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和行政管理篇1
1.新公共管理促进政府部门转化角色,提高服务意识
新公共管理定义政府的角色就是服务型政府,它把市场的理念引入政府。公民作为纳税人,是一种顾客角色;而政府作为税收的接纳者,是一种服务员角色。政府作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卖方,理应为纳税人提供更好的、更优的产品,而不是以一种高姿态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公民才是当家的主人,他们有权要求政府这个服务者提供优质的服务。新公共管理要求的政府是作为一种服务的,以民为本的政府。提高政府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的条件,就是把政府部门放在一种竞争的环境下,让政府部门之间、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进行竞争。引用市场机制的手法,让政府部门面临来自市场的巨大的压力,不得不放下从前的官僚架子,重新摆正作为“服务员”的角色。
2.新公共管理可以提高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
长期处在官僚机制中的政府,已经形成了一个机构庞大、臃肿的组织机构。随着政府机构不断的增加,职能部门的工作就会出现重叠,造成权力界定不清,政出多门,部门之间推卸责任,互相扯皮的现象,以致办事效率极其低下。而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开展,对政府部门的职责重新界定,加强对核心权力的掌控,除去一些没有必要存在的,相互重叠的职能部门,尽量分散和除去一些不必要的权力,使政府组织结构扁平化,减少一些不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缩短高层政府部门与底层政府部门的距离,以便上级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可以减少由于层级繁冗带来的信息有限的缺点。
3.新公共管理主张运用企业的管理方法对政府内部进行管理
中国历经千年,官僚统治思想根深蒂固。人事的安排处理,奖惩机制的建立等无不是以上级指定的为准。权威化、追求权力最大化、寻租现象的在官僚机制中产生。而新公共管理借鉴了企业的目标管理、人事管理、薪酬管理等管理方法。比如,通过设立政策的目标,来控制政府部门的绩效;通过人事的公开招录制度,来对公务员进行选拔与录用;通过对整个组织或者公务员的绩效进行考核来派发薪酬、升迁与惩处;通过采用第三方评价体系来对公共部门的政策执行进行监督管理。这样,通过不断的引入企业的管理模式,使得政府内部的管理公开化、公平化、公正化。同时这也是照应了新公共管理的竞争机制,通过信息的公开,更有利于政府部门内部的竞争,也同时给外部人才向政府部门的输入带来了大量的机会。
二、新公共管理在中国发展阻滞的反思
1.中国的法制不健全,阻碍了新公共管理的发展
法制的健全与有效的监督机制是保证新公共管理在政府部门展开的基石。我国处在封建王朝已经几千年的历史了,其人治的思想一直没有改变,而人民心中的法律意识一直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法制意识单薄、以人治国、无法可依、无法可循这是目前我国公民对法律的基本认识。此外,由于法律意识不强,政府作为人治的组织,就建立起自己的权威,让公民对权威进行服从。另外,作为公民的监督意识不强,很大程度上给权力部门的寻租提供了机会。最后,法制不健全会导致市场的准入机制很难实行。新公共管理主张引进竞争的基本前提就是有大量的私人企业采取公正公平的竞争来获得生产公共产品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力。而不完善的市场准入机制会导致真正可以提供优质产品的私人企业难以进入,而既得利益集团便可趁虚而入。
公共管理和行政管理篇2
一、关于“纯粹的”公共部门与“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区别
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然而这个整体又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人们可以对这些不同的部分给予不同的称谓，如社会团体、社会群体、社会部门等。其中，有关这些社会部门的分类，人们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或运用不同的标准对之加以区分。例如，传统社会科学一般将整个社会部门分为政治部门、经济部门、文化教育部门、科学技术部门，等等。为了从更宏观上对社会部门进行分类，并有助于研究不同社会部门管理的规律，当代一些社会科学家将整个社会部门区分为三大部门：第一部门为政府组织，这是纯粹的公共部门；第二部门为工商企业，这是非公共部门，西方的一些学者将之称为私人部门；第三部门是介于政府组织与工商企业之间的一些部门，这些部门非常复杂，有的更具有工商企业的特点但又不同于工商企业，往往被称为公共企业或公益企业；有的则更类似于或依赖于政府组织，往往被称为非政府公共机构。前者如在城市中由市政府投资兴办和经营的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等；后者如由政府投资兴办和主管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福利机构、非营利性的公共医疗机构以及类似于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的中介组织等等。
政府作为所谓“纯粹的”公共部门，它具有以下基本特点：第一，政府组织的基本职能是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这里所说的公共事务包含了社会中除私人领域（按西方学者的观点，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一般属于私人投资领域，因而这方面的事务被划归于私人领域，属私人事务）以外的所有事务。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有些事情固然可以通过私人或私人组织来进行处理，小到个人的谈情说爱、结婚生子，大到组织生产、经营管理；但是，还有很多事情是无法由私人或私人组织来办理的。例如，人口的控制和管理、社会治安、大江大河的治理和维护、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公民基本生活的社会保障、国民素质的提高和智力开发，等等。有关这些事务的管理，必须由一个超越私人或私人组织之外的公共组织来进行处理或加以管理。第二，政府组织用来从事公共管理的权力是一种公共权力。把这种权力称之为公共权力，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理由：一是这种权力就其性质而言，它总是表现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某一个阶级的权力，而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私人权力。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尽管皇帝把皇权当成自己的一种家族权力，但它实际上是代表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离开了它所代表的整个阶级，这种权力就不会存在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政府组织的权力被宣称为是一种来自于全体公民的权力，尽管它实际上仍然是有产阶级的权力；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已经被写入了共和国的宪法。一句话，自从政府产生以来，几乎所有社会的政府组织的权力在性质上都是公共的，当然，由于社会性质的不同，在“公共”这一概念下所隐含的意义有所区别。第三，政府组织所掌握和运用的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我们知道，政府要通过行使其权力来实现其职能，必须以掌握一定的资源为前提。没有一定的人、财、物作基础，整个政府组织就无法运转起来。而在人、财、物等资源中，从政府控制的角度而言，对财源的控制又是非常基础的。政府组织的财政来源于全体公民的税收，因而其财政实质上是一种公共财政。此外，政府所控制的国土、矿山、水利等重要资源，也是一种公共资源。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就其本质而言，是为全民所共享的。第四，政府组织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是一种公共物品。这种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它不能单独提供给每一个人，而是自动提供给社会中的所有人。例如，国防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便是如此。一个国家的国防力量保卫着该国的全体居民，而不需要每一个人单独购买。因此，单个个人不会花钱也可能享受公共物品，即所谓的“搭便车”现象。这样，单个个人一般不会自己花钱来购买公共物品，这种物品只能由政府来购买或提供。第五，政府组织行为的价值取向是公共利益。政府组织是一种公共服务组织，从理念上讲，它应该把全体公民当成自己的服务对象，它不应该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对于政府组织来说，凡是追求自己本组织、本部门利益的行为都是错误的。因此，政府应该是一种“公益人”而不应该是一种“自利人”。它应该也只能把追求和维护公共利益作为本组织、本部门的行为目标。在这里，公共利益应该理解为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当然，在一个存在着不同阶级、不同团体的社会里面，由于不同阶级之间、不同团体之间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而且这此不同阶级、不同团体的利益与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也可能发生冲突，因此，在政府如何对待社会共同利益的问题上也有一个哪个阶级、哪个团体的利益优先的问题，但这并不能因此否定政府组织行为以公共利益作为基本价值取向这一事实。
竞争性工商企业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投资主体，在西方国家主要是私人，因而其权益主要归私人所有。这表明，这类组织所控制的资源，实际上归企业的所有者所有，因而是一种非公共资源。当然，这里的私人不一定是某一个人，而可能是多个人的联合，但其产权是非常明确的，因而每个人所享有的权益也是非常明确的；在我国，国有资产也将逐步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在有些竞争性企业，虽然国有资产还占有很大比例，但已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企业享有充分的自主经营权，实行自负盈亏，因而也正在逐步向真正的非公共部门过渡。第二，竞争性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一般属私人物品而非公共物品。私人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能够加以分割，因而每一部分能够分别按竞争价格卖给不同的个人，而且一般不会对他人产生外部效应。因此，个人对私人物品的消费是可计价的，这样的物品可以由私人自己购买，而不必由政府来提供；其价格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来加以确定，而不必由政府来加以控制。第三，竞争性工商企业的行为价值取向是本企业利益的最大化。竞争性工商企业活动所遵循的是“经济人”原则，这种原则实际上是一种“自利人”原则，其目的是追求本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尽管企业必须提供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有益于整个社会的价值，但就其基本动机而言，为社会提品只是手段，其目的是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这种经济人的实质正如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利己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1]（第14页）。这就是经济学家眼中的“经济人”，这也是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特性。
以上分析表明，“纯粹的”公共部门与“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间至少存在以下三点区别：一是在它们所占有的资源问题上，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所占有的是一种公共资源，公共权力也可以看成是公共资源的一部分；而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的竞争性工商企业所占有的是一种产权明确的非公共资源。二是在它们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方面，政府组织所提供的是一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包括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而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则是一种私人化的产品。三是在它们的行为价值取向上，政府组织必须以公共利益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而工商企业则往往以其自身利润的最大化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
二、关于第三部门及其与公共部门的关系
