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经济与工匠精神篇1
在这个真理的导引下，以匠人精神内核与工匠文明模式为特质的中西文明并驾齐驱了几千年，但在某个时代节点却出现传承性的断裂。以富兰克林、爱迪生为传播中枢的西方工匠制式下的体系文明，开始超越以鲁班和四大发明为支撑轴承的中式匠人体系的制式文明，这种超越近乎以抛弃的速度拉开了中西方的距离。尤其是在当今，耶稣的后裔们依旧在光大传承工匠精神并以质造加智造的复合发展续写人类的4.0传奇，而女娲的子民们却将匠人精神扫地出门，取而代之以互联网价值思维和雨后春笋的互联网英雄。在这些英雄群体和他们创造的互联网神话和速度覆盖下，当今中国的匠人以及导引中国几千年先行文明的匠人精神如同140万年前的东南非洲的类人族匠人族，已风干成化石。
其实我们无法论证，互联网思维和匠人精神孰优孰劣，但至少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意识：无论你孜孜以求的速度是互联网模式还是物联网制式，但伟大工匠们精益求精、执着臻美的工匠精神万万不能舍弃，如同桑内特在反驳自己的导师海德格尔时所言：“无论何时何地，匠人及其附着的精致精神永远是改变世界的力量”。或者还必须意识到：互联网思维原本就必须融合工匠精神才能成为神奇的缔造者，更或我们还应深刻地战略反思：我们本就不该过于夸大互联网的神奇！不然，为何作为互联网的发源地和大国的美国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一改鄙视中国的习惯，盛赞并鼓励中国全力推动互联网模式，而自身却只把互联网作为工匠制造的一个技术辅助模块，潜心于种类繁多的精品制造？其中的战略阴谋设计昭然若揭！美国人根本就不会忧虑一个充斥互联网思维和技术的中国，互联网是美国人已经烂熟并已完全掌控的雕虫之技，中国人依靠互联网的速度永远无法实现超越，绝无可能以此来改变世界秩序的排行。正如美国某些政客放言，一个信息化智能化军事化的中国并不可怕，最怕的是中国精神的复苏！那么最令美国人畏惧的中国精神是什么？这一定有以女娲补天为特质的中式匠人精神。一个具备匠人意志，并拥有无数伟大工匠的民族，一个敢于担当、立志补天并能担当完成补天的中华民族将是何等的令人敬畏！美国人一定了解历史，历史上的盛世中国全是凭藉中国人那些导引世界发展的伟大发明。
遗憾的是美国政客忧虑的场景在当今中国呈现的只是黑屏！
这种黑屏不仅在于经济领域，更可怕的是正在朝着文化领域尤其是在中国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影视界延展渗透。
互联网经济与工匠精神篇2
《大败局》作者吴晓波说得好：“当今中国一切美好的商业，都和两个东西有关，一个叫工匠精神，一个叫互联网思维。”工匠精神和互联网思维，缺一不可。工匠精神是互联网思维的前提和基础，互联网思维是工匠精神的补充和保障。
对于什么是互联网思维，雷军先生曾经这样下结论：“专注、极致、口碑、快。”笔者认为，互联网思维就是通过互联网调动粉丝和顾客，参与产品的销售和设计，促进产品快速更新迭代，进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赢得消费者的肯定。
什么是爆款产品，是拥有很好的用户体验，能够让消费者“尖叫”的产品。这些爆款产品能够自带流量，能够激发消费者自发分享，甚至积极参与销售和服务，主动申请成为品牌的商和创新者――这才是微商的本质。
今天的中国微商界，爆款产品、工匠精神、互联网思维，这些词还没有被充分地理解和重视。平台电商的低价经济，使得中国实业生产和创新能力整体不够，渴求工匠精神的中高端需求远远没能得到满足。
当下微商之所以能够粗放式发展，是因为稍微用心推出一个优秀的“爆款”，再设计一套分销分利机制，就可以到处圈人了！微商之所以被认为是当今中国最好的商业模式之一，是因为微商不仅是产品的消费者，还是品牌和产品的创新者。通过来自社会各层面的微商群体的兼职加盟，使得中国传统企业在产品生产和创新上更加有创造力，继而践行严苛的工匠精神，m足中高端消费群体，以推动行业发展。
未来的微商2.0，商不仅是销售，还要参与创新与颠覆。
早期的微商比的是胆气和行动力，后期的微商，比的是产品和创新力。谁能够开发出真正的好产品，能够在市场反馈和竞争中快速更新迭代，谁就是未来最大的赢家。
互联网经济与工匠精神篇3
《英才》：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新提到工匠精神，去年是互联网+，今年又是工匠精神，作为中国工业制造企业的代表，你有什么感触？
李东生：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有几个点，我印象很深。第一，中国制造+互联网，把实体经济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我很赞同这个说法，因为实体经济是整个中国经济的基础。
第二，工匠精神，工匠精神也是中国工业的一个短板。30多年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最近十多年，大家看到积累财富最快的就是房地产、金融、互联网企业。真正高端制造、精益制造方面比较艰难，另外中国品牌在这些领域目前还是任重道远。虽然，从小型消费品到汽车，高端装备设备等领域取得了突破，但总体来讲，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的差异还是比较大。
中国工业未来真正要成为全球经济强国，首先在实体经济上一定要强大，能够在更高端的制造能力或者普通产品的高端产品上面有更大的突破。大到大型商用飞机、发动机、核电、高铁，小到消费品，能不能赶上苹果，这都是中国企业有待努力的地方。
我们需要一种工匠精神，认认真真，扎扎实实，一步一步往上走。工匠精神非常适合中国实际情况，中国整体经济来讲都很浮躁，大家都想赚快钱，工匠精神赚不了快钱，它是对一个企业长期能力的提升，核心能力的积累必不可少。
第三，新旧动能转换的问题，这也非常适合中国的现状。tCL几年前就提出“双+”转型战略，“智能+互联网、产品+服务”。产品制造是旧动能，一定要做好，这个动能还很有潜力，另外要发展新动能，就是互联网的应用。中国制造+互联网，就是把智能互联网应用叠加到这里面，形成新的动力。
手机一定会和苹果、三星竞争
《英才》：你对tCL全新的定位是全球化智能产品制造互联网应用服务集团？
李东生：这是我们“双+”转型战略提出之后，对企业发展定位一个全新的诠释。目前我们主要的产品大都和智能技术有关。未来大部分电子消费商品都带有不同程度的智能技术。这是未来的一个大趋势。
tCL是国际化的公司，1000亿销售当中将近一半来自海外，未来全球化的智能产品公司是我们的目标。互联网应用服务，就是产品+服务，以前产品卖出去，整个业务周期算完成了。现在算是另外一个周期的开始，互联网应用广义上属于服务业，成长的空间很大。
以前大家买个电视机，就是看广告电视节目。现在，随着智能电视技术不断迭代，和各种应用产品的不断开发，智能电视、智能手机变成一个高度智能的多媒体终端，通过这个终端获得各种服务。
《英才》：去年的家电和手机市场都比较低迷，三星、LG也出现下滑，tCL未来是不是要从这些企业手上抢市场？
李东生：tCL的竞争力是在行业平均水平左右，在大环境不利的情况下，也有增长的企业，也有企业没有增长，甚至倒退，被挤出去。重点在于如何提高企业自身核心能力，这样企业抗风险能力就会比较强。
我们手机一定会和苹果、三星出现竞争，去年我们的手机业务和彩电业务增长最快的就是在美国市场，这是苹果的大本营，三星在美国市场彩电和手机份额也是非常高的。我们围绕美国市场做了很多努力，去年这些努力都奏效了，另外也把握了一点机会。
美国市场专业壁垒比较高，很多中国企业没有办法突破手机专业壁垒卖到美国，所以品牌竞争没有那么多。我们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去年在美国市场卖了1450万台手机，创了历史新高，而且利润还不错。彩电在美国去年超过100万台，实现了盈利。彩电在美国很难赚钱，去年销量也是创了近年的新高，而且是实现经营的盈利，这很不容易。
《英才》：未来是否还把美国作为一个重要的市场？
李东生：我们在美国的业务是持续发力的过程，去年为什么成功？就是我们产品开发能够适合美国市场的要求。
