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文化遗产的方法篇1
关键字：文化遗产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一、关于文化遗产
1.文化遗产的定义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在1972年召开的第十七届会议上，制定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该公约将“文化遗产”正式确定为直接保护对象。公约的第1条对“文化遗产”一词进行了界定：“在本公约中，以下各项为‘文化遗产’：文物，即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世价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画、考古物体的成分或结构、铭文、窟洞以及联合体；建筑群，即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遗址，即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遗址等地方。”然而，该条并未对“文化遗产”的内涵加以明确规定，仅用列举的方式确定了公约保护范围内的文化遗产”，我们只能从其列举的范围看出，公约所认定的“文化遗产”都是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来看具有突出的普世价值的大型不可移动文化财产。
2.国内对文化遗产的保护
在2014年6月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世界遗产的总数已达47项，继续稳居世界第二位。作为文化遗产大国，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对于文物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在城市的规划与发展中，也强调了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1982年根据北京大学侯仁之、建设部郑孝燮和故宫博物院单士元三位先生提议而建立的一种文物保护机制。国务院把对于保存文物特别丰富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意义的城市，核定公布为“历史文化名城”，截止2014年8月17日为止，国务院已将125座城市列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二、申请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
1.历史文化名城数量不断增长的原因
自国务院1982年公布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共计24座城市以来，申报成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数量在不断增长。实际上，申报历史文化名城的道路对于许多拥有悠久历史的城市来说，是非常不易的。金华市的“申名”之路走了整整十年，邯郸市连续申报了两届，位于丝绸之路上的金城兰州自2002年开始申报至今未能如愿。笔者总结了申报城市的申请理由：
首先，这些城市具有悠久的历史及文化传统，有一定数量的实体文物和史料记载可以证明。其次，申报成功后有助于扩大城市影响力，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同时有助于增强城市的竞争力，提升文化软实力。再次，许多历史悠久的城市在建设发展中，急功近利的大拆大建，忽视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使得许多历史遗存消失殆尽。文物保护机构为了保护仅存的文化遗产，得到相关经济与舆论支持。以申报历史文化名城为契机推动当地文化遗存保护工作获得政策及经济上的支
持。
2.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遗产保护
成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多了一张珍贵的“名片”，带来很多可观的经济效益同时也促进了对文化遗产的进一步保护。然而，近年来一些名城的文化遗产被破坏的消息却也屡见报端。
在申请历史文化名城的申报条件中，有一条硬性规定倍受争议即申报历史文化名城必须有两个历史文化街区。这项标准让很多“申名”的城市因为历史街区的数量不够迟迟得不到认可。但是根据媒体统计，全国100多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将近20个没有历史文化街区，18个仅有一座历史街区，近一半历史文化街区不合格。我们经常可以在媒体上看到很多名城的文化遗产被破坏，也会看到一些申名的城市不惜重金“打造”历史文化街区。这样的结果当然不是设立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初衷。鉴于现阶段出现的这些问题需要反思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局限性。
3.还在申报过程中的“历史文化名城”
非常遗憾的是，像辽宁的辽阳市、山西的临汾市、江西的九江市、湖南的常德市、甘肃的兰州市等都不是历史文化名城，这些城市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由于没有受到很好的保护，至今国务院没有承认他们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为了申报历史文化名城，许多申报条件不充分的城市开始进行长达数年的准备。例如兰州，由于历史文化街区数量没有满足申报条件，当地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对可以“成为”历史文化街区的地方进行“保护性”改造。类似的情况在中国本土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屡见不鲜。从前几年被专家和媒体批判的“假古董”街区，到最近几年某些地方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对当地百姓进行大规模强制性移民安置或实施大规模改造的做法一样，这种以保护之名的改造方式始终倍受争议。
申报历史文化名城总体上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有着巨大促进作用的，但与此同时暴露出的问题也表明了保护方法的局限。
三、关于申报历史文化名城中出现的保护方法的局限性
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关注现有文化遗产保护方法的局限性。关注点逐渐从关注遗产物质本身转向考虑与其周围环境所构成的完整的遗产体系。特别要考虑文化遗产本身与城市其他要素以及当地文化认知的关系。
在很多城市的申报理由中，我们经常看到该城市所总结的文物保护单位的数量，省级文保单位、各类珍贵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量，以及是否被收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等。
不难看出，申请历史文化名城需要大量的“物证”。因此，出现了一些孤立片面的对历史遗产的价值判断。例如把文化遗产分为各种等级，注重文化遗产的知名度和经济价值，往往会出现保护方式的“偏心”与过犹不及。在缺少系统保护方法以及缺乏提升保护城市整体风貌的意识之下，往往是部级的文保单位倍受重视，级别不高的难逃被破坏拆毁的命运。
在申报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中，申请的时间短则一个申报周期，长则十多年。在这样的申报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城市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努力，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1.文化遗产的价值判断出现偏差
历史文化名城的申请条件中第一条就明确表示需要保存文物特别丰富。文化遗产（文物）的价值评定是由专业人士进行评估的，评选条件无外乎是强调文化遗产的完整、独一无二与历史悠久。然而这些自上而下的评选条件是由专业人士认定的。并不是文化遗产自身价值决定的，这种评选条件将文物本身视为唯一保护对象，忽略了其周边社会环境与人文风俗。脱离了社会环境的文化遗产，与当地文化传承者以及日常生活逐渐远离。反而不利于文化遗产的继续发展和传承。
如图1中的文物保护单位，虽然在高层住宅区旁边得以被保存下来，周边修建了护栏，但是它所传达给人的信息除了这是一个文物外，无法得知关于它的文化历史背景或是场所意义。这样的保护做法很常见，在很多历史文化名城中也会看到这样的现象，但是这种做法忽视并且破坏了文物本身内在价值以及与社会活动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这样的保护均是在破坏了周边的环境和日常居住形式后产生的，往往忽视了文化遗产本身价值存在的合理性与社会意义。由于已经失去了文化遗产存在的精神意义，这样的文化遗产也就失去了最重要的社会与经济价值，不再是城市生活的一部分，便失去了它最本来的价值。
2.忽视了地域文化的认同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重要作用
丹尼斯拜恩DenisByrne[1]认为当我们评价场所的社会重要性的时候，我们需要了解（这个场所）对当地人的意义。只有这样，我们才会从当地人的角度保护好这个场所以及它被赋予的意义，而不是为了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而保护这个场所。
曼森[2]特别指出，在评估过程中最需要被了解的问题包括哪些是需要被保留的文化资源和集体记忆，以及它们对当地人而言的意义。
大卫・楼恩索Lowenthal,David[3]指出现如今的文化遗产是所有我们个人和集体的认知。被认为是每个个体合法的遗产。
“名城”申报条件中强调该城市在历史上的重要影响，或者能够集中反映本地区建筑的文化特色、民族特色。但是在实际的保护中，注重历史影响的前提是历史价值，往往忽略了地域文化认同或者是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一些对当地人赋有意义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极强的的文化遗产并不能作为申报依据。举例来说，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兰州，所拥有的白塔山历史建筑群，其历史意义（为纪念觐见成吉思汗而病故在兰州的一位喇嘛而建造），时代意义（白塔山在上世纪50年代还是是荒山，现在的植被茂盛郁郁葱葱见证了兰州人民辛勤植树造林历史），但是他却并不能成为申报的依据。因为评判者并不会从身份认同或者是集体记忆的角度出发去衡量文化遗产的价值。
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文化遗产价值的评定中主要关注
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然而历史与未来的划分点并没有明确的界限，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动态的过程，一味的保护年代久远的文化遗产忽视近代或者现代的具有特殊价值的文化遗产，忽视地域文化以及当地百姓身份的认同成为大多数城市的通病。那些动态过程中的建设都代表了特定年代的传统或特色。更有当地居民的认同感和身份感。不同时代的建设也有成为未来城市遗产的组成部分。这些新的建设同样是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积极的保护方式不应当是只保护历史悠久的文化遗产。更要关注文化遗产的不断动态发展以及当地群众的身份认同。
3.忽视了遗产的场所精神并影响其可持续发展
丹尼斯拜恩DenisByrne认为：当一代人继承了被上一代人塑造的场所，他们不会直接的接纳，而是会重新阐释这个场所的意义。所以，场所的重要性会随时间而变化。换句话说，一个场所的社会意义不应该被理解成是一个社会事实，而应该是一个社会过程。例如，中国很多城市中城隍庙的演变。中国古代县级以上城市毫无例外都有祭祀城隍的城隍庙，但是保存到今天的寥寥无几。现如今的城隍庙其建筑形式大多保留着历史建筑的形式和格局，虽然不同城市的城隍庙在如今都承担不一样的功能。但是人气始终不减。这是因为建筑遗产的生命力依赖于当地文化以及场所。但在“名城”申报条件中，并不是所有的城隍庙都能够被认定为文化遗产，申报条件要求建筑应该保留着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仅仅是出于对物质形态上和产生时间上的要求，却没有去评判它的社会意义和场所精神。
