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规律篇1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哲学思维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089（2016）36-0036-02
一、思S与哲学思维
理解哲学思维，首先要理解一下思维。思维按意识形式的不同分为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逻辑思维以知性、理性活动为主，其基本形式是概念、判断、推理。形象思维是以感性为主的活动，其基本形式是意象、想象、联想。思维按对象和内容的不同，可以分为日常思维、文学艺术思维、科学思维、宗教思维、哲学思维等类型。由于哲学研究的对象具有超验性和高度抽象性的一面，这种性质使人们不能直接感觉到它，也不能用颜色、体积、温度、导电性等感觉经验的术语来描述它，因此哲学思维具有超越性、整体性、批判性和反思性的特点。
二、哲学思维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
政治经济学以研究经济活动为对象。但经济活动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在由政治活动、文化活动等活动共同组成的社会环境中运行的。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活动，不仅要研究它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还要全面探讨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但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并不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所以要运用哲学中的社会形态，即唯物史观的理论来看待资本主义本质论的宏观理论体系的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以哲学的视角研究政治经济学，用哲学的思维方法分析把握政治经济学，从更宏观的视野准确、全面、深刻的认识经济、研究经济，才使我们清楚了经济发展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从而准确的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因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1.用哲学思维研究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背景和指导原则。
从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史来看，伟大导师马克思在其进行理论研究的过程时，并不是一开始就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而是其在进行历史哲学研究的过程中遇到难题，为了解决其所遇到难题，如不进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无法继续，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存在于哲学语境哲学思维中，从哲学思维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背景和指导原则。
2.用哲学思维研究政治经济学，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的和作用。
马克思一生的理论研究的两大突出贡献是发现了剩余价值理论和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而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面对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无产阶级的悲惨境遇，马克思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揭示物掩盖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消亡的必然性以及它将被另一个更高的社会形态所代替。这些实际上就是确立了他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所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马克思理论研究的目的，而是从宏观视角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考，从哲学全局性、整体性的视野和高度入手研究经济问题的，揭示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最终必将被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
3.哲学思维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
首先：从哲学思维超越性、整体性角度，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线索，探讨的主题是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那么，它是怎样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呢？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部分，就是具体到在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的根本任务。在资本主义社会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要探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首先就要有一个理论武器。这个理论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具体讲包括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解读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提供了理论武器，它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资本主义本质以及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进程的解读，揭示了资本主义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证明和运用。经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经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证明和运用；最后科学社会主义揭示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和落脚点。
其次：充分体现哲学思念批判性、反思性特性的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大量运用
辩证法的批判性与革命性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主义立场，也是马克思始终坚持的彻底的批判主义立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体现辩证法的研究方法有很多种，主要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矛盾分析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等。
（1）“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的方法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运用“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的方法，从简单概念到复杂概念，从概念到原理进行一系列理论研究和阐述。比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大核心理论：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劳动价值理论是整个商品经济理论的一般规律，是研究资本主义本质的一个理论前提，具有普遍性意义。要想把握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质的剩余价值理论，首先就要清楚商品经济的一般理论：劳动价值论。马克思研究劳动价值论的关键词是价值。他的劳动价值论找到的第一个层次是价值。如何找到价值？马克思以商品为切入点，研究商品二因素：价值和使用价值，从而找到价值这个关键词。马克思在此处研究价值，是从价值质的层面上看。这一部分要运用哲学的理论，特别是哲学中辩证法里面的质量统一来理解。任何商品都是质量的统一，价值也是质量的统一。研究商品二因素，探讨它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是看价值的质的问题。在这里面只关注质，不探讨量。找到了价值，接着再探讨价值的来源是什么，由谁产生？从而进入第二个层次：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抽象劳动）。马克思找到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抽象劳动形成价值，从而找到价值形成的源泉。找到价值的质及价值形成源泉以后，运用哲学辩证法里质量统一原理来进一步理解政治经济学里的价值，从而进入第三个层次：价值量（生产环节）。如果只谈价值，一般把它界定在质的层面。只有谈价值量，才是关于量的问题的理解。
研究价值量是怎样决定、由谁决定、如何计算的问题之后，必然看到它们之间的关系规律，这样便进入第四个层次：价值规律（生产、流通）。价值规律是从生产到流通、从质到量来研究整个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包括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即对价值的质和量是怎样决定的问题做规律上的理解。第五个层次叫价值形式发展。价值形式发展有四个阶段，最后一个阶段落脚点到货币阶段，即价值的最高形式是货币。为什么要谈货币呢？因为找到价值的货币形态，才可以看到货币购买劳动力这个特殊商品后转化为资本。劳动力成为商品生产出剩余价值即产生价值增值。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揭示出资本家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资产阶级剥削工人阶级的本质和实质。这部分为剩余价值理论研究做了理论上的铺垫。
（2）矛盾分析法
矛盾分析法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矛盾分析法的广泛运用不胜枚举。如：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时，以商品作为切入点，通过剖析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展现了作为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关系：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二者是对立统一关系。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是指：两者相互依存，统一于商品体中。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是指：两者相互排斥，二者不可兼得。买卖双方都不能同时既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又获得商品的价值。只有通过交换把商品卖出去，才能使商品的生产者实现商品的价值，使消费者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从而解决存在于商品内部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揭示了决定商品二重性来源的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3）历史与逻辑的方法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进行考察时，既有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方面的考察，也有对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考察；既考察它的历史和现实，也分析它的发展趋势。纵横结合，全面深刻地认识资本主义，凸显其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非永恒性。
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两个最伟大发现之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核心的理论。在剩余价值理论研究中，从资本分析到剩余价值生产、掩盖与瓜分与分割、最后到经济危机，这一研究脉络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矛盾萌芽的简单商品开始，到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进行分析的时间发展顺序，运用历史与逻辑方法的结合，最终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客观、准确地揭示出资本主义本质；揭示出资本主义必然要被社会主义社会代替；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社会必然胜利的两个必然理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我国在2005年高校本科思政课新课程方案出台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一起整合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思维研究，不仅可以更加完整的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而且可以为学生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自觉地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周呈呈：《资本论>哲学语境研究》，海南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规律篇2
关键词：党员干部学哲学用哲学增智慧强能力
中图分类号：B4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8-053-02
两次主持中央政治局全体学习哲学，目的是推动全党学哲学用哲学，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强调：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有本领不够的危机感，以时不我待的精神，一刻不停地增强本领。学习运用哲学，增强哲学素养，才能增长知识、智慧、能力，有真本领，做好工作。
一、什么是哲学，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
哲学一词最早出于希腊文，意即爱智慧，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人们对自然、社会和思维整个世界的根本观点的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全人类精神智慧的结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奠基者在创建哲学体系时，批判地吸收和利用了到当时为止的全部人类认识的成果，以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为基础成功地改造了旧哲学，为无产阶级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统一，又是本体论（世界观）、认识论、价值论（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党员、干部尤其领导干部，要系统、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把握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法，以及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行动的指南。
中国传统哲学是以儒学仁爱思想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主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表现了管理哲学的本质。中国哲学的目的最后在于精神人格、道德人格的树立与自我完成。中国哲学的“人我和合”、“天人合一”，主张“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与西方流行的格言“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是根本性的不同。
二、怎样学哲学、用哲学，学会做人，聪明智慧，真有本事，做好工作
要完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当代即中国社会主义）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要突出重视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并结合中国传统哲学学习。
1.本分做人，角色做事。中国传统哲学基本上是人学，对人生的关切、修养和反思。先做人，再做事。在《论青年的修养》中指出：“离开个人修养谈理想，离开民族前途谈个人价值，都只能是空谈。”从反腐败斗争揭出的“两面人”看，都是因为做人失败了。党员干部一旦做人失败了，一切都无从谈起。
2.树立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的根本看法，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社会意识的核心。由于人们的阶级立场不同，社会实践所处的地位不同，形成不同的世界观。党员、干部的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
辩证唯物主义，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的思想发展规律的科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统一于物质，人的意识是物质高度发展的产物，是物质的反映；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对立面统一又斗争，推动事物的运动发展；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是自然、历史与思维的重要规律。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运用，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历史观，是关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社会内部的矛盾运动，即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的社会基本矛盾。学习历史唯物主义，要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政治思想、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基础；要坚持只有群众才是历史创造者，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发展的观点。
党员、干部只有树立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才能真正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而世界观和人生观决定一个人的价值观。
3.坚持科学的方法论。方法论即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般方法。方法论取决于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唯一科学的方法论。科学方法论要求党员干部客观地、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根据主客观条件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能动地创造世界，科学地做好工作。
4.善于抓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在复杂事物发展中起主导的决定性作用的矛盾。强调：我们提出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
从哲学高度认识和把握“四个全面”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原理，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就要坚持辩证的观点，坚持辩证思维。既抓改革，又抓法治；既抓物质文明建设，又抓精神文明建设；既抓经济工作，又抓思想政治工作；既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又抓哲学理论武装。
从哲学高度认识和把握“四个全面”是全局和重点有机统一，以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为突破口，这样才能在谋小康之业、扬改革之帆、行法治之道、筑执政之基中，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繁荣昌盛。
各地区、各系统、各单位在抓“四个全面”主要矛盾中，又有各自的主要矛盾，这就要在把握全面和重点的统一中，善于抓具体重点，抓关节，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5.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以哲学矛盾运动原理解决存在的问题。提出，要学习掌握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不断强化问题意识，积极面对和解决遇到的矛盾。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善于把认识和解决问题作为打开工作局面、推进工作的突破口。
以哲学方式面向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还要预见和防止未来可能发生的潜在问题。必须尽可能地预见并把握事物发展的未来状态。
6.总结发现规律，遵循客观规律。规律亦称法则，是哲学的重要范畴，是客观事物内部本质联系和发展的必然趋势。客观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只能在实践的基础上对各种现象进行调研、分析，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逐步发现、掌握规律、利用规律做好工作。不论从事什么工作，要想达到预期的目的，就要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作为行动的向导。
7.坚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哲学概念，最早出于《汉书河间献王传》：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对实事求是作出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找出固有的规律，作为行动的向导。
有些干部，从同样的“实事”中，有的求出了“是”，有的则求出了“非”。所以要求我们，要克服表面性，看到事物的本质；克服静止性，看到发展；克服主观性，客观地看问题；克服懒惰性，勤于苦求。
哲学又名聪明学、智慧学。由哲学起源时的“爱智慧”发展到现代，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点化冥顽、指导人生、聪明智慧、真有本领、做好工作、经世致用。
参考文献：
[1]朴民青.改革开放的若干哲学启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1）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规律篇3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独创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门科学,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虽然它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站在其它哲学的基础上产生,与其它哲学存在着一定的联系。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产生之日起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具有与其它哲学相区别的闪光之处。同时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观点。
