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儿考古入门篇1
关键词：古筝教学少儿成人比较
古筝是我国传统的民族乐器之一，因其形制高雅、音色清丽明亮而倍受人们的喜爱。如今伴随人们物质文化的发展和精神生活的丰富，古筝艺术的普及和传播也步入了最为快速的阶段。不断壮大的古筝行业及不同年龄阶段的学习爱好者的学习需求，必然为古筝教学领域提出更多新的课题和思考，下面，我就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具体从以下几方面的比较来分析普及型成人古筝教学与少儿古筝教学的差异。
一、二者在教学目标与教学形式上的比较分析
1.教学目标的不同。我们知道，人们学习古筝都是为了提高音乐艺术修养、培养审美情趣，但在古筝教学中我们应该认真分析成人和少儿身心需求的差异，教师在教学目标的拟定上也是应该有所区别的。少儿正处于生长发育的重要时期，对知识的汲取能力较强，与学校教育相一致，通常可以按照普及的古筝考级教材进行学期或年度的过级考评，虽然考级不是评定教学的唯一方式，目前在考级问题上许多专家也提出了许多异议，但在具体教学中，可以肯定的是它对促进学生的学习、确立不同阶段弹奏目标方面是有较好引导的。此外，少儿古筝教学目标的拟定还和学生参与古筝弹奏比赛、表演等活动有关，近年来，随着少儿艺术文化生活的丰富，各类才艺大赛和演出活动踊跃开展起来，为艺术技能的学习提供了较好的展示平台，在学生表现自我、提高心理素质方面有一定帮助。成人学习古筝，通常是自身有着浓厚的音乐爱好和学习兴趣，因此教师在学习目标的拟定中就应该明确，成人古筝教学不是以过级或比赛来确定，而是要以成人年龄、音乐基础等个体差异来综合分析，通过教师实践指导和理论讲解让学生达到掌握古筝弹奏技巧、了解不同古筝流派风格特点、能完整弹奏部分代表性筝曲的目标。
2.教学形式的不同。通常情况下，少儿由于作息时间的一致和年龄的相近，教学时间相对稳定，既可以采用个体授课的形式，也可以进行小组课的安排，学习时间以周为单位，较为固定。而学习古筝的成人群体年龄跨度从十八岁到六、七十岁，并且分布在社会的各行各业，有不同的甚至是不稳定的休息时间，因此成人的教学形式通常以个体课的教学安排为宜，学习时间受工作、生活等各类情况的干扰较多，很难保证每周上课，建议两周左右为一个还课单位。
二、二者在教材选用与教学内容上的比较分析
近年来随着古筝艺术的快速发展，在古筝教材领域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形态，教材包含乐曲、练习曲，传统曲、现代曲，独奏曲、合奏曲等，各教材间既有相似之处，又具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如同样是考级教材，在学生的初级教学中，上海筝会编的曲目如《卖报歌》、《小斑鸠》等更受少儿们得欢迎；而林玲编的中国音乐学院考级教材中优雅、舒缓的短小传统曲和民歌曲调较多如《西厢词》、《绣金匾》等，这些乐曲更加受到成人朋友们的喜爱。因此，面对不同年龄段的古筝学习人群，我们可以选用不同的教材和教学内容。目前虽然有众多的古筝教材，但根据教材内容的特点，我们大致可把它们划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各机构、各院校教师编著的名曲荟萃和考级教材，以古今中外大量古筝乐曲的汇编为主；一类是各种集练习和乐曲为一体的古筝入门教材和基础训练教材，以古筝弹奏的基本技能掌握和技术提高为主；还有一类就是特别专业化或流行音乐移谱型的教材，其别专业化的教材技术含量较高，如现代作曲家陶一陌的古筝创作曲集《层层水澜》、日本作曲家三木稔的《古筝作品集》等，主要针对有较高弹奏水平的专业演奏者和院校专业古筝教师，不建议在古筝普及型教学中选用。通常情况下，在少儿古筝教学中，我们可以根据不同考级机构的要求选择相应的考级教材，并辅之以难度相当的、标题性较强的练习曲，如在四级曲目《小小竹排》的弹奏中配合练习曲《小星星》的旋律加强“fa”、“xi”音音准的训练，在六级曲目《采蘑菇的小姑娘》弹奏中配合练习曲《小白船》的训练，以更好地完成摇指段落的连贯进行等，也就是要把少儿的身心特点和选用教材及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既能体现欢快活泼的少儿音乐形象、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安计划完成教学内容的安排。在成人古筝教材选用上，我个人建议把名曲荟萃类型教材与第二类基础训练型教材结合起来，名曲荟萃型教材包含了许多有代表性的乐曲如《渔舟唱晚》、《高山流水》、《月儿高》等，乐曲安排不受级别的限制，风格跨度较大，以乐曲中各流派韵律的把握为主。在基础训练方面，可选用类似李萌编著的《古筝基础教程》入门型教材，也可以练习独立的古筝练习曲，如赵毅编著的《古筝练习曲65首》从而更好地提高弹奏技巧。针对不同年龄段的成人古筝学习者，我们还可以灵活进行教材的补充，总的来说，在教材及内容的选择上，教师应结合学习者的身心特点和弹奏基础来综合分析，在规范教材的选用基础上不断汲取新知，从而更好地体现出技能型教学因材施教的特点。
三、二者在教学过程及教学重点设置上的比较分析
教学过程是教学各环节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是完成传达知识、完成教学目标的实施途径。在古筝教学中由于成人的理解力强于少儿，因此在入门学习中，少儿的学习进度要稍弱于成人，但在不久后我们就会发现由于受少儿知识接受力、记忆力强，手指灵活、练习时间较能保证等因素的影响，少儿的古筝学习进程又优先于成人，从而普遍出现了少儿入门慢、进度快，成人入门快、进度慢的情况。针对少儿和成人的古筝学习进程的差异，我们在教学过程的安排上也应该有所不同，在少儿古筝教学中，充分发挥少儿手指灵活的优势，加强弹奏清晰度、速度等基础技能的训练，多以能体现少儿身心特点的现代曲目如《小红花》、《草原英雄小姐妹》等为例，重点进行乐曲指法安排、速度变化等的示范和讲解，随着少儿年龄的增长和理解力的提高，逐渐加入不同风格的传统乐曲如《寒鸦戏水》、《出水莲》等的弹奏。而在成人古筝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成人理解力强的优势，结合他们爱好音乐但又在学习过程中有诸多干扰因素的特点，在基本指法掌握基础上，以乐曲的弹奏为主，与少儿的教学不同，由于学习时间没有较明确的持续性，因此对快速度弹奏等技巧的要求并不一定太高，但对意韵表达的要求又略高于少儿，要求弹奏者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同时具备较好的“按”、“颤”、“揉”、“滑”等古筝弹奏功底和音准辨别能力。
从以上关于成人古筝教学与少儿古筝教学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技能型知识传授中，教师应该注意教学客体的个体差异，在教学目标的确立、教学形式的采用、教材选择、教学内容安排、教学重点讲解、作业布置等教学各环节上认真进行准备，针对学生古筝基础练习和乐曲的弹奏反馈，分析存在问题的原因，在教学过程中灵活进行调整，因材施教，从而有效地展开古筝技能掌握和意韵表达相统一的教学，让古筝艺术的传播更为系统、科学。
参考文献：
[1]李朝辉.教学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2]尹红.音乐教学论[m].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
少儿考古入门篇2
2008年被国家文物局确定为“中国历史文化古村”的贵州石阡县国荣乡楼上古寨，蕴藏着浓厚、古朴的原生态文明，令人神往、流连。据考，楼上古寨始于明弘治六年(1494年)，由入黔始祖周伯泉开创，至今已517年。500多年的繁衍生http://息，不仅使山寨发展成为一个拥有359户4000余人口的自然村，而且积淀了十分丰厚而又别具特色的山寨文化，其精华像乳汁一般滋润着古寨的精神家园。
家族文化的亲和力
楼上古寨的家族文化特色鲜明，堪称中华家族文化的一个典型。这个山寨的所有男性村民全部姓周，别无他姓。始祖周伯泉避难迁徙到此，至今已繁衍了十九代嫡裔，形成这个历史悠久的村落。从体质人类学和遗传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这个家族堪称纯正的周氏家族，其繁衍是纯正的血统遗传。这也印证了一句俗话：“五百年前是一家。”据作者所知，一个寨子一个姓、不融杂姓，这在湘西、黔东以及江西许多地区比较普遍。这是中华血亲文化的一个特点。血缘是人类最自然的联系，人类有史以来就无法摆脱血缘的缠绵，就连相貌特征都具有明显的家族特征。亲情是人类最宝贵的感情之一，血亲的力量是一股无形却无比强大的家族凝聚力。每一个家族在它的历史及其家族精神一起延绵发展的同时，血亲文化、家族文化也脉脉不断地发展着。姓，并不像某些浅薄之人所说，只是一个“符号”。姓的实质，既是人类血缘的识别标志，更是一种内涵深邃的文化标志。楼上古寨周姓的血亲文化正是中华家族文化的佐证。
这里的周姓同胞都小心翼翼地保存着自己家族的谱牒—《周氏族谱》。此地周氏“修谱约莫五次”，族谱“新老并存，支系明确，上连下贯”，记载着这个家族发展的历史轨迹、祖德、族规、族训等，是这个家族的历史文献、家族档案、家族记忆。翻开一览，他们的世系脉络、兴衰迭绵、婚姻习俗、丧葬礼节、文化名人、诗文遗训，以及当时的时政大事、气候灾情等各种信息等历历在目。这笔文化遗存的价值不可低估。
与周氏谱牒一脉相承的是周氏宗祠。楼上周氏宗祠建于清光绪十九年(1894年)，系思南、石阡二府二甲周氏共同的家庙，用以供奉、祭祀周氏历代祖先，又是家族聚众议事、断案宁人、处理族内大事的场所。这里自始至终香火不断，门庭盛旺，以一种家族凝聚力焕发出血亲之情，激励族中子孙和睦友爱、勤俭持家、奋斗兴族，从而维系家族的延续发展。
