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概念篇1
摘要：主体概念在西方哲学中有着漫长的历史，其真正确立是在近代西方哲学之中。而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下面简称《手稿》）中所提出的主体概念不是对近代西方传统哲学的主体概念的延续，而是与其有着本质区别。
关键词：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主体
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主要囿于从实体性哲学到主体哲学的范围之内。但如此理解，仍旧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于了近代西方哲学体系范围之内，也就无法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近代西方哲学本质区别。所以，搞清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概念与近代西方哲学的主体概念区别是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和前提。本文主要分析马克思在《手稿》中所表述的主体概念。
一、西方哲学主体概念的历史
要搞清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主体概念如何不同于近代西方哲学的主体概念，首先要搞清楚的是主体概念在西方哲学中的历史。因而，我们首先需简要地回顾西方哲学史上的主体概念。
西方的主体概念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普罗泰戈拉认为，人是世界的中心，世间万物只有与人有了联系之后才有其意义。这一思想的提出标志向主体性向度的迈进。苏格拉底在普氏基础上革新了哲学研究的对象，使之前主要对自然的研究转向对人的研究。当然，在普氏、苏氏那里主体概念还处于初步的萌芽阶段。
主体思想在中世纪的神学统治毫无立足之地，但文艺复兴运动打破了神学的天窗，重新发现了人的价值。这就为主体思想在在近代西方的重新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近代西方哲学的开创者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提出，主体思想在近代西方哲学的沃土上深深扎下根来。然后到德国古典哲学开创者康德那里被其称之为哲学史上的“哥白尼革命”，以及之后在德国古典哲学里真正形成和成熟。
二、近代西方哲学主体概念的内涵
首个使用“主体”范畴的是亚里士多德，在他那里“主体”并非专属于人的范畴，任何一个实体，如一块石头，一只狗，一棵树皆可成为主体，因而与他所说的“实体”范畴差不多。真正将两者区分开的是近代的笛卡尔，他提出作为精神实体的自我和作为物质实体的物体两个概念。因而，笛卡尔提出了著名的“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命题。其自我意识的认识主体哲学确立了近代西方哲学主体概念的基本内涵，但也造成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矛盾。
之后的康德认识到笛卡尔哲学的困境源于“自我意识”封闭的主观随意性造成了客体的理性与自我意识的无法统一，对这一难题的探索也就在之后促成了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康德认为笛卡尔提出的是一种“经验意识”，并不具有普遍必然性。于是，他用不关乎经验，而是先天的“先验意识”代替“经验意识”。
黑格尔对之前的康德哲学进行批判，认为康德的“先验意识”没有和具体的经验材料结合起来之前只是一种抽象理性，仍旧无法解决主客体的二元对立。为此，黑格尔提出了“实体主体论”，认为作为主客体两者统一的基础不是主观的意识，亦非被动的客体，而是兼具能动性和客观性两种性质的存在――“绝对精神”。在黑氏这里主客体分别扬弃自己的主观随意性和片面的客观性，最终趋于统一。可以说黑氏的哲学已达到了理论哲学的极点。
三、马克思《手稿》中所表述的主体概念与近代西方哲学的主体概念之比较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现代西方哲学是传统的主体及主体概念不断被解构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站在近代西方哲学的基础上来展开对其的批判。因此，马克思的主体概念并非是指人的自主性、能动性。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概念与近代西方哲学的主体概念到底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在《手稿》中马克思主要大约有8处使用了“主体”、或“主体的”字样，通过对马克思在这些地方的主体概念的使用就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概念与近代西方哲学的主体概念的本质区别。
第一，在《手稿》第53页中马克思提到，劳动者只有作为工人才可以维持自己作为肉体的主体，且只有作为肉体的主体才可能是工人。这里马克思主体概念包含了人的自然存在的根本性，区别于近代哲学专指人的精神及意识能力的主体概念。马克思将劳动者自身的身份和主体的生存本质联系在一起，说明作为肉体的主体不是一般的自然存在，而是处在一定的生产关系或社会关系中的存在者。
第二，在《手稿》中，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那种把自我意识理解成绝对的主体的思想。在黑格尔那里，正像本质、对象都表现为思想本质一样，主体也自始至终是意识或自我意识，更正确地说，对象就只表现为抽象的意识，而人也仅仅表现成自我意识。在《手稿》第97页，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哲学中：历史还不是作为一个当作前提的主体人的现实历史，而只是人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在这里，我们发现马克思认为历史是一个以主体人作为前提的现实历史。
第三，马克思在《手稿》第113―114页中这样写道：这一过程必须要有一个承担者；但主体仅作为结果出现；因而，即知道自己是绝对的自我意识的主体，就是绝对精神，即知道自己并实现自己的观念。现实的人以及现实的自然界不过是成为了这个隐蔽的非现实的人以及这个非现实的自然界的谓语和象征。因此，主语和谓语的关系就被彻底地相互颠倒了过来：这也就是神秘的主体―客体，笼罩在客体之上的主体性，作为过程的绝对主体，作为使自己外化并从这种外化返回到自身的、但是同时又将外化收回自身的主体，和作为这一过程的主体；这也就是在自身的内部那纯粹的、不停息的圆圈。从中可以看到，马克思十分坚决地反对黑格尔把绝对精神视作现实的主体，却将现实的人与自然界作为谓语置于绝对精神中永不停息的圆圈之内，而是要把现实的人和自然界当作主体，当作一切思维的前提。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概念篇2
[论文摘要]马克思的实践观，最是一种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原则和看待一切问题的思维逻辑。同时，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是对传统主体概念的否定与解构，超越了传统哲学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实现了主客同一。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实质，以实践这一本体的中介为基础，超越了传统唯物论与唯一心论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
一、实践是一种思维方式
“实践唯物论”、“实践本体论”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都是以实践为核心范畴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理论，但在对实践范畴的不同理解中却蕴含着值得深入研究的学理上的区别。马克思把人的存在方式理解为实践，并以此为基础来理解以往所有的哲学。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第一次提出了实践的概念，实践范畴的提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天才世界观的诞生。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公开以实践作为“新唯物主义”的建构原则和全部哲学变革的出发点。他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纳入到实践的解释框架中去理解，指出过去旧唯物主义的缺点在于：“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而唯心主义的缺点则是：“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_2J这段话充分表明了马克思是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置于实践这一全新的解释原则之下，从实践的观点出发看待整个西方传统哲学，去理解传统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并且从这一角度阐明了自己的哲学与以往哲学的不同。
马克思不仅从实践观点出发去看待整个哲学史，而且还进一步把所有的理论问题都归结为实践的问题。所以，马克思认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J紧接着，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_4J即便是观念的东西，包括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也要从物质实践来予以说明。这样，实践范畴便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不仅社会物质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且社会精神生活在本质上也是实践的，所以，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样，实践不仅成为马克思理解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而且也成为马克思理解所有哲学问题的思维方式。与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相比，实践观点作为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待一切问题的思维逻辑。
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去理解人的社会生活，并以人的实践活动的观点去批判“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这是“实践唯物论”、“实践本体论”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这三种解释模式的共同之处，但是，“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所理解的实践和所强调的实践，是人的实践活动本身，也就是从人的实践活动的特性——诸如实践活动的客观性、历史性、能动性、目的性等出发去解释各种哲学问题。这就是说，在“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这里，实践是一个被描述的对象，是一个实体性的哲学范畴，尚未构成一种哲学意义的解释原则或思维方式。因此，“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既试图把实践作为核心范畴而贯穿于各种哲学问题之中，又无法把实践作为解释原则而重新解释全部哲学问题。与“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不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所理解的实践和所强调的实践，是马克思所说的“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也是把实践观点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来理解人、理解人与实践的关系，从而理解和看待一切哲学问题。正因为是把实践的哲学意义理解为“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所以，这里的实践既不是一种“实体”范畴，也不是客体意义上的“关系”范畴，而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解释原则。这种解释原则，就是从“现实的个人”即“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出发，去理解和解释全部哲学问题。因此，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是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哲学解释原则的创新，这才是实践观点的真实意蕴。
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内涵
“思维方式是人们思维活动中用以理解、把握和评价客观对象的基本依据和模式”5J。所以，观点仅仅属于哲学理论的个别表现，思维方式才代表哲学家思想的精神实质。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实质，关键就在于理解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内涵。任何一种哲学，都主要是因它的思维方式而与其他哲学相区别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是否贯彻实践观点这种思维方式，是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则界限的基本依据。就哲学传统而言，马克思继承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唯物主义思想传统，但是他的“新唯物主义”与传统的唯物主义却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个区别就在于马克思提出的实践观点，而不在于他具有的辩证法思想，这是因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也是以实践观点为理论基础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最根本之处就在于对人的本质进行了重新理解，把实践看作人的存在方式，从而实现了从抽象的、虚幻的人到具体的、现实的人的转换。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就“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6J。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发点的“现实的个人”与西方传统哲学的“主体”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传统哲学的“主体”概念是以主客二分为前提的，而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实践成为人的存在方式，人就不再是一个抽象的主体，而成为“现实的个人”，从而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达到了主客同一。
近代西方哲学自笛卡尔以来，便形成了主体性哲学的传统。康德在批判地总结传统主体概念的基础上，正式确立了哲学的主体性原则，把主体概念改造、规定为先验主体或主体性。所以，在康德哲学那里，主体就是逻辑主体，是绝对的、先验的自我或意识，而不是一个实体性的存在者。但是，在康德哲学中，主体概念基本上仅仅是一个认识论的概念，而没有进入存在论的领域。与康德关于主体的概念不同，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明确地提出了“实体在本质上即是主体”的思想_7J，并且进一步指出：“活的实体，只当它是建立自身的运动时，或者说，只当它是自身转化与其自己之间的中介时，它才真正是个现实的存在，或换个说法也一样，它这个存在才真正是主体。”8j在黑格尔的哲学中，主体已经不再是笛卡尔的“我思”，也不是康德的“先验主体”，而是绝对的，“绝对即主体的概念”_9J。主体已经不仅仅是指认识论意义上的自我或意识，而且也是一种存在样式，即一个在对抗过程中实现统一的自我发展过程，可见，黑格尔的主体概念已经真正地进入了存在论的领域。黑格尔坚决反对康德将现象与本体、主体与客体分裂的二元论，在绝对精神自身发展的过程中，黑格尔实现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但是他却将这个历史过程视为精神自我实现的过程。所以，黑格尔的主体是一个最终超越历史过程的主体，一个“纯粹的概念神话”，黑格尔哲学是一种主体性哲学扩张的极致，是一种“理性的放荡”。
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也曾多次使用主体概念，但是后来他更多使用的是“现实的个人”或者“劳动者”，尤其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彻底地把“现实的个人”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这样，马克思就从根本上超越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革新。这是因为“现实的个人”就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所以，马克思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Ll0l。“现实的个人”是对传统主体概念的瓦解与颠覆，是主客同一体，这与海德格尔把人称之为“此在”所具有的意义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与传统单纯的、纯粹的主体概念区别开来，无论是“现实的个人”还是“此在”，都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是一种主客同一体，表达了人就在世界之中，人与世界共在的性质。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真实内涵就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现实的个人”就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就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所以，“现实的个人”就是一个主客同一体。虽然黑格尔强烈反对康德现象与物自体、主体与客体分裂的二元对立，也在努力地解决两者的二元分裂，并且在绝对精神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了主客体的统一，但是主客体的统一也是以主客二元对立为前提的，如果没有主客二元对立，又怎么会有二者的统一?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从“现实的个人”或“实践活动”出发，而“现实的个人”表明了人与世界的不可分，两者是同一的，我们不能把人仅仅当作一个纯粹的主体去看待。可见，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已经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是一种主客同一的思维模式。
三、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与马克思的哲学变革
“思维方式的变化是根本性的变化，每一种代表时代精神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出现，都具有某种解放思想的作用。”_l【J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之所以能够引起整个哲学理论观点的革命性变革，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思维方式发生了转换。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于实践的观点去理解一切哲学问题，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看待一切问题的逻辑原则。所以，与传统哲学相比，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实质。传统的哲学争论集中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上，这被恩格斯称之为“哲学的基本问题”。由于传统哲学不了解能够把思维和存在统一起来的现实中介，所以，近代以来唯物论与唯心论在此问题上争论不休，陷入了一种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而马克思提出的实践观点，正好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中介问题，由此也就超越了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两极对立，为哲学的发展开辟了全新的理论视域，并实现了哲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马克思提出的实践概念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它不仅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统一的中介问题，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哲学看待问题的基本观念，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哲学思维方式”。过去，人们看待哲学问题只是从或者物质或者精神的单一基础出发，实践作为人的目的性活动，它的含义则是双重性的。而从物质和精神的统一关系出发，原来哲学中的许多理论观念便都需要改变。所以，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实质就是思维方式的转换，更确切地说，就是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确立。
由于传统哲学以主客二元对立为前提，所以，传统唯物论和唯心论执着于“本原”问题上的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的抽象对立，也就造成了思维方式上的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互不相容。黑格尔认为，消解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的抽象对立，克服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互不相容，必须诉诸于把它们统一起来的中介环节——概念的世界。虽然黑格尔所找到的中介只是一个抽象的、逻辑的中介环节，并不是一个现实的基础，但是黑格尔“本体中介化”的道路却为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整个西方哲学的革命都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马克思哲学当然也不例外。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整个西方哲学都试图找到某种扬弃自然与精神、客观与主观抽象对立的中介环节，并以这个中介环节作为统一性原理实现一种哲学范式的转换。现代西方哲学找到的中介是“语言”，马克思找到的是“实践”，马克思不仅以实践范畴去扬弃旧哲学中的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抽象对立，而且也把实践活动本身视为人与世界对立统一的根据，用实践的观点去解决全部哲学问题，这就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从对立的两极出发，并以抽象的两极对立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旧唯物论和唯心论，被“本体中介化”的现代西方哲学所取代。“本体中介化”的现代哲学，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排斥绝对确定性的追求。传统哲学从对立的两极去思考自然界与精神的关系问题，其实质是把人的自然属性和精神属性抽象地对立起来，从人的两极存在去寻求人类本质。包括马克思在内的现代西方哲学从中介出发去思考自然界和精神的关系问题，其实质则是以人的历史活动或生存活动为中介把人的感性存在和精神活动具体地统一起来，从人的社会存在去寻求人类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概念篇3
【关键词】理论与实际关系/哲学形态/马克思哲学/本体论哲学
【正文】
[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识码]a 370041003-8353(2004)01-0037-08
长期以来，国内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一直受哲学评价标准变化的深刻影响。从改革开放前把哲学上的“两个对子”作为标准来评价马克思哲学和传统哲学，到改革开放初期用这个标准评价现代西方哲学，再到目前一些学者摒弃这一标准，转而用现代西方哲学为参照来解释和评价马克思哲学，随着评价标准的转换，人们对马克思哲学地位和价值的认识也越来越难以统一。特别是近几年来，这种状况越来越严重：一些人力主摒弃“两个对子”这一评价标准，用现代西方哲学为参照来解释和评价马克思哲学；一些人仍然 坚持以“两个对子”为评价标准；一些人则力图发现一些新的逻辑起点，重构马克思哲 学。由于缺乏一个公认的评价标准，致使人们在对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与传统 形而上学关系的认识，以至其在人类哲学思想史中的地位的认识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分 歧。特别是近几年来，一些学者坚持用各种各样的“本体论哲学”来诠释马克思哲学， 致使人们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往往陷于追求“新名词”和“新表述”的怪圈之中而不能 自拔。
因此，寻求一个能够把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区分开来的哲学形态划分标准，正确解读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也就成了理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首先予以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是解读马克思哲学基本精神的关键
正确认识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首先必须从马克思哲学的原始文本出发，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