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误区
过去,不少领导干部学习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后,概括自己的体会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讲的主要内容“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这些观点固然正确,不过,它们是一般唯物主义的共同观点,在马克思之前的旧唯物主义那里已经作过阐述,它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提或基础,但还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仅仅了解这些,还没有进入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这个问题上,哲学界近年来也一直存在着所谓“物质本体论”和“实践唯物主义”的争论。有的专家坚持认为,物质第一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反对把实践观点看作是它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但如前所述,物质第一性的观点是唯物主义各种派别的共同观点,仅仅讲到这一点,并未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可是,我们讨论的对象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什么其他哲学。
二、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观点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在哲学方面的最大贡献,是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创立了唯物史观[①]。列宁也说过:“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②]以这些论述为指导,可以说,在哲学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具有独创性的观点,主要是实践观点、生产观点、群众观点、阶级观点、价值观点、(唯物的)辩证观点、历史观点。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着重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些独有的观点。
(一)实践观点
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马克思在1845年所写的“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③]――《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首次提出了这个观点。实践观点内容丰富,它强调了“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强调了实践是认识包括理论的基础,强调了注重“改变世界”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将实践提到世界观的高度,明确地宣称他们的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这一哲学的任务是“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由此,“实践”应当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历史观、认识论是机统一的整体,这个统一的基础,不是别的,正是实践。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就不能想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使哲学思维方式由黑格尔思辨思维方式经费尔巴哈人本思维方式向实践思维方式转变,这是对一切旧哲学根本思维方式的变革,是人类思维把握存在的根本方式合规律性发展的伟大成果。实践观将传统哲学的抽象辩证法改造为实践的主客体辩证法,从而最终克服了唯心主义非决定论原则和旧唯物主义机械决定论原则的局限,建立了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的辩证决定论的方法,为哲学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论。
(二)生产观点
生产观点是对实践主要内容的把握,因而是实践观点的具体化和深化。人类首先和基本的实践是物质生产活动,它是全部人类历史的实际起点,是决定人类其他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把前人主观随意谈论的社会,变成了一个有确定结构的具体概念,即由一定生产力、生产关系(相对于上层建筑,又称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三个基本层次所构成的有机体。在社会结构这三个基本层次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其中包括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能动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但是,说到底,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是在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上产生、受生产力制约、并且归根到底是为生产力发展服务的。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一条普遍的根本规律。这一观点,把过去哲学家们一向视为卑贱活动、因而通常忽略的物质生产如实地看作社会生活的基础,揭示了社会历史的真正奥秘,具有根本突破的意义。这个基本观点,为我们正确认识、评价和改造社会提供了一个根本方法,即生产力标准,也就是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评价其他一切社会现象(主要指社会制度和人们的社会活动)好坏优劣的主要标准、根本标准。马克思最早表达了生产力标准的思想。
(三)群众观点
群众观点是对实践主体和生产主体的研究。实践是作为主体的人的行动,生产也是作为主体的人的生产。因此,对人的研究是实践观点和生产观点的进一步深化。不过,人既作为个体而存在,同时又作为群体而存在,二者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承认社会发展史归根到底是人类个体的发展史,承认个人特别是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并且认为这种作用有时是很重要的。但是它强调,个人有进步与反动之分,即使是杰出人物,乃至先进阶级及其政党,也只是人民群众中的一部分,只有进步力量的整体即人民群众,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即历史的创造者。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又一条普遍的根本规律。这一观点,把几千年来盛行的英雄史观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同样具有根本突破的意义。
(四)阶级观点
阶级观点是群众观点的深化和具体化。马克思概括了自己的阶级观点的主要内容,他说: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上,“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3)这个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④]阶级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并将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而消亡,生产力的发展更为根本。作为生产力主体的人民群众,同它所包含的阶级、政党、领袖之间,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真正决定历史发展方向和趋势的,是包括他们在内的人民群众。我们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强调的无产阶级阶级性同人民性是一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讲的无产阶级,同我们今天所说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基本是一回事。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时直截了当地说:“人民大众即无产阶级”[⑤]。无产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主体,是人类的先进部分,无产阶级阶级性的实质是先进性。以上无论哪种情况,无产阶级阶级性都不是同人民性对立的,而是一致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解放全人类是马克思终生为之奋斗的根本目标。
(五)辩证观点
辩证观点是对实践一般规律的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观点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故称唯物辩证法。这是它同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根本区别。至于具体内容,它同黑格尔唯心辩证法基本相似:它以承认世界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为总原则,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根本,包括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以及一系列范畴。当然,前者对后者也有部分突破,主要表现在前者强调发展的永恒性,强调对立统一规律的核心地位。
(六)历史观点
历史观点是对实践过程的概括。恩格斯阐发了“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像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⑥]这就是说,一切事物都作为过程而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是历史必然性与历史暂时性的统一。这是由事物内部矛盾与其环境的交互作用等条件造成的。这些内外条件的波动无时不有,它们的交互作用是多因素的、非线性的、时间不可逆的过程,从而使事物呈现出变化发展的历史性。因此,只有坚持阶段论和条件论,同时弄清前进方向,才能有效地推动社会真正发展。
(七)价值观点
价值观点是对实践意义和目的的揭示。价值问题的核心也是其难点问题是评价标准问题。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社会全局和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提供了两条具有根本性的标准:其一是生产力标准,即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判断一切社会现象好坏优劣的根本标准。其二是人民利益标准,即以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作为判断是非得失的最高标准。它们是有差别的统一。
总之,通过与以往的哲学比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亮点就是在实践的基础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以创新的理念打造一门社会科学,给人们提供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从而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②《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8页注51。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47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规律篇4
论文关键词：瞿秋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辩证唯物主义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在党的领导下开始由自发变为自觉。中国共产党主办了《向导》、《新青年》季刊、《前锋》、《中国青年》等理论刊物，建立了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书店．陆续出版发行了马克思主义丛书，还把上海大学改造成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培养干部的基地。中国共产党在该校设立社会科学系，许多共产党人担任主讲教师．由此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上的第二次高潮。在这次高潮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了解更为全面，不再限于仅仅介绍唯物史观，而是进一步拓展到了辩证唯物主义，特别是瞿秋白对辩证唯物主义的传播和理解，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开始进入规范化阶段。
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新认识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大都有留学日本的经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受日本理论界的影响很大。日本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理解并不全面．通常把马克思主义体系概括为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当时中国大多数学者，无论是赞成马克思主义的，还是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都受到日本理论界这种观点的影响，甚至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较深的也不例外。试图用进化论中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链条把马克思主义体系整合起来，这同日本理论界三大部分平列的观点相比，要深刻一些，但的说法毕竟不够准确，并不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实际。瞿秋白精通俄文，在苏联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多年，从另外一个渠道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似乎没有受到日本理论界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认识和理解，比等人更为深刻、更为全面。
瞿秋白在《马克思主义之概念》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由四部分组成：一是互辩律的唯物论，二是历史唯物论，三是经济学说，四是科学社会主义，这四部分不是平列的关系而是有内在联系的完整理论体系。同其他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不一样的地方在于。瞿秋白十分重视互辩律唯物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基础地位。他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基础，就是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解释宇宙一切现象的方法总论，总合各科学的方法而说明人类知识能量的认识论”。至于唯物史观和经济学说．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科学中的运用：科学社会主义则是马克思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得出的结论。总起来说，互辩律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总的宇宙观和统一的方法论，唯物史观和经济学说是其在具体研究领域的展开，科学社会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最初动机和最终目标。瞿秋白提出这种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新认识，目的在于“帮助读者得到对于‘马克思主义’一词的正确概念，不至于认为马克思主义就限于唯物史观及其经济学说”。
瞿秋白所说的“互辩律唯物论”(有时他也采用音译“第亚历克蒂”)，是他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称谓。他不喜欢“辩证唯物主义”这个从日文套用过来的译名。想创立一个新的译名。无奈“辩证唯物主义”已经在中国思想界流传开来，成为约定俗成的通用哲学术语．已很难再作变更。因此，瞿秋白的互辩律唯物论的提法，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事实上，瞿秋白的四分说同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概括为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分说的基本意思是一致的。也许是针对中国理论界存在的忽视辩证唯物主义的倾向，他才把辩证唯物主义单独突出来。他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对于宇宙、自然界、人类社会之统一的观点，统一的方法。何以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及社会观是统一的呢?因为他对于现实世界里的一切现象，都是以‘现代的’或互辩的(dialectic)——即第亚历克蒂的唯物论观点去解释。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基础，就是马克思的哲学。”曜秋白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新认识，纠正了三分法的缺陷，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
鉴于中国理论界对唯物史观已有所了解，而对辩证唯物主义还不十分熟悉，瞿秋白便担负起了介绍辩证唯物主义的重担。瞿秋白写了许多讲义、文章，出版了许多译著，堪称是在中国比较系统、比较全面绍述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一人。在上海大学任教期间，他讲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撰写了《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论》等教材。《社会哲学概论》从“哲学之唯物论唯心论”讲起，论及宇宙的本原及其演化、生命的发展历程，阐述了物质与意识的关系，概述了唯物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现代社会学》更为具体地绍述了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并详细论证了“社会科学中的根本方法就是互辩的唯物主义”他翻译了多篇苏联学者介绍唯物辩证法的论文．还翻译了郭列夫著的《新哲学——唯物论》一书。在此书译本的附录中，有瞿秋白撰写的《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说》一文，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理解。瞿秋白还发表《自由世界和必然世界》、《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等文章，参与“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批判实用主义、自由意志论等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扩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影响。瞿秋白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和绍述，侧重于以下几方面内容。
二、关于哲学基本问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但是，在瞿秋白以前，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此缺乏了解。瞿秋白改变了这种状况，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首次明确地表述了哲学基本问题。他在《社会哲学概论》中指出，最初的哲学是一切知识的总称．“随后知识渐渐分类、综合、组织而成系统，就发生种种科学，——从哲学之中分出；至今所剩的仅仅是方法论和认识论”。“科学分工的结果，使哲学仅仅能成为综合一贯的智识，有统率精神物质各方面的智识而求得一整个儿的宇宙观之倾向：更因科学进步而智识系统日益严密，于是，哲学——所谓‘求宇宙根底的功夫’愈益得以深入。然而初民哲学与现代哲学仍旧同样是人对宇宙的认识”。囝他明确地指出，当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后，“人若想哲学问题，——就是他想组合一更稳固的‘宇宙念’(contemplatiodcm0nde)——他立刻就遭到的难题：‘我’与‘非我’的关系，‘认识’与‘实质’以及‘灵魂’与‘自然’的关系。直到如今，这一问题还是哲学中的根本问题”。“凡以客观为出发的，——只要他是一贯的思想家，有这勇气一直推究下去，——他必成唯物论中之一派。而以主观为出发的，——便是唯心论中之一派”这里所说的“我”与“非我”、认识与实质、灵魂与自然、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都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表述。
基于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瞿秋白把各种哲学划分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阵营。他认为唯心主义是一种错误的哲学理论。他指出，有的唯心主义者纯粹以个人主观意识的“独在论”(唯我论)为出发点，提出主观唯心主义学说。有的唯心主义者以“绝对精神”为出发点，提出客观唯心主义学说。他们的共同本质都是认为思维或意识为第一性的，而存在或物质为第二性的，歪曲了世界的本来面貌。主观唯心主义者认为，世界上除了我的意识之外，什么都不存在；客观唯心主义者虽然“超个人意识”，还是把物质世界看成精神的派生物。“超个人的意识之学说，最巩固的就是黑智耳(黑格尔)和塞林(谢林)的学说，他们的‘绝对精神’就是一种超个人的意识，——其中似乎能包含主观与客观、精神与自然界。然而塞林的见解以为宇宙只是这一精神的‘自念’。黑智耳的哲学系统里所谓‘绝对的’逻辑过程很重要，所以宇宙是这一‘绝对精神’的‘自想’——逻辑过程。实际上是一样的”。
瞿秋白还对唯心主义哲学产生的根源作了分析。他认为，唯心主义哲学的产生有两重原因。其一，历史原因。由于人们的认识能力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因而形成唯一主义的错误认识。在人类初期。人们还不能科学地解释各种自然现象，以为有神灵在支配着世界“既然信仰宇宙为某一神灵所创造，即此便是以主观为出发点的各种哲学系统之基础，而这种信仰本来就不期而然地引导到‘客观之存在受主观的规定’等类的学说。”因此，“凡是与唯物论相对抗的哲学，都是由初民的万物有灵论里出来的”。其二，社会原因。由于社会生活现象十分复杂，人们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只得求助于神灵的保佑．于是形成唯一fl,主义的错误认识。“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各社会间交通日益繁多，往往骤然暂时归之于神归之于上帝。”“一民族之内的斗争，各民族之间的战争，以及通商事务里，常常发现以前所引为不可能的事，而大家所期望的事反不能实行。这种状况更可巩固对于‘天神力量’的信心，而增长依赖天力援助的倾向。”