文化遗产的价值是有条件的，并不是完全客观的，它的价值不是简单的定义或者是固定永不改变的。例如城隍庙的价值不是永远的被固定在它的历史意义中（历史上城隍庙是城市的守护神）随着时代的变迁涵盖了宗教、商贸交易、集会、文化传播等多种价值。不同城市的城隍庙现在所承担的功能各有不同，例如兰州的城隍庙现如今是工人文化活动中心，上海的城隍庙现在是传统的商贸集会市场。这些不断演变的功能并没有丧失城隍庙作为文化遗产的价值。在变化中它见证了社会的发展并一同演进，自身的变化展示了文化遗产的动态性与时代性。这些文化遗产的珍贵之处在于它们始终拥有场所精神并不断动态演进发展。
“名城”的申报条件忽略了文化遗产的场所精神与社会发展过程，也致使失去固有价值但还保存场所精神的文化遗产不能作为评判标准得不到相应的保护。
结语
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一些问题。我们需要审视现阶段的保护方法的局限性。文化遗产不应只代表着固定的历史，更应该是和社会、环境以及文化活动互相作用的产物。并且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持续的孕育社会文化与环境。在对文化遗产的涵义有更为深刻的理解下，才能将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不仅拘泥于遗产本身，更应当去着眼在当下和未来。同时也需要注重地域文化的认同以及文化遗产保护中场所精神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丹尼斯・拜恩：《遗产作为一种社会活动》，载贯汉姆・法尔克劳福、让德尼・哈尔斯、约翰・杰姆森、约翰・斯格菲尔主编：《遗产文集》，如斯莱格出版社，2008年，第149-174页。
2)阮岛・曼森：《保护规划中的价值评估：方法和选择》，载贯汉姆・法尔克劳福、让德尼・哈尔斯、约翰・杰姆森、约翰・斯格菲尔主编：《遗产文集》，如斯莱格出版社，2008年，第99-124页。
3)大卫・楼恩索：《身份认同，遗产和历史》,载约翰・吉利斯主编
4)约翰・吉利斯：《记忆和身份认同：这种关系的历史》，载约翰・吉利斯主编：《纪念：国家认同的政治性》，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24页。
Gillis,John.R.(1994).memoryandidentity:thehistoryofarelationship.inJ.R.Gillis(ed.),Commemorations.thepoliticsofnationalidentity,pp.3-24.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5)赛塔・娄：《场所的文化保护》，载玛丽・哈佛特主编：《文化保护：一种新的有关遗产的讨论》，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6-77页。
保护文化遗产的方法篇2
关键词:韩国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启示
中韩两国同属亚洲文化圈,且都遵从儒家文化,但又有许多不同,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上有明显的差异。现今,我们深入研究韩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借鉴和吸收其优秀和先进的做法以完善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一、韩国文化遗产保护政策
(一)韩国文化遗产保护行政体制
考察韩国文化遗产保护现状时,我们发现韩国现存的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如下。
1.中央行政体制
韩国文化遗产保护行政组织的中央行政机关是文化遗产厅。文化遗产厅厅长是中央级行政机关首长,承担有关文化遗产的保存、管理、利用、调查、研究以及宣传的事务。现文化遗产厅由1官(企划调整官)3局(文化遗产政策局、文化遗产保存局、文化遗产活用局)及13个科室29所所属机关构成。
文化遗产厅的任务如下:①制定、修改文化遗产保护法;②制定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及利用计划;③撤销对重要文化遗产的指定;④对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以及公开修复等的指令;⑤变更文化遗产现状等的许可;⑥扶持与文化遗产相关的团体;⑦提供有关文化遗产管理的国家补助金;⑧对国有文化遗产进行综合管理;⑨扶持、资助有关埋藏文化遗产的自治团体。
为调查、审议有关文化遗产的保存、管理及利用事项,文化遗产厅中又设立文化遗产委员会。文化遗产委员会由包括1名委员长、2名副委员长在内的不超过120名委员组成,任期2年。委员由文化遗产厅厅长在学识渊博且德高望重的文化遗产界的权威学者当中选任。
文化遗产委员会的审议事项具体如下:①国家指定文化遗产的指定与解除;②国家指定文化遗产的保护物或者保护区域的指定与解除;③重要无形文化遗产的持有者、名誉持有者或持有团体的认定与解除;④国家指定文化遗产的重要修复及复原的命令;⑤国家指定文化遗产的现状变更及出境许可;⑥为保全国家指定文化财所处的环境,对行为的限制、禁止或设施的设置、去除、迁移等;⑦文化遗产的注册与撤销;⑧埋藏文化遗产的发掘;⑨与国家指定文化遗产的保存、管理、活用相关的专门或技术上的事项;⑩文化遗产厅厅长提议的事项。
韩国为了调查、审议有关地方文化遗产的保存、管理及利用事项,在广域市、道还设立地方文化遗产委员会。
2.地方行政体制
韩国的地方政府有个16广域市、道,260个市、郡、区。各地方的文化遗产行政体制是随着广域市、道的特性而可以有所区别,但是一般设有市、道单位的“文化遗产科”,市、郡单位的“文化遗产界”。
地方文化遗产行政机构的任务如下:①制定、修改文化遗产管理的条例;②对文化遗产进行保存管理以及制定利用计划(与文化遗产厅长协议);③撤销对地方文化遗产的指定;④提议或命令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管理,以及公开修复,等等;⑤扶持与埋藏文化遗产相关的团体;⑥完成复原建造物等国家委任事务;⑦对文化遗产管理提供地方性财政支援及缓解经费负担。
(二)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法规
在法规方面,韩国的“文化遗产”保护行政的基本法令是《文化遗产保护法》与同法施行令、施行规则。除此以外,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法令还有《古都保存法》、《乡校财产管理法》、《建筑法》、《国土利用管理法》、《城市计划法》及《自然公园法》等。
文化遗产厅行政指南中有《国家指定文化遗产周边现状及变更基准指南》,《石雕文化遗产保存处理工事指南》,《埋藏文化遗产调查业务处理指南》,《寺庙遗物展示馆建立运营管理指南》,《文化遗产地域水土保存管理指南》,《国家指定文化遗产管理团体业务指南》,以及关于遗迹展示馆等的管理运营的指南,等等。地方政府文化遗产的管理遵循各地方政府制定的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来运营。
现行的《文化遗产保护法》由8章117条及附则组成。第一章总则;第二章国家指定文化遗产;第三章注册文化遗产;第四章埋葬文化遗产;第五章国有文化遗产的相关特例;第六章市、道指定文化遗产;第七章补则;第八章罚则。法律从国家与地方两大层面立法,国家层面体现在第二、三、四、五章,地方层面则体现在第六章。第七章补则为对前面法律的补充说明,而第八章罚则十分具体地规定了对触犯法律的团体或个人的处罚措施。法律内容详细具体,涉及国境内的一切文物保护。同时重点层次分明,保护有的放矢。
(三)文化遗产的保存管理
1.文化遗产的指定和撤销
韩国将文化遗产按照有形文化遗产、无形文化遗产、遗址名胜天然纪念物、民俗资料、保护物保护区域五大类根据其价值与稀有度对其划分等级并确定其所有者或持有者等。具体如下。
(1)文化遗产的指定和撤销(以国家指定文化遗产为例)。
①有形文化遗产。经文化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文化遗产厅厅长可指定有形文化遗产中重要的文化遗产为宝物。文化遗产厅厅长出于人类文化传承方面考虑,经文化遗产委员会的审议通过,可将宝物中具有极大价值并罕见的宝物指定为国宝。同时指定其所有者并向所有者颁发证书。
②无形文化遗产。同样经过文化遗产委员会的审议,文化遗产厅厅长可将无形文化遗产中重要的文化遗产指定为重要无形文化遗产。并在指定后确定其持有者,若持有者被认定在传授技能或艺能上有困难,则认定其为名誉持有者。认定其为持有者或名誉持有者后,向其发放相应持有者认定书或名誉持有者认定书。
③遗址名胜天然纪念物。同样经文化遗产委员会的审议通过,文化遗产厅厅长可将重要的纪念物指定为遗址、名胜及天然纪念物(此天然纪念物指稀有珍贵的动物、植物、矿物等)。同时指定其管理者。
④民俗资料。同样经文化遗产委员会的审议通过,文化遗产厅厅长可将重要的民俗资料指定为重要民俗资料。同时指定其所有者并颁发持有证书。
⑤保护物及保护区域的指定。文化遗产在进行了如上指定后如果出现对保护其起到较大保护作用的事物或区域时,可将其指定为保护物或划定保护区域。同时指定其管理者。(补:当国家指定的所有者或管理者对保护或管理国家指定文化遗产有困难时,经文化遗产厅厅长认定,重新指定合适的法人或团体来管理相关的国家指定文化遗产。)
⑥指定的撤销。自对如上文化遗产及保护物保护区域的指定之日起期满十年之前要再次根据文化遗产的保存价值、保护物及保护区域的指定对其财产权产生的影响、保护物及保护区域的周边环境等撤销对其的指定或进行合理调整。
(2)文化遗产的注册和撤销。
为了对未指定的文化遗产进行保存和活用,经过文化遗产委员会的审议,文化遗产厅厅长依据文化体育观光部令对其进行注册,并确定其所有者或管理者。若其所有者不明或其所有者、管理者无法对注册文化文化遗产管理,文化遗产厅厅长可以指定地方自治团体或法人、团体中有管理注册文化文化遗产者进行管理。当文化遗产厅厅长认为注册的文化财保藏和活用的必要或有除此之外特别的理由,通过文化遗产委员会的审议可以撤销对其的注册。此外若注册文化遗产被指定为指定文化遗产,则其注册自动失效。
2.文化遗产的分类保存管理
(1)对有形文化遗产、遗址名胜等的保存管理。
文化遗产的所有者或管理者(包括法人或团体)负责对相应的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和管理。在保护和管理的过程中,当文化遗产出现问题需进行相应修理时,则委托在各省或市进行注册了的文化遗产修理技术者、文化遗产修理技能者及文化遗产修理业者进行修复。这里的文化遗产修理技术者负责国家指定文化遗产修理时技术上的工作,并指导、监督文化遗产修理技能者工作。他们均在相关技术领域的文化遗产修理技术者资格考试中合格,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文化遗产修理技能者在文化遗产修理技术者的监督下进行相关国家指定文化遗产的修理工作。他们也须通过相关领域的修理技能者考试,考试分为实技考试和面试两部分。
一般情况下,文化遗产修理者在修理工程完工之日起10年内对文化遗产的损害负有一定责任。但若修理者和业主之间签订的承包合同中包含合理的特别约定,则按约定负责。
(2)对无形文化遗产、天然纪念物的保存管理。
为了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国家对重要无形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和培育。文化遗产厅厅长负有对相关重要无形文化遗产持有者所具备的技能和艺能进行传承教育的责任。在费用方面,国家或自治团体可在预算范围内负担传授教育所需要的费用,以传授教育为目的设立的国、公有财产设施,可无偿使用。文化遗产厅厅长还可支付奖学金给接收传授教育者,并可以给予重要无形文化遗产的名誉持有者特别支援金。与此相对应重要无形文化遗产的持有者每年要至少一次以上公开重要无形文化遗产的技、艺能,有特殊事由时可除外。在对天然纪念物进行保护管理的过程中,若其中的动物遇难,市道的相关领导可委托有兽医资格医师的动物医院、畜产管理机关或动物保护团体进行治疗等活动。国家或地方自治团体在用于动物治疗的预算费用范围内,对治疗费给予支付。
二、对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启示
(一)文化遗产保护机构方面
