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考古专业篇1
关键词：科技考古课堂教学方法教学改革
考古学是一门研究古代实物遗存、探索人类社会历史的科学［1］，然而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器型学和层位学来自生物分类学和地质地层学,这表明考古学从妊娠期间就与现代自然科学结下了不解之缘。科学的发展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古代实物遗存中还储存着大量的非直觉和经验能认识的信息,即传统考古方法无法发现的所谓“潜”信息，唯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才能“破译密码”，获取这些重要信息，于是，科技考古学便应运而生［2］。
科技考古是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分析研究古代遗存，取得丰富的潜信息，并结合考古学方法，探索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科学。它实质上是考古学与众多自然科学学科日益渗透、结合而成的交叉学科。然而，从研究理论、方法和技术方面考虑，它似乎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近几十年来，自然科学手段更是全面渗透进了考古学研究的方方面面，将考古学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多学科交叉研究阶段。
近年来，为培养复合型、创新型、应用型的考古人才，提升考古学科的整体教学、科研水平，全国很多高校相继在考古专业开设了科技考古课程。本文根据高等院校考古专业科技考古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结合高等学校考古专业的现状，对科技考古课程的教学方法进行较深入的探讨。
1.科技考古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偏重理论知识传授，实验教学明显不足。
科技考古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了解并掌握一些基本的科技考古研究手段和方法。为达到这一教学目标，在讲授理论知识的同时，应加强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目前，国内已有个别高校组建了较高水平的科技考古实验室，有力提升了本校考古学科科技考古课程的教学水平。然而，囿于国内考古学的发展现状，很多高校的考古学科建设较为滞后，至今没有一个全新的、多学科交叉型科技考古实验室。因此，在科技考古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偏重课堂理论知识讲授，教学方式方法单一，实验教学时间明显不足。学生在课堂上所接受的理论知识，长期无法得到有效实践，甚至对一些基本的科技考古专用设备都缺乏使用的能力。长此以往，科技考古课程的教学将成为空中楼阁。
（2）师资力量较为薄弱，难以支撑科技考古课程的教学需求。
科技考古的分支学科较多，包括断代测年、遥感考古、冶金考古、陶瓷考古、生物考古、植物考古、农业考古、动物考古、环境考古、水下考古等，其使用的研究手法和手段多种多样，涉及物理学、金属学、矿物学、生物学、植物学、农学、动物学、环境科学、生态学等多门自然科学。要全面讲授科技考古的各分支内容，教师就要具有极其广泛的知识面。目前高校考古专业的科技考古课程一般由一名教师负责讲授，教师的教学科研能力再强，凭其个人力量也很难满足科技考古各领域的教学需求，除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外，科技考古的其他领域只能泛泛而讲，难以深入。
（3）学生理科基础过于薄弱，对科技考古的基础理论和方法理解不足。
安徽大学等高校已尝试在考古专业中招收理科生源，这对开设科技考古课程及培养复合型、应用型考古人才是有利的。遗憾的是，很多高校的考古专业仍然是以文科生源为主，或者虽然招收了理科生源，但学生进校后，没有再选修过自然科学的课程。因此，在选修科技考古课程时，学习特别吃力，对科技考古各个方向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理解不够深入，导致学生对该课程缺乏足够的兴趣。
2.科技考古课程教学方法改革
（1）组建科技考古实验室，加强实验教学。
鉴于科技考古的课程特点及考古学科的发展需求，高等学校的考古专业应以考古学实验教学改革为核心，以优质考古实验教学资源开放共享为基础，以高素质实验教学队伍和完备的实验条件为保障，组建科技考古教学实验室，建立“复合型、创新型、应用型”考古人才实验教学体系。实验室的组建，将引发科技考古课程教学方式方法的变革。教师在重视课堂理论知识讲授的同时，要大力加强实验教学，使教学手段和方式多样化、实用化，让学生在实验室对各种科技考古设备、技术有感性、真实的了解，从而深入掌握科技考古的常用技术手段和研究方法，培养动手能力，适应考古所等文博单位对应用型、复合型考古人才的需求。
（2）加强科技考古实验教学基地建设，全面提升科技考古实践教学水平。
为进一步提升学生的科技考古实践能力，在组建科技考古实验室、建立完善实验教学体系的同时，应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在考古所等单位设立科技考古实践教学基地，使学生能真实接触到科技考古，在实践中了解科技考古的基本原则、方法和最新理念，全面提升教师的科技考古实践教学水平。
（3）聘请校外各种材质的科技考古专家，以专题讲座的形式，弥补单一教师授课的不足。
由于科技考古是一门多学科综合的新兴交叉学科，涉及的学科非常广泛，单一教师授课很难将科技考古的各个领域都深入讲解。在此情况下，可考虑与博物馆、考古所等文博单位加强合作，与其联合开设科技考古课程，将由单一教师授课的教学方式改为多位专家联合授课方式。
（4）在考古专业适当设置自然科学的基础课程，为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奠定基础。
考古学发展到今天，其调查、田野发掘、资料搜集和研究等方面都与自然科学息息相关［3］。然而，很多高校考古专业的课程设置仍较为落后，几乎没有相关自然科学的课程设置。在考古专业开设自然科学的基础课程，增加学生的理科知识，有利于学生掌握最新的考古学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为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奠定基础。
（5）改进教学方式方法，增强科技考古课程教学的通俗化和趣味性。
鉴于考古专业学生自然科学基础较差的事实，在讲授科技考古课程时，应改进教学方式方法，大力发展多媒体教学和网络教学，加强信息技术手段在科技考古教学中的应用；在讲课过程中，应注意语言的通俗易懂，增强课程的趣味性，从而削弱或消除学生的畏难情绪，使学生对该课程能始终保持较为浓厚的兴趣。
3.结语
鉴于科技考古的多学科性和应用性，面向考古专业开设的科技考古课程，在授课过程中出现了实验教学不足、师资力量薄弱、学生自然科学基础较差等一系列较为重要的问题，急需解决。根据科技考古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高等学校考古学科的教学现状，在科技考古的教学过程中，为加强实验教学，应尽快组建科技考古实验室，加强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加强考古专业学生的自然科学教育，聘请校外专家联合授课，改进教学方式方法，大力发展多媒体教学和网络教学，加强信息技术手段在科技考古教学中的应用，全面提升科技考古课程的教学水平。
参考文献：
［1］夏鼐.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科技考古专业篇2
关键词：高等教育古籍修复人才培养教学体系创新设计
一、引言
“古籍修复”是一门应用性、技术性、实践性较强的学科。长期以来，古籍修复技艺的传承主要还是依靠行业内部的师徒相授、口耳相传。这种口传心授的教学模式在技艺延续中曾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但逐渐显现出生源基数少，入学渠道狭隘、教学方法保守、从业人员文化层次低等弊端，不利于现代社会背景下传统手工艺技术的发展和传承。近年来，在国家的重视和支持下，古籍修复专业已正式纳入高等教育体系。普通高校在办学过程中不断探索人才培养、专业定位、学科建设、课程体系的科学模式，注重理论和实践结合、经验和科学结合，突出研究实验能力与实操技能并重的教学思路，努力发掘学生的实践和创新能力，为古籍保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储备人才。
二、发达国家古籍修复及相关专业的发展现状
古籍修复现代人才的培养既要坚持传统修复技艺的传授，又要重视引入新技术和新知识。与保护技术比较发达的欧洲和亚洲国家相比，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下的古籍修复专业人才培养仍停留在较低层次。突出表现为，教学内容重文轻理，知识结构有待进一步调整和完善，课程的设置尤其是实践教学环节的设计和创新亟待进一步加强。
国外修复人员的培养，具有研究实验能力与实操技能并重的特点，有利于古籍修复方案的科学制订，使操作技术更加可靠。据初步调查，美国、日本、英国、法国、波兰等古籍保护技术比较发达的国家一般都有多所高校开设古籍（文化遗产）修复或保护专业，也设置古籍及纸质文献的保护方向。[1]其课程设置兼顾绘画、微生物学、化学、材料技术、艺术史、修复理论、文献研究方法、计算机应用等实践环节，涵盖针对性较强的修复与保护训练，并根据教学内容安排有大量的专业实习，甚至包括到国外相关机构接受实训。最后，学位论文的撰写过程中还要求包括一次文物的修复工作。
国内档案、文博保护的相关专业已具有比较完备的学科体系，并针对需要加入一些理科的课程设置及应用。就古籍修复专业而言，近年的办学经验也提醒我们这门学科的发展不仅需要目录学、版本学等文科基础知识，而且需要规范严格的技术技能，更需要拓展与修复密切相关的生物学、化学、物理学基础知识，加强对修复材料和修复环境的分析及监控，让“古籍修复”真正走上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的轨道。
综上所述，古籍修复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在实操技能、实验研究能力、科学研究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我们应该借鉴国内外古籍修复与保护专业及相关学科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立足传统修复技艺，引进相关学科知识，不断进行修复技术的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传承创新。只有这样，才是培养古籍修复应用型、创新型人才的科学方向。
三、现代社会背景下古籍修复专业的发展趋势