纵观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马克思并没有给自己的哲学一个最终的确定的名称，而是在不同的场合把自己的哲学称为“新唯物主义”[1]、“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1]、“实践的唯物主义。”[1]、“我的辩证方法”[2]、“为历史服务的哲学”[1]、“人 的科学”[3]、“资本的理论，即现代社会结构的理论”[4]等，恩格斯也在不同的场合 把马克思和自己的哲学称为“现代唯物主义”[5]、“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5] 、“自觉的辩证法”[5]、“唯物主义历史观”[5]，“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5]、“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5]、“马克思的辩证法 ”[5]、“唯物主义方法”[5]等等。也正因为如此，才造成了后人在理解马克思哲学上 的困惑：不论是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 “人的科学”、“为历史服务的哲学”、“辩证方法”，还是“唯物主义历史观”、“ 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或“唯物主义方法”，都很难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哲 学的本质特征。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坚持从“本体论”、 “认识论”、“历史观”和“辩证法”四个不同的角度来“全面”描述马克思主义哲学 ——甚至直至今日，国内学术界仍然把“本体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念念不忘如何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但是，这种研究模式存在着两个 非常明显的弊端：一是把作为“一块整钢”的马克思哲学人为地分割成了只是在概念推 理中才能发生联系的几个孤立的部分，使活生生的马克思哲学成为了只是在概念表述上 才能体现出优越性的理论教条；二是混淆了马克思哲学与其它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 的界线，有人认为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同属于一个哲学形态，都是现代哲学。有 人则像海德格尔等一些现代西方哲学家那样，认为“哲学就是形而上学”[6]，马克思 哲学与其他的西方哲学流派如尼采哲学并无本质区别，充其量只是在形而上学的模式下 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倒，但仍然是一种形而上学。
实际上，如果坚持从马克思哲学的原始文本出发，全面考察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仅仅抓住马克思的片言只语，我们就不难发现，这种新哲学既反对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无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旧唯物主义，也反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把一切归结为精神的唯心主义；既反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也反对费尔巴哈与社会现实相脱离的抽象概念体系。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论是唯心主义，还是旧唯物主义，它们虽然在本体论的逻辑起点上截然不同，从而形成了从精神还是从物质出发来解释世界的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但他们作为传统形而上学框架内的孪生兄弟，共同拥有一个与生俱来的重大缺陷，即从纯粹概念出发建构绝对体系，从而导致理论脱离实际、哲学脱离现实[7]。这就是马克思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原因。
出于在理论与实际关系上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倒，马克思哲学相对于旧哲学的根本性转折就在于：一是摆脱了旧哲学(既包括旧唯物主义，也包括旧唯心主义)从纯粹概念出发建立绝对体系的俗套，把自己的哲学视为开放的、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哲学；二是摆脱了旧哲学单一认识世界的功能，转向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三是改变了传统哲学专一致力于“形上”之思，以远离尘世为荣的世俗，以促进绝大多数人以至全人类的全面发展为己任。也就是说，它摆脱了以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为基本类型的、“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束缚，发展成为 一种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的更为高级的哲学形态[8]。它是一种“反形而上学 哲学”或“非形而上学哲学”，是在终结和扬弃传统“形而上学”基础上形成的新哲学 。这种新哲学在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上与传统形而上学根本对立，其基本特征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1.面向现实，以批判现实、认识现实、改造现实为主旨
一是在认识方法上，坚持从动态发展着的社会现实出发来认识现实世界，批判现实世界，而不是从“现实”或从“人”的抽象概念出发来建立各种体系。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坚持本体论的思维模式，在认识方法上，习惯于把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事物变成“抽象概念”，然后在抽象概念的基础上仅仅依靠逻辑推论建立绝对的体系，从而使自己的认识从一开始就离现实越来越远。而马克思则走着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相反的道路，反复强调在研究和解决各种现实问题时，必须时刻坚持从现实社会条件出发，“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2]——把资产阶级经 济学家的“抽象概念”放到社会现实中去考察，认识和批判现实。这是马克思在其终生 的研究特别是《资本论》的研究中所一贯坚持的认识方法，亦即从抽象到具体的认识方 法。
二是在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上，坚持认识世界为改造世界服务，反对建立单一追求认识世界的纯粹概念体系。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等著作中，马克思非常鲜明地阐明了自己的哲学理想，认为其所在时代的哲学家们受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的影响，把哲学仅仅限定于解释世界的领域，仅仅致力于建立各种各样的“解释世界”的哲学体系，“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这是远远不够的。认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2]哲学家必须在“解 释世界”的基础上，把目光投向改造世界，实现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主观与客 观的统一。既要认识世界，看到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标准，世界的可知性和思维的“客 观真理性”都必须由实践来证明；又要看到人的实践在改变周围环境和改变人自身两方 面的作用，坚持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
2.面向人民群众，以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己任
马克思一生中都坚持面向人民群众，以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己任。也正因为如此，他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自己的研究方向称作“人的科学”，认为只有摆脱自然科学“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3]，摆脱当时“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1]的思维模式，把目光转向处于具体社会历史环境当中的、具有现实社会需要的人，从而使自然科学和“关于人的科学”、自然史和人类史融为一体，把以实现人类的根本利益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 目的，既包括自然史、又包括人类史在内的“历史科学”作为“唯一的科学”。这就是 马克思从意识形态、法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各方面全面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探讨未来社 会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因——在马克思看来，“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而以上 这些研究都是“关于人的科学”，都是在维护和实现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谋 求人类的全面解放。马克思一生都在为当时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无产阶级以至全人类 的根本利益而奋斗。
正是从这一准则出发，马克思对当时的德国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刻批判。马克思指出，康德形而上学的缺陷就在于割裂了理论与“现实的阶级利益”的关系，把“现实的阶级利益”变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的意志、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在康德那里，我们又发现了以现实的阶级利益为基础的法国自由主义在德国所采取的特有形式。不管是康德或德国市民(康德是他们的利益的粉饰者)，都没有觉察到资产阶级的这些理论思想是以物质利益和由物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为基础的。因此，康德把这种理论的表达与它所表达的利益割裂开来 ，并把法国资产阶级意志的有物质动机的规定变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的意志、 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从而就把这种意志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 ”[9]而当时的德国“思想家”们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脱离“确实存在的现实利益 的联系”，依靠“纯粹的概念规定”、“空洞的幻想”来批判现实，“自然就要得出世 界上最荒谬的结论”[9]。
3.面向发展，随时坚持理论与实际的动态统一、与人民利益的动态统一
在马克思看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发展的动力，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代 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不论什么时代，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实践都是最大的实际问 题、现实问题。换句话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一是要解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为个人，还是为广大人民群众；二是要解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如何为大多数人的问题。马克思哲学不仅强调理论与实际的统一，而且强调理论和实际与人 民的根本利益相统一。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是发展着的社会历史本身而不是所谓的原则 ，它是从社会现实中引出原则而非相反。不仅如此，马克思坚持把从社会现实中引出的 原则运用于现实，运用于改造世界，不仅使这些原则适合人民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 ，而且按照这些原则去改造现实。这是马克思哲学成为时代的精华，代表人民的意志和 利益，代表着历史发展方向的根本原因所在。在马克思哲学以至马克思的整个理论当中 ，人民性、利益性、阶级性和实践性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是在理论和实际在最广大人民 群众根本利益的基础上的动态统一，是随着社会现实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统一。
这三个方面，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一切从现实出发，研究现实、改造现实，实现理论与实际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基础上的动态统一。这就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这个基本精神，从哲学基本问题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上，体现了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作为哲学形态的根本对立。
二、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是理解马克思理论整体性的最佳视角
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以相同基本思想为指导的有机的、统一的过程，还是几个由低级向高级的几经转折的阶段?二是理论的内容，是由几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构成的学科体系，还是在同一个基本思想指导下对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重大问题的认识与解决?
能否正确理解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与坚持什么样的思维模式和理论视角密切相关。坚持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就必须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对传统本体论哲学的改良，把马克思的整个理论理解为一个绝对的体系，理解为对社会的不可改变的规律性认识，并把它机械地分割为几个互不联系的、由纯粹概念建构而成的学科。甚至于用一些从现当代西方哲学中借来的新名词，套到马克思的头上，对其进行“新诠释”，或是构建“新形态”。
而只要坚持唯物主义辩证法，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入手，我们也就可以发现，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也就是整个马克思理论的基本精神，贯穿于马克思终生的全部理论和实践当中。不论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马克思哲学，还是马克思的整个理论， 其基本精神都是相同的，就是按照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认为，人民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和动力，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 利益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和利益就是最大的实际、最大的现 实。这就使理论和实际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统一起来，使理论的阶级性、科学性 、实践性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统一起来。马克思的全部理论，都是在把唯物主义辩 证法用于认识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如社会意识形态问题(包括法哲学在内)、政治问题 、经济问题和社会发展问题时形成的，它们是一个统一有机的整体，而不是互不联系的 几个部分。早在青年时期，马克思就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缺陷有了深刻的认识，开始 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背叛。其后，又在革命实践中认识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和黑格尔唯 心主义的共同缺陷，才真正建立了与传统形而上学根本对立的哲学形态——唯物主义辩 证法。这个新哲学形态的产生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基本思想散落于马克思、 恩格斯对哲学、政治、经济等领域重大问题进行研究的大量论著中，绝不能以某一论著 的观点为限。并且，不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也都没有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理论进行 过系统论述。因此，关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我们必须从其全部产生发展过程来 把握其整体性。
马克思早在1841年4月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附注]中，就以探讨哲学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哲学世界化和世界哲学化问题为己 任，而对传统哲学的本体论问题和认识论问题不屑一顾。文章中，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 人与自然、自我意识与客观现实、哲学和世界的辩证关系，寻找使“在本身中变得自由 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的力量，作为意志走出阿门塞斯冥国，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 的尘世的现实”[1]的途径。早在这个时候，马克思已经发现了传统形而上学必然导致 “哲学同世界的一种颠倒关系和敌对的分裂”，指出：“那个起初表现为哲学同世界的 一种颠倒关系和敌对的分裂的东西，后来就成为个别的哲学的自我意识本身中的一种分 裂，而最后便表现为哲学的一种外部分裂和二重化，表现为两个对立的哲学派别。”认 为应该使“哲学转向外部”，把自我意识“从作为一定的体系束缚它们的哲学中解放出 来”，把“坚持把哲学的概念和原则作为主要的规定”推出世界的传统形而上学再“颠 倒”过来[1]。这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萌芽，触及了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 对立的焦点——理论和现实的关系问题。这使他从哲学生涯的开始，便投入到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斗争当中(虽然还只是限于理论上的探讨，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传统形而上 学的影响)。
其后，马克思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和《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 判》中，初步完成了从传统形而上学到全新的哲学形态——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转变。他 对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问题、意识形态，对传统形而上学在政治经济领域的现实表现给 予了批判；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彻底完成了由传统形 而上学向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转变。其中，《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基本精 神的重要体现。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强调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指出德国哲学的“ 全部问题终究是在一定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产生的”，批判“老年黑格尔 派认为，只要把一切归入黑格尔的逻辑范畴，他们就理解了一切”，而“青年黑格尔派 玄想家们”“只为反对‘词句’而斗争”，“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而“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认为“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1]。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侧重于对德国的意识形态及其根源即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他们不仅把费尔巴哈哲学视为形而上学，而且把自己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彻底对立起来。唯物主义辩证法作为一个全新的哲学形态，总体框架已基本形成。在《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马克思、恩格斯充分发挥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功能，致力于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坚持哲学为现实服务、为社会发展服务的方针，努力分析和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探索无产阶级的解放道路，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现实化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因而，马克思的全部理论，都是在同一个基本精神指导下凝结而成的有机整体。也正是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入手，马克思才使自己的哲学与古典哲学和同时代的德国哲学从根本上区别开来。马克思哲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克服了传统形而上学中的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片面强调“解释世界”，单纯依靠概念推理来“认识世界”的弊端， 把“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统一起来，从而在认识论和历史观中、在自己的整个哲 学中，实现了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哲学理论和社会现实的统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与 人民根本利益的统一。正如马克思所说：“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 ，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 对立面的存在；……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 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 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3]这里的“哲 学”，是指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也就是说，传统形而上学片面强调认 识世界，必然割裂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反之，如果 到改造世界的实践当中去，存在的就只有理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主观与客观、理论与 实际是统一的，还是相互脱离的——只有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是统一的，人们才能 实现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的目的。也只有实现了理论与现实的统一，我们才能 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马克思终生所追求的，就是要使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与最 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一致。
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在马克思的全部理论中，坚持理论与实际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基础上的统一与批判传统形而上学，是密切联系的两个方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非常重视“哲学和对现实世界的研究这两者的关系”，批判施蒂纳“却总还是停留在纯粹思想的世界的范围内”，“他真正相信意识形态的各种抽象思想统治着现代世界，他深信他在其反对‘宾词’、反对概念的斗争中攻击的已不是幻想，而是统治世界的现实力量。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头脚倒置的手法，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无限 的轻信，竟把资产阶级的一切虚伪的幻想、一切伪善的保证信以为真。”认为“在施蒂 纳那里，客观世界的关系在反思中成为他的反思的创造物”[9]。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 主张哲学来源于现实、服务于现实，它不是以本体为基础和出发点，而是以现实为基础 和出发点；不是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而是超越一切僵固的、封闭的体系，回 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他们一生中不再对形而上学的知 识论问题进行过多的探讨，而是把主要精力转向对“人民现实的幸福”的关注，转向对 最广大人民群众——无产阶级现实状况的关注。他们关心的是现实中人民的尘世幸福， 而不是虚幻的天国的幸福。他的哲学面对的是现实事物、现实社会，而不是纯粹的概念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才强调“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
