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核协议篇1
在中东这个万花筒中，各种图景都有可能出现。――殷罡
伊核协议达成后能顺利执行吗？
李绍先：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谈判期限一再延期，这是毫无悬念的结果，之前不少人都预料到了。我个人认为，全面协议达成是大概率事件，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伊核问题本身能谈起来是有一定背景的。在过去30多年，美国一直试图压垮伊朗政权，每年都有大量资金用于颠覆伊朗政权。但是现在美国有些力不从心了，其中东政策在发生变化，而且中东本身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伊朗的地位在逐步提高，美国已经很难颠覆伊朗政权了。一些美国人也认为，过去30多年美国的伊朗政策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的，即认为伊朗政权会垮，现在不得不承认它垮不了。在这种情况下伊核谈判应运而生，美国通过谈判想达到的目的很明显，那就是：既然我不能你，那就要尽可能地约束你不断提高核能力，至少确保你十年内不发展核武器。当然十年以后会怎样，那就不能保证了。
伊朗为什么需要这个谈判？从理论上说，伊朗是《核不扩散条约》（npt）缔约国，有和平发展核能的权利。但是因为在西方眼中，伊朗是“另类国家”，总担心它会发展核武器，因此对伊朗实施制裁。当制裁不断叠加后，伊朗难以承受，于是2013年鲁哈尼上台后推行的政策就是要突破封锁和孤立，途径就是与西方谈判。
尽管谈判期限一拖再拖，但从总体而言，美国和伊朗都是很认真、积极的。谈判是双方的利益所在，抛开美国国内政治因素，我个人对伊核谈判的前景比较乐观。即便全面协议在短期内无法达成，美国也会给伊朗一定的甜头和鼓励，比如在今年之内适当放松对伊朗石油出口的限制。
李国富：
我对伊核问题谈判的前景也比较乐观。这是因为双方如果在近期达不成伊核问题全面协议的话，那么今后的谈判将会更困难，更复杂，更难达成协议。
应该说，今年4月2日谈判各方在洛桑达成框架协议后，已基本上解决了伊核问题谈判的最主要问题――伊朗核问题。目前，美西方与伊朗实际上已不是谈伊核问题，而是围绕着两个相关问题展开较量：一是对伊朗核活动的核查问题；二是如何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问题。关于核查问题，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核查伊朗过去有没有从事研制核武器的核活动：二是如何通过核查来确保伊朗今后不能生产核武器。至于前一个问题，双方实际上都很清楚这是一个不会有任何明确结论的问题，因为这是双方围绕着伊核问题展开博弈的大前提的原则问题。伊朗绝不会承认过去有任何研发核武器的企图，而西方国家也绝不会承认伊朗核计划只是为了和平利用核能。美国国务卿克里最近表示：“我们重视的不是伊朗过去干了些什么，而是伊朗今后怎么干。”虽然这番话遭到美国国会、以色列和一些媒体的抨击，但其实他只是不小心说漏了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底线而已。核查是否包括伊朗军事设施，是目前双方有关核查问题谈判的一个难点。应该看到，最终达成伊核问题协议后，伊朗将会签署npt额外议定书。伊朗很清楚，根据npt额外议定书，伊朗是有义务让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核查一些有疑点的军事设施的，实际上，伊朗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留有余地的；而美西方也没有指望伊朗会接受国际核查人员在伊朗挖地三尺，随意地对伊朗军事设施进行核查。因此，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争执是为了争取最大限度的利益。
如何解除对伊朗制裁的问题则是伊朗在伊核问题谈判过程中最关注的。伊朗虽坚持，伊核谈判协议的签署与解除对其制裁同时生效，但伊朗也非常清楚，解除对其制裁在美西方和联合国是需要走一定程序的。应该说，伊朗坚持尽快解除制裁，但更关注解除制裁的范围，尤其是金融、能源领域的制裁。
殷罡：
伊朗坚持的执行协议和解除制裁同步进行，其实是无稽之谈。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是由美国国会授权总统进行的，要解除当然需要美国国会批准。欧洲对伊朗制裁的解除程序同样也需要立法机关批准。此外，在美国的推动下，联合国安理会出台了多个制裁伊朗的决议，这些制裁需要安理会开会才能解除。所以说，对伊朗制裁第一不可能同步解除，第二不可能一次性解除。所有围绕解除制裁的话题往往是一种政治表态，而不是技术表态。伊朗方面后来也表示，可以考虑接受制裁逐步解除。现在伊朗最急迫要解除的制裁是成品油进口和原油出口。但解除制裁需要阶段性地看伊朗的表现，它对协议执行到什么程度，制裁就解除到什么程度。美西方对伊朗的制裁内容很多，有很多手续和程序要走，在这个过程中难保不会出现麻烦。
而在协议执行过程中，有些是可逆的，有些则是不可逆的。伊朗方面认为，美西方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恢复对伊朗的制裁，但伊朗一些被停运、拆毁和改造的设备则是不可逆的，因此伊朗认为这点不公平。但是从技术角度来讲，这份协议对伊朗的限制其实比较弱。理由是：第一，伊朗仍可保留1/3的离心机，尽管是旧型号的离心机，但也可以运转；第二，没有要求伊朗销毁重水工厂，而是让伊朗改造重水反应堆。因此在执行协议过程中随时可能发生逆转。这一点也被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认为是绥靖主义。换句话说，伊朗的核技术没有受到限制，伊朗的核能力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说白了，伊朗完全知道该怎么做，但现阶段不做就是了。伊朗现在的思路非常清楚，那就是从效仿中国转为效仿日本。效仿中国是指发展完整的核工业，包括核军事工业，并制造出核武器；效仿日本是指掌握完整的核技术，但不发展完整的核工业，即不制造核武器。
在协议执行的过程中，核查是免不了的。核查是iaea的责任，不是美国国会和政府的责任。而iaea总干事天野之弥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曾不止一次对伊朗的表态表示质疑。他的理由：一是伊朗过去有隐瞒的历史；二是伊朗现在还有未经核查的相关项目。由此可见，未来在核查问题上风波可能避免不了。
整体而言，现在达成的伊核协议是压缩、冻结和限制伊朗的核技术和核能力，但不是永久性的限制，并不是说200年以后伊朗还不能从事相关核活动。至于协议期限，伊朗说最好是三年，美国说至少是十年，以色列说最好是永久性的。其实后来大家扯的就是这事，我猜测全面协议的有效期可能会是十年左右。
阅读背景：伊核谈判进程表
2013年8月鲁哈尼就任伊朗总统后，伊朗政府频频释放温和信号。9月下旬，鲁哈尼在联大发言时表示，伊朗愿意推进伊核问题对话。
2013年10月15日至16日，伊核问题六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与伊朗进行了自鲁哈尼就任伊朗总统以来的首轮对话，与会各方首次通过共同宣言。11月20日至24日，各方达成第一阶段协议。根据协议，伊朗同意暂停生产丰度为5%以上的浓缩铀，同时稀释或转化库存的丰度为20%的浓缩铀；未来六个月里，伊朗不新增丰度为3.5%的浓缩铀库存，不再兴建额外的铀浓缩设施，不新增离心机等。作为回报，相关国家暂停对伊朗贵金属、汽车等的部分进口限制以及对伊朗石油化工产品的部分出口限制。2014年1月20日，伊朗表示按协议要求于当天停止生产丰度为20%的浓缩铀。美国当天宣布了一系列放松对伊朗制裁的举措。
伊朗核协议篇2
地点：瑞士洛桑
事件：伊朗核问题谈判各方宣布达成框架性协议，并将着手达成全面协议。
镜头转向伊朗首都德黑兰，很多伊朗人闻讯后欣喜地走上街头狂欢庆祝。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里的保守人士唾沫横飞，奥巴马则信心满满地表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协议，在协议反对者眼里，此时的总统似乎有点像签署慕尼黑协议后自称赢得和平的英国首相张伯伦。不管怎么说，这场持续多年的伊朗核谈判，总算有了一个看着不错的阶段性成果。然而，最后一公里的行程，目的地就在前方，路途却依然艰辛。
美伊斗法：肥皂剧、悬疑剧？
这场持续多年的以美伊斗法为核心的外交大战，可谓跌宕起伏、悬念丛生。
绝大多数人恐怕都记不起美国和伊朗是什么时候开始为了核问题展开斗法的了。让我们简单回顾下这段历史。如同很多美国的对手或敌人一样，伊朗核问题的起源也可以说是美国自己一手造成的。时间要追溯到上个世纪50年代，巴列维王朝的伊朗通过美国和西方盟友获得了核技术，开始着手研发核能源。然而时局风云变幻，美伊在伊朗革命后迅速交恶，当初对伊朗核开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美国，突然跳出来指责伊朗所谓的和平利用核能不过是掩盖其核武器研发计划。伊朗核问题真正被国际社会怀疑为试图制造核武器是在2003年2月，当时伊朗高调宣称发现并提炼出铀，顿时一石激起千层浪，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始对伊朗进行施压。虽然在英法德三国斡旋下，2003年伊朗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但是伊朗并没有因此停止铀浓缩活动，坚持声称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从此开启了伊朗核问题反复循环的节奏。在联合国要求伊朗停止行动未果后，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断通过联合国对伊朗进行持续制裁，但伊朗始终不肯屈服。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1月，美、中、俄、英、法、德等6国外交官开始就伊朗核问题进行会谈磋商，从而初步形成了伊朗核问题相关6国与伊朗对话机制雏形。自2008年开始，伊朗核问题谈判主要在联合国框架下由上述6国和伊朗展开，这一机制的存在使得外交努力一直没有彻底失败，也较为有效地抑制了美国、以色列等对伊朗动武的企图。
伊朗核谈判的转机出现在2013年下半年，当时温和派代表鲁哈尼出任伊朗总统，对外界释放出很多积极信号。他对内贾德时期与西方的强硬对抗政策进行了反思，主张推行相对开放透明的政策，并频频释放温和信号，被称为“用微笑俘虏西方人的心灵”。2013年9月，鲁哈尼在联大发言称，伊朗愿意推动就核问题开展的对话，再次重申伊朗核计划只是为了民用。伊朗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通过减缓核发展步伐，换取西方减轻对伊朗的封锁制裁，从而充实国库，改善国内状况，提高民众对新政府的信心。同年10月中旬，伊朗再次开始与6国在日内瓦进行会谈，并在11月24日达成一项阶段性协议，伊朗同意在2014年7月20日前暂停部分核项目，作为回报，西方也相应减轻制裁强度，各方将继续寻求达成全面协议。在美国看来，当时这一协议是近十年来伊朗核问题取得的一个重要进步，也是美国等持续施加压力后取得的重要成果。奥巴马曾表示，这是近十年来伊朗核项目首次得到遏制，将大大限制伊朗制造核武器的能力。
不过，希望只是短暂出现，以叙利亚为导火索的中东乱局再次刺激伊朗核问题。针对所谓什叶派新月地带的威胁，美国、以色列、沙特等国家认为伊朗正在实行人战争，扩大什叶派势力范围，各方关系再度紧张，这也让伊朗与西方的分歧更为明显，影响到核问题谈判进程。最后，各方同意将谈判期限延长到了2014年的11月24日，期间又共进行了6轮会谈，谈判一直在曲折中进展，在分歧中前进，最后期限也数次推迟，直到今年4月才得以达成政治性框架协议。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外交战中，美伊双方各施其法，伊朗在关键利益上寸步不让，美国动辄释放武力打击信号，同时也不时丢些胡萝卜，比如2013年奥巴马在联大发言时宣布，美“承认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美“无意改变伊朗政权”。近一年来，奥巴马不顾国内反对声音，多次表示继续加强对伊朗的制裁将可能导致外交谈判彻底破裂，甚至不惜警告国会自己将否决任何新的制裁措施提案。伊朗一方面对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采取不妥协姿态，另一方面在谈判问题上采取了务实政策，因而双方相互很默契地没有扼杀伊朗核问题相关6国这一机制，始终让外交选择保留可能性。不过，双方想必也心知肚明，国家利益的根本对立，将让伊朗核问题的未来走势更为复杂微妙。
“多赢”背后的利益考量
此次伊朗核问题6国和伊朗达成框架性协议，可以说是外交手段取得的一项关键成果。正如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与伊朗外长扎里夫代表各方在瑞士洛桑的共同声明所说那样：“我们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我们就最终协议的主要焦点问题达成了框架性解决方案。这一成果的取得是各方通力合作和努力的结果，也是各方政治决断和良好意愿的体现。”人们都知道，国际政治是利益和权力的博弈。美国和伊朗之所以能够在马拉松式的谈判上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关键还是两国立足当前形势，从国家利益角度做出的选择。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首先，美国全球战略布局不愿与伊朗走向对抗
