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文化差异篇1
关键字:区域文化;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青岛模式; 温州模式; 区域文化交流与合作
青岛模式和温州模式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两种比较典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极大地推动了本区域经济的飞速发展，引起了广泛关注，研究者颇多。本文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了这两种经济模式形成的区域文化根源和各自的优劣势，倡导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交融与互补，促进区域经济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
一、两种经济模式及其差异
（一）青岛模式
青岛模式是培育大企业、造就大品牌的区域性模式。青岛是我国拥有名牌产品与名牌企业最集中的城市之一，它拥有十个中国驰名商标，三十一个中国名牌产品，也是最早拥有国际品牌的城市，其中海尔是中国本土唯一入选的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一百个品牌之一；并于2004年跻身世界五百强；在中国最受欢迎的品牌和最具市场竞争力的品牌评比中，青岛入选数量在国内名列前茅，被公认为全国拥有名牌最多的城市。同时青岛还有一个独特的“企业家扎堆”现象，在2004年全国优秀企业家评选活动中，青岛同时有三位企业家入选。一个沿海中等城市，短短十几年内，同时拥有如此众多的知名品牌和知名企业家，引起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并把这种大企业云集、名牌集聚、企业家荟萃的经济发展模式称为“青岛模式”。
（二）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是中国最具民营化特色的区域性模式，在温州“人人讲经商，家家有企业”，形成了“以户、村为基本生产单位，以民营企业为支撑，以小商品市场为交易中心，以农民能人为创业带头人”的经济发展格局，其显著特点是经济发展起步于家庭经济，民营经济是其主要的经济形式，这种经济格局在改革开放之初，促进了温州县域经济的飞速发展，并同时影响、带动了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可以说创造了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神话，被经济学界称为“温州模式”。
（三）两种模式的差异
青岛模式与温州模式是两种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其不同之处下面予以浅析：
1、从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看
青岛的名牌企业几乎都是国有企业或者国家控股企业，在青岛实施名牌战略的过程中，从国有或集体小企业壮大发展而来，如：海尔、海信、双星等十大集团，目前这些大企业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整个青岛工业经济的50%以上，体现了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优势与活力。而在温州几乎没有大型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大力发展的是民营经济，所有权与经营权统一，经济活力十足，民营经济的经济总量占温州经济总量的98%左右，除了电信、银行、电力等国家垄断领域，民营企业几乎无不涉足。温州的民营经济具有显著的家庭经营的特点，在这些民营经济中，不仅个体经济、独资业主制私营经济而且股份合作企业以及公司制企业，也都保留着家庭、家族的色彩。
2、从企业的发展战略看
青岛的大企业以品牌产品为基础，致力于实现国际化经营，向世界品牌目标迈进。如2001年第二期美国《家电》杂志对全球前10位家电制造商进行了排名，海尔集团名列第九强，位列日本日立公司之前。温州经济是集群经济,所谓集群经济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中，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大量产生联系密切的企业在空间上积聚，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经济现象。在温州，往往一个村或邻近的几个村，形成某一类或某一种产品的产销基地，一个镇或几个镇形成一类或一种产品的产销基地，从而体现了温州集群经济的优势。
3、从企业决策层看
青岛拥有高素质的企业家群体，他们具有开拓创新的精神，在市场竞争中是理性的决策人，他们在同一个城市中共生共荣，相互借鉴，良性竞争，合作共赢，“君子和而不同”，构成青岛企业家群体的独特现象。而温州自古就有重商传统，全体温州人都崇尚经商，人人都是“小老板”，人人都是自己企业的决策者。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青岛模式与温州模式是差异较大的两种经济模式，但他们在同样的改革开放的环境下，具有同样的外部环境，产生差距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导致两种区域经济模式不同的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区域文化的差异。
二、青岛模式与温州模式形成的区域文化根源
（一）青岛模式形成的文化根源
1、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青岛地处山东胶东半岛，孔子的故乡曲阜距离青岛仅几百里地，因此青岛的传统儒家文化比较浓，青岛人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中较多的渗透着传统儒家的精髓：
（1）“义”与“信”。义利关系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孔子把“义”看作人立身做事的根本，坚持谋求物质利益必须建立在合乎道义的基础之上，他主张“见利思义”，亚圣孟子也主张“以义制利，以义胜利”。儒家另一个极力倡导的品德即是诚信，孔子曰：“民无信不立”，“信近于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孟子也曾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 在这种思想的教化、熏陶之下，青岛人格外具有道德感，“求利不贪财”，他们认为企业固然是求利的，但求利的行为首先要放到为社会、为大众服务的价值取向上，讲求信誉，推崇“德是根本，财是末端”，并在企业的经济行为中体现出来，正因为如此，青岛的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了声誉，打响了品牌，一步步地发展壮大。
（2）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大学》曰：“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这种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之下，青岛的企业家具有强烈的政治抱负、事业心以及社会责任感，把企业的发展看作是自身的职责以及自身社会价值的体现和政治抱负的实现。比如海尔精神“敬业报国，追求卓越”即是这种思想的生动体现。
2、近代西洋文化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19世纪末青岛沦为德国的殖民地，德国为了达到对青岛长期统治的目的，耗费巨大精力与财力，不惜巨资建设青岛港口、铁路、城市建筑，从客观上发展了青岛的基础设施、基础工业，为贸易往来、海洋作业等行业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设施保障。但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观念及其技术条件也随之而入，现代法人制度也随之进入青岛。正因为历史的传统，青岛的大企业在外部条件适宜时，纷纷进行了改制，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引进西方现代管理制度，运用现代人才管理理念，吸纳人才，提升科研开发能力，并建设了各具特色的企业文化，增强了企业的活力、凝聚力与竞争力。
3、政府制度文化因素。青岛市委、市政府大力扶植名牌企业，为企业的发展和品牌的诞生消除制度上的障碍，较少对企业进行干预，形成“大企业，小政府”的政企关系，把自己的主要职责定位于营造最宽松的环境，放手让企业按照自身特点和内部规律，在市场竞争中自由的发展，但在企业发展的关键环节上又给予大力支持并采取有力措施，特别是在企业的一些重大项目上，政府根据需要实行重点帮助和扶持，如促成了青啤与美国ab公司、海尔与日本三洋、海信与日本位所等的合作，从而促进了企业的良性发展。同时政府积极保护、推广、宣传名牌企业，为培育品牌产品提供技术和管理保证。政府的支持和企业家的适时决策相辅相成，共同搭建了国有企业的成功之路。另外，青岛市委、市政府还注重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坚持把党管干部原则和市场机制结合起来，破除求全责备，论资排辈，简单套用党政干部标准选用企业干部的观念，用发展的眼光选人用人，大胆启用年轻干部，如张瑞敏、汪海、周厚健、鲁群生等一批企业家在35岁左右就被任命担起了重任，这就造就了一支相对稳定的高素质企业家队伍，为青岛大企业的发展培育了最重要的人力资源。
（二）温州经济模式形成的文化根源
地处偏僻的沿海边远地区的温州，之所以能够创造出具有巨大影响力和魅力的经济奇迹的深层次原因就是温州的区域文化的独特魅力。
1、地理资源因素的作用。温州的地理环境十分独特，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山多为高山，两条大江横贯其中，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形成灾害性气候，三面高山一方面挡住了北方冷空气的侵袭，另一方面海上暖湿的东南风在这里受阻上升形成雨水，虽然雨水充沛，但同时也加重了台风的危害，据统计，台风每年侵袭温州两次，其中一次危害较大，气候条件非常恶劣。温州的这种地理环境使得温州能用于农业种植的土地很少，人均不足0.4亩，靠种田难以维持生存。正是这样的地理资源环境造就了温州人吃苦耐劳，敢闯敢干的冒险精神。
2、传统的重商主义文化的影响。温州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温州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南宋时期，温州出现了“永嘉事功”学派，又称功利学派，该学派最早提出了“事功”思想，用功利来衡量义利，主张利与义的一致性，反对传统儒家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提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无用之虚语尔”。坚持“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反对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政策，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治理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即发展工业与商品经济，并指出雇佣关系与私有制的合理性。永嘉学派的这种价值观在不断的演进过程中，有力地塑造和强化了温州的民间心理与文化模式，并内化成了温州人心中的重商观念、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和拼搏精神以及经商理财、富人为本的经济思想。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一旦一种独特的有力发展轨迹建立以后，就能引起一系列的外在外在性、组织学习或效仿的过程，也就是说，人们在选择一种行为模式或发展路径之后，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总会按原来的路径发展下去，而且依赖初始制度选择会强化现存制度的刺激和惯性，这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在改革开放之后的政策环境下，温州传统的经济活动路径制度无疑显示出了强大的经济驱动力，指导着温州人的经济行为，激发了温州人的商业潜能，促进了本区域经济的发展，渐渐形成了温州模式。
