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行业报告篇1
一、云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同业业务发展基本情况
与金融市场较为活跃的发达城市相比较，云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同业业务发展起步较晚、规模较小、品种较单一，但从2011年开始，我省银行业金融机构同业业务扩张速度明显加快，业务品种也明显丰富起来，2012年呈现出同业资产和同业负债快速增长态势，至2013年6月末，扩张趋势开始逐步放缓。以“同业存放”和“买入返售资产”为例，2011年12月末我省商业银行同业存放余额为743.86亿元，2012年12月末达到1111.8亿元，增长49.46%；2011年12月末“买入返售”余额为393.83亿元，2012年12月末余额达819.19亿元，增长108.01%。目前，我省各家商业银行已开展的同业业务主要有同业存放、存放同业、卖出回购金融资产、买入返售金融资产、信托受益权转让、资产管理计划受益权转让、同业代付、同业偿付、买断式票据转贴现、保险协议存款和购买同业发行的定向理财产品业务等。
表1云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同业业务情况表单位：亿元
近年来，我省以兴业银行、民生银行、光大银行、浦发银行、平安银行、恒丰银行、华夏银行昆明分行为代表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和以富滇银行、曲靖市商业银行、玉溪市商业银行为代表的城市商业银行同业业务发展较快，这些银行同业业务规模扩张速度较快、业务品种丰富，同业业务已成为其重要的资产负债管理手段和利润增长点。而以工、农、中、建、交为代表的国有商业银行同业业务主要只涉及同业存放和票据转贴现等传统业务。在流动性管理方面大部分商业银行采用Ftp资金管理系统，流动性风险管理职责都集中于总行层面，分行层面同业业务拆入的资金都统一上划至总行，同业业务所需资金全部由总行Ftp系统供给，因此分行层面的同业业务流动性管理职能为被动管理，但部分股份制银行对同业存放融入的资金经总行授权后具有自主使用权，可以不上划至总行。
二、同业业务运行特点
（一）差异化的同业业务发展定位
从调查结果来看，国有商业银行和农信社等金融机构网点发达、在存款市场上拥有一定优势的金融机构，把同业业务定位为传统业务的补充；而一些网点较少和存款负债来源较少的中小型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近几年都视同业业务为业务发展主线。调查显示，同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以及同业负债占总负债的比例较大的都是股份制银行，而国有商业银行同业资产、同业负债占比较小。同业业务发展较快的银行，大多设立专门的同业部或金融市场部（金融机构部）开拓同业业务，股份制银行的同业业务发展较快、产品丰富、决策机制灵活。而国有大型银行同业业务并不是其业务发展主线，同业业务条线基本归属于公司业务条线。如：兴业银行昆明分行、浦发银行昆明分行、恒丰银行昆明分行、平安银行昆明分行和玉溪商业银行都把同业业务定位为和公司业务、个人业务并列的三大主线业务之一，但同时也有一些同业业务发展较快的银行，如民生银行、光大银行昆明分行和富滇银行认为同业业务虽然是行内重点发展业务，但定位为传统业务的补充。中小型股份制银行对同业资金的依赖性较大，是同业资金的“需求方”，而以农村信用社为代表的资金充裕银行则充当了同业资金“供给者”的角色。
（二）同业资产负债规模和同业业务利润在商业银行各项业务中的占比和贡献度明显提高
调查显示，部分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同业负债占总负债和同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呈逐年上升趋势，同业负债占总负债的比例、同业资产占总资产比例排名靠前的银行都在10%以上。同时，同业业务利润对各银行贡献度明显提高，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在货币市场流动性较紧的状况下同业存放业务的盈利空间还非常可观，今年6月份货币市场出现流动性紧张时，我省同业存放利率最高达到23%。加之近些年买入返售金融资产业务、信托受益权转让、定向资管计划受益权转让业务的兴起给商业银行带来可观的利润，因此同业业务成为中小型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的资产负债流动性重要管理手段和利润增长点，同业资产负债规模和同业业务利润在商业银行各项业务中的占比和贡献度呈逐年明显提高趋势。
表22009～2013年云南省金融机构同业负债占总负债比例排名前五位的情况（单位%）
表32009～2013年云南省金融机构同业资产占总资产比例排名前五位的情况（单位%）
表42009～2013年云南省金融机构同业利润占总利润比例排名前五位的情况（单位%）
注：表2-表4排名均以2013年6月占比排名
（三）同业业务合作模式灵活多样，金融业融合度增强
我省商业银行同业业务合作对象涉及信托、证券、基金、保险、期货、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和资产管理公司等，同业业务的发展使得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合作更加紧密，同业业务具有横跨信贷市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业务特质，同时也是金融市场创新最为活跃的领域。同业业务从最初的银银合作模式发展到银信合作、银证合作、银保合作、银信证合作、银信保合作和银证保合作模式等，业务创新层出不穷，金融业的融合度大大增强。
图1同业业务发展趋势分析图
（四）通过灵活多变的“通道业务”达到腾挪信贷规模、规避信贷政策限制、满足客户资金需求的目的
在监管上，商业银行同业业务受约束程度较小，同业业务不受存贷比、信贷规模和信贷政策约束，同业存款无需缴纳存款准备金，在计提风险资产时需要计提的风险拨备较少，因此开展同业业务占用资本较少。商业银行通过各种形式的同业业务合作模式，借助“通道业务”，把对企业的融资转换为同业业务项下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可供出售类金融资产”和“其他应收款”等权益或资产项目，从而大量“信贷资产”转换为“权益资产”。同业业务的快速扩张期始于2011年，2011年我国货币政策开始转向，由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转为稳健的货币政策，因此各家银行信贷规模开始收紧，加之房地产企业和融资平台信贷限制政策越来越严格，而同业业务具有隐匿“信贷资产”的功能，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同业业务规模开始激增。同业业务合作模式灵活多变，银信合作、银证合作、银信证合作、银证保合作模式下的“通道业务”大致可以归为两类，一种是资产转让类，如信托受益权转让、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转让等；另一种资产买入返售类，如票据买入返售、信托受益权买入返售、定向资产管理计划买入返售等。这些“通道业务”都具有隐匿信贷资产、规避信贷政策限制、满足融资受限企业融资需求的特点，各“通道业务”合作模式如下表：
表5资产转让类“通道业务”合作模式详解
表6买入返售类“通道业务”合作模式详解
（五）以规避监管为目的同业业务创新
金融行业的发展一直遵循着“监管—创新—再监管—再创新”的规律，作为金融市场创新领域最为活跃的同业业务特别能体现这一规律。同业业务往往游走于监管的边缘地带，在监管指导意见没有出台前，某些套利性的同业业务会快速发展，而一旦受到监管，原有业务就会迅速萎缩，但不久就能开发出替换性的“同质业务”。以同业代付业务为例：同业代付业务在会计处理上，委托行把此笔业务记在表外，代付行记“应收款项”或“同业资产”，因此同业代付不受存贷比或信贷额度限制，通过同业代付，委托行和代付行都绕开了信贷规模控制，无形中增加了实际贷款规模。同业代付的突发性增长也是在信贷额度紧张的背景下金融创新的必然结果，2011年同业代付业务激增，随着银监会2012年8月出台《关于规范同业代付业务管理的通知》后，同业代付业务迅速萎缩，但是很快商业银行又创新了具有同质特征的同业偿付业务。以某股份制银行昆明分行为例，2011年同业代付余额为8.79亿元，2012年6月末同业代付业务“激增”至19.98亿元，但随着2012年8月同业代付业务规范文件出台后，同业代付业务受到严格监管，这时各家银行开始开展具有“同质性”特征的同业偿付业务，至2012年12月末同业代付余额已经下降到零，而同业偿付余额为3.72亿元。
三、同业业务发展中蕴含的风险
金融机构竞争差异、利率双轨制下的盈利驱动、信贷政策调控、非银行类金融机构（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快速发展都是近几年同业业务迅猛扩张的客观原因。同业业务的发展丰富了社会大众的金融投资产品（理财产品、信托计划、资产管理计划个保险债权计划等），同业资产负债规模的扩大提高了商业银行非信贷资产占比、非存款负债占比，有利于优化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但同时在业务发展过程中也蕴含着各种风险。
（一）干扰货币信贷政策实施效果，不利于实体经济发展
同业负债扩大了商业银行负债来源渠道，同业存款具有同样的货币衍生功能，但同业存款不需计提存款准备金，削弱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作为货币政策调控数量型工具的作用。此外，商业银行通过资产端发起设计了灵活多变的同业业务合作模式，使得大量资金通过银信合作、银证合作等“通道业务”流向了房地产、融资平台等信贷政策限制性行业，同业业务的发展干扰了货币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同业存放资金期限较短，稳定性不如一般性存款，银行多将之运用于同业拆借和票据市场，容易出现资金在金融体系内循环，不利于实体经济发展，弱化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二）金融业大融合趋势增加了金融不稳定性
同业业务参与主体涉及信托、证券、基金、保险、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和资产管理公司等几乎所有类型的金融机构，金融业呈现出大融合趋势，同业业务的发展使得银行业与保险业、证券业、信托业的业务合作更加紧密，由此产生的金融风险关联度大幅提高，客观上增加了金融不稳定性，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
（三）同业资产负债结构期限错配容易导致流动性风险
随着金融创新的推进，大量非标债权业务纳入同业资产范畴，很多银行都将同业拆入短期资金用于购买信托受益权、买入返售金融资产等期限较长的非标债权业务，造成资产负债期限严重错配，增加银行流动性风险敞口。在市场流动性紧张的状况下，将引发系统性的流动性风险。
（四）增加监管难度，难以判断商业银行真实资金缺口
在银行、保险、证券分业监管的体制下，同业业务具有横跨信贷市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业务特质，大量同业业务合作模式灵活多变，资金流向难以监控，同业业务的发展增加了各监管层面的监管难度。此外，部分银行以同业存放形式，绕开同业拆借市场从事资金交易，使得大量资金以“同业存放”之名行“同业拆借”之实，从而使得监管部门难以判断商业银行的真实资金缺口。
四、建议
商业银行同业业务的发展有助于优化资产负债结构、提升商业银行竞争力、增加商业银行利润收入，但同业业务发展模式缺陷蕴含着许多风险，为此，建议：
第一，建立同业业务监测分析制度，监测金融同业的大额风险敞口，探索建立预警指标体系。规范同业业务会计科目使用与核算方法。
第二，引导商业银行合理定位同业业务，正确处理发展同业业务与流动性管理的关系，提高流动性管理水平。同业业务的发展要置于流动性管理框架之下，同业业务的盈利性要让位于全行的“流动性”。
金融机构行业报告篇2
关键词：金融监管；反洗钱法；监管流程；大额上报；可疑上报
中图分类号：D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7）02-0045-04
2006年10月31日国家颁布了《反洗钱法》，使反洗钱变得有法可依，规定了金融机构反洗钱相关义务、反洗钱调查的具体流程。其中，大额和可疑报告作为金融机构和特定非金融机构向反洗钱主管部门――中国人民银行上报的主要金融报告，成为《反洗钱法》的主要内容之一。与此同时，中国加入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a)的进程有了新的进展，也体现了国家对反洗钱工作的高度重视。2006年11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随即出台了两条补充法规《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和《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详细叙述金融机构在配合反洗钱主管部门实施反洗钱工作方面所需要做的工作，以及大额可疑的上报标准及规范。具有可操作性的补充法规的出台，预示着中国的反洗钱活动即将朝更加规范和可操作的方向前进。
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面临着许多困难，例如：可疑交易报告制度的可疑描述不够明确，在反洗钱法的框架下如何建立具体的反洗钱工作流程，可疑判别标准以及反洗钱工作的开展如何细化等问题。
上述这些问题的解决，都要从实际反洗钱体系和流程入手，根据目前以人民银行反洗钱监测中心、人民银行反洗钱局为核心的金融监管主管部门的权限和职能，分析研究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和特定非金融机构的大额和可疑上报流程，进一步挖掘和规范反洗钱流程，以便有针对性地设计开发适用于反洗钱流程的决策支持系统成为问题的关键。
一、国外反洗钱监管体系与流程简述
在国外，反洗钱工作经过多年的积累，已经有了比较规范的监管体系和工作流程。下面重点介绍美国、法国、英国、俄罗斯等国家的反洗钱体系。
美国反洗钱执法部门在“911事件”以前集中于财政部和司法部，随着国土安全部的建立，部门间职能随着机构的调整相应进行分化和组合，反洗钱执法部门形成了财政部、国土安全部和司法部三足鼎立的局面。在美国，值得一提的是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它发挥着金融情报的枢纽作用，在全美开展洗钱信息的收集、传递工作，其反洗钱情报信息是在整合金融领域、执法机关和工商业三个不同来源信息的基础上形成的，其所采集的数据主要包括大额金融交易报告和可疑金融交易报告。金融情报执法网络每天与各州的执法机构一起工作，使他们能够自由进出金融犯罪执法网络的数据库获得有用信息，同时把法规信息与调查信息综合成情报，然后按需求反馈给金融、执法部门。金融犯罪执法网络的主要特点如下：被动分析为主，主动分析、战略性分析为辅；注重积累研究案例模式，总结归纳洗钱模式，增强系统自动匹配、筛选能力。
法国的金融情报机构(FiU)是经济财政工业部下设立的“打击非法金融活动行动和情报处理中心”(tracFin)，其核心职能有两项：一是收集、分析可疑信息，识别贩毒或其他可疑行为，移送非法金融活动方面的情报。二是接收、补充、整理可疑交易报告。它有权与司法、海关、监管机构(银行监管委员会、保险监管委员会)等交换信息。具体工作流程如下：(1)收到金融机构的可疑报告，记录并在合理时间内向该机构发出接收回执；(2)调查分析。如信息被怀疑与犯罪或有组织犯罪有关，tracFin的调查人员进行初查；(3)移送报告。经调查，如有证据显示与清洗贩毒赃款有关，tracFin就将情报移送检查机关。
英国履行反洗钱职责的机构主要包括国内事务部、警察机关、海关、金融监管局和国家犯罪情报局。国家犯罪情报局(nationalCrimeintelligenceService，nCiS)是英国的金融情报中心，它有权代表英国警察机构执行安全任务，主要负责制定打击国内外严重有组织犯罪活动的战略、战术和收集相关情报工作，也是英国执法部门与海外情报部门联络的门户。英国的金融情报机构的职责具体由设立在国家犯罪情报局内的经济犯罪处(economicCrimeBranch，eCB)来履行。其最重要的职责就是接收金融部门上报的可疑交易报告，分析可疑交易报告，然后将分析结果移送给执法部门。可疑交易报告的运作流程如下：nCiS把银行提供的可疑交易报告存储到信息库，然后传送给相关的警察部门和海关，警察部门和海关对这些报告的有关证据进行调查后再反馈给eCB，eCB认为有必要，再把这些报告反馈给银行。如果有关证据证明是洗钱犯罪，就移交给皇家检察官。
俄罗斯联邦金融监控局(Federalfinancialmonitoringservice)行使打击犯罪收益合法化(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行为的权利。它与执法机关、交通部、博采业发展联合会、测检局、中央银行等部门分别签署了合作协议，有权使用俄罗斯国内20多家机构和部门信息资源。