由于美国全球战略正在实施以亚太再平衡为龙头的调整，因此在叙利亚、伊拉克等问题上美国本质上是不愿直接介入的，本想用人战争模式达成战略目标。但是在倒巴沙尔之初，即便美国也没有想到，iSiS势力竟然崛起得如此之快，甚至有了实体的“伊斯兰国”，这股极端恐怖势力利用各国内乱和各方矛盾，得以在中东真空地区迅速生根扩展，并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利益构成严重威胁。考虑到美国目前处于国防财政紧缩的时期，美国不愿也无力在此敏感脆弱时期与伊朗翻脸。因而美国试图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关系，集中有限战略资源应对新威胁。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不惜就此与执意严惩甚至武力打击伊朗的以色列发生摩擦的原因。因为一旦协议无法达成，早就对谈判不满的以色列有可能单边采取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作为以色列的盟友和中东战略格局重要操纵人，届时美国恐不得不介入，甚至与伊朗爆发正面冲突。
其次，伊朗渴望松绑制裁恢复经济。尽管伊朗官员在制裁面前从不低头，但客观来讲，西方的长期制裁让伊朗举步维艰。美国等国推动实行的制裁极为严厉，对伊朗国内经济和民生造成了较为沉重的打击，特别是导致伊朗石油收入大幅下降，不得不承受每年损失数百亿美元的代价，进而引发国内货币贬值，民众就业率下降，日常生活质量下滑。这样的局面给伊朗现政权带来了不稳定因素，因此国内温和派希望能够通过达成协议，逐步取消对伊朗的严厉制裁。
再者，“伊斯兰国”极端势力的崛起为美伊提供了共同敌人
美伊关系在近期的微妙变化是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最好诠释，国家利益决定了双方的政策选择。对美国而言，iSiS的横空出世严重干扰了美国对中东尤其是叙利亚的政策，如今的伊斯兰国正在成为多方极端势力效忠或合作的对象，它的恐怖思想和行径竟然表现出如此蛊惑人心的吸引力和危险的破坏力，这无疑是给世界范围内的极端恐怖组织势力注入了一剂强心针，甚至不少来自西方国家公民也跑到中东加入该组织。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曾指出，“iSiS是比更大的威胁，过去（现在仍然是）基本上以破坏为乐。iSiS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伊斯兰政权，在中东乃至更广阔的疆域恢复其眼中的纯粹伊斯兰教。iSiS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日益站稳脚跟。在某个时刻，它将把枪口对准约旦、黎巴嫩和其他国家。在中东这个能源资源依然对世界经济至关重要的地区，除了是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外，更是战略梦魇。更有甚者，成功将助长野心，外国的iSiS武装人员迟早将回到故土，从内部威胁欧洲和美国的安全。”
哈斯的预言不幸被言中了。近年来，“伊斯兰国”疯狂地与叙利亚、伊拉克等国军队交战，虽各有胜负，但各方也难以在短期内消灭这股恐怖势力。此外，iSiS的士兵不断在战场上斩首、屠杀西方或敌对势力人员的视频，血腥残暴，令人发指。更让世界担忧的是，它的成员或信徒数次发动针对西方世界的恐怖袭击活动。比如，2014年12月澳大利亚悉尼发生的咖啡馆人质劫持事件，犯罪分子公然打出了iSiS的旗帜。今年制造法国巴黎《查理周刊》袭击事件的凶手据称就是效忠“伊斯兰国”。在美军空袭轰炸极端组织后，美国也成为iSiS的袭击目标，“伊斯兰国”发言人叫嚣美国“别做懦夫，用无人机袭击我们。派出你们的士兵，我们将在伊拉克羞辱他们”。不少武装分子也向美国宣战，威胁要对美国本土和驻外机构、人员发动恐怖袭击。美国国防部长话语沉重地表示，伊斯兰国是“我们迄今见过最强大的恐怖组织”。
对伊朗而言，iSiS是残暴的逊尼派宗教武装团体，背后还有死敌沙特的影子。这一组织要消灭一切世俗的存在，对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内部什叶派民众构成致命威胁，因此伊朗绝不会允许一个威胁到什叶派力量和国家安全的极端恐怖势力存在。要知道，现在的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是什叶派势力的大本营。伊朗自不用说，是世界上最大的什叶派国家；伊拉克是什叶派人口占多数的国家，约占60%，萨达姆统治时期遭受逊尼派残酷镇压，不少什叶派重要人士曾逃亡伊朗避难。在后来反对萨达姆的斗争中，什叶派势力迅速壮大，如今不少人已经在伊拉克政府位居要职，影响不可小觑，无怪乎有人评论，伊拉克政府并不是亲美，而是亲伊朗；在叙利亚，虽然什叶派只是少数，但长期掌权的阿萨德家族属于什叶派的分支阿拉维派，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执意要阿萨德的原因所在。上述3个国家依次相连，互为依持，再加上一向得到伊朗支持的哈马斯等武装势力，形成了美国等所谓的“什叶派新月地带”。因此，就在美国还犹豫是否出兵帮助伊拉克政府时，伊朗已经派出革命卫队“圣城耶路撒冷”旅的3个营到伊拉克前线，帮助伊拉克军队协防什叶派圣城卡尔巴拉和纳杰夫，抵抗“伊斯兰国”势力。伊朗官员明确指出，如果形势持续恶化，伊朗还将派出更多军队到伊拉克，伊朗甚至表达出愿意和美国一起合作对付iSiS武装分子，让很多人直呼“看不懂”，其实这也恰好反映出美伊两国对打击“伊斯兰国”有着心照不宣的共识。
最后，国际社会努力推动各方达成协议
目前从北非到叙利亚、伊拉克再到也门，整个大中东地区陷入新一轮混乱和战火之中，美伊关系如能缓和，势必有助于地区安全形势缓和。如果此轮伊朗核谈判再次无果而终，美国、以色列国内采取军事行动打击伊朗核设施的论调势必重燃。另一方面，从国际防止核扩散角度来看，伊朗核问题如能最终达成协议，将给国际社会带来积极影响。正如兰德公司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的那样，伊朗核问题占据了美国不扩散政策的中心长达十余年，严重分散了美国乃至国际社会对不扩散领域其他重要问题的关注，“如果伊朗核计划不再被视为一种危机，那么它将使美国及其他国家得以对其他重要的不扩散问题采取战略性行动……达成协议将给国际社会传递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不扩散机制或许是一团糟，但它的确在发挥作用”。因此，谈判6国、欧盟和伊朗做出了很多外交努力，希望能给长期僵持局面带来一股新气象，也为最后解决伊朗核问题打好基础。值得一提的是，中方的立场和理念对拉近各方立场起到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各方出现较大分歧、寸步不让的时候，中方提出的意见得到各方高度重视，发挥出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最后一公里为什么难走？
伊朗核问题各方对推进谈判都做出了积极努力，虽然多次推迟最后期限，但换个角度来理解，这种推迟更应被看成是各方为更好解决伊朗核问题而争取的更多时间，这才有了此次框架性协议的最终出台。按照谈判设想，2015年6月底各方在框架性协议基础上，将争取制定全面协议。从目前看起来，距离彻底解决伊朗核问题似乎只差最后一公里了，但这段行程中依然存在不少阻碍甚至危险。
美伊双方政治动机差异依然存在
自中东局势不断恶化以来，美国在中东的外交政策面临着全面崩盘。如今，伊朗核谈判可能是奥巴马政府唯一可以拿来撑门面的“亮点”工程。但是，即便美国主动展示了橄榄枝，并不表示美国将会因此彻底扭转美伊关系对立实质，因为这直接关系到美国中东政策的根本立场和反恐战略的现实需要。例如，2014年8月，就在两国进行外交磋商的时候，美国财政部依然宣布对伊25家企业、银行和个人实施制裁。更何况美国国内敌视伊朗的势力很强大，美伊矛盾难以消除。从伊朗方面看，伊朗发展核武器的深层次原因，是国家安全的迫切需求和捍卫什叶派领袖地位的宏大目标，其中尤以应对美国及其中东盟友对其构成的军事威胁为主要目的。因此，伊朗如放弃或自我限制核计划，交换条件必然是要求美国对伊朗的政治地位和影响予以尊重，而这同美国中东政策基本立场仍不相容，因此伊朗的姿态也存在缓解紧张局势，争取时间的打算。
美伊两国国内政治生态对谈判可能造成负面影响
虽然伊朗总统鲁哈尼多次表示，伊核谈判所有相关问题都有希望得到解决，伊朗也愿意与伊核问题六国达成全面协议。不过分析人士也担心，伊朗此举只是缓兵之计，国内支持发展核力量的强硬派对政府影响不可忽视，甚至鲁哈尼本人在参加革命时，与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强硬派关系十分密切。针对框架协议达成后开始的新一轮谈判，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表示，美国才是威胁和不稳定的源头。他之前还曾表示，如果美国不能同时解除对伊朗的全部制裁，关于伊朗核计划的任何协议都将不可能达成。伊朗革命卫队副司令也做出强硬姿态，表示无论谈判达成什么样的协议，伊朗绝不允许外界对其军事设施进行核查，“对于提出这种要求的人，我们将以子弹回应”。
美国也有类似情况。奥巴马已经成为公认的“跛脚鸭”总统，国内强硬派势力又对伊朗极不信任，早就失去了谈判耐心，“府院之争”也将对奥巴马的外交计划构成巨大挑战。就在框架性协议达成后不久，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4月14日以19票赞成、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一项法案，核心内容就是要赋予国会审议伊核谈判最终协议的权力。1个月之后，在5月14日，美国众议院也以400票赞成、25票反对的绝对多数表决通过该法案，至此法案已在参众两院都获得通过，即便是不少人士也倾向于此法案，这也说明美国对伊朗核问题协议存有很大怀疑，奥巴马更感四面楚歌。对此，早就对奥巴马政策不满的以色列颇有些幸灾乐祸，以色列情报部长尤瓦尔・施泰尼茨对美国国会获得审议权难掩喜悦之情，认为这项法案将“对阻止一项糟糕协议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东敌视伊朗的国家不会轻易改变立场
以色列、沙特等国长期对伊朗持有敌对态度，特别是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以来，中东政治矛盾四处激化叠加，导致一系列动荡，最终使以伊朗为代表什叶派势力在很多地方呈坐大之势，并同逊尼派力量在也门、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发生激烈冲突。沙特原本试图利用低价格石油武器压垮伊朗，但美国近年来淡化了与沙特关系，还试图与伊朗联合打击“伊斯兰国”，这导致了沙特的不满。
对伊朗核协议反对最强烈的恐怕要属以色列。它始终认为伊朗政府在核谈判上是虚伪的，坚决反对美国放松对伊朗的制裁和军事压力，并一直在准备单边军事行动。因为伊朗如果获得核武力量，将对以色列构成生死攸关的威胁。2013年底，当谈判各方在日内瓦达成初步协议消息传来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批评协议说，“这不是一个历史性的协议，而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允许一个危险的政府掌握最危险的武器，对全世界的安全都是一个威胁”，他还表示将尽一切努力阻止达成一个“坏而危险的协议”。2015年3月，在以色列大选前夕，内塔尼亚胡应共和党掌控的美国国会邀请访美并在国会及美国著名犹太游说团体“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发表了讲话。他此行时机不可谓不微妙，一是以色列大选在即，国民对国家安全问题极为关注。二是伊核问题各方正处于接近达成协议之际。值得注意的是，奥巴马并不欢迎其在此时访美，拒绝与其会晤，甚至副总统拜登也借故没有出席内塔尼亚胡在国会的演讲。随后，奥巴马还毫不客气地指责内塔尼亚胡，认为后者借助到美国站台讲话，有故意制造美国政府在以色列选举中支持他的嫌疑，此外，他还批评内塔尼亚胡对伊朗核问题的政策是错误的，只会逼迫伊朗更坚定地研发核武器，奥巴马强调“一个能够将伊朗核项目的现状最少维持10年的协议才是避免伊朗走上制造核武器之路的最好办法”。这也反映出美国国内保守势力、以色列、奥巴马在伊朗核谈判问题上的尖锐分歧。随着2015年3月内塔尼亚胡顺利连任总理，未来以色列对伊朗的政策恐将持续强硬，这也给伊朗核问题的前景蒙上一层阴影。
伊朗与西方在限定核计划和解除制裁方面还存有分歧
伊朗核协议篇3
除了战略上的考量，长久以来德国与伊朗之间相对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也让德国成为伊核谈判后第一个接触伊朗的西方国家。尤其在世界颇为关注的伊朗核问题上，德国不仅是核谈判的初始倡导者，而且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努力充当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调停人。在德国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看来，伊朗核协议的达成是德国始终坚持外交解决方案的结果。然而，必须清醒地看到，鉴于海湾国家、尤其是以色列对伊朗核协议持强烈反对的立场，德国未来的调停努力还将面临严峻挑战。