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现实行多部门管理制度。目前,在国家遗产涉及自然山水、人文历史、城市建设、乡镇发展、环境保护等多方面的前提下,属于遗产范畴的文物保护归国家文物管理,历史文化名镇归建设部,自然遗产归地质、农业、林业等部门,无形文化遗产归文化部进行管理。这样虽适应了文化遗产种类多样管理复杂的现状,但当涉及到一些需几个部门管理交叉的保护对象时,往往造成遗产保护的权限不清、利益冲突、管理混乱等局面,阻碍遗产保护和管理工作的开展。并由于管理体制的部门分割、自成体系,也极易在保护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出现短视行为,破坏文化遗产。
因此在分析韩国文化遗产保护制度过后,我建议设立国家文化遗产部,整合现有文化遗产相关行政部门,形成相对独立的垂直管理的文化遗产部。作为文化遗产大国,我们相信我国通过设立国家文化遗产部,将进一步加快从文化遗产大国向文化遗产强国转变的进程。
(二)文化遗产保护立法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是目前我国在文物保护方面比较全面的法律文件,但是由于其所涉及的对象只限于文物保护单位和收藏文物,局限性很大,已无法满足现在和将来国家全面保护国家自然和无形文化遗产的要求。
在分析韩国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建议尽快制定国家文化遗产保护法,以全面系统地约束、监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进行。国家文化遗产保护法应在世界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观念下对文化遗产进行严格全面的分类,并明确文化遗产保护的负责机构,保护工作的内容,以及对破坏国家文化遗产的违法行为的处罚等内容。
(三)文化遗产修复人员的培养方面
目前我国不仅缺乏修复名胜古迹的专业技术人员,而且对应2000万件陶瓷器、青铜器、字画等馆藏珍贵文物也只有500余专业修复人才。
因此在分析韩国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基础上,建议建立相应的资格证制度,并通过对其注册形成文化遗产修复人才体系。相信在资格证制度下,相应的培训机构也会出现,不仅会有效地缓解人才紧缺的现状,而且会进一步规范文化遗产修复人员的技术素养。
参考文献:
保护文化遗产的方法篇3
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背景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背景
2003年10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32届大会上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颁布对于全球范围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义重大。随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本公约，并依照公约的有关规定进行申报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此外，日木、韩国等也纷纷出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关立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保护上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可资借鉴的经验。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内背景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布之后有关省份也相继制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规范。此外，大量的民间保护组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也发挥着重大作用。
(三)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必要性
不论从文化价值方面，还是从经济利益方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刻不容缓的大事。立法保护是本源，只有通过立法，才能从各个层面对宝贵的文化遗产给以切实保护。立法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重要方式之一。首先，法律本身具有强制性，可以有效地推动相关措施的执行。其次，法律影响较为广泛，能够促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观念深入人心。再次，我国尚有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需要执行，亟需一种高效的措施。
然而目前，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立法层面仍然存在较大不足。
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存在的问题
(一)立法保护尚不健全，配套制度不完善
从国家层面来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虽然发挥重要作用，但其相关的配套法律文件很少:一些省级行政区仍未出台专门法律文件。目前的立法成果多是近几年产生的，并且很多是针对某一方面问题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我们不仅要直接处理对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保护的问题，也间接地在处理我们公共文化服务的制度设计问题。仅有法律规定是不够的，还需要以法律为基石来构建全面的保护制度。
(二)立法技术不高，内容比较滞后，实用性较差
1.规划与保护的问题。现有的法律规定存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编制不健全，保护措施不具体详细，规划与保护主管单位不明确等问题。
2.传承上的问题。现有法律规定存在传承人与传承单位申请或推荐方式不具体，权利义务不确切，保障与支持工作不健全等问题。
3.管理与利用的问题。现有的法律规定在内容上存在管理主体不明确，管理措施不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有权不确定等问题。
4.保障措施方面存在不足。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规定上存在主管单位职责不明、工作安排不切实，资金来源不明确、不规范等问题。
5.法律责任规定不明确。
(三)不能兼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在我国经历了一个从纯粹公法保护到以公法为主、兼顾私法的过程。长期以来我国采取的都是行政保护模式，行政保护色彩浓厚。缺失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难以调动企业、民众和社会组织的积极性，不利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
三、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完善的设想
(一)加强立法工作，制定完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体系，逐步健全保护制度
各省级行政单位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指导下，参考相关省份立法，从自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际出发，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法律。国家和省两级行政单位应建立起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制度及配套措施，制定实施细则对原则性的规定加以量化、细化，使得法律保护更具操作性。
(二)完善立法技术，增强法律的实用性
1.进一步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规划与保护的立法规定。制定指导性强的具体法规，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编制，具体详细的制定保护措施，明确规划与保护主管单位，具体规定各组织权能。
2.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制度。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及传承单位的主管单位，建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及传承单位保护完善的保护措施，制定具体可行的申请或推荐方式，明确规定传承人与传承单位权利义务，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及传承单位的保障与支持。
3.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与利用的相关制度。通过制定详细的地方性法规，明确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主体，健全管理措施，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有权与保护措施的建设。
4.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障性政策和措施。从实际出发，在立法上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管单位职责及工作安排，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加大财政支持，规范资金来源，采用切实可行的强保护方式并加以明确，完善保护的相关活动与宣传措施。
5.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责任。各级行政单位宜制定相关法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责任主体，主体的义务与责任，及违法的处罚措施做出具体详尽的规定。
(三)立法上兼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
保护文化遗产的方法篇4
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民族凝聚性，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体现出该国家或地区的精神风貌和民族特色，这是不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本质反映。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在文化传承的过程中起着纽带的作用，经过源源不断的过滤和升华，可以将整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凝聚在一起，保证民族生活的正常进行。其次是广泛的群众性，具体表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广泛的群众影响范围与影响力。通过漫长历史流传下来的特定民俗的社会影响力是巨大的，可以超越地区和种族差异。再次是以口头或者其他方式体现的传承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需要有一些特定的形式，要想顺利在不断繁衍的后代中流传下去，必须最大限度的借助人的口头、动作或者其他方式来传播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具有变异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流传的过程中往往会受到很多外在因素的影响，致使它的内容和形式都不断的发生变化，因为，口语这种传播形式本身具有很大的变动性，而且语言和行为很难在传播的过程被原封不动的模仿和传递，同时流传内容和形式也会随着民族心理、地域观念、社会变化的不断变化而产生一些新变异。最后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呈现出明显的多样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流传的过程中往往会受到当地民俗的影响和渗透而具有独特的地区特色。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分析
