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的条件和对象篇1
[关键词]法律援助对象范围条件案情
法律援助是由国家提供经济和专业支持对社会定群体或个人以及特定案件进行法律诉讼提供帮助的一种法定活动。现在国家中,法律援助主要被认定为国家责任,一般而言是通过立法的方式将法律援助的主要条件和范围、援助的方式、内容、责任和保障等加以法定化。鉴于法律援助的范围的有限性,在法律援助法律中通常都对援助的范围和对象作出明确的规定,而此种规定往往是基于多角度和多方面的考虑而设定。
我国《法律援助条例》对法律援助对象和范围的规定,是在原先《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有关规定的基础上,结合当时我国各地已经开展法律援助的具体情况,作了一个总结性的规定,并没有创造性的扩大,虽然各地政府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规定。但随着法治建设的水平的提升和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改变我国目前法律援助立法中存在的案件类型限制过多,法律援助范围过小的缺陷,重新界定并优化我国法律援助的条件,不断提升我国的法律援助层次和水平是法治建设的当务之急。
一、法律援助条件的界定原则
如前所述,法律援助最终服务于法治、正义和人权等核心价值,然而最为需要的恰恰是财政经济的支撑能力,因为正义等价值的实现通道是需要成本,如果在最合理的成本基础上建立起能最大程度实现上述价值的制度体系需要若干原则的指导和协调。
1.需求与能力原则
首先是使本国法律援助的覆盖面保持在一个可接受的合理范围内,一方面是它要与国家财政的支付能力和所能提供的资源相匹配,不至于耗费巨大的社会资源而使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另一方面是为了保障贫弱公民能够享受到最基本的法律援助权利,政府应该根据保障司法人权最低限度要求,设定相应的最低法律援助资格条件,并随经济发展和社会法律援助资源的扩大,逐步放宽法律援助条件。其次是考虑到公民不同法律利益保护的优先顺序,主要侧重于保护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基本民事权利。
2.价值排序和利益衡量原则
世界各国通常就民事法律援助在对申请者的资格审查上较之刑事法律援助严格,申请者必须通过资力调查和案情调查,如果符合条件,方可获得法律援助。根据我国法律法规规定,法律援助受援面主要有:一、经济困难的公民,特别是那些残疾人、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社会弱势人群;二、刑事诉讼法以及条例规定的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在法律援助资源紧张的条件下,平衡总供给和总需求矛盾的关键在于,能否运用好法律援助条件的杠杆作用,将法律援助总需求控制在一个适当的范围之内,使一定时期、一定区域内的法律援助可用资源与法律援助受援面合理配置,以保证法律援助活动及时、不间断、规范化、有一定规模和保证质量地正常进行。
3.国际条约责任原则
我国于1998年10月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规定中针对刑事法律援助方面而言,刑事法律援助作为最低限度的也是最重要的法律援助,在现代法律援助制度中处于最基础的地位。这部《公约》为缔约国履行自己所承诺的法律援助义务,提供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共同接受的国际标准。有两个基本相的条件:第一个是经济条件,也是最通常的条件,即申请人的收入是否低到需要法律援助的程度。申请人确无经济能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第二个条件,是案情条件,也可称为“合法性”条件。对案情条件的定义各国相关规定的解释有所不同。从对各国法律援助案情条件的比较看,民事法律援助条件的标准是有弹性的,采取“以需要为基础”的经济条件审查方法。主要考虑案件的合法性、诉讼的合理性、胜诉的可能性以及判决执行的可能性等因素。刑事法律援助案情条件通常严格适用法律规定的标准,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被告人一般可以得到资助。
二、我国法律援助标准的法学分析
《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经济困难的公民可以依照条例的规定,获得法律咨询、、刑事辩护等无偿法律服务。法律援助的一般性条件是指一般性对象,是指须经审查当事人的经济状况,只有在经济上达不到国家规定的经济困难标准的公民才能获得法律援助,我国《律师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只是将经济困难的条件规定为“无力支付律师费用”,《条例》虽然在立法上提出了“经济困难标准”的概念,但没有对其进行定义,只是将它授权于省级地方政府作出具体规定。
法律援助特殊条件法律援助受援人的特殊条件,是指法律、法规包括司法解释明文赋予某些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无需经过法律援助机构对法律援助一般条件的审查即当然地获得法律援助。目前,这类法律援助特殊条件的规定,主要集中在《刑事诉讼法》第34条和《条例》第12条的规定中:1、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2、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
1.法律援助对象经济条件过于严苛
由于缺乏可操作的法律或政策依据,各地在法律援助实践中所掌握的经济困难标准过于简单、过低和不科学。几乎绝大多数地方,把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定位于最低生活保障线或最低工资标准。尽管在我国要通过调查具体公民的经济真实状况是一件不易之事,制定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也必须充分考虑到标准的覆盖面与公民实际发生并获得法律援助案件之间的比例平衡问题,由于现行经济困难标准严重脱离了法律援助的实际要求,使得法律援助的门槛高企,再加之民事法律援助范围狭窄,导致符合条件的公民和案件很少,以致于有的地方一年就办十几件民事法律援助案件,连本来就不多的法律援助经费居然还用不完;另一方面大量需要法律援助的公民却无法获得法律援助,被排斥在这个体系之外。政府的财政投入少,是形成现行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的直接原因。
2.法律援助对象涵盖面过窄
就法律援助的范围而言,《条例》的规定体现了优先保证刑事诉讼领域被告人的法律援助权利的精神。对刑事案件的优先照顾,在其他国家也是类似的情形,如美国,还有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只规定了刑事诉讼领域国家须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的责任。相对而言,我国对民事法律援助和行政诉讼法律援助的范围就非常狭窄。尽管《条例》授权地方可以补充扩大民事和行政援助案件范围,但现实是许多地方政府依然按《条例》执行或扩大的范围依然十分有限,不愿扩大法律援助范围。因而国家层面的统一规定非常的不具现实性,但是将所有的问题全部交由地方自行解决则过于宽泛,应当由国家对于不同地区的情况类型化为不同的区域,达到相应区域条件的应执行相应的标准,既能推动法律援助标准的提高,又能照顾到不同地区的情况的差异性。
三、优化我国法律援助标准的思路
如何扩大法律援助对象和范围,实际上更多的则归结为社会意识问题和政府的责任问题。社会法治的进步和权利、责任意识的确立,是凸显“权利本位”,保证国家责任机制得以健全的根本前提。是否尽责任政府的理念确立科学的法律援助制度目标,直接关系到法律援助对象、范围等整个法律援助体系的制度设计,直接影响到法律援助目标的实现程度,直接体现出政府责任的大小和公民权利的保障力度。
1.经济困难标准的重构。
建立科学合理的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已是关涉我国法律援助事业发展的根本问题。结合我国的现实来看,就当事人的具体收入状况,扣除必要的生活费用和扶养费用来认定公民的可动用收入,无疑将是可行的,也更能体现人性化的要求。也有人针对那些不属于法律援助对象条件,却又自身难以完全支付法律援助费用的“夹心层”,提出尝试“分担费用”的办法,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但在我国对公民收入状况难以调查核实的情况下,实行这个办法无疑不具有可行性。
2.扩大民事案件法律援助范围。
根据世界各国对民事法律援助范围的规定来看,大都不在案件类型上做过多的限制,主要是看申请人的经济状况和申请事项是否威胁到申请人或其家庭的自由、生计、安全、健康等。政府应该逐渐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进一步扩大公民援助范围,将关涉公民生存、自由、健康权利的案件尽量优先纳入法律援助范围,如征地、拆迁、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交通、医疗、雇用等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家庭暴力、各种劳动纠纷等。