在伊核谈判中的角色
伊朗核谈判源于德国的倡议。2002年，卫星照片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调查表明，伊朗正在实施秘密的核计划。以色列感到自身的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为了避免美国和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2003年，时任德国外交部长约希卡・菲舍尔发起倡议，与英国、法国外交部长前往德黑兰，与伊朗启动谈判行动，目的是通过外交手段阻止伊朗建造核武器。在与德英法谈判后，伊朗签署了一份《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2004年伊朗又与三国在巴黎签署协议，宣布中止与铀浓缩有关的一切活动。在此期间，德国也积极推动和支持欧盟作为协调人参与到谈判中。2006年伊朗总统内贾德重启铀浓缩活动。同年，伊核问题被提交安理会后，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加入谈判，形成了伊核问题六国的磋商机制。德国作为六国中惟一的非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参与其中，足以说明德国的突出地位。此后，在联合国、美国和欧盟对伊朗加大制裁的背景下，伊核问题六国与伊朗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始终未能取得成果。直到2013年8月，伊朗新总统鲁哈尼上台后致力于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发展国内经济，伊核谈判出现了转机，并最终达成了全面协议。
虽然在谈判的最后关头，美国国务卿和伊朗外长日益成为主角，但是，德国代表团一直在谈判的关键时刻扮演着重要角色，不仅在美国和伊朗之间斡旋，而且还确保俄罗斯不中途退出谈判。尤其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持续紧张的情况下，继续让俄罗斯参与伊朗核谈判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鉴于俄罗斯最近在一些其他的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合作项目上有所回撤，因此，俄罗斯在伊核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建设性角色多少令人感到意外。固然，在俄罗斯看来，退出谈判会在经济和安全政策上带来无可估量的影响，因此对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伊核问题比较感兴趣。但是，德国在乌克兰危机应对以及对俄罗斯关系上的立场也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德国始终反对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虽然它在欧盟内推动了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但是，德国始终表达出与俄罗斯进行对话的意愿，并和俄罗斯保持着某种程度的信任关系。相比而言，美俄之间的对抗成分要多得多，也正因为如此，德国也在美俄之间进行斡旋。例如，德国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曾成功说服美国国务卿克里，如果美国不向俄罗斯做出积极的外交姿态，伊朗核协议是无法达成的。因此，克里在今年5月13日访问了俄罗斯索契，此访也为伊核协议的达成奠定了重要条件。
对于德国在伊朗核谈判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德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伊朗问题专家贝赫鲁兹・阿布多尔王德甚至认为，在美国和以色列国内都有采取军事措施的强烈呼声的情况下，德国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因为德国一方面始终遵守对伊朗的制裁政策，另一方面也始终反对军事冲突，通过这种平衡政策，确保了如今谈判的成功。
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角色
德国之所以尤其能够在以色列和伊朗之间进行调停，是因为德国与两国都有着紧密的关系。一方面，德国是以色列在欧盟最紧密的伙伴。自1965年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德以关系50年来虽有挫折但总体发展稳定。出于历史的原因，德国始终想与以色列保持良好关系。2008年3月，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耶路撒冷的一次集会上表示：“在我之前的每一届德国政府和每一位德国总理都遵循德国对于以色列安全的特殊的历史责任。这种历史责任是德国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这意味着，以色列的安全对于我作为德国总理而言从来都是不容谈判的。”换句话说，以色列的安全是德国的国家利益所在。正因如此，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安全，德国不惧对伊朗制裁给本国经济带来的损失，并强调“如果伊朗不妥协，德国政府将继续坚定地支持制裁”。在核谈过程中，德国政要也一再提到，不惜一切代价地达成协议不是德国所追求的目标。
另一方面，德国与伊朗有着紧密的经贸联系的传统。德国是数十年来伊朗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以及高科技、甚至包括核技术的供应商之一，伊朗的布什尔核电站最初就是由德国西门子公司负责建造，后来改由俄罗斯帮助续建。根据官方信息，截至今年7月，德国有80家公司在伊朗有分部，另有约1000家公司有代表处。其中，德国汉高、西门子和拜耳等大公司都在伊朗开展业务。在过去几年，由于对伊朗实施的各种制裁措施，德国对伊朗出口大幅萎缩，但在2014年制裁略有松动的情况下，德国对伊朗出口就已经增长了近三分之一，达到24亿欧元。德国工商大会预计德国对伊朗的出口在未来两年将翻倍，达到约50亿欧元。德国工业联邦联合会甚至认为，德国企业在不久的将来对伊朗的出口额将达到100亿欧元以上。
未来的角色定位
在德国看来，伊核协议长期且可核查地排除了伊朗获取核武器的可能性，能确实提高近东和中东地区、尤其是以色列的安全，否则德国不会如此积极地参与一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明确反对的协议。同时，德国也期待伊核问题的外交解决方案能够为该地区的其他危机，例如叙利亚问题的解决提供范例，这在欧盟各国、尤其德国面临众多叙利亚难民的背景下极具现实紧迫性。此外，德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寄希望于伊朗核协议的达成能增强伊朗国内温和派和改革派的力量，进而促进伊朗的变革和开放。西方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期望，是因为看到了协议达成后伊朗众多年轻人走上街头狂欢。
伊朗核协议篇4
：伊朗进行核活动并非自今日始，而且追根寻源还是欧美帮伊朗建立最初的核设施和提供核技术的。为什么此前没有什么人说三道四，更没有人阻挠说“不行”，现在事情却越闹越大?
■：说来话长。
伊朗核活动始于冷战逐渐进入高潮的上世纪50年代。鉴于与苏联有漫长的边界，为防止苏联入侵，伊朗国王巴列维积极寻求核威慑。“盟友”美国率先支持伊朗的核计划。1957年，伊朗与美国签署“和平利用核能协议”，伊朗核计划正式启动。根据该协议，美国于1967年为德黑兰大学提供了一个五兆瓦用于研究的反应堆。
1970年，伊朗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74年，伊朗建立原子能组织。欧洲国家电积极参与到了伊朗核活动之中。1974年，西德帮助伊朗在布什尔建造的两个1300兆瓦轻水反应堆破土动工，总价值达35亿美元。第二年，法国与伊朗签订协定，伊朗间接拥有经营浓缩铀工厂的欧洲气体扩散组织10％的股权，伊朗向法国提供十亿美元，作为交换条件，伊朗拥有法国气体扩散公司40％的资本。70年代中期，伊朗在伊斯法罕成立核技术研究中心。按巴列维国王的设想，在美欧支持下，到20世纪末，伊朗将在全国建造23座反应堆并投入运行。到1979年1月巴列维国王前，伊朗又与其他国家签署了建立六个核电站的相关协议，其中西德帮助建设的两个布什尔核反应堆，一个完成了75％，一个完成了一半。此时，美国已向伊朗出售了八个反应堆，法国也向其出售了五个。此外，德黑兰研究中心的核反应堆也开始运行。
美国制裁下的核恢复
：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的核发展情况怎么样?
■：1979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美国等四方国家相继与伊朗断交，双边核合作中止。伊朗新政权本已放弃了巴列维的所有核计划，但由于新政权面临着来自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威胁，加之旷日持久的两伊战争，还有与伊拉克、以色列激烈的军备竞赛，为了巩固新政权，伊朗政府又决定恢复一度中断的核计划。
1983年夏季，伊朗就能否完成两个反应堆中的一个征求德国人的意见。由于美国施压，德国未与伊朗签约。1984年，伊朗开始与阿根廷接触，寻找德黑兰大学研究性核反应堆和布什尔核电站所需要的浓缩铀，伊朗核计划重新启动。同年，在时任议长拉夫桑贾尼的坚持下，伊斯法罕大学也启动了一个核研究所。1989年，伊朗开始在阿根廷的帮助下开采铀矿，并与其签署了建设处理铀矿石设施的协议。又是美国施压，1992年初，阿根廷政府以担心伊朗利用这些设备生产核武器为由宣布中止该协议。此后，伊朗与巴西进行了核技术谈判，伊朗准备重新启动四个核设施的建设。还是美国施压，谈判无果而终。迫于美国的压力，德国和法国也再次拒绝了伊朗恢复核联系的要求。
由于美国的核制裁，到上世纪90年代初，伊朗人使用的惟一一套重要核研究设施仍是美国在1960年提供的那个五兆瓦的池式反应堆，伊朗核技术和知识绝大部分也是原来美国人提供的。
俄罗斯帮助下的核发展
：俄罗斯提出将伊朗的铀浓缩活动放在俄境内进行以便监控。这个建议可说是“破天荒”的，俄罗斯提出这个建议，原因何在?
■：在得不到他国支持的情况下，1991年，伊朗开始与俄罗斯商谈恢复修建布什尔核电站问题。次年，双方签署《和平利用核能协议》。随后，两国又签署了核电站以及提供核燃料等协议。1995年1月，俄伊签署了在布什尔修建―个装机容量为1000兆瓦的原子能发电站的合同，合同金额高达10亿美元。1997年，布什尔核电站动工，原计划2003年底投入运转，这是伊朗的第一个核电站。尽管美国极力反对俄伊核合作，但合作没有中止，俄还答应帮助伊朗新建五个核电站。在与俄合作的同时，伊朗还与巴基斯坦进行核合作，后者答应在伊斯兰堡附近的核科技研究所培训伊朗物理学家。
借苏联解体之机，伊朗积极网罗了前苏联的一些核科学家。此外，巴基斯坦核弹之父阿卜杜拉・卡迪尔・汗早在1986年就秘密访问过伊・朗。卡迪尔汗对伊朗核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进入新千年，被美国定为“邪恶轴心”之一的伊朗，备感压力，加大了核发展的力度。在伊朗的要求下，2002年7月，俄罗斯决定帮助其再建五座核电反应堆。在2002年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上，伊朗宣布在今后20年里再建造10座核反应堆。
2003年2月，哈塔米总统宣布，伊朗发现并开采铀矿，在伊斯法罕、卡尚两地建立了铀浓缩工厂。铀浓缩技术是核能利用的关键技术，为获得此技术，伊朗采用了与伊拉克和巴基斯坦类似的发展计划，这就是通过国际市场、国际黑市以及互联网等，或明或暗地一件件购置离心机部件，来获得铀浓缩技术和能力。2005年5月，伊朗首次承认已把37吨铀精矿转化成了天然气，这标志着它已完成进行铀浓缩的初始步骤。
在俄罗斯等国帮助下，伊朗在―工业纪90年代初就建成了轻水次临界堆、重水零功率堆、临界石墨次临界堆等相关设施。负责铀转化的“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于1999年动工兴建，现在即将建成。到2003年底，纳坦兹的铀浓缩中试厂安装离心机1000台。计划于2005年建成的铀浓缩厂，总计可安装离心机50000台。2004年开始在伊斯法罕动工兴建燃料制造厂，计划于2007年建成投产，为iR-40重水研究堆和布什尔轻水动力堆制造燃料组件。阿拉克的重水生产厂也已于2004年建成投产。
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下的核实情
：在伊核问题上，人们常能看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身影。这个曾经在伊拉克频频展开核核查的国际机构，在伊朗核问题上扮演了什么角色?