古籍文献对人类文明与社会发展有重要的史料作用，同时也是我国档案文献遗产中重要的一部分。据有关专家估计，保存至今的古籍约23万卷，全国古籍藏量应在5000万册左右，可谓卷帙浩繁[2]。古籍修复专业对课程设置、知识技能的要求科学、严谨。如何将传统的技术传授科学地融入现代高等教育体系框架之下是高校办学中探索的重要问题。现代古籍修复人才的培养强调应用型、创新型的特质。高等教育实施过程中，必须考虑到人才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教学体系中必须大力加强实践环节的设计，并充分考虑以下几点：
1.关注实操技能学习的过程性。
传统的古籍修复多是手工劳动，其技术传承依靠师傅的口传心授，而熟练技工的养成则依靠不断地积累经验。通过专业办学培养古籍修复人才，必须尊重和延续这种技能习得的过程。在实践教学中继续坚持“师带徒”传授方式的合理内核，一对一全面传授、技术观摩，辅之以修复方案集体讨论以促进修复技术的传承和发展。修复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科学严谨的工作流程。修复前要预先制订完整的工作计划，修复过程中要严格遵守安全性、真实性、适宜性、规范性、最少干预的工作原则，修复环节要涵盖清洗、去污、溜口、补破、补蛀、镶补、揭裱、托裱等步骤，让学生在实践实操中提高感性认识。通过亲历亲为的学习方式获取知识，掌握技能。
2.注重培养实验研究能力。
通过培养学生的实验能力和研究能力，激发学生对传统修复方法进行思考，促成古籍修复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提高这项传统手工技艺的科技含量。
实践环节中应进行理化和生物上的科学实验，通过先进的仪器设备观察那些肉眼无法看到的纸质媒材内部的变化，监测纸张纤维和保护测算，从而积累科学数据，使修复方法更科学和更有效。建立专门的古籍修复实验室，配备自控式杀虫防霉机、厚度仪、进纸机、纸张抗张强度试验机、白度测定仪、耐折度仪、干燥箱、纸张水分仪、造纸纤维测量仪、酸度仪、高像素数码相机等设备，对纸张材料的生物学、化学、物理学属性建立分析。配备书芯压平机、纸浆补洞机、纸浆补书机、切纸机、自动压书机、晒纸架等仪器和设备。这些新产品，都是实践的产物，都是技术创新的产物，能帮助师生提高修复效率，使修复工作事半功倍。另外，在修复材料的加工制作上，应实行科学检测、制定标准和按需定购，使修复材料的质量得到保证，从根本上杜绝不良修复材料对古籍文献的负面影响。
3.合理利用高科技手段，引进先进的教学内容。
古籍的修复越来越多地运用高科技手段，一些现代化的高科技仪器设备应该逐渐被引入古籍修复专业的实践教学中。如在古籍修复过程中使用数码影像、电脑和工业机械等手段参与修复或辅助修复，用来研究古籍载体材料的特性，认识其损毁规律，寻找更好的保护手段，为提高修复古籍的技术方法提供理论依据。引进和运用高科技，新技术可以有效推动古籍修复实践教学中的知识创新，促进传统修复技艺的提高，推动人文内涵的丰富和延续，是引领古籍修复理论和技术发展的风向标。
古籍资源数字化是传统学术方法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古籍数字化是保护和传承古文献最有效的形式，也是古籍整理工作的必然趋势。[3]引入古籍数字化教学内容，完成对古籍再生性保护的知识储备是古籍保护工作的发展趋势。古籍资源数字化是传统学术方法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在数字化过程中，对于古籍特有的个性，需要我们采取一些特殊的加工手段和技术措施。因此，古籍的数字化需要一批既懂得古籍整理又精通信息技术的专业人才。
综上所述，只有实现古籍修复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合理构建、提升修复教育的科学规范化程度、推进古籍修复的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独立思考和科学研究的能力，使其自身达到可持续发展，从而适应古籍保护事业不断发展的动态需求。
四、“古籍修复”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创新的意义和作用
1.构建合理的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实现古籍修复人才培养目标。
在加强古籍修复人才培养方案学科建设的同时，也要通过建设具有自身特色的知识谱系来提高和完善学生的技术能力和知识结构，这是塑造现代古籍保护人才的前提和基础。新时期的古籍修复工作人员除却需要基本的动手能力和身体条件外，还要具备充分的知识储备和对现代化设备和仪器的操作能力。现代古籍保护人才应该拥有扎实的理论功底，诸如版本、目录等古籍文献基础知识，同时也要掌握造纸技术、书籍装帧、材料化学、基础物理等相关知识，甚至要了解艺术学、美学等有关知识，从而规范并延续科学有效的古籍保护方法与修复技术。因此，在论证人才培养方案过程中，必须对学科体系和课程设置进行梳理，更重要的是把现代科学技术及先进文化成果及时地贯穿人才培养方案，大力增强课程设置的多元化和综合性，以适应现代修复人才和高校学历教育的需要。
2.注重古籍修复领域的学科建设，提升修复教育的科学规范化程度。
古籍修复作为中国传统手工艺技术的历史由来已久，它的产生和发展与文献的产生和文献载体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现代修复人才不仅要继承古代文献修复的经验，还要在技术和方法上大胆创新。因此，古籍修复是一项既古老又年轻的事业，甚至可以说现代古籍修复是重新研究古籍保护和重新解读传统文化的一门新兴学科。纳入高等教育中的古籍修复人才培养，应从学科建设的高度对文献的修复和保护进行探索研究，走出经验阶段，借鉴国外文化遗产保护中修复教育的科学化、规范化，以全新的方法和理念揭示古籍文献的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更有效合理地保护和抢救作为古代文化载体的文献遗产。
五、“古籍修复”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创新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1.调整实践教学的内容、优化知识结构、完善古籍修复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创新设计。
相对国外古籍修复和保护的科技水平和研究能力，国内的古籍修复和保护基本还停留在经验阶段。古籍保护与修复的可持续发展，决定了实践技术与理论知识缺一不可。根据应用型、创新型古籍修复人才的能力需求和基本特质，高校的古籍保护与修复专业教学，其课程设置应该兼顾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在实践教学体系的设计中，应根据实验条件和师资条件对研究领域、专业分化做合理安排。其中实践性课程设置应包括：材质和材料分析、技术和制作工序、保护方法和技术、预防性保护和修复、制作物件复制品、信息技术、计算机辅助应用、科学研究方法等内容。此外，实践环节中引入古籍数字化教学内容，完成对古籍再生性保护的知识储备是古籍修复未来的发展趋势，且在数字化过程中，对于古籍特有的个性，需要我们采取一些特殊的加工手段和技术措施。因此，古籍的数字化将需要一批既懂得古籍整理又精通信息技术的专业人才。
2.打造一流的实验平台，提高古籍修复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创新的技术保障。
古籍修复是一个科学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新技术、新工艺不断引入实践教学，对高校办学的软硬件投入提出更高的要求。高校应完善古籍修复专业特色实践教学体系，实践政、产、学、研相结合的科学发展道路，大力建设满足教学需要和推动专业发展的实验平台。古籍科技保护实验平台是以古籍修复及古文献保护为基础，融原生性及再生性保护为一体的实践教学平台。
六、“古籍修复”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创新的具体内容和措施
为实现应用型、创新型古籍修复人才的培养目标，古籍修复实践教学体系设计应满足如下要求：
1.实践教学体系融入自然科学和相关学科的知识内容，使修复人才具有从经验修复到科学修复的潜力提升。
在高等教育体系下，古籍修复不仅是一种应用技术，还具有高度的综合性，是一门以修复技术为基础，综合了化学、物理、艺术学、美学的应用科学。因此，新时期的古籍修复人才，不仅要传承传统的修复技术，还要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引入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增加古籍修复的科技含量，推进理念创新、知识创新，探索古籍文献修复的方法论，将传统修复技艺与现代技术相结合，完成从经验修复到科学修复的转化，从而使传统古籍的修复适应现代古籍保护的需要。
2.加大重点实验室建设力度，打造古籍科技保护实验平台。
古籍科技保护实验平台主要包括纸质文物保护和文献保护技术两个重点实验室。
纸质文物保护实验室主要拓展在纸质文物方面的综合保护项目，于实验教学中引入用于化学分析、纸张耐久性与物理强度测试与纤维质量分析等的实验项目，着眼于科学修复中所需的工艺检测环节。为加强古籍修复的科学性，纸质文物保护实验室主要从纸质文献载体的变化、保存空间温度、湿度的影响和微生物滋生等方面，分析纸质文物老化受损的原因和机理，总结出纸质文物保护的具体方法和内容，加大纸质文物保护实验室的建设力度，使其成为古籍科技保护方面的实验基地。
文献保护技术实验室主要开展传统古籍的修复与民国文献的保护等实验项目，用于培养学生古籍原生性保护的专业技能。文献保护技术实验室以培养学生古籍保护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提高教学质量为宗旨，立足于古籍修复、保护类实验的独特性、科学性，为古籍保护人才的培养在实验教学方面提供物质基础，并利用自身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优势，加大实验室的建设力度，使我校成为古籍修复基地、人才培养基地、古籍修复师鉴定基地。
七、结语
高等教育背景下创新“古籍修复”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完善实验室建设的具有独特性与时代性。现正值国家、省市教育系统遴选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有关高校应加大古籍科技保护实验平台的建设力度，增强综合实力，为申报古籍保护类部级、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提供硬件条件，还应进一步加强对古籍修复专业教学体系的科学论证，为古籍保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储备人才。
参考文献：
[1]陈宏彦.国外古籍修复人才的科学培养对我们的启示[J]国家图书馆学刊，2009：（4）.
[2]覃燕梅.我国高校图书馆古籍文献保护工作研究[J].图书馆论坛，2007（4）.
