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群体意识的载体篇1
关键词：民族民间舞蹈；特征；发展
中图分类号：J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8-0079-01
民族民间舞蹈这样一颗闪亮的明珠，以其博大精深的艺术文化体系，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日益发展而不断升华。民间舞蹈是民族文化传播最佳的载体，舞蹈艺术把人的希望、观念、精神自然地整合成多种文化因素，化成形态语言代代相传，奇迹般地保存并发展。舞蹈文化贯穿着整个人类生命，并且推动着社会永不休止地向前发展，它的根可寻、貌可视，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民间舞蹈也随着社会在不断发展、前进，逐渐形成了自身特有的传承性、群众性、自娱性及民族性等特性。
人类舞蹈文化经久不衰，它的关键所在就在于保存了人类文化生存和发展的基质。无论经历过多少次历史的变迁与民族融合，民间舞蹈始终是民间文化的载体，这个特征体现在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民族民间舞以其自身特有的方式积淀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因素。
民族民间舞是人民群众集体创造的精神结晶，是人民群众共同创作的精神财富，它有鲜明的风格，优雅的韵律，并饱含这创作者的真情实感，反映了人民群众的一种精神面貌，是传统民族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它来源于民间，并植根于群众之中，在群众中广泛流传。民间舞蹈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经过历代民间艺人和广大群众的锤炼和创造，形成了完整的表现形式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能够比较典型地、形象地表现一个民族或地区的群众生活习惯，风俗礼仪、思想情感、道德观念以及共同的审美情趣，成为民族精神风貌的一种表现形式，并始终以绚丽多姿的风貌在民间广泛流传。
民族民间舞蹈源于人们的“本能冲动”和“自我表现”意识，将精神上的自由看作是核心，在舞者愉悦、观者快慰的艺术交流中，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在节假日、劳动之余，群众聚集场合，只要鼓声一响，人们就自由进场跳舞，即兴发挥，充分显示自己所擅长的舞蹈技艺，人们可以通宵达旦地载歌载舞、尽情欢娱，常常形成舞者越铅越热烈火红，观者越发兴高采烈的局面。对舞者来说是自娱，同时也是为了娱人，舞者因此要不断提高自己的舞蹈技艺，长此以往，我国的民间舞蹈自然而又必然地得到不断发展和提高。
民族民间舞具有鲜明的地域与民族特点，表现出一定时期的文化背景。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每一个民族都有他们各自不同的民族语言，民族习惯，民族特征，这一切形成了中华民族多样的民族文化。由于各地区各民族人民生活、历史、风俗习惯及自然条件不同，因此形成今天所看到的它们舞蹈风格和特点的明显差异。如藏族的高亢豪放，朝鲜族的庄雅秀美，维吾尔族的诙谐风趣，傣族的优美典雅，蒙古族的剽悍奔放，汉族的合蓄秀丽等等，都各具特色，这就是民间舞蹈最为重要的一个特性――民族性。
当今世界经济正逐步一体化，文化呈现出愈加纷繁的多元化趋势，这必然也引发当今舞坛创作的多元发展现象，民族民间舞作为生命力最顽强的舞蹈形式之一，在新中国舞蹈发展道路上越发彰显出全方位的审美意识的多维探索趋势。其一、把原汁原味的“原生态”与舞台艺术相结合，追求的是原汁原味，保留了原始民族民间舞蹈的原本形态，展现出“原生态”的气质风韵，向观众展现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民间舞蹈画卷。它是民族民间舞蹈的根，是民族民间舞蹈发展的源泉。《云南印象》就是这种形式的舞蹈作品。其二、表现“现实主义”题材类型的民族民间舞蹈。民间舞蹈的编排不在是传统意义上的模式，而是是将现代舞编创技法用于民族民间舞蹈作品编创之中，呈现出与传统民族民间舞蹈风格不同的特点，具有较高的观赏性。例如：《出走》、《老伴》等都是很好的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
中国民族民间舞的发展艺术特色在于理解民族风俗习惯、民族特征以及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从生活中摄取舞蹈的营养元素，寻找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进行舞蹈艺术的创做。民间舞蹈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它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产物，旨在自娱并与它的生长环境融为一体的舞蹈形式，民族民间舞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演进轨迹和表演系统，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在社会中它有自身的地位和作用，它是人民群众拥有的文化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受到尊重和保护，使它更健康地沿着自身的发展规律演进。
参考文献：
民族群体意识的载体篇2
景颇族是一个典型的跨界民族③。据统计,景颇族人口约100万人,主要居住在缅甸克钦邦、掸邦,中国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以及印度北部阿萨姆邦等地区。我国的景颇族主要分布在德宏州各县,有景颇、载瓦、勒期、浪峨、波拉等五个支系,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本民族意愿,统称为景颇族。本文选择景颇族作为个案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景颇族人民喜好音乐、舞蹈,千百年来创造了丰富的且在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民族乐舞文化———目瑙纵歌,是景颇族传统文化的综合汇演;第二,景颇族一般居住在海拔1000———2000米的山区,与外来文化交往受到限制,歌舞文化及其功能相对原始、古朴,该个案具有代表性;第三,民族主体在境外④,对景颇族国家认同及中华民族的认同构成潜在威胁,凸显了研究的现实意义;第四,与中国境内景颇族聚居区毗邻的缅甸克钦邦长期与政府军对峙,这种复杂的形势和跨界民族身份的特殊性应该引起关注。目瑙纵歌,源于景颇族“万物有灵”原始宗教的盛大祭典,是景颇族最大最具特色的祭祀活动,又是景颇族人民的集体歌舞活动。历史上,目瑙纵歌在不同支系有不同称谓:景颇支称为“目瑙”,载瓦支称为“纵歌”,浪峨支和博拉支统称为“占”,勒期支称“装”。虽称谓不同,但都有欢聚歌舞的意思。新中国成立后,景颇族各支系统一了舞蹈名称,称为“目瑙纵歌”。“目瑙”是景颇族景颇支语,“纵歌”是景颇族载瓦支语,意思都是“大家一起跳舞”[4](p133)。据景颇族创世史诗《目脑斋瓦》记载,人类最初是不会跳目瑙的,只有太阳神的子女才会跳。一次,太阳王邀请地球万物去太阳宫参加“目瑙纵歌”盛会,而地球上只有鸟雀可以飞往太阳宫参加。盛会结束后,鸟雀们从太阳宫返回地球的途中休息时,看到黄果树上结满了熟透的果子很高兴,为分享果实,举行了地球上第一次鸟类“目瑙纵歌”盛会。景颇族的祖先看到了这场盛会,被百鸟热烈优美的歌舞所陶醉,于是模仿鸟雀的舞步舞姿,选择一块宽阔平坦的场地树立起“目瑙纵歌”标志———目瑙士栋,在正月中旬时举行了人间第一次“目瑙纵歌”盛会。据传说,人们学会跳“目瑙纵歌”后,一天天地富裕起来,从那以后,为表达不同意愿,产生了名目繁多的目瑙纵歌,不同场合的目瑙均不相同。新中国成立后,目瑙纵歌从一种原始宗教集体祭祀活动演变成为景颇族最大的传统节日,其传统宗教意义被淡化,转变为弘扬民族文化、增进民族团结,表达社会进步、诉说人民幸福,祈愿民族得到外界认可的一次景颇族传统文化的综合汇演,在民族文化认同别异中展示出特殊的作用与价值。现代的目瑙纵歌,也不纯粹是“大家一起跳舞”的乐舞狂欢节,它仍然保持着宗教仪式的严肃性。据瑞丽市勐秀乡景颇族的大董萨⑤讲,“目瑙士栋”是目瑙纵歌的标志,以前每年都要重新立起,因此在目瑙举行前一个月,董萨们就要住进“木代房”⑥制作“目瑙士栋”,并做复杂的法事活动以祈求神鬼、祖先保佑活动顺利进行;如今大型目瑙纵歌场上的“目瑙士栋”则由钢筋混凝土铸造而成,可重复利用,不需要董萨提前一个月前往场地准备。但是按传统习俗,每次跳目瑙的前一天都离不开骠牛祭拜天地、祖先的活动,这一先期仪式“赋予了合乎民众期许的神性色彩,让这个活动得以在民众的心目中获得庄严的合理性,这会让参与者在认识上获得一种神圣性,从而让他们得以全身心投入的姿态积极参与进去”[5]。一切祭祀仪式结束后,目瑙纵歌的狂欢才能开始。届时,景颇族男女老幼身着民族盛装,男性手持景颇刀,女性持扇子、手绢、竹筒等日常生活中的器物,在领舞———瑙双带领下,沿着“目瑙士栋”上的路线,以腿部自然屈伸带动上身左右摆动,以腰、胯、腿的匀称移动和手势的协调配合为主要动作,向前行进。舞步随鼓点的变化而改变,上万人的队形进退有序、毫不紊乱,直至精力殆尽,人们几乎陷入疯狂状态……在铓锣稳定的节奏中,在景颇族激昂的歌声中,在万人统一的舞步中,景颇族人民完成了文化认同的现代建构。