周氏家族文化的一个突出内容是世代遵循的家训。最初的家训以口头教子、临终遗嘱等形式流传。周氏第四世祖周国祯，在清顺至年问吴王兵变中，被发湖广经政所。当他省亲回到故乡时，妻子和7个儿子因瘟疫相继全部夭亡。现今周氏后代又有另说，说是周国祯做了朝廷武官，在湖南带兵打仗，每打一次胜仗，家中就死掉一个儿子，最后妻儿全部死绝。周国祯把这一灾祸归咎于做官，于是悔不该当初，发誓永世不做官，于是将文凭礼照呈缴，辞官为民，独自一人朝夕修斋念佛，终日垂钓消沉，一蹶不振。在他步入六旬之后，河西一李姓村夫对他深表同情，将其黄花小女许以为妻，后来生三子续周氏香火。周国祯口授后代：往后世世代代不能做官，只能作田读书!自此至今，楼上古寨的周氏后代无人做官。周国祯成家立业后一直推行“勤、俭、忍、让、孝、礼、义、耕、读”九字处世治家之道和“敬天地，礼神明，扶危难，无善不为”的做人信条，并作为遗训传于后代。到了清嘉庆年问，周氏第六代出了个石歼府有名的文化人周易。他深深领悟到“人生最大乐事，莫过于子孝孙贤，而孝子贤孙都由祖宗积德而来”。因此他特别注重祖德的积累和流传。自此周氏家训除了口授，更出现了遗存后世的墨迹。周易在给子孙的遗言中写道“……于是先业赖以守，门楣赖以光焉。至处家之道，勤也俭也忍也。勤而不俭，不如不勤；俭而不勤，不如不俭；勤俭而不忍，不如不勤俭。三者并用，而家道兴，且德业由兹成矣。今尔弟兄等，有庐舍蔽风雨，桑田给衣食，学校治身心。诸孙十余人，尔等课其耕读；曾孙数人，予则含饴分甘。聊为提训，尔等切莫教人而忘庭训。”此遗训堪称周氏乃至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楼上周氏家族的祖训、庭训、遗训等代代相传，成为古寨世代遵行的宝典。
耕读文化的好遗风
周氏祖先因祸而辞官并世代拒绝为官，但十分倡导和重视耕读。四世祖周国祯就是一位边作田边读书的典范。周氏至此已发展成为大户，衣食无忧，富足有余，培育书香门第“不差钱”。周国祯在这个世外桃源的田园生活里悠悠然成为周氏第一代“读书郎。”他一边放牛，帮父母干力所能及的农活，放下农活便“背着书包上学堂”，跟私塾老师读“四书五经”。半耕半读使他从田边地头步入了仕途官场。他还将“耕、读”二字列入处世治家“九字方针”之中，除了亲自践行，还作为遗嘱传于后世。六世祖周易在家训中称赞他“从未因财失义，倚气生非，耕读而外，修斋念佛，铺路修桥……”并在诗中写道：“手泽渊源怀祖父，书田稼穑授儿孙。”
生活在清嘉庆年问的六世祖周易则是周氏家族倡导和践行耕读遗训的最典型人物。他从小就深受祖父的影响，未到读书年龄就在爷爷的教导下认了不少字，并能背诵一些较浅的古文段落；七岁正式入私塾，也像爷爷一样一边干农活一边读书写字做功课；到了二十岁时，他便精通诗书了。因为遵循祖训不走仕途，他便在支撑家业的同时，用他的学识教育儿孙继续走耕读之路。他与妻子努力耕作，为两个大儿子读书求学创造了良好条件，使他们都考中了秀才。后来夫妻又生了老三、老四，在父母的教导和两个哥哥的影响下，他们努力读书，又考中了秀才。一门连出四秀才，声名远播。石阡府罗公十分钦佩，特赐匾周氏夫妇，题字日：“名继燕山，丸熊教子，积厚流光。”之后又有老五、老六考中秀才。至此，似乎“连珠炮”还未响完，在此后再生的四个儿子中，又有两个儿子及前面大儿子的一个儿子又考上了秀才。这样周易的十个儿子中有八个考中了秀才，再外加孙子辈的一个小秀才，这个耕读之家共出了九个秀才，便有“十子九秀才”的美誉在石阡府广为流传。
楼上周氏家族在接近中国近代史的年代里，又出现一位耕读起家的风流人物——周学颐。周学颐学问
转贴于http://
深厚，不入仕途却做了文散官，论“级别”相当于七品。从他与妻子的合葬墓墓联上可以看出，墓中长眠的是一对老夫少妻。“老树经霜晚节犹贞古千，奇花醉雨瑶池尚播余晖。”这副毫无悲哀之感的悼亡挽联告诉后人，墓中老夫学http://识渊博，才华横溢，风流倜傥；少妻窈窕妩媚，春花秋波，小鸟依人。白发红颜，相倚相倾，宛若仙侣。这预示着封建社会耕读者向往的“红袖添香”，“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若玉”的美好境界。此事“寓教于乐”地告诉后人：勤奋耕读必有美好的爱情、幸福的生活。
耕读文化的遗风在楼上古寨代代相传，使这里从古到今秀才辈出，书生如林，书香门第代代不绝。历代读书人留下许多关于耕读的诗句启示后人，诸如：“自是祖宗功德厚，后人依旧绍书箱。”“更望儿曹能奋志，乘风破浪姓名香。”“快意文章原有骨，匡时人品自无瑕。”“从师负笈常虞晚，教子成名独占先。”“教子断机勤学圣，择邻讲道志希贤。三迁课读终无倦，一举成名别有天。”“读书三代德垂后，处世百行孝占先。”“校舍恢宏培俊秀，园丁辛苦育新人。”至今几乎家家户户堂屋的神龛上、两壁的屋柱上都贴着勉励耕读的竖联。泥土气息加书香，使楼上古寨的耕读文化长盛不衰，声名远播。
“风水"文化的科学性
楼上古寨的周氏家族历代都十分注重“风水”。表面看来这属于封建迷信，是唯心主义，但用现代人的新眼光来审视，此地“风水”也有异于迷信的“风水”，富含着唯物主义成分。它表现出来的有形的地质地貌景观基于一种地学文化的资源。古人看“风水”，折射出人类对自然的初步认识，对改造自然的知识积累，体现着健康先进的审美情趣和对待大自然的科学态度。
周氏入黔开山之祖周伯泉很讲究“风水”。他初到此处女之地就发现这是一处适合居住生息和发达兴旺的风水宝地。这处树掩水绕的青山“左有青龙，右有白虎，后有玄武，上有朱雀”。“青龙”即山前那条蜿蜒曲折、流水潺潺、青波涟涟的廖贤河；“白虎”即山寨右侧那道形似白虎的石山；“玄武”即灵龟，就是寨后那座形似乌龟的岩石山包；“朱雀”即大户人家朱门檐瓴栖息飞舞的鸟雀，在此地即指参天古树上栖息的灰鹤及其他鸟类。这种“风水”勾勒出楼上古寨十分恰当的地理位置，是一派优美绝伦的自然风景。除去主观上对神灵的迷信色彩，客观现实则是一幅十分生动优美的山水田园风景画。选择在此地安居生息繁衍，充分体现了周氏先祖非凡的审美情趣和高超的审美眼力。林木葱葱，流泉悠悠，日光灿灿，奇峰巍巍，异石嶙嶙，鸟语声声……真是绝佳的生存环境呵!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神龟探水”那座龟形石山。山体及周围，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就形成了一片茂密苍翠的参天古树，有古枫、古柏、古杉、古松及其他不知名的杂木。树下庙宇楼阁，曲径通幽；树上“百鸟朝凤”，鸟语啁啾，那“凤”就是一群长栖不离的灰鹤，如今共300余只。这一片原生态的自然环境，自周氏始祖开山定居至今五百多年仍完好无损，真是一片价值连城的自然遗产、生态文化遗产!在山顶梓潼阁前的山弯斜坡上分布着7棵参天古枫树，巧合地与天空的北斗七星相对应，人称“北斗七星枫”。传说古人常来此观天象，引来当今的气象专家实地探寻考察。这无疑给此地增添一些神秘色彩。
楼上人自古以来都热爱这里的山山水水、草草木木，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末人为的乱砍滥伐大灾大难中，也无人动过这里的一草一木，表现出良好的生态道德。寨中的儿童历代都有良好的“爱生”教育，无论老小都不“杀生”，从来也没有人打猎、捕鸟，没有顽童爬树掏鸟蛋，实属难能可贵!四世祖周国祯倡导“敬天地，礼神明”，虽带有迷信色彩，但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环境的良好作用，况且“敬天地”本身就是一种对大自然的热爱、敬畏。楼上人代代相传对待大自然的敬畏精神，认识自然、善待自然、改造自然的科学态度，使得这里的生态文明十分兴旺。
建筑文化的古怪昧
楼上古寨自古延续着别具一格的建筑文化。庙宇、宗祠、民居、院墙、巷道、水井、石碑，等等，既
转贴于http://
古朴自然、古色古香，又都具有独特的古怪特色。这种文化特色在民居建设上体现得较为突出。
全寨现存的115个明清时代四合院式古民居，各自以院墙相围，大门均设于侧面院墙，正面全都“没门”。从侧门进入四合院后，再拐弯才见正屋的正门。对这种设门形式的用意，现今的当地人及有关研究人士的解释是：这里的人们安居乐业、不夸张、不张扬、不露财，含蓄平实，“乌龟有肉在肚内”。本文作者根据自己的见识和体验，http://认为还有一种重要意义，即避患。明、清两代的晚期，兵荒马乱的岁月较多，尤其是湘西、黔东山区及少数民族地区，兵患、匪患、盗患频繁，这些地区的民居建筑都有防兵匪、防盗贼的考虑。这个古寨将四合院的大门设于侧面，让不速之客摸不着门路，使院内居民躲避、收藏、回旋、应战、逃跑的赢得了时间，避免了“首当其冲”、“猝不及防”、“束手就擒”。由此可见这种设计具有“备战”、“避患”的意义。寨中各个院落互相连通的巷道也很特别，即较为狭窄、幽深、坎坷、曲折，而且都是斜着走，多用鹅卵石或青石板铺就。外来的生人进寨，有一种“摸不着门路”、如陷“迷环阵”的感觉。这种巷道与四合院的侧门“异曲同工”，对外来生人有失便通，给“鬼子进庄”制造了麻烦，同时又利于寨人与“鬼子”进行迂回“巷战”。那别出心裁的侧门被称做“歪门”，歪歪斜斜的巷道被称做“斜道”。二者“不谋而合”，就成了“歪门斜道”——此乃楼上古寨建筑文化之一怪。
寨中至今尚存两幢特色鲜明的明代马桑古屋。此屋用当地木质坚硬、防腐性能强的马桑木建成，长12米、宽8.1米，有门6扇。木质门窗雕花搂格，图案有龙飞凤舞、飞禽走兽、花草虫鸟，刀法娴熟，技艺精湛，反映了户主的富足华贵。据说在明代这种华丽民居寨中共有20余幢。到了清咸丰十年(1862年)，毗邻一个土著苗王嫉恨周氏的兴旺发达，兴师动众来武力侵犯。周氏家族因寡不众敌而倾巢逃往寨后易守难攻的一座山顶。苗王进寨掳尽财物后放火烧屋，仅留今存的这两幢屯兵暂住。后来周氏用熟铁浇铸土炮大举反攻，大败苗王，并使他不敢再犯，才保住了这两幢房屋。周氏在重建古寨时，因当地马桑木已不多了，只好改用其他木料，但建筑风格仍然袭旧。
明清以来，楼上古寨人始终以独特的建筑风格统一设计、规划、营造自己的家园，从而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建筑文化。