3、温州浓郁的家庭文化氛围。家庭文化，是指文化在家庭的呈现形态，包括文化的内容和存在形式。广义地理解，家庭文化包括特定时期社会家庭所体现出的生产方式、物质消费方式、精神消费方式以及思想观念、价值追求等。狭义地讲，家庭文化主要是指特定时期社会家庭所体现的精神生活方式，包括思想观念、价值追求、文化在特定家庭的存在方式、家庭成员的文化行为方式等。温州经济起步于家庭经济，家庭内的成员彼此了解，这有利于家庭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依据各自的特长而合作分工，既降低了管理的成本，又提高了经济效率。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的文化底蕴、文化氛围、价值观、经营观、创造精神乃至劳动者的文化素质等培育出了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三、正视优劣，取长补短，促进区域间文化经济互动发展
一个区域的文化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先进的文化因素和落后的文化因素，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讲，先进的文化因素是指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文化，反之则属于落后的文化因素，区域文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软环境，因此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必然具有优劣势。
（一） 青岛模式的优劣势
就青岛模式而言，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拥有实力极强的大企业。这些大企业的生产领域大多是高新产业，企业开发能力强，产品走出国门远销海外，具有融取外资、赚取外汇的能力，在市场竞争乃至国际竞争中具有抗御风险的能力；拥有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能在企业的经营中做出理性的决策，等等。但就整个青岛经济而言，其劣势是民营企业不发达，市场经济活力不足，人们受传统儒家的“重本抑末”、“官本位”思想意识的影响，不愿脱离集体，安于现状，市场意识差，因此青岛的打工者多，老板少，市场培育不成熟，市场经济不发达。正如钟朋荣所说：“青岛经济这片森林主要是由几棵大树支撑着，……”这从青岛整个区域经济发展来看，显然是不健康的。
（二）温州模式的优劣势
温州模式的优势在于温州经济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人们的经济活动遵循着市场交换的规则，市场机制全面调节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温州的民营企业非常发达，温州有近10万家民营中小企业，除了邮政、电信、电力、银行等部门之外，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由这些中小企业来进行，温州人人争当老板，市场经济动力十足。但是由于这些民营企业大多是家族式企业，而家族文化具有封闭性、落后性以及不规范性的特点，对优秀人才尤其是管理人才的引进具有排他性，因此管理相对简单，未能建立起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因而企业普遍较小，很难做大作强，因此温州的民营企业有一个奇怪的3000万现象，即一个企业资产达到3000万时必然分家；其次产业结构落后，这些家族企业大都以劳动力密集型的轻工业等传统经济为主，高新技术类产业几乎无人涉足，在国内市场竞争中都很难站稳脚跟，更毋庸说参与国际竞争，这必然导致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再次，温州的民营企业大都重视利润的实现，而对企业文化重视不足，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在很大程度上对管理者的思维和决策施加影响，一个没有自己企业文化的企业其经营往往是随波逐流，员工缺乏凝聚力和主人翁意识，企业难以健康持续发展。
通过对比分析可以看出，青岛模式的优势正是温州模式的劣势所在，温州模式的优势正是青岛模式的劣势之处，要想打破两种经济发展模式的瓶颈，实现经济模式上的新突破，关键在于破除本区域的区域文化定势，进行区域间文化经济的交流与合作。
这两个区域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据报道，青岛模式握手温州模式，各取所长，各取所需，青岛模式看重的是温州的民资发达，民营企业竞争机制灵活，借鉴其经验，以壮大自己的民营经济实力。而温州看重的是青岛在外资的引进、大企业的规模、品牌的数量等方面的优势，借其经验努力培育自己的大企业大集团。唯有如此，这两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才能克服发展中的“症结”，获取新的活力，摆脱“日暮穷途”、“终结者”的命运，实现区域经济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共赢。
参考文献：
[1] 戴美艳. 品牌的青岛现象[j] 维普资讯
[2] 杨玉平.“青岛现象”地域因素之我见[j].山东：山东经济战略研究，2005.(12)
[3] 钟朋荣. 青岛模式vs温州模式 谁是中国经济未来的选择？[j].发展论坛 2005.(9)
[4] 周京. 温州文化底蕴与集群经济发展 [j] 温州：温州论坛 2005.(2)
区域文化差异篇2
关键词 文化产业 数据分析 区域差异
现在的“文化产业”已经形成了一个大家族，“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内容产业”、“出版产业”、“版权产业”，尽管每个概念都有着特定的内涵，但他们毕竟是在一个大的经济文化背景之下产生出来的，有着相同的“基因”；他们尽管“性格”各异，但在相互作用之下。使得他们所依托的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竞争力或者说“软实力”得以迅速发展。
在我国，文化产业已然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发展指标。是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面。而在我国不同的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存在着一定的不平衡现象，在文化产业相关研究，包括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出版产业和内容产业等方面的研究，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本文选取了十年以来这方面的期刊文献为研究对象，并作为对我国文化产业相关研究地区差异分析的切入点，通过数据统计分析，从区域社会经济文化语境的角度进行区域差异研究。
一、数据分析
首先将本文所选取的研究文章以及在进行数据统计中所涉及的方面进行说明：
1 研究文章统计自1998年至2008年
从上面简单的数据分析来看，我国在文化产业相关研究方面存在着地区差域，这种差异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关，但又不完全同步，如地区生产总值比较高的辽宁、福建、河北等省，其文化产业相关研究数量偏少，而像云南、陕西、广西等省，尽管地区生产总值相对较低，但文化产业相关的研究文章却相对较多。详细的情况可以比照下表。
数据只代表着一种表征，而在数据背后所隐含的形成数据的真正推动力才是我们要努力探索的东西。差异的存在是一种发展不均衡的表现，也不利于我国文化产业整体的提升，以及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甚至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进程。透过数据，找到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以及对策，是本文的目标。
二、造成区域差异的原因：理念与概念
一项产业，无论是物质方面的还是精神方面的。都离不开两部分的协调发展，一是实践，一是科研。文化产业研究与文化产业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勿庸置疑，用理论研究来指导实践的发展，还是用实践的经验来促进理论研究的繁荣，其实两者是一种互动的关系。然而，有人要问，那些文化产业研究繁荣的地方都是经济发达的地方，我这里文化产业不发达。怎么可能将这方面的研究搞上去呢?应该说，产业发展的落后与产业研究的贫乏是有关系的，但这绝不是必然的结果。笔者认为，产业研究的繁荣一样也会促进产业发展，只有双方共同努力，相互结合，才能达到共赢的目标。
笔者认为文化产业区域性研究的丰富与贫乏的首要原因来自于政府对于文化产业的理念创新。可以说理念是产业发展的“总阀门”。2006年是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在全国推开的第一年，一些省市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有了动作，而一些省市在文化体制改革、解放文化生产力、抛掉传统的文化事业发展观等方面还存在着理念上的滞后。理念的滞后不仅导致了具体改革措施的不力，导致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停滞，同时也导致了文化产业研究的贫乏。
区域文化差异篇3
关键词：高技术；产业出口；区域性差异；泰尔指数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规模发展迅猛，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高技术产业出口的第一大国。但是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出口，存在严重的区域不均衡状态。
部分学者对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区域差异进行了研究，但是主要集中在行业产值和创新能力上。肖刚等[1]（2015）采用变异系数和传统与恐惧马尔科夫链方法进行分析，得出中国区域高技术产业产值的差异整体呈缓慢扩大的趋势。彭向（2009）运用因子分析法评价，发现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创新能力存在区域不平衡。而在出口贸易方面，暂时缺乏相关研究。
本文试图运用泰尔指数及其分解方法，对高技术产业出口的区域间、区域内和总差异的水平和变化态势进行准确测算，以完善相关领域研究的空白。
二、泰尔指数的测算及其分解方法
泰尔指数利用信息理论熵的概念来计算地区差异，其最大的优点是可以通过指数分解，同时衡量组内差异和组间差异。
将泰尔指数分解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间的差异，以及三大区域内部的总差异。
三、地区间高技术产业出口差异的测算结果
根据《高技术产业年鉴》的统计数据，我国高技术产业超过八成的出货值由东部地区创造，2014年广东的出货值就超出中西部合计数的两倍，地区差距十分显著。利用泰尔指数及其分解方法，获得测算结果如下：
①总差异变动情况：1998-2014年间，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的区域总差异呈“U”形变化趋势，即有先下降后上升的态势。除2001年小幅波动外，1998-2006年区域总差异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年均降幅9.91%，在2006年达到最低点，但此后地区差异反而逐步扩大。
②区域间差异变动情况：在1998-2009年间，区域间差异先降后升，但在2009年之后，区域间差异逐年下降，并在近两年保持稳定的差异水平，说明我国高技术产业的东、中、西部间的差异有所收敛。
③区域内差异变动情况：区域内部差异变化也呈现了“U”形态势。值得注意的是，从2007年开始，区域内差异连续上升，年均增幅高达17.81%，说明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区域内部差异在扩大。主要是由于高技术产业出口集中地发生在部分省市，尤其是广东、江苏、河南、重庆等省市在各自区域内的出口占比显著上升，拉大了区域内部差异。
四、结论与建议
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存在严重的区域失衡。东部具有显著优势，中西部地区则处于明显弱势地位。在1998-2009年，东、中、西部三大区域之间、区域内部和总体的差异水平呈相似的“U”形演化态势，差距先缩小后扩大。但是此后区域间差异开始收敛，区域内部差异却逐年扩大，说明在拉大区域总差异的过程中，区域内部重点省市的作用更加凸显。
我国在扩大出口总量、优化出口结构的基础上，需要重视高技术产业出口的地区差异调节。东部在保持现有优势的基础上，需要加大核心技术创新，提高产品附加值，以扩大出口需求。对于中、西部，则需要实行有针对性地扶持和引导，通过加大行业补贴和研发投入以促进中西部产业发展，通过吸引外资、扩大开放度以改善出口环境。
参考文献：
[1]肖刚，杜德斌，戴其文，胡曙虹.中国区域高技术产业发展差异的时空演变[J].中国科技论坛，2015（12）：94-97.
