对特定时点，其所能够提供的被审计单位的信息十分有限，在一定程度上，内部报告能够解决政府审计所需信息的缺失问题［18］。
四、基于预算管理的行政单位内部报告体系构建
本文构建的行政单位内部报告体系是围绕行政单位整个预算管理全过程展开的，并且本文根据行政单位目前资产管理的薄弱环节，分别构建了内部预算执行报告、经费支出报告和对应关系报告。每种类型的报告，除了设计总表外，还可能需要以明细表的形式对总表中的主要项目加以解释说明，并以附注的形式对未能在这些报表中列示的项目进行说明。另外，随着实际工作的需要，内部报告体系也将加以扩充。
（一）体系构建的基础
行政单位的管理特点决定了预算管理系统的设计、应用和完善是构建行政单位内部报告体系的基础。本文的预算管理整体框架（见图1），主要包括如下三部分。
1．总体管理要求。总体管理要求分为外部管理要求和内部管理要求。前者是指法律法规对行政单位预算管理提出的总体要求，后者是指为了满足行政单位领导决策及实际管理的需要而产生的要求。总体管理要求是通过预算管理流程和核心控制规则共同发挥作用来实现的。
2．预算管理流程。预算管理流程包括事前规划、事中控制、事后记录及分析三个阶段，是一个以预算管理为主线、以资金管控为核心的事前规划、事中控制、事后反馈的财务管理体系，是一个相互稽核、相互衔接的闭环管理流程，以实现事权和财权相匹配。
3．核心控制规则。核心控制规则是指为满足总体管理要求而设定的各类控制规则，反映了外部财政部门和行政单位内部对预算管理提出的控制要求，包括财政预算批复结构、内部预算批复结构、经费支出结构和会计科目结构四个方面。整个预算管理流程都需要遵循并体现核心控制规则，核心控制规则也须通过相互衔接、相互稽核的预算管理流程来予以落实。
（二）体系构建的目标
行政单位内部报告体系的总目
标是最大限度地为行政单位预算控制提供有用信息，而具体目标包括：根据各级领导的职责，动态掌握其管理范围内的预算资金与对应事务整体情况；对各项分类资金设置不同的管理流程，动态掌握分类资金整体及明细执行情况；实现财务各岗位间、财务与业务间的工作衔接；实现多口径反映预算执行情况，为各级领导管理决策提供依据。
（三）体系构建的总体思路
图2概括了构建基于预算管理的行政单位内部报告体系的总体思路：根据内部信息传递的轨迹，采用内部报告这种载体再现组织的运转情况，记录历史信息、呈现当下信息、反映未来信息。
根据这一核心思想，行政单位首先需要详细地分析预算管理的全过程，并将之划分为预算编审、预算执行和结果记录三个阶段，分别对应的管理活动是事前规划、事中控制、事后记录和分析，特别是在预算的执行过程中，优化非税收入管理、经费支出（费用报销）、专项资金管理（工程项目）、合同管理、政府采购、资产管理等业务流程，确定各关键环节上的风险点，建立行政单位资金支出全流程的风险管控体系，并同会计系统衔接。行政单位可以采用计算机技术手段建立行政单位全面预算管理信息化系统用以控制预算活动的全过程。该预算管理体系包括预算资金申请、支付全过程的制度、流程、标准、预算执行分析与监控体系和预警体系。
（四）体系构建的内容
1．内部预算执行报告
现代公共预算是“控制取向”的。预算控制是行政单位内部控制的一种重要的手段，而内部预算执行报告是对预算执行过程的反映。内部预算执行报告系统与预算控制系统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在预算标准准确的前提下，预算控制系统为内部预算执行报告系统提供依据、标准；另一方面，内部预算执行报告系统为预算控制系统提供其执行过程和执行结果的信息，并且反馈给有需要的人员（可能是各级管理者，也可能是基层员工）。内部预算执行报告可以有效地对预算执行情况进行事中控制、事后分析以及责任辨析和绩效评价，还可以合理配置财政资金，提高公共资金的配置效率，追求支出绩效。因此，内部预算执行报告是行政单位内部报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内部预算执行报告分三大类：第一类是分类内部预算执行报表，包括内部预算指标执行总表和内部预算指标执行明细表；第二类是处室内部预算执行报表，包括处室（科室）预算执行总表、处室（科室）预算执行明细表和预算执行明细记录表；第三类是专项内部预算执行报表，包括专项预算执行情况表。内部预算执行报告的构成体系如表1所示。
（1）内部预算指标执行总表反映行政单位各预算项目预算执行进度的总体情况，包括年度预算额度、支出情况两个维度。其中，年度预算是指预算批复时确定的预算项目额度；支出情况是指一定期间内预算金额的实际使用情况，以处室申请预算为标志，只要处室已经申请使用预算资金，无论资金是否支付，即作为已占用的预算指标。
（2）内部预算指标执行明细表反映行政单位明细预算指标执行进度的情况，包括年度预算额度、支出情况两个维度。其中，年度预算是指预算批复时确定的预算项目额度；支出情况是指一定期间内预算金额的实际使用情况，以处室申请预算为标志，只要处室已经申请使用预算资金，无论资金是否支付，都作为已占用的预算指标。
（3）处室（科室）预算执行总表反映各处室预算的执行进度信息，包括年度预算额度及支出情况两个方面。
（4）处室（科室）预算执行明细表反映各处室预算指标的执行进度信息，包括年度预算和执行情况两个维度。其中，年度预算是指预算批复时确定的预算项目额度；支出情况是指一定期间内预算金额的实际使用情况，以处室申请预算为标志。
（5）预算执行明细记录表反映处室某预算项目执行的每一笔明细记录，包括执行处室、执行的项目名称、申请日期、金额、责任人、申请事由等方面。
（6）专项预算执行情况表反映行政单位工程、课题等各专项预算的执行进度信息，为行政单位领导决策提供依据。专项预算执行情况表包括年度预算和执行情况两个维度。其中，年度预算是指预算批复时确定的预算项目额度；支出情况是指一定期间内预算金额的实际使用情况，以处室申请预算为标志。
2．经费支出报告
经费支出报告着重从经费支出结构的角度反馈各单位经费项目的使用情况，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单位经费支出表，包括单位经费支出总表和单位经费支出明细表；第二类是处室经费支出表，包括处室（科室）经费支出总表、处室（科室）经费支出明细表和经费支出明细记录表；第三类是经费控制表，包括重点经费额度控制明细表。经费支出报告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反映经费支出的信息，从而实现对经费支出额度的全面追踪和反馈。经费支出报告的构成体系如表2所示。（1）单位经费支出总表反映行政单位各经费项目的支出金额及所占比率，可为行政单位领导提供经费支出的总体概况。
（2）单位经费支出明细表是在单位经费支出总表的基础上进一步反映各经费类别的具体支出明细，如可以进一步反映经费支出总表中“行政支出”的各经费项目的明细支出情况，为行政单位领导决策提供更详细的信息。
（3）处室（科室）经费支出总表反映各经费支出金额在处室间的分布情况，可为行政单位领导进一步提供各处室经费支出的金额和分布信息。
（4）处室（科室）经费支出明细表，是在处室（科室）经费支出总表的基础上进一步反映各处室（科室）经费类别的具体支出明细，如可以进一步反映经费支出总表中“秘书处”的各经费项目的明细
支出情况，为行政单位领导决策提供各处室经费支出的金额和明细信息。
（5）经费支出明细记录表反映行政单位各项经费发生的每一笔支出明细，主要为各单位，尤其是财务部门，了解经费支出项目的详细构成提供支持。
（6）重点经费额度控制明细表反映行政单位重点管控经费（如差旅费、招待费）控制金额、支出明细、可用额度等信息，可为行政单位领导及各单位提供重点管控经费主要控制信息，为行政单位领导决策及各单位合理工作安排提供支持。