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我国政府签署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中有关于建立和实施法律援助制度的承诺,对外国人实行国民待遇原则。在与一些国家签订的司法协助协定或条约中也对法律援助问题作有专门规定。当今世界出现法律国际化、趋同化的倾向,因此应从立法上将外国人纳入法律援助范围。我国香港地区法律援助的范围,不仅包括香港居民,也包括外地来港的非香港居民。
3.拓宽刑事、行政法律援助范围。
目前,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和有关规章,刑事被告只有在可能被判处死刑、盲、聋、哑的人或者是未成年人等少数情况下,才有“应当”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而其他刑事被告只有“可以”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相当一部分有可能被判处监禁乃至无期徒刑的刑事被告人,在申请法律援助之后仍有可能不能获得律师辩护。在中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之前,有必要采取措施切实缩小这一现状与国际标准的差距。
就行政案件的扩大而言,相对争议较大,就维护公民“平等的司法保护”的法律援助宗旨来讲,应无对行政诉讼不宜援助的,这其实是一个观念的问题,究其现实的状况而言,对于贫弱的公民给予行政案件法律援助,对促进法治政府建设和公民权利保障,在当代中国更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除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以外,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也规定了被控有罪的有可能被判处监禁的儿童有权利获得法律帮助。
4.建立援助案件的等级优先制
法律援助对象是一个集合概念,它由不同层面的潜在的受援人组合而成。由于世界各国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其赖以产生的法律援助制度也存在着差别。这种差别必然反映在法律援助条件设定上,呈现出明显的政治性和层次性。由于刑事司法的处理结果所涉及的主要是人身自由及生命权,由国家预算拨付援助经费,优先保证刑事法律援助的需要。而对民事法律援助,各国重视程度不同,采取了较为灵活的态度。
根据我国法律援助资源条件和社会基础条件,我国法律援助条件应该呈现层次性,在法律援助对象中确定“优先”受援人。确定“优先”的原则应按照以下顺序:1、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获得法律援助的对象;2、所申请援助的事项关系到公民的生存或生命安全权益的;3、残疾人、妇女、儿童、老年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事项。在法律援助资源的分配上,除了以上优先保障的考虑之外,还要针对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对一些群体性法律援助申请者,涉及人数众多、不及时解决有可能危及社会稳定的,一些社会影响较大的事项,也应纳入优先考虑的范畴。
参考文献:
[1]陈秀丽:论和谐社会的法律援助制度建设,载《理论前沿》2007年第12期
法律援助的条件和对象篇2
（一）协作机制服务的对象
司法援助是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必要的法律服务，让缺乏运用法律保护和实现法律权利能力的个别公民平等行使诉权、实现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统一。民事检察的目的是维护司法公正，纠正错误诉讼行为，恢复受损司法秩序，保护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益。分析已有的民事申诉案件，特别是从民事检察的当事人，又尤其是申诉人的情况来看，在申诉案件中开展检司协作具有非常大的意义。一是在原审的过程中，当事人没有获得必要的法律援助，导致败诉。检察机关与法律援助的协作，可以及时地纠正诉讼阶段未接受到司法救助的缺失，有效地弥补当事人的诉讼能力不足的问题。从民事检察申诉案件的分析情况来看，很大一部分申诉人败诉的原因在于在原审中缺乏律师或专业人士提供必要的法律服务，未能有效地行使自己的诉权。二是民事申诉程序相对独立于原诉讼阶段，检司协作能有效地为弱势群体在检察机关案件审查及后续阶段平等地行使权力提供保障。同时，也明确了检司协作服务的对象应当是弱势群体，且所指向的弱势群体不限于经济困难的公民，还可以是受生理、心理及社会地位制约的人，比如妇女和残疾人。因为检察机关有支持的职能，支持的对象可能远远广于经济困难的弱势群体。在法律援助机构援助对象局限于经济困难的弱势群体的情形下，援助机构可以向经济困难的人告知引导提请检察机关支持。
（二）协作目的
法律援助机构的目的是，通过与民事检察的协作可以保障对弱势群体在民事检察申诉案件中提供援助，获取检察机关对援助人提供便利条件，同时寻求检察机关对受援人提供保护，对援助人提供便利。检察机关协作的目的是，试图通过协作宣传现有民事检察职能、拓展已有检察职能，为弱势群体获取及时有效的法律救济提供帮助。检司协作的目的在为弱势群体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救济上发生了交集，所有的措施均应以弱势群体享有更便捷、更快捷、更高效的服务为出发点和核心，同时考虑检司两家各自的目标追求，整合各方资源，以达到弱势群体、检察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各方目标的最大化。
（三）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提供的措施
1.引导或弱势群体向检察机关申诉和申请支持。法律援助机构受理申诉案件的法律援助申请后，决定提供法律援助的，应当告知该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对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案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告知当事人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支持。其目的在于弱势群体能较便利，更流畅地享受检察机关的法律资源。
2.免费援助弱势群体。法律援助由政府付费，当事人无需向援助人付费。援助的内容依照《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执行。
3.协助检察机关做息诉工作。援助机构指定援助人后，援助人作为人，与当事人结成共同体，容易取得当事人的信任。如过检察机关的监督不能满足当事人的要求时，援助人可以从中调解，更容易促成和解，化解矛盾，使当事人服判息诉。
（四）检察机关可以提供的措施
1.引导当事人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援助。当事人向人民检察院申诉民事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告知其可以按照《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2.直接指令法律援助机构对特别困难的弱势群体提供援助。申诉案件的当事人困难特别突出的，人民检察院可以直接指令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援助。法律援助机构应将案件交给积极性高、责任心强和专业对口的援助人承办此类案件。
3.支持弱势群体提讼。对于法律援助机构受理的未提讼的援助案件的当事人，或者当事人虽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但却有经济困难、生理困难的弱势群体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其。
4.免收费用、提供便利。人民检察院应当支持法律援助机构指派或者安排的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人员实施法律援助，在查阅、摘抄、复制案件材料等方面提供便利条件，对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人员复制必要的相关材料的费用予以免收。
5.弱势群体案件快速办理机制。对于援助人的弱势群体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采取优先办理、优先研究等方式，在2个月内提出监督意见。
6.调查取证。申诉案件的当事人由于法律知识或手段匮乏而在原审中未能收集到的证据，且对案件影响重大，人民检察院可以进行调查取证。人民检察院支持且法律机构未进行法律援助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调查取证。
（五）工作保障措施
1.制定高层次的制度规范。民事检察与法律援助应当建立服务弱势群体的长效制度，其适用范围不应当局限于各个地方，而应当是全国性的普遍适用的规范性文件。
2.重大疑难案件会商制度。人民检察院应积极支持法律援助工作者开展民事、行政案件法律援助工作。对法律援助机构的重大、疑难、复杂民事行政案件，人民检察院和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共同会商与研讨。
3.通报制度。人民检察院在办案过程中发现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人员违反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损害受援人利益的，应当及时向作出指派的法律援助机构通报有关情况。同时，每月集中汇总双方协作案件的情况，每季度互相通报情况。
