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与经济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5 17:37:50

劳动与经济篇1

关键词：市场经济，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源，宏观经

一、我国当前劳动经济的现状

（一）宏观经济形式分析

由于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的背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导致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特殊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实行暂时符合我国国情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使经济稳定，GDp年增幅在相对良好的轨道上高速稳步运行。但在1998年之后，我国的经济环境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过剩”、“有效需求不足”、“劳动与资本双重过剩”、“通货紧缩”等问题接踵而来，并成为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代名词。在这种宏观经济形势的背景下下，造成我国这种宏观经济形势的因素有以下几点：

1、劳动力过剩

我国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过剩成为首要因素，一线城市劳动力源源不断涌进，二三线城市的劳动力也相继围绕农业方面发展。

2、有效需求不足

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导致我国生产力过剩，国民失业率增加，价格水平持续下降以及国民经济大幅度下滑等现象出现。

3、当劳动力过剩时有效需求的不足伴随着通货紧缩

我国自2002年起，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GDp增长率高达8%。但是各项主要经济指标的增幅出现了近几年鲜有的下滑态势。①GDp增长7.9%，与2001年同期相比回落0.2个百分点。②劳动力投资增长19.6%、比上年同期上升将近7.2个百分点，体现居民最终消费需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3.4%，同比回落将近1.9个百分点。③工业企业在2002年实现利润同比下降11.3%。这些情况反映出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存在着明显的缺陷。④财政支出和财政赤字大幅度上升。中央财政收入在2002年以后比上年同期减少将近163.6亿元，下降值为7.3%，而支出增长23.9%。⑤高速度与高失业并存。由于我国现行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系数仅为0.1左右，并且出现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而消耗越大的原因继续呈现下滑波动之势，从而降低失业率和增加就业率的预期效应并未出现。

4、潜在的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国政府货币政策以及超量发行货币刺激国内经济。我国货币政策自从放开灵活的汇率制度之后，人民币升值幅度不断增高，这严重影响了国内经济的海外发展，造成很多外贸型经济出现了明显的问题，不得不转型国内，而国内的经济有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升温，以及Cpi年年创造新高，这足以造成国内通货膨胀的风险，甚至由此会出现通货滞涨，而这种经济形式更难以解决，正是这些问题还引发了比如物价持续上涨，社会问题矛盾突出尖锐，贫富差距过大，失业率增加等问题。

二、我国劳动关系的发展趋势

我国自建国以来，中央人民政府就规定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国家，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成为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发展至今，劳动关系类型从多元化走向复杂化。

我国的劳动关系在全球范围内体现了明显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征，在生产关系构成中，劳动关系是相对独立的一部分，在对劳动关系发展的认识过程中，需要着眼于其时空性和动态化的特点。相对于欧美等比较成熟的发达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作为一个正在建立的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国家和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大国，我国的劳动关系状况必然是不断变化的，我国的劳动关系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带动我国经济领域的变化，从而影响我国的经济秩序，经济秩序的变化又会引起政治，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变动。

目前，我国的劳动关系发展主要表现为多样的类型、灵活的形式；相异的内容、复杂的格局；明晰的主体、分化的利益；法律体系等基本形成。以古观今，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会促使劳动关系发生改变，但劳动关系又牵涉到其他领域，所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使劳动关系处于多样化状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外经济运行态势影响劳动关系整体运行的稳定性；我国内部经济形势及策略的调整，使劳动关系主体结构变化增加劳动关系波动风险；我国正逐步朝着法制社会的方向前进，劳动关系运行与法制相互依存，且程度会逐步提高；新兴媒体业对劳动关系有更进一步的影响力，且力度会逐步加大。

在我国，为了更好的应对劳动关系的发展趋势，为今后我国劳动关系更合理，更完善，我国应切实把握劳动关系工作中的总体思想和目标要求，在转型与改革中注重方法科学和过程稳妥有序；加快建设集体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着力构建劳动关系问题的多方治理结构，更好更快地发展劳动关系和谐稳定，使劳动关系主体更切实地体会到劳动关系的完善和改进，有效地使劳动关系可持续发展，着力构建劳动关系问题的多方治理结构。

劳动与经济篇2

关键词：FDi；劳动力流动；协同关系；经济效应

中图分类号：F830.59；F24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2-0015-009

一、引言

学术界对“FDi与劳动力流动”这一主题的研究无非从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二者如何作用于经济发展两种范式展开。虽然基于这两种范式下的研究体系业已成熟，但是大多数文章都倾向于运用数理模型和计量分析方法对具体区域和现实问题做出分析和判断，而对这两种范式下的研究文献进行宏观归纳和系统述评的文章并不多见。本文首次将FDi与劳动力流动（以及伴随劳动力流动产生的人力资本积累）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划分为三次研究浪潮，并且提炼和分析每次研究浪潮中的主流派别和观点，从而归纳出投资于我国的FDi与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之间具有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配合的协同关系，进而提出FDi与劳动力流动共同作用于我国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差距各有两种论调，最后反思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并且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将对我国不同区域正确对待引进外资技术和自主研发，正确吸引不同技能层次劳动力的流入，从而促进区域长期可持续发展带来有益的启示。

二、研究FDi与劳动力流动之间

关系的三次浪潮

FDi与东道国劳动力流动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学术界经久不衰的研究主题，在对这一主题研究的半个多世纪里，可以根据研究视角和重点的不同划分为三次研究浪潮。

（一）第一次研究浪潮（上个世纪60—90年代）：主要从跨国公司角度考察FDi是否对东道国产生技术溢出

在上个世纪60—90年代，学者们的实证检验几乎一致赞同FDi流入发达国家会对当地企业普遍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如Gaves（1974）、Globerman（1979）、nadiri（1991）、imbriani&Reganati（1997）对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洲国家的实证结果表明，外资企业对当地企业技术溢出效应是明显的。但是对FDi流入发展中国家是否为其带来技术溢出效应的观点却大相径庭。

肯定之说。Blomstr？觟m&persson（1983），Blomstr？觟m&wolff（1989），Kokko（1994），Kokko&Zejan（1996），Sj？觟holm（1999）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表明FDi的技术溢出的确发生在墨西哥、乌拉圭、印尼等发展中国家。[1][2][3]Kugler（2001）还认为FDi对哥伦比亚的跨行业溢出效应比行业内更加明显。Coe&Helpman（1995）、eaton&Kortum（1999）、Keller（2001）等学者主张，一国的技术变化通常不是源于本国自主研发，而是源于国外技术转移，尤其以FDi为国际技术转移为主要渠道。[4]

否定之说。Blomstr？觟m（1986），Haddad&Harrison（1993），Goldar（1994），Haksar（1995），aitken&Harrison（1999）的实证研究表明，FDi既没有为墨西哥、印度、摩洛哥、委内瑞拉等国家的本地企业带来技术溢出，又没有显著提高本地生产效率。[5][6]Kathak（1989）运用生产函数方法对印度的外资企业进行实证，发现FDi的技术溢出只会发生在科技含量高的行业。[7]Goldar（1994）运用计量方法对印度的外资企业进行实证，发现FDi的技术溢出具有时滞性并且只存在于长期。Haksar（1995）甚至认为一些发展中国家FDi带来的技术溢出远不如本国R&D。Kinoshita（2000）通过对捷克制造业的分析得出捷克本地企业并没有从外资合作企业中获得较大收益。mayer（2001）通过分析46个低水平经济国家的数据表明，外资技术转移并没有提高对技能人才的需求，反而与当地低技能活动紧密联系。

（二）第二次研究浪潮（上个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主要从东道国角度探讨人力资本水平等因素对FDi吸收能力的影响

自从Lucas（1988）两部门增长模型实现了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的替代以及放松广义资本规模报酬递减性质从而开辟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加之Cohen&Levinthal（1989）发现企业研发投入能够同时提升对外来技术的“吸收能力”[8]，学者们不再一味追究FDi是否对东道国产生技术溢出，纷纷投入到人力资本水平等因素影响东道国吸收FDi溢出效应能力的求证中，而求证的结果是极其肯定的。