■：伊朗朗核问题公诸于世后，为了防核扩散，国际原子能机构(1aea)展开了对伊朗的核查。
2003年2月，iaea总干事巴拉迪率专家对伊朗纳坦兹铀浓缩设施和阿拉克重水生产厂进行视察，从而开启了iaea对伊朗的曲折“核查”之路。2003年的对伊核查取得了丰硕成果，在6月的《总结性声明》、9月的决议以及11月巴拉迪提交的报告中，该机构承认伊朗核计划的和平目的，指出存在漏报及其铀浓缩计划目的不明等现象，要求伊朗公开其核计划，敦促其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上签字。为与iaea进行合作，伊朗答应在附加议定书上签字，并愿意接受iaea更严格的检查，还将其与核问题有关的全部文件交给iaea。巴拉迪对伊朗结束了“隐瞒政策”和“积极合作”的态度予以肯定。针对iaea对伊朗提供和反馈信息迟缓、核计划和平目的模糊的指责，伊朗暂停了所有铀浓缩有关的活动，并于年底在附加议定书上签字，从而为iaea对伊朗核设施进行突击核查铺平了道路。
2004年3月中旬，伊朗同意iaea核查人员重返德黑兰。伊朗重申暂停铀浓缩计划，要求iaea于5月底以前完成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于6月理事会会议期间最终解决伊朗核问题。伊朗虽履行了暂停铀浓缩活动的承诺，但iaea通过核查发现有几处浓缩铀沾染以及离心机的进口、生产和使用现象。为此，理事会接连通过新的决议，要求伊朗提供更详细资料，暂停与铀浓缩有关的一切活动，批准保障监督协定附加议定书，确定11月25日为对伊朗核问题进行全面审议的最后期限。
伊朗核协议篇5
奥巴马上任近一年，给外界的印象多是他的鞠躬、道歉与和解、合作姿态，但这一外交见习期的表现并不代表他今后3年的政策走向。就在他12月10日赴奥斯陆领取诺贝尔和平奖当天，美国负责军控事务的副国务卿原定将同波兰国防部副部长签署关于美国在波兰驻军地位的文件，但在最后一刻因司法争议而取消。不过，双方对于美国士兵的进驻并无异议，预计波兰将于2010年3月底组建首个“爱国者”导弹连。这对俄罗斯来说，显然不是好消息，从中也可见美国的海外军事战略调整并不全然是收缩的态势。
在奥巴马的战略棋盘上，2011年底前全部撤出驻伊美军，以及在完成戡乱任务后从2011年7月起逐步撤出驻阿美军之外，还有可称为“三核一导”的外交难题，分别是朝核、伊核、与俄罗斯的削核谈判以及在欧洲部署反导系统的问题。这四项问题彼此间也有关联，譬如朝鲜和伊朗的秘密武器贸易，伊朗和俄罗斯的核技术合作，美国将东欧反导问题与俄罗斯帮助解决伊朗导弹问题挂钩等。奥巴马如何统筹这四项外交难题，全球正拭目以待。
朝鲜“进二退一”
12月8～10日美国朝鲜问题特使斯蒂芬，博斯沃思访朝，劝说朝鲜出席六方会谈和履行2005年《9・19共同声明》，尽早放弃核开发计划，同时重新加入《核不扩散条约》。行前博思沃斯先到韩国征求意见，离开朝鲜后依次访问日、中、俄，介绍访朝结果。此行距离他今年3月初访问韩日中俄四国，已有9个月之久，而在此期间，朝鲜发生了诸多变化。
朝鲜在3月9～20日韩美“关键决断”联合军演之后，通过4月的远程导弹试射、5月的二次核爆、7月连发7枚导弹，将半岛局势急遽升级，引起联合国针对朝鲜核及导弹项目的追加制裁。在此期间，朝鲜宣布永久退出六方会谈，不接受六方会谈任何协议的约束，终止1953年《停战协定》，完全反对安理会决议，并将在重启“钚”核设施之外，推进难度系数更高但威慑力更大的“铀”核武计划，摆出一副一意孤行、不惜鱼死网破的架势。
然而下半年，局面又倏然改观。8月笑迎克林顿，会见韩国女企业家，对韩开展“吊唁外交”，并恢复2008年被切断的朝韩陆路交通和军事热线，甚至邀请美特使博斯沃思访朝；10月热情接待来访的总理，并透过媒体表示希望与美签和平协议，还派出外务省美国局局长李根赴美，敲定在朝鲜重返多方会谈之前，朝美先开两次正式会谈。
对于朝鲜上半年与下半年的态度落差，有人解释为国际制裁起了效果，并以“朝鲜年底货币改革反衬了朝鲜通胀严重”论证朝鲜经济基础薄弱，亟需外界援助。但在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张琏瑰教授看来，朝鲜近20年来一直握有事态发展的主导权，拥核是朝鲜坚定不移的战略目标，而2009年对朝鲜来说具有特殊价值：一是朝鲜核武小型化、实用化的技术条件已经成熟，只欠测试纠错；二是2006年第一次核试验之后朝鲜通过立即返回六方会谈，成功消除了遭武力制裁的可能性，二次核爆同样有绥靖思潮保护过关；三是奥巴马对朝核问题不甚关心，李明博又对朝鲜冷漠，给朝鲜提供了试验核、导武器的借口。
因此，朝鲜按照“进二退一”的战术套路，上半年“进二”，亮出外界激怒朝鲜的后果，下半年“退一”，改善与美韩日及中国的关系，并通过朝美会谈让美国“习惯与有核的朝鲜打交道”，破坏国际反核扩散统一战线，逐步将安理会第1874号决议废纸化。但是美国不会完全跟着朝鲜的指挥棒走，布什在离任前满足于朝鲜不对外核扩散，可奥巴马坚持“一揽子解决”，即不与朝鲜进行双边实质性会谈，只在朝鲜弃核完成后再给丰厚补偿，并且为了防止朝鲜弃“钚”就“铀”而重提朝鲜必须“完全地、可核查地、不可逆转地”弃核。
尽管奥巴马对朝鲜弃核期待颇高，但国际社会普遍怀疑朝鲜会重返六方会谈(朝鲜向博斯沃思保证会支持去核化协议，但要求同美国缔结和平协定，并对重返六方会谈未置可否)，加上对朝美单独接触的担心，相关利益方已开始秘密或公开与朝鲜接触。韩国媒体曾报道说，韩朝两国高级别人士10月20日前后曾在新加坡会面，商讨再次举行南北首脑会晤的条件和可能性。而在11月份，法国总统特使雅克。兰访问朝鲜，与朝鲜外长探讨法朝建交的可能性，顺便寻找参与朝核问题谈判的机会，此举被美国媒体讽刺为“法国要趟朝鲜外交的浑水”。
伊朗新建“铀厂”
如果说美国对朝核问题不上心，对朝鲜的炫耀武力和谈判要求都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的话，那么对于伊核问题，奥巴马并不含糊。早在竞选期间，他就承诺将与伊方展开直接谈判。然而上任后，他却迟迟迈不开步子，先是等6月伊朗总统大选的结果。在伊朗选后骚乱期间又避免激化事态，然后精力又被医疗改革牵扯，等到9月底美国给伊朗的5个月缓冲期到期，伊朗却告诉国际原子能机构自己正在修建第二座铀浓缩厂，以获得医疗用反应堆所需的浓缩铀。这一变故打乱了美方的谈判计划――奥巴马原本打算向欧盟看齐，接受伊朗的“和平核计划”，不再追求“暂停铀浓缩是谈判前提”，仅要求将其核设施置于国际监管之下。
由于伊朗再次挑衅，欧美对其不信任加剧，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都出台了对伊朗相当不利的报告。在这一氛围下，10月1日伊朗与六大国在日内瓦举行了高级别谈判，伊朗首席核谈判代表赛义德，贾利利同意联合国人员可进入伊方新披露的核设施开展核查，并原则同意将部分浓缩铀运至俄、法等国进行深加工。但伊方的后一妥协并未落实，10月下旬，美俄法及国际原子能机构与伊朗就“核燃料外加工”方案举行的维也纳会谈无果而终。
11月22～26日伊朗举行保护核设施演习，随后其与外界对峙升级：国际原子能机构11月27日要求伊朗澄清一切未决疑问，立即停建库姆城附近第二座铀浓缩工厂，并不得私自建设其它核项目，这被伊朗驻该机构代表苏丹尼耶一口回绝。两天后，伊朗宣布将在境内新建10处铀浓缩设施。针对有专家质疑说伊朗根本没能力大规模扩建，内贾德总统12月1日说，伊朗新建“铀厂”决非空谈，德黑兰也没义务告知国际原子能机构本国的核设施建设计划，除非这一计划用到进口技术。他还宣称，伊朗与该机构的“友好”关系已告结束，德黑兰不需要再就核计划与西方国家对话。次日他又补充说，伊朗将“自行生产”医学研究用核反应堆所需的纯度为20％的浓缩铀(武器级的铀235，纯度须达到80％至90％)。
12月1日，日本外交官天野之弥正式接替在位12年的埃及人巴拉迪，成为国际
原子能机构新一任总干事，天野之弥虽然表示将帮助穷国和平利用核能，但由于他来自一个曾经历过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的国家，反核武扩散立场坚定，预计伊朗将承受更大压力。
随着年底伊朗接受联合国核问题框架协议的最后期限临近。美国、德国逐渐对伊朗失去信心，不断向其施压。伊朗政府内部也不时发出缓和信号，譬如伊朗副总统兼原子能组织主席萨利希和议长拉里贾尼就唱起了“双簧”，要求国际社会“别逼伊朗退出核不扩散条约”。12月4日，伊朗伊期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该国前驻意大利大使的话称，伊朗将根据之前达成的安全保障条款，在向新核工厂注入气体前6个月，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10个新核工厂的建设进程。这相当于部分收回了内贾德的强硬讲话。未来，伊朗仍然很难捉摸。
美俄“冲刺”削核
与朝鲜、伊朗这两个桀骜不驯的核门槛国家相比，俄罗斯这个全球第二大核武大国却相对容易与美国相处。尽管美俄核裁军协议12月5日到期失效，但双方总统发表联合声明，誓言将尽早完成已于4月1日开启、7月奥巴马访俄期间得到决定性推动的缔结新约工作。
所谓美俄核裁军协议，是指美苏1991年签订、但得到俄罗斯继承的《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它与配套的2002年《莫斯科条约》共同构成战略武器管制的基石。基于该条约，美国的核查人员最早于1988年?月进驻俄罗斯沃特金斯克机械制造厂，昼夜监督“白杨”和“圆锤”洲际弹道导弹的生产。2001年，由于俄财政困难以及美国多年来未生产洲际导弹，俄先行召回驻美犹他州的核查小组。此番由于条约失效，且无临时性协议填补监管真空，美国也无意在新条约中加人派驻观察员的条款，故美国检查小组只能永久性地撤离俄罗斯。
削减核弹头以减轻经济负担，是俄美双方的共同需要，故双方立场接近，差别仅在于是保留1500还是1675枚核弹头。谈判难点有三：运载工具的削减幅度、进攻性与防御性武器的关联性问题、美国新反导计划的真实情况等。关于第一个难点，俄方主张双方将运载工具削减至500枚，而美方只同意控制在实战部署的1100枚。10月29日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琼斯谈判时，双方解决了最大分歧，但俄方还有一系列关切尚待落实。
有分析称，将签署新条约的时间推迟至12月5日之后其实对俄罗斯有利，因为奥巴马12月10日即将赴瑞典领取和平奖，如之前不对俄方妥协，例如把携带非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算作具有核打击能力的武器，他就不能把美俄新的核裁军协议拿到颁奖会上炫耀。此外，美国还希望通过在削核方面“速战速决”，换取俄罗斯支持制裁伊朗，但俄方并不急于表态。
伊朗近来愈发担心会被俄罗斯“出卖”。奥巴马曾在今年3月暗示，只要俄方帮助制止伊朗生产远程导弹，美国或可不必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9月，梅德韦杰夫在纽约说，“制裁虽然通常不能产生积极作用，但有时也是难以避免的”；10月，俄方宣布“暂不实施”向伊朗出售S-300防空导弹的合同；11月，俄方宣布将其承建的伊朗布什尔核电站推迟到明年启动，而梅德韦杰夫在新加坡又称：“伊朗核谈判进程并未完全停止，但俄方对进展速度并不完全满意。如果这一进程不能取得结果，还有其它手段继续推进这一进程。”当然，也有专家认为，俄不会轻易“出卖”伊朗，且不说核电站和军售合同于双方均有利，单就伊朗对美国的牵制作用而言，俄也不愿割舍。至于梅德韦杰夫的那些表态，只是俄式外交辞令。
不管怎么说，俄罗斯与美国和北约的关系正在逐步修复中。12月4日，俄外长拉夫罗夫在布鲁塞尔出席俄罗斯与北约理事会外长级会议期间对媒体表示，只要新的核裁军文件一准备好，俄美双方就会立即签署这一文件，再交由俄杜马和美参院批准，使之尽快生效。不过，如俄《独立军事观察》杂志副主编维克多，利托夫金所说，若今后一段时间双方谈判仍没有结果，新条约签署工作可能会推迟到明年第八次《核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召开之前。
“押后”欧洲反导
美俄新核裁军协议尚未敲定，美国和波兰的防空导弹协议却已是八九不离十，虽然美在波兰境内部署的“爱国者”导弹只是布什政府计划在波部署的10套远程导弹拦截装置的“附赠品”，但对波兰来说，用来对付俄罗斯的中短程导弹威胁，还算有点心理安慰作用。何况，美国并未真的放弃东欧反导计划，而是正与波兰、捷克商讨更经济实用的合作方案。根据新计划，美国将于2015年在捷克和波兰部署改进型陆基“标准3'’拦截导弹，光在波兰境内就部署30枚，每枚造价仅1000万美元，低于“布什版”每枚7000万美元的造价。
“布什版”东欧反导计划总耗资35亿美元，2010年正式建设，5～7年内建成。奥巴马在9月17日宣布放弃这一计划，并称这样做主要是基于美国战略利益，而非“外交考虑”。外界普遍认为此举将减轻俄方忧虑，或可换得俄放弃在同波兰接壤的飞地部署战术导弹的对抗性计划；若后续措施得当，还可谋求俄在伊朗核计划和削核谈判上的积极回报，甚至争取俄为北约在阿富汗的作战提供后勤保障。但很少人注意到，这其实也是为了讨好德、法、土耳其、罗马尼亚、挪威等北约盟国，因为之前美国绕开北约，直接与捷、波政府磋商反导计划，让前述国家不太高兴。而且，根据奥巴马此后的解释，美国“转移”原计划在东欧部署的反导系统，是因为伊朗中短程导弹的威胁迫在眉睫，必须转而开发区域性反导系统，以保护整个欧洲大陆。奥巴马还表示，美国在欧洲的新反导构架将比原来的“更全面”、“更省钱”，会利用在技术上更成熟、且不占据他国土地的海基“宙斯盾”反导系统；如其部署在地中海，还可将之前未曾覆盖到的南欧国家置于保护伞之下。这些宣示，无疑深得欧洲人心。
只是由于美国去年夏季先后与捷、波签署反导协议，现在撕毁，未免有点唐突，尽管捷美反导协议今年3月已在捷克众院表决中被否决，但不是没有转圜的可能。7月份，捷克前总统哈维尔等多国前政要联名写信给奥巴马，呼吁他不要因向俄让步而放弃东欧反导计划。而在白宫宣布放弃“布什版”计划后，捷克前总理托波拉内克、波兰前总统瓦文萨等大失所望，抱怨美国“不再关心东欧”。捷克外长科胡特则向美国提出两点补偿要求：在中欧为北约成员国建立一个西点军校的分校，并派一名捷克科学家到美国的国际空间站上去。
伊朗核协议篇6
就算伊核协议能圆满地执行，对伊朗所有相关的制裁能顺利解除，我们仍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伊朗核问题极有可能在告一段落的同时发生质的变化，即演变、升级为中东核问题。因为伊朗核协议的签订实际上是把伊朗的全部核技术和部分核能力合法化了，伊朗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东的日本”，给阿拉伯主要国家和土耳其等中东未拥核国家树立了榜样，为中东进入全面核竞赛提供了动力。据我观察，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约旦、埃及和土耳其等五国已经开始建设或洽谈购买核反应堆，数量在十座以上。这五个国家的在建和拟建的核反应堆，建设速度会大大快于伊朗的布什尔核电站，因为布什尔核电站是在受到制裁的条件下进行的，而且未来的中东核竞赛是在iaea的监督下合法进行的。据说阿联酋的核反应堆已经建设了30%以上，再过两年就能完成，而埃及的核电站两年前就开始招标了，计划到2025年建造四座核电站。我们由此可以想象一二十年以后的中东会是什么样。