此外，楼上的民俗文化也丰富多彩。寨中女性心灵手巧善刺绣，主要绣制围裙、腰带、花鞋、鞋垫等；篾匠擅长编织竹篮、背篓、筲箕、斗笠；工匠的拿手好戏是制作民间工艺品；还有文化人喜爱书法，乐为乡亲书写对联，全寨家家户户年节及红白喜事所贴对联均出自本寨“书法家”笔下。寨中还有风味别致的糯米糍粑、酸汤豆腐、神仙豆腐、酥肉果、蒿菜粑、酸洋姜、泡辣椒、泡大蒜等品种繁多的风味小吃，构成了古寨的饮食文化。年节及喜庆日子，寨中总会出现富有侗族风味的竹竿舞、打金钱杆、侗歌等民间歌舞。本来周氏家族是来自江西的汉人，但在周围土著侗族的包围下，实难以汉人的特征“独树一帜”地生存下去，只能“适者生存”。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社会行为，便渐渐向侗族趋同，以至在20世纪80年代初干脆被划为侗族。此事，以及当今某些人为了功利(如高考加分)而“汉改少”的造假现象，使本文作者对某些民族的纯正性产生了怀疑。楼上古寨的丧葬文化也很特别。墓冢都葬在寨内，有些人家甚至将故人就埋在房屋前后左右，开门见“山”。阴宅阳宅相依相靠，阴阳两地“风雨同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显著待色。
少儿考古入门篇3
南城，一直是古玩字画市场的主阵地。以琉璃厂为中心，往南，红桥市场、古玩城、潘家园，以及东南的十里河文化市场，再绕个圈儿，到广安门内的报国寺古玩市场，整个链条宛如一串儿珍珠点缀着咱北京城。买古玩字画到南城去，多少年来，已经成了咱北京人的共识。隔着门缝儿吹喇叭，如今连外地人和海外游客都知道北京的古玩字画市场是在南城。北城在这方面落后于南城，除了大钟寺古玩市场之外，简直找不到一块能与南城分庭抗礼的地界儿。可是，随着天通苑、回龙观以及北七家的发展，大量人口向北集中，商家随着人脉走，不少文化商人将眼光盯向了北城。不管您承认与否，实际上，北京的古玩字画市场逐渐呈现出向北发展的趋势。
逛琉璃厂有感
提南城，就不能不提琉璃厂。漫步在这条街道上，数不清的老字号和数不清的新字号，让人目不暇接，呼一口空气，仿佛都能嗅到墨香。10年前，我还是一名日语导游，那时候，几乎团团都有到琉璃厂购物的计划。火，琉璃厂火得不得了！旅游大巴一停一大片，打着小旗儿进店那叫一个神气。我曾经带过一个日本团，进店不到半小时，店里的字画被摘掉半面墙。以后，我离开旅行社，家又搬到了昌平的北七家，便很少再去琉璃厂了。
最近一年，因购置纸墨笔砚，偶尔去过几次琉璃厂。变化太大了，整个街面进行了仿古翻新，荣宝斋大厦建得富丽堂皇，里边有了高档餐厅和咖啡室。过去逛琉璃厂，总是苦于找不到吃饭和休息的地方，如今不用发愁了，有了荣宝斋大厦，逛累了，在里边吃饭喝茶都很方便。街面是漂亮了，但是，来这里购物的人却比当年少多了。日本团难见踪影，过去带团常去的店，如今店主已换，全不认识了。日本团不来了，是可以理解的。奇怪的是，欧美团同样不多。
其实，也不奇怪，全是“雾霾”惹的祸。我的一位发小儿姓杨，在柏林经营一家“杂品店”，主要卖北京的旧家具及文房四宝等。据杨兄说，他每年都回北京进货，认识不少南城的商家。今年回京，商家大多抱怨说，买卖难做，收入锐减，外国游客不怎么来了。杨兄说，德国人在北京工作，是有空气污染补贴的，现在外国人对北京的空气质量越来越关心了。打开网络，不难看到这样的词句：“整个北京变得像机场的吸烟室，空气质量指数骇人听闻！”“中国空气污染富士山致汞砷含量升高。”当然，这些国外的报道难免有夸大不实之词，可是，北京的空气严重污染却是不争的事实。的确，现在是中国人走出国门到海外旅游购物的时代，但是，如何扩大海外入境团的数量，繁荣国内市场，显然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另一个原因，就是停车的问题。现在是汽车时代，真正在琉璃厂有消费能力的大多是有车一族。琉璃厂西街建了地下车库，西头又有两处地上停车场，街面上经常停着小轿车。有两次，我都直接将车开进去，停在停车场里。第三次，车到路口刚要往里拐，忽见一位北京大爷冲着我的车窗说：“别往里边走了，上边有探头，进一个罚一个！”我不相信地说：“里边不是有不少车吗？”大爷回答道：“车，是做了手脚的，车牌给挡住了。”啊！我大吃一惊，原来这里边水这么深呢。回家，网上一查，果然，一个月之内，两次被罚共计400元钱！为了买点儿纸笔，掰着手指头和店家讨价还价，这下好，交通违章就被罚了400元钱，这能买多少纸笔啊！既然街里边建了停车场，为什么还要在路口设置探头？您说这合理吗？您说能不让人窝心吗？我相信不合理的事情一定会改，探头总有一天会被取消，在此之前，反正，我是不会再去琉璃厂了。现在，买笔墨纸砚，我尽量在家门口买，好在家门口的古玩字画市场，越办越多越办越好，逐渐形成气候了。
亚北最大的古玩市场
地铁5号线终点天通苑北站，北行一站地，地名为平西府，紧邻着温都水城。实际上，平西府与温都水城浑然一体，水城区域内设平西府中学和小学。论名气，平西府没有温都水城大，如今的温都水城还了得，连本市的天气预报都提温都水城。可是，平西府的辈份儿比温都水城大得多，它总给人一种王者之气。据考证，这里压根儿就没住过平西王，可“平西府”三个字，留给后人多少遐想、留给考古学者多少研究的空间啊。温都水城建在这里可谓接了帝王之气，不管怎么说，平西府村内曾出土一口鎏金铜井，相传此井就是当年王府所用，至于是哪位王爷，尚待考证。
这地界儿，如今的发展可谓如日中天。除温都水城之外，方圆3000米覆盖了几百处高档别墅区。电影学院、“中戏”相继落户平西府，再加上已有的邮电大学和北京王府国际学校，这里堪称名副其实的“学区”。到了夜晚，灯红酒绿，满街夜市，其繁华一点儿也不亚于城里。漫步街头，到处是衣着时尚艺术范儿的学生，其中不乏美术和设计人才，文化气息浓得不能再浓了。在这里开店，经营古玩字画，可谓尽得天时、地利、人和。
现在有句话叫“南有潘家园古玩城，北有平西府古玩城”。平西府古玩城经营面积达2万多平方米，号称是京北地区最大的古玩城。事有凑巧，正好我的一位发小在里边开了家瓷器店，让我去参观，并说与古玩城的老板是哥们儿，顺便可以采访。发小儿叫王克夫，见面让我一惊，过去留长发的王兄如今改剃了大光头，中式短褂，胸前佛珠，手里把玩着核桃，一副古董商打扮。“好嘛，一开店，人全变了。”我笑着说。王兄只一句话：“玩！”说罢，引我入店。
店名“思艺堂”，多宝阁上摆满了瓷器，墙上挂着瓷板画，偌大的店，空旷中显出高贵和文雅。墙边茶桌，坐着两位王兄的合作者。“这是我的老师和师兄，我玩瓷器和我的老师比是小儿科。”王兄介绍道。王兄的老师74岁，离休干部，不苟言笑，一副长者风范。另一位姓善，北京人，善谈。“为什么选择北边开店，南城不更好吗？”我开始发问。“开店前，我们进行了周密的调查，这里的文化氛围太浓了。旁边宝隆一条街，里边布满了私人画室和艺术馆，再旁边是北京著名的红木家具馆，家具馆的旁边是拍卖行。这地方古玩行、美食馆和拍卖公司扎堆儿，往西左拐就是温都水城，温都水城的对过儿是文化街，街面上有私人美术馆，沿着街再往北走，是苍龙古玩一条街，平西王府古玩城的位置可谓虎踞龙盘，而且规模最大，我们非常看好这里。古玩城为了招商，免4个月租金，再过一年，机会可就没了。”王兄侃侃而谈。“好像顾客不多，能赚钱吗？”我望着略显空荡的外面说。“人多，我们就搬家了。要的就是这份清雅，我们经营的是珠山八友的作品，不卖普通的民窑货，你看墙上的瓷板画，哪张都价值几百万。这里是展示厅，买卖靠熟人之间做，也走网络的路子。”王兄接着说。我明白了，这就叫“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反正，现在买古玩瓷器全靠“长眼”，真货赝品，全靠您自己了。
“驴肉村儿”竟也成了画家村
“驴肉村儿”是俗称，其实，这里叫“讲礼村”，位于六环边上，离京城最大的垃圾处理中心“阿苏卫”不远，因卖驴肉火烧和驴肉火锅而闻名。实际上，这里就是农村，有个小区叫“讲礼新村”，村里的房屋还属于小产权，上不得台面的。我就住在“讲礼新村”，周边道路狭窄，两边全是做小买卖的临时建筑，一周三次“集市”，给我的感觉就是“脏、乱、差”。不知何时，一位城里搞书画的朋友居然管我住的地方叫“画家村”，说有家私人美术馆建在那里，画家们都往那儿聚。听罢，让我大吃一惊。早就听说“画家村”一词，名气大的有宋庄画家村、下苑画家村、口楼画家村，没想到，如今名不见经传的“讲礼村”，竟也成了“画家村”。
少儿考古入门篇4
不经风雨，难见彩虹。据说，凡是报考印度孟买佛学院的学生，进校的第一堂课就是由该校教授把他们领到该学院正门一侧的小门旁，让他们每人进出小门一次。这个门只有1.5米高，0.4米宽，一个成年人要想过去，必须弯腰侧身，不然，就只能碰壁撞头了。进出过这个小门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承认，正是这个独特的行为，使他们顿悟，让他们受益终生。是啊，从“正门”进出固然方便、风光，但生活中经常没有那么多的“正门”可走，总是有许多与你心愿相违的事情，总让我们不得不弯腰侧身进“小门”！
据报道，德国有个叫亨利・谢里曼的商人，幼年时迷恋考古，并下定决心，长大后要当一个考古学家。但他家境贫寒，根本没有钱来支持他的研究。于是他只好暂时放下这个愿望，开始努力赚钱。他做过学徒，当过售货员，有了一定的积蓄后，做起了小生意。在赚钱的同时，他仍不忘学习。为了更好地了解古代文明，他自学了古希腊语;在和别人做生意时，又抓住机会学习了多门语言。经过十几年的奋斗，他终于攒够了钱，一心投入到考古研究中。他以衣食无忧的心态（表达不当），先后发现多座古城遗址，并最终挖到了两座爱琴海古城，成为发现爱琴海文明的第一人，对世界文明史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谢里曼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他没有走什么捷径，而是用十几年的奋斗解决了资金上的困难，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儿时的梦想。
由此可见，这个世界上本没有捷径，只要会适应，会变通，那么每一条路都是捷径。
？笪升格指导
少儿考古入门篇5
关键词：黄庭坚；《竹枝》；《女儿子》；曲调；调格
中图分类号：J605-053文献标识码：a
绍兴二年，黄庭坚赴贬所黔州，行至三峡，作《竹枝词二首》：
撑崖拄谷蝮蛇愁，入箐攀天猿掉头。鬼门关外莫言远，五十三驿是皇州。
浮云一百八盘萦，落日四十九（一作八）度明。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皆弟兄。