由此可见，国内外学术界一些人坚持“两个马克思”和“马恩分立”说，认为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马克思与恩格斯均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这是非常错误的。我们不能说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没有区别，也不能说马克思与恩格斯没有区别：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至任何一个思想家的思想都必然有一个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马克思与 恩格斯也有着学识水平、实践阅历和学术专攻等方面的差异，有时甚至存在着研究分工 的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就马克思从青年到老年以及二人的终生合作而言，都有一条 主线贯穿于其中，这就是：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哲学与现实的统一，哲学为现实服务、 为无产阶级服务、为改造旧世界服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活动和革命实践活动，从 一开始就是同大多数人的解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在批判地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与传统形而上学截然不同的哲学新形态——唯物主义辩证法 ，并把它运用于改造现实社会亦即资本主义社会的活动当中，运用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整个马克思理论是一个由其基本精神贯通起来的有机整体，而不是从几个不同的基本概 念出发推演出来的、纯粹的学科体系。
因而，我们只有把握住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才能从马克思哲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入手，全面把握马克思哲学以及全部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
三、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是区分马克思哲学和本体论哲学的可靠标准
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是划分两大哲学基本形态的可靠标准。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出发，迄今为止的一切哲学，都可以划归传统形而上学和唯物主义辩证法(真正的马克思哲学)这两大哲学基本形态[8]。
所谓哲学基本形态，是由哲学的对象、本质、目的、功能、方法等基本要素构成的，最具广泛性和代表性的哲学类型。不同的哲学基本形态，除了哲学基本问题是相同的以外，在哲学的目的、本质、功能、具体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等方面，均具有明显的区别。因此，仅仅用哲学的“两大阵营”和“两个对子”包含的四种要素，并不能准确地描述两大哲学基本形态——传统形而上学和马克思哲学之间的本质差别。
也正因为如此，在哲学形态的划分上，马克思已不再满足于传统哲学把哲学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仅仅局限于认识论领域，局限于“解释世界”方面，而是把它与“改造世界”统一起来，拓展为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问题)，并把它作为区分自己的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标准(由于篇幅所限，作者对此将另文论述)。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
把这一标准用于考察整个哲学史，我们可以看到：迄今为止的人类哲学史上，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的所有的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以及各种“二元论”哲学，都同属于“传统形而上学”这一哲学基本形态。其基本特征是：局限于“纯粹的思想领域”[1]，从纯粹概念出发，依靠逻辑推论建立绝对的体系。这种哲学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一是到近代为止的西方古典哲学。在本质上属于本体论哲学，具体表现为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和二元论三种形式。但不论是那种形式，都有着一个共同特点，即哲学是为了求知而非实用，坚持理论与实际在思维中的统一，坚持从最抽象的“本体”出发来解释世界；二是现代西方哲学。其特点是反对“形而上学”原有的“理性化”的抽象概念体系，强调哲学的科学性、实证性，但仍然坚持把人抽象化，从抽象的“感觉”、“意志”、“经验”、“生命”、“存在”、“此在”等抽象概念出发来解释世界，因而其本 质上仍然是在运用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建立绝对体系，具备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特 征；三是后现代西方哲学。其特点是高举反对“基础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大旗，反 对包括现代西方哲学在内的一切“形而上学”，力图面向现实，批判现实，对重大的社 会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但前期的否定性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及一切传统文化持 根本否定态度，实际上仍然是在运用传统形而上学追求终极和绝对，要么绝对肯定，要 么绝对否定的思维模式。后期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虽然力图面向现实，着眼于社会的 建设，寻求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道路。但它仍然是凭借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停 留在纯粹思想的世界的范围内”，而不是从现实出发、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 发，来寻求社会发展的道路。因而，根本看不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只能 从“宗教”中寻求未来社会的出路。它也没能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特征，仍然属于 传统形而上学这一基本哲学形态。
与“传统形而上学”这一哲学基本形态相对应，马克思哲学则属于另一哲学基本形态——“唯物主义辩证法”。这里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是指马克思原创的、作为马克思哲学的核心和灵魂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其实质上是“马克思哲学”的代名词，就是整个的马克思哲学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被后人理解为“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最高规律”的那种“唯物主义辩证法”。它最基本的特征是：面向现实、面向人民大众，坚持理论与实际、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坚持理论和实际、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统一。
同时，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出发，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整个的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基本形态而不仅仅是一种方法，在哲学基本形态的各个方面，如哲学的目的、对象、内容、方法、理论来源与表述、理论与现实的关系等问题上，与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全面对立：在研究目的上，唯物主义辩证法以改造世界、解决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为目的，坚持从现实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服务于现实。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10]。对传统形而上学来说，辩证法只是求知的工具，唯物主义辩证法则是坚持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它既是认识世界的世界观，也是改造世界的方法论，而不仅仅是认识世界的认识论。在研究对象上，唯物主义辩证法把现实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认为理论是来自现实，是现实的反映，坚持理论与实际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强调“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1]。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是把“本体”作为研究对象，是理论与现实相脱离或背离：唯心主义认为现实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自然界只是观念的外化；唯物主义虽然反对现实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的唯心主义观点，但其哲学也仅仅是从头脑中而不是现实中产生出来的思想。在哲学研究方法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以全面、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解决与人类历史命运相关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马克思一生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构思，致力于全世界无产者以至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要求人们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从事实和事实本身的联系出发 ，抛弃一切先入为主的、同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 思维方法(包括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坚持从思想出发，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在超越于 经验的纯思维领域构造世界的发展图景，因而不能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来认识世界。这 是包括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在内的传统形而上学哲学家的共同缺陷。在哲学理论的表述上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认为真理是现实的反映，是一个不断 发展的过程。不承认永恒不变的“本体”和绝对真理，反对建立普遍有效的绝对体系。 认为自己的哲学是开放的、发展的理论。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追求终极，追求普 遍，追求绝对，追求永恒不变的“本体”和绝对真理，致力于建立普遍有效的绝对体系 ，把自己的哲学封为绝对真理。在哲学与现实的关系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是现 实的哲学，它坚持哲学是与现实相统一的，在现实中生长和发展的，是为现实服务、为 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以哲学与现实相脱离为特征，不 仅方法本身容易导致哲学理论与事物的真实面目不相符，即使哲学理论本身有与实际相 符合的成分，也只是作为知识和教条，成为空头理论，而不能正确用于解决现实问题， 更谈不上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
因此，在本质上，唯物主义辩证法与传统形而上学、马克思哲学与本体论哲学，属于两个根本对立的哲学基本形态。马克思哲学、马克思原创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既不是本体论哲学的改良，也不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因素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因素的简单相加，而是在对二者批判和超越的基础上，在更高层次上的再生。它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基本形态，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哲学局限于“纯粹的思想领域”，从纯粹概念出发建立绝对体系的根本特征，是哲学基本形态的根本革命。
因而，只有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把马克思哲学与其它哲学，如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现当代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区分开来。而我们目前对马克思哲学本质的简单概括，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或辩证方法等等，都很难说已经准确表述了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充其量只能是反映了其一个方面或某些方面。就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说为例，虽然反映了马克思哲学的辩证和唯物两方面因素及其在认识当时社会现实时形成的一些研究结论，但却无法反映马克思哲学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理论和实际与人民利益相统一的根本特征。实际上，这些概括仍然是从哲学的“两个对子”出发，用唯物与唯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这四个因素来判定马克思哲学在认识世界方面的某些特征。由于这些概括仍然是用传统哲学的思维模式来看待马克思哲学，因而很难准确把握 马克思哲学的真正本质。
从原则和概念出发，这是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而我们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运用的却正是这样的方法!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如果像柏林的思想家一样，停留在德国地方性印象的圈子里议论自由主义 和国家，或者仅限于批判德国市民关于自由主义的幻想，而不从自由主义与它所由产生 的并赖以确实存在的现实利益的联系上去理解自由主义，那末，自然就要得出世界上最 荒谬的结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至今仍这样表现出来的德国自由主义，已经是通 俗形式的空洞的幻想，是现实的自由主义在思想上的反映。在这种情况下，把它的内容 变为哲学，变为纯粹的概念规定，变为‘对理性的认识’，真是易如反掌!”[9]这种脱 离现实，脱离“确实存在的现实利益的联系”，把一切都“变为纯粹的概念规定”的形 而上学思维模式，必须坚决予以终止。
四、目前国内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本体论情结”及其化解
我们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坚持以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为判定标准，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然而，目前国内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的最为严重的问题恰恰就是：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判定标准，从而导致认识了上的混乱。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本体论”哲学的兴起，国内用本体论来 解释马克思哲学的潮流大有不可阻挡之势。一些人坚持用“实践本体论”、“人本体论 ”、“生存本体论”等各种各样的本体论来解释马克思哲学，形成了解不开的“本体论 情结”。这就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困惑：我们应该怎样对待马克思哲学，是把它作为一种 在目的、对象、原则、方法等各方面与“本体论哲学”截然不同的全新的哲学形态对待 ，还是把它仅仅视为一种理论体系，知识体系?
要对这些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就需要我们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这一判定标准出发，对本体论的本质和特征进行认真考察。
众所周知，本体论是西方古典哲学的核心。虽然“本体论”一词直到17世纪才拼造出来，但“本体论”的研究自古希腊就开始了。“本体论”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被称为“本体之学”。黑格尔认为形而上学包括“本体论”、“理性心理学或灵魂学”、“宇宙论”和“自然的或理性的神学”四个部分，“本体论，即关于本质的抽象规定的学说。”[4]康德认为形而上学“由四种主要部分所成：(一)本体论；(二)合理的自然学；(三)合理的宇宙论；(四)合理的神学。”[12]德国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也认为：“与形而上学相关的有存在论、宇宙论、心理学以及自然神学”[13]。由于在西方哲学史上，“形而上学着眼于存在，着眼于存在中的存在者之共属一体，来思考存在者整体——世界、人类和上帝。形而上学以论证性表象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存在者之为存在者。” [6]因此，在西方哲学中，大多数情况下，“本体论”与“第一哲学”、“形而上学” 是同义的，主要探讨超越具体事物的、在具体事物之上的关于存在的最一般根据的学问 。特别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理性心理学、理性物理学、理性宇宙论都成了实证科学 ，逐步被心理学和生命科学、理论物理学、天文学和宏观物理学等所取代，理性神学也 从哲学中分离出去，回到宗教之中。只有本体论始终留在形而上学内。因此，也有人把 本体论等同于形而上学。
本体论哲学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对“本体”的追求。而“本体”作为西方哲学中的独有概念，指只能用理性才能理解的本质，是理性直观的对象。它是18世纪经康德的应用而流行的哲学名词。康德认为本体是与现象(显现于一位观察者的事物)相对立的事物本身。尽管本体掌握者可以理解世界的内容，但他却主张人的思辨理性只能知道现象， 决不能透入本体。康德的本体作为“思想”的“对象”，理性直观的对象，是一种“只 存在于‘思想’里”的存在，是本体论哲学研究的对象。虽然这并不是全部哲学家共有 的观点，但任何一种“本体”都具有以下共同特征：(1)都是纯粹思想的产物，一种高 度抽象化的、抹杀了现实社会特征的、“只存在于‘思想’里”的存在；(2)是最基本 、最普遍的终极概念，具有解释一切以至在思想中“建构”整个世界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因而，尽管形形色色的“本体论”哲学有着各不相同的“本体”以及由其推演而来的 各种各样的理论体系，从思想和概念出发、建构绝对体系则是其根本特征。它的必然结 果就是哲学脱离现实、理论脱离实际。就以“实践本体论”而言，当把实践抽象为“本 体”以后，实践主体的社会性、目的性，实践的具体社会环境，实践的效果及其与人民 根本利益的关系等等，都被抽象掉了，从而成了一个纯粹的“抽象物”。在此基础上建 立的整个理论，只能是纯粹的逻辑推论，很难对现实社会的发展产生应有的作用。用这 样的理论来“解释”马克思哲学，必然导致对马克思哲学的教条化理解，这是马克思本 人所不能容忍的。正如马克思在批判布鲁诺时所说的那样：“圣布鲁诺错误地把一些唯 物主义者关于物质的哲学词句当作他们世界观的真实的核心和内容了。”[14]我们的一 些哲学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从哲学形态基本变革的角度来说，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形态，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不仅没有过时和被超越，而且还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开创的是这样一个哲学形态：它跳出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从纯粹概念出发建构哲学体系的传统模式，致力于研究现实、改造现实，以使其更加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更加符合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它所具有的现实性、人民性和成长性，是任何一种受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思维模式局限的哲学流派所不能比拟的。
必须予以指出的是：目前马克思哲学所受到的种种责难，无一不是在把马克思哲学解 释为一种“形而上学”或某种“本体论”哲学的前提下才出现的——只要是先把马克思 哲学解释为某种“形而上学”或“本体论”，然后再用传统形而上学的标准去衡量，那 么，它相对于传统西方哲学、相对于现当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并没有什么绝对优势， 在有些方面甚至是各有千秋。然而，如果我们从理论与实际关系的角度，把马克思哲学 作为一个与传统形而上学有着根本区别的哲学形态来认识，那么，马克思哲学之外的一 切哲学也就不再显得那么神秘了。
与此相关，有的学者提出要“重构”马克思哲学的“理论体系”，或是“在现时代实践的基础上，重新解读、重建与发展马克思所创立的体系”，也是受这种思维模式影响的结果。实际上，马克思哲学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理论体系，我们甚至也找不到一个“马克思所创立的体系”。它作为一种哲学形态，沉淀下来的只是一些认识现实和改造现实的方法、原则，是它坚持理论与实际在人民根本利益基础上统一的基本精神。《资 本论》虽然在从“商品”出发来揭示资本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时借用了“黑格尔的表达 方式”，但这仅仅是一种“表达方式”、一种外在的形式，其实质仍然是从资本主义的 社会现实出发，研究现实、解决现实问题，这与传统形而上学局限于“纯粹的思想领域 ”，从纯粹概念出发推演出绝对体系的思维模式绝不可同日而语!而目前一些学者在马 克思哲学研究上，走的恰恰是马克思所坚决反对的路线——一种追求终极“本体”的传 统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强调实践，就要把世界解释成“实践的”，从而构建由实践产生 出一切的“实践本体论”；强调人，就要由人的概念推出一切，构建“人本体论”；强 调方法，就要把马克思哲学仅仅归结为方法，甚至“把‘历史’当成一种方法来理解” 。这种从某一纯粹概念出发推演出整个体系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是与马克思哲学的主 旨背道而驰的，是要不得的。在这种思维模式下，所谓“重新解读、重建与发展马克思 所创立的体系”，就只能是把今人制造的体系，硬说成是“马克思所创立的体系”或是 对“马克思所创立的体系”的“重新解读、重建与发展”。
在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主张哲学从现实出发，理论为现实服务、为人民服务，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反对“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 ”对侍自己的理论[4]。既要反对“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 裁各种历史事实”[4]的教条主义，又要反对“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 ”，“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被变成套语)”“尽速构成体系”的学理 主义[4]，认为二者都是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在同年8月致保·拉法格的信中，恩 格斯更是明确地对上述的假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指出：“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 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4]。要求划清真假马克思主 义的界限。这对我们纠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形而上学倾向，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
马克思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就在于其创新性和开放性——这不是说它有一个体系，一个开放的体系——而是它的研究对象即社会现实是变动不居的，是开放的、发展的!“ 重读马克思”是必要的。但是，我们“重读马克思”，应着重于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与 传统形而上学的区别，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而不是力图去建立形形色色的 “体系”，并把它强加给马克思!