我们在美国有两个研发机构，一是做基础技术开发，开发一些新的技术，二是做应用技术开发，针对美国市场的智能电视、智能手机，在美国的产品设计团队，做一些本地化的技术应用开发。所以才有美国销售业绩的持续增长。我对今年在美国继续增长充满信心。
面板三星在领跑
《英才》：tCL在面板领域原来一直对标三星，现在还有差距吗？
李东生：规模上三星比我们大很多，三星进入这个领域比较早，在一些产品技术方面走的也比较领先。我们希望下一代显示技术进行工业化生产的时候，我们能够和国际标杆企业同步。
我相信得用五年，这不是说我们和它差五年，这五年我们前进，别人也在前进，现在的差距也许很难用年形容，但是人家也在走，我们要走的比别人快一点。我希望能够用五年的时间基本上赶到和别人同步。现在跑步，他是领跑，我们在后面追，再跑五年，我们能差不多在一条线上。
《英才》：tCL作为中国最早进入面板产业的电视机厂商，相比于海信、长虹等其他企业，也就意味着具备了核心技术？
李东生：绝对有关系，未来随着华星竞争力的提高，tCL多媒体也在大力发展智能+互联网应用技术，植入到产品中，发展支持智能电视应用的系统。双方努力，一是上游显示器件能够带动整个显示产品技术质量和提高，二是多媒体自身在开发智能化互联网技术、各种应用方面，在产品设计方面力求突破。去年一年tCL彩电产品明显提高，有更多的产品在市场上销售，产品均价在提高。
不可能像马化腾、雷军
《英才》：你刚开了微信公众号，在微博上频繁和粉丝互动，你觉得自己在互联网思维上面有很大的进步吗？tCL和小米、乐视等企业在互联网思维上有差距吗？
李东生：我努力让自己快一点，毕竟我是上一代的企业家了，知道无论自己怎么努力，都不可能像马化腾、雷军他们这一代人。
但是我要创造一个平台，吸引一批年轻的人来担纲，我给他们做服务。我自己努力提高这方面的能力，至少听得懂，靠我去创新是很难的。一个互联网特别有创意的东西，我再努力也做不到，但是这帮人能做到。
互联网经济与工匠精神篇4
关键词：浙江；传统工艺美术；匠人精神；文化创意
浙江作为文化产业强省，传统工艺美术品不仅历经数百年甚至数千年而不衰，如高档红木家具、东阳木雕、青田石雕、昌化鸡血石雕、泰顺石雕、黄杨木雕、龙泉青瓷等高档艺术品，而且随着人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提高，需求日益增长。由此可见，工艺美术是传统产业中的朝阳产业，且当前我国的工艺品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从目前浙江工美行业业态发展与传承的角度看，如何保持当下好的态势，摒弃糟粕，为未来的发展做好铺垫与准备，恰是浙江工艺美术行业该积极思考的问题。当工艺美术行业正在为文化经济的腾飞欢呼时，业内人士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工艺人才的后续乏力，浙江的部级工艺美术大师平均年龄均处于中老年段，同时，工艺美术行业从业人群的老化程度也极为严重，加上浙江省工艺美术企业规模较小，从业机会不多的特点，都造成了目前学业冷清，传承无后的事实，专业人才的缺乏，魍彻っ兰家沾承面临青黄不接的困境，这不仅需要我们从事工艺美术行业的从业人员思考，更需要政府和行业协会共同协调和解决。
日本纪录片《寿司之神（JiroDreamsofSushi）》中说：“一旦选定你的职业，你必须全身心投入到你的工作中去，你必须爱自己的工作，你必须毫无怨言，你必须穷尽一生磨练技能，这就是成功的秘诀。”所谓“匠人”首先是指工艺高超的手工艺人。再究其深意，“匠”是一门属于现实生活的手艺，而“匠人”则是拥有这门手艺的人。我们透过双手不断地锤炼、磨砺，为的是对技艺和品质的至高追求，更是对“心”的历练。如果泛化来看，“匠心”就用来形容做事的高妙境界，是一些怀揣匠心的手艺人为追求完美、实现自我价值，在完善、打磨、升华作品过程中所表现出专注事业、坚持不懈、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品质和境界。这种把一件事情做好的纯粹愿望落实到实处，就成就了“匠品”，亦被称为“匠人精神”，其最本质特点就是把平凡的、单纯的事情都做到极致。
回顾我们浙江的工艺美术史的发展，凝聚着先辈能工巧匠们的心血和汗水！正是我们先辈的匠人精神，才使得浙江工艺美术发展史代代延续。但是在近50年间中国的匠人精神没有得到全面的传承，更有逐渐失味之势。这些年来在市场经济利益的刺激和趋势之下，很多工艺品流水线生产，忽视了作品的特色和个性，粗制滥造，以次充好，长期下去恐怕将彻底失去匠人精神的技艺，那些美好的事物、感情和品德都将得不到传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浙江传统工艺美术行业应该把握市场需求，加强行业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加快人才培育，创新营销模式，形成产业聚集，打造具有浙江特色的工艺美术品牌影响力，我觉得应该从以下三点着手：
一是依托传统工艺美术中心建设一个继大师工作室、产品展示与销售互动体验、教育培训等功能的平台，以传承和创新浙江优秀工美文化为目标，努力打造成为宣传和推广浙江工美文化的窗口；“工艺美术的根本，除了‘工艺’，还有‘美术’。工艺美术界人士自身也应加强对美术史的学习，包括中国古代文化脉络与对国外美术思潮的了解：“只有具有了深厚的学养与理论基础，才能走出机械模仿，制作出超越历史上的造型。传承与创新之间有严密的逻辑关系。社会需求对工艺美术产品开发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既要能够显现时代性、又得具备创新思维的特质，这也为新工艺美术人才的培养提出了全新的标准，即要懂得设计又得了解工艺的兼具时代个性的人才，这就对传统技艺人才的保护、培养及发展提出了跨领域的要求。
二是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体的合作，让浙江工艺美术走向全国，多方位，多角度宣传推广浙江传统工艺，不断扩大普及面，同时与高校合作，建立户外实践基地，促进工艺美术人才的培养，同时与浙江当地的特色文化创意结合。随着互联网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融合发展进一步深化，由政府或者行业协会牵头组织，引入互联网模式之后，让越来越多的工美企业选择借助线上互联网平台来进行创意营销与市场推广。要有效地将线下体验与线上沉淀有机结合在一起，让喜欢浙江传统工艺美术作品的人，轻点鼠标就能找到自己心仪的东西，而且可以通过各种渠道与手工艺人建立沟通，不方便运输的或者需要体验的，以o2o的模式导入到线下，当面欣赏作品最终成交。作为创作者而言，销售一件作品所花的时间和精力都更少了，可以更好地投入到创作当中。要在发展中寻求创新，创新中寻求突破，在突破中不断完善并与市场接轨。
三是探索传统工艺美术与文化创意结合，让传统工艺品时尚化，生活化、艺术化、市场化，做到把传统手工艺术有意识向现代文化创意产业转化，实现对传统手工艺的活化。好的传统手工技艺之所以能够传承千年，其实就是因为这里边有我们在精神方面上的一些‘刚需'，文化产业其实是内容产业，是要讲故事的，要通过文化概念或是元素的植入，来增加文化附加值，进而来打造它的商业定位。”对于传统的手工技艺而言，适当糅入当下的时尚文化创意尤其重要，要符合当下受众的物质与精神文化的消费需求，真正实现艺术品生活化、创意生活化。这就意味着改变和创新，在变中求不变、在不变中求变。变中求不变，要在适应当代生活需要的同时，保持着传统中那种优秀的以精神内核为主的东西，以及其本质的某些规定性，如手工艺的特质等等。
浙江工艺美术产业的升级，不是对传统死搬硬套的依葫芦画瓢，不是赶时髦的全盘否定，而是很实在、灵活的态度――传统文化作为民族文化之根，新的文化创造形式既要依附于它，又要独立于它。中国传统艺术的发展需要静心沉淀，结合浙江的特色文化，在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里寻宝，重拾“匠人”的大智慧，让浙江工艺美术行业今后能有一个长足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施玉梅.从“寿司之神”看“工匠精神”[J].企业管理，2016，（07）：35-36.