3．对应关系报告
（1）对应关系报告的构成
就钩稽关系而言，对应关系报告是行政单位内部报告体系与企业内部报告体系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区别，也是行政单位内部报告比较特殊的地方，这是由政府与企业运作所需要的资金来源不同导致的。对应关系报告分两类：一类是国库与内部预算对应分配表；另一类是预算指标与经费支出关系表。对应关系报告的构成体系如表3所示。
（2）对应关系报告的格式
国库指标和内部预算对应分配关系表，是本文的一个创新点，它用来反映国库指标与内部批复的预算指标之间的对应关系，可为财务部门进行资金对应分配提供依据。内部预算是在政府部门职能范围内实现具体工作计划的细化和落实。内部预算批复结构是财政预算批复结构的分解和细化，并通过对预算内容分解和细化实现内部资源合理配置。内部预算批复有效衔接了法定功能科目，并进一步将预算管理责任和目标落实于单位内部的各个部门、各个项目负责人，形成有效的责任传递机制，真正实现财权与事权的有效匹配。
从时间以及预算批复的精细程度上，内部预算批复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财政控制数分解下达阶段，第二阶段是内部预算正式批复阶段。财政控制数分解下达阶段，是指在财政“一下”预算控制数的基础上，上级单位按照本级和所属下级单位业务特点和职能属性，对财政预算控制数进行分解，形成各单位预算控制数并下达各单位的过程；内部预算正式批复阶段，是指各预算单位在控制数的基础上依据工作安排，对预算资金进一步细化和分解到具体工作事项的过程。经过上述两个阶段，行政单位可以将财政预算批复，分解细化落实到各个部门、各个项目负责人，实现对业务活动全方面、全过程的控制。
表4是国库指标和内部预算对应分配关系样表，用以反映行政单位各国库指标与内部批复的预算指标之间的对应关系，可为财务部门进行资金对应分配提供依据。
表5为预算指标和经费支出对应关系样表，用以反映某项预算指标经过执行所形成的费用项目，为各单位提供“钱从哪里来，用到了哪里去”的信息。如表5所示，人事处的“人事管理经费”经过执行后，分别发生了差旅费、会议费及误餐费三项支出，该表可以为相关部门了解预算指标的支出情况提供支持。
五、行政单位内部报告制度实施策略
行政单位实施内部报告制度应由浅入深，分阶段推进，逐步完善，可以重点从内部报告制度建设、内部报告组织机构、内部报告编制和内部报告体系评价四个方面来入手。
（一）内部报告制度建设
内部报告制度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制定、执行、修正和完善等工作。首先，领导要重视。行政单位长期粗放式的管理将越来越不适应新的形势，同时行为主体存在人性弱点，加上行政单位的特殊地位，使得在行政单位建设内部报告制度难度相当大。而领导的重视能为制度的建设扫清障碍。
其次，全体职工要提高认识。由于对内部报告的研究较少，在推进制度建设的进程中，全体职工要不断深化对内部报告制度功能的认识。第三，行政单位要不断完善机制。行政单位加强制度建设应当着眼于建立完善的机制，不断加大推进内部报告制度的力度，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强化内部报告的管理工作，另一方面完善内部报告的内容。第四，组织保障。单位应当成立内部报告组织机构，负责内部报告的开展工作，从而保障制度的落地。第五，加强培训。内部报告制度执行与否、好坏的关键在于执行者对制度内容的理解和认同，因此，对内部报告制度的教育培训工作就很重要。
（二）内部报告组织机构及其主要职责
实行内部报告制度，必须建立内部报告组织机构。行政单位可以成立内部报告小组，单位主要负责人任组长，分管财务的负责人任副组长，成员由分管其他业务负责人以及各部门及下属行政事业单位负责人组成。各成员单位为内部报告中心，是内部报告的主体。单位设立内部报告小组办公室，设在行政单位的财务部门，财务主管任办公室主任。
这个组织机构负责组织内部报告的开展工作，包括内部报告目标的维护，审查、研究、协调各种预算事项，根据实际情况增减内部报告体系，保障内部报告的编制、传递、使用，评价内部报告体系等等，促进内部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从而达到提高工作效率和效果的目的。
（三）内部报告的编制
内部报告的编制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它将影响内部报告的信息质量、使用、分析以及对内部报告体系的评价等多个方面。内部报告的编制，形式上要求表格和数据的结构化和标准化，内容上要求简洁明了、易于理解，规划应具整体性，避免重复，时效上要求及时、按时、主动、积极。
1．编制主体。内部预算执行报告和经费支出报告通常由相关责任部门负责编制，对应关系报告
则由相关财务会计岗位负责编制。
2．编制时间。内部报告的编制要及时，各个内部报告主体可以按照月份、季度和年度的时间点来编制，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不定期编制。
3．编制方法。由于内部报告编制的时限较短，各个内部报告主体在编制内部报告时可根据报表项目直接核对相应的发生额或余额，所涉银行存款应及时对账，所涉固定资产等实物资产应进行清查盘点，确保账实相符，涉及直属单位或二级单位账目的，应及时获取相应数据。在清查核对基础上，报告主体可利用信息系统环境，直接输入数据而自动生成某些内部报告。
4．上报要求。内部报告一般应逐级上报，直接针对管理层特殊决策需求的内部报告可以除外。
（四）内部报告体系评价
内部报告体系评价的主要依据是内部报告日常使用记录和现场实际监测数据，评价的结果可以作为内部报告体系改进的依据。内部报告体系评价的目的是了解内部报告体系投入使用后是否达到了预期的质量要求和效益目标，同时为决策提供必要的信息。
内部报告体系评价主要由七个要素构成，即评价目的、被评价对象、评价者、评价指标、权重系数、综合评价模型和评价结果。其中，评价指标是基础和前提，可能会随着内部报告类型、评价时间、评价目的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但在总体上它应当能够有效地反映内部报告的基本情况，抓住重点以确保评价的全面性和可信性。同时，评价指标应该容易操作，便于收集数据。
六、结语
本文根据会计相关性的要求，从预算管理的角度，构建了行政单位三大内部报告体系———内部预算执行报告、经费支出报告和对应关系报告，并探讨了相应的实施策略，从而为构建我国行政单位内部报告体系提供了一个有益探索。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将行政单位的内部报告研究仅仅限于行政单位内部财会信息的报告研究，而对其他内部非财会信息的报告问题没有进行具体研究，并且研究方法上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因此需要进一步改进，也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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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体系管理制度篇8