因此，我们要回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命运问题，就必须从哲学形态的高度，认识和把握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在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上的根本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就在于研究和解决每个时代的社会现实问题。就我国现阶段而言，如何按照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去解决好各种重大的现实问题，如个人利益、政党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关系问题，多数人利益与少数人利益的关系问题，部门或集团利益与民族利益的关系问题，如何通过立法、执法和监督建立起平等机制和竞争机制的问题，社会管理体系和机制的发展与完善问题，党政领导权与人民监督权的关系问题等等，都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应该深入思考的重大课题。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使这些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既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也关系到马克思主义能不能真正得到弘扬和发展。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我们决不可等闲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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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578.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概念篇4
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人学唯物主义，抑或是唯物史观。辩证．或是别的什么？与此相联系，我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我们的哲学教科书宣讲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否真正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貌？我们应该怎样对待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回到马克思”，还是“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这些似乎早已不成的问题，近年却成了哲学界的一个热点。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我们长期以来没能从哲学形态的高度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辩证法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本质区别，从而混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界限，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上的分歧。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是理解马克思的关键所在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理解早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就已开始，其后逐步呈现多样化。其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遵循传统哲学的模式，基本肯定黑格尔辩证法，力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一个从抽象概念出发的绝对体系：如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代表的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为几个部分的苏联模式（多为中苏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或是对该模式进行的批判与“重建”，如卢卡奇“存在本体论”、葛兰西“实践哲学”，以及当今国内盛行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和“实践本体论”等各种“本体论”哲学等。二是否定传统哲学、反对黑格尔辩证法，不赞成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理解为一种方法（“批判”或“实证”），但仍以传统哲学的模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理解或“重建”。如萨特、阿尔杜塞为代表的西方哲学各主要流派从“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角度进行的“重建”或理解。两种模式的共同缺陷均在于未能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关系问题。其中，“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所表述的观点和体系，从产生之日起，就被作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对待。不论是赞成和坚持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重建和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均以此为据。如第二国际后期伯恩斯坦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以及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以萨特、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从各自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建”或理解，都是如此。
针对这种“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国际后期，伯恩斯坦等人提出“反对教条主义”，“黑格尔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叛卖性因素”。20世纪初，卢卡奇认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仅仅涉及到方法”，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关于社会历史的“总体”的辩证法，“辩证法的基本主张，即黑格尔的具体概念理论”（1923），主张“重建”马克思主义，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葛兰西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哲学”，主张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一辩证法的基本精神（1926—1937）；柯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把社会看作或理解为一个活的总体的理论”（1923）。到50年代末期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突破单一的模式，呈现解释和的多样化格局。卢卡奇要用“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复活马克思主义本体论”（1969），施密特认为“马克思的意思并不是简单地用一种物质的‘世界实体’去代替黑格尔的‘世界精神’，那会是一个同等的形而上学原则。”（1973）。此外，以萨特、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也都从各自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建”或理解，观点之多，不胜枚举。这些研究，不论是否正确，对我们研究和理解马克思主义，都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
在国内，苏联模式一直作为哲学教科书、作为正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宣传、普及。直到80年代初，哲学界才开始有人批评传统教科书“仍然沿用的是旧哲学的提法，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本体论”（高青海等1985）。此后越来越多的哲学家主张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认识马克思”（陈先达等1990），要搞清“‘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什么，它的‘本来面貌’是什么”（李德顺2000）；一些哲学家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要“返本开新”（刘奔《马克思历史观变革的实质》1999），要“创造性地诠释马克思”（何中华2000）；另一些哲学家认为要“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黄楠森、韩民青2000）等。这些观点，对我们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基础，开拓了思路。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貌”究竟是什么这一点上，看法始终难以统一。代表性的有：（1）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黄楠森2000），历史唯物主义是其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和应用”（孙正聿2000）；（2）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是唯物史观。离开了唯物史观的创立，就不可能有辩证唯物主义（辛敬梁1996）；（3）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形上学，是本体论（李维武1991，叶秀山2000），它与黑格尔哲学的区别仅在于是从什么样的本体出发；（4）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如李淮春、杨耕1994）；5、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一种方法、一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系统，而不是一种体系哲学（孙伯揆等2000）。可见，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关系问题。也是当前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焦点。
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正确处理，中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一直为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阴影所笼罩，并为如下重大问题所困扰：1、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是本体论哲学，它与传统形而上学仅是在方法上对立还是作为哲学形态而全面对立？唯物辩证法仅是一种方法或方法系统，还是一种与传统形而上学全面对立的哲学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和灵魂？2、黑格尔哲学是否仍是传统形而上学，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区别是否仅在于唯物与唯心的区别？3、唯物辩证法与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区别究竟在哪里，仅仅是出发点不同，还是作为不同的哲学形态而全面对立？4、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变更只是出发点的变革、方法的变革，还是哲学形态的革命性变革，彻底的变革？5、唯物辩证法仅仅是一种方法或方法系统，还是一种与传统形而上学全面对立的哲学形态？能不能说唯物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和灵魂？对这些问题如何回答，已成为理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键所在。
也正是由于这些问题未能解决，才导致了哲学界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上的重大差异：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就必须以传统哲学的眼光、以黑格尔哲学的眼光来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它视为世界观、视为知识，视为（甚至是科学的科学），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科学、严格、完整的体系，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依靠纯粹概念进行的逻辑推论。其结果是，不论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本体论、知识论，还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实践论、价值论，或是实践唯物主义、人本唯物主义等等，都摆脱不了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成为一个依靠纯粹概念的逻辑推论建立起来的哲学体系；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或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与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全面对立的，就必然反对用纯粹概念的逻辑推论建立绝对体系的传统哲学模式，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科学的知识论观点，而把解决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作为自己的使命；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是一种方法或方法系统，就必然反对体系哲学。但又容易因片面强调方法，而看不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不仅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与传统形而上学全面对立的哲学形态，它在目的、性质、对象、方法、功能、作用等各方面与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全面对立。就看不到唯物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和灵魂。一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唯物史观，就是辩证方法，都是只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看作是一种方法或方法系统的结果，因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丧失了与传统形而上学全面对抗的能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混同于传统形而上学。
可见，“回到马克思”也好，“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也好，都必须首先解决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只有这一问题解决好了，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二、唯物辩证法是指称马克思主义的最准确的概念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形态，最能代表其本质和核心的究竟是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抑或是“实践唯物主义”？我认为，这些说法都不够准确。只有唯物辩证法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和灵魂，是指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准确的概念。
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唯物辩证法。事实证明。用本体论的建构起来的哲学体系，来反对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从休谟和康德开始，传统形而上学就受到了质疑。到现当代西方哲学，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呼声更是一浪高过一浪。但纵观中外哲学史，只有马克思才真正建立起了与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哲学全面对立的崭新的哲学形态。为了终结脱离实际的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马克思坚持以哲学改造世界为己任，利用从现实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服务于现实这样一种与本体论完全相反的哲学方法，创立了与传统形而上学根本对立的哲学新形态——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改变了那种“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的本体论哲学。马克思原创的唯物辩证法，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全新的哲学形态，是哲学形态的根本革命。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本质是现实哲学，即从现实出发、为现实服务，坚持理论和现实的统一，现实、反映现实、改造现实，作为现实生活的灵魂和精神的精华的哲学，而不是本体论：是真正的智慧学，而不是知识或；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智慧，而不是对知识、知识和思维知识进行概括和的知识论，更不是凌驾于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
马克思最伟大的成就是创立了唯物辩证法，以一个全新的哲学形态终结了传统形而上学，实现了哲学上的重大革命，使哲学成为真正现实的哲学。唯物辩证法，仅仅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看，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若从以这种方法建立起来的哲学形态的角度看，它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的意义，并不在于创造了什么“彻底严整的科学体系”，建立了“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普遍的科学”，而是在于：建立了从现实出发、以理论联系实际、理论和实践相统一为根本特征的唯物辩证法，这样一种全新的哲学形态；终结了“以超出了经验范畴的纯粹概念的逻辑推论，建构绝对的、普遍有效的体系”为共同特征的传统形而上学这样一种旧的哲学形态。实现了哲学形态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都是依靠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来完成的。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学都是唯物辩证法的结晶，都是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研究人类社会现实的结果。我们重新解读马克思，关键就在于如何继承发展唯物辩证法。
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迄今为止的最新的哲学形态，也是最符合哲学本性的哲学形态。按哲学的本性来说，“哲”之为“学”，就是给人以智慧、使人聪明的学问，即“智慧之学”或“聪明之学”。“智慧”，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方法。它是一种思维创新能力，是人们进行文化创造的想象力和批判力，也是解决的能力和方法。它不同于知识。知识是能力和方法的结晶，是智慧发挥作用的结果，是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因此，哲学的本性是“智慧”，是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方法。而不是知识（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思维科学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更不是这些知识本身。哲学作为“智慧学”。与其他智慧的区别，就在于它不是解决各种具体问题的能力和方法，而是关于人类如何生存发展和安身立命、如何处理人与世界关系的能力和方法。它是理解和协调人与世界关系，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关系的能力和方法。也就是说，哲学提供的是认识、协调和改造人与世界关系的能力和方法，而不是认识和改造世界本身（人、自然、社会、思维）的能力和方法。哲学作为“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也都是从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的角度讲的，而不是从认识世界本身的角度讲的。认识世界是各门具体学科的事情，而不是哲学的事情。并且，“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最终要为“方法论”服务。从哲学的本性而言，哲学的研究模式主要是“（这）应是什么”和“（这）能是什么”，而不是“（这）是什么”。哲学的本性是智慧，智慧重在创新和发展，要创新和发展，就离不开反思和批判。哲学智慧是反思的智慧、批判的智慧、变革的智慧。它激发人们的想象力、批判力和创造力，弘扬人们的探索精神，激发和引导人们对社会现实进行反思和批判，实现人类的自我超越和自我发展。正是这个原因，马克思才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要求。
唯物辩证法就是全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与灵魂，与其它哲学形态有着根本区别。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由几个部分组成的绝对体系的做法是错误的。唯物辩证法的根本特征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从实际出发、从现实出发。它是为现实服务的哲学，也是为人民服务的哲学，因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实践就是最大的实际、最大的现实。其主要内容是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理论与实际的统一；理论和实践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统一；检验真理与实践评价的统一。其与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区别是，理论与实际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思想上统一。
只有唯物辩证法才作为哲学形态而与传统形而上学全面对立，也只有唯物辩证法才是指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准确的概念。“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以至“实践唯物主义”，都不能准确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当然，我们也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现实的哲学”、“人民的哲学”“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实践唯物主义”等等，但其核心和实质只有一个：就是唯物辩证法。
三、唯物辩证法是一种与传统形而上学全面对立的全新的哲学形态
作为哲学形态，唯物辩证法只能是与作为哲学形态的，“以超出了经验范畴的纯粹概念的逻辑推论，建构绝对的、普遍有效的体系”为共同特征的传统形而上学根本对立。而不是与仅仅作为方法的“形而上学”或历史唯心主义全面对立。（参见拙文《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根本对立及其现实表现》《东岳论丛》2001年第一期）。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用超出了经验范畴的纯粹概念的逻辑推论，建构绝对的、普遍有效的体系。不仅在发展观上与辩证法对立，也在世界观上与唯物主义对立。追求绝对的普遍真理，建立普遍有效的绝对体系。必然导致用片面的、静止的、孤立地眼光看问题；从思维而不是从事实出发。必然导致唯心主义，或者本身就是唯心主义的原则；建构绝对的、普遍有效的体系，片面追求终极性、统一性、固定性和稳定性，否定矛盾，必然导致与辩证法对立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或者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的特征。因此，与传统形而上学全面对立的不是仅仅作为方法的“辩证法”，而是作为哲学形态的“唯物辩证法”。只有唯物辩证法才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形态与传统形而上学全面对立。
