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作用的认识篇1
关键词：儒家思想；特征；局限性；转型
儒家传统思想中，诚信是重要的伦理规范，学者们对此作了颇多研究，多从诚信的历史渊源、历史背景、基本内涵、当代价值、儒家诚信文化的转型等几个方面进行归纳、总结。
一、儒家诚信思想的内涵及其特征
关于诚信的基本内涵，不同学者有不同理解。许慎认为“诚”“信”互训，他在《说文解字》中提出了“诚，信也”，“信，诚也”的观点。当代学者陈根法就认同这种观点，“诚”即是“信”，“信”即是“诚”，无需作出分说。[1]p77此外，大部分学者从“诚”与“信”两个德目来探讨诚信的含义，认为“诚”主要强调个人内在的品质，“信”则主要强调个人在人际交往中所表现出的品质。在儒家诚信思想体系中，普遍“重诚轻信”，认为“‘诚’与‘信’相比较，是更为根本和基础的东西。在一定层次上，‘信’始终要受‘诚’的制约。”[2]p179儒家重视内在之诚，而轻外在之信，认为内在诚是评判个人道德好坏的标准。诚的含义包括“真实无妄”、“诚实无欺”。“真实无妄”指“诚”坚持客观存在、符合实际，表现在人性上，则是真诚向善，不参杂任何私心杂念；“诚实无欺”指为人处事内不自欺，外不欺人，表里如一。[3]p42，45而信的含义包括“言出必行”、“言行合一”、“信守诺言”、“互相信任”。诚信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诚是天人合一的本体。“天人合一思想是儒家对诚信问题探讨的基础和逻辑出发点……传统儒家认为诚信是天道与人道的合一，是天道的自然法则和人道的当然之责的合一。”[4]p102按照儒家诚信思想，诚是宇宙的根本，是宇宙运行的客观规律，即天道。
第二，诚是人的本性。在儒家看来，诚是合乎人性的规定，诚既是天之道，又是人之性。“作为人道之诚强调人应该效法天道真实无妄的品质，尊重、认同和遵循客观天道，按照人的本性生活和行动，就会令天然的德行化为自然自觉的行为。”[5]p31将天道之诚赋予人，说明了人性本应诚，也道出了诚信的本源。
第三，信是一种社会规范。儒家多用“信”来规范相对平等的朋友交往，“信”是朋友一伦应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则，要求朋友之间要“交而有信”。“信”也常用来调整官民关系以维护封建社会的专制统治。诚信还是儒家修身修业之道，诚信是个人德性修养的重要内容，是个人品质高尚的重要标志，也是建功立业所必备的基本道德。
二、儒家诚信思想的当代价值
1.儒家诚信思想的政治价值
传统的儒家诚信道德在调整官民关系中曾起到了重要作用。当下，执政党借鉴儒家诚信思想，在社会治理中坚持公开、公正、透明的原则，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可促使政府规范施政行为、建设自身的执政品格，推进政务诚信建设。[6]p21
执政党诚信执政有助于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助于党正确政策的出台与贯彻；有助于改善党群关系，巩固执政党的地位。执政者践行诚信道德，为全社会树立良好的道德楷模和行为典范，使诚信成为人们共同的价值取向，有利于带动全社会良好道德风尚的形成。
2.儒家诚信思想的经济价值
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主体来看，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保持诚信品质、规范经济行为，在交易和竞争过程中采取公正公平的手段，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减少经济损失，提高交易效率，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行。[7]p26
从市场经济的秩序维护来看，经济主体在市场中自觉遵守诚信道德，加强自我规范，可以有效避免唯利是图、恶意竞争等不良行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良性的市场经济环境又能促进诚信意识的发育和完善。
从企业发展方面来看，史少博等认为诚信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不仅可以给企业带来实际利润，同时诚信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有助于提高企业信誉，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8]p104
3.儒家诚信思想的社会价值
第一，有助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达成“信”德的途径上，儒家先哲们主张通过慎独、反省、学习、践行以加强自我修为，做到身心和谐。个人身心和谐是人际关系和谐的基础，在人际交往中，保持平和的心态，对他人诚恳认真，彼此之间互相信任等，有助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减少不必要的误会和摩擦，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状态。
第二，有助于人与社会的和谐。诚信这一道德规范应用在社会治理中，从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的角度共同发力，创造平等、公开、有序的社会环境，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社会安全。诚信是社会的黏合剂，有了诚信观念并自觉践行，人们会自觉地团结在一起，形成强大的向心力，促进社会向公平正义的方面发展。[9]p47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用儒家诚信思想引导个体正确的求利行为，有助于提高个人道德境界，对拜金主义的现象能够起到纠偏作用。[10]p87个体在社会活动中保持诚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助于全民达成诚信共识，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维护人与社会的和谐。
4.儒家诚信思想的教育价值
第一，“信”是教育的基本目标和重要内容。孔子在教育内容中，指出“诚信”对学生成长成人的关键性，在教育过程中，教育者也应当保持诚信品质，起到良好的表率作用。[11]p26儒家诚信道德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启示，钱益民认为，儒家诚信观是立身之本、交友之基、秩序之源、为政之宝、修身之道，高校工作者理应重视儒家诚信思想并将其贯彻到大学生诚信教育之中。[12]p107石秀杰也认为在校大学生诚信现状令人堪忧，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传承儒家诚信教育，并加强相关制度建设，可以改善这一现状。[13]p61第二，有助于推动学术诚信。孔子诚信的学术态度为历代学者树立了光辉典范，他对如何在学术活动中遵循“诚”提出具体要求：做学问要保持诚实严谨的态度，在学术活动中辨别真伪、躬行实践，在学术评价中保持客观公正，力求中肯公正。[14]p155
三、儒家诚信思想的局限性
1.理论基础：封建主义伦理纲常
“信”虽然是儒家先哲们所提倡的社会规范之一，但并不是最首要的社会规范，在具体的社会行为中，“信”往往要让位于“忠、仁、义、礼、孝”等社会规范，维护封建的伦理纲常。“诚信第一要义就是要对封建王朝的‘忠’”，[15]p27使得被统治者必须绝对服从统治者的权威，从而使得“信”这一社会要求让位于“忠”。在诚信是否从于“孝”这一社会规范时，有两种不同看法，谢桂山认为，孔子所言“父子互隐”，表明诚信从于“孝”[5]p32。但张树业认为，儒家所说的“亲亲相隐”从人性天伦角度承认并且尊重“诚”，是从本原处坚守诚信道德。这些论点明显带有封建伦理纲常的思想和成分，必须合理继承和
扬弃[16]p56。
2.理论假设：个体道德自得和道德自觉
有学者认为儒家诚信思想主要依托个人修养、道德教化、社会舆论的压力来发挥作用，更多的依靠个体自律，缺少他律性约
束。[17]p29在诚信的来源问题上，孟子由天道之诚引出人性之诚，混淆了诚信的必然与当然，把人们诚信行为的当然之责看成天道之必然，把诚信看作是不用通过学习和实践就能得到的天然秉性，不可避免地陷入先验论和道德宿命论，带有唯心主义倾
向。[18]p57
3.理论范围：适用于熟人社会和道德标准高
在儒家诚信文化的适用范围上，鄯爱红认为诚信原则局限在熟人、朋友之间，缺乏普适性，[19]p30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不同看法，李景林认为，虽然儒家对“信”这一概念常有狭义的使用，多强调“朋友之信”，但并不意味着“信”局限于朋友之间，也可以理解为普遍的交往原则。由于古人对概念的使用比较灵活，“信”同“仁”、“敬”一样是一种普遍的道德要求，是处理人伦关系的普遍原则，具有普适性。[20]p30有学者认为，儒家诚信思想还存在道德标准太高、脱离现实的局
限。[17]p29刘永安指出：《中庸》中“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知前”的说法夸大了“诚”的作用，超脱了道德范畴。[21]p230沈永福认为，儒家天人合一的诚信观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唯心主义的倾向，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一提法，使得人们对“诚”有了敬畏之心，有益于人们诚信观念的树立。[4]p103
四、儒家诚信文化的现代转型
在儒家诚信文化是否可以实现现代转型的问题上，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如：张树业认为，儒家信德不应迎合世俗进行现代转化，而应从本原处持守自身。[16]p59李颖认为，当代我国诚信缺失的原因之一是传统文化缺少诚信，传统文化中缺少规则意识和自由意识，儒家“人性善”的道德假设和“爱有等差”的道德标准不利于当前社会诚信规则的建立。[22]p53
1.培育公民现代诚信意识
鄯爱红认为，在儒家诚信转型过程中，首先要培育当代公民平等互利的意识，否则，诚信原则很难建立并得到贯彻；其次，将传统诚信思想中的“信”与当代市场经济中的“利”相结合，转变传统思想中“信及不利”的思想，通过诚信原则规范大众的求利行为；同时，培育当代公民的责任意识、契约意识，将其与内在心诚相结合。[23]p16，19尚b指出，建立新的诚信文化应该培养公民公德意识与法制意识，公民自觉遵守社会规则、维护法律权威有助于诚信社会的建立。[21]p179
2.加强诚信制度与法律建设
冯淑慧认为，社会诚信秩序的建立离不开信用体系的建立，信用体系建立之后，诚信标准才具有一致性和稳定性，有助于人们在社会活动中自觉遵守诚信规则。诚信制度建设的同时完善相关法律保障，对失信者给予惩戒。[25]p23苗润田指出，现代社会中，仅仅靠道德自律已经难以建设诚信社会，诚信制度建设势在必行，个人诚信品质的提高和社会诚信制度双管齐下，才能有效发挥作用，片面强调任何一方都无助于诚信社会的建设和维持。[26]p15
3.正确对待儒家诚信文化
在对待儒家诚信文化的态度上，刘永安等建议用辩证的观点看待儒家诚信文化，保持其精华，剔除其糟粕。[29]p231儒家诚信思想的价值需要我们继承发扬，对于儒家诚信思想中的局限因素应进行适当改造以顺应儒家诚信思想的现代转型，使诚信社会的建设既不陷入思想上的无根状态，又能顺应时展建立符合社会发展的新型诚信观。
儒家诚信思想是儒家先哲留给后代的宝贵精神财富，梳理儒家诚信思想的脉络，厘清儒家诚信思想的利弊是完善当代诚信思想的理论前提。丰富儒家诚信思想的内涵和实践路径并赋予其时代特征，是传承儒家诚信思想和建设诚信社会的基础，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值得我们付诸努力去探索研究。
[参考文献]
[1]陈根法.儒家诚信之德及其现代意义[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2，18（1）.