第三部门即公共企业或非政府公共机构既不同于竞争性工商企业，也不同于政府组织，但又既与竞争性工商企业相联系，也与政府组织相联系。在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所著的《经济学》一书中有这样一道供讨论的问题：“思考一下一种从纯粹公共物品到纯粹私人物品序列是有用的。在一张纸上画出这种序列并用下面这些例子填上：纯粹私人、大部分私人、一半私人一半公共、大部分公共、纯粹公共。”[2]（第1211页）这个问题表明，从私人物品到公共物品之间存在一个链条，并且这个链条又存在着由细（私）到粗（公）的变化。同样，在竞争性工商企业与政府组织之间也存在着一个链条，这个链条也是变化的，即第三部门由这样一个链条构成：公益性企业、公共事业、非政府公共机构。第一类组织即公益性企业，如城市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城市公共工程公司等。其基本特征是：一般由政府投资或政府投资为主体，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物品，生产由政府垄断，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实行企业化管理，自负盈亏，必要时由政府补贴。如果套用萨缪尔森等人的话来说，这类组织所生产的是大部分私人或一半私人一半公共的物品，其性质属于（竞争性）企业化倾向比较明显的准公共部门。第二类组织即公共事业，如公立幼儿园、小学、中学；公立高等院校；政府投资兴办的科学研究机构；政府兴办的社会福利机构，如老年人福利院、儿童福利院、残疾人福利院等。这类机构的基本特征是：主要由政府投资，所需资金主要由财政提供，部分资金由其为社会服务所得收入予以补充；其基本功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产品，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一般不实行企业化管理，政府对这些组织实行必要的行政管制，要求这些组织的活动优先体现政府的意图，甚至直接用来为实现政府的目标服务。这类组织所生产的物品或提供的服务，按萨缪尔森的说法，是大部分公共的。第三类组织即非政府公共机构，如中国妇女联合会、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等，这类组织活动所需的经费一般可能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妇女联合会等组织便是如此；也不一定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便是如此。但无论其经费是否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它的职能在很大意义上与政府相似，承担着很多有关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工作或公共服务工作。这类组织所提供的服务基本上是纯粹公共的，至少也是大部分公共的。以上三类组织除了分别具有上述特征外，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特征，这就是非营利性。当然由于这三类组织所具有的“公共性”程度的不同，它们所具有的“非营利性”程度也不同。一般说来，第一类组织还具有一定的“赢利”，即“非营利性”程度较低；第二类组织基本无“赢利”或只有少量“微利”，“非营利性”程度较高；第三类组织就其实质而言属于完全无“赢利”组织，因而是真正“非营利性”的。可见，从“营利性”这一特征来看，第三部门由从“少量赢利”组织到“微利”组织再到“无赢利”组织这一系列组织或部门构成。
人们通常所说的公共部门应该既包括“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也包括“准”公共部门即第三部门。第三部门之所以被归入公共部门，主要原因在于：第一，第三部门主要是一些从事公益事业的组织，其生产或活动的基本目标是公益性，即为公共利益服务，这与政府组织即“纯粹的”公共部门的目标是一致的。第二，第三部门市场化程度较低或非市场化，其生产、活动的内容和方式往往由政府实行控制或必要的行政管制，因此它与政府组织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甚至被当做政府组织用来实现其目标的一个重要工具。第三，第三部门为社会提供的产品也往往是一种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这与政府为社会所提供的物品是一致的，至少基本是一致的。第四，第三部门的投资主体或提供资源的主体也主要是政府。当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第三部门也应向私人资本开放，允许私人资本进入某些第三部门，毫无疑问这是对的，甚至是一种趋势。但私人资本在这些领域的投资不可能是完全市场化的，它必须受政府的高度控制，其产品或服务价格必须接受政府的行政管制。第五，第三部门的“非营利性”与政府组织以“公共利益”作为行为价值取向的目标或原则是一致的，即都是以一种“公益人”而非“经济人”的面貌出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三部门很难被归入私人企业部门或竞争性工商部门，尽管它不属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将它称之为“准”公共部门是合理的。
三、关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及其与行政管理学之同异
什么是公共管理学？简单地说，就是研究公共部门管理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主要是研究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科学。既然公共部门既包括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又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因此，公共管理学不仅仅要研究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而且也要研究作为第三部门的公益企业和事业组织、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与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共同构成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
从上述关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的观点看，公共管理学与目前我国学界所公认的行政管理学至少在研究范围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早在20世纪30年代，英语中的publicadministration一词就被译为“公共行政”，至80年代这一学科在我国恢复时，“公共行政”一词广泛地被“行政管理”所代替。在政府和学界的共同推动下，行政管理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被很快地发展起来。从那个时候起，我国的行政管理学就被定义为研究政府组织及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规律的科学，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也就是说，从目前我国的实际状况看，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仅仅是政府组织自身的管理以及政府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至于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即公益企业与事业组织的管理问题、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则在行政管理学的视野之外。超级秘书网
据此，我们认为，仅就研究范围而言，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在以下方面是共同的：无论是行政管理学还是公共管理学都必须研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把探讨政府组织如何高效率地运用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有效的公共服务或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作为自己的重要研究内容。因此，政府部门的组织问题、领导问题、决策问题、执行问题、监督问题及其管理过程中的规律性问题，既是行政管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公共管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探究，构成了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的共性问题，也就是二者之间的相同点。
但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差别：
第一，公共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不仅仅是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问题，而且还应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仅仅限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仅就这一点而言，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就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前者的研究范围要大于后者的研究范围，或者说，前者所探讨的范围是后者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第二，公共管理学所研究的是“纯粹的”公共部门与“准”公共部门管理过程中共有的规律性问题。在公共部门中，“纯粹的”公共部门与“准”公共部门之间是存在着明显区别的，既然二者之间存在着区别，它们各自的管理方式及其规律也是有所不同的，也就是说，它们各自都有特殊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研究这些特殊的管理方式和规律并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而是行政管理学、公共事业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任务。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纯粹的”公共部门和“准”公共部门既然都是公共部门，因此，它们除了具有各自特殊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外，还应有共同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研究各种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由此看来，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全部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与管理规律，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则仅仅是“纯粹的”公共部门所特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第三，公共管理学所关注的是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利用现有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它在研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时，也是把政府组织当成一个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机构的，研究的重点是如何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以便更有效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在公共管理学看来，包括政府组织在内的所有公共部门都是管理的客体，至于政府机构作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主体地位，公共管理学则关心不多，而这一点正是行政管理学所十分强调的。行政管理学把政府机构既看成是管理的客体，又看成是管理的主体。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客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主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求政府把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好。而在公共管理学的视野里，政府组织与工商企业一样，只是性质以及方式不同罢了。因此，公共管理学更强调公共部门自身的管理，而行政管理学则更强调公共部门（“纯粹的”公共部门）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也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区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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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和行政管理篇3
关键词：后现代性、影响
后现代公共行政思潮是在当代国际社会“后现代性”话语出现跨领域使用的背景下形成的。对于“后现代”这头大象，不同的领域有着各自不同的解读：it业将之称为数字化，哲学界将之称为本质直观，心理学家把它概括为行为体验，伦理界称它为自我认同，人类学家则说它是社会资本，物理学将它概括为负熵，化学说它是复杂和混沌，生物学则说它是基因重组……其实，“后现代”只有一个，那就是伴随着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而来的，语言(或者说符号)本身的权力(power)的被重视，以及在现代性语境下的结构主义、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等传统观念被打破其垄断地位。具体应用到公共行政领域，则是强调“以流程转变为核心”的公共行政改革取向。这种影响主要促使后现代公共行政管理理论朝向三个方向转变：新公共管理理论、政府治理理论以及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