概括起来说，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形态，而不仅仅是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在目的、性质、对象、方法、理论来源与表述、理论与现实的关系等各个方面，与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全面对立。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
其一，目的是为了。还是为了“求知”。在研究目的上，唯物辩证法以改造世界、解决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为目的，坚持从现实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服务于现实。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
其二，性质是“智慧”，还是“知识”。唯物辩证法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智慧”而不仅仅是认识世界的“知识”。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把自己看作是认为世界的“知识”或“科学”，因而也就常常把自己混同于具体科学，甚至把自己看作“科学的科学”。
其三，对象是现实还是思想和概念。唯物辩证法把现实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认为理论是来自现实，是现实的反映，坚持理论与实际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强调“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①（p76）。而在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中，则是把“本体”作为研究对象，是理论与现实相脱离或背离：唯心主义认为现实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自然界只是观念的外化；唯物主义虽然反对现实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的唯心主义观点，但其哲学也仅仅是从头脑中而不是现实中产生出来的思想。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批判黑格尔时说：“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界只是观念的‘外化’，它不能在时间上发展，只能在空间上扩展自己的多样性，因此，它把自己所包含的一切发展阶段同时地、并列地展示出来，并且注定永远重复始终是同一的过程。黑格尔把发展是在空间以内、但在时间（这是一切发展的基本条件）以外发生的这种谬论强加于自然界”②（p229）恩格斯在批判费尔巴哈时也指出，由于“他虽然有‘基础’，但是在这里仍然受到传统的唯心主义的束缚……从他的孤寂的头脑中，而不是从与他才智相当的人们的友好或敌对的接触中产生出自己的思想。”②（p230—231）因此，“我们一接触到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和伦，他的真正的唯心主义就显露出来了。”②（p233）
其四，方法是从实际出发，还是从思想、从概念出发。在哲学研究方法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以全面、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解决与人类历史命运相关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马克思一生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构思，致力于全世界无产者以至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要求人们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从事实和事实本身的联系出发。抛弃一切先入为主的、同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思维方法（包括黑格尔的思辨方法），坚持从思想出发。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在超越于经验的纯思维领域构造世界的发展图景，就不能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认识世界，就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如费尔巴哈）、理解为一种处于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如黑格尔）。这是包括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在内的传统形而上学哲学家的共同缺陷。
其五，理论是开放的、发展的，还是普遍有效的绝对体系。在哲学理论的表述上，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认为真理是现实的反映，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不承认永恒不变的“本体”和绝对真理，反对建立普遍有效的绝对体系。认为自己的哲学是开放的、发展的理论。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追求终极、追求普遍、追求绝对，追求永恒不变的“本体”和绝对真理，致力于建立普遍有效的绝对体系。他们大多把自己的哲学封为绝对真理。恩格斯在评论黑格尔哲学时说：“他不得不去建立一个体系，而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②（p217—218）并指出：黑格尔之所以把发展是在空间以内、但在时间以外发生的这种反辩证法的谬论强加于自然界，是因为体系的限制，“体系要求这样，于是，方法为了迎合体系就不得不背叛自己。”②（229）由于黑格尔用超出了经验范畴的纯粹概念的逻辑推论，建构绝对的、普遍有效的体系，宣布自己的体系是绝对真理，从而最终陷入了形而上学。恩格斯在批判费尔巴哈受传统形而上学哲学体系束缚时也说：“不仅哲学这—似乎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把它们包罗在内的科学的科学，对他来说，仍然是不可逾越的屏障，而且作为一个哲学家，他也停留在半路上，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②（p241）。就是说他仍然未能逃脱传统形而上学建构绝对的、普遍有效的体系的老套路。而用形而上学方法建立起来的体系，也免不了“上半截是唯心主义”。
其六，在哲学与现实的关系上，唯物辩证法是现实的哲学，强调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检验真理与实践评价相统一。坚持哲学是与现实相统一的，在现实中生长和发展的，是为现实服务的。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以主观与客观相脱离。理论与实际相脱离为特征，不仅方法本身容易导致理论与事物的本来面目不相符，即使理论本身有与实际符合的成分，也只是作为知识和教条，成为空头理论，而不能正确用于解决实际问题。马克思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p57）列宁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③（p241）。也批评“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④（p295）都是从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角度讲的。
其七，功能是为现实服务、为人民服务，还是脱离实际、为少数人服务；是最广大人民群众行动的指南，还是少数人的理论招牌；唯物辩证法坚持哲学为现实服务、为人民服务，传统形而上学则是脱离实际的概念推演，是少数人的理论招牌。这种对立也表现在现实中（理论上、认识上、实践上），并对当代哲学有着重要。
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不仅表现在理论上，也表现在现实中。理论上的对立是社会现实中对立的反映。但不论是理论上还是现实中，坚持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必然归宿都是理论脱离实际，哲学脱离现实。因而，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大敌，人民的大敌。的马克思主义从其诞生之日就是在与形而上学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从反对教条主义、机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到反对两个凡是、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是以唯物辩证法拒斥形而上学的结果。因此，唯物辩证法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在于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物辩证法：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邓小平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领导人民走向了富裕。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是认清真假马克思主义的需要；也是建设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需要。
四、正确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
1、“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认识马克思”
不论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认识马克思”、“创造性地诠释马克思”，还是“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共同的目的都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都首先要搞清“‘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什么，它的‘本来面貌’是什么”。通过对马克思原著的解读，并吸收中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积极成果，从哲学形态变革的角度，对唯物辩证法、形而上学，以及二者的全面对立进行深入考察。力求得出科学的结论，以划清仅作为方法的“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与作为哲学形态的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间的区别；划清唯物辩证法与其他一切哲学形态的区别。只有这样，才能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征和实质，明确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核心地位，驱除传统形而上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影响，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现实的哲学。
2、从哲学形态发展的高度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而不是简单地把它作为“直接来源”。改变从某一抽象概念出发、依靠逻辑推演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把唯物辩证法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形态（而不仅是方法），放到哲学形态发展史中考察，全面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不是本体论。而且马克思还是坚决反对本体论的。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是以建立普遍有效的绝对体系为特征的，如果马克思崇尚传统形而上学，他首先要做的，决不应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研究。不是从事《资本论》的研究。而是创造出一个自己的哲学体系。不论这个体系是从物质“本体”出发，从人“本体”出发。还是从实践“本体”出发。马克思一生中不但没有建立这样一个体系来表述自己的思想。反而把大量的精力放在《资本论》的著述上。其中的原因只有一点，就是马克思坚决反对“以超出了经验范畴的纯粹概念的逻辑推论，建构绝对的、普遍有效的体系”为共同特征的传统形而上学，一生致力于建立从现实出发、以理论联系实际、理论和实践相统一为根本特征的唯物辩证法。致力于运用唯物辩证法解决重大社会现实问题。因此，我们在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问题时，必须明确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地位，明确其与黑格尔哲学的根本区别。从为现实服务的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关系，而不能把它混同于以建立绝对体系为目的的传统哲学。纠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错误倾向。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现实的哲学、人民的哲学。
3、从坚持和发展以理论与实际相统一为根本特征的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而不能把它们建构成绝对的体系。从理论和现实两方面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1）在理论上坚持哲学与现实的统一。反对脱离现实的“形而上学”。坚持哲学为化建设服务、为提高民众哲学素养、维护人民大众的利益，为人民大众的社会实践提供理论支持。反对一切用传统形而上学方法建立实践本体论、人本体论、社会本体论、关系本体论等哲学体系，甚至直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本体论哲学的错误倾向；（2）认识上坚持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认识与实践的统一、实践评价与检验真理的统一。反对割裂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把实践神圣化，片面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忽视用人民利益标准来评价实践的倾向；（3）实践上，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反对理论脱离实际的“纯粹理论家”、只会读稿子的“纯粹演说家”和既不懂唯物辩证法、也不懂社会科学的“纯粹实践家”。
4、从哲学的“智慧学”本性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而不是把它看作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作为科学一般的是科学学或科学哲学，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两者在目的、对象、方法、成果各方面均不相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原则、方法和理论，而不是认识世界的知识和科学，更不是科学的科学。它是改造世界的智慧，而不是认识世界的知识。不是对现实、对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它是一个开放的理论系统，而不是一个绝对的理论体系。更不是用纯粹概念推论建立起来的形而上学和本体论，不是“科学的形而上学”。否则，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知识。视为对世界的认识，对实践的总结，必然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实践的阐释者而不是指导者。游离于现实之外，落后于现实，从而丧失生机和活力。
5、从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高度而不是从世界观的角度理解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特点。在研究方法和学风上，哲学研究坚持以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为反思对象，而不是以脱离现实的纯粹概念为对象。改变脱离人民大众、以深奥难懂为荣的形而上学作风，坚持研究与宣传普及的结合。把科学研究的结果普及推广到全社会。要从现实出发，坚持用唯物辩证法来研究“人的问题”、“认识问题”、“实践问题”、“历史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发展问题”、“价值问题”以及其他重大的现实问题，而不是热衷于从抽象的概念出发来建立诸如“人学”、“认识论”、“实践哲学”、“历史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发展哲学”、“价值哲学”等各种各样的哲学体系。坚决反对从虚构的概念出发来推演哲学体系的传统形而上学方法。特别是近些年国内哲学界出现的诸种“本体论”哲学。这些“本体论”哲学的共同特征就是站在“形而上”的角度。从概念出发而不是从现实出发，片面强调一点或一面。“追求终极”，好走极端。只要强调什么，就把什么推到“本体”的地位。如“实践本体论”、“人本体”论、“社会关系本体”论，等等。这些“本体论”哲学由于从概念出发和好走极端，不仅容易由“形而上”而走向唯心主义，也混淆了唯物辩证法与传统形而上学的区别。
6、在重视实践问题的同时，注意加强实践评价的研究。在人类统一的认识——实践活动中。检验真理和实践评价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的认识需要实践的检验，而人的实践又需要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标准进行评价，实践评价是检验真理的逻辑起点。只有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实践，才能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参见拙文《实践评价与检验真理》《文史哲》1996年第6期）。因而，在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同时，必须坚持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评价我们实践的最高标准，实现检验真理与实践评价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基础上的统一。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我们的党才能真正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成为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党，才能真正团结全国人民同心同德搞好现代化建设。这也是反对把实践神圣化、片面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忽视用人民利益标准来评价实践的错误倾向，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实现理论与现实相统一的必然要求。
【】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概念篇5
[论文摘要]要提高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教学的教学质量，应对其进行准确的定位，把握好教学知识板块的划分，教学重点、难点的确定、选择运用合适的教学方法。
由于哲学研究的是关于整个世界一切事物的共同本质和普遍规律，它与各门具体科学研究某一领域的特殊规律不同，决定了它是一门抽象的理论性学科，学习哲学既要具备各门具体科学知识，又要有较高的抽象思维能力，才能够学好。正因为如此，一些学生感到哲学难学，其原因或是各门具体科学知识贫乏，不扎实，或是抽象思维能力不高。这给哲学教师提出了教学上的具体问题，即如何教好哲学，在教学方法上如何创新改进，如何提高哲学课的教学质量。本文就此作一探索。
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准确定位提高本课程的教学效果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应从理论灌输、方法论培养、思想政治教育三方面定位，做到三位一体，以提高本课程教学的整体效果。
一是从基本概念、原理着手，强化本课程的理论灌输。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观点，首先必须弄清其基本概念和原理，讲清楚基本概念原理是本课程教学的首要前提。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指导思想、教学时间安排、教学方法运用等方面，突出概念原理的教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是由一系列基本的概念原理构成的，只有学好基本概念原理，才能运用它对社会生活、自然现象进行深刻的分析，这可称为“以理论事”，突出的是“理”而不是“事”，强调的是“事”为“理”服务。而在以往的哲学教学中，有的教师主张不从理论着手，大讲社会生活自然现象，然后引出理论，即“以事论理”，突出的是“事”而不是“理”。这种教学模式，在教学内容安排，教学时间分布，教学方法运用等方面强化了“理”为“事”服务，而不是“事”为“理”服务，显然不符合哲学课程理论性强的特点。
二是从方法论原则着手，培养科学的思维方式。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理论，是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一般指导原则。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必然涉及到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理性的、理论的认识方式。思维方式在认识活动中决定思维指向和思维侧重点，是信息处理和转换的内在机制，决定着主体能否正确认识和把握客体以及认识正确性的程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方法论具有同一性，哲学思维是一种高度抽象化和理论化的思维，具有思辨性特点，运用到科学的思维中和实际工作中，形成科学的方法论系统，并能不断开拓思维空间。大学生思维特点是抽象思维能力尤其是辩证思维能力得到高度发展，思维的逻辑性、独立性、批判性、灵活性、创造性等品质逐步形成。在哲学课教学中对大学生进行方法论、思维方式的培养，既是哲学课程本身的内在要求，又符合大学生思维的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过程的一条红线，应贯穿整个教学过程，把哲学原理变成分析问题的方法。
三是从思想政治教育着手，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哲学本身就是世界观的理论体系，而人生观、价值观又是世界观在人生目的、价值取向问题上的演绎和具体表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重视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通过教学，使学生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学会做人，明确人生的意义，确立正确的价值取向，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使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与社会发展进步方向一致。应当注意，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教学的思想政治教育，不是单纯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它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系列原理的教学体现出来，如果脱离一系列原理的教学，单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那就完全失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本身应有的哲学原理教学的功能。
以上哲学课程教学三个方面功能的定位，应紧密联系，互相贯通，互相渗透，融为一体，不可偏废。而基本概念、原理的灌输又是最基本的定位，它的教学效果的大小，决定和影响着方法论和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实现程度。
二、从整体与部分的联系上把握哲学内容的体系从而确定哲学内容的知识板块
现代认知学习论认为，学习的本质是主动地形成认知结构，使学科的基本结构转变为学生头脑中的认知结构。学科的基本结构指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及基本方法。当学生掌握和理解了学科的基本结构，就容易掌握整个学科的具体内容。在哲学教学中，我们可以从整体与部分的联系上，从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及其相互联系上，把握哲学内容的体系，确定哲学内容的知识板块，形成哲学课程的认知结构。整体和部分是辩证的统一体。整体由部分组成，从整体宏观的视野出发，对部分进行单独的、分别的研究，能深刻地把握整体。割断联系，抛开整体，就看不清各个组成部分，离开部分，就不能从宏观把握整体的面貌。辩证法强调从整体以及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的联系上分析问题，反对只见部分不见整体的片面的孤立的形而上学观点。