区域文化差异篇4
关键词：保定市；县域经济；时序差异；空间差异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5）10-0049-03
一、保定市县域经济时序差异分析
区域绝对差异是一定时期内区域之间人均意义上的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绝对量的非均等化现象。区域相对差异是一定时期内区域之间人均意义上的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变化速度的非均等化现象。其中衡量绝对差异的指标有离差、标准差；衡量相对差异的有极值差率、变异系数、加权变异系数、离均差系数、加权离均差系数、泰尔（theil）系数和基尼（Gini）系数。本文以保定市2000―2013年各县的GDp和人口数量（《保定统计年鉴》2001―2014年）作为测算的基础数据，用标准差和泰尔系数来衡量保定市县域经济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
（一）绝对差异指标
标准差值越大，表示区域经济差异越大。标准差计算公式如下：
S=
式中S是标准差；Xj是区域内j地区的人均GDp，X是区域的人均GDp，n是区域内子区域数量。基于此式计算的人均GDp标准差（如图1所示）。
（二）相对差异指标
泰尔指数是一种具有空间可分解性的区域差异分析方法，可以用来分析区域差异总体变化过程、区际差异和区内差异变化的情况以及区际差异和区内差异变化对区域整体差异变化的影响。其值越大，表示差异越大。泰尔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t=[×log（）]
式中t是泰尔指数；Gi是区域内第i个子区域的GDp值，G是区域的GDp总值，pi是区域内第i个子区域的总人口，p是区域总人口。基于此式计算的人均GDp泰尔指数（如图2所示）。
（三）时序特征
从上页图1可以看出，使用标准差测度保定市各县人均GDp绝对差异总体呈上升趋势，十四年来扩大了3.34倍。以2003年和2008年为界，各县绝对差异分为三个阶段：2003年以前上升较快；2003―2008年上升较为缓慢，甚至2003―2004年出现小幅度下降；2008年以来各县绝对差异呈现明显上升速度加快，且保持稳定上升势头，2012年比2008年增长68.97%。整体来说自2000年以来保定市各县经济绝对差异呈上升趋势。
从图2可以看出，使用泰尔指数测度的保定市各县人均GDp相对差异总体上呈现相对平稳局部小幅度变化趋势。以2003年为界，各县相对差异分为两个步骤：2003年以前，各县相对差异呈现上升趋势，并且在2003年达到最高值；2003年以后，各县人均GDp相对差异呈现下降趋势，且2007―2008年下降幅度最大达到13.5%，而后开始呈现小幅度下降，虽然2011年略有增长，但是并未改变整体下降趋势。
由以上分析表明，保定市县域经济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在2003年以前呈现同步上升变化，但是在2003年以后，保定市各县绝对差异呈现继续扩大趋势，2008年之后差异变动趋势进一步拉大，而相对差异则呈小幅度下降趋势。
二、保定市县域经济空间差异分析
（一）研究方法
量图分析法是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其计算步骤共分五步。
第一步，选取代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计算该区域每个指标的平均值Xj和各子区域每个指标的值Xj，再计算每个指标的标准差V。
第二步，计算各个指标中等组的上下限（见下式）。
上限=Xj+下限=Xj-
第三步，根据中等组上下限确定子区域每个指标的类型：高于上限为优，在上下限之间为中，低于下限为劣。
第四步，确定子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类型：得优指标数大于或等于得中和劣指标数之和为先进类型；得优和中指标数之和大于或等于劣指标数为中等类型，其余的为落后类型。
第五步，计算判断系数（见下式）。
K=1-（S+t+）
式中S为先进子区域得劣指标数之和，t为落后子区域得优指标数之和，Si为中等子区域得劣指标数之和，ti为中等子区域得优指标数之和，Y为样本值总个数。K>85%时说明评价可靠，K
（二）指标体系
在考虑数据可得性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选取非农产值占GDp比重（%）、人均财政收入（元）、人均GDp（元）、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元）、城镇化水平（%）、人均社会商品零售额（元）、农业产业化率（%）等指标组成评价指标体系，取值为2009―2013年各指标平均值。由于2010年保定市把原高碑店市的白沟镇划为白沟新城，考虑到数据统一和计算方便，把白沟新城数据并入高碑店市。
（三）数据分析及空间特征
采用图量分析法，计算得到指数值，然后计算判断系数，得K=86.40%>85%，说明选取的指标是可行的，评价的结果是合理的。
1.县域经济差异十分显著。首先是不同类型县域数量差距大，先进类型与落后类型县占比较大，先进类型的有9个，落后类型的9个，而中等类型的县仅仅有5个；其次，不同类型县域的之间差距大，先进类型中高碑店拥有6个优势指标，1个中等指标，而落后类型的唐县却全部是劣势指标，两者之间差异过大。
2.多数县自身发展不平衡。满城县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排名第二，但是城镇化水平却排名第二十；涞源人均财政收入排名第一，但是农民人均纯收入以及农业产业化率都排名倒数第一；保定县域自身发展表现出极其不平衡。
3.部分指标表现出县与县之间差距过大。如容城城市化率为唐县的4.35倍，而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安国则是徐水的11.68倍。
根据计算结果，用aRCGiS10.3软件做出保定市县域经济差异图（下页图3所示）。整体上来说，保定市县域经济在空间上呈现出西南弱，东北强的特征：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县域主要集中在东北部的雄县、高碑店、涿州、容城、高阳，中部的市区，南部的定州和安国以及西部的涞源。
三、保定县域经济时空差异的影响因素
（一）保定县域经济时序差异产生原因
1.经济基础。原有经济基础对区域经济差异产生着重要影响。高碑店、涿州市、安国市自古以来就是名城。高碑店与涿州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安国市始建于汉高祖时期，素有“天下第一药都”之称。
2.政策因素。2003年之后，由于受非典影响，加之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促使我国的经济社会转型，大量国家政策的出台，使得保定部分县市发展迅速，故绝对差异进一步拉大，2008年的金融危机，促使国家部分政策进行调整，也对保定部分县域经济产生了很大影响，故2008年之后县域经济绝对差异进一步拉大。相对于绝对差异，相对差异的趋缓主要来自于国家对落后县的政策倾斜和资金扶持。
（二）保定县域经济空间差异产生的原因
1.资源禀赋。资源禀赋即自然条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各地区的劳动生产率，特别是直接决定着各地区农业的生产类型，又间接影响到其前后续行业。保定市西部及北部的县区（包括涞水、阜平、易县、唐县、曲阳）为山区或半山区，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其农业生产条件较差、交通不发达，社会经济状况受到很大的影响。
2.区位因素。区位因素也是产生社会经济区域差异的重要因素，对区域自然禀赋优势的发挥和空间集聚经济的实现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四、保定市县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对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投入
基础设施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但保定各县市尤其是西部山区的基础设施不完善、交通不便、通讯设施少等问题已经成为制约西部县域经济发展的瓶颈因素。通过政府财政投入或社会多元化筹资等方式加快西部山区的基础设施尤其是道路建设，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促进山区旅游业、农业和小工业的发展，缩小县域经济差距，进而促进全市县域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
（二）发展各区域特色经济
根据各地区的资源禀赋和经济基础，发展地区特色产业。如安国和易县的中草药产业，曲阳的雕刻产业，阜平的大枣和核桃，满城的草莓，高碑店的箱包，安新的水产养殖等都有其特色之处。加强区域间的分工与合作，形成规模效应和品牌效应，全面提升保定市县域经济竞争力。
（三）依托历史文化，提升软实力
县域软实力是建立在发展理念、县域文化等非物质要素之上的县域对内整合力、对外吸引力、发展竞争力的综合运用。保定市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很多县拥有悠久而独特的特色文化传统，通过挖掘历史文化，做大做强县域文化产业，对发展县域经济软实力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参考文献：
[1]胡月秀.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分析[J].开发研究，2014，（2）.