从上述瞿秋白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和绍述可以看出，他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即思维与存在或精神与物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把握得比较到位：而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即思维与存在或精神与物质的同一性问题，把握得还不够到位。他对唯心主义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某些合理的内核并没有作出具体的分析；对唯心主义产生的认识论根源认识得也不够深刻。事实上，唯心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的认识论原因就是把认识上的曲线简化为直线．把认识过程中的某一阶段加以夸大，导致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
三、关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
基于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瞿秋白特别突出辩证唯物主义坚持的唯物主义立场，着重绍述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他指出，世界在本质上是物质的，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和现象，归根到底都是物质的具体表现。“全宇宙只是统一的物质之种种组织或混和的方式。”整个宇宙就是物质无限多样性的统一。“各种物质并且经常地在变动、转动、变化之中。物质并不消灭，也不发生，只是时常改变自身的组织形式罢了。这就是物质不灭的原理。”
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出发，瞿秋白对生命和意识或精神作了唯物主义的说明。他指出，生命是物质在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表现形态，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凡有生命的必有蛋白质体；凡蛋白质体不再溃败的过程中必发现生命。当然还必须其他的化学成分，才有持久的活的机体；然而单为生命之发现，却并不需其他成分：其他成分的需要，只在于变成蛋白质而持续此生命。最低等的生物实在仅仅是蛋白质球，然而他们却已有生命之表现。”至于意识或精神，则是物质长期的、高度的发展的产物．也是“一种特别组织的物质”的属性。“精神不能外乎物质而存在；物质却能外乎精神而存在，物质先于精神；精神是特种组织的物质之特别性质。——物质当然是宇宙间一切现象之根本。”“自由人的脑经(一种特别组织的物质)能思想。没有这种物质，便没有思想，没有意识。”“无论什么样的思想，决不是一个人的创造或想象，我们的一切知识都从外物所给的经验得来的，就是纯粹抽象的算术亦是现实世界的反映。”
在瞿秋白之前，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比较注意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中与现实政治斗争联系比较紧密的内容，希望从中得到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思想武器，而对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之类抽象的理论问题，则关注不够。瞿秋白纠正了他们的这一不足关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应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抽象、最远离现实生活的内容之一．但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厦的一块基石，是马克思主义观察和分析一切问题的根本前提。从瞿秋白对这一原理的绍述可以看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水平已有相当大的提升。瞿秋白还力图把这一原理转换为思想方法，他说：“以物质基础的考察．实际情况的调查，来与我们的理论相较，是非正误立刻便可以明白。因为精神现象发生与物质现象．而物质是可以实际按察的。”在这里，他已提出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为中国共产党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立了基础。
总之．瞿秋白的物质观吸收了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总体上突破了旧唯物主义物质观的局限，基本上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概念的原意。但是，他毕竟是第一位绍述辩证唯物主义的中国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的领会尚不够深刻。他比较重视辩证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性质，而没有突出其辩证法性质，没有把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另外，他对物质概念的理解还存在着不准确志处，例如，他说：“物质不过是‘电’的种种表现而已。电子的各种结构，形成各种元素之原子；各种元素原子互相结合而成各种不同的组合，构成各种物质之分子。人身大地星球及宇宙，无不是这些原子分子所组成——分子原子之于宇宙，正犹砖瓦之于房屋。”显而易见，他的这种理解，容易混淆辩证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之间的界限。
四、关于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
尽管瞿秋白没有做到把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但他对马克思的辩证法还是予以了高度的重视。他对唯物辩证法的三大基本规律做了比较系统的阐发，是中国绍述唯物辩证法基本思想的第一人。
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瞿秋白指出，其基本意思是说事物的矛盾普遍存在，矛盾的双方相互转化，这是唯物辩证法“最基本原理”。他说：“物的矛盾及事的互变便是最根本的原理，——没有矛盾互变便没有动：没有动便没有生命及一切现象。’“所以‘斗争’与‘矛盾’(趋向不同的各种力量互相对抗)——足以规定变动的历程。”可见，他已认识到对立统一规律贯穿在运动发展的全过程，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唯物辩证法的核心与实质。至于矛盾如何相互转化以及如何引起运动发展并且规定运动发展的方向，瞿秋白还未来得及做进一步的论述，这表明他的理解还是初步的。但是，这种理解毕竟突破了朴素辩证法的局限，上升到普遍规律的高度。他把对立统一规律看成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规律”，为后来将此理解为唯物辩证法的精髓，提供了思想前提。
关于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在瞿秋白看来，都是对立统一规律的进一步展开。他指出，在矛盾双方的相互作用下，事物向前发展有两种形式或状态．一种是数量的变化，一种是质量的变化。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最终结果。“宇宙及社会里的一切发展，——就是数量变更的渐渐积累，而数量的变，到一定程度，必定突变为质量的变。”瞿秋白把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多次质变理解为“连环不断的否定”，不过他没有展开论述质量互变规律是如何进入否定之否定规律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规律篇5
恩格斯这些年被我们冷落了，而这种冷落不利于我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传统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是“恩格斯视角”，其基点是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经典表述，由此出发所看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后来的体系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改革开放以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主要采取了“青年马克思视角”，其基点是感性实践活动，由此出发所看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今天被多数学者所接受的“实践唯物主义”。视角转换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恩格斯思想的边缘化，以至于今天人们宁愿提说“马克思哲学”而不愿提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似乎这样就可以对恩格斯的哲学另做处理。
随着研究的深入，事情让人感到并不如此简单。人们首先需要正视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貌能否等同于从某一特定视角所观察到的面貌?是否存在某种绝对优越的观察视角，该视角的观察结果就等于或约等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视阈是封闭的、有限的和同质性的，意味着“恩格斯视角”和“青年马克思视角”或此或彼，二者必居其一。如果回答是否定的，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视阈应是开放的、无限的和异质性的，意味着突出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观点不必以遮蔽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为代价，反过来重视马克思的思想也不必以轻视恩格斯的思想为代价。我本人持后一种看法。我认为，恩格斯的哲学其实并不等于被“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所定型的那个样子，其意蕴要比通常所估计的丰富得多。如果说上述两种视角易于呈现马恩二人的差异的话，那么一定还存在许多别的视角足以彰显二人的一致性，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貌也许正在这些异质性视角所复合出来的样态里。
恩格斯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个阐释者。恩格斯系统建构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晚年，所反映的思想至少在著者本人看来应是最成熟的思想。这些思想主要体现在下述著作中：《反杜林论》(写于1876年9月至1878年6月)、《自然辩证法》(写于1873年至1883年，1885年至1886年作了个别补充)、《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写于1886年初)。这几部著作的时间跨度达十多年，是恩格斯50多岁到60多岁之间的作品，其中的思想保持着高度的连贯性。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恩格斯的哲学思想(或恩格斯所建构和阐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至少可以分为两大基本层面：元理论层面和对象理论层面。元理论层面的中轴观点就是本文所要论述的关于“哲学终结”的思想，而对象理论层面的中轴观点才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有关“哲学基本问题”和辩证法的思想。对后者的理解必须以对前者的理解为前提，而在剥离了元理论的情况下去把握对象理论，只能是舍本逐末。就此而言，传统的“恩格斯视角”其实只是恩格斯的对象理论视角，而不是恩格斯的元理论视角。
二、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的命题及相关表述
恩格斯明确提出“哲学终结”这个命题，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第一部分(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是在第二部分)。他说：“假定一切矛盾都一下子永远消除了，那末我们就会达到所谓绝对真理，世界历史就会终结，而历史是一定要继续发展下去的，虽然它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这样给哲学提出任务，无非就是要求一个哲学家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那末全部以往所理解的哲学也就终结了。我们就把沿着这个途径达不到而且对每个个别人也是达不到的‘绝对真理’撇在一边，而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总之，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终结了：一方面，因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个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先前那种想要在一套体系中穷尽“绝对真理”的哲学到黑格尔那里已经走到了尽头，从而辩证的实证科学得以引领。
在另外几个地方，恩格斯虽未使用“哲学终结”的字眼，但阐述的内容是关于“哲学终结”的。他在《反杜林论》中说：“在这两种情况下(指把历史和自然都看作过程——引者注)，现代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了要求，要它弄清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他还在《自然辩证法》中说：“自然科学家满足于旧形而上学的残渣，使哲学还得以苟延残喘。只有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接受了辩证法的时候，一切哲学垃圾——除了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才会成为多余的东西，在实证科学中消失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作为实证科学的辩证化，使得哲学(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除外)变得多余。
上述两方面的表述角度不同，但中心意思相同，即：哲学的终结和实证科学的兴盛是相互关联和相互对应的。具体说来，哲学之所以终结，在于它既是非实证的，又是非辩证的。非实证，意指往往以观念中虚构的联系代替可以观察到的真实的联系；非辩证，意指总想一网打尽“绝对真理”。哲学之所以刚好在黑格尔那里终结而不在其他地方终结，一方面是因为黑格尔将这种非实证又非辩证的“绝对真理”体系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至于物极必反，另一方面是因为黑格尔在其非辩证的框架内使辩证法得到了有史以来最充分的发育，从而为实证科学的辩证化准备好了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与哲学的终结相对应的是实证科学地位的最大提升。实证科学早已有之，此前之所以不能代替哲学，是因为它虽是实证的，却不是辩证的，世界的辩证联系只得靠哲学去建立。在黑格尔时代结束时，实证科学自身开始了辩证化的过程，这就使得出现一种既实证又辩证的科学成为可能。如果科学既实证又辩证，那么，既不实证又不辩证的哲学显然就是多余的，至于虽不实证却还辩证的哲学(即作为思维学说的辩证法本身)则可以继续保留。
可见，在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的命题及相关表述中，其“哲学终结”观是一种“有限终结观”——终结那些构造自然规律体系和历史规律体系的哲学，将它们的职权移交给辩证的实证科学，同时保留研究思维规律(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哲学。在这二者之间，恩格斯还空出了一片重要的学科领域，这就是上述引文中提到的“现代唯物主义”、“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等类似思想和活动所居留的学科领域。这些领域究竟属于实证科学还是属于哲学，恩格斯未加界说。
三、“哲学终结”的两个维度——唯心主义的终结和形而上学的终结
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的思想有着自身确定的内涵，该内涵是由两个维度共同加以规定的，即：唯心主义的终结和形而上学的终结。唯心主义的终结所开启的是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终结所开启的是辩证法，因而这两个维度也可以叫做唯物主义维度和辩证法维度。单就这一点而言，称恩格斯的哲学(或恩格斯所表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辩证唯物主义”不仅不错，而且十分恰当。但问题在于，恩格斯的这两个维度就其直接的含义来说，并不是建构新的哲学体系的维度，而是“终结哲学”的维度。如果不以“终结哲学”为前提，“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就会被丢掉。
先看唯心主义的终结这一维度。什么是恩格斯要加以终结的唯心主义?即是：在研究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过程中，用幻想的联系代替真实的联系，或者说用思辨的联系代替实证的联系的那种哲学。这不仅存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更重要的是存在唯心主义和实证科学(亦即哲学与实证科学)的斗争。终结唯心主义和终结哲学是一回事，终结唯心主义的目的不是要建构一套唯物主义的自然体系和历史体系，而是要将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具体联系交给实证科学去研究。恩格斯的口号是“从事实出发”，他说：“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必须从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能虚构一些联系放到事实中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并且在发现了之后，要尽可能地用经验去证明。”(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实际上，恩格斯之所以要反对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嘲笑杜林的《合理的物理和化学的新的基本定律》，就是因为他们都犯了将臆测的自然规律强加给自然界的唯心主义错误。因此，恩格斯在划分唯物唯心阵营时才这样说：“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创世说往往采取了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混乱而荒唐的形式)，组成唯心主义阵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并声明有关用语不能在别的意义上被使用。他的意思无非是说：精神和自然界谁产生谁的问题不是一个靠思辨的玄想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证科学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从前的唯物主义哲学之所以具有合理性，不是因为它是哲学的缘故，而是因为它的结论接近于实证科学的结论。
接下来再看形而上学的终结这一维度。恩格斯批判形而上学的篇幅要远远多于批判唯心主义的篇幅。关于什么是形而上学，恩格斯说得很清楚：“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把它们看做运动的东西，而是看做静止的东西；不是看做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做活的东西，而是看做死的东西。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这种形而上学不仅存在于自然科学中，而且也存在于历史科学中，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设计、空想社会主义的绝对真理观，都是其表现。形而上学的终结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作为实证科学的思维方式的形而上学的终结，一是作为哲学学说的形而上学的终结。前者，实证科学本身的发展正在导致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终结。“自然科学现在已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它再不能逃避辩证的综合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的运动规律，特别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中的剩余价值规律，使得历史学科也发生了辩证的革命。后者，黑格尔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使哲学形而上学遭受了沉重打击。只要将黑格尔的辩证法从他的僵化体系(亦即形而上学外壳)中解放出来，并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哲学形而上学(包括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的丧钟就会响起。需要强调的是，实证科学中形而上学的终结不仅不意味着实证科学的终结，反而意味着实证科学因辩证化而获得新生，并且这种新生恰好又构成哲学终结的条件；至于哲学中形而上学的终结，则仅仅是哲学自身的终结。所以，形而上学的终结不管具体形式如何复杂，归根到底仍然是哲学的终结，而不是用辩证的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哲学体系去取代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更不是拿这种哲学体系去替代实证科学。
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终结看成哲学的终结的两个维度，对于准确把握恩格斯的哲学(或恩格斯所阐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脱离哲学的终结来谈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终结，只会导致黑格尔式的体系哲学的重建；即使这种体系既唯物又辩证，也与恩格斯的本意大相径庭。
四、“哲学终结”的两个领域——自然哲学的终结和历史哲学的终结
对“哲学终结”来说，唯心主义的终结和形而上学的终结是两种学说类型和两种思维方式的终结，而自然哲学的终结和历史哲学的终结则是两大学科领域的终结。或者说，前两种终结涉及的是“哲学终结”的内涵方面，而后两种终结涉及的则是“哲学终结”的外延方面。这里所说的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特指那种以哲学方式构造自然规律体系和历史规律体系的学科领域，终结它们不因为别的，只因为它们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渊薮。就此而言，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的终结也可视为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终结的落实。
关于自然哲学的终结，恩格斯说：“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描绘这样一幅总的图画，在以前是所谓自然哲学的任务。而自然哲学只能这样来描绘：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它在这样做的时候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了一些后来的发现，但是也说出了十分荒唐的见解，这在当时是不可能不这样的。今天，当人们对自然研究的结果只是辩证地即从它们自身的联系进行考察，就可以制成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令人满意的‘自然体系’的时候，当这种联系的辩证性质，甚至迫使自然哲学家的受过形而上学训练的头脑违背他们的意志而不得不接受的时候，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清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种退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恩格斯的意思很清楚：自然界客观存在着一套辩证联系的规律系统，对自然界的正确认识无异于该系统的思想图画；描绘这一图画必须具备两个要件，一是这种描绘必须是经验的和实证的，二是这种描绘必须是辩证的；自然科学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二者兼备，但自然哲学则永远不可能具备前一个要件，因此必然被自然科学所取代。可见，恩格斯所要终结的不是某种特定的自然哲学理论，而是自然哲学这一学科。