二、民间乐舞在云南跨界少数民族文化认同中的作用
民间乐舞何以具备文化认同之功能呢?笔者认为是与其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显要的教育价值、与宗教的密切关系,以及自身所具备的审美价值等因素分不开的。
1.民间乐舞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强化民族文化认同
民间乐舞是由人民大众创造,反映创作主体生活、风俗、信仰等,在民间广泛流传至今的一种综合艺术形式,是一个民族典型的文化符号。一般来讲,每个民族或某一地区的民间乐舞都具有典型的动律、体态、节奏、仪轨,在服饰、道具和伴奏乐器的选择上也都具有独特性,这一族群正是基于自身文化符号的独特性,区分“我”(我族)与“他”(异族),并以此来强化本民族的身份认同。舞蹈是目瑙纵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贯穿始终的舞蹈就是“以腿部自然屈伸带动上身左右摆动,向前行进”这么一个动作体态,并在整个活动中保持着同一个动律,只要所有人始终与自己前面的人保持动作一致,整个活动就能够在领舞者的带领下顺利进行。动作单一,易于掌握,但正因为没有高难度的技术要求,才使得男女老幼都能非常自如地参与到这一仪式活动中来,也因此文化认同具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尽管没有花哨的舞蹈技巧和多变的舞蹈动作,却使个体在单一节奏、动作的反复和不断变换的“走线图”所产生的“形式”中,强烈地感受到来自群体的力量以及个体在群体中的存在感。正是这种文化符号的独特魅力吸引了海内外景颇族民众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自己的节日”。可以说,每经历一场目瑙纵歌,景颇族民众的身心就将得到一次彻底洗礼,民族文化认同意识就会得到一次强化和再建构。今天国内的目瑙纵歌节已经成为景颇族为主,德昂、傈僳、傣、汉等其他民族参与,面向国内外游客开放的狂欢节日。节日中各族文化在此聚合,各具特色又彼此尊重,争奇斗艳而不失体统,在这种相互交融的过程中既显明了民族文化的魅力,又展现出文化主体宽广博大的胸襟。中国境内的景颇族举办目瑙纵歌节,缅甸一方的克钦邦也时有代表参加,跨国境线而居的兄弟民族在芒市“中缅友谊馆”前宽阔的目瑙纵歌场上,穿着相同的民族服饰、打扮相似的民族装束、交流共同的民族语言,与广播里轮番播放的景颇族世代传颂的民族乐歌,共同营造出充满景颇族气息的空间氛围,人们在这种“视、听、动觉汇同”的空间中感受到来自共同的民族文化迸发的无形力量,强烈地激发了民族的文化认同意识。
2.民间乐舞以鲜明的教育功能保障民族文化认同
历史上的许多少数民族有语言而无文字,所有生产生活经验、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与禁忌等都只能依靠“言传身授”的方式进行代代承传,民间乐舞以“具有鲜活生命的人”为载体,成为记载历史、传播知识、教育后代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活的教材”。景颇族是一个迁徙民族,据《目瑙斋瓦》记载,景颇族祖先历经千辛万苦由“木拽省腊崩”⑦迁徙至现在的居住地,目瑙纵歌的“走线图”形象地反映了民族迁徙的“历史记忆”,它“以一种富有凝聚力的方式,向参与者们不断地陈述着民族自我的历史和轨迹”[5]。作为“教材”的目瑙纵歌,向后代子孙诉说着祖先迁徙的曲折与艰辛,表达了整个民族的历史厚重感和对祖先的敬畏之情。云南是少数民族节日的聚宝盆,丰富的民族节日承载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通过节日既展示了民族风土人情,又以一种自觉的方式传播着民族文化。目瑙纵歌节就作为景颇族文化的集中展演,向参与者展示了各种具有景颇族个性的文化事项,如:族群起源———“走线图”表示民族迁徙的艰辛;宗教信仰———仪式前的祭祀活动表明“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信仰;民族禁忌———景颇族崇尚双数,目瑙纵歌一般跳双倍次数;民族服饰———女子上衣缀饰银泡、下身着红黑色筒裙、腿上带裹腿与男子佩戴景颇族长刀;民族饮食———“鬼鸡”与水酒;民族音乐———激昂、优美、朗朗上口的“喔然然”;民族舞蹈———目瑙纵歌本身;民族礼仪———送礼篮⑧;民族美术———目瑙士栋上的图案、民族服饰上的图案等等。这些文化事项是景颇族进行历史记忆,区分“自我”与“他者”的主要凭借物,构成了“景颇族之所以为景颇族,而不是其他民族”的主要文化判断依据。通过目瑙纵歌,参与者和欣赏者会有不同的心境:作为参与者的景颇族民众,产生强烈的民族凝聚力和作为本族成员的民族自豪感,民族文化认同意识再一次得到强化;作为欣赏者的其他民族,则感受到来自“他者”文化强大的震撼力,因此产生一种敬畏之情。乐舞这种无需翻译、最不撒谎的“身体文化”,逾越了语言文字的障碍,将不同族属的人们联结到一起,在身体的对话中增进了彼此间的文化理解、尊重与认知,在同一的步伐中“舞蹈打破一切由更高级别的文明形成的各种界限”[7](p1)。跨界少数民族与所在国家主体民族和其他兄弟民族平等享受着这种“身体文化”,而使心灵紧紧地绑在一起,民族认同向着更为高级的国家认同、文化认同转变。
民族群体意识的载体篇3
关键词：安多藏族；服饰；文化功能
中图分类号：K8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681（2012）03—0160—04
“功能”简而言之就是作用，是指任何系统中的某一组成部分对整体系统或系统的某些部分所具有的作用或产生的影响。在功能学派看来，一切文化和社会现象都有存在的现实意义和不可缺少的作用。因此他们主张以功能的眼光解释动态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强调把文化作为满足需要而产生的合成体来理解。功能学派的倡导者马林诺夫斯基就认为“文化是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一人体或心灵的习惯，他们都是直接的或间接的满足人类的需要。一切文化要素，若是我们看法是对的，一定都是在活动者，发生作用，而且是有效的。文化要素的动态性质指示了人类学的重要工作就在研究文化的功能。”这段话告诉我们：文化只有在直接的或间接的满足了人类的各种需要时，才有可能留存和传播，如果失去了这种功能，文化就会在人类历史上消失。
服饰作为文化的物质载体，是通过一定的材料，以一定的色彩、款式结构组合起来，具有相应的功能的系统。作为一种无声的语言，它或显或隐地时时透露着种种文化信息，发挥着多重的文化功能。服饰不仅为人类提供御寒、遮羞、护体的功效，还通过一定物化与符号形态进行着社会与文化的信息交流。作为物质层次和观念层次有机结合的服饰文化现象，安多藏族服饰也必然通过各种形式来表达其丰富的文化涵义。概括地说，安多藏族服饰的文化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族徽标识功能
服饰从诞生起，就具有标识作用。远古时期，各氏族部落成员之间用以区别各自身份的重要标志便是服饰，每一个氏族部落成员会严格按照其所在群体中约定俗成的方式来着装，以求得所在群体的接纳和认可。服饰作为折射主体认同方式的意念情感符号，具有了向心排异的族徽符号功能。《礼记·王制》中曾记载“披发纹身”的东方夷人，“雕题交趾”的南方蛮人，“披发衣皮”的西方戎人和“衣羽毛穴居”的北方狄人，这便是最明显的例证。“一个民族之所以无需语言便可与另一个民族相区别，原因就在于他们各自享有不同的服饰符号。”闭在古代史籍中，以民族服饰特征来命名的称谓已是屡见不鲜。如：“黑苗”、“红苗”、“青苗”、“红头瑶”、“白头瑶”、“白裤瑶”、“蓝靛瑶”、“白彝”、“黑彝”等不一而是。据地方民族志记载，藏族、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各有近百种服饰式样，这些服饰式样分属于族内不同的一百多个支系。而据调查，的珞巴族服饰，至今仍留存着部落间的区分。