本文主要拟从两个方面来论述后现论对公共行政管理理论的影响和渗透。首先，我将简单阐述一下什么是现代性、后现代话语的产生以及后现代性，其次，我将就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一些基本观点加以初步探讨。
1现代性，后现代话语的产生以及后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令人困惑和难以精确界定的概念，而且在当前，对这个概念更是充满着批判与解构的尝试。在关于现代性概念的界定中，有三位学者的观点比较著名：首先是吉登斯，他从社会学的角度，将现代性看作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它包括从世界观(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态度)、经济制度(工业生产与市场经济)到政治制度(民族国家和民主)的一套架构。他着眼于“从制度层面上来理解现代性”，因此他的现代性概念主要指称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并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与“资本主义”制度…。第二个是哈贝马斯，他从哲学的角度把现代性视为一项“未完成的设计”，是一套源于理性的价值系统与社会模式设计，它旨在用新的模式和标准来取代中世纪已经分崩离析的模式和标准，来建构一种新的社会知识和时代，其中个人“自由”构成现代性的时代特征，“主体性”原则构成现代性的自我确证的原则。在他看来，现代性的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它的自我理解和自我确证的问题。第三是福柯，他同样足从哲学的角度出发，不过他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历史时期，不是一个时间概念。对他来说，现代性从根本上意味着一种批判的精神。
说到现代性，我们就无法绕开欧洲的启蒙运动，因为我们通常把现代性的产生归功于启蒙运动，正是启蒙运动的精神孕育出了现代性的基本观念。这些精神主要包括理性主义的精神、科学的观念以及自由主义思想。这其中，康德作为启蒙哲学的杰出代表，其所谓“先验”的理性主义精神正是对现代性精神的最好诠释。而理性的批判与建构、理性神学、自由的权利以及民主国家的理念等，自然也就成为现代性的应有之义。
随着对现代性概念的不断解读与对现代性理念的不断实践，我们逐渐发现随现代性而来的虚无主义成为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现代性的自我确证性在面临“存在”与“虚无”的追问时显然无计可施。同时，随着罗素(BertrandRussel1)、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穆尔(G．e．moore)、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卡尔纳普(RudolphCarnap)等人的分析哲学以及随之而来的哲学语言学转向的开始，再加上解构主义领袖德里达的推波助澜，后现代这个概念自然而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正如“现代性”一样，“后现代性”也是一个令人困惑、众说纷纭、有着多重歧义的概念。作为一种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逐渐在西方开始流行起来的社会思潮，经过分析哲学、符号学、语言学、叙事学、解构主义等等诸多流派和专家的诠释，以及消费社会的兴起与全球化的进程，后现代的思想和内容可以说已经覆盖了文化和社会诸多方面，同时也丰富、庞杂到了混乱不堪的地步。
关于后现代思潮的起因以及“后现代”的性质，有专家将之大致归结为以下几种解释：一是社会动因说，这种解释将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归结为它的社会政治背景，认为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应该被确立。二是后工业化或信息社会说，它将信息社会及其知识状态作为观察问题的一个基本视角。三是消费社会说，它认为后现代社会表现为一种消费文化盛行并支配着社会成员生活的“消费社会”的生活方式。四是文化反叛说，代表人物是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1)，它从价值体系、宗教和文化的角度来反思现代主义。五是叙事危机说，其代表人物利奥塔(Jean～FrancoisLyotard)以“叙事危机”作为切人点来展开对后现代的阐述，以“语言游戏”的范式来解决后现代思想的核心问题，将追求差异性、多元化作为后现代的游戏规则。上述五个解释中，前三个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后面两个则从文化的角度来探讨后现代话语的产生。
“后现代性”作为一种脱胎于“现代性”的思想与行为方式，无论其理论面临多少对抗与反对，作为其精神实质的“主体去中心化”、多元主义、不确定性、微小叙事、消解权力的中心主义等诸多观念已经被广泛接受，并且正在触及、渗透到各个不同领域，尤其随着信息技术及其手段的普及、经济的全球化，这种影响正在深入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就包括我们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的公共行政管理。
2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几个基本观点
公共管理和行政管理篇4
关键词：政府公共道德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是政府行政管理的一种未来发展状态和形式，由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群众共同组成的，其中政府为了在公共管理中起主导地位，而且这种主导地位应保持长期不变。公共道德是由公共管理决定的，有宏观和微观两种公共道德组成，其中起表率作用的是政府公共道德体系。
1.公共管理体系
一般认为，公共管理和公共管理学是有所不同的，前者着重研究实践活动领域，后者则着重研究理论领域。为了研究方便，本文不做严格的区分。
在我国，“公共管理”出现并广为使用只是近几年的事，虽然在解放前我国就引入了行政管理学的研究，但是在解放后，1952-1953年的全国高校调整中，撤消了政治学的有关学科，行政管理学也在其中。直至1979年底，行政管理学的研究才得到恢复和重建。后来国务院相关研究机构，修订了学科专业目录，将行政学、公共行政学，行政管理学从政治学归划到公共管理学中。从此公共管理学的研究体系才算正式形成。
所以在讨论公共管理的问题时，不仅仅要解读公共管理的体系构成，还要涉及行政管理学、政治学，行政学等相关的学科与行政管理关系，但国家有关部门对学科门类的编订，将公共管理学归属到管理学的门类中，似乎这个问题已经有了定论，所以本文对这个问题不做太多的讨论。
本文着重讨论的是行政和管理之间的关系、行政管理和公共管理的关系还有公共管理体系这三个问题。
1.1行政和管理的关系
管理和行政体现在人类社会活动同一过程中的两方面，简而言之就是只要有人类存在的地方即要有管理，又要有行政。而与管理不同，行政天生就具有“公共性”，一般的行政事务微观的主体要两个人以上。在传统社会中，行政就已经存在了，只是那时的行政性质和现在的国家社会行政有区别而已。而现今管理与行政遍及整个人类社会，二者究竟是什么关系，是等同，并列还是包含隶属的关系，值得深入研究。
一般来讲管理是侧重在特定的组织内，通过计划，组织、控制和分配各种资源，达到组织的目的，可以细致到具体事务的处理上；而行政则是比较宏观的，侧重于对全局的战略行动处理。马克思说，行政是国家的活动，掌握国家政务和公共社会资源活动。根据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国家在社会产生时位置就在社会之上，因此，国家行政具有宏观性，涉及到谁执政，如何执政等问题。当我们把行政定位在对全局重大事件的把控上，“行政管理”就有了特定内容和新的关系。
经过学者的多年研究，将行政和管理关系界定为：行政层级与行政性质成反比，而与管理性质成正比。即行政层级越高就越具有行政性质，而具有较少的管理性质。从横向上看，往往领导职位上的公务员更具行政性质，而非领导职位的公务员更具备管理性质。我国政府经常在行政管理中出现的不该管，管不了的事情，和不同部门的推诿、扯皮现象，都是由于在理念上没有清楚的划分行政管理角色所造成的。
1.2行政管理和公共管理的关系
行政在天生就具有“公共性质“，夏书章认为行政管理学，实际的英文原文就是公共管理学，从这个角度看，行政管理和公共管理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是行政管理和公共管理在某些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差异，这些差异表现为以下几点：
从学科分类上看，行政管理属于二级学科，公共管理属于一级学科，显然不能把他们等同看待，他们在学科内涵和外延以及研究的主、客体内容都是不同的。
从静态维度看，公共管理和行政管理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公共管理在狭义上指的是公共管理中政府的管理，而在广义上指得不仅限于政府工作；行政管理在狭义上是仅指政府的管理，而在广义上非政府的机构也具有行政管理的职能。
从动态维度上看，行政管理是先于公共管理行动的，公共管理是行政管理的未来发展及展望。公共行政是在近代社会中发展起来的，在未来的社会中，行政管理超越公共管理的范畴，但属于行政发展的两个阶段。公共管理是由公共行政发展而来的，在未来的社会发展构成中，公共管理中又会形成行政的形式和内容。
从价值取向上看，行政管理和公共管理行政管理在实质上是有区别的。中国行政管理学有三大学派，夏书章派，郭济学派和欧阳雄飞派。其中郭济学派的影响比较大，曾经掀起了一阵“公共管理学”热潮。但此学说认为世界上没有“公共管理一说”只有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管理，这是对公共管理学的曲解。各个学说知识讨论的侧重点不同，没有本质的区别。实际上，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都突出了管理的“公共”性，不同点在于侧重行政还是侧重管理。其实从实践的角度上看“公共行政管理”是既有管理又有行政，可以作为行政和管理之间的媒介。
1.3公共管理体系
以当下中国的来看，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管理是值得提倡和发展的。从政府为主体到社会为主体公共管理的历史进程中，我国政府作为管理的主体和主导作用还尚未完全发挥。公共管理是相对私人管理而言的，一方面私人行政管理是不属于国家和政府的管辖范畴，如果越界管辖会侵犯到私人的利益；另一方面，私人行政和私人管理，以及非政府组织，也有公共事务，对这些公共事务的管理也可以称作“公共管理”。公共管理可非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国家机构的行政管理，它具有权威，广泛，多样的特点，第二种是私人行政和私人管理组织结合体，它其实是放大了的私人管理；第三种是非国家机构的公共组织。我国现在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现在效仿其他国家公共管理体系的多元化是不合时宜的，所以必须要加强以政府为主导，发挥政府在公共管理的参与主体性和不可替代性，这是符合我国道德体系和社会发展水平的。
2.公共道德体系
道德可以分为社会道德，职业道德，家庭道德等等，人们通常把社会道德称之为“社会公共道德”或者“公民道德”简称“公德”，但是本文中研究的公共道德是基于社会管理体系的，不同于公德。公共管理的体系类型决定着公共道德的体系和类型，有什么样的公共管理就有什么样的公共道德。政府行政管理必然会存在相对应的公共道德，政府公共道德属于职业道德的一种。政府在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中要履行的职能包括社会管理和阶级统治，这导致了政府公共道德的特殊性。这种既体现了社会阶级属性又体现了社会管理的综合道德，叫做行政管理的公共道德或者叫做道德的公共性。它在公共道德体系中起着表率和示范的作用，无论正负方面都影响重大。
张康之教授指出公共管理是建立在经济学、管理学基础和伦理道德基础上的，公共管理活动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职业活动，公共管理的目的是公共利益的实现。在所有的社会活动中公共管理是直接服务于公众利益的，所以，在公共道德素养是公共管理中最具现实意义。不论是公共利益的保障方面，还是社会生活的指导示范意义方面，公共道德都发挥着直接的作用。
通过本文对公共管理的阐释，认同陈庆云先生的三级公共管理体系，认为公共管理体系分为三个部分，那么公共道德就应该分为政府道德，非政府的公共组织的道德和公民道德三方面。从公共管理各种类型的角度上来看，公共道德体系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国家机构的政府以及私人的行政管理道德以及作为政府公共职能的公共行政组织管理道德的宏观公共道德体系，或者叫宏观道德生态，这种体系下公共道德的承担者因为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而变得多元化了，如同政府不是公共管理的唯一主体一样。其二就是政府行政所承载的道德体系，它主要有四个内容组成，分别是：政府的理念、制度、体系和组织结构。
所谓以德治国，主要是指以德治人，尤其是政府的公共行政人员。相对于政府公共管理人员的公共道德相比，公共道德化的政府里面，机构设置，政策制度，决策更具根本性。只有通过全面道德化的政府建设，制度建设，组织建设、决策建设，才能使政府工作人员将道德牢记于心，行为和行政管理工作更具道德化，更好的为民谋利。
3.结语
无论公共管理还是公共道德，都具有一定的历史性，我们的一切研究都要从社会主义的具体国情出发。在实际的生活中，既要防范公共行政管理中私化倾向的出现，又要防止公共道德体系中理想化道德的倾向出现。当公共管理偏离了公共性的规范，人们就很难在公共管理领域凭借道德理想，走出困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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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乔耀章.再论作为非国家机构的政府[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2）.
[3]乔耀章.行政学中国化过程中的学科发展与方法体系[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5（2）.
公共管理和行政管理篇5