论文摘要：当今世界的竞争。不仅是经济发展的竞争，而且是政府效能和管理水平的竞争，建立廉洁、高效、以公众利益为导向的现代政府管理体系与建立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体制同样重要中国政府在经历了社会管制型、经济发展型的社会发展导向之后，目前正向公共服务型转变。因此，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管理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中在分析政府管理创新内涵的基础上。探讨了政府管理创新的动力因素和阻力因素。提出增强驱动力和减少抑制力并举的方法。
1社会转型期的界定与政府管理创新的内涵
（1）社会转型期的界定。
社会转型期是指当代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由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转变的时期。
(2)政府管理创新的内涵。
何谓政府管理创新，主流观点认为:“政府管理创新是指由于行政环境、行政任务等的变化引起的行政职能、行政方式、行政作风、政府的政策法规、行政体制等方面的一系列新变化”。
政府管理创新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培育和树立创新观念是政府管理创新的前提;改革和简化行政审批制度是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规范管理的一种手段。其主要内容有: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职能创新;转变工作作风，推进行政作风创新;转变政府管理机制，推进行政体制创新;加快政府管理信息化建设步伐、构建电子政府、发展电子政务;建立健全公共危机管理机制、构建责任政府;解放思想，积极借鉴西方国家行政文明成果，努力建立学习型政府;等等。
②政府管理创新是一个具有层次结构的体系，根据诸多方面创新之间的关联性，可以构建为具有8个层次的政府管理创新体系;第一个层次涉及管理人员、方法与手段;第二层次是运行机制;第三个层次是组织机构;第四个层次是行政体制;第五个层次是政治体制;第六个层次是社会治理结构;第七个层次是政府管理的系统哲学;第八个层次是社会公共物品基础建设。政府管理创新是一个系统的体系，这八个层次之间相互关联，有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要全面推进政府管理创新。
③“政府管理创新是指各级党委和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为了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所提出的新挑战和新要求而对自身的职能定位、管理方式、组织结构、运行机制、业务流程、工作方法、技术手段等诸多方面所作出的创造性调整和变革。”
2社会转型期政府管理创新的动力和阻力因素分析
在任何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都会产生两种力量，变革的驱动力和变革的抑制力，即动力和阻力。在通常情况下，当驱动力强于抑制力时，变革发生并能持续下去;反之则不能发生;当两种力量作用相当、相互抵消时，组织则会维持现状。
2.1政府管理创新的动力因素分析
“改革的启动在于两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改革的动力与发动改革的时机和方式”。创新是需要动力的，动力为目标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因而动力也就是一种客观的需要或潜在的利益。政府管理创新的动力，就是指政府创新系统在与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诸种外部环境因素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下，管理创新行为产生的机理。
(1)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根本动力。
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政府管理创新的第一推动力是经济发展力。一方面，经济的发展要求政府进行管理创新。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可以为政府管理创新提供必需的物质条件，如资金、办公设备、管理的手段和技术等，使创新具有强大的后盾支持。
(2)机构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是内部动力。
①机构改革的推动。政府机构是政府体制的载体，机构改革意味着政府体制的内部结构调整，机构改革一直是我国政府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从总体的和一般的角度来考察，政治、经济体系的运行逻辑是:经济上的每一点相对重大的变化，都可能改变政治运行状态乃至改变政治运行规则。
②民主政治建设的推动。政府为了完成改革和发展的繁重任务，必须长期保持稳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稳定是实现政府创新的必要条件，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社会就不可能正常发展。政治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关键环节，政治稳定则社会稳定;而政治要稳定，则必须跟随时代前进的步伐，不断进行创新，尤其要进行政府管理创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
2.2政府管理创新的阻力因素分析
政府管理创新真正的难点在于克服阻力，与政府管理创新的动力因素主要来自行政管理体制的外部相反，政府管理创新的阻力则主要来自体制的内部，主要表现为:
(1)传统观念对政府管理创新的影响。
人的观念总是受制于时代的局限、传统的束缚、环境的制约以及个人的经验;在特殊的制度环境下，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加之个人认识水平的不同，观念一经形成，就很难转变。政府管理创新是包括管理技术创新、管理观念创新和管理制度创新在内的一个整体系统;所以，一旦外部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时，如果观念没有及时更新，则会变成强大的阻碍力量，影响管理制度创新和管理技术创新的成效，甚至扼杀管理制度创新和管理技术创新。
(2)利益矛盾对政府管理创新的制约。
首先，利益矛盾表现为行政机构内部的角色冲突。作为一个行政单位，在社会转向市场经济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它除了代表党和国家的利益之外，也在不同程度上生长出了团体的利益。而当这两种利益发生冲突时，也就有可能以损害党和国家利益的手段来维护和增加小团体的利益。其次，利益矛盾还表现为行政行为相对成本的差异。也就是说，在完成一件行政任务时，不同的人员若付出的成本不同时，面对着同一任务便会产生利益矛盾。再次，利益矛盾表现为各个利益主体对待改革的态度。改革在本质上是对利益的再调整和再分配。社会总是要分为各个利益集团的，这些利益包括权力、地位、身份、经济利益及其相关的社会权力。有些利益集团当然希望传统体制改得多一点、快一点，而在传统体制内获益比较多的人，改革的动力就小一点，阻力大一点。