儒家思想作用的认识篇2
王家骅在中日儒学比较研究基础上进行的日本儒学及其与日本文化和现代化关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颇具系统的理论成果。他的《日中儒学的比较》（东京六兴出版社1988年6月版，以下简称《比较》）、《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3月版，以下简称《文化》）、《儒家思想与日本的现代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以下简称《现代化》）三部专著，在揭示日本儒学从古至今的发展形态和社会功能、日本儒学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中日儒学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对日本现代化的影响等方面的系统论述，的确“填补了国内外这一领域的空白”。并且他在回应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种种论说方面的一些观点，也已经在国内外起了一定的反响。而且，他力图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也给我们进一步的研究以有益的启示。本文将综合介绍其研究成果并对上述问题作出一简要评述。
日本儒学发展的历史一般被认为是中国儒学发展的缩影。从表面形式上看，这种说法是具有相当的合理性的。王家骅认为这个“缩影”“并非中国儒学的照相式的翻版，而是既影响于日本文化又经日本文化改造的变形物。”（《文化》自序）因此，结合日本的独特历史、文化环境去揭示日本儒学的具体发展形态，以及它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所发挥的不同社会功能，便成为王家骅研究的起点，也是他研究的重点。
按照历史的顺序，他将儒学在日本的兴衰划分为儒学东渡（大和时代）、早期日本儒学（飞鸟、奈良、平安时代）、作为禅宗附庸的儒学（镰仓、室町时代）、儒学的全盛和日本化（江户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的日本儒学，共五个时期。对于日本儒学的发展形态，王家骅特别注重其社会功能的分析，自始至终都是围绕其正、负两方面的作用辨证地展开论述的。
在论述儒学东渡时，作者通过详细考察当时日本人的精神生活历程，分析了中日两国当时的文化势差，从儒学东渡的历史事实中揭示出文化传播的普遍规律（同上，第8页），使之得到了理论的升华。在此基础上，把儒学的传来到平安时代末期的儒学发展界定为日本早期儒学。这是王家骅的新说。他充分肯定了这一时期的儒学在日本儒学史上的作用及其对日本社会的重大影响，而且对其表现形态、发展形态和传播方式作了较为详细的探讨，从而弥补了以往日本儒学研究大多集中在江户时代的不足。值得注意的是，王家骅在《文化》一书中，通过对日本早期儒学的分析发现：日本文化特有的“多维价值模式在日本古代即已现端倪”，并指出“有用即有价值”这种“非理论的实用主义是日本多维价值观模式的来源”（同上，第42页）。这对我们认识日本文化的整体特征无疑是颇具有启发意义的。而且，王家骅在该书其他章节中，还反复论证这种以“有用性”为价值基准的多维价值观模式在使日本成功地适应西方文化的挑战方面所作出的积极贡献。
儒学的全盛和日本化，即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是王家骅着墨较多的部分。在这一历史时期，朱子学先摆脱了作为禅宗附庸的地位而独立发展，并逐渐成为幕府统治的官方意识形态。继而阳明学、古学兴起，达到了儒学的全盛并完成了其日本化的过程，此后便衰退了。关于日本儒学得以独立和朱子学之受推崇，他认为，这不仅是藤原惺窝和林罗山等儒学者个人思辨努力的结果，也不单是如某些日本学者所说的，是由于江户幕府将军德川家康等人的好学，而强调应从日本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幕藩统治者的需要中去寻找原因，应从朱子学能以富于思辨性的理论形态论证现世封建秩序的合理性中去寻找原因（见《文化》，第87—91页）。正是基于此，在江户时代，朱子学作为官学，一方面发挥了稳定幕藩体制和身份等级制的保守作用，但更多的是发挥了有益的社会功能，如推动了日本人合理主义思维的发展，为日本接受近代自然科学奠定基础等等（同上，第113页）。对日本的阳明学和古学，他也多从积极方面肯定其社会功能。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关于儒学在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形态及其功能，王家骅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在《比较》一书中，视野局限于儒学与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联系这一消极方面。而到《文化》一书中则开始研究涩泽荣一的“论语加算盘”，以寻找传统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伦理观的结合点，认识到“传统价值体系中也包含有超越时空的永恒主题，”从而总结出日本近代文化变革的正确道路即“寻找传统文化与近代化的接点，创造地扬弃传统文化，有选择地接受西方近代文化，实行两种的‘融入’”（同上，第180页）。这一结论与国内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必须走综合创新之路的观点在表述上已经十分接近，可谓殊途而同归。
在当代，日本的儒学已经融入日本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情感方式及生活方式之中，成为日本民族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表现形态可以用“日用而不知”来概括。王家骅在《现代化》一书中充分肯定了它对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所起的重要作用。
日本儒学的特色是与中国儒学相比较而言的。王家骅对日本儒学特色的把握，首先是建立在对每一具体历史时期日本儒学发展形态的特殊性的详细论述的基础上。例如，日本的早期儒学与中国原始儒学及汉唐经学、宋学传入与日本的禅僧，中日朱子学、阳明学的比较，日本的古学与明末清初顾、黄、王的早期启蒙思想及清朝的考据学的关系等等，通过对中日两国大量的历史现象及诸多儒学家思想的对比分析，微观与宏观相结合，从而得出日本儒学疏于抽象的世界观的思考、重视感觉经验和认识论、赋予感情色彩的伦理观、“有德者王”思想逐渐淡化、强调灵活对应现世、与固有思想共存与融合（《文化》第189—208页）等六个方面的一般性特征。
而且，这些特征的概括，不仅以中日儒学的具体发展形态的比较为背景，还十分注重比较中日儒学中的一些基本范畴。这就使其论述更加具体而深刻。下面扼要介绍他对“理”和“诚”这两个基本范畴的对比分析。
王家骅认为，中国儒学较之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在抽象的本体论思维方面不太发达，日本儒学则比中国儒学更为疏于抽象的世界观思考。在中国，毕竟还形成了熔本体论、宇宙论、认识论及工夫论于一炉的体大思精的宋明“理学”的哲学体系。这里的“理”既与万物同在，在逻辑上又是先于、高于、超越于万物的本体存在；既与经验事物的自然规律相联系，又是统治社会的道德规范。有人把中国理性精神的特点概括为“实践理性”，但也不否认“它具有许多思辨性的内容”（《文化》第191页）。日本儒学则有所不同，宋明理学中思辨最强的本体论，在日本儒学的思想体系中未能占有重要地位。“即使是接受了‘理’这一范畴，他们也更多地将其理解为与经验事物相联系的自然规律与道德准则，而不大将其理解为形而上学的世界的本体存在。”（同上，第192页）。他认为这与日本是文化后进国，抽象思维不成熟以及日本人思维中“非合理主义”倾向和日本文化的“即物主义”性格有关。
关于“诚”，许多日本学者认为中国儒学是以“敬”为中心，而日本儒学是以“诚”为中心，由此而导致了中日伦理思想上的差异。王家骅通过对中国儒学史上从孟子经周敦颐到王夫之有关“诚”的论述的考察，对上述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不能说中国没有形成以“诚”为中心的儒学，指出中日儒学的差异并不在于是否形成了以“诚”为中心的儒学理论，而应从考察两国儒学对“诚”这一范畴的不同理解中去寻求结论。他认为这种不同理解的表现是：中国的儒学把“诚”从带有感情色彩的道德概念逐渐提升为宇宙的本体；而日本儒学则把它从本体论的高度还原为具有人情味的道德概念。因此，与中国伦理思想中较强的禁欲色彩相比较，日本儒学的伦理观表现了对情欲的宽容态度，更富于情感色彩（同上，第197—199页）。这才是两者之差异所在。
用范畴的比较来研究中日儒学的异同，似乎是对中国哲学史家方克立等最先提出的中国哲学范畴研究的引申（在80年代初，方克立等即倡导开展中国哲学范畴研究）。将范畴研究引申运用于比较研究领域，丰富了比较思想研究的方法，开辟了中日思想文化比较研究的新路。
转贴于日本儒学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是非常广泛而深刻的。王家骅注重从可以搜求到手的研究著作和史料中尽可能多地整理出有关日本儒学发展及其影响的重要史实，把儒学置于日本文化的大背景下，将儒学的发展与日本文化的发展联系起来，成功地运用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来分析日本的思想文化。
《文化》一书中的下篇，分别从政治、法律、道德、宗教、文学、史学及当代日本社会七个方面，具体地分析研究了儒家思想在各个文化领域中的影响。这种横向的研究给人以广阔的视野，而在每一个具体的领域中，又再现了其发展过程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历史脉络，给人以纵深的历史感。例如在政治领域，从大化革新与“周孔之教”、“建武中兴”与朱子学的关系，一直谈到“尊王攘夷”思想与明治维新。在法律方面，从《养老律令》和“以礼入法”，经《贞永式目》和大名家法，一直谈到明治民法中的家族制度等等。这样纵横交织，形成了一幅广阔而深厚的历史文化图景。透过翔实的历史事实陈述，日本文化的特点便具体而豁然了。
这里我们想介绍王家骅对日本神道这一原生形态的民族宗教与儒学的关系的论述，借以理解日本文化的特点。
首先，王家骅在《文化》一书中，论述了日本神道教义从无到有的发展，及其如何受儒佛道等各种思想的影响与怎样排除这些思想影响欲恢复其本来面目，直至与国家权力结合。他将这一过程分为从原始神道到国家神道五个发展时期，并认为在每一个发展时期都可以找到当时儒学发展形态的影响。
关于日本原始神道，他是通过剖析《古事记》中有关宇宙生成和演变的神话与儒家典籍《淮南子—精神训》和《周易—系辞》等的关系，来说明“无论是其神学思想还是其宗教祭仪活动，都已受到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同上，第327页）。到平安时代中期，以佛教为根本、神道为附庸的“本地垂迹”说，则是神佛调和理论化的最初尝试。到室町时代，神佛调和理论又与儒佛不二思潮互相汇合，发展为各种各样的神、儒、佛一致说。王家骅认为，无论是哪种一致说，实际上都是由外来思想所准备与培植的，尤其是受到宋学的影响，这并不表明以日本固有之道相标榜的神道出现了什么具有思想独创性的新发展（同上，第336页）。从日本神道与儒、佛等其它宗教与思想的关系中便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日本民族是怎样吸收外来文化的。日本神道的理论化过程，是与佛、儒等外来文化在日本产生影响的强弱消长息息相关的。王家骅形象地比喻说：“日本人就象不断追求时髦的少女，哪种外来宗教或思想在日本流行且影响强烈，他们就给神道‘木偶’披上哪种理论时装”（同上）。“因而神道的理论化过程不是思想积累的过程，而是一个浅薄的不断变换色彩的过程，要在不同阶段的神道理论中寻找一贯性的思想，实在是十分艰难而又成效甚微的事。”（同上，第336—337页）
日本神道的发展以及儒学对它的影响，是王家骅对日本文化特性理解的一个最好例证。它充分说明“文化对日本民族来说，始终只是手段，而未象中国那样成为需要维护其纯洁性的目的。日本民族正是以‘有用性’为准则不断摄取与利用多元的外来文化，从而形成其民族文化的”（同上，第162页）。
探究日本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是王家骅研究日本儒学的初衷，也是他研究的目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即是“为学历程的自然归趋”（《现代化》第309页）。
首先，他清醒地认识到日本的现代化具有明显的二重性，同样，日本儒学也具有二重性。他认为，日本现代化的消极面与日本儒学的消极面不无关联，但更重视日本儒学的积极面对于促进日本现代化的积极贡献，而且指望它能有助于解决日本现代化所面临的困境（《现代化》第308页）。《现代化》一书即用了相当的篇幅论述儒家思想在日本现代化过程中所发挥的正、负二重性功能。比如在分析明治启蒙思想家以儒学的概念、范畴与思维方式为媒介来理解、阐释西方近代思想时，对这种媒介功能就注意到了它本身的二重性，象福泽谕吉以儒学的超越观念“天”作为“人权”的正当性依据，虽然使日本人更容易接受“天赋人权”思想，但也因此未能如西方近代那样，把平等、自由、民权等人权作人性所固有的权利，由人自身来主动追求，而是把它归诸外在的赐与等。当代日本政治文化所呈现的“顺从的参与型”的特点（同上，第226页），也不能不说与这种理解有关。尤为突出的是，王家骅分析指出，幸德秋水等人从传统的儒学观念出发来理解社会主义，从而导致对社会主义真谛的扭曲与其自身的内在矛盾，因此也对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这更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深刻的经验和教训。
其次，他认为儒学对现代化的影响是发挥正面的功能或产生负面的作用，“主要取决于对儒学与西方近代思潮能否均持分析、批判态度”（同上，第81页）。王家骅在本书中特别强调任何思想体系与文化价值系统都是可以解析与重构的。因此，同一思想观念在不同的思想体系和价值系统中可以发挥不同的社会功能（见《现代化》第101页）。思想观念的这种功能的更新与转型当然不同于生物工程中的遗传与变异，因为社会运动是一种更为复杂的运动，特别是在既具时代性差异，又具民族差异的东西文明发生撞击时，要构筑新的思想、价值、文化系统，必须“在认识它们之间的差异与各自的特殊性的基础上，寻找其共性，从而发展两者真正的结合点和转化点，达到两者创造性的综合”（同上，第81页）。据此，王家骅对日本儒学进行了较为具体而细致的分析与解剖。除了上述的“天”和“理”的观念，他还论述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如何成为自由民权思想家走上追求民主之路的桥梁；如何再释儒家的“义利之辨”以成为日本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道德支柱；儒家的“忠孝”观念如何为近代日本的国家和企业服务；儒家的“中庸”概念如何协调日本的现代政治等等。通过对这些代表儒家普遍精神的关键性观念与范畴重加“善巧的阐释”，使其具有了现时代的存在形态与意义。这与恩格斯对待黑格尔主张一方面“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一方面又“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的思路是基本一致的。
第三，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分析解构是为了寻求东西文化的交汇点，解明优秀传统与现代融合的具体机制。为此，王家骅通过对力图解释东亚各国经济奇迹原因的有关“制度论”派与“文化论”派的批判、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系统整合”论。认为日本经济奇迹是“日本社会协调发展的结果。过分强调某种或几种要因，都不免带来片面性”（《现代化》，第179页）。思想文化和物质基础两方面在社会变革过程中的作用是相互依存并且相互渗透的。“系统整合”论正是看到了两者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企图扬弃各自的片面性，以在更高的层次上进行，理论的创造。这种勇于探索的精神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转贴于纵观王家骅以上三部著作，在方法论上似有以下几点特色，即逻辑的演绎与历史的阐释相结合而侧重于历史的阐释；结构的分析与功能的评价相结合而侧重于功能的评价；体系的把握与范畴的解构相结合而侧重于范畴的解构；系统的整合与个案的实证相结合而侧重于个案的实证。此外，在比较研究方法上也有新论。例如，他特别强调比较研究应注意对象的可比性，认为如果比较的对象选择得不恰当就会得出不恰当的结论（《比较》第327页）。并据此对源了圆等日本思想史学家的一些论点进行了指谬与纠偏。他们也十分珍视这种有说服力的论证和善意的批评，这早已在中日思想史学界传为美谈。
注重功能的评价是贯穿王家骅三部著作始终的主要方法。对于这一方法的运用，他也经历了从简单的“归结于优劣价值判断”（《文化》自序）到具体分析儒家的某一价值和观念，在什么时代，在何种情况下，具有怎样的性质和功能（《现代化》，第176页）的历程。从功能的层面检讨一种文化理论的得失实属情理中事，也是十分必要的。它在揭示构成文化价值系统诸要素之间的关系时，的确能发挥积极的作用。王家骅以此方面得出的许多结论，从历史的横断面看，也是颇有说服力的。但是，如果以此方法作为文化发展的战略指针，则容易产生认识上的偏颇和理论上的迷惑。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在中日两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两国的现代化进程中，都是十分丰富而又深刻的。