此外，还有比利时、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国家也纷纷积极开展反洗钱工作，设立金融情报机构，负责金融情报数据的收集、分析等工作。
总的来说，国外的反洗钱工作大多不是由单一机构独立承担，而是依托于包括金融情报机构、执法机关和其他信息来源提供部门在内的监管体系，金融情报机构作为反洗钱金融情报的收集机构，负责收集大额和可疑资金交易，主要负责对数据的分析整理和深度挖掘，并将可疑交易报告的分析结果移交给相关的执法部门。
二、对我国反洗钱体系及工作流程的分析
我国在2004年正式成立反洗钱监测中心(FiU)，负责大额和可疑数据的接收、分析、汇报工作，其大额和可疑报告主要依据2003年1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的《人民币大额和可疑外汇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和《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2006年《反洗钱法》的出台，以及人民银行颁布的《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和《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充了反洗钱体系所涉及的部门，将反洗钱与中国的反腐败紧密结合起来，规范了金融机构的工作流程，明确了大额和可疑的报送标准。下面将从反洗钱体系及各机构分工、各机构所拥有的反洗钱相关信息及主要职能、大额本外币数据上报流程、可疑数据上报流程、可疑数据查处流程五个方面阐明我国反洗钱工作的原理和流程。
（一）反洗钱体系及各机构分工
反洗钱体系是由立法、执法、情报、行政和司法等多部门组成的有机整体。反洗钱立法由全国人大预算工委牵头组织，中国人民银行、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外交部、财政部、海关总署等18个部门参与立法。反洗钱法中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为反洗钱监管主管部门，中国人民银行下设反洗钱监测中心，作为收集、分析、移交与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有关的信息的国家情报中心，同时按照规定向中国人民银行报告分析结果，并有权依法要求金融机构及时补正人民币、外币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监测中心接受数据的来源是金融机构，包括以商业银行为主的16种金融机构。反洗钱体系的整体体系如图1所示。
图1反洗钱体系
（二）各机构所拥有的反洗钱相关信息及主要职能
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按照《反洗钱法》及两个补充规定《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和《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的相关条例，通过其总行向人民银行监测中心上报人民币、外汇大额交易以及可疑交易报告。同时，金融机构在进行客户身份识别时，如果对客户身份信息有疑问，可以与工商部门核实客户身份。
反洗钱监测中心拥有大额数据库、可疑数据库以及辅助数据库，包括监测中心自己的数据(包括以前的可疑交易报告、现金交易报告、跨境转账报告)、公众信息源(比如私人公司、审计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关于公司的注册人、公司状况和业务情况及信用报告等信息)以及政府拥有的数据库(税收记录、公司成立记录、违法情况记录、移民和海关记录、交通工具注册记录、监管记录等)。监测中心将可疑数据库作为分析的触发点，辅以检查大额数据库以及其他信息，作出反洗钱的异常等级判断。美国曾提出一个经验性指标：90％以上的大额金融交易都与洗钱等犯罪行为无关，90％以上的可疑交易报告都与洗钱等犯罪行为相关。在某种意义上，大额交易信息在反洗钱中的作用是间接的，可疑交易信息的作用是直接的。反洗钱监测中心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将发现的异常报告向人民银行汇报，再由人民银行转交给反洗钱局作进一步取证工作，仍然无法洗脱反洗钱嫌疑的，移交给司法部门进一步调查。司法机构通过引入犯罪数据库、海关数据库以及工商数据库，对有嫌疑的交易或账户作进一步判断。
各机构的主要职能和其拥有的信息及信息之间的流转关系见图2。
图2反洗钱相关部门主要职能及其所有信息
（三）大额本外币数据上报流程
大额数据是金融机构向反洗钱监管主管部门汇报的主要数据之一。大额数据标准由反洗钱监测中心制定，金融机构目前大多已有自动抽取软件，可以自动从银行数据库中抽取符合规定的大额数据，逐层提交到总行／总部，再由总行／总部向人民银行总行的反洗钱监测中心提交。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实现了数据集中以后，一般是市一级以上拥有交易数据，因此大额数据的抽取直接从市一级上报。反洗钱监测中心发现金融机构报送的大额交易报告或者可疑交易报告有要素不全或者存在错误的，可以向提交报告的金融机构发出补正通知，金融机构应在接到补正通知的5个工作日内补正。反洗钱监测中心发现可疑的报告，应将可疑报告从反洗钱监测中心移交到反洗钱局，并由反洗钱局移送到报告发生当地的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由当地的反洗钱管理部门进一步调查补充信息。另外，2007年1月1目前大额外币向外管局汇报，自《反洗钱法》出台以后，外汇管理局的反洗钱职能撤销，金融机构统一向人民银行汇报大额外币交易。具体流程见图3。
图3大额人民币外汇数据上报流程图
（四）可疑数据上报流程
可疑数据报告同大额数据报告的区别在于：可疑交易的汇报方为发生交易的网点或营业厅，柜台业务员依照《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如发现可疑交易，记录并上报柜台经理，由营业网点统一汇总后上报给上级银行分支机构，逐步上报至总行／总部，并由总行／总部向人民银行总行汇报。外汇可疑资金交易数据也由各报告机构的总部或主报告行负责汇总数据，并通过金融业间互联网平台以一点接入方式，向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系统报送，具体报告和接收工作流程与大额资金交易相同。同时，如前文所述可疑数据是触发核心，大额数据上报存储后，作为抽查备用库，为可疑数据的查处提供帮助。具体流程见图4：
图4可疑数据上报流程图
（五）可疑数据的查处流程
反洗钱监测中心在分析各方信息，包括大额数据库、自有信息、来自公安外管税务海关等的政府信息，以及群众举报的可疑信息后，向人民银行提交可疑报告，人民银行交由反洗钱局进一步取证，反洗钱局再转交给可疑报告发生主体所辖的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下设的反洗钱处，进行取证。反洗钱管理部门在组织调查时，调查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出示执法证和中国人民银行或者其省一级分支机构出具的调查通知书。对客户要求将调查所涉及的账户资金转往境外的，金融机构应当立即向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报告。中国人民银行可以采取临时冻结措施，并以书面形式通知金融机构，金融机构接到通知后应当立即予以执行。侦查机关接到报案后，认为需要继续冻结的，金融机构在接到侦查机关继续冻结的通知后，应当予以配合。侦查机关认为不需要继续冻结的，中国人民银行在接到侦查机关不需要继续冻结的通知后，应当立即以书面形式通知金融机构解除临时冻结。
同时，金融机构在履行反洗钱义务过程中，发现涉嫌犯罪的，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向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和当地公安机关报告。可疑数据的查处流程见图5。
图5可疑数据查处流程图
参考文献：
［1］第一届中国反洗钱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会议记录.
［2］欧阳卫民．金融情报机构．中国金融出版社.
［3］中国人民银行令［2006］第1号
［4］中国人民银行令(2006)第2号
［5］法制日报社．http：//省略／misc／2006-05／11／content_312820.htm
［6］欧阳卫民．国际反洗钱重要文献选读i.中国金融出版社
［7］欧阳卫民．反腐败、反洗钱与金融情报机构建设.法律出版社
金融机构行业报告篇3
第二条中国境内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以下统称境内金融机构），非金融性公司、企业及其他组织（以下统称境内非金融机构），境外中资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以下统称境外中资金融机构）和境外非金融性中资公司、企业及其他组织（以下统称境外中资非金融机构），投资设立或者收购境外金融机构，必须遵守本办法的规定。
前款所称境外金融机构是指境内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及境外中资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在境外设立或者收购的从事存款、贷款、票据贴现、结算、信托投资、金融租赁、担保、保险、证券经营等项金融业务的机构。
第三条设立或者收购境外金融机构的审批管理机关为中国人民银行。
第四条境内金融机构申请设立或者收购境外金融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经国务院或者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依法登记注册，并持有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
二、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经营外汇业务，持有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发的《经营外汇业务许可证》，并有三年以上经营外汇业务经验和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的专业人员；
三、有合法的外汇资金来源；
四、有不低于八千万元人民币等值外汇的自有资金。
第五条境内非金融机构申请设立或者收购境外金融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经有关部门批准成立，依法登记注册的大型公司、企业；
二、在境外设有集团性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大型企业，并有较好的基础和盈利前景；
三、经主管部门同意在境外设立金融机构，并有不低于一亿元人民币等值外汇的自有资金；
四、有与其经营金融业务及外汇业务相适应的专业人员。
第六条境外中资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申请设立或者收购境外金融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经主管部门批准，依法在境外设立，有正式批准文件和在当地合法营业的证明材料；
二、拟设机构地区中资金融机构力量较弱，有必要设立金融机构；
三、所提申请符合有关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
第七条设立或者收购境外金融机构依照下列规定申报批准：
一、境内金融机构在境外设立代表机构、分支机构，设立中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或者收购境外金融机构，由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二、境内非金融机构在境外设立中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或者收购境外金融机构，由主管部门征求经贸部意见并审核同意后，报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三、境外中资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设立或者收购境外金融机构，由其境内投资单位征求经贸部意见后报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第八条在境外设立或者收购金融机构，应当由其境内投资单位向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申请，申请书需载明拟设立或者收购金融机构的名称、营业范围、条件和必要性等，经中国人民银行审核立项后，依照本办法的规定提交申请文件。
中国人民银行对申请单位提交的申请文件进行审查，并在接到申请文件之日起三个月内决定批准或者不批准。
第九条经批准设立或者收购的境外金融机构，应当由其境内投资单位持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文件，依照有关规定到国家外汇管理局办理外汇汇出手续。
第十条境内金融机构申请在境外设立代表机构，应当提交下列文件：
一、申请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签署的申请报告，其内容包括：拟设代表机构的名称，住所，首席代表，代表简历；
二、设立代表机构的费用预算和外汇来源证明。
第十一条境内金融机构申请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应当提交下列文件：
一、申请单位主要负责人签署的申请报告，其内容包括：拟设分支机构的名称，住所，营业资金数额，经营业务种类，主要负责人简历等；
二、申请单位前三年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业务状况报告；
三、可行性研究报告；
四、中国人民银行要求提交的其他有关文件。
第十二条境内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及境外中资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申请在境外设立中资金融机构，应当提交下列文件：
一、申请单位主要负责人签署的申请报告，其内容包括：拟设中资金融机构名称，住所，注册资本和实有资本，资金来源，经营业务种类，主要负责人简历等；
二、申请单位前三年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业务状况报告；
三、可行性研究报告；
四、中国人民银行要求提交的其他有关文件。
第十三条境内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及境外中资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申请在境外设立中外合资金融机构，应当提交下列文件：
一、申请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签署的申请报告，其内容包括：拟设中外合资金融机构的名称，住所，注册资本和实有资本，经营业务种类，合资各方的名称和出资比例，中方资金来源、主要负责人简历等；
二、申请单位前三年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业务状况报告；
三、合资各方草签的合资协议、合同和章程；
四、可行性研究报告；
五、中国人民银行要求提交的其他有关文件。
第十四条境内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及境外中资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申请收购境外金融机构，应当提交下列文件：
一、申请单位主要负责人签署的申请报告，其内容包括：拟收购的金融机构的名称，住所，章程，总资本和总资产数额，机构及人员状况，财务状况，收购原因，收购目的，收购资金数额，资金来源；
二、申请单位前三年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业务状况报告；
三、可行性研究报告；
四、中国人民银行要求提交的其他有关文件。
第十五条境外金融机构有下列变更之一的，其境内投资单位应当于事前向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申请，由中国人民银行审批：
一、代表机构升为分支机构；
二、撤销代表机构、分支机构、中资或者中外合资金融机构；
三、调整中外合资金融机构的股份比例或者增资。
第十六条境外金融机构的境内投资单位应当于每年七月三十一日前向所在地中国人民银行省级分行报送境外金融机构上半年工作报告，其内容包括：机构人员变化情况，存款放款分析，汇出汇入款项分析，进出口结算分析，投资项目分析和外汇、证券、黄金买卖分析。上述报告由中国人民银行省级分行转报中国人民银行。
