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学生教育案例篇1
（一）多措并举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一是充分利用好国家扶持民族地区培养高级人才的制度，例如教育部对于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的培养计划等措施，创造条件鼓励教师队伍到内地知名政法院校深造，提高专业层次和学历水平，开阔视野，将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方法带回新疆高校。同时自治区政府部门和高校应在职称晋升、薪酬待遇、集资建房等方面努力为教师争取政策和创造条件，全心全意为教师解决后顾之忧，用待遇留住人才，使他们能够全身心投入教学和科研工作。二是注重对新疆高校少数民族教师的培养，新疆高校是招收新疆各少数民族学生的主要院校，民族学生占高校招生人数的一多半，民族班主要由民族教师教授课程，而民族班学生往往文化底子薄弱，汉语水平较低，需要教师投入更多的精力。因此加强对民族教师的师资培训是新疆高校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三是加强教师在法务部门的锻炼，提升素质。由于环境局限，新疆高校教师往往在法律实务方面比较欠缺，需要进一步完善知识结构。高校应加强与公、检、法、司、律所等部门的交流合作，创造机会让教师到这些部门挂职、兼职，提高法律实践水平。同时联系这些部门的法律实务工作者到高校授课。四是借助对口支援关系的良机，积极引进高层次法律人才，提升教学层次。例如，北京大学对口支援石河子大学、武汉大学法学院对口支援新疆大学法学院等，先后有贺卫方、苏力、皮勇等全国法学界知名学者来疆支教，开坛讲学，为本地师生开阔视野、启迪思维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今后应更进一步加大力度，扩大交流引进的范围。
（二）多层面培养提高学生素质一是要培育学生树立坚定的法制信仰。法律专业应该比一般专业对政治素质的要求更高，特别是新疆高校，处于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暴力恐怖主义意识领域斗争的第一线，必须教育学生崇尚真理和正义，敬畏法律，具有法律至上的坚定信念。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不轻信、不盲从，坚持用法律的观点去认识和分析社会问题。二是要培养法律思维，即通常所说的thinklikealawyer，像法律人一样去思考，看待日常生活事务用法律行为的角度去观察和分析，例如两元钱买一个馕这种最简单的日常行为，在法律理解上却要从债权和物权的发生、变动来认知。笔者在教学实践中深感学生这方面的能力普遍欠缺。三是要加强法学基础理论学习，学生在学习中易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歧途，对于法学体系的建构、部门法学的基本范畴和法律规范的意义及价值等基本问题不掌握、不理解，缺乏对法律专业的探索精神。加强法学基础理论教育是培养高素质法律人才的关键。四是要突破语言关。法律专业对表达能力要求比较严苛，强调所谓的“法言法语”，严谨、规范，合乎程式。学生普遍反映较难，特别是对少数民族学生更是极大的挑战。高校应当采取措施，例如民汉学生混合编班、混合住宿等途径，鼓励他们加强汉语学习，打好语言基础。五是要提升综合素质。法律是社会科学，没有一定的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知识背景，是难以理解和运用法学理论知识的。不能就事论事，就法学教育而谈法学教育。对学生的教学不仅要专，有深度；而且要宽，有宽广的知识面作支撑。
（三）加强经费投入提高生源质量国家应继续对新疆高校进行倾斜，逐年提高经费投入水平。通过国家财政转移支付、中央专项投入等手段，改善高校的办学设施，师生生活福利水平。为教师培养、学生实践活动提供更多的支持。在对新疆高校加强投入的同时，应当加大对民族地区中小学教育的投入。教育是长期积累的过程，学习语言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环境非常重要。民族聚居区，尤其是一些边远的民族聚居区，人们以当地民族语言作为唯一的交流工具，学校也以民语给学生授课，在考入大学之前，许多民族学生根本不会讲汉语。“民考民”的少数民族学生通过大学一到两年的预科学习语言，仍有许多学生汉语水平较低，甚至无法用汉语进行简单的交流，这影响了他们接受大学教育的质量。要消除民汉学生由于语言问题造成的教育质量的差异，仅靠大学教育是远远不够的。民族地区的中小学校，甚至幼儿园是打牢民族学生汉语基础的重要教育场所。近年来，新疆教育部门对民族地区的教育进行了重大改革，如建立“双语学校”、“民汉合校”，全国多省市都设立了“内高班”，2013年，“内高班”在新疆招生计划是9122人，报名人数为37619人，[1]大量的少数民族学生到内地各省市读中学，民族学生的汉语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笔者在教学中了解到新疆大学本科及法学硕士班的维吾尔族学生有许多来自“内高班”，他们的汉语水平都较高，对所学法学知识更易接受。只有不断提高民族学生的汉语水平，加强民汉学生的交流，使新疆民汉学生站在同样基础的平台上接受高校法学教育，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少数民族法律人才，为民族地区的司法机构输送合格的法律人才。
二、突出特色，发挥新疆高校独特优势
（一）重视培养新疆急需的双语法律人才按照国家司法机构组织规定，法院的立案、审判、执行环节必须独立，不能交叉；根据案件的性质，民事、刑事、行政审判庭必须分别组成合议庭；发回重审的案件必须另行组成合议庭；如当事人申请办案法官回避，法院应另行安排其他法官审理案件。以上规定在新疆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基层法院往往无法执行，主要原因就是缺乏双语司法人员。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区，例如，乌鲁木齐天山区法院辖区内有44个民族共同生活，涉及民族语言的案件大约占到全部案件的10%。新疆有许多地区少数民族占当地人口的绝大多数，涉及民族语言的案件数量较多，而这些地区审判人员中少数民族法官数量较少，且分散到各庭室，而审判庭需分别组成合议庭，以目前少数民族审判人员数量状况，涉及民族语言的案件往往缺乏审判人员，如再有申请法官回避和发回重审案件需另行组成合议庭的情况，少数民族审判人员更无法保障。培养合格的双语司法人员是新疆高校法学专业面临的严峻问题。新疆高校应当积极开设双语法律专业，不光是培养少数民族双语高层次法律人才，在汉族学生中也应开设少数民族语言课程。例如新疆南疆是维吾尔族聚居区，如果高校法学毕业生既系统掌握法学理论和专业技能，也能熟练掌握维语，熟悉维吾尔族风俗习惯和风土人情，将会为区域法律人才队伍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二）加强对民族习惯风俗的教学研究少数民族在纠纷类型、解决方式上有其独特性，只有了解少数民族的文化，才能更好地运用法律。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并不是正式的法律渊源，也没有法律效力，但其在民族地区的社会影响却不可忽视。例如维吾尔族传统风俗婚礼由阿訇主持，念“尼卡”，确立夫妻关系。婚前男方需向女方缴纳彩礼等等。在司法实践中，对民族文化和善良风俗予以尊重，但对于与法律基本原则相冲突的民族习惯，则应当排斥。例如哈萨克族习惯法中由幼子顶门，由其承担抚养父母并享受继承父母全部财产的权力就与我国继承法相冲突，这一习俗不能作为司法裁判的依据。维吾尔族婚姻中“塔拉克”离婚方式也有违我国婚姻法的规定，不能作为离婚裁判的依据。新疆法律工作者必须对这些习惯风俗有深刻的了解，才能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
（三）注重民族法学、民族法制史等特色课程建设以民族法制史课程为例，这门课对于各族学生加深法律融合的理解，增强对于国家法律的认同有重要意义。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多民族的国家，中国传统法制一直以来都非汉民族独有的文明发展成果。各民族相互吸收，共同促进法制文明的发展，是中华法系的重要特征之一。华夏法制追本溯源就是以苗族的“刑”作为原型发展起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朝少数民族政权的立法是在总结汉魏晋以来法制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完成的。辽、西夏、金、元、清等少数民族政权一方面吸收汉族先进的法律文化，迅速提高本民族的法制文明，扬弃本民族习惯法中落后传统，同时保存固有的民族精神，也创造了丰富的立法和司法经验，使中华法系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2]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有融合吸收的一面也有冲突的一面。深刻理解这一关系，对于民族地区高校学生形成对国家法律统一的认同和信仰有重要意义。新疆高校在法学传统课程和核心课程上很难与发达地区高校相竞争，但在民族法学、民族法制史的研究上却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条件，应当积极主动地利用好这一特色，建设符合自身特点和优势的特色学科体系。
三、注重实践，助力学生职业生涯发展
（一）发挥学生的学习研究主动性新疆高校要改变传统法学教育偏重于知识灌输，教师处于主导地位，学生处于被动地位，缺少对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模式。培养具有科学精神的法律人才的教学模式，将单向传导模式改变为双向互动模式，培养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与主动性。以学生为主，师生共同探讨问题，培养学生主动探索和研究精神。培养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开展案例教学、诊所教学，学生组成不同的兴趣小组，在教师的辅导下，通过对案例的研究，提高自己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中国法制史》被学生视为冷门学科，缺乏学习兴趣。笔者在给政法干警班讲授《中国法制史专题讲座》时将学生分为小组，每组每个案例都派出三个以上组员分别讲解。结果学生们热情很高，小组给每位学生都安排了角色任务：有的查找案例背景资料，有的讲解案例事实经过，有的分析学者对案例的不同观点，有的介绍案例涉及的法律制度，有的说明案例的影响和从案例中得到的启示。通过这种形式，充分调动了学生参与教学的积极性和热情，锻炼了学生查阅资料，分析问题的能力，培养了团队合作的精神。
（二）面向市场培养法律人才学生未来的职业生涯发展是高校必须关注的重点，作为法律专业学生，实现就业最现实的问题莫过于通过司法考试。据统计，新疆大学法学院只要通过司法考试的学生，就业率为100%，而未通过司法考试的学生，就业签约率极低。在教学设计中应该加强同司法考试的衔接，有意识地将司法考试内容融入到日常的法律教学中。尽管一些学者认为以司法考试为指挥棒的倾向干扰了法学教育的正常开展。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司法考试已经成为了法律专业就业的准入资质。在教学中要以法律职业化为导向，就必须把司法考试作为重要内容。这并不是说为此就要放弃一些基础理论课程或者民族特色法学课程，而是两者并重，既要克服功利主义倾向，一切唯司法考试为重；也要从现实出发，为学生拓宽就业出路，更好地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
少数民族学生教育案例篇2
一、法律诊所教育的基本特征
法律诊所教育是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法学院开始使用的一种法学教育模式。它是借鉴医学院的学生在诊所实习的教育模式而兴起的一种法学教育方法。在医学院就读的学生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在诊所从事临床实习,从实践中学会诊断和治疗,并培养应有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法学院亦以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职业伦理、职业思维为目标,这与医学院的教育目标有诸多一致性,于是便出现了法学院模仿医学院不断改革自身教育模式的探索。这种仿效医学教育模式的法学教育模式称为“诊所法律教育”,即法学院设立某种形式和内容的法律诊所,在教师的指导下,让学生处理真实的法律援助案件,在亲自参加诉讼活动的过程中学习、运用法律的教学模式。[1]诊所法律教育与传统法学教育相比,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其独特的教育方法,即课堂内的“模拟训练”和课堂外的“真实”。
(一)模拟训练模拟训练主要应用于诊所法律教育模式中的课堂教学。
在此课程中,学生和老师共同营造特定的模拟场景,场景中有一切必要的人物角色,如当事人、律师、法官、证人、官员等等。通过在模拟场景中的人物角色扮演、角色冲突,以及一系列实务操作来训练学生会见当事人、谈判、收集和整理证据、法律咨询、非诉讼法律事务的运作等法律职业技术,与此同时,提高学生的法律职业道德修养和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思维和精神。在课程设计时,教师一般会有目的地设置一些在法律业务运作过程中经常遇到的技术难题、道德困境或其他社会障碍等,使学生在综合性的模拟社会法律环境中得到综合的训练。[2]在传统的法学教育中也常设有模拟训练课程,但其主要应用于程序法的教学中,目的仅仅是使学生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或仲裁、行政诉讼等基本程序有较为直观的了解,以加深他们对相关法律程序知识的理解和领悟。但是,模拟训练的功能并不仅限于此。诊所法律教育中的模拟训练通过完全的场景模拟,可以使这种教育方法适用于所有的法学课程,在效果和功能上也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和扩展,不仅使学生更加有效地掌握相关法律理论知识,而且可以让他们在会见、谈判、证据收集与使用,及其他一切相关法律实务能力得到类似于实战的训练。这是诊所法律教育模式中的模拟训练与传统法学教育模式中的模拟训练的最大区别所在。
(二)真实真实,即真实的案件,这是诊所法律教育的核心方法,是其与其他法律教育模式的本质区别所在。
诊所法律教育之所以冠以“诊所”,主要源于其与医学院的培养模式在培养目标和手段上有着诸多极为相似的地方。医学院培养学生的过程就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进驻医疗诊所并在教师的指导下接触和亲身处理实际病例,以此来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职业伦理、职业思维、社会责任以及创新精神等。因此,诊所法律教育模式的施行,必然要求为学生接触和亲身处理实际案例提供足够的机会。依照当前的司法制度,学生接触或处理实际案例的形式唯有真实的案例。通过真实,使学生学会如何对具体的事实和证据进行分析;如何了解案件所具有的特定社会背景;如何从委托人的角度去寻找最有利于委托人的解决方法或途径,实现委托人的利益最大化。学生在真实案件的过程中,他们的应变能力、表达和沟通能力、心理素质等可以在实战中得到切实地锻炼和提高。[3]可以说,他们学到的不仅是法律知识,而且是作为律师应有的工作技能、思维方式、道德准则。
二、民族院校诊所法律教育的难点
以上所述的诊所法律教育的两大基本教育方法是诊所法律教育的精髓所在,是施行诊所法律教育必须切实实施的两大方法。我国在推行该模式时,可以在形式上有所变通,但对上述两大教育方法,则必须予以实质性的落实,否则,将丧失诊所法律教育的本质,也无法实现预期的教育目标。诊所法律教育在我国的实施以及本土化过程中,各高校在开展上述两大基本教育方法时,确实遇到了诸多困难。民族院校基于自身的定位和特殊的教育宗旨,其所遭遇的障碍更为独特和难以克服。
(一)教育对象的特殊性问题