由于这种方法论的局限性而造成的认识上的片面性和理论上的矛盾与困惑，在王家骅以上三部著作中也有所表现。如前所述，对儒家思想的全面性把握和对其普遍精神的理解，王家骅的思想就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再如，《现代化》一书中对日本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也只是侧重于揭示涩泽荣一“义利合一”思想中经济合理注意因素对日本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影响，而对于隐藏在他的“论语算盘”说背后的所谓“公益”和“真利”所散发的浓郁的国家主义气味，恐怕他们也不能置若罔闻。而且，对儒家思想的普遍意义的确认，也存在着在理论上肯定儒家思想的普遍性（根本精神）可能为人类建立新的人文主义，克服诸般危机提供指针（同上，第300页），另一方面，又以西方的历史为例说明“人伦危机和由此带来的困惑是现代化过程的必然产物”（同上，第60页）。这虽然是西方许多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历史事实，但是谁也没有、也不能规定它们的工业发展道路就是各民族普遍的现代化模式，马克思也只是明确地把这种“历史的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要具体而准确地把握世界历史的普遍规律和本民族现代化道路的关系。我们必须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去寻求解决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由于资本本身的局限所造成之二元对立的独自办法，以及对社会进步与道德衰落的代价作具体的分析，而不能简单地把所以疑惑都推给一个抽象的“历史必然性”。如果对儒家普遍价值的功能不是在面包的意义上理解，而是作为空气从生命的肺腑之中来体会，那么，这一“指针”大概就不会仅仅留在幻想的罗盘上，而能够在现实的风浪中真正发挥指示方向的作用。这样的话，那种矛盾与困惑或许能稍微得以缓解。
儒家思想作用的认识篇3
张丽芬孟祥丽张文杰李丽满河北联合大学迁安学院
摘要：儒家人本思想具有政治整合功能、经济发展功能、文化传承功能。从社会发展层次上讲，儒家人本思想的社会性功能与个
体性功能是密不可分的，社会性功能以个体性功能为基础，个体性功能以社会性功能为实施保障。在现代社会中，为最大限度挖掘人
本思想的潜在价值，应积极探索各种方式发挥其教育功能。
关键词：儒家思想；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人本思想
一、儒家人本思想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性功能
儒家思想在汉朝时期成为封建正统思想，这源于儒家思想包
含着众多社会观点，对社会有一定的服务功能。儒家思想的社会
功能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着重体现为个体性功能。
（一）政治整合功能
在现代社会中，政治整合功能指的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培养高素质人才或者个体，通过高素质人才或群体的影响力去传
播政治思想，进而提升全民整体素质水平。政治整合功能能够最
大范围最大限度传播政治思想、最大程度造就政治人才、最大力
度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因而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诸多功能中，政
治整合功能占据主导地位。孔子认为政客在政治运行中扮演者重
要角色，政客的思想与行为直接关系这国家兴亡与衰败。在社会
生活环境中存在诸多人际交往的关系，这些复杂而细微的关系直
接影响着社会道德规范化。儒家善于从整体把握社会关系，提倡
人与社会建立和谐和谐，推动社会政治健康发展。
（二）经济发展功能
经济发展功能指的是个体在思想政治教育影响下受到启发，
在经济建设中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为经济的腾飞贡献自身的绵
薄之力。儒家不反对个人追求财富，只是在乎追求财富的手段，
儒家认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对财富的追求方式能从本质上区分
君子与小人。君子用符合道义的方式追求金钱，小人不择手段追
求财富，在关系到民族危亡的紧急时刻，君子愿舍利取义，贫困
中仍保持自身高尚的气节，而小人则会为一己之私投递叛国。儒
家认为对财富的追求无可厚非，但追求的程度要合乎“礼”的要
求，对过多财富欲望加以制止。针对国家的管理，儒家主张施行
仁政，爱民亲民，反对苛捐杂税。儒家思想认为，附属制度不应
成为酷吏施行不仁政策的依据，而应成为激发人们积极性的工
具，在赋税制度的激励下培养人们对经济的理性认知，进而发挥
主观能动性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儒家人本思想的经济发展功
能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有借鉴意义，我们应从民族经典中汲取营
养，进一步提升我国的经济实力。
（三）文化传承功能
文化传承功能指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对整个社会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其对个体精神世界有积极作用。儒
家思想是中华文明中耀眼的一颗明珠，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和历史
的沉淀，其蕴含着丰富而充满哲理的思想。这种思想对现代社会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种思想也已经深深内化到每一个中国人的
心中，成为凝聚社会的一种向心力。
二、儒家人本思想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应用
从社会发展层次上讲，儒家人本思想的社会性功能与个体性
功能是密不可分的，社会性功能以个体性功能为基础，个体性功
能以社会性功能为实施保障。在现代社会中，为最大限度挖掘人
本思想的潜在价值，我们应积极探索各种方式发挥其教育功能。
（一）主张学以致用，在生活中发挥学的价值
学而无用不可谓之学，儒家着为重视知识的应用性。孔子认
为，学诗旨在学习其中深刻哲理，从中领会侍奉父母道理、正确
处理君臣关系的方法，在实践中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修身治国
平天下的基础是个体生存需求的满足，个体是构成整个社会的基
本单位，只有满足个人的生存需要，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才能谈
及整个社会整体水平的提升与社会的进步。
（二）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健全个体人格
榜样的作用是无可估量的，在榜样的模范带头下人们会认识
到自身的缺陷，并以榜样为目标不断完善自身，使自身满足社会
的要求，成为社会栋梁。孔子曾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自省也，
这就告诉我们要虚心向他人学习，提升自身的道德需要，在看到
他人的不足时，要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
真正为社会需要的人。
（三）教育内化，内外统一
孔子率先提出“自省”，意在要求人通过惯常自身的行为，
对自身有正确而客观的评价，认识到自己的优势与不足，并针对
自己的不足进行有针对性的学习，以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儒家
要求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即使在没有舆论监督的情况下也要严
格要求自己，使自身的行为符合道德规范；在人际交往中，人要
真诚对待他人，不能将个人的意愿强加于他人。人的道德修养是
在犯错误与改正错误的过程中养成的，只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并下定决定改正错误，才能以错误为垫脚石成就自身的道德素
养，个人道德素养的提升会对其人际圈产生良好的带头作用，人
际间道德的广泛传播对推动社会进步有重要作用。
（四）实现个体与社会的统一，建立和谐社会
实现和谐的人际关系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个人做到谦让不争。
孔子在学习过程中丝毫不讲自己摆在德高望重的位置，而是以谦
虚的态度向有知识的人学习。面对别人的建议和批评，孔子也是
虚怀若谷的坦然接受。从孔子的谦虚态度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
对真善美的追求以及自身的高尚品德，孔子所表现出的这种道德
品质正是儒家所人本思想的核心，我们要领会其中深刻的哲学含
义，并将其应用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个体的学识程度与其处
理社会关系的能力有直接关系，一个知识渊博的人能通过自身良
好的道德修养处理社会关系，使自身的人际关系处在和谐状态。
结语
儒学发展至今已有千年历史，经过历史的洗礼与沉积，儒家
思想沉淀下意蕴丰厚的思想。在现代社会中儒家的人本思想逐渐
受到人们的重视，并以多元化的方式展现在人们面前。在时代进
步中，儒家思想发展也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但究其根源儒家思
想的核心为人本主义思想，我们对儒家思想进行研究、挖掘其内
在价值的首要前提是确立人本思想的首要地位。在对儒家人本思
想教育功能的研究中不仅要利用儒家的君子教育方法，也要与时
代相结合，积极融入各种具有时代特色的教育模式，只有在多教
育方式的引导下才能最大限度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
参考文献：
[1]王建林，王治中.儒家思想在教育中的解读[J].杨凌职业技
术学院学报，2008（3）.
儒家思想作用的认识篇4
【关键词】儒家；儒家教育思想；特点；影响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1）02-0025-1.5
儒家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文化，几千年来其对于中华民族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的形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国儒家教育思想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历代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基础，具有丰富的内涵。这里我仅就儒家教育思想的几个方面的特点和影响做一个浅略分析。
一、儒家教育思想的特点
（一）重视教育作用
儒家学者之所以十分注重教育是因为其对教育的作用有着十分透彻地分析和理解。首先，儒家学派重视教育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并且认为教育与经济政治密切相关。孔子阐明其“庶―富―教”的施政大纲，提出只有在有了一定的劳动力和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卓有成效的发展教育事业；通过良好的教育教化民众，形成美俗良风，才能取信于民，统治者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孟子提出的有“恒产”才能有“恒心”也同样说明了教育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首先奠定稳定的经济基础。关于教育对个体身心发展的影响，孔子提出“性相近，习相远”。人的先天素质没有很大的差距，只是由于后天所受的教育和经历不同才形成迥然不同的人。而孟子和荀子分别从“性善论”和“性恶论”截然不同的两面阐述了教育对于个人的意义。孟子认为，教育的全部意义在于引导人“保存”和“扩充”内在的“善端”。荀子提出“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化性为伪”便是教育的现实性所在。因此，尽管在人性问题上立论不同，但儒家学派却都承认教育在保存或改造、提升人性方面的重要作用。
（二）贤士人才观
基于孔子“克己复礼”的思想，儒家教育培养的人才多强调遵守伦理礼义，看重人才的政治价值。孔子认为一个合格的君子既能“修己”又能“安人”。孔子主张以“德政”治国安民，而德政就是靠贤士来推行。孔子由修己出发达到治人，显然蕴含了伦理本位的教育价值观。孟子认为自夏朝以来学校教育的根本目标就是造就遵循“人伦”关系的仁义之士，这样的人再修炼就能成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而荀子价值观中的理想人才“大儒”“不仅取法‘后王’能统一礼义制度，而且知识广博，识见高超……一旦被举用，即使是百里之地的区区小国，只要三年也能统一天下”
（三）德育教育
道德教育，即德育，在儒家教育思想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孔子曾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主张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而德的外在表现则是“礼”、“仁”，这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要求学生“立于礼”、“依于仁”。荀子提出“道德之盛成乎安强”。国家的安定与强盛，有赖于教育来培养人们的德行。对于道德教育，孔子提出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如：慎言敏行、改过迁善、严以责己、内省和外察结合等。孟子也提出“持志养气”、“磨砺意志”、“反求诸己”等修养道德的方法。荀子认为“积善成德”的过程在于通过“自省”的方式“除其害者以持养之”，以达到道德修养的高度自觉。由此看来，儒家学者们不但注重培养学生的道德认识和道德情感，同时还要积极付诸行动，才算是真正形成道德品质。
（四）科学的教学方法
儒家的教育思想以其科学的教学方法而深深影响着我国的教育事业的发展。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满足了平民受教育的愿望。在教学方法上，他提出启发诱导、因材施教的方法；学习方法上，他提出“学思结合”、“学问结合”、“学行结合”“虚心笃实”等。正是这一系列科学的教、学方法使孔子成为一个成功的老师，桃李天下。同时孟子还提出“专心有恒”荀子提出“善假于物”。而在此之后的儒家学者基本上只在这些方法的基础上有所损益变化。
二、儒家教育思想的影响
（一）扩大教育基础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教育播向平民的人，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限，开辟了“学在四夷”的先河；打破了受教育对象的地域、种族和家庭出身的限制，使奴隶主贵族、新兴地主、商人及一般社会平民，扩大了教育的社会基础，尤其是满足了平民入学受教育的愿望。同时也有利于开发人才的来源。孔子把一些“贫且贱”的人造就成为显士，顺应了士阶层崛起的历史潮流，并直接导演出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客观上为新兴地主阶级掌握文化教育，登上历史舞台准备了条件。
（二）重视德育
儒家教育中重视德育的思想在后世广为流传，王充说“孔子道德之祖，诸子之中最卓者”。尽管儒家的伦理道德体系中有很多带有卫道士色彩的落后守旧的成分，但不容否认的是它依旧比较全面地调节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人与人的关系，对中国民族的精神文明和民族性格的形成都产生过良好而深刻的影响。这也是我国具有“礼仪之邦”的美称的缘由之一。在今天，我们依旧非常重视教育在完善个体的道德情操和人格方面的重要作用。这与儒家教育思想中重视德育的思想史分不开的。
（三）科学教学
儒家学派拥有一套科学完备的教学方法，儒家学者对于师生关系、教育和学习的观念和方法都有正确而清楚的认识。从孔子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到韩愈的“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强调了知识与师的关系，是我国后世教育中拜师学艺不受年龄、社会地位等客观条件限制的源头。儒家教育中循序善诱、启发教学、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诲人不倦”、尊重鼓励学生、为人师表的为师之道，不但使孔门师徒间关系和谐融洽，造就了一批有识之士，也成为历世历代优秀教师的行为准则。时至今日，我们依旧希望有这样的高素质老师来培养新时代的人才。学习方法上，儒家学者们主张的学、思、问、行相结合及“专心有恒”、“善假于物”等都是科学的、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符合人的发展规律。后世凡有所成就的人也无一例外的对这套方法有所借鉴和践行。
以上只是略举儒家教育思想的几点特征和影响，挂一漏万。我国自古以来就是教育大国。儒家教育思想深深影响了两千年中国传统教育乃至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儒家教育思想也是我们今天“国学热”的风气下，在推行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应该研究借鉴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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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作用的认识篇5
关键词:儒家教育思想现代教育影响
一、何谓“儒”,西方看儒学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儒学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儒学产生于先秦时期,代表人物有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等,其经典著作有《诗》、《书》、《礼》、《乐》、《易》、《春秋》、《论语》、《孟子》、《荀子》等。