第十七条境外金融机构的境内投资单位应当于每年三月三十一日前向所在地中国人民银行省级分行报送境外金融机构上一年度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年度工作报告，并由中国人民银行省级分行转报中国人民银行。
第十八条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各省级分行有权对境外金融机构的工作进行监督。
第十九条违反本办法第七条的规定，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在境外设立或者收购金融机构的，中国人民银行有权冻结境内投资单位相应数额的外汇或者人民币存款，责令其撤销境外金融机构或者限期补办审批手续，并追究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
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的，中国人民银行有权冻结境内投资单位相应数额的外汇或者人民币存款，并责令其对境外金融机构进行停业整顿。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情节严重的，中国人民银行对境内投资单位可处以人民币十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外汇管理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条本办法施行前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已在境外设立或者收购金融机构的，应当在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期限内，依照本办法的规定补办审批手续。
第二十一条本办法不适用于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
金融机构行业报告篇4
内容提要:现代金融业已成为洗钱活动最重要的渠道，建立和完善金融业反洗钱法治已成为一国反洗钱的重要内容和途径。我国金融业反洗钱法治建设虽已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与金融业面临的反洗钱形势与任务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亟待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的反洗钱实践证明，现代金融业已成为洗钱活动最重要的渠道，特别是随着金融全球化、网络化、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加强，洗钱者将会更多地利用金融系统进行洗钱活动。因此，建立和完善一国的金融业反洗钱法治已成为反洗钱的重要内容和途径。
（一）美国的金融业反洗钱法治建设。美国是受洗钱危害最早、程度最为严重的国家，也是最早对洗钱活动进行法律控制的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就开始制定反洗钱法律，已经建立起完善的金融业反洗钱法律体系。1970年，美国通过著名的《银行保密法》，改革了传统的银行保密制度，建立了金融交易报告制度，揭开了反洗钱立法的序幕。1986年，美国通过《洗钱控制法》，对洗钱的概念、构成要素、行为方式、处罚措施等首次作了全面的规定。1994年，美国通过《洗钱防治法》，进一步加强了对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监管。1999年，美国通过《反洗钱法》，赋予美国司法机构有权对违法在美国进行洗钱的外国银行和机构行使司法权，授权美国财政部和司法部负责制定对涉嫌介入洗钱的美国金融机构进行监控和帐户管制的具体措施。[1]9·11事件之后，美国进一步加强了反洗钱立法工作，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国内立法是《采用适当手段拦截和切断恐怖主义以助美国团结和强大2001年法案》（简称《美国爱国者法案》），该法案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初步洗钱牵连”，该法案同时还要求美国所有金融服务企业必须任命反洗钱的专门负责人，建立专项反洗钱规划与措施，对所有员工进行反洗钱教育与培训，建立内部稽查制度，严格评估和考核反洗钱工作的效果。[2]
与此相适应，美国建立了多家政府机构协同、强制金融机构参与、全面防范和重点打击相结合的反洗钱体系。美国的反洗钱执法机关包括财政部、司法部、税务总署、海关总署、美联储、联邦调查局等政府部门，其中金融犯罪情报中心是负责信息采集和分析工作的主要部门，它专门负责收集反洗钱情报，并负责反洗钱执法各部门的联系和协调工作。美国的金融业被强制性地要求参加到反洗钱斗争中，不管金融机构是否愿意都必须严格遵守和执行反洗钱的法律，并建立和完善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制度与程序。在反洗钱的机制运转中，美国的基本策略是重点打击和全面防范相结合，但是反洗钱的核心工作被放在银行，银行在金融业反洗钱中承担着主要任务。银行通过建立识别客户身份、交易报告、记录保存等制度，对银行客户进行反洗钱的控制和监测，在防止一般性洗钱活动的同时，协助政府机构查处洗钱犯罪。
（二）德国金融业反洗钱法治建设。德国作为欧盟重要的成员国之一，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金融业反洗钱法律体系。德国金融业反洗钱所遵循的法律主要有两大部分：一是国际性组织（主要是联合国、欧盟、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等）的反洗钱文件、建议或指南，它们对德国金融业虽不具有强制性，但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适用性，已经成为德国金融业反洗钱的重要原则和内容；二是德国本国制定的反洗钱法律和法规，即《德国刑法》、《德国洗钱法》和《德国银行法》及德国金融监管局制定的反洗钱指引和通函，它们对德国金融业既具有指导性和适用性，又具有强制性作用。
德国建立了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通力合作、金融机构积极参与的预防和打击洗钱工作体系。涉及反洗钱工作的德国行政机关主要有联邦金融监管局、联邦财政部和联邦内政部、联邦调查局等。联邦金融监管局负责指导、监督金融机构贯彻执行反洗钱法律和法规；财政部和内政部可以根据法律的授权要求金融机构报告某些被认为可疑的单个、典型的金融交易情况。当金融交易被认为是用于洗钱或用于恐怖融资，触犯《德国刑法典》有关条款时，金融机构必须立即报告所在地检察官和联邦调查局，没有得到检察官的批准，金融机构不得完成此报告中的金融交易。联邦调查局可疑报告中心全力支持国家和地区稽查局防范和洗钱犯罪及对恐怖组织融资行动。金融机构认真制定并落实防范洗钱的内部原则、措施和控制，如建立尽责调查制度、“面对面识别”制度、日常监控和可疑报告制度等，加强反洗钱机构建设和金融业从业人员的反洗钱培训，确保反洗钱法律和规章落到实处。[3]
（三）美国、德国金融业反洗钱法治建设的经验。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美国和德国都非常重视不断加强和完善本国的反洗钱法治建设，两国在反洗钱法治建设方面具有许多共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有以《反洗钱法》为主体、其他相关法律为补充的较为完善的反洗钱法律体系。（2）有政府机构领导、金融机构参与、全面防范和重点打击相结合的反洗钱工作体系。（3）建立了较为完备的金融业反洗钱制度，主要包括客户身份识别制度、交易报告制度、保存记录制度等。（4）金融业认
真落实反洗钱法律法规，加强反洗钱机构建设和从业人员的反洗钱培训，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内部控制制度。（一）在反洗钱立法和制度建设上，已初步建立起反洗钱法律和制度体系。我国先后签署并批准了联合国《禁毒公约》、《反腐败公约》等一系列与反洗钱相关的国际公约，在《刑法》中明确规定了独立的“洗钱罪”，颁布了《个人存款帐户实名制规定》及《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简称“一规定两办法”）等金融机构反洗钱行政法规规章，建立了存款帐户实名制度、交易记录保存制度、可疑交易报告制度等金融运行中反洗钱的主要制度，初步建立起反洗钱法律和制度体系。但在反洗钱法律制度建设上仍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1）缺乏专门的反洗钱基本法，现有法律法规存在结构性缺陷、功能局限、法律冲突等；（2）《刑法》第191条关于洗钱罪的规定有缺陷，如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过窄、法定刑罚相对较轻等。
（二）在反洗钱机构和工作机制建设上，已初步形成了由中央银行牵头负责，以金融机构为依托、各金融监管部门和政府相关部门相互配合的反洗钱工作机制。在我国，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家中央银行承担着国家的反洗钱工作任务，是我国反洗钱工作的主管部门，依法履行“指导和部署金融业反洗钱工作，负支反洗钱资金监测”的法定职责。中国人民银行设立了反洗钱局和中国的金融情报中心（fiu）——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cam—lmac），成立了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外汇局参加的金融监管部门反洗钱领导小组和以中国人民银行为牵头单位的23个部门联合行动的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工作制度；国内各商业银行全部成立了反洗钱工作领导小组和相关办事机构。
但现有的反洗钱机构和工作机制仍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1）缺乏强有力的反洗钱机构。现有的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比较松散，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配合机制；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局虽承担着反洗钱的重要职能，但其地位和职责有限，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工作无法监管，且缺少独立的行政执法权力或准司法权力。（2）反洗钱情报监测分析中心的地位和职责存在不足。目前中心只能从中国人民银行和外汇管理局各级分支机构间接获取有关金融交易报告，不利于中心对洗钱信息进行系统化处理和及时准确地发现洗钱活动的线索。（3）对金融机构反洗钱岗位设置、内控制度的要求过于原则。如《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没有配套的制度进行细化要求，在实践中容易导致金融机构反洗钱岗位形同虚设、内控制度粗糙。[5]（4）缺乏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金融业反洗钱的积极性不高。由于金融业开展反洗钱工作需要付出较高的成本，过严的反洗钱措施往往会造成客户的流失，形成竞争劣势，而相关部门却没有制定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对反洗钱工作有成效的金融机构及其员工的奖励问题无任何规定。
（三）在反洗钱监管领域，组织开展了全国范围内的反洗钱工作专项检查以及打击“地下钱庄”和非法买卖外汇交易等活动。加强了对重点地区和重点金融业务反洗钱监管，加大了对洗钱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成功破获了一批洗钱及相关案件。但在监管领域仍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1）反洗钱专业人员缺乏，技术手段滞后。（2）对违反反洗钱规定的处罚力度不够，存在处罚数额偏低或处罚难以落到实处等情况，不足以促使违法的金融机构对反洗钱工作的高度重视。
（四）在国际合作领域，积极开展与国际反洗钱组织和周边国家或地区的合作。2004年10月，中国以创始成员国身份加入反洗钱地区性组织——欧亚反洗钱与反恐融资小组（eag），成为其重要成员；与俄罗斯、香港、澳门等周边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反洗钱工作双边合作机制。2005年1月，国际社会最重要的反洗钱组织——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邀请中国成为fatf观察员。2005年2月，中国政府派代表团以观察员身份首次参加在巴黎召开的fatf全会。但我国要想成为fatf的正式成员还有一段路要走。另外，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反洗钱双边合作刚刚开展，在许多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一）加快反洗钱立法建设，构建以反洗钱法为核心。以刑法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为补充的多层次的全面反洗钱法律体系。（一）制定专门的反洗钱法，从法律上进一步明确反洗钱的概念、立法宗旨和立法目的、构成和范围，确立反洗钱机构、性质、职能，明确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及个人的反洗钱义务和法律责任。（2）制定《银行保密法》、《现金交易法》、《外汇管理法》，修订《刑法》、《商业银行法》、《海关法》等，使这些法律在银行保密制度、刑事处罚及调查取证方面与反洗钱法相一致。（3）由国务院颁布有关反洗钱方面的行政法规，如制定《国家反洗钱战略》，修改《现金管理条例》和《个人存款帐户实名制规定》等。（4）由中国人民银行或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制定金融业反洗钱的政策指引，完善与反洗钱有关的金融规章制度。[6]
（二）参照国外经验，成立独立的反洗钱金融监管局。由反洗钱金融监管局负责制定整个金融业反洗钱的政策措施和规章制度，集中力量研究反洗钱全局性工作，提出有关反洗钱立法建议；负责建立统一的金融情报中心，全面协调、指导和监管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工作；[7]赋予其查询、冻结可能被清洗财产等准司法权力和相应的执法、协调职能，由其独立完成从交易报告到交易分析、调查了解直至最后处理反洗钱全过程工作；负责对有关人员进行反洗钱的知识、技能培训。
（三）加强反洗钱情报的收集和分析，建立统一的中国金融情报中心。（1）强化中国金融情报中心在国家反洗钱工作中的地位，建立统一的中国金融情报中心，赋予其依法直接接收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金融行业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情报，并督促、监督金融机构依法及时报送上述信息，对违反报送义务的金融机构可予以一定的经济处罚和行政处罚。（2）利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建立数据中心和客户信用系统，加快现代支付系统建设，并依托支付系统建立大额和异常支付监测系统，实现对异常资金活动信息的自动采集、分析和处理。（3）扩大反洗钱报告义务主体的范围，除金融业之外，反洗钱报告的主体还应该包括现金密集型行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
（四）认真落实反洗钱法律法规，进一步建立健全金融机构反洗钱内控机制。（1）金融机构应当设立专门的反洗钱机构或者指定其内设机构负责反洗钱工作，并配备必要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其他职能部门协助负责反洗钱工作。（2）建立和完善反洗钱的责任制。金融机构应当按照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切实建立起反洗钱工作责任制，并对下属分支机构执行本规定和反洗钱内控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3）进一步建立完善金融业预防洗钱制度。一是统一完善反洗钱工作
程序，建立完备的反洗钱工作流程；二是建立健全资信调查和监督防范制度，如健全帐户实名制、完善客户身份核实程序、加强金融交易审查及大额交易报告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等；三是完善交易记录保存制度，加强反洗钱信息交流制度。（五）加强反洗钱宣传和培训，建设反洗钱专业人才队伍。加强对金融机构及其业务人员的反洗钱宣传，提高各级反洗钱工作人员的反洗钱意识；提高反洗钱技术和技能的科技含量，加快反洗钱装备和技术的更新；加强反洗钱人员的专业技术和法律知识的培训，建设一支懂经济、懂金融、懂法律的反洗钱专业人才队伍。