4.案件效果评估制度。定期对检司共同协作援助案件的受援者进行调查，对案件效果进行评估和总结。
二、民事检察与法律援助高层次协作机制的条文设计
为优化检司对弱势群体的救助措施，检察机关与司法部门可以高层次地设计制定《关于共同加强民事申诉案件中弱势群体保护工作的规定》的规范性文件。该协作机制以快捷、便捷、高效地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服务为中心，主要条文应当包含协作机制的角色定位，协作原则、检司双方可以采取的有利于弱势群体的具体协作措施及协作保障机制等内容，以保证协作机制目标的共同性，协作内容全方位、多层次以及协作运行机制的高效性。
第1条：（协作机制的对象）检司协作的对象是弱势群体，包括经济困难的公民，还包括受生理、心理及社会地位制约的公民。
第2条：（检察机关和司法援助部门相互告知引导制度）法律援助机构受理申诉案件的法律援助申请后，决定提供法律援助的，应当告知该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对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诉讼案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告知当事人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支持。
当事人向人民检察院申诉民事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告知其可以按照《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第3条：（人民检察院直接指令法律援助的情形）申诉案件的当事人直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且困难特别突出的，人民检察院可以直接指令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援助。法律援助机构应将案件交给积极性高、责任心强和专业对口的援助人承办此类案件。
第4条：（支持弱势群体提讼）对于法律援助机构受理的未提讼的援助案件的当事人，或者当事人虽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但属于却有经济困难、生理困难的弱势群体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其。
第5条：（免收费用、提供便利）人民检察院应当支持法律援助机构指派或者安排的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人员实施法律援助，在查阅、摘抄、复制案件材料等方面提供便利条件，对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人员复制必要的相关材料的费用予以免收。
第6条：（弱势群体案件快速办理机制）对于援助人的弱势群体申诉案件，人民检察院采取优先办理、优先研究等方式，在2个月内提出监督意见。
第7条：（调查取证）申诉案件的当事人由于法律知识或手段匮乏而在原审中未能收集到的证据，且对案件影响重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进行调查取证。人民检察院支持且法律机构未进行法律援助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调查取证。
第8条：（重大疑难案件会商制度）人民检察院对法律援助机构的重大、疑难、复杂民事行政案件，人民检察院和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共同会商与研讨。
法律援助的条件和对象篇3
一、刑诉法修改前后法律援助制度的具体条文变化：修改前的刑事诉讼法对法律援助制度的规定主要体现在第三十四条：“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法律援助制度的规定主要体现在第三十四条（为了便于区分“新三十四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二、刑诉法修改前后法律援助制度变化的内容分析及价值解读：
由上述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后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刑事诉讼法对法律援助制度还是进行比较大篇幅的改动与完善。主要体现在：
1、法律援助的程序启动权扩大，由单向变为双向。修改前刑事诉讼法对法律援助的程序启动权仅赋予了人民法院被动型启动，而修改后的刑诉法不仅规定了人民法院的被动启动权，还赋予了被援助对象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主动申请权，只要被援助对象符合法律援助条件并申请，就有权获得相关的法律援助。这是法律援助制度自身在立法上的一大进步，说明我们的法律更加人性化，即使在刑事诉讼中亦在不断扩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以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犯罪分子获得法律的平等保护与律师的有效帮助，这是我国刑事立法重视人权的价值彰显。另外这种双向程序启动权亦为符合条件的法律援助对象提供了充分的选择与保障，避免其本应享受的法律援助权利被剥夺和架空，增强了法律实施的可操作性，从立法技术上来说亦是一大进步。因而不管从立法理念还是修法技术上来看，法律援助制度的程序双向启动权设置都是一大进步和改良，是刑事司法文明的彰显。
2、法律援助指定机关的范围由单一化扩大为法院、检察和公安等主要公安司法机关。修改前的刑诉法对法律援助指定机关仅限于人民法院，但修改后的刑诉法不仅保留了法院的指定权，还赋予了公安、检察部门的指定权。笔者以为这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从立法自身的内在逻辑衔接来看，既然法律赋予了犯罪嫌疑人拥有申请法律援助的资格，则必然涉及在在侦查阶段，不仅要赋予犯罪嫌疑人主动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还当授权或课以公安检察机关在侦查阶段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但却未申请法律援助的犯罪嫌疑人制定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另一方面来说，检察机关作为与监督合一的法律机关，在我国不仅仅具有对犯罪进行公诉的职权，还有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人民法院审判活动进行监督的职权与义务。检察机关的这种法律监督定位与职能是宪法所赋予和加以保障的，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获得法律援助，而法院、公安机关既未为其指定援助律师当事人亦为申请的情况下，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定的法律监督机关应当监督法律得以被正确实施，即及时指定援助律师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以让其沐泽法律的阳光。
3、法律援助的对象在诉讼程序上由被告人向前延伸扩展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身体障碍上不仅包括了原有的盲聋哑人，还涵盖了精神病人。修改前的刑诉法对法律援助的对象仅限于在阶段的被告人，而修改后的刑诉法扩大了法律援助的对象，将其前伸至犯罪嫌疑人，即赋予法律援助对象在侦查阶段、阶段就享有法律援助的权利，可以申请法律援助机构获取来自专业律师的帮助。这有利于实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侦查、阶段就获得来自专业律师的法律帮助以收取对自己有力的证据等，显然是刑诉法强化人权保护立法理念的运用结果和要求使然。这让法律援助制度更加名副其实，从侦查阶段就开始让法律援助的阳光普惠到每一个需要法律帮助的法律援助对象上。
三、新刑诉法颁行后，人民法院对新法律援助制度的应对：
1、加强组织学习，理解立法内容，吃透法律修改精神，准确掌握和正确运用法律援助制度。新刑诉法对法律援助制度作了较大的调整与修改，法律援助程序启动权由单一走向多元，不仅赋予了行政机关相关的法律援助职权，亦授权申请人可以自行申请启动法律援助。法律援助的指定机关从人民法院扩大到公安、检察等刑事诉讼环节的公安司法机关。法律援助制度不仅保留了人民法院的法律援助指定权，还赋予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相应诉讼程序的法律援助指定权。法律援助的对象在诉讼程序上由被告人向前延伸扩展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身体障碍上不仅包括了原有的盲聋哑人，还涵盖了精神病人。因而人民法院必须加强组织学习和专题培训让一线法官了解立法内容，吃透摸准立法修改精神，准确理解和恰当运用法律援助制度。新刑诉法对法律援助制度作了较大的调整，人民法院不仅可依职权启动法律援助程序，亦有义务接受来自诉讼当事人的申请，通过审查当事人的申请，为符合条件的申请对象及时办理法律援助，让其享受必要的司法服务，提升应诉能力，确保其获得公正的司法待遇。
法律援助的条件和对象篇4
一、领导重视