1.认可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水平是影响FDi吸收能力的重要因素

Benhabib&Spiegel（1994）明确表示发展中国家必须具备充足的人力资本才能够运用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否则就会限制该国对技术溢出的接受。[9]由于印度尼西亚教育水平较低、研发活动匮乏，造成本地企业吸收能力低下，即使跨国公司通过各种途径带来先进技术也不能被当地企业充分吸收和转化。也就是说FDi只为知识技术溢出创造机会，但是生产率提高和新技术的掌握不是外资进入东道国后理所应当产生的结果，人力资本水平不仅决定东道国对FDi的吸引程度，更加决定了当地企业利用潜在溢出效应的能力。noorbakhshetal.（2001）通过发展中国家大样本回归分析发现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国家获得FDi技术投资也越多，跨国公司只会把技术密集型、尖端的子公司布局在劳动力教育素质良好的国家。[10]Kathuria（1998，2000，2001）认为本地企业对研发和培训的投资强度与吸收FDi技术溢出效果强相关，如果缺乏足够的人力资本和研发投资，外资产生的溢出效应很难实现（Saggi，2000）。Kawaj（2002）指出日本向五个亚洲国家投资的技术溢出实现取决于东道国人力资本积累，中学入学率是主要考察指标。

2.量化吸收FDi溢出效应的人力资本门槛

Borenszteinetal.（1998）是这样发现发展中国家存在这一门槛的。他根据理论模型推导出回归方程式（1），其中自变量H、Y0、a分别代表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存量、初始人均产值、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变量，因变量g代表东道国的经济增长率，并且运用1970—1979年、1980—1989年两个时间序列的69个发展中国家25岁以上受过初中教育的男性人口和其他增长数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FDi与人力资本交叉项的系数C2远远大于FDi系数C1，表明发展中国家要想吸收FDi溢出效应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必须具备超出一定人力资本门槛（thresholdeffect）的人力资本存量。[11]

g=C0+C1FDi+C2FDi×H+C3H+C4Y0+C5a（1）

BinXu（2000）在此基础上运用男性公民接受中等教育的年限来考量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实证结果也表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与人力资本存量呈正相关：当东道国人力资本存量低于1.3年，FDi溢出效应为负值；当人力资本存量处于1.3～2.4年之间，FDi溢出效应为正值，但检验效果不显著；而当人力资本存量超过2.4年，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才是真正具备统计意义的正值，因此东道国吸收FDi技术溢出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值为2.4年。[12]而m·Lanlchuizen（2001）的实证分析结果主张东道国从事研发部门的人力资本结构比绝对人力资本存量更能体现出一国的吸收能力。固然，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是提升区域人力资本水平的重要途径，当劳动力流动促进区域人力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才能够吸收FDi带来的相应水平的知识技术外溢，否则跨国公司会改变技术投资策略，对劳动力流动和当地人力资本积累产生负面影响。此外在这一阶段的研究中，学者们也纷纷论证了经济开放度、知识产权保护、当地研发能力和条件、产业关联效应、金融市场效率、制度环境等方面对发展中国家吸收FDi溢出效应的重要意义。

3.聚焦于中国的研究

由表1可知，第一次和第二次研究浪潮可以概括为如图1的逻辑思路，体现了从现象溯源到本质的升华。

（三）第三次研究浪潮（从21世纪初至今）：主要从跨国公司和东道国综合角度研究FDi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流动和人力资本积累产生的作用

学者们热衷于研究FDi对我国劳动力流动及人力资本积累带来何种影响源于两方面事实，一方面我国极其丰裕的劳动力资源和特殊的经济转型阶段注定我国成为全球在FDi部门就业人数最多的国家；另一方面在我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和区域不平衡发展政策下，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巨大规模和速度成为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现象。下文谨就FDi分布与劳动力空间流动、就业和人力资本积累三方面关系进行梳理和分析。

1.FDi分布与劳动力空间流动：一致抑或背离？

第一，工业化进程视角。杨云彦等（2003）的实证研究发现FDi投资扩张促使沿海地区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制造业出现反梯度模式的“再工业化”特征，造成对内地国有部门和传统工业部门的刚性就业替代，使得中部地区制造业紧缩，大量人力资源外流。[18]朱金生（2005）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以GDp、区域内资、区域外资、区域进出口总额、区域劳动力资源差异为解释变量，就业人数差异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进行逐步回归，发现导致省市之间就业差异的最大原因是外贸，其次是FDi，但是对东、中、西三大区域就业差异影响最大的是FDi，也说明FDi对东部的投资倾斜带来中部的就业机会向沿海区域转移[19]。第二，劳动力市场发育视角。虽然沿海开放战略以及毗邻港澳台的区位优势直接导致FDi集中投资于东部，但是中西部地区剩余劳动力数量庞大、成本较低的优点为什么没能吸引较多FDi？蔡昉、王德文（2004）指出中、东、西区域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比平均工资差距更大，是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平衡和户籍等因素制度性地抬高了中、西部工资水平，从而导致劳动力成本优势消失，即使劳动力大规模迁移也远不能矫正资源配置扭曲的水平，所以FDi对促进我国劳动力流动和劳动力市场发育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20]第三，典型区域分析视角。万欣荣等（2005）实证研究表明当广东省实际利用FDi增加1%，就业量就会增加0.123%，远大于GDp和内资企业带来的就业效应。因为外资企业在广东通过雇佣大量合同工、临时工来促进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同时重视对员工的培训和技术转移，所以对促进广东省劳动力市场的完善有利。易苗、周申（2011）认为FDi与对外贸易促进劳动力从中西部向东部区域流动的直接作用并不显著，而通过影响集聚程度、实际工资差距和就业差距来刺激劳动力流动的间接作用比较显著。赵德昭、许和连（2012）基于“合力模型”理论框架对1996—2009年我国28个省级单位面板数据进行检验，得出FDi对东部区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拉力”作用要远远大于中西部区域，而农业技术进步对东部区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推力”作用要显著低于中西部区域。[21]可以说，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FDi分布与劳动力空间流动的趋势是一致的。

2.FDi之与就业：创造抑或挤出？

FDi对不同国家的就业影响也不同，michiewiczetal.（2000）对四个中欧国家就业影响的研究证实FDi带来可观的就业创造，而misun和tomsik（2002）的研究表明投资波兰的FDi对当地内资企业具有较强的挤出作用，投资捷克和匈牙利的FDi却带来较强的挤入作用。针对我国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种论点：（1）时期论。钟辉（2005）通过动态逻辑推导阐明，短期内劳动密集型FDi与绿地投资式FDi无疑会增加就业；中期内市场开拓型和生产基地型FDi对就业量的影响尚不确定，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关联度越强，对就业的促进就越大；长期内FDi的就业效应取决于内资企业对其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2）抵消论。王剑（2005）建立了FDi综合就业效应的理论模型并利用1983—2002年的数据对递归联立模型进行回归，结果显示FDi每增加1%会直接增加0.052%的就业，但会挤出0.049%的国内投资而间接产生0.031%的失业，同时通过促进生产率上升0.146%而挤出0.013%的国内就业。综合来看，FDi每提高1%会实际增加0.008%的就业。[22]金碧、陈仲常（2007）也指出FDi通过自身活动、影响国内投资和经济增长三种传导渠道诱发或者挤出内资企业，从而影响就业量。但是杨扬等（2009）运用劳动力供给冗余条件下的资本劳动力配置方程和1987—2004年国内28个省的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FDi一方面挤出国内无效资本，另一方面迫使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通过裁员方式提高效率，技术冲击越大的FDi对本地就业的负效应就越强。[23]（3）结构论。刘辉群、卢进勇（2009）的实证分析表明，投资于第一产业的FDi每增加1%，就业量就会下降0.056%，说明FDi对第一产业就业带来负效应；投资于第二产业的FDi每增加1%，就业量将增加0.057%，FDi成为第二产业就业量增加的格兰杰原因；投资于第三产业的FDi与就业量既不存在协整关系，也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24]可见，无论是时期论、抵消论还是结构论，FDi对我国的区域就业效应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可以肯定的是，FDi的就业效应是直接创造就业效应减去挤出的国内投资，再减去由于推动生产率而抑制的国内就业的结果。