[2]吴建民，孙博，李旭波.河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2011，（9）.
[3]谢磊，李景保，何仁伟，等.宜春市县域经济时空差异和影响因素分析[J].西部经济管理论坛，2013，（7）.
[4]贺亚峰，韩增林.中原经济区县域经济差异及成因分析[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2，（10）.
[5]张禧，李建强，王晓青.宜宾市县域经济发展差异动态分析[J].中国西部科技，2009，（4）.
区域文化差异篇5
关键词：重庆市；县域经济差异；时空演变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6）08020102
1引言
县域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经济要想稳定、健康发展，县域经济是基础。因此，研究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差异格局演化，对县域和区域经济发展都有重要意义。从已有的文献来看，研究重庆市案例还不够丰富，为此，本文在aRCGiS支持下，结合eSDa、GeoDa等软件方法，揭示重庆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差异演变过程、格局，为全市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一定的决策依据。
2研究区概况
重庆市地处我国西南部、长江上游，是我国管辖面积最大的直辖市，面积为8.24万km2，人口3276万人，下辖38个行政区县（自治县）。2014年重庆市地区总产值为14265.40亿元，同比增长10.9%，较全国高3.5%。但由于资源禀赋、经济基础、自然地理条件、区位因素的地域差异，自2003年功能区划分以来，其区县间经济的发展不平衡性问题也日益突出。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成渝都市圈战略的实施，给予了重庆新开发的战略机遇，加之全市五大功能区域战略的深入推进，深化改革任务的不断落实，各项红利将继续释放，重庆经济增长有望继续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态势发展。
3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3.1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重庆市统计年鉴2004～2015》和《重庆市科技进步统计监测报告2014》，其中渝中区数据统计不全，因此只分析37个区县经济状况。
3.2研究方法
变差系数和标准差指数，可分别从相对和绝对意义上反映区域间的经济差距。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本文采用人均GDp这一指标对重庆市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差异空间结构演变进行研究。主要研究方法为空间数据探索分析方法（explora-torySpatialDataanalysis，eSDa）。
4重庆市县域经济差异时空格局演化特征分析
4.1县域经济发展差异时间分析
用来衡量区域差异的统计指标变差系数（CoefficientofVariation，CV），表达公式为：CV=1x1n∑ni=1（xi-）212，式中：n代表研究区域的个数，X代表研究区域人均GDp，Xi代表i区域的人均GDp，CV是变差系数。CV值的大小，代表区域内部经济差异的大小。利用公式计算了重庆市县域的CV值，图1显示了2002～2014年重庆市CV值和标准差的变化趋势，从总体上来看，重庆市县域经济相对差异不断缩小，在2006年最大，说明区域之间的相对差异不断减小，但是从标准差我们看到，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说明区域间经济绝对差异在不断扩大。
5重庆市县域经济差异成因分析
5.1自然条件
自然条件对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有显著的影响，地势平缓的地区一般来说更利于经济发展。主城九区坡度在25°以下的面积占88.23%，城市发展新区占85.24%，而渝东北为58.54%，渝东南占55.31%；主城区海拔在800m以下占96.1%，城市发展新区800m以下有92.3%，渝东北1000m以上占45.8%，渝东南1000m以上占51.6%。相比较于西南部，东北部多为海拔高大的山区，生态环境比较脆弱，交通基础设施落后，通达性差。但是万州区由于其位于三峡库区腹心，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此受到国家政策支持，使其经济发展速度较快。
5.2人文因素
渝西南地区人口稠密，自然条件比较优越，与外界交流方便。改革开放以来有许多外来人口涌入，多种文化思想的融合促进了新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的产生，渝东南一些偏远地区，思想观念比较保守，接受新鲜事物比较慢，人们的开放意识和自主创新意识不强，导致其创新和竞争力处于劣势。因此，落后的文化观念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据统计，西部地区的农村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龄较东部地区高出0.9年，而文盲半文盲率东部区高出西部地区9.56%；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西部为东部的4.87倍。
5.3产业结构
库兹涅斯等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产业结构由简单向复杂、由低级向高级逐渐发展的过程，即由第一产业为主逐渐过渡到以第二、三产业为主。我国经济学家曾也发现过类似的规律。2013年，重庆市主城区的第一产业比重仅占到2.26%；而都市新区为10.8%；作为欠发达地区的渝东北第一产业为14.9%；渝东南地区为15.8%；这表明第一产业比重过高制约着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
5.4县域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拉大
从绝对数来看，2003年，城镇居民收入最高的大渡口为19513元是收入最低的武隆县为9585元的2.03倍，农村居民收入最高的大渡口区为人均3812元是最低的巫溪县为1703元的2.24倍，收入最高的城镇居民是最低的农村居民的11.46倍；2013年城镇居民收入最高的江北区为27183元是收入最低的巫溪县为16375元的1.66倍，农村居民收入最高的南岸区为14016元是收入最低的巫溪县为5826元的2.41倍，收入最高的城镇居民是最低的4.67倍，虽然绝对收入差异相差甚远，但是城乡居民收入差异有所缩小，但是县域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拉大。由此可见，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县域之间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缩小，但是县域之间农村居民收入有扩大的趋势。
6结语
将传统统计分析方法与空间数据探索分析相结合，以重庆市37个县域人均GDp的数据为基础，分析2004～2015年重庆市县域经济差异时空格局，得出以下2个结论：①2004～2015年重庆市县域经济绝对差异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极化趋势明显，通过变差系数得出相对差异不断缩小的趋势；②自然条件、人文因素、产业结构、县域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为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参考文献：
[1]覃成林.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35～38.
[2]杜挺，谢贤健，梁海艳，等.基于熵权topSiS和GiS的重庆市县域经济综合评价及空间分析[J].经济地理，2014（6）：40～48
[3]何春燕，薛鹏，刘邵权.重庆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县域经济发展空间差异分析[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3（9）：1110～1117
[4]李丁，冶小梅，汪胜兰，等.基于eSDa―GiS的县域经济空间差异演化及驱动力分析[J].经济地理，2013（5）：31～37
区域文化差异篇6
以青海海东地区为例，利用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两个指标体系，用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对海东地区六个县进行测算分析。从GDp和人均GDp两个数据源得出区域内各县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且区域间差距正在不断的扩大。
关键词：
标准差；变异系数；区域差异；青海省海东地区
中图分类号：
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10004803
由于各地区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地理区位、人文条件及制度安排的不同，区域经济的发展通常存在差异。适度的差异有利于引导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产业的空间转移，但过大的区域经济差异不仅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危害，而且会影响社会稳定。青海省海东地区地处青海省东部，是青海省除了西宁市和其下属三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湟中县，湟源县）之外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具有相当长的开发历史，加之其地处全省自然条件最为优越的河湟谷地，因而在全省经济中占十分显著的地位。海东地区国民经济和产业结构从总体上来说，随着经济和社会内外部环境的不断改善，各种资源合理配置程度的提高，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日趋成熟。但是一个区域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自身条件或者自然条件而产生区域之间的差异，本文将研究海东六县间的区域差异，揭示区域经济差异特征，并相应提出缩小区域经济差距的对策，以促进区域内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1研究区域、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1.1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青海海东地区包括以下六个县级区域，分别为：平安县、乐都县、互助土族自治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化隆回族自治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总共6个县域单元，其中，平安县为海东行署地区首府所在地。衡量区域经济水平的常用统计指标有GDp、Cpi等值，但是对于县级区域来说，GDp是比较好的统计数据，且人均GDp能够比较充分的反映出区域差异的内涵，并且能够从现行的官方统计中获得，数据的可信度和完整性好，本文中的统计数据资料均来自《青海省统计年鉴》（2001-2010）。