(一)地方行政立法的保护现状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宁夏、江苏等省先后制定了保护民间美术与民间艺术的地方性法律法规和政府规章，这些法律规章率先开启了地方行政立法的先河。1997年，国务院又颁布了《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云南、贵州、福建、广西等省在国务院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又相继出台了适合自己本省的省级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这些地方性民族民间传统保护文化的出台，有效的保护了各地各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工作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借鉴经验。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管理现状有待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庞大，需要管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与数量众多，因此，需要首先充分发挥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职责，并将文化部门、文物部门等多个部门联合起来，建立完善、有效的非物质文化管理体系;建议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机构，避免多方管理、责任推诿的现象的发生;制定高效、合理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规定保护条例的总则、认定与传承、保障措施、法律责任等具体内容。
(二)中央行政立法的保护现状
中央行政立法保护的现状是在地方性立法保障的基础上，在总结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经验而出台的高级立法。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该《意见》明确指明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大意义、工作目标和指导方针，并给予了详细的保护建议。《意见》指出应该建立部级、省级、市级、县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充分发挥政府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主导作用，建立保护工作领导机制;其次，建立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由文化部牵头，实行有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国家民委、财政部、建设部、旅游局、宗教局、文物局等联合参与的保护联席会议制;再次，充分发挥专家作用，广泛吸纳有关学术研究机构、大专院校、社会团体等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意见;最后，实行专家咨询机制和检查监督制度，推动国家国务院及其各部委乃至各省市的专家联手的行政立法的序幕。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分析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与知识产权的客体并不完全对应。知识产权的客体是指人们在科学、技术、艺术等知识文化领域形态中所创造的出的精神产品，它可以分为创造性成果、经营性标记、经营性成果三个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包各类传统工艺、技能、语言、艺术等等，两者之间的主体并不完全对应，知识产权客体中的经营性标记和经营性资信不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不能仅靠知识产权法来指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行政法的特别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涉及公、私两方面的利益，因此，首先应该确立国家范围内的公法的权威性，由国家来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的历史文物，这需要着重发挥行政法管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时的高效、及时、主动的优势;另一方面，确保缔约国领土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总政策，建立主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遗产的专门机构，采取合适、恰当的法律、行政、财政等措施，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二)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法保护体系的建议
1．要建立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申报、确认和普查制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完整过程中，要切实实行国家、省级、市级、县级四级申报确认制，对有申报资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按照由低到高的顺序逐级进行申报。同时还要注意有优先申报的问题，对具有共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坚持优先申报的原则，“端午节”申遗事件就给我敲响了警钟，提醒我们要抓住申遗的最佳时机，切不可被动。2．加强行政立法保护，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机制目前中国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门法律不够完善，能够起保护作用的法律具体包括《文物保护法》、《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实施方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以及地方性的文物保护法规等，为此，应当建立专门的行政法，借助行政法来调整和规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工作，鼓励行政机关积极进行创制性行政立法，建立相对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3．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个引入听证制度听证制度是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制度，听证制度的实行可以广泛征集和了解民意，可以帮助行政人员全面了解真实情况，以减少人力和物力投入，达到节约资源、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现行的听证制度主要包括处罚听证价格听证、立法听证、环境听证、许可听证等等。4．实行行政奖励制度，鼓励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单位对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单位可以实行行政奖励制度，这样可以充分发挥个人和团体的积极性。为此，首先要在法律上对授奖主体进行必要的规范，明确各级授奖主体的权限和职责;其次，明确规定奖励的范围和条件，使得奖励范围和条件明确化，应该包括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再次，明确规定奖励的等级和标准，利用多种激励方式，发挥激励的整体效应。
四、结语
保护文化遗产的方法篇5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法律对策
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现状
1.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成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下文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确立，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在此之前，我国虽然对于不同种类不同形式出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了一些立法上的保护，或者在其他法律中或多或少的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出台，更加全面更加具体的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宝――非物质文化遗产做了相应的划分与法律责任问题的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确立，使得我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也使得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翻开了新的一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凝聚民族精神与民族力量，有利于实现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当然，除了2011年出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外，我国在早期，国家和地方立法机关就根据不同种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及实际情况进行了相应的立法工作。这些立法条文的确立，对于部分区域或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起到了相应的积极作用。比如云南省早在2000年就颁布了《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这一条例对于云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作用十分重大，弘扬了传统文化，保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