历史哲学的问题首先在于它的形而上学性质。资产阶级的启蒙理想标榜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可是由这些华美约言换来的却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空想社会主义自命为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最终也不免“陷入纯粹的空想”。(注：参见《反杜林论》“引论·概论”和“社会主义·历史”等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黑格尔虽然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但“在这里，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等等也都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指出的现实的联系，把历史(其全部和各个部分)看做观念的逐渐实现，而且当然始终只是哲学家本人所喜爱的那些观念的逐渐实现。”历史哲学由此进一步暴露出了它的唯心主义性质。有鉴于此，恩格斯指出：“在这里也完全像在自然领域里一样，应该发现现实的联系，从而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运动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马克思的历史观就是对这种规律的揭示。“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在这一严格的意义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社会主义学说都不再是哲学，而是历史领域的实证科学，或者说，它们的高明不是因为它们是一种崭新的哲学，而是因为它们已经跟哲学划清了界限。当恩格斯说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的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时，当他将“理论的社会主义和已经死去的哲学”对举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他的意思无非是说“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哲学”，因为哲学“已经死去”。
总结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的终结，恩格斯认为，“现在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再是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种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在恩格斯的心目中，关于自然界和历史的哲学，不论它所试图建构的是局域性联系还是总体性联系，因其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错误，其使命都彻底结束了。
五、“哲学终结”的前提与限度
前已述及，恩格斯的“哲学终结”观是有限终结观。这种有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以坚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为基本前提，二是它为哲学保留了思维领域这块地盘。这两个方面又是密切关联的。
跟多数哲学家一样，恩格斯坚信“思维和存在的一致”。他说：“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两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它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他还说：“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只要它们被正确地认识，必然是互相一致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恩格斯的意思是，客观世界是有规律的，人的思维也是有规律的，如果被正确认识的话，二者必然是一致的。
什么是恩格斯所说的被正确认识的规律呢?这就是而且只能是辩证法的规律。在恩格斯的用法中，“辩证法”和“辩证法的规律”是不同的概念。关于“辩证法”，他有几段经典表述：“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辩证法被看作关于一切运动的最普遍的规律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关于“辩证法的规律”，也有相应的表述。“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不是别的，正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实质上它们归结为下面三个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这两个系列的规律(指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引者注)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多半也是如此。”(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恩格斯将“辩证法”和“辩证法的规律”有意加以区别，是为了说明“辩证法”是一种认识、一门科学，“辩证法的规律”则是一种客观存在，“辩证法”是对“辩证法的规律”的反映。这种区分跟他对“主观辩证法”(或“概念的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或“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区分是相联系的。关于后一种区分，他说：“所谓客观辩证法是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这样，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从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被倒转过来了，或者宁可说，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
在这里，恩格斯没有明确告诉我们：是否根据上述看法，研究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就应该是属于实证的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任务，而研究主观辩证法的任务则继续由哲学来承担?但从他反复讲“辩证法是科学”这一点不难看出，直接研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辩证法规律的那种“辩证法”，或者说“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那种“辩证法”，甚至更明确地说，包括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恩格斯本人的自然辩证法在内的这种“辩证法”，肯定是科学而不是哲学。那么，什么是作为哲学的辩证法呢?或者说什么是作为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的辩证法呢?甚至更明确地说，什么是恩格斯留给哲学作为保留地的辩证法呢?恩格斯没有讲。虽然如此，他的意思却比讲出来还要清楚，那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当然是其革命的方面得到了恢复而唯心主义的装饰被摆脱了之后的辩证法。在《反杜林论》的“引论”中，恩格斯说：“就哲学是凌驾于其他一切科学之上的特殊科学来说，黑格尔体系是哲学的最后的最完善的形式。全部哲学都随着这个体系没落了。但是留下了辩证的思维方式以及关于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在产生和消失的不断过程中无止境地运动着和转变着的观念。不仅哲学，而且一切科学，现在都必须在自己的特殊领域内揭示这个不断的转变过程的运动规律。而这就是黑格尔哲学留给它的继承者的遗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更重要的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一旦得到唯物主义的改造，其作为主观辩证法跟由实证科学所揭示的客观辩证法实际上就成了一个东西。这种情况下，当务之急就不是继续在“主观辩证法”即哲学方面下功夫，而是在“客观辩证法”即科学方面下功夫，包括在“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方面下功夫，正如恩格斯本人在“自然辩证法”方面所示范的那样。
这样一来，在恩格斯这里，“哲学终结”的限度就一目了然了。首先，对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或者说对一切关于外部世界的哲学，都要加以终结；取而代之的是经验的、实证的和辩证的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这些科学所揭示的规律，一定是合乎并表达了辩证法的，不过，它们并不直接讲辩证法本身。其次，“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其间，恩格斯用“学说”一词而不用“科学”一词，正好表明这个意义上的“辩证法”仍然是“哲学”而不是“科学”。至于将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一同保留，只是因为前者相当于思维领域的初等数学而后者相当于高等数学。与科学的规律(即自然规律和历史规律，或外部世界的规律)只是合乎和表达辩证法不同，哲学的规律(即思维规律)是关于辩证法本身的。最后，在哲学的终结和保留之间，在科学的规律和哲学的规律之间，实际上还存在一个特殊的地带，即作为科学而非哲学的辩证法和作为科学而非哲学的唯物主义，或者说作为科学而非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规律篇6
关键词：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哲学；贡献
1普列汉诺夫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及对民粹派的批判
1880年，普列汉诺夫由于进行革命活动，被迫离开俄国。侨居西欧（主要是瑞士）达三十七年之久，直到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胜利之后才回到俄国。普列汉诺夫经过1882年至1883年的理论与磨炼，转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用马克思的“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的话作题词，写了《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一书。这些标志着普列汉诺夫从革命民粹派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完成。
1898年，普列汉诺夫发表了《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集中批判民粹派分子的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以渊博的知识，从自由与必然、偶然与必然等方面精辟地论述了如何认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普列汉诺夫特别重视对伯恩斯坦的哲学批判，这在第二国际内是难能可贵的。
2普列汉诺夫的唯物辩证法哲学思想
普列汉诺夫系统地研究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捍卫了唯物辩证法的革命本质。
首先，他阐明了辩证法作为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意义。普列汉诺夫认为，一切方法中最革命的方法是马克思的辩证法。普列汉诺夫特别重视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历史领域，他指出：“辨证方法运用于社会现象上（我们仅仅就这个方面说），就造成了一个全盘的革命”，“我们靠这个方法得到了把人类历史当作一个有规律的过程的看法。”（《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他重视用唯物辩证法去分析俄国社会的性质，正确地揭示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和俄国物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必然性，与列宁一起，奠定了俄国革命实践纲领的理论基础。
其次，关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作了具体而深刻的阐述。
普列汉诺夫曾经多次强调，一切发展都是由事物内部矛盾引起的，都是对立面相互作用的结果。“任何现象在下述意义上都是矛盾的，即它从它本身中发展着哪些早晚要结束其自身的存在的成分，把它变为它本身的对立物。”《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他列举大量的实例具体生动地说明对立统一规律是一个客观的、普遍的规律。
普列汉诺夫对于质量互变规律给予了特别的重视。他针对俄国民粹主义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把社会的发展归结为“和平的和平静的进化”，鼓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否认社会发展飞跃性的庸俗进化论的观点，强调质变、飞跃在事物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他指出：“一个一定的内容的渐进的量的变化，最后要突然激起质的变化。这个突变的环节，就是飞跃的环节，渐进性中断的环节。如果认为自然和历史不作飞跃，就大错特错了。”（《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二卷第143页）普列汉诺夫又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飞跃和革命，但并不因此否定进化，而是主张二者的辩证统一。他说：“马克思不仅没有忘记了进化，而且，相反地，却发现了它的许多最重要的规律。……他第一个表明了，经济的进化会导致政治的革命。”“经济的进化引起法权的变革。”（《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一卷第425页、714页）。是否承认飞跃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是唯物辩证法与庸俗进化论的根本区别，是否承认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列宁十分重视普列汉诺夫关于两种发展观的概括以及关于对庸俗进化论的批判，他都在不同程度上吸取了普列汉诺夫的这些重要思想。
3普列汉诺夫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普列汉诺夫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19世纪中的一个最伟大的发现。为了论述这一伟大发现，他对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作了探讨和分析。唯物史观是普列汉诺夫一生哲学研究的中心，在这方面他作出了许多理论贡献。
他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针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学者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历史观，而没有世界观、认识论的谬论，普列汉诺夫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既包括自然界，也包括历史。无论是在自然界或是在历史方面，这种世界观都是本质上辩证性的。但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涉及到历史，所以恩格斯有时将它叫做历史的。这个形容词不是说明唯物主义的特征，而只表明应用它去解释的那些领域之一。”（《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读》）后来他更加明确地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仅仅是马克思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部分。”（《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二卷第311页）普列汉诺夫的这些论述不仅粉碎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肢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企图，而且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
普列汉诺夫系统地论述了唯物史观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过程。他的《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是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特别是唯物史观发展史的专门著作。他在这部著作中对18世纪到19世纪欧洲哲学发展历史和唯物史观形成史的详细考察，论证了唯物史观的创立“是十九世纪理论思想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是人类思想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真正的革命，最伟大的革命“。这些论述不仅粉碎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肢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企图，而且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
这些论述不仅粉碎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肢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企图，而且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
普列汉诺夫系统地论述了唯物史观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过程。他的《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是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特别是唯物史观发展史的专门著作。他在这部著作中对18世纪到19世纪欧洲哲学发展历史和唯物史观形成史的详细考察，论证了唯物史观的创立“是十九世纪理论思想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人类思想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真正的革命，最伟大的革命。”（《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三卷第215页）普列汉诺夫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就在于批判地吸取了前人的合理思想和积极成果，抛弃前人历史观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糟粕，运用了与前人根本不同的立场和方法，彻底解决了以往的思想家在探索社会历史规律时所遇到的难解的问题，发现了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具体有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普列汉诺夫创造性地提出和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地理环境论。在社会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中，他详细地考察了地理环境的作用，指出地理环境是通过影响社会生产力而对社会发展发生作用的；这种影响是一个可变量，它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在人类社会早期和原始社会，地理环境对社会生产力的形成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在文明时代的社会发展中，社会运动有其相对独立于地理环境的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这时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只起着加速或延缓的作用。普列汉诺夫得出了自己的独特的理论结论，这些结论丰富了唯物史观，一直到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关系的概括，普列汉诺夫作了新的解释。第二，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关系的概括，普列汉诺夫作了新的解释。他在
批判“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时，把生产关系区分为狭义的和广义的两种：狭义的即通常所说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广义的生产关系或者称为技术上的生产关系，是指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的那些“直接关系”如劳动组织形式。他指出，前者有时可能落后于生产力很远，并因此必然引起根本的社会变革，而后者则基本上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而平行发展。普列汉诺夫的这种划分，在地理上和实践上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第三，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意识的理论作了新的补充和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他第一次提出社会意识包括社会
心理和社会思想两种基本形式，特别是提出社会心理问题，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他指出：“要了解某一国家的科学思想史或艺术史，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二卷第507页）普列汉诺夫的这个思想，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更为丰富和具体化，而且给人们进行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科学方法论的指导。
第四，普列汉诺夫科学地阐述了个人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个人创造历史的能动性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关系问题，对唯物史观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指出，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必然性，即由生产关系的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生产关系的发展决定的；伟大的历史改造任务，是以群众为主体完成的，但是历史的必然性并不排除个人的自的有意识的人的由，而且它本身就是通过有目活动实现的，在这里已经包含了人的意志自由，也肯定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同时他又反复强调，自由是以必然为前提和基础的，个人的积极作用只有在认识了历史规律性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正确认识个人的历史作用以及个人和群众的关系，历来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多年来，普列汉诺夫的这些思想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活动发挥了极其重大的指导作用。
4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地位
关于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直接关系到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哲学思想的关系问题。这在苏联哲学界曾经存在过不同意见的争论。20年代苏联的德波林、阿克雪里得等自称是“普列汉诺夫哲学正统“派，他们对普列汉诺夫的贡献估计过高，极力否认、甚至美化他的缺点、错误，低估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伟大作用。另一派是苏联哲学家以米丁、西脱考夫斯基等为代表，他们批评德波林派，但却不承认普列汉诺夫对列宁的重大影响。以上这两种观点都过于偏颇，不符合历史事实。