1.2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来衡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依托人均GDp为总体指标，用标准差（S）和变异系数（V）分别衡量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公式（1）为标准差计算公式，标准差是一组数值自平均值分散开来的程度的一种测量观念。一个较大的标准差，
代表大部分的数值和其平均值之间差异较大；一个较小的标准差，代表这些数值较接均值。
其中公式中得Yi为第i区域的人均GDp，其中n为区域的人均GDp平均值，Y为n个区域的人均GDp平均值。
公式（2）为变异系数的计算公式，变异系数又称“标准差率”，是衡量资料中各观测值变异程度的另一个统计量。当进行两个或多个资料变异程度的比较时，如果度量单位与平均数相同，可以直接利用标准差来比较。如果单位和（或）平均数不同时，比较其变异程度就不能采用标准差，而需采用标准差与平均数的比值（相对值）来比较。标准差与平均数的比值称为变异系数，记为C.V。变异系数可以消除单位和（或）平均数不同对两个或多个资料变异程度比较的影响。
其中公式中Y为n个区域的人均GDp平均值。
2海东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
2.1各县经济总量的对比分析
本文以2001年至2010年六个县，十年之内的GDp统计如下，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
由2001年至2004年全区GDp都呈稳定增速发展，从2005年至2010年，除平安、互助、乐都、循化四县都在稳步发展之外，民和在2004年至2009年GDp呈减少趋势又缓慢上升。化隆从2004年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至2008年后又恢复缓慢增长。互助县地区GDp一直位于海东地区第一位，在2001、2005、2010年这三个时间段互助县比GDp最低的循化县分别高出84703.3万元、116413万元、349343万元，两者之间的GDp差距越来越大，两个县域之间的区域经济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2.2各县人均经济水平的差异
将近十年人均GDp的变化如图2所示。
从图2可以看出：
平安县的人均GDp远远领先于其他五县，2010年达到21107.12元，由于人口数量的差异，在各县的GDp中处于第四位的平安县在人均GDp中却高于位于GDp处前三位的互助、乐都、民和三县，2010年分别高出互助、乐都、民和三县9044.75元、8604.78元和14138.87元。
2.3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差异
现将标准差和变异系数所得出的结果作出图表，进行分析：
结合表1数据，从2001年到2010年，以标准差为测度得到的海东六县的人均GDp的绝对差异在10年之内，总体上呈直线扩大趋势（图3）：从2001年的1227.75元上升到2010年的5254.33元。从2001年到2005年绝对差异扩大的速率趋向一致，均值为287.72元；从2006年到2010年，绝对差异的速率开始加剧，均值为646.98元。
变异系数（图4）从2001年至2004年都处于一上一下的缓慢增长状态，而在2005年之后开始逐步缓慢上升，到2009年后又有降低的趋势。在2001至2010年期间，六县县域人均GDp的变异系数以2004、2005、2009年为折点，呈现出一个斜n型波动。2001至2004年期间波动较小且趋于稳定，2004至2006年期呈现出倒V型的增长状态，2006至2009年期间维持在变异系数较高的平稳状态，显上升趋势。这说明2006-2009年六县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差异基本上保持稳步增长的变化趋势，而2010年期间则呈出下降趋势。因此，对于县域人均GDp的空间差异演变，从整体上看，2004年前后六县县域人均GDp空间分布相对差异较大，以2004年为参照，2001年至2004年期间各县域经济发展空间相对差异明显较小，且这种空间上的相对差异格局在2001年至2004年这4年期间随时间的推移变化很小，基本上保持一上一下微弱波动稳定。从2006到2010年各县县域人均GDp这种较大的空间相对差异随时间的推移仅呈现平缓上升趋势。
3区域经济产生差异的原因
3.1自然地理环境及资源禀赋的区域差异
海东地区地处青海东部河湟谷地区，是青海省内自然条件最好的地区，但由于地处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原区以及东部季风区三大自然地理的交汇处，具有三大自然区过渡带的特点，水文、气候、地形影响着各县资源禀赋，区域差异相差较大。平安县凭借着最有利的自然条件，便利的交通、优越的区位、加上人口及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决定了该县产业密集度和布局方面的优势地位，也确立了其在海东地区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而循化化隆两县由于矿产资源和道路资源优势较弱而处于经济发展的最后两位。资源禀赋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以工业为例，受自然环境和资源组合条件约束，2010年六县工业产值总和仅为505451万元，仅占全省工业经济的31%，可以看出资源禀赋以及资源合理配置是阻碍海东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
3.2区位与交通因素
（1）区位：平安县为海东地委、行署所在地，是全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离距省会西宁市35公里，是西宁市卫星城镇之一，具有相对优越的区位优势。除去互助县以外，其余四县均以平安县为起点呈两条放射线状的区位布局，其中经济增长速度处于后两位的化隆、循化两县分别距离平安县75公里和128公里，呈三点一线，交通区位网密度低，集散功能较弱，所以在经济发展当中两县明显落后于其余四县。
（2）交通：平安县是六县当中唯一一个具有高速公路、铁路、航空三种交通方式的县，其次是具有高速公路、铁路的乐都民和两县，再次是拥有高速公路直接连通县城的互助县，最后是只有省道相接的化隆和循化两县。运输方式越多，交通线越长，表明该地区可聚集的生产要素总量也越大，信息量也越大，这个地区的生产就越容易得到进步、发展。所以地处兰西高速、兰西铁路的平安、互助、民和三县具有的交通区位是相对最好的，交通优势也是三县经济快速发展的有力保障，而仅有临平（临夏-平安）公路贯穿的化隆循化两县，交通优势明显不足。可以看出交通问题是制约化隆循化两县经济的重要瓶颈。
3.3产业结构因素
（1）主导产业不明确，制约了扩散效应的发挥。主导产业是具有一定规模，能够充分发挥经济技术优势，以技术优势改变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具有强大的促进和带动作用的产业。海东地区正处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阶段，由于各个县的自然资源参差不齐，再加上缺乏主导产业和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各县产业增长不匹配，县域之间产业联系小，导致区域内经济差异扩大。
（2）没有形成产业集群，集聚效益不明显。产业集群理论认为，在区域经济中，产业集群发挥着分工的优势和规模效益，具有特殊的创新能力和技术扩散能力，并能降低产业集群的平均成本和产业集群中单个企业的平均成本。海东地区虽然初步形成了采矿冶炼、水电、农产品加工等特色产业，但大都为中小型企业，企业规模小且分散，缺乏集聚效应。
4提出的对策
4.1发挥区域资源优势，合理配置资源禀赋
县域等级城镇中多数人还主要是从事农业产业为主，农业收入是主要的经济来源，因此农业在县域经济发展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加快农业化产业化的发展进程，以提高经济效益，增加产量供应，提升自身品质为主要出发点，通过政府制定优惠和扶持政策，从各个县的实际出发，凭借自然资源和气候条件等资源优势发展自身的特色产业。行品牌道路，做特色产业，产业化发展。如平安县可利用与西宁市的紧密联系发展农产品深加工制造，供应城市及旅游特产和发展铝业及铝深加工产业、藏毯加工业；循化县发展以辣椒和核桃为经济作物的产品加工制造和具有民族特色的轻纺织工业。互助县为高原青稞酒基地，应凭借这个独一无二的资源优势，增加投资，将青稞酒产业做大做强，以及发展造纸，石膏加工、建材、冶金、农畜产品加工等产业；民和县应把发展工业经济作为调整结构、推动发展的主攻方向，大力发展高载能工业、建材、石油勘探开发等产业，借助兰州市的重工业基础增强自身工业经济发展。化隆县应着重发展铝业、硅铁为主的高载能产业和矿泉水开发等产业；乐都应以凭借良好的气候条件发展蔬菜种植和蔬菜深加工产业。
4.2加强交通网络建设，构建综合运输体系
海东六县当中只有平安、互助、民和、乐都有高速公路贯穿全县域，而化隆、循化两县仅有临平（临夏-平安）公路贯穿两县，化隆县虽然有通往民和和乐都两地的公路，但是这两条公路使用率比较低，与民和乐都两县的经济联系弱，高等级公路只有以阿代为起点的平阿高速公路，交通优势弱，区位优势显示出不足。因此加强区域内的交通路网建设，增加高速公路通车里程，构建六县区域内综合运输体系，也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4.3合理布局产业格局，提升区域经济发展
（1）充分发挥地区优势，选择和发展主导产业。
不断提高主导产业扩散效应，选择和发展海东地区主导工业，必须立足区域产业发展阶段，充分发挥地区优势。应遵循以发展农业特色化，充分发掘高原特色的农业优势、以促进工业规模化，大力发展有色金属，黑色金属加工业和金属制品的工业优势。
（2）加快二元结构转变，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海东地区正处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因为工业生产的边际劳动生产率远高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工资，所以加快二元结构转变可以使工业生产从农业中得到大量劳动力的供给，从而推动经济发展。
（3）加强地区合作，提高区际产业关联度。
区际合作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加强与区域内各县以及与周边县市的区内和区际合作，大力发展上下游产业，提高区际产业关联度，发展新的工业部门，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化生产，可以为海东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远景配置创造条件，同时，区际分工合作也可以缩短运输距离，降低运输成本，提高竞争力。
总之，要缩小六县之间的差异，必须要发挥各自的区位、资源及现有产业优势，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优化升级，逐步形成分工合理、优势互补的产业分布布局，在地区和地区之间，产业和产业之间形成相互促进、合作互惠的发展格局，在各县优势资源和和技术及政策带动下，构建海东六县共同有效发展，逐步缩小区域经济差异。
参考文献
[1]张雪，张广胜.辽宁省44个县域经济差异的时间演变研究[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5，12（3）：284287.
[2]张宁，卫海燕.基于泰尔指数的陕西省区域经济差异分析[J].江西农业学报，2010，22（5）：183186.