中国古代早期各类知识和技能都掌握在各个政府部门的官吏手中,即所谓官学。学术都是由政府控制的,通过贵族学校向各个贵族子弟传授,主要研习“六艺”。下层的某些知识分子如果掌握了礼乐制度,就可以参加国家的政治,甚至成为贵族们的老师。这些下层掌握着各种“术艺”的士人和知识分子,逐渐有了一个新的名称,叫做“儒”。《说文解字》说:“儒,柔也,术士之称。”儒就是掌握各种知识和技艺的士人,这种知识和技艺,小到乐舞军事,大到治理国家的道理。由于这些人不仅有知识和技能,而且常常精于礼乐,显得有文化,有修养,看起来彬彬有礼,柔和谦逊,因此被称为“儒”,表示其学问深,修养好,技艺高。孔子是儒士中的佼佼者。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孔子凭借他渊博的学识、高尚的品格、深厚的礼学修养,以及对传统文化的精深造诣,吸引了当时的一大批优秀人士,并培养了大量的儒者,形成了自己以“仁”为本,以礼义为核心的儒家学说。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认识而充实的,而西方人了解孔子,最早是通过耶稣会的传教士。当这些传教士纷纷来到中国后,对中国儒家传统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更令他们惊奇的是,中国的士大夫们都崇拜孔子,可是孔子既不是神,又不是宗教家,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寄托呢?这无疑促使他们开始研究孔子。“Confucius”即是孔子,“confucianism”是耶稣会士制造的名词,其概念也被后代学者不断修改翻新。西方学者研究孔子,根据的材料往往只是《论语》而已,对其他的儒家经典很少有人认真研究。在17、18世纪,孔子的思想在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中曾经起过非常巨大的作用。
二、儒家教育思想三波澜
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居于一尊天下地位,除了儒家内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与儒、法经常进行斗争外,从其发展过程来看,儒家教育思想大致经过了三次大的冲击和变动。
1.魏晋玄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社会动荡、大分化的时期,自公元220年曹操统一北方,与南方的刘蜀、孙吴政权形成了三国鼎立之势,到公元589年隋文帝统一后,才结束了长达360年的分割局面。在这个时期,经学衰落,佛学传入,学者们便由儒学转向玄学的研究,以研究《老子》、《庄子》、《周易》为基础的“三玄”之学,日益发展起来。自此,魏晋玄学冲击了儒家教育思想。
2.宋明理学
隋唐时期,佛学进一步向中国化发展,唐代实行三教并举的政策,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儒、道、释三家的斗争和融合,便形成了以儒为主,兼容释、道的理学思想体系,为宋明理学打下了基础。宋明理学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最后阶段,是唯心主义哲学发展的最高阶段,是以“理”为本体论,以道德性命题作为研究内容,它的形成,一直影响到封建末世元、明、清几代。
3.近代西学
近代西学东渐,新学与旧学之争,是中国传统儒学面临的,最后也是最大的一次冲击。近代中国,列强用洋枪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由两千多年的封建大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列强入侵的同时带来了西方文化,中国开始搞洋务运动,随之民族工商业发展起来,于是出现了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从而为新学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社会基础。如果说前两次冲击还是在旧有的文化思想领域内进行的话,西学的冲击则出现了资产阶级文化思想对中国旧有文化思想的否定,乃至无产积极文化思想对原有的封建文化思想以至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批评和评论的复杂局面。国学、儒学渐渐被人们所抛弃。而西方人在工业革命成功后建立了新的社会制度,对中国的认识也趋于理性。他们发现,中国的现实并不像孔子儒家所推崇的那么美好,因此儒家思想也遭到了西方学者的批判。
三、儒家教育思想研究重现热潮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人未能深刻认识到国学的重要性,儒家思想被不同程度地歪曲和批判。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促使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提高。无论是在充实和巩固中国人文化信仰方面,还是针对社会越来越凸显的躁动不和谐的现象的反思,或是在经济繁荣发展背景下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儒家思想都在不同程度和领域成为了被研究和审视的主角。世界在改变,交流也越来越频繁,中国儒家教育思想也同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和思想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我根据中国CnKi学术总库进行统计,1994年至2000年期间,研究关键词为有关儒家教育思想、孔子、孔孟、儒学的文章分别为13篇,1787篇,133篇,988篇;2000年至2010年期间,各相关内容的研究成果文章分别为49篇,4328篇,245篇,2056篇。由此可见,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教育思想的研究一直以来都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而随着改革开放,国家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传统中国文化和儒家教育思想更加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大众所青睐,仅从数量上就不难看出,在近十年的时间里,相关研究正以之前几倍的速度迅速增长,振兴国学的理念可谓深入人心,使得其重现生机。
不仅如此,2009年9月,动画片《孔子》在央视一套《动画城》节目中播出;2010年1月,由胡玫导演,演员周润发、周迅主演的电影《孔子》在全国各大影院上映,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儒家思想已经越来越多地以更加直接和具体的方式走进中国人的内心,引导和影响着不同年龄段的中国人的人生,在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对新时期的儿童和青年而言,不同形式的文化途径和文化产品使他们逐渐感受到儒家思想的博大精深,并进一步发扬和继承。
四、国外华人在各个领域成绩斐然,儒家传统教育思想成为其成功道路上的“金钥匙”
在美国华人社区中,孔子的地位和儒家教育思想的精神一直被推崇备至。最近,由美国政治学博士莫瑞(Charles・mu-rray)和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赫恩斯坦(RichardJ・Herrnstien)合著的《钟形曲线》(thebelleurvethefreepress)一书,提出了人种智商的论点,认为美国白人的智商比黑人高,而黄种人的智商则优于白人。人种基因学家又把白人、黑人和亚洲黄种人作为世界三大种族单位来比较。他们引用加拿大心理学家菲律普・洛旭庭(J・phillipeRushton)的研究成果,认为亚洲的黄种人最聪明,因为他们的性情最稳定,脑容量最大,社会性最强,学习、工作也最努力。其次是白人,再次是黑人。所谓亚洲人的主要组合,就是指中、日、韩等。当然,这部著作一经问世,就在美国社会掀起轩然大波,争论纷纭,更有人把这种人种基因和环境教育结合起来论述,认为黑人之所以智商低,是由于黑人家庭不重视对子女教育所致。相反,亚裔孩子在智商方面能独领,是从小对其重视教育的结果,尤其是华人家庭最为典型。这些教育论者指出,历年来,美国参加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学生中,总有相当的比例是华人学生。他们认为华裔学生之所以能取得优异成绩,应归功于孔子所创导的儒家教育文化的影响,归功于华人家庭重视子女教育的结果。有些华人家长,为了子女的学业,宁愿自己作出牺牲,也要千方百计鼓励子女用功读书。尤其是以西方家庭观念来衡量,更是难以理解。
“业精于勤,荒于嬉”,这就是华人走上成功道路的格言。许多美国华人就是在这一古训的激励和鞭策下,攀登上美国科技、文化领域的顶端。诸如大名鼎鼎的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柏克莱大学校长田长霖,纽约里后区图书馆馆长汤树民,等等,都是在美国科技、文化界出类拔萃的华人。近年来,年轻一代华裔精英又在纷纷崛起,愿儒家教育精神在海外华人身上永不褪色,代代相传。
五、儒家教育对现代教育的影响
1.儒家教育思想的实质
儒家形成的是以德智兼修、德才兼备为核心的教育思想,其基本价值取向是知识、技艺、道德和审美情趣的综合培养,旨在培养具有多种能力的“通才”。
从教育内容看,孔子创学伊始,就确立了授道德、教“六艺”为核心的教育方针,依此来设置教育体制,确立教育方式。儒家学说重视德育,并视之为根本,强调内心道德功能和内在自觉性。儒家道德价值承担了形成和改造人们的态度的功能。儒家既重视道德教育,又注重培养学生的能力。所谓“六艺”是指礼(礼节)、乐(音乐)、射(射箭)、御(驾车)、书(写字)、数(算术)六种技艺,它涵盖了当时学术成就的精粹,涉及日常生活、哲学、文学、艺术、历史等多个领域。儒家善于把伦理教育和知识教育结合起来。
从教育方法看,儒家教育的基本方法是强调自我修养,发扬个人内在的对自身、对家庭乃至对社会的责任感。儒家思想正是通过教育人们如何掌握内部世界、鼓励人们学习未知的东西来培养人们的科学精神。这样不但能够促使人们深入思考,而且能够引导人们思想的开放。思想的深刻性和开放性对于现代科学精神发展是十分重要的,且对于人类知识的进步和延续具有根本的意义。
从教育目的看,儒家教育理念的确立是基于一种“大学”的教育思想,儒家伦理中关于人和人性的自我完善的根本信念正是这种教育理想得以确立的基础,儒家的“大学之道”就在于造就一种既有完善道德行为的内在品质,又具“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各种外达才能的“君子”或“贤人”,即《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指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总的看来,儒家的这种“大学之道”是一种伦理道德优先的“通才”教育观。这种通才教育观的设计及其所体现出来的教育体制,无疑已具有一种真正的完备综合性价值。
儒家教育在其发展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许多消极方面。从根本上说崇古保守,缺乏创造精神,存在局限性;只注重人与社会的研究,重道德的养成,却未正视自然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忽视了对自然科学技术的探索,存在片面性;重德治、重教化,轻法治、轻强力;重人世、重过去,轻自然、轻未来;重天命、重和谐,轻创造,从而呈现出比较典型的务虚性和理想化色彩。
2.儒家教育思想与教育现代化
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儒学存在一些不积极不科学的方面,但其一直对中华历史文化各个方面产生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儒家思想是适应中华民族自身的文化形态与精神显现的。它根深蒂固地渗透进了中华民族的血脉里和精神世界中,构成了至今仍然在我们民族性格、社会心理及价值取向中活力四射的民族文化的生生不息的内在灵魂。而教育是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国古代文化所赖以延续、发展的基础和不断创新的动力,它作为传承社会文化,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活动,无疑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所谓现代教育是注重人的全面发展,使受教育者学会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多种基本知识和技能,并在这一过程中使学生的个性得以解放,人格发育健全,有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同时又富有健康的竞争意识和合作能力。它注重全社会人员的整体素质的普遍提高,使人人享有机会平等的受教育权。这就与忽视学生个性发展和创造能力,一味注重知识灌输,没有平等教育水平的应试教育大相径庭。儒家教育思想中理性、睿智的内容,是符合教育的一般规律的。人们应该更加以理性的态度批判地继承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遗产。到20世纪末,人们开始寻找以儒家教育为核心的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从教育理念到教学方法的合理结合,以期找到属于中国自己的教育现代化之路。这是时展的需要,也是中国教育在现代化过程中发展的必然趋势。
儒学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思想体系,源远流长,积存深厚,具有无穷的魅力和生命力,蕴含着弥足常新的普遍意义和恒常价值。它蕴含着精深的哲学思想、伦理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和教育思想等方面的内容,尤以教育思想最为丰富。儒家教育的目的不仅仅传播知识,也传播和运用价值,儒家教育对现代学校教育来讲是个有用的和有价值的补充。儒家教育的传承不仅仅是已经由文字记载下来的代代相传的东西,还包括运用这些传统来培养一种使命感和思想精神上的成熟完满。以儒家精神为主的中国传统教育理念所强调的教育的永恒价值和普遍意义、所追求的自我道德修养和主体人格完善,以及讲究人生社会与自然规律的和谐统一等,仍孕育着丰厚的现代意蕴和时代价值。而以礼乐文化教化政治、人生,构建文化中国的目标,更与教育现代化富民强国的希望和梦想不谋而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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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作用的认识篇6
关键词：法律；儒家化；中国政治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1)11-0035-03
一、汉代法律儒家化的理论基础
法律儒家化“实际上是指儒家思想的法律化，它肇始于汉初。”因此，汉代法律的儒家化是指儒家思想在律、令、比、法律注释著作、《春秋》经等里面的反映。
汉代法律的儒家化具有以下特点：
(一)立法思想的儒家化。汉朝鉴于秦“二世而亡”的教训，建国之初采取黄老之学，与民约法三章，这种做法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于汉初生产力的恢复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黄老之学在带来生产力的恢复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消极弊端，如农民逃避赋税导致的中央财政资金不足；对地方疏于管制而导致的诸侯地方割据。有鉴于此，董仲舒提出了改造后的新儒学，强调“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这种思想适应了汉朝统治者加强君主专制集权的需要，同时迎合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重视血缘关系和三纲五常的心理，因此成为了官方学说。
(二)法律原则的儒家化。法律原则与立法的指导思想有密切的联系，有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就有什么样的法律原则。
(三)法律形式的儒家化。汉代的法律形式包括律、令、比、法律注释著作、《春秋》经等，法律儒家化的结果是很多儒家经义和精神直接或者间接的渗透到了这些法律表现形式当中，而其中最明显的表现便是法律注释著作和《春秋》经。
(四)法律内容的儒家化。
二、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原因、过程和表现
(一)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原因
汉承秦制，汉律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秦朝的法律，而其他法律形式则很明显地体现了儒家化的色彩，从而开启了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开端。但是，儒家思想并不是从汉朝建立一开始就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其发展和被统治阶级认可经过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时期，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也进入到了一个从注重“神事”到注重“人事”，从“学在官府”到“私学”兴起的时代，各种学说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儒、法、墨、道是其中的主要学说。战国时期法家思想成为意识形态的主流，秦国在采用法家思想的指导后迅速壮大，并且灭六国而统一天下，从而成为秦朝建立后的当然指导思想。但是，暴虐的统治致使秦朝“二世而亡”，汉朝统治者在建国后不久便采纳了儒家思想。那么，汉代法律为什么会被儒家化呢?