安多藏族服饰具有典型的民族性特点。其“头饰与服饰一起组合为民族识别的标志，同时也成为区别同一民族内部不同支系的标志。”它的“族徽”标识有着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反映在款式形制上，长袍、长袖、大襟、右衽等基本特征已烙印了鲜明的民族特征，它是本民族生活、历史的见证；反映在头饰上，辫套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识别民族支系或民族地域的重要标志。生活在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农区藏族（即绒哇）所用辫套呈长方形，宽4寸，长自后脊背至辫梢。由两侧相仿的“加龙”和相夹其问的“拉序”组成，“加龙”为一对，用彩线刺绣分隔成几个框，佩以许多的珊瑚串，其间镶嵌绿松石或其它宝石。“拉序”上同样用彩线绣成框，框内佩戴八九个拓边碗形、直径3寸左右的银盾做装饰，向下至膝窝外续以红穗交绺。而牧区藏族（即卓华）的辫套有大小两种样式，大辫套呈长方形，中央布有形如碗状的大银盾6个，周围分别排列有23个小银盾，辫套下方续以红穗缨子。小辫套呈正方形，上镶以各种珍贵的玛瑙、珊瑚、绿松石等为饰，下方也续红穗缨子。如在妇女辫梢末尾看到名为“加龙”的辫套，就可判断其为绒哇藏族，而看到缀满银盾的“门丹”辫套就可判断其为卓华藏族。而生活在海北藏族自治州的华锐藏族妇女的辫套较为复杂，由辫筒（藏语称“加盛”）和三大片（藏语称“阿热”）组成。辫筒一般宽约3寸，长约3尺，成对地佩戴在胸前。三大片中间的一片最大，叫“斗哈”，宽约5寸，长约3尺；两边两片叫“阿热”，宽约4寸，长约2尺。三片用绳子连接成“小”字形，佩戴在身后和两侧。另外，独具特色的狐皮帽也成为区分民族支系的标志之一，如农区藏族多将一张狐皮分为左右两半，可做成两顶狐皮帽。用料多为软缎、织锦缎等，帽筒高约二十厘米，围帽筒上卷一周，后有一开口，两边各缀以一彩带，顶口皱褶成簇角，总体成钟形，下口续以狐皮，上翻后戴用；牧区藏族多将一整张狐皮做成一顶帽子，帽体高大，帽顶为圆形，多用数片色彩各异的绸缎叠压而成，看上去像一朵绽放的鲜花，异常美观。诸如此类的外部显性表征，既是安多藏族族内不同支系的标识，也是成员间相互认同其身份的重要符号。
在历史上，和诸多游牧民族一样，青海安多藏族由于部落化生存与族群间的地域之争，常常引发大小规模不一的战争，此时服饰就成为了区分部落与族群的最形象的标志。安多藏族服饰作为一种标志，对外用以区别其他民族，对内是互相认同的旗帜，结成整体的纽带。这种不断强化的凝聚力，使相同部落里的人相互认同接纳、团结一致，而对其它族群的人抱有戒备甚至排斥的防御心理，这种“只认彩衣而不认人”的做法，即使在今天，也可以让我们毫不费力地在众多的人群中，以鲜明的服饰特征分辨出安多藏族不同地域的特殊属性。不同部落有不同部落的标识，不同支系有不同支系的标识。这种标识不得随意更改或变化，否则将违背群体意志，遭到群体成员的谴责和非难。因为它更多地承载了各自不同的血缘和文化归属。
二、身份标志功能
民族群体意识的载体篇4
关键词：屯堡人旅游开发历史记忆族群认同
一、屯堡人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共同的历史记忆和遭遇是族群认同的基础要素，一般与族群认同自然地结合在一起，族群认同是以共同的（或者构建的）历史记忆为基础的不同人群之间的认同方式。在社会的“历史记忆”中,人们藉此追溯社会群体的共同起源及其历史流变,以诠释或合理化当前的族群认同与相对应的资源分配、分享关系。
1、屯堡人族源记忆
从历史渊源而言，屯堡人可追溯至明初，这是有史可证的。元代贵州分属于四川、云南、湖广三省管辖，明王朝建立十余年后，云南仍为残元梁王势力所盘踞。贵州地当西南要冲，成为内地进入云南的咽喉。明洪武初定，元梁王盘踞云南，不愿归附。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廷以傅友德“充征西将军，帅左副将军蓝玉、右副将军沐英，将步骑三十万征云南”。由于贵州西南边陲远离国都，征南大军的给养是一个重要环节，因而出于巩固中央政府对西南统治的需要，认识到戍边必须与屯田相结合。《安顺府志·风俗志》云：“屯军堡子，皆奉话武救调北征南……家口随之至黔。”这样在军屯军堡的基础上，就逐渐发展起农屯农堡和商屯商堡的网络来，在贵州广设卫、所，并实行屯田驻军。
据有关研究表明，明洪武年间贵州之军士及家属合计人口约有42万人左右[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5卷·第七章[m]·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今安顺一带就有20万左右，占了一半，且人口数量已经超过了当地的世居少数民族。后屯制既废，军户变为民户。与此同时或稍后，外省其他移民也相继进入。其中有商人和利用政府“开中”制度而招募商屯以换取“盐引”的豪富，也有“奉旨填南”的农民，这也就是民间所称谓的“调北填南”。
2、屯堡人的家谱
而家谱作为一种记忆的载体，承载着个人和家庭的记忆，以及宗族和村落的集体记忆。家谱又称“族谱”，是一个家族发展演变、人员变迁的叙述史，家谱的功能除了追寻祖先记忆，理清家族的演变源流，以训示后人，加强家族成员的认同感、归属感外，同时也是规范家族成员之间、家族与家族之间的各种人伦关系的习惯法。
屯堡人非常重视家谱，他们以父系血缘为谱系根据而编写族谱。内容有祖宗的来历、家族兴衰变化过程、族内名人事迹等。屯堡人对家谱非常重视，并热衷于家谱的编撰，“文革”中“四清”工作组认为家谱是“封、资、修”，要搜来烧掉，就有屯堡人冒着极大的危险将家谱拿去“躲”在岩洞里，过了一段时间再去取回来。因为在他们看来“不管是什么姓，都应该重视家谱，否则就是不重视我这个姓，就是对祖宗不忠”[吴羽，《屯堡重塑》之《屯堡历史在屯堡人中的“复活”》[m]，2007年]。
几乎所有的屯堡家谱均显示了其入黔事由与国家相关，记录了屯堡人在历史上的政治使命。屯堡人借着这些历史记忆，他们祖先的事迹早已经成为后世子孙的神话，成为他们朝圣的中心。凭借族谱对历代先祖的记载，居住在安顺各地的屯堡人得以相互衔接聚拢。
二、旅游开发背景下的屯堡人历史记忆
旅游开发使很多屯堡村寨过去的一些传统得以恢复。“征南”、“老汉人”和“南京人”式的历史记忆被一遍遍叙说着，借以在“屯堡人”内部建立起新的群体边界，确立屯堡地域性认同之下的自我认同。这就使得屯堡人的文化自豪感、优越感和民族自尊心得到了提高，进而族群意识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如今，当我们走在旅游开发过后的这些屯堡村寨，村民们总会热情地拿出作为其身份“合法性”的“凭证”家谱进行展示。征南将士作为这一族群的“共同血统”，是连接中央与臣民（屯堡人）自我的“血缘”式光荣。凭借族谱对历代先祖的记载，居住在安顺各地的屯堡人得以相互衔接聚拢，这样一种认同意识包含两方面的寓意：一为身为屯堡人，出于血缘、情感等先赋性因素，本身对自己独特的文化就有一定的认同，并通过这种文化纽带而建构起更高一层次的族群认同。此外，伴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这种地方传统型的东西又被包装成“商品化”、“产业化”，资源的可利用性也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对于本族群的认同。而且，在与其他非本族人群的接触中，他们也进一步明晰了自身传统的独特性，这一系列的因素都有助于增强屯堡人的族群认同。同时，屯堡人的家谱在近几年也出现了“复活”的趋势，大家都纷纷重修家谱。族谱是一部包含对本族过去经历的解释与看法的“历史叙述”。无论这种叙述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实质上都是编纂者的族群历史意识的“忠实”反映。
三、结论
著名学者王明珂指出，在一个人的社会生活中，这些对过去的记忆形成个人心理上的一种构图（schema），当个人作为某群体的一分子，与外在世界的个人或群体互动时，透过这心理构图的回忆（remembering），个人得以建立其社会认同的体系。这样的回忆常是集体性的，也就是社会人群经常集体选择、活化（activate）并强化特定的社会记忆，以凝聚成员彼此的认同。[王明珂-华夏边缘一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简体中文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在屯堡人的“历史记忆”中,人们正是藉此追溯他们祖先的共同起源及其历史流变,以诠释或合理化当前的族群认同与相对应的资源分配、分享关系。
参考文献:
[1]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历史心性.[J]历史研究，2001，（5）
[2]翁家烈：屯堡文化研究[J]，载贵州民族研究，2001年第四期.