（六）建立反洗钱激励约束机制，调动金融业反洗钱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由政府对反洗钱卓有成效的金融机构或其他部门及个人予以一定的经济补偿或鼓励措施，同时加大对违反反洗钱法律法规的行为和人员的处罚手段和力度。
（七）加强反洗钱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学习借鉴先进的反洗钱经验和制度。（1）注意借鉴和参考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的反洗钱法律规范，制定与国际社会接轨的反洗钱法律制度。（2）加强国际司法协助与合作，主要包括洗钱犯罪证据调查方面的协助、对藏匿到国外的犯罪分子的引渡、对犯罪收益的没收等。（3）尽快加入反洗钱国际组织，协调打击国内外跨国洗钱犯罪。（4）加强反洗钱信息交流与共享，通过扩大和加强国际问情报信息交流有效地打击洗钱犯罪。（5）加强与反洗钱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的人员交流，选派优秀的金融业从业人员到国外金融机构学习，培养大批具有反洗钱知识和技能的反洗钱工作人员。
注释:
[1]海外快讯：《美国政府通过修改法案加强银行反洗钱功能》，载《城市金融论坛》2000年第1期。
[2]王英杰：《尽快建立符合我国金融现状的反洗钱机制》，载《金融研究》2005年第5期。
[3]管理检查司金融监管考察团：《取经德意志：银行业如何反洗钱？》，载《中国外汇管理》2005年第3期。
[4]参见《中国反洗钱报告2004》；项俊波：《中国的反洗钱和反恐融资工作》，载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5]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课题组：《金融机构反洗钱的调查与思考》，载《金融会计》2003年第9期。
金融机构行业报告篇5
关键词：反洗钱；可疑交易；监测分析；有效性研究
一、我国金融机构可疑交易监测分析现状及存在的不足
（一）我国可疑交易监测分析现状
总体上说，世界各国的反洗钱制度几乎都以可疑交易或者可疑行为（统称可疑交易行为）报告制度为中心，要求金融机构报送有洗钱迹象和可能的交易行为的有关信息，英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美国、澳大利亚等同时要求提交大额交易报告[1]。2003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分别颁布了《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和《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分别负责人民币、外币可疑交易的监测分析，我国开始建立了可疑交易监测分析制度。2004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设立反洗钱局，作为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2004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又成立了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作为收集、分析、监测和提供反洗钱情报的金融情报机构，具体承担反洗钱资金监测职责，并且实行本外币可疑交易资金监测一体化[2]。截至2009年末，可疑交易分析已全面覆盖银行业、保险业、信托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和货币经纪公司。2009年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共接收金融机构报送的大额交易报告1.78亿份，可疑交易报告4293.3万份（见表1）。从2004—2009年银行业可疑交易报告接收量统计表（见表2），也可以发现可疑交易报告量逐年递增。
（二）我国金融机构可疑交易监测分析存在的不足
近几年可疑交易监测分析有效性有了大幅提高，仅2009年通过分析筛选就发现1082起具备高度洗钱嫌疑的重点可疑交易线索。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对这些重点线索开展了反洗钱调查，最后根据调查情况向侦查机关移送和报案共654起，涉及金额3711.7亿元。各地侦查机关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报案线索共立案侦查119起（其中以洗钱罪立案侦查23起），占报案线索数的24.1%①。但目前也存在可疑交易报告质量不高、可疑交易分析有效性低的问题。
1．金融机构可疑交易报告质量难以有效提高
面对当局的罚款威慑，金融机构一定程度存在“护卫性”行为，自我保护意识决定了“拿不准就报”、“报比不报好”、“多报比少报好”，而不论所上报的交易或者行为可疑与否，缺乏对可疑交易信息的主动识别和筛选，这也是近年可疑交易报告量增加的原因之一。许多金融机构只是机械地依赖其反洗钱监测系统预警提示，不加分析判断，简单地录入客户信息就上报，这种报告往往涵盖信息太少，会漏掉许多有价值的信息。有的则采取“扩大化”的办法，只要自认为符合可疑交易识别标准的交易，就不加分析和重新识别客户身份就上报，由于报告的交易信息太多，反而降低了信息分析处理的效率。同时在现场检查中还可发现，当金融机构业务系统提示为可疑交易时，有关业务人员未进行认真审查，甚至根本不审查就确认为正常交易，这样做出导致失去大量的有价值信息[3]。
2．可疑交易监测分析信息范围不广，不能全面分析
一是局限于资金交易分析，缺乏身份主体分析的有效配合。对客户身份信息的准确定位是可疑交易监测的重要环节，没有准确定位，可疑交易监测分析就没有任何意义。虽然我国已建立了居民身份证统一数据库，但该数据库并没有涵盖所有自然人身份信息，法人或准法人身份没有统一的数据库，难以准确、完备的实现对交易主体的身份定位。目前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系统与同城票据交换系统、支付清算系统等还未实行连接，还处于独立运行状态，有碍于对异常账户类型进行有效监测。除了与公安部门户籍管理系统相连接外，还没有与工商、税务、技术监督等部门的营业执照注册登记、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等信息管理系统的接口，银行业金融机构还无法通过账户管理系统实现对存款人提交的各类开户资料证件进行真实性确认，横向信息传输难以落实，也就不能更好地识别客户。同样在法人主体有关信息分属于工商、税务、质监和海关等部门的情况下，不能更好地综合定位。如某企业账户在资金上是正常运作的，但其工商法人资格已经注销，税务登记也已经注销，这就无法识别。另外，没有信息跟踪功能，当金融机构认定为可疑交易上报，在此之后发生的信息没有要求连续上报，无法连续监控。
二是可疑交易分析主要局限于交易行为分析，缺乏财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分析的配合。交易是一个过程，财产关系是一种状态，状态和过程存在相互印证的关系，在某些情况下，脱离财产关系，仅从交易行为获取涉嫌犯罪的线索是很难的。
三是可疑交易资金监测局限于个体分析，缺乏与区域分析、宏观分析的有机结合。发生在一个经济系统中的洗钱数量与系统的某些参数有相对稳定的数量关系，如异常的现金流通量、国际收支统计出现超常的统计误差等[4]。当前金融机构对客户身份的了解仅限于开户资料和平时与客户接触时，从客户交谈中获得部分信息，少部分外勤人员通过走访客户可以获得一些信息，多是一些贷款户，但对于一线临柜人员了解的信息就很少了。经营范围、经营规模、经营特点及资金流量流向规律等客户信息不是必须向银行提供的，这些信息由工商、税务等部门管理，银行柜面无法了解这些信息。上面讲的财产信息全国也没有建立统一信息库，同时这些信息由房产管理部门管理，金融机构和反洗钱监测中心无法掌握。
（三）反洗钱工作主动性不强，报告不全面
一是一些金融机构系统设置的可疑交易报送标准远低于《办法》（[2006]第2号令，下同）要求。如证券行业可疑交易报告标准之一“长期闲置的账户原因不明地突然启用，并在短期内发生大量证券交易”，多数机构将“长期”设定为2~3个月，远低于《办法》一年的标准，系统筛选出大量可疑交易后全部报送。二是依赖系统筛选，缺少人工识别。对于由客观标准为主观识别构成的上报标准，一些机构按照客观标准设定系统参数，筛选出大量可疑交易后未经人工识别即予上报。三是要素填写不全。银行业、保险业可疑交易报告要素为40项，证券期货可疑交易报告要素34项，有的要素系统不能自动提取，人工填写需耗费大量时间精力，有些就不进行补充，这样造成可疑交易报告缺少一些项目。
二、影响我国金融机构可疑交易监测分析有效性的原因
（一）可疑交易报告主动性不足
在我国主要采取义务报送制和举报制，其中金融业和特定行业实行义务报送制，举报制则作为义务报送制的补充。义务报送制缺乏质量控制机制、举报制缺乏市场化激励机制，导致信息完备性和准确性难以保证，影响了可疑交易资金监测的分析效率。特征型的可疑交易在有关制度上已经明确，是强制性报告的，但非特征型的可疑交易则取决于金融机构的意愿。如果激励机制不完善，不能促进报送机构将履行可疑交易报告义务内在化，将导致金融机构采取非合作博弈的策略，如防卫性的报送特征型可疑交易，消极甚至拒绝报送非特征型的可疑交易，导致可疑交易报告的准确性和完备性降低[5]。
（二）反洗钱社会成本高，金融机构反洗钱主动性难以调动
金融机构是反洗钱的主阵地，根据反洗钱监管要求及反洗钱工作的实际需要，金融机构在反洗钱方面会增加五种成本：一是制度成本，金融机构根据监管要求需要建立一整套反洗钱内部政策、程序和控制措施；二是雇员成本，包括工资成本和培训成本，三是检查成本。金融机构检查过程中形成的计算机设备、办公用品费和差旅费等支出；四是流失客户，金融机构对客户的了解和对可疑交易资金数据的报告制度会使金融机构失去一部分客户，客户的失去意味着利润的损失，尤其是当其他金融机构不认真执行反洗钱规定时，将会使该金融机构处于更不利的地位；五是档案管理成本，人民银行要求金融机构在一定期限内保存客户的账户资料和交易记录，这使金融机构保管档案成本增加。如果金融机构付出的成本得不到适当补偿，则其参与反洗钱的积极性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
（三）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存在缺陷
一是部分可疑交易标准虽然看似简单，却不易操作。如《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十一条第五款“与来自于贩毒、走私、恐怖活动、严重地区或者避税型离岸金融中心……”、第十二条第五款“与洗钱高风险国家和地区有业务联系”、第十三条第十五款“与洗钱高风险国家和地区有业务联系的”等规定中的“地区”或“中心”不明确，在实际报告时无法参考。二是部分可疑交易标准未充分考虑证券市场的特征。《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证券业可疑交易报告标准，仍主要停留在对客户资金账户和证券账户监测的简单层面上，未充分考虑证券业在证券发行、证券上市、证券评估、证券交易、证券交割、让利分红等环节可能存在的洗钱风险点，在当前股市资金实行银证转账，客户保证金流出流入股市实际由银行监控的情况下，明显呈现证券业反洗钱工作与银行业反洗钱工作的同质化，对股市可疑交易资金的监测分析容易流于形式。《办法》第十二条第四款、第六款将“长期闲置的账户原因不明地突然启用，并在短期内发生大量证券交易”、“开户后短期内大量买卖证券，然后迅速销户”列为可疑交易标准。在股市上涨期，上述两种现象大量存在，将此交易列为可疑交易，既大量增加证券营业机构无价值的可疑交易报告量，也增加反洗钱监测信息中心分析、处理信息的工作量。三是部分可疑交易标准未考虑新型业务的特点。随着金融创新力度的加大，新型金融产品层出不穷，如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银证产品、银保产品等，这些金融产品有别于传统金融产品的新特点，如资金形态的虚拟性、交易行为的隐蔽性、交易速度的快捷性、业务办理的无纸化、产品特征的模糊性等，但《办法》仍缺乏针对这些金融新型产品设计可疑交易识别标准[6]。
三、提高我国金融机构可疑交易监测分析效率的若干建议
要进一步提升我国金融机构可疑交易监测分析有效性，既要从源头掌握客户全部信息，通过激励机制提高可疑交易报告质量和举报积极性，通过多层次分析机制和引入先进的分析技术和可疑交易模型技术，发现更多的犯罪线索。
（一）全面落实客户身份识别制度
一是以银行结算基本存款账户核准号为基础，构建单位银行账户管理体系。一个单位首次开立基本存款账户时，经当地人民银行核准后产生一个核准号，以后这一核准号伴随着该单位存款终生，开立其他账户都必须凭此核准号，就算基本账户开户行发生改变，其核准号也不改变，可以考虑以存款人信息智能卡方式管理。所有银行账户纳入基本存款账户下管理，包括单位定期存款、协议存款和单位银行卡，条件成熟时可以将单位保险账户、单位证券账户和单位期货账户也纳入管理。账号管理系统和反洗钱分析中心其信息管理都是以基本账户的核准号为基础进行管理，全面掌握存款人资金动态，这样账户管理和信息管理相统一。二是以个人社会保障号为基础，构建个人银行账户管理体系。为方便自然人管理自己所有个人银行账户，也为监管部门对个人银行账户信息和资金信息监管提供支持，建立以个人社会保障号为基础的个人账户管理体系，按照社会保障号码标准，首次在账户管理系统中开立个人账户的自然人，由系统登记社会保障号码。以后个人不管以何种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开立何种账户，都集合在此号码下管理，不但包括个人结算账户、个人协议存款、通知存款、个人活期储蓄存款账户和定期储蓄存款账户，而且还包括个人证券投资账户、期货投资账户和国债投资账户，也包括各种银行卡和信用卡。对于联名账户，需要指定账户主体，主要信息归属于主体人，其他从属人只是标注。
中国人民银行应按账户管理系统的设计要求，加快与工商、税务、质量监督等信息管理部门合作的步伐，将营业执照注册登记、税务登记证及组织机构代码等信息与账户管理系统进行连接，从各信息系统的比对情况对存款人提供的开户资料、证件的真实性进行确认，真正做到了解客户，促进存款实名制的落实，为反洗钱提供真实、完整、有效的非现场监管信息资料。可疑交易分析监测系统更应与银行账户管理系统、同城票据交换系统和现代化支付系统等相关业务系统相连接，对有关业务系统的处理情况进行监测、分析。近几年房地产价格升值预期持续居高的环境下，大量文献资料表明了大量来源不明的资金流向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已成为洗钱的重要工具之一。建立全国统一的房地产数据库，将这些信息也纳入反洗钱监测分析信息范畴，就可以更有效地提高相关可疑交易资金的监测分析效率。
中国人民银行可以依托账户管理系统，建立客户信息档案库，进行集约化管理，更能综合反映单位和个人的信息，以供各金融机构和反洗钱分析中心以及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反洗钱工作人员查询和分析。同时以仓储方式管理可疑交易客户信息，并进行长期跟踪分析。洗钱犯罪分子的识别不可能单凭一次交易就可以确定的，洗钱犯罪活动往往是在合法交易中掩盖其非法交易，这就需要根据长期交易信息进行跟踪分析。
（二）全面推行洗钱风险分类管理制度
鉴于客户身份识别在洗钱预防措施中的基础地位，客户身份识别制度逐步呈现以风险为基础的发展趋势。金融机构应按照客户的特点或者账户的属性，考虑行业等因素，在对客户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对客户实行正常、关注、可疑三类风险管理。对于高风险客户，应实施更严格的客户身份识别措施；对于低风险客户，可以采取简化的客户身份识别措施，甚至免除实施客户身份识别措施，从而提高客户身份识别的有效性，同时也适当平衡了反洗钱成本和收益之间的关系。当然，在实行风险分类管理后，还应采取持续的客户身份识别措施，关注客户及其日常经营活动、金融交易情况，及时更新客户资料信息，并在持续关注的基础上，适时调整风险等级，使风险分类管理更准确。
客户风险分类管理，目前银行类金融机构在这方面还做得不够，许多机构还没有推行。针对近期监管对恐怖融资监控要求的提高，各商业银行应加强对黑名单尤其是联合国制裁名单有关交易的监测。如可将经过一定程序筛选出的部分低风险客户甚至是有把握不会涉及可疑交易的客户名单维护到现有反洗钱报送系统，让系统不再生成与之相关的可疑交易报告。这样做即减少了需要人工识别交易的数量，同时减少了报送人民银行的可疑交易总量，也意味着没有通过校验的可疑报告被退回而需要人工补正的工作量的降低。当然，这一操作需要以金融机构客户风险分类制度的有效、各机构对客户的了解、名单的确定和更新流程的可控等条件为前提，随意使用将会产生较大的控制风险。对高风险洗钱客户，不仅局限于标准化可疑交易信息的分析，逐步开展财产关系的分析，通过拓展分析法，提高发现、识别涉嫌洗钱犯罪信息情报的效率。要使反洗钱机制有效地发挥效率，对具有高度洗钱风险的客户不仅要分析交易行为或交易过程，也需要适当扩大对其财产关系的监测分析，从财产状态追溯可疑交易，进而获得洗钱犯罪情报。
（三）建立有效的反洗钱激励机制，激发反洗钱的内部活力