(3)管理制度短缺及其负面效应造成的阻力。
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制度是一种公共物品，具有排他性;制度是一种约束机制，它所提供的一系列规则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和国家、政府制定的正式约束以及实施机制共同构成，制度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强烈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政府的一切行为，也无时无刻不在制度的约束之中，制度对政府管理的成败得失影响非常重大，正如邓小平反复强调的: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制度是决定因素。
3积极推进社会转型期政府管理的创新
3.1政府管理创新的核心是政府职能的转变
政府职能的转变表现为职能总量的调适变化，要求实现政府职能结构的优化配置并改善职能实现的方式。目前，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在于加快政府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这需要从政府的体制结构和功能行为上创新政府服务理念、端正服务行为、发挥政府服务功能、提高政府的服务效率，使政府真正成为行为规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政府竞争力的强弱，越来越成为国家竞争力强弱的决定性因素，这就决定了政府必须加快职能转变，推进政府管理创新。
(1)推进政府职能创新，改进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方式，重视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政府要把财力、物力等公共资源更多地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倾斜，精力要更多地放在推进社会发展和解决人民生活问题上。
(2)要坚决实行政企分开。
要进一步理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 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要加快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事项 和简化手续，提高效率，特别要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按 照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确立企业在投资活动中的主体地位。
(3)建立和完善民主决策制度，推进行政作风创 新。
要把科学民主决策作为政府工作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坚持下去，建立和完善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专家咨询制度、社会公示和听证制度、决策责任制度，提高决策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
(4)坚持以人为本，加快实皿政府从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
实施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己成为人类的共识和选择。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经济增长本身不是目的，它只是实现社会发展的手段，发展的根本目标应当是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增强人们全面发展的能力，提高人类发展水平。服务型政府是指政府以公民本位、社会本位为指导理念，以服务为宗旨，向公民、社会和企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并承担服务责任的政府，真正体现和落实好“为人民服务”。
3.2制度创新是进行政府管理创新的主要途径
制度作为一种稀缺性的资源，也是政府的公共产品之一。就国家形态而言，制度是指以宪法、法律、法规为基本内容的正式规则和以习俗、传统、习惯等形式存在的非正式规则交织构成的一整套的规则体系及其实现机制。通过制度创新，建立和维护制度环境，实现合理有效的制度安排，并向社会提供制度选择，是政府基本的公共职能。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制度环境决定政府行政改革的基本方向，制约其基本的价值选择以及具体的政策选择。在社会转型期进行制度创新，首先要深刻理解制度创新的科学内涵。
第一，制度创新是全方位的制度创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相适应的制度创新，也应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的全面创新。
第二，制度创新是多层次的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社会的基本制度或根本制度的创新，基本制度体现社会的基本性质，决定其他层次制度的性质和方向，其创新形式主要表现为自我完善。第二层次是具体制度的创新，是由基本制度表现出来的社会各个领域所形成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体制以及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创新。具体制度是社会制度体系中最为活跃的部分，既为社会的基本制度服务，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制度创新在这个层面上有较大的自由度和空间。第三层次是各种具体的规章制度的创新，是各个工作部门、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制定的具体的办事程序、规则和行为规范的创新。
3.3提高政府效能是政府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
行政体系管理制度篇9
［关键词］公共政策研究政治系统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管理主义理论