1.各种学说自身特点及其时代的适应性
经过秦朝时期大规模的徭役、秦末农民战争、楚汉相争，汉朝前期的经济遭受了很大的挫折，而法家思想是一种重刑主义思想，强调对人民行为的控制，因此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不能充分发挥。道家宣扬的黄老思想是一种消极避世的思想，主要表现在“道法自然”的世界观和“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强调无为而治。墨家思想主要集中于“兼爱”的世界观和“尚同”的法律观，其中“兼爱”又是其核心。墨子说“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兼爱”是指不分贫贱大家相爱，就是爱一切人，区别于儒家的爱有差等。
排除法家、道家、墨家后，剩下的一大家就是儒家了，而历史也恰恰选择了儒家。儒家思想强调为国以礼，为政以德，为政在人。
2.新儒学的出现和统治者的推崇
董仲舒适应时代的需要，改造了传统儒学，强调“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从而把政治统治披上了神圣的外衣，适应了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
3.宗法等级制度的影响
我国从西周开始便是一个宗法社会，其起源于原始社会血源宗族的氏族组织，由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的，是王族贵族放按血缘关系分配国家权力，以便建立世袭统治的一种制度。其特点是宗族组织和国家组织合而为一，宗法等级和政治等级完全一致。宗法制度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立嫡以长不以贤”被确认为传统的习惯法，目的在于保持贵族的政治特权、爵位和财产权不致分散或受到削弱。
(二)汉代法律儒家化的过程
汉承秦制，其法律制度承袭了秦律的主要内容。刘邦攻入咸阳之时，与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后来感到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由丞相萧何借鉴李悝《法经》和《秦律》的基础上制定《九章律》，构成了汉律的核心。《九章律》继承了《法经》中的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同时增加了户律(关于户籍、婚姻、赋税方面的规定)、兴律(有关徭役、防备防备方面的规定)、厩律(关于畜牧、驿传方面的规定)，总共九篇，故称《九章律》。鉴于汉初朝廷大臣不讲礼仪的情况，叔孙通受汉高祖之命制定《傍章律》，规定朝廷礼仪。以上是武帝之前汉朝主要法律的制定情况，武帝之后，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倾向越趋明显。
(三)汉代法律儒家化的表现
1.儒家化在立法方面的表现
首先是法律原则的儒家化。汉宣帝曾经下诏规定：“自今以来，诸年八十以上，非诬告杀伤人，它皆勿坐。”宣成二帝在位时还颁布了诏令赐予高龄老人王杖，并赋予其一些特殊的的权利。这些诏令都反映了儒家思想的尊老怜幼原则，是把儒家道德法律的表现。
其次是法律形式和内容的儒家化。汉朝的法律形式不仅包括了作为祖宗成法的汉律60篇，还包括皇帝的诏令、比(判例法)、法律注释著作、《春秋》经。汉律60篇基本上沿袭了秦朝的法律，儒家化不甚明显，但是其他形式的法律则体现了儒家道德的渗透。
2.儒家化在司法方面的表现
“春秋决狱”是指用儒家经典《春秋》中所体现的道德精神指导司法审判，其代表人物是董仲舒。“春秋决狱将礼的精神与原则引入司法领域，成为断罪的根据，不仅仅是引礼入法，而且是以礼代法，使儒家经典法典化了。在当时的实践中，无明文规定者，以礼为准绳；与礼抵触者，依礼断处。”春秋之义的核心是“原心定罪”，对于动机上不符合儒家道德的行为必须严惩，对于动机上符合儒家道德的违法行为则可以从轻论处。
按照汉代法律的规定，只有在冬季才执行重刑，春季则赦免罪犯或者允许罪犯出钱赎罪。章帝于元和二年(公元85年)下诏：“王者生杀，宜顺时气。定其律，元以十一月、十二月报囚。”此诏令强调了生杀应该按照大自然的规律出发，要顺从天时，不能违背天道，否则会给国家招致灾难。
三、汉代法律儒家化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一)汉代法律的儒家化对中国政治参与的影响
在西方，政治参与有限制参与理论、全面民主理论、多元民主理论几种学说。限制参与理论认为，政治参与的主体应当以政治精英为主，公民则只能有限参与或者被限制参与。全面参与理论则是指全体公民的直接政治参与。多元民主理论认为，所有的成年人都有权投票选举和被选举，建立相对独立的组织和政党等利益集团，但是国家政治却是多元利益集团和寡头精英共同施加影响的结果，排除了个人直接参与国家政治。中国传统社会作为礼法社会、等级社会，社会被划分为不同的等级，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分界线也十分明显，因此实际上参与国家政治的仅仅是作为统治阶级存在的官僚贵族，广大劳动人民则处于被统治地位，属于限制参与的范畴。
(二)汉代法律的儒家化对中国政治认同的影响
“权力关系的形成不可能只靠暴力的推行，只有获得权力客体的内心服从，才能形成比较稳定的政治权力关系。此外，民众对政治权力的认同可形成一种群体压力，这种群体压力不仅能够强化他们对权力主体的服从意识，而且对那些意图反对权力主体的个人有着强大的约束力，从而有助于实现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汉代法律的儒家化在把儒家传统道德如入到法律中的同时，也增加了民众对国家法以至于整个制度的认同感。影响政治认同的因素主要包括价值观、制度。
1.价值观认同
社会成员对于一国政权的支持和认同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的基础之上，民众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有利于增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儒家思想观念符合中国传统宗法社会所要求的重视血缘关系的理念，同时经过改造的儒学不仅适用于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也弘扬了中国传统社会重视等级秩序和家族观念的要求，容易得到民众的支持。
2.制度认同
制度一旦形成，其中就蕴含着价值认同和行为评价，如果社会成员认为规则缺乏合理性、是不公正的，就会在实际生活中抵触它，反之则会自觉遵守。儒家化后的法律由于遵从了儒家的传统道德，因此在实际运用时更有效地符合了人们的道德观念和内心信仰，能够获得更好的社会认同。
(三)汉代法律的儒家化和整体利益至上的政治观念
儒家思想强调国家利益大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在与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应该服从整体利益。这种整体注意思想反映在中国的政治方面，就是强调少数服从多数，并且客观上权力集中相对集中。强调整体的理念反映在立法权方面，表现在立法权属于皇帝一人，地方行政机构不享有立法权，这种立法权限的划分反映了整体占主导的思想理念。
(四)汉代法律的儒家化对中国等级秩序建立的影响
儒家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易经》也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又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和贵族官僚有罪先请制度鲜明地体现了等级制度。“礼不下庶人”是指礼所赋予的特权一般民众不享有；“刑不上大夫”是指刑罚针对的主要是普通民众，而不是大夫以上的贵族。“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和贵族官僚有罪先请，以及后世的“八议”和“官当”制度毫无疑问是对官僚贵族的袒护，犯罪适用与民众不同的审判程序，并且可以用官职来抵罪，显然对老百姓来说是不平等的。法律上的这种设计实际上认可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进而使等级观念深入人心。
(五)汉代法律的儒家化对中国官本位政治思想的影响
中国人喜欢并且向往做官，从中国法制方面来找原因，就在于法律赋予了官员太多的特权。汉代法律的儒家化使很多偏袒官僚贵族的法律诏令入律，前面所述及的贵族官僚有罪先请、“八议”、“官当”等制度，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为了维护贵族官僚的利益。法律上的偏袒促进了官僚贵族在其他政治生活中享有特权，进而形成了官僚贵族高高在上的政治形象。
(六)汉代法律的儒家化对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影响
儒家思想作用的认识篇7
马振清，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主要著作：《中国公民政治社会化问题研究》等。
摘要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道德文化一直都是影响国家统治秩序和人们生活的重要方式。道德文化是公共权力自觉发挥道德的导向作用和规范作用来调节社会群体冲突、维护社会秩序和实现公共权力所有者根本利益的政治活动。中国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思想影响和政治实践历久不息，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重新审视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仍然具有重要的政治价值和深远意义。
关键词道德道德文化思想官方意识形态政治哲学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思想在世界政治思想发展的历史长河当中独具魅力，道德文化以独特的方式规范着人类的社会秩序，为人类提供精神理想和终极关切的信念力量。从道德在中国的产生及发展来看，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道德文化是调整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社会规范和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今天，道德文化思想在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和凝聚人心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仍然不失其现实意义，需要我们以唯物史观对其加以分析和借鉴。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思想的形成及其主要观点
道德文化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的政治传统，历史相当久远，至少可以追溯到殷周时期，这说明在中国政治文明的早期就对道德文化高度重视。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继承了这种道德文化的传统，提出了以道德教化作为社会治理的主要手段，以政刑为辅助手段的国家治理思想，这种德主刑辅的治国理念，一直是中国古代主流的政治统治思想。
道德文化思想渊源于尧、舜、禹时代。从社会形态来看，这一时期是原始社会末期，道德文化思想的萌芽主要体现在“禅让制”的实行。中国古代封建专制制度的社会结构基础是宗法社会，其权力交接奉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度。而儒家推崇的权力交接制度则是“禅让”制度。“禅让制”是部落联盟推选领袖的制度。尧、舜、禹之所以能当上部落联盟的领袖，除了天分聪明之外，更重要的是依靠他们个人良好的品德修养树立起来的威信，取得了各部落首领的认同。正如恩格斯所说：“酋长在氏族内部的权力，是父亲般的、纯粹道义性质的。”①
道德文化思想发展于奴隶制社会时期。这一时期著名的代表人物是西周初年的周公姬旦，他创立了“以德配天”的政治伦理观。周公等人认为：“惟命不于常”，②“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③“皇天无亲，惟德是辅”。④这就是说，“天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只有“德”者才可承受“天命”。在他看来，夏商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敬德保民”。基于此，他认为天命不可恃，惟有敬德才能保民、保天下。周公姬旦的思想实际上已经包含了道德文化理论的几个重要问题，即对君主的要求，对道德规范――“礼”的重视，对民本意识的强调，等等。当然，西周统治者提出的“以德配天”和“敬天保民”的主张，仍然是以“君权神授”说为思想基础的，神权思想仍然是他们统治人民的重要精神武器，他们提倡“明德慎罚”，也并不是要削弱刑罚，更不是要放弃刑罚，而是为了更有效地使用刑罚来维护其统治。
道德文化思想成熟于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也就是从奴隶制衰亡到封建制社会兴起这段时间。子产提出的“以宽服民”和“以猛服民”思想对后世的影响较大。孔子不同于鄙薄礼义道德的老聃，而是从“礼”与“仁”相结合的思想出发，极力提倡“德治”，认为统治者如果能“为政以德”，人民就会心悦诚服地接受统治。儒家主要继承和发展了子产的“以宽服民”思想，强调“德主刑辅”；法家主要继承了他的“以猛服民”思想，并进一步发展成为一套轻罪重刑和“以刑去刑”的理论。这一时期，儒、墨、道、法等诸子伦理思想的争鸣，当首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孔子继承周公的思想并加以发展，成为儒家道德文化思想的创始人。他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耐众星拱之。”⑤
孔子倡导“仁”，并从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悌等各方面对“仁”作了阐释，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⑥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⑦作为实践“仁”的方法。孟子继承孔子的思想提出了“仁政”学说。孟子认为，在政治生活中，老百姓是最重要的因素，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⑧荀子则看到了人民的力量，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⑨至此，儒家道德文化思想基本上趋于成熟。到了汉代，由于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儒家学说在所有思想领域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宋明时期的程朱理学赋予儒家思想理学的思辩形态，把正统的儒家思想发展到了最高阶段，并提出了一系列的伦理纲常，但他们的基本理念都来自孔孟。中国古代传统的道德文化思想不仅在理论上不断演进，在实践中也得到了广泛的推行，成为统治者约束社会成员思想与行为的一种手段。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思想的政治哲学观点及其分析