当然，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艺术哲学等方面也作出了应有的历史性贡献，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矗立的一座“丰碑”，虽然他曾因长期的侨居国外，不了解俄国革命的现实发展，在理论上作出了一些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判断，但全面、深入、准确地把握普列汉诺夫哲学思想，准确把握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的这个“中间环节”，即使在今天，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对于马克思主义在民族国家的具体应用，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从总体上看，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相当深刻而且比较全面。这在很大程度上讲，他主要是一名学者，主要是从学术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关。实践可以使理论在某一方面得到深化和发展，但换一个角看，它也使人们在理解这一理论时，注意力集中在某一点或某几点上，视野变得狭窄了。脱离革命实践使他不可能成为好的革命者，但却使他成为视野开阔的卓越的理论家。
参考文献
[1]安启念，2004年：《新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李尚徳，2009年：《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规律篇7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定位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位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所在
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位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种提法完全违背了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一整块钢铁”的旨意，列宁说：“意识总是反映存在的，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看到这个原理与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有着直接的和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可能的。[《列宁选集》第2卷，第330页]”这里重点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可分割性、整体性、统一性，并不能由此判定还存在与历史唯物主义并存的辩证唯物主义。对于这一定位存在两种可能情况：一是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运用和发展，两者有时间上的先后；二是两者相提并论，平行并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两个组成部分共存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这两种情况都毫无例外地承认了一个现实，就是关于自然界的一般规律和看法与关于人类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和看法是完全割裂的，分门别类地把它们装入两个不同的框架中，而历史唯物主义不是把“历史”作为研究领域和解释对象的唯物主义，这势必造成人所赖以生存的整个世界的断裂，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截然分开，或者说这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人本身就生存在统一成体系的世界中，而对于自然界形成的一般规律与看法并不是与存在于历史中的主体无关的消极对象，其中必有人的历史活动参与在内。因此，这一提法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的对象性活动，会把自然与人类社会自然地割裂开来，这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这一定位在逻辑上隐含的问题是科学与哲学的混淆，科学与哲学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科学是对世界一般规律的概括和总结，研究的是存在者，在这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对自然界规律以及人类社会、思维规律的总结，就是对存在者的表述，这种表述毫无疑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定为科学的表征；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在哲学的意义上，世界观并不是对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和观点，而是对存在的把握，是人与世界之间的否定性统一关系，是人生活于世界其中的批判性反思，是对科学思维的超越，这一过程不是规范地表述，而是能动地表征人的生存意义与价值，否则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能称之为带有新世界观意义的哲学。因此要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厘清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才能真正体会人与世界的否定性统一关系中所蕴含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这一提法在内容上存在的问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生的著述中从未有过单独或专门论述辩证唯物主义的篇章和著述，他们从年轻时就立足于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并且终生致力于通过与社会现实接触的途径来把握人类的生存境遇，揭示了人们现实生存境遇的经济根源，表现了其哲学体系的批判性与革命性。恩格斯著的《自然辩证法》也是在总结和揭示自然科学的不同发展阶段，从分门别类到综合体系直至到辩证科学思维方式的过程，这依然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主要内容，马克思晚年著的《资本论》就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论证，依此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法站不住脚。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的隐性问题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实践唯物主义”的定位显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结果，改变了以上提法的直观性和片面性，且能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样系的多样性，展示了以人与世界的实践关系为基础的全部理论内容。但其中隐含的问题表现为：一是混淆了实践本体论与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是哲学理论体系，而实践本体论是对于世界本原问题的探究，如果弄不清两者有区别，必然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为实践唯物主义。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提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4页]。在这里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以往一切旧唯物主义没有找到世界的真正本体，而只是把本体所表现出来的外在现象进行理解，或者可以说是忽视了人对世界的能动性把握，唯心主义恰恰夸大了这一环节，又缺少了现实社会中的感性确定性。马克思是从感性活动和实践来理解事物、现实、感性，把事物和现实世界看做历史活动中的生成和发展，才真正把握了世界的本原和人类社会历史的规律。马克思得出的这一结论是在长期的哲学研究与现实社会生活的思考中形成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针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的劳动概念进行了黑格尔辩证法和历史空场的批判，这一批判在哲学上重新进行存在论奠基的“对象性活动”，亦即“与思维有差别的感性行动、实践以及现实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78页]。他表述到：“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24页]这是对实践较早期的理解和表述，随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象性活动”、“感性活动”、“物质生活的生产”等“实践”纲领便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纲领出现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由实践开始展开对全部旧哲学的批判的，实践就是这一新世界观的拱心石。马克思就是把实践活动看做是世界本体化的展开过程，从而探究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的，因此，如果混淆了实践本体论与实践唯物主义的区别，就会得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的结论。
二是没有区分实践思维方式与实践唯物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为基础建立的哲学理论体系称之为实践唯物主义，显然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性实践性认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这无非是没有真正搞清以实践为内在思维方式的新世界观的真实内涵，也不能真正体会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历史性变革，掩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意义。马克思实现了西方哲学史上两千年的哲学变革，无可厚非地是使本体论的思维方式转向了实践的思维方式，使西方哲学理论从理性霸权、概念宰制逻各斯统治的独断世界即传统哲学建构的“本体论世界”回归到现实的人和人的真实世界，马克思否定追求永恒原则、绝对真理的哲学妄想，否定与现实相脱离、由概念建构起来并加以实体化的所谓独立的本体世界，否定了绝对化的哲学传统，使哲学找回了属于人自己的哲学。早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就一再强调哲学的世界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强调哲学的现实化。马克思在对传统哲学和意识形态的批判中，揭示了脑力劳动的主要形式是通过思维的抽象作用理解事物、现实和感性，随着思维抽象能力的发展，现实的一切事物都可以抽象为纯粹逻辑的规定，现实的一切运动都可以抽象为纯粹逻辑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5—106页]，在纯粹理性完全脱离了现实或感性确定性之后，逻辑、意识的确定性只能在纯粹理性自身之内建立终极基础，“纯粹的、永恒的、无人身的理性”反倒成了一切现实存在的基础，马克思在本质上揭示了西方传统哲学脱离现实而又统治现实的颠倒的世界观，其任务就是把这种颠倒的世界观再颠倒过来，以使人们正视真实的现实世界。[孙利天，《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一个人，如果想在天国这一幻想的现实性中寻找超人，而找到的只是他自身的反映，他就再也不想在他正在寻找和应当寻找自己的真正现实性的地方，只去寻找他自身的映象，只去寻找非人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9页]“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00页]随后，又说，“对思辨的法哲学的批判既然是对德国迄今为止政治意识形式的坚决反抗，它就不会面对自己本身，而会面向只有用一个办法即实践才能解决的那些课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07页]这一系列的表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方式的转向，把西方传统哲学的本体论思维方式变革为人自身生存视域内的实践思维方式，以此来探究人类社会历史领域的发展规律和未来趋向，这种新世界观所面对的已不是传统哲学的问题和领域，而是开辟了哲学的新视域。依此看来，可以这样说，实践思维方式是马克思探究人类社会历史的一种方式或手段，在这里实践的意义是广泛的、无限定的，是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中介，以此为基础，进而从物质生产实践的社会性、历史性来理解人，揭示人的本质。因此，如果对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唯物主义不能很好区分的话，就会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论证
1、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
对于这一问题的厘清，显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位的关键。如果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但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意义还不能把握，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把“历史”作为解释原则或“理论硬核”的唯物主义，而不是把“历史”作为研究领域或解释对象的唯物主义。[孙正聿，《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意义》，载自《哲学研究》，2007.03]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变革就在于改变了以往旧唯物主义哲学的直观性和机械性，不能呈现出现象背后隐藏的真正本质；对于唯心主义来说改变了其脱离现实、脱离社会历史的思辨思维方式，而真正能够从现实生活中人的感性的物质生产活动入手，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根源，分析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趋势以及人类自身的生存状态，实现人类的本体论追求。这不能不说是以历史的原则或解释方式形成的哲学理论体系，如果我们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是以“历史”作为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那也就必然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人类历史领域之外还存在一个不同于人类历史的自然界，而这个自然界又与人类社会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难道人类社会历史会脱离开自然界而单独存在吗？很显然，这只是在经验的层面上来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而不是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上来理解这一问题，因此说，这一理解根本违背了马克思的初衷。恩格斯曾经说过，马克思一生有两大发现，一是剩余价值学说，一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也就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就不存在独立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其理论体系就是以历史的眼光或视角、以历史为解释原则、以历史为理论根基而进行的对人类生存状况的理论学说，这也恰恰验证了后来恩格斯得出的论断，“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各种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1页]这应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好解释，也足以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意义所在。恩格斯的这一论断绝不是一个现成的结论，而是有其论断的理论依据。
2、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依据
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具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抽象的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马克思认为社会关系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处于一定历史时代中的以一定的物资资料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各种具体的联系，这依然是在探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的历史活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系统和经典的集中表述，马克思说：“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想出的，……这是一些现实的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页]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表明了人类社会历史的根本前提就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而从事这些物质生活资料的主体必须是有历史性的人，他们要受物质生产关系的制约，而不是任意抽象的规定。马克思又说：“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页]这足以说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人类历史活动的结果，世界不是从来就有的，是通过人类的现实的感性实践活动的具体体现，深刻阐明了人与世界之间的内在关系。他说：“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页]在这里马克思强调了这种新世界观与以往旧哲学的根本区别，就是使现存世界革命化，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和文献中到处显现着他们的哲学思想是一种颠覆性的新世界观，而不再是以往“解释世界”的旧哲学模式，这里篇幅有限，不可能一一列举，只是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这种新世界观就是探究人与世界的关系需要通过实践这种否定性活动而得到发展，人的自由、价值、发展需要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展现，这是人类生存的展开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就是以这样的逻辑理路来建立其哲学理论体系的。这一过程的展开和发展必须以历史的解释原则和理论根基来加以说明，而作为“直接的生命活动”、“感性的物质活动”等实践活动是构成这一过程的起点、根本前提以及存在方式，或者说是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来完成这人类历史活动的使命的，如此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最终的关注点应该是人类社会历史，他所关注的实践只不过是其完成使命的思维方式和手段，因此，其最终的本质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3、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意义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位的把握关涉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澄清是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前提，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条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认定为是历史唯物主义，这是相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进一步深化，如果象有学者认为的那样，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针对旧唯物主义哲学的机械性提出来的，实践唯物主义是针对旧唯物主义哲学的直观性提出来的，那么这两种称谓都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本质的体现，都是在与它物相区别的意义上提出的。按照黑格尔的逻辑，作为自为存在才是自身本质的体现，这种自为存在是排斥别物之物的。事物真正的本质不是在恶无限的与它物比较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而是一种单纯的自身联系，是回复到自身对自身内在本质的一种显现。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规定性是不能在与其他哲学体系的比较中来体现的，这只能体现出他的某些特性，只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征，而不能将其归为本质。其本质应是在其自身中呈现出来的，或者说历史唯物主义是其本质内容的内在显现。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位为历史唯物主义，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真正出发点和旨意，深入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概括总结出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并不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重视的应是生产关系，其基本结论应是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在马恩经典著作中，他表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制约关系，而不是决定关系，而这一理解也是忽略了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历史的整个过程作为研究的起点，应该说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概括有一定的联系。马克思始终把生产关系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反对决定论的思维方式，把整个人类历史看作是能动的、客观的、物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一理解有助于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脉络，不会造成彼此分裂的局面，澄清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误解。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2卷,第330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24、48、54、105—106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78、324、199、200、207.