互联网经济与工匠精神篇5
郭台铭感到不屑，“那时，我认为阿里巴巴只是一个购物平台，帮助大家在电脑上选择产品，要想搬动富士康，不可能。”
一个是制造业的巨无霸，一个是互联网的巨无霸，郭台铭和马云这对商界大佬，有着截然不同的背景。
九年后，郭台铭参加2016杭州云栖大会，为马云站台，商业世界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富士康依旧是巨无霸，面临制造业转型大考；阿里巴巴已成亚洲市值最高的公司，世界第一大零售体，且金融、云计算等业务多点开花，一时风光无两。
代表传统经济和新经济的两位大佬惺惺相惜，“马云是一个思想家，他非常善于洞察未来。”郭台铭说。
就马云“蚂蚁撼动大象”的预言，他松口了：“蚂蚁长大了，有大的头脑和行动的能力，蚂蚁虽小，行动一致，就可以扳倒大象，今天，阿里这只蚂蚁撼动的不止一只大象。”
不知出于站台的情面还是真被戳到痛处，郭台铭说，马云提出五个新方向――新零售、新制造、新金融、新技术、新资源，让他产生“无比的惊慌，一个晚上都没睡好”。
对66岁的郭台铭来说，结合线上、线下和现代物流的“新零售”，以及由物联网和智能制造带来的“新制造”革命，无疑最让他“惊慌”。
借道夏普
云栖大会上，郭台铭推出了基于阿里YunoS系统的夏普互联网电视。
夏普是富士康转型“新零售”和“新制造”迈出的一大步。2012年3月，鸿海集团（富士康母公司）与夏普达成出资协议，拟议约669亿日元，购入夏普9.9%的股权。不料，夏普新任社长奥田隆司上台后，悉数此前所有承诺，收购案被打回原点。
其后，郭台铭一直试图突破传统代工业务，不断试水电子商务、机器人、互联网金融、互联网汽车等领域。2015年4月，鸿海再次给夏普发出收购要约，直到今年8月，终于正式完成对夏普的收购，出资3888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53亿元、38亿美元）获得夏普66%股权。
为收购夏普，郭台铭出价比竞争对手高出整整10倍，夏普后被爆出尚有高达3000多亿日元的债务，郭台铭仍然坚持收购，他直言：“收购夏普是第三次创业。”
当天采访的主题本是夏普互联网电视产品，有记者问及收购夏普的历程，立即被郭台铭的助理打断，但他摆了摆手，作了一个有趣的比喻：“就像一个人结婚生孩子，结果是完美的，过程是艰辛的。夏普是个百年的公司，有很好的科技，富士康的制造实力加上它的科技，我们一定要往前看。”
夏普所具有的oLeD面板技术，是郭台铭看上这一昂贵标的的一大因素，它关联到鸿海最重要的业务之一――苹果手机的代工。今年4月，有消息称，三星电子旗下显示屏部门已与苹果签约，将每年向苹果提供1亿块5.5英寸oLeD显示屏。
此前，鸿海与夏普均是美国苹果公司的主要供应商，如果苹果确定在下一代iphone手机上采用oLeD显示屏，那么，对郭台铭来说，依托夏普在中小尺寸oLeD面板上的制造技术，鸿海在与韩资电子企业的竞争中将获得更多的筹码。富士康也计划3年内，投资2000亿日元（18.5亿美金）筹建生产线，目标是2018年上半年初步量产，2019年上半年全面量产。
除了小尺寸的oLeD显示屏外，鸿海有意借道夏普快速切入大尺寸面板市场，收购夏普前，富士康曾向深圳的一家液晶模组生产商投资2000万美元，意在布局整个显示器产业链。
“真金不怕火炼”
10月中旬，富士康4种尺寸的夏普互联网电视，分别是60英寸/70英寸分体电视和45英寸/55英寸分体电视。郭台铭特别强调，“我们叫互联网电视，不叫智能电视，这是我们跟马云合作的新业态。”
今年6月，郭台铭接到马云打来的电话，俩人聊了半个小时，一拍即合，夏普互联网电视搭载YunoSfortV操作系统成为现实，他将此概括为四大“新”，“它不是单纯在天猫上卖一个跟别人一样的电视，我们卖的是新制造、新技术、新业态、新生态系。”
郭台铭将夏普新产品的客户群锁定在600万会员身上，并利用大数据分别对购买8年、5年、2年的老用户进行回馈，其中，8年以上的用户免费更换新品，5年和2年以上的用户可参与抽奖活动，补交一定金额换购新品。
郭台铭自信，老会员群体跟“省个三块五块的客户群”不一样，他们对品质的要求比较高，有一定影响力。他打的算盘是，按照一个老会员带动三个新会员的效果计算，可达到2000万台销量。“在富士康的主导下，夏普的品质加上富士康的制造、工艺和模具，我相信1000万台的销量6个月就达到了。”
夏普与阿里合作密切，那么是否会获得阿里的电商流量支持呢？郭台铭直言，富士康不是网络公司，不会宣传，靠的是实际产品，“新品不需要阿里提供任何流量，真金不怕火炼。”
不过，在郭的全盘计划中，阿里依然不可或缺，他似乎有意入局智能家居市场：“我们跟阿里的合作，主要是网络云端的技术，它是‘云’，我们是‘端’，一个是信息的内容，一个是对信息的处理。我们是软硬结合、虚实结合。”
阿里巴巴集团数字娱乐事业部tV联盟总经理贾伟向媒体表示，在4K内容及大屏会员方面，阿里会跟富士康展开更加深度的合作。郭台铭对YunoSfortV平台充满信心，“借助我们的工艺，阿里的网络提供内容和会员的服务，在未来的智能家居领域，我们服务的是13亿人口。”
目前，国内市场已有乐视、小米、微鲸、酷开、暴风等互联网电视厂商，至于定价，郭台铭坦言还没想好――不知道“惊慌”的郭台铭，是否果真想清楚了夏普和富士康的未来？
“快思慢想”
记者：人人在谈“云”、谈互联网，作为中国制造的代表，你怎么看夏普传统的工匠精神？
郭台铭：我不但会延续，而且会发扬光大。我投资夏普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看到它有两万多个有工匠精神的设计者、工程师、制造者。之前在深圳的一个座谈会上，总理说有一位德国的世界五百强Ceo曾说，他的工匠的薪水跟他的薪水是一样的。
工匠要时间的积累，互联网需要的是速度，两者之间怎么协调呢？富士康累积了很多经验，既跟得上互联网的速度，又要保留工匠精神。我们对两边的文化有很好的衔接。
工匠精神是“快思慢想”，你可以慢慢思考，消化透了再去做。今天富士康有很好的制造工艺，工艺技术、工匠精神与互联网文化三者结合，这就是我们的特别之处。
记者：富士康未来如何规划和利用夏普的技术储备？
互联网经济与工匠精神篇6
可是网购在日本却没有那么风靡，人们更愿意约上三五知己，去实体店消费。这或许和他们的社会结构有一定的关联。日本主张“男主外女主内”，丈夫负责在外工作赚钱，妻子在家操持家务。日本的主妇们因不用上班（当然，现在这样的状况已经有所变化），生活节奏没有那么紧凑。每天丈夫上班、孩子上学后，主妇们有大把的时间，可以与闺蜜逛逛街，购购物，“潇洒走一回”。
如果您认为这就是根本原因，那就错了。日本著名的富士电视台曾专门做过一档采访节目，上街随机采访行人。72%以上的女性行人选择在实体店消费，原因是她们在购物的同时享受到了优质的服务、有了与人交流的平台；而90%以上的男性更愿意选择实体店的原因是及时、简单。看来，实体店同样具有着不容忽视的优势呢。
那么，在日本实体店购物好在哪里？据说，当您走入日本实体店消费时，整洁的环境让人赏心悦目；轻柔的音乐使人心情愉悦，加上人性化的布局，顾客们往往不由自主地买、买、买。日本店员的服务更是世界一流，面带微笑、说话温柔、使用敬语只能算是最基本的要求，对于顾客的问题，他们一定会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有问必答，满足需求。
据一些去过日本的人说：“我进商场试衣间试穿衣服时，店员送上一顶发帽，怕我弄乱了精心梳理的发型。我感动得不要不要的。”一位六十开外的“老克勒”说：“我今天买了两双皮鞋。试穿时，店员拿着鞋拔、双膝跪地为我服务呢。本来只打算买一双的，后来我又加买了一双。付完钱一看，我原来穿的旧鞋子已经给清理干净并打上鞋油了。真的是太意外了，今天才真正体会了一次‘顾客就是上帝’。”“在日本购物，真正是一种享受。价格虽然比网购贵一点，但我们享受到了服务，物超所值，在这里谁还愿意网购呀？”
一句话：日本的实体店就是把“人性化服务”做到位！
天啊，就这么简单！关于服务意识这一要求我们几乎所有的服务行业早就把这一点写进了店面手册里了啊！很多公司在新员工入职培训中都会这一课。
那么，人性化服务是怎么做的呢？“有些商店可以上网预约到店消费的时间，有专门的店员负责陪同介绍，特别是对于一些大家不太熟悉的电器商品等。”“购完物，店员还会根据顾客的意愿免费包装，甚至送到客人指定的地点。在每年的8月盂兰盆节和12月圣诞节前，日本店家都会收到大量的邮送订单，顾客们精心挑选了问候长辈、师长、友人的礼物后，由店家包装和准时送达。大家既享受到了实体店的服务、购物的快乐，同时又有了网店的便捷。”
我觉得这还只是表面现象。
日本实体店的服务质量也不是天生的，据说，日本经济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腾飞到逐渐走上下坡路，整体的商业消费环境很不好，商店为了吸引顾客消费，除了保证商品的品质外，只有不断提升自己的服务质量。在日本，每一位店员都清楚地明白，顾客才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只有用优质的服务才能赢得顾客的信任，吸引顾客消费，这才是每个月口袋里工资最基本的来源。
这样看来，服务是“被逼”出来的！
羊年春节，日本的百货商场生意格外火爆。中国游客几乎将店内的电饭锅买断了货。这样的集体行为除了让日本人感叹中国人惊人的购买力，无疑更是对中国制造的莫大讽刺。
资深策划人查钢先生认为，日本商业消费环境守正出奇，线下引导线上，这是对马云引领的电商平台是一种讽刺。今天的电商无疑是“绑架”了中国商业消费，虽是现状，但成为电商之国不值得提倡。虽然每年的电商业绩不断刷屏，但是虽然阻挡不了大量的“国外购物现象”，你以为每年的中国旅游者跑去日本，都不是在实体店采购，而是在网上疯狂下单？
为什么都去抢购小日本的马桶盖？其实透过现象看本质，购物不需要技巧，核心就是因为产品的品质如一，与线上的单调下单，相比在实体店享受到贴心服务岂不更好？
电商为什么低价？因为我们对品质不敢奢求。
反而在日本，品质如一是小日本网购不流行的强大保障。
在这点上我们不得不学日本的匠心精神。