民族院校以“培养民族人才,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服务”为办学目的,在民族地区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加之国家向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倾斜的招生政策,使其学生构成与一般院校相比一直保持着特殊性,即少数民族学生占据大多数。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一部分学生长期生活在老、少、边、山、穷地区,这些地区往往经济文化落后、各种信息匮乏、教育水平低下,这些生源地的学生的视野、文化背景、个性心理、接受资讯的能力、思考问题的方式与汉族学生相比差异较大。而在诊所法律教育的模拟训练中,采用的案例或模拟的场景一般为现代生活中较为典型的事例,其中的人物关系往往较为复杂,这些学生对模拟场景中人物角色有时难以把握,对当中的利益关系或冲突一时难以理解,这就导致他们在扮演角色或处理模拟事务时无所适从,影响了课程的顺利展开,无法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教育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民族院校的教育、服务、管理工作从形式到内容都必须有其独到之处。
(二)案例或模拟情景的特色化问题
作为自身的特色,民族院校历来重视对学生民族素质的培养,这也是提高民族院校学生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之一。对于法学专业的学生也不例外,民族院校更是将法学专业的培养目标确定为培养集理论知识、实践操作能力、伦理道德、民族素养等于一身的复合型高素质法律人才。诊所法律教育是一种较为成功的法学教育模式,其在民族院校的实施也应当服务于民族院校的上述目标。为了有效提高法律诊所学生的民族知识素养,势必要求教师能够搜集、挑选具有民族特性的案例,并以此来组织模拟训练,以增强和提高学生在处理与民族相关法律事务时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政策理论水平,这就对民族院校诊所教师的教学水平及思想意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真实的案件来源问题
诊所法律教育模式在20世纪60年代诞生的伊始即以指导学生真实案件为生命。彼时,美国的民权运动高涨,诉讼案件的数量成倍增长,在为缺乏法律知识的人们提供法律咨询方面,正规的法律服务往往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正是认识到司法制度中存在的缺陷以及在提供法律服务上的不力,美国法律界和法律院校开始更多地思考法律教育在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上应起的作用,认识到法律院校不仅应提供法律服务,而且应培养学生有意识地为处于不利地位的一方委托人提供帮助。正是基于以上考虑,法学院设立了法律诊所教育课程,学生在院校教师、同样也是持证律师的监督下,为处于不利境地的委托人提供法律服务,并将其工作成绩计入学分。[4]可见,法律诊所的设立,本身是法学院回应社会需求的产物,也是法学院教师、学生主动向社会履行法律义务的一种方式,正因如此,法律诊所教育也就与法律援助制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同样,诊所法律教育模式在中国的开展,为学生提供了足够真实案件的机会,是应当坚持的路线,否则将导致该教育模式的形式化。依照我国当前的司法制度,本专科阶段的在校生是无法取得律师执业资格的,他们不能以律师身份诉讼案件和操作非诉讼法律事务,只能以公民人或协助人员的身份来参与真实案件的及运作。因而,中国诊所法律教育中的真实也是以法律援助为主要形式。目前,制约我国各院校诊所法律教育中真实课程开展的是法律援助案件来源的短缺。民族院校在此方面的问题比起一般院校显得更为突出,主要原因在于民族院校在宣传定位上的偏差,导致社会公众对民族院校产生了认识上的误差,直接影响了人们对法律诊所学生在专业水准上的认可度和信任度。细言之,民族院校在定位和形象表达上普遍过于强调自身的政治意义以及少数民族的外在形式,如:在进行媒体宣传或公开活动时,往往侧重于表现自身的政治色彩以及一些具有民族显著特征的服饰、风俗、艺术、特产等等。这种过度的自我渲染,导致民族院校品牌个性本身偏离了“高校属性”的本质方向,出现了以表象取代本质的尴尬局面,使得社会公众在获得“少数民族”信息的同时,很难把民族院校与高等学府联系起来,导致社会公众对民族院校品牌形象的理解出现较大的偏差。[5]这种形象展示倾向的直接结果就是人们普遍认为民族院校的定位仅为展示国家民族政策的成果,以及我国少数民族发展状况的基地。在这种思维惯性之下,人们在发生相关法律纠纷后,请求民族院校法律诊所给予帮助的意识自然不强,这就导致了民族院校在法律援助案源的开发上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另外,民族院校的法律诊所也普遍缺乏自我宣传、主动吸引法律援助案源的有效行动,以至于法律诊所学生真实案件的机会一直得不到满足。
三、民族院校诊所法律教育的应对措施
(一)师资的培养
民族院校的诊所法律教育从本质上与其他一般院校一样,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法律职业能力培训与法律职业道德素质的培养。但除此之外,为保持传统和突出自身特色和优势,民族院校还应在诊所法律教育课程中有目的地增加有关民族知识的内容(如:具有民族性特殊案例的模拟训练)。欲实现此教学目的,应以法律诊所教师具备更高的素质为前提条件。
首先,民族院校法律诊所教师应有扎实的理论基础、丰富的实践经验,深谙诊所法律教育的精髓,熟练掌握真实案例分析、课堂提问与讨论以及模拟训练等教学方法,具备较高的驾驭课堂内外活动的能力。
其次,法律诊所教师还应具有深厚的民族理论知识,能够通过法律诊所教育手段将民族知识融入法律诊所教育课堂中;能够游刃有余地搜集、挑选与民族相关的实际案例,并能以此类案例为素材组织相关模拟训练,实现用诊所法律教育的方法提升学生的民族素养。
另外,民族院校有大量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的法律诊所学生,这就要求法律诊所的教师要善于观察和把握这部分学生的民族心理、学习动向,以及一些特殊的学习要求,并能采用针对性的方法进行施教。
因而,民族院校需要通过以下几个途径加强法律诊所教师的培养。
1.在法律诊所教师中强调民族理论和政策、民族工作经验的学习和积累,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鼓励、督促诊所教师提高自身的民族素养。同时,积极谋求和保持诊所教师在民族、地区等方面的多元化结构,注重少数民族师资的培养以及作用的发挥。比较而言,少数民族教师了解民族地区实际,认同本民族文化,富有民族感情,熟悉民族学生特点,懂得民族学生心理,与少数民族学生有天然的民族情感,这些都有利于对民族学生的管理和教育。
2.注重提高法律诊所教师的课堂驾驭能力和指导实践的能力。首先,要求诊所教师应符合“实践技能、社会责任心、工作热情、律师资格”等条件。其次,探讨完善“专职诊所教师与兼职诊所教师有机结合”的教师培养和配备模式,尽快提高法律诊所教师的整体课堂驾驭能力和实践指导能力。一方面,鼓励和支持诊所教师到法律实务机构担任职务、从事实务工作,充分地参与司法实践与关注法律实务中的新问题,积累实践经验,提高指导实践的能力;另一方面,积极引进一部分在知识讲解、活动组织、学习指导上有爱好或专长的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务实践工作者到法律诊所担任各种形式的兼职教师,并对他们进行培训,使之掌握诊所教育的一般规律。
(二)民族院校形象的重塑
一直以来,民族院校在进行信息传播和形象展示时,用少数民族的一些传统形象来表现少数民族学生的面貌,并予以扩大化,导致社会公众对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学生、民族院校形成偏颇的认识。民族院校的长期自我特异化,还使其陷入了封闭和半封闭的自我运行系统之中,影响了自身与主流经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5]外界更多的是用一种猎奇的心态来了解或欣赏民族院校所展示出来的各种独特文化,并无与之交流的愿望和动力。而长期缺乏与主流经济文化交流又反过来加剧民族院校自我封闭的程度,如此形成恶性循环。事实上,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与汉族和其他地区已经没有实质性的差异,他们的许多具有特色的传统器物和行为方式仅在礼仪性活动或节日中才有所展示,而在日常的生活和学习中少有顾及。相应的,与其他一般院校相比,民族院校仅在招生主体的倾向、学科优势以及校园文化上保持自身的差异性,其本质上仍属不折不扣的高等院校。因而,民族院校在宣传时将自身的政治意义放于突出位置,同时,将少数民族仅在传统节日、文艺演出、特殊活动中才出现的特色形象方式作为自身唯一的对外象征符号,这本身就有以偏概全、有违事实真相之虞。因此,我们有必要恢复民族院校的本来面目,使之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首先是与其他一般院校并无二致、已融入主流经济文化的高校,其次才是具有民族特色的高校。只有这样,才能使民族院校的法律诊所被人们所普遍认可,为其进行法律援助等相关活动开辟出足够的空间。
少数民族学生教育案例篇3
关键词：少数民族学生；法学教育；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6-0132-02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地处祖国西部边陲，面积近35万平方公里，州内生活着40多个民族。伊犁师范学院是州内唯一的一所本科院校，也是新疆北疆地区唯一的一所本科院校。作为地方院校肩负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为边疆民族地区培养高素质人才，为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在西部大开发的新形势下，如何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尤其是高素质的少数民族人才，对边疆地方高校来说，从教学方面应当有的放矢，针对民族地区的特点，采取适合民族学生的学习方式，这一点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伊犁师范学院法学专业少数民族学生教育现状
伊犁师范学院法学专业是一个相对年轻的专业，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批准于2002年设立，2003年开始招收法学专业学生，每届招收两个专业班，分为民族班和汉族班。到2010年为止，法学专业共招收民族学生五届，共236人，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上表中可以看出，法学专业民族学生来自不同的少数民族，主要以哈萨克、维吾尔族为主，两个民族的语言虽然相近，但是也有些许的差别。大部分民族学生虽有一定的汉语基础，但汉语水平还很低，HSK水平比较低，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民族班的学生汉语水平测试五级过级率不到30%，无法用汉语进行熟练的交流。同时我们在民族班调查发现，大部分民族学生对部分课程（如民法学、刑法学、婚姻法学等）汉语授课基本能听得懂，但是让民族学生用汉语把所学知识的理解用汉语讲述出来确实非常困难。
二、民族学生法学教育教学存在的问题
目前，民族学生法学教学方面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家教育部规定的法学十六门专业必修课和有关的专业选修课，其教材文字载体都是用的汉语言文字。法学课程中的有关法律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具有较强的专业性，绝大多数学生认为自己很难学习掌握。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民族学生虽然很多都通过了汉语水平考试，但理解汉语言文字尤其是法律语言文字的能力还需要提高。
2.教师教学方面存在的问题。①在教学方面，尤其是对民族学生的教学方面，多数教师仍在运用传统的教学方法，注重理论讲解，轻视案例教学、实践教学。②在师资配备方面，目前我院法学专业教学仍然采取民汉分班授课模式，即民族教师给民族班学生授课，汉族教师给汉族班学生授课，这种师资配备模式的优点在于民族教师在给民族学生授课时，对于较难理解的法学理论，可以用民族语言进行详细的讲解。不足之处是不利于学生的汉语水平提高，更不能促进民族学生运用汉语进行思维，以至于不能用汉语思维模式去理解教材知识与理论。
三、伊犁师范学院法学专业民族学生教育教学解决对策
1.提高民族学生的汉语水平，强化其汉语理解能力。伊犁师范学院对民考民的少数民族学生通常的做法是入校的第一年实行预科教育，预科教育是指民族学生考入大学后，第一学年民族学生不分专业，集中接受汉语培训，通过一年的汉语学习，能够通过HSK-5级。与此同时，法学专业与其他专业在教学内容方面不同之处是非常明显的，与理科专业知识相比较，法学理论较为抽象，法律文本绝大多数都是以汉语言为载体，法律术语与日常用语有较大的出入，并且还有相当一部分法律概念、术语来自法律人的创造。这对汉语基础较弱的民族学生来说，学习这些法学理论、法律概念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如何解决这项难题，一是让民族学生一方面努力提高汉语水平，鼓励他们继续学习汉语，尤其是注重学生用汉语进行交流能力的提高；二是法学专业学生在编班上实行民汉学生混合编班，加强民汉学生语言上的交流，提高民族学生的汉语理解能力。
2.改革课堂教学模式，加大实践教学的力度。对民族学生来说，在法学教学课堂上，探索并运用新的教学模式显得尤为必要。可采用的教学方法有如下几种：①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一般不要求讲解抽象的法学理论，而是根据教材的案例集，由学生课前准备形成自己初步的意见，课堂上教师引导学生分析案例，通过提出问题引发学生共同讨论，最后再由教师进行必要的总结。由于案例教学法一般不注重抽象的法学理论讲解，因此，对民族学生学习法律来说，这种方法显得尤为重要。具体可以采取以下模式：课堂讨论模式；媒体教学模式；模拟法庭模式。②第二课堂教学法。对民族学生教学，应当拓宽思路，将法律教学的空间延伸到课堂以外，把抽象的法学理论具体化为丰富的社会时间，采用多种手段，全面培养和锻炼民族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律应用能力。这样可以让民族学生感受到法律的真实性，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加深对法学理论的理解和对法律知识的掌握。
总之，语言没有优劣之分，但是语言的功能有强弱上的差别，在西部大开发的新形势下，在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不断加深的大背景下，如何让民族学生适应新的社会发展形势，更好地为边疆的经济发展做贡献，在保持自己传统的民族语言前提下，迅速地掌握汉语，在对内交流上取得话语主动权，实行双语教学意义非常重大。
参考文献：
[1]张帆.浅析中国法学教育的问题及应对措施[J].中国科技创新导刊.2007，（3）.
[2]贺卫方.中国法学教育之路[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注释：
①为叙述的方便，后面文中出现的民族学生，就是指少数民族学生；民族就是指的少数民族。
②HSK即汉语水平测试，是针对少数民族人群所设置的一种汉语水平测试，主要用来衡量少数民族人群的汉语掌握程度。
③注:根据新疆教育厅的文件要求，首先在教材使用方面，提倡民族学生使用汉文教材。
少数民族学生教育案例篇4
关键词：印第安人教育相同点
民族教育比较是用世界的科学思维观点与方法，利用相关的理论与科学技术，对比当前世界不同国家、区域的民族教育现状；采用多思维角度，教学民族教育的不同点、相同点教学比较，探讨民族教育共同规律及发展总趋势，以推动各国民族教育事业发展进一步达到提高各国办学质量和文化科学水平服务的目的。古代罗马知名学者塔西陀对比较研究具有深刻认识。他说过：要想认识自己，就要把自己同别人进行比较。比较研究法现已被广泛运用于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在教育科学研究中，比较研究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加拿大和美国都是美洲的大国，印第安人很早就在这两个国家土著。将这两国的印第安人教育状况作一对比，探讨这两国教育少数民族教育的共同之处，以便借鉴外国少数民族教育经验，进一步提升我国民族教育的办学质量。
一、两国印第安人居住区具有宗教学校