特别是年《省法律援助条例》出台后，县加大了法律援助工作的投入，曾多次向县委、政府汇报，赢得了县委、政府高度重视和支持，去年借国务院公布实施的法律援助条例》之东风，又专题向县委、政府汇报，得到县编委的大力支持，去年，月县编委下发了关于成立“镇安县法律援助中心”及人员编制的文件，定编3人，系事业单位建制。因政府机构改革原因，人员暂时未到位，此项业务由县局基层股代办。为了扎实认真的搞好法律援助工作，县局在全县基层相继成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14个（主要挂靠公证、律师、基层法律服务所）从事法律援助人员39人。其中专职3人，具有律师资格的4人，公证员资格的2人，法律服务资格的29人，均系大专以上文化水平，法律援助队伍素质得到明显加强，从而保证了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开展。由于领导重视、全县法律援助机构、人员网络健全。
二、开拓进取、扎实工作
打造了司法行政爱民窗口形象。全县从事法律援助的工作人员，从不讲条件，不讲报酬，默默地为那些法律上无知、经济上无助的弱者、残者及社会困难群体提供法律援助，为当事人服务，为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努力工作，上为党和政府分忧，下为弱势群体解难，树立了司法行政机关爱民窗口的形象，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赞誉。据不完全统计，年以来，全县法律援助机构共承办法律援助案件391件，其中刑事案件14件，民事57件，行政1件，非诉讼70件，法律咨询、代书249人次或件，支付法律援助经费高达5万元，全系自行承担。青铜关镇法律服务所积极主动为残疾弱势群众提供法律援助，去年月受到司法部、中国残联的惩处。目前我县的法律援助中心受理并办理年月日特大交通事故索赔案，受遇难者家属委托，担任28名受害者诉讼代表的委托，为其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援助，此案涉及诉讼人数之多，涉及索赔金额高达60余万元，县尚属首例。
三、抓住机遇、乘势而上
采取了多种形式，从党政领导，从咱们司法行政系统内部和基层人民群众三个层面进行重点宣传，大力营造领导重视法律援助、全社会支持法律援助、法律服务人员积极参与法律援助的良好氛围，进一步推动了县法律援助工作更快更好地开展；
一是认真履行管理职能，推进法律援助的规范发展，法律援助条例》明确了监督管理是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能，将切实履行这一职能，加强监督和管理，坚持“统一、便利、效率”原则，规范案件运作流程，规范法律援助行为，建立规范、科学的业务管理制度，加强对法律服务人员的培训、教育，不时提高办案质量和服务水平为受援人员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二是完善法律援助组织网络，更广泛地满足贫困群众的法律援助需求。进一步完善以县、乡镇法律援助机构为主导，以社团法律援助组织、社会力量为补充，以村级“两会一户”及社区工作点为基础的法律援助网络，不时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更广泛地满足贫困群众的法律援助需求，把贯彻《法律援助条例》过程，变成扩大法律援助服务的过程，通过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当事人给予协助，引导他通过法律顺序解决问题，为党委、政府排忧，为困难群众解难，促进社会的稳定，为“平安镇安”发明良好的法制环境。
四、存在问题
法律援助的条件和对象篇5
关键词：政府法律援助；民间法律援助；立法层次；监督机制；社会认知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2-0194-04
一、现阶段我国法律援助呈现的特点
法律援助制度，它的含义不仅体现在对于经济困难或者有其他原因导致无法通过正常的法律救济途径无法保障自身利益的公民的救助，而且还体现在无偿提供法律救助服务中。由此可以看出，法律援助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它不仅以服务社会弱势群体为己任，使一些在经济上有困难的且想通过诉讼来给自己讨个公道的人有路可寻，而且也在改善民生上有了诸多贡献。
（一）法律援助机构由政府设立
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第3条的规定将法律援助归于政府的职责，政府在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中的地位是重中之重，要将法律中的内容落到实处，使弱势群体的权利得到救助。政府在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时，也是将自己的工作任务进行细化，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运作。政府法律援助在我国整个法律援助框架中是重中之重，并且由县级以上政府在不同的地域内按等级将法律援助工作进行划分与整合。
从《法律援助条例》以及其他部门法涉及到的有关法律援助的内容来看，政府的主要职责为，对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法律服务，使他们能通过这种无偿服务来维护自身权益。制定科学有效的发展发展方向，使法律援助机构井然有序的运行，并且对于法律援助制定完备的服务体系。对于受帮助的公民，明确提供服务的范围，更可能广泛地为公民提供帮助，让他们感受到法治的阳光。
（二）民间法律援助作为补充
民间法律援助是社会私人或团体组织自发形成的，他们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的目的是公益性的，免费为经济困难或者缺乏专业法律知识的特殊弱势群体提供帮助。民间法律援助的开展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政府法律援助的工作内容，在政府法律援助涉猎不到的方面进行覆盖，并且在实践中，促进了政府在法律援助方面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义务，使得社会资源得到整合。民间法律援助组织的发展时间很早，如北京大学法学院于1995年就建立了“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年”，华东政法大学于2005年建立了“劳动法律服务中心”等。这只是两个极其普通的例子，像这样的机构还有很多，而民间法律援助的队伍正在不断壮大，这也是我国整个法律援助队伍中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三）法律援助只针对特定对象
根据相关法律来看，我国法律援助所针对的主体具有特殊性，这个特殊性就体现为它只帮助经济困难的当事人、特殊群体和特定情况下的当事人。刑事法律援助的案件在2013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将法律援助的范围进行了扩充，从修改的内容可以看出，被告在申请法律援助的条件限制没有以前苛刻了，只要被告因经济苦难或某种程度上的特殊原因无法通过正常法律援助途径来保障自身的权利，就可以申请法律援助。民事、行政法律援助的范围更多地体现在国家赔偿的案件和当事人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等案件。
通过减免诉讼费用，提供律师咨询案件等法律援助的方式对于案件被告人和特殊群体的当事人来说，无疑是让自己的合法权益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在刑事案件领域中，根据《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规定，对于被告人有经济困难的或者是盲、聋、哑的被告人或者未成年，就有资格申请法律援助且可得到法律的保护。在民事和行政案件领域中，法律援助涉猎的是几种特殊情况下经济困难的当事人，当然对于缺乏相关法律知识的人且经济上还算宽裕的人，可以进行相关问题的咨询。法律援助针对这些特殊群体，这是一种便民的表现，说到底只有将群众的切身利益落到实处，才能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二、我国法律援助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区别
早在15世纪时，苏格兰就颁布了一条法规，使得法律援助的雏形初现，在之后的进程中，法律援助在西方国家得到很好的完善与发展。而我国从1994年提出并实施，2003年才有相应的条例，发展时间远远不及其他国家，但也有显著的成效。虽然起步晚且经验不丰富，但也是与“依法治国”的理念相照应，也有可圈可点之处。
法律援助作为保障人权的一项制度，在发达国家中主要是以人格为基础的，只要符合规定即可享有这项权利，在我们国家，法律援助还暂且以行政规章的形式出现，对于公民来说，还没有颁布“法律援助”这项专门的权利来直接享有，只能是一部分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情境下才可以享有法律援助。因此，我国还需根据立法的深入和国情的变化对于法律援助做出改变。
无偿法律援助服务使公民的权利得到维护，但是在法律援助工作为当事人提供服务后，也是需要花销的，经费上来说，国外或者国内都是政府支付费用，只是在筹集款项上我国的筹集方式没有国外的方式多，比如国外就可以通过某个基金会的捐款来扩充法律援助机构的经费等。我国的法律援助经费是专款专用，无论从法律援助经费占总财政收入的比例，还是从人均法律援助比例来看，都少得可怜，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法律援助工作的进展。
三、我国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
（一）以哈尔滨市法律援助建设存在的问题为例