要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体系确定其知识板块，必须了解其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科学实践观为核心，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相结合的严整的科学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唯物主义与辩证法，自然观与历史观是互相联系的板块结构，是相互渗透的统一体。因此，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解为四大板块，即辩证的唯物论、唯物的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历史唯物主义。这样划分的理由有三点:1、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征，使唯物主义、辩证法、认识论、唯物史观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有利于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的理解。2、既从哲学内容的体系出发，涵盖了全部哲学基本原理，又突出了各个部分内容的侧重点。即马克思唯物主义是辩证的唯物主义，该板块重点是突出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唯物的辩证法，该板块重点是突出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该板块重点是突出认识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该板块重点是突出唯物史观。这种划分考虑到整体与部分的联系，使各个知识点有机地联系成一个严密的整体。正如列宁所说的“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绝不可能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列宁选集》,3版，第2卷，221-223页。)3、便于教学的有序进展。一般来说，哲学教学顺序按上述板块顺序推进，不可颠倒。当然，我们看到，近年来出版的有的哲学教材，将以上四个板块作了变动，如将“实践”的知识分割在“唯物主义”和“认识论”两个板块中，使这一知识点显得分散，不利于教学。
三、从知识体系大厦的构架和支撑上确定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重点
重点是相对一般而言的，在一个知识体系中，重点的知识就是指处于基础性的、核心的、支撑大厦的基本理论、基本规则。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而言，其重点应该有6个。1、物质观及其与意识的关系。2、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3、认识的辩证规律及其真理观。4、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5、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原理。6、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原理。
确定上述6个重点的理由。1、物质观及其与意识的关系，这是哲学课首先必须理解和掌握的知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或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是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不懂得物质的原理，可以说就不能正确理解什么是唯物主义，离开物质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厦就失去了根基。所以，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原理，也就坚持了唯物主义。2、把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作为重点的理由是，要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就必须辩证地看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又是彻底的辩证法，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高度统一。最能体现辩证法内容的就是三大规律，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事物发展源泉和动力，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质量互变规律揭示事物发展的两种状态;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事物发展的趋势和道路。这两个规律又是对立统一规律从不同侧面的展开。掌握这三大规律，特别是对立统一规律，也就掌握了辩证法的基本内容。如果说不懂得三大规律特别是对立统一规律，也就不懂得辩证法。3、认识论是关于认识的哲学理论，它把认识本身作为思考的内容和研究的对象。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贯穿于认识论，就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由此，就提出了认识的辩证规律(实践与认识的关系)和认识的真理性问题。所以，要掌握认识论，就必须掌握认识的规律和认识的真理性问题，否则就不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4、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中的运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板块，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以往旧哲学的一个根本标志，其内容非常丰富。社会基本矛盾作为重点，是因为它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而其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又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社会形态。由生产力一一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一一上层建筑，层层决定作用和层层反作用，构成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发展。所以社会基本矛盾囊括了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把它们作为重点，理所当然。如果不懂社会基本矛盾，可以说就不懂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原理，是在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的基础上，从社会主体即人的观点出发，来做更深人的阐发。因为社会规律是通过人来实现的，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生产力的构成中，劳动者是主导性因素。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一原理是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体问题上的展开和深化，所以，这一原理应该作为重点。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属于社会文化结构领域，对文化进行专门的研究是必要的，所以也应作为重点。
四、突破难点是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质量的一个关键
就某一学科来说，其概念原理都有特定的载体，如数学概念、原理的载体有点、线、面、正负数等，物理学的概念、原理的载体有力、速度、热、光、电等。这些学科一般能通过实物、模型、演示、运算等方式和手段来认知，有直观性、具体性的特点。而哲学学科理论是这些具体科学理论的概括，没有直观、具体的载体，它是对这些具体学科理论的再概括、总结、提炼，因而就更抽象。由此，人们误认为哲学是玄虚缥缈、高深莫测的学问，给哲学教学也带来了难度。如何攻克哲学教学的难点，是提高哲学课程教学质量的一个关键。
一是注重原理的系统性、完整性、准确性。哲学原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是指一个哲学原理是由诸多要素相互联系构成的整体。在讲授原理时，对每个要素都要进行分析讲解，给学生一个系统的、完整的理论构架，要避免零碎地、片面地讲解原理。注重原理的准确性，是指对原理内容的概括、提炼、表述方面保持准确，避免曲解、误解。一般来说，哲学教师讲授哲学原理时，需要对原理重新概括提炼，以文字形式写成讲稿，讲稿要求准确，口头表述时，同样要求准确。
二是讲求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哲学理论是一系列抽象概念和严密逻辑构成的范畴体系，与各门具体科学知识不同，仅仅记住这些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并不等于真正懂得和掌握哲学理论的真谛，因此，必须使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用哲学理论分析社会热点实际，使哲学教学由空洞、抽象、枯燥转变为丰富、具体、生动。但同时，也应避免片面渲染、夸大实际事例，就事论事。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概念篇6
一、时代精神主题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聚焦点
哲学源于生活，源于对“时代的迫切问题”的理论自觉。每个时代的人类都有自己的时代性的生存困境，因而也都有自己的时代性的迫切问题。真正的哲学之所以成为“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就在于它自觉地捕捉到自己时代的迫切问题，并使其凝练和升华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时代精神主题化，这是任何“真正的哲学”首要的工作方式。
诉诸哲学史，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每个时代的哲学具有怎样众多的流派和怎样纷繁的思潮，但就其真实的理论内容而言，都是以理论的方式表征了自己时代的人类自我意识。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西方近代以前的哲学是以各种方式表征了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近代哲学的根本任务是揭露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即实现“上帝的人本化”，而现代哲学的使命则是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即实现从“虚假共同体”到“真正共同体”的转化。在马克思看来，这三种基本形态的哲学，实质上是以理论的方式表征了人的三种最基本的存在形态及其自我意识，即：人对人的依附性存在，以及确立“神圣形象”的自我意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存在，以及消解“神圣形象”和确立“非神圣形象”的自我意识；变革“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存在方式，以及消解“非神圣形象”的自我意识，即实现人的独立性和个性的自我意识。因此，对于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所谓“时代精神主题化”，就是塑造和引导一种新的时代精神——把人从“抽象”的“普遍理性”中解放出来，把人从“物”的普遍统治中解放出来，把“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变为人的独立性和个性，从而推进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的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人类解放事业。
每个时代的人类自我意识即时代精神，总是直接地体现为该时代的社会思潮。如果作一个最宏观的概括，我们可以把自然经济中的社会思潮概括为一种“没有选择的标准的生命中不堪忍受之重的本质主义的肆虐”，市场经济中的社会思潮则是一种“弱化了标准的选择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存在主义的焦虑”。前者所表现的是“人对人的依附性存在”，也就是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后者所表现的则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也就是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这两种社会思潮，直接地表现了自然经济和市场经济中的人类自我意识。近代以来的哲学，它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正是以揭露人在“神圣形象”和“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的方式，构成“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不仅是以理论的方式表征人类的自我意识，而且是把“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自己的哲学思想里，从而理论地表达一种基于现实的理想性要求——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的一切人的自由发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时代精神主题化。
二、现实存在间距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越性
源于现实生活的哲学，并不是对现实生活的经验描述，而是对现实生活的批判性反思和理想性引导。作为哲学思维的理论自觉，黑格尔不仅把“现实”解释为蕴含着必然性的存在，而且拒斥把哲学变为“思想沉入内容而不能自拔”的表象思维。哲学作为“思想中的时代”，它的“现实性”并不是“表象”或“再现”现实，而是对时代精神的整体性把握、批判性反思和理想性引导。这就要求哲学研究中的“现实存在间距化”，也就是超越感觉的杂多性、表象的流变性、情感的狭隘性和意愿的主观性，从而全面地反映现实、深层地透视现实、理智地反观现实和理想地引导现实。
对于哲学研究来说，现实存在间距化，是因为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的哲学，它并不是个人的自我意识的理论形态，而是社会的自我意识的理论形态，是以哲学家个人的理论形态所表征的人类(社会)的自我意识。个体性的关于生活的自我意识，在其直接性上，总是呈现出不可穷尽的差别性和难以捕捉的任意性；然而，在个体性的自我意识的现实性中，则不可逃避地蕴含着作为社会自我意识的普遍性和规范性。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个体的自我意识总是具有社会内容的人生价值、社会正义、伦理道德、法律规范、历史规律和人类未来等问题，二是个体的自我意识中总是蕴含着具有社会性质的真理标准、价值尺度、审美原则和人性根据，三是个体的自我意识总是以具有社会性的社会意识形式(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和哲学)而形成其稳定性、自觉性、系统性、可解释性和可批判性。个体自我意识的社会内容、社会性质和社会形式，构成哲学反思的对象，并形成作为社会的自我意识的理论形态的哲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既是哲学家以个人的名义讲述人类的故事，又是哲学家以人类的名义讲述个人的故事——以个性化的理论形态表征人类(社会)的自我意识。
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的理论力量和当代意义，不仅在于它自觉地把“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汇集在自己的哲学思想里，而且在于它总是以“历史的大尺度”即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想去反观现实和批判现实，从而引导人类不断地把现实变成理想的现实。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越性，也是由这种超越性所构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现实存在间距化”的研究方法——不仅仅是“反映和表达”现实，而且要“反思和批判”现实，从而“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三、流行观念陌生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
塑造和引导时代精神，首先必然是对自己时代的批判性反思。哲学“创新”，就是哲学家以新的哲学理念和新的思维方式为人类展现新的世界，提示新的理想。哲学“创新”内涵着以否定性的思维去对待人类的现实，揭示现实所蕴涵的多种可能性；以否定性的思维去检讨各种理论的前提，揭示理论前提的多种可能性；在现实与理论多种可能性的某种交错点上，揭示人与世界之间的新的意义，提示可供人们反省和选择的新的理想。对哲学来说，人类所形成的全部思想，特别是这些思想所隐含着的诸种“前提”，即全部的“流行观念”，从来都不是现成接受的对象，而永远是批判反思的对象。作为人类所特有的批判性追问的自我意识。哲学追究生活信念的准则，探寻经验常识的根据，讯问真善美的标准，反思理论思维的前提。它反对人们对流行的思维方式、时髦的价值观念、既定的科学理论采取现成接受的态度，反对人们躺在无人质疑的温床上睡大觉，反对人们在思想观念和现实行为中采取非批判的实证主义态度。它通过自己的批判性反思，向人类已经获得的全部假定的确定性不断地提出新的挑战，并把这种批判意识逐步变成全人类自觉的自我意识。
哲学的批判，是以“清理地基”的方式进行的，是以“对自明性的分析”实现的，也就是以“流行观念陌生化”的方式实现的。把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陌生化”，特别是把人们习以为常的哲学观念“陌生化”，从而实现对各种流行观念、特别是流行的哲学观念的批判性反思，这是哲学的基本的工作方式。这种“流行观念陌生化”的哲学工作方式，既包括传统观念的陌生化(如对“神圣形象”的反思)、时髦观念的陌生化(如对“发展”的反思)、日常观念的陌生化(如对“科学”的反思)，更包括哲学观念的陌生化(如对“真理”、“规律”的反思，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哲学”本身的批判性反思)。这种“流行观念的陌生化”，对于近代哲学而言主要是追究“认识何以可能”及其所蕴含的“自由何以可能”，对于现代西方哲学而言主要是“从时代的话语方式中突围”，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则是“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自我封闭的宗派主义，不是随波逐流的机会主义，不是随意套用的教条主义，而是通过“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而实现人类解放的哲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它所要批判的“流行观念”具有最深层的人类生存意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中，被“陌生化”的“流行观念”，首先是关于“人”的观念——“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其次是关于“历史”的观念——“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过程而已”；最重要的是关于“实践”的观念——“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以这种“实践”观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如恩格斯所说，它已经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沿着马克思恩格斯所开辟的“改变世界”的道路前进，才能在批判性地反思具有最深层的人类生存意义的“流行观念”的过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四、基本理念概念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力量
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哲学力量是理论力量即逻辑力量。对此，马克思具有充分的理论自觉：“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在这里，马克思表达了关于理论力量的三重内涵：其一，理论力量是说服力即逻辑力量；其二，理论的逻辑力量在于理论的彻底性；其三，理论的彻底性在于抓住事物的根本即人本身。深入思考理论力量的这三重内涵，关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二个基本结论：一是必须把“人本身”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念”，二是必须把这个“基本理念”展现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逻辑化的概念体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基本理念概念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概念篇7
摘要：“何为政治哲学”与“何为哲学”一样是没有终极答案的问题，其答案只能表现在不同谈论的差异和共识之中。因此，近些年来，政治哲学的研究虽有勃兴的迹象，并且确实取得了不少进展，但关于政治哲学的理解趋势却越加多元和复杂了。张文喜从政治哲学家对政治事物的两分法入手，阐释了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概念时的两分现象，进而从与共产主义理论相关联的角度，认为存在着两种马克思政治哲学概念，即友爱政治哲学和斗争政治哲学。罗骞则从哲学和政治在当代的双重变迁出发，提出“政治哲学应该成为第一哲学”这一基本命题，在后形而上学存在论的实践思维基础之上，将政治哲学理解为关于人类共同体可能生活之哲学思考，它创造和发明共同体生活的基本观念并为这些观念进行辩护。臧峰宇首先从诸如研究对象、思维方式等多种视角勾勒了对于政治哲学的不同理解，认为把握政治哲学的当代性是一条通达政治哲学意旨的切近路径，并指出正义论是当代政治哲学的典型样态，它呈现了一种不同于古典政治哲学的政治哲学致思路径和在场形态。
关键词：政治哲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后形而上学；存在论；规定；当代性；正义
中图分类号：Bo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604（2013）06―0020―012
一、政治事物的本质与两分法
列奥・施特劳斯曾说，政治哲学既在于认识政治事物的本性，也在于认识公正的或好的社会制度。
但我们并不能谈论单单一种政治哲学。政治哲学作为概念和范畴在西方古今实际上并不一致。一种政治哲学的概念和范畴，就像是一张撒出去捕捉政治现象的网，像是这个或那个政治哲学家如何撒网、收网，即如何提出讨论或回答上述问题。沃林说，政治哲学家都会按照一种对他而言的有意义的和相关联的方式对政治现象进行分类，其分类的方式和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立场。结果只能是，“他挑选了一张特殊的网，并把它撒到了一个选择好的地方”。
沃林说到关于政治哲学的分类法，确切地说，应该是两分法。分类是分类，两分是两分。这个区别里面包含着值得深思的意思：政治哲学家对政治领域事物的判断，一般说来，不是分类而是两分，诸如赞成或反对、选择或排斥、好或坏、敌或友这些两分，但他们并不是要把天底下的所有政治现象打包分成两类，一类好一类坏，一类敌一类友，一类赞成一类反对，一类选择一类排斥。好的政治事物，除了好，并没有包揽无遗，若说好的就是例如强的，那也只是说明好和强这两个概念有某种关联。反过来讲仍然正确：好的不一定必然是强的；再例如，敌和友是“整齐对称的”（所谓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这只是说，敌友两分是通向政治现象道路上具有显而易见性质的两分，而不是说，对天底下的所有政治事物的分析均可诉诸这种清清楚楚归入敌或友的类别。假如把所有的政治性的对立都追溯至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的抉择，只是意味着最终归结为政治自身统一体，以满足追求纯粹、除尽余数之答案的冲动。同样，敌友两分的标准绝不意味着某个政治单元与另外某个政治单元永远为敌或永远为友，也不意味着一个中立性政治单元不可能存在或在政治上没有意义。这一点即便是强调划分敌友是政治的标准的施米特也是承认的。所以，只要政治现象存在，就必定是多元主义的。政治的本质包含在这个问题之中：无数的个体能够以什么方式聚集在一起，他们能够做什么？
如此，为了说明某个政治现象，我们或许可以做如下区分：有时从某个视角看，我们看到的政治事物真的存在，有时它并不真的存在。例如，若我们把讨论和公开性看成西方议会民主制的两个基本原则，我们就会看见它具有真实性，至少在公开讨论被认真对待和执行的时候是如此。但是，“讨论”在这里是有着特殊的内涵的，即不受党派利益的束缚，不追逐利己主义的利益，这是讨论者应该秉承的共同信念。今天，我们都怀疑这种责无旁贷的信念状态几乎名存实亡了。不过，我们最后恐怕也不会去取消真和假、表面和实质的两分去观察议会民主制。因为，即便这种怀疑也是属于议会民主制的本质性方面，它并没有什么东西原则上禁止这一两分，相反，我们会借助探讨论证性的公开讨论的方式，探讨何谓“真正的讨论”中的公开性或何谓讨论中的“空洞的形式”等等状况之间的差别和联系。因此，从这个例子看，重要的是，具体分析怎样通过这一两分来进行政治概念论证的途径。
二、马克思政治哲学与两分法的联系
众所周知，有些人把马克思哲学混同于社会哲学或经济学，但我们并不打算说马克思哲学不是政治哲学。在我们看来，要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经常要对照另一种政治哲学例如古典政治哲学或现代政治哲学来理解。实际上，大多数哲学家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相关阐述都是通过两分来思考和言说的。这一点存在着广泛共识，但至于采用哪一种两分来思考和言说，那便众说纷纭了。这是因为有许多种两分，要把这些个两分梳理清楚看上去并不容易。