3.FDi与人力资本积累：互补抑或替代？

Borensztein&DeGregorioetal.（1995）通过分析1970—1989年经济合作组织投资于69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发现FDi提升了东道国人力资本存量。ariken&Harrison（1999）指出外资比例越高的企业其劳动生产率和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并且外资比例越高的行业其内资企业的劳动力生产率和人力资本水平就越低，一个重要原因是FDi通过工资信号吸引高技能劳动力从而在长期内带动教育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Ramosarturo，2001）。我国的经验也表明FDi与人力资本积累存在增减趋势一致的互补关系。陈飞翔、郭英（2005）认为FDi增加了对发展中国家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与人力资本积累互为补充。虽然进入我国的FDi大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投资，但是仍可以通过对教育促进机制和员工培训机制提升人力资本积累（马衍军，2005）。但是，另一些学者认为FDi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积累。李捷瑜、王美今（2009）构建基于哈罗德中性技术变迁的CeS生产函数的动态劳动力需求方程并运用58个发展中国家和27个发达国家1980—2004年的数据进行检验，结论是FDi对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带来负向冲击而对发达国家却是正向作用，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FDi其技术溢出与就业效应呈稳健的替代关系，即FDi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就业却不利于其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提高，对于发达国家恰恰相反。[25]邵敏、刘重力（2011）的实证分析证实，FDi对我国技能溢价主要来源于偏向非技能劳动力的技术溢出，它对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显著为负向，但对技能劳动力供给的正向作用并不明显，说明FDi集中投资于高端产业的低端环节从而降低了我国技能溢价程度。[26]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投资我国沿海区域的多数是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劳动力寻求型FDi，这些FDi的技术转移潜力较小、附加值不高，因此对知识技术型人才的培育能力、吸引能力有限。FDi对我国技术转移和提升劳动力素质固然功不可没，但是随着我国生产力的日益提高、鼓励自主创新和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FDi促进区域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正在消减，越来越表现出对知识技术型人才需求的减少、为保护核心技术而产生对人才培养的惰性、误导相对落后地区家庭重视打工而轻视教育等，因此FDi对我国区域人力资本积累从互补作用逐渐转变为替代作用。

由以上三次研究浪潮可知，跨国公司进行FDi的技术转移策略以及东道国对FDi溢出效应的吸收主要取决于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出于外出务工目的而进行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是影响区域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因素，所以我国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和区域人力资本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FDi技术转移的产生和实现。同时，我国FDi分布与劳动力空间流动的趋势基本一致，FDi带来的就业创造和对内资就业挤出的角力导致我国就业量的变动，并且FDi对我国区域人力资本积累从互补作用逐渐转变为替代作用。这些都表明FDi与我国劳动力流动是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配合的关系中共同作用于经济发展的，这种密切的互动关系可以称作协同关系。

三、FDi与劳动力流动在

协同关系下的经济效应

（一）对经济增长的促进论和不确定论

一些学者主张FDi与劳动力流动在协同关系下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李扬、殷剑峰（2005）对封闭、开放和加入金融部门条件下的劳动力转移模型进行分析，发现剩余劳动力由农业、农村和国有企业向工业、城市和非国有企业转移，构成我国二十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核心机制，并且高储蓄率、高投资率与劳动力流动互为因果的正反馈机制是这种增长模式的必要条件和必然结果，所以扫除劳动力转移障碍对这种内生增长模式具有重要意义。[27]代谦、别朝霞（2006）通过一个两国内生增长模型也证实了辅之以较快人力资本积累，FDi才会使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28]钟昌标（2010）利用空间动态计量模型和各省1986—2008年的面板数据对FDi产生的区域内溢出和区域间溢出进行考量，认为区域间劳动力、资金和知识等要素的流动性越强，区域间生产率就越相互依赖。并且技能型劳动力从外资企业流向内资企业、内资企业模仿外资企业的技术以及企业间前后向关联等都是FDi区域内溢出得以实现的主要渠道。[29]另一些学者却认为FDi与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确定的。沈坤荣、李剑（2003）利用1978—1999年的经济数据进行检验，发现贸易变化对人均产出的作用较少通过人力资本积累的途径实现。[30]周春应（2007）通过协整、Granger因果检验等定量分析认为，FDi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八个传导途径中，带动进出口贸易的作用最为显著，而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就业的作用最弱。陈琳、林珏（2009）运用1999—2002年世界银行调查的1566家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FDi通过人员流动和员工培训效应虽然为外资、合资和国有企业带来显著的正向溢出，却没有为集体所有制和私营企业带来正向溢出。[31]而葛小寒、陈凌（2010）利用1997—2004年全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对人力资本、人口变动和经济增长构成的理论模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贸易开放度和人力资本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但是FDi与人口变动共同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效果并不明显。程鹏、柳卸林（2010）通过VaR模型分析认为广东内资和劳动力规模在长期内能够明显增进GDp，但是外资却为长期经济增长带来负向作用。然而江苏的内资和外资都能够促进GDp长期增长，劳动力增加却为经济增长带来阻碍作用。[32]

（二）对区域经济差距的扩大论和不确定论

一些学者的观点是FDi与劳动力流动在协同关系下会扩大区域经济差距。如颜伟、刘冬荣（2010）提出FDi会加剧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失衡，其中二元对比系数在最近十几年来的下降就是由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利用外资规模的差距造成的。[33]然而更多学者持不确定论。宣烨、赵曙东（2005）对FDi投资规模较大的江苏省进行实证分析，发现FDi投资越集中的区域其熟练劳动力工资水平和土地等要素价格就越高，区域间发展差距就越明显，但是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可以缓解区域间工资差距。于是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限制和机会成本越小，区域间工资差距的扩散效应就越强。[34]戴枫（2010）采用Gmm方法对全国1997—2006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进行检验，指出FDi主要与中、高技能劳动力相匹配，低技能劳动力丰裕的省份就会出现不同技能层次劳动力明显的收入差距。但是改革开放后，与外资结合的低技能劳动力不断加强自身学习和培训，有效的缓解了区域之间收入差距。[35]沈桂龙、宋方钊（2011）认为劳动力在区域间频繁流动使得FDi对区域收入差距影响不大，虽然来自中西部的各种人才纷纷流动到东部的外企就业，但是他们往往将收入汇回老家或者回乡创业，导致FDi与区域收入差距的关系不显著。[36]盛斌、魏方（2012）根据1998—2010年中国29个省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指出FDi一方面通过改善农村居民就业结构和带来贸易效应缩小东部区域的城乡收入差距，而另一方面通过人力资本非均衡效应扩大城乡收入差距。[37]

四、研究反思与前瞻

投资于我国的FDi其投资类型和来源地是多种多样的，理论界根据跨国公司的投资战略将其划分为寻求市场成本最小化的水平型FDi、寻求资源和劳动力成本最小化的垂直型FDi，以及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效率寻求型FDi。由于跨国公司的投资目标是攫取最大利润，并非技术转移（包括技术输出和技术溢出），所以东道国可以根据获得技术转移的利益大小将这些FDi划分为相对高技术含量的FDi和低技术含量的FDi。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反思，可以发现尚且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已有研究肯定了高技术含量FDi能够吸引高技能劳动力（或者称为熟练劳动力、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劳动力）流入，二者在协同关系下能够共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并带来区域间发展差距，但是却忽视了低技术含量FDi对低技能劳动力（或者称为非熟练劳动力、低人力资本水平的劳动力）的吸引，它们也具有增减一致的互补关系。大量低技术含量FDi的流动与大量低技能劳动力流动构成一对因果循环，它们虽然会繁荣区域就业，但是会抑制人力资本积累，削弱区域研发能力，进而降低全要素生产率，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经济增长，如图2所示。目前对于这一方面的研究尚且鲜见。第二，已有研究已经量化出劳动力在怎样高的人力资本门槛上能够吸收FDi的技术溢出，但是没有关注低技术含量FDi在怎样低的人力资本门槛上吸引劳动力流入，更没有进一步讨论大量低技术含量FDi的涌入对高技能劳动力流入的排斥作用，也没有量化低技术含量FDi替代高技能劳动力流入的替代比例。第三，已有研究只是分析了FDi作为无差异整体的区位分布与劳动力空间流动趋势的一致性，而没有区别讨论高、低技术含量FDi与对应高、低技能劳动力空间流动的匹配情况，也没有比较不同技术层次的FDi在特定区域内的就业创造和就业挤出效应。第四，FDi和劳动力虽然作为要素投入必然会刺激经济增长，但是低技术含量FDi与低技能劳动力流入的因果循环会抑制人力资本积累和区域研发活动，从而抵消一部分经济增长，那么接受了低技术含量FDi的区域在长期能否保持稳定增长将是一个富于变化的复杂过程。可以说从探索异质性的角度切入，将FDi划分为高技术含量、低技术含量的FDi，将FDi吸引的劳动力划分为高技能劳动力、低技能劳动力，研究它们之间存在的替代关系和互补关系，并且从它们之间的替代、互补关系入手探讨它们对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和区域发展差距的作用机理，将是未来值得研究的一个方向。