中国封建社会自汉代以来，基本上都尊崇儒家学说的治国方略。宋代至清代，儒家学说更稳居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地位。“几千年来，对中华民族意识形态影响最大的书是儒家的书。”⑩儒家治国思想是“以哲学思想、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所构成的三位一体的有机整体，形成了既有哲学理论基础又有伦理准则的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伦理政治观”。道德文化思想在儒家治国思想的整体之中，居于核心地位。
儒家哲学思考的主题是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易经》、《系辞传》明确提出：“易之为书，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三者之间，以人为重心，所谓“人者，天地之心也”；以天地为根本，所谓“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儒家不是孤立探究哲学，而是把宇宙本体和社会人事紧密结合起来。“孔子十五而志于学，即志于道。求道而有得，斯为德。仁者心德之大全，盖惟志道笃，故能德成于心。惟据德熟，始能仁显于性。故志道、据德、依仁三者，有先后无轻重。而三者之于游艺，则有轻重无先后，斯为大人之学。”这就说明“道”在《论语》当中具有本体含义，是孔子主张“仁”的深层基础。儒家通过其哲学观为道德观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这在后世研究儒家学说的学者当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这样的哲学视阈合乎逻辑地塑造了儒家哲学观的两大特点。其一是强调人的主体地位，所谓以人为本；其二是主张协调差异和冲突，讲究以和为贵。儒家典籍体现着以人为本思想的论述不少，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在政治哲学上就转换为民本思想，即视民众为社会、国家的价值主体的思想。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鲜明地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定位于百姓生活的安定。其后，孟子、荀子对民本思想亦多有发展，经历代儒家大师的继承，民本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特征之一。孟子把儒家重民的思想推进了一大步，他向当时的诸侯国统治者陈述民众对于统治的重要作用，提出“保民而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等仁政主张，提出“与民同乐”、“安天下之民”的政治统治目标。
中国哲学特别重视和谐，强调“以和为贵”。春秋时期的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万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所谓“以他平他”，就是指各种事物的配合与协调。“和”是指不同事物之间协调、平衡的稳定状态，指多样性的统一。而“同”的基本含义是指单一性的完全一致。“和”意味着生生不息的创造性，“同”则丧失了生长的力量。孔子接纳了“和”的思想，他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其他一些儒学经典当中，这一类思想同样得到重视。《周易》记载：“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意为天道自然运行，公正无私地对待各种事物的生命，保持着完满的和谐，是万物生长、万国安宁的保障。《孟子》记载：“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指的就是人与人的团结合作、齐心协力。总之，儒家以和为贵的哲学精神，一方面承认差异，另一方面又促成协调，以“允执其中”、“发而皆中节”来规范矛盾对立面之间的互动关系，有助于解决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道德与生命三种关系，这也是我们认识儒家道德文化思想的重要前提。
儒家施行的仁政涵盖了仁治、德治、礼治三个方面。从孔子开始，儒家就注意到礼制对于实现其政治理想的作用，他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要求严格依照礼制规范言行，他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的论述清楚地表明了通过制度实现其政治理想的道德文化方针。荀子则更加重视通过制度化手段对社会加以道德文化的问题。他把仁义与礼结合起来，以仁义为礼制的精神，以礼制为仁义得以实现的规矩。荀子说，“将原先王，本仁义，礼正其经纬、蹊径也”，“礼者，政之挽也”。他认为，仁政需要以礼制为制度依托，礼制是道德的载体和实施道德治国的有效工具。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礼为为政的基础，原是儒家一贯的主张，礼与治国的关系几乎是不可分离的”，“国之治乱，全系于礼之兴废”。这种寓道德于制度的礼制就是儒家道德文化思想的一个基本方面。
儒家的仁政是以爱利民生为内涵的。孔子讲“富之”“足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择可劳而劳之”“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对民众生计给予高度重视，认为这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方面。孟子明确地要求统治者保障民众基本生活条件，使民众“养生丧死无撼”，他深刻地指出，只有在民众生计得到基本保障的前提下，实施道德教化，才能够确保统治者的地位，实现其统治的目的。
孟子为仁政的落实提出了具体措施，他提出，“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要把解决民众土地问题作为实现仁政的制度化的落脚点。在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前提下，“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即举办专门的学校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从而规范社会风俗。
儒家主张在全部政治活动中都要贯彻道德文化，推己及人，爱利民生，即把仁政作为儒家整个道德文化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仁政是指儒家将仁德推行于国家政事，实行以仁德治国的政治思想主张。在儒家治国思想中，仁政、德治、礼治都属于仁政观的范畴体系”。广义的仁政居于儒家全部政治理想最高原则的地位，这是把道德关注于整个政治制度的社会治理活动，因而属于对制度实施道德文化的范畴。
统治者的道德修养和民众的道德教化。在道德和国家强制力之间，孔子特别突出统治者道德修养的作用，这是贯穿儒家思想的历史脉络。孔子赞美舜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他把天下太平归结于最高统治者完善的道德修养。孟子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所以要“格君心之非”。《大学》记载：“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先秦儒家正是在以平治天下为根本出路的意义上来看待统治者的道德修养问题的。
孔子高度重视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的作用。他主张对民众要“道之以德”，认为道德教化比政刑措施优越，它能够实现社会秩序，所谓“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它还能够唤醒民众的廉耻心。在孔子看来，道德教化促使民众从内心归服政权，这就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的德治最高境界。孟子特别强调“得民心”对于治国安邦的重要性，而得民心就要凭借道德教化。他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荀子从人性恶出发，认为道德教化就要使人们闻道，从而化其恶性。他说：“注错习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贰，所以成积也。”
对官员、读书人道德修养的强调在儒家思想中居于关键地位。“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自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之始，读书人就被儒家赋予了推行仁道于天下的重任。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认为，中国的统治阶层“现在和过去，整整两千年以来，始终是士”。儒家对这个群体道德修养的要求成为其德治理论的中心内容。这个群体道德修养的基点是弘道，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孔子所讲的道，就是“安百姓”的利民之道。由此出发，读书人就需要高度重视道德修养，“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读书人要做官，修己是根本，在修养自己的基础上，妥善处理与君主和民众的关系。所有儒学思想家都从人性与修养关系角度构筑起人性学说，而且不论其对于人性判断如何，儒家一贯主张人性存在着修养和教化的可能性，从而把道德置于社会生活秩序的中心地位。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思想的科学评价
中华民族以崇尚道德而称誉于世，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人们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同时，也不断认识和改造自身，认识和调节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关系，形成了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传统。道德文化思想是中华民族的先哲们留给我们的重要精神遗产，它作为儒家学派的思想精髓，对春秋战国以来的封建统治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正因如此，我们才有必要对传统道德文化思想作认真的比较分析和科学评价，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价值的理论支撑。
以儒家为代表的道德文化学说是一个历史性的社会意识。在浩瀚的历史文化典籍中，在大量的民间故事中，记载和描述了中华民族美好的理想与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伦理理念。先秦是儒家学说肇始并基本成型的关键时期，孔子、孟子周游列国，游说诸侯，不辞劳苦，倡导仁政。但是他们都无功而返，没有哪个统治者采纳他们的治国思想。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从根本上讲，是由于儒家思想不适应当时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当时儒家思想不被用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礼崩乐坏”，奴隶制度行将灭亡，封建制度呼之欲出，新兴地主阶级雄心勃勃地要夺取政权。对他们来说，“克己复礼”的孔孟之道远不如法家的思想来得实在。事实上，秦王嬴政也正是因为采用了严刑峻法，从而彻底地打碎了奴隶制国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封建专制帝国。
儒家道德文化思想真正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在西汉时期，尤其是汉武帝统治时期。法家思想在秦朝被统治者推向极端，成为统治民众的思想来源，暴政破坏了社会秩序，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秦迅速灭亡的历史给西汉统治者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因而，他们对重视民众力量的儒家思想采取了接纳的态度，奉行德主刑辅的治国思想，缓解统治者与民众的矛盾，以求其统治的长治久安。因为儒家思想符合中国小农经济的需要，它才能够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居于主流地位的思想形态。
儒家思想与中国古代宗法性社会结构结为一体。中国古代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社会。宗法社会结构的基础是小农经济。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家庭是基本生产单位，家长是管理者，单个家庭又归属于一个家族，家族是社会制度的基层单位，宗法制度是在中国古代历史中自然形成的。夏、商、周三代，都是从氏族转变为政治国家，宗族与国家联系十分密切。个人在政治国家中的地位与其在宗族当中的地位是一体的，政治国家与血亲宗族两套系统合二为一，在政治上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政治关系分成两个侧面，“其一是奴隶主阶级对于奴隶阶级的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其二是奴隶主阶级内部的家族、宗族和亲戚之间的关系”。为了达到维持社会生活秩序的目的，统治者采取“礼”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采取“刑”调整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关系。“礼治”的核心内容是幼从长，疏让亲，卑从尊。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四种伦理关系，孟子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种伦理关系，以及汉代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都是对中国古代宗法社会现实的反映和对这种关系的自觉维持。儒家伦理思想与中国古代宗法社会结构之间的呼应，促使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意识形态。
中国古代的德治作为社会政治的一种手段，是从上到下、从国到家、从长到幼实行的一种系统的道德教育。通过这样的教育，使人们按照“应当”即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去处理社会关系和对待自己的言行，力图收到刑罚不用而国泰民安的效果。