只有建立激励相容的监督管理制度，才能真正将外在的义务内化为金融机构履行好义务的动机，在现代化金融企业中已形成了股东利益最大化和员工利益最大化的均衡协调机制，建立有效的反洗钱激励机制，就是对反洗钱工作特别是可疑交易报告工作融入利益最大化机制。
一是建立金融机构反洗钱效果评估制度。对金融机构反洗钱情况实行评级制，并定期向社会公众和有关部门通报评价结果。对积极参与反洗钱活动做出重要贡献的金融机构给予较高等级评价，并将评价等级与金融监管部门提供的金融优惠政策挂钩，评价等级越高，金融机构享受的金融优惠政策就越多，如市场准入政策。同时对于评级差的金融机构加大现场检查频率，对评级高的少检查甚至免检，从而降低检查成本。
二是对追缴的洗钱非法收入实行分成制度。为有效调动和保护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的积极性，国家应制定相应的洗钱非法收入分成制度，为反洗钱提供情报和线索的金融机构、单位和个人，在洗钱资金追缴以后，可根据其贡献的大小给予一定比例的奖金。即使洗钱资金追缴不回来，政府也应该给予奖励。或者对收缴的赃款不立即上缴国库，而是仍然存放于银行一段时间，这样至少可以给金融机构一个调整期，以缓冲大额存款的减少对其经营管理的影响。政府也可从罚没收入中拿出一定资金设立专门的反洗钱基金，对为反洗钱工作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予以物质和精神奖励。
三是建立涉嫌洗钱行为和可疑支付交易举报奖励制度。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打击洗钱犯罪的威慑作用，强化对可疑支付交易的监督，积极鼓励单位、个人通过举报方式提供涉嫌洗钱行为和可疑支付交易的情报和线索，形成“打击洗钱、人人有责”的社会氛围。
四是建立可疑交易质量考核制度。鼓励金融机构积极主动开展可疑交易甄别，将识别和判断依据深入到交易实质的判定上，结合客户身份识别、行业特点分析及相关交易背景判断交易的真实性与合理性，形成可疑交易报告。对由反洗钱数据采集系统自动生成但有足够理由排除的可疑交易数据应及时删除，对未达到可疑交易报告标准、系统未采集但经办过程中发现明显可疑的报告，应审慎识别、确定可疑后予以报送。监管部门可对报送的有价值的非标准型可疑交易给予奖励，鼓励金融机构提高报告质量，另外还应建立反洗钱信息披露成本补贴制度。
（四）建立多层次分析机制
一是建立分类分析中心，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将金融机构提供的可疑交易信息集划分为若干子集，如将可疑交易信息划分为银行类、证券交易类、保险类和其他类等，对可疑交易的分布特征和洗钱犯罪的相关度进行经验分析。二是建立综合性分析中心，就是根据分类中心的分析结果，进一步综合各类信息进一步判断。三是建立区域性分析中心，可以根据不同洗钱犯罪的区域分布特征建立区域监测分析制度，即根据洗钱上游犯罪的区域分布特征，推断相关洗钱犯罪及可疑交易的分布特征，确定不同区域应重点监测的可疑交易类型。有些洗钱犯罪的可疑资金交易分布是全球性的、有些是全国性的、有些则是区域性的，因而有必要建立区域性分析中心。洗钱犯罪活动具有区域性特征，建立区域性分析中心，并且改变现在全国统一可疑交易标准，可以根据区域特点增设区域性可疑交易标准，区域性分析也需要根据区域反洗钱活动的特点不断创新监测分析方式和方法，以不断挖掘可疑交易，从而更好地为打击洗钱犯罪活动服务。建立多层次的分析机制，就是不同的分析团队，采用不同地分析方式方法和分析技术，有效地发挥聚合分析和拓展分析的各自优势，提高监测分析效率。在分析上引入目标锁定技术：一是锁定所分析的机构，二是锁定区域的行业，三是锁定某一行为人，这样可以为反洗钱检查提供可靠依据。
（五）建立灵活的可疑交易报告标准制度
我国由反洗钱主管部门规定可疑交易报告的客观标准，而不是由金融机构自主判别和决定一项交易是否可疑。《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列出了58种可疑交易报告标准，要求金融机构予以报告。实际上，与其它国家相比，我国规定的可疑交易标准实际上大多被看成是需要金融机构在判别可疑交易过程中应该加以关注的异常交易。简单地说，我国所谓的可疑交易报告按照国际标准只是异常交易。在《反洗钱法》审议通过后中国人民银行制订和颁布了新的《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和《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减少了银行业可疑交易报告的客观标准数量，首次规定了证券期货业和保险业的可疑交易报告的客观标准，并强调金融机构应在分析基础上识别和判断可疑交易，但仍没有完全取消客观标准。
在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应逐步将目前可疑交易报告的客观标准调整为主观标准，让金融机构真正承担起识别可疑交易的职责，这将对提高我国金融机构的努力程度、情报分析的能力、案件调查效率和整个反洗钱制度的效力产生持久影响。一是逐步取消目前可疑交易报告的客观标准，明确规定由报送主体主观判断和报送可疑交易报告。当然，反洗钱主管部门要调整对报送主体的监管理念和方式，加强对报送主体的宣传、教育、培训、指导和合作，必要时进行检查和处罚。二是主管部门会同其它部门和行业自律组织，根据破获案件所总结和归纳出来的洗钱类型和指标，制定各行业可疑交易报告的识别指引，并且根据新的洗钱类型和新业务开展特点定期修订、更新和增加，当前需要尽快建立网上银行和手机支付等业务的可疑交易标准。三是前面也提到了可以根据区域性可疑交易特征设立区域性可疑交易标准，并不断调整。
（六）不断引入国际先进技术，不断总结我国可疑交易特征
所谓的可疑交易模型是指某种可疑交易在客户和交易特征方面的不同组合模式，是各种现实洗钱或犯罪行为模式的抽象。由于洗钱行为的共性，许多交易模型在全球都会被认定为可疑，但由于各国监管要求不同，各银行的业务领域和产品不同，可疑交易模型的数量、高发领域及组合也会具有不同特点；另外，可疑交易模型库应是一个动态更新的过程、某一时期新的犯罪类型、某个地区高发的犯罪形式都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量化和模型化。目前国际比较成熟的可疑交易分析技术，如智能数据分析和朴素贝叶斯分类技术。新的洗钱方式会不断被犯罪分子利用，也会在不同国家传播，引入国际成熟可疑交易分析技术和可疑交易模型，就是总结学习以提高我国的可疑交易监测分析能力，同时不断总结不同上游犯罪诱致或恐怖融资派生的洗钱交易的资金流向、流量和分布模型，在现有的各种特征型可疑交易基础上扩大特征型可疑交易的类型。为义务报送机构提供更多的经验支持。在经验分析的基础上将某些非特征性的可疑交易提炼为特征型的可疑交易，形成分析模型，在再次出现相同特征交易就能及时发现，有利于提高可疑交易监测分析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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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行业报告篇6
近几年，欧美主要国家陆续推出银行业结构性改革——自营圈护政策，包括美国“沃克尔规则”（Volckerrule）、英国“维克斯报告”（Vickersreport）、欧盟“利卡宁报告”（Liikanenreport）以及法国、德国先后出台的法律草案等，都希望通过强制金融机构分业经营、控制大型银行集团经营规模等方式，来降低由自营投资交易而产生的金融系统风险，以达到防范金融危机的作用。
2010年，美国最早推出沃克尔规则。沃克尔规则是2010年7月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严格限制在美银行机构（包括存款基金机构、美国商业银行或外资银行的分行和子公司、银行机构控股公司在美子公司等）进行风险过高的投机易。2013年12月11日，包括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美联储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内的五家监管机构投票批准了沃克尔规则。危机反映出一些大型金融机构将自有资本过多投入到自营交易，带来了巨大的经营风险和投资风险，而金融机构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增加了金融业的系统风险，并且可能进一步将风险传染给其他非金融企业。
沃克尔规则主要包括：一是限制银行利用自有资本进行自营交易。自营交易包括银行机构利用自有资金买卖股票、债券、商品期货期权及其他衍生品的业务。这意味着银行机构必须剥离投资银行等其他业务，即要求其必须分业经营。二是禁止银行机构拥有或资助对私募基金和对冲基金的投资。沃克尔规则给银行在传统借贷业务与高杠杆、对冲、私募等高风险投资活动之间划出明确界线，不再允许商业银行拥有、投资或发起对冲基金，也不能拥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不能从事与自己利润有关而与服务客户无关的自营交易业务。三是限制商业银行的规模。规定单一金融机构在储蓄存款市场上所占份额不得超过10%，此规定还将拓展到非存款资金等其他领域，以限制金融机构的增长与合并。四是内部合规计划要求。沃克尔规则要求银行机构设定确保遵守沃尔克规则的内部合规计划，并向监管机构提交相关计划和报告重大交易活动情况。五是沃克尔规则的豁免。沃克尔规则在对银行机构做出上述限制的同时，对一些特定交易行为做出了豁免，包括政府担保债券（例如美国国债、房利美和房地美债券）的相关交易、客户买卖证券的做市交易、风险对冲交易以及大型银行集团在美国之外的分子公司的自营交易等。
2011年，英国维克斯报告。2011年9月，英国银行独立委员会（iCB）维克斯报告，该报告由英格兰银行原首席经济师约翰·维克斯爵士（SirJohnVickers）领衔起草，就金融危机后如何对英国金融系统进行结构性改革提出了独立建议，目的是将零售银行业务通过设置围栏的方式“圈护”（ring-fence）起来，以降低圈内银行与金融市场的关联，从而降低风险。报告的执行对象包括所有在英银行机构，英国立法已经于2013年12月17日正式通过这一报告。
维克斯报告主要包括：一是对圈内银行进行了定义。凡是属于欧洲经济体（europeaneconomicarea，eea）内的个人、中小型企业（年产值少于2590万英镑，总资产少于1290万英镑，员工少于250人）的业务以及对大企业的存款和贷款业务（原则为不增加外部风险的前提下的相关业务，如对非金融业大企业的放贷等），可以被列入圈内。作为圈护对象的零售和中小企业业务将只允许子银行经营，分行不得经营，经营上述业务不得同时经营投资银行业务，也不得服务于eea以外客户，以防止风险传染。二是对圈内银行经营范围进行了界定。圈内银行可以经营的主要业务包括从个人客户和中小企业客户吸收存款和提供透支业务、从欧洲经济体eea以内的任何客户吸收存款和提供支付业务（包括开立现金账户，储蓄账户，提供无须圈内银行增持用于抵御市场风险的法定资本金的投资产品）、对于eea以内的个人客户和任意规模的非金融企业可以提供个人或企业的抵押或非抵押贷款等。三是对圈内银行禁止开展的业务类型的规定。包括不能对任何在eea以外客户提供的服务，不能为其他金融中介提供除吸收存款和提供支付以外的任何服务，不能进行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做市服务，不能投资股票、企业债券合股权益以及共同基金等。但是，圈内银行可以发起并保有自己的证券、承销债务和股票证券，包括非公开销售。
2012年，欧盟利卡宁报告。欧洲委员会委员、芬兰央行行长埃尔基·利卡宁（erkkiLiikannen）领导其顾问团队经过调研后，于2012年10月了利卡宁报告，目前该报告正在欧盟范围内征求意见。作为欧盟为银行业结构性改革做出的重要举措，报告建议拥有超过1000亿欧元交易资产或交易资产金额超过总资产的15%-25%的银行另设独立附属机构来承担自营业务。随着利卡宁报告的，法国和德国政府也先后出台了法律草案以促进银行业结构性改革，两国的法律草案可以视为是利卡宁报告在当地的适用。
2012年12月19日，法国政府法律草案，对一些特定的投机活动进行了限制。法律草案要求法国银行机构建立一个独立的子公司来承担包括自营交易、对冲基金投资等在内的投机行为。但是，法律草案也允许银行机构进行包括风险对冲交易、财富管理、债券投资（用于长期持有）在内的投资类业务。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当地特点，法律草案规定，从事上述投机经营活动的子公司，不能进行频繁的投机交易，也不能从事与农业衍生品相关的交易，以避免对法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2013年2月6日，德国政府推出法律草案对银行业结构进行改革，根据这项法案，德国银行机构的自营交易资产超过1000亿欧元或超过其总资产20%时，需强制将其从事的风险交易项目从零售业务中剥离出来，使普通储户的存款不至于因银行大额资产交易亏损而蒙受损失。法律草案要求德国银行机构在2015年7月前成立独立的附属资本机构，并将高风险自营交易纳入上述机构进行监管。该项法案还要求商业银行保证在出现经营困难或金融风险等紧急情况时，自动停止继续大额交易并采取资产重组等有效行为，最大限度地降低可能出现的损失。监控重点与区别
欧美自营圈护政策改革初衷一致。即通过强制银行机构分业经营，降低整个金融业的系统风险，通过对高风险业务进行独立的监督与管理，起到积极的风险防范作用，同时避免风险向实体经济传染。目前各国的结构性改革举措尚处于初级阶段，各银行机构也表示了对相关改革举措不确定性的担忧，欧美银行机构认为，分业经营将在降低银行盈利能力的同时，让零售银行业务更加单调，也削弱了欧美银行的国际竞争力。
尽管如此，银行业结构性改革举措的风险防控作用却不可忽视。以上自营圈护政策对国际金融体系的作用可以总结为：一是降低监管体系的复杂度。随着大型银行集团的经营规模逐渐扩大，其业务范围也日益广泛、业务品种日趋复杂，各国的金融监管体系的监管压力也随之加大。通过立法的方式，强制银行业将较为复杂的投资银行业务进行剥离，或将零售业务单独进行圈护监管，都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各国监管的复杂程度，使各国监管体系能够在一个较为明确的范围内做到专注的、适当的、符合各国情况的监管。二是扩大监管范围，使监管架构与金融市场结构相匹配。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与金融市场保持着同步发展，然而随着金融机构业务种类的不断出新，一些新业务可能处于监管政策的灰色地带，监管机构不得不对此做出调整以完善监管体系，降低系统风险。由此，监管机构与银行机构之间存在博弈。而自营圈护政策的出台将使博弈的天秤出现倾斜，使得各国监管机构掌握主动，明确的分业经营监管体系也将进一步扩大和完善，最终达到与市场结构相匹配的状态。三是防范金融体系的风险扩大与传染。美国和欧洲作为金融创新最为活跃的经济体，其金融体系之间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2008年金融危机前美国银行集团的投资银行业务有40%在欧洲开展。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不到一年，欧洲五国（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陷入债务危机，欧债危机随之爆发。由此，欧洲区域的监管机构也担心美国的金融风险传染而进一步对欧洲的实体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圈护举措对金融机构经营活动的限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防范金融体系之间的风险传染与蔓延。
欧美国家自营圈护政策各自有别。
一是圈护范围有所区分。与美国沃克尔规则相比，英国维克斯报告对圈内银行经营范围的限制更为严格。同时，由于划定了圈内银行，维克斯报告实现了较为明确和彻底的双重隔离，即在完成将零售业务从金融市场中分离出来的同时，也实现了将零售业务从大型银行集团内部的剥离。
与欧洲区域的圈护政策相比，沃克尔规则对银行业务的限制范围较小，该规则对银行机构的自营交易做出限制的同时，却允许其从事代客买卖的做市服务等业务。但是，沃克尔规则对大型银行集团附属机构（包括分公司、子公司以及控股公司）的限制却较为严格，即规则限制了所有在美银行机构的自营业务，包括大型银行集团的附属机构也不得从事相关业务。
二是对待大型银行集团的态度有所不同。与美国沃克尔规则不同，欧盟利卡宁报告允许在银行集团内部存在包括自营交易、做市服务等在内的投资银行业务。尽管如此，银行集团必须通过成立独立的控股公司（上述附属资本公司和交易实体）的形式来开展相应的投资银行业务。利卡宁报告认为，现有的对集团公司的监管体制能够保证这些投资银行业务得到适当的监管，将此类业务控制在集团范围内的做法也能避免该类业务向缺少监管的影子银行方向转移。
三是业务拆分角度不尽相同。英国维克斯报告与欧盟利卡宁报告都是为了实现商业银行业务与投资银行业务的分离，但两者的处理角度有所不同。维克斯报告侧重于将银行机构现有的零售业务从整体业务中分离出来单独进行圈护监管，而利卡宁报告建议各银行机构将其自营交易和市场化经营活动等纳入到独立运作的附属资本机构进行。此外，对于对冲基金业务和特殊投资工具业务（SpecialinvestmentVehicles，SiVs）也需要纳入单独的交易实体进行。上述资本机构或交易实体不能从事任何零售业务或通过客户存款进行融资。欧美银行业结构性改革举措对比如下表所示。