2.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困难。从目前我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状况来看，存在着许多问题，这其中对于立法中未涉及的部分，对于实践中出现的诸多情况，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与时代接轨中，只注重经济效益，注重开发，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性保护较为缺乏。在经济收益带给人们的刺激与享受后，很多人只是看中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能获得的巨大利润，看中这其中存在的商机，往往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丧失了其内在价值。其次，我国立法中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与保护有限，许多地方条例只针对具体的某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缺乏对非物质文化整体性系统性的规定与保护。最后，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措施、法律责任的规定单一有限，不能引起公众的足够重视。对于一些侵犯民族风俗习惯，造成当地严重不良影响的行为，惩治的力度不够，惩罚的影响范围较小。总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法律保护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困难。
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所面临的问题
1.非物质文化遗产诉讼案件数量少。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有关于侵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案件其实是很多的，但是能进行并能获得胜诉的案件少之又少。比如说对于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被其他人进行专利、商标的申请，反过来并没有事先经过传承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传承者本人的同意，更不用说对他们进行经济上的补偿。更有一种现象是国外一些商家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进行申请知识产权，反过来限制了我国对于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使用，很大程度上侵犯了我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合法利益。在多数情况下，面对这种境况，作为法律赋予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部门，却并没有发挥法律赋予他们的职责，可诉性差。
2.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意识淡薄。尽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迫在眉睫，但是从民众到有关部门来看，并没有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强烈的法律意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本身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有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处境，不如传统手工制墨工艺、与尘共舞的篾香技术等。再加之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渐渐退出了市场，慢慢退出了人们的视线，一些技艺存在着失传的困境。面对这些问题，公众普遍的反应都是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意识的冷淡，与关部门也缺少相应的对策来倡导公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3.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面临困境。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体现在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民族语言文字上，随着社会转型的到来，使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重重困难。一方面，少数民族的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比例太小，但主要都分布在我国内陆地区。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少数民族地区纷纷涌入城市中，影响着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另一方面，现代文化的冲击使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无力应对。许多流行文化的出现，使得年轻人成了主力军。接受度普遍偏高。对于传统文化以及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缺少情怀，缺少必有的认知，这样的困境对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4.行之有效的保护机制不完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庞杂，要是没有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对其进行系统性的管理，很有可能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到位，缺乏相应的补救措施。在我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对于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到底谁来监管、谁来负责、谁来承担相应的责任，可能相应的文化部门具有相应的监管责任，但是在真正面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归责时，会出现相互推卸责任的现象。这样一来，让那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不能有效进行，并且很难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形成体系化的机制。
三、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对策
1.公法私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协调保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有明确的保护意识，保护是关键，经济利益是后卫的。公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体现在公法模式通过行政法规、行政措施对涉及公共利益部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必要的保护。私法则更注重对私人利益的保护，比如对民间艺术作品更倾向于通过知识产权来进行保护。公法与私法的有机结合，正好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涉及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利益全面地得到了保护。同时，对于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划分并不是明确的通过公与私的划分来区别开来的，对于不同的情况它的属性也会有所不同。面对这种情况，公法私法的协调保护，正好解决了这样的一种窘境，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能够充分得到保障。
2.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观念。文化的多样性w现在不同民族在不同的地域对本民族文化的发展与融合，我国传统文化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根本，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现如今，面对外来文化入侵，面对传统文化遭受的危害，面对部分公民忽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可的冷淡态度，提高对传统文化的法律保护意识至关重要，尤其不可忽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文化部门和社会团体组织应当对公民进行广泛的宣传，倡导公民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对其进行保护。要让公民从思想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困境产生警觉，从观念中转变过来，通过法律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3.加强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重保护。少数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面临的困难使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迫在眉睫。从立法上来看，加强各个地方对
本地区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条例的制定，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升到立法的高度，这样才能引起公民的重视，才能使侵犯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案件得到法律的救助。从司法救济中，要建立完备的法律救济体系，让那些故意破坏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案件受到法律的制裁，同时对于监管不到位的部门也要让他们承担相应的责任。
4.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制度。一个完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制度所涵盖的内容不仅来自立法上的规定，而且还应包括法律保护的程序性内容，以及对侵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惩戒制度和司法救助制度。对于相关主管部门，要明确责任归责的内容，要确立好各个部门的责任事项，提高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办事效率。当然，我国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过程中，可以借鉴国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宝贵经验，比如法国就有专门的关于文化保护方面的机构，对不同的文化遗产设有专门的机构来负责。我国目前虽然可以不用把各种类型的文化遗产进行分别管理与保护，但是也可以进行大致的分类，从各个方面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来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制度。
参考文献：
[1]陈庆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问题研究[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6（1）.
[2]张德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2007.
[3]李林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体系的构建[J].特区经济，2010.
[4]朱兵.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背景、问题与思路.中国人大网，2005.