众所周知，支撑日本制造走向领先的源动力即是匠人精神。用日本人自己的话说就是“追求自己手艺的进步，并对此持有自信，不因金钱和时间的制约扭曲自己的意志或做出妥协，只做自己能够认可的工作。一旦接手，就算完全弃利益于不顾，也要使出浑身解数完成。”
——如日本手工制造也在匠人们的专注态度下保持着年轻的生命力，秋田县大馆市一家传统老店"栗久"20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木质便当盒的制作，其精湛的技艺得到了日本主妇们的一致肯定。
——大家应该还记得今年4月奥巴马访日时造访东京银座的高级寿司店“数寄屋桥次郎”，这家店铺的主人就是著名纪录片《寿司之神》的主角小野二郎，现年已经89岁——他一生超过55年的时间都在做寿司。执着成就完美——“数寄屋桥次郎”只有十个座位，需要提前一个月预约，人均最低消费3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567元)——但你竟然不能点菜!当天吃什么，是由店里的食材决定的。尽管如此，人们仍然趋之若鹜，而每个吃过的人都会忍不住感叹，这是“值得一生等待的寿司”。
——如龟甲万自17世纪的日本小村落——野田酿制酱油起家，通过对酱油制造技术的不断追求和对本行业的专注到如今拥有2000多种酱油相关产品，成为全球制造、发行及营销之业界领袖。现在龟甲万年收入高达20亿美元，是全球第一的日本食品佐料制造商兼供应商。
——栗盛俊二，秋田县大馆市一家已有200年历史的传统老店"栗久"的第六代传人，17次荣获日本经济产业省设立的优秀设计奖。带着父亲精益求精的精神，46年来，栗盛俊二苦心钻研，不但延续了栗盛家的传统，又结合时代变迁加入了一些创意元素，得以让传统历久弥新。他制作的饭盒，盒身和底部的连接处几乎看不出一丝痕迹，仿佛是由一整块木板制作而成的，而这才是他所说的，“符合主妇们要求的饭盒。”
再提炼的广告语都不过如此！
知行策划认为：匠心的支撑点，就是专注，专注的目的就是要将产品做到极致。而所谓极致也是一种自己与自己较劲的过程，扩张和多元，从来是一把双刃剑，日本一家企业能坚守几十年，上百年，凭的是什么？难道它不知道兼并壮大吗？
我们认为，我们可以抢速度，多创新。但是我们更需要静下心。线上与线下，是基石与远景的有机结合，是轨道与卫星的科技体现。与日本制造坚定信仰的“匠人精神”不同，中国制造业普遍缺乏这种沉下心来钻研本业的态度，而是抱着浮躁的心态寻求速成的捷径，比如盛行的互联网思维。
不少国内企业家都将互联网思维视为救命稻草，不断在讨论“互联网+”和“+互联网”的区别，总希望能够突破在营销上带来颠覆性的变化，而把像匠人一样追求产品品质的精神抛在脑后。这样的本末倒置使得中国制造已经迷失在互联网思维的泥沼之中。迷信于渠道创新，沉浸于虚拟社交。
国内众多企业在互联网思维的蛊惑下舍本逐末，甚至将“云计算”“物联网”等名词当作吸引消费者的噱头，一波又一波的传播都在概念上。
这样的“创新”策划，概念引爆创意，我们有所不为。
互联网经济与工匠精神篇7
所谓“工匠精神”，是指工匠对自己的产品精雕细刻，精益求精的精神理念。
具体来说，就是工匠们不断雕琢自己的产品，不断改善自己的工艺，享受着产品在双手中升华的过程。工匠们对细节有很高要求，追求完美和极致，对精品有着执着的坚持，把品质从99%提高到99.99%，其利虽微，却长久造福于世。它不像工业4.0那么复杂，也不像大数据那么云里雾里。而这个简单的概念之所以在中国会这么火，是因为中国的确在这方面有所缺失。
其实，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我们并不是做不到，而是不能这么做，因为我们面临着非常特殊的现实状况。
“速度为王”是把双刃剑
有一则小故事：我的老师在他年轻的时候，去一个同学家里做客。同学家买了一台德国冰箱。他对着冰箱愣了半个小时，心想这辈子要是能有一台冰箱，就此生无憾了。
今天，如果你再因为自己家里有台冰箱就去炫耀，恐怕会成为一个笑话。
这是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急速奔跑的一个缩影。短短三十年中，中国有106家企业从零开始，挤进了世界500强。从供应短缺到产能过剩，我们眼看着自己从吃糠咽菜到健身减肥，这个速度和规模，是难以想象的。
对于这样一个飞奔的巨人，他怎么可能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呢？好比博尔特跑出9秒58世界纪录的同时，你还想让他保持姿势的优雅，再认真欣赏下沿途的风景，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虽然没有形成工匠精神，但是在中国制造思维里，却把另一样东西做到了极致，那就是“速度为王”。
我在参观一家北京的机械公司时发现，这家公司原本是给意大利品牌做代工生产。2008年金融危机时，由于客户资金紧张，于是他们顺势推出了自己的品牌，虽然品质略低，但是价格只有意大利公司的三分之一。短短一年时间，他们就把这家意大利公司在中国的市场全线冲垮。到了2009年，这家意大利公司撤销了在中国的办事处，而他们又继续去海外攻城略地，把这家意大利公司从印度市场驱逐了出去。
一个领跑者，精耕细作是维持优势的必备条件，但是作为一个追赶者，要忽略其他细节因素，先通过急速扩张占领市场。这个时候，在你前面的领跑者，因为组织规模过大，而市场份额急速缩小，头重脚轻，就很可能被你淘汰掉。
“速度为王”，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在世界制造业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实践，这也是“中国制造思维”中的精华。
机会，到处都是机会？
由于这三十多年的急速奔跑，中国出现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就是新旧两个时代的并存。我们这一代人的一生都处在新旧时代交换的地平线上，既能看到新时代的朝阳，也能感受旧时代的黄昏。
就如同辛亥革命后，这个社会既有长袍马褂留着辫子的老古板，也有西装革履梳着分头的新青年。这两种人分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享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但是，他们都生活在同一个时代里。
八十年代有人刚卖两天小商品发了财，九十年代股票就起来了；有人刚玩上股票，2000年房地产又暴涨了；房子还没捂热乎，互联网又来了。云计算、汽车、手机、飞机、钢铁、电脑、大数据、工业4.0、人工智能……乱象丛生，一切都那么丰富而绚烂。
这样一个用三十年，就从工业1.0飞奔进入工业4.0的大时代里，永远有新的更有价值的社会分工不断出现。而人的协作却跟不上技术的发展，制度漏洞太多，套利机会也太多，所以过去的中国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而不是一个工匠的田园。
当社会机会很多的时候，大家自然是追逐新机会，不可能把时间浪费在一件产出低又可能随时被替代的事情上。如果你看了《古惑仔》后心血来潮，非要跟自己较劲，耐住寂寞，十年磨一把绝世好刀，宝刀出鞘准备纵横江湖时，发现人们早已跑去看《太子妃升职记》了，卖萌成了社会主流，谁还跟你舞刀弄剑。
这就是当前的现状，当更好的新机会不断出现的时候，如果固执地守在自己的世界里精益求精，这不是精神，或许是愚蠢。
企业家的安全感从哪儿来？
中国的市场从封闭到逐步开放的过程中，一部分市场和价格充分竞争，另一部分市场和价格还处于垄断，这个巨大的断层形成了一个历史性的制度套利机会。中国老一代企业家的崛起，普遍依赖于这种制度套利，想套利，就需要关系，有了关系，就需要打点关系。这似乎又成了一种原罪。
然而，工匠精神的“严谨”“坚持”“耐心”这些东西，全都需要时间来经营，需要一个长期确定性的未来。
有人说，中国没有工匠精神是因为长期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利润低，所以不能把质量做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价格从来不是理由
中国制造业里没有的工匠精神，在互联网行业中却非常普遍。
中国的互联网产品经理对于产品的极致追求，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每一个键、每一个位置都要经过十几版甚至几十版的迭代。甚至连美国互联网界都不得不承认，中国互联网产品的用户体验，并不逊于他们。
但可惜的是，这些互联网产品几乎都是免费的。所以精益求精关于这件事本身，跟价格和利润并没有正相关的关系，它是由竞争的标准决定的。开放的互联网行业里，用户用脚投票，体验不好就没人用。
产业链的位置没有摆正？
有一则关于给人做代工童车的老板的小故事：
有人问：“为什么你贴别人的牌子，价格又不便宜，你还能有这么大的销量？”
老板说：“他们要的东西，只有我有！”
有人问：“为什么沃尔玛也让你说了算？一块蛋糕，由你主刀来切？”
老板说：“他们的问题，只有我有能力解决！”
有人问：“为什么只有你能解决？”
老板说：“因为我关注消费者需求，因为我努力理解消费者！”
“比如，我知道消费者舍不得扔掉孩子才睡了一年的婴儿床，希望能用得更久；比如那个摇马，我知道消费者不愿意婴儿车推出去是个物件，搁家里是个累赘；比如那个变形金刚般的童车，我知道消费者有时候怀里抱着宝宝，只腾得出一只手。”
由此可见，微笑曲线从来都是个伪命题，代工贴牌并不是天然就比品牌科技低级，真正低级的是因为自己是代工就从来不思考。在价值链条上，“设计”“品牌”和“科技”可以称王，“制造”“集成”甚至“物流”未必就不能称霸。真正能够占据价值链主导权的，一定是那个最终能为整个价值链创造增值的环节，和价值链上的位置从来就没有关系，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但是，这个问题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因为中国的企业大多还是一个对上级负责的组织结构，有根深蒂固的顽疾性。