近年来,我国公共管理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公共管理的论文、著作不断增多,高校、行政院校纷纷建立公共管理教学与研究机构,mpa教育项目开始启动,全国首届公共管理研讨会于2001年12月20-24日在广东湛江市举行。与这种研究热潮不相适应的是关于公共管理主体的研究。公共管理主体研究的文章少,且对公共管理主体缺乏明确的界定。这不仅涉及学科的研究对象和范围,而且直接涉及我国正在建立的公共管理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二
国外对公共管理主体的界定,是从“公共服务”活动来溯及主体的,凡为“为追求公共利益服务的人员”就是公共管理主体。典型代表是梅戈特女士,她说:“主体的划分很难有明确的界限,因为我们对公共服务概念的理解大大扩展了。公共服务不仅包括政府的三个分支(即立法、司法、行政)部门,而且包括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三个层次,而且包括非赢利部门。所以,公共管理的主体就成为所有追求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人员,无论这些服务是由政府履行还是非赢利机构执行,这个定义要比76年前要宽泛得多”。[1]国内学者是用“谁干什么”的思维来定义公共管理概念,从而界定公共管理主体的。关于“干什么”,学者们给出的或是“管理公共事务”,或是“维护、增进、分配公共利益”,或是“提供公共服务或公共产品”。
关于“谁”,即主体,大致有三类观点:1•公共管理主体是政府和非政府公共机构。这类观点也存在差异。有的认为,所谓公共管理,是指政府及其他公共机构,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满足公众的要求,对涉及公众利益的各种公共事务所实施的有效管理;在公共管理活动中,管理的主体是居于社会权力中心的政府以及一些非政府公共机构。[2]有的还提出了主角和配角的关系,认为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有政府,而且包括社会中那些追求公共利益服务的非政府公共组织;公共管理是包括政府管理在内的全社会开放式管理体系,政府管理是公共管理的主角,但社会公共管理还需要配角。[3]有的还把“非政府公共机构”明晰化,认为公共管理是一种以公共权力的机关为核心并有社会中介组织和公民大众参与的、采用公共政策和市场竞争等手段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管理的公共实践活动;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的,并非限于政府一家,社会上大量的中介组织、居民自治组织、志愿者组织、慈善机构乃至于私人机构中的涉公部分,都可能成为公共管理中的主体。[4]
有的把社会部门分为公共部门和非公共部门两类,非公共部门即工商组织为第二部门,公共部门包括纯粹的政府部门即第一部门和准公共部门即第三部门。第三部门又包括非政府公共机构(如妇联、青联、学联、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等)、公共事业(如公立学校、科研院所、社会福利机构等)和公益性企业(如城市自来水公司、公交公司、公共工程公司等)三个部分。这是按照是否提供公共产品、提供的是公共物品还是“准”公共物品的标准来划分的,并认为公共管理学研究的是政府组织与第三部门的管理规律,它的研究范围是政府组织和第三部门的公益性企业、事业组织、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5]2•公共管理主体除政府外,还有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其他公共组织。有的认为,公共管理学是一门研究公共组织(主要指政府)更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的学问;公共管理学不仅明确地将其他国家机关(立法、司法机关)当作研究对象,而且也把其他公共组织的管理活动纳入其研究范围。[6]有的还指出了执政党机构。
所谓公共管理,是指政府为促进社会整体协调发展,采取多种方式对涉及社会全体公众整体的生活质量和共同利益的一系列活动进行调节的过程;公共管理的主体是政府,对政府可作广义理解,它不仅指包括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机构的广义政府,而且涉及执政党的机构。[7]3•公共管理主体除政府外,还有中国共产党、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司法机关(包括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派以及授权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社会中介组织等。公共管理包括公共行政(政府依法对国家事务、自身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但公共行政在公共管理中居于突出地位。[8]随着我们对公共管理认识的深化,我国公共管理主体是否可以这样来界定:凡从事公共管理,提供公共服务或公共物品者都是公共管理的主体。按照这种思维,我国公共管理主体包括广义政府和非政府公共组织。这里的广义政府,包括执政党、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以及政治协商机构,在我国各行政层级,就是指中共党委、人大、政府、政协、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这里的非政府公共组织,包括公共事业组织、公益性企业、社会中介组织和社会自治组织等。政府是公共管理主体没有争议,这里,笔者就中共党委、人大、政协是公共管理主体进行探讨。
三
中共党委、人大、政协是公共管理主体,其理由是:
首先,这是中国的现实。全国首届公共管理研讨会指出:“要使我国的公共管理具有中国特色,就必须分析与之相关的国情。[9]”中国的现实国情是:中共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是中国公共管理的核心主体。公共管理是需要运用公共权力来完成的。在中国的公共权力格局中,最核心的是中共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大班子”。中国是一个多元行政的国家。共产党是执政党,它的执政地位已载入宪法,它有别于西方的政党。从中央到地方的每一行政层级中,党委成为维护、增进、分配公共利益的政治决策中心。我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议行合一”的政权组织形式,人大制定宪法和法律,产生“一府两院”,实行民主集中制,对社会公共事务作出法律决策,并监督执行情况,它有别于西方国家的议会。政协对有关社会公共利益的政治决策和法律决策进行政治协商,对决策和决策的执行情况进行民主监督,并且参政议政。一府两院执行政治决策和法律决策,收到实效。这是中国公共管理的基本框架和基本运行态势。
其次,在现代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对全社会公共事务的有效管理成为最大的政治。有效的公共管理就是对政治的推动,无效的或低效的公共管理成为政治的绊脚石。我国每年召开的人代会、政协会都是讨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并做出决策。以今年三月召开的全国人代会和政协会为例,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收到议案1194件,是全国人大实行提案制度以来收到议案最多的一年,也是连续两年突破千件。政协九届五次会议收到提案3583件,立案3368件。这些议案和提案大多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或是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其中,加入wto后的法治应对、改革开放深层次问题的解决、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职工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则是议案和提案关注的热点。我们不能把中国的公共管理限定在一个很低的层面,即政府及非政府公共机构的层面,我们也不能把公共管理与政治截然分割开来,这不利于中国公共管理的研究,也将使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的效用大打折扣。
第三,现代中国的公共管理主体,一方面,主体是多元的;另一方面,这些多元的管理主体有着严密的权力关系和法律关系。中国共产党在公共管理权力格局中居于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除了全社会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三个代表”的核心是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领导不仅合法,而且合理,它不象西方的一些政党只代表某些阶层某些集团的利益。人代会是人民选举产生的公共管理的权力机关。政协是由中国共产党和各派、工商联、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组成的政治协商机构。我国已经形成这样的格局:党委领导,政协协商,人大决策,政府执行。在我国的每一行政层级,第一层次的公共管理主体是党委、政府、人大和政协。这些机构通过合法程序掌握着该行政区域的公共管理权力,“四大班子”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对本行政区域的重大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第二层次的公共管理主体才是非政府公共组织,包括各类公共事业组织、各级政府兴办的公益性企业组织、授权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各类社会中介组织以及社会自治组织等。必须指出,这里的非政府公共组织不是西方的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概念,这是相对于广义政府即第一层次公共管理主体的另一类公共组织。过去,由于政事不分、政社不分,这类组织的发展受到限制,其作用没有充分发挥。目前,这类组织特别是社会中介组织和社会自治组织,尚处于“弱小”、“幼稚”阶段。要经过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通过大力发展和规范社会中介组织,大力培育和健全社会自治组织,通过政事分开、政企分开,第二层次的管理主体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才能协助、补充和延伸第一层次管理主体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这是我国社会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问题。“推进公共管理实践的发展,开展公共管理研究,最大的意义是推进公共管理的社会化”[10]这正是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的任务之一和着力点。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政权组织形式、社会结构与我国有很大不同。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公共管理模式。
公共管理和行政管理篇6
【摘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的公共管理而对着更为复杂的外在环境和内在机理规律，加强分析中国的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具有重人现实意义。本文章重点分析了当前公共管理的前沿核心，在此基础上对公共管理当中的行政生态问题与公共管理中公共政策的前沿问题进行了研究，最终对公共管理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概括和展望。
【关键词】公共管理中国前沿问题行政生态
人类具备鲜明的群体性特征，而群体的聚集最终产生凌驾于社会人众之上的公共权力。公共权力无论是通过暴力手段获得的，或是以代表广大人民执行权力的，都应该纳入到一定的群体性协调当中，这种协调就是公共管理。公共管理包含了权力的施行模式、影响的范围、政策的拟定等。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发展，中国的公共管理的研究探讨，就面临更多新的前沿问题。
一、公共管理的前沿核心：公共管理过程中主导者的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于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是十分广泛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时间中，中国在公共管理方而开展了富有意义的研究以及实践。这些相关的研究和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对于具备特质性的公共管理探究上仍然不够。
就一般状况上分析，公共管理的主要功能仍然是社会公共权力集合者实施管理的过程，因此，公共管理在社会范围内产生影响的对象主要还是公共事务。而对不同性质的公共事务，则会产生不同的公共管理模式和方式。社会的公共事务的本质是逐渐产生变化的，具备了动态性，所以其呈现出的表现更为无限性。因此，社会公共事务的不断变化的状况对于公共管理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概念范畴等会产生更多的变化和影响，而这种共存关系当中，公共管理主体仍然还是整个公共管理理论和行为中的核心要素，也就是由谁来主导公共管理的各种行为，这方而存在三种研究情形。
（一）公共管理者多元并存的问题
如公共管理行为的实施者是政府，或者是公民其参与的层而的差异，或者是第三部门非政府性的公共管理。公共管理的主导行为当中，非政府性公共管理以及公民参与容易出现忽视政府主导性的状况，虽然在公共管理理论中也有多中心治理的观点，但是这一种研究并不能够忽视或者淡化政府在公共管理的主导性。
（二）公共管理者多元功能化
第二种状况是针对多元公共管理理论，提出一种结合的研究方向，即政府、民众参与以及非政府性的公共组织这三者的结合，认为新型的公共管理模式应该是政府、民众参与以及非政府性的公共组织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新颖的公共管理体系。这种研究观点认为公共管理不能够和政府的管理划上等号，也不能够把多元卞体作为整个公共管理行为的绝对主导。这种观点认为公共管理行为应该是民众、非政府性的公共管理组织以及政府三者形成三个公共管理行为的卞体进行功能性分析，然后功能性分解之后，由其主导倾向划分出公共管理的模式类型。由政府进行主导的通常有中央集权的公共管理模式，也有民卞化或者社会化的管理模式。而另外一种则是非政府公共组织进行平等合作，如社会公共事务治理自卞化的方式，产生多个管理中心。