欧美自营圈护政策有别的主因是源于金融市场结构和监管体系的差异。欧美国家的金融体系发展历程并非一帆风顺，国际金融监管的变革史可以看作是一部由“危机塑造”的历史。由于各国的金融市场发展历程不同，导致其目前的金融市场结构和监管体系之间存在差异。
一是金融市场结构的区别。在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其金融市场体系为市场主导型，该体系中资本市场比较发达，企业的长期融资来源以资本市场为主。该体系鼓励企业自由发展、鼓励金融产品创新，体系中的银行机构更专注于提供短期融资和结算服务。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区域的金融体系为银行主导型，该金融体系是以银行间接融资方式配置金融资源为基础的金融体系。该金融体系中，银行体系发达，企业外部资金来源主要通过间接融资，银行在动员储蓄、配置资金、监督公司管理者的投资决策以及在提供风险管理手段上发挥主要作用。
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将风险分散在很多方面，而银行主导体系中，经济危机带来的风险需要由银行来承受。一旦发生金融危机，以银行为主导的国家如果能保住大银行则基本上能控制住危机，而以市场为主导的国家即使政府及时注资，却很难有效阻止危机蔓延。因此，市场主导的国家遭受的冲击更大。
据此，欧美国家圈护政策的出发点是不同的，美国和英国以市场为出发点，虽然对银行机构的业务范围做出限制，但其实质是限制市场行为，保护储户权益，而德国所代表的欧洲区域基本是以银行为出发点，以控制银行行为为主。
二是监管体系发展历程的差异。在20世纪30年代前，受反对中央集权的杰斐逊主义思想影响，美国政府对金融业的干预和限制很少，而30年代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爆发后，为拯救濒于崩溃的美国金融业，罗斯福总统颁布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将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分离，逐步形成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格局，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
相对于美国而言，欧洲的发达经济体的监管体系相对宽松。从15世纪开始，英国的金融机构一直处于分业经营状态，商业银行负责短期融资，商人银行（承担投资银行职能）负责长期融资，20世纪70年代以后，为了促进英国金融业发展，英国的商业银行开始涉足投资银行领域，1986年的大爆炸法案也使得英国金融业迅速发展，巩固了伦敦作为欧洲金融城的地位。而对于银行体系发达的德国、瑞士，由于其金融体系一贯的稳定表现，其金融机构一直实行混业经营制度，当地也以全能银行为主。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全球化、自由化程度逐步提高，为提升美国金融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1999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打破了分业经营的界限，以“效率与竞争”的理念整合了美国的金融法律体系，放松管制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趋势。在放松管制的大背景下，美国金融机构的经营范围越来越广，金融创新越来越多，尤其是金融衍生产品层出不穷，加之金融业普遍存在的注重短期效益的薪酬激励制度，在市场盲目乐观的氛围中，金融风险在不断积聚，2008年9月，以全球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倒闭为标志，次贷危机为源头、一场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了，金融变革被提上议事日程。
可以看出，欧美国家的监管体系在其经历的一次次金融危机中不断完善，而其出台新规的形式，都与其波折的监管体系发展历程有着直接联系。因此，美国逐渐形成了目前适应其较为发达的资本市场的监管体系，即对银行机构（具有吸收存款职能的金融机构）的投机行为、银行机构的控股公司等皆做出了限制，而德国所代表的欧洲区域的监管体系，更加适应其现有的混业经营和全能银行的发展需要。作用与影响
欧美监管机构在新规推进过程中体现出的积极态度迫使国际大型银行集团不得不在短期内做出应对，据此，自营圈护新规对国际大型银行集团的国际化战略存在着直接冲击：
一是对组织架构的影响。沃克尔规则要求在美银行机构不论分子公司都不得开展自营交易等业务、维克斯报告要求圈内银行零售业务只能由子行经营，而利卡宁报告、法国和德国的法律草案也要求集团公司成立独立的资本附属机构来进行相关的投资银行业务。这些都将使得集团公司必须要采取撤销分支机构、分公司转换为子公司，或者单独设立子公司的办法对组织架构进行调整，同时增加机构分拆或者申设成本。
二是对集团公司业务范围的影响。投资银行业务在为各大银行带来可观的营业收入的同时，已经成为了大型银行集团不可缺少的业务类型。而上述改革举措的出台，将使包括自营交易在内的投资银行业务受到冲击，在对集团公司整体盈利性产生负面影响的同时也势必打乱集团公司原有的战略布局，各国际大型银行集团也不得不为此做出积极的战略调整。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资银行集团的国际化战略也在快速推进。除了上述对大型银行集团的影响外，圈护政策对中资银行集团的影响还包括两个方面：
金融机构行业报告篇7
关键词：反洗钱；法律制度；建议
洗钱是严重的经济犯罪行为，反洗钱对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维护社会公正和市场公平竞争，打击腐败等经济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切实加大反洗钱工作刻不容缓。我国在反洗钱工作中，突出加强组织建设、法律制度建设和国际合作，并取得瞩目的成效。然而我国在反洗钱法律制度建设方面依然存在一些缺陷，急需完善。通过不断完善法律制度建设才能使我国反洗钱法律制度更加完整，也才能对洗钱犯罪分子进行有力有效的打击，从而维护我国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
一、基本现状
洗钱行为刑罚化是打击洗钱的最基本又是最重要的法律制度。我国面对国内外洗钱犯罪的严峻形势，早在1990年1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中规定了“掩饰、隐瞒毒脏性质和来源罪”。l997年修订的《刑法》第191条专门规定了洗钱罪，明确将洗钱行为规定为刑事犯罪。2006年6月《刑法修正案(六)》，将《刑法》第191条“洗钱罪”的上游犯罪由四项扩大为七项，并将第312条“窝赃罪”修改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基本实现了洗钱行为刑罚化的阶段性目标。
2006年《洗钱法》的颁布，从法律上确立了中国反洗钱行政管理体制，明确了金融机构的反洗钱义务。随后，为有效履行发洗钱职责，中国人民银行相继颁布了《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金融机构报告涉嫌恐怖融资的可疑交易管理办法》，并会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颁布了《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2010年9月，证监会又了《证券期货业反洗钱工作实施办法》。《反洗钱法》、《刑法》和上述反洗钱配套规章细化了金融机构反洗钱义务，进一步明确了反洗钱监管职责，确立了金融业反洗钱的各项制度，构成了我国较为全面和完整的反洗钱和反恐融资法律法规体系。
二、存在缺陷
（一）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过窄。目前，我国《刑法》和《反洗钱法》仅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限定为：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组织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而从我国的司法实践看，当前的组织卖淫犯罪、偷逃税款、私分国有资产罪、罪以及证券市场上的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等严重犯罪等也大多伴有洗钱行为，但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无法追究其洗钱罪的刑事责任。再从国际社会的反洗钱立法经验看，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①《四十项建议》在我国规定的七种上游犯罪之外还包括贩卖人口和组织偷渡、伪造货币、性剥削、假冒和盗版产品、谋杀、重伤、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等20种上游犯罪。同时，目前在国际上，对于洗钱罪上游的犯罪的范围规定也很大，例如英国于1993年通过《刑事司法令》，将上游犯罪的种类定位任何给予指控应审理的行为，这在英国法中实际上涵盖了所有严重的犯罪行为。可见，无论从我国司法实践还是从国际先进经验看，我国对洗钱上游犯罪的界定范围都过窄。
(二)特定非金融行业反洗钱制度尚未建立。犯罪分子不仅可利用金融机构洗钱，也可利用其他行业洗钱。《反洗钱法》第3条规定，金融机构和特定非金融机构是反洗钱义务主体，但却没有对特定非金融机构范围进行界定。虽然《反洗钱法》第35条规定：应当履行反洗钱义务的特定非金融机构的范围、其履行反洗钱义务和对其监督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但是目前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具体规定尚未出台，特定非金融行业反洗钱制度尚未建立。
（三）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反洗钱岗位设置和内控制度建设欠缺有效约束。《反洗钱法》第15条规定：“金融机构应当依照本法规定建立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金融机构的负责人应当对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实施负责。金融机构应当设立反洗钱专门机构或者指定内设机构负责反洗钱工作。”但《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和相关规章制度对金融机构反洗钱岗位的设置、内控制度的建立等条款的规定过于笼统，没有进行细化要求，可操作性不强，在实践中容易导致金融机构反洗钱岗位形同虚设、内控制度粗糙等问题的发生。如目前大多数基层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工作人员均是分属于不同部门的兼职人员。
（四）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缺少相关法律和规章制度的有力支撑。按照《反洗钱法》和《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规定，金融机构应当对客户交易目的和交易性质的真实性进行识别，但法律却未赋予客户向金融机构如实告知交易背景的义务，甚至有的法律还规定客户在办理交易结算时不必向金融机构告知交易的真实背景。如《票据法》和《支付结算办法》的“无因性”原则即要求金融机构在一般情况下，只要客户出示的票据满足形式要件就必须付款，而不论票据交易的真实原因如何。金融机构作为企业单位与客户处于对等的法律主体地位，若相关法律制度不作调整，难以改变二者之间义务不对称的局面，则客户完全可以以法律作盾牌，名正言顺地抵制金融机构对客户尽职调查工作。同时，《反洗钱法》中规定的可证实客户身份的证件为“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现实生活中我国公民持有的“其他身份证明文件”种类较多，各种身份证明文件所记录的公民信息不一致的情况大量存在，各银行系统内部又没有统一的识别制度和方法，这加大了银行工作人员有效识别开户资料的难度。
（五）可疑交易识别标准过于“客观化”。《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中列举了48条可疑交易识别标准。这些过于客观化的标准存在较大弊病。一是不利于人民银行树立“风险监管”理念。目前，在FatF《40+9项建议》和沃尔夫斯堡集团自律性反洗钱原则积极倡导和影响下，各国反洗钱理念由以规则为基础的原则(Rule-Basedapproach)向以风险为基础的原则(Risk-Basedapproach)转变，“风险为本”的监管方式已成为国际反洗钱监管方式的改革方向。二是为金融机构实施“防御性报告”策略提供了一道“护身符”。目前，我国金融机构在开展可疑交易报告报送工作时，采取规避监管的“防御性报告”策略，将“48条标准”中的可量化分析标准输入计算机，通过计算机的自动数据采集功能生成所谓的“可疑交易报告”，然后不加任何分辨即向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报送，造成可疑交易报告数量巨大，质量不高。
（六）反洗钱补偿和激励机制缺失。国际社会为了弥补反洗钱所产生的社会成本和保障反洗钱的持续长远发展，普遍建立了成熟的反洗钱补偿和激励机制。FaFt的《四十项建议》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均制定了专门条款对反洗钱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和社会公众等反洗钱主体进行适当的补偿与激励。但从我国目前的反洗钱监管实践看，尚未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一套系统的反洗钱补偿与激励机制，难以充分调动相关部门、金融机构和社会公众的反洗钱积极性。如银行业金融机构如果积极配合监管机构的反洗钱工作，势必会造成其业务量的增大和效率的降低，并可能会造成部分客户流失，最终降低其盈利性。因此，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商业银行对反洗钱缺乏动力。
三、完善建议
（一）进一步扩充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结合我国实际，吸收借鉴国际社会的先进经验，修改《刑法》和《反洗钱法》的相应条款，尽可能地将一切贪利性犯罪包含在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范围之内。建议根据FatF《四十项建议》的第一项，将《刑法》191条反洗钱罪上游犯罪规定为：以本国法律可判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以符合国际上关于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日益扩大的趋势。
（二）建立健全特定非金融行业反洗钱制度。在研究、评估各行业洗钱风险的基础上，加快制定特定非金融行业的反洗钱规则并分步启动实施。同时，发挥相关部门和特定非金融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指导行业自律组织制定反洗钱指引，督促行业加强反洗钱自律。
（三）制定金融机构岗位设置和内控制度建设指引。按照《反洗钱法》的立法精神，人民银行可以会同其他金融机构监管部门，依据《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和相关规章制度，制定操作性强的《金融机构反洗钱岗位设置和内控制度建设指引》及实施细则，指导金融机构合理设置反洗钱工作岗位，完善内控制度建设。
（四）完善客户身份识别制度。对《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和《支付结算办法》等配套规章制度进行修订和完善，明确客户在办理大额交易业务时应向金融机构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和因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所承担的法律责任。
（五）采用可疑交易“主观”识别标准。FaFt的《四十项建议》在制定可疑交易识别标准时采用的是主观标准，即规定“如果金融机构怀疑或有理由怀疑某项资金属于犯罪活动的收益或者与恐怖分子筹资有关，应按照法律或法规的要求，立即向金融情报单位报告”。目前，我国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工作已具备一定基础，人民银行应逐步减少可疑交易的客观标准，强化金融机构的自主识别能力。指导金融机构在客观指标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逐步实现以主观分析为主，辅以客观指标的可疑交易报告形成方法，提高可疑交易报告的情报价值。