早在加拿大成立联邦时，在魁北克的新教徒和其他地区的罗马天主教徒，都在印第安人居住区开设了各种宗教学校。在1949年纽芬兰加邦时，就有8种不同宗教的派别通过多种方式保留了自己开办在中小学中开办教会学校的权力。除公开由教会主办的教学会学校之外，加拿大的宗教教会还出资管理着国内近50%的私立学校。这种私立学校招生率还高于公办学校，但私立学校的规模比较小，在校生人数不足200人的点总数的75%。[1]（p615）
在美国，无论是白人还是印第安人等有色人种学校，都同教会有着紧密的联系。许多宗教组织都主办过印第安人的学校。例如，公理会教士脱诺尔（asaturner）与耶鲁学院的同学组织了耶鲁神职工作队，在伊利诺斯州开办了文实学校。此后，又在阿华州设立了教会学校。又如，浸礼会教士派克（JohnmasonDeck）在印第安那州伊利诺斯州和密苏里州开办过几所星期日学校。[2]（p699）在高等教育中，教会组织创办大学的实例也很多。例如，美国浸礼会国内布道团（theamericanBaptistHomemissionSociety）曾经投资资助印第安人民族学院。这些民族大学虽然不完全是为印第安人大学生设立的，但应该有不少印第安人大学生在其中就读。
二、印第安民族学校都开始了双语教学
在世界各国，凡是存在少数民族的地区，学校教育中绝大数都有双语教学。这是语言教学的一个普遍现象。在加拿大，由于民族的繁多，流行英语、法语和其他各种民族语言。在加拿大，土著的印第安人由于历史的悠久，有“第一民族”之称，他们说不统一的语言，约有60种之多。因此，印第安人认为自己分属不同的民族，当地的一些人类学家也赞成这种观点，但在《加拿大印第安人法》中，官方一律称他们为“印第安人”。为了加速多元文化主义教育，联邦政府大力支持双语教学。官方为各省和地区提供双语教学所需要的一定数量的资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政府通过各种方式为各省双语教学提供了2.96亿加元，从法律上讲，加拿大的“权利和自由”规定本国青少年可以运用本民族的母语或其父母祖辈的语言，到学校学习文化。在语言种类上分析，在魁北克省内的85%的人讲法语，而在新不伦瑞克省有百分之三十的人讲法语，而其他地区绝大多数人讲英语。语言的不统一，使得加拿大印第安人的双语教学就十分必要。[3]
美国由于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语言种类繁杂。早在1664年英国人踏上美洲殖民地时，在北美大陆就有18种不同国家的欧洲和500种印第安语言了。因此，在印第安人学校进行双语教学非常必要。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议会颁布了《双语教育法》。在联邦政府的支持下，全国中小学的双语教学仍然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在印第安人的学校，除了学习印第安柴罗基部落语言外，还要学习英语、德语、法语、挪威语和西班牙语等多种外语。联邦政府对双语教学的学校管理还比较严格。据一份白宫教育问题分析小组于1981年的调查报告，符合政府的标准双语教学项目不是很多。[4]（p23-26）但是，我们认为，在印第安人等有色民族的学校中，开展双语教育，对于加深各民族这间的文化交流，提高印第安人学习英语、法语等外语的能力，肯定会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比较教育的研究是一个涉及面广的学术问题，由于对比的角度不同，视野的范围不同，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果。上述所述，仅仅是笔者的一言之见，深入研究外国教育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借鉴外国的教育经验，为进一步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服务。
三、均有促进印第安民族教育发展的法律
加拿大的民族结构中，印第安人、梅蒂人和纽特人等土著民族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民族。2013年的全国人口普查的数字表明，该国共有土著民族九十八万人，为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其中印第安人，占百分之六十二。[2]（p672）由于加拿大联邦政府不设教育部，教育管理实行高度的地方分权自治，在各省均设有教育部管理印第安人的教育。虽然如此，联邦政府还是通过教育立法的形式来对印第安人的教育实施宏观管理，例如，1911年，印第安事务部颁布了《印第安法》，规定7――15岁的印第安青少年必须接受初级的义务教育。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联邦政府又颁布了《由印第安人控制的印第安人教育》，该法规主要是针对印第安人对白种人外来文化的抵制现象、企图采用印第安人自己办学校、自己选用本民族的教师和管理人员等措施，来转变印第安人对外来民族控制教育的思想观念。设法由“对印第安人进行教育转变为由印第安人自己进行教育”[5]（p65-68）但是在实践过程中，虽然表面上由印第安人管理学校，聘用本民族的教师，但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管理方式上仍采用白种人的制度。此外，教育经费不足、缺乏本民族的教育体制和教学人才，也使印第安人的教育事业面临重重困难。[6]（p177-180）为了促使印第安人能够进入大学学习，政府的《印第安事务和北方开发部法案》，规定对印第安少数民族攻读大学，提供援助资金，包括学费、书费、交通费和生活补助费。又如，二十一世纪初，加拿大教育部门制定了《2001年土著学生奖学金、大学奖学金方案》，每年向印第安土著民族大学生提供200万加元的奖学金，奖学金种类多达400多种。[7]（p3）
除联邦政府外，各省政府也制定了法律、法规来推动印第安民族的教育事业。例如，加拿大萨省（Saskatchewan）于1999年颁布了《土著民族高等教育与培训行动计划》，为提高印第安人的识字率和升学率，培养他们大学毕业就业的技能和技巧；2000年，加拿大阿尔伯塔省颁布了《加强联系：阿尔伯塔政府土著民族政策框架》等法规文件。
在美国，印第安人是美国的土著民族。目前主要集中在亚利桑那（arizona）、加利福尼亚州（Califormia）、新墨西哥州（newmecico）和俄克拉荷马州（oklahoma）等四个州，约有300个部落。随着印第安人反对各族歧视运动的开展，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印第安人的教育逐步受到了美国联邦政府的重视，国会通过一系列促进印第安人教育事业发展的法规。例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颁布的《印第安人教育法案》，三年后，又颁布了《印第安民族自决与教育援助法案》（indianSelt-Determinationandeducationassistanceact）。[8]（p6-12）前一法案是美国建国后首部专门为印第安人教育制定的法案，主要目的是通过联邦政府经济上对印第安人保留区的学校和入学儿童提供补助。此后，通过修改法案的形式，鼓励发展印第安人居住区的学校进行课程、教学改革，并调动教师开发设计双语课本和教学活动的积极性。《印第安民族自决与教育援助法案》从政治角度调动印第安民族参与本民族的政治活动，以维护本民族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能力，为达到这一政治目标，联邦政府允许印第安部落和政府的印第安事务局可以签订契约，开办由印第安人自己管理的契约学校（ContractSchools）。
为了发展印第安人的高等教育，国会于1978年又通过了《部落自主社会学院援助法案》（triballyControlledCommunityCollegeassistanceact），由于该法案主要涉及印第安部落高等学院的办学，故又称《部落学院法案》（tribalCollegeact）。
四、两国的印第安民族都受过联邦政府的“同化教育”
在加拿大，学者汉普顿（eberHamptom）认为，印第安人的教育有五层含义，其中之一就是“同化教育”，所谓同化教育是指白人使用自己的教育方式，为达到白人同化其它民族而对外民族进行的教育。
在加拿大，从英国殖民时期就开始对土著民族实施了同化教育。殖民者的目的是要通过文化教育来强制性地“驯化”土著印第安民族。用欧洲西方的传统习惯和文化同化印第安人。就是在加拿大独立后，联邦政府推行义务教育，要求印第安人子女入学，但却规定一切学校均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教学内容是欧洲的传统文化，课程计划中没有印第安民族所需要的课程。结果，造成不少印第安中小学生逃学。[9]（p49）国内一些学者认为，加拿大政府对印第安民族实施“同化教育”政策的时间是在约19世纪初至20世纪中期，同化教育政策是欧洲民族自我中心主义在教育上的表现。联邦官员带着民族自我中心论的偏见，一贯认为本民族的文化高雅，而印第安人的文化落后，因此，对印第安民族而言，他们应该抛弃传统文化，接受欧洲人的先进文化。
美国联邦政府对印第安人采取教育同化政策的时间，一些学者认为是在1880――1934年。在这一时期，美国白种人通过派遣传教士到印第安人地区开办学校。美国基督教团中的不少传教士都是早期开办印第安人学校的先锋。例如，京士伯格（CyrusKingsburg）深入到田纳西州的柴拉基部落（Cherokees）、华虚朋（Cephaswashbum）和芬尼（alfredFrinney）到阿肯色州长的柴拉基部落进行传教和开办学校。[10]1-2此外，联邦政府为大力推进各地的同化教育，还设立了专职人员负责贯彻和实施联邦政府的同化教育计划，以便进一步改进印第安人的教育。他们还把印第安人中学习成绩优秀的青年送进高等学校学习，培养具有同化素质的医师、律师和教师。到了1916年，联邦印第安人事务局还为印第安人学校在课程上，设计了园艺、养禽、工本、种植、制乳、烹饪、缝衣等课程计划。企图加速同化教育的发展。
由于加、美两国同化教育政策普遍受到印第安人的抵制，两国联邦政府从20世纪中期开始，把教育政策从“同化”转为“自治”和多元化教育。
五、均设立印第安民族自治学校
加拿大的印第安人长期进行了争取本民族教育自的斗争，迫使联邦政府于1972年通过了一项新政策，即政府专门开办由部落控制的学校（Band-ControudeSchools）。此项措施在印第安人教育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不但印第安人可以逐步掌握自由的教育权，而且印第安人的代表在学校董事会也取得了应有的地位。据统计，1984――1985年间，全加拿大的印第安人子女中，有22.8%在部落控制的学校就学。[11]（p34-38）加拿大国内的教育自治政策同政治上的自治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了土著民族自治州。较早成立自治政府的是塞切尔州和克里――纳斯卡皮州。在自治政权的建立后，印第安人的传统图腾艺术、固纽特人冰屋等优秀文化也在学校中得到了宣传。1992年在夏洛特城召开的宪法修改会议上，规定联邦政府必须保护和发展土著民族的语言、文化、经济、土著地位。
美国印第安人的教育自治运动，早在南北战争结束后就开始了。例如，皮拨代教育基金（BeabodyeducationFound）、詹尼斯教育基金（annat・jeanesFound）和斯列特教育基金（JohnSlaterFound）投资数万美元为少数民族办学校。
美国在二战后五、六十年代后，随着民权运动的高涨，印第安民族争取教育自治权的斗争也进一步深入。由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1954年对布郎托皮卡教育局一案作出的判决，认为黑白人分校接受教育是违反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从而使1896年联邦政府实施的黑人与白人“隔离而平等”是违法的。此后，美国印第安人教育权和教育自治权学校日逐增多。[12]（p72-77）1964年，立法部门颁布《公民权利法》，禁止财政机构向实行歧视印第安等少数民族的大学提供经费资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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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学生教育案例篇5
关键词：平稳发展时期；民族法制；54宪法
中图分类号：D9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5－0016－08
新中国的成立，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开创了民族平等团结友爱合作的新时代，为各民族的发展繁荣铺平了道路，标志着我国的民族关系已经开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作为我国第一部根本大法的1954年宪法不仅规定了我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而且明确规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我国的民族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以该宪法为开端和指导，调整民族关系、保障少数民族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大量出台，这些规范，从体系框架，到语言表述，再到体例、内容等各个方面，都具有示范性和标志性，成为我国后来民族立法的基础和典范。这一时期一直持续至前，我们称之为“平稳发展时期”。对这一时期民族法的立法、民族法制的实施进行经验总结，将会对我国现今的民族法制发展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
一、1954年宪法对民族关系的调整
(一)1954年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认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各民族聚居的地方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1949年的《共同纲领》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做了原则性的规定，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批准颁布《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54年宪法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这部宪法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做了比较全面的规定，同时对《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做了必要的修改。宪法序言中规定：“我国各民族已经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国家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将照顾各民族的需要，而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上将充分注意各民族发展的特点。”在总纲中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的总政策。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内容是：建立民族自治地方、组成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体现了国家充分尊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权利的精神，体现了国家坚持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原则，保障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事务的权利，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赋予少数民族更多的自治权利，国家又采取措施帮助少数民族实现自治权利，这就确保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消除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和不信任的心理状态，实现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