[3]张金奎，《贵州安顺屯堡社会调查报告》，汪氏宗亲网，2007
民族群体意识的载体篇5
张庆伟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十万大军中，*党员已成为航天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积极开展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力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不断提高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始终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党组织的*核心与战斗堡垒作用，是我们集团公司新时期重要的*任务，是铸造国际一流宇航公司，再创航天事业新辉煌的坚强保证。党的先进性从来都是具体的。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发射“两弹一星”到实现载人航天飞行，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航天事业发展之路。我国航天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中国*党的先进性的重要体现，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兴旺发达的一个缩影。不断推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是新时期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根本要求。航天高科技作为当代先进的高新科学技术，对提高我国的生产力水平、推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几代航天人克服经济、科技落后的困难，不断攻克航天高科技的制高点，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仅反映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且成为我国先进生产力的典型代表。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发展航天事业，是党和国家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增强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而作出的一项强国兴邦的战略决策。”航天事业的飞跃进步，成为我国在国际舞台上展现综合国力的重要一翼，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崇高的理想信念，始终是*党人保持先进性的精神动力。我国航天事业的辉煌成就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振奋了民族精神，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自豪感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极大地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江泽民同志在视察载人航天工程时指出，这是我国航天史上的又一重要里程碑，标志着我国航天技术有了新的发展，对突破载人航天技术具有重要意义，对全国人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20世纪70年代，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全国各族人民欢欣鼓舞，无不感到骄傲和自豪。它壮国威，振民心，使各条战线的人民群众增强了自信心，焕发出自强不息的精神。21世纪初，神舟五号载人飞船进入太空，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千年飞天梦想，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突破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全国人民一片欢腾，中华儿女扬眉吐气，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示出崭新的精神面貌。我国航天事业的飞跃发展，为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伟大复兴，振奋了精神，壮大了力量。在航天事业发展中孕育、形成的“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已经在全国人民中得到弘扬，成为全国人民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新时期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根本准则。航天高科技的进步，带动了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发展，为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水平提供了重要保证。30多年来，我国的长征系列火箭已进行了84次发射，共发射各种用途的国产卫星60多颗、外国卫星30颗和飞船5艘，特别是1996年10月以来，长征系列运载火箭连续42次发射成功，卫星在国民经济中的应用更加广泛，涉及科学探测、通信广播、气象、资源、导航、海洋等领域，把航天技术移植和推广到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各个部门，创造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做出了贡献。巩固国防、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大业是新
时期保持党的先进性的一个重要任务。经过近49年的发展，我国已经研制了各种战略导弹、防空导弹、海防导弹、地对地战术导弹，形成了完整配套的导弹武器装备系列。航天高科技的成就，增强了国防实力，为促进祖国的完全统一，增添了可靠力量。针对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的实际，集团公司党组认为，先进性教育活动取得实效的关键是看党员素质是否提高，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是否充分发挥。围绕提高党员素质、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圆满完成以神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行为代表的科研生产任务，实现铸造国际一流宇航公司的宏伟目标，集团公司党组提出，在先进性教育活动中要坚持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六个坚持”，树立“五个意识”，争做“五个模范”，做到“五个始终”，努力使先进性教育活动收到实效。树立“五个意识”，就是从我们承担任务的光荣而艰巨、神圣而责任重大的角度，要求广大党员牢固树立“*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创新意识和服务意识”，以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以勤于探索、善于借鉴、勇于创造、敢于超越的气魄，以更严、更细、更高的标准，投入一线，服务群众，提高效率、提高质量、提高管理水平，努力造就一支思想过硬、作风优良、组织纪律性强、*素质高的党员队伍。争做“五个模范”，就是要求广大党员在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充分发挥榜样表率作用，努力争做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讲*、顾大局的模范；做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的模范；做立足岗位、勤奋学习、钻研技术、确保质量、确保安全、确保成功的模范；做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模范；做拒腐防变、遵纪守法、廉洁奉公、勇于奉献的模范。为此，集团公司党组要求以牢牢把握“五个始终”来开展扎实有效的工作。一是始终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体党员。集团公司党组要求广大党员和干部深刻理解和掌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自觉付诸实践，努力做到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有更深入的理解，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有进一步提高，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工作实践的能力有进一步提高，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完成科研生产和改革发展的各项任务中有进一步提高。二是始终用崇高精神教育全体党员。我国航天事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孕育形成的“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是伟大的民族精神与航天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航天事业之魂。为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优良传统，集团公司以这些精神为灵魂，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提炼形成了以企业使命、核心价值观、企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具有航天特点、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体系。在先进性教育活动中，集团公司党组要求全体党员和干部发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牢记“创人类航天文明，铸民族科技丰碑”的神圣使命，牢固树立“以国为重、以人为本、以质取信、以新图强”的共同价值理念，以一流的技术、一流的工艺、一流的质量、一流的业绩，实现“用成功报效祖国”的庄严承诺，把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成果体现在圆满完成以神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行为代表的各项工作中。三是始终用榜样的力量鼓舞全体党员。在发展我国航天事业的征程中，涌现出了钱学森、罗健夫、杨敏达等一大批先锋模范人物，他们怀着强烈的报国之志，自觉把个人的理想与祖国的命运、个人的志向与民族的振兴紧密联系在一起，把航天事业作为报效祖国的舞台，在工作岗位上忠于职守、殚精竭虑、忘我工作，用智慧、汗水乃至生命书写了一部*豪迈的壮丽诗篇。在先进性教育活动中，集团公司注重典型示范作用，开展了向先锋模范人
物学习的系列活动，举办了由20名航天楷模先进事迹构成的图片巡回展，编辑出版了反映48名航天优秀人物先进事迹的图书《航天人生》，举行了人民科学家、航天事业奠基人钱学森回国50周年铜像揭幕仪式，开展了请航天英雄杨利伟和马祖光先进事迹报告团作报告等活动，旨在通过学习身边有影响力、感染力的典型人物，激发全体党员的学习热情和工作积极性，不断提高党员的思想*素质。四是始终用神圣的事业激励全体党员。集团公司通过多种形式进行广泛的形势任务教育，将当前的国内外形势、世界航天的发展态势、我国航天事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集团公司的发展目标和承担任务的重要性向党员和干部讲深讲透，使大家充分认识责任的重大与神圣、任务的艰巨与光荣。在执行重大发射任务前，试验队临时党委都要举行隆重的出征仪式，每名党员面对庄严的国旗都要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从而激发党员的*意识、责任意识和榜样意识。五是始终用丰富多彩的活动引导全体党员。集团公司紧密围绕以神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行为代表的各项科研生产任务，广泛开展党员身边无事故、党员手中无次品、争做型号线上排头兵、党员先锋岗、党员责任区等活动，引导广大党员在立足岗位完成任务、确保质量、确保安全、确保成功中体现先进性。集团公司还在试验队广泛开展了*党员重温入党誓词活动，在生产一线开展了向全国示范班组——“唐建平班组”学习的活动，要求广大党员学习他们“爱岗敬业，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的精神，努力做到岗位技能高于群众、工作业绩优于群众、创新成果多于群众、道德情操好于群众。在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激发出来的巨大热情有力地促进了各项工作的开展，4月12日，集团公司研制的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亚太六号卫星，神舟六号载人飞船和执行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f火箭的研制、生产和各项测试工作进展顺利，党中央提出的“两不误、两促进”、实现“双丰收”的目标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落实。我国航天事业正处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未来5到15年，乃至整个21世纪，作为人类活动和发展第四自然疆域的外层空间将成为世界各国探索、开发、应用的热点和焦点。同时，维护国家安全与统一和实现中国特色的*变革也对航天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国家经济实力的稳步提升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为航天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我国航天事业正面临一个新的战略机遇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和新挑战，集团公司将围绕载人航天二期工程、探月工程、新一代运载火箭等重大工程，大力推进技术创新，以创建“宇航”级标准规范为目标，提升研发能力和市场开发能力，突破以交会对接和空间实验室等为代表的一批关键技术，形成大容量、长寿命、高可靠卫星平台和导航定位卫星系统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核心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继续保证我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励精图治，锐意进取，拼搏创新，铸造一流，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作者：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