李绍先：
这个趋势现在已经非常明确了。原因就是伊朗在中东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而且势不可挡。众所周知，中东地缘政治格局非常复杂，长期以来伊朗处于被压制的状态，中东在外力的介入下维持着脆弱的平衡。9.11事件以后，这种平衡被逐步打破。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打垮了伊朗的两个地区对手，伊朗逐渐坐大。现在中东地区国家中，几乎无人能与伊朗抗衡。沙特近期很活跃，但其实沙特并没有野心要和伊朗平起平坐，它只是害怕伊朗，甚至可以接受伊朗在伊拉克、叙利亚的利益存在，以换取伊朗对它在海湾、也门利益的认可。现在中东国家争相发展核能，未必是真的用来发电，而是要提高自己的核能力，长远看可能是要搞核武器。现在还有传言说，沙特和巴基斯坦达成了一项协议，巴基斯坦将在沙特要求的情况下向其供应核弹头。此前国际社会一直广泛认为沙特支持了巴基斯坦的核武器计划，可能通过提供财政资助来换取技术转让甚至核弹头。
李国富：
但我个人觉得，不应该过分夸大中东的核竞赛。中东一些国家确实在积极发展核项目，但这些都是可控的和平发展。国际社会为什么担心伊朗，是因为伊朗坚持发展所有核活动，包括生产离心机、提炼铀浓缩等。目前中东大多数国家都不具备这种能力，它们的核计划处在iaea严格的监视之下，并不具备发展核武器的条件。
我认为伊核协议除了将对美伊关系、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地区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外，还会对国际能源市场产生直接的影响。目前，国际石油市场供大于求，油价疲软。伊朗一直是石油储存和生产大国，国际制裁使伊朗的石油生产能力受到很大限制。如果解除对伊朗的能源制裁，伊朗的石油日产量能在半年之内提高50万吨。另外，由于受到制裁，伊朗过去一两年生产的大量石油都卖不出去，因为石油管子不像水龙头一样能掐掉，不管能不能卖，石油管子必须开着，所以伊朗储存了大量石油。这些石油一下子涌入国际能源市场，将对现在已经比较疲软的石油价格造成更大冲击。因此，可以说，在一个相当时间内，国际油价将会在一个相对低的价位徘徊。
殷罡：
我所说的中东核竞赛是指核技术的竞赛，并不是相互比拼制造原子弹。比如，日本掌握着核技术，虽然也处于iaea的严格控制之下，但是一旦需要，日本完全有能力在半年之内造出核武器。
伊朗核协议篇7
伊朗核问题几起几伏，去年下半年美国中情局报告公布后，关于核问题以及美伊关系的发展就像进入了一个黑箱，人们能够感觉到其中正在发生激烈的博弈，却不知道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种无声胜有声的状态使人们意识到，黑箱开启之时也许就是美国对伊朗的政策清晰之日，甚至是美伊关系发生转折之日。而最终决定开箱结果的因素，既有美国内部不同的对伊政策主张，也有伊朗内部不同的对美政策主张，还有以色列和海湾国家的立场倾向以及美伊之间秘密互动的结果。
对伊朗威胁的定位
两党高度一致
在布什政府的战略棋盘上，从全球范围看，伊朗早在2006年3月就被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式确定为“单个对美国威胁最大的国家”，而且威胁的严重性和现实性随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大；从地区范围看，伊朗问题已经超越伊拉克问题，成为美国对包括土耳其和阿富汗在内的“大中东”地区战略的焦点。美国要实现黎巴嫩的稳定，推进巴以和平进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重建方面取得进展，都与伊朗息息相关。也许在伊朗看来，这些因素是自己和美国“叫板”或讨价还价的资本，但在美国方面看来，这些因素恰好表明伊朗的现实威胁正在增大，需要尽快做出决断。2008年1月13日，布什在访问阿联酋时再度鲜明地列举伊朗的“罪状”和美国乃至世界面临的威胁，即伊朗是世界上首当其冲的纵容协助的国家，它破坏黎巴嫩的和平，向组织运送武器，发表危险言论并胁迫邻国，公然蔑视联合国，拒绝公布核计划，破坏整个中东地区的稳定，总之，正在威胁整个世界的安全。
虽然美国内部在如何应对伊朗问题上存在不同的看法，但在如何看待伊朗对美国所构成的威胁的认识上则是比较统一的，对伊朗核威胁的看法更是高度一致。也就是说，不仅共和党把伊朗视为现实的重大威胁，即使上台执政，其对伊朗特别是对其核开发威胁的判断发生重大改变的可能性也不大。目前在总统初选中领先的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多次指出，伊朗正在向伊拉克运送杀死美国士兵的高致命性爆炸装置，它们训练和装备，它们致力于毁灭以色列，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对地区和全球稳定是一个不可接受的威胁。他还反复强调，不能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只有一件事比动武还糟糕，那就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候选人奥巴马也表示，支持强化对伊制裁，以迫使伊朗停止浓缩铀计划。希拉里更是在《21世纪的安全与机会》一文别指出，伊朗是美国、北约以及以色列面临的长期战略挑战，伊朗是支持恐怖主义的头号国家。她发誓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
继续朝对抗方向滑去
布什政府对伊朗的基本政策是，坚决不容许伊朗在中东坐大和拥有核武器。这一强硬政策在其任内发生根本改变的可能性很小。而就目前情况看，即使赢得2008年大选上台执政，其可能采取的应对战略虽未必会像布什政府那样强硬甚至叫嚣要发动战争，但也不一定会完全向伊朗妥协。就连主张外交和政治解决途径优先的总统参选人，也不排除采取军事打击的可能。在总统初选中领先的共和党参选人麦凯恩多次指出，不能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军事打击作为最后选择不应该从桌上挪开；参选人奥巴马认为，不应该排除对伊动武这一选项；希拉里表示，如果伊朗不遵守国际协议，那么所有选择将摆在案台上。
伊朗高官和战略家则普遍认为，当今世界可以分为两大阵营，一是以美国为首的主导者阵营，二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被主导者阵营。现在，前者尤其是美国这个霸权国家已经变得越来越虚弱，每天都处于失败的过程中；后者却在不断兴起，对美国的优势正在不断上升。特别是在中东地区，美国深陷伊拉克泥潭，短期内难以脱身，正处于最软弱的状态。加上英、法、德、俄、中等大国为了各自在伊朗的重大利益（能源等），也不会全力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或者动武。因此，美国难以实施真正的制裁，更不可能对伊朗动武。相反，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重建等诸多问题上都有求于伊朗，需要伊朗提供合作。也许正是基于这种判断，伊朗对外界尤其是对美国对其地位和行为的消极看法，似乎不仅不担心，相反还引以为自豪，甚至不断发出挑战，有意无意地把自己摆到美国战略对手的位置上。在对美战略上，伊朗坚持强硬路线，利用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利益分歧，争取时间，抓紧安装新一代离心机，加快核开发步伐；积极展开外交攻势，改善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加强与委内瑞拉、印度等国的关系，广泛拓展地区和国际影响，争取抗衡美国的有利条件；抓住美国情报总局有关伊朗203年已终止核武研发和国际原子能机构连续几次报告均未发现伊朗研制核武器等有利证据，在舆论斗争上争取和扩大优势。
无论在战略认知还是在实际政策上，美伊双方都坚持强硬路线，势必加剧相互之间的战略对峙。而这种对峙态势所隐含的冲突风险极大，前不久两国舰艇在海湾上演的对抗游戏险些擦枪走火已经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新老政府都面临两种选择
美伊之间的这种战略对抗终究要解决。而且从目前美国方面对伊朗威胁现实性的认知和有关政策实践看，其解决这个问题的紧迫性也很突出。2008年1月13日，布什在阿布扎比的演讲中再度表明了美国要在“局势变得更糟之前”就解决伊朗问题的紧迫感。
从近期看，或者说在布什任期之内，美国对伊朗政策有两种选择。
其一是像现在所做的那样，推动联合国安理会在六大国协商结果的基础上通过第三个制裁决议，继续强化对伊朗的制裁，以压促变。美国国家情报总局2007年12月3日送交国会的一份解密报告就指出，伊朗在2010年之前应该不具备制造核弹的能力，只要结合国际社会强大的制裁和压力，使伊朗感到可以享有一定的地区影响力并确保其安全和国际形象，就可能说服伊朗领导人继续搁置核计划。
其二是由美国或以色列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从以色列的大力推动和美国国内强大的犹太院外集团的游说，以及布什本人的哲学观点、宗教情感和政策惯性看，特别是从对决策影响举足轻重的切尼等人的倾向看，布什政府都有对伊动武的现实性、紧迫感和可行性。根据美国民意调查结果，52％的美国人支持采取军事行动来防止伊朗制造核武器；53％的人认为美国会在大选之前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而且如果外交和政治途径迟迟难以奏效，而伊朗拖延时间的战略却不断得手的话，布什政府实施军事打击的紧迫性、现实性就可能上升。而且，伊朗越是使美国感到被动，美国就越有可能对其实施军事打击。因此，尽管目前布什政府在积极推动强化对伊制裁，但不能排除实施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从中长期看，也就是从布什之后的美国政府看，美国对伊朗政策同样面临两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是实现战略妥协。就像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知名学者塔基等人所主张的：伊朗并非决心凭借伊斯兰好战精神地区秩序，而只是寻求在其周边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应该承认伊朗在波斯湾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大国地位，然后像当年尼克松承认中国并打开对华关系的大门那样，直接与伊朗展开外交谈判，实现战略和解。在此基础上，美国构建一个新的地区框架，推进地区一体化，让该地区包括以色列和伊朗在内的所有主要国家都成为利益攸关方，共同维护地区稳定。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选择只有在美国对其大中东战略进行重大调整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就目前形势而言，其现实基础尚不充分。
第二种选择是战略遏制。美国的首要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与美国广播公司的联合研究项目“机遇2008”发表一份报告明确指出，伊朗仍然处于革命的狂热阶段，在地缘战略上谋求主导海湾地区，在意识形态上挑战该地区温和政府的合法性，渴求成为整个穆斯林世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领袖。报告认为，伊朗加强常规军事力量，蔑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而谋求获得核武器，卷入黎巴嫩和伊拉克等，不仅反映了它的野心，而且说明它现在的自信。它构成挑战的核心就在于其政权的性质。报告认为，对付伊朗的战略应该从遏制开始，直至其体系内部的结构性矛盾开始从内部削弱其自己。这种观点不仅能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着有望上台执政的的看法，而且具有超越党派的广泛代表性。目前，美国的不少政策实践也在朝这个方向发展。布什也已经表示：“美国正在和海湾地区的盟友们制定并加强长远的安全规划，和世界其他盟国一起应对伊朗这个威胁。”
3月3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制裁伊朗的第三个决议――1803号决议。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凯西表示：希望这一决议能够促使伊朗转变立场，停止可能用于生产核武器的铀浓缩活动。4日，伊朗内政部长普尔・称：新制裁不会对伊朗的发展造成伤害。
美国一著名的保守派代表人物曾称：“伊拉克之战可以被看作第四次世界大战的第一次战斗，世界已经发生过两次热战和一次冷战，都是以欧洲为中心，第四次世界大战正在中东发生。”此言虽不免有些危言耸听，但却明白无误地道出了中东在美国战略中重中之重的地位。伊朗又不肯轻易退让服软，看来，黑箱博弈远未到开启之时。
会讯
五百旗头真教授在京演讲
2008年1月30日，日本防卫大学校长、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日方委员、神户大学名誉教授、法学博士五百旗头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做了题为《福田内阁的安保与外交政策》的演讲。
此次会议是由中国社科院国际合作局和日本研究所共同举办的。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外交学院、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单位的中方代表和由首席委员小林阳太郎率领的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日方委员及外务省亚太局、驻华使馆、国际交流基金会北京事务所等日方代表共约近百人出席了会议。
在演讲中，五百旗头真教授对福田内阁的安保政策与外交政策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福田内阁在坚持和强化日美同盟的基础上，加强了与亚洲国家的关系。日美同盟与日中协调应该互相促进，共同发挥作用。由日本和中国的老一代领导人开创的日中和平友好关系，现在已发展成全方位、多层次的战略互惠关系，今后仍要平衡推进。这是福田外交的特点。日本要为中国的环境保护、节能减排做出贡献。
伊朗核协议篇8
[关键词]以色列海合会伊朗中东安全
中图分类号:D8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369(2010)2-0111-09