同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按照宪法的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各民族自治地方既要保证国家的法律、方针和政策在本地方贯彻实施，又享有宪法赋予的各项自治权。这样就把国家的集中统一和民族的自主、平等结合起来，从制度上保证了国家的统一。此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可以在国家的领导下，各民族相互支援，特别是发达地区对不发达地区的支援，也可以调动民族自治地方的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因而，促进了民族自治地方和全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1954年宪法以国家大法的形式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定下来，必将推进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使这项制度的优越性越来越显示出来。
(二)1954年宪法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1954年宪法第54条规定：“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设立自治机关。自治机关的组织和工作由宪法第二章第五节规定。”对自治机关的规制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的：
第一，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组织和活动原则。关于组织原则，1954年宪法第67条规定：“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的组织，应当根据宪法第二章第四节规定的关于地方国家机关的组织的基本原则。自治机关的形式可以依照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大多数人民的意愿规定。”这一规定，既遵守了地方国家机关组织的基本原则，又尊重了少数民族人民自身的意愿，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第68条规定：“在多民族杂居的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中，各有关民族都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这一规定是为了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使它们真正能够代表各民族的利益行使自治权。
第二，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享有同级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1954年宪法第69条规定：“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行使宪法第二章第四节规定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这就是说，凡是地方国家机关享有的权利，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同样享有。
第三，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多方面的自治权。1954年宪法第70条首先规定：“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自治权具体包括：
1、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权。1954年宪法第70条第4款规定：“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可以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自治条例是依照宪法和其他法律确定的原则，规定各民族自治地方的组织和活动原则等综合性的条例。单行条例是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就某一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所做的规定。这项权力为民族自治地方所特有。
2、财政自治权。1954年宪法第70条第2款规定：“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地方的财政。”这一条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自治权。财政自治权是一项重要的权力，只有保障这项权力，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才有实际的意义。
3、组织公安部队权。1954年宪法第70条第3款规定：“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国家的军事制度组织本地方的公安部队。”这对于保护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在民族自治地方建立安定团结的社会秩序，打击破坏民族团结和民族自治地方的社会秩序等犯罪行为，是很必要的。
4、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权。1954年宪法第71条规定：“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使用当地民族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第77条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这都为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使用和保护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提供了宪法保障。
除以上外，宪法第72条还规定：“各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充分保障各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并且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建设事业。”
(三)1954年宪法对我国民族法制建设的指导
1、立法上的指导
1954年宪法比《共同纲领》更进了一步，将民族平等、民族地方自治等处理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宪法化，1954年宪法第3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这些原则性的规定对于我国具体民族立法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尤其是民族平等原则的确定，对日后各项民族立法的制定均起到了纲领性的作用，如确立并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政治和文化，以及保障少数民族的自治权等等各方面，并以此为基础影响了中央及各地区的民族立法，可以说，宪法是民族区域自治权的唯一权源。
2、具体权利义务的落实
1954年宪法赋予公民广泛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这些基本权利和义务当然适用于少数民族人民，此外，1954年宪法特别规定了少数民族人民享有的权利，第3条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宪法的这些规定指导了中央和地方民族立法，使这些基本权利得到切实实施。
宪法也赋予了民族自治地方的机关根据本民族的状况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权力，使得一大批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应时而出，所有这些，对实现民族自治地区的自治权，保障少数民族的权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期间，各自治区、自治州以及自治县出台了适用于本地区的组织条例，这些条例对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自治，保障少数地区自治机关的自治权具有重要作用。
3、对民众民族观念的影响
1954年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我国各民族已经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在发扬各民族间的友爱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基础上，我国的民族团结将继续加强。宪法在指导民族立法的过程中得以落实，我国的民族关系出现了平稳发展的局面，逐渐消亡，由于整体的中华民族观念的加强，使得民族隔阂减弱，民族纠纷和民族矛盾减少，民族认同感加强，中华民族范围内的各民族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的关系。
二、平稳发展时期的中央民族立法
1954年宪法颁布后至前夕，全党强调民族团结，重视民族政策，民族法制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在此期间，中央国家机关和民族自治地方制定了上百种民族法制文件，其中包括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法律、法令，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的行政措施和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并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单行条例等。这些民族法律、法规，按其内容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律规范
关于建立民族自治地方的决议、决定。1955年通过了《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撤销新疆省建制的决定》；1957年通过了《关于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决议》；1965年通过了《关于成立自治区的决议》，相应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相继成立。
关于民族乡问题的决议和决定。1955年12月29日国务院了《关于更改相当于区的民族自治区的指示》指出，根据《54宪法》第53条关于民族自治地方划分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三级的规定以及关于建立民族乡的规定，过去建立的相当于区的和相当于乡的民族自治区必须予以更改。分不同情况，做出了七点指示。对更改工作做出了妥善慎重的安排。同日，国务院发出《国务院关于改变地方民族民主政府的指示》和《国务院关于建立民族乡若干问题的指示》中指出，根据宪法，凡是相当于乡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应该建立民族乡，凡是过去建立的相当于乡的民族自治区，应该改建为民族乡。民族乡的设立，使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设置更加科学化。
(二)规定少数民族具体权利的法律规范
1、政治方面
关于保障少数民族享有平等政治权利的法律规范。最具代表性的有：1956年通过的《关于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等问题的决定》；1963年通过的《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条例(草案)》。上述规范，对自治地方人大代表的选举、名额和任期等问题做出了规定，是少数民族政治权利的落实。
2、经济方面
关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事业的决议、决定。例如，1956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化的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的指示》，其中第10条指出，在合作社运动和合作社的建设工作上，都必须根据完全尊重民族自愿的原则和不同的民族特点来安排，不要照搬内地经验。关于发展民族贸易和民族特需商品生产的决议、决定。最具代表性的有：1958年中央发出《关于副食品商业工作中贯彻民族政策、尊重民族习惯、做好副食品供应的联合指示》，对有关清真副食品加工、储运、出售的商品、供应网点、培养安排本民族职工等作了规定。随后，商业部等部门还发出了《关于安排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生产所需原材料的通知》、《1964－1965年棉纱统购、棉布及主要针棉织品统购统销实施方案》、《关于边远地区和贫瘠山区实行保护价发生价差损失的财务处理试行办法》等文件来保护少数民族经济权利的实现。
关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管理办法的法规。如：1958年《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暂行办法》是中国第一次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自治地方财政管理法规。1963年《关于改进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体制的报告》和《关于改进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的规定(草案)》，1964年《关于计算民族自治地方百分之五机动金的具体规定》，1964年《关于批准为照顾地区的民族贸易企业具体执行利润留成各项规定的通知》等也从不同角度规定了照顾民族地区财政的措施。
3、文化方面
关于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及方面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最具代表性的有：1956年2月18日国务院发出《关于今后在行文中和书报杂志中一律不用“满清”的称谓的通知》。为增进民族团结，今后……一律不要用“满清”这个名称。1956年6月2日国务院发出通知：今后对伊斯兰教一律不使用“回教”名称，应成为“伊斯兰教”。
关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的决议、决定。如：1954年5月《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及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帮助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问题的报告和政务院的批复》等。