科技考古专业篇3
关键词：武汉音乐学院；音乐考古学专业；建设；历史；回顾
中图分类号：J60-05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3-7721.2013.04.017
执笔者简介：李幼平（1962～），男，文学博士，武汉音乐学院副院长、音乐学系教授、中国音乐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武汉430060）。
收稿日期：2013-09-20
20世纪80年代，武汉音乐学院提出“艺术与科技联姻传统与当代结合”的学科建设明确方针。在该方针的指导下，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与筹备，音乐考古、音响导演、通俗声乐演唱等三个新型专业在全国高等学校中率先应运而生。笔者有幸耳闻目睹或亲身参与了学院音乐考古学专业建设活动，尤其是隶属音乐学（理论）专业的音乐考古学理论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活动。在庆祝武汉音乐学院建校六十周年之际，应学报《黄钟》副主编田可文教授之约，特成此文以简要回顾相关历史，纪念、感谢在该领域做出贡献的逝者与生者。
音乐考古学是以人类古代音乐文化活动的物质遗存为研究对象，多领域、全方位开展理论研究、创作表演、专业建设、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系列工作的综合性学科。武汉音乐学院作为我国中部地区唯一一所独立设置的音乐与舞蹈学专业院校，地处荆楚南国文化传统氛围，坐拥曾侯乙编钟等人类绝世瑰宝遗存！时代的发展，社会的需要，独特的学术优势与办学条件，使学院在音乐考古学专业建设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探索，并产生了相应的历史影响。
一
在“艺术与科技联姻、传统与当代结合”方针的指导下，武汉音乐学院音乐考古学专业建设从一开始即体现出浓郁的开放性学科特点。她既有一般意义下的考古学特点，即立足田野考古、多学科交叉进行出土与传世音乐文物研究，以探讨人类音乐历史；同时具有音乐文化非物质形态的艺术学特征，努力将音乐考古资料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与文献史料记载应征，探索并呈现历史性音响面貌、服务当今社会精神文化建设。因此，对于武汉音乐学院音乐考古学专业的溯源，需要从纵、横两个方面暨音乐文物本体研究与荆楚传统民族民间文化综合研究，以及当时学院、中国乃至国际学科建设的大背景中予以探讨。
武汉音乐学院所处的中国中部地区具有丰厚的音乐文物资源。仅1953年学院前身中南音乐专科学校建立之后，在河南信阳长台关、湖南长沙马王堆以及湖北江陵楚墓就有多次重大音乐考古发现。尤其是1978年湖北随县（今随州市）擂鼓墩一号墓曾侯乙编钟等百余件乐器、系统性音乐理论文字文献等音乐考古学史料的出土，为考古学、音乐学、历史学以及冶金铸造、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音乐舞蹈学等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提供了客观条件和现实要求。在其后十余年多学科协作开展的音乐考古研究、音乐文物复制和音乐舞蹈创编与音乐理论探讨过程中，构建音乐考古学学科体系、设置音乐考古学专业、培养音乐考古专门化人才，成为了当时文博考古单位、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文艺团体的共同认识。
1988年11月，“中国古代科学文化国际交流？曾侯乙编钟专题”活动在武汉举行①，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等不同国家和中国国内各相关领域学者，包括武汉音乐学院童忠良、杨匡民、蒋郞蟾、郑荣达、高鸿翔、许定慧、崔宪等教授②，交流科研成果、开展多领域学术观念碰撞，分析、探讨音乐考古学专门人才培养的社会需求与学术条件，为次年在武汉音乐学院设置音乐考古学专业并招收本科学生、由各相关单位协作开展专门人才培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图1曾侯乙编钟国际会议
就横向而言，武汉音乐学院数十年立足地方传统音乐开展创作、研究，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培养专业人才的办学方针，也为音乐考古学专业的设置，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学科建设氛围。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建校以来，学院长期重视地方传统民间音乐的采集、整理与研究，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十分注重民间民俗音乐“活化石”与考古资料、文献史料之间的“三重证据”关系。自1978年曾侯乙编钟出土之后，学院充分发挥在音乐学研究与艺术实践方面的优势，着力开展了立足传统音乐与音乐考古研究成果上的古乐器复制、创编及表演活动，并以晋京开展的“国庆”35周年、接待帕瓦罗蒂访华等重大演出活动受到了肯定与好评，形成了“建立编钟古乐器科研、生产、艺术实践三结合体制”的工作思路③。1988年曾侯乙编钟出土十周年之际，“编钟古乐器新作品比赛”在武汉音乐学院举行④，史新民、周振锡、周雪石、胡志平等教授的作品获奖。编钟研究及音乐创作、表演活动，成为了当时武汉音乐学院多个教学单位师生共同参与的重要领域，客观上也为次年音乐考古学专业的设置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和综合性人才培养条件。
此外，武汉音乐学院音乐考古学专业的设置，与当时国内外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蓬勃兴起、高校专业设置不断细化的社会环境具有重要的联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武汉音乐学院形成了“艺术与科技联姻、传统与当代结合”的学科建设思路，于1989年设置音乐考古四年制本科专业的同时，还设置了音响导演、通俗声乐演唱等专业方向。
二
如果以1989年音乐考古学专业首届四年制本科生招生为创立标志的话，那么，迄今为止武汉音乐学院的音乐考古学专业建设，大致可以划分为史前、创立、发展、嬗变等四个阶段。其中1989年之前为史前阶段，1989年至1996年以成立音乐考古教研室为标志的创立阶段，1997年至2005年以成立音乐考古研究中心及“湖北省优秀中青年科技创新团队”活动成果为代表的发展阶段，2006年至今以音乐考古学课程全院本科生选修和湖北音乐博物馆筹建为标志的嬗变阶段。
史前阶段的武汉音乐学院音乐考古学学科建设，经历了从科研到教学、从理论研究到创作表演实践的发展过程，它又可以细分为1978年以前的荆楚传统民间音乐“活化石”采集、整理、研究时期，1978年至1984年古乐器复制、古乐曲创编与演奏时期，1985年至1988年理论研究成果集中涌现，运用乐律学、音乐声学、古乐器学、民族音乐学等理论与方法，开展群体性音乐考古学研究的时期⑤。
图2曾侯乙编钟国际会议
在童忠良、谭维四、杨匡民、蒋郞蟾、郑荣达、卢国元、汪申申、田可文等专家教授的倡导与筹备下，在学院领导的支持下，经湖北省教育委员会批准，武汉音乐学院于1989年正式设立音乐考古专业，招收首届四年制本科生，并在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大学、湖北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专家学者的支持下，正式拉开了音乐考古学专门人才培养的帷幕。
进入创立阶段的武汉音乐学院音乐考古学专业，在专业图书资料、音乐文物考察与复（仿）制、理论研究领域、艺术实践范围以及教学体系构建与师资培养等方面，开展了有目标的系统建设。
——整理馆藏古籍资料，购置考古学书刊文献，学院图书馆辟建专题学术资料室；
——成功参与随州擂鼓墩二号墓出土编钟的复制，完成资以作为本阶段音乐考古研究成果之标志的“楚曾百钟”研制；
——研究范围由曾侯乙墓出土音乐文物，向新石器时代的舞阳骨笛、巴蜀吴越及中原地区的乐器、图像等更为广泛的时间与空间领域拓展。《编钟音乐的传统与未来》、《舞阳贾湖骨笛的音孔设计与宫调特点》、《荆楚歌乐舞》等以人类古代音乐文化活动的物质遗存为研究对象，开展专题研究或综合探讨的理论成果不断涌现⑥；同时相关成果在童忠良教授访学奥地利、李幼平出席以色列国际音乐考古学术交流活动，以及接待台湾学者许常惠等交流活动中，受到了海外学界的关注与瞩目。
——《设置音乐考古专业的体会》、《办出成绩办出特色——音乐考古专业首届本科毕业生论文宣讲暨音乐考古专业学科理论与教学研讨会综述》、《加强学科建设培养基础人才——音乐考古专业学科建设暨首届本科生专业教学情况之回顾与思考》等关于音乐考古学专业学科建设与专业教学的理论成果应运发表⑦；
——学院派出青年教师到武汉大学系统学习考古学课程、参与田野考古实践，同时聘请湖北省博物馆谭维四、冯光生先生为客座教授，从武汉大学、湖北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聘请杨宝成、肖亢达、向绪成、王红星、陈冰白、王然、李天虹等学者或担任相关课程教师、或承担学生毕业论文指导教师，由院内外一流学者构建起跨学科的师资队伍；
——从第二届暨1990级本科生开始，音乐考古专业本科生调整为五年学制，并独立形成专门化人才培养方案。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学科发展形势、教学方式方法特点和师资力量等实际情况，采取理论与实践结合、院内外教师课堂教学与走出学校开展田野技能训练结合等有效途径，既满足了边缘学科专业学生的交叉型知识结构要求，又形成了馆校合作、院校联合办学的机制。
与上述音乐学音乐考古专业教学与人才培养工作相呼应，该阶段武汉音乐学院的编钟古乐艺术实践活动，也由“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暨编钟音乐厅落成典礼音乐会”、“编钟乐团成立十周年”等大型专业演出活动，和参与策划、指导的荆州博物馆“楚乐宫——楚音乐文物展演”、宜昌三游洞“巴楚乐宫”等普及型古乐器展演活动，展现出该专业服务当代精神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追求。
1993年6月，武汉音乐学院音乐考古专业首届毕业生论文宣讲暨音乐考古专业学科理论与教学研讨会圆满举行。来自湖北省教委、文化厅、社会科学院、博物馆、考古研究所、荆州博物馆、武汉大学以及中国艺术研究院、甘肃博物馆、河南南阳地区文物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在高度评价武汉音乐学院音乐考古学专业人才培养成绩的同时，对音乐考古专业人才的社会需求、学科发展方向等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光明日报》、《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等新闻媒体，以“武汉音乐学院着力建设考古学特色专业”为题予以专题报道。
二十世纪著名音乐史家、《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总主编黄翔鹏先生在《大系·前言》中称：“鉴于古代音乐研究工作的迫切需要，八十年代末，武汉音乐学院设置了音乐考古学专业，并在文物、考古学者的协助下，开设了一系列课程。这是发生在曾侯乙音乐文物出土之地的重大事件。它的实质意义在于：音乐考古工作实践的需要，推动了理论工作的进展。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学科建设，出现了一次飞跃。”⑧
三
1996年6月，武汉音乐学院设置音乐考古教研室；2002年9月，武汉音乐学院设置音乐考古研究中心；次年，以音乐考古教研室教师为主体的“长江流域音乐文物研究与开发”项目团队，成为湖北省教育厅立项建设的“优秀中青年科技创新团队”⑨，并于2006年通过检查。组织机构的完善，教学与研究团队的形成，群体性科研成果的产出，标志着武汉音乐学院的音乐考古学专业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以成立音乐考古教研室为契机，组织召开“音乐考古专业学科建设研讨会”，来自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考古研究所、湖北社会科学院、武汉大学、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研究所、湖北计量科学研究所以及701研究所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分析形势、进一步明确目标与任务，有效整合院内外教学与科研力量，形成包括历史学、考古学、乐律学、文献学、文字学、图像学、声学物理学等领域专家的综合叉型学术团队。
——开展音乐考古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招生与人才培养工作，形成与本科教学相衔接的课程教学内容与人才培养体系，使研究领域向音乐图像学、音乐文献学等方向有效拓展。
——深入推进音乐考古学专题研究，音乐考古教研室教师在硕士学位论文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博士课程学习，完成《大晟钟与宋代黄钟标准音高研究》、《两唐书乐志研究》等学位论文⑩，使武汉音乐学院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群体，成为学历较高、知识构成较为合理、学缘结构较为科学的学术群体。
——2002年9月，学院在整合教学科研力量，尤其是相关学科教师逐步达成共识，相对集中地从不同学科聚焦人类古代音乐文化活动的物质遗存，协作开展音乐考古学专项研究和专业建设的基础上，顺应时代需要和发展潮流，成立“中国音乐考古中心”，同时召开全国性“音乐考古学科建设研讨会”，推出《音乐考古学概论》、《对音乐考古若干问题的思考》、《对促进音乐考古学科发展的在思考》等学科理论研究成果，使武汉音乐学院音乐考古学专业建设，在坚实的实践与近十余年专业教学与人才培养工作基础上，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学科理论。
——2003年6月，音乐考古教研室暨“中国音乐考古中心”教师聚焦“长江流域音乐文物的研究与开发”工作，从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乐律学、乐器学、图像学以及音乐创作、表演等角度，申报“湖北省优秀中青年科技创新团队”。立项之后，以学习型团队建设为抓手，通过定期开展读书交流活动，通过河南舞阳骨笛发掘及研究者张居中、道教文化研究专家熊铁基等相关领域专家及国际音乐图像学会、亚太地区音乐学会负责人的讲学交流与学术互动，有效地拓展学术视野、促进了人才的培养与研究能力提高。
——2001年春节，应山东济南考古研究所和中央电视台邀请，学院教师组队参加济南章丘络庄出土音乐文物现场检测、鉴定及演奏直播工作。在连续多日进行的电视直播过程中，武汉音乐学院音乐考古学专业通过中央媒体再一次向社会进行了广泛宣传。
——2002年12月，在学院“中国音乐考古中心成立暨学科建设研讨会”刚刚结束之时，湖北省文物局、湖北考古研究所领导及研究人员就发来邀请，希望联合组队开展湖北枣阳九连墩战国楚墓的音乐考古学研究。在院系领导及相关部门的支持下，由李幼平、王洪军、孙晓辉、邵晓洁等四名教师组成的音乐考古工作小组随即赶赴现场，顶寒风、冒大雪，配合田野考古工作者开展了全部音乐文物的发掘、清取与登记工作。其后，又全面参加了音乐文物的室内整理、测音及初步研究活动。
九连墩楚墓田野考古发掘，是武汉音乐学院暨中国音乐工作者由“走近”出土音乐文物，到“走进”古墓、在第一现场亲手清取音乐文物、全面记录器物共存关系、开展具有田野考古学意义研究工作的标志，同时也是中国考古界转变观念，主动邀请音乐学家深入考古第一现场、亲自参加田野考古工作的标志！至此，湖北省考古研究所、广东省考古研究所、河南考古研究所等考古部门的专家学者，在相关田野考古活动中邀请音乐学家参加现场发掘、研究工作，成为了基本的理念与做法。
音乐考古学专业建设从1996年进入发展阶段之后，武汉音乐学院围绕编钟古乐开展的音乐创作与表演及社会服务活动，更是成绩显著、影响广泛。比如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时，在1998年法国巴黎中国文化周上，在美国肯尼迪国家大剧院中，都曾留下武汉音乐学院教师演奏编钟古乐器的身影！童忠良、蒋郞蟾教授参与研制工作的“中华和钟”，永久性珍藏于北京太庙之中。由童忠良、蒋郞蟾教授等人主持，在河南博物院开展的《华夏古乐》建设项目，成为该省发展至今的文化品牌。而《编钟古乐演奏》入选湖北省高等学校精品课程，更是为音乐考古专业理论人才的培养，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平台和综合性学术条件。
四
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与之相应，武汉音乐学院在2004年接受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前后，也积极应对社会发展给传统精英化音乐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带来的挑战，开始探索保持精英教育功能、培养大众化音乐人才的具体途径与教学模式。音乐考古学专业人才培养，也逐步从本科生阶段的专门化教学模式，以《音乐考古学概论》、《编钟历史与文化》、《荆楚歌乐舞》、《音乐文献学》等系统性选修课的方式，参透到全院所有各专业本科生主动学习、自主选择过程之中。
这是一种与时俱进、与时展形势相一致的历史嬗变。虽然此前两个阶段按照专门化人才培养模式培养的音乐考古专业本科生中，不乏供职故宫博物院、河南博物院等文博考古单位或高校、科研院所优秀人才；虽然前两个阶段培养的音乐考古专业硕士研究生，多有继续深造、在音乐考古专业领域攻读博士学位而成为本领域佼佼者的拔尖人物。但是，当今中国经济社会现实对高校人才培养，已经提出了大众化教育的要求，探索与之适应的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与教学模式，既会是阵痛、也必须重生。而历经二十余年发展的音乐考古专业，在社会需求发生改变，具体的培养目标、教学目的、授课对象出现变化之时，传统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必然会相应受到挑战。