由此可见，政府主导的公共管理，无论是集权式的还是民主式的，都属于一种从上到下的管理，和被管理方相互之间就是一种“父子关系”。而公民参与以及非政府组织则是互相合作的关系。从这种方向上看，公共管理的整体而貌更加清晰，整个框架也更贴合公共管理实施过程当中彼此的关系，并且梳理了政府管理、社会治理以及公共管理之间的概念范畴，整合了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参与的力量，整体脉络更为清晰。如果从客观的角度上看，这种研究模式主要还是希望走共同管理的模式，和实际的公共管理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
（三）公共管理的三元体系
第三种状况是提出了三元的公共管理体系。第一种就是国家机关对于社会实施的政府主导型的公共管理行为；第二种是非公共性的管理和行政结合之下的公共管理；第三种是非国家机关，也就是公共的社会组织所实施的公共管理。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公共管理行为最终在社会和国家的整体当中得到统一，整合之后就是一种整体性的公共管理行为。不过，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公共管理实际上不能够完全划上等号，更不是一种三等分的结构，其管理领域的边界是十分清晰的。第一种类型的公共管理行为是政府以及国家机关所实施的行为，这种行为的影响是整个社会以及整个国家的，其具备多样性以及广泛性，在国家的范畴当中具备一定的权威性。第二种类型是从私人组织的公共管理当中放人而来，它本质上就是政府的组织以委托的形式，或者部分公共权力的让渡，让部分人型私人组织拥有部分的公共管理权力。最后一种类型实际上是一种公共性和私人性的结合，这种结合就是除了非政府公共管理组织之外的公共管理行为。这种管理有时是一种政府性的公共管理，有时是具备较为明显的私人性质，这两种不同性质互相之间交叠在这一种类型之中。
二、公共管理当中的行政生态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公共管理和政府的行政管理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政府作为公共管理的主体因素，其发展的健康程度是公共管理理论以及实践层而所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如果把政府这个公共管理的主体作为一个完备的系统来看，那么政府自身是具备一定的生态的，这种生态从政府的行政行为当中产生，因此也可以称为一种行政生态。
公共管理和行政管理篇7
有关公共管理探究的综合评述我国即将启动mpa项目。因为mpa（masterofpublicadministration）被译为“公共管理硕士”，即其中的administration被译成“管理”，而不是如以往那样更多地译成“行政”，因此，mpa内涵的外推使得公共管理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如此受人关注。我们认为，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的角度，公共管理都存在着许多重大新问题尚未讨论清楚，十分有必要对其展开争鸣。比如，publicadministration和publicmanagement都翻译成“公共管理”，它们之间的区别究竟在哪里？难道仅仅是适用层次不同？有些学者认为，administration指层次高的管理，management指层次低的管理。假如是这样的话，我国探究生专业目录在管理科学类中，把一级学科“公共管理”定为“publicmanagement”，而把二级学科“行政管理”定为“publicadministration”的看法，似乎从道理上讲不通。①同样，在mBa中Businessadministration译为“工商管理”，这里所用的administration，又如何用层次的高低来解释？也有人认为management主要用于操作层面，更多地从技术角度讨论管理新问题。假如仔细查阅中外管理学的相关?鳎孟笳庵掷斫庖膊惶妗K淙晃颐遣豢晒谧⒅卮室澹肥敌枰娑韵质等险嫠妓饕幌拢骸肮补芾怼庇搿耙话愎芾怼薄ⅰ靶姓芾恚ü残姓薄ⅰ捌笠倒芾怼钡牧涤肭鹁烤乖谀睦铮?/p>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启示目前我国已有许多专家学者正在探究公共管理新问题，比如厦门大学陈振明教授在他主编的《公共管理学》一书中介绍了西方政府管理（行政学）的发展和演变历程中所出现的三次范式转换，即从公共行政学到新公共行政学，再到新公共管理学的三次重大突破。②国家行政学院季明明教授在“当代公共行政的改革实践和公共管理学的崛起”一文中也指出，当代“再造政府”的行政改革浪潮极大地冲击了传统公共行政学体系，为公共管理学科的崛起作了铺垫；公共行政、公共事务、公共政策构成了公共管理学科的三大支柱。③综合上述两位专家的看法及其他国内相关文献，应该说在对公共管理尤其是公共管理的讨论中，有两点看法是共同的。1.新公共管理思潮的出现和各国行政改革的浪潮是密不可分的，它有力地推动了“重塑政府运动”。在凯恩斯理论的影响下，当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干预市场并获得巨大成功时，和“市场失灵”相伴随的“政府失灵”也表现得非常明显。一方面政府对社会、市场的管理，不仅使政府所承担的任务越来越多，成为“万能政府”，而且政府对外管理的实际效率也很低，在不少方面负面影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政府中官僚机构膨胀，效率低下，财政支出扩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要求政府进行改革。人们在“实用主义”、“小政府意识形态”、“商业动力化”④等思潮的影响下，要求政府把公共事务非凡是公共物品（服务）民营化；推进社区主义，建立理想的政府、市场、社区三足鼎立的公民社会；加强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合作，发展非政府、非营利性组织；用企业精神再造政府，把企业管理中的组织文化注入到政府组织中，提高政府部门的竞争力。在全社会和学术界都在反省政府的角色和功能时，英、美、新西兰等国政府掀起了一股大力推进行政改革的浪潮。在英国，从撒切尔政府起就不断提出了一系列坚持市场取向、减少政府干预的行政改革方案。从“阶段革新计划”到“公民运动”，在民营化、公私竞争和融合、公共部门引进私人企业的管理机制、承诺公共服务的内容和标准、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等新问题上，英国的行政改革都取得了一定成就。当然，这种改革被不少人称之为“宁静的革命”。八十年代初，美国的里根政府发动了一场大规模地放松甚至废除政府管制的变革运动，并由此设计了一种使政府官员不仅对管理过程而且要对管理结果负责的新体制。克林顿政府继续推进政府职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提出了若干重塑政府的原则和办法，如把竞争机制引入政府机构，大力降低行政成本，建立“顾客导向”的管理服务体系，以企业精神重塑政府，使政府机构成为“以绩效为中心”的组织。在这场全球化的行政改革浪潮中，新西兰的改革十分激进，因而它备受人们的关注。新西兰的政府再造运动的主要做法是：政府将那些具有商业性的职能和可以开展竞争的服务，从公共部门中分离出来；财务报告、预算、拨款等均需要考虑绩效；在政府部门中区分决策和执行两种不同功能；按契约中规定的竞争原则，在政府部门的部长和执行官之间，签定“绩效协议”、“采购协议”等，强化各自的职能。⑤西方国家，非凡是oeCD国家的行政改革及其政府再造运动，为新公共管理的兴起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践背景。“新公共管理被学者冠以各种不同的名称（如‘经理主义’、‘公共管理’、‘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管理’、‘以企业家精神重塑政府’等），这反映了人们对正在发生的行政改革的不同看法。尽管如此，但他们确实存在着某些共识：从传统公共行政关注管理过程中的效率转变到极大地关注管理结果以及管理者的个人责任”。⑥2.公共管理探究，非凡是新公共管理学是在公共行政学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本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批判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理论越来越多，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新公共行政学、政策科学和公共选择学派。新公共行政学一反以往过于重视效率的价值观，在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目标中加入了“社会公平”，围绕着“分权”、“参和”、“沟通”等民主行政中的若干新问题一直展开讨论。同时，他们反对文官中立，认为在不平等竞争中，这种角色本质上是欺负弱势群体的帮凶。⑦政策科学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针对传统公共行政学过于重视官僚制理论，以及把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割裂开来等新问题而发展起来的。它明确地提出了要对政策制定的全过程进行探究，即从政策新问题构建到政策方案制定，从政策执行到政策评估全面展开讨论，并提出要改善政策系统，提高政策质量。公共选择理论以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为出发点，证实市场是最有效的机制，因而需要减少政府的管理职能，把一部分社会所需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通过市场来提供。总之，新公共行政学、政策科学、公共选择学派都从学科建设方面，有力地批判了传统公共行政学，为它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一定新的理论依据。然而由于各自的弱点和缺点，它们并没有完全获得预想结果。七十年代美国有许多企业管理学院将探究范围由企业内部管理扩展到外部的社会管理，产生了被人们称之“企业管理型”的公共管理模式。它不同于那种“政策科学型”的公共管理模式，而是从企业的角度来探究公共管理，认为公、私部门的管理实质上并无大的差异，企业管理的技术和方法完全可以运用到公共部门。人们为了统一这两种模式，因而就诞生了新公共管理学这个学科。⑧尽管人们对新公共管理的基本新问题仍缺乏完全共识，但象早期那样，用“公共管理”一词简单代替“公共行政”，或者视“新公共管理学”也如“政策科学”那样为“公共行政”的一个分支等看法，不可能得到人们的普遍承认。二、中外学者对公共管理基本模式的理解应该说，国外对公共管理学模式的理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把公共管理的实质内涵定义为政策分析、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管理和对外关系。也有人把公共管理界定为政治管理、资源管理和方案管理。⑨oeCD公共管理委员会对“公共管理”的看法是：它更倾向于从效率、有效性和服务质量等方面来关注结果；高度集权的科层结构已为分权式的管理环境所取代，在分权体制下，不仅有关资源配置和服务供给的决策更强调后者，而且也为民众和利益集团的反馈限定了范围；它能灵活地获得替代直接管制的可行方案，这些方案可能带来以低成本为基础的更有效的政策结果；它极大地关注由公共部门所直接提供的服务效率，包括在公共部门内部和公共部门之间营建竞争性环境；它强化了公共核心部门的战略能力，以指导政府的变革，并答应政府自动地、有弹性地、以最低成本对外部变化和各种利益需求作出反应。⑩我国大陆学者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探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多数文章还是以介绍国外探究的目前状况为主。我们能看到的有关公共管理的专著有三本，其中之一是我国行政学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夏书章先生的新作《现代公共管理概论》（2000年）。其他两本是陈振明教授主编的《公共管理学》（1999年）和张良教授等所著的《公共管理导论》（1997年）。下面我们仅就公共管理的定义、公共管理的主体和客体、公共管理的基本职能等四个方面，从他们的著作中摘录出有关内容供讨论。1.公共管理（学）的界定只限于指政府工作的狭义公共管理（也是狭义的行政管理），而不限于指政府工作的广义公共管理（也是广义的行政管理），如公共事业和所有其他非政府部门、单位的公共事务的管理（其实企业内部也有行政管理）都不得越过其所管辖的范围和事项。（夏书章）(11)公共管理学是一门探究公共组织（主要是政府）更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的学问。（陈振明）(12)所谓公共管理是指政府为促进社会整体协调发展，采取各种方式对涉及社会全体公众整体的生活质量和共同利益的一系列活动进行调节控制的过程。（张良）(13)2.公共管理主体传统的行政学把行政的探究范围局限于政府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活动上。尽管它们是探究的核心主体，但公共管理学不仅明确地将其他国家机关（立法、司法机关等）当作探究对象，而且也把其他公共组织的管理活动纳入其探究范围。（陈振明）(14)从公共管理的定义看，公共管理的主体是政府，对政府可作广义理解。它不仅指包括了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机构的广义政府，而且还涉及执政党的机构。（张良）(15)3.公共管理的客体公共管理的客体：社会新问题、公共项目、公共财产和资源。社会新问题是那些只有属于政府职责范围内、需要解决的新问题。公共项目是最直接的可见对象。公共财产和资源主要包括公共设施、公共物品和产品、公共信息资源、社会人力资源、公有企业和公司。（张良）(16)4.公共管理的职能任何一个团体、单位、部门都有大体相同或相似的、关系全局和全过程的工作项目，如决策、计划、组织、人事、领导、协调、监督、财务等等。（夏书章）(17)公共管理从属于一般的管理过程，更多地是一种政治过程，其公共性和政治性的特征十分明显，同样它要具备决策、计划、沟通、协调等基本环节。（陈振明）(18)公共管理是一个由新问题确立、解决方案的提出到决策实施和效果评估这样一个基本过程。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是公共管理的四大基本职能。（张良）(19)三、评述几乎所有国内外学者都承认，新公共管理学的发展是在国外行政改革的实践和传统公共行政学的发展中诞生的。它的产生为完善政府管理提供更有力的理论基础。尽管有人把它称之为公共行政学的分支或者公共行政学的新范式，但它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公共行政学。