关于发展少数民族教育的决议、决定。如：1955年3月29日《国务院关于在边远省份和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收音站的指示》；1956年7月20日《教育部关于抽调初中、师范教员和教育行政干部支援的通知》；1956年11月1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内地支援边疆地区小学师资问题的通知》。1962年8月2日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优先录取少数民族学生的通知》。这些法规规定：第一，少数民族学生报考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和其他一般高等学校，仍旧恢复过去“同等成绩、优先录取”的办法；第二，少数民族学生报考本自治区的高等学校，可以给予更多地照顾，考试成绩达到教育部规定的一般高等学校录取新生的最低标准时，可优先录取；第三，用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教学的民族中学毕业生报考高等学校文史类，仍与过去一样，免试古代汉语。
三、平稳发展时期的地方民族立法
(一)民族自治地方组织条例及其主要内容
在这一时期，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并报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组织条例，或民族自治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主要有：1955年《内蒙古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1965年《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等；
这些自治条例对相应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性质、组成和职责权限做出了规定。规定明确了自治区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是自治区的自治机关，是地方国家机关。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并规定了其组成和具体职权。同时规定，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是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地方国家行政机关，并对其组成和具体职权做出了规定。
(二)其他地方性民族法规范的创制情况
这个时期的地方性民族立法，制定机关、规范名称和形式很不统一，只能从内容上大致加以划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地方性民族立法：
有关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方面的。这类规范有：1955年9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颁布的《关于推行新蒙文的决定》；1956年11月的《布依族文字方案(草案)》；1956年12月通过的《达斡尔文字方案(草案)》；1957年2月通过的《黎文方案(草案)》；1957年3月通过的《傈僳、景颇(包括景颇和载瓦两种文字)纳西、佤、拉、哈尼等6个民族的7种文字方案(草案)》；1962年8月12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公布的《关于蒙古语名词术语的制定和统一办法》和29日颁布的《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文工作暂行条例(草案)》等。这些法律规范，有的创制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有的对已有的语言文字进行了规范化、科学化，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有关民族自治地方的成立和民族工作的。这类规范有：1963年5月15日中共广西区委批转区民委党组《关于自治县行使自治权利和加强散居、杂居地区民族工作的意见》。文件同意区民委党组关于自治县行使自治权利，改变区一级民族自治区为民族区，恢复民族乡和保障散杂居少数民族平等权利等意见。
有关发展少数民族经济建设事业、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生活水平的。这类规范有：1961年7月27日内蒙古党委下达的《内蒙古自治区牧区工作条例(修正草案)》。1963年2月9日至5月13日，内蒙古党委、人委为贯彻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先后制定了《关于解决自治区西部地区蒙古族社员原有土地补助问题的办法》等5个文件。这是自治区贯彻调整方针、调整农牧关系的重要举措。1963年5月11日，内蒙古人委首次《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管理条例》。
有关尊重少数民的风俗习惯和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科教文卫事业的。这类规范主要有：1957年5月2日广西省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照顾回族干部、职工、学生生活习惯的通知》。1963年9月20日中共广西自治区委员会批转区民委、区教育厅党组《关于民族教育工作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同意报告提出的对中、小学教师的各种照顾和有关教学的具体措施。
地区创制的民族法律、法规。主要有：1959年7月13日，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通过的《地区各县、区、乡农民协会组织章程》、《地区减租减息办法》；1960年10月25日通过的《关于颁发土地所有证的指示》、《关于赎买未叛乱农奴主及农奴主人占有的多余生产资料的赎买金的支付办法》等，对进行的和社会主义改造加以了规范。1961年8月2日通过的《进行民主选举试点工作的决议》。各地开始实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普选，翻身农奴和奴隶破天荒第一次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民利。1963年10月5日中共工委下达《关于调整行政区划的意见》、《机构编制调整方案》、《精减职工和家属的方案》、《关于干部培训问题的意见》等文件，调整行政区划，合并机构，精简汉族干部职工，培养提拔藏族干部，增加藏族干部比例。1963年12月28日自治区筹委会通过《寺庙民主管理试行章程》，1966年3月5日自治区人委通过《寺庙民主管理章程试行方案》。这一时期的地方立法，充分反映了的特殊社会背景和特别的调整需求。
四、平稳发展时期民族法的实施情况
(一)民族法实施的工作机构
这一时期，民族法制工作有序进行，有赖于相关的工作机构。从工作内容上划分，这些机构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种：
全面管理民族事务的机构。这类机构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民族事务委员会，例如，1957年3月，广西省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成立县民族事务委员会的通知》，随后，在广西的各县级单位都设立了民族事务委员会。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设立、使用和发展的机构。这类机构有：
1956年成立了广东省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黎族、苗族语文研究指导委员会；新疆成立了语言文字科学改革委员会；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内蒙古、广西自治区等省、区先后成立了民族语文工作指导委员会。1956年11月16日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少数民族语文翻译局成立。1956年12月29日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成立。
地区民族法实施的机构。这类机构有：1956年4月22日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拉萨正式成立。1956年5月6日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常委会会议，选举达赖喇嘛为自治区筹备会员会主任。1959年3月28日国务院总理命令，解散地区政府，由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地方政权职权。筹备委员会由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1961年6月20日扎什伦布寺民主管理委员会成立。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担任寺庙民主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这是在实行旧有寺庙制度的改革，实行政教分离，废除剥削，维护自由新制度的开端。
(二)民族法实施的具体措施
调整民族关系方面。1961年中共中央在兰州召开西北地区第一次民族工作会议，会议主要就解决西北民族问题和牧区工作问题的重大政策和措施进行了讨论。同年12月，中共中央批转了这次会议的纪要。7月25日民族历史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在北京召开民族史问题讨论会。1962年在北京举行民族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几年来民族工作的成就和经验，讨论确定了今后的民族工作方针和任务。会议要求在今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必须按照思想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注意民族特点和民族差别，学会具体分析民族地区的特点和经济特点，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的关系，切实尊重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正确处理民族关系。
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方面。1955年12月2日教育部函复广西省教育厅，对少数民族报考年龄应当依照当地规定放宽二至三岁。1955年6月教育部和中央民委在北京联合召开第二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会议提出要在整个国民教育事业的发展过程中，使少数民族的教育事业逐步接近和赶上汉族发展水平。1956年，国务院发出《关于少数民族教育事业费的指示》；1956年，教育部发出《关于内地支援边疆地区小学师资问题的通告》；1962年8月，教育部发出《关于高等学校优先录取少数民族学生的通告》，提出对报考统一招生的全国高等学校的少数民族学生，给予多项照顾。这些措施都是对宪法、法律、法规赋予的权利的落实，使得少数民族的受教育权真正得到了保障。
发展少数民族经济事业方面。1961年8月26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召开第十次畜牧业工作会议。会议对畜牧业生产方针进行了检查，认为“稳定、全面、高速度发展畜牧业”的基本方针和一整套并举的方针是符合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要求和全区畜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的。
保障少数民族自治权方面。为了保障少数民族的自治权的实现，1955年12月，国务院根据宪法的规定，了《关于改变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指示》、《关于建立民族乡若干问题的指示》，还了《国务院关于更改相当于区的民族自治区的指示》，1956年，国务院又针对区级和乡级自治地方更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发出了《关于更改相当于区和相当于乡的民族自治区的补充指示》，保证了这一工作的正常进行。这些文件、指示的出台和实施，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建设和完善。
和平解决问题方面。1957年3月5日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研究实行六年不改的有关问题。1961年2月，中共工委根据上述方针拟定了《关于农村中若干具体政策的规定》
(即农村26条)，据此，自治区筹委会向十多万户翻身农民颁发土地所有证。1961年4月，在自治区筹委会举行的全体委员会上，重申了党在地区今后五年不搞社会主义改造，不办农牧业生产合作社，稳定发展个体经济等方针政策。196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工委拟定了4个文件，即《改进合作共事关系》、《培养和教育干部》、《关于继续贯彻执行自由政策的几项规定》、《继续贯彻执行处理反叛分子规定的意见》，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一些改进工作的意见。1963年9月29日工委根据“政治统一，信仰自由，政教分开”的原则，就尊重信教群众的正常宗教活动，尊重住寺僧尼的正常宗教活动做出了具体规定。1965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复示中共工委并西南局，同意在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试办(先办初级社)。由此可见，党和国家针对的特殊情况，采取了特殊的措施，以利于的稳定和发展。
(三)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
根据宪法的规定，各民族自治地方相继建立(或改建)。1955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其后，对所辖专区、自治州进行了撤并。
1957年7月全国人大做出了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决议。1958年3月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正式成立。南宁市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这是我们党的民族政策贯彻执行的又一巨大成果。1965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准改“僮族”为“壮族”，“广西僮族自治区”亦改为“广西壮族自治区”。1958年10月2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正式成立。至此，我国已在90％以上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分别建立了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和民族乡。
(四)民族法实施的效果
为了促进和发展各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事业，我国在长期的法制进程中，进行了一系列有关少数民族的立法工作，旨在提高各民族的生活水平，共同步入富国强民之路。在1954年宪法颁布后至前夕这段平稳发展时期，党和政府制定实施的一系列消除民族隔阂、坚持民族平等的法律法规，保障了各少数民族享有民族平等的权利，使民族法的实施产生了理想的效果，主要表现在：
1、进行科学严谨的民族识别、确认工作，废除了一切因民族歧视产生的带有侮辱少数民族的称谓，使各少数民族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真心实意，促使他们放下疑虑，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中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消除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对建立新的民族关系起了重要作用。
2、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保障了少数民族各项自治权的实现，也保证了党和国家的各项民族政策、法律、法规在民族地区的推行。