例如，一个小姑娘，早上出门前可能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给自己化妆，精雕细刻，但是到了公司处理工作时却会敷衍了事。同样一个人，有时有工匠精神，有时就没有。因为脸是她自己的，而工作是老板的。
互联网经济与工匠精神篇8
一、工匠精神的内涵
近几年，工匠精神受到制造业和职业教育的广泛关注，对其研究和认识在不断深入。一般认为，工匠精神是一种职业态度和精神理念，是从业人员的一种职业价值取向和行为表现，与其人生观和价值观紧密相连。工匠精神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工匠精神是指凝结在工匠身上所具有的，制作或工作中追求精益求精的态度与品质。广义是泛指在所有人身上所具有的这种职业精神。有人在对比分析我国和西方文化视域中的工匠精神的内涵的基础上，将“工匠精神”的内涵概括为：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坚守专注的意志品质，自我否定的创新精神以及精益求精的工作品质等内容。
二、工匠精神的时代价值
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中，出现无数的“能工巧匠”，他们的发明创造极大地便利了人们的生活，推动了生产和社会的发展，也凝聚了“工匠精神”，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虽然，现代社会，传统的手工小作坊基本上被机械化的工业批量制造所取代，“工匠”也渐被“工人”“技术人员”所取代，但是沉淀下来的“工匠精神”所蕴含的优秀的职业精神依旧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工匠精神依然是各行各业倡导的职业精神，特别是制造业的灵魂，也是高科技、互联网企业不可或缺的。日本、德国、美国等国家的产品享誉全球，得到认可和信赖，除了产品的科技含量以外，还与质量可靠、做工精细考究密切相关，其中也离不开工匠精神的支撑，苹果手机就是其中的典型。工匠精神也不仅仅局限于“工匠”、手工业者，是所有从业者应该具备的职业精神，是一种“隐性”素质、能力，在从业者的职业生涯发展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三、工匠精神的缺失及其原因
当今世界，互联网、科学技术盛行，技术、机器成为经济、产业的主导，主宰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职业与生活，创新、创业精神深受重视，而作为手工业职业精神象征的“工匠精神”被部分人认为已经过时。生产、服务一线出现从业人员好高骛远、不愿从事生产一线工作、频频跳槽、得过且过、心不在焉、责任心缺乏、差不多就行、技术粗糙、不愿精益求精等问题。“与全球领先的装备制造企业相比，中国企业不缺技术，而是缺少一种‘工匠精神’，如果不唤起‘工匠精神’，中国就谈不上成为世界制造强国。”
四、“工匠精神”的培育途径
职业院校要充分认识培养学生工匠精神重要性，明确纳入人才培养目标，探索有效的途径和方法，切实有效地培育学生的工匠精神。
（一）将“工匠精神”纳入人才培养目标。职业教育培养的是高素质的实用型的技术技能人才，工匠精神具有特别的意义。要把它作为职业精神、职业素养的重要内容，作为人才的素质能力结构的重要内容，明确纳入职业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特别是制造业相关专业。其中，关键是要将“工匠精神”与各专业的专业精神有效结合起来。
（二）发挥思政教育的主渠道作用。在职业教育中，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和职业指导课程是我国开展价值观教育的主渠道，也是开展职业精神教育的主渠道。职业院校应改革和完善职业精神的教育内容，将工匠精神的内容纳入思政教育中，采用合适的方法途径，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引导，使其明确工匠精神的实质与内涵，认识其价值和意义，从而形成更为正确的职业态度，提升其职业素养，促进自身的成长、成才。
（三）发挥专业教育的主阵地作用。专业课教学是职业教育的主阵地，是学生的主要学习方式，应该把工匠精神融入专业课教学。要研究和分析本专业学生必须具备的职业素养，将其整合到专业课程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之中，结合不同专业课程的特点，选择适当的方法和途径，宣扬、塑造“爱岗敬业、做事专注、注重细节、精益求精”等精神，在教学中逐步渗透“工匠精神”。
（四）发挥实践教学的实效作用。实践教学是职业教育的特色，也是培育职业精神的有效途径。在实践教学中，模拟企业真实情境，布置企业真实工作任务，按照企业的工作标准和管理要求训练学生；重视校企合作，走出校园到企业参观、考察，引进行业专家、能工巧匠讲座示范，特别是利用顶岗实习，以员工的真实要求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能够真正有效培养学生的职业精神。
互联网经济与工匠精神篇9
关键词：工匠精神；断代工程；职业教育
作者简介：路宝利（1969-），男，河北香河人，河北科技师范学院职教研究所所长，教育学博士，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论、职业教育思想史；杨菲（1985-），女，河北平人，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教育学院教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心理学；王亚男（1989-），女，山东烟台人，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教育学院教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原理。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职业教育原创困境与范式转换研究”（编号：15YJa880045），主持人：路宝利。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518（2016）34-0005-10
“中国制造2025”须臾离不开本土“工匠精神”之积淀，即便在手工业史上，设若没有“匠道”支撑亦不会有“匠艺”之精湛、唯美与卓越。遗憾的是，自德国工业4.0提出之后，每谈及此事，我国学界或流连于德国中经宗教浸濡的“职业主义”[1]，或津津乐道于“斯托阿迪瓦”[2]等欧洲“匠人”，本土史上铸剑名家“钟离”、制琴名家“雷氏”等鲜有人提及，魏晋马钧、宋代李诫等技术革新者与工程典籍始撰者更是无人知晓，自然其间内蕴的通艺通道、德艺兼求、维新守庸等本土“工匠精神”渐被遗忘。换言之，在中国百余年“被现代化”进程中，本土“工匠精神”连同传统匠人、匠艺、匠制等一同“断裂”，终使其渐失原初的根基与自然的进程。问题是，“中国制造2025”或许可以部分“仿效”德国汽车、瑞士手表与日本电器之工艺，但断然不可“全盘照搬”他国的“匠人”体系，其间尤以“工匠精神”层面如是。而在另一维度，职业教育过度推崇“能力本位”则使“工匠精神”在一定意义上再一次失去重建与传承的机会。当下，如欲在西方话语主导的“智能制造”时代有所作为，尤需在本土与世界、传统与现代、匠道与匠器诸“张力”空间中寻求中国“工匠精神”断代工程应对之策。
一、“断裂”与“悬置”――断代工程“缘起”
中国传统“工匠精神”遭致打击具有“双重”意味，一方面，即在欧洲框架主导的“被现代化”进程中，呈“整体性”被遮蔽、中断、遗忘甚至丧失；另一方面，本应在职业教育领域得以传承却始终没有将其有效地“课程化”，遂而一直处于“悬置”之态，这即是“工匠精神”断代工程提出之故。
（一）“断裂”――“被现代化”逻辑
当下言及制造业之质量水平，于中国，除卫星、高铁、核电等为数不多的高端领域外，多以德国、日本诸国为典范，原因在于，除日本电器、德国汽车等诸多品牌冠盖全球以外，更有青岛“德国‘亨利安家族’所造挂钟百年精确如初”、青岛地下管道工程中“德国油纸包之前瞻”等颇多赞誉。叩问此事，每每溯及技术、工艺背后锐意臻美的“工匠精神”，而德国匠人“标准化动作”、日本匠人“一生专注一事”之说等皆“铺天盖地”而来，更有主导匠人文化之势，如此等等。事实如是，“德国制造”、“日本制造”质量毋庸置疑，然由此疏略中国本土“工匠精神”的自觉挖掘与重铸，遂而转向西方话语“替代”不仅错误，甚至含蕴深重的危机。
在手工业史上，中国断然不缺“工匠精神”。事实上，一部《马可・波罗游记》业已将中国悠久的精美创制展示给欧洲殖民者，在另一维度，“李约瑟难题”亦是在赞誉手工时代无与伦比的“中国制造”之时发出的“问辩”。事实的确如是。明代以往，中国以杰出技术与卓越发明著称于世：勿言农业技术的辉煌创造，诸如原始瓷器、商代后姆戊大方鼎、汉代造纸、魏晋百炼钢、唐代赵州桥、宋代印刷术……等领先于世的手工业技术皆不胜枚举。在《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一书中，英国学者罗伯特・K・G・坦普尔曾慨叹：“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数属于中国人。”[3]显然，坦普尔所言主旨中国手工时代杰出的技术文明。由此推断，设若没有“工匠精神”，缘何有如此多的技术“经典”持久地扬名于世。