[4]孙利天,《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5]孙正聿,《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意义》,载自《哲学研究》,2007.03.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1页.
[7]《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5、88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规律篇8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是唯物论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它带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和与时俱进的特性，当其处于不同时代和不同环境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涵、意义以及影响也会随之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时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自然科学进步和哲学理论不断进步发展的产物，其在21世纪的今天，依旧是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指导思想。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形成
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发展日趋成熟，在这个阶段中自然科学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出现了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达尔文进化论三大科学发现，不仅是人类哲学思维中的创造性的发展，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立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成和发展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规律，阐述了资本主义时代的现状和未来，表达了当时无产阶级的发展需求，预示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方向，是人类思维发展中一次不可阻挡的思想大变革。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意义
1.理论的科学性和深刻性
哲学理论大多是反映当时所处时代的人类思维特点和文化发展的现状，理论深刻性的缺乏让这些哲学理论暂时性的出现，并成为社会发展历史的产物。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以实践为传承的载体，以其深刻的理论见解成为经济历史上不落后、不退步、不过时的重要理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实践出发，从而反观、透视和理解现存世界，把对象、现实和感性当作实践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独特的理论体系，让其具备了理论的科学性和深刻性。
2.理论的严谨性和长远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创作的过程中，十分重视整体的结构性和完整性，主要把唯物论和辩证法、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相结合，形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著作和理论的系统性和严谨性，决定了它们同时具有长远性。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我国现代社会主义发展的影响
（一）指导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
“改革开放”经济政策是邓小平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思想，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而做出的重要决策，这项决策加快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脚步，成功引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打开新的篇章。
（二）推动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时俱进的特性，适应中国现代化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趋势和发展脚步。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社会发展经济、文化发展以及各项社会体制都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运用，有利于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方向，有助于国家领导人掌握科学、正确的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让中国在借鉴和学习先进管理技术时，加快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进入新阶段的脚步。
三、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意义
（一）正确把握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马克思主义是长期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唯一思想和方法，正确把握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必须学会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角度上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发展观和共产主义观念，坚定共产主义和社会理念。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掌握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关系，认清人类社会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方向，引领国家、城市、人民朝正确的方向前进。
（二）加强社会主义发展政策的执行力度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能够让我们更加坚定的执行党的路线、政策，加强工作执行的力度，提高工作效率，全面实施各项利于社会主义发展和进步的政策和措施。同时，能够让我们更好的理解和认同党的各项决策，提高自身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促进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奠定基础。
（三）指导各项社会体制和政策的制定、落实
社会主义经济的秩序健康运行，离不开各项社会体制和政策，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有助于促进各项经济法律法规、经济体制及经济决策的制定和落实。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的各项社会体制和政策，能够不断适应社会的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变化，确保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社会主义经济能够保持强大的活力、生命力和生机，能够随时适应各种时代的挑战。
（四）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体制发展的脚步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利于我们从实践出发，认识和解决人与世界的关系，能够帮助我们快速掌握社会生产发展的规律，把握社会体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影响。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些规律及关系，能够让我们自觉按照发展规律办事，并在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少走弯路，尽快建立合适的社会体制，降低探索道路上的损失和资源消耗，加快发展的步伐。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能够帮助我们透过错综复杂的社会市场环境，掌握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制定适应自身发展的路线，从容淡定适应世界上各种经济挑战，为促进中国现代化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规律篇9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的故乡是德国，但我们既不需要“乡恋”，也不需要“乡愁”，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世界性的精神产品，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全球化的产物。马克思没有使用过“全球化”一词，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世界历史”这一概念，明确提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资产阶级“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这一观点。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就是指世界一体化。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3]276。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3]277。这就是说，19世纪中叶，经济全球化已经发端。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所产生的一种世界性的精神产品，它并非仅仅属于德国、西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这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但是，我们又要看到，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在当时主要反映了西欧的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反映了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反映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传统，科学社会主义主要反映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传统。所以，马克思主义要在不同的民族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必然存在着一个民族化的问题。1887年，恩格斯在《美国工人运动》中就提出了美国工人阶级的纲领“必须彻底美国化”的问题。就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要做到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取得民族的形式，用同志的话来说，就是“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使之成为中国人民认识历史、改造现实的思想武器[4]202。在同志看来，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同时，马克思主义要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就必须同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传统文化不是文物。在历史中形成，并在现实中仍然发挥作用的文化才是传统文化。如果是在历史中形成，在现实中消失、不再发挥作用的，就不是传统文化，而是文物。中国的具体实际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必然是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这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必须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否则，就不可能中国化。所以，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提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5]534，并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全党亟待了解亟须解决的问题”。我们应当注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使马克思主义去迎合中国传统文化，也不是用中国传统文化去“化”马克思主义。如果仅仅用中国传统文化去“化”马克思主义，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会“空心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不是简单的概念转换，把物质变成“气”，把矛盾变成“阴阳”，把规律变成“道”，把共产主义简单地变成“大同社会”等等，这是文字游戏。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相结合，使现实的问题上升为理论的问题，给予马克思主义的解答，并在这个过程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其精华，对之进行创造性转换和发展，并把这种经过转换、发展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使马克思主义取得民族形式。用同志的话来说，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精神生产不同于物种遗传。以基因为遗传物质的物种延续是同种相生，而精神生产、哲学思维却可以通过对不同种类的理论、哲学以至不同学科成果的吸收、消化、转换和再创造，形成新的理论形态，新的哲学形态。一种理论、哲学所包含的观念因素，有些是不能脱离原系统而存在的，有些则可以经过改造而容纳到别的理论系统、哲学系统中。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能性。我们还应当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中国传统文化是古代农业文明的产物，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形态。这一点我们要清楚，要明确。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之所以能够发挥巨大的时代作用，就是因为它隶属于现代文明。每个民族、每个国家在不同的时代都有自己所面对的特殊的客观实际，都有自己所面临的特殊的社会问题。我们不可能在高科技社会把高科技的工业文明嫁接到一个田园风味、宁静安详、人际关系淳朴的农业社会上，不可能用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观念来治理当代生态问题。“天人合一”观念的实质不是生态平衡，而是“存天理、灭人欲”。我们一定要明白，不是儒家学说、传统文化挽救了中国，而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儒家学说、传统文化避免了同近代中国一样走向衰败；不是儒家学说、传统文化把一个满目疮痍、贫穷落后的中国推向世界，而是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把儒家学说、传统文化推向世界，使孔夫子名扬四海，使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振雄风的可能。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本末倒置。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去分析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使现实问题上升为理论问题，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继承，进行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使优秀传统文化的因素进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形象地比喻为“望远镜”和“显微镜”。我的理解是，望远镜使我们看得更远，高瞻远瞩；显微镜使我们看得更细，见微知著。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就犹如我们既有了望远镜，可以高瞻远瞩，又有了显微镜，可以见微知著，而无论是“望远镜”，还是“显微镜”，实际上都是方法论。邓小平同志说过，“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6]303，强调的也是哲学的方法论功能。