公共政策学是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领域，人们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出发，必然会在有关公共政策的理论上形成不同的观点和学派。在西方公共政策科学的发展中，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社会科学的框架中加以研究，形成了几种较有影响的学科研究路径，即政治学路径、经济学路径、管理学路径等。从不同的研究路径出发，导致对公共政策的性质、原因和结果以及公共决策系统及其运行作出不同的描述和解释，从而形成不同的公共政策学研究理论，这些理论主要包括功能过程理论、政治制度理论、政治系统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管理主义理论等。
功能过程理论
功能过程理论（FunctionalCoursetheory）是由公共政策科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H.D.Lasswell）提出来的。这种理论的要点是将公共政策看作一种政治行为或政治行动，通过政治与政策的关系对公共政策的政治行为进行阶段性或程序化的研究。
拉斯韦尔认为，在整个公共政策的过程中，需要完成七项重要环节或功能：（1）情报。它包括与政策有关的问题是怎样引起决策者注意的？决策者是怎样收集和处理该方面的信息的？（2）建议。处理某一特定的政策问题的建议或那些解决政策问题的可供选择的政策方案是怎样形成和提出的？（3）规定。是谁制订和颁布了那些对社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则？他们是怎样制定和颁布这些规则的？（4）援引。谁拥有合法的权威，可以决定特定的行为是否违法，并要求人们遵守这些规则和法则？（5）实施。规则和法则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是怎样运用和实施的？（6）评估。怎样去评估政策的实施情况？怎样去评估政策的成功与失败？（7）终止。最初的规则和法则是怎样被终止的？或者这些规则和法则是怎样从被改变了的形式继续存在的？[1]
功能过程理论按照公共政策的动态过程，确定了公共政策的参与者在这个过程中的基本功能，概括了公共政策过程的基本问题。尽管一项实际的公共政策过程并非一定要把每一个环节或每一种功能包含无遗，但这一理论对公共政策过程中各种行为的把握，有利于对公共政策进行动态分析和研究实际的公共政策过程提供了较好的概念框架。这是行为主义政治学观点在公共政策研究上的反映。一些政治学家力图通过各种政治活动与公共政策的关系对公共政策加以界定，于是公共政策过程被视为由一系列的政治活动所构成。然而，必然注意这一理论蕴涵着这样一个假定，即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变化必定引起公共政策内容的变化。实际的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政治的、社会的或技术的约束对政策内容影响非常之大，以至于有时政策过程对政策内容显得微不足道。因而不能片面夸大过程因素，而必须考虑其他的因素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政治制度理论
政治制度理论（politicalinstitutiontheory）是将公共政策看作政府机构或体制的产出。这种理论认为，不论在什么样的国家中，政府都是公共政策的主要决定者和实施者，一项公共政策若不被政府所采纳和执行，就不能成为政策。
制度或体制是个人或组织的结构化行为方式，或者说，一个制度是一整套长期存在的人类行为的规范化模式。正是各机构在行为模式上的不同，才能为立法、行政和司法这些广义政府机关区别开来。政府机构赋予公共政策合法性、普遍性和强制性［2］，这是公共政策区别于其他社会团体或组织的规章制度或个人决策的根本之点。那些规定了政府行为模式的各种政府制度如政府机构的性质和组织形式，不同政府部门拥有的合法权力，政府机构的活动程序等，都影响着政府机构决策的方式，影响着政策的内容，影响着政府的实施政策的活动。规则和制度安排所产生的影响往往并不是中立的，相反，它们经常对一部分团体有利，对另一部分团体不利；对一部分人有利，而对另一部分不利；对某些政策结果有利，而对另一些结果不利。总之，不同的政府制度结构或体制产生非常不同的政策后果。因此，我们可以研究制度安排及机构设置和公共政策内容之间的关系，并将这些关系放到可以比较的系统的规范中加以调查研究。
政治制度是政治学传统阶段研究的内容，公共政策科学研究中的政治制度理论也可以看作是对国家政治制度研究的延伸。在一般情况下，政治制度的性质、特点和形式能够从总体上规定政策的基本过程。不同性质和不同形式的政治制度在政策过程中势必存在着不同的特点，因而公共政策学科就体现出了国际化（规范化）与本土化（个性化）的双重特点。反过来，不同性质和特点的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政治制度的性质、特点和形式，反映着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伦理取向。
政治制度理论突出制度安排及机构设置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要求人们重视制度或体制对公共政策可能产生重要的影响，这显然是公共政策研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但是，这种理论往往导致只分析制度结构，而忽视公共政策的政治过程；只注重静态研究，而忽视动态研究；片面强调制度的作用，忽视其他社会、经济因素对公共政策影响的倾向。
政治系统理论
政治系统理论（politicalSystemtheory）是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Davideaston）在政治学研究中运用系统分析方法提出的一种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公共政策是政治系统的产出，是对周围环境所提出的要求的反应。政治系统按照动力学的术语进行分析，把政治过程阐释为持续不断且相互关联的一连串行为，形成系统的流（flow），并建构了动力反应模式［3］。
政治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环境是由社会大系统中除政治系统之外的各种状况和条件所构成的其他子系统组成，包括社会内部环境（生态系统、生物系统、个人系统、社会系统）和社会外部环境（国际政治系统、国际生态系统、国际社会系统）。环境对政治系统的影响叫输入，主要指环境的干扰或压力，要求或支持。干扰（disturbances）用来特指一个系统总体环境作用于该系统，在作出刺激之后，改变该系统本身，有些干扰是有益的，另一些干扰可能造成压力；要求是指个人或团体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和利益向政治系统提出的采取行动的主张；支持是指个人或团体接受选举结果、遵守法则、纳税并赞同政府采取的干预行动；要求过多或支持这少都会给政治系统造成压力。政治系统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对压力作出反应。要求和支持输入政治系统后，经过转换过程成为政治系统的输出，从而对社会作出权威性的价值分配，即公共政策。随着政治系统的输出和政策的实施，政治系统又反馈于环境。反馈这一个概念则意味着公共政策（输出）可能改变环境，改变环境提出的要求，以及改变政治系统的自身特点。政策输出可能会产生新的要求，而这种新的要求将进一步导致政治系统的政策输出。在政治系统循环往复、不断变化的运动过程，公共政策源源不断地产生。