[3]杨风，李继红.四川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差异研究[J].中国统计，2010，（11）：4647.
[4]余甫功，欧阳建国，欧晓万.区域经济差异的多指标测度及泰尔分解―以广东省为例[J].社会科学论坛，2010，（12）：159164.
[5]王文静.昆明市区域经济差异研究[J].中国经贸导刊，2010，（16）：45.
[6]郭影，韩冬冰.黑龙江省区域经济差异及对策分析[J].绥化学院，2010，8，30（4）6970.
[7]陈晓婷，田成诗.辽宁区域经济差异的统计评价及趋势预测[J].黑龙江对外经贸，2010，8，194（8）：101103.
区域文化差异篇7
一、引言
中国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各行各业的发展，区域旅游活动的发展不断推进，已成为促进地区经济的重要力量。区域旅游活动的开展将数个城市聚合在一起形成旅游城市群，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随着区域旅游活动的开展，相关的研究命题和新方法不断涌现，引发了学术界的讨论。当前中原城市群崛起战略已实施，河南省是全国重要的旅游省份，提出了中原城市群的发展战略，形成了区域旅游城市群。国内旅游研究的重点多是从区域旅游发展模式、空间结构等方面的研究，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本文旨在研究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现象及其本质，探索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差异的特点，提出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发展的对策，为中原城市的发展提供机遇，作为一个整体来提升内在差异，以推动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的更快更好的发展。
二、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差异化分析
（一）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资源类型及结构差异
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资源的类型按其成因和属性分为人文旅游资源和自然旅游资源。人文旅游资源主要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积淀下来的古迹、上千年文化传承形成的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各种建筑等。自然旅游资源是自然形成的景观，包括地理景观、水域风光景观、气候和天体景观等。对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的研究中，采用人文旅游资源和自然旅游资源两类分类进行了研究。
表1为区域旅游资源结构的差异分类统计情况。
从表1中，可以看到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区的分类情况，通过分析可以看到：
1、优质景区相对集中度较高
截至到2015年，中原城市群有94个a类景区，占河南省的44.13%，虽然所占比例未过半数，但是景区的集中度较高，能够形成资源的聚合效应，洛阳和郑州景区的数量已过半，呈现资源的高度聚合性，其中4a景区多集中在洛阳和郑州，3a景区多集中在洛阳和郑州及许昌。中原城市群区域优质景区相对集中度较高，发挥了较好的资源聚合作用。
2、5a级景区总数占河南省绝对多数
中原城市群所含5a级旅游区较多，有8个5a级景区，所占比例非常大。焦作有3个5a级景区，洛阳有2个5a级景区，在资源的组合上有所不同，其中焦作3个5a级景区为云台山等自然资源景区。洛阳则以人文景观景区为主，也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3、自然旅游景区多于人文旅游景区
通过分析可以看到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资源中的人文景观资源多于自然景观资源，很多游客对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资源的认知也是以人文景观资源为主。当前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资源中有丰富而优质的自然旅游资源，还需要进一步的整合及提升。
4、景区类型分异规律明显
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区的景区类型分布具有明显的规律性，区域性比较明显，一些区域是以人文旅游景点为主，如洛阳。一些区域是以自然旅游景区为主，如焦作。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区景区向更高层次发展，更加注重资源的开发。如开封景区有丰富的文化旅游景点，文化旅游资源非常丰富，但是资源结构不尽合理，缺乏自然景观，会阻碍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5、景区赋存情况与当地旅游发展水平基本一致
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区的经济展得益与旅游业发展，与旅游业发展状况水平有高度的相关性，高品质的旅游资源赋存条件是区域旅游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决定了旅游业的发展水平。以焦作为例，虽然其工业经济不发达，但区域有占主导地位的5a级旅游景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调整，以旅游经济的发展推动区域的整体经济发展。
（二）中原城市群文化旅游资源差异
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资源的差异集中反应在自然旅游资源与人文旅游资源的差异上，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资源较为集中，体现了一定的区域特点，在结构分布上存在一定的不均衡性，通过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资源的优化组合，形成聚合资源，区域结合，实现优势互补，形成独特的一面，要对区域旅游资源加以分析，确定优势互补策略。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文化旅游景区分布在郑州、洛阳、开封三地。很多游客的旅游重点放在了这三个区域，而忽略了其他区域资源。
1、人文旅游景区高度集中或将导致产品严重同质化
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资源的分布中突出的表现是文化旅游的不平衡性，这是中原城市群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表现。作为中国文明的发源地，中原地区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韵味，都形成了独有的文化特色。中国的古都中即有郑州、洛阳、开封三个城市，城市也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但在文化资源的宣传与包装中受到风潮影响，趋于同质化，盲目跟风，模仿地方文化特色的内容，造成文化旅游产品与实际风格的脱节，出现了千城一面的现象，影响了城市旅游的发展。城市旅游品牌的塑造能力较弱，也影响了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的发展。
2、文化旅游资源高度集中易导致区域旅游发展的政策偏向
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资源中的文化旅游资源优势显著，带来了较好的效益，对旅游发展的推动作用十分突出，人们对郑洛卞城市群的关注度较高，区域影响力较高，易使政府在中原城市群旅游发展规划时出现政策倾向，片面强调对此地区旅游文化的发展，而忽略了其他区域的旅游事业发展，加大了区域旅游资源的差距。
3、同质化和差距扩大将引发区域旅游产业二次创新
在当前经济新常态下，各行业竞争加剧，旅游行业的区域竞争也在加剧，文化旅游资源的推广中，区域经济都可以通过差异来探讨其旅游资源的文化特色，发掘当地的历史和文化核心，形成当地的旅游业特点，以避免造成负面影响，要实现区域旅游产业的二次创新，打造文化同质性的独特品牌。如焦作通过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对区域旅游资源进行了包装和开发，并加以严格的管理，实现了从一个工业城市到生态旅游城市的转变，实现了发展模式的转变，同时融入了中国古代文化精髓的太极文化，推动了当地旅游文化的发展，形成了较为丰富的内涵。
4、同质化和差距扩大将激发区域旅游文化重新整合
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资源的同质化较为明显，同质化对区域文化旅游资源的发展有不利影响，要实现优势互补、全面发展，否则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资源的同质化难以形成持久的吸引力，因此有必要对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资源进行定位和整合。通过对区域旅游资源的总结，认为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古城文化的宣传与传承，以郑州、洛阳、开封和许昌城市为代表，突出文化资源的特点，对四个城市的文化背景加以梳理进行有针对性的包装，让其形成其特有的风格，此外古都文化也应包含世界文化遗产特色，要在文化特色及地理空间的布局上突出特点，形成古城文化区。二是花卉文化的宣传与传承。以洛阳牡丹花会、开封节为代表。三是功夫文化的宣传与传承，以登封少林武术、焦作太极拳为代表。四是陶瓷文化的宣传与传承。以洛阳唐三彩、许昌钧瓷、平顶山汝瓷为代表。五是大河文化的宣传与传承。以郑州、洛阳、济源为代表。
通过分析可以看到古城文化、花卉文化、功夫文化、陶瓷文化、大河文化皆是根据城市特点加以分析提炼。中国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资源的开发中要考虑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
三、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发展的对策思考
基于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的差异分析，提出了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的发展对策，并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建议，如下：
（一）客观认识差异性，“存同求异”
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的差异是突出而显著的，也是客观存在的，在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的发展中，要客观的认识差异，注重发挥区域旅游的特点，实现互补，确定适宜的包装宣传策划方案，做好旅游定位，形成良好的聚合效应。要求同存异，谋求共同的发展，突出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的特色。
（二）打造精品，推进多元化
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的发展中要考虑到经济与文化的差异，实现优势互补，实力互补，资源互补。通过联合，形成精品旅游线路，发挥文化核心城市的辐射作用，带动周边旅游业的发展，通过旅游产品的推广，实现旅游行业的多元化，做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要深入研究当地的历史文化，开发自然旅游资源，通过推出特色旅游产品，建立旅游发展创新机制，鼓励促进文化旅游的发展。要在传承中华文化的前提下发展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促进人文资源与自然资源的开发，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结合起来，提升整体竞争力。
（三）促进营销整合，树立旅游品牌
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的发展中要强抓机遇，在国内市场站稳脚跟的同时要积极的做好宣传工作，开拓国际市场，整合旅游宣传媒体资源，将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做强做大。要采用多种宣传方式，宣传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的特色，打造良好的旅游品牌。通过设计精美的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宣传册，来加大宣传效果。同时做好旅游广告片的拍摄工作，在各大海内外媒体投入，通过中原城市群旅游形象和旅游内涵的的宣传，突出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可以借助于微博、网络等新媒体来创新宣传平台，为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营销提供了新的机会和发展空间。
（四）巩固文化旅游，彰显文化魅力
“一部中国史，半部河南史”，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的人文景观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是原城市群区域旅游的财富。旅游和文化产业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如何发挥优势，强抓机遇促进整个区域旅游的发展，提升文化内涵，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服务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着力打造文化旅游品牌的优势项目，做好文化传承工作。同时要做好文物建筑的保护工作，实现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五）提升旅游信息化，创建新型智慧旅游