问题是，本土“工匠精神”遭遇欧洲工业霸权之后，并未与现代工业制度自然发生“耦合”，遂而“中止”了自我“现代化”的步伐。工业革命之后，西班牙、英国等欧洲诸国率先启动了具有世界意义的“现代化”进程，且在生产力发展层面以短短300年“超越”了积淀万载的农业文明，诚如托夫勒所言：“工业制度是历史上的一场洪水――短短三百年，使此前的一万年黯然失色。”[4]在此殖民地框架中，中国被迫卷入“现代化”之列，西方“现代化”模式遂主导了本土进程，并有选择地“控制”殖民地国家的“现代化”质地、结构与其间诸要素的“此消彼长”，殖民地国家“现代化”自然进程被中断，本土因子被遮蔽，本属不同民族的“异质现代化”只得隐性存留，遂而彰显出世界“同质化”取向。其间，沿袭农业文明的杰出手工业体系及其内在的“工匠精神”自然排挤于主流产业之外。
更为严峻的是，当17世纪启动的产业革命与科技革命由西方传教士有“讯息”传至中国本土时，基于中国封建王朝持久的盛世与世界影响力，尤其是明代中期处于“世界顶峰”的惯性使然，并未令世人对于来自西方的“现代化”自觉意识得以觉醒，结果是，面对“现代化”这一新生事物，中国一方面以本土即将“衰落”部分去抵制这场“由西向东”的强劲运动，遂而遮蔽了自身“生长”的因素，终失自觉“现代化”之重要契机；另一方面在“被现代化”巨力中忙于照搬，遂而失去对于欧洲范式“本土化”之能力，这直接埋下了包括“工匠精神”在内的中国传统因子的“断裂”。
概而言之，西学东渐之后，西方话语主导的世界渐次波及科学、教育、文化等诸领域。就“工匠精神”而言，“横向借鉴过多，纵向传承过少”的现象日趋严峻。关键在于，如若在时下“智能制造”进程中仍未唤醒“工匠精神”的重建自觉，势必再一次失去“回归”的契机遂而陷入另一“恶性循环”之中。
（二）“悬置”――“能力本位”取向
在一个社会网络中，除思想界之外，教育界尤需保持“敏锐”。因为，思想界本应“深邃”，教育界自当“超前”。职业教育如是。但遗憾的是，中国思想界虽具本土意识且已触及主流文化传承与重构，但对于“工匠精神”仅是在宏观视阈偶有提及而已。职业教育领域则长期秉承“工具本位”理念，遂而丧失了固有的敏感，更不消说其间德育、美育以及启蒙元素嵌入之“自觉”。结果是，“工匠精神”因个中原因基本被“悬置”起来。在哲学上“悬置”一词本出自胡塞“现象学”[5]，此处则有“疏略”之意。
毋庸置疑，尤自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职业教育成绩斐然，但遗憾的是，职业教育改革的理论依据多是“西方话语”。以职业教育课程变革为例，30余年来，先后有国际劳工组织meS课程、北美CBe课程与项目课程、德国学习领域课程等登陆中国，但是，诸模式只是将DaCUm、BaG等“程序化”的课程开发技术引入中国，但其间涵括的“工匠精神”并没有“显性”其中，即便涵括也并未进行本土化“转译”。在一定意义上，中国职业教育界，更多是忙于将DaCUm、BaG等“经典”技术照搬、传播而已。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职业教育在凸显“能力本位”且在完成“学科导向”课程向“工作导向”课程转向过程中，只是注重了“KnowHow”（能力之知）优先于“Knowthat”（命题之知）认知转变[6]，或言注重了“学会工作”，但疏略了其背后的“教育旨趣”与“教育追求”，甚至可以说，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只是完成了“如何做”的环节，或只是将“工作体系”与之融合，而“工匠精神”因子尚未实施“课程化”处理，至于“工匠精神”属于“中国话语”或是“西方话语”更是无从考虑。
接下来任务是，继“工作体系”之后，需将“工匠精神”重建与传承纳入职业教育学术研究与课程教学之中，当然，在另一层面，该项任务还应在产业体系中进行，只不过，“工匠精神”重建与传承对于后者或许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对于前者则是一个“自觉”的过程，尤其当下在产业体系中未觉醒或无暇顾及之时，职业教育“自觉”尤显重要。
二、“剥离”与“审视”――断代工程“自觉”
百余年“被现代化”历程中本土元素的不断成长、积淀，终使“工匠精神”断代工程“自觉”意识渐被唤醒，其间，无论使“工匠精神”在产业界“断裂”处得以衔接，或在职业教育界“悬置”之处所获得重构与传承，皆需在与“参照系”的比较中，回归至本土原初的精神框架。
（一）“剥离”――本土框架“起点”
设若将“经世致用”视作中国文化中的一个核心的关键词，则其构成了中国“工匠精神”的总体文化背景。但是，中国文化并未将“经世致用”引向狭隘与偏颇，而是在“致用”与“非器”、“德性”与“大巧”、“革新”与“守矩”、“血亲”与“家国”之张力中，使通艺通道、德艺兼求、维新守庸、强勉拙诚、民生家国成为中国工匠之最高追求，且成为中国“工匠精神”的最好诠释。并且，该项“剥离”工作，是中国“工匠精神”断代工程的逻辑起点。
1.通艺通道――哲学层面。中国哲学具有辩证属征，表现于匠人领域，尤其彰显由“艺”至“道”的通达。在手工时代，传统匠人虽以技艺立足，但中国匠人并未拘囿于做一呆板的“操手”。事实上，在“经世致用”总体背景之下，另一“非器”文化嵌入其间，且二者交相辉应，并置合一，遂使史上杰出匠人整体上呈现出“通艺通道”之境界追求，且在两个维度上，凸显出“经世致用”与“非器”这对范畴之张力空间。
由“艺”通“道”，致使视技艺为谋生手段的狭隘观念首先被突破。诚如朱子所言：“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5]意思是，君子不能拘于一才一艺，而是要通于艺、游于艺。《论语》之中，“樊迟请学稼”、“君子谋道不谋食”等语录记载业已表明儒家这种追求。在一定意义上，由“艺”通“道”极具人性解放的意义，即匠人以“技艺”为载体或媒介，透视人生与天道，虽劳作却也“诗意地栖居”。以现代职业教育话语诠释，即儒家对于技能型人才局限性以及教育功利性提出批判，为本土职业教育旨趣追求奠定了思想基石。
在另一维度，通“道”之“艺”终使匠人突破了“工具”的拘囿，诚如在《论语・为政》中：“子曰：君子不器。”一说，意思是，有学问、有修养的人不应仅为一种可供使用的器具。否则，势必陷入技艺对于自身的“奴役”。沿袭于此，魏晋时颜之推则进一步提出了“艺不役人”的哲学命题，且为规避该现象发生，遂而呼吁技艺“可以兼明，不可专业”之原则，否则，如果专精一艺而且超乎常人，闻名之后，即会为地位更高的人所役使。由此看出，颜氏“薄技重于家财”与“艺不役人”论断之辩证性，恰是‘君子不器’嵌入“经世致用”的最好诠释。
2.德艺兼求――德性层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与德彼此相依又各居其所，诚如在《老子》之中，分道、德两部分，其间蕴意既是承接中华文明发源以来的积淀，又成为之后本土诸业文化的宗脉源头。自然，中国“工匠精神”在追求“通艺通道”之境界时，同时呈现“德艺兼求”之旨趣。可以说，在中国，丧“德”之“艺”业已不称之为“艺”，丧“德”之“匠人”势必被排除在主流之外。
“德艺兼求”在标准上倡导“德艺周厚”。该观念可追溯至原始社会，史学家范文澜列举的神农、周弃、后土等12个受祭祀的祖先神皆品德高尚、技艺卓著，原始文化“崇德尚贤”为后世诸多领域文化伦理走向奠定了基础。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德艺周厚”遂成为诸领域人才标准，匠人如是。诚如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所说的：“即人诚孝，杂艺自资”，即是对“德艺同厚”思想的典型论述。
“德艺兼求”在方法上倡导“德艺并察”。早在《尚书・立政》记载：周公教诲成王，识人应“忱恂于九德之行”，既审视人的内心之德，又考察体现其德的道艺作为。西周选士制度凸显出德行与道艺兼求的明显特征，如在《周礼・乡大夫》中记载“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艺……，三年则大比……，此谓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6]另在《隋书・艺术列传序》中，评述医官之时，认为应是“救恤灾患，禁止淫邪”、“技巧所以利器用，济艰难者也”，至于那种“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或“矜以夸众，神以巫人”的所谓方技之人，在当时已为人所不齿，且被指斥为“技之下者”。
基于“道德本位”的传统文化，尽管倡导“德艺兼求”之策，但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实则是“以德为首”或“德在艺先”，该人才观至今如是。
3.维新守庸――气质层面。中华文化素来具有革新精神，诚如《大学》开篇即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之命题，群经之首《周易》之“易”即“变化”之意。由此透视出中国人的原创精神缘自于长期积淀的文化，且本土文化中的革新精神又进一步塑造了政治、经济、教育制度精神。更为可贵之处在于，中国文化之“变革”哲学，是“变”之守度、“变”之守理，此理即“中庸”。在匠人领域贯穿此理，遂使“维新守庸”成为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
在“工匠精神”层面，维新主要表现为一种“创物”精神。在此方面，圣人先贤堪为典范，之后逐渐衍生出一种“匠人”文化。诚如在《周礼・考工记・序》中记载“智者创物，巧者述之，皆足以为利，而物无不备，用无不致，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者，惟圣人为大。烁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此皆圣人之所作也……”。至于民间，西周以往，铜器有后姆戊大方鼎，陶器之刻纹白陶无人继做，原始瓷器出现，纺织品有锦、绢，建筑有“鹿台”之建，骨、角之器雕刻精良，至秦汉、魏晋创造、发明辈出，\如马钧以其“巧思绝世”，改革织绫机、发明了龙骨水车；杜预发明连机水碓，刘景发明了连转磨，祖冲之发明了千里船，如此等等，之后诸代不绝。在更深层面，维新还表现在对创物之理进行归纳与阐释，春秋《考工记》、宋代《营造法式》、元代《梓人遗制》、明代《天工开物》、清代《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等“创物”规制中渗透着标准、工艺、原理以及匠器文化的本土框架。