3、在政治、经济、文化权利方面保证了少数民族的各项平等权利真正得到落实。比如在政治上，给予区域自治权；在经济上，少数民族地区有优先接受国家援助、并享有财政、税收等方面优惠政策的权利；在文化教育方面，把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实行同等条件下少数民族优先原则。对于散居的少数民族，中央也注意保障他们的平等权利。
4、尊重和强化少数民族的语言地位。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沉淀了一个民族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凝聚着一个民族的感情。在这一时期，党和政府坚持贯彻执行民族平等政策，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得到尊重并受到法律的保障。
5、旗帜鲜明地反对和地方民族主义，巩固民族团结。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民族团结政策，在处理具体的民族事务中发挥了极好的指导作用。
五、平稳发展时期民族法制建设的经验
(一)平稳发展时期民族立法的特点
这一期间，民族立法规范紧紧跟随国家有关民族政策的指示，以立法推进国家的民族政策的实施，使得我国民族立法在内容上为国家的某些民族政策的实施做了首创性的规定，为我国日后的民族立法起到示范性和和引导性的作用，很多规定也沿用至今或者只是在个别问题上进行了修改。如1954年宪法规定的民族平和民族团结等原则至今仍作为我国对待民族问题的最基本的原则，并在各种民族立法中被坚持。再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这一时期被确定并且完善，围绕民族区域自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多项决议，成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自治区，并且出台了一系列的规定，对这些自治区的建置进行了规定，除少数进行修改外，大多沿用至今；国务院在这一时期指定的有关民族自治机关的建置的规定沿用至今。再如，经济政策方面，1957年国务院的《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暂行办法》，是中国第一部以立法形式出现的民族地区财政管理体制，奠定了我国民族地区财政管理体制的基础。
少数民族学生教育案例篇6
第一，将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发展分为两个黄金时期。第一个黄金期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这一时期的民族教育政策体现了明显的针对性和特殊性，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明确了少数民族教育的性质、方针和任务；以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为民族教育事业的首要任务；建立民族教育管理机构，加强党和政府对民族教育工作的指导和管理；在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经费上实行倾斜政策；少数民族师资队伍建设政策；少数民族语文教学与教材建设政策。第二个黄金时期是1976年“”以后。这一时期的民族教育政策，总是把民族基础教育作为“重中之重”，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积极发展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综合发展少数民族民族成人教育，从而为整个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策基础和良好的政策环境。
第二，通过“少数民族教育优先发展区”战略构想的实施，实现民族教育优先发展。民族教育优先发展一方面要把民族教育事业作为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点，另一方面要把民族教育作为民族地区的各项事业的重点，要树立人的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变教育投资优先论为观念、政策和法规的全面优先。考虑到民族地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和少数民族教育的特殊性，要实现民族教育优先发展就要实施“少数民族教育优先发展区”的战略构想，要用好、用足我国已有的民族教育优惠政策，要集中其合力作用，要选好点，带动面，形成民族教育蓬勃发展的燎原之势。
第三，中国少数民族教育不仅要均衡发展，而且要通过少数民族教育政策重心的转移实现跨越式发展。针对西部民族地区教育非均衡发展的现状和问题，论著指出，中国少数民族教育要走均衡发展的道路，这是指在强化政府责任，对少数民族教育实行倾斜政策的基础上，政府要通过一定的资源调配为民族地区的社会公民提供相对均等的教育机会和条件，以确保他们能享有同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很显然，在学校教育之外的问题逐渐得以有效解决的基础上，应该及早地将政策的重心转向学校内部的问题（主要包括双语教学问题和多元文化课程问题），这种对于特殊教育政策发展的关注是我国民族教育向注重质量转移的起点和标志，这无疑会加快民族地区自身的“造血”功能，实现民族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在重视民族地区实际情况，调整传统民族教育发展中追赶汉族战略导向，走特色化发展道路的基础上，自然会有助于民族教育的跨越式发展。
第四，通过对民族地区基础教育课程的主体追问、价值反思和内容重构，深入探究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研究的价值取向问题。民族教育政策的价值及其取向是指人们为什么要研究和制订民族教育政策的内在依据，以及民族教育及其政策研究的结果为什么样的教育服务的问题。针对现行少数民族教育课程缺乏“特殊性”认识和关照的现实，论著直面我国民族教育课程及其设置的突出问题，那就是：已有课程没有充分体现文化的“人为性”和“为人性”这一根本的文化价值定位，已有课程文化价值观具有科学主义的取向，缺乏对民族学生生活世界的关怀导致课程文化与当地社会发展相脱离，这不利于培养少数民族学生对于自身生活的反思意识、主体意愿和行为调整。“教育及课程改革在本质上是文化变革”，少数民族的课程改革要主动自觉地建构，就必须基于民族地区和民族生活的实际，要充分体现“文化自觉”的精神实质，将少数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尽可能整体性地融入到民族教育课程体系之中。
第五，通过个案研究，分析了少数民族双语教学、培训模式、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开发等存在的问题及推广和完善的建议。个案研究是该著作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通过对藏汉双语教学的个案研究、少数民族双语教师培训的个案研究，指出了民族地区双语教学存在的问题和完善少数民族双语教师培训的政策建议，并着力进行了-民族地区课程和校本课程的开发及政策研究，提出了民族地区校本课程开发的“平行模式”、“整合模式”和“双语编译”模式。
综上可见，全书的主要特色和创新之处在于：系统总结了我国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与经验，以民族政策与教育政策“双管齐下”的视角考察并总结了我国少数民族教育政策五十余年来的成功经验与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新的民族教育政策类型说，比较分析了民族优惠性政策与民族特殊性政策的关系、侧重与优劣，并很有见地地提出当前我国民族教育政策正在经历一个由优惠性政策向特殊性政策转变的重要而关键的时期；构建了以“民族地区教育政策与法规、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发展政策、民族地区教育经费政策、民族地区教师学生政策、民族地区教育课程与教学政策”为结构的新型民族教育政策体系。该书分别从宏观与微观的角度人手，对民族教育政策的执行效果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查。虽然在调查计划中，对21个人口在10万以下的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情况的调查，终因吸收国内其他研究机构的成员不多而难能有效实施，但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和临夏回族自治州两个实验研究基地的追踪调查，较好、较全面和客观地反映了我国少数民族教育政策中的三大类型，即“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自治地方的民族教育政策、人口较少民族的教育政策和聚居区民族教育政策。全书能较好地将第一手的调研资料和理论分析结合起来，体现了政策研究的理论取向与实践价值取向的统一。
少数民族学生教育案例篇7
白人反对“少数民族加分”
“少数民族加分”是我的用词，英语原文是1960年代初期出现的“平权（affirmativeaction）”政策，具体是指其在高等院校招生中的广泛运用：在其他同等条件下，优先照顾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学生入学。即便在强调综合因素的美国高校招生体制中，也有人将这样的照顾政策等价为“高考加分”：以1600分为满分的旧Sat“高考”来衡量，名牌大学录取的黑人学生平均分数，可以低于其他录取生300～400分。
平权政策原意是惠及所有“有色人种”，在政府招工政策上至今仍然如此。但是由于亚裔学生在考场上的出色表现，“高考加分”迅速演变为专门照顾大学校园内“未被充分代表”的族群，主要是黑人、拉美裔和印第安原住民。
外人往往以为美国高等教育普及，只要有钱，阿狗阿猫都能上大学，而没认识到美国大学质量声誉的强烈分化，以及由此造成“重点院校（selectivecolleges）”及其专业研究生院（主要是毕业后高收入的医学院和法学院）的激烈入学竞争。这常常是决定学生未来金钱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关键。例如华尔街金融业的招工，基本上是常春藤名校毕业生的盛会。年前纽约长岛Sat大学入学考试“”代考作弊案暴露后，纽约州参议院高教委员会主席便强调“（Sat考试）决定考生未来的人生轨迹”，更说明入学竞争和社会上升机会的密切关联。
高等教育不仅是美国最主要的社会上升通道，有一句非常恰当的总结说：常春藤名校更代表了“限量供应”的上层社会入场券。“少数民族加分”政策因此在短短几十年中帮助改变了美国上层社会的组成。奥巴马当选为第一位黑人总统，可以说是这一优待政策的最大结晶。今天美国两党尤其上层的其他黑人和拉美裔领袖，在不同程度上都是这一政策的获益者。例如有下一届总统候选人声望的麻州首任黑人州长帕特里克（哈佛大学本科和法学院博士），奥巴马本人最中意的下一任国务卿人选、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苏珊·赖斯（斯坦福大学本科、牛津大学博士），未来第一位拉美裔总统热门人选、德州圣安东尼奥市长胡利安·卡斯特罗（斯坦福大学本科、哈佛法学院博士）等等。
高校招生“少数民族加分”政策因此很早就遭到白人的反对，随着美国社会的演化，这种反对意见越来越强。这里有两项主要动因：第一，随着蓝领阶层收入的停滞和社会地位的下降，作为社会上升通道的高等教育，尤其是争夺进入上层阶级的精英教育机会的竞争愈演愈烈；第二，少数民族精英的浮现与上升，加剧了中下层白人对丧失社会机会的怨恨，右翼草根中间除了日益强烈的反精英主义，也产生了指责少数民族通过不公平竞争和“大政府”干预坐享社会果实的声浪（特别见于茶党运动）。
“平权”政策的法律漏洞
美国公立大学根据种族肤色的照顾政策，最早出于当年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等总统的行政命令，在法律上一直有漏洞。即便是1964年国会通过的民权法案，也只是强调种族平等，而没有提出“优待”。这里的关键，是美国南北战争后通过的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引进了“同等保护”条款，原意是保护解放后的黑奴，但是也树立了不能根据肤色区别对待每个公民的法律原则。
对于这一法律上的矛盾，平权政策的提倡者强调的是“纠偏”：历史上长期的种族歧视和不平等待遇造成的社会现实，不通过特定的优待照顾无法改变。这样的“历史纠错论”多年来得到主流社会的广泛认同。虽然这一优待政策原则上限于政府机构和公立学校，领导精英教育的私立常春藤名校也纷纷照办。
由于社会意义重大，与“少数民族加分”有关的官司通常都会打到最高法院。最早的案子，是1978年一位白人考生因申请加州州立大学医学院落第而发起，最高法院根据前引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同等保护”条款，判决专为少数民族设立入学“配额”违宪，但是“多元化（diversity）”代表了高等教育的“压倒性利益”，种族因此可以继续作为录取参考因素之一。
第二个重要案例，是1992年一位白人女生控告德州大学法学院拒绝她入学，虽然她的成绩超过了许多少数民族录取生。美国第五联邦巡回法院1994年判决禁止采用种族优惠性差别待遇措施，而最高法院在1996年拒绝了此案的上诉，相当于默认了巡回法院的判决在地方范围内有效。
再下一个案例，是2003年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以5比4的微弱多数，判决密歇根州立大学法学院录取过程同时考虑包括种族在内的多项因素不构成（违宪的）“配额”。但是多名大法官同时强调，照顾少数民族属于历史“纠偏”政策，而只有有限的时效，“也许再过25年”就没有必要了。
上面这些案例显示，“少数民族加分”入学政策的明显法律漏洞在原则上与宪法“同等保护”条款冲突，也违背美国文化强调的“机会均等”原则，而无法无限期地维持下去。在这些案例推动下，美国高校纷纷淡化录取过程中的种族因素。例如，在亚裔推动下，加州州立大学系统基本上取消了这一种族因素，伯克利和洛杉矶等著名分校的亚裔比例因此几乎达到一半。德州州立大学则把其旗舰分校的大多数名额保留给高中班级排名前10%的毕业生直升入学，只剩下约1/5的录取名额涉及包括种族在内的“其他因素”。
“加分”的公平性和有效性
法律之外，“少数民族加分”政策的公平性和有效性也引起越来越大的质疑。批驳这一政策公平性的首要人物，正是3年前被白人警察误作盗贼逮捕、后来由奥巴马总统出面在白宫“杯酒消嫌隙”的哈佛大学黑人教授亨利·盖兹。他引用大量数据，表明精英教育界里“少数民族加分”政策的主要获益者，其实是家境富有的黑人子弟，而且大多不是这一政策原来的补偿对象—黑奴后代。夏威夷贵族中学毕业的奥巴马可以说是最佳例证。小儿在哈佛的一位黑人好友，也是家庭殷实的波多黎各移民第二代。即便是左翼舆论，也逐渐倾向于按照家庭经济收入也即照顾寒门子弟的入学政策。
其次是有效性。“加分”政策不可避免会录取学业成绩和能力偏低的少数民族学生。他们能否在学习竞争中生存，常常出现问题。有统计表明，“照顾入学”的少数民族学生中途退学率明显偏高。即便他们能够顺利毕业于例如法学院，也会面临“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律师执照考试。因此有过黑人律师无法通过执照考试而流落街头的事例。
这些情况引起社会上尤其右翼舆论对少数民族精英教育产品的严重偏见，认为他们是靠了“后门”成功的人物。例如许多人认为奥巴马不愿公布他的大学和法学院成绩单，是其成绩“不足为外人道”。索托马约尔被提名成为第一名拉美裔大法官时，虽然她是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和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右翼传媒普遍把她形容为靠“少数民族加分”出身的法官。驻联合国黑人女大使赖斯，虽然斯坦福大学毕业并像克林顿那样获得罗兹奖学金留学牛津大学，也常常面临是否靠“加分”出道的质问。
少数民族学生教育案例篇8
【关键词】贵州省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0.前言