有关公共管理活动的范围界定，有些学者把它确定为在政府（广义或狭义）内；有些学者则把它从政府组织外推到其他公共组织；还有些学者把它再外推到除政府组织外的其他团体、单位，包括企业在内。因为他们都有共同的关系全局和全过程的事。这样，狭义的公共管理就是狭义的行政管理，广义的公共管理就是广义的行政管理。和公共管理活动范围相联系的就是公共管理主体新问题。对此国外相当多学者仍然认为政府是唯一主体，而国内学者多数都认为是政府以及相关的公共组织。因为公共管理实质上是一种管理，所以为了能全面地了解公共管理产生的来龙去脉，十分有必要重温“管理”提出的背景及其本质。资本主义早期，商业经济的发展和生产的社会化，使企业逐步成为社会重要的经济组织形式，一方面竞争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资本家把追逐利润最大化作为自己唯一的目标。那时人们关注的管理实质上是企业管理，而企业管理的本质是以最少的人力和物力来实现目标和任务。这就是说管理，具体到企业管理，它一开始的定位就是效率，即利润最大化。这自然需要探究效率新问题。泰勒对这新问题的阐述可能更加露骨：“在科学管理上，劳资双方在思想要发生大的革命，这就是双方不再把注重力放在盈余的分配上，不再把盈余分配看成是最重要的事情。他们要将注重力转向盈利增加的数量上，使盈利增加到如何分配盈余的争论成为不必要。通过共同努力就能创造比过去大得多的盈余。”(20)泰勒正是通过他提出的科学管理，以此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在提高效率的做法上，法约尔在一定程度上比泰勒高明一点。他认为实现管理的高效，具体地说就是要做好“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也就是人们通常提到的五大职能；并把企业管理中这些理论又进一步地推广到一般管理上，自然也包括政府管理。这就形成了管理思想发展史上的科学管理时期。这种讲效率并以效率为中心，强调整个管理过程都围绕着效率的思想，几乎影响了管理学发展中的全部内容，因而就产生了国内外绝大多数管理学家对管理的定义：管理可看成是这样一种活动，即它发挥某些职能，以便使得人的努力和物资资源能有效地配置，并实现某个目标。（雷恩）(21)每当人们联合起来去实现某一个目标时，他们就创造了一个组织，它有潜力完成任何一个独立所不能完成的工作。组织的成功和否在于它能否有效地获得使用各种资源来达到特定目标。联合并指导使用资源的工作叫管理，是刚刚提到的包括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的管理。（戴维·R·汉普顿）(22)由此可以看出，他们把“管理”看成是围绕实现目标的过程，旨在提高效率。为此，人们需要利用计划、组织、控制、激励等手段。这种定义一直在西方管理学思想史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至于我们国内的绝大多数管理科学著作，差不多对“管理”也都是这样定义：“管理是通过计划、组织、控制、激励和领导等环节来协调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以期更好地达成组织目标的过程。”(23)这种从企业管理总结出来的管理思想，在向其他领域外推时，始终都强调以下几点：1.管理的目标是既定的。2.管理是一个过程。3.管理是为了有效利用各种资源，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等。4.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手段是计划、组织、控制和激励等。人们自然会想到，公共领域中的管理包括政府部门的管理，显然和企业管理是有区别的，区别就多在“公共”二字上。公共组织中的目标和企业目标即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是不同的。公共目标也考虑“效率”因素，但同时还必须考虑“公平”因素。后者在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中不仅不可能提到，就是传统的公共行政管理也很少考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公共行政学才独树一帜地把社会公平放在显赫的位置上。这个学派的努力虽没有产生预想的结果，但他们所提出的新问题是值得人们在公共管理探究中认真思索的。企业管理认为，只要在生产过程中把各种资源协调好就能够实现所获取的目标最大化，所以管理的客体主要是资源。而公共管理所面临的往往是社会新问题，因而管理不会简单地都表现在资源的协调上。社会新问题一旦成为公共管理新问题，它就是公共管理的逻辑起点。这种从新问题出发，以制定和实施解决新问题的方案为中心，并需要评价执行效果好坏的思路，正好和公共政策探究的基本思想是相同的，难怪有人说公共管理可视为一种政策管理。企业管理为了效率，为了有效地配置资源，其实现手段或者叫做管理的职能是计划、组织、控制、激励。毫无疑问，公共管理的有效性也和这些职能相关。但前面已经提到，公共管理不仅要注重到效率新问题，而且要探究公平新问题，以及和此联系密切的公共责任、公共权力、公共道德、公共文化等。企业管理目标因为非常明确，所以人们往往更多地注重过程管理。而公共管理的目标是效率和公平，这既要关注过程又要关注结果。西方从事公共管理学探究的很多学者，已经充分熟悉到对结果管理进行探究的意义。公共管理由注重过程转向注重结果，这无疑是合理的，但关键是如何实现过程管理和结果管理的统一，以保证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综上所述，由最早从企业管理中提炼出的“管理”内涵，运用到行政管理直至公共管理中，这中间是有质的差别的。它们分别作为“管理”类的分支有其共性的一面，但因各自探究对象上的差别，又各有其个性的一面。对企业管理来讲，管理主体认为企业目标十分清楚，那就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因而更多地着力于提高效率上，集中要解决的是资源如何有效配置，人们把更多的力量放在决策、计划、组织、控制等环节上，这是一种过程管理。对公共管理来说，其目标是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除了要把握好决策、计划、组织、控制等环节外，还要认真履行公共责任，用好公共权力，提倡公共道德；解决资源配置中的矛盾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解决社会新问题，如何增进公共利益并能公平地分配，所以公共管理既要讲过程管理，又要讲结果管理。也许有人会问，以上所讨论的“公共管理”的内容在“行政管理”中不是被人讨论过码？它们之间有什么差别？我们的回答很简单：那就是管理主体不同。也许还会有人问，专家们不是把管理主体从狭义行政管理外推到广义行政管理领域，包括企业中的行政活动，这中间又有什么差别？我们的回答也很简单：公共管理的本质集中体现于公共利益上。除那些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公有企业外，多数企业管理的本质是追求共同利益。共同利益并不等于公共利益，它们之间的根本差别就在一个“公”字上。我们认为，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活动中的“行政管理”不属于公共管理范畴，即使它们部分地承担了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的责任，即使它们在管理活动中也有决策、计划、组织、控制等事关全局和全过程的项目需要做，因为对这些项目的探究是属于“一般管理”而不是“公共管理”的事。需要指出，不以营利为目的是区分企业管理和公共管理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关键还要看组织活动的宗旨，在根本上是否谋求社会的公共利益。一个组织、小团体或者非正式组织，甚至家庭也经常有共同利益存在，但这些共同利益绝不是社会的公共利益。【参考文献】①(11)(17)夏书章.现代公共管理导论［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0，“导言”，7（2），3.②(12)(14)(18)陈振明.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37，39，34.③季明明.当代公共行政的改革实践和公共管理学的崛起［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1999（3）：5.④⑤詹中原.新公共管理［m］.台湾：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1，10（5）.⑥owene.Hughes,publicmanagement&administration,themacmillanpressLtD,1994,58.⑦⑧⑨黄荣护.公共管理［m］.台湾：台湾商鼎文化出版社，1999，20，24（2），31.
公共管理和行政管理篇8
论文摘要：行政法的发展总是与行政实践相伴而行的, 当今各国都兴起了以新公共管理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改革。行政主体多元化和行政方式非权力化被认为是新公共管理的比较明显的两个特征。中国的行政改革理应遵循公共管理的社会化、市场化取向。传统的行政学理论已经不能解释公共管理中多元化的行政主体和非权力性的行政方式的新变化。行政法在公共管理实践和改革的背景下必须转变传统行政法观念，即从国家行政观念转变为行政包括国家行政和社会行政的公共行政观念，必须顺应公共管理的社会化、市场化取向，顺应行政主体多元化和行政行为、方式非权力化现象日益增多趋势，补充、丰富和发展行政法内容。
行政法就是解决关于行政问题的法。行政实践和随着行政实践而产生的行政观念是行政法的基础。因而有人说，行政法是静态的行政管理，它将成熟的行政管理模式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行政法的发展总是与行政实践相伴而行的，因为行政法和行政实践的关系不仅仅是相互促进和保障，行政实践的不断发展还为行政法提供了新的基础，行政行为方式的变化使得行政法面临着一系列的新课题。当今各国都兴起了以新公共管理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改革。中国的行政改革也有类似的取向。新公共管理被学者们认为是不同于传统行政的新的政府治理模式，行政主体多元化和行政方式非权力化是新公共管理的比较明显的两个特征。传统的行政学理论已经不能解释这些行政主体和方式的新变化。行政法在公共管理改革的背景下面临着转变观念，补充和发展行政法内容的新任务。
一、 传统的公共行政和行政法
20世纪初期，在西方国家中行政国家开始兴起和出现。所谓的行政国家是指，在三权分立的国家权力主体关系中，行政权力和活动扩张，具有制定同议会立法效力相当的行政命令和制定同法院判决效力相近的行政裁决权，行政权力大量直接管理和介入国家和社会事务，从而起到最活跃和最强有力国家作用的一种国家现象。①其中的原因是，公共事务的增多，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已是无能为力，特别是1929～1933年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将政府角色从后台的守夜警察变成了社会前台的强权管理者。人们试图通过扩大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范畴以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并允许政府运用各种强制性手段化解社会经济危机，增进公共利益。因而政府在管理公共事务中的职能不断扩大，国家行政的观念也随之而形成。国家行政的观念强调行政主体的唯一性，即行政主体只能是国家行政机关，并强化行政权的优越性。我国在建国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实行的是计划体制，一切社会经济活动都由政府来进行行政指导和干预，行政国家的色彩更为浓厚。
在行政国家背景下建立起来的行政法，基本上就是从国家行政这一观念出发而构建的。这一点集中体现在行政法的调整对象和行政法的功能两个方面。以我国的行政法为例，第一，我国的行政法将行政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国家行政机关实施国家行政权的行为。即从行政主体角度来看，认为公共事务的管理权专属于国家，国家是管理公共事务的唯一主体。我国的行政法学教材对行政的解释是：“只有国家才有权进行行政活动”，“行政是国家的”，②“只有国家出现以后才有行政，将来国家消亡了，行政也将自然消亡。”③这些表述都强调了国家对公共事务管理的独占性。从行政的行为角度来看，认为行政活动的本质是国家运用行政权所进行的管理活动。“行政就是管理”，强调国家运用行政权力实现公共利益，并将运用强制性权力作为行政行为的本质。对行政行为的研究，一般从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和行政司法三个角度展开。而这三种行为体现出国家享有以命令和强制为主要手段的管理方法的特征。第二，从行政法的功能来看，在强调国家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的国家行政观念下，行政法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提高行政机关的行政效率和如何控制行政权力的滥用以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利益。虽然行政法有各种不同的学术流派，如控制论、管理论、平衡论等，它们的侧重点和价值取向不同，但都是在国家行政的框架内，在侧重保障国家行政权与控制行政权的不同重心上去阐述。此外，在对行政法律关系的认识上，学者们都认为行政法律关系中必定有一方是行政机关，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双方地位不对等，行政机关处于优越的地位。
二、公共管理的兴起与行政法的困惑
1. 公共管理的兴起和内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各国采用凯恩斯主义的主张，政府对社会进行全面干预，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从20世纪70年代起，西方各国却出现了以高失业、高通货膨胀和低增长为特征的“滞胀”现象。政府管理也危机四伏，政府扩张、机构臃肿、效益低下、政策失灵。人们开始反思政府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全面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实践。这在客观上引发了西方政府的改革浪潮。另一方面，7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科学在经历长期的分化、初步融合之后，开始向整体化迈进，出现了跨学科、交叉综合研究的趋势。
各种与政府管理密切相关的学科取得了迅速发展。在公共管理部门实践和社会科学发展的内力推动下，80年代中后期西方国家出现了新公共管理学。?