跋曰：
古乐府有“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但以抑怨之音和为数叠，惜其声今不传。予自荆州上峡入黔中，备尝山川险阻。因作二叠传与巴娘，令以《竹枝》歌之。前一叠可和云：“鬼门关外莫言远，五十三驿是皇州”；后一叠可和云：“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皆弟兄”。或各用四句入《阳关》、《小秦王》，亦可歌也。[1]
一
根据跋文可知，这是一次“选词配乐”的创作。黄庭坚当时亲历险境，有所感触地创作了二叠歌辞，即“撑崖拄谷蝮蛇愁，入箐攀天猿掉头”与“浮云一百八盘萦，落日四十九（一作八）度明”。随后教予巴娘，命其用当地之《竹枝》曲调来歌唱，演唱时为了配合曲调的需要，分别在原歌辞基础上和上了一叠泛声，即“鬼门关外莫言远，五十三驿是皇州”与“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皆弟兄”。
其次，这是一次拟古乐府创作。从步骤上讲，黄庭坚先拟的是古辞之义。他所提及的那首“古乐府”见于《乐府诗集》卷八十六“杂歌谣辞四”，题作：《巴东三峡歌》。此题下载有两首歌辞，除黄庭坚所引的那首外，另一首曰：“巴东三峡猿鸣悲，猿鸣三声泪沾衣。”郭茂倩在题解中引《水经注》曰：“《宜都山川记》曰：自黄牛滩东入西陵界，至峡口一百许里，山水纡曲，林木高茂。猿鸣至清，山谷传响，泠泠不绝，行者闻之，莫不怀土，故渔者歌云。”[2]但是，我们在《水经注》里却未发现上述第二首歌辞，而是在《艺文类聚》中才找到对它的最早记录。《艺文类聚》卷九十五在歌辞前也引了《宜都山川记》，曰：“峡中猿鸣至清，诸山谷传其响，泠泠不绝，行者歌之曰。”[3]书中所录歌辞与《乐府诗集》所录第二首相同。不论是渔者所歌，或是行者所歌，这两首谣歌都是巴东地区实境的记录。而黄庭坚在上峡途中备尝其地险阻，油然想到那首“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的古乐府，特拟一新作来宣达自己的切身感慨。
再次，这次拟古创作中，黄庭坚不仅模拟了古辞之义，他还承袭了古乐府的曲辞格式和入乐形式。照黄庭坚所说，这一古乐府原是有“声”可歌的。可惜的是，至晚到黄庭坚生活的时代，它的曲调已失传。依跋中的叙述，他所知道的此题乐府的入乐方式是：在七言两句的主体歌辞后面，“以抑怨之音和为数叠”，以此形成较完整之曲辞格式。也就是说，原辞当时入乐时应在“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之后，再和上数叠抑怨哀婉的泛声。
那黄之拟作在入乐时又采用了怎样的格式的呢？当然也是由主体歌辞部分与所和之泛声部分构成。主体歌辞部分亦为七言两句的格调，跋中称其为“一叠”，前一叠为：“撑崖拄谷蝮蛇愁，入箐攀天猿掉头”；后一叠为：“浮云一百八盘萦，落日四十九（一作八）度明”。演唱时，还在前后二叠主体歌辞的后边各和上了泛声，即“鬼门关外莫言远，五十三驿是皇州”与“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皆弟兄”，完全参照了古乐府的入乐形式，只不过没有像古乐府那样“和为数叠”。
二
黄庭坚在模拟古乐府创作了新辞之后，还专为新辞配上曲调传与巴娘演唱。那为何要特意“令以《竹枝》歌之”呢？到底《竹枝》曲调与这一“古乐府”有怎样的关联呢？
较明显的理由是，这首古乐府的传唱地与《竹枝》的起源地相近，都在古代巴人后裔聚居的三巴地区。黄庭坚本人曾在《王稚川既得官都下有所盼未归予戏作林夫人欸乃二章与之，欸乃湖南歌也》一诗的诗题中有注曰：“《竹枝歌》本出三巴，其流在湖湘耳。”[4]他的这种观点还可从《太平寰宇记》中得到佐证，其书记开州风俗云：“巴之风俗，皆重田神。春则刻木虔祈，冬则用牲解赛，邪巫击鼓以为祭祀，男女皆唱《竹枝歌》。”[5]《乐府诗集》卷八十一亦载：“《竹枝》本出于巴渝。”郭茂倩还转引了一段刘禹锡的评说：“禹锡曰：‘竹枝，巴歈也。巴儿联唱，吹短笛，击鼓以赴节。……’”[6]所谓“巴歈”即巴地歌谣，而“巴儿联唱”一句更点明了歌唱者的地域身份。那黄庭坚以当地之新调来代替已失传了的当地之古调则是十分自然的事了。
此外，据学者考证，《竹枝》曲调还确与六朝乐府存在一定亲缘关系。任半塘先生在《声诗格调·竹枝考》中做过如下一番探询：“自《词律》起，为《竹枝》立一别名，曰《巴渝辞》，未详来历。据《通典》一四六，《巴歈》为六朝清商乐曲之一，中唐犹传，……谈《竹枝》出于乐府者，曰晋、曰齐梁，种因岂即在所谓‘巴歈’欤？”[7]
那《竹枝》曲调究竟跟哪个乐府古题有过渊源呢？或许我们能从黄庭坚的这段跋文里找到一些可靠的线索。
我们发现，与跋文中所提及的那首古乐府一道被收入《乐府诗集》卷八十六的另一首《巴东三峡歌》：“巴东三峡猿鸣悲，猿鸣三声泪沾衣”[8]，它亦被收入同书卷四十九“清商曲辞·西曲歌”中，题作《女儿子》。此题下还另有一首歌辞，曰：“我欲上蜀蜀水难，蹋蹀珂头腰环环”[9]。从地域上看，这两首《女儿子》歌辞，一言“巴东”，一言“蜀水”，都属巴渝之地，其地与《巴东三峡歌》的发源地相同；从歌辞内容看，《女儿子》与《巴东三峡歌》咏叹的都是巴峡蜀水的艰险；再看《女儿子》与《巴东三峡歌》的歌辞格式，均为七言二句，并句句入韵。从以上诸点都可推知两者歌辞之间的同源关系。只不过，《巴东三峡歌》为渔者或行者途的“徒歌”（据上文所引《宜都山川记》之说）；《女儿子》则是可以配乐演唱的“倚歌”（据《古今乐录》所载）。
还值得关注的，在《乐府诗集》中，“巴东三峡猿鸣悲，猿鸣三声泪沾衣”一辞两见，一见“杂歌谣辞”之卷，一见“清商曲辞”之卷。如此编排绝非郭茂倩的失误，而是他有意为之。因为在他看来，此辞不入乐时属“谣辞”，名其为《巴东三峡歌》；此辞入乐时便为“曲辞”，曲名即《女儿子》。也就是说，“巴东三峡歌”的称谓是就歌辞文本而言的，“女儿子”的称谓则是就曲调而言的。
再参详以上两个乐府题下的歌辞可知，《巴东三峡歌》的歌辞内容与“巴东三峡”之题旨是相合的，但《女儿子》下的两首歌辞却均与“女儿”之题旨无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郭茂倩在《黄昙子》的“题解”中说过：“凡歌辞，考之与事不合者，但因其声而作歌尔。”[10]可知，《女儿子》题下的两首歌辞也是“因声”之作了，则“女儿子”应系曲调名称。
如此说来，将本属徒歌的《巴东三峡歌》的歌辞配上“女儿子”的曲调演唱，便亦可名之为《女儿子》，《乐府诗集》中一辞两见的问题也就容易解释了。黄庭坚在跋文中既已说明那首“古乐府”原是有“声”的，那确切地说，他所指的应该就是《女儿子》这个乐府古题的曲辞，而不仅仅是指《巴东三峡歌》那样的徒歌歌辞。
而且，《女儿子》与《竹枝》曲调之间还真就存在着一定的关联。王运熙先生在《论六朝清商曲中之和送声》一文中就从曲调的和声角度指出了《竹枝》与《女儿子》的渊源关系。他说，六朝乐府中有二曲《女儿子》，“首篇云：‘巴东三峡猿鸣悲，猿鸣三声泪沾衣。’盖原为巴东的歌谣，其后被演为乐曲的。唐皇甫松有《竹枝词》六首，均以竹枝、女儿为和声。如第一首云：‘槟榔花发竹枝鹧鸪啼女儿，雄飞烟瘴竹枝雌亦飞女儿。’（余五首格式同）《竹枝词》一名《巴渝词》（见刘禹锡《竹枝词》序），与《巴东谣》产地相同；皇甫松《竹枝词》的和声，必定渊源于《女儿子》无疑。《女儿子》的和声实为‘女儿’两字，‘子’字系加在名词后的语尾，没有意义可言。”[11]他还在注解中引用了刘毓盘先生《词史》中的论述作为其说之佐证，刘曰：“无名氏《女儿子》二首，即唐人《竹枝词》所本。……皇甫松仿此体，于句中叠用竹枝、女儿为歌时群相随和之声。”[12]
再者，《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曰：“《女儿子》，倚歌也。”又引《古今乐录》曰：“凡倚歌悉用铃鼓，无弦有吹。”[13]与当时清商曲多用弦乐不同，倚歌所倚的乐器主要为鼓吹，其表演形式有一定的特殊性。而唐宋时的《竹枝》表演也多是“无弦有吹”。比如，刘禹锡《竹枝词九首》引曰：“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14]；刘禹锡《洞庭秋月行》又曰：“荡桨巴童歌《竹枝》，连樯估客吹羌笛”[15]；白居易《江州赴忠州至江陵已来舟中示舍弟五十韵》曰：“亥市鱼盐聚，神林鼓笛鸣。壶浆椒叶气，歌曲《竹枝》声”[16]；白居易《听芦管》又曰：“幽咽新芦管，凄凉古《竹枝》”[17]；《邵氏闻见后录》又载：“夔州营妓为喻迪孺扣铜盘歌刘尚书《竹枝词》九解，尚有当时含思宛转之艳”[18]。此又为《竹枝》近于《女儿子》之一明证。
此外，古乐府《女儿子》的曲辞是七言二句的格调，《竹枝》的曲辞在发展中也出现过七言二句的格调，只不过在句中加过泛声罢了。如唐代皇甫松的六首《竹枝》均为此格调，试举两首：
槟榔花发竹枝鹧鸪啼女儿，雄飞烟瘴竹枝雌也飞女儿。（其一）
山头桃花竹枝谷底杏女儿，两花窈窕竹枝遥相映女儿。（其六）[19]
清初何采作有十首《竹枝——太平击壤歌》，也是七言二句之体，试举两首：
神仙伴侣竹枝凤衔杯女儿，传言玉女竹枝彩鸾归女儿。（其一）
采菱拾翠芰竹枝荷香女儿，红情绿意竹枝梦横塘女儿。（其五）
何序又曰：
此调一名巴渝辞。“竹枝”、“女儿”者，歌时相和之声，犹采莲曲之“举棹”、“年少”也。躬耕太平山中，听田间插秧歌颇类此调，惜其言不雅驯，因集词名十阕，口授农人，扶犁而歌之，渔童牧竖拍舷扣角而为之节，庶几乎击壤之风乎。[20]
从这段序中可知，他的十篇歌辞都是入乐的，《竹枝》是曲调名，《太平击壤歌》是歌辞名。作者将他在田间听到的这类“七言二句”调格并有“竹枝”、“女儿”之类送声的插秧歌直接命名为《竹枝》，可见他对《竹枝》这一调格的体认，亦可证《竹枝》这一调格直到清初的持续沿用。
更直接的一个例证就是清代张埙的两首《竹枝》，题下注明：“《女儿子》二首”，辞曰：
门前绿水竹枝女儿矶女儿，朝朝暮暮竹枝望君啼女儿。
吴蚕盈筐竹枝桑叶苦女儿，不如寄郎竹枝三尺布女儿。[21]
在张埙看来，七言二句的《竹枝》曲辞用的本是古乐府中《女儿子》的格调，为了区别七言四句的《竹枝》的另一格调，特于此处标明：“《女儿子》二首”。