当今世界美国、英国和法国依靠基础研究取得科技发明和原创技术，仍然占据科技创新的最前沿；日本和韩国紧随其后将科技创新成果进行本地化和二次创新，处于科技创新的中端；而中国和东盟国家不断引进和模仿国际上已经成熟的技术，处于科技创新的最低端。我国内资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一方面源于对外资技术转移的依赖，另一方面源于大规模低技术含量FDi抑制了区域人力资本积累和研发能力的提升。未来，我国不仅需要引进适宜区域发展的外资技术，通过教育投资促进人力资本水平达到吸收FDi溢出效应的门槛值，更需要大力支持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活动，从而摒弃以资源消耗为目的的低技术含量的FDi，同时消除这类FDi对高技能劳动力流入的替代，促进区域人力资本积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技术进步率，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区域稳定、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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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与经济篇3

[关键词]新形势；劳动经济；特征；发展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7.06.087

[中图分类号]F2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17）06-0-01

1新形势下劳动经济呈现的特征

在当前的经济新形势下，我国劳动经济也呈现出新的发展特征与状态，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1“人口红利”向“人才t利”转变

“人口红利”指的是凭借较多的劳动力数量、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及较高的中青年劳动力比重等，为社会经济发展形成巨大推力。“人才红利”指的是利用较高技术、能力的人才，来代替以往投入的大量劳动力来获得同等或更高的经济效益。

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人口红利”效应的支持，而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用工成本的逐渐增加，以往的“人口红利”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的经济发展需要了。为此，我国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与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逐渐将以往“人口红利”转变为“人才红利”，劳动力市场更加注重对人才的培养与利用，充分释放“人才红利”的优势与作用。

1.2由“被动就业”转向“主动创业”

近年来，我国大力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理念，掀起了新时期的又一次创业浪潮。最能体现这一转变特征的就是一方面国家出台了相关创业扶持政策；另一方面近年来高校对创业教育的重视，很多高校开始在专业教育中增加关于创业教育的内容，这表明当前国家积极鼓励人才创业，并且大学生自主创业意识也在逐渐加强。从整体的就业形势来看，“被动就业”转向“主动就业”也是近年来劳动经济市场的潜在趋势。

1.3从“国内劳动”向“国际劳动”转变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加快推进，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区域内经济发展更添活力。在加上“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我国劳动市场选择范围更加广阔，促使劳动市场逐渐由“国内劳动”向“国际劳动”转变。

1.4就业环境更加公平

据调查显示，我国以往的劳动力市场中长期存在着一些就业歧视观念与行为，如性别歧视、地域歧视、学历背景歧视、相貌歧视及年龄歧视等，这些就业歧视对大部分就业者来说是极其不公平的。而随着近年来劳动保护法的不断完善、劳动者维权意识不断增强等，促使劳动市场逐步消除就业歧视，加快了打造公平就业环境的进程。就劳动市场整体发展形势来看，当前的就业环境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改善。

1.5劳动关系更加平等

在以往的劳动就业形式中，人们普遍认为雇佣者与劳动者之间是上下级的关系，而随着近年来劳动经济形式的转变，劳动者逐渐由“打工者”的角色转变为“合作者”。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

总体来说，在新形势下我国劳动经济主要特征是劳动经济结构在不断地优化升级，劳动力市场更有活力、劳动理念更加开放、劳动领域更加广阔、劳动关系更加和谐。

2新形势下促进劳动经济发展的几点设想

以上主要从劳动力市场、劳动领域、劳动关系、劳动分工及劳动理念等方面分析了当前新时期劳动经济呈现的特征。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特别是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劳动力供需、劳动分工、劳动关系等也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因此，分析研究如何促进劳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对劳动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2.1持续扩大劳务输出

从当前劳动经济表现的特征来看，国际市场的开放给劳动者更大的选择机会，也给我国产业发展带来极大的空间。在此形势下，我国应改变以往传统的劳动就业模式，主动开展劳务输出，拓展国际劳务合作、扩大国际劳务市场；引导和鼓励劳动者向经济技术发达的地区输出，缓解就业压力。同时鼓励他们学习这些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经营理念方法及营销策略等，也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职业技能。

2.2完善与之相关的法律制度

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离不开法律制度这一基础保障，并且要在发展中不断地完善。要根据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形式及不同的执法状况，梳理分析新形势下劳动法律、法规及制度执行过程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并提出对策，完善相对应的法律制度。例如：从当前的劳动关系来说，劳动者与雇佣者的关系较以往更为平等，但劳动就业歧视及劳动合同不规范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从劳动力培训来说，对失业人员再就业起了相当的作用，但是从培训面来看还不够普及。因此，不断地完善与劳动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尤为重要。

2.3国家加大对创业就业的支持力度

面对当前社会越来越多的创业情况，国家要给予足够的资助与扶持，以鼓励创业就业带动经济增长。一方面，要在政策措施上为创业者提供一定的创业贷款资助与创业风险保障，让劳动者可以放心大胆地创业就业，以此来提升我国劳动经济市场的活力与发展力；另一方面，国家要进一步加大对创业就业人才的培养力度，提升劳动者的劳动技能与劳动价值，使劳动者更好地适应“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的趋势。

主要参考文献

劳动与经济篇4

经济全球化与劳工问题

“体面劳动”是国际劳工组织为应对经济全球化下的社会经济问题，特别是劳工问题而提出的。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增长，同时也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某些劳动问题。而劳动问题所反映的，并不是社会经济不发达或财富不充分，而是社会财富和社会权利的分配不公。这种状况，是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性质所决定的。

所谓经济全球化，是指一种新的世界经济格局。在这一格局下，世界已经形成为一个共同的市场，经济贸易活动打破了国家和地区的界限，不仅商品，而且资本的流动也打破了国家和地区的界限-资本无国界，市场经济的规则和惯例，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经济和贸易活动的共同的价值取向。wto的宗旨是资本主义自由贸易下的无差别待遇和市场的不容干预，这对于推动全球范围内“市场经济，自由贸易”的实现具有无可否认的积极意义。然而，这种推动是以资本的扩张为目的和手段的，而资本扩张的直接要求是对于劳动的压制。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迅猛发展，社会问题和劳资矛盾也日益突出。这主要表现为：富人成为全球化的收益者，财富分配严重两极分化，失业工人大量增加，社会保障不足，劳动条件恶化，相当多的工人陷于贫困之中。这些问题不仅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而且开始蔓延到发达国家。

中国加入wto，对于促进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并以正式身份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一意义将会在中长期的经济发展中体现出来。但同时，中国加入wto后，劳动问题也将会更加突出。首先是在就业方面，由于新进入的外资企业的竞争优势，以及根据中国加入wto协定中的产业和关税的调整，将会使中国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面临着相当严峻的挑战。而内资企业缺乏竞争力的直接结果，是会加剧中国的失业问题。而失业问题的加剧，又会使得工资、社会保障和劳动保护等问题更加突出。在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情况下，更应呼吁劳动者权益的保障。

经济全球化使劳工问题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因而，以劳工为主体的反对全球化的运动，也和全球化的进程同时并进，特别是以1999年12月的wto的西雅图会议同时发生了大规模的反对全球化的公众抗议，抗议者以“保护工人权利”和“反对不公平竞争”为号召，要求解散wto.此后从魁北克美洲国家组织首脑会议，到歌德堡欧盟峰会和热那亚八国集团峰会，都伴随着以劳工为主体的反全球化的公众抗议。随着反全球化运动在全球愈演愈烈，显示出全球化所带来的劳资矛盾已经发展到相当激烈的程度。

然而，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wto的地位和作用，目前也无法替代和动摇。但如果不正视和协调日益加剧的国际性的劳资冲突，wto的宗旨和目标也无法实现。劳工问题的解决，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而且，也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和稳定的重要内容。因为全球化带来了财富，也带来了不平等，而我们所面临的最大威胁，将是不断扩大的不平等造成的不稳定。一个现实的选择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必须将劳工权益保护同时作为全球努力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在推行wto基本宗旨和贸易规则的同时，必须同时贯彻国际劳工公约所规定的国际劳工标准。

国际劳工组织与“体面劳动”

国际劳工组织极力推动wto宗旨与劳工保护的并存和结合。

在1994年国际劳工大会上，国际劳工组织主张将基本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规则联系起来，对违反者或达不到者给予贸易制裁。对这一建议，与会国分成明显的两派意见。在1996年12月新加坡的wto首届部长级会议上，经过激烈争论后通过的会议宣言中，“核心劳工标准”以显要的位置作为新议题被列入宣言之中。该宣言宣称：“我们再次承诺，遵守国际承认的核心劳工标准。国际劳工组织（iLo）是建立和处理这些标准的机构、我们确认我们支持其促进这些标准的工作。”1998年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的《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明确地规定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要保障劳动者四个方面的权利，即：结社自由并有效承认集体谈判权利；消除一切形式的强迫劳动；有效废除童工；消除就业歧视。