作为一门学科的新公共管理学，反映了80年代后西方在公共部门管理特别是政府管理领域的新成就以及当代西方公共管理实践发展的新趋势，已经成为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一种指导理论。新公共管理学采取一种新的研究途径，它和传统的公共行政有明显的区别。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以下几点：（1）公共管理学将研究对象由政府行政扩大到其他非政府组织的公共机构，甚至私人部门的公共方面。（2）公共管理学实现了由公共行政学的内部取向向外部取向的转变，由重视机构、过程和程序向重视项目、结果和绩效的转变，这使得公共管理的政治环境、战略管理、绩效评估、公共责任等成为公共管理的核心主题。（3）打破政治－行政两分法的传统，充分吸收当代各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并与工商管理学融合。（4）公共管理学既是实证研究又是规范研究。（5）公共管理学来源于公共部门的管理实践又指导部门改革尤其是政府改革的实践。④ 实际上，公共管理学不仅是一种新的政府管理理论，也是一种新的政府管理模式。在这种新的政府管理模式指导下，政府改革基本围绕三条主线进行：一是调整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主要趋向是“在提供公共服务上宁要小规模机构而不要大规模机构；宁要劳务承包而不要通过没有终结的职业承包而直接劳动；宁要提供公共服务的多元结构，而不要单一的无所不包的供给方式；宁可向使用者收费，而不把普通税金作为资助不具有公共利益的公共事业基础；宁要私人企业或独立企业而不是官僚体制作为提供服务工具。”⑤ 二是利用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提供公共服务，弥补政府财力和服务能力的不足。“提供公共利益和服务时，除了拓宽和完善官僚机构之外，其他机构也可以提供所有这些职能。”⑥三是改革政府内部的官僚体制，提高公共机构的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将工商管理中的绩效管理、组织发展、人力资源开发、顾客至上、合同雇佣制、绩效工资制等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公共部门管理的实践之中。⑦
2. 行政法在公共管理实践中面临的困惑在公共管理模式下，行政主体是多元化的，政府不再是管理公共事务的唯一主体，非盈利组织或者称为第三部门组织在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成为公共事务管理中的重要力量。但是在传统的行政法理论研究中，非盈利组织或第三部门在行政组织法中却处于尴尬的地位，虽然他们的存在有合理的一面，但由于突破了行政事务专属权属于国家的国家行政观念，其地位、权力来源和合法性基础相当缺乏 。⑧学者们多将新的行政主体的出现从权力的委托或授权的角度去研究，研究的重心放在授权或委托的程序、侵权责任归属、救济方法和途径方面，而忽视或回避了对行政权力社会化合理性的直接研究。
公共管理强调可以将私人部门的管理经验和方式引入公共事务的管理中，出现了以淡化强制性管理为特征的新的行政方式，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激励等成为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主流方式。对这些非权力性的行政方式，有关行政法律关系和行政行为性质的界定的传统行政法理论都难以解释。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即使勉强拉入现在的理论框架中，“不全面又不顺畅。”⑨ 在研究这些新的行政方式时，为了表明这些问题是行政法的问题和其内在地包括着国家行政主体和行为要素，主要强调这些行为虽然有合意的一方面，但其要素仍是双方地位不对等，国家行政机关居于优越的地位，其行为本质包括权力性因素。
可以看出，现有行政法对这些新问题的研究仍是在旧的框架指导下，无视“准行政行为”、“第三部门”等领域的存在或把它们置于行政法研究的边缘，这与公共管理的实践不相适应。行政改革实践的发展呼唤行政法研究的新观念，要求行政法的新发展。
三、公共管理下行政法的新发展
为了与公共管理的实践相适应，行政法应从转变传统观念出发，以有效解决问题为尺度，多层次、多重心地开展研究，促进行政法的发展。
1.行政法传统观念的转变
行政的观念是行政法研究中的基本理论观念。行政法的新发展首先应从行政观念的转变开始，也就是要从国家行政观念转变为行政包括国家行政和社会行政的公共行政观念。传统的国家行政的观念主张管理公共事务的最佳选择是由国家直接运用行政权力实现行政目标。新的公共行政则强调公共事务的最佳选择是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由多主体共同参与，合理分配国家和社会之间公共事务管理的范畴。这种观念的变化包含了行政目标、行政主体和行政方式等几方面的变化。行政目标的变化，预示着要从传统的以国家管理为中心的目标扩大为管理和服务并重，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利益为行政的直接目的。行政主体的变化，体现在政府不再是唯一的公共事务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只要能有效实现行政目标，各种组织包括非赢利组织、地方团体甚至私人企业的公共部门都应成为行政主体，它们应通过法定的途径进入公共事务的管理领域。行政方式的变化表明，行政并不仅仅是行政行为和行政强制执行，而且是使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实现行政目的。行政目标转变为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利益后，基于平等、公开基础上的非强制性行政行为应大力推广。
与行政的观念相联系，行政法的基本问题从以政府权力为主导变为以公共利益为主导。政府权力为主导，研究政府应该如何行政；以公共利益为主导，由谁来行政和怎样来行政都是研究的内容。行政法不再机械地以权力性行为认知行政法的研究对象，行政法功能性质不再是“控权”和“管理”的问题，以制度化的方式实现公共利益，提供最好的公共服务将是行政法的基本任务。公共利益变成了行政的直接目标，同时也成为行政法研究的直接对象。这样一来，“政府权威行政观念转变为民主行政观念，行政主体多样化的研究就成为行政法研究的基本课题，行政合同、行政激励、行政指导等非权力性行政行为也不再是行政法中的反常例外行为。抛开僵硬的教条和学科限制，以问题定向，运用法律规范手段，实现权威行政向民主行政、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转变过程中的公平和效率，以促进人民福祉，应是行政法在未来的主要任务。”10
2.行政法内容的发展
行政主体是行政法主体的必然组成部分。公共管理中行政主体的多元化，使得行政法主体的内容相应扩大。这些非政府的行政主体资格的界定，如何与政府进行权力划分，它们如何合法地进入公共事务的管理，如何进行管理以及相应的救济方式问题，都成为行政法的新内容。?
随着公共管理中市场化、社会化的取向，政府在不断地放松规制，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等非权力性的行政行为越来越多。对哪些领域应禁止政府运用强制性权力，哪些公共事务应交给市场来处理，不仅仅是行政学要研究的问题，也是行政法的研究内容。行政法对行政合同、行政指导和行政激励等行政行为的研究将极大丰富行政法的内容。
随着行政主体的多元化和非权力性行政行为的日益增多，行政法的调整和调整方式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行政法在逐渐扩大调整对象，变革调整方式，主要体现在权力色彩和强制观念的弱化，代之以平等、合意的观念。近年来世界各国出现了一些突破原有国家行政观念的现象，如行政组织私法化、行政行为之非制式化、行政任务民营化、行政法关系的多面化等。正如日本学者指出的那样：“实体法上区别公法和私法是没有多大的意义的。”行政机关在调整公共事务管理的法律适用和救济方面，不是机械地适用公法的规定，而是根据问题的定向，采用“提提示问题式的概念”，以平等、比例、公正为原则适用公法或私法以实现公共利益，这也就是我国台湾学者和日本的学者称之为“公法向私法逃遁”的现象”。11
公共管理在实践中还未成熟，但作为一种新的政府管理模式和研究途径，被认为是代表了公共管理的发展方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行政法在公共管理实践的推动下，不断补充和丰富新的内容，因而也不断地向前发展。
注 释：
①张国庆主编.《行政管理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②许崇德，皮纯协主编.《新中国行政法学研究综述》，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
③胡建淼主编 《行政法教程》，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
④陈振明. 公共概论范式的兴起与特征.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⑤转引《布莱克维尔政治百科全书》，6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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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转引苏力等. 《规制与发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公共管理和行政管理篇9
摘要：重视效率而忽视伦理是当前公共行政管理学界的一个突出问题，这一特点对行政管理学自身的发展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公共行政管理主要是面向公众的，应该坚持公正、对公众负责、正义等。所以，要改进公共行政管理，就应该对其中的伦理基础进行研究。本文主要分析了公共行政管理和公共伦理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公共行政管理应该坚持的伦理原则。
关键词：公共行政管理伦理基础研究
当今时代，我国正处在社会变革和转型的重要时期，社会上难免会出现很多不正常、不和谐的因素，这就需要有与之对应的价值尺度进行引导。公共行政管理在其中会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并不是最终目的，实行行政管理是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传达人民的呼声。但是，近年来我国的公共行政管理只重视效率而忽视伦理的问题日益凸显，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行政管理的发展。要加强公共行政管理，应该重视对其伦理基础的研究。
一、公共行政管理和公共伦理
公共行政管理的过程并不只具有技术性，所有的管理过程中都蕴含着价值观念和伦理观念，所以公共行政管理不仅是一种制度层面和技术层面的问题，还应该体现一定的伦理结构。所谓公共伦理指的是一种社会价值取向，其核心是公共理性，公共伦理对公民的精神建设与道德取向具有决定作用。
公共行政管理既属于结构的范畴，也属于道德的范畴。有学者甚至认为制度本身应该属于一种道德观念。也有学者认为，国家之所以存在是为了推动美好生活，所以其行为肯定要关注道德层面。由此可见，公共行政管理总是与“公共”二字联系在一起。在“公共”范围中，公共的利益是核心，所以公共行政管理应该时刻关注公共利益。
二、公共行政管理应坚持的伦理原则
关于公共行政管理应该坚持的伦理原则不同的学者进行了不同的表述，有的学者认为公共行政管理应该坚持效率至上的同时也要兼顾社会公平。也有学者提出了优秀行政官员应该具备的素质是能够处理好某些相互矛盾的道德原则，这些行政官员应该具备以下几种素质：坚持原则，果断采取行动；果断对有分歧的问题进行处理。我国也有学者提出了公共行政管理所坚持的伦理原则，主要包括社会利益至上、公平公正以及勇于负责。无论如何，公共行政管理是不能够离开社会伦理基础而存在的。而行政工作人员自身的道德水平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公共行政管理水平。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公共行政管理应该坚持的伦理原则主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维护公共利益
在我国，政府是代表人民的利益的代表，政府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所以政府应该坚持为民服务，把维护公共利益放在首要地位。从事公共管理的行政人员首先应该坚持社会公共利益至上，不能滥用权力，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公共利益之上。行政工作人员在进行行政决策之时，首先要考虑的是这一决策是否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如果坚持维护了公共利益，那么这一行政决策在促进社会进步方面会发挥积极作用。除此之外，行政人员的行政权力也应该受到道德的制约。行政权力在行使之时必须坚持公共利益至上。行政人员在行使行政权力时具有的非公共行为往往是导致行败的一大原因。行败后果的严重性是不言而喻的。、权钱交易等等都是严重违背行政伦理原则的。所以，行政权力在行使之时也应该坚持维护公共利益。
（二）促进社会信任
国家行政人员以及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是公共管理的主体，与社会公民有密切联系的公共事务是其客体。所以，有必要在国家行政人员和公民间建立起一种政治信任，这样公共行政管理才能够顺利进行。换言之，政治信任是行政权力得以正常运行的基础。政治信任建立起来了，行政人员与人民群众之间没有了隔阂，那么行政管理法规等就能树立起权威性，从而有助于公共行政管理的进行。除此之外，促进信任也有助于减少了公共部门与公众之间的误会和猜疑，增进交流。
（三）促进社会的公平竞争
坚持一定的社会伦理原则，公共行政管理就必须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承担行政管理活动所产生的社会责任。促进社会的公平竞争，也是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表现。
社会的公平竞争对社会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例如有助于促进社会行政效率的提高；有助于促进创新，增强行政人员的士气；有助于促进行政机构及时对顾客需求做出反映。社会的公平竞争对于反对腐败、反对等等不良的社会风气。要促进社会的公平竞争，行政管理机构就应该引进竞争机制，在录用新人员、进行奖励和惩罚等方面，要按照实际情况进行，杜绝不正之风的产生与盛行。
三、伦理学视角下的公共行政管理
从伦理学的视角观察，公共行政管理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公正
这一特点主要体现是公共行政人员在对待公众时应该坚持做到一视同仁，大公无私，而不是厚此薄彼。以社会保险为例来说明，情况相同的人在减免税款、领取救济金以及享受照顾时应该按照法律规定享有同等待遇。
（二）合法
官员在进行公共行政管理的过程中，其采取的决策与行动应该具有合法性。首先，其不能不遵守法律的规定而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其次，他们的行为必须与大众价值取向相符合。
（三）正义
公共行政管理在执法办事的过程中应该坚持正义。首先，要平等对待每一位公民；其次，政府应该对个人所处的环境和个人特殊的需要进行充分考虑。