儒家学说具有超越时代思想价值的魅力。孔子的德治思想就是主张统治者应该靠“德行教化”的作用来实行统治，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劳动人民施加小恩小惠进行怀柔；二是用统治阶级的道德进行教化，使劳动人民就范。当统治者的“以德服人”不能奏效时，孔子又主张“以力服人”。他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孔子所提倡的“德治”并不是不要法的职能，而是主张“宽猛相济”，“德”与“刑”交替使用。同时，孔子还提出了“举贤才”的主张，并把它作为管理政事的一项基本原则，认为只有“贤者”当政，国家才能治理好，后人把这种主张称作“贤人政治”或“人治”。尽管孔子的“人治”思想具有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但也有积极的一面。他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按照儒家的思路，天下正当的统治者是德行高尚的人，德行是继承人的唯一标准。当然，儒家学说的民本思想并非民主精神，“民本思想的根本缺失，即在于对君主专制的承认和契合”。孔子以“圣”称呼统治者为最高境界，而这个“圣”的标准就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儒家思想民本精神的集中表现在于主张“人民的利益是国家和社会的价值主体”。儒家思想在成为中国古代专制政治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与封建专制制度之间也存在着对立紧张的关系。“优秀的文化传统与封建主义的历史局限性成了一个尖锐的对照。”这种对立紧张关系，主要表现为儒家学说的民本主义特质。
从上述分析来看，儒家的道德文化思想（后经融合法家思想）统治了封建中国两千多年。统治者最终选择了儒家思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是因为儒家思想适应了新兴的经济基础，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能够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提供正当性的论证。道德文化思想不仅要求民众要遵守仁义道德等社会规范，更重要的是它认为民众是否遵守道德规范要靠榜样和感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儒家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而慎重对待刑杀手段，通过对德行高尚与否标准的设立体现民众意志，是儒家民本思想的明显表现。这也是我们在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条件下道德文化建设问题时，需要借鉴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道德文化思想的原因所在。
注释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4页。
《尚书・康诰》。
儒家思想作用的认识篇8
核心观点：新儒家是指坚信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仍有价值，认为中国本土固有的儒家文化和人文思想存在永恒的价值，谋求中国文化和社会现代化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
新动向：儒家文化在民间社会和知识界一直处在复兴之中，并呈加速趋势。复兴的趋势，由早期以儿童为对象，以儒家经典为主的传统文化经典诵读活动，演变为以成年人为主的读经修行活动。
在新儒家群体看来，儒家文化的当代身份问题，可以转换为当代儒家文化团体和儒者个体的组织化问题，以及儒家文化复兴的现实路径问题。2012年新儒家发展的年度特征，主要表现为上述两方面勉力探索和形成共识。
儒家的组织化
2012年10月29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在北京蓟门桥主办“儒生重现之文化、历史意义暨‘儒生文丛’出版座谈会”。“儒生文丛”第一辑共有三册，书名分别为：《儒教重建——主张与回应》，《儒学复兴——继绝与再生》，《儒家回归——建言与声辩》，这三册书可以视作最近十余年儒家文化复兴的理论成果汇编，故而书籍的出版引起学术界和思想界高度关注。与此同时引起关注的还有这套文丛对“儒生”一词的使用。区别于儒家文化的普通研究者，“儒生”更强调个体对儒家的认同、儒家复兴的担当和儒家思想的践行。儒生应具备极高的典范人格和良好的学术品格，能够影响和造就一批以成就君子而自励、具有高尚人格品行的儒生，带动儒生群体的形成，传播儒家学说。这是实现儒家文化快速发展的正确路径。
有了儒生，下一步还要有儒生的团体组织，以组织的形式将全国自发的、松散的儒生个人和儒家社团联合起来，以便以一个统一的身份代表儒家，以及加强儒家团体和个人的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和相互帮助。2012年11月25日，一个由学生社团演变为社会团体的“儒社”正式成立，该社的宗旨是“崇文尚武，忠孝节义”。成立当天，儒社和在京多家儒家团体共同举办祭孔典礼，并举行了“儒士与当代社会”学术研讨会。令人惊奇的是，会上还有两名地方大区的负责人，分别汇报了各自地方儒社开展工作的情况。2012年末至2013年初，新儒家部分代表还将就全国性儒家社团的形成和组织问题进一步商议。儒家组织化的目标是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儒家社团，征得政府和社会的承认，代表儒家的当代身份和维护儒家的文化利益。
儒家复兴的路径
2012年，儒家群体在儒家复兴的具体路径方面有了更多讨论，也达成一些重要共识。儒家在当代复兴的具体路径，仍然是沿着清末康有为开出的三条道路继续前进。这三条道路分别是儒学、儒术和儒教。
所谓儒学就是把儒家文化首先当成是一种学说，以发展儒家学说的方式来发展儒家文化。康有为是第一个借用西方哲学的方式来撰写儒家著作的人，也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第一位“哲学家”，在他以后的很长时间内儒学主要地就保存在“中国哲学”这个学科里。当前儒学发展的一个新特点，是国学领域内经学的复活，以及社会科学普遍出现重视和回归儒家文化的做法。
儒术则是发挥儒家文化的外王功能，以儒家倡导的仁爱为出发点，重构社会秩序，追求理想之治。中国人对政治本质的认识和政治兴替规律的把握，一直有其深刻和独到之处，当代中国政治中的一些重要语汇，诸如小康、民本、和谐、惠民、民心向背等都出自儒家，甚至于论证执政的合法性问题，也还是要回到传统儒家的政治逻辑。当前儒家社会科学恰恰表现出一种很是明智的做法，面对中国现实问题时，将西方思想和儒家思想相结合。这种结合并不是生硬地比附，而是回到儒家传统中找出当代思想的本原和根基，并为儒家诸如仁政、民本政治、和谐政治、大同社会等政治原则和政治追求，寻求适应的现代形式。2012年比较具有影响的一个会议是10月27日在清华大学召开的“全国政治儒学与现代世界研讨会”，会议的一个主要议题是讨论儒家“贤能政治”的当代意义。《文化纵横》在3月份发表的有关“人民儒学”的三篇文章，代表着政治儒学坚持和发展儒家学说人民性的最新动态，探求以民主、法治去承接儒家政治思想核心中的人民性与革命性。一些儒家学者重写中国秩序史和重新讨论儒家人权学说，也都为我们重新观察儒家政治思想和中国古代政治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儒术是儒家学说落实于社会的方式，儒教则是儒学落实于人心的方式。儒教关注的是以儒家文化来帮助解决信仰问题。一些儒家学者将儒教作为儒家文化在当代可能存在的一个身份，为儒学的灵魂找到一个联系大众的身体，而另一些儒家学者认为儒教形态有可能使儒家文化与佛教、道教一样，成为多元文化中的一元，而丧失了曾经拥有的无所不在的“国教”身份，同时也为进入教育和政治体制内部带来障碍。此外，一些学者主张儒教应当彻底告别政治，走纯粹民间化宗教的道路，只关注信仰，不牵涉政治；一些学者则主张恢复儒教的国教地位，走官方路线。这其中的争论很多，一时也达不成一致意见，惟一达成共识的是各种探索，各自实践。2012年最为关注的事件则是儒家学者群体关于河南周口平坟事件的两度连署请愿和撰写相关文章。
如何看待正在兴起中的新儒家思潮
既不必把新儒家看作是当代思想中的异端，也不必把新儒家看作是当代社会中的另类。儒家在历史上其实是一再衰落，可又一再兴起。个中原因无非在于，人们始终要回归儒家以人民为“天”的政治信条，以仁爱建立家庭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常道，以上下各自端正和相互校正、相互匡正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设计。
儒家的老店开了两千多年，儒生为每一代统治者讲述“政者，正也”和“民贵君轻”的道理，儒家迎来又送走了一个又一个王朝。任何一个自以为是开天辟地的朝代，最后都得老实承认圣人从尧舜以来几千年悠久历史中总结出来的道理，果真是颠扑不破。新儒家也好，儒生也罢，都不是什么特殊的一类，只不过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较早认识到这一点的社会成员而已。
当我们整个社会通过弘扬儒家文化精华而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真正落在实处的时候，当我们每个人都继承中华民族先民“祖述尧舜”、“天下为公”的政治追求，走在迈向“大同”之治的中国梦的路上时，我们每个人都是新儒家。
儒家思想作用的认识篇9
关键词:儒家;人本哲学思想;人力资源管理
中图分类号:F24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5-0129-02
一、儒家人本哲学思想的内涵
儒家人本哲学思想是以科学性和社会现实性为其特质的,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结构,我们不能以儒学文化中的某一句话或某一方面的言论作为儒学人本思想的全部和本质。它包含有三个不同的层面结构。这就是,以仁爱为根本的理想层面,以礼仪为准绳的理性层面,以尊重生命权为重任的情感层面。这三个层面合起来,就是儒家完整的人本思想[1]。总之,儒家人本哲学是一种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人本主义”管理哲学,以促进人自身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的管理理念。它是围绕着如何进行自我管理及如何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而展开的,它的根本精神就是重视人、关心人、尊重人、肯定人的价值与尊严,以人为本。
二、儒家人本哲学思想的特征
1.发现人、重视人和以人为本是儒家人本哲学思想的核心。我们知道,儒学十分重视人,并认为人是万物之灵。《尚书・泰誓》篇说:“惟人为万物之灵。”《礼记・礼运》篇也说:“人者,天地之心也。”其后的儒学者一直都坚持这个观点,并在实践中有所深化,从而提出了许多对现在企业管理中“以人为本”理念十分有用的见解。儒学历来提倡“爱人贵民”、“仁者爱人”,主张王道政治,把治理国家统帅天下的根本归结为推行“以德服人”的“仁政”。在不足一万六千字的《论语》中,“仁”这一个字前后被提到有一百零九次[2]。孟子说:“诸侯之宝三:天地、民众、政事。”而在这三件宝中,民众又是最重要的一件宝。他据此得出结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3]荀子进一步指出“君舟民水”。秦汉以后,特别是汉朝的贾谊指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唐朝李世民也指出“国依之于民”;到了清朝乾隆的“以养民为本”等,足见“人”在儒家人本主义哲学中的核心地位。
2.道德修养和健全的人格是儒家人本哲学思想的内在要求。儒家的修身思想,从本质上讲是围绕他们的“德治”和“仁政”思想出发的。儒家是以“德化”为治国方略,即为政以德。在修身、治国、平天下方面,“德”是贯穿始末的,“德”才是治国之本[4]。孔子在《论语・为政》中点出了为政之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儒家在用人选人方面非常注重德行,他们奉行“用人以德”。而健全的人格,即儒家所推崇的“内圣外王”。“内圣”主要是讲人的道德品质,其基本特点是约束自己,超越自我。“外王”主要讲道德优秀之人为社会为民众所做之事,建功立业。儒学认为,在一个健全人格中,“内圣”是核心,是体,外王是目的,是用。管理者只有做到了内圣外王,才能战无不胜,无敌于天下。
3.注重培养教育是儒家人本哲学思想的重要目标。综观儒家学派的各个代表性人物,他们在研究人的成才理论的过程中,不论主张性善或性恶,都强调后天的学习和努力[5]。早在古代,中国就很注重教育。孔子最早提出“有教无类”的观点,教育的内容主要是文化、德行、忠诚与守信等。他们认为,人与人之间之所以不同在于后天的“教”。育人思想主要反映在对育人的意义、对象、目的和方法等方面的探索。儒学提出“善政不如善教”,也足见教育和培养人才对社会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性。
4.“同心戮力”与“和”是儒家人本管理的系统整合与运作。儒学十分强调“和”。“和”是儒学人本管理的重要宗旨,也是管理活动的最佳境界。《书・咸有一德》中“其难其慎,惟和惟一”讲的是对和谐境界的向往,对不同事物和不同方面各得其所的追求。儒学认为究其“和”的微言之处,略有三个义项:和睦协调;配合得当;和解、和好相处[1]。对什么是“和”,孔子指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孟子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上,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的论断。将“人和”置于“天时”、“地利”之上。荀子也认为,“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则百事不废”(《荀子・霸王》)。可见,“和”能够使不同政见、不同个性的人相互协调以达到最佳状态。
三、儒家人本哲学思想与人力资源管理的契合点
1.儒家的“仁”和“以人为本”与现代企业的人本化管理。“仁”、“以人为本”是儒家人本管理的核心,倡导以“仁爱”为纽带的人本精神。儒家认为,管理者从事管理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爱人,也就是说管理者对所有人如果都怀有一颗仁爱之心、关爱他人之心,最终就能达到“大康”、“大同”的境界。
儒家的“仁”、“以人为本”对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有它的重要参考价值。现代企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的竞争。要解决好企业领导和员工谁是以人为本之主体的问题,我们不妨从儒家的人本思想中汲取智慧。很明显,按照它的思想,领导和员工应属于“相互为本”的关系。也就是说企业领导对待员工要真诚和尊重他们,让他们真正地体会到自己是企业的一分子,那么员工的积极性也会被最大限度地发挥,这样他们更忠于职守,兢兢业业。这种“人情味”的管理是儒式管理的一大特色。新加坡的李光耀总理就是儒家学说的信奉者与实践者。新加坡在治理国家方面的成功举世皆知;日本京瓷株式会社董事长稻盛和夫就把源于中国儒家的经营智慧“以人为本”作为企业成功的秘诀[6]。这样的企业人本理念使员工有强烈的自豪感和责任心!相反,过去传统的人事职能以“控制”为主,只是把人当成“工具人”和“经济人”自然不能提高员工的积极性,而影响企业的发展!