在这些活动的基础上，国际劳工组织在1998年第87届国际劳工大会上，由国际劳工局长索马维亚提出了“体面劳动”（Decent work）这一国际劳工组织的战略目标。体面劳动的目标，是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国际性口号。

体面劳动作为一种全球性的战略目标，包含有四个方面的内容，即促进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促进就业、促进社会保护、促进社会对话。

关于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是指1998年6月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的《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及其后续措施》中所规定的劳动者的基本权利。这些权利包括有：对结社自由和对集体谈判的有效承认，消除所有形式的强迫或强制劳动，有效废除童工劳动，以及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在这次会议上，国际劳工组织174个成员国-事实上包括了每一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承诺尊重这些基本劳动权利。

关于促进就业。就业权利是劳工权利最基本、最前提的权利。就业问题，已经是全球化下一个世界性的社会经济问题。保障劳工的就业权利，包括自愿选择就业方式、培训就业的机会、公平就业和平等待遇，以及获得生产性工作的机会和体面的报酬等内容。

关于促进社会保护，主要是指要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工群体，提供避免遭遇风险和伤害的社会性的保护措施。社会保护包括社会保障和职业安全两个方面的内容。社会保障包括对于劳动者失业、年老、疾病、工伤等方面的社会保险，也包括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障。而职业安全则主要包括为工人提供在职业和卫生方面的安全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

关于社会对话。社会对话是沟通和协调劳资关系的主要手段，社会对话的社会意义在于避免劳资对抗，实施劳资合作。这在劳资矛盾和冲突日益激烈的全球化背景下，有着极为重要的社会意义。在企业和产业的层面上主要是实施集体谈判和职工的民主参与，在地方和国家的层面上，则主要是实施劳方、资方和政府就劳工问题和劳工政策所实行的三方协商。协商和参与，是社会对话的基本手段。

如国际劳工组织所认为的，“体面劳动”的提出，其意义在于它是一项反映了全体人民共同愿望的目标，同时它也提供了一个政策框架，它也是组织计划和活动的一种方法，并且它为外部对话和伙伴关系提供了一个讲坛。

体面劳动在我国的实施

我国政府积极支持和响应了劳工组织提出的体面劳动的这一口号。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左己提出：实现体面劳动的关键，是改善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劳动者群体的就业环境和劳动条件。在中国实施体面劳动，最直接的意义是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的权利保障提供了一个目标和标准，而这一目标和标准的实施，将会直接促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并保障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随着产权关系的多元化和劳动关系的市场化，劳动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期最为突出的和普遍的社会经济问题。

劳动问题的实质即劳工权益问题。这一问题的出现，如果说是历史过渡中的一种历史过程，也许可以说是无可避免的，但这决不应是一种历史定位和历史结果。因为我们所追寻的改革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要我们不放弃社会主义这个前提，那这个社会就必须要把劳动者的权利保障放在中心地位，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劳动者的社会。即使是从纯粹市场经济的角度，我们也应将劳动者的权利保障作为改革的目标之一，因为市场经济的自身发展，也需要具有一种完善的劳动者的社会权利保障机制。

然而，在我们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倾向，这就是在生产要素的配置中，重视资本和管理而忽视劳动。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两极分化迅速形成并不断加剧，基尼系数目前已经达到0.43.忽视劳工权利和劳工保护的倾向，已经影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调整和完善有关政策，已经成为改革和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紧迫需要。而实施体面劳动这一目标，正是调整和完善劳工政策的重要契机。

应该说，我国在劳动法律和劳动政策中，已经初步构建了劳工权利保护和劳工标准的基本框架。体面劳动所提出的目标、原则和要求，与我国的劳动法律的目标、原则和要求是基本一致的。在我国实施体面劳动，即是要以国际劳工标准和体面劳动的内容要求为参照，完善我国的劳动法律体系，并在改革的过程中，严格遵守和落实劳工保护的各项规定和要求。这些规定和要求主要有：

加强劳动者基本权利的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主要是指国际劳工组织在其8个基本劳工公约中所规定的权利。通过工人组织工会与雇主集体谈判来保障劳工权益，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协调的主要方式。这种方式即是集体劳动关系调整的方式。集体劳动关系的形成，关键是要有一个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如何通过保障工人的工会组织权，并实现中国工会群众化和民主化的改造，是实现集体劳动关系法律调整的最主要的要求。

劳动与经济篇5

两者的相同点:劳动合同终:请记住我站域名止与解除的结果都是劳动关系的结束,双方当事人之间相对于该劳动合同而形成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应随之消灭。

两者的不同点:1、劳动合同的解除是劳动合同的提前终止;

2、是否支付经济补偿金不同。在2008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劳动合同终止时用人单位可不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2008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实施后,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五项的规定,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劳动合同期满的应当支付经济补偿,借此约束用人单位的解雇行为,稳定劳动关系,也就是劳动合同终止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2)双方协商解除和用人单位非因劳动者过错单方解除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

劳动与经济篇6

论文摘要：提出了学习、使用和创造知识也是劳动的观点。指出其表现形式为“知识劳动”也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井时知识经济形态与传统经济形态的关系进行了阐述。

1　“脑力”是人劳动的基本特征

劳动作为人与自然之间交换联系的唯一方式，人也在劳动过程中把自己从自然当中提升出来，人越是了解自然，就越远离自然，也就使人自身能力更丰富化．如果说第一次提升是把人从纯粹依赖自然的狩猎状态进化到农耕状态，那么第二次提升就是人学会了利用自然力去克服自然的工业文明时代。时下，人类理智的积累已经达到了可以利用、消费、使用理智的成果——“知识——就能创造价值的时代，反映了人类从直接作用于自然对象的劳动，向间接地利用自然对象之间的特性的劳动发展。人类之所以能够间接地利用自然对象之间不同的特性，从事任何动物无法进行的创造性劳动，就是因为人在劳动中会使用“脑力，人“脑力的进化史，就是人劳动发展史的写照，正如人劳动发展史揭示了人的。脑力”进化史一样，它们是“攀登与扶梯的关系。而且人类进化史只要没有终结，。攀登与扶梯就没有止境。

人类理智的发展集中表现在“知识上，因为人具有把社会生活中的经验记录下来、并传授给后代的独有能力。经过3到4万年人类劳动实践经验的积累，特别是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和手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此同时，知识的积累和传授方式也获得了革命性飞跃。它突出表现在：一是科学性成为衡量知识价值的首要标准。人们对揭示自然规律、正确总结劳动实践经验的知识抱有真理性信仰。大量的科学原理和科学体系的建立使人类自信百倍增强，“知识就是力量”，应该说是认识到知识价值的最早和最典型的表述。二是科研部门国家化。像欧洲诸国建立的皇家科学院，国家图书馆，包括像俄国这样的军事封建国家也建立起科学研究机构。这些机构为确立科学知识的权威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三是教育——知识传授的社会化迅速兴起。学习新的科学知识和理论，培养年轻的科学研究者成为主要任务。同时，不断出现的科学发明和发现所揭示出的自然界奥秘和生产能量，刺激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学习的兴趣，并形成一个国家完整的教育体系。四是应用科学知识在生产领域逐步利用。科学知识的巨大力量迅速表现在生产领域中，加速了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商品涌向了全世界，“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可以这样说，工业革命带来生产领域中应用科学知识的越来越广泛的利用，是今天知识经济时代出现的社会基础。不应该把知识经济的出现与前此以往的经济形态割裂，相反，而是要从人类劳动方式的改变中去探讨新经济形态出现的根本原因，从劳动创造价值的形式变化中揭示出人类物质财富增长方式的改变，而不是试图证明人类物质财富增长性质的改变。

2　学习使用和创造知识也是劳动

按照马克思关于人类一般劳动的看法，它是肌肉、神经、脑等的一定的消耗，那么，学习、使用和创造知识也是一种劳动。因为，在学习、使用和创造知识的过程中，人的脑和神经，乃至肌肉都有大量消耗，特别是创造知识这类“脑力劳动”，更需要付出巨大的脑和神经能量。根据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伟大思想，我们同样得出学习、使用和创造知识是劳动创造价值的第一要素这样的结论。