2005年11月，武汉音乐学院音乐考古教研室嘎然消失，但中国音乐考古研究中心仍在运行，而且筹备多年的湖北音乐博物馆于2011年正式立项、进入到建设阶段；随着人才培养目标的调整，音乐考古专门化人才培养方案寿终正寝，但原方案中的各相关课程并未终止，反而以选修课的方式成为了更多学生可以修习的课程，并且其中不乏深受学生欢迎者；在硕士研究生招生目录中，音乐考古学研究方向早已剔除数年，但是，以人类古代音乐文化活动的物质遗存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屡见不鲜，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正是这样，2008年纪念曾侯乙编钟出土三十周年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仍能如期举行、论文集仍能如期出版；⑿在国际音乐考古学会世界性年会先后于天津、苏州举行、东亚音乐考古学会宣告成立、学术年会按期召开之时，武汉音乐学院师生的身影及音乐考古学研究成果，仍然是学术舞台上重要力量。
2011年，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开展授予博士学位的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人才培养项目试点工作的通知》精神，经过论证与遴选，学院决定在音乐考古学专业建设数十年良好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联合湖北省文化厅、随州市人民政府、武汉大学、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考古研究所、武汉机械工艺研究所等单位，按照“政、产、研、学、用”协同创新的方针，共同构建“编钟楚乐高层次专门人才培养”平台，申报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人才培养项目。鉴于“申报单位与特殊需求部门有较稳定的科研和人才培养合作基础”，“编钟楚乐高层次人才需求的特殊性、人才培养项目的不可替代性和可行性”，以及所申报项目“拥有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和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在文化部组织的行业申报项目评审工作中，受到专家、学者的一致认可，并以名列前茅的位次得到了国家行业管理部门的推荐。
“艺术与科技联姻，传统与当代结合。”这种联姻及结合，不仅仅只是体现在学科、理论、知识、技术与手段上，更重要的还体现在观念、理念，尤其是与时俱进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上。
音乐考古学专业建设从史前到创立、发展，再进入嬗变阶段，客观反映了武汉音乐学院注重学科交缘、紧跟学科发展走向、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培养适应性、创新性、实用型人才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方针。
客观而言，人类古代音乐文化活动的物质遗存在一定时期甚至较长时期仍然会不断发现；关于人类古代音乐文化活动的物质遗存的音乐考古学研究，一定会长期开展，并且一定会是以“艺术与科技联姻、传统与当代结合”的方式长期开展。那么，音乐考古学专业将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继续发展呢？！
2013年9月22日
完稿于武汉音乐学院60周年校庆前夕
注释：
①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请参见湖北省博物馆、美国圣迭戈加州大学和湖北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联合编辑、由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11月出版的《曾侯乙编钟研究》。
②武汉音乐学院教师的研究成果集中发表在《黄钟》1988年第4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国际编钟会议论文专号。
③在完成北京的演出之后，湖北艺术学院在1984年11月向湖北省教育厅并转省人民政府专项报告：《关于建立编钟古乐器科研、生产、艺术实践三结合体制及有关问题的报告》。
④相关信息请参见赵德义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2月出版的《湖北音协六十年（1950～2010）》，第73页。
⑤李幼平在《加强学科建设培养基础人才——音乐考古专业学科建设暨首届本科生专业教学情况之回顾与思考》一文中曾有专门论述，文章发表在《黄钟》1993年第3期，第4～11页。
⑥《编钟音乐的传统与未来》、《舞阳贾湖骨笛的音孔设计与宫调特点》均为童忠良教授的研究成果，前者系英文稿、发表在《黄钟》英文版第一期上，后者发表在《中国音乐学》1992年第3期；《荆楚歌乐舞》由杨匡民、李幼平合著，1995年交稿，1997年5月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其他相关研究成果在此不一一列举。
⑦具体文章请参见汪申申与田可文（执笔）署名，发表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的《设置音乐考古专业的体会》；发表在《黄钟》1993年第3期，署名本刊记者的《办出成绩办出特色——音乐考古专业首届本科生毕业论文宣讲暨音乐考古专业学科理论与教学研讨会综述》；以及发表在同期《黄钟》上，由李幼平撰写的文章《加强学科建设培养基础人才——音乐考古专业学科建设暨首届本科生专业教学情况之回顾与思考》。
⑧黄翔鹏先生的序言刊发在《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总编辑部编辑、河南大象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第一辑各分卷的卷首。
⑨相关文件参见武汉音乐学院人事处文件，武音人字[1996]10号；中共武汉音乐学院委员会文件，武音党字[2002]23号；2003年填写、上报的《湖北省高等学校优秀中青年科技创新团队计划任务书》。
⑩《大晟钟与宋代黄钟标准音高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学位论文，李幼平著，2004年7月由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两唐书乐志研究》，扬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孙晓辉著，2005年8月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
请参见李幼平撰写的《音乐考古学概论》，该文收录于王耀华、乔建中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音乐学概论》；王洪军撰写的《对音乐考古若干问题的思考》、《对促进音乐考古学科发展的在思考》，前文发表在《中国音乐》2001年第4期，后文发表在《人民音乐》2003年第6期。
曾侯乙编钟出土30周年纪念活动，由随州市人民政府、湖北省文化厅和武汉音乐学院联合主办，《钟鸣寰宇——纪念曾侯乙编钟出土30周年文集》于2008年12月由武汉出版社出版、发行。
相关文件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印发〈关于开展“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人才培养项目”试点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学位[2011]13号）、《关于开展授予博士学位的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人才培养项目试点工作的通知》（学位〔2011〕55号）等。
武汉音乐学院《关于报请文化部推荐开展授予博士学位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人才培养工作的请示》。
湖北省文化厅《关于推荐武汉音乐学院参加文化部开展授予博士学位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人才培养试点工作的请示》（鄂文化文[2011]284），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关于武汉音乐学院“授予博士学位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人才培养项目”推荐申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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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考古专业篇4
关键词：内蒙古；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不断深化，企业进行自主经营的意识不断提高，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就会优胜劣汰，所以，企业需要不断引入新观念、新技术、新产品以及其他创新活动，企业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过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但是，企业也要清楚的认识到，目前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薄弱仍是当前面临的一大问题。企业要想持续提高创新能力，实现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增加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提高企业创新投入产出的效率。
一、内蒙古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现状
内蒙古大中型工业企业近年来发展迅速，带动整个内蒙古的工业经济高速发展。单从企业个数来看，内蒙古大中型工业企业从2000年的285个发展到2008年的531个。技术创新投入能力分为技术创新财力投入和技术创新人力投入。技术创新财力投入主要分析内蒙古大中型工业企业的R&D经费投入情况、科技活动经费占主营业务的比重以及科技活动经费筹集来源结构。技术创新人力投入主要分析科技活动人员占从业人员的比重、科学家和工程师占科技活动人员的比重以及R&D人员占科技活动人员的比重。在技术产出方面，分析发明专利申请量占专利申请数的比重以及拥有发明专利数。
（一）技术创新财力投入的现状
近年来，内蒙古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财力投入持续高速增长。数据显示R&D经费支出从2000年13289万元到2008年268366万元，增长了20多倍，年均增长率为40.1%。按活动类型看，基础研究经费和应用研究经费占R&D经费的比重变化幅度不大。试验发展经费占R&D经费的比重从2000年的96.97%增加到2008年的98.24%，可以看出内蒙古大中型工业企业的R&D经费主要从事于试验发展。
在企业科技活动经费筹集来源结构中，政府资金占科技活动经费筹集总额的比重从2000年的14.79%到2008年的4%，金融机构贷款占科技活动经费筹集总额的比重从2000年的6.3%到2008年的10.4%，同期企业资金占科技活动经费筹集总额的比重从2000年的77.46%到2008年的83.48%，说明内蒙古企业已经成为技术创新投入主体。
（二）技术创新人力投入的现状
内蒙古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科技活动人员总量从2000的15607人扩大到2008年的29209人，占从业人员的比重也从2000年的2.65%增长到2008年的4.61%。同期，科学家及和工程师占科技活动人员的比重从31.52%增长到68.09%，R&D人员占科技活动人员的比重也从31.52%增长到42.79%。
（三）技术创新产出的现状
内蒙古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能力在内蒙古的技术创新产出能力占有重要的地位。以2008年为例，内蒙古大中型工业企业的专利申请量为621项，内蒙古的专利申请量为1987项，内蒙古大中型工业企业的专利申请量占内蒙古的专利申请量的比重为31.25%。另外，内蒙古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拥有发明专利数为251项，内蒙古拥有发明专利817项，内蒙古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拥有专利数占内蒙古总的拥有专利数的比重为30.7%。
二、内蒙古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在西部地区的地位
中国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广西、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等十二个省、市和自治区。其土地面积53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56%，目前有人口约2.87亿，占全国人口的22.99%。西部地区疆域辽阔，人口稀少，是我国经济欠发达、需要加强开发的地区。从2000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各省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西部各省要想追赶东部沿海地区，技术创新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内蒙古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在西部地区的地位进行评价。
（一）研究方法
1.指标体系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研究，文章遵循整体性、数据可获得性的原则，构建了一个包含技术创新投入、技术创新产出的2个一级指标、6个二级指标的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2.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0年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四川省、重庆市、云南省、贵州省、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和自治区十二个省市的数据，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2012》。（如表2所示）
（二）研究结果
1.Kmo和Bartlett检验
首先要进行因子分析检验，本文应用SpSS20.0软件进行了Kmo和Bartlett球度检验，Kmo统计量为0.715>0.5，Bartlett球度检验统计量为199.763，显著水平值（Sig.=0.000）小于0.05，通过检验表明数据适宜因子分析。
2.模型计算
通过对表2中的6个变量的原始数据进行因子载荷矩阵（FL）估计，得到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和方差贡献率；再根据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提取两个公共因子进行降维处理，通过计算公共因子综合得分对西部十二个省市的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进行评价。
应用Bartlett法估计因子得分的因子得分系数矩阵，从而可以得出主因子的因子得分函数如下：
F1=0.551X1+0.294X2+0.176X3+0.280X4-0.238X5-0.187X6
F2=-0.336X1+0.004X2+0.116X3+0.017X4+0.503X5+0.472X6
利用方差贡献率和累积贡献率算出主因子的权重，则计算因子综合得分函数如下：
CS=0.807F1+0.193F2
通过计算可以得到主因子在西部十二省市区的得分和综合得分，以及得分的排序（见表3）。
通过对表3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在技术创新投入因子（F1）排名中，重庆、陕西、四川位列前三，内蒙古位列第十，说明内蒙古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在西部地区的排名靠后；在技术创新产出因子（F2）排名中，四川、重庆、贵州位列前三，内蒙古位列第六，说明内蒙古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产出在西部地区的排名处于中等水平。
（2）从综合得分的排序上看，重庆、陕西、四川位列前三，内蒙古位列第十，说明内蒙古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综合得分在西部地区排名靠后，显示出内蒙古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较低。内蒙古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与重庆、陕西、四川等西部省市有一定的差距。
内蒙古具有资源禀赋好、要素成本低等有利条件，内蒙古大中型工业企业要抓住这一发展机遇，发挥内蒙古的后发优势，依靠科技进步，实施技术跨越，提高技术创新的能力和水平，才能充分利用后发优势。
参考文献：
[1]宁连举，李萌.基于因子分析法构建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模型[J].科研管理，2011（03）.