（四）对社会公众负责
从伦理视角下观察，对公众负责是公共行政管理的一大特点。其表现为：政府部门应该把自身的活动向公众作出解释，而且要按照标准对活动的理由进行详细说明，让公众认识到这一决策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公共行政管理与公共伦理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加强行政管理不可避免要关注公共利益，要受到公共伦理的制约。所以，公共行政管理应该受到公共伦理的约束，坚持一定的公共伦理原则，具体来说主要包括，坚持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坚持促进社会信任、坚持促进社会的公平竞争。只有在坚持公共伦理的基础上，行政权力才能被合理利用，公共行政管理才能发挥有效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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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和行政管理篇10
我国的公共管理，是随着改革开放而产生的社会实践，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而取得进展。公共管理的发展主要体现在行政管理的改革，使政府的职能取得了很大的转变，政府对社会事务的管理方法不断变化，在对公共事业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增加了非政府组织的重要作用。在学位教育和学科教育之中，公共管理受到人们的使用和认识，本学科也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在对公共管理理论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存在着很多差异。公共管理指的是随着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政府在协调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和使用的管理手段也不断发生着变化，因此，需要尽快建立一套完善的、科学的、规范的、协调的、高效的管理体系，重视对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同时，因为政府职能的不断转变，很多以往由政府负责的管理工作已经开始授权给非政府组织负责，相关的人才越来越受到组织的欢迎，为了适应这种发展的需求，在相关部门的领导和组织之下，招生工作妥善、快速的进行。公共管理从学校到政府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有着广泛的发展前景。公共管理具有社会性的特征，是市场经济体制的产物，明确了管理的目标、范围、模式、对象和主体，最终有效地对实践进行指导。公共管理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和我国的国情相结合。除了对政府事务进行管理之外，还应该对社会事务进行管理。具体来说，公共管理的对象是社会事务、政府事务和国家事务，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公益性。公共管理的主体具有多元性的特征，主要有慈善机构、志愿者、居民组织、中介机构和私人机构等。公共管理的对象比行政管理更加广泛，具有更具体的事务性特征，应该对私人部门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方式进行借鉴，在公共管理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使行政效率得到提高。不断对公共管理的内涵进行延伸，增加公民参与到公共事务之中的机会，对公共责任和公共权力进行分化，实现民主监督和民主管理，使用公民权利对公共权力进行牵制。社会利益是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在研究的过程中应该坚持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包含社会取向、企业管理取向和公共政策取向等。总之，在我国公共管理快速发展的新时代，从学术上和理论上对公共管理的定义和概念进行了讨论，最终对相关的内容达成共识，使实践和理论共同发展，明确公共管理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二、公共管理理论和行政管理之间的关系
公共管理和行政管理之间的关系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公共管理的目标、方式、范围和主体都和行政管理有很多相似点，在分析行政管理和公共管理之间关系的时候，应该重视相关理论的主要内容和产生背景。公共管理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和领域，该理论在产生的过程中的主要内容是对政府管理进行研究，也是公共行政学。在相关理论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公共管理发生了重要的转换，具体来说，从以往的公共行政向公共政策分析转变，再向公共管理转变，在公共管理中，重视效益、效率和经济。这种新的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第一，由于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产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政府财政困难，使管理危机和信任危机等社会危机十分严重，因此，政府办事效率很低，使社会问题严重，导致了国家的经济水平和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第二，受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很多国家都面临着压力和挑战，因此，政府应该更有效地控制和引导国民经济进行运转，提高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提高经济的发展水平。第三，由于信息革命的不断发展，政府不断向透明、高效和灵活的性质转变，政府为了和社会特点相适应，建设了与自身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管理模式。第四，随着传媒水平的提高，公众对政府的需求不断增多，因此，政府产生了巨大的改革压力。在对新公共管理进行实践的过程中，应该转变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学科结构、探究方式、探究主体和探究范围，成为政府管理的主流和趋势。一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不是执行政策而是制定政策，政府应该将市场和顾客作为服务的导向。政府在管理的过程中应该使用分权和授权的方式，政府在管理的过程中应该借鉴私营部门的经验和手段，应该转变传统的对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的控制，在管理的过程中引入市场机制。二是政府应该重视提供服务的质量、效果和效率，对相关的行政规则进行灵活的执行，对控制的目标有明确的认识，要提高政府在工作过程中的预见性，提高成本意识，增强工作人员的政治意识和责任感。总之，西方国家对公共管理的改革体现了社会的新需求，也是社会科技、经济和政治不断发展的产物，虽然在实践和理论中都面临着很多的困难，但是为社会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积极的作用。公共管理的改革主要集中在方式、对象和主体上的改革，转变公共管理的主体，重视公共管理和行政管理之间的关系。行政管理源于美国，主要的研究内容是政府管理。行政学主要有三个发展阶段，即产生阶段、发展阶段和科学化阶段，在每一个发展阶段之中都有其独特的方式方法、内容和特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行政管理的主体也不断增多，管理手段、管理对象和管理内容也不断发展。从公共管理和行政管理的本质来看，公共管理随着社会实践的产生而产生，是科学化的公共管理活动。我国从上个世纪末期开始，中介组织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公共管理主体、管理的方式和对象也不断发展，因此，我国不断加速行政管理的变革，使政府职能进行转变，探索出与我国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行政管理模式。随着公共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为行政管理的发展目标和发展趋势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认识公共管理对行政管理借鉴意义的过程中，应该坚持两个原则。第一，认识到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结合。第二，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应该和我国的具体国情相适应，不能照搬照抄西方国家的相关理念，在认识问题的过程中，应该同我国的国情相结合，应该结合社会的实际情况，对社会环境进行考虑，建立完善的公共管理学科体系，充分反映出我国的社会特色。在学科设置的过程中，应该设计公共管理为一级学科，其下设的几个学科中包含行政管理。公共管理是我国目前行政管理的新发展趋势。在管理的内涵上，方式、手段、范围、内容、对象和主体都是行政管理的进一步发展、更新、扩展和延伸。公共管理的重要内容是政府管理，行政管理作为公共管理的二级学科在管理的方法、方式和范围上的改变，并不是政府职能的丧失，众多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也需要在政府的引导之下进行，因此，应该在我国的国情之下，对二者的关系进行界定。公共管理和行政管理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不同。第一，公共管理将政府组织、政府管理的规律和第三部门的管理作为研究内容，而在行政管理中，研究的内容较前者来说，比较狭窄，二者是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关系。第二，公共管理研究公共部门及其在管理过程中的规律等问题，但是行政管理将公共部门的管理规律和管理方式作为研究对象，二者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第三，在公共管理研究的过程中，将工商企业和政府组织视为统一的整体，只是二者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性质不同，但是，公共管理着重于对公共部门的管理，而行政管理的内容是社会公共事务。在权利的角度上，政府是公共权力的拥有者，因此，很容易将这种权力看作为无限的，应该对整个社会生活负责。但是，在政府实际工作的过程中，应该将政府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相结合，提供公共服务，适应社会的需求。
三、公共管理理论对行政管理的借鉴意义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因此，对政府提出了新的需求，信息化发展和公共事务的增长对政府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政府和资本不分离的制度使企业发展的创新性和自主性受到了影响，不利于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同时，公共事务在处理的过程中，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社会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民主、合理、科学的政府制度，实现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变，使政府从经济的参与者成为经济的间接管理者，不断创造一个有利于市场经济的环境。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事务不断增多，管理的变化不断加快，挑战了以往的管理模式，同时，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政治文明水平不断提高，激发了公民意识的觉醒，人民迫切希望参与到公共事务的管理之中，对政府的非程序化、非科学化、非透明化和非民主化的管理模式提出了质疑。社会的分工不断细化，提高了专业化水平，对政府的行政能力提出了挑战，因此，需要更多的社会民众和企业参与到公共事务的管理之中。随着公共组织和企业主观能动性的不断增加，维权水平不断提高，应该扩展处理社会事务的渠道，转变政府压力型的管理模式。在政府管理的过程中存在着思想僵化的问题，严重，在很多部门中存在着的现象，使用政治化的行为进行管理，在制定管理政策的过程中具有片面化的特征，使社会需求和提供公共物品之间产生偏差。在社会管理的过程中实施公共管理，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要求政府尽快转变职能，扩大社会参与公共管理的渠道，使社会监督不断完善，明确社会管理的责任，使公共管理不断向科学化的方向发展，与社会的具体情况相适应。第二，我国和世界的联系不断加强，推动了公共管理的全球化发展趋势，有助于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减少了政府和管理水平低下的问题。行政管理在借鉴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应该重视以下几点。第一，转变传统的思维，建设公共管理体制有助于减少政府的不作为，提高政府工作过程中的责任感，及时转变政府工作人员的管理思维，贯彻科学和民主的管理理念，认识到政府的服务职能。第二，增加社会参与，在传统的行政管理之中，存在着社会参与率低的现象，公民没有健全的参政议政渠道，表达机制不健全，因此，应该减少政府在管理体制上的垄断现象，提高社会的参与程度。具体来说，应该不断增加社会参与的渠道，建立完善的公民权利监督机制和表达机制，使社会民众参与到国家的民主建设之中。提高公民的民主意识，不断提高学校教育水平，增强民主气氛，使国民的民主意识得到增加，激发人民参政议政的热情，不断加强社会监督和参与的力量。对政府实施透明化的管理模式，减少政府一言堂的现象，对财政预算进行及时地公布，制定相关的流程，实行透明化的管理制度。同时，还应该畅通信息渠道，建设专业的信息平台，减少政府对信息的垄断，同时，还应该加强民众表达建议和意见的权利，使相关部门能够有效、及时地解决问题。第三，对管理手段进行规范，转变以往经济体制下政府全面管理的现象，减少强制行政的问题，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培养具有专业技术的人才，使公共管理不断向合法化和科学化的方向发展，使用创新的管理方式，借鉴先进的公共管理理念，实现其民主化、合法化和科学化。第四，政府应该明确公共管理的目标，通过法律的手段，制定非政府组织、企业和政府之间的管理权限和管理范围，在保证社会制度的前提之下，放宽以往严格的管理制度，激发社会群众和社会组织参与到公共事务管理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管理主体的权利得到保障，明确组织在管理过程中的权利与义务，不断加强政府行为的目标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