例如，按照流行的看法，真正的政治哲学都是沿着整个历史时间延伸的多种意义的传统。因此，我们可以从中概括出两种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概念：如果从传统与创新的两分来看，那么由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肇始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主导了接下来的所有的政治思想。即便那些反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也就可以用颠转或融合到柏拉图思想来诠释。换言之，马克思政治哲学概念就包含在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的发展史与反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的发展史之中；从纯粹形式的方面来看，这种概括虽然只是基于外在整饬的两分法，倒也是呈现出试图在同传统与现代相互纠弹中揭示马克思政治哲学性质的意图。根据列奥・施特劳斯对柏拉图式政治哲学史的精细研究来说：比较于前现代政治哲学的“清明”和“温和”，包括马克思政治哲学在内的现代政治哲学就令政治“走火入魔”了（“改变世界”压倒性地优胜于“解释世界”）。依施特劳斯的具体分析，假设前现代政治哲学具有一个基本的统一性，那么我们就可以把现代政治哲学基本上看做前现代政治哲学的反映。
也许，有人会问：这种一体化的理解没有危险吗？不同的政治哲学都用柏拉图主义或反柏拉图主义这个说法统一起来，它们之间的重要差异不依然伫立在那里吗？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暂且不论，因为我们毕竟不可能避免概括和两分。否则.许多由与传统对撞而来的道理也就说不清楚了。试图重新解释政治哲学范畴的沃林就说，“传统的顽固性使得像霍布斯、边沁、马克思等，终究都接受了传统中如此之多的成分，以致他们既不曾摧毁传统，又未能将其置于一个全新的基础之上。相反，他们仅仅扩大了传统而已”。承认这种一体化的设想，或者更确切地从否定方面讲：不否认政治哲学家的原创得益于传统，这是所有理论创新之可靠无欺的经验基础。喜欢上溯到西方传统的源头思考问题的阿伦特说，尽管马克思把传统颠倒过来了，但是马克思政治哲学“并没有真正摆脱柏拉图的理念”。对阿伦特来说，“并没有真正摆脱柏拉图的理念”这句话意味着：西方这个柏拉图主义传统的力量对于西方人思想的控制，从来都和西方人是否意识到它无关。而且这之中的情形是，不管怎样，革命乃是行动者受到来自传统源头的伟大力量的激发，并始终从传统源头中吸取力量。
我们今天很可能会怀疑说，这些例证使人产生误解，以为马克思政治哲学并没有为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作出创新性贡献。如果果真可以像沃林、阿伦特描述的那样，把西方政治哲学论述的传统分为两种情况，那么它们尽可以一网打尽，称所有的政治哲学不是柏拉图式的就是现代式的，但不同的政治哲学的差异并不因此消失，我们仍然需要在政治哲学这个概念的基本根据和前提的基础上区分我们平常所识别的被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卢梭和马克思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差异。如果有些人看到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真的”存在于延续不断的政治哲学传统中，相反，其他人却不以为然，他们将马克思政治哲学理解为对传统的激进变更，那么我们就应该注意到，这两种情况是不对称的、不平衡的。问题在于，我们不是应该在传统与非传统中做出区别，而是在传统、时代、历史、经验或理想等等中做出区别。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强调政治哲学传统之顽强影响力的沃林却说：一个时代的政治经验从来不曾与另一个时代完全相同。政治概念和变化中的政治经验是个游戏过程。不同历史时代的政治理论家即使使用相同的概念，说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事。因此，重要的政治哲学派别必有一些独特的东西。
我们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明传统与创新，这两分可以称为常规与特例的两分：我们认为，但凡像马克思这样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他延续传统的概念和范畴决不是要恢复传统，而是要在传统的框架之外重建历史过去的意义，并对传统的框架打入楔子。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看到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已不再真正地、原初地指向传统，说它超越传统是正常情况，有些人看到的马克思政治哲学没有摆脱传统力量的束缚则是正常情况的偏离，即特例。这种有关正常与特例的特定的两分有种种特点，马克思自己会用特别的词汇来说明他的政治判断与传统的关系。例如，马克思对传统的批判的有关说法是，“一切已死的先辈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1848年的革命只知道拙劣地时而模仿1789年，时而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像一个刚学会一种新语言的人总是要把它翻译成本国语言一样；但只有当他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来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在观察世界历史上这些召唤亡灵的行动时，立即就会看到它们中间的显著差别。”马克思对传统批判的这一根本感觉是：一方面，他感受到如“梦魇”、“亡灵”般的传统的持久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当他说忘掉传统就要像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一样时，他显然更看重对传统的超越。
这里，马克思给传统一些特别的叫法：“梦魇”、“亡灵”等等，带有“并不真的存在”这个特别的寓意，但他没有给正常看到的情况什么特别的叫法。在马克思眼里，每一个重要的政治哲学派别开启新风尚和摆脱传统的情况实际上是属于常规。给正常的情况赋予特别的称谓纯属多余。这个例子也是告诉我们，柏拉图追问正义，卢梭宣称人生而自由，马克思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都是对封闭于既定思想的解放。所有这一切看起来完全就好像人类在一种特例情况下允许了一些他们的传统禁止自己做的事情。这也意味着在政治概念和变化中的政治经验之间的各种各样的游戏中，我们不能以为有“游戏”这个词，就认定但凡我们“游戏”的事物就必定有共同点，或者我们是由于它们的共同点例如它们要求尊重某些政治规则而把它们称为游戏。因为众所周知，游戏的意义与其说在于其内容，不如说在于其游戏本身。因此，对于马克思政治哲学而言，在政治概念和变化中的政治经验之间的游戏过程中，重要的是看到它们中间的显著差别。究极意义而言，政治哲学问题，是对差别的尊重。
三、真正的共产主义与新唯物主义的联系
我认为我们最好从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探讨的问题的个别性而不是从政治哲学学科或传统来了解它。那么什么是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探讨问题的个别性呢？对于一位像马克思那样生活在整个工人运动以实现共产主义要求的哲学家来说，政治哲学的当务之急是将社会秩序的激变、社会秩序的现行颠覆、运动的解放者客观化，而马克思同时就成为新唯物主义者。在这样的意义上，科学社会主义不仅有经济学的基地，而且是同样立足于哲学世界观即唯物主义之基地上。在后一方面，马克思深受英、法唯物主义的影响，但作为一位革命者，他在探索使每个人都有社会空间来展示他的重要生命表现的条件的彻底性方面却远远超过了他们。
按照通行的想法，共产主义是一种“以科学预言的相反形式坚持着信仰的特征，坚持着‘对人们希望的东西的某种信赖’”（卡尔・洛维特语）。就是说，共产主义也是把彼岸的圣经信仰彻底此岸化。这么说来，人们也把凭借纯粹人类的手段在尘世建立天堂的学说当做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看待。在我们看来，这确实就是马克思声称在《共产党宣言》里所做的事情：用纯粹人类的手段消灭国家、消灭阶级等等。但肯定不能由此说马克思把圣经信仰世俗化了。在这方面，自然有其他人作为代表。我们将扼要地把旧唯物主义同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作一个对比。在这里我们只需大略地叙述一下霍布斯的人观和法国唯物主义的人观。
我们看到，霍布斯所声称的知识和观念起源于感性世界的观点，消除了培根唯物主义中的有神论偏见。但他又保留了圣经起源的思想习惯。他建构国家的起点是对自然状态的恐惧；其目标和终点则是文明国家状态的安全。令人惊奇的是，他所展示的国家，也即被其描述成一台纯粹的机械发明机器，也相当于人之机械观念放大了的镜像。他将人类生活固化为一种基本的两分：自然状态下的类人狼之无法控制的傲慢和激情的生活，与社会状态中人仍然保留了自然状态中意识到的互相和共同的恐惧的生活。在政治中，人们面对的是敌人。正当社会秩序的建立无它，仅仅需要的是细密精巧的制度（所谓无法则无罚）。政治现代性的结果是，国家几乎总是使得人们团结的期望落空，因为它自身就是使得人们疏离的象征。我们清楚地看到，仅仅提及国家的机械化和人的机械化就会令人想起环境造就人的法国唯物主义神话。但是，不同于霍布斯“漠视人”的唯物主义，在一些法国唯物主义者那里，人是自由的，但人之不自由的意象构成了正当社会秩序建立的另一面。由于法国唯物主义强调人性本善和人们天资平等，并迎合正在到来的机械―工业革命，立法者和教育者形象就压倒和盖过了所有其他关于国家的建构。不管它们是否确切，此后，法国唯物主义的许多刻画都成了非常流行的话，比如，人最需要的是人；美德就是为组成社会的人们谋利益；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法国唯物主义者的一些观念，比如，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他们在自己世界观范围之内作了如此彻底而系统的思考，以至于在晚些时候，这些思考作为比较有科学根据的法国共产主义者之政治实践而产生理论效果。
但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显然可见的是，法国唯物主义者在关于唯物主义的概念上并不与马克思一致，正像这里的共产主义学说一样，其本质也不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这里马克思所说的要义是：共产主义，即真正的集体能够把一切超越于政治的差异不再通过国家这个中介结合起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马克思用一对基本的两分来设想人类社会，即“‘市民’社会”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这一基本的两分分别被当做了旧的与新的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奠定唯物主义之上的这种著名的两分的内涵是：旧唯物主义把基于自身保存的单个个人的力量当做政治正当性、现实性，与此相反，新唯物主义根据社会力量来衡量人的天性发展之正当性、现实性。进而言之，法国唯物主义学说虽然与19世纪英国和法国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具有联系，但却暴露了它的哲学基础之强烈的还原论及其个人主义特征，这个特征无法在其哲学基础之内消除。因此，我们有理由提出这样一个更深入的结论：法国唯物主义的确也“把唯物主义学说当做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发展”，但它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建构没有可比之处。因为它无法打开一扇通往充满希望的未来秩序的大门，在这个秩序中，人们认识到自身固有的社会力量而不再以敌对的双方之间冲突即政治力量的形式组织起来，人们将能够过上真正属人的生活。也就是说，只有到那个时候，唯物主义才真正同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
然而，今天在这里，要公正地对待马克思政治哲学带来的变化，也许如果不借助现代性政治便无法想出这种巨大变化的可能性。这里，我仅仅限于讨论马克思对政治解放幻象的揭露：只要是稍具辩证法头脑的人都不会一般地否认现代政治哲学标举的自由、平等和博爱之间不能分割的统一性，它们是相互作用的，因而也不能一般地否认自由、平等和博爱。然而，自从把个人财产权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开始，就注定了自由、平等被狭隘化了。自由被狭隘地理解为个人追求财富的权力，平等则被狭隘地当做政府分配财富的权力。而博爱则是被当做奇迹，因为它并不能被法律制度规定的。因为它触及差异性问题以及这些单个个体在同一个政治进程内如何共存的问题。简言之，从何处开始就得与敌人面对面的本质性边界问题。因此，人们从来不会将通过友爱的解决方法与通过集体占有生产资料的解决方法相提并论。这里，对于我们来说有个至关重要的政治哲学基本问题是：政治集团是否一定源于并基于斗争？假如我们考虑到那些与马克思的自我理解相关的陈述，在此必须敢于说出这个可能将我们引入歧途的词――友爱。我们知道通过友爱来解决政治和社会异化是困难的。为了反驳友爱这个词的唯心主义的政治用法和宗教用法，我们在这里无须重复大家都已知道的马克思的观点。可是，谁说在政治的理解上马克思还不曾使用它？正如阶级斗争曾将我们不幸地封闭于阶级意识；同样，友爱，也曾与政治严格分开；因此，当我们说必须恢复马克思的斗争哲学的可争议性时，我们的意思是：有两种指涉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概念：友爱政治哲学与斗争政治哲学。这种两分不是马克思政治哲学与非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区别，而是在普遍超越观念方向上，亦即在共产主义这个词应有之义上，找到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之如琴瑟般的和谐。至于这两种政治哲学在马克思那里的联系，还需要在别的地方详尽地加以阐述。
参考文献：
[1]汉娜・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m].王寅丽，张立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概念篇8
关键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特征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analyticalmarxism）[1]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出现于欧美学术界的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主张引入长期主宰西方哲学主流的分析哲学方法论工具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2]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柯亨（GeraldallanCohen）、罗默（Johne.Roemer）、埃尔斯特（Jonelster）、伍德（allenw.wood）、米勒（Richardw.miller）等人。它不同于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而是主张用分析的方法重新诠释经典马克思主义中的合理部分，即使用分析哲学的“清晰性和精确性的标准”使马克思主义成为“站得住脚的历史理论”。[3]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这个主张决定了其在方法论上的特殊性，对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有很大的帮助和启发。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大都为大学或研究机构的著名专家学者，研究风格冷峭庄严，概念清晰确定，缜密严谨，内在逻辑性强，整个理论对现实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的研究很少停留在感性和表层上，而偏重纯理论、逻辑地分析现实。[4]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也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整体一样，在立场观点上并不统一，甚至出现结论相反的差异。但他们在如下的问题却是同质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指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以经验为根据的科学理论，它不仅能够而且应该接受科学标准的检验。因此，从马克思关于历史变革、基础性的一般结构模式出发，重新讨论它的科学基础是必要的，这也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道路。[5]其方法论的独特性体现在：拒斥马克思思想中的黑格尔因素——辩证法和整体主义及其相关方法论，标榜用功能解释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为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辩护和奠定微观基础。[6]总的来说他们认为一种理论只有经过分析方法的检验，才能称得上科学理论。即追求概念的清晰和论证的严谨，反对模糊化的思考方式和言说方式，这也是分析哲学家和西方社会科学家一致认同的科学的研究态度。[7]总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特征，可以简要概括为以下三点。
一是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时坚持对常规科学规范的信奉。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应该追求真正社会科学的地位，有科学理论的一系列特征，也应当受到科学标准的约束。即在抽象原则的基础上，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命题进行规范化和模式化，以使之适应现代科学的形式。他们不关心马克思本人到底提出什么问题，而是关注马克思提出并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思想的连续性，也即是科学理论形式上的一致性。[8]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常规的科学规范的认可具有三重重要的含义：首先，它倾向于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要求的独特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持怀疑态度；其次，他们倾向于强调为了推进科学的知识而在系统的理论模型中加入实证的研究；第三，他们力图对重估自己的理论的地位持开放态度，并愿意根据讨论和批评认真地考虑修正其理论立场。[9]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眼中，马克思主义应是社会科学理论，应该具有精确和严格的论证，要像其他科学一样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进行改进。虽然这种研究价值需要进一步商榷，但却为我们当代研究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二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本中的概念进行精确的定义，考察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关注概念联系的清晰度，制定清晰的抽象模型。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这就是他们将大量精力花在对基本概念的阐述上。他们将大量时间花在捍卫特定的定义，讨论取舍标准，考察概念之间的逻辑关联，分析前后矛盾、困惑，等等。[10]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和命题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阶级、剥削、矛盾等进行透彻的分析以加强概念的明晰性和概念与概念之间逻辑上的连贯性。[11]而使用清晰的抽象模型可以说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最显著的特征，将复杂理论简单化，进而抓住复杂理论问题的核心，加深理论的理解程度。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抽象模型法有三大优点：首先，将复杂性加以简单化的理论模型通过事物所包含的中心机制而抓住复杂问题的核心。其次，建立一种正式模型要求理论家对该模型相关的基本假定、存在条件及运转方式作出清楚地说明，同时还可模拟现实生活中进行思想上的实验从而有助于说明因果关系。最后，一般来说在每一种非正式的因果解释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正式的模型。[12]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通过这个清晰的模型，可以还原马克思主义宏观理论背后的微观机制，一改传统马克思主义语言过于宏大的特点，让人们更容易理解和检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概念的精确性、概念联系清晰度的关注充分体现分析哲学关于任何概念或理论必须明确清晰，符合逻辑与语法的要求。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是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理解和表述。
三是强调个人的有目的性的行动的重要性。
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更多地采取了整体主义、结构主义的解释模式，因而其结论多为宏观原理，但要使这种宏观原理的科学性得到更好的辩护，必须求助于个人主义的解释模式，探索宏观理论背后的微观机制，建立起它们的“微观基础”。[13]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希望通过这方面增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特征，摆脱以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空洞”的理解。针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宏观结构理论进行微观化研究，加入个人主义的解释模式，使宏观结构理论同个人理性和选择的分析联系起来。在这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充分引用了个人主义模式中的一个基本信念，即“个人构成了人之科学中分析的终极单位”。根据这一原则，所有的现象，在不考虑有目的的行动者个人的计划和决策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得到理解的。[14]因此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十分重视微观机制的研究和个体理性选择在社会历史中的重要地位。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整体主义方法只是对社会现象做了具体的描述和说明，个人主义的思维方式常常被忽略不计。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主义的理论简单地说就是在个人与社会之间搭建一座新的桥梁，把有意识的选择关注融合到社会理论中去。这种方法虽然过于强调个人主义，但对于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分析哲学的方法应用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去，从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入手，把抽象、模糊、艰涩难懂的原理变为具体、精确、明细易懂的理论，这对把理论的精确化、普及化和现代化来说，无疑是有益的。[15]他们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性，研究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所作的批判和揭露的合理性，力图通过对现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详细考察和比较，从逻辑和语言两个层面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历史唯物论进行精细的逻辑分析和翔实论证，以期达到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进行辩护的目的。[16]总的来说就是使用微观机制研究整体的微观成分和总体转变过程，来说明总体理论和宏观现象。几乎所有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站在精确科学和经验事实的高度，用微观基础丰富和巩固了马克思主义。
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西方资产阶级政客欢呼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社会主义已经“失败”，共产主义已经“破产”，历史终结于民主资本主义永恒的自由、正义王国。[17]在这种环境下，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希望可以运用分析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分析和解读，建立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点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值得肯定的。对于中国的学者来说也具有一定方法论上的启迪作用。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使用分析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和澄清的良好初衷，却因为拒斥辩证法而变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进而导致了它的衰弱。
参考文献：
[1]“analyticalmarxism”在汉语文本中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解析式马克思主义”等不同译法，本文采取第一种译法.