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旅游业的发展，智慧旅游区的建设给人们提供了更加完善的旅游信息服务，中原城市群的区域旅游网络平台建设的进一步加强，推动了智能旅游的发展。微消费、动旅游和云服务将给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提供更完善的服务。
四、结论
区域文化差异篇8
关键词：城镇化；地区差异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城镇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1978-2013年我国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53.7%，年平均提高1.02个百分点。然而，在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过程中，城镇化发展的区域失衡问题却日益突出。
学者对于我国城镇化发展差异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区域省际差异展开的，研究大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对我国城镇化发展地区差异及其变动趋势进行分析，另一部分是通过统计资料实证研究对我国城镇化发展地区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一、城镇化发展的地区差异及其变动趋势研究
王茂军等（2006）利用1982-2000年基于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标准的城市化水平修正值，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地域差异变动形势，指出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省际相对差距趋于缩小，速度趋缓，三大地带内部的省际差距缩小，地带间的省际差距扩大。管卫华（2008）等从城市与区域关系的角度出发，建立反映城市化水平的复合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分别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省区在1982、1990和2000年城镇化综合水平差异进行探讨。王青等（2008）基于对我国省际区域间城镇化发展差异的初步分析，运用锡尔系数对其做了进一步的分解研究，以深入探求城镇化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其变化趋势。结果表明，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总体地区差异在逐步缩小，而东、中、西部三大地带间以及西部地区内部的省际差异近年来则有所反弹，但二者占总体差异的比重逐渐提高。王家庭等（2009）运用基尼系数和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的基本原理，构建了城市化基尼系数和城市化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对我国区域间城市化水平的不平衡程度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区域间城市化水平较为不平衡，城市化水平由东部向西部地区递减。盛广耀（2011）通过比较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城市化率、城市化速度、城镇人口分布和城市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发展情况，分析了中国四大区域的城市化发展差异及其变动状况，结果显示：中国城市化发展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且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2005年前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市化的发展差距趋于扩大，2005年后城市化发展的地区差异出现转折性变化，未来城市化发展的区域差距将继续趋于缩小。
二、城镇化发展地区差异影响因素研究
张科举等（2008）运用截面数据分析方法，通过对2001-2005年各省数据的年度分析，考查了开放程度、所有制结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投资对地区城镇化发展差异的影响，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尤其是第三产业结构对地区城镇化差异的影响非常显著。李国平等（2011）指出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既受经济因素也受政策因素的影响，其中经济增长和政策因素影响尤为突出，而中国城市化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与国家层面上的城市化影响因素有所不同。此外，中国城市化的区域差异受到自然与区位条件国家与地方政策以及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等多方面的影响。赵丽（2013）利用2005-2011年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城镇化地区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产业结构、经济实力、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水平、城镇建设水平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了城镇化的地区差异，其中产业结构因素对城镇化地区差异的解释力最强，是导致差异产生的最主要原因。姚东（2013）在对我国六大区域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测算的基础上，利用空间对数模型的夏普里值分解方法对区域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排序，分析造成区域城镇化发展差异的主要因素，实证结果表明房价是拉大我国区域城镇化发展差异的关键性因素，人均收入和人才竞争力对区域城镇化发展差异具有显著的影响，加快人才流动提高人均收入水平是缩小区域城镇化发展差异的有效措施国家在公共支出和税收方面的宏观政策优化可以有效平衡区域城镇化发展的不平衡。
尽管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出发，对我国区域间城镇化差异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的分析研究，但是，大多数学者都是从不同的侧面对区域城镇化发展差异的成因以及影响因素进行定性研究。他们分析一些影响城镇化发展的因素，试图对城镇化发展的区域性差异做出解释，但是他们仅仅分析了影响城镇化发展的因素，没有具体分析这些因素对地区间城镇化发展差异的贡献大小。
当前，协调推进城镇化、提高城镇化的质量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有关区域城镇化发展不均衡的研究有着广阔的前景，探寻区域城镇化发展差异状况及哪些因素对区域城镇化发展差异具有何种程度的贡献，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为减少区域城镇化发展差异、促进区域间协调发展、提升我国城镇化发展的质量提供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
参考文献：
[1]王茂军，赵群毅，李传广，高宜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地区差异变动分析[J].鲁东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22（03）：232―238.
[2]管卫华，林振山，陆玉麒，甄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发展的区域差异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8，（9）：74-82.
[3]王青，叶依广.我国区域城镇化发展差异及其分解[J].城市问题，2008，（4）：15-18.
[4]王家庭，唐袁.我国区域间城市化水平不平衡的测度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09，（10）：7-11.
[5]盛广耀.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地区差异及趋势分析[J].学习与实践，2011，（04）：5-12
[6]张科举，杨欢.中国地区城镇化差异影响因素研究[J].现代经济（现代物业下半月刊），2008（09）：1-4
[7]李国平，谭玉刚.中国城市化特征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社会科学辑刊，2011，（2）：106-110.
区域文化差异篇9
关键词：山东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近十年来，山东经济迅速发展，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但由于各方面原因，山东省各地区发展并不平衡，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并且成为制约山东省经济进一步发展与经济质量提升的障碍。对于如何实现山东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目前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我认为，对于山东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的进程，区域经济的现状以及实现协调发展的途径和对策进行梳理，还是很有必要的。
一、对于山东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进程的概述
（一）1984年至1991年：山东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的起步阶段。薛克在《山东区域发展战略研究》中，指出了山东省东西部发展的差异问题，并提出了促进东西部地区共同发展的措施。
（二）1992年至2002年：山东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的深入阶段。徐瑞华，杜德斌在《山东省区域经济差异及发展对策研究》中，指出上世纪90年代以来，山东省区域经济差异程度不断扩大，并提出了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相关举措。
（三）2003年至今：山东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的成熟阶段。这一时期，对于山东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傅增清：《山东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性及其策略选择》；李广杰，侯晓敏：《论促进山东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他们均指出新时期山东省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和解决地区发展差异问题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促进山东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措施和途径。
二、对于山东省区域经济差异的原因分析
学者们认为，造成山东省区域经济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张平，朱智强在研究山东省区域经济差异的成因时，认为山东省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多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总的说来，是主观和客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客观方面，由于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历史发展水平等差异，山东省不同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不可能是均衡地同步发展，这就深刻地影响到当地农业的产业升级和第二、三产业的兴旺，进而产生区域差距。主观方面的因素主要包括政府政策和人口素质等。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欠发达地区人口增长快、人口素质普遍偏低，居民缺乏自力更生、自我发展的观念，缺乏经营管理、科技创新的理念，是阻碍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和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致命性因素。[1]
李广杰，侯晓敏也指出，受自然、历史及经济基础等因素影响，山东区域经济发展呈现明显的地域差异特征。与山东东部发达地区相比，鲁西和鲁南等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差距明显。[2]
三、对于山东省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研究