《哈尔滨市法律援助条例》于1999年11月4日通过，比国务院出台的《法律援助条例》在时间上要早，但是自1999年这部条例出台后，就再也没有修改过，总是说法律的颁布在一段时间后有其滞后性，哈尔滨法律援助条例更是有些滞后了，没有从现阶段出现的实际问题中出发，对条例进行补充和修改从而解决实际问题。从《哈尔滨市法律援助条例》的内容来看，条例中对法律援助的对象做了更进一步的要求，对于本市区内符合条件的弱势群体进行救助。
宣传的对象不够全面，群众知晓率不高。就以哈尔滨市周边农村法律援助工作为例，虽然法律援助机构每年都进行广泛的宣传，但宣传活动主要集中在乡镇集镇，使得一些足不出户的老百姓并没有及时了解到法律援助基本的知识，甚至对于基本的法律知识也知之甚少，就更不用说法律援助的内容了，这样的维权意识正是由于宣传的倾向性没有照顾到该照顾的特定主体，使得法律援助付诸实践时成效并不高。
法律援助经费不足。在哈尔滨市，法律援助机构是设立在司法局下的，有道外区法律援助中心、道里区法律援助中心等15个法律援助中心。据统计，哈尔滨市从1997年建立法律援助中心至2015年，总共受理了35100余件符合法律援助范围与条件的案件，并且接待的无偿咨询人数有数万人。看到这些显赫的成绩，可以说，进行法律援助是很有必要的一件事情，是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工作，但是就它本身的单位性质来看，它是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所要面对的是十分庞大的案件受理，不仅人员上可能跟不上，经费的来源远不能弥补。法律援助的经费还要根据政府每年的财政款项来进行调整，这便会使每年的经费受影响，从而引发一系列问题，比如说经费不足，会使得工作人员有所懈怠，办理案件的律师不认真办案。
（二）我国法律援助突显的几点不足
立法层次低。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健全且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至少有一部专门的法律出台，或者说在一国宪法中有所体现，但我国宪法里没有关于法律援助的特别规定。立法的层次太低，立法不够完善，法律援助只有国务院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也使得越来越多的法律援助没有得到解决。
法律援助机构内部运作的不足。从机构内部来看，所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体现在监督机制和运行经费上。对于法律援助内部运作来说，在部分地区还有乱收费的现象，这使得法律援助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可能会受到损伤，而且此类事件对于其内部的工作人员和法律援助律师的声誉来说会很不利的。因此可以看出，造成以上情形的主要原因是缺乏监督机制和专业的监督手段，当上述的情况愈演愈烈时，会影响当事人所处案件可能存在的不利于己的后果的担心，同时也产生对法律援助机构的不信任。经费保障存在不足，法律援助是政法的职责，自然经费的多少是与政府的经济状况有关联的，再加之一些地区对于法律援助工作的不重视，使得经费就更少了。在我国，律师是无偿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的，如若经费少，那么对于律师的补偿就更少了，这也是会对他们积极办案有直接影响的。
社会认知存在着片面现象。法律援助在一些区域能有利开展是与宣传力度的大小有着直接关系的。更何况对于一些偏远的地区，还有农村地区，宣传不到位，农民根本不知道什么样的条件才符合法律援助，以及如何去申请才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民间法律援助在我国没有受到重视，一些社会公益组织因相关证件的缺失就不能担任法律援助的工作，这会挫伤他们的工作积极性。这也进一步使得需要得到帮助的当事人进行法律援助的方式仅限于政府下的法律援助机构，局限了群众的办案选择。
四、针对我国法律援助的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一）立法要深入
提高立法层次，有针对性的一部法律来规定法律援助的有关问题是关键。全国上下应当将法律援助重视起来，出台更高层次的立法，地方政府根据本地方的实际发展情况，出台相应的条例，使得法律援助工作更加规范化，并在实践中更有效力，从而反过来也能促使我国法律得到发展与完善。
（二）提高法律援助机构内部运作效率
对于一个机构来说监督机制的建立和保障是十分有必要的，可以使各个部门有效地完成工作，还可以杜绝机构内部一些不合理现象的出现，对于法律援助来说，监督机制的完善也是很有必要的。一方面，法律援助的案件众多，但始终没有一个标准对案件进行评估。标准的不确立，会导致对于相同的案件，法律援助的机构处理的结果可能不同，这样会严重影响当事人的利益。因此，可以对案件质量设定相关标准，形成日常监督与专项检查相结合的模式，并定期对法律援助机构内部的服务情况进行评审和监督。另一方面，对于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工作能力要提高要求，并形成工作人员惩戒办法，对他们的工作进行严格管理。这样的要求，会减少工作人员的违纪现象，提高工作服务质量。同时，社会中广大群众的监督也十分重要，法律援助机构可建立诉讼、举报投诉制度，接受社会的监督。在受到群众的监督下，会有效减少违规办案行为的发生，提高案件的质量，使法律援助工作更加公平公正，更加合理化。
经费支持对于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是很重要的，对于经费不足的事实，只有通过多渠道获得经费的支持，提高补偿，才能使法律援助工作人员更有积极性。法律援助队伍的壮大也应落到实处，毕竟一个法律援助工作机构如若人员不足便很难支撑所有需要办理的案件。那么，这对于当事人想要迫切得到法律帮助，工作人员想要尽量解决当事人的要求是不一致的。因此，经费的保障显得尤为重要。
（三）加强社会认知的覆盖率
要让基层人民群众知晓并能通过法律援助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就要加大宣传力度，要深入农村、各个社区及企业，加强群众对法律援助的认识。对于民间法律援助工作者来说，更应该受到鼓舞，既然是本着服务大众的爱心活动，也应当参与到法律援助的工作中来，呼吁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使大众能对法律援助有个基础性的了解。
（四）我国法律援助创新制度的推进
最大限度地确保弱势群体的公平正义，遵守法律程序，加强法律援助工作，若要想推动法律援助事业发展，就要通过创新的方式。如今面对新的形势，法律援助的开展应当与时俱进，有所创新。
首先，根据这种司法救助的对象是一个很庞大的群体，我国应当扩大法律援助队伍的建设，让民间法律援助也参与进来，使法律援助工作能高效运作，和谐发展。法律援助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特殊群体的法律问题，对于一个受案范围广，政府法律援助在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的同时兼顾不好案件质量，在全心全意办好案件的同时降低了工作效率。解决这一对矛盾的最好方法是扩大受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机构范围，让民间法律援助机构也能更广泛地参与进来。比如政府可允许工会、有能力的高校及其他有法律援助意愿的社会组织开展法律援助工作，这样使他们投身于法律服务工作中，很好地解决了这对矛盾，也为和谐社会的建设献上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尤其对于高校建立法律援助中心或法律援助诊所，有雄厚法律知识功底的教师带领有相关法律知识储备的学生进行法律援助工作，这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学生实践课程，而且将课堂获取的知识运用于现实案件中，无偿帮助了弱势群体，弘扬正义。某种程度上，民间法律援助对政府法律援助的不足进行了补充，那么政府应当面向社会组织设立较为宽松的政策，让他们尽可能地参与进来。对于民间法律援助相关证件证明的问题应当放宽，这样才能使更多的民间法律援助机构参与其中，他们也才有信心参与其中，为老百姓办实事。
其次，各个地区应当建立健全功能全面、安全可靠的法律援助信息咨询工作网络。有必要时可以创建相应app应用软件的服务功能，在微信等网络公共平台中推送订阅号，让更多的人关注法律援助在本辖区的最新动态，以及对于不懂的问题进行线上咨询。当然，对于法律援助热线12348的提供，各个地区应当有专职人员接听解答，使群众通过最便利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法律问题。
最后，要建立服务型政府，应当对政府工作人员设立一个评价体系，法律援助机构也不例外，接受服务的群众可以对工作人员或者律师进行满意度评价。这样不仅可以杜绝工作人员在服务过程中行为懒散、态度恶劣的情况，而且可以提高服务质量，使法律援助工作朝着科学高效的方向发展。
五、总结
从法律援助在我国发展的这二十年来看，法律援助工作经历了风风雨雨，取得许多可喜可贺的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想要解决变化中的困境，就要牢牢抓住与时俱进的思想，主动出击解决问题，使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越做越好。
参考文献：
[1]董雪松.法律援助制度的正当性研究[D].沈阳：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2]许建丽.法律援助制度若干问题研究[D].上海：华东政法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2.