从创造价值这个角度看，学习、使用和创造知识的过程，并不像过去一样是一个静态的、被动的、单个的行为，而是动态的、主动的、合作行为；并不是一个人喜好、个性选择的结果，而是社会需求、个人价值体现的要求；并不是知识无价，全人类共享、想学什么就学什么，而是要负出代价、负出勤奋的劳动，必须掌握基本的知识内容，并取得社会认可的证书。这一切说明，学习、使用和创造知识本身就是一个创造价值的劳动过程，或者说，本质上是当代社会衡量社会一般劳动的必要条件，社会在购买产品时，其价格中就已经包含了形成一定合格劳动力教育培养的支出费用。这也才能说明在知识经济时代，具备一定知识的专门人才，其具有的劳动力价值高于一般劳动力的原因所在。并不是知识本身创造了价值，而是通过学习、使用和创造知识的劳动，使知识与劳动能力合二为一，从而在社会生产生活领域中直接创造价值。

需要强调的是，学习、使用和创造知识作为当今社会必需的、特有的社会劳动过程，形成了教育系统、信息系统、科学研究系统，这三个系统与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部门相对应，并直接为整个社会“生产”、“提炼”、“造就”生产者。可想而知，这才是知识经济时代给整个社会带来的革命性变化，这才体现了知识经济时代为什么“知识就是财富”，“知识就能产生价值”的根本原因。

3　“知识劳动”也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

劳动是社会发展根本动力，劳动创造的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的逐步扩大，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在相当时期里，社会物质财富的实现是在商品的交换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而与物质财富增长相拌生的精神财富的实现却隐蔽在物质财富之后，或以思想的物化成果形式流通于专门的市场，实现自己独特的价值。但只要是商品，它就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在人类物质和精神财富高度发展的今天，这两者在创造劳动价值上去金趋近合一，而且无形的。精神内容开始在一件商品中占有较大的价值成分，按照0ecd的计算，当一件产品中知识的含量达到60％，就属于知识经济的产品了。那么，当知识成为劳动对象、劳动要素时，“知识劳动”本身就具有了商品的性质，它的特点是不在于这种特殊商品“有形还是无形，而在于它本身具有使用价值，并因走向市场而具有价值。

可以肯定，在未来世界中，从事。知识劳动”的人将占到劳动生产者的绝大部分，这一方面是因为维持整个社会良好运行的系统已达到如此高的科技程度，以至离开“知识劳动”将成为不可能；一方面是因为地球可直接利用的物质资源的减少，使社会财富的创造转移到以知识的学习、使用和创造为主的劳动领域中，并直接促进再生资源和新的替代方式的产生，改变已有的生产或生活方式，向更高层次的“自然化回归。到那时，表面上人们的生活简单了，但其中所包含的每一件用品、每一个物件都是高科技的产物，是与周围环境有机互换的部分。因此，“知识劳动将是知识经济时代创造价值的劳动的主要形式。

劳动与经济篇7

劳动价值论经济发展经济效率

一、劳动价值论概述

商品的二因素。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它决定于是商品体的属性，离开了商品体就不存在。因此，商品体本身，例如铁、小麦、金刚石等等，就是使用价值，或财物。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它是商品的社会属性，也是商品所特有的属性，体现了商品生产者相互比较和交换劳动的经济关系。作为商品的二因素，价值是使用价值的基础，使用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

劳动的二重性。具有不同性质和不同具体形式的劳动就是具体劳动，具体劳动是创造商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它体现着人和自然的关系。撇开了具体劳动特殊性质的一般人类劳动就是抽象劳动。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它是价值的实体，体现了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是生产商品的劳动所具有的二重性，是同一劳动的两个方面，二者统一于生产同一商品的劳动过程之中。

价值形式。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称之为交换价值，即价值形式。价值形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的价值形式变化可以概括为从简单商品价值形式、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价值形式到货币形式，即最后一切商品的价值都以货币来表现。

交换过程。只有通过交换，商品的价值才能通过其他商品的使用价值表现出来，从而获得其他商品的使用价值。在交换过程中，对每一个商品占有者来说，别的一切商品都是他所持有的商品的特殊等价物，而他的商品是其他一切商品的一般等价物，可以说，交换过程的发展就是货币产生和发展的历史。

二、我国经济效率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社会生产力水平、资源配置方式、经济结构和所有制结构、分配方式以及社会阶层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经济的快速增长并不等同于经济效率的提高，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快速增长也带来了种种负面效应，比如企业通过改进技术、扩大规模来降低成本和增大利润，往往会导致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当这类集中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走向垄断。企业在采取了新技术获得有利地位后，往往对新技术采取保密，从而造成技术上的垄断，占据着市场，阻碍整个社会的发展。另外产业结构扭曲，贫富差距扩大，资源、环境、劳动力等要素约束加强，近些年来房价居高不下，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雾霭天气遍布各大城市。种种这些现象表明这种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粗放增长模式并不是一种健康的经济增长模式，正如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濟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三、劳动价值论与提高经济效率

在新常态下，更加重视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率，注重质量和效率并不等于轻视增长和速度，而是要将增长和速度放在更高质量和效率的基础上。在新常态经济下，提高经济效率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高经济运行效率。通过深化改革适应经济新常态，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深化市场体制，具体应该做到：第一，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促进财政资源有效配置。第二、积极稳妥地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既要吸收更多的社会资本，打破垄断，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又要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第三、新型城镇化要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

正确处理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权益关系。在现阶段，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发展得还不成熟，各个企业生产者之间不仅在生产和经营上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且在经济上也还存在着各自特殊的局部利益，彼此之间有着利益的差别和矛盾，还需要通过商品的等价交换加以协调。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中存在的主要弊端，在于公有制程度脱离了生产力水平，统得太多，管得过死，忽视了商品生产、市场机制，加上政企不分，不给企业一定的自主权，不太注意企业应有的、正当的、合理的局部利益。这样，不利于调动企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不利于企业生产者的具体劳动转换为抽象劳动、局部劳动实现为社会劳动，从而不利于搞活经济、提高经济效率。因此，应该给企业在生产和经营上应有的独立性和自主权，要照顾企业和劳动者正当的经济利益。

（3）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企业作为重要的生产者，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是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关键。而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依靠的也是企业科学技术的应用水平，因为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强调，从发展上看，主导国家发展命运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只有不断推进科技创新，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要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坚持需求导向和产业化方向，坚持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增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源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m].人民出版社，2004.

劳动与经济篇8

关键词：生产力劳动价值知识马克思

引言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人类一般劳动不单纯表现为体力劳动，而是体现为各种智力的付出”。“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马克思还认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这种发展总是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来源于社会的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因此。马克思的抽象劳动创造商品价值在知识经济时期仍然具有生命力。

1、在知识经济时代．劳动价值论要发展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品的价值商品价值的总公式w=C+V+m对知识产品同样适用。创造价值的仍然是人类的活劳动，这是知识经济无法改变的事实。在知识经济时代，C无论是指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设施。还是指有较高科技含量的人类加工过的劳动对象，但他们都不能自身创造价值，他们只是同其他生产资料一样，将自身的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去。V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在劳动产品中的体现。m是劳动力的使用即劳动创造的高于V的那部分价值。因此，在劳动产品的价值构成中，无论是旧价值的转移还是劳动者的劳动创造的价值，都难以找到知识创造的价值，归根到底还是劳动创造了价值。

在知识经济时代，劳动价值论有许多地方需要发展，如劳动和“总体工人”的内涵和外延应当进一步扩大。传统的劳动价值论只把物质生产劳动，尤其是直接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体力、脑力劳动看成是生产劳动。在知识经济条件下，随着社会分工进一步深化，原来物质生产劳动中的若干职能已独立于直接生产过程，成为企业技术和经营管理部门的职能，成为独立于企业之外的社会服务部门，因此与物质财富生产有关的劳动分为直接生产劳动和间接生产劳动。它们都构成“总体工人”的一部分，他们的劳动构成创造财富的“社会总体劳动”。当然在知识经济时代，劳动价值论需要发展需要研究的地方还很多，因此需要加大对其研究的力度，正如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的理论，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现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时所面对和研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

2、劳动价值理论是科学、严密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商品的二因素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因素决定的。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人们劳动是商品价值的源泉并且是唯一的源泉。“价值除了劳动本身，没有任何别的物质”。真正创造价值的是活劳动即“一切加人商品生产的劳动(这里所说的生产，包括商品从首要生产者到消费者所必须经过的一切行为)不管这个劳动是体力劳动还是非体力劳动(科学方面的劳动)。”“知识”作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科学、技术、能力)本身不能创造价值，只能为价值的创造提供条件。