任半塘先生的《唐声诗》中分列了两种调格的《竹枝》：一为七言二句体、一为七言四句体，并释曰：“按齐言二句平韵或仄韵之歌辞，汉魏相和曲中早有，隋‘西曲歌’内如《青骔白马》、《共戏乐》、《安东平》、《女儿子》等亦然。故本调（指《竹枝》）二句格之传辞虽晚，却难断定其格发生在四句格之后。”[22]他也指出了《竹枝》此格与诸如《女儿子》等西曲歌调格的渊源关系。
鉴于以上论据，并综合考虑黄庭坚跋中所叙述的创作过程，我们有理由相信：诗人生活时代所流传的《竹枝》曲调与古乐府《女儿子》曲调具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及很大程度上的承袭关系，所以诗人才在古调失传的情况下，命巴娘以《竹枝》歌之。
三
最后，探讨一下黄庭坚所作竹枝词的声调问题。他的此次创作属“选词配乐”，而据其跋中所说，这两篇歌辞却可以分别配入两种不同的曲调演唱：一种是《竹枝》，另一种是《阳关》或《小秦王》。
我们注意到，他在言及歌辞配入这两种曲调的演唱情形时，其措辞是有区别的。前面说：“因作二叠传与巴娘，令以《竹枝》歌之。”后又说：“或各用四句入《阳关》、《小秦王》，亦可歌也。”对《竹枝》称“二叠”，对《阳关》、《小秦王》则称“四句”，到底有何讲究？
这里，有必要先解释一下黄庭坚所说的“叠”。它在音乐上的基本意思是指曲式的重复。黄庭坚称自己“因作二叠”，在说到歌辞的入乐情况时又称“前一叠”、“后一叠”，可见他所说的“二叠”应指配入同一曲调（即《竹枝》）的两段歌辞，即“撑崖拄谷蝮蛇愁，入箐攀天猿掉头”与“浮云一百八盘萦，落日四十九（一作八）度明”，分别是两个七字句。当时直接“令（巴娘）以《竹枝》歌之”的就是这二叠，亦即我们今天看到的《竹枝词二首》的每首的前两句，而每首的后两句只不过是所和的泛声。既然是和的泛声，那就并不是由主唱者——巴娘来演唱的。另外，黄庭坚在说明时特别用了“前一叠可和云”、“后一叠可和云”的字眼，也就是说，此处的泛声是可用也可不用的。如果不用此泛声，前后“二叠”歌辞依然能够配入《竹枝》曲调演唱。基于以上原因，黄庭坚才没有把泛声归入《竹枝》的主体歌辞的范畴，而直言“因作二叠”。
实际上，许多六朝清商曲中的和送声也没有被记入主体歌辞部分。就和声来说，比如据《旧唐书·音乐志》的记载，《乌夜啼》的和声应为：“笼窗窗不开，乌夜啼，夜夜望郎来”[23]，但《乐府诗集》卷四十七所载《乌夜啼八曲》古辞均未录此和声，类似情况还出现在《石城乐》、《襄阳乐》、《三洲歌》、《襄阳蹋铜蹄》、《江南弄》等曲中。就送声来说，比如《杨叛儿》的送声为：“叛儿教侬不复相思”，但《乐府诗集》卷四十九所载《杨叛儿》古辞八篇均未录此送声，类似情况还出现在《子夜歌》、《西乌夜飞》等曲中。
而且，以七言二句为一曲的古乐府并不少见，如“梁鼓角横吹曲”里的《钜鹿公主歌辞》、《地驱乐歌》、《雀劳利歌辞》，“西曲歌”里的《青骔白马》、《共戏乐》、《安东平》等等。七字句在节奏上本来就比较曼长，王运熙在《吴声西曲的渊源》一文中就认为，作为歌辞的“七言一句既相等于三、四、五言的两句，故在乐曲的节解上，五言句以四句为一曲（或一解），七言句却只需两句。”[24]所以，黄庭坚以一叠（即两句）歌辞配入《竹枝》为一曲的做法是可以实现的。前文也提到过皇甫松等人的《竹枝》也是七言二句格的。
我们还可举出一个事例来证明“七言二句”格式是《竹枝》曲调的常用调格。五代的尉迟偓曾记录了这样一件事：
（刘）瞻至湖南，李庾方典郡，出迎于江次竹牌亭，置酒。瞻唱《竹枝词》送李庾：“蹑履过沟竹枝恨渠深女儿。”……瞻命庾酬唱，庾云：“不晓词间音律。”[25]
从李庾所说“不晓词间音律”及“瞻唱《竹枝词》”两句来看，那句“蹑履过沟竹枝恨渠深女儿”是入乐的歌辞。而且，酬唱是一唱一和的，既然刘瞻先唱的歌辞是一句七言，那么李庾本应相酬的歌辞也该是一句七言。那就是说，用两个七言歌辞入乐已经能够满足《竹枝》曲调的曲式要求了。
而另一方面，与《竹枝》曲调常用“七言二句”调格的情况不同，《阳关》和《小秦王》曲调的调格都是七言四句的，并且这四句中并不包括和送声。为了区别《竹枝》以“一叠”歌辞入乐的格式，黄庭坚才特别说明：“或各用四句入《阳关》、《小秦王》”。《阳关》亦即《渭城曲》，任半塘先生考证：“此诗（指王维诗：‘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入乐以后，名《渭城曲》，凡称《阳关》者，多数指声，不指曲名。宋人因其唱法有三叠句，甚突出，乃改称《阳关曲》或《阳关三叠》，以夺《渭城曲》原名，并与《小秦王》调相混。”[26]《小秦王》则为唐代的教坊曲，任半塘先生认为此调是“小型之《秦王破阵乐》”[27]。杨慎的《百琲明珠》及《词品》中都录有唐代无名氏所作的《小秦王》歌辞，其中一首是：“柳条金嫩不胜雅，青粉墙头道韫家。燕子不来春寂寂，小窗和雨梦梨花。”[28]也是七言四句的调格。
虽然，无论是《竹枝》，还是《阳关》、《小秦王》，将它们的歌辞以文本形式记录下来可能都是四个七字句；但是，从声调上论，这四个七字句的性质及功能是完全不同的。在《竹枝》曲调中真正起到主体作用的是前两个七字句，而后两个七字句只是所和的泛声，有时可以不用，亦能成调；而《阳关》、《小秦王》则必须填实四个七字句方能成调。正是这个原因，黄庭坚才会在跋文中把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曲调特意分开来解释它们的入乐形式。
四
黄庭坚的这一记录为我们进一步探究《竹枝》的声调特征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任半塘先生在《唐声诗》一书中分列了《竹枝》的两种格调：七言二句、七言四句。但是他所指的“七言二句”之调就是前引皇甫松的《竹枝》那样的体式，即“有和声，七字为句。破四字，和云‘竹枝’；破三字，又和云‘女儿’。”[29]实际上，这种理解还不够全面。根据上文对黄庭坚创作实践的分析，我们认为《竹枝》曲调在发展过程中，不仅出现过在句中、句末分别添加“竹枝”、“女儿”之较短和声的体式，还出现过在一叠（两个七字句）主体歌辞结束后，再和上一叠或数叠泛声的体式。并且，后一种体式还是承袭了古乐府《女儿子》的曲调格式，或许它的出现不一定晚于前一种体式。由于所和之声位置不同，可能造成这两种调式在节奏、旋律上的差异，故而应该分列开来。
如果细加观察，我们还可找到采用了黄庭坚《竹枝词二首》类似调式的歌辞作品，只不过创作者并未特别说明。如杨万里的《过显济庙前竹枝词并石矶二首》（一作《过显济庙前石矶竹枝词》）曰：
石矶作意恼舟人，束起波涛遣怒奔。
撑折万篙浑不枉，石矶嬴得万余痕。
大矶愁似小矶愁，篙稍宽时船即流。
撑得篙头都是血，一矶又复在前头。[30]
“撑折万篙浑不枉，石矶嬴得万余痕”与“撑得篙头都是血，一矶又复在前头”，语义复沓，用字重叠，并且曲题、辞旨都包含其中；这种情况同黄庭坚两叠歌辞中所和的泛声“鬼门关外莫言远，五十三驿是皇州”与“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皆弟兄”相同。
其实，像黄作、杨作中的这类泛声相当于六朝清商乐的“送声”。《乐府诗集》卷二十六载：“诸调曲皆有辞、有声，而《大曲》又有艳、有趋、有乱。……艳在曲之前，趋与乱在曲之后。亦犹吴声西曲前有和后有送也。”而古乐府中送声的形式也同黄、杨两人之作相似。以《杨叛儿》为例，据《古今乐录》载：“《杨叛儿》送声云：‘叛儿教侬不复相思。’”[31]《乐府诗集》卷四十九录此题八曲，也就是说每曲的送声皆应为“叛儿教侬不复相思”，而且在其送声中也包含了曲题与辞旨。再如《西乌夜飞》，据《古今乐录》载：“送声云：‘折翅乌，飞何处，被弹归。’”[32]《乐府诗集》卷四十九录此题五曲，其送声性质与《杨叛儿》也相同。再比如，《乐府诗集》卷五十六载沈约所作《四时白纻歌》五章，每章七言八句，每章的后四句为梁武帝所作，且都相同，均为：“翡翠群飞飞不息，愿在云间长比翼。佩服瑶草驻容色，舜日尧年欢无极。”[33]王运熙先生以为这就是此曲的送声[34]。
由上可推知，“撑折万篙浑不枉，石矶嬴得万余痕”与“撑得篙头都是血，一矶又复在前头”也应属泛声，杨辞之调格与黄辞是一样的。
注释：
[参考文献]
[1]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m].卷五.
[2]郭茂倩.乐府诗集[m].卷八十六.
[3]艺文类聚[m].卷九十五.
[4]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m].卷五.
[5]太平寰宇记[m].卷一百三十七.
[6]郭茂倩.乐府诗集[m].卷八十一.
[7]引自林孔翼编.成都竹枝词[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3-16.
[8]郭茂倩.乐府诗集[m].卷八十六.
[9]同[8].卷四十九.
[10]同[8].卷八十七.
[11]王运熙.乐府诗述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02.
[12]同[12].p109.
[13]郭茂倩.乐府诗集[m].卷四十九.
[14]全唐诗[m].卷三百六十五.
[15]同[14]上.卷三百五十六.
[16]同[14].卷四百四十.
[17]同[14].卷四百六十二.
[18]邵博.邵氏闻见后录[m].卷十九.
[19]全唐诗[m].卷八百九十一.
[20]何采.南涧词选[m].卷一.
[21]张埙.竹叶庵文集[m].卷二十五.
[22]任半塘.唐声诗[m].下编第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336.
[23]刘昫.旧唐书[m].
[24]王运熙.乐府诗述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40.
[25]尉迟偓.中朝故事[m].
[26]任半塘.唐声诗[m].下编第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421.
[27]同上.p455.
[28]杨慎.百琲明珠[m].及词品[m].卷一.
[29]胡震亨.唐音癸签[m].卷一三.
[30]杨万里.诚斋诗集·南海集[m].卷十八.
[31]郭茂倩.乐府诗集[m].卷四十九.
[32]同[31].卷四十九.