政治系统理论对政策科学的影响很大。这不仅仅因为伊斯顿本人对公共政策科学进行了大力倡导，也由于系统分析方法本身就是一种科学的决策分析方法，是现代管理和政策研究中的一种比较通行的方法。政治系统理论告诉我们，公共政策过程就是一种输入——转换——输出的系统过程，这有助于我们探求公共政策的形成，提醒我们注意公共政策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政治系统如何影响公共政策的内容等方面的问题。但这一理论忽视了政治系统本身所有的价值观念和系统理念的重要性，难以说明公共政策是如何在政治系统这一“暗箱”（blackbox）中操作并作具体权威性分配的。
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publicChoicetheory）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同时也是现代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它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学者詹姆斯·布坎南（J.m.Buchanan）创建的。它运用现代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分析现实生活中政治个体的行为特点和政府的行为特点；研究非市场决策的集体决策；并以人的自利作为出发点，分析个人在政治市场上对不同的决策规则和集体制度的反应（即公共选择问题），以期阐明并构造一种真正能把个人的自利行为导向公共利益的政治秩序［4］。
公共选择理论将政治市场上的集体决策作为主要研究内容，核心问题是要阐明把个人偏好转化为社会决策的机制或程序的选择。该理论认为，公共物品的选择包括公共政策的产生多在“政治市场”中完成的。与一般经济市场不同，政治市场具有三个特点，即选择结果有间断性、政治选择是一次性和不完全的、政治消费者不完全清楚自己选择的最终结果的特点。集体决策也不同于市场决策，它包含三层涵义，即集体性、规则性和非市场性。在政治领域，重要的命题并不是政府、党派、社会团体自己的选择行为和选择过程，而是这些集团之间与组成集团的个体之间，出于自利动机而进行的一系列交易的过程。有效率的政策结果并不是出于某个政治领袖的头脑，而是产生于集团或组织集团的个体之间相互讨价还价、妥协与调整的政治过程。
政治市场也是由供求双方组成的。需求者是选民和纳税人，供给者是政治家和政府官员。政治家和政府官员负责向社会提供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公共物品，选民和纳税人获得公共物品并支付一定的税收款项，至于具体的公共物品种类、数量、税收额等内容的确定，则是通过选举过程“讨价还价”完成的。每一个政治市场的参与者，无论是选民还是政治家，在进行选择时，都如同“经济人”一样，先要对个人的成本与收益进行计算，如果一项集体决策给他带来的收益大于他投赞成票时所承担的实际成本，那么，他就会支持这项决策；否则，就不支持甚至反对。但政治市场也存在不完全性，即信息的不完全性、公共物品组合的不完全性、选民权力的不平衡性、投票的“短见效应”，由此在政治选择过程中，政治家是理性的自利者，投票人是理性的、短视的甚至无知的，这种选择机制预先造就了政府的优先地位。政府行为缺乏内在刺激与约束机制，依据自身利益偏好行事，以“预算最大化”为工作目标，最终机构膨胀、“寻租”(RentSeeking)泛滥，政策失败，最终“政府失效”。
公共选择理论明确提出，在一个体制下产生了不好的政策或不好的结果，原因要么是现存的政治体制所对应的规则产生了错误的领导人，要么是在政治决策与执行过程中缺乏有效率的制约机制。因此，唯一的决定因素是规则——产生领导人与约束领导人的规则。其中产生领导人的规则，就是人们常说的投票规则，具体有一致同意规则、多数票规则、加权投票规则、否决投票规则等。
公共选择理论分析和研究了公共政策产生的原由、规则和运行及其结果，采用经济学的假设理论和方法研究非市场的决策，详尽地告诉我们政策系统的“暗箱”运作过程，公共政策实质上是公共选择的过程。瑞典皇家科学院在为布坎南颁发诺贝尔奖的公告中指出，公共选择理论弥补了传统经济理论缺乏独立的政治决策分析的缺陷，有助于解释政府预算赤字为何难以消除的原因。同样，它在政策科学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从而推动公共政策学的不断发展。但是现实政治生活中也并非人人都是理性的自利者，并非人人都是“经济人”；而且集体决策也并非全都公正，多数人决策有可能造成集体行动的困境以及“多数人暴政”的后果；此外改变不好的公共政策，也并非仅仅改变产生领导人和约束领导人的规则所能做到的，它还包含许多自然的、社会的复杂因素。交易成本理论
交易成本理论（transactionCosttheory）是用比较制度分析方法研究经济组织制度的理论。它是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R·H·Coase）在其重要论文“论企业的性质”中提出来的。它的基本思路是：围绕交易费用节约这一中心，把交易作为分析单位，找出区分不同交易的特征因素，然后分析什么样的交易应该用什么样的体制组织来协调。
科斯认为，交易成本是获得准确市场信息所需要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也就是说，交易成本由信息搜寻成本、谈判成本、缔约成本、监督履约情况的成本、可能发生的处理违约行为的成本所构成。［5］科斯在尝试解释企业何以存在时为经济理论“发现”的就是这种反复发生的交易成本。他的结论是，通过建立一种无限期的、半永久性的层级性关系，或者说通过将资源结合起来形成像企业那样的组织，可以减少在市场中转包某些投入的成本。一种多少具有持久性的组织关系，如一个雇员与企业的关系，对企业来说，能节省每天去市场上招聘雇员的成本；对于雇员来说，能减少每天去市场应聘的成本和失业风险成本。这种“持久性的组织关系”就是制度，包括契约，也包括政策等。因此，依靠体制组织、契约以及其上的政策等制度，采纳和利用标准化的度量衡，能降低交易成本的水平。
交易成本理论中的制度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性，使许多经济学者重构了制度经济学，并把它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制度主义理论家的那种注重对制度作描述性分析的研究区分开来，冠之以“新制度经济学”（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但我们仍然习惯地称之为制度经济学或制度分析学派。制度经济学研究经济生活与制度之间的双向关系，关心的是分析各种具有协调功能的规则和规则集等。制度经济学家也普遍关注公共政策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公共政策意味着通过政治的和集体的手段系统地追求某些目标。公共政策不仅由政府主体（议会、政治家、行政官员）来实施，它还由有组织集团的代表，像工会、行业协会、消费者和福利方面的院外集团、官僚和某些个人来实施。这些集团的代表左右着集体行动。集体行动涉及两个以上伙伴之间的协议，并往往涉及隐含于一共同体内千万人当中的协议。这种“协议”就是规则，而制度被定义为由人制定的规则，那么“这种协议”就是制度。它抑制着人际效中可能出现的任意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它为一个共同体所共有并总是依靠某种惩罚而得以贯彻。由此可知，公共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同时，公共政策知识有助根据特定目标在现实世界中形成各种制度。经济学家可以就如何才能在不同制度集的基础上更有效率地追求特定目标提出政策建议。公共政策——在追求某些目标上对政治手段的系统应用——通常是在既定的制度约束中展开的，但它也可以靠努力改变制度的方式来实施。制度变革既可以通过明确的直接方式来实现，也可以表现为公共政策行动的一种副效应。