中国维新思想具有辩证的意味，表现于“匠人精神”层面，则是“守制”与“破矩”的对立统一。在“守制”方面，如自隋朝起，即在官府艺徒制中将“立样”与“程准”视为工师培训中核心环节。至唐代，将作监下设甄官，其职责在于使“砖瓦之作，瓶缶之器，大小高下，各有程准”。即为艺徒学习和制作提供标准和典范，但设若没有对于规矩的突破，势必没有包括四大发明在内的卓越创制。事实上，诚如“匠”字本身，其中一“斧”被“规矩”之框拘囿，冲破框架方为“匠”。回顾中国制造史，皆是在“破”与“立”、“规矩”与“巧”的张力中，将其发展至卓越之境界。
4.强勉拙诚――态度层面。“强勉拙诚”系一组合词，即“强勉”、“拙巧”、“诚一”。其中，“强勉”亦作“勉”，有努力而为之意，常指治学态度。诚如在《汉书・董仲舒传》中所记：“事在勉而已，勉学问，则见博而知益明。”如若“强勉”指向态度，则“拙巧”指向功夫，且“拙”之功夫与“巧”之结果彼此相依，即“拙”中有“巧”，大巧若拙，拙巧相生；“诚一”，取自司马迁《史记》中的记述，即“心志专一”。在一定意义上，“强勉拙诚”成为中国传统匠人精艺的态度“图像”。
“强勉”精神自古有之，在《史记》中，司马迁关乎三皇五帝“筚路蓝缕”、“手骈足胝”之精神早有描述，诚如禹帝“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而不敢入”等故事世人皆耳熟能详。但做为一种职业哲学，“强勉”源自墨子。在《墨子》一书中，墨家视“强力从事”为职业道德标准。力主“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门师生“多以裘褐为衣，以F（草鞋）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即他们穿粗衣，着草鞋，日夜操劳，食不得饱，自觉地同“”为伍。尽管墨家起于手工业者，但墨子“强力从事”最终指向所有职业者，甚至强调王公大人、士君子、农人、妇人等皆需做好分内之事。
“拙巧”精神主要涵括两个层面，其一，以“琢”显“拙”；其二，以“拙”致“巧”。在《诗经・卫风・淇奥》中，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说，原因是，在对骨器、象牙、玉石进行切料、糙锉、细刻、磨光工序中，只有“琢磨”之“拙”，才有工艺之“精细”。而道家“反智巧”思想助推了“琢磨”之“拙”功，诚如在《庄子・天地篇》中“抱瓮汲水”之例所阐述的：“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后宋代朱熹“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复磨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将“琢磨”直接与“精益求精”相关联。但设若视道家之“拙”完全排斥“巧”是一种误读，道家“大巧若拙”诠释出“反智巧”只是“反低级、小的智巧”而已，“大巧”方是最终之追求，而其恰是一种“拙巧”之精神。
事实上，无论是“强勉”或是“拙巧”皆有“诚一”之元素，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赞誉“诚一”之品性，如“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磨刀铿剪），薄技也，而那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钟。此皆诚一之所致。”意思是，“诚一”是张氏、那氏等“谋小事得大富”之关键。同时，司马迁还记述了洛阳商人“相矜以久贾”的态度，即相互之间以长时间在外学习经商为骄傲自豪。甚至学习夏禹治水之功，“数过邑门而不入”，足见其一心一意的精神。可以说，在中国文化语词之中，“诚一”尤为重要，甚至浸透在“四业”之中形成一种道德规定和职业指南。
5.民生家国――信仰层面。中国匠人的信仰并非指向上帝，而是面向民生、家国与天下。换句话说，不是视职业或工艺为天职，而是承载着对于国家与民众的担当，是一种家国情怀，不是对于终极世界的聆听，而是祖先崇拜的一种延展。“民生家国”情怀有三重涵义，即匠人植根于民生、忠诚于家国、兼济于天下。
匠人植根于民生，即匠人起于民众造福民众。事实上，做为民间最初的匠人，先贤以发明创制增进人类福祉是为开端。诚如“伏羲”发明“网罟技术”以教民结网、编织；“虞舜”开创“制陶技术”以化东夷；“大禹”发明“规、矩”治水以利万民。至原始社会末期，“职业为氏，行业族居”制度出现，诚如《考工记》郑玄注中说：“以其事名官”和“以氏名官”，即从事什么手工业就名什么氏族。据《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周武王克商时，晚商遗民即以职业进行家族命名，如索氏即绳工家族，长勺氏、尾勺氏应即酒器工家族，陶氏应即陶工等等。管子“四民分业”之后，做为一独立的职业群体，做为一民众群体“匠人”关注民生乃自然之事，其中不乏造福民生的杰出匠人，以及具有“泽世”精神的“技术职官”，前者如元代黄道婆“松江传艺”，后者有战国李冰父子都江堰工程、汉代赵过发明代田法等皆是如此。
匠人忠诚于家国，即匠人对于单纯“技艺逻辑”的超越，往往将其置于国家命运之高度。由于匠人、匠艺与国家军事、经济联系紧密，自古颇受青睐，诚如《考工记》记载，“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舆。”且周公“勿庸杀之，姑唯教之”，即对于违禁饮酒的匠人加以宽恕传为佳话，之后，推行“匠籍”制度强化了匠人与国家之间的隶属关系，且融合于儒家“修、齐、治、平”之理想，制度之外，渐衍生出一种家国情怀。诚如春秋战国时期，干将、莫邪体现了铸剑师对于吴国的忠诚，“钟离剑”则凸显钟离与素女对越国的忠诚，如此等等。
匠人兼济于天下，即哲人对于匠人民生家国的一种表达，墨子是其中典范。做为一名代表手工业者利益的思想家，墨家提出“兼士”培养目标，“兼士”需“必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虽“天下”情怀似与儒家君子相同，但“墨家”主要着眼于“农与工肆之人”。
（二）“审视”――三重困境“背景”
尽管手工时代积淀出通艺通道、德艺兼求、维新守庸等本土诸“工匠精神”，但欲完成断代工程之使命并非易事。其中，“被现代化”之惯性、“手工时代”之起点、“传承自觉”之弱三重困境构成了该工程主要“背景”，同时，亦是该工程中亟待破解之元素，至少在观念上予以正确认识是为前提。
1.“被现代化”之惯性。就现代化而言，在世界范围内有两种典型模式，即以欧洲为代表的“内生”模式，以及各殖民地国家之“外压”模式，而在殖民地国家中，又可划分为两种，如以美国为例，在“外压”模式之下，迅速完成了“本土化”过程。但包括中国在内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诸多国家，最终拘囿于欧洲“被现代化”轨道。遂使“被现代化”成为传统“工匠精神”断裂的根源，且由于“西方话语”的长期霸权，曾经一味“照搬照抄”终使中国对于包括“工匠精神”在内的西方模式“本土化”意识被遮蔽，本土原创能力遂而呈现极度衰减之态。
更为严峻的是，“被现代化”之惯性极具力量，在表面繁荣的“轨道”中则完全西方化了。其中，该惯性既可表现于行为层面，又可表现于观念层面。就行为层面而言，譬如课程维度对于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持续”照搬，“工匠精神”维度对于德国、日本趋之若鹜、崇拜有加等皆是如此，“被现代化”之惯性表现在观念层面更为可怕，惯性最终会成为一种“信仰”、一种自觉的行为习惯，这与构建本土特色的“工匠精神”体系极为相悖。
关键在于，西方模式解决不了中国问题，事实上，中国职业教育领域“繁荣”表象背后的内在困境业已凸显，当下“中国制造2025”呼唤“工匠精神”即是一种深层遭致拘囿的表征。并且，“被现代化”之惯性将使本土“工匠精神”断裂进一步加深，遂而使“断裂――西化――困境”之恶性循环愈演愈烈，因此，终止惯性是困境破除之关键。
2.“手工时代”之起点。剥离“西方话语”遮蔽之后，通艺通道、德艺兼求、维新守庸、强勉拙诚、民生家国等呈现出中国“工匠精神”本土框架，但是，将之“平移”至当下社会，直接使当代工匠浸濡于此文化之中，显然不合时宜。尽管其间涵括诸多“永恒”的元素，但是该框架毕竟是农耕文明的产物，中经工业革命百余年，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的社会基础早已“荡然无存”。
在社会学家眼中，当下业已进入丹尼尔・贝尔所定义的“后工业社会”或阿尔文・托夫勒所描述的“第三次浪潮”时期，智能制造、互联网+、柔性生产等替代了工业社会标准化、规模化、机器化等“现代化”一般范式，以作坊为代表的“手工时代”痕迹只得“隐性”存留于民间。在本质意义上，“今日”工匠与“昨日”不同，“工匠精神”亦从来没有停下变更的脚步，只是内在涵括的价值取向需进行本土意义上的甄别。
设若将“工匠精神”历史进程做一简单线性排列，即呈现“手工时代―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之序列，而其间“工业社会”环节，恰是中国本土“工匠精神”断裂之处，也是断代工程所需“衔接”即重建之所。由于时代更迭，传统框架已无法照搬，但“本土框架”具有两个层面的价值，其一，在“方法论”层面的回归，用以矫正“被现代化”之历程；其二，围绕“本土框架”基因效应，在西方、时代两个维度融合有益元素，自觉重构具有本土旨趣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工匠精神”图示。