保护文化遗产的方法篇6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法；保护模式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3-0296-02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与特征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
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为了切实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中国制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根据该法，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如下几种：一是传统的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口头文学载体的语言文字；二是传统的杂技、书法、舞蹈、美术等艺术；三是传统的历法或者医药、技艺等；四是传统的民俗、节庆活动、礼仪；五是传统的游艺和体育；六是其他的相关非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
1.传承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是人们对文化的自我抉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中并非一成不变，既存在创新也存在抛弃，因而它是活态的。正是通过世代相传、改造完善，文化才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同时这种口传心授的传承也打上了深刻鲜明的民族、家族印记。
2.地域性。通常情况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由特定族群在特定的地域上创造和传承下来的，其必定与该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因而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都反映了特定地域的生产生活状况和风俗习惯，离开了该地域，它们就失去了存在的环境和条件。
3.群体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产生到发展，不是依靠单个社会成员的一己之力便可以完成，而是需要其所在地域的整个群体或关联的族群在长期的团体生产生活中不断完善，它反映了该社会群体普遍的民俗风情、思想感情、文化内涵和理想愿望，表现了该群体的集体智慧。
二、国际法视野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依据
（一）基于国家文化的保护
国家文化是国家在文化领域所拥有的对内最高权和对外独立权，同时国家文化的行使也必须尊重国际公共权利。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显露出其潜在经济价值，国家之间因非物质文化遗产商品化而引发的纠纷日益增多。从世界范围来看，不同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管理制度和法律法规不尽相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也逐渐政治化。这种政治化趋势，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极为不利的。基于此，从国家的角度确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地位是减缓这种政治趋势的出路。国家对于其领土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享有，有权管辖其领土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
（二）基于国际人权法的保护
在21世纪全球一体化进程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国际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2]。非遗保护和国际人权保护既统一又存在冲突。统一在于：文化权利本身是人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冲突在于：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植根于陋习，其违背了基本人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序言中宣布，其参考了有关的国际人权文件。这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必须遵循保障人权的原则。只有符合国际人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被国家和国际社会予以承认和保护。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国际人权保护存在互动。
（三）基于国际环境法的保护
在全球经济建设得到有效推进的同时，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越来越凸显出来。“可持续发展”成为了国际环境法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在这一原则提及之初，其仅仅是关注生态环境的和谐，忽视了人文因素的可持续发展。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日益认识到文化生活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意义，文化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的关联性被提上议事日程。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还应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
在人类漫长的发展过程之中，不同国家、民族传承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快速推进的现代文明严重冲击了非遗的生存和发展。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旦消失，必定对文化生态平衡造成极大的破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尊重，并不意味着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封存起来，而是应该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在充分有效保护的前提下，进行合理的传承和发展，必须避免盲目开发、急功近利。
三、国际法视野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
（一）行政保护模式
根据《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行政保护模式是指成员方按要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采取的确认、保存、弘扬、传承和振兴等各种行政保护方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行政保护十分必要：第一，确认、归档和保存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序保护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只有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的挖掘、整理、归档以及开展了相应的研究之后，才能准确掌握其源流和传承的具体情况，便于日后更好地开展保护和利用工作。第二，合理开发利用是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有效手段。长期以来，日韩等国家，在保护的前提下积极发掘、展示本国的民俗文化资源，吸引大批国内外游客，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收入。事实证明，只有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条件的文化资源转化成文化生产力，才能以保护带动开发，以开发促进保护。
日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相对健全的行政保护。首先，文部科学大臣向“文化审议会・文化遗产分科会”提出咨询。然后，后者向有关的“专业调查会”提出调查委托。“文化审议会・文化遗产分科会”审议调查报告，进行答申。再由文部科学大臣决定“指定”与否，一经指定，即发表官方“告示”。在指定重要无形文化遗产的同时，还必须对能够高度体现无形文化遗产之技能的“保持者”或“保持团体”进行个别认定、综合认定或团体认定[3]。
（二）法律保护模式
世界上许多国家均切实加大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力度，收到了明显成效。法国是世界上第一个通过法律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国家[4]。1793年颁行的《共和二年法令》规定，法国对于一切的艺术品进行保护，只要其处于法国的境内。此后出台了许多相关的法律，如《纪念物保护法》、《考古发掘法》、《城市规划法》、《景观保护法》等，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不断健全完善。
（三）综合保护模式
行政措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确认和保存来讲不可或缺，但是仅给予行政保护并不能最大化的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传承，不能切实保障相关主体的权利实现，因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采取行政保护与法律保护相结合的综合保护模式。
以中国为例，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化繁荣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价值是非常独特的。近年来，中国对非遗保护日益重视，采用综合保护模式才能更好地推进中国非遗的传承与发扬。
1.进一步细化行政措施确认、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中国对于非遗的行政保护存在以下不足：保护经费有限；激励措施不足；监督机制缺乏。迫切需要进一步细化、完善行政保护：第一，政府及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非遗的保护工作，建立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对非遗代表性项目认定传承人，为其提供开展传承活动的必要场所、经费支持；第二，上级政府及其文化部门切实加大对下级政府及其文化部门的监督管理力度；第三，对于在非遗保护和传承方面做出了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奖励，营造有利于非遗保护传承的良好氛围。
2.逐步完善相关法律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传承。目前，中国在非遗保护方面最为重要的法律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该法对中国的非遗保护工作影响深远。但是其过于简单笼统，对于一些细节问题并没有给予相应的规定。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私权保护的相关法律，主要包括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等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但是现有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被运用至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时仍存在着制度瓶颈和理论障碍，还有诸多难题亟待解决：第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丰富，商标法规定的商品分类表无法涵盖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必然导致一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无法归入商品分类表而无法申请注册商标；第二，著作权保护的时间性使著作权制度不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永久保护；第三，著作权对作为衍生作品母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无法给予保护，对民间节庆等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难以保护；第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代相承的，很难满足专利保护对于新颖性的要求等。
因而应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所确定的法律原则的基础上及时补充制定实施细则，完善配套法规，从而使相关的规定更具可操作性，使这部文化大法更能发挥实效。要充分认识知识产权制度的开放性与包容性，认可其在非遗私权保护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制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1]李墨丝.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国家为视角[J].求索，2009，（4）：138.
[2]郭玉军，唐海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人权保护研究――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为视角[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09，（6）：66.
保护文化遗产的方法篇7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制度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11年2月25日通过，自2011年6月1日起开始施行。在理论界，我国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从私法角度进行探讨，例如，从知识产权视角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从宪法保护角度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见。在国家制度层面上，虽然在2011年2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但是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还不足。本文拟从宪法保护角度，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进行分析并提出浅显的建议，以期抛砖引玉。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宪法保护的价值分析