同志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有机统一的，学习和掌握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建设的重大任务”[7]。作为科学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就是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论。同志说过，把世界观转过来去研究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这就是方法论，此外没有别的什么单独的方法论。把世界观运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运用到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就转化为方法论。用哲学的术语来说，方法是把客观规律内化到头脑中，转化为认识活动的规则、程序、手段，然后以此为基础去分析问题、认识事物和改造现实。例如，对立统一是客观规律，转化到我们头脑中就变成了矛盾分析法。判断任何事物的时候，我们都应该知道矛盾无处不在。再例如，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用这个观点去分析现实的人，就转变为方法。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马克思的名言了：“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3]344。方法不是单独存在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一言以蔽之，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科学的方法论，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1895年，在致威•桑巴特的信中，恩格斯就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8]742-743。的确如此，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启示录；是方法，而不是教条。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绝对真理体系，不可能无所不知，不可能给我们提供关于现在问题的现成答案。如果有一种学说认为自己包罗了所有问题的答案，无所不知，那么，它只能是神学，而不可能是科学。我们只能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它所能做的事，而不能要求它做不能做的事。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方法论。
二、如何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如何把握历史规律
我们都说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但在实际工作中又很难做到实事求是；我们在主观上都想一切从实际出发、达到实事求是，但在客观上往往又偏离了实事求是。为什么？以往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都没有说过这个问题。怎么样才能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一要分清实际中的现象与本质，把握事物的本质，从而从表面的实际寻找深层的实际，力戒从现象出发；二要分清实际中的形式与内容，把握事物的内容，从而力戒脱离内容、本末倒置的形式主义，真正做到求真务实；三要分清实际中的局部与全局，把握事物的全局，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实际上就是全局意识；四要分清实际的主流与支流，把握事物的主流，从而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五要分清实际中的偶然与必然，把握事物发展的必然和规律，从而真正理解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代表中国的未来；六要分清实际中的可能与现实，把握事物的发展趋势，区分现实中蕴含的种种可能性，创造条件，消除不利的可能，促使有利的可能转化为现实。力戒从抽象的可能出发，要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就必须按照辩证法办事，科学地把握矛盾分析法。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从根本上说，就是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辩证思维方法之所以比形而上学思维方法高出一筹，从根本上说，就在于辩证法在对立的东西中发现同一关系，在同一的东西中发现对立关系，善于从矛盾双方的对立中把握它们的同一，同时从矛盾双方的同一中把握它们的对立。更重要的是，要按照辩证法办事，科学地把握矛盾分析方法，就要善于发现和把握矛盾的特殊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研究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事物的特殊本质，无从发现事物变化的特殊原因，无从把握事物发展的特殊规律，也就无法正确地认识事物、合理地改造事物。“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认识事物，最主要的是认识事物的特殊性；研究问题，最主要的是研究问题的特殊性；结合实际，最主要的是结合实际的特殊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实际工作中必须遵循的原则。有的矛盾可通过一方“克服”另一方的方法来解决；有的矛盾可通过双方“同归于尽”的方法来解决；有的矛盾可通过对立面的“融合”的方法来解决；有的矛盾则需要通过创造某种新的形式，使矛盾能在其中良性运行的方法来解决。但是，我们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是，看似相同的矛盾，出现在不同的条件下，解决的方法也不相同；看似有效的方法，置于不同的环境中，不一定能发挥同等的效用；看似已经解决了的矛盾，在变换了的时空中，有可能“复活”再现。社会领域的矛盾和问题，既可能是新的矛盾和问题，也可能是重复出现的老矛盾和问题。但是，这种重复往往是形式上的重复，内容上则是新的，因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往往是不可重复的。比如“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总是不断地解决，又不断地以新的具体的形式“复活”，不断地“复活”就必须不断地采取新的具体的办法来解决。我们应当记住列宁的话，那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关于事物发展的规律。规律有自然规律和历史规律两大类型。人们一般都承认自然规律，因为人们在自然界中往往看到的就是自然事物的重复性，日月运行、春去秋来、花开花落、生生死死……但到了历史领域，很多人就怀疑甚至否认历史规律。为什么？因为，人们在自然中看到的是自然事物的重复性，在历史中看到的是历史事件的单一性。的确如此。历史事件都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1775年的美国独立战争，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911年的中国辛亥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国的等等，一个一个都是不可重复的。不仅历史事件是单一的、不可重复的，历史人物也是单一、不可重复的。法国的罗伯斯庇尔，美国的林肯，中国的孙中山等等，都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伟大人物不可重复，平凡个人也不可重复。问题在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是不可重复的，可历史规律是可重复的。是单一的、不可重复的，可改良和改革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并不罕见；法国大革命是单一的、不可重复的，但资产阶级革命作为历史现象，在近现代的历史上重复可见；罗伯斯庇尔、林肯、孙中山是单一的、不可重复的，可时势造英雄在不断重演。我们要把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历史规律这三个概念加以区分。历史事件是“一”，不可重复，但历史现象是“多”，在这多种多样的历史现象背后，是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就会重复起作用的历史规律。在一个个不可重复的历史事件背后是可重复的历史规律。历史规律同样具有重复性、常规性，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某种历史规律就会反复发生作用，成为一种常规现象。1640年的英国革命，1789年的法国革命，1911年的中国辛亥革命，这一个个不可重复的历史事件的出现，体现的不正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规律吗？孙中山、、邓小平，这一个个不可重复的伟大人物的出现，体现的不正是时势造英雄这一规律吗？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历史规律的重复性不等于历史事件的重复性，因为任何历史事件的产生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规律重复的只是其中共同的本质的东西，其中的偶然性使各个历史事件各具特色，不可重复。法国革命和英国革命都是资产阶级革命，但无论是他们领导人的个性，还是他们的过程和结果都不一样。英国革命的最终结果是君主立宪，法国革命的最终结果是共和。严格地说，任何自然事件也不可重复，表面上重复实际不重复，因为自然事件也是偶然性和必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年德国皇帝邀请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给宫女们上哲学课，莱布尼茨在皇家花园里给宫女们上第一堂课时就说，世界上没有两片绝对一样的树叶。这实际上说明，自然事件也是不可重复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规律篇10
中图分类号：DF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63（2000）09—0048—08
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法律思想史、法制史以及马克思主义各部门法理论所构成的科学理论体系。其中，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是科学的法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辩证结合，是整个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基石。
如同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萌芽、发展直至形成也是一个历史的、渐进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835年—1842年上半年，即从学生时代到《莱茵报》工作前期，是马克思从康德主义向黑格尔主义的转变时期。在这一时期，青年马克思创立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法哲学观，即新理性自由主义法哲学观；第二个阶段，1842年下半年—1844年初，即从《莱茵报》工作后期到《德法年鉴》的创办，这是马克思由新理性自由主义法哲学观向科学法哲学观的发展过渡时期；第三个阶段，1844年春—1846年，即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法哲学观的形成期。（注：参见公丕祥：《马克思的法哲学革命》，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9页。其中，公丕祥教授把第一个阶段称为“新理性批判主义法哲学观”。）
其中，第一个阶段作为起点对于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最终形成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尽管这一时期的法哲学思想尚不成熟，但他所提出的关于新理性自由法的理念和内容，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
一、马克思新理性自由法思想的发展轨迹
1835年10月，年轻的马克思满怀造福人类的宏伟志向，肩负着家庭的期望，来到波恩大学法律系学习。次年10月，他转入柏林大学继续攻读法学。这段时间里，马克思非常欣赏康德的理性自由主义法学观。但是，在经过刻苦的理论学习之后，他又感到这种形成于40多年前的、充满理想主义的法学观似乎并不那么令人满意。于是马克思决定，以这种理想主义的法学观为基础，通过自己的研究去分析法的一切领域，进而构建起一个新的、无所不包的法哲学体系。他的意图是从现代法本身引申出自己的基本原则来，并把它贯彻到罗马法中。他认为，罗马法是一切现代法的核心，而法哲学的任务就在于，从思辨哲理的角度去概括现时代的法律实践及成果并贯彻到罗马法中去，使罗马法体现新时代的法律精神。在艰辛的理论劳作之后，马克思试图构建的法哲学体系逐渐形成，它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名为《法的形而上学》，主要是试图先验地规定法的原则、思维和定义；第二部分名为《法哲学》，旨在论述法的先验原则在罗马法中的贯彻。这第二部分又区分为形式法和实体法两种学说，“其中关于形式法的学说，应当叙述体系在连贯性和联系方面的纯粹形式，它的分类和范围；关于实体法的学说，相反地，则应当叙述体系的内容，说明形式怎样凝缩在自己的内容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1页。）为了这一体系，马克思还认真撰写了约有300印张的手稿。
这一法哲学体系是理想主义激情的产物，在随后进行的理论研究中，尤其是1837年夏秋通过同青年黑格尔派的接触，使马克思越来越认识到理想主义法学观本身的严重缺陷。通过重读黑格尔的著作，马克思深深地被他那丰富而精辟的思想所吸引，开始明白黑格尔学说对他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与康德不同，黑格尔强调，哲学的态度“必须绝对避免把国家依其所应然来构成它”，“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因为存在的东西就是理性”。（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序言第12页。）事实上，整个黑格尔思想体系的开端就是“存在”或“现有”。于是，黑格尔学说像“诱人的海妖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5页。）把年轻的马克思诱入它的怀抱。
马克思运用黑格尔学说，对自己的旧信仰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判，发现自己精心构建的法哲学理论体系实际上充满着矛盾和错误，并最终看清了“全部体系的虚假”（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3页。）。在这场精神世界的剧烈斗争中，马克思由康德主义转向了黑格尔主义。但是，在这场转变中，马克思并不是彻底地抛弃了康德主义。他所抛弃的只是康德从“应有”出发去推演“现有”的理想主义和独断主义的法学方法论，而康德强调人的价值与尊严、诉诸自由理性的进步思想则被马克思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马克思找到了黑格尔学说这一思想武器，但他也并不是一个纯粹的黑格尔主义者。马克思欣赏黑格尔从“现有”出发，从事物内部的矛盾出发理解事物的辩证法，却并不赞成黑格尔身上所体现的德国“庸人”的软弱。总之，马克思在这一时期既继承了康德理性自由主义的积极因素，又吸收了黑格尔理性国家主义的合理内核，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以人类理性、自由为核心的法哲学观。为把这种法哲学观与同样是强调理性与自由的康德旧理性自由主义法哲学观区别开来，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新理性自由主义法哲学观。
马克思于1841年3月完成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1842年1—2月撰写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以及1842年4—8月分别写下的《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等文章是这种新理性自由法思想的代表作。
二、马克思新理性自由法思想的主要内容
1.关于人与自由
伊壁鸠鲁生活在马其顿军事帝国统治时期。在军事专制统治之下，以雅典为代表的城邦民主制已经解体，昔日全体城邦公民参加国家事物管理的局面则成为过去。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无法获得支配自己命运的自由权利。其时，早期斯多葛学派将德谟克利特的必然性思想推向极端，借助自然法极力宣扬“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宿命论思想。伊壁鸠鲁虽然是德氏的学生，但他却主张重视偶然性和主体的能动作用，强调对个人幸福、快乐的追求，宣扬个人的绝对自由与独立，并以此为基础，第一次提出了“社会契约论”的思想。在当时的德国，随着资产阶级激进政治运动的发展，争取民主反对专制、崇尚理性摒弃神性、追求自由否定强权，已构成了一种新的时代潮流。正是在这种极其相似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对伊壁鸠鲁表示出了赞赏与推崇。