伊朗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便走上了一条以挑战国际秩序尤其是美国霸权、争当中东地区尤其是海湾区域霸主的道路。纵观战后历史,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东地区的战争主要集中在黎凡特(Levant)的巴勒斯坦、以色列和埃及的西奈半岛,而80年代开始主要集中在海湾尤其是美索不达米亚,即今日的伊拉克。与巴以开启和平进程截然相反的是,海湾区域的两伊战争、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接踵而至,海湾三强伊拉克、伊朗和沙特为首的君主国之间不断实现力量和结构的重组。美国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分别消除了伊朗东西两翼的宿敌政权和萨达姆政权,伊朗在海湾的崛起成为不争的事实。伊拉克战争之后的海湾形成了新的三强格局,即美国、伊朗和海合会国家。2009年初,美国奥巴马总统推出了“阿富汗-巴基斯坦新战略”,该战略以撤兵伊拉克、增兵阿富汗为显著特征。一旦美国撤出虚弱的伊拉克,海湾相对稳定的三极格局就会迅速被打破。鉴于伊拉克新政府已由什叶派占据了主导而与伊朗实现了关系的完全正常化,甚至有着天然的同盟关系,因此,海合会国家面临着伊朗的极大威胁,这种威胁既包括安全威胁,也包括宗教教派的威胁。以色列在与埃及、约旦媾和,并与巴勒斯坦主流派实现了相互承认之后,其与阿拉伯国家保持了一种实际的和平共处状态。而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走上了反以反美道路,这对以色列构成了现实的威胁,以色列甚至先发制人摧毁伊朗的核反应堆。面对着伊朗力量的逐步坐大,尤其是伊朗核问题愈演愈烈,无论是海合会国家还是以色列都感受到了全所未有的压力和不安全感。面对伊朗这个共同的现实威胁,以色列与海合会国家开始了安全方面的接触和初步合作。但由于海合会国家尤其是“伊斯兰盟主”沙特阿拉伯的特殊地位,如何在当前巴以和平仍未实现的前提下妥当处理与以色列的关系并实现安全利益上的双赢对于以色列与海合会国家都是巨大的考验。
伊朗崛起对中东安全的影响
伊朗的崛起并非历史的偶然,自巴列维王朝开始便走上了一条振兴国家的道路。20世纪30年代,纳粹德国大肆宣扬日耳曼人的祖先“雅利安”人。德国“渲染种族主题,即伊朗人也是‘雅利安人’,且西方殖民主义国家通过将其指称为拥有殖民内涵及‘种族自卑’色彩的‘波斯’来贬低该国”[注:SīrūsGhanī.CyrusGhani,iranandwest:aCriticalBibliography,Routledge,1987:166]。为了消除伊朗历史上长期受英俄帝国的侵略和分治而造成的民族自信心空前低迷的状态,礼萨国王于1935年将国名从西方人所称的“波斯”正式正名为“伊朗”,伊朗的发音便来自于波斯人的祖先“雅利安”。1979年伊斯兰革命了巴列维王朝,并否定了巴列维国王推行的“白色革命”,但是伊朗的神权领袖却继承了伊朗这个国名并进一步显示出争做地区大国的心态和举动。
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实行全世界唯一的神权共和体制,不仅如此,伊朗的革命还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在伊斯兰世界首次开始成为主导的思潮。因此,这种体制的特点一是神权政治,即神权领袖和教法学家引导国家;其二是共和制,即反对君主制,既包括君主专权,也包括君主立宪制;三是激进性,这种激进容易导致在国际和国内的极端主义和暴力行为。这三个特点对于中东安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首先,伊朗什叶派对于君主制的反对招致了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君主国的极大忧虑。霍梅尼就认为:“君主制等同于伪神、偶像崇拜和在地球上传播腐败”[注:abrahamiane.Khomeinism:essaysontheislamicRepublic.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3:24]。巴列维王朝时代,伊朗与沙特等国同为君主制和美国的盟友,关系相对平稳。伊斯兰革命后,沙特等海湾君主国遭遇到了巨大的压力。正是在伊朗明显且直接的压力下,沙特等海湾君主国联合自强,于1981年5月成立了“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以形成合力共同防御伊朗。其次,伊朗什叶派政权对于国外什叶派的煽动极大影响了相关国家的社会安定,伊拉克和巴林便是显著代表。伊拉克和巴林的什叶派穆斯林人口比例多于逊尼派穆斯林人口,但掌权的是逊尼派穆斯林。对于伊拉克,虽然萨达姆政权并非君主制,但萨达姆早年对于霍梅尼的不友善以及伊拉克是海湾唯一能与伊朗抗衡的国家等因素导致伊朗极力煽动伊拉克什叶派萨达姆政权。巴林虽然是小国,除了君主制原因遭致伊朗的威胁之外,其什叶派占据主导也是主要原因,不仅如此,伊朗对其还有领土要求,声称其为伊朗的一部分。除了伊拉克与巴林这两个什叶派占据主导的国家之外,沙特虽然什叶派人数较少,但伊朗将他们作为颠覆沙特王室的突破口,“最为感受到威胁的国家是拥有什叶派少数群体的沙特阿拉伯”[注:marschallC.iran'spersianGulfpolicy:fromKhomeinitoKhatami.Routledge,2003:26]。最后,伊朗的激进革命输出以及对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哈马斯的支持极大威胁了以色列的安全,这种激进主义又与萨达姆的世俗主义的激进军事政策相碰撞。真主党和哈马斯分别在1982年黎以战争以及巴勒斯坦第一次“因提法达”中得到伊朗的有力支持而建立,是其伊斯兰革命输出的重要成果,这两个组织思想激进,成为所在国家内部拒不妥协、拒不承认以色列的武装力量,虽然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但对于巴以和平进程而言其阻碍作用越来越明显。萨达姆具有称霸海湾地区的雄心和激进的军事政策与其前任巴列维国王以及贝克总统的稳健政策有着很大不同。正是伊朗的反君主制、煽动什叶派对抗以及其激进的革命输出等三个方面导致了伊朗与海合会国家、伊拉克、以色列的剧烈碰撞和摩擦,并酿成八年的两伊战争以及持续至今的真主党、哈马斯与以色列的冲突。
两伊战争期间,无论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是海湾君主国都积极支持伊拉克,这对于伊朗是极大的牵制。伊朗在两伊战争结束之后,其革命输出的激进主义有所收敛。萨达姆突然入侵科威特使得局势逆转,美国与伊拉克反目成仇,海湾君主国也对于伊拉克抱有极大戒心。伊朗所承受的国际压力和威胁开始主要转移到伊拉克,伊拉克开始得到美国的重点打压直至2003年伊拉克战争萨达姆政权为止。伊朗利用海湾战争后相对宽松的生存空间,积极推进其核计划的开展。伊朗核计划在中东并非是孤立的行为,伊拉克和利比亚等国都有着实质的行动。核武器不仅对于所在地区,甚至对于整个地球都是具有极大的危害,在部分大国业已拥有核武器的前提下,防止核扩散并非是大国的霸权行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国际安全的重要保障。伊朗的核计划一开始便得到美国的支持,美伊于20世纪六十年代签署了双边核合作协议,在美国提供了一个5兆瓦的核研究反应堆之后,伊朗于1967年建成第一个“德黑兰核研究中心”(tnRC),巴列维国王的梦想是到2000年时建成超过20个核电站。anthonyKairouz.nucleariran:apreludetowwiii,authorHouse,2007:72伊斯兰革命之后,美伊间核合作被终止。对于美以而言,霍梅尼的伊朗拥有核武器对于自己而言是致命的威胁。对海湾君主国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而言,尽管伊朗核计划有抗衡以色列的作用,但这对于除叙利亚之外的阿拉伯人也是巨大的威胁。与西方与伊拉克和利比亚关系的持续僵持和恶化相对应的是伊朗采取了一定的务实政策,在欧盟与美国之间不断寻找突破口,其核计划一直未间断。随着“9•11”后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而来的是伊朗宿敌政权的败退、萨达姆政权的以及伊拉克和利比亚核计划的彻底偃旗息鼓,伊朗事实上已成为海湾地区具有压倒性力量的地区强国,这也大大出乎美国的意料。伊朗的崛起对于海湾君主国以及以色列都是最为直接的安全威胁,对于以色列而言,伊朗内贾德政府具有激进的反以色彩,而对于海湾君主国而言,伊拉克和利比亚和计划的失败意味着阿拉伯人核计划的失败,伊拉克新政府倒向伊朗这对于它们的安全感而言尤为重要。美国在中东问题尤其是伊拉克问题的解决上不得不需要伊朗的合作。尽管2006年开始伊朗核问题成为美伊关系的核心问题,但美国再也难以考虑单边军事行动解决该问题,伊朗核问题始终在多边合作的集体安全框架内来寻求解决。虽然自2009年因总统大选争议而来的政治危机有愈演愈烈之势,但伊朗现行体制没有出现崩溃的迹象。
总而言之,伊朗通过其自身的发展建设和免费搭乘外力扫清宿敌的便车使得其成为海湾地区综合实力的霸主,伊朗对于中东地区的海湾君主国和以色列构成了最大的安全威胁,而且这种威胁难以从根本上得到消除。
以色列-海合会关系的发展与障碍
由于阿以之间围绕以色列建国业已存在的长期矛盾与战争,以色列与海湾君主国之间长期以来并没有外交关系或实质关系,海湾君主国强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沙特阿拉伯甚至派兵参加了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但此后的数十年内,海湾君主国主要通过道义而非武力的方式支持巴勒斯坦解放事业。20世纪80年代,伊朗因素开始成为影响以色列与海合会国家的新因素。在此种情形下,以色列与海合会国家实质上仍处于对立状态。以色列与海合会国家关系的转机出现在1994年巴以“奥斯陆协议”签订之后,巴以关系的突破和缓和以及随之而来伊朗威胁度的凸显促使海合会成员国卡塔尔和阿曼与以色列建立官方联系和经贸关系。
沙特阿拉伯属于不与以色列发展任何公开的官方或商业往来的海合会国家,尤其在“奥斯陆协议”签署之后,其对以态度仍无缓和。但实际上,沙特与以色列的关系定位非常具有针对性,囿于其“伊斯兰盟主”的身份,沙特难以与以色列建立公开的官方关系或者发展经贸关系,但沙特作为海合会的领头羊以及海湾大国,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对以关系主要出于防范伊朗的考虑,沙以之间的安全合作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以色列与海合会国家整体关系进展迟缓,其障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双方关系与巴以和平进程紧密联系甚至交织在一起。海合会国家对以色列的态度涉及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两大方面。奥斯陆协议以前,大部分阿拉伯国家拒绝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当埃及与以色列媾和并建立外交关系之后,其背负“叛徒”的骂名而遭到空前孤立;奥斯陆协议之后,巴以相互承认对方的存在,中东和平进程启动,阿拉伯国家从拒绝对以色列的承认转到期望巴以和平的尽早实现以及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的尽早建立。由于巴以之间关系进展曲折、反复,暴力冲突不断,其前景黯淡,这为以色列与整个阿拉伯世界乃至伊斯兰世界关系的最终改善投上阴影,迄今仍只有埃及、约旦、突尼斯三个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建交[注:毛里塔尼亚曾于1999年与以色列建交,2009年3月断交。],海合会国家位于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家的核心区域,尽管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号召力日渐衰微,但伊斯兰教的号召力却没有丝毫减退,因而其正式承认以色列并与以建交亟待中东和平的实现才有可能实现。其次是海合会国家内部的不团结导致难以有整体的对以色列和对伊朗政策的出台。对以政策方面,卡塔尔和阿曼发展半官方联系以及经贸关系,沙特发展安全和军事方面的合作,科威特与阿联酋没有明确表态,而巴林则坚决反对与以色列发展关系,甚至决定对与以色列接触的公民判刑;对伊政策方面,各国均对于伊朗有着戒心,尤以巴林的态度最为坚决,但除沙特之外的海合会国家皆为小国,它们也有在沙特和伊朗之间左右逢源的外交设想。尽管海合会国家与以色列关系进展存在着根本的障碍(巴以和平)和制度的障碍(海合会外交机制建设的滞后),但伊朗在海湾的崛起以及核计划的不断进展已是不争的事实,伊朗称霸海湾的动机和行动越来越明显,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和哈马斯在很大程度上也阻碍了巴以和平进程,在此情形下,海合会国家与以色列关系因伊朗因素的进一步推进就有了现实的紧迫性与可能性。
以色列-海合会未来关系可能的走向
尽管以色列与部分海合会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便开始了官方接触、经贸合作、互设代表处以及秘密的安全合作等多种形式的交流,但在面对伊朗的崛起以及其核威胁这个共同目标时,海合会国家的利益相对一致,沙特的选择是:要么伊朗对海合会国家进行分化组合而使沙特力量削弱;要么整合海合会,建立共同的外交和军事政策,使得以色列与海合会国家的一对六的关系简化为以色列与海合会之间的一对一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积极吸收伊拉克加入海合会对于其过分亲伊朗也会有一定缓解作用。以色列-海合会关系未来可能的走向如下:
首先,海合会与以色列可能建立一定的政治联系。海合会的成立的动机最主要来自于海湾君主国对于对于伊朗的防范,这个重心迄今仍无改变,但从机构建设上,海合会最初以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身份出现,近年逐渐向经济―政治组织转变,即具备国际组织与贸易集团的双重属性。尽管海合会成立动机在于防范伊朗,但其经济一体化进程乃至机构的制度化建设处于阿拉伯国家各种区域组织的前列,是发展最为成熟和完善的组织。海合会迄今没有专门处理对外事务的机构,但这不影响海合会的对外交往,尤其是经贸交往上,海湾君主国以海合会的集体名义参与国际关系,目前已与欧盟、中国等许多组织和国家启动了自由贸易谈判,其在国际交往中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国家职能。海合会设立负责对外事务的专门机构从长远看非常有必要,可以深化政治一体化的步伐并在国际社会中发展成为如具有集体力量的欧盟那样的“超国家”。在伊朗地缘政治地位愈发凸现、伊核问题日益危急的时刻,作为国家的海湾君主国在目前巴以局势下难以与以色列建立正常国家关系的前提下,以海合会作为与以色列建立正常关系的平台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这样既可以统一在对伊问题上的政策,可以在非国家的层面与以色列进行安全合作。[注:欧盟在这方面便是例证,欧盟的邦交国不一定是欧盟所有成员国的邦交国,但这不妨碍彼此之间的合作。]总而言之,海合会的集体行动能够起到免责的作用。