交易成本理论对于公共政策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告诉我们，政策或制度的产生源于交易成本的降低，能够协调组织行为，走向公正、秩序和安全，使我们从另一处角度去了解公共政策的特征性及其必要性。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制度分析学派，对于公共政策的研究和分析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由于过分强调“成本”或“制度”概念，往往也使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和价值性受到怀疑。
管理主义理论
管理主义理论（managerialismtheory）以称为新公共管理理论（newpublicmanagenenttheory）。“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后官僚制度典范”、“企业型政府”等都是对管理主义或新公共管理的众多称呼。它是一种国际性思潮，它起源于英国、美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并迅速扩展到其他西方国家。管理主义运动的兴起意味着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研究领域范式的转变。
管理主义的兴起，是由于政府规模的扩大与政府角色的膨胀以及社会对政府的不满、经济与财政压力、社会问题与政府不可治理性增加等因素导致的。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使政府走出财政危机、管理危机和信任危机的困境。英国学者胡德（C.C.Hood）在其担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的就职演说中将“管理主义”的过程，也就是他所说的“新公共管理”（npm）概括为七个要点：（1）公共政策领域中的专业化管理；（2）绩效的明确标准和测量；（3）格外重视产出控制；（4）公共部门内由聚合趋向分化；（5）公共部门向更具竞争性的方向发展；（6）对私营部门管理方式的重视；（7）强调资源利用要具有更大的强制性和节约性。［6］这些要点，胡德认为，是政府走出危机的对策性措施。这些措施在实践的运用中包含着政府公共政策化和公共管理社会化的趋势。
所谓政府公共政策化取决于公共政策职能与管理职能的分化。根据管理主义的理论设计，政府虽然还是专门的公共管理机构，但却不是唯一的机构，在政府之外，也应当有一些准自治、半自治和自治的机构去承担公共管理的职能。政府可以部分地甚至完全地从日常公共管理中解脱出来，专心致力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监督执行。管理主义理论认为，公共组织有政策组织、规制组织、服务提供组织和服从型组织，而政策组织应当完全属于政府意义上的组织。政府严守公共政策制定的职能，运用公共政策的引导来保证政府外公共组织有效承担公共管理职能。由于政府的公共管理部分职能“外移”，政府自然达到消肿减肥的目的，自身可以彻底告别官僚主义，并以旁观者身分审视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的质量。政府的公共政策化本身就包含着公共管理社会化的内容。因为政府成为专门的公共政策制定和监督执行的领域是以公共管理转移给政府外的社会性公共管理组织为前提的。公共管理的社会化意味着政府的“非管理化”，它预示着行政模式的变革，是政府职能定位的根本性转变。
管理主义理论或新公共管理运动是一种正在成长着的新理论范式及实践模式，为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研究奠定了更为广泛的理论基础，开创了理论视野，建立了一个更加全面、综合的知识框架，它被人们称为“以经济学为基础的新政策管理论”或“市场导向的公共行政学”。管理主义理论或新公共管理运动对传统的政策科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它大大改变了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学科的研究范围、主题、研究方法、学科结构以及实践模式，是公共管理学科和公共政策学科的又一次范式转变。然而，正因为“管理主义”并非一种成熟的范式，遭到各方面对它的理论基础、意识形态倾向、管理原则、管理方法与技术以及实践模式等的批评。批评者认为它的规定不明确、责任减少、过于“政治化”，是一种“新泰勒主义”和保守的意识形态。但无论如何，这种范式正逐步取代传统的政策科学范式而成为当代西方公共政策科学研究的主流。
简短结语
功能过程理论、政治制度理论、政治系统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管理主义理论等理论，在不同时期影响着公共政策学的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公共政策学发展主要受到来自政治学途径的功能过程理论、政治制度理论、政治系统理论以及集团理论（Grouptheory）、精英理论（elitetheory）的影响；到了70年代以后，经济学途径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公共政策学发展明显受到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委托——理论（principalagenttheory）、新古典经济学理论（theneoclassicaltheory）等影响；到了90年代以后，融合各门学科的管理学途径渐渐地引领公共政策学的发展，如治理理论（Governancetheory）、新公共管理理论等。此外，在同一时期内，公共政策学的发展也同时受到几种理论的影响。由于各种学术理论的支撑和各种学科方法的滋养，西方公共政策研究呈现的一幅美妙的狂欢景象。目前，中国的公共政策研究还处于“婴幼儿时期”、处于孩童时代的模仿和童稚状态，西方公共政策研究的繁荣和公共政策学科的发展对于中国公共政策本土化研究和学科建制乃至于对中国学术的整体进步都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和范例。
参考文献：
［1］［美］J．e．安德森：公共决策［m］，唐亮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27页。
［2］t.R.Dye，Understandingpublicpolicy，n.J.:prentice-Hall，inc.，1975，p.18.