民族群体意识的载体篇6
关键词：屯堡人旅游开发历史记忆族群认同
一、屯堡人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共同的历史记忆和遭遇是族群认同的基础要素，一般与族群认同自然地结合在一起，族群认同是以共同的（或者构建的）历史记忆为基础的不同人群之间的认同方式。在社会的“历史记忆”中,人们藉此追溯社会群体的共同起源及其历史流变,以诠释或合理化当前的族群认同与相对应的资源分配、分享关系。
1、屯堡人族源记忆
从历史渊源而言，屯堡人可追溯至明初，这是有史可证的。元代贵州分属于四川、云南、湖广三省管辖，明王朝建立十余年后，云南仍为残元梁王势力所盘踞。贵州地当西南要冲，成为内地进入云南的咽喉。明洪武初定，元梁王盘踞云南，不愿归附。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廷以傅友德“充征西将军，帅左副将军蓝玉、右副将军沐英，将步骑三十万征云南”。由于贵州西南边陲远离国都，征南大军的给养是一个重要环节，因而出于巩固中央政府对西南统治的需要，认识到戍边必须与屯田相结合。《安顺府志?风俗志》云：“屯军堡子，皆奉话武救调北征南……家口随之至黔。”这样在军屯军堡的基础上，就逐渐发展起农屯农堡和商屯商堡的网络来，在贵州广设卫、所，并实行屯田驻军。
据有关研究表明，明洪武年间贵州之军士及家属合计人口约有42万人左右。今安顺一带就有20万左右，占了一半，且人口数量已经超过了当地的世居少数民族。后屯制既废，军户变为民户。与此同时或稍后，外省其他移民也相继进入。其中有商人和利用政府“开中”制度而招募商屯以换取“盐引”的豪富，也有“奉旨填南”的农民，这也就是民间所称谓的“调北填南”。
2、屯堡人的家谱
而家谱作为一种记忆的载体，承载着个人和家庭的记忆，以及宗族和村落的集体记忆。家谱又称“族谱”，是一个家族发展演变、人员变迁的叙述史，家谱的功能除了追寻祖先记忆，理清家族的演变源流，以训示后人，加强家族成员的认同感、归属感外，同时也是规范家族成员之间、家族与家族之间的各种人伦关系的习惯法。
屯堡人非常重视家谱，他们以父系血缘为谱系根据而编写族谱。内容有祖宗的来历、家族兴衰变化过程、族内名人事迹等。屯堡人对家谱非常重视，并热衷于家谱的编撰，“”中“四清”工作组认为家谱是“封、资、修”，要搜来烧掉，就有屯堡人冒着极大的危险将家谱拿去“躲”在岩洞里，过了一段时间再去取回来。因为在他们看来“不管是什么姓，都应该重视家谱，否则就是不重视我这个姓，就是对祖宗不忠”。
几乎所有的屯堡家谱均显示了其入黔事由与国家相关，记录了屯堡人在历史上的政治使命。屯堡人借着这些历史记忆，他们祖先的事迹早已经成为后世子孙的神话，成为他们朝圣的中心。凭借族谱对历代先祖的记载，居住在安顺各地的屯堡人得以相互衔接聚拢。
二、旅游开发背景下的屯堡人历史记忆
旅游开发使很多屯堡村寨过去的一些传统得以恢复。“征南”、“老汉人”和“南京人”式的历史记忆被一遍遍叙说着，借以在“屯堡人”内部建立起新的群体边界，确立屯堡地域性认同之下的自我认同。这就使得屯堡人的文化自豪感、优越感和民族自尊心得到了提高，进而族群意识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如今，当我们走在旅游开发过后的这些屯堡村寨，村民们总会热情地拿出作为其身份“合法性”的“凭证”家谱进行展示。征南将士作为这一族群的“共同血统”，是连接中央与臣民（屯堡人）自我的“血缘”式光荣。凭借族谱对历代先祖的记载，居住在安顺各地的屯堡人得以相互衔接聚拢，这样一种认同意识包含两方面的寓意：一为身为屯堡人，出于血缘、情感等先赋性因素，本身对自己独特的文化就有一定的认同，并通过这种文化纽带而建构起更高一层次的族群认同。此外，伴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这种地方传统型的东西又被包装成“商品化”、“产业化”，资源的可利用性也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对于本族群的认同。而且，在与其他非本族人群的接触中，他们也进一步明晰了自身传统的独特性，这一系列的因素都有助于增强屯堡人的族群认同。同时，屯堡人的家谱在近几年也出现了“复活”的趋势，大家都纷纷重修家谱。族谱是一部包含对本族过去经历的解释与看法的“历史叙述”。无论这种叙述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实质上都是编纂者的族群历史意识的“忠实”反映。
三、结论
著名学者王明珂指出，在一个人的社会生活中，这些对过去的记忆形成个人心理上的一种构图（schema），当个人作为某群体的一分子，与外在世界的个人或群体互动时，透过这心理构图的回忆（remembering），个人得以建立其社会认同的体系。这样的回忆常是集体性的，也就是社会人群经常集体选择、活化（activate）并强化特定的社会记忆，以凝聚成员彼此的认同。在屯堡人的“历史记忆”中,人们正是藉此追溯他们祖先的共同起源及其历史流变,以诠释或合理化当前的族群认同与相对应的资源分配、分享关系。
参考文献:
[1]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历史心性.[J]历史研究，2001，（5）
[2]翁家烈：屯堡文化研究[J]，载贵州民族研究，2001年第四期.
[3]张金奎，《贵州安顺屯堡社会调查报告》，汪氏宗亲网，2007
民族群体意识的载体篇7
一、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的形式、特征和功能
1．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的具体形式。“文化具有群体性特征，它是历史积淀下来的被群体所共同遵循或认可的共同的行为模式。”①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群体文化环境中，人们的思想观念是在现实的具体的社会关系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且无时无刻不受到群体文化的影响。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目前我们能够利用的文化载体，主要是指校园文化、社区文化、村镇文化、军营文化、企业文化、家庭文化等内容”②。这些群体文化对于人们思想品德水平的提高和基层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良好的群体文化能陶冶人的情操，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并且通过集体舆论的力量对人们的行为产生约束力，从而强化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与此同时，在我国，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体育卫生、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等文化事业，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这些文化形式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非常密切，对人的精神需求的满足和精神世界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实践中可以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寓于其中，使之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加以运用。需要注意的是，20世纪以来的以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为契机的信息革命，对人类的时空观念、交往方式、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影响和改变，是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必须回应的现实问题。网络文化载体(传统互联网、微博)、手机文化载体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必须加以重视的现代文化载体。
2．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的本质特征。一是渗透性。这是文化载体区别于其他载体的重要特征。人是文化的人，生活于特定的文化环境之中，不知不觉地接受特定文化模式的熏陶和感染。文化以循序渐进和潜移默化的方式实现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综合影响，这种超强的渗透力对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既包括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思维方式的影响，又包括科学知识、专业技能和人文素养等方面的影响。二是多样性。在文化具有差异性和多元性的客观存在前提下，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的形式呈现多样性特征。从历时态的角度看，在长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文化载体形式。从共时态的角度看，群体文化呈现出许多具体形式，通过这些群体文化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被赋予了塑造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任务。三是综合性。人的社会化过程就是不间断地受家庭文化、社区文化、校园文化、村镇文化、企业文化、军营文化等各种群体文化综合作用的过程。由于文化的构成要素错综复杂，在实际工作中需要对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等内容进行甄别，汲取精华，剔除糟粕;要依据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选择能够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操作和运用的文化形式。
3．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的基本功能。一是信息承载功能。承载、蕴含大量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文化活动、文化建设成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交往过程中的联结形式。一方面，教育者通过文化活动、文化建设等载体，将其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传递给受教育者;同时，教育者可以依据社会要求将所需要的思想政治教育寓于文化活动和文化建设中，从而实现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另一方面，受教育者通过参加教育者设计、组织的各种文化活动和参与文化建设，不断内化社会要求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并通过知、情、信、意、行不断转化，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同时受教育者外化的行为结果，通过具体的活动形式向教育者提供反馈信息，激发教育者调整、改进教育方式。因此，借助于文化载体，思想政治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运动过程。二是传导教化功能。文化对人的影响方式是“润物细无声”的，对人的影响程度是全方位的，通过耳濡目染，人们能逐渐习得各种文化特质，进而认同文化特质中蕴含的价值观念。思想政治教育以文化建设为载体，就是要利用文化的这一育人特点，运用各种文化形式开展“无意识”的渗透教育，形成寓教于乐的隐性教育方式，充分发挥文化建设对人的综合影响和道德教化功能，循序渐进地使人们感知、体验、掌握社会所要求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并不断践行，最终形成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三是审美娱乐功能。“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特别是科学与知识的迅速增长，科学、艺术和哲学等自觉的精神活动的成果和它们所承载的自觉的文化精神越来越通过教育、经济、政治等社会活动而普遍进入到公共社会生活和普通民众的生存之中。”③这些精神活动的成果和它们所承载的自觉的文化精神可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思想政治教育者要针对教育内容的要求、教育对象的实际情况、教育环境的状况，选择恰当的文化载体形式，改进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单纯灌输模式，这样不仅有利于引起受教育者对教育内容的注意，激发其兴趣，还有利于陶冶受教育者的性情，塑造健康人格，提高道德认识，强化道德情感，推动知行转化。总的来说，文化载体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它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和渗透力，有利于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有利于形成与我国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但是，也必须看到，文化同时具有负功能。思想政治教育不仅需要适应具体的文化情境，不断发掘文化所蕴涵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并赋予新的时代意义，而且需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下对其进行建设，将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内容渗透融合到文化建设中，赋予新的文化要素和内涵，以充分发挥文化载体的正功能，及时防范和克服其负功能。