“实践是认识的源泉”，任何一种知识无一不是人们劳动的结果。正是人们的辛勤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但生产知识的劳动以脑力劳动为主)，才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才获得了“知识”。也正因为知识是劳动的结果，所以生产知识的劳动凝结在“知识”商品中才形成了知识商品的价值，并且由于生产“知识”商品的劳动往往是非常复杂的，与一般商品相比耗时较长，所以知识商品才具有较高的价值。因此，不是知识创造价值，而是劳动创造了知识的价值。也就是说，知识不但不能代替劳动创造价值，而且知识本身的价值也是劳动创造的。知识只是提高了劳动创造价值的效率。

3、劳动价值理论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透过物的关系，揭示了人和人的关系，它认为劳动者具有物所不具备的适应人类需求改造自然的能力。除了偶然的巧合，物不会自动按照人的愿望为人类提供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讲，财富是劳动者创造的，不劳动者对财富的创造没有贡献。现在有些学者一谈劳动价值论，只敢讲价值，不敢讲财富，似乎劳动价值论只能解释一个虚无缥缈的价值，不能解释财富的来源。其实，不论马克思还是古典经济学家，提出劳动价值论的一个重要目的都是为了要说明财富的来源。

当然，马克思确实批过拉萨尔说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的观点，而且他引用过配第的话：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但是，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说明财富的生产离不开物，而不是要和有些经济学家一样，认为在生产过程中人的作用和物的作用是一样的。他提出劳动价值论要说明的问题是，虽然人和物在生产过程中都是必不可少的，但他们的作用是不同的。物不论多么重要，它在生产过程中是一个被动的因素，人们不能指望总是靠巧合从它那里得到新财富。人是一个主动的因素，他可以适应人类的需要去改造自然，使物具有对于人来说的新价值，这才是人类财富增多的主要来源。例如，马克思指出：“劳动是非原料，非劳动工具，非原产品，劳动不是作为对象，而是作为活动存在；不是作为价值本身，而是作为价值的活的源泉存在。劳动作为主体，作为活动是财富的一般可能性”。

4、科学的理论性

我们看到，从原始社会到现在，自然环境也没有什么变化，而且还有些恶化，人类文明却有了巨大的进步、财富有了巨大的增加。这说明人类文明的进步、财富的增加都不是主要靠自然的恩赐，而是靠人们去做事情，积累知识改造自然才得到的。这个事实是很多经济学家都承认的，例如，马歇尔说：“那些最不容易出产财富的地区现在是最富庶的。北美洲的国家比南美富，南美的国家远比那些靠近赤道的国家富，这里居住着南欧移民。两大陆由北到南人力资源的分层化，基本上影响了现代的贸易方向；但这种影响是自身作用，而不是最终原因。因为从长远的观点看，国家财富是由人口的特性，并非由自然的恩赐所支配。”马克思建立在劳动价值论上的收入分配理论，可以解释和说明这些其他理论没有说明的事实。能够解释和说明实事的理论，就是具有科学性的理论。正是利用这种理论，马克思才突出了劳动和劳动者的作用，揭示了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的单一市场交换机制导致的按生产要素分配，有对生产力发展不利的方面，有局限性的方面。

按照这种理论，在只存在市场交换一种协调机制的情况下，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进行，创造财富的劳动者得不到他的劳动成果，总是处在一种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社会不会是一片和谐和均衡，只能是两极分化，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食利者之手，最终是要崩溃的。它表明，发展生产力就要实现人的解放，实现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共享，不能总让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为促进生产力的更快发展，纯市场机制导致的按生产要素分配，需要有不同利益集团的平等协商和政府干预等其他机制做补充。发展生产力，最重要的就是要不断解放劳动、保护劳动和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5、结语

对于社会其他阶层的人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转型战略为其提供了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和渠道。有人认为，让社会其他阶层的人都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和渠道是没有必要的，企业家的富有说明只有他们的意见才是先进的，其他社会阶层都必须认同、服从他们的意见，不能有自己不同于他们的意见，特别是穷人更是如此。穷人生活在很差的生活环境中和很低的生活水准上，接受教育的程度往往很低，是文盲和缺少文化的人。这又使他们没有主见，缺乏头脑。正因为他们没有主见和缺乏头脑，他们对事物的看法往往缺乏判断力，不太清楚什么对自己有利，什么对自己无利，什么自己应该维护，什么自己应该抵制，有时对自己的根本利益也视若无睹，不知道去捍卫。他们只有巴掌大个脑筋，是非善恶，取舍权衡，往往只在鼠目以内的距离上计较盘桓，这往往让人哭笑不得。

参考文献

劳动与经济篇9

以一个学术地图的视角看解读问题的必要审视视角传播政治经济学由两个核心的问题构成:一是政治，即权力逻辑，二是经济，即生产逻辑，即一种泛商品化的资本主义视角来分析看待传播活动的各个环节。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探讨是将媒介置于一个更为宏观的社会环境中加以分析。商品化是政治经济学对传播以及媒体考察的起点。马克思本人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也正是从商品这个基本元素开始的。加拿大学者莫斯可认为商品化与传播的关系具有两个普通意义:第一，传播过程和传播科技对经济学中的商品化的一般过程起了推动作用。第二，整个社会的商品化过程渗透到传播过程与传播制度中，使这个过程中所出现的深化和矛盾也对传播这种社会实践产生了影响。于是，摆在传媒政治经济学者面前的核心问题是:商品生产的逻辑如何制约传媒的运作?谁以何种方式控制传媒?

商品化的过程使得媒体产业从头到尾都被纳进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对商品化的认知从媒体产品生产意识形态产品，到认识媒体产业为广告商生产了符合广告商需要的特定的受众，使得商品化的分析足以跳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阴影，受众商品论也因而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里一个核心主题。受众商品论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学科探讨起源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决定论的批判。在斯迈思提出受众商品的原始文章日当中就强调了应该以物质论的立场分析传播媒体/广告/受众之间的三角关系。之后，斯迈思在其更完整的文章《受众商品及其劳动》里认为威廉士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一书虽然提到将文化工业放在物质生产的脉落下分析，但却没有将广告放在文化工业的范畴之中。

2受众商品的论证的对话

核心观点:受众商品是一种被用于广告商品销售的不耐用的生产原料。受众商品为买他们的广告商所作的工作就是学会购买商品并相应的花掉他们的收入。简言之他们的劳动创造了商品需求垄断资本主义广告商的目的。受众也许会抵抗，但广告商的预期目标已经充分实现，结果渗透在需求控制的体系中。

问题1需求的源头:商品是解决问题的工具，消费者通过广告臆造的问题发现自身需求，从而产生需求。

与此类似，日本学者藤竹晓的媒介充欲主义说在更经验的层面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他认为媒介的日益发达导致了人们与这个丰富的物质世界如此接近。从而膨胀了人们的欲望。他从道德与文化批判的角度探讨了人性在技术化冲击下的问题。而受众商品论强调了经济意义上的需求是伪需求，是广告商为了利润而伪造了这种需求。问题的关键是需求是否广告商臆造了问题(商品是解决问题的工具)从而制造的，或是人们本来就存在的。深究这个问题，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进入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逻辑怪圈中。很难说在受众、广告商、媒体之间的博弈过程中，某一方在起主导作用。提出受众商品论的斯迈思先生在立场上是批判决定论的。而这种对需求臆造的论点显然有另一种精英决定论的痕迹。从狭义传播逻辑来考察三者的博弈可以发现。作为信源的传播主体的不是独立的单项度作业而是一个完整的闭合圈。而宏观的看待人类社会需求的产生则是整个人类在劳动信息传播的互动过程中动态进步的表现，最终结果是人类文明的进程或者说一直是作为文明进程一个部分在运动着。而不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对商品的高度清晰的陈列导致的新的后果。

问题2操纵的手段:从信息传播过程来看，广告商是完全理性的而受众是完全非理性的。

整个对受众的控制过程是诉诸于一种信息的不对称而产生的对事件判断的理性与非理性来论证的。其中的主要方式是传媒与广告商合谋制造了受众身处的拟态环境。通过制造一个信息环境，将受众与真实事件隔离开使受众所处的环成为一个虚拟的环境，或者称之为拟态环境。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社会对于媒体几乎是一片声讨之声，传播机器每日通过报纸、电台和电视把民族主义、沙文主义、自由主义、道德论等等按时按量硬塞给每个公民。大众传媒通过传播大众文化，创造了人类无法逃离的虚拟环境，媒体作为一种霸权武器，执意向受众进行灌输，而受众却只能眼睁睁地接受这种灌输，它麻痹了受众，磨掉了人们的斗志，受众得到虚假的满足，其非人性的本质使得社会上的一切都发生异化，马尔库塞甚至就此断言，长此以往，人只会成为单向度的人。