[3]王一清.关于我国法律援助发展的若干思考[J].法治与社会，2004，（2）：245-246.
[4]林莉红，等.民间法律援助与政府法律援助之关系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3，（3）：567-570.
[5]张潇琪，等.浅谈我国法律援助[J].法学研究，2010，（1）：159-160.
[6]张晓庆.关于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若干思考[J].法商论坛，2012，（2）：169-170.
[7]张中.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服务及其质量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
法律援助的条件和对象篇6
就一般而言，为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应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其一，被害人经证明无能力或者无完全能力支付律师费用；其二，有理由证明被害人为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确需律师提供法律帮助，通常指案情复杂或者案件中存在可能危及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因素。
特别地，性犯罪的被害人申请法律援助的，援助机构应积极提供援助。告知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有权委托诉讼人的司法机关，在告知此权利时应同时通知其可申请法律援助。由于性犯罪的特殊性，被害人可不出庭，此时无人出庭维护其合法权益是有失公正的。我们不能因经济上的原因使被害人受到不平等的对待，更不能因案件自身的性质而使被害人利益维护受到影响。
还有，对未成年被害人而言，在法律援助上应享有性犯罪被害人同样待遇。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和完善，一些人甚至不具备完全行为能力。在这样基本情况下，要他们在诉讼中进行充分的诉讼行为，显然超越了其认识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因而为确保其合法权益不因自身状况而变差，公平的做法只能是确保其委托人参诉来维护其合法权益。为确保未成年被害人的身心健康，有不出庭情形，这时人参诉就更为必要了。鉴于此，立法应规定，未成年被害人申请法律援助的，援助机构应提供援助，司法机关也负有告知义务。
法律援助的条件和对象篇7
为群众提供优质法律援助
——记保德县法律援助中心
保德县法律援助中心于一九九九年八月份成立以来，一直在专业人员欠缺的条件下探索性地开展工作。二oo二年八月，具备律师和公证员双重资格的康之强任主任以来，我中心根据县政府有关做好社会稳定工作的指示精神，结合法律援助工作自身的特点和县情实际，坚持“维护法律，热情服务，扶弱济贫，匡扶正义”的法律援助基本原则，牢固树立“法律援助无小事”的指导思想，较好地履行了法律援助中心的基本职能，按期完成了构筑保德法律援助大厦的基础工程，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树立了优秀的社会公众形象。
一、借助司法行政普法职能，搞好法律援助宣传工作。
我中心首先大力加强了法律援助的宣传工作，初步做到法律援助宣传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近几年来，我们的主要宣传手段是：
1、配合局宣教股在全县城乡开展了以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条例》和《山西省法律援助条例》为主要内容的法律援助宣传教育活动，参与人数达9万人次；
2、利用县属律师事务所和公证处的优势，配合开展法律援助咨询活动，共为3000人次提供了义务法律咨询；
3、向弱势群体散发法律援助传单近20000份，其中利用集会在街头散发放15000份，利用双休日上门发放5000份；
4、利用全县乡村社区的普法黑板报，累计出了30期法律援助宣传教育专版；
二、探索刑事法援对象的保护工作，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
我中心早在2003年就与县检察院签订了《关于为弱势群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的协议》,以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协议签订以后，我中心积极与县检察院配合，在开展为弱势群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的过程中，始终将弱势群体维权工作作为法律援助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截止到2005年5月份，我中心共受理县检察院指定的各类法律援助案件12件,占我中心法律援助案总数的五分之一。
为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对弱势群体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律援助工作，切实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2005年4月，我中心又与县检察院续签了《关于为弱势群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的补充协议》，增加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和决定不的法律援助工作，并初步建立了双方联合回访等制度。
三、加大法律援助调解力度，及时维护法援对象的合法权益。
维护法援对象的合法权益，并不都要通过诉讼途径实现。有时候，通过调解也是保护其合法权益的一个重要的环节。通过调解方式解决纠纷，不但迅速简便，而且可以很好地起到减诉息事的作用。几年来，我中心共居间调解解决息事并制作调解协议书22份，基本上都得到了履行。只有1件因对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而被诉至法院。最后经法院审理，因调解协议符合法律要求而被法院判决维持。
四、整合社会团体力量，健全法律援助组织网络。
我中心先后在县妇联、工会、残联成立了法律援助站。为了使法律援助工作深入社区方便群众，我中心又在城关街道办成立了“社区法律援助站”，专门为城区妇女儿童、老弱病残和家庭困难者答疑解惑。实现了即时援助、就近援助，以援助介入案件，以调解解决矛盾，更好地实现了对弱势群体权益的有力保障，从而形成了以县法律援助中心为枢纽，以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各社团和街道办为基础的保德县法律援助组织网络，促进了法律援助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五、搞好上门服务工作，提高弱势群体依法维权意识。
为了方便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我们制定了上门服务制度，把法律送进千家万户。近三年来，我中心共主动上门为群众协议、诉状、申请等法律文书近30份，解答咨询200多人次，调解各种民事、经济纠纷11件，回访20多次。上门、咨询、调解数量分别占到总数的10%、15%和50%。近三年来，我中心还联系法律援助顾问单位9家，诉讼和非诉讼案件100多件。通过为广大群众、企事业单位提供广泛的法律援助和法律帮助，避免或挽回经济损失50多万元，使援助服务对象通过接受法律援助服务，充分意识到法律援助工作的作用和地位，逐渐形成了自觉依靠法律，自觉运用法律的良好习惯。
六、加强内部建设，建立健全法律援助制度。
法律援助中心内部基础工作的健全与完善,是法律援助工作规范化建设的基本保证。近年来，我中心围绕“有章可循，有据可查，运行高效”的工作目标，着重抓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1、建立案件办理制度。
在实践中，中心与县检察院科建立了指派、受理案件等的操作程序；指派专人对口负责县检察院科指定的法律援助案件,坚持按照规定的条件，遵循严格的程序,进行严格的审查，以保证有限的资源发挥充分的社会效应。
我们要求各办案人员在案件办结后，一个月内将案卷交于我中心,由我中心对业务档案进行立案、分卷、归档，便于我中心对法援案办案质量进行检查。
对指派下去的援助案件的办案情况做到案前有布置，案中有检查，案后有反馈。中心将集中检查与日常监督相结合，不断提高承办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形成有效制约的机制。具体做法有开展行风评议活动、问卷调查、上门听取有关部门意见等方式。
2、抓好信息反馈工作。
做到咨询接待"一月一分析"、"一季一信息"、"半年一简报"，坚持一事一报，急事急报；
3、创新办案激励机制。
中心设计《法律援助登记册》，使律师、法律工作者人手一本，将每个律师、法律工作者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情况予以汇总登记，对承办数量较多者予以表彰。
七、加强专职队伍建设，提高法律援助案件质量。
近几年来，我中心一直深入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教育活动，把深情爱民、真心为民精神落实到日常工作中，切实提高了法律援助人员的政治素质，使他们认识到法律援助的重要性，认识到法律援助是联系党和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把温暖送给人民的窗口。为此，我们不断加强法律援助专职人员的业务学习工作，具体做法是：
1、建立了业务学习制度和定期业务测评制度；
2、定期组织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参加业务培训；
3、建立了每周一次的新法律法规的学习制度。
法律援助的条件和对象篇8
关键词刑事法律援助律师介入法律援助资金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国家依靠法律化、制度化的方式,为一些生活特别困难的刑事犯罪当事人减、免费用或者提供法律服务的法律保障制度。它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实施,体现了国家和政府对公民应尽的义务,是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我国刑事法律援助进程及基本特征