少儿考古入门篇6
关键词：《小学》；朱熹；儿童读经
abstract:primarySchoolisachildren'sprimercompiledbyZhuXi，whichhadtremendousinfluencethenbutthecontentwastoodifficultforchildrentounderstandandtheliteraryformwasnotsuitableforchildrentorecite.thedilemmaofprimarySchoolatthattimetellsusthattheclassicalworksforchildrentoreadnowadaysmustbepracticalandcomplywithchildren'sinterests.
Keywords:primarySchool；ZhuXi；Children'sreadingclassicalworks
《小学》是一部传统的启蒙教材，一般认为朱熹编写。实际上，这部书是朱熹指导他的学生刘子澄编成的。不过，在编辑过程中，朱熹作了非常具体切实的指导。如，他叮咛刘子澄，收录前人的文章，不可太泛太滥；一些晦涩难懂的内容，如《叙古蒙求》之类，有必要进一步简约；而有关古乐府和杜甫的诗，意境很好，可适当多收一些。刘子澄编成之后，朱熹又作了较大的修改。如，刘子澄原编中有《文章》一门，朱熹在最后定稿时，将这部分内容完全删去。
《小学》在淳熙十四年（1187）成书之后，对中国传统启蒙教育乃至整个教育和学术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熹本人就对这部书偏爱有加，他曾说：“后生初学，且看《小学》之书，那个是做人底样子。”［1］（22）当一些“磋过”小学教育的成人向他请教时，他也建议读《小学》，以“补填前日欠缺”，从而“栽种后来根株”。他的学生大都遵其所教，在《小学》上颇为用力，《朱子语类》中有很多他们师生讨论《小学》的记载。
历代学者对于《小学》，更是“尊若六经”，推崇有加。元代著名学者许衡，在给自己儿子的信中这样说：“《小学》《四书》，吾敬信如神明。自汝孩提，便令讲习，望于此有得，他书虽不治，无憾也。我生平长处，在信此数书。汝当继我长处，笃信而好之也。”［1］（26）明代著名学者章懋，强调要将《小学》熟读玩味，字字句句，都要考究清楚，除了使其道理贯彻于胸中，还要身体而力行。即便已经考中了进士的人向他请教“为学之方”时，他的意见是依然要读《小学》。清代学者张伯行，更是把《小学》和作为《四书》之一的《大学》等同看待：“孔子以前，大学未有书，自孔子作之，而入德之门在是矣。朱子以前，小学未有书，自朱子述之，而做人样子在是矣。”［1］在他看来，读孔子之书，应该以《大学》为统宗；而读朱熹的书，则应该以《小学》为基本。他所辑录的《小学辑说》，辑录宋元明清四朝18家68则有关小学的论述，其中大都是对《小学》的颂赞溢美之词。
元明清三代政府也十分推尊此书。明朝初年，“高后尝命女史诵而听之，既而奏曰：‘《小学》书言易晓，事易行，于人道无所不备，真圣人之教法。”建议明太祖朱元璋推广此书。朱元璋如其所言，令亲王、驸马、太学生讲读。“由是内而京师，外而郡邑，莫不家藏人诵，而圣贤之教，复明于天下矣。”［1］（26）清朝政府在《十三经》和《四书》之外，对《小学》最为推重。“凡童生入学，复试论题，务用《小学》，著在律令。”［3］（13）明确规定童生入学考试要用《小学》。
尽管朱熹自己偏爱，历代士人推崇，统治者提倡，但正如明末清初学者陆世仪所说，对于启蒙教育来说，《小学》有几个致命的问题。“今文公所集，多穷理之事，则近于大学；又所集之语，多出《四书五经》，读者以为重复；且类多引古礼，不谐今俗；开卷多难字，不便童子。此《小学》所以多废也。”［1］（6）李塨也批评《小学》一书，内容关乎天道性命、亲迎觐朝以至居相告老之事，都不是儿童切近的事情，远离了蒙童生活的实际。
这些问题，使得国家的律令“徒为具文”，在启蒙的课堂上，《小学》不免“多废”的命运。龙启瑞在强调国家明文规定童生入学要考试《小学》之后紧接着说：“乃行之既久，或徒为具文，承学之士，束书不观。然则古昔养正作圣之方，与圣天子造就人之意，胥于是而不可见。”［3］（13）一方面是著在律令，要求考试用此书，另一方面是把律令视为“具文”，并不具体落实；一方面是对此书敬信如神明，另一方面又是束书不观。在旧时，它主要流行在学者的书斋里，而在启蒙的学堂中影响十分有限；主要为士人所称颂，而不为蒙童所接受。
《小学》这样一种尴尬的命运，对我们今天儿童读经的倡导，具有警示意义。因此，笔者认为儿童学习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学习的内容要切合儿童生活的实际
教育的内容，只有切合儿童生活的实际，才能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它才能把学生引进教育的过程。也只有贴近生活实际的学习，才能使学生将所学的知识和日常生活相印证，获得良好的学习效果。由于儿童多记性、少悟性的特点，小学阶段的教育，应该主要围绕生活中具体的事情来展开，远绝深奥、抽象的“理”。传统的启蒙教育注意到了这一点，朱熹自己就一再强调，小学阶段“只是教之以事”。［1］（14）如“礼”“乐”“射”“御”“书”“数”之技艺、日常生活中“孝”“弟”“忠”“信”之事。在他看来，小学之所以被称之为小学，主要不在于学生年龄小，更主要在于与这种较少的年龄相适应，教的都是一些浅显、具体而微的事情。而且，小学阶段要摒绝理，不过问理，只是学事。如果不切实际，不顾蒙童多记性、少悟性的特点，教一些超越于事之上的理，不仅无益，而且有害。所以，朱熹特别强调，“天命，非所以教小儿。”［1］（14）即使说义理，也只能说一个大概，没有必要也不应该深入，并且要和日常生活中显而易见的事情结合起来解说。
朱熹把小学教育的内容，严格限定在具体的事情上，可他为实施小学教育编写的《小学》一书，并没有限制在“童幼事”的范围之内。《小学》完全是选录现成的文献编成的。全书6卷，凡分内外篇。内篇包括《立教》《明伦》《敬身》和《稽古》，以选录儒家经书为主，“萃十三经之精华”。外篇则有《嘉言》和《善行》，辑录历代贤德之士的嘉言和善行，“采十七史之领要”。明代学者薛瑄在论及《小学》一书的结构时说：“朱子《小学》一书，理与事而已。”内篇的《立教》、《明伦》和《敬身》，说的是道理，《稽古》则举的是具体事例；外篇的《嘉言》说的是道理，《善行》则讲的是具体事情。“然理，精也，本也；事，粗也，末也。本末精粗，一以贯之，其《小学》之书乎？”［1］（26）由此可见，“朱子《小学》一书，详于义理。”［4］（788）“理”或“义理”在《小学》中占有很大的分量。
这种超越儿童生活实际和认识能力，奢谈“天道性命”的“郛廓”之理，正是导致《小学》“多废”的重要原因。陆世仪所指出的《小学》问题，具体地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强调主敬，“多穷理之事”，超出了小学“只是教之以事”的范畴。二是主要内容都辑录自《四书五经》，求全责备，叠床架屋，多有重复。三是其中的内容，都是夏、商、周三代时的礼节，与宋代的风俗相去甚远，违背了朱熹自己以“眼前事”加以说明的原则。这三个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远离儿童生活的实际。清康熙时的学者李塨，也批评《小学》一书“殊郛廓。天道性命，上达也；亲迎觐朝，年及壮强者也，以至居相告老诸抚，皆非童幼事，且何分于大学焉？”［5］他论定这种远离蒙童生活实际的做法，超越儿童认识能力的内容，施之于儿童，“将以误学术也”，会有害于教育事业，不利于蒙童的成长，为此他另编了《小学稽业》。
现代倡导读经的人士主张，要利用儿童期的记忆力，记下一些永恒的东西。无论这些东西与儿童的生活是否有关联，无论这些东西孩子是否理解，更不论这些东西儿童是否喜欢。他们要求儿童熟读背诵，并相信现在所学的内容，能为将来进入社会后所用；虽然与现实的生活没有关系，将来总有一天用得着。《小学》的命运告诉我们，不与儿童的生活实际相切合，不尊重儿童的认知特点，在启蒙的课堂上就不会有市场。不为儿童接受的东西，即使有再高的价值，也不应施之于儿童。即使生硬地向儿童灌输了，也是不能持久的；即使儿童一时记住了，也是易忘的。不错，儿童的生活和学习需要引导，需要家长和全社会去设计，而不能完全放任让毫无自主能力的儿童去选择。但这种引导与设计应是在尊重儿童天性前提下的引导和设计，而绝不是扭曲孩子的天性强使就范。教育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尊重儿童，尊重儿童的兴趣和爱好，否则只会禁锢儿童的世界，戕害儿童的灵性，使儿童失去自身成长的根基。
我们不反对读经，但不主张儿童过早读经，特别是狭义的儒家经典。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抛弃成人本位的教育观念，不以成人的价值观念来评判和规划儿童的生活，暂时把经书从儿童面前移开。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耐心，等到孩子大一些后、理解能力增强了，再让他们读经。实际上，古代15岁之前主要接受启蒙教育，以集中识字和学习一些文化知识、接受道德教育为主要内容，15岁之后再开始学习儒家经典，走上科举备考之路。这种做法，依然值得我们今天借鉴。
二、学习应该顺应儿童的兴趣和爱好
我国流传久远、脍炙人口的启蒙教材，都是用韵语和对偶的形式编成的。这样的读物，或四字一句，或七字一句，文字简洁，形式整齐。特别是合辙押韵，读起来琅琅上口，听起来铿锵悦耳，人们喜闻乐道，儿童也有兴趣阅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声律发蒙》和《幼学琼林》等无不如此。极个别的读物如《二十四孝》《日记故事》之类，虽然是用散文写成的，但都非常简短，少者一、二十个字，多者也不过百余字，而且配有图画，通篇讲述故事，能引起儿童的兴味，为儿童所接受。这些特点使得它们流传千古，长盛不衰，成为我国传统启蒙教育中重要的遗产。
《小学》之所以为儿童所拒绝，就是因为它违背了这样的原则。《小学》内篇《立教》13章、《明伦》117章、《敬身》46章和《稽古》47章，外篇则有《嘉言》90章和《善行》81章，完全是辑录以前文献尤其是儒家经典而成的。“近世新安朱文公，以孔门圣贤为教为学之遗意，参以《曲礼》《少仪》《弟子职》诸篇，辑为《小学》之书四卷。”［1］（2）这些古代的文献，离宋代已远，其中的很多内容（如古代礼俗）是后来的人尤其是儿童难以理解的。这些古代文献的文字古奥，儿童认识和理解都有很大的困难。最令人头疼的是，它没有韵语，没有偶句，诘屈聱牙的语句，不谐唇吻，不符合儿童的阅读习惯，引不起儿童的阅读兴趣。
《小学》这样的编写形式，不适应儿童的阅读特点，引不起儿童的阅读兴趣，这是对它高度赞赏的人也不否认的。陆世仪就曾批评《小学》文字古奥，语句长短不齐，颇棘唇吻，既不便于读，更不适合诵。另一些学者虽然没有对《小学》直接批评，但通过各种方式，如，注解、论说、改编（尤其是改编为韵语）、节录、图画等形式，力图将它通俗化、简明化，使它适应蒙童的兴趣和爱好。早在明朝弘治年间，一位日本学者就这样说：“夫是书之疏释，予以所尝得者与宋元以来诸家著录考之，得其目殆七十余家焉。”［6］在这之后，同类著作依然不断出现，如，《小学诗》《小学韵语》。这种一再改编的情形，既说明了《小学》的重要，也说明了这部启蒙教材不为蒙童所接受的实情。
现在读经名义下的所谓经典，有多种类型。除了脍炙人口的唐诗宋词和传统的启蒙读本之外，最主要的是儒家经典，特别是“四书五经”。当代提倡读经的，几乎没有一个不提及这几部经书的。一些倡导读经的人士，最力荐的正是这几部经书。例如，在阳明精舍山长蒋庆看来，中华文化经典是由孔子整理编定的、由诸大儒阐发撰述的、被历代中国人公认享有神圣性与权威性的、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作为课本教材的儒家文献。他甚至认为，传统蒙学用书和唐诗宋词，应放在读经之余诵习，反对将它们列入少儿读经的基本教材之中。另一位读经的倡导者台中师范学院语文教育系教授王财贵则主张，儿童读经应该跳过传统的蒙学读本，跳过唐诗宋词，跳过古文，跳过诸子百家，从一开始就读“四书五经”。蒋庆和王财贵倡导所读的经，恰恰是《小学》取材的范围。如前所述，这是儿童所不能接受、尤其是没有兴趣接受的内容。在旧时行不通，在现代社会实行起来困难更大。
对于这些经典，读经倡导者提供的学习方法是背诵。蒋庆就明确指出，蒙学教育就是背诵教育；王财贵则认为，记忆是一切学习的基础，唯有趁现在死背多了，将来才能活用。读经的倡导者理直气壮地宣称，儿童最擅长的就是记忆，而最不擅长的就是理解，提倡儿童读经，恰恰是对儿童这一特质的尊重。所以，该死背的时候，就必须死背，人类原始的教育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背诵。我们不否认，记忆和背诵是被历史证明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学习过程中的记诵对知识的积累、心性的陶养都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单纯地死记硬背而全然忽视理解，那就应验了批评者所说的食古不化，只是用古代的经典来占据儿童的大脑，束缚儿童的想象力，湮没儿童的灵性。更重要的是，记忆和背诵要有适合记诵的材料。像儒家经典和《小学》之类，读起来尚且困难的内容是不适合背诵的。只有那些“从声音上说，和谐顺畅，读来上口，听来悦耳；从内容上说，或者连类而及，或者同类相比，或者义反相衬，给人的映象特别鲜明突出，容易联想，容易记忆”［7］（77）的偶句和韵语才是合适的背诵材料。
传统的儒家经典，产生于我们民族文化奠基的“轴心时代”，离我们现代已经有了2500年的距离。时过境迁之后，其中佶屈聱牙的文字、晦涩艰深的义理，即便是专门的研究者也很难理解，更不必说年幼的儿童。所以，就连在经典具有至高无上地位、全社会读经的旧时，也没有要求儿童读经，而是明智地将读经滞后。古人把启蒙教育和读经教育的界限分得很清楚，将它们分属于小学和大学的范畴，并把从事启蒙教育的老师称为蒙师，教授儒家经典的老师则被称之为经师。古人在长期的教学实践活动总结出的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不要过早读经。这同样是一个悠远而值得我们珍视的传统，如同经典本身一样值得我们珍视。
参考文献：
［1］徐梓，王雪梅.蒙学要义［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
［2］张伯行.小学集解原序［a］.张伯行小学集解［C］.北京：中华书局，1985.卷首.