(六)建立反洗钱正向激励机制。反洗钱补偿与激励机制的建立可从三方面着手：一是建立反洗钱专项基金。该基金有三个主要来源：洗钱罪的罚没收入、政府财政专项拨款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捐款。该基金主要用于奖励主动提供反洗钱情报和线索的社会公众。二是建立政府财政分成奖励制度。对主动提供反洗钱情报和线索的金融机构和工作人员以及积极参与反洗钱侦查、破案工作的有关部门，在破获洗钱案件并追回赃款之后，由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代表国家依据贡献大小给予相应的奖励。三是对认真履行反洗钱义务的金融机构给予各种政策上扶持和优惠，如市场准入、经营权限、税收减免或优惠等。
金融机构行业报告篇8
【关键词】征信；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金融消费者是普通消费者在金融领域的延伸，一般界定为接受金融机构所提品或服务的自然人，它是目前征信系统的主要信息源，也是征信维权的主体。深刻认识金融消费者在征信领域的各项权益并分析现阶段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存在的不足，对于构建和完善征信维权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征信领域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主要内容
明确消费者各项权益是实施权益保护的前提。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对消费者权益的规定和我国征信体系建设实践，本文认为，征信领域金融消费者权益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公平交易权。消费者在消费金融产品或服务时产生了信用信息，若这些交易不是在公平、平等的基础上实现的，所产生的信用信息自然也不是消费者真实意愿的反映，此时，征信机构在收集、整理或对外提供这类信息时，不可避免会造成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侵害。同时，金融机构合理解读和应用个人信用报告，不一刀切地实行拒贷也是保障金融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的重要方面。
（二）知情权。征信过程中，金融消费者应享有充分的知情权。首先，有权知道金融机构向哪些征信机构分别提供了哪些信息，信用信息的收集和保存必须在金融消费者同意或者知情的状态下进行。其次，有权了解个人金融信息在征信活动各个环节的状态[1]，并有查询个人信用报告的权利。第三，应让消费者知道信用信息的产生流程、来源以及后果，尤其是负面信息的形成，应当及时明确告知消费者。
（三）隐私权。金融机构在向征信机构提供信息和使用信息及征信机构采集、加工、保存、对外提供信息都应在严格遵守国家有关保护个人隐私的法律法规下进行。金融消费者有根据其个人意愿决定不对外公开某些信息（法律规定必须公开的除外）的权利，征信机构在信息采集、处理、加工和对外提供时，要充分尊重和满足金融消费者对个人隐私信息保密的要求。同时，金融消费者能够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自由支配个人信息，包括自主使用个人信息或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个人信息。
（四）异议权。金融消费者有权要求信息管理者保证其持有的关于自己的个人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对不准确、不完整和不及时的信息有权要求信息管理者在合理的期间内进行更正或删除，否则应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异议权主要存在于信用信息处理和信用报告查询环节。
（五）救济权。救济权是征信领域消费者一种重要权利。当金融消费者在其个人信息受到非法收集、利用、传播、公开时，有权要求侵权人停止侵害、赔偿损失，这是一种事后补救措施，也是征信立法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包括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两大方面[2]。通过赋予金融消费者救济权，可以达到借助个人信息数据主体对信息数据管理者信息公开和征信服务进行监督的目的。
二、我国征信领域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个人征信系统上线运行以来，已逐渐成为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并在改善社会信用环境和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至2011年底，个人征信系统已采集全国80525.3万人、26152万个信贷账户的信息，开通查询用户达到19.8万个，年累计查询次数达24146.4万次，本人信用报告累计查询217万次，同比增长超过70%。在个人征信系统快速发展的同时，围绕征信过程中信息主体权益保护，作为征信主管部门的人民银行采取了许多积极有效的措施，并取得了积极成效。一是制定完善相关规章制度，保障信用信息的安全与合法使用。先后颁布了《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金融机构用户管理办法》、《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异议处理规程》等相关规章制度，促进了个人信贷业务的发展，保障了个人信用信息的安全和合法使用。二是稳步提升征信数据质量，为信息主体权益保护打好基础。近年来，在人民银行的努力推动和征信系统各接入机构的积极配合下，通过采取升级接口程序、加强数据报送监控、认真开展征信数据质量监测和量化评分工作等手段，征信系统数据质量稳步提升，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奠定基础。三是积极处理征信异议和投诉，切实维护信息主体权益。为切实维护信息主体权益，促进征信业健康发展，人民银行采取了多项工作措施，包括加强与商业银行的沟通和业务交流；细化了异议处理职责；异议处理工作经验和研究成果等。目前，异议处理效率得到了明显改善。2011年，全国性商业银行异议回复和解决天数缩短至8天以内，异议回复率达到100%，解决率达到99.5%。
虽然近年来个人征信系统取得长足发展，人民银行及相关部门围绕征信领域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也进行了许多探索和实践，并取得不错的成绩，但征信领域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仍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不健全。现有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适配性较差。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虽对消费者各项权利予以了界定和保护，但其诸多条款难以适用于金融领域，甚至连金融消费者概念也并未在该法律中涉及；《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金融消费者进行了保护，但其主要目的在于规范金融机构的运行秩序，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法律目标并不明确，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也鲜有条款直接涉及，或只作原则规定，操作性不强；人民银行、银监会等监管机构制定的相关规章制度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做出了相对具体的规定，但是这些规章或文件法律层级较低，且大多是向金融机构下发的，并不为社会公众所广泛知晓。《征信业管理条例》的颁布实施从法律层面上明确了人民银行监管征信业的权利和义务，也对商业银行作为征信信息的主要报送者和使用者的相关责任作了规定，但是《征信业管理条例》仍需要相应的配套措施予以完善，使其更具可操作性。
（二）信用信息数据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数据质量不高是造成金融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的重要原因。就目前征信系统采集的信贷信息而言，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金融机构本身存在数据质量问题。目前，个人征信系统主要通过金融机构采集信息主体的个人信息，只有金融机构准确、完整、及时地向征信机构报送个人信用信息，才能确保个人信用报告的真实有效性，然而，金融机构部分信用信息质量存在问题，如信用主体的信息出现错误、遗漏或报送数据不及时，导致信用报告不能真实客观反映信息主体的信用状况，从而使金融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二是征信系统信贷数据不全。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已成为个人融资的重要渠道，目前，人民银行也在认真研究和推进各类金融机构和准金融机构接入征信系统，以使征信系统信用信息更为完整，从而全面反映个人信用，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当前阶段，仍然面临着因信息不完整而不能完全反映个人信用状况的尴尬，对消费者权益造成侵害。三是由于技术性原因导致数据错误。一方面是金融机构及征信机构对借用或冒用他人身份产生的记录尚无有效手段进行科学识别与分析；另一方面是接口程序升级时，与征信系统衔接出现问题而导致数据批量错误等。
（三）部分基层机构对征信规章制度执行不严，存在违规行为。接入征信系统的总部机构普遍能够按照《征信业管理条例》和人民银行的规章要求，制定比较完善的征信管理内控制度，但在一些基层机构执行不到位。如对征信系统反馈回来的错误信息不及时纠改，查询个人信用报告不经信息主体授权，一次授权多次查询，设置查询“公共用户”，用户口令密码管理不严格，变更用户不报备，检查制度不落实等，对金融消费者权益造成侵害。
（四）征信系统信息防错纠错机制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一是个人征信仍停留在“单方记录”阶段，即只由征信机构单方形成，尤其是个人信用报告中的负面信息，很多都是个人无意甚至银行（或征信机构）出错而造成的，金融消费者个人难以及时发现并提出异议，《征信业管理条例》虽然规定金融机构和征信机构有告知义务，但并不要求告知到消费者，且告知的及时性和效果难以保证，影响个人经济活动，甚至导致金融消费者遭受损失。二是在个人征信信息仍然按月报送更新的情况下，异议处理环节多，程序复杂、耗时长，且修改权限集中于征信中心总部，不利于错误信息及时改正。三是投诉受理机制不健全。目前，银行与信用信息主体之间尚未建立起有效的投诉处理机制，对于投诉受理的内容、范围、处理流程、方式尚无明确的规定，银行应对信用信息主体的投诉流于形式。四是缺少便利的救济渠道。当金融消费者对异议处理结果不满意，或者认为信息报送部门或运用部门侵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金融消费者缺乏成本较低，又比较有效的行政救济渠道，金融机构本身没有比较规范的投诉管理部门，信息主体要么被动的放弃维权，要么诉诸法律，其救济成本大大提高。
（五）使用信用报告存在偏面性。信用报告是对信息主体偿债能力和偿债意愿的综合反映。偿债能力主要通过信息主体经营收入情况、管理水平、负债总额反映，偿还意愿主要通过历史信用记录反映。实践中，商业银行不将偿还意愿和偿债能力综合考虑，而只是以客户逾期的次数和时间作为信贷审查的决定条件，尤其是对逾期原因不进行认真的分析，如对贷款逾期和欠信用卡年费、贷款逾期1天和30天均同样对待，只要违约次数达到标准就“一刀切”地拒绝与其交易，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信息当事人合法权益，同时容易形成社会公众与征信系统的对立。
三、政策建议
（一）建立健全征信法律法规体系，使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有法可依。一是要加快立法进程，完善配套保护措施。建议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予以专门立法。借鉴美、英等发达国家经验，尽快制定我国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金融消费者权利和义务，为加大对“金融消费者”这一弱势群体权益保护提供法律依据；在《征信业管理条例》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信用信息采集、披露和使用规则，明确监管主体的权力与职责、征信活动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3]，科学设置金融消费者权益受侵害后的救济渠道与适用程序，切实加强对金融消费者各项权益的保护。二是要完善相关配套制度法规建设，加强政策可操作性。如应加快制定出台《个人征信信息保护暂行规定》，加大对违法使用个人信息的惩罚力度，禁止个人金融信息被用于法律规定的其他目的；在新出台金融法律法规或修订《商业银行法》等法律法规时，在法律条文中进一步明确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概念和范围，确保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具有可操作性。
（二）加强数据质量建设，夯实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基础。一是商业银行应从重视征信数据，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完善相关制度和业务规程。同时，加大培训力度，逐步提高征信业务人员尤其是基层从业人员的业务能力和水平，减少录入性错误和操作失误，并建立数据质量责任人制度，通过制度保障数据质量的准确性、及时性和完整性。二是人民银行要进一步加强数据的核对和检查工作，充分发挥两端数据核对和数据质量量化考评在保证数据质量方面的重要作用。应要求数据错误机构对其发生的错误原因进行分析并形成整改报告，必要时进行专项核查，加大处罚力度，以减少数据错误发生率。三是应尽快研究制定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接入征信系统方案，充实完善个人信息内容，确保系统内容能全面综合反映个人信用状况。
（三）加大行政执法力度，严肃查处征信违法违规行为。人民银行作为我国征信业管理机关，要运用现场、非现场检查手段监督相关机构在征信活动中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制度情况，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处理。在目前征信系统建设与应用仍处初期阶段的情况下，应特别注意将行政执法检查与日常数据核查、异议处理监测、调查研究等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及早发现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及时加以解决，防止产生大的法律风险隐患。
（四）建立完善的防错纠错制度。一是严格执行不良信息报送事先告知制度，并要求商业银行尽最大努力告知到消费者，以便错误信息在事前能够得以纠正，同时发挥征信系统对信息主体信用行为的警示作用。二是实现异议处理权限下放，提高异议处理工作效率。可以将部分异议处理权限下放，尤其是对异议涉及机构在分中心辖内的情况，可由分中心处理，跨分中心的异议由征信中心处理，可以有效减少处理层次，缩短处理流程，从而提高异议处理效率。
（五）规范信用报告解读与应用，合理评判消费者信用状况。建议尽快完善《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制定出台解读与使用信用报告的工作指引，引导信用报告使用者制定合理的政策，用好信用报告。
（六）建立多层次的权利救济制度。首先应明确权利人请求救济的途径和方式。当金融消费者权益遭受侵害时，权利人可以根据权益受损的性质、程度等分别选择不同的救济渠道或方式。如通过征信管理部门的主管部门或上级部门进行申诉，或向人民法院，请求司法救济等。其次应规定合理的责任追究机制，对侵权行为人追究侵权责任。
注释：
①唐友伟.发达国家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农村金融，2011（5）：49-52.
②③④郭长平.征信系统法律风险管控问题思考[J].甘肃金融，2011（12）：16-17.
参考文献
[1]张若鹏，姜天怡，李连凯.征信活动中的个人权益保护：制度构想及环节再现[J].征信，2010（4）：
30-33.
[2]韩冷那.从征信体系实践论金融消费者信息权益的保护[J].征信，2010（6）：41-44.