3.“传承自觉”之弱。第三困境即“传承自觉”之弱，比较而言，在三个困境之中，“被现代化”之惯性源自“西方话语”，因此列属于一种“空间”的困境；“手工时代”之起点源自“历史变迁”，因此列属于一种“时间”困境；“传承自觉”之弱源自“主体理性”，因此列属于一种“主体”困境。三者比较，“主体”困境尤为重要，因为无论破解“被现代化”之惯性或是“手工时代”之起点，皆需传承“主体”之觉醒。
事实上，在“传承”中定然涵括“发展”，而“发展”本身即是“传承”。遗憾的是，在中国“工匠精神”的发展中因“西方话语”框架而“畸变”，且“畸变”之处即是“断裂”之所，换言之，即便“断裂”不能完全е隆氨就猎素”传承的终止，但其于民间缓慢存留终使其逐渐淡出“主流文化”的视野，遂与经济社会联系最为紧密的职业教育自然对此有所疏略。时下“感怀”中国“工匠精神”，正是对教育领域与产业领域“传承自觉”之弱的提醒。
在觉醒的人群之中，本应当属职业教育思想学人。遗憾的是，在该人群中，忙于照搬西方的有之，忙于阐述西方的有之，但其间“痛心疾首者”、“激情批判者”的声音甚少，呈现集体性的“去声”、“去思维”、“去理性”。设若是“西方话语”绑架了“中国学者”，不如说是有些本不属于学者之列。“独立之思维、本土之底色、学术之担当”是鉴别学者与否的三个核心标准。设若失去“本土”的敏锐，失去了“原创”的根本，失去了“使命”的神圣感，学术的“民族性”即丧失殆尽。
三、“重建”与“传承”――断代工程“主题”
针对三重困境，以本土“工匠精神”框架为逻辑起点，提出回归“匠道”以清边界、融合“三维”以求重建、嵌入“课程”以至传承三条路径，且成为断代工程的核心任务。
（一）回归“匠道”以清边界
回归“匠道”是中国“工匠精神”断代工程第一核心任务，该任务旨在清理“边界”，即在“工匠精神”范畴清理本土与外来之“边界”，这是产业与职业教育领域的“信仰”与“原则”问题，设若没有本土“匠道”之回归，势必没有中国“工匠精神”重建的根基。事实上，回归“匠道”至少含蕴三重命题，即打破遮蔽、扬弃特质、逻辑始端。
1.打破遮蔽。打破遮蔽，即将遮蔽于“西方话语”之下的中国“工匠精神”剥离开来，该任务至少涵括行为、观念、行为三个层面。且三者之间彼此相依，互为始终，换言之，没有行为层面的剥离，即没有观念上的养成，但没有观念上的觉醒，即不会有初始之行为，而没有制度奠基，则不会有观念之恒久，也不会有持续之行为。
在行为层面，即在历史文化与民间工匠范畴将其直接“剥离”出来，事实上，即是对通艺通道、德艺兼求、维新守庸、强勉拙诚、民生家国诸精神“有血有肉”的整理。该环节需关照两点，其一，此框架是一开放的框架，意思是，这“五个”关键词尚属一家之言，有待鉴别，有待继续挖掘；其二，在“剥离”过程中，需有一种“叙事”的理念，即将“完整、具象、全息”属征的本土“工匠精神”呈现出来，而不仅是一种概括式的、甚至终结式的主观“抽象”。
在观念层面，尽快从“西方话语”中解放出来，终使“本土话语”成为日常思维的主导。表现在理论层面，自觉挖掘、使用“工匠精神”的“中国话语”，使中国学人在“西方话语”的“绑架中”退出；表现在工程层面，自觉以传统“工匠精神”为内核，吸纳周遭养分，以重构本土现代“工匠精神”之维；表现在实践层面，无论是实业界或是职业教育界，则需自觉将“工匠精神”中国元素彻底贯彻。
在制度层面，即依托本土“工匠精神”实施匠人精神层面的制度设计，构建制度体系。反之，依托涵括本土元素的制度体系承载“工匠精神”的中国话语。尤其在现代匠人素养标准衡量上，自觉运用本土“工匠精神”框架。如此，中国“工匠精神”从被欧洲遮蔽的状态中“剥离”出来，在“技艺”、“德艺”、“道艺”三者张力中，重现中国本土“匠道”的特质。
打破遮蔽不是一个个体轻易完成的，是理论研究界、理论工程界、实践界协作之结果，同样也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势必存在一个“遮蔽”与“去蔽”的繁难过程。其间，谁为主责，何为始端，需系统考量。
2.扬弃特质。打破遮蔽，“剥离”出的本土“工匠精神”框架非尽善尽美，其间糟粕、精华聚在。设若全盘继承虽“衔接”了传统，但其间糟粕势必消解“工匠精神”之本质力量。由此，需继承精华，去其糟粕。只是，在“扬弃特质”过程中需明晰参照标准之“双重”属性，即外在“时代性”参照与内在“工匠精神”逻辑参照。
继承精华，如“追求精艺且通于道、达于德”、“薄技于身而艺不役人”之境界，“维新”之精神，“守庸”之辩证，“强勉”之态度，“拙诚”之意志，以及“家国”之情怀；去其糟粕，诸如崇官、保守等元素谨当规避。当然，“扬”与“弃”并非是一对相互割裂的简单行为，因为二者所对应的对象之间多有相互关联之处，诚如“精艺”与“保守”、“薄技”与“役使”之间似乎形影相随。这是在操作中尤需关照之处。
重要的是，“扬弃特质”之“扬”缘起于传统，一方面，在“工匠精神”层面含蕴诸多永恒之元素，更为重要的是多立于本土之基石；“扬弃特质”之“弃”缘起于时代更迭之中，其间的诸多元素已不合时宜，“自我否定”遂具革命之意义，具成为真正发展之始端。
3.逻辑始端。打破遮蔽、扬弃特质之后，的确回归至“原初”的自我，但是当即实施重建工程还有所缺失，因为，以上回归的过程即是“纯化”的过程，其间，与本土相关的诸因素被完全“悬置”起来，但重建是需要背景的，因此，做为“逻辑始端”的位次自觉显得尤为重要，对此，至少在两个意识上达至平衡，即起点意识与参照意识。
起点意识是回归“匠道”的最终标志。起点是在逻辑意义上对于回归的理解，如若在内容维度，传统“匠道”是内核；在属性维度，传统“匠道”则是基因。做为逻辑起点，该任务涵括两个层面，即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就前者而言，传统“匠道”需成为理论界研究的起点、热点、焦点，即便是吸收西方之“匠道”，需以吾为本；就后者而言，实践界需践行本土“匠道”为起点，且自然构成本土匠人文化。
参照意识是“断代”工程的重要前提。回归“匠道”之后，以通艺通道、德艺兼求、维新守庸、强勉拙诚、民生家国诸精神为基本框架的中国“工匠精神”只是一个基因、内核而已，设若直接将其视为当下“工匠精神”之全部则无法适应时代的需求，该框架仅仅是重建的逻辑起点。因为，周遭西方、时代、发展分别在时间、空间、内容三个维度设置了“三重”参照。
可以说，没有“起点”则没有“本土化”，没有“参照”则“本土化”最终失去生命力，基于“逻辑始端”的位次自觉，或言平衡起点意识与参照意识是中国“工匠精神”重建的观念前提。
互联网经济与工匠精神篇10
据统计，我国3000家圆珠笔生产企业，没有一家掌握高端笔头和高端墨水制作的核心技术。我国每年生产380亿支圆珠笔，占到世界总产量的80%，但笔尖珠芯近90%来自进口，墨水80%进口或用进口设备制造。这些高端墨水和高端笔头，以及笔头和墨水的关键制造设备都是从瑞士、德国、日本进口的，中国制笔企业从每支圆珠笔里能获得的利润不到1毛钱。
问题在于生产圆珠笔所需要的易切削钢，我们只能依赖日本进口，而我们的模具和设备无法制造圆润光滑的小小圆珠，无法保证圆珠与笔尖托架之间误差小于0.003毫米的完美结合，也无法保证圆珠笔在各种握笔姿势和受力方式下流畅书写。
自1895年圆珠笔被发明迄今已经120年，但一个经济总量全球第二的制造业大国仍未掌握它的核心技术。汽车近年来已经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生活必需品，虽然现在国产车在配置上越来越高，功能和外形越来越炫酷，但中国汽车生产企业恰恰不具备最核心最关键的20%部分。
这样的尴尬还有很多：芯片、智能机器人……
为何屡屡在核心技术上受制于人，为何只能以低成本的资源优势参与全球竞争赚取微薄的组装费用？困扰着中国制造的症结无外乎两点：创新强度不足和匠人精神的缺失。
2015年，中国企业500强研发强度（即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1.29，世界500强平均的研发强度是5，中国大企业的创新与世界还有较大差距，而与此同时，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为10%，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40%的比例。美国智能信息提供商汤森路透2014年评选出全球100家创新企业，中国大陆只有华为1家上榜，而日本有39家，美国有135家。
自主创新能力的匮乏，除了研发投入不足，还体现在劳动者素质方面，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我国制造业以劳动密集型加工为主，根据人社部统计，中国技工劳动者1.5亿人，仅占城镇就业人员的39%，占就业人员总量不到19%；高级技能人才3762.4万人，仅占技能劳动者综述的25.2%，占就业人员总量不到5%。
技能劳动者数量的偏低，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整个社会匠人精神的缺失。近年来尽管我国高等教育普及率逐渐增高，但是对于人才的评价依然是多以学历为标准，对于职业教育、技能教育重视不足。
匠人精神代表的是一种坚定、踏实、精益求精，一生专注做好一件事的态度。日本的秋山木工，创办人秋山利辉为了培养出真正的匠人，创建了一所学校，学制八年，一年的学徒见习课程结束后，才能被录用为正式的学徒，然后开始为期四年的基本训练、工作规划和匠人须知的学习。之后，在技术和心性方面都磨练成熟者，方能成为工匠。
哈德洛克工业株式会社，生产的产品只是不起眼的螺母，但是凭借着专注、专业的钻研和精益求精的制造，以及无法模仿复制的加工技术和参数配合，哈德洛克螺母号称“永不松动”，世界多国的高速铁路、列车都离不开它。
引无数国人竞相抢购的日本电饭锅更是将产品做到极致，三菱电器在研制一款新型电饭锅的时候，邀请3000人在全日本的寿司店进行品尝，找到最适合日本人口感的米，再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研究此种米粒的烹制过程，选定制作内胆的材料，并派出工作人员寻找最优质的原料，3000度高温烧制几个月，方制成内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