［3］［美］D．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王浦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
［4］［美］D．C．缪勒：公共选择理论［m］，杨春学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行政体系管理制度篇10
关键词：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影响；政府管理；保障措施
1 推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的意义
实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以往财政资金主要通过征收和预算单位设立多重账户分散进行缴库和拨付的方式，有利于财政性资金按规定程序在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内规范运作，有利于收入缴库和支出拨付过程的有效监督，有利于预算单位用款及时和便利，解决了财政性资金截留、挤占、挪用等问题。
2 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对政府管理模式的影响
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的建立是政府管理制度。尤其是财政、金融管理制度的重大变革。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的全面实施对政府管理模式产生了广泛和深刻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1)政府管理更加科学。
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将所有资金集中起来，并通过集中收缴和拨付实现对预算单位的控制。政府尤其是财政和金融部门对预算单位控制方式实现了行政干预为主到制度化管理为主，预算制度、国库制度、政府采购制度等一系列财政管理制度成为政府管理具体单位的主要方式，政府管理模式适时顺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和经济全球化的要求。
(2)政府管理更加法制化。
国库集中收付制度要求修订和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管理办法，如修订《预算法》、《预算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条例》、《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以及相关的税收征管法规、《行政单位会计制度》、《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等，相应制定《国库收入管理办法》和《收入退库管理办法》、《财政资金支付管理办法》等。
由此可见，以上方面的落实将使得政府管理法规细化，这不仅提高了法制化水平，而且有力促进政府管理法律法规的实施和执行。
(3)政府管理更加信息化。
实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要求资金集中、收缴集中、拨付集中，必然要求手工处理业务转向计算机处理业务，相应地促使各部门、单位以及相关岗位要实现信息化。
建立财政管理信息系统和国库管理操作系统是政府管理信息化的重要内容，包括：
①预算编制系统和预算执行管理系统，保证预算资金的拨付符合预算安排和支出进度要求；
②收入管理系统，监控税收和非税收入征收情况；
③国库现金管理系统，及时反映国库每天的收支和平衡情况；
④国库收支总分类账系统，做到所有收支账目在一个系统中反映；
⑤债务管理系统，全面反映国债发行、偿还和余额情况，通过以上管理系统使各类收支实现高效和安全运行；
⑥建立健全现代化银行支付系统，可有效缩短资金拨付到账的时间，提高账户清算业务的效率。
因此，要求财政、国库、税务、人行等部门计算机联网，以实现信息及时传递和共享。
(4)政府管理职能分工更加合理化。
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的前提是要合理界定财政、人行、税务、预算单位等部门的职责，并加强监督制约机制。改革开放以来，财政、银行实为一家的状况被打破，财政部门主要负责管理财政制策、政府资金、政府债务、国外援助和国有资产等；中央银行一般负责管理货币政策、货币发行、外汇储备、汇率和币值稳定。
在加强监督制约机制方面，财政部门要加强对预算单位资金使用的监督，认真审核预算单位资金使用计划和资金使用申请，财政国库支付执行机构要加强内部监督制约，定期对相关业务进行内部审计；中国人民银行要加强对银行的监督，充分发挥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办理财政支付清算业务的监管作用；审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预算执行情况的年度检查，促进政府部门和其他预算执行部门依法履行职责。
3 建立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的保障措施
(1)国库集中支付以明确政府职能为首要前提。
国库集中收付制度要求各级政府支出部门根据年初预算合理确定所需购买的商品和劳务或者他们所需调拨的资金数额，而制定预算计划本质上就是决定政府的支出安排。这种支出安排的范围应主要限定在政权机关和那些代表社会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的非盈利性的领域和事务，包括政权建设、基础教育、基础科研、环境保护等。因此，明确政府职能和各级政府的事权范围是实行国库支付制度的基础和前提。
(2)国库集中支付以建立和完善部门预算为先决条件。
国库集中支付与部门预算是相互配套，不可分割的。预算编制只有采取部门预算的方法，国库集中支付才能付诸实施，因为集中支付制度下的分类账户本身就是安政府各支出部门设置的，各支出部门必须严格按照编制好的部门预算来确定用款项目和用款时间，并通过单一帐户进行资金划拨，这有利于预算的执行操作，防范和制止预算执行中的不规范做法，便于预算审查和监督。另一方面，国库分类账户和政府财务信息系统很好地反映了各部门资金的使用情况和预算执行效果以及存在的问题，有利于下一年度按照零基预算的方法重新编制新的部门预算。
(3)国库集中支付以建立国库单一帐户体系为核心内容。
国库单一帐户体系主要有一下部分组成：
①财政部门在中国人民银行开设的用于记录、核算、反映纳入预算管理的政府资金的国库单一账户；
②财政部门按资金使用性质在商业银行为预算单位开设的用于预算资金的日常支付和与国库单一帐户清算的零余额账户；
③财政部门在商业银行开设的用于记录、核算、反映预算外资金使用情况的预算外资金账户；
④用于记录、核算、反映预算单位的小额零星支出的小额现金账户；
⑤经国务院批准或授权财政部批准开设的特设账户。
国库单一帐户集中了所有的财政资金，并且只有财政国库部门才可以签发支付命令。
(4)国库集中支付以严格的监督管理和控制体系为重要保障。
完善责任制度，强化执法监督是有效发挥国库职能的重要保障。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充分发挥其强化预算约束和监督、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作用，离不开严格的管理、监督执行机制，包括政府财政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专业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对资金和财务的监督，事前、事中和事后的监督等。这是国库集中支付体系顺利进行的一个关键环节。
(5)国库集中支付与政府采购制度相互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