[2]王芳，刘永安，何家林.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研究[J].企业经济，2012（01）.
[3]上官敬芝.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创新的实证分析[J].中国科技论坛，2004（06）.
[4]汪凡.黄山市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创新现状及对策[J].安徽科技，2009（12）.
科技考古专业篇5
综合类专业院校的艺术专业也有以独立的艺术学院或艺术系的形式而存在的,也有与人文社科类系、部并存的,但无论如何,其专业数量和规模、师资队伍建设等诸方面,均无法与专业艺术类院校相比,其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与专业类院校也不完全相同。但作为综合类院校,我们不能单纯依靠艺术类专业的发展来促进其他专业与学科的发展,同样,我们也要提倡将不同专业、学科的资源合理利用。艺术考古是一个艺术类教学的理论与实践教学体系,能够充分发挥我国作为文化大国、文物大国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更多的课程体系都应该有机地结合,促进艺术类专业学生个性化与综合性的发展格局。综合类院校开设艺术考古课程,无论在师资配备还是实践资源上都存在一定的困难,但作为艺术类学生必备的综合知识素养,艺术考古可以以讲座形式来开设。
艺术考古介入艺术类专业教学,是专业综合改革实践中课程体系综合改革的有益尝试
艺术考古是介于考古与艺术两大知识领域间的一个新兴学科,是高等艺术院校在长期的实践教学与科研过程中形成的综合教研成果,也是综合知识体系教学改革的总结。该课程体系主要由四大方面综合而成,一是艺术考古与专业知识点综合理论基础的讲授,使艺术类学生能基本掌握艺术考古学的基础理论知识,了解国内外相关艺术考古及美术发展的前沿动态,掌握艺术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能独立从事相关科学问题的分析与实践创作;二是博物馆实习参观与考察;三是艺术素质的培养与提高;四是实践作品的完善。目前,国内部分高等艺术院校,如东南大学、南京艺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等虽已开设了艺术考古相关课程,但艺术考古教学和其他专业课程的有机融合尚未开展,因此,我们倡导艺术考古本科教学应在艺术类专业院校逐步开设,以充分发挥艺术考古教学的基础作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艺术考古学教学体系。艺术考古课程介入艺术类专业课程实践教学,可以促进艺术类专业研究方法、思考方法与实践创作方法的创新。艺术考古不同于艺术创作,它是一门严谨而科学的实践课程,掌握艺术考古科学的正确研究方法是高素质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对于艺术考古专业人员来说,他们首先重视的是资料搜集能力的培养,实地调研考察能力的培养,对前人研究成果理性分析与评价能力的培养,文献调查及综述能力的培养;其次是选题、制定研究方案及科研创新、追踪学科发展动向能力的培养;第三是个案、专题研究、综合研究能力及理论研究能力的培养;第四是科研成果展示能力的培养。在艺术类院校本科教育中介入艺术考古教学,开拓中国艺术教育的新视野和新领域,建立科学、完整、崭新的教学思路与研究方法,不仅可以对学科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可以对艺术类学生严谨扎实的专业创作提供良好的科研基础与学养基础。严格意义上来说,艺术考古研究思路和艺术专业创作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需要经过收集素材、构思草图、选题定位、创新提炼、作品成型等诸环节,只是艺术考古更侧重于对实物、实证的掌握,以及对历史专业知识体系的系统研究与挖掘论证,而艺术创作更侧重于在观察基础上形成独有思辨能力与创新能力,但艺术考古研究方法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将促进艺术创作水平的提高。同时,艺术考古课程介入艺术类专业课程实践教学,有助于引导学生对相关知识体系的探究,也可以对艺术类学生的学科素养、感悟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与提高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比如对于本土文化的深入研究,地域文化特色的挖掘与品牌保护意识的提高,创意文化产业的形成与发展等。多知识领域的融合,也为大学生的就业、创业提供了一些新机遇。原有单一的教育模式容易导致学生综合能力的低下,而宽泛、交叉知识体系的建构,特别是对边缘知识体系、零散而小学科知识体系的有效组织,能够更加充分地发挥出不同专业的价值。当前,中国文化正在面临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巨大挑战与冲击,中国的艺术教育如果不建立起自己的学科体系,不主动地与其他学科进行合理而有机的结合,就不可能产生更大的艺术成就和科研成就。社会的发展已促使各个学科更广泛而深入地结合,多学科交叉教学已不是一种“时尚”或“潮流”,而是教育发展必备的基本手段之一。以艺术考古学教学为硬件条件,对艺术专业教学展开深入的探索,是适应社会需求、促进教育发展的有益尝试。
科技考古专业篇6
在21世纪新的经济形势下，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满足多元化发展的社会需求，已成为高等教育的必然要求与重要目标。在计划经济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经济社会环境相对简单，外语人才缺乏，单一知识结构的外语人才基本能满足工作需要，而在新时期新的政治经济发展的条件下已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从社会需求来看，每年仅需少量从事外国文学和语言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毕业生，而大量需要的则是掌握一门或一门以上外语及其他相关学科知识，如政治、经济、法律、新闻、化工、通信、医疗等学科知识的复合型人才。
高校的外语教育适应这种需求吗？近年来，随着高等院校的扩招，一方面培养了越来越多的外语人才，另一方面却使外语专业的毕业生面临着更大的就业压力。这是因为目前培养出来的外语人才基本还是属于知识结构单一的“工具型”人才，除了外语技能外不具备其他的专业知识，不能够很好地胜任社会需求导致的。毋庸置疑，就业渠道不畅通也是原因之一。
就自治区的现状而言，各大院校均设有外语专业（尤以英语专业为多），每年培养出大量的外语人才，但毕业后实际从事与外语相关的工作的毕业生却为数极少，造成了大量人才的浪费。以日语专业为例，由于在自治区范围内找到与日语相关的工作的几率非常低，毕业后留在国内的毕业生大部分改行进入了其他与日语专业无关的行业；而不愿意放弃专业的毕业生除少数考研深造外，绝大多数留学日本，与自治区的建设不能很好地衔接，暴露出高校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的弊端。
自治区社会经济发展对外语人才的实际需求又是什么样的呢？笔者通过在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外办、呼和浩特市政府外办、内蒙古教育厅对外协作与交流处及部分旅游局、旅行社的调查，发现由于自治区特殊的地理位置，与蒙古、俄罗斯的经济贸易往来频繁，对精通蒙（传统蒙古语和斯拉夫蒙古语）、汉、俄三语的人才的需求较为突出。目前，内蒙古地区的蒙古语以传统蒙古语为主，只有各高校蒙古学学院才开设斯拉夫蒙古语课程，外国语学院均没有开设；外国语学院俄语系以招收汉语授课的学生为主，学生既不懂传统蒙古语也没有开设斯拉夫蒙古语课程，与这一需求相差甚远。近年来中国对蒙古及俄罗斯的矿业投资比重越来越大，矿业方面的专业知识也是必备的技能。自治区各级外办在招收工作人员时也在着眼于具有蒙（斯拉夫蒙古语）、汉、俄三语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如能兼有日、英、法、意、德、西等外语技能，更是锦上添花的好事。
就日语而言，在旅游、商贸、中小学外语教育、成人教育、出国培训等方面还是有一定的需求的。
内蒙古旅游资源丰富，每年会有大批日本游客前来旅游观光。虽然各旅行社都有懂日语的导游，但种种原因导游的语言表达能力参差不齐，不能与游客达成良好的沟通；且这类专业人才的流动性较大，增加了旅行社专业人才的不稳定性。部分旅行社也会临时聘请一些日语专业学生充当导游，可在导游专业知识方面的欠缺也会直接影响到工作质量。
商贸方面，日本在内蒙古投资的企业虽然有限，但商贸往来还是较为频繁的。例如：海拉尔与日本东京都小平市是友好城市，每年有商贸合作项目；西部的番茄生产基地，东部的荞麦种植等项目的合作也已形成了规模。地方政府与民间的交往频繁，都需要日语专业人才。虽然如此，高校培养的日语专业人才很少能涉足这些工作，凸显出供求信息不畅的问题。
改革开放之前，内蒙古地区中小学外语教育以日语为主，尤其东部地区延续时间较长，到目前还有部分中学在开设日语课程。改革开放以来，日语渐渐被英语代替，目前除东部的少部分中学以外，开设日语课程的学校已屈指可数。由于日本特殊的经济地位，日语虽属小语种，但学习者人数列全球第三，且与我国经济贸易往来频繁，把日语教育提前到中小学阶段开展有其必要性。在中小学阶段掌握好日语基础知识，升入大学后在提升日语能力的同时，专攻其他领域的专业知识，对培养复合型日语人才是有利的。目前的情况是，中小学日语教育有需求，但苦于缺乏师资。大学日语教育目前均为零起步教育模式，在短短的四年内只能专攻语言技能，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充实其他专业技术知识。
另外，成人教育方面的需求也不小。众所周知，自治区各行各业在评定职称时都要参加职称外语考试，是必须迈过的一道坎儿。目前，针对职称外语，特别是日语的培训还处于空白状态，增加了广大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评定工作的难度。除此之外，每年有数量庞大的考研大军，研究生应试辅导的需求很迫切。目前由于校内没有开设相应的辅导班，考研的学生只能到校外的补习班接受辅导。这类补习班由于专业性不强，质量良莠不齐，不能够满足广大考生的需求。
综上所述，笔者对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培养模式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思考。
一、培养复合型人才师资队伍的建设
近几年来，大批高学历、高职称的优秀外语人才充实到了高校外语专业师资队伍，其中不乏在国外留学工作多年的专家学者，但在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及知识结构上，还无法承担起培养复合型人才的重任。另一方面，外语专业学生选修其他学科课程时，其专业授课教师大多数不具备结合外语讲解相关知识的能力，致使学生不能够达到充实专业技能的目的。因此，建设合格的培养外语复合型人才的师资队伍是自治区高校在发展道路上首先遇到的挑战。
要培养复合型人才，教师必须首先成为复合型人才。培养复合型人才的教师一是要通过自学更新补充所教授语言的相关知识及其他学科的专业知识；二是高校要为教师们更多地提供进修、访学的机会充实各方面的知识技能，把所提倡的教学与学习的结合、教育与被教育的结合、教学与科研的结合、教学与广泛的社会实践的结合真正落到实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引导作用是极其重要的，要让学生了解社会需求，以身作则，才能够激发学生向成为复合型人才努力进取的热情与积极性。
二、课程设置
专业课程的设置要根据我区自身特点，本着满足自治区经济社会需要的原则，积极开设经济发展、文化发展迫切需要的专业和课程。就我区实际情况而言，在外语专业开设斯拉夫蒙古语课程及鼓励学生选修其他专业的相关课程已是当务之急。
蒙语授课的外语专业的蒙古族学生以传统蒙古语为母语，因而在学习斯拉夫蒙语上有绝对的优势，应该很好地加以利用。目前，英语和日语专业均设有蒙语授课班，俄语专业在招收学生时应该考虑开设蒙古语授课班。