近年来，学者们对于山东省区域经济发展现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徐瑞华，杜德斌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山东区域经济差异程度不断扩大，山东经济发展不均衡体现十分明显，胶东、胶济沿线、京沪鲁中南段两侧是山东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其他地区发展水平较低。以国内生产总值来说，上述半环状地带涉及9个市提供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省的3/4，鲁西北，鲁中南8市所占比例不足1/4。产业结构层次普遍提高，但地区差异显著。地区经济发展支持力“东强西弱”。[3]
张广威，车培旭认为，山东省是全国的经济大省，发展速度快，经济增长方式不断向集约型转变。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下，国际产业不断向省内转移，山东半岛地区近几年迅速崛起，经济实力凸显，日趋成为全国重要的增长极之一。但山东市域、县域经济差异较大，东西部地区间和城乡间贫富差距大，同时也存在“问题”区域。尽管全省的空间经济有差异和问题，将成为发展的挑战，但这也为区域要素的整合提供了战略空间，今后在区域结构调整和区域开发上大有文章可做。[4]
傅增清也指出山东区域经济的差异表现为以下几点：（一）山东地区经济差异长期存在且程度不断扩大。（二）产业内部结构地区差异显著。（三）地区经济发展支持力“东强西弱”。（四）城市化水平“东高西低”。总之，山东目前东西部之间的差距是综合的差距、全方位的差距。[5]
对于山东省区域经济差异产生的影响，张平，朱志强认为：适度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对经济发展有积极的正面影响，它可以形成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及提供区域竞争与合作的平台，有利于形成一种区域间你追我赶的和谐局面，并最终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快速、高效、健康地发展。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过大，将会对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等方面产生不利影响。从总体上看，区域经济之间的差距扩大将阻碍我国步入小康社会的进程，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6]
四、关于山东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途径的研究
当前，山东省区域经济发展面临着新的形势，机遇与挑战并存。山东省政府应依据区域经济的发展规律，确立科学的区域经济发展思路，加快转变区域经济发展方式，加强各区域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充分发挥经济较发达的城市地区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带动作用，促进山东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徐瑞华，杜德斌认为，必须正视地区差异，重视经济发展效率；建立省域差异警戒水平，在省域差异警戒线下进行合理的政策调控；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发展；构筑产业“点—轴”系统，增强经济辐射功能；实施“科教兴鲁”战略。[7]
时亚栋指出，实现山东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是立足各地特色，整合优势资源，形成合力。必须着眼于健全市场机制，打破行政区划局限，促进生产要素有序流动，引导产业合理布局，提高区域发展的协调性，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增强山东在全国区域发展大格局中的竞争力。（一）充分发挥半岛经济区和省会经济区的带动和脊梁作用。（二）加快东西结合步伐，加大政府资金扶持投入力度，努力振兴鲁西南经济。[8]
张广威，车培旭认为，需要采取以下策略：（一）加快山东半岛城市群和山东半岛制造业基地崛起；（二）协同区域发展；（三）统筹区域城乡发展；（四）承接产业转移；（五）推进黄河三角洲开发和“海上山东”建设；（六）重视省界区域经济发展。[9]
姜绍华认为，要从战略和全局的角度考虑，山东地区差距问题的解决，一方面，需要采取积极有效的宏观调控和扶持措施，另一方面，需要启动西部地区的内在活力。（一）制定规划，把解决地区差距、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作为重要的宏观政策目标。（二）加快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为推动西部落后地区的开发创造必要的基础条件。（三）制定和实施有利于促进西部地区开发的特殊区域政策。（四）积极调整财政政策，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扶持力度。（五）积极运用金融政策，加大对西部地区的信贷支持。[10]
傅增清指出，缩小山东地区差距的策略选择如下：西部的鲁南、鲁西等区域宜选择增长极跨越式发展模式，可优先做大济宁、日照作为区域经济中心；应将中部崛起提升到新的高度；以青岛为龙头，一体化网络模式开发半岛城市群。[11]
马浩认为，要正确处理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和协调发展的关系，全面贯彻蓝色经济战略背景下的山东省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的战略。充分发挥东西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抓住蓝色经济区建设的机遇，在继续发展东部的同时加快发展西部经济发展，实现山东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完善市场机制，转变政府职能，优化资源配置。建立生态互补型产业结构，促进企业间合作共赢。进一步完善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政策体系，并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政策扶持力度。[12]
贾希亮，郑艳娜认为，山东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有以下几个：（一）强化青岛、济南两大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二）建立内外联动机制，促使区域经济由差别发展走向协调发展。（三）加快欠发达地区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国际化发展步伐首先，要加快推进工业化。[13]
五、研究的不足和展望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科学研究中对文化因素的关注，国际区域经济研究中出现了强调文化和制度因素的学派。一些主要来自有地理学背景的学者们，认为经济空间差异只有放置于文化、社会和政治关系之中，才能很好地加以解释；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半官方机构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管制，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对于山东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中，对于文化、社会等因素关注较少。此外，对于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半官方机构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管制而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的影响，也鲜有研究。
此外，目前对于山东省区域经济的研究视野不够开阔，大多局限在山东省内部。我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应当将山东省经济的发展置入全国乃至世界经济格局之中。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也要注重对其他省份和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经验的借鉴。
参考文献：
[1]张平，朱智强：《和谐山东构建中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2]李广杰，侯晓敏：《论促进山东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学刊》2007年第7期.
[3]徐瑞华，杜德斌：《山东省区域经济差异及发展对策研究》，《山东经济》2002年第5期.
[4]张广威，车培旭：《山东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环渤海经济瞭望》2006年第1期.
[5]傅增清：《山东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性及其策略选择》，《山东经济》2009年第1期.
[6]张平，朱智强：《和谐山东构建中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7]徐瑞华，杜德斌：《山东省区域经济差异及发展对策研究》，《山东经济》2002年第5期.
[8]时亚栋：《山东省区域经济差异分析及对策研究》，《经济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2期.
[9]张广威，车培旭：《山东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环渤海经济瞭望》2009年第2期.
[10]姜绍华：《山东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及其战略选择》，《山东经济》2003年第2期.
[11]傅增清：《山东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性及其策略选择》，《山东经济》2009年第1期.
区域文化差异篇10
【关键词】土地利用集中度;Gini指数;theil指数
一、土地利用集中度的区域格局
部(文昌、琼海、万宁、陵水、保亭、三亚)琼中部(海口、定安、屯昌、琼中、五指山、乐东)琼西部(临高、澄迈、儋州、昌江、白沙)三个部分。(注:限于篇幅长度,文中所有的原始数据与计算结果均未列出,有需要者可与笔者联系)可知:1995～2006年海南省土地利用集中度基本上按东、西、中呈递增趋势。东部地区保停土地利用集中度最高,且呈现上升趋势,万宁、文昌也呈现上升趋势、三亚、琼海、陵水呈现递下降势,变化幅度不大。中部地区五指山土地利用集中度最高,呈现上升趋势,上升幅度较大,乐东、琼中也呈现上升趋势,变化幅度不大,屯昌、海口、定安呈现下降趋势,变化幅度较小。西部地区,白沙最高,呈现小幅度上升趋势,澄迈、东方紧随其后,临高、儋州、昌江呈现小幅度下降趋势。
二、土地利用集中度的区域差异
主要采用基尼指数、希尔指数两种指标来进一步分析其区域差异。指数都是值越小时,表明区域差异化程度越小。从基尼指数来看,海南省土地利用集中度的区域差异较小,呈逐年缓慢上升趋势,希尔指数也具有同样的趋势。按照东、中、西部的分区原则对希尔指数进行区域分解,以便确认区域差异的来源及构成。由分解结果可知,在全省差异缓慢上升的前提下,地区内差异是海南省土地利用集中度区域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且地区内差异呈现上升趋势,地区间差异也呈现上升趋势,对于全省差异来说,地区间差异的贡献率缓慢上升,地区内差异的贡献率缓慢下降。
从地区内差异的贡献来源来看,琼中部、琼东部、琼西部贡献率从高到低排列,琼中部贡献率且在逐年增加,琼东、西部贡献率逐年下降。琼西部差异增加,贡献率的下降可能是因为西部地区只有儋州工业发展迅速,工业用地的扩建,建设用地增加,农用地的减少,体现在二级分类的土地利用集中度的下降,琼西部其他城市经济发展缓慢,土地利用集中度变化不大,最终琼西部区域差异缓慢增加,相对琼中部而言差异变化不大,贡献率下降。琼东部差异减少是因为琼东部城市三亚、琼海等地的旅游发展迅速,旅游用地需求扩大,导致该地区建设用地增加,农用地、未利用地减少,体现在二级分类的土地利用集中度下降,琼东部地区主导产业相同,产业结构也逐渐趋同,土地利用集中度也趋同,导致东部地区差异下降。
琼中部地区除海口外其他城市主要是农业种植经济,土地农业利用率比较高,再,林地用地增加,未利用地的减少,农村居民点整理与复垦,农业用地增加,土地利用集中度上升,海口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导致土地利用集中度的下降,琼中部地区差异趋向上升,贡献率也不断增加。地区内差异成为区域差异贡献的绝对主体,且逐年下降,占到83%以上。琼中部地区的差异又是地区内差异的主要来源,这说明土地利用集中度的聚集效应明显,琼东部地区形成了“发达俱乐部”,琼中部地区、西部差异变大。
三、土地利用集中度的?滓收敛
采用变异系数作为集中度的?滓收敛的指标来描述集中度的区域离差程度。由计算结果可知,1997年产业集中度呈现?滓发散,而后呈现收敛。1997和1999年土地利用集中度确实呈现缓慢?滓收敛,其他年份发散。产业结构集中度的?滓收敛和土地利用集中度的?滓收敛具协同性较差,只有1999～2003年间协同性较好。采用面板数据进行拟合,关系并不显著,拟合程度比较低。变量所采用的产业集中度只是在三次产业之间的集中度,不包含产业内部之间的集中度,Y所采用的是新土地分类中的二级项目,分类更细一些,相关性弱。总体来说还是呈现正相关性,这也是两者的?滓收敛协同性差的原因之一。
海南省土地利用集中度不大,呈现递减趋势,区域差异较小,区域差异格局呈现按东、西、中呈递增的空间格局,地区间和地区内差异都在变大。1996～2006年土地利用集中度的全局收敛不存在,存在东部局部收敛。通过土地利用集中度和产业集中度的拟合回归,发现它们之间呈现较弱的正相关性,各自的收敛协调性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