二、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现实境遇
1．西方强势文化冲击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21世纪，人类进入了新全球化时代。新全球化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全球化，而且是文化意义上的全球化。西方发达国家借助其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通过信息手段，包括互联网、话语生产、知识经济以及文化传播”④，最大限度地推行以享乐主义、消费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强势文化，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其、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实施文化侵略和意识渗透，大力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在文化意义上的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剧变后，中国成为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重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企图通过“文化战争”来瓦解和控制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人的思想、意志和价值观，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治向心力和民族凝聚力，进而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颠覆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权。我国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地位受到威胁，具体表现在:某些党员和党员干部受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不良思想的影响丢弃了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先锋模范作用弱化，甚至;有些民众无信仰甚至信仰混乱，盲目崇拜西方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等等。当前我国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的社会现实，折射出思想政治教育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存在着乏力与不足，亟待加强。
2．国内各种思想文化交织激荡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生活内容和生活方式呈现出日益多样化的趋势，与之相适应，整个社会呈现出价值观多元化的态势。尤其是在尚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封建意识形态某种程度地沉渣泛起，加上西方社会各种腐朽、没落的思想观念的侵蚀和影响，我国社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价值迷失”、“价值错乱”、“价值扭曲”现象。面对利益问题突出、奉献精神淡化的状况，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观念、教育模式、教育方法等明显滞后，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上难负重任，其生命线的地位和作用大受影响。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消除社会核心价值认同危机，重塑核心价值认同，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3．信息网络化制约着思想政治教育主导作用的发挥。网络的即时性传播、交互性沟通、开放性信息、虚拟性主体、间接往等文化特点在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发展与创新机遇的同时，也使其面临着巨大挑战。首先，网络文化内容的多元性、交互性对思想政治教育指导思想的主导地位提出挑战。网络信息的即时性、快捷性，使人们在第一时间可以获取任何媒体的全部内容。特别是西方国家利用网络优势向我国“倾销”其价值观和精神文化产品，甚至还有敌对分子散布的种族、民族和政治仇恨等反动内容，影响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从而增加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难度。其次，网络文化的开放性、共享性对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主导作用提出挑战。利用互联网，教育对象和教育者平等地获取相同甚至更多的信息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打破了教育者在对教育对象传播、接收信息过程中的权威地位，传统的单向教育方式受到严重冲击。最后，网络文化的匿名性、虚拟性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对象的主导性提出挑战。在网络世界里，人们可以以一个或多个虚拟身份从事网上活动和交往，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成了人机交流，缺少了现实生活中的道德规范、社会舆论及法律条文的约束，弱化了教育对象在社会实践中自我教育的力量。从实质上讲，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信息相互传播与接受的过程。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在文化多元化、文化全球化的汹涌浪潮中，文化的协同与冲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不仅没有淡化，而且还在强化，手段更加隐蔽，遍布于文化的各个层面，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以及传播方式受到严重冲击，进而影响到传播效果。应对文化领域的交流和冲突带来的多重挑战，提升与优化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效果，已经成为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的迫切任务。鉴于当前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问题与困境，亟须建立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建设的互动机制，积极寻求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契合的有效途径，运用文化传播的内在规律，使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贯穿于丰富多彩的文化载体之上，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和效果。
三、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创新与优化的指导思想与基本思路
1．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建设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建设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是为了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最终的目标是为了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因而必须把方向问题放在首位。也就是说，要自觉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彻落实到文化载体建设的整个过程，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充分发挥其引领多元化社会思潮的社会功能，有效抵御西方社会价值观念的渗透，增强我国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2．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创新与优化的基本思路。首先，客观认识和正确把握各种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的形式与特征，注意取长补短，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系统是一个由不同的文化载体组合而成的复杂系统，每种载体形态都具有各自的表现形式和特征，各有长处和不足。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根本旨趣在于成为教育者和受教育之间的中介和桥梁，是否能够传播有效信息是其存在的基本要义。因此，我们要全面而准确地掌握各种文化载体的特点和适用条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突出重点，有针对性地选择和运用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提高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效率。其次，运用文化特有的对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功能，紧紧围绕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来选择文化载体形态，实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当我们借助文化产品、文化活动、文化建设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时，既包括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等方面的影响，又包括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等方面的影响，还包括对人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意识的培养等。实践中，这些方面的影响往往紧密结合在一起。新时期，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将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建设紧密结合起来，针对不同群体选择适合的文化载体形态，在不知不觉、润物细无声中影响教育对象的思想和行为。最后，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和教育主体的需要，增强及时发现、运用新的文化载体的敏感性，实现文化载体系统与所处环境的良性互动。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相应地发生巨大变化。面对这种新情况、新问题，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必须迅速作出反应，紧跟时代步伐，关注教育主体的实际需要，抓住科学技术进步带给文化载体形态发展的历史机遇，及时发现并勇于运用新的文化载体，不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交流。