其次,海合会可以深化军事一体化进程,并与美国、以色列建立军事联盟或准联盟关系。目前海合会作为一个以“民事力量”为主的“贸易国家”国际行为体,其组织对外交往主要以经贸合作等非军事的方式进行,其目的并非获得军事霸权或以军事作为对外交往的方式。但民事力量的贸易国家并不代表着不拥有军事力量,军事力量在特定情况下可以作为工具而非主要方式。欧盟实际上早在1984年海合会便成立了联合军事指挥部,并于次年成立了5000人的“半岛盾牌”部队,但这支部队的协同作战能力十分欠缺。海合会在总秘书处下设军事事务部和安全事务部来处理相关事宜。海合会国家主要依靠美国的军事保护,但这种军事依附无论是在面对日益严峻的反恐形势,还是伊朗的崛起上都是具有重大缺陷的。2009年12月15日,海合会国家通过了“海湾共同防御协议”,并打算组建联合部队以增强集体防御能力,这个“快速反应部队”的组建直接原因是因为也门判乱者在也门与沙特边界制造的冲突。海合会的军事合作有着深入的考虑,也门并非其安全威胁的重心。2009年12月16日,巴林外交大臣认为海合会国家缺席ieae、美国和伊朗关于伊朗核问题谈判是“这场谈判为什么失败的主要原因”[注:Stracken.whatCouldtheGCCHaveDoneoniran?.Khaleeitimes,December16,2009]。这些说明军事力量建设和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一直是海合会国家的重点考虑。就目前双边军事合作来看,尽管海合会多国与美国建立了军事合作关系,美国在沙特、科威特、阿联酋等国建有军事基地,积极出售先进武器并提供军事援助,如帮助阿联酋建立反导弹系统,所有这些举动都是为了帮助海合会国家抵御以色列与伊朗交战之后而遭受来自伊朗的袭击。但海合会国家在面对伊朗军事威胁的时候实际上处于一种整体状态,各国分别与美国的军事协议、军事设施的建立缺乏协调,因此除了海合会自身向军事力量的某种变形之外,建立海合会与美国的双边军事合作或者海合会与以色列的准军事联盟关系将有助于军事资源的协调从而避免重复建设,在遇到伊朗威胁时也有利于美国和以色列及时对海合会提供某种军事支持从而避免与海合会各国分别协商与沟通。
最后,海合会可积极参与伊拉克重建,并最终吸收伊拉克为海合会成员国,这对于改善海湾君主国与伊拉克关系以及以色列与伊拉克关系从而削弱伊朗对伊拉克的影响力会有着一定推进作用。海合会的成立兼具政治动机和经济动机,其最终结果在于政治、经济和安全上的收益。萨达姆与霍梅尼于1979年分别在伊拉克和伊朗的掌权,海湾局势陡然紧张。尽管两国均有着丰富的油气资源,但海湾君主国对于伊朗的恐惧远甚伊拉克,在两伊战争间成立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的全名自然将伊朗排除在外,借助伊拉克抗击伊朗也只是权宜之计,因而伊拉克也被排斥在海合会之外。进入20世纪90年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遭致了海合会国家的不信任,海合会国家参与了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政治孤立和军事威胁。但随着2003年萨达姆政权的以及伊拉克民主化进程的加快,伊拉克从黩武极权的军事国家向和平民主的贸易国家过渡,这就为海合会国家与伊拉克实现经济合作乃至经济一体化奠定了基础。伊拉克战后重建以及经济发展除了加强与西方国家合作之外,立足本区域参与海合会经济一体化是不错的选项。伊拉克参与海合会经济一体化进程有助于加强与海湾国家的经济合作,也有利于整合国内的分歧与分裂,尤其是生产石油的库尔德区与其他省份的融合。海合会吸收伊拉克,除了经济收益之外,这也是其解决地区冲突、减少极端主义势力的手段之一。海合会吸收伊拉克将有助于伊拉克重建进程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伊拉克与伊朗的什叶派同盟关系。由于海合会君主国和以色列目前最为担忧的是伊朗威胁,因此若能吸收伊拉克入会将促使伊拉克在海合会的框架内协调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对伊朗和对以色列政策,这将改善伊拉克与以色列的关系,提升海合会与以色列可能的双边政治和军事合作层次。伊拉克经过数十年的世俗化熏陶以及美国的民主改造,并不具有伊朗般的神权政治思想,这也为伊拉克与海合会、以色列的未来合作提供了前提条件。
伊朗核协议篇9
不像美伊关系那样具有对抗性
二战之后，美国逐渐取代了欧洲国家在中东的主导地位。在伊朗的标志性事件就是1953年伊朗摩萨台政府被，一度遭边缘化的巴列维国王在美国支持下重新控局。事变之后美国成为对伊朗影响最大的西方国家。此后，伊朗的命运更多地与美国捆绑在一起。巴列维国王后期的伊朗是美国的盟友，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则与美国反目成仇。在影响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中（如两伊战争、2001年阿富汗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历史上与波斯颇有渊源的欧洲角色被边缘化，甚至被视为美国的“跟屁虫”。在发展与伊朗的外交关系、经贸联系等方面，美国若是设卡设限，欧洲也无可奈何。
虽然欧伊关系长期笼罩在美伊关系的阴影之下，但两者绝非没有差别。欧洲与美国在伊朗的利益有着明显的区别。传统上认为，美国在中东的主要利益是保护以色列安全、反恐、遏制霸权国家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确保油气能源供给稳定。在这些领域，伊朗几乎都是美国利益的竞争者和破坏者，这使得美伊关系总体上处于敌对状态。加之伊斯兰革命后发生的“人质危机”，导致美伊很早就中断了外交和主要经贸联系。
欧洲在能源安全、反恐、防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方面的利益与美国大体相似。然而，欧伊关系却不像美伊关系那样具有对抗性。欧伊之间一直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外交和经贸往来，尤以经贸纽带为甚。2004～2011年期间，欧伊年均贸易保持在200亿欧元以上。2013年欧伊贸易虽降至62亿欧元，但这一数目仍能在伊朗的对外贸易中排名第六。相比之下，美伊贸易就微不足道了。伊斯兰革命后，美国对伊朗实施贸易禁运，美伊贸易额除在1987年升至16亿美元以外，其余时间年均不足10亿美元。显然，欧伊经贸利益远远超过美伊。
能源是欧伊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11年末美国制裁伊朗能源部门、并迫使他国削减从伊朗进口石油之前，欧洲是伊朗石油的大买家。2004年，伊朗29%的石油输往欧洲，当时欧洲是伊朗第一大石油出口对象。2011年上半年，欧洲仍然进口了伊朗18%的石油，主要进口国是意大利和西班牙，此时伊朗石油均占到这两国石油进口量的13%左右。因此，欧伊贸易形成了欧洲进口石油、伊朗进口制成品和成套设备的格局，这是一种相互需要的关系。而且，欧伊还设想从伊朗南帕斯气田修建管道，经土耳其将天然气输往欧洲。虽然欧洲可以找到替代伊朗的新石油来源，但不可否认伊朗仍是欧洲近便的、稳定的能源来源国。相反，美伊之间已不存在能源纽带。伊斯兰革命后，美国进口伊朗石油就从1978年的每天55万桶骤降至上世纪80年代的不足10万桶，且自1992年起再未进口一滴伊朗石油。随着世界能源形势变化尤其是美国国内能源生产力的提升，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还在下降。
欧洲始终想通过对话改变伊朗
利益之差必然会带来政策之别。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美国在中东推行“双重遏制”，同时打压伊拉克和伊朗。伊拉克衰落后，美国加大了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不仅禁止本国与伊朗的经贸往来，也开始施压别国限制与伊朗的经贸关系。2002年伊核问题曝光后，美国提升了对伊朗的军事威慑，尤以2003年伊拉克战争时最为突出。不过，自小布什政府后期以来，美伊谈判和接触的一面有所增加，美国参与了伊核问题的多边会晤，今年以来还与伊朗进行了公开的双边会晤。因此可以将目前美国的伊朗政策称为“遏制+谈判”，遏制是大框架，谈判则为美伊关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欧洲虽然也认为伊朗是威胁，但政策姿态与美国大相径庭。霍梅尼死后，拉夫桑贾尼总统走务实道路，试图恢复与西方的正常联系。在此背景下，欧共体于1992年提出所谓“批判对话”，即在人权问题、恐怖主义（如伊朗在欧洲搞暗杀）、军控、中东和平进程等问题上与伊朗开展对话。1997年伊朗改革派总统哈塔米上台，提倡与西方进一步改善关系。欧盟见势又推出“全面对话”，双方每两年举行一次副外长级磋商。2002年，欧盟甚至启动了与伊朗的“经济贸易合作协定”谈判。但欧伊这两次对话都未能善终，第一次是因为1997年伊朗特工在德国制造恐袭，第二次是因为2002年伊核问题曝光。但即便在伊核问题曝光后，欧盟仍然是主要的谈判参与方，对话仍然是欧洲伊朗政策的核心。欧洲人始终抱有通过对话来改变伊朗、改善欧伊关系的想法。从根本上说，维系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也是保护欧洲在伊利益的一种方式。诸如哈塔米总统访问欧洲国家并会晤各国首脑、欧洲主要国家均与伊朗互设大使馆等现象在美伊关系中是不可想象的。
长期以来，美国不断游说盟友切断与伊朗的经贸联系，以便打造孤立和制裁伊朗的国际联盟。但这种努力首先遭到了欧洲的抵制。1995年克林顿总统行政令，禁止本国企业投资伊朗油气部门，试图给欧洲做示范。1996年，美国国会决定制裁任何对伊朗石油部门投资超过2000亿美元的行为。对此欧盟激烈回应，指责“美国试图支配他国外交”，“美国伤害了欧洲的石油工业”。1997年，法国道达尔石油公司联合俄罗斯天然气公司、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与伊朗签署了开发南帕斯天然气田的协议，直接挑战美国的《伊朗-利比亚制裁法》。随后美欧之间唇枪舌剑，最终由美国总统使用豁免权使道达尔石油公司免于惩罚。在此后的实际操作中，《伊朗-利比亚制裁法》并不适用于欧洲石油巨头，这一情况持续了十年之久。
但是2006年之后，伊核问题逐步恶化，联合国和美国分别加大了对伊制裁力度，欧洲在这一时期逐步撤出几乎所有对伊朗能源部门的投资。2011年美国国会出台法案，通过金融手段迫使他国减少从伊朗进口石油。这一次，欧洲乖乖听话，并自行决定于2012年7月完全停止进口伊朗石油。所以有学者认为，欧美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已经趋同。笔者认为，目前美欧主要是在以制裁促核谈一事上达成了一致，但利益立场仍然有别。美国对伊政策尚未脱离遏制框架，而欧洲则希望核谈成功后恢复在伊朗的经贸利益。于是，在2013年末“日内瓦临时协议”达成后，首先由欧洲放松部分对伊制裁。这当然可以理解为美欧在唱双簧，但欧洲在制裁问题上拖拖拉拉、数次撤走驻伊朗使节又几度复派，都说明欧伊关系不是简单的敌友关系。
欧洲“主持”伊核谈判？
近十余年来，伊朗与西方关系的症结是伊核问题。伊核问题“5+1”会谈是处理该问题的主要机制。不过欧洲人更愿意将这一机制称作“欧洲3+3”会谈，即英、法、德三国外加美、俄、中三国，说明欧洲很在意自己在伊核谈判中的地位。去年6月笔者曾与欧盟核谈首席代表阿什顿的副手施密特女士餐叙，在座的中国学者多将美欧统称“西方”，施密特女士却特别强调美欧立场不尽一致，欧洲希望发挥自己的作用。
其实，欧洲确曾主导过伊核谈判。2002年伊核问题曝光后，是欧洲最先接下这一难题。当时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气势正盛，欧洲十分担忧美国再对伊朗动武，抢先将伊核问题拉入和谈轨道。2003年10月，英法德三国外长赴德黑兰做工作，最终促成“德黑兰宣言”，伊朗自愿暂停铀浓缩等活动、自愿执行“核不扩散协定”的“附加议定书”。随后，欧洲继续与伊朗磋商长期解决方案，双方于2004年11月达成“巴黎协定”，伊朗继续践行“德黑兰宣言”的承诺，欧洲则允诺日后与伊朗展开经贸谈判，并将在伊拉克、反恐等问题上与伊朗合作。这一时期，英法德号称伊核谈判中的“三驾马车”。应该说，欧洲的努力使伊核问题得到了有效缓和。
2006年之后伊核问题恶化，欧洲逐渐丧失了对伊核谈判的主导权。一方面是因为欧伊各自内部政坛的变化。当时伊朗强硬派重新得势，内贾德选上总统后不久即恢复铀浓缩活动，彻底葬送了此前的核谈成果。欧洲的政治氛围也在“右转”，诸如2005年上台的默克尔、2007年上台的萨科齐在伊朗问题上都偏强硬。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美国的干预。欧洲三驾马车主导的伊核谈判，实际上限制了美国的政策空间（如动武选项），美国心中亦不舒服。伊朗强硬派当选总统后，美国便推动国际原子能机构将伊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随后连续推动安理会通过六个决议，其中四个包含制裁内容。自2006年6月开始，美、俄、中正式加入伊核谈判，欧洲三驾马车模式变成了“安理会五常+德国”模式。欧洲的立场介乎于美国与中俄之间，既为美国的伊朗政策做嫁衣，又不甘落后而想发挥主导作用。但是在新的谈判框架下，美伊谈不谈得拢是关键，欧盟的地位逐渐弱化。2013年6月鲁哈尼当选总统，伊核问题出现了“5+1”多边谈判和美伊双边谈判同时进行的局面。自去年下半年开始，美伊在阿曼进行了数次副外长级的直接会谈；今年6月，美伊在日内瓦直接会谈，9月在维也纳再次进行直接会谈，在紧接着举行的“5+1”谈判期间，美国务卿克里与伊朗外长扎里夫进行了单独会晤。虽然美国一直强调美伊直谈是在“5+1”谈判框架下进行的，但欧盟核谈代表阿什顿显然只是个主持人、召集人，而非主导者了。
平心而论，主持人也不是可有可无的角色。在核谈陷入僵局时，主持人可以打打圆场；在核谈亟待重启时，主持人可以出面召集。欧盟两任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索拉纳、阿什顿都为伊核谈判付出了巨大努力，功绩或许有限，但苦劳则有目共睹。阿什顿的接班人莫盖里尼也必将继续前任的努力。如果说伊核谈判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和伊朗，但谈判能谈起来、拖下去、不崩盘，则是欧盟的功劳。
伊朗核协议篇10
“安息吧，居鲁士!我们清醒着!”