选修二学位的课程是大学生学习其他学科的专业知识的主要方法。目前各个高校均设有二学位课程，但大多流于形式，只是成了多拿一张学位证书的手段，不能够达到学以致用。怎样加强对选修二学位的管理是培养复合型人才面临的课题之一。
三、实践环节的加强
实习和社会实践是培养学生应用能力的重要手段，它的效果如何直接关系学生能否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践环节，以及学生步入社会的实际能力的培养和发展。高校的实习和社会实践都存在实习基地难找，对实习的目的、内容、方法的指导不充分及实习过程中管理安排不周密、不科学，学生应付了事等问题，从而未能完成学生从课堂到社会的转变。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建议，学校方面要积极给学生提供实习、社会实践基地，妥善安排，保证学生有较长的稳定的时间参加实习、社会实践，且为实习、社会实践单位做一些实事，较好地锻炼其能力以适应今后的工作环境。对外国语学院的学生尤其要重视创造更多的条件直接与其他国家进行学生间的交流或访问，锻炼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体验不同国家的文化，开阔眼界。
四、教学质量管理和教学评估体制的完善
在建设合格的教师队伍，设置科学合理的课程及加强实践环节的同时一定要以完善教学质量管理和教学评估体制作为保障，才能切实把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工作落到实处。教学质量管理是指教材选用、教师配备、课堂教学、教学实践等方面的管理，并且要建立教学信息反馈制度；教学评估应在对原有的学生平时学习过程中的表现及考试评估的基础上，将行为表现评估纳入教学评估体系。如参加外语竞赛（如演讲比赛）、表演（如课文短剧表演），以及社会实践的成果等，对知识、能力、素质三方面进行立体评价。这样才有利于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独立思考和合作能力、竞争意识和创造能力，使学生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使学生在就业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自治区的经济发展需要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复合型外语人才。扎实的语言基本功是复合型外语人才的立世之本；宽广的知识面是新形势下学科渗透与融合对复合型外语人才的要求；一定的相关专业知识有助于提高复合型外语人才的社会适应力；较强的创新能力是复合型外语人才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证。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外语人才是自治区外语人才培养的根本目标。
参考文献：
科技考古专业篇7
〔关键词〕中国古典舞专业学位艺术修养
中国古典舞专业学位硕士是专业领域的最高学位，培养的成功与否不仅仅在于身体能完成的技术技能有多高超，更要从多方面多角度去审视人才培养的结果。纵观专业学位硕士这十年的发展历程，业界对于技能提升的话题已经探讨过许多。能够在舞蹈表演中呈现出来艺术修养是舞蹈技术层面上的最高体现，当今中国古典舞专业学位硕士的培养从外在技术的追求转而倾向舞者自身的内涵化发展，这就离不开艺术修养的有力支持，同时也是对专业型硕士提出的一个高标准目标，鞭策培养机构对于人才的全方位提升。专业学位硕士并不是要与学术学位硕士在培养模式上产生越来越大的差异，而应该两者有机结合，相互汲取养分，共同向社会需要的有针对性的复合型人才方向塑造。
一、中国古典舞表演专业学位硕士的专业特点
专业学位，是随着现代科技与社会的快速发展，针对社会特定职业领域的需要，培养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能够创造性地从事实际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而设置的一种学位类型。专业学位具有相对独立的教育模式，具有特定的职业指向性，是职业性与学术性的高度统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2010年11月印发的《硕士、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总体方案》中明确了专业学位基本概念。
中国古典舞是我国舞蹈艺术的一个重要种类，它蕴含其独特的古典气质，要求表演者能够用古典舞动作语汇塑造不同的人物形象，诉说当代人文关怀。中国古典舞专业学位硕士无疑是这一专业领域的最高技术人才象征，培养目标是职业性和学术性高度统一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其培养对象即生源主要来源于各大专业院校的应届和往届本科毕业生。应届本科毕业生身体素质较好，连续四年的专业训练使专业基础能力达到本科阶段学习的最高值，但因为课堂教学的局限性，总体来说缺乏实践经验和创新眼光，与既定的培养目标存在差距。人的肢体艺术的追求，不仅仅是肢体层面的磨练，更要有人的内心感官世界的滋养，做一个能够体现出艺术修养的中国古典舞表演专业学位硕士，是该专业当前应该研究的重点方向。
二、何为艺术修养
常常用“有修养”赞赏一个人的行为品格，“修养”不止在具象的某一动作上体现，更多是一个人举手投足之间透露出的气质，这二字更多时候是一个综合性评价，并且是带有褒义的高度评价。艺术家的修养更多是在艺术作品中进行体现，各个门类的艺术异曲同工，互通有无，艺术家的艺术成就与其本人的学识修养有很大的关系，修养的高低又决定艺术作品深浅。无论是苍白浅薄，亦或是底蕴深厚，全在艺术家创作的一念之间，短暂的一念却需要长期的艺术修行才能炉火纯青，所以说艺术是充实于内才能呈现于外的一种创作美的过程。中国古典舞擅长于从古诗词或者文字中提取素材，这首先就要求表演者要有丰富的舞蹈专业理论修养，正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开卷有益，读中西方舞蹈史可以拓宽知识面，品美学文化，可以感受意象世界。中国古典舞用古典舞语汇述说当代人文关怀，要求表演者要有丰富的社会知识修养，能够了解社会学科知识，感受社会热点话题，熟悉人性与社会的关系，产生广博而深刻的社会体验，形成独特的艺术见解，创造出个人的艺术风格特色，才能让艺术作品更好地与观众进行沟通。中国古典舞长于抒情，以情动人，娓娓道来。要求表演者有出色的情感修养。感人，是独特的艺术审美，能够表演出感人至深的艺术作品，需要健康向上的情感价值观，完善包容的审美情感和独立自主的人格，这三点是在中国古典舞表演中能够展现艺术修养所需的必备条件。
三、专业学位硕士内涵化发展离不开艺术修养的塑造
中国古典舞表演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要在强调应用实践的同时注重专业化的知识结构构建，对培养模式进行探索。专业学位的价值既要满足社会需求，又能繁荣社会文化。专业学位人才的培养体系往往对学术性人才的各种培养要素和模式略为修改后就简单套用，二者存在雷同现象，专业学位的“专业性”得不到体现，导致培养结果只能是应用实践技能训练不足、理论研究能力提升不大。针对这个问题，二维发展，实现专业型硕士价值最大化。技能展演和实践应用贯穿全程三年学制，以舞台表演的形式促进专业能力提升，再以文字进行梳理，结合当下艺术发展准则，审视自身专业是否达到职业领域要求。
舞蹈研究生教育应基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考虑，横向上要考虑专业技能和学术思维的综合性发展，纵向上要考虑专业技能的精湛程度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专业学位的设置是为了进一步推痈昧煊蜃ㄒ导寄艿墓娣痘和高层次专门人才的培养。单一的技术型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求，还需要有更广阔的学术思考来实现专业学位教育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艺术修养”是优化中国古典舞表演艺术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关键。“专业性”是专业学位区别于学术性学位的本质特征，“艺术修养”就是能够极大提升艺术品质的途径。研究生教育培养出来的应该是能够创造高品质艺术作品的、具有民族使命感的、对本专业透析清楚的艺术人才。艺术家是艺术作品的直接创造者，是文化的一种载体，高标准技术人才的培养会从技术层面的关注最终指向内涵发展的层面，从内向外的提升艺术作品的质量。
四、提升艺术修养的有效手段
艺术修养的提升可以综合考虑以下三个方面：
1、经典文化作品的观赏。这里包括经典舞剧、经典音乐剧、经典画作、经典文学的观赏。文化经典是人文、天文和自然相结合的产儿，其富含的人文性“不仅是相关学科门类的专业专业知识，更是人类经过漫长而艰苦的精神探求而积累下来的，对自身、对社会的一种理性认识成果，它形成一种认知的框架和范式，规范着人对自身及社会的进一步探索。”经典作品是前人智慧心血的凝练成果，通过观赏，能够感悟前辈艺术家在作品当中使用的技术技巧，理解作品结构。审美标准是艺术表演和创作的标杆，文化经典都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能够反映当时社会环境下的审美标准，有助于探寻审美转变过程。还能够在观赏经典的过程中，明辨艺术中的是与非。因为经典作品中的价值观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不是为了取悦、讨好的目的而存在。甚至经典还能给艺术家们带来新的灵感源泉，从经典艺术作品中延伸出新的智慧果实。
2、多学科知识的涉猎。英国哲学家培根曾言“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多学科知识的涉猎有助于增强文化底蕴，开拓个人眼界，创造出的作品更能打动人心。中国传统历来注重专业技能濡染。濡染的本义是指沾染、感染，与“耳濡目染”一词相通，是指人的言行的相互沾染、感染。作为舞蹈表演的高级人才，要对各艺术门类都有所了解。艺术门类具有很强的共通性，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字体犹如飞舞一般。雕塑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栩栩如生，仿佛能够诉说一部故事。舞蹈演员运用的是肢体语言，是一种文化载体传播文化知识，这个载体的丰富程度决定了传播知识的多样性，因此要鼓励中国古典舞专业学位硕士进行多学科知识的涉猎，宽厚的学识，可以增强艺术修养，决定艺术作品的宽厚度。
3、创新思维的开拓。创新思维是思维活动的特殊形式，是思维的高级过程，它是在个人已有经验的基础上，发现新事物，创造新方法，解决新问题的思维过程。它要求打破惯常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将过去的经验重新加以综合，给问题以新的解决。创新，让艺术源远流长，不断焕发生机。良好的艺术修养也能从艺术作品的创新精神中体现，创新素养也是艺术修养的一种体现。艺术家充满好奇心，就是要有探索未知世界的强烈欲望或冲动，始终渴望着探究未知世界的奥秘。让创新素养转换为艺术修养，并创造出感人至深的艺术作品。
结语
通过十年的发展，专业学位硕士的“实践性”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实践性”的质量是更为重要的一个课题。对于中国古典舞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来说，真正重要的与其说是个体的机遇或专业技能，不如说是他的艺术修养的养成。内涵化发展的新挑战已经来临，内涵化的发展目标应从艺术修养入手，为社会需要的人才做好强有力的储备。
参考文献：
科技考古专业篇8
建设完善实训基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培训基地的建设直接关乎培训的有效性。为了能够全面完成公司生产人员培训、管理人员培训、党校教育、复员军人培训、农电培训、技能鉴定和职工继续教育任务，培训中心积极争取各方支持，大力开展实训基地建设，现已建成并投入使用了继电保护、输配电线路、电力营销、变电集控调度运行等九个实训基地，基本涵盖了电网各个工种的培训；实现了培训及学历教育的全部教室多媒体标准化，建成了标准化考试基地，改变和提升了中心的教学硬件条件。为了确保实训基地的先进性和实用性，培训中心不断选派专业人员到兄弟单位进行调研学习，同时坚持“实际、适合、实用”的原则，及时更新现场设备，完善实训项目。目前在培训中心一年及以上的培训班和学历教育的实践性教学比例已大于50%。为了提高培训信息化水平，中心远程教育培训等系统在建当中。