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雏形源于司法部1994年初正式提出的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设想,1996年《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的修改进一步发展了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制度,2003年国务院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是我国首部法律援助行政法规,标志着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正式确立。作为一项保障公民诉权的法律制度,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不断的完善,无疑对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在实践中由于法治环境等因素的制约,还不能真正体现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功能。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4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6条的规定,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一)盲、聋、哑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二)开庭审理时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三)可能被判处死刑的人。www.lw881.com另外根据该解释第18条规定,被告人坚持自己行使辩护权,拒绝人民法院指定的辩护人为其辩护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记录在案;被告人具有依法应当指定情形之一,拒绝人民法院指定的辩护人为其辩护,有正当理由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但被告人需另行委托辩护人,或者人民法院应当为其另行指定辩护人。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刑事救助制度的两个基本的特征,一是只有刑事被告人才有权获得法律援助,这与国外包括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害人都有权获得公设律师的帮助规定不一样。二是指定辩护缺乏强制性,指定辩护基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被告人的自由选择权,但如果法官根据被告人的个人情况或案件情况而放弃对被告人辩护律师的指定,或者被告人放弃辩护权,那么法律援助就不会进行。
二、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现阶段的状况
虽然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建设成效明显,但一方面法律援助需方数量庞大,另一方面法律援助的供方资源明显短缺,与我国自身法治建设的需要相比还存在着很多问题:
1.立法上缺位。一般发达国家都有关于法律援助的专门立法,如美国的《法律服务公司法》、荷兰的1994《法律援助法》、英国的《1949年法律援助与咨询法》和1999年颁布实施的《获得司法公正法》、韩国的《法律援助法》,但是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只在《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中作了原则性规定,并无专门的立法。“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立法的无序造成了实践中操作的混乱,严重阻碍了刑事法律援助的顺利实施。”
2.刑事法律援助面偏窄。从《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看,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对象分两类:一类是犯罪嫌疑人或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被告人、自诉案件中的自诉人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或没有委托诉讼人的。另一类是仅限于被告人是盲、聋、哑、未成年人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五种人。但司法实务中,绝大多数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仅限于法院指定辩护的五种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而得到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几乎没有。
3.法律援助经费严重缺乏。《法律援助条例》关于经费方面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国家鼓励社会对法律援助活动提供捐助”。因此,我国法律援助主要资金来源是政府出资,其次是社会捐助,但是,一方面由于各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很大,不可能为法律援助机构支出大量费用,另一方面,我国还没有形成系统的、规范的社会捐助机制,资金来源不稳定,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了当前法律援助经费严重短缺,使得不少符合援助条件的对象不能得到实质性的法律援助。另外,有些地方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连必要的交通、住宿补贴也保障不了,甚至还要自付各类调查费用,直接影响了律师办案的积极性。
4.提供法律援助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太迟。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6条第2款规定,委托的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即可全面介入诉讼,而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第20条规定,承担法律援助的辩护人只有在开庭前10天才能介入诉讼。实践中发现,人民法院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起诉书副本送交法律援助机构的时间离开庭的时间一般为3～5天。
5.法律援助工作协调机制不完善。目前开展刑事法律援助事务的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要么内容原则笼统,操作性不强,“整个法律援助工作没有一个统一的协调机制,导致实践中出现许多衔接不上的情形,使法律援助应有的实效性得不到充分的发挥,影响了法律援助的实际效能。”实践中,各地公检法司四家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衔接机制时缺少实施细则,事实上造成了有关部门对刑事法律援助存在“三不”现象,即思想上不重视、宣传上不到位、工作上不落实。
三、完善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途径(下转第124页)(上接第117页)1.从立法层面完善刑事法律援助体系。鉴于我国疆域辽阔、地区差别大,各地法治环境差距较大,因此,在立法时应当建立起以宪法、法律援助法为主,地方立法为辅法律体系。一是将获得律师帮助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建议在宪法中加入有关获得律师帮助的条文。二是刑事法律援助独立立法。参照国外立法、总结法律援助工作经验,尽快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刑事法律援助法》,指导整个法律援助活动。三是注重地方性法规、规章的配套建设,就宪法和法律中对刑事法律援助的有关事宜不够详尽的地方,由地方制定地方性法规、规章来规范具体法律援助的实施。
2.适当扩大刑事法律援助对象的范围。一是刑事法律援助的对象要扩大到被害人。二是扩大强制性指定辩护的范围,一则国外通常都把所有的重罪犯纳入强制辩护的范围,如德国为可能判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被告人,日本则为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被告人。二则从我国目前的发展情况看,2003-2007年,我国判处五年以上徒刑及死刑的有76万人,占判处罪犯总数的18.18%,与我国重罪的比例(20%以下)基本相同,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执业律师的增多,对可能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嫌疑人可以纳入刑事强制性指定辩护的范围。
3.切实保障刑事法律援助的资金。一是建立起法律援助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增长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而增长的机制,逐步提高加大对法律援助的投入。除财政直接拨款外,还应该建立以免除诉讼费用为主的间接投入方式,“建全法律援助经费财务管理制度,以防止挪用和流失法律援助资金,使资金真正用于刑事法律援助。”二是加大宣传力度,设立法律援助基金,广泛吸纳社会资金更好地发展法援事业,多渠道广泛募集国内外资金。
4.提前法律援助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如果需要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法院受理刑事案件之日起3天内,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起诉书副本或者判决书副本送交其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承担法律援助的辩护人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可以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
5.完善司法救助各部门之间的衔接机制。将目前“两高两部”之间关于刑事法律援助联合通知这些软性文件上升为法律,切实加强刑事法律援助的法律效力。各地要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关键是让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享有申请法律援助的知情权,以及简化相关手续,让受援人能及时得到法律援助。
四、结语
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建设过程中一定要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我国当务之急是由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一部刑事法律援助法,建立起以保护公民基本人权为核心内容,合理设置法律援助机构、运行机构,有效组织管理、互相配合的刑事法律援助体系,在司法体制真正的使公民获得平等的司法保护、维护司法公正和实现程序正义。
注释:
http://vip.chinalawinfo.com/newlaw2002/slc/slc.asp?gid=18614&db=chl.2010-8-26.