[2]张一兵，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299.
[3]张一兵，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299.
[4]张一兵，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303.
[5]张一兵，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299.
[6]齐艳红.辩证法：在“拒斥”和“拯救”之间[J].学术交流，2001,3:10-14.
[7]张晓云，潘天群.博弈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7.
[8]张一兵，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304.
[9]张晓云，潘天群.博弈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10.
[10]张晓云，潘天群.博弈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10.
[11]张晓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范式——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探析[J].哲学研究，2007,2：43-47.
[12]张晓云，潘天群.博弈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11.
[13]张晓云.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基础探析[J].安徽大学学报，2002,5:26-30.
[14]张晓云.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基础探析[J].安徽大学学报，2002,5:26-30.
[15]曾枝盛.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形而上学方法论[J].马克思主义研究·列宁主义研究，1997,3：11-13.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概念篇9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实现；原则
完善自我、发展自我、超越自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本性和实践品格的要求。只有扎根于社会实践，倾听实践的呼声，汲取实践的智慧，接受实践的检验，周而复始，才能不断开拓创新。哲学研究的根据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唯物辩证法作为现实的哲学，要求对民族、国家和人类前途命运的根本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局限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从纯粹概念出发去构建林林总总的哲学体系，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路。
一、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和问题域是可以被超越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在总体上是无法超越的，马克思的思考方式不会过时。我们不但要研究马克思究竟“说了些什么”，更要研究马克思是“怎么说出来的”，研究马克思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方法，而不是拘泥于他的种种结论。因为时代已经变迁，我们面临着全新的社会环境，不可能拘泥于马克思所涉及的那些具体问题和具体语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于现代社会的结构之中，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依然蓬勃地活在现代社会里，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社会客观存在的一支强劲的影响力和支配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藏于文本之中，因此，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我们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经典文本尽管不可能给我们直接提供针对现代社会发展现实情境的理论，但它提供了蕴涵着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宝藏。脱离文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就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要全面而透彻地解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与其他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开来，挖掘那些蕴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中极具价值却未具体展开的论述，澄清以往甚至现在被误读的思想。展开马克思文本研究需要做到：
(一)坚持历史性原则。杜绝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
结合作者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来理解文本对于把握文本的本真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要求我们一定要努力贯彻历史性原则。对于我们而言，要想真正按照历史性原则研究马克思文本，就要通晓马克思文本所形成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阿尔都塞提出，要真正历史地进入到马克思自身的问题与思想深处，回到马克思当年思考与提出革命性理论的具体语境中去，研究马克思如何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襁褓中挣脱出来、走向现实的科学的视野，必须承认真实历史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影响，而不能内在目的论式地研究马克思。在研究中，要防止主观地把自己的思想粘贴到马克思身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进程中，存在过和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粘贴现象”，使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误解和扭曲。只有坚持历史性原则，尽力杜绝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文本，我们才能避免走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死路，才可能真正历史地理解马克思的本真思想。
(二)采用“问题对话一视域融合”的解读模式
伽达默尔指出：“我们可以这样来规定处境概念，即它表现了一种限制视觉可能性的立足点。因此视域(Horizont)概念本质上就属于处境概念……谁具有视域，谁就知道按照近和远、大和小去正确评价这个视域内的一切东西的意义。因此，诠释学处境的作用就意味着对于那些我们面对流传物而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赢得一种正确的问题视域。”赢得“问题视域”是在更普遍性意义上理解文本的必要条件。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解释者必须重视“问题视域”的存在，努力赢得问题视域，融汇自己的问题视域和所要理解的文本的问题视域，实现与马克思文本的对话，诠释出文本的鲜活意义，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效应用于社会实践的领域。显然，“问题对话——视域融合”解读模式比起极具针对性、指向性的带着某一或某些具体问题的文本解读拥有较为宽广的视界、较为宏大的问题容量和因此产生的较高的回答社会实践提问的效率，这对于我们成功应对当前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问题与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二、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将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
有人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已失去了理论价值，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实践有机统一的关系。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使社会主义事业终归瓦解。我们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所选择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的，我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我国国情，建构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我们的事业才获得成功。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科学世界观和生成性思维，其基本精神是回归现实生活，哲学的创新更要以回归现实生活为依据。不断地制造“新”名词、“新”概念不是哲学的创新，只有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现实、深刻反思中国问题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根本出路。我们应当从正在研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新的挖掘、新的研究、新的阐释和新的运用。离开了现实问题的关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孤立的抽象的研究、解释，并把自己的诠释说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作风。
文本研究的对象是文本的理论，但研究的指向却是现实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问题非常广泛，哪些问题需要密切关注、迫切说明是由时代的主题、社会实践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决定的。我们主张在研究当代现实特别是当代中国实践的新问题中，通过对崭新实践的科学概括和现当代科学成就的提炼，实现哲学的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对时代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凝炼出富于建设性、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才能在文本研究和现实研究的互动中成功地发展自身。
同一文本、同一理论，由于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解读者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可能大不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深刻内涵往往会通过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与调整而得到进一步的揭示。而研究视野和视角的调整和切换，主要依据是对现实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关注与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不仅要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应该胸怀世界，充分考虑到当代世界的变化、当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以及国外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和提出的新问题，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和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吸纳人类新的优秀文化成果，进一步推进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三、寻求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的互动与平衡
学界有两种代表性的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张：其一，主张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回到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其二，主张面向当代社会实践，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凸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这两种主张都是形而上学地理解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把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分别看成纯文本的学理探讨和无根的现实关切，背离了两方面研究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简单地“回到马克思”，导致马克思主义研究被限定在文本之中，容易诱发新的本本主义，丧失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现实精神。只有准确而深刻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并立足于我国的现实社会生活的变化实际，才能对现存的众多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符合时代要求、体现中国社会变化的理论成果来，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因此，保持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之间合理的互动，寻求二者之间平衡点，把“回到马克思”与“回到现实中来”结合起来，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的正确途径。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需要注意的原则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是针对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形态之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说的。坚持哲学的开放性就必须走出哲学，又返回哲学，进而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仅应当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为基础，而且应当在与自由主义理论的对立与互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与自由主义实现对立与互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任何意识形态，除了它具有的维护特定的阶级与利益集团的辩护功能(价值—信仰层面)以外，它还具有知识的功能(认知一解释层面)与实施(目标一策略层面)的功能，从而同时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
(二)强化哲学的现实品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克服危机、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就是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的本真关系。哲学研究不能脱离现实，不应逃避政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要成为那种徘徊于概念和范畴问的纯逻辑推演式的学问，也不能沦为那种对现实生活世界漠不关心的、踏上纯粹思想自我构造道路的文字游戏。必须突破那种对学术的纯形式主义理解，特别是要扫除将学术与政治、学术与现实对立的陋识，注重从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现实、特别是从全球化和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中获取真正的资源，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脱离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思想的闪电”偏离“人民园地”，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可能永葆其生命的活力。真正的哲学不是游离于现实之外的遐想，它是在思维中被把握住的它的时代，哲学研究则是时代的使命和工作。哲学对于现实是一种要投入更要超越的关系，假如我们能够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这样那样的新问题作出有力的回答，并对实践予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我们的哲学就一定能走出窘境。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概念篇10
[摘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完善自我、发展自我、超越自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本性和实践品格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基础,要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将文本研究和现实研究结合起来,寻求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的互动与平衡。哲学创新要注意开放性和批判性的原则。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实现;原则
完善自我、发展自我、超越自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本性和实践品格的要求。只有扎根于社会实践,倾听实践的呼声,汲取实践的智慧,接受实践的检验,周而复始,才能不断开拓创新。哲学研究的根据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唯物辩证法作为现实的哲学,要求对民族、国家和人类前途命运的根本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局限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从纯粹概念出发去构建林林总总的哲学体系,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路。
一、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和问题域是可以被超越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在总体上是无法超越的,马克思的思考方式不会过时。我们不但要研究马克思究竟“说了些什么”,更要研究马克思是“怎么说出来的”,研究马克思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方法,而不是拘泥于他的种种结论。因为时代已经变迁,我们面临着全新的社会环境,不可能拘泥于马克思所涉及的那些具体问题和具体语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于现代社会的结构之中,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依然蓬勃地活在现代社会里,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社会客观存在的一支强劲的影响力和支配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藏于文本之中,因此,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我们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经典文本尽管不可能给我们直接提供针对现代社会发展现实情境的理论,但它提供了蕴涵着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宝藏。脱离文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就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要全面而透彻地解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着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与其他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开来,挖掘那些蕴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着作中极具价值却未具体展开的论述,澄清以往甚至现在被误读的思想。展开马克思文本研究需要做到:
(一)坚持历史性原则。杜绝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
结合作者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来理解文本对于把握文本的本真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要求我们一定要努力贯彻历史性原则。对于我们而言,要想真正按照历史性原则研究马克思文本,就要通晓马克思文本所形成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阿尔都塞提出,要真正历史地进入到马克思自身的问题与思想深处,回到马克思当年思考与提出革命性理论的具体语境中去,研究马克思如何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襁褓中挣脱出来、走向现实的科学的视野,必须承认真实历史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影响,而不能内在目的论式地研究马克思。在研究中,要防止主观地把自己的思想粘贴到马克思身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进程中,存在过和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粘贴现象”,使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误解和扭曲。只有坚持历史性原则,尽力杜绝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文本,我们才能避免走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死路,才可能真正历史地理解马克思的本真思想。
(二)采用“问题对话一视域融合”的解读模式
伽达默尔指出:“我们可以这样来规定处境概念,即它表现了一种限制视觉可能性的立足点。因此视域(Horizont)概念本质上就属于处境概念……谁具有视域,谁就知道按照近和远、大和小去正确评价这个视域内的一切东西的意义。因此,诠释学处境的作用就意味着对于那些我们面对流传物而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赢得一种正确的问题视域。”赢得“问题视域”是在更普遍性意义上理解文本的必要条件。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解释者必须重视“问题视域”的存在,努力赢得问题视域,融汇自己的问题视域和所要理解的文本的问题视域,实现与马克思文本的对话,诠释出文本的鲜活意义,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效应用于社会实践的领域。显然,“问题对话——视域融合”解读模式比起极具针对性、指向性的带着某一或某些具体问题的文本解读拥有较为宽广的视界、较为宏大的问题容量和因此产生的较高的回答社会实践提问的效率,这对于我们成功应对当前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问题与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二、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将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
有人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已失去了理论价值,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实践有机统一的关系。苏东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使社会主义事业终归瓦解。我们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所选择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的,我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我国国情,建构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我们的事业才获得成功。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科学世界观和生成性思维,其基本精神是回归现实生活,哲学的创新更要以回归现实生活为依据。不断地制造“新”名词、“新”概念不是哲学的创新,只有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现实、深刻反思中国问题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根本出路。我们应当从正在研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新的挖掘、新的研究、新的阐释和新的运用。离开了现实问题的关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孤立的抽象的研究、解释,并把自己的诠释说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作风。
文本研究的对象是文本的理论,但研究的指向却是现实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问题非常广泛,哪些问题需要密切关注、迫切说明是由时代的主题、社会实践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决定的。我们主张在研究当代现实特别是当代中国实践的新问题中,通过对崭新实践的科学概括和现当代科学成就的提炼,实现哲学的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对时代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凝炼出富于建设性、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才能在文本研究和现实研究的互动中成功地发展自身。
同一文本、同一理论,由于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解读者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可能大不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深刻内涵往往会通过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与调整而得到进一步的揭示。而研究视野和视角的调整和切换,主要依据是对现实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关注与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不仅要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应该胸怀世界,充分考虑到当代世界的变化、当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以及国外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和提出的新问题,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和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吸纳人类新的优秀文化成果,进一步推进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三、寻求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的互动与平衡学界有两种代表性的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张:其一,主张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回到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其二,主张面向当代社会实践,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凸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这两种主张都是形而上学地理解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把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分别看成纯文本的学理探讨和无根的现实关切,背离了两方面研究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简单地“回到马克思”,导致马克思主义研究被限定在文本之中,容易诱发新的本本主义,丧失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现实精神。只有准确而深刻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并立足于我国的现实社会生活的变化实际,才能对现存的众多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符合时代要求、体现中国社会变化的理论成果来,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因此,保持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之间合理的互动,寻求二者之间平衡点,把“回到马克思”与“回到现实中来”结合起来,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的正确途径。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需要注意的原则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是针对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形态之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说的。坚持哲学的开放性就必须走出哲学,又返回哲学,进而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仅应当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为基础,而且应当在与自由主义理论的对立与互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与自由主义实现对立与互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任何意识形态,除了它具有的维护特定的阶级与利益集团的辩护功能(价值—信仰层面)以外,它还具有知识的功能(认知一解释层面)与实施(目标一策略层面)的功能,从而同时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
(二)强化哲学的现实品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克服危机、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就是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的本真关系。哲学研究不能脱离现实,不应逃避政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要成为那种徘徊于概念和范畴问的纯逻辑推演式的学问,也不能沦为那种对现实生活世界漠不关心的、踏上纯粹思想自我构造道路的文字游戏。必须突破那种对学术的纯形式主义理解,特别是要扫除将学术与政治、学术与现实对立的陋识,注重从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现实、特别是从全球化和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中获取真正的资源,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脱离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思想的闪电”偏离“人民园地”,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可能永葆其生命的活力。真正的哲学不是游离于现实之外的遐想,它是在思维中被把握住的它的时代,哲学研究则是时代的使命和工作。哲学对于现实是一种要投入更要超越的关系,假如我们能够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这样那样的新问题作出有力的回答,并对实践予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我们的哲学就一定能走出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