近年来，绿色能源日益受到社会的重视，而内蒙古拥有得天独厚的风力资源，可开发风能储量占全国储量的40%，培训中心抢抓这一大好机遇，创新发展，在全国第一个成立了风力发电专业。同时加强与企业的合作，与内蒙古北方龙源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共同组建成立了内蒙古首家风力发电培训基地。风力发电培训基地的建成为向风电企业输送、培养生产人员，更新员工知识提供了便利条件，也为打造校企结合，实现优势互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13年，培训中心建成了标准化考试基地，资格技能鉴定考试采用了“中国电力考试中心”提供的考试系统平台，保证了一题多卷、一场多卷、有效监控、阳光运作，实现了现场提交试卷，即可看到成绩的目标，突破了多年来职业技能鉴定的发展瓶颈，克服了纸制试卷考试考务管理方面的不足，提升了考试管理的科学化水平。
建设一流科研团队
近年来，培训中心以提高培训教学质量为依托，以课题研究为纽带，不断加强科研团队建设，组建了由分管教学的副校长和电网、营销农电、发电三个培训教学部部长的科研团队，四人均为高级讲师、高级工程师。在科研工作实践中，这支团队通过刻苦钻研、融洽合作，已经逐渐走向成熟，推出了一批较高层次的工程项目和科研项目，其中由他们自主研发的“火电机组一机多模仿真培训系统”和“风电场仿真培训系统”获内蒙古电力公司科技进步三等奖，“220千伏仿真培训系统”获内蒙古电力公司科技进步二等奖；合作研发的“大用户变电仿真系统”荣获国家三项专利成果；合作撰写的《风电场并网电磁干扰及优化措施的探讨》和《风电场并网对电能质量的影响及优化》两篇科技论文均获中电联优秀论文二等奖；编写的“风电场规划设计与施工”一书由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在全国发行，填补了风电场规划设计建设初期所需知识的空白；派人多次参与了内蒙古地区风电发展规划和风电场建设的可研会议，为内蒙古经济发展建言献策。
努力提升培训教学质量
提高教学质量和服务水平是培训中心永恒的主题。在转型过程中，培训中心将打造一支既能满足学历教育更适应员工培训的“双师型”教师队伍作为首要任务，积极倡导教师主动适应岗位变化，借助“师带徒”和“助教”等方式为转岗教师提供岗位成才的便利条件，并利用分期分批选派教师深入现场实习和到兄弟省网公司电力培训中心进行对口培训、鼓励攻读与培训办学专业对口的硕士研究生等形式，使教师尽快熟悉和掌握现场设备和技能操作，提高专业知识水平。目前，培训中心已有20多名教师先后到天津、石家庄等地电力培训中心和公司系统供电企业，进行了相关专业的培训学习，去年还选派一名教师赴德国进行了风电专业的培训学习；有18名教师相继获得工程硕士学位，两名教师荣获“内蒙古电力技术院技术专家”荣誉称号。同时为了提高师资队伍质量和加强各专业课程的连贯性，培训中心借鉴国外先进教学理念，实行了无界划教学，即所有专业实施“大贯通、大融合”的培训教学模式，将教师的专项培训和科研项目的研发相结合，以工程项目为主抓手，所有教师全过程参与项目的设计、研发、调试，努力掌握所有相近专业知识和实训过程，彻底打破了各专业的界限，拓宽了教师的知识面，实现了资源共享。同时为了保证培训教学的前沿性和实用性，培训中心组建了公司系统生产一线高精尖端技能人才为兼职培训师队伍。
随着学校管理机制的变化，在不断完善教学管理制度和学员日常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全体教职工主动转变观念，从“培训师讲什么，学员听什么”转变到“企业需要员工掌握什么，培训师就培训什么”。为了加强培训的针对性，培训中心主动定期征求电力公司人力资源部、生产部、营销部等相关职能部门的意见，结合员工知识和技能水平，按照各类人员的不同特点、不同需求，因材施教，“量身定制”培训方案，使培训的内容贴近现场，贴近实际，更贴近技术前沿，使学员学有所获、学有所成，使培训中心真正成为电力职工技能提高的加油站、充电站，初步建立了电力公司人才库。
打造一流培训教育品牌
制度建设是管理工作的基础，“十二五”以来，培训中心从学员管理、培训管理、安全管理等多方面逐步修订、完善了40多项规章制度，努力做到“凡事有章可循、凡事有据可查、凡事有人负责、凡事有人监督”的闭环运行状态。
为了提升办学档次，培训中心保持了适度的学历教育规模，发挥“电气、热动、风电”三大专业的办学优势，与内蒙古工业大学联办高职；积极开拓“专升本”的生源市场，开设华北电力大学内蒙古电力学校函授站；同时为了满足电力人员继续深造的愿望，开办了华北电力大学、天津大学内蒙古电力公司工程硕士班。培训量逐年递增，2013年，培训中心复员军人新员工培训5.2万人·天，大学生新员工培训10.2万人·天，转岗员工培训2.9万人·天，其它各类短期培训5.5万人·天，年培训量达23.8万人·天，居全国省网培训中心之首。
科技考古专业篇9
科研、教学、育人，他始终不懈地恪守着四个字――精益求精。
他是一位学养深厚、治学严谨、追求卓越的学者，在软件工程与形式化方法、知识工程与符号推理、协议工程与移动计算、计算机辅助技术等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成果。
他更是一位献身教学、执着教改、倾心育人的大师，他把学者的敏思与严谨渗透到自己热爱的科研和教学中，20多年的潜心钻研和辛勤耕耘，摘得累累硕果、育得桃李芬芳。
他就是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部级人选、全国模范教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广西优秀专家、广西教学名师、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副校长古天龙教授。
孜孜以求打造精品科研
1980年，在求学路上一直比较顺利的他却由于高考的失误错失进入北大、清华的机会，被调剂志愿到太原理工大学机械工程系。当时，他只有16岁，在今天的人看来，还处于懵懂无知的年纪。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却表现出对自己兴趣和理想的执着追求。大二时他就确立了考研的目标，并开始进行知识的储备。4年后，他在拿到大学毕业证书的同时，也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进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机械系，攻读（电子）机械制造学科工学硕士学位。
1986年初，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开发天文望远镜。当时整个控制系统的精度不够高，需要采取一种新的技术和方法对天文数据进行处理。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古天龙开创性地提出了广义插值技术，并将其应用于机械电子设备的误差补偿控制。与此同时，他参加了机械电子工业部预研课题“双反射面天线的机电一体化研究”，在场问题的数值计算方法等领域发表学术论文15篇。尤其是他的延拓有限元分析技术，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并得到了中国科学院院士钱令希先生的高度评价。钱先生推荐该项目研究参加了1988年在法国召开的第12届国际科学计算大会。
1991年，26岁的古天龙来到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工作，从此与广西这片热土结下了不解之缘。1993年9月，他如愿以偿考入浙江大学工业控制研究所，师从著名的过程自动化专家周春晖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他在导师的指导下开展复杂工业生产过程中离散事件问题的研究。由于表现优异，他于1996年1月提前毕业，获工业自动化学科工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被评为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并获得浙江大学优秀毕业研究生称号。他的研究成果被《自动化学报》、《控制理论与应用》等刊物刊载，并在ieeeSmC和ieeiCit国际会议上宣读。
博士毕业后回到桂电的古天龙在工作上如鱼得水。然而，他并没有满足。中国的科学技术要发展，要立足于民族之林，需要及时地吸收和接纳西方先进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他默默地作着准备。此时，他已任职于桂林电子工业学院计算机系，主要从事离散事件动态系统理论及其应用的研究。由于工作业绩突出，他于1994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4年后又破格晋升为教授。199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参加一个学院的代表团去访问澳大利亚，访问期间同澳方教授交谈时，对方对他的研究非常感兴趣。他很快便获得了赴澳大利亚CURtin理工大学、mURDoCH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的机会，在国外一待就是四年多。关于这次经历，他回忆道：“我已经作了准备，包括实践的准备和心理的准备，自然就抓住了机会。在国外的四年，使我的知识结构和学术能力相对较完善了……”
对于当初的回国，古天龙归结于自己的桂电情结。他至今无法忘怀他读博士及出国期间，桂电领导所给予的支持。“那种真情，对人才的那种渴望的程度打动了我。我博士毕业以及每次从国外回家探亲，院领导都到机场接我。我在国外时，也经常保持联系。这些都打动了我！”更重要的是，当时桂电计算机系需要学术带头人。于是，他从大局出发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到计算机领域。放弃了国外的优厚待遇，他一回到桂林电子工业学院就挑起了重担，一刻不停地投入到新领域的研究中去。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取得了一批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学术成绩。他主持了国家863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防预研重点项目、国防预研基金、中澳国际合作项目、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基金等共计30余项，在国内首先出版了学术著作《有序二叉决策图及应用》、《软件开发的形式化方法》和《网络协议的形式化分析与设计》等共3部；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30余篇，其中SCi、ei收录63篇。由于卓著的科学研究成绩，他先后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部级人选、“广西十百千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选，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广西优秀专家、广西优秀留学回国人员、广西高校杰出科技人才、电子工业部优秀科技青年等荣誉。
精益求精奉献精品教学
蔡元培说过：“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古天龙追求的就是这样的精品教学，并精益求精地为之奉献。
古天龙认为，当今时代，教师不再是简单的传道、授业、解惑之人，在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动手能力的时候，更要注意其健全心智的锻造。“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知识的传授永远是有限的，但是如果启发了受教育者的知识源头，就会有汩汩流之不竭的知识清泉。古天龙深谙此理。他总是说，在知识爆炸的时代，不说是给学生一碗水，即便给他们一桶水也难以为继，必须教会他们学会自己找泉挖泉。正是怀着这样的信念，古天龙在课堂上大量采用启发式、讨论式、参与式和研究性学习等教学方法，有效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进学生积极思考，激发学生的潜能，引导他们主动自学。他力求做到精讲多练，让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创新实践活动，培养学生创新思维，打下科研基础，打造好“渔”的本领。