四、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创新与优化的具体路径
1．加快发展各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第一，要科学规划和配置公益性文化事业资源，重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权。一是要积极发展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科技体育、文物博物、网络传媒等文化事业，充分运用这些主渠道、主阵地，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与渗透;要改变传统单调、空洞的宣传教育方式，在与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对话中，引导人们分清正确与谬误。二是要积极借鉴国际经验，充分挖掘并激活文化产品、文化活动中蕴藏的教育因素，结合中华民族的大众心理和情感需要，有意识地将其渗透到文化建设之中，从而强化观念形态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当前，尤其要促进文化资源配置向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倾斜，积极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健康有益的文化活动，提高农村文化的整体水平，增强其覆盖面和影响力，使寓于文化建设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融入农民的思想意识，并变为他们的自觉行动，从而形成健康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生态环境。第二，要大力推进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发展，满足大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要充分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鼓励和孵化文化产业方面的经验和成功案例，加快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步伐，进一步增强文化软实力，使之在全球文化产业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当前，尤其要注重拓展传播渠道，推进优秀民族文化产品在国内外的传播幅度和影响力度，打造民族文化品牌;要加快构筑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现代传播体系，利用3D视听、卫星传播、网络传播等高科技手段扩大中华文明的影响力。
2．加快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的群体文化建设。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将群体文化作为重要的文化载体形式加以充分运用，即借助于各种群体文化建设形成教育合力，充分发挥文化潜移默化地感染人、影响人、激励人、警醒人的功能。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以人为本，“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方式处理人际关系。动员社会各方面共同做好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工作，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社会环境”⑤。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作用，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内核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内核的时代精神，大力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当前，要重视各个群体文化之间的联系，形成学校、单位、社会、家庭之间，小学、中学、大学之间的有效衔接和功能互补，针对不同层次的教育对象实施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形式，使其对人的发展形成多管齐下的良好综合效应，成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具体来说，在家庭文化建设中，注重提高家长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继承艰苦奋斗、勤劳俭朴、团结协作、爱岗敬业的传统美德，并赋予新的时代内容、文化样式，形成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体现时代特征的家庭美德，构建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要根据大学、中学、小学教育对象的不同特点，认真做好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荣辱观等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教育工作，大力开展第二课堂、社团活动、课外活动与社会实践教育，切实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尤其要重点加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全过程，树立以人为本的企业核心价值观，充分调动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促进员工素质全面提高;建立完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制度体系，形成长效机制。在社区文化建设中，要充分发挥地缘优势，积极组织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从广大群众现有的认识和理解水平出发，尊重社区文化的多元性，积极引导其向健康方向发展，增强社区凝聚力。在村镇文化建设中，坚持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导向作用，进一步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继承、发展传统的节日文化和民俗文化;积极培育乡镇企业文化，提升农民群众的整体素质;充分利用其他有益文化形式丰富村镇文化内容。在军营文化建设中，要以其独特的方式把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渗透到各项文化活动之中;积极推动现代化传媒手段进课堂、进班排，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帮助官兵树立当代革命军人的核心价值观。
民族群体意识的载体篇8
关键词：喀什地区基层党内民主改革创新
中图分类号：G812文献标识码：a
基层党内民主建设作为组织建设的根基，承载着较强的政治责任和重要的历史使命，提高基层党内民主建设的质量与水平，直接关系到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党的建设和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伟大事业。喀什作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近几年在推进基层党内民主建设，调动基层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健全完善基层党内民主体系，提高基层党组织的执政能力建设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
一、新时期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基层党内民主建设提出的新课题
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给新疆带来了新的历史性发展机遇，面对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两大历史任务，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基层党内民主建设的任务也日益繁重，面对这些新的变化，调研中基层党内民主建设存在着“三不现象”即部分党员主体意识不够强，对宪法和赋予的权利行使不充分，习惯于“同意”和“服从”，对党内的具体事务关心不够，对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理解不深、执行不力，不能在党内民主方面起好模范带头作用；基层党员整体素质不够高，特别是农民党员，对党内民主决策程序的理解力偏弱，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基层党内民主的贯彻执行，致使部分党内民主措施流于形式，票决制流于“纸面操作”；监督机制不完善，使部分党员对党内事务的了解程度与参与层面不够，在思想上顾虑、担心，行而畏之，敬而远之，监督缺乏激励机制，民主监督意识不强，监督结果透明公开不够，而造成党员对党内事务的不能监督、不敢监督、不想监督和不愿监督。
在新的发展条件下，如何把推进党内民主建设与村、社区民主自治紧密结合起来，从而进一步密切与群众的联系，充分调动党员群众参与、管理和监督村（社区）积极性、主动性，增强党员群众的民主自治意识的同时，增强党员的民主意识，逐步形成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进一步提高党员群众的知情率、支持率、参与率和满意率，使党内民主与民主自治形成良性互动，已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
二、基层党内民主建设的新探索
喀什地区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入手，认真学习贯彻和《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等党内法规，把发展基层党内民主作为加强基层党建的大事来抓，结合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区情对基层党内民主建设进行探索。
（一）探索建立符合边疆实际的发挥基层民主的有效载体。
推进党务公开，增强党组织工作的透明度，是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利和督促党员履行义务的有效载体，是促进党风民主，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喀什地区对基层党务公开进行规范，明确公开内容，凡是与党员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党务工作都要在党内进行公开；拓展公开的内容与形式，努力增加党的工作和党内事务的开放度和透明度。
稳妥试行党员民主听证。由下而上，层层推行党员民主听证会制度，凡属党组织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涉及党员切身利益的问题，决策前必须召开党员或党员代表参加的民主听证会，由大家进行充分论证之后，讨论决策。探索党代表长期发挥作用机制。在试点基础上推行党代会常任制，同时通过建立党代表信息员制度、党代表联系群众制度等，充分发挥党代表参政议政和监督行政的作用。
（二）完善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着力构建基层权利保障体系
健全完善了县委重大决策通报制度，重大工作或临时性工作部署都及时通报，通过广播、网络、电视、文件专网等载体向广大党员群众通报，并在部门之间实行了《会议纪要》进行通报，按规定时限和程序向上级党组织提出报告及备案。
完善征询党员意见制度。县、乡、村党组织，通过群众事务咨询服务日、部门包村、常委接待日、“民主日”、入户走访制度的落实，并且在村委会都设立了征求意见箱，广泛征求基层党员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做到发挥民智、集思广益。
落实重大事项党内票决制度。村级普遍实行了“四会一评”的方式，对涉及村级发展和群众利益的事普遍实行了“一事一议”和民主评议村干部和党员制度等，使工作有序，办事有据，为加强村级民主管理、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活力提供了制度保证。
推行困难党员救助制度。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社区）存在一定数量的贫困党员，喀什各地基层党组织相继建立了困难党员帮扶档案，进行经常性帮扶，帮助困难党员解决实际问题，以此激发困难党员发挥作用，体现先进性，增强党的凝聚力。
（三）强化党员教育管理，努力提高党员民主素质、提高党内民主参与能力
充分发挥县、乡党校主阵地作用，采取以“党员大课堂、党务讨论会、党性辩论赛、党建培训班”等形势宣讲和党员现代远程教育等多种形式的教育培训手段，立足正面教育引导，让每个党员认识到在党内每个党员在政治、人格、权利与义务上一律平等，在党的纪律面前一律平等。