根据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二条："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一)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二)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三)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四)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五)传统体育和游艺；(六)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①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固有的这些特征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难度。首先，我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现有保护方式的不足。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体现在少许公法和大部分私法上。我国从21世纪初开始，主要制定了以下专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法规、地方法规和政府规章：201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05年颁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0年颁布的《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2002年颁布的《贵州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2005年颁布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2004年颁布的《福建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2005年颁布的《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管理办法>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的通知》以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文件的实施意见的通知》等。单纯地从以上法律法规去规范与保护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似乎达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传承人的非物质文化权利如何得到保障和落实还需要从我国宪法中得以彰显。其次，我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宪法保护的正当性。我国《宪法》规定了各族公民都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此外，宪法还赋予了自治机关保护和整理民族的文化遗产，发展和繁荣民族文化的权利。②从宪法角度保护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保障宪法中公民文化权利的一种有效方式。宪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维护公共利益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体现，同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以及延续有一定程度的帮助。综合以上分析，对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宪法保护，有其理论基础并且存在现实紧迫性。那么，如何从宪法上对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可行的保护，将是本文探讨的主体与研究价值所在。
二、建立健全宪法中非物质文化权利的规定
我国宪法中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相关规定，为我国立法机关如何制定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指导相关的行政执法机关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行政方面和民事权利方面的保护提供了宪法依据。从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可以知道，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虽然初步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果，在制度建设方面也有所突破，进行了专门立法，但是保护工作仍然还是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依旧存在法规建设方面的滞后，立法层次方面相对较低，目前虽然颁布了一部对全国行之有效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但是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升到宪法层面的高度对于人类文化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和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完善现行宪法中有关非物质文化权的保护，明确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文化权的保护和发展，确立保护与开发利用并重的原则以及公法与私法相结合保护原则，从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延续和发展，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笔无形的财富。
保护文化遗产的方法篇8
【关键词】湖南省；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法律问题；对策
湖南省有11个世居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与汉族交往联系十分密切。少数民族在发展过程中，由于特殊的人文环境、自然资源，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文化遗产是民族的基因，是民族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对于促进社会和谐、民族团结有重要意义。
一、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权的法律界定
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权是特定主体对其文化遗产的享用、传承与发展的权利。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权包括物质形态的权利和精神形态的权利。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权是指对以物质形态存在的文化遗产的所有、使用、经营、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主要包括对文化遗产的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和处分权等。精神形态的文化遗产权，主要是指对以风俗习惯、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等精神形态存在的文化遗产所享有的权利，这类权利主要体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上。精神形态的文化遗产权包括表明身份权、保护文化艺术传统完整权、传播权、确定并许可传承权、公布权、文艺创作权和同意转让传承权等。[1]社会现实需要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权益进行保护，而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权益与传统权利体系存在着冲突，这是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权产生的现实基础。自然权利是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权产生形成的法理基础。
二、湖南省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
1、产权保护制度缺失产权是西方经济学最重要的思想，产权的一个基本功能是影响激励和行为。知识产权制度被认为是产权制度的重要内容。[2]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是人们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创造的精神财富，是人们的智力成果。由于产权保护缺位，权利主体无法确定，法律没有规定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所有权人具备排他性的权利，使得湖南省大量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权益无法实现。产权保护制度，能够保障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产权主体的利益，激励创新，促进传播。2、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权面临被侵犯的危险我国目前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无法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进行全面保护，因为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必须具有显著性、新颖性、独特性、实用性的特点，而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经历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注定不具备新颖性等特点，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少数民族文化遗产被侵犯的情况时有发生。被侵犯的不仅包括少数民族原生境人的权益，也使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丧失了原汁原味。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剽窃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行为变得较为简单，有些少数民族文化遗产被剽窃后，剽窃者对此申请知识产权保护，侵犯了原拥有人的权益。甚至有些少数民族文化遗产被人在国外抢先注册和申请专利，反而限制我们正常使用。3、少数民族文化遗产面临人为消亡的挑战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是经历几千年的发展后沉淀而成的，在历史上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但由于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正面临着人为消亡的挑战。较为典型的情形是在城市化进程中或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对某些少数民族文化遗产造成破坏。另外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青年人在接受西方文明的同时，西方的一些文化垃圾也在腐蚀他们的思想，很多人热衷于西方的洋节，导致的结果是慢慢丢弃了自己民族的传统习俗。4、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法律制度的缺失尽管湖南省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已形成国际、国家、地方并行的法律格局，但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制度还存在不足。第一，从法律效力来看，现有的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办法（草案）》对文化遗产提出了保护办法或制度，但现有的文化遗产法律制度还停留在较低的“办法”“意见”等层面，并未上升到具体细节实施的实施管理方面，还需要在操作性和细节方面进一步补充完善。[3]第二，有关少数文化遗产方面的法律法规有待进一步强化。如我国的《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是已经完成的作品，而少数民族的口头传颂、民俗活动、礼仪、节庆等民族文化遗产并不在著作权法所保护的范围内。在实体法上，涉及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法律制度缺失，尤其是现行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无法对其进行全面保护，以至于在司法实践中，许多侵犯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权利的事项没有被追究法律责任。在程序法上，由于我国的法律规定，案件的当事人必须与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而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无法确定，致使许多侵犯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权利的案件由于缺乏诉讼主体没有被立案，加之行政公益诉讼的缺失，使得这类案件处于法律保护之外。5、过度开发导致民族性特色保存困难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过度开发，一方面导致社会大众对该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的神秘感消失；另一方面，会导致少数民族对自己民族传统文化评价的降低，同时也容易造成年轻一代对流传下来的民族文化的精神价值和文化价值产生质疑，并且为了经济利益，改变祖传的民俗、民情等，使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失去了原真性，丧失了民族特色。因此，人们一般主张“显在文化”可以作为发展旅游业的资源，而“隐性文化”则不能轻易或过度地开发，以免造成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民族文化遗产的民族性的流失。[4]
三、湖南省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对策
1、加强宣传和保障传承人的权利首先，从法律上明确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权利，保障他们的权利不受侵犯；当他们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必须对他们进行救济。同时政府要建立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发展的文化机制，从政策上、经济上保障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权利。其次，可以将一些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公布在当地的报刊、电台和电视上，或者将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主要内容列入当地的乡土教材，从而加深人们对其所具有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的认识，减少侵权行为的发生。2、建立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权的权利救济制度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权形成了多层次、多部门的分散型法律保护模式。一是通过追究各类法定义务主体消极履行行为的行政及刑事责任实现救济。也就是对各类负有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义务主体因不履行法定义务或履行法定义务不完全导致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损害的，适用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追究制度。二是通过追究侵权行为人侵权行为的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实现救济。三是针对侵犯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权的行为不同，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下列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3、建立问责、追责制度，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由于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许多少数民族文化遗产遭到人为的破坏，正在快速消失。由于人为原因导致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消失，不仅要追究直接责任人的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而且应当参照重大事故责任追究办法，以失职、渎职等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和终身追责。4、注重国家立法与地方立法的协调，完善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我国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立法，走的是一条先地方后中央的模式，因此在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规范上，要注意地方立法与中央立法相结合，在全省范围内建立起科学、合理、高效的法律规范。在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上，结合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办法，制定更加详细的实施细则，以便更加全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5、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第一，从政策层面上，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建立起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文化机制。第二，从法律层面上加大保护力度，凡涉及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违法犯罪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则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较轻，未构成犯罪的，则给予行政处分、行政处罚。通过严格执法，建立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舆论环境，以规范人们的行为，从而达到预防犯罪、减少侵权和犯罪行为的发生。