古天龙忠诚于他所挚爱的三尺讲台，近些年先后开设本科生、研究生课程8门，指导培养硕士研究生38人、博士研究生12人。在担任繁重的本科生、研究生教学任务的同时，坚持在离散数学教学内容更新和教学方法改革、大众化高等教育下教学型高校适用型人才培养、一般工科院校计算机学科形式化方法教育、地方工科院校工程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开展研究与改革实践。他承担了教育部质量工程项目、全国教育科学研究“十一五”规划课题、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十一五”重点项目等12项，在公开刊物上发表教育教学研究论文18篇，出版教材《离散数学》、《软件工程》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方法论》等共3部。
他遵循需求牵引、工程应用、务实求是、创新实践的培养理念，建立了双闭环、自适应的工程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构筑了“相互支撑・有机衔接・梯度发展”的应用能力发展平台。兼任教育部高等学校软件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积极倡导并推进工科院校计算机学科的形式化方法教育的教学改革与实践，形式化方法知识体系被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纳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核心课程实施方案计划。所编写的相关方面教材《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方法论》和《离散数学》分别获广西优秀教材一等奖。所承担项目一般工科院校计算机学科形式化方法教育的探索与实践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方法论的建立及实践分别获广西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科研与教学，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两者缺一不可。古天龙常说，教师的天职就是培养人才，教学与科研是一名教师的双重任务。教学内容的更新、教学水平的提升、学科知识的扩展需要科学研究来驱动，所以，教师一定要从事科学研究。从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中，跟踪学科发展动态、更新学科前沿知识、夯实理论知识；从工程研究、应用研究中把握行业动态、企业需求。但是也不能惟科研，高等学校教师的科研如果不能进入到课堂、不能融合到实验、不能结合到教学、不能促进人才培养，那是不完美的、不健全的。
“给学生一碗水，教师要有一桶水。”古天龙清楚，要培养出精品学生，自己在学术和科研方面也必须不断提升。他的精品科研为他的精品教学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古天龙结合科研实践，精心选择教学内容，大胆改革传统的教学方法，大量使用多媒体技术，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有效提高了教学质量。他主讲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本科生核心基础课程《离散数学》，2006年被评为广西精品课程，2010年被评为部级精品课程。《离散数学》精品课程网站及其Cai课件得到同学们的广泛使用和普遍好评，荣获2007年广西教育教学软件大赛一等奖，2008年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一等奖。为此，他也先后获得全国模范教师、广西教学名师、电子工业系统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
倾心育人打造精品团队
一花独放不是春。古天龙深知这一简单的道理：要想进一步提升学校的整体教学和科研水平，就必须打造一支结构合理、团结协作、充满活力的教学和科研精品团队。
近年来，古天龙带领他的团队对电子信息类相关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工程、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等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在教学理念、教学体系、培养方案、管理机制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创新。他所领衔的工程应用型电子信息类人才培养模式实验区于2009年获准成为部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作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负责人，基于“围绕一个中心（提高教学质量），突出两大特色（校企合作、科研与教学结合），重点发展三个专业方向（嵌入式技术、软件技术、网络技术），着重培养四种能力（计算思维能力，算法设计与分析能力，程序设计能力，计算机系统的认知、分析、设计和应用能力）”的“1234”人才培养模式建设理念，构建了多层次、多类型、全方位的工程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体系。2010年，该专业被认定为部级特色专业。
科技考古专业篇10
关键词：师生互动；古船复原；中国造船史；古文献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4-0142-02
课程是实现教育目的和培养目标的重要手段和基本途径，课程的改革与建设是专业改革和建设的基础，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核心，也是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1]。《中国造船史》是武汉理工大学交通学院教学中一门重要的专业公共选修课程，作为联系古船航海技术与中国传统船文化其中涉及历史、美学、人文、考古等知识的传统文化学科，该课程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以古船复原技术为理论线条，以师生互动古船复原为实践已经成为我校特色课程《中国造船史》教学的主流。在社会对创造性、探索性人才需求不断加大的前提下，在《中国造船史》课程的改革中引入古船复原技术，按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模式，对课程体系中的教学方法、过程及内容进行了重新梳理和整合重构，以课程内容为主体，以既开拓又严谨的工作作风培养为目标，以复原为纽带，形成理论知识学习，古老造船技术探索相融合的教学模式。通过师生互动复原古船，使学生具有创造性、探索性思维，以满足社会对探索性人才的需求。
一、《中国造船史》课程的基本内涵
《中国造船史》课程是一门涉及多学科交叉的综合课程，该课程对于学生了解我国科学技术、造船工业发展史以及我国在世界造船业中所占的地位具有很大的作用。该课程在强化历史和文化教育的同时，陶冶了学生的情趣，激发学生热爱专业、投身造船事业的热情，起到了积极学习的促进作用。课程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
1.本课程是工科课程中具有传统文化背景的课程。属于工程学科中的专业技术史学范畴，是工程学与史学、考古学相结合的跨学科课程。以培养既开拓又严谨的工作作风人才为目标，灵活运用教学方法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和创新学习。
2.本课程阐释了中国源远流长的舟船文化，论述造船技术的发展及其对中国、对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它能激发学生对祖国造船事业的热爱，并调动他们的学习热忱。本课程师资依托我校造船史研究中心，配备了最合理的教学队伍，把科研成果应用于教学实践，以科研促进教学，让学生在最前沿的古船研究氛围下学习。
3.本课程以充分的资料，从船舶结构、材料等不同角度，以现有的考古发掘为现实依据，做到有理有据分析古船文化。对学生历史和人文知识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师生互动复原古船构建中国古船体系
以古船复原技术为线条，引导学生理解古船文化内涵，我们构建了一种适合广大理工科生学习传统文化的教学模式。这种模式就是在整个课程教学中，以课本内容为主体，以具有代表性的古船复原过程案例为导向，以培养既开拓又严谨的工作作风为目标的传统古文化的教学模式。在整个教学模式中把复原案例所需的理论知识、施工技术、要实现的教学目标及应达到的能力等融合到教学过程中。图1为中国古船体系构建。具体构建过程如下：
1.教学中对出土古船进行复原之前，首先讲述中国古船的基本船型（沙船、福船、广船）。充分了解中国古船的结构特点、使用年代、使用地域、造船材料，在了解这些古船的基本特征下，根据出土的古船结构、地点，大致推断出船的年代及所属船型。层次鲜明，这样既方便学生对古船基本知识的记忆，又为后面古船复原知识的寻找提供了便利。
2.古文献和同时代文物是古船的复原蓝本。我们在教学中系统梳理考古发掘、古文献或绘画记载与描绘，在后续的古船技术继承的课程指引下，使学生充分了解古船复原前所需的知识储备。例如：在《释名》一书中对“舰”的型制作了如下介绍：“上下重板曰舰，四方施板以御矢石，其内如牢槛也。”这是我国历史典籍中最早的关于舰的型制的描述，寥寥数语，描述了舰的最突出的特征[2]。
3.教学中精心挑选古船模型复原实例，最后选定具有代表性的“三国赤壁水战的斗舰”和“海鹘船”。斗舰是东汉时出现的新的战舰，如图2所示。海鹘船发明于唐朝，船的外形模仿善于穿风掠浪的海鸟[3]，如图3所示。古船模型复原实例使学生在温习古船知识的同时，理解古船复原原则及技术路线，达到理论教学与实际案例相统一。这样有利于古船知识的学习和探讨，有利于学生养成在学习中思考论证的习惯。
根据学生的情况及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合理安排课程分布时间，以保证大多数学生顺利地完成教学任务，并具备一定古船复原知识储备，使优秀的学生有一定的理论条件来完成古船模式的复原。
三、师生互动复原古船，培养既开拓又严谨的工作作风
在让学生学习古船知识和了解已经复原名船与名舰的基础上，通过前述课程的探索得到古船复原规律和技术路线，指导部分基础好的学生进行复原实践。让学生亲自剖析古文献、了解现有发掘文物资料、学习木船建造相关知识，发挥想象力，师生互动完成古船模型复原，逐步培养既开拓又严谨的工作作风。“南海一号”宋代海船，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有很高的知名度，尽管目前还不能见到实船外貌，给复原工作带来很大的难度，但依然可以从古文献、目前挖掘发现和理论分析中找到复原依据。在对古船复原实践中，让学生从发掘文物考证报告中推测古船年代，继而找出同时代古船设计模型和古文献记录，通过对船舶设备、造船材料、全船主体色调、家具等的分析和选取，师生互动完成“南海一号”古船模型复原。图4为“南海一号”复原效果图。
《中国造船史》课程根据所授课程特点，在教学中融入古船复原实践活动，师生互动增加理工科学生对中国古船辉煌历史的了解、目前现有对古船考古发现的认识、木船建造知识和经验的继承、船舶工程知识在复原工作应用的理解，刺激学生探索古船复原方法和技术路线，使课程教授中充满积极思考的气氛。最后通过师生互动完成古船模型复原，培养理论扎实、实践能力强、应用能力强的工科院校学生，最终达到培养既开拓又严谨的工作作风的目的，满足社会对探索性人才的需求。
参考文献：
[1]邓光，等.高职教育工作过程导向课程的基本内涵[J].中国高教研究，2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