金融机构行业报告篇9
【关键词】影子银行；财务报告；信息披露；挑战
一、影子银行的涵义
自从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麦考利（paulmcCulley）在2007年8月提出“影子银行（ShadowBankingSystem）”一词以来，国外学者对此进行了详细研究，但是目前仍然没有能够得到一个关于影子银行的准确定义。麦考利认为影子银行意指游离于传统商业银行体系之外的，从事与银行相类似的金融活动却不受或几乎不受监管的金融实体。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南克（BenBernanke）在论述影子银行相关功能时，将影子银行定义为除受正式金融监管之外，充当储蓄转换为投资的中介金融机构。2011年4月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对“影子银行”作了界定：“银行监管体系之外，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和监管套利等问题的信用中介体系。”根据这一定义，政府支持企业（房利美）、投资银行、金融公司、对冲基金、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各种管道等均属于影子银行，而存款类机构、保险公司、养老金等金融实体从事的部分业务也属于影子银行的业务范畴。
在我国也有不少专家学者对影子银行的内涵进行了探讨，巴曙松（2009）认为影子银行虽然是非银行机构，但事实上确实发挥着银行的功能，它们为次级贷款者和市场富裕资金搭建了桥梁，成为次级贷款者融资的主要中间媒介；吴晓灵（2011）在“入世十周年峰会暨2011招商证券论坛”上表示，所谓影子银行，就是为企业、居民和其他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期限配合和提高杠杆率等服务，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替代商业银行核心功能的工具、机构、企业或市场。
纵观上述各类定义，虽然没有对影子银行的界定达成一致意见，但是均呈现了影子银行最主要的作用，即在不受监管的条件下发挥着信用中介的功能，与传统商业银行形成互补。
二、影子银行产生及发展的原因
（一）金融创新为影子银行的兴起提供了可能
20世纪80年代利率市场化改革完成以后，美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货币市场基金和垃圾债券的兴起使商业银行受到很大冲击，传统银行业务的赢利性下降。竞争压力使得商业银行不得不改变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赚取利差的传统赢利模式，纷纷转向“发行—分销”经营模式。而作为当时最重要的金融创新，资产证券化为金融机构提供了将流动性由低转高、可在资本市场上交易的金融商品的手段，是一个有效的、低成本的筹资渠道。不仅如此，它还使发起者将风险资产从资产负债表中剥离出去，有助于发起者改善各种财务比率，提高资本的运用效率。同时，资产证券化利用复杂的金融工程技术，创造出各种各样的风险—收益组合的证券，也满足了投资者的多样化需求。基于上述吸引力，资产证券化在美国金融市场上迅速发展起来。
（二）企业资金需求与社会闲置资金的供给为影子银行的产生提供了肥沃土壤
货币作为经济中的重要角色，一方面能够执行贮藏手段的职能，另一方面还可以作为价值尺度和交换手段。1970年以后，美国的经济波动为金融系统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尤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坍塌，使得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了紧缩货币政策和宽松财政政策的政策组合。同样，近年来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通货膨胀日益严重，为了保持物价稳定，我国政府也采取了抽紧银根的政策。如此一来，当受到影响的贷款者不能满足企业的贷款需要时，为了避免资金链的断裂，企业便开始寻找其他融资途径。在我国满足中小企业融资需求产生了许多小额贷款公司、民间借贷，可见企业资金的需求为影子银行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Gortonetal.（2011）在其研究中也表明影子信贷传导作为金融创新，构成了一部分社会总货币供给。另一方面，拥有闲置资金的供给者，为了避免货币贬值带来的损失，实现存款的保值增值，也乐于参与影子银行的交易活动。
（三）金融管制放松为影子银行的产生提供了推动作用
在资本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和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中，美国金融体系中的法律变更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1999年，实行了60多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被《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所取代，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法律基础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而后者旨在推行金融自由化，放松金融监管，结束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的格局。在《金融服务现代化法》颁布之后，美国于2000年出台了《商品期货交易现代化法》，该法规定场外交易不受商品交易委员会监管。在这两项法律颁布后，包括投资银行在内的影子银行摆脱了发展的法律束缚。
（四）规避监管成为影子银行发展的基本因素
在第一部分，笔者已经指出和当前美国以衍生金融领域为代表的影子银行体系不同，中国目前的影子银行体系仍然处于初期。目前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基本被归纳为银行业的表外业务，以及由非银行体系所承担的融资业务两大类，这包括银信合作、委托贷款、信托业、担保等以及民间信贷。很显然，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主要源于利率管制和金融管制。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课题组的《中国影子银行体系发展状况研究》指出：“从影子银行融资方来看，源自宏观调控方向转变背景下重点调控行业（房地产与地方投融资平台）与中小企业的旺盛融资需求；从影子银行产品投资方来看，源自金融抑制环境下居民部门的旺盛投资需求；从投融资中介来看，源自商业银行通过金融创新来规避贷存比、资本充足率与贷款限额等监管指标的行为。”
我国利率管制产生的存款负利率催生了众多较高收益的银行理财、集合理财、投资基金，满足了储户追求更高收益的需求；信贷的实际利率非常低，又放大了信贷需求，信贷过多的配置到了政府、国企等部门，这导致民间部门的信贷需求难以满足，只能寻找非银行机构获得融资。规避贷款规模管制而带来的银信合作、银行票据融资（承兑和贴现）、委托贷款等影子银行业务规模猛增，满足了银行规模扩张和部分客户的融资需求；规避了行业信贷限制而带来的房地产信托、私募基金乃至地下钱庄。
虽然美国与我国管制政策不同，金融体系中利率并未受到政府管制而是实行市场化，但是其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仍然受到巴塞尔协议等法规对资本充足率、存款准备金的各项资本监管。而前文已经指出资产证券化可以使发起者将风险资产从资产负债表中剥离出去，有助于发起者改善各种财务比率，提高资本的运用效率。因此，影子银行成为金融机构规避各项监管的有效融资渠道。
三、影子银行运作流程与特点
为了分析需要对影子银行进行怎样的信息披露，所需的信息披露又会对现有的财务报告体系产生怎样的影响，首先就需要对影子银行的运作流程及特点有一个大体的了解。同时，由于国内外影子银行发展速度不一致，所以本文对国外影子银行运作流程与国内影子银行运行机制分别进行了阐述。
（一）国外影子银行的运作流程
本文前面已经提到，在国外影子银行的活动中资产证券化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其主要流程则是：商业银行和贷款公司等金融机构形成相关贷款资产，并通过真实交易或破产机制打包出售给特殊目的实体（SpV），从而将贷款资产转移至资产负债表外；而特殊目的实体将购自不同银行的贷款放入一个资产池，再依据资产的收益与风险经过分类、切割、信用加强、重新包装等程序，转换成资产支持证券（asset-backedsecurities，aBS），并由此衍生出各类金融产品，再销售给不同的投资者，如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退休基金、共同基金、对冲基金等，从而实现融资的目的。而在转换过程中还会涉及到信用评级机构与信用增级机构等各类主体。
而pozsaretal.（2010）按照影子银行的信用中介将其活动划分为7步，并进行了具体的阐释。由于本文只是为了通过对主要流程的大致了解来探讨其对财务报告的影响，因此在此不对影子银行的信用中介活动进行论述。
（二）国内影子银行的运行机制
由于我国影子银行仍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并未形成像国外那样典型的运作流程。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与成都分行调查统计处联合课题组（2012）的研究成果显示，国内影子银行按照提供融资的方式可以将运行机制分为四类：一是通过发行权益份额进行融资的准实体，如银行表外业务、基金、企业年金；二是通过自身权益资金提供融资服务的实体，如私募股权基金，专业保理公司；三是通过权益和负债进行融资的实体，如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金融控股公司、担保公司等；四是依靠负债进行融资的实体，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通过上述分类可以看出，虽然我国影子银行的交易活动并未涉及到过多的金融衍生产品，但是由于构成影子银行的（准）实体较多、牵涉面广，其产生的影响也不可小觑。
（三）影子银行的部分特点
通过对影子银行的运作流程进行梳理后，可以看出影子银行具有以下几大特点：
1.高杠杆性
与传统银行业的资金来源相比，由于影子银行并不能进行居民存款的吸收，因此大部分影子银行主要靠财务杠杆进行举债或者依靠自有资金进行运作。因此，其杠杆性要高于传统的商业银行。正因如此，一旦主要以借贷作为资金来源的影子银行在后续运作中出现问题，将会触发大规模风险爆发的可能，造成挤兑。这就涉及到财务报告如何可靠地反映实际发生的交易或事项，如何充分地列报或者披露相关的信息。
2.产品结构复杂，批发运作
影子银行在通过货币市场、证券市场来向投资者发行票据、债券等金融工具的过程中，打破了传统商业银行零售的服务模式，采取了类似打包、捆绑、组合的批发销售模式。而影子银行所发行的票据、债券大部分都是经过了重新组合，通过各类利益实体的运作，开发出了各式各样的金融产品。而这一特点对于会计信息的可理解性，以及相关金融产品的计量无疑提出了要求。
3.表现形式多样化
影子银行并不以传统商业银行为约束，而只是以投资银行为核心，包括对冲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债券保险公司、结构性投资工具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因此，现有的针对传统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体制，并不能直接简单地运用在影子银行的其他主体上，需要对不同的主体进行各自分析。例如：依靠自有资金进行融资服务的主体和依靠负债进行融资服务的主体，其监管重点会有所不同，这就可能导致信息披露要求的多样复杂化。
四、影子银行对财务报告的挑战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在联席会议上决定成立了金融危机咨询小组（FinancialCrisisadvisoryGroup，FCaG）。2009年7月28日，FCaG了《最终报告》（FinalReport），指出信息使用者对财务报告的透明度（transparency）和诚信（integrity）的信任，对于全球金融稳定性和良好的经济增长非常重要。通过提供透明的、无偏见的、如实反映的、相关的会计信息，财务报告在金融体系中起到一个整合的作用。而要想对影子银行实现有效的监管，首先就需要解决影子银行的信息披露问题。
（一）对财务报告目标的影响
根据我国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规定，财务会计报告的目标是向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做出经济决策。即我国建立的是以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相结合，并以受托责任观为首的财务报告目标体系。
然而，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步进行，财务报告的需求者从原来的所有者，逐步扩展到债权人、外部投资者、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如此一来，以“受托责任观”为重的财务报告目标已不能满足所有投资者的信息需求。作为外部投资者而言，其更关注投资的安全性、风险溢价水平和投资回报等信息。同时，信息诉求从财务报告信息的价值相关性，逐步转向对自身利益的保护。
在“受托责任观”下，公司管理层主要考虑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其是否完成了公司的经营目标，在做控制决策时会更加关注公司业绩和委托方的评价，从而使焦点过多地关注到“利润表”上。正因如此，影子银行才会备受各界青睐。在现有的财务报告体系中，并不能通过资产负债表全面反映企业参与影子银行的交易规模、资信状况，但却能通过利润表反映其中的运营收益。如此一来，在对利润一味追逐的驱动下，将导致投资者不能对投资的风险报酬做出正确的评估。
对于这一问题，FaSB和iaSB提出了“财务报告概念框架”，明确了“决策有用性”是财务报告的唯一目标。王霞（2012）指出：现代金融发展的结果之一，就是导致作为资本所有者的会计信息使用者逐渐失去对其资源的直接控制，这一趋势强化了会计满足信息使用者决策需要的要求，由此使会计信息被赋予了决策有用的基本导向。
但是，“决策有用性”的具体运用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一方面，如何衡量信息的“决策有用性”，在现有条件下并不能清楚界定和量化；另一方面，在这一目标指导下，如何针对不同利益者和不同交易类型订立有效的实施细则，也是一大难题。
（二）对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挑战
会计信息质量要求是对企业财务报告中所提供会计信息质量的基本要求，它主要包括可靠性、相关性、可理解性、可比性、实质重于形式、重要性、谨慎性和及时性等。在此，本文结合影子银行的特点，主要对可靠性、相关性、可理解性、可比性这四个方面进行探讨。
1.可靠性是否“可靠地”反映了客观存在的风险
在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中，可靠性最为基本。它要求企业应当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为依据进行确认、计量和报告，如实反映符合确认和计量要求的各项会计要素及其他相关信息，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可靠、内容完整。
而在国外的影子银行运作中，商业银行通过贷款形成自身资产，并通过出售贷款形成“资产”整体不减少而“风险转嫁”的现象。但是，其却忽略了整体市场风险得到放大的事实。一旦贷款者陷入困境，开始拖欠还款时，商业银行就不得不提高次级贷款违约率，使得投资者大量抛售次级债券及其衍生品，影子银行便会遭到挤兑，进而引发市场恐慌。
由此可以看出，基于“实际发生”的交易或事项，可能由于将相关贷款资产移出表外，而掩饰了影子银行的高杠杆性，导致投资者容易忽视客观存在的风险，做出错误决策。
2.相关信息是否得到了披露
相关性要求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与投资者等财务报告使用者的经济决策需要相关，有助于投资者等财务报告使用者对企业过去、现在或者未来的情况做出评价或者预测。
随着影子银行规模的不断扩大，与其相关的会计信息逐渐成为投资者等财务报告使用者对相关主体未来风险进行评价的重要依据。但是由于有关影子银行的交易与事项并不符合会计准则中所规定的确认和计量条件，因此无法在财务报表上进行列报，导致会计信息相关性存在欠缺。
3.财务报告是否真正能让使用者清楚理解
可理解性要求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清晰明了，便于投资者等财务报告使用者理解和使用。
而在今日，随着衍生金融工具的使用程度和套期活动复杂性的迅速增长，要想对相关金融创新进行有效的财务报告绝非易事。虽然国际上各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都对此给予了高度的关注，然而根据现已出台的套期会计准则来看，许多报表编制者普遍认为该会计准则过于偏向规则基础，且十分复杂，以致难以使用。另外，又以企业年金为例，其中对于设定收益计划需要运用到预期累计福利单位法这一精算估价方法。无论是投资者想要理解这一估价方法，还是在缺乏精算人才大背景下，编制相关的会计信息，都是十分困难的。由此来看，即使未来有关影子银行的相关会计信息能够在财务报告中进行列报或强制性披露，如何能够使投资者了解其内涵也是一个需要攻克的难关。
4.是否能对复杂交易实现可比
可比性要求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互相可比，而其中又包含两层意思：其一，同一企业不同时期可比；其二，不同企业同一时期可比。
而作为影子银行中的重头戏——资产证券化业务，发起人的资产转让存在两种会计确认的方法。一种是将其该事项作为销售业务，进行表外处理，此时证券化资产将从资产负债表中剔除，发起人确认该过程中的损益；另一种是将该事项作为融资担保进行表内处理，证券化资产仍保留在资产负债表中，发起人并不确认由此带来的损益。因此，对于同一笔资产证券化业务，产生了两种会计确认方法，而这两种会计确认方法的会计分录却是截然不同的，这无疑对会计信息可比性，尤其是不同企业同一时期的可比性造成了影响。另外，随着《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和《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会计处理规定》等规定的颁布，形成了“真实销售”的会计原则，但其中的差异仍不可小觑。
（三）对会计要素计量属性的影响
会计计量是为了符合确认条件的会计要素登记入账并列报于财务报表而确定其金额的过程。而现有计量属性主要有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和公允价值。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第十二条规定，“因金融资产转移获得了新金融资产或承担了新金融负债的，应当在转移日按照公允价值确认该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因此，在资产证券化交易等一系列金融工具交易中，主要都采用了公允价值计量的原则。
在引入公允价值过程中，我国考虑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公允价值应用的三个级次，即：第一，存在活跃市场的资产或负债，活跃市场中的报价应当用于确定其公允价值；第二，不存在活跃市场的，参考熟悉情况并自愿交易的各方最近进行的市场交易中使用的价格或参照实质上相同的其他资产或负债的当前公允价值；第三，不存在活跃市场，且不满足上述两个条件的，应当采用估值技术等确定资产或负债的公允价值。
而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来说，对于金融创新产品并没有形成活跃市场，而且对于这类交易中形成的资产或负债而言，要找到可供参考的市场价值也并不容易。因此，现阶段利用估值技术来确定金融产品的公允价值，对此进行计量就成了主要途径。但由于影子银行大多是规避金融监管的产物，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其数据和信息的可得性方面存在较大难度（李波、伍戈，2011）。一旦市场上没有可观察到的信息能够证明该资产或者负债未来的现金流量，利用估值技术来确定相关金融产品的公允价值也就化为了泡影，更无法科学合理地进行信息披露。
（四）对信息披露主体的影响
根据前面对影子银行运作机制的介绍，可以看出，影子银行涉及的各类主体十分广泛。以资产证券化为例，除了商业银行等发起人外，还涉及特殊目的实体、信用增级机构、信用评级机构、资产证券的持有者和资产管理公司等。而根据FaSB2009年6月新颁布的FaS166《金融资产转移会计》和FaS167《可变利益实体的合并》来看，虽然修改了关于资产证券化的相关会计准则，但涉及的主体仍然是该交易活动的发起人。而对于信用评级机构和信用增级机构处理依据等的信息披露，无疑也是十分有用的，这不仅能够使投资者更加清楚地了解到投资的风险，也可以实现对于信用机构的监管，减少其中的不透明因素。
金融机构行业报告篇10
第一方面：政治经济环境良好。积极稳妥、进退有度的对外政治、经济和金融政策，为金融稳定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第二方面：金融市场平稳运行。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等发展势头良好，市场规模不断扩大，金融工具种类增加，金融创新稳步推进。
第三方面：在国务院领导下，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金融监管机构和地方政府密切协作，全面推进金融机构的风险处置、重组和改革，有效处置了银行、证券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的金融风险，切实保护了投资者权益，提高了公众对金融机构的信心。
第四方面：金融机构改革成效显著，金融机构总体稳健。其中，银行业改革发展取得重大进展。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成效显著，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财务状况明显改善，主要财务指标已接近国际大型商业银行水平，现代公司治理机制开始发挥作用。中国工商银行财务重组工作基本完成，并将在年内改组为股份制有限公司。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推广到29个省（区、市），农村信用社经营状况开始好转，资金实力明显增强。其他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等银行类金融机构的改革和发展也取得了积极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