/public/detail.php?id=140864.2010-8-28.
李艳.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思考.前沿.2003(7).
法律援助的条件和对象篇9
本篇文章由中国教育查字典语文网为您精心整理，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如果您觉得我们站不错的话，请把它加到您的收藏夹里面以便下次访问。
一、近年工作回顾和主要做法
（一）建立机构，进一步加强队伍和网络建设。积极发挥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公证员的社会作用，今年4月，成立XX市法律援助志愿团，形成了以法律援助中心为主导，法律服务队伍为主体，社会志愿者为补充的工作网络和格局。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工作，先后成立了维护国防利益法律援助站、民营企业维权中心、消费者协会法律援助站以及残疾人、老年人、妇女法律援助站等，共6个法律援助工作站，形成法律援助机构与有关部门协作、配合的工作机制。实行挂钩联系工作制度，有关律师所设立咨询接待日，定期到残联、妇联援助站实行咨询服务，由专职律师值班，促进援助站工作有序开展。编辑推荐：科学发展观学习心得（三）注重宣传，努力扩大法律援助的社会影响。在《法律援助条例》颁布后，积极开展“为了正义和公平——法律援助在XX”系列活动，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如开展法律援助宣传咨询活动、发放宣传资料、设立网上宣传栏、在《XX日报》设立专栏等形式，加强了法律援助制度的宣传。并对法律援助的范围、条件和程序进行公示，为弱势群体维权指明方向和途径。另外，加强横向协调配合，与《XX日报》进行互动，对群众向该报投诉的重大疑难纠纷，凡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而当事人确有经济困难无力聘请律师的，市法律援助中心无偿提供服务，扩大了法律援助的社会影响，增强了广大公民的维权意识，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使法律援助这一“民心工程”深入人心。中国教育查字典语文网
（四）开辟“绿色通道”，积极拓宽法律援助途径。根据低保对象的具体情况，于2005年4月向XX镇的近400户低保对象发放了首批法律援助卡。今后，执卡者无需经济状况证明，可直接到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切实解决困难群众请律师难、打官司难的问题。开辟外来民工法律援助的“绿色通道”，积极为民工解决工资拖欠、工伤赔偿补助、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等纠纷，最大可能地保证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民工得到援助。在2004年受理的50件民事援助案件中，涉及外来民工的民事法律援助案件就有25起，其中已办结外来民工援助案21件，挽回各种经济损失60多万元。
法律援助的条件和对象篇10
【关键词】法律援助制度；规范化；问题；前景
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
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是政府为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建立起来的必然制度，以政府法律援助机构为主导，以民间公益组织为补充，逐渐完善的法律援助体系。法律援助制度，是公民的获取法律救助的基本依据。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相对来说起步比较晚，从2003年开始实施的《法律援助条例》才以立法的形式来保障这一制度的运行，使得我国的法律援助进入有法可依的法制范畴。具体来说，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是为了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第二，针对的对象主要是因经济困难无法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当事人或者特殊案件的个人；第三，法律援助的内容主要是为援助对象提供刑事辩护、民事和公正咨询等。《法律援助条例》第5条第2款规定：“法律援助机构负责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指派或者安排人员为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表示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具有统一性，进行统一的申请和审查。而从其援助的范围来看具有广泛性，不仅是经济困难者可以得到法律的特别援助，在司法程序上的刑事诉讼中也有民事诉讼的。
二、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在实践中的问题分析
第一，投入缺陷。首先财政拨款是一个难题，根据2006年的调查统计，我国的财政拨款人均经费为0.24左右，相对来说比较低。其次，法律援助的工作人员不足，当前我国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人口达到了2000万以上，农村3000万以上，残疾人6000万左右，所以需要法律援助的对象是非常庞大的，但是救助机构的人员编制却远远不足。第二，法律援助体系不够完善。就目前来说，专门的法律援助法还是欠缺，在修改《刑事诉讼法》之后，《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律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都对法律援助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并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援助法，所以导致了具体实施过程中，确定援助条件、范围及形式等问题必须通过立法程序上升到法律规定，才能有效的保障其应有地位。再加上民事法律的援助可诉性范围较小，《法律援助条例》与法院受理援助案件的（可诉性）范围不是完全协调，就不能较好的保障每一个人的平等诉讼程序。第三，法律援助服务体系有待加强。法律援助的服务服务人员主要由律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构成。但是从目前来看，政府部门的职责还不到位，法律援助虽然在学理上视为政府部门的职责，但是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是由律师承担，但是对律师的激励措施还不够，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后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律师的积极性不高。
三、法律援助制度的未来发展探索
第一，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将建立起来，并提高其立法层次。未来的法律援助制度必定是以最高法律宪法中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等为基本依据，努力提高其立法层次，并且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使其更好的发挥实际效用。第二，建立完善的最低经费保障。在未来的发展趋势中，建立和完善最低经费保障制度是法律援助制度的一个关键，能够较好的促进经济困难的公民获得平等的法律保障，政府可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制定保障方案，设立一项基本的办案经费。第三，利用网络和社会资源，建立广大社会共同参与的法律援助格局。首先，强化与各组织之间的联系，与工会、妇联和共青团等群体进行配合，发挥其职能优势，全面覆盖法律援助范围，减轻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压力。利用现代化的网络信息技术，及时对法律援助实施状况进行反馈，加强民众监督。第四，引入合作机制，进行商业操作。一方面可以通过与当地的律师事务所合作，进行共同约束，形成国家财政和律师回报的双赢；另一方面，可以适当的发行法律援助的福利，在彰显法律援助的公益性同时，也吸引公众踊跃购买，保障法律援助的资金。
综上所述，未来的法律援助制度将不断完善，利用现代化的操作模式和实施方法，强化法律援助的立法层次，保障公民的基本权益。
参考文献
[1]张雪峰，李海明．论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态势及其构建[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