在贵州的高校生源中有很多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应该充分的考虑到民族因素，尊重少数民族学生的民族信仰和文化习惯和传统。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应该综合性的考虑多种因素，少数民族大学生具有无限的发展潜能，尤其在民族问题上有更为深刻的认识，思想政治教育应保持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正向引导，提升学生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的能力。
1.贵州省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特点
1.1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具有特殊性
贵州少数民族大学生在生活习惯，民族信仰等方面都有特有的民族特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应该尊重教育主题的个性化特征，不能一概而论。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大学阶段接受更专业的教育，学生对于自我人生规划、自我发展都有一定的认知。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注重其独立性、自主性的启发引导，在国家观、民族观和文化观上应该培养少数民族大学生坚定的信念，坚决捍卫我国的和领土的完整，捍卫我国的民族团结，努力继承和传承优秀的民族文化，自觉的承担起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创新的历史任务。
1.2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赋予时代性
思想政治教育从在教育内容上应该体现时代性的特点，顺应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求性，了解时展的需求，在人才培养上能够实现教育内容的与时俱进。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让少数民族大学生能够感受到我国在民族问题上的重视，感受到自身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认真的学习文化知识和实践技能，以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情怀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当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应该被不断的完善和丰富，同时展的历史人物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着重少数民族文化内容的渗透，让少数民族大学生能够通过鲜活生动的案例更加深入的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的重要性。
1.3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体现民族性
思想政治不仅仅要体现时代性，也要充分的体现其民族性的功能，将思想政治教育最为巩固民族关系，促进民族融合的重要手段。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力量的汇聚能够丰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将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内容融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体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少数民族大学生也必须的清醒的认识到现阶段国际上有很多敌对势力试图分化少数民族关系，通过发动恶性实践破坏和谐的民族关系，少数民族大学生应该有坚定的民族信念和强烈的爱国之心，提升政治意识，坚决捍卫我国的民族独立和完整。
2.贵州省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举措
2.1坚持以人为本教育理念，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特征性
贵州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开展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个性化特点有充分的了解，作为高校教育者应该掌握贵州地区少数民族分布，了解少数民族的信仰、文化丰富的传统，具有针对性的设计教育内容。在教学实践的过程中结合贵州少数民族区域文化情况，通过教育引导和教学启发，让学生能够在潜移默化当中形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认同，获得更多的文化归属感和责任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开展应该以学生为主体，尤其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应该给予少数民族大学生更多的参与和发言的机会，理解其发展的需求，不断的调整教学安排，以找到最科学的教育方法。
2.2运用现代化教育手段，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现代化的教育手段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多媒体教育手段让课程教学更加丰富生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充分的利用这一优势性，让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呈现新的教育姿态。对于贵州省的少数民族文化传统文化习惯，教育者应该有整体的把握，在教学内容设计的过程中，融入对于少数民族文化内容教学案例，让学生能够充分的感受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性和时代感，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渐的加深民族情感，提升爱国主义的情感。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应该明确教育目标，科学系统的进行教学安排，以达到教学效果的最优化。
2.3注重民族性教育引导，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
少数民族大学生民族性非常强，对于本民族的文化和信仰有坚定的信念，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应该从学生的民族性出发，丰富教育内涵，渗透民族观念、爱国观念，激发小学生的学习兴趣，主动去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刻内涵。对于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和现象都能够以理性的判断进行思考，实现举一反三的能力培养，充分的认识教学重点，在具体的生活实践当中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以理性的思维判断和严谨的处事方式正确的处理各类事务，始终注重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长效引导
总之，贵州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应该找准切入点，把握正确的教学原则，以科学的教学方法和创新的教育手段提升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实现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的培养。
【参考文献】
少数民族学生教育案例篇9
【关键词】民族地区高职院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创新策略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5）02C-0045-02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以下简称“基础”课）作为、教育部规定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修课之一，不仅对大学生的成长成才有积极促进作用，同时也是维护祖国团结统一的重要手段。少数民族地区作为祖国高等教育的重要阵地，“基础”课的有效开设更具有其深刻意义。
一、当前“基础”课教学普遍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高校“基础”课普遍存在“两层皮”现象，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与学生现实生活、理解能力相脱节，导致学生在课堂上局限于“被动地听”，对课程学习提不起兴趣，很难把课堂所学内化成自己的思想并最终转化为行动。同时，由于考核方式单一、教学效果缺乏有效跟踪，师生们逐渐对该课程抱着应付了事的态度，很难发挥课程应有的教学效果。
（一）教学内容呆板，针对性弱。作为公共基础课，“基础”课通常得不到大家的重视，不仅课时随时面临缩减风险，教师也已经习惯于几十年如一日地照本宣科，很少通过社会实践、网络等渠道丰富教学内容。尤其在文化多元冲击、网络成为交流主阵地的当今社会，课程教学若不结合当前、当地时事及学生专业特色、实际生活、就业前景等方面进行内容拓展，很难与中小学就开始接受的思政课真正区分开，从而导致大学生在学习态度上有所懈怠，认为该课程“无趣无用无难度”，学习动机不强，兴趣不高。
（二）教学方法陈旧，参与度低。当前“基础”课仍大部分局限于教师说学生听的状态，随着“90后”甚至是“95后”陆续进入大学，陈旧的教学方法已无法提起学生兴趣，不通过课堂讨论、课外实践等教学方法开展教学，带领学生主动参与到课堂中，教学效果会大打折扣。
（三）考核方式单一，片面性强。当前大部分高校“基础”课都以开卷考试或提交论文的形式作为考核方式，然而该课程不仅应立足于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学习道德与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等能力，引导学生把所学转化为行动，因此需要寻求更科学全面的课程考核方式。
（四）效果追踪脱节，反馈性差。由于课程考核方式单一，“基础”课也没有对教学效果进行系统追踪，因此我们无法得知学生的思想、行为是否有进步，进而无法对教学改革提供有用信息。
二、少数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学生的特点
（一）双重“自尊心与自卑感并存”。少数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学生普遍具有双重的“自尊心与自卑感并存”心理。一方面是“民族自尊心与自卑感并存”。少数民族地区学生中大部分本身就是少数民族学生，他们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时刻关注自己民族发生的事情，不允许自己民族受到任何形式的轻视。同时，他们又由于从小生活在边远落后地区，家庭条件及所接受的教育不如城市小孩，甚至由于方言（如有些壮族学生普通话带母语方言较重）导致民族自卑感。另一方面是“高职生的自尊心与自卑感并存”。高职生由于高考失利因而在心理上存在一定的自卑感，同时他们又极度渴望得到家人、朋友、老师与同学的认可，渴望通过优异的学习成绩及工作表现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因此，“基础”课的教学过程中要时刻照顾这些学生的心理情绪，帮助他们克服自卑感，树立自尊心。
（二）对课程的认识存在偏差。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大学生从小学就开始接受思政课教育，对思政课不陌生但也谈不上热爱，进大学后，他们会认为专业课比较重要，没必要浪费时间、精力在思政课上。尤其在高职院校，“重技能轻思修”的观念更不利于“基础”课的教学。
（三）学习主动性及学习能力有待加强。少数民族学生从小接受的教育相对落后，学习方法与能力有待提升，口头表达、组织协调等各方面能力相对欠缺，在“基础”课学习中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同时，大部分高职生中学时的成绩都不是很好，学习主动性不够强，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基础”课的学习效果。
三、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基础”课教学创新策略
为真正发挥“基础”课的战略作用，少数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在教学改革上应明确教学思路，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考核方式及效果跟踪等方面有所创新。
目前公认该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学生在知识、能力、素质三方面有所得，笔者认为要达到该教学目标，首先要求学生在心理与情感上愿意学习该课程。而“愿意学”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学生在课堂上得到应有尊重，对课程没有抵触情绪。第二，对课程感兴趣。第三，学生认为该课程对自己有用。这就要求少数民族高职院校在课程的内容设计上充分结合自身民族特点及学院特色，深入了解学生需求所在，丰富教学内容，并在教学方式上进行改革，避免学生在学中“掉队”。
（一）丰富教学内容，贴近学生需求。课程并注重挖掘有民族特色、具时代意义、符合学生特点的教学内容。总体来说，教学内容要贴近学生心理需求，只有学生感兴趣了，才会愿意去学习。以广西为例，壮族是广西第一大少数民族，许多壮族学生渴望壮族文化能被传承，因此在“珍惜大学生活，开拓新的境界”里可以结合壮族学生普通话夹壮问题进行剖析，鼓励大家开口说话，消除对壮族同学的偏见;而在“传承爱国传统，弘扬中国精神”里可以向学生介绍壮族三月三节日的由来、引导大家探讨保护传统民族文化的对策;在“职业道德”相关内容里则可以结合行业特点进行授课。
（二）拓展教学方法，加强课堂参与。在教学方法上，应以行动导向法为理念，把主动权交给学生，用案例讨论、角色扮演、主题演讲、头脑风暴、课外实践等形式取代传统“满堂灌”。现以广西某高职院校为例，对教学方法进行设计（见表1）。
表1以广西某高职院校为例的教学方法设计
章节教学方式广西某校具体操作方法预期的学生收获
珍惜大学生活开拓新的境界课堂讨论方言是我的绊脚石吗？学生之间相互熟悉、口头表达与独立思考能力、树立自信心、明确学习目标
你认为一个人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品德、知识、技能、关系、还是其他？
制订个人的大学生涯规划制订个人的大学生涯规划
追求远大理想坚定崇高信念校友访谈邀请该校的成功校友现身说法（现场访谈或提前录制视频均可），跟学生分享自己的成功经历，学生谈心得体会树立专业信心、做好为理想信念付出努力的心理准备
继承爱国传统
弘扬中国精神
课堂问答你觉得自己爱国吗？（教师在课堂上问一系列祖国利益遭到损害时大家的感受，学生体会自己是否爱国）扭转“爱国就是老生常谈”、“无所谓爱国不爱国”等错误思想、
提升爱国情操及民族自尊心、口头表达、沟通协调及组织策划能力
小组辩论成龙捐赠安徽古建筑给新加坡，该还是不该？
头脑风暴为了促进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集体参观就近参观当地革命遗址或根据地（如南宁昆仑关、百色红色革命根据地等）
分组制订方案为保护广西壮族的传统方言及民族文化制订方案
领悟人生真谛
创造人生价值
人生价值拍卖会给每个人指定数额的“金钱”，现场拍卖提前标好底价的亲情、友情、爱情、金钱、权力、地位、健康、快乐、自由、名誉、美貌。让同学们分享拍卖心得理解人生价值的标准与评价、学会科学对待人生环境、口头表达/独立思考能力、体会奉献的幸福
案例讨论分析案例主角的心理：
广西中医学院原院长王乃平语出惊人：有权有势才会有人送钱;送的钱越多，自己“价值”越高。
辩论当今社会，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