认真开展了党员设岗定责、党员责任区、责任岗，党员先锋岗、党员服务承诺等多种形式的载体活动，让党员“亮身份、践承诺、讲党性”，接受群众监督，通过载体活动有效发挥党员在基层组织建设中的作用，使这些党员在为民服务中找到了归属感，也提升了党组织的向心力和亲和力。
（四）建立和完善党内监督为发展基层党内民主提供保证。
改进和完善民主生活会制度。对民主生活会内容、形式进行严格规范，建立完善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制度和实施办法；完善定期督查制度。建立和完善定期督查组织机构，定期对下一级党政领导班子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情况、依法行政情况、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情况、廉政勤政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切实把党内监督落到实处；探索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相结合的有效途径。建立健全反映社情民意的机制，通过建立“民声通道”，拉近党组织与群众之间的距离，使群众监督经常化、制度化。充分发挥人大的法律监督和政协的民主监督作用，认真听取各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和建议，畅通民主监督渠道。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2006年2月21日
民族群体意识的载体篇9
1．音乐审美情趣的社会文化性表现
音乐审美情趣，可以理解为个体对不同音乐作品的一种情感倾向性。个体的音乐审美情趣，首先表现在音乐兴趣上，即对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音乐表演形式等的主观选择性。如有的人喜欢听《高山流水》《平沙落雁》等中国古乐的幽静典雅，有的人爱听贝多芬《英雄》《命运》等交响音乐的激情澎湃，而有的人则迷恋约翰·施特劳斯《蓝色多瑙河》等圆舞曲的明快轻松，等等。很大程度上，音乐兴趣直接影响着个体对音乐作品的选择，也制约着个体对音乐作品审美体验的深刻性。
音乐审美情趣也表现在个体的音乐审美能力上。一般来讲，个体的音乐评价能力往往与其文化素养、社会阅历、音乐审美经验、音乐实践程度以及社会音乐文化意识相关。因为，”人从来就是特定文化和环境的产物。”个体音乐审美能力的形成离不开其生活的特定社会文化和历史环境。
音乐审美情趣还反映了个体乃至特定时代的、社会群体的、民族的审美理想。个体的音乐理想，是对人、对阶级社会，甚至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对整个时代的音乐文化实践的更深刻、更客观的反映。在不同的社会群体、社会形态中，人们的音乐审美理想总会打上社会的、时代的乃至不同阶级的烙印，往往表现的是一个阶级、一个阶层甚至是这个民族的一种音乐文化意识和信仰。
一般来说，个体的音乐审美情趣能够反映出其音乐审美的价值意识，即个体的音乐审美观和价值观，并反映出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群体的音乐审美习惯、文化意识，犹如其他意识形态一样，是对客观社会生活的一种映照。音乐审美价值意识不仅仅表现出情感的倾向，更具有较强的理性因素。它与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密切相关，甚至成为人们音乐审美判断和审美批评的价值尺度。这种对不同作曲家或音乐风格的审美选择，实质上是个体的甚至一定社会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在音乐审美情趣上的体现。
2．民族传统文化意识对音乐审美情趣的影响
民族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群体生命意识，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社会流变中的民族集体意识的一种积淀，”是一个群体中共同体现的，由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方面所构成的某种较为稳定的模式。”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都有其独特的社会历史演化历程和艺术文化的生成与发展过程，因而形成其固有的、传统的、富有民族特色的音乐文化。
民族传统文化对个体甚至群体的音乐审美情趣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一般来说，人类社会的每一个民族都有着区别于他民族的音乐文化传统，各民族不同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文生态、宗教信仰等，决定着不同民族人们的音乐观念和音乐行为方式，并表现为各自不同的音乐审美情趣。
我们可以从中西传统文化比较的角度来看民族传统文化对音乐审美情趣的影响。”西方文化重外部知识的获得，中国文化重自身生命的享受；西方文化传统是以知识为本体，中国文化传统则以生命为本体”，”西方音乐娱人，中国音乐娱己。”所以西方音乐重理性、重技能，其创作的技法、体裁、形式等方面讲究规范化、程式化，讲究和声织体的布局、曲式结构的严密逻辑，追求音响效果的丰厚，音乐表演强调形式的戏剧化和技巧的高超，在音乐鉴赏方面也表现出更多的理性思维和批判精神。
”安身立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切功能指向，故中国传统音乐文化首先是”乐感”文化，追求的是自娱、自乐、悠然自得的”韵味”和意境，注重的是内心的体验，追求心与乐的相通相融（乐通悦）。我国民族乐器中使用最广的丝竹乐器如琴、箫、笛、瑟等都是常用于闲居独奏、自我消遣，其清丽婉转的特点最适于表现悠闲淡泊的闲情逸致。习琴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必修之功课，用于修身养性。连¨1、生不解音”的陶渊明也常备”无弦琴”，偶在得意之时抚弄一二，还留下”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的妙句。陶渊明于无声的表现中得”趣”，这是古代文人雅土音乐情趣的映照。[本文转自www.DYLw.net]
民族群体意识的载体篇10
【关键词】白裤瑶服饰
装饰艺术服饰文化
民族审美
白裤瑶是瑶族的一个支系，自称“朵努”，因男子皆穿齐膝白裤而被其他民族称为“白裤瑶”，主要居住在广西省南丹县八圩、里湖瑶族乡和贵州省荔波县朝阳区瑶山乡一带的山区。在封闭的生活环境中，白裤瑶人以服饰为载体表达着自身的生活认知和文化意念，其服饰已经成为表现族群历史文化和精神内涵的重要形式，积淀了深厚历史文化信息。白裤瑶人通过色彩、图案、装饰工艺、配饰等装饰语言，把他们对族群历史、图腾崇拜、生存环境的朴素认识都表达在服饰的装饰艺术之中，形成艺术特点鲜明、内涵丰富、装饰精美的服饰艺术，分析研究白裤瑶服饰的装饰语言，对于全面认识和发掘白裤瑶服饰的文化艺术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1.白裤瑶服饰
白裤瑶服饰作为族群文明和审美的印记，具有造型独特、样式古朴、装饰手法多样的特点，以鲜明的视觉特征，成为族群识别的重要标志，其中，以男女节日盛装最能体现服饰的艺术特点（如图）。白裤瑶男盛装在整体造型上像一只雄鸡，上身为黑色立领对襟短衣，在衣领、袖口及衣摆处以宽约8cm-10cm的湖蓝色布料镶边，腰部两侧和底摆处装饰着鸡仔花等图案；下装为白色宽裆过膝短裤，膝部绣有五条红色花纹，形似五指。女盛装分冬夏两种，冬衣与男子服饰相似，夏装则最为精美，夏装上衣俗称“褂衣”，前后衣片用两块布料缝合而成，无领无袖，仅肩部相连，在造型上保留人类服饰早期“贯头衣”的形制，因此白裤瑶又被称为“两片瑶”；下装为蓝色蜡染及膝百褶裙，裙摆以红色花边为装饰。整体来说，白裤瑶服饰寓繁于简，注重整体视觉效果的统一，在装饰上将多种装饰元素按照自己的民族审美和服饰文化的表现需求进行有机的组织，辅以独特的装饰工艺手法，显示出对美的塑造的高度掌控能力。
2.白裤瑶服饰的色彩装饰艺术
色彩作为服饰重要的装饰语言，是一个民族服饰最为醒目的视觉特征，直观的体现着一个民族的审美观念，凝聚着民族的情感，彰显民族的性格，因此对白裤瑶服饰的色彩装饰艺术进行分析，是研究他们的服饰文化和审美心理的重要途径。
白裤瑶服饰色调主次分明、对比强烈、排列有序，每种色彩的面积、位置都有着固定的程式。白裤瑶服饰以黑、白两色作为基础色调，采用纯度和明度较高的红、黄、蓝作为主要的装饰色彩，在统一的基础色调上注重色彩之间的色相、明度对比，体现出白裤瑶人凝重沉稳又不失热烈奔放的民族性格。白裤瑶男盛装的色彩以黑色、白色为主，用红、黄两色作为装饰色来打破无彩色的单一，形成简洁素净、古朴庄重的风格。女盛装的色彩组合搭配要比男装更为繁复多样，通过黑、蓝、红、黄、白等色之间的巧妙搭配，制造出色彩缤纷的装饰效果，体现出白裤瑶人对色彩的纯熟应用。具体来说，白裤瑶女盛装色彩以黑、蓝色为主色调，在上衣的装饰图案和花边部分以红、黄两色作为主要的装饰色，有效的打破了大面积使用黑、蓝色而带来的沉闷和压抑；百褶裙用蜡染工艺染出层次分明的蓝色，辅以红色花边的装饰，在简单中又不乏变化，使服饰更加轻巧灵动。在服饰图案的色彩运用上，通常以蓝、黑色的面料与红、黄色丝线刺绣出图案形成对比，不仅使图案显的更加鲜明立体，也丰富了整套服饰的色彩层次，显示出高超的配色技巧。
3.白裤瑶服饰的图案装饰艺术
图案作为白裤瑶服饰最为重要的装饰语言，多来源于他们的族群历史、图腾崇拜和生活环境。白裤瑶人把自己族群的历史文化、现实生活与精神生活都固化在图案符号里，在装饰的同时体现着白裤瑶人的民族文化和精神世界，服饰图案已经成为白裤瑶传承族群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白裤瑶服饰的装饰图案以抽象纹样和几何纹样为主，具有主次分明、规律有序、内涵丰富、寓意深刻的特点。常用的图案主要有鱼纹、太阳纹、鸡籽花纹、瑶王印纹、血手印纹等纹饰，蕴含着白裤瑶人的迁徙历史、族群文化、精神信仰等丰富的民族文化信息。白裤瑶服饰图案依据图案表现内容的不同通常分为以下3个类型。
（1）对生活环境中常见事物的抽象描绘。例如鱼纹、太阳纹、米字纹等，这些都是对所生活的自然环境中常见的自然形象进行提炼加工，以几何化的手法抽象出这些事物的形象特征，作为对生活环境的记载和描述，一代代的流传下来，成为最为常用的装饰图案，往往以较为固定的图案组合出现在服饰上，以表达特定的意义。
（2）对本民族历史的记载。由于白裤瑶没有自己的文字，对自己族群历史的记载与其他许多无字民族一样，通过意象化的语言和符号化的图案，把本族群的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记载在自己的服饰上，以此来保证本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承，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瑶王印”纹和“血手印”纹。“瑶王印”纹是指在白裤瑶女装背部刺绣的“田”字状的图案，极像古代官印的形状，因此被称为“瑶王印”纹。据民族传说的记载，图案的产生是为了铭记瑶王因失去印章而导致民族离散的沉痛教训。相传，瑶王将皇帝赐予的象征权力的大印，被外族土司用计偷走，当持印的土司派兵掠夺瑶族的土地时，失去大印的瑶王已无法指挥抗击，只能带领身边的族人逃进深山，为了使瑶族后代牢牢记住这个惨痛的教训，瑶王让白裤瑶的女人将印章的图案绣在上衣的背后，以时时提醒族人。
男装膝部装饰的“血手印”纹，根据民族传说和在瑶族广为流传的《天地史歌》的记载，是为了纪念瑶王带领族人抗击外族入侵保卫家园的英勇故事。相传在抗击外敌入侵的战斗中，瑶王负伤后用沾满鲜血的手，扶着膝盖继续英勇作战，最终将敌人打败，保持了民族的独立，他的英勇事迹让白裤瑶人为之感动，因此在男子膝部绣着长短不同，形似五指的红色条状花纹，以此来记录瑶王的英勇事迹和民族宁死不屈、勇于抗争的历史。
（3）对图腾崇拜的表现。白裤瑶人相信万物有灵，在民族文化中保留着人类早期的图腾崇拜观念，主要的崇拜对象有鸡、乌、蜘蛛等，这些动物的形象在服饰图案中都有具体的体现，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对鸡的崇拜。白裤瑶人通过在生活观察中发现鸡是最有准信的灵物，是光明的使者，鸡在白裤瑶人的思想观念中成为希望和光明的象征，因此在服饰上大量使用雄鸡图案和鸡仔花图案，反映了白裤瑶人热爱自然，崇拜自然，把顺应自然规律作为自己的生活准则。
4.白裤瑶服饰的装饰工艺
在闭塞孤独的生活环境中，白裤瑶人将制作服饰作为追求美、创造美、实现美的重要过程和手段，因此不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到服饰的制作中，通过刺绣、蜡染和织锦等工艺来实现对美的追求。刺绣和蜡染作为白裤瑶人最常用的装饰工艺，其制作工艺由族群中的女性代代传承，成为女性一项重要的生活技能，客观的导致了装饰工艺传承和发展，使白裤瑶服饰愈加精美，成为穿在身上的艺术作品。白裤瑶女装的百褶裙和背部的装饰图案，主要是用蜡染工艺制作而成，这样可以充分利用一种色彩的明度和纯度变化，改变单一颜色带来的视觉上的单调，使服装色彩层次更为丰富。此外，白裤瑶人经常利用“画绣合一”的装饰手法把刺绣和蜡染两种工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两种工艺的装饰特点，集中表现重点的装饰部位，以增强服饰的视觉冲击力。以女装背部的“瑶王印”图案为例，先在制作衣服的布料上用蜡染工艺把要表现的图案绘制在布料上，染整完成后，以此为底子，在上面用红、橙、黄、白等色丝线刺绣出其他纹样，融合两种工艺制作出来的服饰图案层次丰富、色彩艳丽、对比强烈，更具装饰感。
5.白裤瑶服饰的配饰
（1）银饰。在历史上白裤瑶由于受到自然环境的限制，生活比较贫困，因此白裤瑶银饰与瑶族其他支系相比种类和数量较少，但是造型特别，具有鲜明族群的特征。银饰的佩戴者主要是白裤瑶青年女子，主要有手镯、项圈、耳环等类型，多与盛装组合佩戴，也可单独佩戴。项圈作为所有银饰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造型粗犷别致，由银链子和左右两边的银桶组合而成，银链通常由几股粗细不同的单根银链组合而成，两端各拴着一个大银筒，银筒是由十四等大的银圈用黑色布带将其按照一定的距离并列固定组合而成，每个银圈上还点缀着数量不等的银珠或银铃，其形制为白裤瑶所独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