2.儒家的“健全人格―内圣外王”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选人与用人”。“修身治国”、“为政以德”是儒家人本管理的基本信条。儒家认为,为政者首先自己在做人做事上要正派、正直、正确,为世人作出表率。“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如果为政者自己身正,其人格魅力就能影响员工,所谓以正赢人。
因此,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选人用人的标准尤为关键。只有选到健全人格―内圣外王的人才能在企业中树立良好的作风,才能调动员工自觉遵守。儒学教我们在用人时要考察德。而“德”历来是儒家经典文化所一直强调的。如果任用有才无德,那么势必使事业受损。大家都知道和是乾隆时代一个相当有才的人,他的才华甚至连纪晓岚也不及之,但是他无德,以致收刮民脂民膏,危害无穷。因此,儒家倡导用人以德,德能避险,宁愿忍受无才缺才的困难,也不在用人的德上让步。“与其得小人(才胜过德),不若得愚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我们要慎重选人和用人。
3.儒家的“注重教育培养”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的“育人”。在育人方面,儒家倡导后天学习和培育,重视人的价值,加强对员工的激励和培训。儒家管理教育思想的出发点,是培养和发展人的社会性。从对经济人的假设到对社会人的肯定,表现出企业越来越强调人在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视人的社会性。尊重人、关心人以及重视人应该围绕着激发员工的创造力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所以,在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我们要重视对员工进行培训和职业生涯规划,这样可以让员工对自己有更清晰的认识,同时也让员工觉得企业对他们的重视和关怀。通过培训和职业生涯规划可以提高员工的技能和工作能力,这样也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同时他们也会增强自身的归属感,也对自己和公司的未来充满信心,从而也会降低公司员工的离职率。如:日本企业受儒家人本思想的影响,强调命运共同体意识,通过对员工的培训和职业规划,增强他们对企业的归属感。这是战后日本创造经济奇迹的重要手段。
4.儒家的“同心戮力”、“和”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的“留人”。儒家历来倡导以和为贵,而要达到他们所说的“和”的状态,就必须使不同事物、不同部分、不同方面都能够各安其所、相互协调、最终达到和谐状态。这与现代企业管理的目标是相类似的。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尊重、和谐的工作氛围,以利于管理系统的稳定和发展。因此,人力资源部在处理员工关系时,一定要懂得协调之间的矛盾,要营造相互沟通和信任的氛围,这样企业就可以形成一种精神,产生巨大的凝聚力。所以,两千多年前的儒家文化就已经认识到了“和”的重要性。一个和谐的管理系统必然会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那么员工也就必然在工作中较身心愉悦,这样员工的流动率就会降低。当代日本工业化的发展史上,就产生出许多企业员工之间“人和”的动人故事。其中,本田公司的摩托车之所以能够独占世界摩托车市场的1/4,跻身于日本汽车界前三名,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一把手本田宗一郎和二把手藤泽武夫的相互信任和睦相处,团结一致。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儒家的管理之道,主要是在于通过发挥人们的道德自觉,来调整经济活动中的各种人事矛盾,理顺各种人际关系,以创造舒服团结的工作氛围,达到提高生产效率的目的。而这正是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所需要的,然而关于儒家人本哲学思想,现实中目前还存在着认识上和应用上的误区。在认识上,认为儒家的人本哲学思想已经过时了,没有确定正确的理念;在应用中,理论脱离实践,许多企业不考虑自身的文化战略和实际情况,盲目的应用儒家人本哲学思想进行人力资源管理,导致儒家人本管理的实施只是停留在口头阶段。论文正是认识到这一点,试图通过对儒家人本哲学思想的论述找到其与人力资源管理的契合点,希望现代企业能够从中吸取有益的管理理念服务员工并造福员工,最终促进企业持续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光威.古今智慧与企业文化[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151-253.
[2]于丹.《论语》感悟[m].北京:中华书局,2008.
[3]张绍学.以人为本――儒学爱民与现代管理的核心[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48-145.
[4]李鑫,王玉艳.论儒家德治的现代启示[J].人文论坛,1998,(55).
儒家思想作用的认识篇10
[关键词]启蒙时期；儒家思想；传播；影响。
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儒家思想的核心为“仁”“义”“礼”“忠”
“孝”“知”。它历经孔孟哲学、西汉独尊儒术、宋朝程朱理学的发展过程。当明末清初利玛窦、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播基督教时，他们一方面把西方的文化和思想观念引入了中国，同时也把儒家思想带回了西方。儒家思想的传播对启蒙时期的西方社会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儒家思想传入西方的背景条件。
儒家思想主观上并不具有基督教的普世性质，但它却通过基督教传教士的书信、著作和译作传到了西方。儒家思想在西方文化中的传播和接受并不是偶然的，它与西方的古希腊思想和基督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相通，与当时西方的社会环境相契合，同时也反映了西方的人文理想和时代精神。
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伦理道德与古希腊哲学中的伦理思想有共通之处。无论是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还是亚里士多德的“至善即幸福”都反映了古希腊哲学对道德伦理的重视。苏格拉底的哲学集中表现在“认识你自己”，主张建立人的哲学，发挥人的理智能力和道德本性，认为人的幸福与否取决于灵魂的好坏。苏格拉底的伦理思想和孔子的思想学说相似，孔子因而被尊称为“中国的苏格拉底”。古希腊的伦理道德思想在西方文化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追求和拥有伦理道德成为许多人的理想。这种对伦理道德的重视同样体现在基督教文化中。
儒家思想和基督教都体现了对言行举止进行规范的道德标准。“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①“己所不欲毋施于人”。儒家的道德标准推崇强烈的自律意识，即自己希望实现的目标也要帮助别人实现，而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而基督教特别是新教同样重视对言行准则的规范。其教义强调克制欲望，努力工作、勤俭节约，通过今世的善功来彰显上帝的恩泽、进而成为上帝的选民最终获得拯救。儒家思想的精髓“仁”与基督教文化的核心“爱”也有一定共通之处。“仁”的核心就是“爱”。
仁爱就是要关爱别人，从爱自己的家人推及到爱自己的朋友、左邻右舍。孔子关于“仁”的说法在《论语》中有较多论述。“仁者爱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也”；“克己复礼为仁”。基督教则提倡在神爱的基础上的博爱。在爱上帝的前提下，人们要爱自己的亲人、朋友、甚至于爱自己的敌人。
“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不认识神……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兄弟们，神既然是这么爱我们，我们也应当彼此相爱。”[1]（p.275-276）与此同时，儒家思想反映了西方的人文理想和时代精神，为启蒙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
欧洲当时处于封建君主和宗教神学统治时期，一些有识之士和思想家从儒家学说中看到了曙光，希望借用儒家思想和理念来解决时政的弊端，推行自己的主张和理想。儒家思想的传入客观上适应了当时欧洲社会反对封建世袭特权、倡导民众的自由和权力，呼唤资产阶级民主和理性的需要，并为启蒙运动的到来和开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
二、启蒙时期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
16世纪末至18世纪欧洲出现了大量介绍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著作和译作。作者和译者大都是在中国传教的传教士。这些著作和译作的出版一方面是为了使欧洲更好地了解中国及其文化，满足西方人对异域文化的好奇与探究之心，另一方面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人的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从而更好地传播基督教教义。
根据传教士利玛窦的日记整理编撰成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向西方呈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和民族，同时对中国的儒教、佛教、道教都有评述。
利玛窦意识到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起到的思想统治和意识形态的作用，因此他推崇儒教、称颂孔子，把儒教称为文人的宗教：“凡做学问有了名气的人或从事学问研究的人，没有一个是再信任别的教派的”。[2]（p.101）利玛窦对儒教的了解、介绍主观上是为了以一种中国信众更能接受的方式来传播基督教，客观上却对儒教的传播和推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之后耶稣会士基尔歇所著的《中国图说》一书也提及了中国的儒释道三教。西班牙的多明我会传教士闵明我的《纵览》的第三部分提及了孔子的政治和道德格言，第四部分辑录了孔子、孟子、荀子、老子、朱熹等历代先哲的言论。莱布尼茨和伏尔泰等著名思想家都曾阅读过此书，认为这本书对了解中国大有帮助。1687年，柏应理的《中国圣贤孔子》在巴黎出版。作为全面向欧洲介绍儒家思想的重要文献，此书一经问世便受到广泛的关注，其拉丁文本被翻译成法文和英文。这本书包括了对孔子及其学说的介绍，也包括《大学》《中庸》和《论语》的译文。《中国圣贤孔子》是欧洲人了解儒家思想的主要读物，莱布尼茨和孟德思鳩都曾阅读过此书。1709至1713年耶稣会士卫方济整理出版了《中国典籍六种》，收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
《小学》的拉丁文译文，从而首次将四书完整地介绍给欧洲读者，使欧洲读者对儒家思想有了更全面深入的了解。②启蒙时期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在知识分子、思想家和哲学家中引起了不同凡响。这种影响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其一，伦理道德思想。儒家思想与西方的古希腊思想和基督教文化在伦理道德的许多方面契合相通，并起到了有益的补充作用。因此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受到了众多西方人士的称颂。其二，政治体制方面，表现为对以儒家学说作为思想基础的政治体制的颂扬。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的和谐。更重要的是，以父权为基础的专制政体保障了社会的长治久安。其三，对民主政治的促进作用。儒家反对世袭制度，提倡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同时儒家思想的“民贵君轻”把“民”置于学说中心。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君主应有君主的样子，实行德政、以德服人。这一主张与资产阶级追求平等和权力的民主政治学说相兼容。
作为欧洲研究中国名气最大的学者莱布尼茨认为中国具有很高的道德水平。“中国具有（在某些方面令人钦佩的）公共道德，并与哲学理论尤其自然神学相贯通”[3]（p.72）“在实用哲学方面，也就是说，在道德戒律方面，在适用于现实生活和凡人的政治方面，他们肯定超过我们，尽管承认这一点令人脸红”[4]（p.69-70）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鳩也曾赞颂中国人的道德水平：“中国人生活在一种最完善、最实用的道德之下，在世界的这部分地区，任何人都不具有这种道德”。[5]（p.496）对儒家思想谈论和赞颂最多的当属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伏尔泰以他对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大力推崇和美化被称之为“欧洲的孔子”。他宣称，“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6]（p.369）在这个地球上曾有过的最幸福的、并且人们最值得尊敬的时代，那就是人们尊从孔子法规的时代。“[6]（p.369）伏尔泰根据中国元剧《赵氏孤儿》改编成的《中国孤儿》中，征服者成吉思汗为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被征服者所折服，最终放下了屠刀。这个结局正是孔子道德情操的最好诠释。
以儒家学说为思想基础的中国政治体制得到众多启蒙思想家的推崇。伏尔泰认为中国是世界上管理最好的国家。他渴望稳定、和谐的理想社会，期盼仁慈开明的君主，并以中国的长治久安来论证中国体制的优良。在伏尔泰眼中，中国的政治体制最合乎理性，是因为它建立在父权社会的基础上。”儿女孝敬父母是国家的基础。在中国，父权从来没有削弱……一省一县的文官被称为父母官，而帝王则是一国的君父。这种思想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把这个幅员广阔的国家组成一个大家庭“。[7]（p.216）在启蒙运动大潮中产生的”重农学派“理论也得益于中国的儒家思想。学派创始人魁奈主张农业为一国之本。中国的历代帝王都重视农业，而这一传统正源于孔子的儒家学说。在他的《的专制制度》一书中，魁奈赞扬了中国的专制制度。他认为中国的专制制度是”合法“的专制主义，符合自然法、是自然秩序的体现。在魁奈眼中，中国的谏议制度和监察机构可以有效地限制皇帝的权利，因而是值得效仿的专制主义。
三、儒家学说对西方的民主政治也有促进作用。
”学而优则仕“的中国科举制度和用人制度得到了颂扬。这一人才选拔制度强调依靠品德、学识和才干而不是凭借出身和门第选拔人才，与西方尊重个人价值、提倡民众的权力和平等的精神是相通和一致的。魁奈也曾提及中国的教育制度和用人制度。”在中国没有世袭贵族，一个人的功绩与才能是他可能获取显贵地位的唯一标准……儿子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求学上，以此作为获取功名的唯一途径“。[8]（p.44）对中国用人制度的颂扬揭示了当时的欧洲社会对封建贵族世袭制度的不满和抗议，反映了个人通过自身努力实现自我价值的理想和愿望。同时儒家的”民贵君轻“”民为邦本“思想成为近代西方民主思想的重要来源。启蒙运动和随后的法国大革命都体现了反对专制特权、争取民众权利和自由的精神。
尽管启蒙思想家并未去过中国，但他们通过传教士的著作和译作了解了儒家思想，并对这种异域思想大为赞赏。对儒家思想的接受和赞美反映了接受者基于自己的背景和需求所做的理解、加工和有选择性的接受。首先，对儒家思想的接受和赞美反映了启蒙思想家对稳定、和谐、开明的理想社会的向往。他们认为儒家提倡的道德思想不仅与古希腊思想和基督教在许多方面契合相通，而且有助于维持人际关系的和谐和社会的安定。以道德为基础的”礼“规范了上下有别、尊卑有序的伦理秩序，规范了每个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处事准则，由此避免了冲突和纷争。儒家倡导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治理国家，从而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其次，儒家思想反映了当时西方的人文理想和时代精神。17、18世纪孔子及其学说在欧洲风靡一时。在许多启蒙思想家眼中，孔子不仅教导人们如何做人，也教导人们如何治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成为许多启蒙思想家反对封建世袭的重要思想武器。启蒙思想家惊喜地在儒家思想中发现了与自己的想法相契合的学说与理念。儒家反对世袭制度的思想与启蒙时期反对封建和宗教神权，争取权利和自由的诉求和主张不谋而合。儒家思想的传入客观上适应了西方社会反对特权政治、倡导民众的自由和权力，呼唤资产阶级民主和理性的需要，并为启蒙运动的到来和开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和源泉。1945年，美国汉学家顾立雅出版了《孔子与中国之道》一书，对中国儒学在17—18世纪给予西方的影响做出了如下阐述。”在欧洲，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民主理想的发展中，孔子哲学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通过法国思想，它又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民主的发展。“[9]（p.5）结束语。
启蒙时期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家思想和西方文化属于两种不同的思想和文化体系，但它们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共通之处。二者都是对人类的生命价值和世界的终极意义进行思考和探索的领域。双方都互有可借鉴之处。儒家思想的许多理念能救治西方文化的弊端，解决西方文化的危机。因此它在西方的传播不仅具有历史价值更具有现当代意义。
注释：
①本文所有关于孔子的引述都出自张燕婴译注的《论语》。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②有关”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参阅了徐明龙著的《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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