【参考文献】
[1]王云霞.论文化遗产权[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2).
[2]韩小兵.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基本问题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0.
[3]李依霖.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3.
保护文化遗产的方法篇9
关键词:工业遗产保护;城市规划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在巨大的城市空间发展需求和土地供给日益短缺的压力下，处于城市中心和近郊区的工业用地已成为政府和企业所瞩目的开发对象。一面是历史传承，一面是城市化进程，工业遗产保护成为城市不得不面对的课题。社会长期以来对工业遗产认识的偏颇和城市化进程中对工业遗产的破坏，使工业遗产保护受到严峻挑战，同时，工业遗产保护涉及城市规划、文物保护等多个系统，如何建立高效的管理机制与明确的保护准则是工业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应该重点考虑的问题。
一、明确工业遗产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中的定位和特殊性
在城市规划及其相关法律法规中体现工业遗产的特殊保护措施，需要明确工业遗产在文化遗产体系中的位置，明确工业遗产的类型特征和工业遗产的特殊性。
目前，关于文化遗产的分类，比较权威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分类框架（见图1），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将文化遗产分为文物、建筑群和遗址；2005年《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将历史城镇和市镇中心、文化景观、遗产运河和遗产线路归并为“特殊型遗产”。
根据文化遗产的分类体系，工业遗产的分类也由静态的、可移动（工业纪念物）与不可移动（工业建筑、工业遗址）的物质遗产类型演变出动态的、大尺度的工业景观、工业遗产廊道和工业城镇与市镇中心等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相结合的特殊类型，构成了工业遗产的类型体系（见图2）。
工业遗产虽然在范围上归属于文化遗产，但工业遗产又有其不同于文化遗产的特殊性，对工业遗产的保护不能同文物保护那样只注重其历史文化价值和完全实施绝对保护原则。工业遗产价值的核心在于工业遗产的技术价值，工业遗产保护更强调再利用式的保护。因此，除了围绕保护对象的历史因素进行认定外，还要延续影响社会发展的工业遗产所延续下来的技术发展脉络。
二、在管理体制上打破行政束缚，建立工业遗产保护的协调机制
在我国现行的文化遗产管理体制框架中，工业遗产保护由文物部门垂直负责，与城市规划管理并行，地方政府既对地方城建部门负责（城市规划），又对地方文物部门负责（工业遗产保护）。由于城市政府的权力有限，往往无法保证工业遗产保护与城市规划的有机协调。
因此，建立规划管理体系与文物管理体系的有效协调与沟通机制，在机制上保证工业遗产保护的有效性与可行性，是工业遗产保护的重要保障。
图一世界遗产分类框架图
图二工业遗产类型框架图
三、工业遗产保护应体现分级保护的原则
由于我国近现代工业化进程中遗留了大量的工业遗产，同时我国国情也决定了不可能实行无差别的全盘保护，工业遗产的分级保护体现出工业遗产保护的特殊性。
作为工业遗产保护条例和宣言中最具权威性的《下塔吉尔》，在“维护和保护”一节中强调“开发干预过程必须可逆并且尽量减小影响”，这就要求在城市规划时还要考虑工业遗产的原真性，对大尺度工业遗产区域进行整体保护，并强调工业遗产与周边人文和自然环境的和谐。
虽然工业遗产没有单独成为一个遗产保护类别，但是城市规划中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措施仍然适用，考虑到工业遗产的特殊性，不可能像文物一样进行绝对保护，大量的工业遗产应以再利用式保护为主。
因此，根据不同等级确定保护对象的规划方案，对于重要级别、大尺度的工业遗产实行保护式再利用（以保护为主），如辽宁阜新煤矿国家公园；对一般级别的工业遗产进行再利用式的保护（在再利用中保护），如北京798创意产业园；对于绝对保护的重要工业遗产设置核心保护区、建设控制地带和环境协调区，做到对工业遗产的最小干预。
四、工业遗产保护应体现全民参与的理念
工业遗产保护具有公共性、大众化特征，应实行全民参与的保护体系。在2006年《无锡建议》论坛上，与会代表呼吁“要让全民提高认识，转变观念，引起全社会对工业遗产的广泛关注”。价值观的转变，对于工业遗产的保护是质的转变，也是工业遗产得到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的保障。
五、工业遗产保护面临的问题
工业遗产保护在我国的起步较晚，长期处于政府缺位、民间保护意识弱的状态，直到2006年的《无锡建议》，官方和媒体才真正开始呼吁社会关注工业遗产。是否保护、怎么保护、由谁来保护等问题一直是困扰工业遗产保护的难题。近些年，虽然社会对工业遗产的认识发生了转变，但从相关法律法规来看，对工业遗产进行保护性规划的依据仍然比较薄弱。
城市规划的相关法律法规中提到了历史遗产，历史文化遗产，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文物保护单位等可以涵盖工业遗产的用语。由于工业遗产属于文化遗产的一个种类，现行的法律法规并未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保护类型单独列入，而是以一些“各自为政”的相关用语加以概括。工业遗产的相关概念、类型、特征等缺乏统一、权威的内涵界定，其保护方法与保护体系缺乏有针对性的要求。
实际上，由于工业遗产的近现代性和与大工业生产密切相关等特点，以及长期以来社会重视历史文物，忽视工业遗产的价值，已使工业遗产大量损毁或消失。政府的缺位、相关法律法规的滞后和工业遗产保护无法有效的纳入城市规划与管理体系等问题，也是工业遗产保护所面临的瓶颈。
保护文化遗产的方法篇10
关键词：县级文化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优势作用发挥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82（2015）04-0038-01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是文化馆不可推卸的职责，是文化馆一项新的社会职能，它对扩大、提升文化馆的文化内涵将起到积极的作用。文化馆应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积极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职能的内涵不断得以深化和发展，文化馆有责任、有能力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发挥自己的重要作用。
一、县级文化馆的非遗保护的现状分析
在经济全球化、我国现代化建设逐渐深入的今天，我国的文化环境及文化生态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在备受国内外关注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我国非物质文化的自我传承受到文化生态环境的严峻挑战，随着国内及国际文化生态环境的急剧改变，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人不断减少，人才资源流失，传统文化后继乏人，一些传统技艺甚至面临失传的境地。另一方面，由于一些限制因素，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不足，导致文化失传，这里包括地方政府及人民的法律保护意识不强、对文化传承主体保护不足，还有文化部门的非遗保护机制不完善等一系列问题，致使我国非遗保护工作面临严峻的挑战。
二、县级文化馆在非遗保护中的优势
1.法律规定上的机遇优势
我国一向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特别是在2006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正式生效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逐渐成为各级文化部门和单位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从中央领导到各省政府，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出了殷切要求。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强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可以说政府的高度重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再加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文化馆工作职责中的一个重点，是上级主管部门极其重视的一项工作，也为县级文化馆有效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条件。
2.地域性的传承优势
地域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实存在的最为突出的特点，“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在一定区域产生的，与该环境息息相关，该地域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生产、生活水平，以及日常生活习惯、习俗都从各方面决定了其特点和传承。既典型地代表了该地域的特色，是该地域的产物，也与该地域息息相关；离开了该地域，便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土壤和条件，也就谈不上保护、传承和发展。”而对于积极参与地方文化建设、与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紧密相关的文化馆来说，这就是最大的优势，各地方千姿百态的戏曲，风格迥异的民族歌舞，特色鲜明的民族音乐，不同的风俗环境的保护空间，这些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是省一级文化馆所不可能完全囊括的，在地域性上，各地方文化馆完全拥有“地利”之宜。
3.管理人员上的地方性优势
县级文化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上的管理人员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理解认知上的优势。在本地文化多年的潜移默化下，更能够了解和领会家乡文化传统中那些外地人不能一时明了的特殊的文化蕴意，以老百姓为主体的传承队伍不仅传承了技艺、习俗、程式等外在形式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传承了这些具有实在内涵的文化意味，从而避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徒有其表情况。2）情感认同上的优势。中国人特别注重“乡情”，对家乡的挚爱之情可以爱屋及乌，延伸到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任何家乡风土文化。俗语说“最美不过家乡水，最亲不过故乡人”，中国人的这种家乡情节，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在保护过程中从单纯简单的接受转变为自觉深入的研究，化被动为主动，从而可以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落到实处。
三、县级文化馆在非遗保护中的作用发挥
1.创新理念，实事求是指导理论实践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保护过程中应该将之看做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的整体甚至呈现出相互转化的过程，而决不可将它们对立、孤立起来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中的非物质性的含义，是指以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需求为目的的精神生产这层含义上的非物质性，是与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基本需求的物质生产相对而言的。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具有物质性，必须给予重视。所以，必须不断开拓思维，将辩证法思想融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活动当中，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实现保护工作的突破。
2.严格执法，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地方应该配合立法机构，推进民间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民间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都是对区域内本民族人貌风情、地理特征、生活与精神向往的反映。民间法调整的范围涉及到民族习惯、仪礼、信仰、行业、帮会等，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成和发展具有天然的激励作用。民间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层关系，也决定了民间法在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将会发挥重要贡献。
3.组织学习，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指掌握具有重大价值的民间文化技艺，并有着高水准的个人或群体，他们精巧的艺术构思高超的手艺及罕见的绝技，独到的艺术表现手法，以及创作过程中遵循的行业规矩等是极为宝贵的财富。目前，他们大多年迈体弱后继无人，这就致使有的民间技艺濒临绝境，人亡艺绝的个案时有发生地方文化馆是距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最近的机构，可以轻易的掌握传承人的各方面情况，有利于开展保护活动。县级文化馆应该按照一定的标准和评定尺度进行优秀传承人的认定工作，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名录，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扩展传承的范围和途径，带徒传艺，培养新的传承人，使其技艺传承发展弘扬光大。
四、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多方努力，县级文化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传承渠道不畅和传承方式的把握、上级政策及国家法律的履行、对广大群众中的教育及保护意识的宣传等各方面工作占有独特的优势，因此县级文化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必须对地方文化馆的地位进行巩固，才能在未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做出成绩。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