社会实践利用课余时间到当地农民工小学或相关爱心机构做义工一小时
学习道德理论
注重道德实践
课堂讨论道德为什么可以起到引导、调节人类认识及行为的作用？认识道德的重要性、理解道德两难性、了解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明确社会主义道德要求、树立和弘扬社会主义道德信念、口头表达/独立思考/沟通协调能力
角色扮演重现经典案例：海因茨该不该偷药
主题演讲作为当代大学生，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做到中国古代推崇的“义”、“仁”、“礼”、“信”
观看视频感动中国2014颁奖晚会
小组讨论随着越来越多的学术失范事件发生，当“抄”变成了“潮”，大学生应如何应对
领会法律精神
理解法律体系
角色互换（课前准备）分组上台用ppt介绍各章节内容了解社会主义法律精神及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自学能力、ppt制作能力、口头表达/团队协作能力体会教师上课的不易
树立法治理念
维护法律权威
新闻播报（课前准备）每人上台播报因无视法律权威最终受到法律制裁的新闻或案例，并发表个人看法明确法律的权威性、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及思维方式、口头表达能力、概括总结能力
案例讨论能否因为药家鑫曾经获得过“三好学生”、大学奖学金而对其减刑？
遵守行为规范
锤炼道德品质
课堂讨论列举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注重规范日常行为、生活的责任意识及行为修养、了解本专业用人单位对学生的需求、提高研究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实地调查教师提前设计好问卷，指导学生到单位进行问卷调查，了解用人单位对大学生职业道德方面有哪些要求
课堂讨论在离婚率居高不下的当今社会，我们将如何保卫我们的婚姻？
观看视频爱情天梯
课堂分享学习本门课程的收获，对自己思想及今后行动有什么帮助？
教师在课堂上不仅要传授知识，还应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通过上述教学环节引导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生“会学”进而自主“学会”，最终培养其综合能力，提高自身素质，达到教学目标。
（三）创新考核方式，全面评定成绩。在评定成绩方面，除考试、提交课程论文等形式外，应该把较大比重的成绩分配到平时表现，采用实践积分的方式对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定。如在“传承爱国传统，弘扬中国精神”章节，教师可以依据各小组制订保护广西壮族的传统方言及民族文化方案的质量及每位同学的表现给出该环节的成绩;在“领悟人生真谛，创造人生价值”章节的“社会实践”环节可以以受服务群体的评价为依据，给到农民工小学或爱心机构做1小时义工的学生1～3个积分不等，期末将积分换算成成绩即可。
（四）加强效果追踪，及时反馈修正。与当前以考试结束课程不同，我们应注重加强“基础”课的效果追踪。除督导及同行评价外，学生评教要注意引导其评价课程对自身思想行为的影响程度。此外，可以通过问卷调查学生毕业1年或若干年后对该课程的评价。因为思想道德是每个人要用一辈子去修炼的东西，“基础”课在教给学生知识的同时，更应注意引导其把所学内化成思想并最终转化为行动，否则一切教学都不能起到实际效果。学生在课程学习后经过几年学习、工作、生活的历练，重新审视“基础”课对自己的影响，相信可以对“基础”课的教学提供有意义的意见及改革思路。
【参考文献】
[1]谭庆莉，谷禾.少数民族认同问题的理论探析[J].民族论坛，2012（4）
[2]赵根瑞.针对高职学生特点创新“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教学方法[J].教育与职业，2008（24）
少数民族学生教育案例篇10
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我们党的一贯战略思想，但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生产生活有其特殊性，若不深入了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难以取得实效，本文以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为个案就如何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提出思考。
关键词：少数民族；新农村；建设
一、通道侗族自治县基本县情
通道侗族自治县位于湖南省西南边陲，怀化市最南端，湘、桂、黔三省交界处。在历史上为楚越分界的走廊地带，素有“南楚极地”“百越襟喉”之称。全县总面积2239平方公里，全县21个乡镇，总人口23.75万，有侗、汉、苗、瑶等13个少数民族，占全县人口总数81.3%，其中侗族人口占78.3%，是湖南省最早成立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通道县形成了本民族独特的风俗习惯，民风淳朴，特色鲜明。
（一）具原始民族特色的“歌舞之乡”
通道县有灿烂的侗族文化遗产和古雅纯朴的民俗风情。除鼓楼、风雨桥等独特的建筑以外，还有独具特色的织绣、服饰等，织绣以侗锦、侗帕最富盛名；服饰以其款式多样、工艺精巧，纹样精美而著称于世。这里流传着数十种民族乐器，有“歌舞之乡”之称，其中萨歌混沌舞、哆耶、哆嘎、琵琶歌、侗戏，芦笙最受人们喜爱。
（二）待进一步开发状态的“犁耕文明”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但通道县成立至今已有59年，农村地区基本上还是以农业为主，处以传统的“犁耕文明”阶段，基本上没有机械操作。以种水稻为例，通道县乡镇很多田都在山间，既算有机械工具也较难派上用场。“犁田—栽秧—施肥—田间管理—打谷”几个环节中只有在“平原”地带的田间作业才会用耕田机。林业是通道县经济支柱产业之一，山区的侗乡人民“靠山吃山”，但在大山深处植树造林，在陡坡上种植玉米、红薯、小米等作物只能靠“锄耕”。由于地处偏远山区、劳动方式相对落后，地方财政支持有限，该县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2009—2012年农民均年收入2881元，是湖南省经济特困县之一。
（三）以独特规范维系的“人际关系”
通道县作为民族自治县之一，其自治制度对维系民族关系，人与人的和谐相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针对通道县农村地域特点和民族习惯，县、镇、乡各级政府制定了村寨禁赌、侗款等乡规、民约，对其农村辖区内人民群众进行社会管理控制具有“服从”和“强制”两大特征。另外，通道县虽然经济上相对落后，但民风纯朴，其生活特点突出，并在长期的民族活动中形成了独特的风俗习惯、礼仪规范（族规），例如：款约。它是侗族社会独特的政治制度、社会组织形式，包括生产活动、风俗习惯、道德准则、信仰禁忌等萨文化对维护农村生活秩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在农村还有以佛教为主的民间宗教组织，其宗教教规、戒律等也是调节民族关系有效手段。
二、新农村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本民族文化面临“失传”危机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简单的社会民族大“融合”，少数民族地区和谐农村建设，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接受新鲜事物，加强现代化建设，但少数民族文化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根”，要实现少数民族地区内部与外部的真正和谐离不开本民族独特的文化作支撑。通道县21个乡镇，243个行政村，村民之间、村与村之间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桥梁就是以侗族文化为主的民族文化交流，而现在正面临着“失传”的危险。一方面表现在与其他经济落后地区一样，为了生计（致富）农民家庭中青壮年纷纷到广西、广东打工，无暇传承和发扬本民族的文化，村寨中许多民族工艺、歌舞、乐器已逐渐失传。另一方面，在高度统一的教育体制下，教育管理部门注重追求升学率，忽略了本民族文化的宣传教育及人才的培养；当地县文化局、教育局等部门一直以来都没有对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专项资金投入，据了解原本1965年就批准的侗族文字方案至今都未能得到贯彻落实，这些都是导致民族文化失传的重要原因。
（二）经济落后社会负面心理
受地理环境、社会历史等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地区普遍经济发展滞后，在相对封闭的少数民族环境里，因为经济发展滞后而产生的社会负面心理，对和谐农村建设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在通道县这些社会负面心态主要表现在：一是自卑心态；农村家庭虽吃尽了没有文化的苦头，但因受经济、语言等条件的限制跟不上现代教育的节奏，农村孩子辍学率高，有的高达60%以上；“读书无用”的念头，自卑心态在恶性循环，越怕落后越落后，并驱使他们选择尽可能减少或不与外界打交道。二是信任缺失；例如：通道县地处山区，农民“靠山吃山”，但因国家土地政策先是国有，后来变成私有，当时在山林划界时不太明确，导致了村寨山林纠纷等问题悬而未决。这些因体制改革遗留下来种种问题，未能得到妥善处理和解决，导致农民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失去信心和信任。
（三）“土匪”习气影响社会治安
从近三年通道县公安局数据分析情况来看，该县社会治安形势总体比较稳定，没有影响特别恶劣的重案要案。受理的治安案件多发生于城区，主要以殴打他人、盗窃财物、故意伤害他人、违反旅馆业管理、违法等活动案件为主。刑事案件中“暴力性”“侵财性”案件突出，其中盗窃案居各类案件之首，广场街道和居民处所、商业场所是重点发案场所，且呈现出四个方面特点：一是入室盗窃案件频发；二是侵财案以盗窃机动车（摩托车）为主要形式；三是作案时间夜晚多于白天；四是抓获的刑事犯罪作案成员大都为本县市18至50岁左右的务农人员和无业人员，文化程度均为小学、初中以下，且都为男性。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治安状况与当地农村经济比较落后，收入低下，就业不稳定有关，也是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导致当地法律意识淡薄，少数农民养成了好吃懒做、土匪习气，以简单打斗解决问题的等意识所致。
三、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的几点建议
早在2005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就提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基于以上当地民族经济和文化特点的分析，笔者对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确保民族特色促和谐
201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指出适应农村人口转移的新形势，坚持因地制宜，尊重村民意愿，突出地域和农村特色，保护当地特色文化风貌，科学编制乡镇村庄规划。通道县系湖南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少数民族县市之一，在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过程中，搞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必须尊重和保护当地以侗族文化为主的文化遗产和民俗风情，围绕少数民族主流文化传承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以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和谐，整体推进新农村建设。其他各少数民族地区与通道县一样，农村与农村之间的和谐发展以其共同信仰的民族文化为纽带，族胞之间的文化交流就像哺育孩子成长的乳汁促进少数民族地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
（二）拓宽经济渠道促发展
社会发育程度低，劳动力科学文化素质差，文盲现象严重，劳动技能差；卫生基础设施条件差，、交通设施差、缺乏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政府缺乏资金和技术的投人、政府发展经济能力不强等等一系列问题是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要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制定行之有效的地方性政策和制度，就得深入了解农民所需所想，了解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状况，
经济结构，文化特点，注重研究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特点，。以少数民族地区原有经济制度和主要生产方式为基础，加大引导和扶持地区经济增长力度，提高农民职业技能和创收能力，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像通道县这类少数民族县市最大的经济发展亮点就在于以农业、林业为基础，充分挖掘当地少数民族饮食文化、歌舞文化、宗教文化，大力发展旅游业、服务业不断拓宽经济发展渠道，多管齐下，促进少数民族农村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三）加强社会控制促稳定
一是提高法律意识；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法律所起的作用更多的表现在强制作用上，农村社会成员文化程度普遍偏低，法律意识淡薄，发挥不出指引、预测和教育等作用，只有通过法律的惩罚与制裁，人们才知道哪些事不能做，哪些行为是违法。加强法制教育，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是法律实现外在控制的前提。此外，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存在正像少数民族文化的存在一样，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从这一角度而言，正确宣传和利用少数民族习惯法，是实现农村社会稳定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二是实行制度控制。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有高度的自治权。制度控制主要是对社会组织内部的一种控制，是针对区域生活特点为其成员规定的行为准则。在农村，乡规、民约就是乡、镇、村三级组织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对其组织成员及辖区内人民群众进行社会控制的制度（纪律），具有“服从”和“强制”两大特征。少数民族地区乡规、民约（比如侗族地区的侗款）的约束力表现尤为突出，因此要建立健全少数民族地区的乡规、民约，充分发挥纪律约束作用。
三是发挥道德和习俗作用。道德可以用来调节、规范人们的行为，预防犯罪的产生。较法律而言道德发挥作用的领域更广泛，它能够调整许多法律效率所不及的问题，深入到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此外，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上相对落后，但民风纯朴，其生活特点突出，并在长期的民族活动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风俗习惯、礼仪规范（族规），对维护农村生活秩序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作者单位：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