［3］龙启瑞.经德堂文集·卷二［m］.京师：光绪四年（1878）刻本.
［4］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1.
［5］李塨.小学稽业序［a］.李塨小学稽业［C］.北京：中华书局，1985.卷首.
［6］〔日〕大草公明.小学旨意存是序［a］.［日］大草公明.小学旨意存是［C］.日本：困勉斋刻本.卷首.
少儿考古入门篇7
【关键词】谷建芬；新学堂歌；精神；少年儿童
“新学堂歌”是谷建芬以我国古代经典的诗词为载体，通过对李白、孟浩然、王维、白居易、曹植等古代伟大诗人的经典诗作进行改编、作曲、再创作的富有古典诗词音韵美、意境美、形式美的儿童启智乐曲。“新学堂歌”的传唱不仅有助于提升青少年儿童的音乐审美能力，而且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开创了儿童音乐的新时代。
一、“新学堂歌”的创作精神来源
（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大力倡导。吴仪是敲开“新学堂歌”大门的第一人，吴仪与谷建芬在2004年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时无意间谈起音乐。谈论中，吴仪向谷建芬传达了这样的意思：中央《若干意见》精神文件强调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我国未成年人口众多，加强未成年人的思想建设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的立足和发展。正是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大力倡导之下，谷建芬才下定决心，一心一意创作“新学堂歌”，从此开创了儿童歌曲的新声。
（二）时代精神的需要。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的精神指出：“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积极营造有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社会环境、切实加强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领导。”i面对时代的精神需要，国家精神文化大局建设的迫切要求等因素推动了谷建芬创作“新学堂歌”的进程。同时，少年儿童确实急切需要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提高和丰富自身的精神文化基础。
（三）作者的高度觉悟。一直以来，在儿童歌曲领域中适合孩子唱的歌曲屈指可数，而且歌曲内容十分空洞，歌曲体载大多为欢快、活泼的舞蹈风格，创作手法过于单一。谷建芬毅然选择了古诗词，古诗词歌曲具备有高度的文学性，音乐力求韵味以及赋有人文内涵，还要求作曲家谱曲的旋律具有声律美。这种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精神自然会潜移默化地对少年儿童进行文化基础的渲染，同时不知不觉中他们的价值观得到了教育。
二、谷建芬创作“新学堂歌”的精神动力
（一）合适少年儿童唱的歌曲太少。首先，少年儿童歌曲的特点是歌词内容文化内涵不高，旋律过于单一，创作手法显得简单；其次，合适少年儿童演唱的歌曲还要按年龄阶段、先天条件、学习背景以及理解能力来分类，这样给作曲者带来了极大的技术困难；少年儿童歌曲市场本来就是一片惨淡，创作这类型的作品面临着很尴尬的局面，出版社极少为其出版。面对这样的现实问题，谷建芬毅然怀揣着万分的热情投入到了“新学堂歌”的创作中去。
（二）谷建芬迫切的晚年愿望。谷建芬是当代著名女作曲家，早期主要创作流行歌曲，晚年专心为少年儿童写歌。吴仪的话点亮了她为孩子们写歌的欲望，她曾多次感叹自己为孩子们写歌动笔太晚。在少年儿童歌曲作品创作上，她融入了一生的感悟，用尽了一生的经验，不会因为创作对象是孩子而将作品过多“儿化”，丰富旋律的写作以及把握歌曲的感彩是作品创作的重点之一，对待每首歌冥思苦想、多次吟唱、反复修改再敲定，她在这个过程倾注太多的灵感和经验；就是为了找到与孩子们纯真童心的切合点，为了让孩子们更好地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成为祖国新一代有深厚人文底蕴的接班人。
（三）总书记的关心。2009年元宵晚会上，总书记赞扬了谷建芬所创作的儿童古诗词歌曲，认为她撰写的儿童古诗词歌曲很有意义。总书记的关心极大地鼓舞了谷建芬的创作热情，让她变得心潮澎湃并且一心一意，排除干扰，以更大的激情投入到了儿童古诗词歌曲的创作中。最终，谷建芬创作了30首儿童古诗词歌曲，也就是所谓的“新学堂歌”。
三、“新学堂歌”的传唱给儿童带来的精神粮食
古诗词本身就是诗、乐一体化。这种中国古典诗词具有声律美和意境美。它有利于少年儿童积累传统的民族语言，提高民族精神和增加民族意志；它有利于陶冶少年儿童的情操，丰富他们的情感世界以及拓展他们的想象力；它有利于少年儿童完善人格以及培养正确的价值观。通过这种诗与乐的结合方式，让孩子们穿越时间、空间与古代诗人贤臣对话，间接地让孩子们从中学到做人做事的道理，吸收古诗词的人文内涵化为己有。“新学堂歌”吸收各种元素融合着民族文化，较好的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更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建设者打下了坚实的民族文化基础，增强了民族意志。
四、“新学堂歌”扬起了古诗词的时代风帆，唱响了民族精神
近年来很多人关心语文教育的现状，把关注的目光投放在国学的继承与发展上。儿童古诗词歌曲开始普及于中小学音乐课堂，有的已经建立唱诗课。儿童古诗词歌曲的传唱间接地使古诗词在纵向和横向上得到较好地发展。电子科学技术发达的时代，家长在家应该多为孩子播放儿童古诗词歌曲；学校老师利用广播在课间、课后为孩子们播放儿童古诗词歌曲；少年儿童们要努力学习，加强自身的文化修养；只要不断地为孩子们营造这种良好的学习环境，古诗词的时代风帆就会扬帆起航。
“新学堂歌”地出现，掀起了一阵古风韵律的传唱，净化了一代少年儿童对古诗词的重新认识与热爱。古诗词是在经过古代诗人千锤百炼后存留下来的，凝聚了多少世纪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这种具有永恒艺术美和丰厚文化底蕴的古诗词在谷建芬的旋律中融入了新的生命力量，这种力量有利于培养我国新一代少年儿童淳朴善良的性格，有助于未来社会建设事业的继承和发展。自谷建芬《新学堂歌》第一张专辑发行，儿童古诗词歌曲与孩子们见面后，十分受到孩子们的喜爱并广泛传唱。“新学堂歌”为台湾与大陆的少年儿童架起了一座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交流桥梁，有利于台湾儿童深入学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提供良好平台，为孩子们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而促使他们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民族意识，培养自身的民族意志，早日实现海峡两岸民族统一、民族团结。
注释：
i《中国教育报》2004年3月23日第1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
【参考文献】
[1]张国文.儿童故事歌曲创作于教学[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
少儿考古入门篇8
太姥山东侧秦屿镇的潋城古堡因抗倭而生。明朝时，倭寇入侵福建沿海，朱元璋及后世皇帝实施海禁的同时，还在福建海边筑起一道“海上石长城”，从闽东延跨至闽南。潋城古堡，只是这个抗倭战壕中的一个小堡垒。
对游客来说，这两处古村镇是在太姥山与嵛山岛之后，蛮可以去看看的点。不仅看建筑，更是看往事，流失于乡野间的福鼎往事，那其中珍藏着的，是福鼎曾经的繁荣或伤痛。
翠郊古民居，乡野江南梦
福建的民居建筑大概分为三类。一是闽西的土楼与围屋，二是闽南的红砖厝，其中不少带有南洋风格。而第三种，即是闽东融合中原四合院风格的灰砖居，它们一般为独立院落式砖瓦房，形制规整，带着浓厚的书卷气，门楼、雕刻以及相伴的参天古树，都极尽讲究，而其中翘楚，就是福鼎的翠郊古民居。
翠郊古民居位于白琳镇翠郊村，深居乡野。福鼎全境多山，从市区前往翠郊村，要忍受很长时间的曲折山路，晕车的人往往被折腾得翻江倒海，但沿途的好景色正好调和，山坡上的茶树晒着太阳，农夫正扛锄下田，山泉水淙淙漫过水草的半截身子，远处的村宅零星分布，这是闽东山区非常惬意的山村画。
在抵达古民居之前，我们路过一条并不知名的小溪，在风水界来讲，它是这座大宅子的“玉腰带”，能顺水助势。古代不管官衙或是民居，乃至墓地的落址，基本都有风水师的参与，在他们看来，一切建筑动土开始前，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除了屋子的座向，还有屋外的山水走势及视野是否开阔。
仔细留意一下，会发现古民居在处理风水时非常小心谨慎，除了选址以及宅院的布局，在民居内部的木雕及装饰上，也有体现。从宅院东门放眼望去，一高一矮两座山头左右拥抱，意即左青龙右白虎，起镇宅作用。东门前的平地上落下两块方形鱼池，谓财水环绕。门联底下刻着一对倒挂的蝙蝠，福到了。东门进去的太子亭，藻井下颌的古木上雕刻了二十四只蝙蝠，指代二十四节气，也有福气相随的说法。祖宗灵位前的柱镜，名为装饰，实则避邪。