“安息吧，居鲁士!历史之夜，我们清醒着，直到临晨!”
一个古老的名言又在流传，居鲁士的后人正在利用今天现代化的网络传播这个名言――个曾经成功抵抗外敌入侵的名言。这个名言在伊朗重新流传，是因为6月12日举世瞩目的大选即将来临，伊朗人要选举新一届总统。
在奥巴马上台调整美国对伊朗政策之后，伊朗新一届总统似乎是某种象征，某种会影响伊朗命运乃至全球命运的象征。在人们的想象之中，这个新一届总统是“强硬”还是“温和”，是“保守派”还是“改革派”，将决定伊朗是否将继续戴着“邪恶”的标签，将意味着蘑菇云是否会在伊朗高原升起。
伊朗负责审核大选候选人资格的“宪法监护委员会”已经批准了四名候选人参加最终的角逐：现任总统内贾德、前总理穆萨维、前议长卡鲁比和前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雷扎伊。国际问题专家普遍认为，这次选举基本上是内贾德与穆萨维之间的争夺，也就是一场所谓“保守派”与“改革派”的较量。因此，伊朗人需要在这个“历史性的前夜”擦亮眼睛，保持清醒。
自从1997年哈塔米出人意料地当选伊朗总统之后，伊朗总统就成为伊朗政权的政策晴雨表。哈塔米成为“温和儒雅”的“改革者”，而他的继任者内贾德则成为“臭名昭著”的“强硬者”，随着内贾德上台后的一系列“出言不逊”，一切国际骂名和污水都泼到了内贾德的身上，矛头直指内贾德本人，似乎伊朗的一切“恶疾”都源于这个不谙国际政治的政坛黑马。
然而，伊朗总统真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在伊朗叱咤风云、一手遮天吗?伊朗总统真是可以“我行我素”吗?
西方媒体在丑化内贾德形象的同时，往往也会露出一些不能自圆其说的破绽。一方面内贾德这个政坛黑马当初当选为伊朗总统出乎意料，另一方面他又成为伊朗保守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代言人。每当谈论内贾德强硬政策之时，西方媒体不失时机地要说明“内贾德得到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支持”，言下之意是内贾德的强硬路线源自哈梅内伊的保守根源，幕后的真正操盘手是哈梅内伊。真是如此吗?
德黑兰大学一位历史教授曾经说，任何一个政体都有着一个复杂的运行机制，在当今越来越多民众参与政治的情况下，这个运行机制也越来越复杂。伊朗这个政体亦是如此，最终浓缩在“政教合一”之中，也就是说，伊朗的政体中存在着“政治核心”和“宗教核心”，而两者之中又存在着伊朗人称之为“左”与“右”两个阵营，政治核心、宗教核心，左派、相互交织，构成了伊朗当今复杂的政治体系。
权力核心一：政治核心
伊朗是一个奉行伊斯兰教什叶派教义的“政教合一”国家，政治与宗教便成为伊朗政权的两个基石，并在伊朗的政治生活中形成两个权力核心，一个是以德黑兰为中心的政治核心，另一个是以宗教圣城库姆为中心的宗教核心。德黑兰的政治核心，就是我们经常见到或听到、能够感受到的权力中心，其标志性的组织机构就是伊朗的政府。而库姆的宗教核心则隐于德黑兰政治核心的背后，是伊朗政治体制中最为神秘的部分。
作为政治核心的标志，伊朗政府是世俗的政治权力机构。总统是政府首脑，然而由于政体上实行西方式的三权分立模式，总统实际上是伊朗的行政机构首脑，与议会议长、司法总监三足鼎立。伊朗的总统原本凌驾于立法、司法、行政之上，行政事务由总理具体负责，但由于总统与总理长期矛盾对立，1989年修改的宪法废除了总理一职，总统亲自负责行政事务，成为内阁的首脑，立法与司法则相对独立于总统权力之外。
伊朗的总统是通过全国选民(包括海外选民)直选的，四年一次的总统选举是伊朗第一个备受关注的民主表现形式，理论上每一张选票都有可能对选举结果产生影响。总统选举中，候选人必须获得绝对多数票才能当选，否则前两名候选人将进入第二轮选举以相对多数获胜。内阁部长由总统直接提名，一些关键部门，如情报部长、外交部长、内政部长等人选则需要得到最高领袖的认可，再由议会讨论确认，这里自然有着多方讨价还价的过程。议会有权否决或弹劾内阁部长及总统本人。总统当选后由最高领袖任命，领袖也有权否决总统提名、罢免总统。伊朗第一任总统巴尼萨德尔就被前最高领袖霍梅尼罢免，最后逃到了法国，流亡海外。
伊朗的最高立法机构理论上是议会，但实际上伊朗实行的是上下院制，由议会和“宪法监护委员会”构成。议会是实质上的下院，议会议员由各省市的选民分别在各自选区直接投票产生，因此四年一度的伊朗议会换届选举则成为伊朗政治生活中的第二大角斗场，形式上仅次于总统选举，而实际意义更为重要，因为议会是伊朗各种法律和政策的主要产地，如同西方国家一样，议会是各种党团利益争夺的主要战场。
议会所通过的各种议案必须得到“宪法监护委员会”的认可才能成为法律法规，因此“宪法监护委员会”履行着上院的职能。“宪法监护委员会”的职责是保护伊斯兰行为准则和宪法，应当说相当于一些国家的。“宪法监护委员会”共有12名成员，任期为六年，其中六名宗教专家由最高领袖直接任命，另六名世俗成员由最高司法委员会提名、议会选举产生。
由于议会和“宪法监护委员会”经常吵架，在很多问题上意见不一致，因此伊朗前最高领袖霍梅尼在世时就成立了一个名为“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的机构，来仲裁议会与“宪法监护委员会”之间的矛盾。这个机构由伊朗政界的首脑们组成，包括总统、重要内阁部长、部队司令以及相关重要机构的代表，并为最高领袖和政府提供某些咨询，因此也具有咨询顾问机构的职能。
伊朗的司法机构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由最高领袖直接任命一名司法总监来统领司法事务，任期为五年。
根据这种三权分立，不难看出，伊朗总统并不是伊朗政权中至高无上的权力者，也不是国家元首，与美国总统的地位更不可比拟。
权力核心二：宗教核心
一般国家的最高元首是总统，但在伊朗凌驾于三权之上的还有一个领袖，其全称应当是“伊斯兰革命领袖”，西方媒体一般称之为“最高领袖”(supremeleader)。领袖是伊朗政权的最高权力者，同时担任武装力量总司令。根据伊朗宪法，领袖拥有政治体制中至高无上的权力，包括任命总统，在最高法院和议会确认总统不称职后宣布解除总统职务，确定国家重大政策，监督政策的执行，任命“宪法监护委员会”宗教成员、司法总监、革命卫队司令以及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队的司令，等等。
“伊斯兰革命领袖”不是由选民直选的，而是由一个名为“专家会议”选举产生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西方国家不断指责伊朗不民主，认为伊朗的最高元首不是民选的。根据伊朗宪法，领袖或领袖委员会由“专家会议”从宗教
法学家中选举产生，这个“专家会议”不仅有权推选领袖，而且在领袖不称职或因疾病等原因无法行使权力的时候罢免领袖。“专家会议”每年举行一次年会，讨论国家大事以及领袖的行为。
“专家会议”是伊朗宗教界的法学权威组成的干预国家政治事务的权力机构，成为伊朗宗教界参与国家政治的重要标志，并形成伊朗政治生活中的宗教核心，其常设机构在库姆。“专家会议”的成员是宗教法学专家，他们往往是伊朗伊斯兰教神学院的教师，在伊朗的神学院中享有特殊的地位和影响。“专家会议”是伊朗继议会之后的又一通过直选产生的机构，其成员由各省市选民直接在选区内选举产生，其成员人数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成员的任期为八年。“专家会议”成立于1982年12月，现有成员86人。
这个“专家会议”由于其成员是宗教法学专家，具有非常浓厚的宗教特征。“伊斯兰革命领袖”本人也是宗教法学家，因此这个领袖便集宗教和政治权威于一身了，将伊朗政权中的政治核心与宗教核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政教合一”的象征。
除了“伊斯兰革命领袖”之外，伊朗还存在“宗教领袖”。根据伊斯兰教什叶派的教义，在先知去世之后，人间最高领袖是身为先知后裔的伊玛姆们，在什叶派的第十二伊玛姆隐遁之后，其人便是“宗教领袖”，称之为“效仿的对象”。“宗教领袖”的人数不定，一般必须是具有“阿亚图拉”头衔的宗教法学家，由伊朗最具宗教权威的神学院――库姆神学院的教师们认定产生。“宗教领袖”的地位一旦确立，就是终身的，是不可废除的。霍梅尼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前便是一位“宗教领袖”，革命之后又是伊斯兰革命领袖，集两者于一身，完成了“政教合一”体制的构建。伊朗现任革命领袖哈梅内伊在1989年接任之前的宗教级别比较低，还没有获得阿亚图拉头衔，接任之后才获得。1994年12月2目，库姆神学院教师协会宣布七名宗教法学家具有“宗教领袖”的资格，其中包括哈梅内伊。由此，哈梅内伊也成为一位集“宗教领袖”和“革命领袖”于一身的权力人物。
“宗教领袖”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传承，“宗教领袖”是教义的诠释权威，拥有追随自己的教众，可以对所有教众都有效的宗教法令，这种宗教法令永远有效，除非“宗教领袖”本人取消。当年霍梅尼追杀《撒旦诗篇》作者英国作家拉什迪的宗教法令至今仍然有效，致使拉什迪一直陷于被追杀的阴翳之中而难以公开露面。霍梅尼亲自废除的接班人蒙塔泽里虽然已经失去了担任革命领袖的资格，但至今仍然是一个著名的“宗教领袖”，拥有大量的教众，其中不乏大量伊朗政府官员。
还有相互对峙的两大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