事实上，拟态环境的评价缺乏一个真正可参照的标准，给人的直观印象是大众受到了欺骗，此类的理论相当多。然而我们只要进行一个逆向的思考就会发现，拟态环境如果没有了，受众是不是就接触了事件的真实一面了呢?什么才是事件的真实一面?是我们亲身感触的?或是亲手触摸到的?都是，也都不是。盲人摸象是一个古老的寓言。而恰当的说明了拟态环境论对真实的追求的一种误区。事实上，传媒作为专业的信息职能机构将事情的全貌尽可能地展现。比较起受众盲人摸象式的社会参与要更接近于马克思主义论述中的事观全貌的真实。而我们也不需要将这种真实定位为更接近与真实本身的。它只是事务作为文本的一种表征方式。但决不是站在真实对面的所谓媒介假环境所称的虚假。其次，由于消费者的专业程度限制，广告信息的传播最大程度的将产品的专业术语翻译成为受众经验范围内的术语，极大的增强了消费者的识别能力，同时也由于增加这种识别能力直接导致消费者选择时的理性程度。本雅明在论述媒介的霸权时，也认为受众依然是主动的，他对受众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乐观的。

不对称如果存在的话，那么必然是匿名的受众的喜好、需求对于广告商永远是一个不可穷尽的迷。广告商永远将处于对这一迷题答案的追溯过程当中。只得说明的是这种主动的态度并不能表明广告商作为这一信源的完全理性，正是由于广告商不可能对这一答案完全知晓，所以广告商制造的产品(产品和信息一样也是为适应目标受众而存在的某种意义表达)及其广告信息同样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最终被市场(也就是受众)以选举的方式认可或淘汰。作者所列举的超市的例子，将导购系统作为促进冲动型购买的骗局的一部分。但是，作者是否知道，在多少个品牌中有一个具有进入超市的可能。实际上，这一部分是消费者已经授权表示认可的品牌。已经做出了选择。非理性是人们既有的思考内容而不是通过广告商与传媒的合谋使作为消费者的受众陷入意识工业制造的一个巨大骗局之中。

问题3自由与否的论辩闲暇劳动论对劳动价值论的解析

作者在对于这个问题的论述中强调了两点，一是受众看似闲暇的传媒接触行为实质上是一种劳动，支付了自己的注意力。而这种注意力的支付是自由掩盖下的不自由。同时被受众支付的注意力被偷偷转卖给了广告商。

劳动与经济篇10

关键词：劳动力；资本要素；河南经济；贡献

一、引言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河南市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核心组成部分，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河南经济不仅基本完成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而且正在实习由以传统农业为经济主体向以新兴工业为经济主体的重大转变。河南已成为中国经济的第五大经济体。

近年来，河南经济处于快速增长、总量快速扩张的阶段和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经济增长主要由二三产业拉动。受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劳动力素质较低的制约和制度约束相对缺失的影响，经济发展过程中能源消耗大，经济效益低，资源消耗利用率低，浪费严重，废弃物排放量大，污染严重等粗放型特征比较明显，所以对生产要素的高投入和资源高消耗的依赖性还比较大。本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各要素对河南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分析，目的是分析河南在投资政策上应对措施，为正确处理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高效运用投资资金提供理论支持。

（二）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领域中最核心的问题之一。索洛（1956）提出新古典增长模型。该模型认为在人均资本存量与技术外生条件下，经济将以固定速度均衡增长。根据索洛模型，储蓄率的提高在短期内能提高经济增长率，而无法提高长期的均衡增长率。查理―柯布和保罗―道格拉斯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该函数说明了资本、劳动、技术以及管理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袁靖在《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中运用柯布―道格拉斯模型对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并着重研究了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而可知节能减排并不会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进而基于能源视角对经济发展提出建议。石贤光在《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河南省经济增长影响要素分析》中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影响河南经济增长的三个主要因素――劳动力、资本和能源进行了回归分析，从而表面河南省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劳动、资本和能源的投入。

二、生产函数模型的构建

（一）经济理论基础

经济增长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考虑促成经济增长的原因，我们不可能穷尽其全部要素。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从宏观总量出发，做定量分析。因此只考虑最具影响力的三个因素：资金投入、劳动力投入和科技进步。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本形式为：Y=a（t）LαKβμ.式中Y是工业总值，at是综合技术水平，L是投入的劳动力数（单位是万人或人），K是投入的资本，一般指固定资产投入净值（单位是亿元或万元，但必须与劳动力数的单位相对应，如劳动力用万人做单位，固定资产净值就用亿元做单位），α是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β是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μ表示随机干扰的影响，μ≤1。

从这个模型看出，决定工业系统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是投入的劳动力数、固定资产和综合技术水平（包括经济管理水平、劳动力素质、引进先进技术等）。根据α和β的组合情况，它有三种类型：

①αβ>1，称为递增报酬型，表明按技术用扩大生产规模来增加产出是有力的。②αβ

（三）模型的构建

本文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河南省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测算。为了数据出了力的方便，首先将原模型线性化，两边取对数：

lnY=lna0+λt+αlnK+βlnL+μ

其次两边关于t求导数得：

1YdYdt=λ+α1KdKdt+β1LdLdt+dμdt

其中，1YdYdt=ΔYY=y1KdKdt=ΔKK=k

1LdLdt=ΔLL=ldμdt=μ*

其中，y、k、l分别表示各变量的年增长率，μ*表示随机干扰项，从而将最终的理论模型确定为：y=λ+αk+βl+μ*

这样就能通过资本产出弹性、劳动力产出弹性，将产出增长率与资金投入增长率、劳动力投入增长率联系起来，并且产出增长率是资金投入增长率和劳动力投入增长率的线性函数。本文通过参数估计确定α和β的值，进而求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而求出各要素的贡献率。具体的测算公式为：

固定资产投资贡献率：ek=aky×100%

劳动投入贡献率：el=βly×100%

三、河南省历年来固定资产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一）数据的收集

在建立回归模型之前，要取得各要素数据。用GDp来测度经济发展情况。其中产出增长率按照可比价格计算的GDp指数计算、劳动投入增长率按照现成的从业人数统计资料计算、固定资本投资增长率，采用价格指数将其调整为1990年不变价格的固定资本的投资额，然后计算增长率。具体数据如下表：

（二）参数估计与模型检验

根据表1的数据利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如下结果：

（1）F检验：F=11.41，相伴概率为0.000495，所以认为F检验是通过的，经济增长对劳动力投入和固定资本投入有着显著的线性关系，所有通过F检验。

（2）t检验：对于常数项、α和β的t统计量的相伴概率分别为0.0000、0.0005、0.6759，在显著性水平为0.05下，说明技术进步和投资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劳动增长率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不太显著。

根据以上检验可知模型估计合理，得出的回归方程为：

y=8.198+0.138k+0.286l

在资本投入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劳动投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平均产出将增长0.286%；在劳动投入保持不变的条件下，资本投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产出将平均增加0.138%。河南省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劳动和资本的投入，劳动和资本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是显著的。因此，为加快经济发展、提高国民福利，要注重节约资源，提高生产效率。

（三）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度

根据上文介绍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测度公式，可以估算历年来河南省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见下表：

从表2可以看出，资本投入要素贡献率长期以来处于较高值，而劳动力要素的贡献率有逐步递减的趋势。劳动力要素弹性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更加合理，从而生产同样产品需要的劳动力减少的结果。

四、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并结合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质量并保证正常的投资秩序，同时积极拓宽筹资渠道，努力推进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保持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增长是促进河南省GDp增长的主要方式。（作者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张晓婧，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要素分析[J]，中国市场，2013（41）.

[2]袁靖，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1）：56-60.

[3]石贤光，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河南省经济增长影响要素分析[J]，科技和产业，2011（4）：76-78.

劳动与经济十篇

劳动与经济篇1

劳动与经济篇2

劳动与经济篇3

劳动与经济篇4

劳动与经济篇5

劳动与经济篇6

劳动与经济篇7

劳动与经济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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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与经济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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