基于风水的考量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翠郊古民居最后选址于此，不过也许还有家族上分居置产的原因。翠郊古民居的建造者为吴氏，在当地导游的口中，他是一位传奇人物，在清朝乾隆时期从制作雨伞骨的手工艺者进阶到地主，然后下海经营功夫茶生意，富甲一方，随后花费近百万两白银，在福鼎与柘荣两城之间的乡村，为四个儿子分别盖了四间大厝，以将他们分散开，避免他们在自己百岁之后争执房产。大儿子的宅子在点头镇，名为连山大厝，二儿子的柘荣乍洋，名为凤岐古民居，三儿子的磻溪，名为洋边古民居，小儿子的在翠郊，也就是眼前的这座，规模最大，保存也最完好。
但当地文化人却有异议，马树霞先生是福鼎原文化馆馆长，他认为雨伞骨起家说有失实之嫌，吴家祖先的墓地极隐蔽地分布在白琳附近的深山，经他探访，这些墓规格高，是清初的官墓，其中不乏五品、三品的大官，与手工艺者的身份相差甚远。至于外界传说的功夫茶生意，其实是吴家三公子的所为，他利用翠郊附近官方驿道的便捷，挣钱自己在磻溪盖了一栋大厝。更有冲击力的说法来自北京的建筑专家，在他们的学识与经验里，清初的古民居在形制与雕刻的细节上，都还简单，不追求繁复，而翠郊古民居的精雕细琢在技术水平上对应的应该是清朝晚期的工艺水准。
翠郊古民居是吴氏的私人宅邸，也是江南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古民居，主体面积加上宅院部分，豪占地皮近一万四千平方米，相当于两个欧洲杯足球赛场的面积。古厝内的木雕饰品在梁柱门窗之间随处可见，图案则多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祥瑞之物，仙童、麒麟、松鹤、石榴、蝙蝠，栩栩如生，可知当时雕工已极为精湛，也能见识当年屋主之涵养。
为了防潮，在古宅第二进的大堂，东侧厢房被设计成用木柱支撑腾空，离地约二十公分。纵观宅子砖木结构的整体，核心区全是木质结构，这样对木材质的使用有益于夏季晚间室温的降低，但更接地气的作用仍是防潮。的青砖墙壁也具有良好的吸水效果，看上去素朴，但其实内藏玄机，手腕粗的竹子藏在墙内，起到钢筋支撑的作用，也能防盗，想要撬墙入内的小偷必须先砍断竹子，但巨竹断裂的声音会成为警醒声。
翠郊古民居设计了192个房间，人丁最鼎盛的时期宅子里住满了人，极为热闹喧嚣，但他们并不是吴氏家族的自家人口，而是解放后时期一起吃“大锅饭”的同村人。在宅子二楼的房间，除了能见到一些当年吴家人自用的床具、木柜、盥洗架、书桌——这些物件都非常讲究，漆色高贵，能见精美雕物——之外，这里的木质墙壁与天花板上还贴满了及时期的报纸，可以读到当时的文件与口号，诸如“桐山公社丰产田经营管理办法”及“指示我照办，挥手我前进”。
深习古代传统文化的人能从二楼看见封建家庭伦理观。前后三进左右三排的翠郊古民居继承了中原合院式建筑风格，整体形制方正规矩，喻示做人道理。二楼是吴家主人的卧室，全部以走廊相连通，但房间分配长幼有序。北边卧室是老爷夫人的住所，东边的一排厢房住的是已经成家的少爷及其家室，西边的厢房住没有成家的少爷，而南边则是闺房，未出嫁的吴家小姐待字闺中。
少儿考古入门篇9
早在旧石器时代，今蒙古草原就有与中亚、中原文化交流的迹象。如上个世纪苏联考古队在蒙古国东部达里冈发现的阿舍利型手斧，表明旧石器时代生活在蒙古草原上的古代部落已经“同中亚、南亚、西伯利亚等遥远地区的部落建立了少’一泛的联系”，而且，因为“蒙古旧石器时代资料同哈哲肯特洞穴(塔什干附近)资料相似”，所以，“早在那个时代，蒙古便是各民族间通行道路和文化接触的一个远古交汇点，使中亚、西伯利亚、满洲、中国和印度互相联系。
公儿前6000年，西亚进入了铜石并用的时代;公[}前3000年代末，西亚开始流行青铜器。[4](p.167)近来考古研究表明，中国早期的铜器出现较晚川司器的起源，很可能是通过史前时期的‘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例如偏处在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早期铜器的发展便远盛十中原地区，可能是首先接触到铜器的使用，并影响及龙山文化。;fs]而新疆塔里木盆地及其周围的青铜文化遗存，则显示出这一地区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密切，而当时生活在欧亚草原的游牧民族在其中应有传播之功。f}]上世纪60年代后，苏联考古学家普遍认为，中国商代的兽型纹饰物，当起源十北欧亚草原;殷墟的青铜器，则应该源十鸟拉尔南部地区的塞伊玛类型青铜器，其文化传播的途径无疑也是欧亚草原通道。[7]中国学者一近来也认为，‘至迟在公儿前2千年，中国北方游牧地区与黑海沿岸之间已经存在着一定的文化交流;中国中原地区已经通过草原通道与欧洲的最东部发生了某种文化联系。;fs] 到接下来的周朝，中国人也曾利用过草原丝绸之路。中外关系史学者一余太山就认为，《穆天子传》所云之昆仑山，应指今阿尔泰山;所述周穆王西征的行程，其现实背景当为至迟在公儿前七世纪末即已存在的横亘十欧亚草原的东西交通要道:穆天子先“自山西南部，折而向西，经雁门山，到达河套西北部阴山山脉”，后又“自今阿尔泰山J、端，北行至科布多河流域，复西向到达斋桑泊”，然后“穆天子在斋桑泊附近和西王母会晤后循阿尔泰山南麓东归“自伊吾河流域经河套，回归洛阳。”因此《穆天子传》中有关穆天子西征行程的详细记载，也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关十草原丝绸之路的文献。
公儿前五六世纪，中国丝绸已经传至遥远的希腊，便是通过欧亚间草原民族辗转传递实现的。Do]20世纪二十年代和四十年代，苏联考古发现的阿尔泰山区巴泽雷克墓地六号家墓中出土的中国中原的山字文残铜镜等物，至晚属十公儿前4世纪，甚至有学者一推断它们当不晚十公儿前5世纪，即战国前期物。同墓还出土了中国的丝织品刺绣，其中一件绣着精美的风凰图案，都可证明当时该地已与中国中原地区往来密切了。另外，此地当时也与西方的黑海北岸的希腊化殖民地有所联系，因为一至五号墓中的皮革、毛毡、木雕等装饰纹样的植物花草纹，是从黑海北岸经草原之路传入的。
少儿考古入门篇10
当对教材的观念由“教教材”转变为“用教材教”，甚至“选教材教”时，教师面临着一个更需深入思考的问题。所以，笔者认为，进入课堂的国学作为一种教学资源，必须有新的方向、新的地位、新的内涵和新的使命。本文立足于小学语文教学，以发展小学生的文化素养和促使儿童的健康成长为根本，谈谈自己从儿童生活视角出发，在国学教学研究中的几点想法和做法。
一、以儿童生活视角为起点，取舍国学内容，儿童读经就是读史
语文教育专家商友敬先生曾对“读经”有过如下精彩的表述――“坐着读”的书，不管是什么，都不是“经”而是“文”。清代学者章学诚有句名言：“六经皆史。”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商友敬先生的“反对”和“支持”，他支持的是把古代经典作为“文”的学习资源，反对的是对它的顶礼膜拜。为此，笔者设计了《小学生国学经典学习调查表（1）》，对参加我校“国学社团”的40位成员进行了问卷调查。这些成员大都来自本校四年级的各班，参加“国学社团”的学习和活动为一个月的时间。
选择题1：你学习国学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选择a“有趣”的占30%；选择B“有意义”的占70%；
问答题1：你学习国学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有31位学生提到“了解了历史和古人的事迹”。
从学生的角度看，学习国学经典是一件较为有意义的活动，其意义很大成分是通过学习使得他们对中国的历史及文化有了较为广泛的了解。
选择题2：下列哪些情况是你接触国学的主要途径？
选择a“通过书籍”的占7.5%；选择B“通过父母”的占5%；选择C“通过教师”的占87.5%。
这就是说，学生对国学学习的途径较窄。作为青少年，了解和接触古代文化，除了学校教育外就很少再有其他途径，而学校教育有必要为学生提供这样的教育资源。
通过分析，我认为在国学课堂中启智是关键，即教师要有意识的在国学教学中增加思辨的成分，补充相关的历史知识，创新语文知识的呈现形式，从而增加学生在国学学习中的收获。
二、利用儿童生活视角的特点，培养国学兴趣，儿童也能读经
在支持国学经典进入课堂的理论中，有一点是值得大家思考的。关于这一点，在苏教版《古诗文诵读》的序言中，周德藩先生曾有这样的阐述：一个人在接受早期教育时，总是被动的；然而到了成年之后，几乎每个人都会后悔自己接受的教育太少。因为，孩童时期是一个人记忆能力最强的时期，如果在此时期能大量记诵古诗文，对人的一生治学、修身无疑是有益的。
从教育的角度看，教育者立足长远的发展，对受教育者采取适度的强制，是可以的、可行的。这种强制的记诵是符合儿童记忆的科学规律的。但与之相悖的是，若都如此而为之，就难免走到盲目崇信、丧失人格的教育对立面去，而这恰恰也是一些反对读经，反对将传统文化经典引入课堂者所担忧的。
在笔者为参加“国学社团”的成员设计的《小学生国学经典学习调查表（2）》中，以下几题的答案也许多少可以说明问题。（对象仍是40名来自四年级各班的小学生）
选择题1：学校开了不少课程，哪些是你喜欢的？请选出你最喜欢的三项。
选择题2：你为什么喜欢上这
（注：表格中数字为选择本项的人次）
作为一门课程和教学资源，国学课程和其他课程一样，教师如果组织得法、取舍得当、符合学生特点，则受学生欢迎，则有利于教学效果的提高。
选择题3：在以往学国学的过程中，你遇到的主要困难是什么？
选择a“不认识的字”的占7.5%；选择B“不理解”的占12.5%；选择C“能激发自己兴趣的东西少”的占80%。
从上面的统计中我们不难分析出，绝大部分学生已然明白国学学习的意义，已有学习的内驱力，他们在学法上倾向于教师能提供趣味性强、生活性强的课堂资源。这显然符合小学生学习的规律，也正是我们推广国学教育的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