与德氏只注重原子直线运动的机械论不同，伊氏强调了原子偏斜运动所带来的偶然性，他的目的并不只是想说明物理学上的一个原理，而是为了提出自己关于自由这一哲学领域重要问题的基本观点。伊氏认为，即使在当时希腊社会制度分崩离析之际，人们也不必惧怕无法维持个人的幸福、快乐与安宁，因为整个物质世界都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是自由的，而人的个性和原子一样。因此，每个个人都可以是绝对独立和自由的。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这一自由观，认为伊氏的不朽功绩就在于“肯定了自我意识的自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45页。），强调了个体的自由与独立性。
伊氏的自由观还体现在抨击宗教神学的无神论精神上。他并不像其他希腊哲学家和普通人那样对天体满怀虔诚崇敬之情，并反对把天体作为神来崇拜，他认为神实际上是由人的愚昧造出来的。伊氏之所以对宗教神学奋起抨击，正是由他的哲学思想核心——自我意识的绝对性和自由所决定的，把天体崇拜为神，这是与自我意识的绝对自由格格不入的，只能导致迷信和不自由的产生。马克思对此大加赞赏并因此而称伊氏为“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42页。），同时进一步认为，“因为无理性的世界存在，所以神才存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5页。）
然而，马克思在对伊氏的自由观加以肯定的同时也予以了科学地批判。在黑格尔学说里，自由和必然是统一的，“精神在它的必然性里是自由的，也只有在它的必然性里才可以寻得它的自由”（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1页。），“内在的必然性就是自由”（注：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5页。）。吸收了黑格尔思想精华的马克思认为，伊氏由于过度地肯定偶然性而忽视了必然性，因而把个人的价值、利益与幸福推向了极端，导致了绝对自由观。同时，由于“偶然”是一种只具备可能性的现实性，所以伊氏实际上是对现实存在的可能性漠不关心，这就表明，伊氏把作为客体的现实和主体自身割裂开来，把人与环境对立起来，因而他的自由观的基础只是一种幻想的抽象的可能性。马克思通过对伊氏自由哲学的研究与批判，既加深了对现时代的认识，又形成了自己的法哲学观点；既强调作为主体的人的自由、价值与尊严，又重视客体、环境的作用；人要成为真正自由的人，不能仅满足于对现存世界的抽象批判，而要采取现实行动来改变世界。与时代精神相呼应的真正的哲学应当解决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即人怎样才能成为一个自由的人。
应该说，青年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由的基本观点虽然是以“自我意识”的面目出现，虽然还建立在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理论基础上，但它无疑已是新理性自由法思想的哲学纲领。
2.关于自由与法律
1841年12月24日，德皇威廉四世颁布了名为自由、实为专制的“新”书报检查令，以取代威廉三世颁布于1819年10月18日的“旧”书报检查令。此“新”法令由于其字面上的保障言论、出版自由而迷惑了相当一部分人，其中甚至包括当时自认为最激进、最革命的青年黑格尔派中的一批人。青年马克思以其犀利的政治目光一眼看穿了这个“新”书报检查令的伪善面具，于1842年1—2月间写下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普鲁士专制政府的真正意图。此后，马克思又于1842年4月挥笔写下了《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一文，深入分析了法与自由的关系。
马克思指出，早在20年前，就有了一个书报检查令，新法令序言却再度指示检查官必须遵守这一法律，而新法令与旧法令相比，其专制与压迫又更胜一筹：“对政府措施所发表的见解，其倾向首先必须是善良的，而不是敌对的和恶意的……与此相适应，检查官也必须特别注意准备出版的作品的形式和语调，如果作品因热情、尖锐和傲慢而带有有害的倾向时，应禁止其发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6页。）对此，马克思辛辣地嘲弄道：“法律允许我写作，但是我不应当用自己风格去写，而应当用另一种风格去写。我有权利表露自己的精神风貌，但首先应当给它一种指定的表现方式！……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页。）处在这样的法律之下，哪里还有什么出版自由？
不难看出，新颁布的书报检查令是以作者的内心思想和政治态度作为它的惩罚对象的。马克思认为，这种惩罚思想而不是惩罚行为的法律实际上是“恐怖主义的法律”，“是对非法行为的公开认可。”（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6—17页。）而真正的法律，其调整对象只能是人的外在行为。黑格尔也曾表示，须承担法律后果的只能是人的行为（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序言第118—121页。），而人的思想或人本身根本不是法律所指向的对象。马克思写道，“我只是由于表现自己，只是由于踏入现实的领域，我才进入受立法者支配的范围。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之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6页。）马克思认为，那种惩罚人的思想的法，不是国家为保护公民的平等、自由等合法权利而颁布的法，其实只是一个阶级或一个党派用来对付另一个阶级或另一个党派的工具，因为这种追究思想倾向的法在事实上剥夺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与自由，“这不是法律，而是特权。”（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7页。）
在抨击专制法律的基础上，马克思深入分析了法与自由的关系。在这时，他继承了卢梭等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和康德的法哲学思想，认为自由是人的天性，并以此作为探讨法与自由关系的理论基石。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各种自由从来就是存在的，只不过有时表现为普遍权利，有时表现为特权。在专制统治下，自由表现为特权，制订和执行书报检查令者是“特殊自由”的主体；而受到检查令奴役的人民，是“普遍自由”的主体，出版自由正是“普遍自由”的一种有效体现。为此，马克思指出，“出版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人类自由的实现。因此，哪里有出版物，哪里也就有出版自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2页。）“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因而也就是出版的类的本质。……对人来说只有体现自由的东西才是好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7页。）而法在人类的自由生活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只有当人的实际行为表明他已不再服从自由的自然规律时，表现为法律（真正的法律）的自由的自然规律才可以强制人重新成为自由的人。因而，检查令这种“预防性的法律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矛盾”。（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2页。）如果说法律有预防功能的话，那也只是在人的行为触犯了法律之后，法律作为一种惩罚性命令而起到的作用。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预防作用也同样表现了人的自由天性，因为“自由是罪犯的内在属性。……罪犯在侵害自由时也就是在侵害他自己，这种侵害自己的罪行对他来说就是一种惩罚，他认为这种惩罚就是对他的自由的承认。”（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1页。）可见，法律的预防职能也就在于强制人成为自由的人，即恢复人的自由天性。因此，马克思得出结论：真正的法是人类自由的体现，是以法律形式存在的自由，“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手段，正如重力定律不是阻止运动的手段一样。……恰恰相反，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1页。）
这样，马克思把他的自由哲学观融入了政治、法的领域之中。一方面，马克思继承了康德的理性自由主义思想，强调自由是人的天性、是人的类本质，认为真正的法以人类自由为基础并且是自由的实现；另一方面，马克思不仅猛烈抨击贵族统治阶级对人民“普遍自由”的压制，而且明确指出“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体现出他超越了康德。如果说这时马克思关于法与自由的辩证思想主要是来自黑格尔法哲学而有所局限的话，那么，马克思发现了法的党派性质并认为“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1页。）人们要“不仅用矛头而且要用斧子去为它战斗”（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96页。）。这表明，马克思的思想不仅已超越了黑格尔而且也超越了青年黑格尔派。
3.关于国家与个人
国家与个人的关系问题是任何一种法哲学理论都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而在当时的德国，这一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因为在当时，这一问题的背后潜藏着宗教与政治两大斗争的焦点问题。
马克思为之工作的“莱茵报”从创刊伊始，就接连发表批判普鲁士专制制度的文章，此外还登载一些批判反动宗教的文章。这些文章在大大鼓舞了反抗专制、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们的同时，也触怒了普鲁士王朝专制政府及其党羽们。被马克思讥讽为普鲁士政府“密探”的海尔梅斯在“科伦日报”上发表文章，对“莱茵报”批判基督教神学大加指责，刻意吹捧基督教国家。针对这一举动，马克思于1842年6—7月间挥笔写下《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予以有力反驳，并进一步论述了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马克思看来，海尔梅斯等人认为宗教是国家的基础、宗教决定国家兴衰的论点是无稽之谈，是“完全颠倒了历史”。真正的宗教是他们国家自己的宗教，“古代国家的‘真正宗教’就是崇拜它们自己的‘民族’，它们的‘国家’。不是古代宗教的毁灭引起古代国家的毁灭，相反地，正是古代国家的毁灭才引起了古代宗教的毁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14页。）为了进一步证明反理性的宗教神学国家观的荒谬，马克思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其理论中存在的无法释清的二难推论：“或者是基督教国家符合于实现理性自由国家的概念，那时，国家只要从人类关系的理性中产生出来成为理性的国家就足够了，不必要成为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或者是理性自由的国家不能从基督教中产生出来，那时，你们自己就应该承认这种做法不是基督教的目的，基督教不希望坏的国家，但是不实现理性自由的国家就是坏的国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7页。）因而，马克思认为，国家不应也不能建立在宗教神学的基础之上，而应建立在人类理性自由的基础之上，国家和法的自然规律是从人类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中引申出来的。这一思想正是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理性国家主义以及洛克、斯宾诺莎、孟德斯鸠、卢梭等启蒙思想家学说的结果。至此，马克思发现了著名的国家与法的引力定律：国家和法的重心正是在其本身中找到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8页。）在此，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在这里已把“博士论文”中的无神论思想与理性自由主义国家观结合了起来，从而为他进一步论述国家与个人关系这一法哲学基本问题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既然宗教国家的存在是违背人类自由和理性的，那么，这种理性自由的国家究竟是什么样的呢？马克思写道，“国家的真正的‘社会教育作用’就在于它的合乎理性的社会存在。国家本身教育自己成员的办法是：使他们成为国家的成员，把个人的目的变成大家的目的，把粗野的本能变成道德的意向，把天然的独立性变成精神的自由；使个人和整体的生活打成一片，使整体在每个个人的意识中得到反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18页。）因而，这样的国家“是相互教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18页。）可见，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国家应是理性的国家、自由的国家，是从人类相互关系的理性之中产生出来的。这样的国家必然不是专制的国家而是保障个人自由、发挥人类理性的国家。需注意的是，在这里，马克思所讲的理性并不是自由主义法学派的“个人理性”，而是公共理性、人类理性，它具有历史的、辩证的性质。这就使马克思明显地超越了同样是强调理性的洛克、斯宾诺莎、卢梭等启蒙思想家。马克思认为，在国家这个庞大的机构里，必须实现个人法律的、伦理的、政治的自由，个别公民服从国家的法律（真正的国家、法律）也就是服从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这就是马克思心目中国家与个人的关系这一法哲学基本问题的答案。
应该说，马克思这种新理性自由主义法哲学观的形成是与那个时代息息相关的，事实上，马克思的思想进程和理论探索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时代现实的发展。他坚信，“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面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马克思指出，哲学从它进入世界的第一天起，就伴随着敌人的叫喊，那是因为反映时代要求的真正哲学是阐明人权的学问，它所要求的国家必然是符合人性的国家。而这样的国家只能从人类自由理性中产生，真正的哲学研究实际上也正是一个自由理性的行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126页。）
四、马克思新理性自由法思想的现实启示
马克思在批驳“新”检查令的非法性时曾写下这样一段话，“……在法律受到破坏的地方就至少应当存在着法律。既然不存在出版法，也就不可能破坏出版法。检查制度不是控告我违反了现行法律。它宣布我的意见有罪是因为这个意见不是检查官和他上司的意见。”（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6—77页。）不难看出，马克思这段话的内涵与现代社会“法无明文不为罪，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司法原则有着内在精神上的一致性，而这一原则正是今天我们已耳熟能详的“罪刑法定”原则。但是，我们丝毫也不能因已经确立了这项原则而沾沾自喜，不应忘记，当历史的车轮已行进到公元1979年时，我们制定的刑法典上还没有规定罪刑法定原则，直到不久前的1997年，修订后的新刑法才正式确立了这项旨在保障人权、促进法治的司法原则。而马克思早在150多年前就对这一原则进行过相关阐述，对此，我们是否应当进行深刻的反思？进一步看，现在的法律条文上虽已明确规定了这项原则（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总则第三条，“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总则第十二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但实际运行情况又怎样呢？一些基层执法人员非法拘禁殴打公民甚至人大代表、超市的某些保安对顾客非法强行搜身、少数农村干部私设公堂暴力刑讯等恶性事件时有发生。而事后当被问及为什么要这样做时，肇事者往往还会振振有辞，说这些人“犯了法”！在上述现象仍大量存在的情况下，我们是否还能说“罪刑法定”这项刑法的基本原则已经得到了良好的贯彻？从这个意义上讲，保障人权和实现法治的理想，道路依然漫长，马克思的理性自由法思想仍没有过时。版权所有
“书报检查措施并不是法律。……检查法是对自由表示怀疑的法律。……检查法只具有法律的形式。出版法才是真正的法律。……因为它反映自由的肯定存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0—71页。）这是马克思针对保护自由的出版法和专制的检查法之区别而作的论述。这段论述无疑有着它特定的历史背景，而且从“自由的肯定存在”意义上来界定法律显然是受到了黑格尔的重大影响（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序言第36页。）。但是，应当注意，马克思在此明确指出真正的法律与形式上的法律是有根本区别的，并强调徒具法的形式的所谓“法律”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反观当前，在对党中央“依法治国”战略决策的贯彻实施过程中，个别地方领导把“依法治国”具体化为“依法治市”、“依法治县”、“依法治乡”甚至“依法治村”。这种提法并没有错，但问题在于：那“依法治县”、“依法治村”等等所依的是什么法？据某县级市领导称，该市于一年之内“立”了几十部“法律法规”！更有甚者，一些商场店家居然也开始制定各种“法规”、“条例”，且条文“完备”，诸如“窃一罚十”、“本店有权对涉嫌盗窃商品者采取搜查措施”等等。由此而引发的一些事件频频见诸报端，有的触目惊心。事实上，无论是“依法治国”、“依法治省”、“依法治市”，还是“依法治县”、“依法治乡”、“依法治村”，所依之法，都只能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当中的“法”，只能是有立法权的国家各级机关所制订的法律法规，而不是那些徒有法律形式的各种名目的“土”法。从这一点上讲，马克思关于形式上的法律与真正的法律的论述，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