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篇1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引进来走出去
一、前言
自2008年美国金融次贷危机以来，外商直投资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冲击。“十二五”时期全球的经济正处于曲折的发展阶段，FDi能够缓解技术创新和融资难的压力，外商对华投资已经对中国的经济产生了很大影响。截至2006年底，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资企业近60万家，实际累计吸收外资金额7040亿美元，当年实际利用外资369亿美元，同比增长12.9%，[1]中国已连续15年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是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商在河南、安徽、湖南等中部地区进行投资，以寻求市场，利用中部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资源加以引进的新技术，带动中部地区崛起。
河南省作为我国中部省市，在“中部崛起”战略中，经济发展迅速，近五年来尤为明显，2011年GDp达到2.7万亿元，同比增长11.6%，位居全国第五。但是，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与沿海城市相比都存在较大的差距。2011年全国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为1160.1亿美元，而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仅为76.8亿美元，仅占全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6.6%，居于第十五位。[2]
二、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
河南省首次打开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门是在1979年，30多年来，我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基本上呈上升趋势，但其间也有一些曲折，我们可以把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萌芽阶段（1979～1984）
1979年7月1日，在我国召开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国家领导人第一次颁布了关于利用外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是我国颁布的第一部有关利用外资的法律，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拉开了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序幕。
第二阶段：初步发展阶段（1985～1990）
改革开放后，为了吸引外资弥补国内资金需求，国家又颁布了一些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使外商在我国国内投资得到了进一步的保障。但是，改革开放的政策首先是在沿海地区和经济特区实行，河南省作为一个内陆省份，在区位选择和政策上不占优势。而且，我国对外商直接投资对行业和地区进行限制，所以制约了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在这一阶段，我省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缓慢、规模小，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主要以借款为主。
第三阶段：稳步增长阶段（1991～1997）
这一阶段，全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局面进入的崭新的局面，河南省也对外商直接投资作了新的部署。1991年4月，河南省首次对外开放会议在郑州举行，大会确立了“优化环境、外引内联、四面辐射、梯次发展”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1994年5月，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经历了3年的起步阶段，河南省委会五届九次会议又集中研究了对外开放工作，这为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奠定了基础。但是这一阶段，外商直接投资仍然没有成为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并且存在利用外资质量不高，资金到位率低等问题。
第四阶段：滑坡阶段（1998～2001）
自1997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环境出现了动荡。亚洲金融危机伴随着国内的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不但使世界经济整体滑坡，我国利用外资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至2001年，外商直接投资跌至谷底，当年的利用外资35861万美元，仅相当于1998年的55.39%，合同利用外资从1998年的353项减少到2001年的224项。[3]整体来看，这一阶段，外商投资规模有所波动，协议金额下滑幅度较大。
第五阶段：快速增长阶段（2002至今）
这一阶段，我国对外商投资采取的鼓励机制，比较倾向于外商对中西部的投资，鼓励外商投资的企业由沿海向内地延伸。河南省为了吸引外资，利用特有的区位优势，努力营造外商投资的环境。例如，促进与东部地区的经济技术合作、举办经济贸易洽谈会、成立外商投资中心等，在2012年，外商直接投资出现了快速增长的状态。
三、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发展速度虽然处于增长阶段，但仍存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偏小、结构不合理、来源地过于集中、区域分布不均衡、外商投资方式单一等问题，这些问题制约着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的进程。
（一）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偏小
自1978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虽然曲折发展，但总体上发展比较迅速，河南省的地区生产总值位居全国第五。同期我国外商直接投资达到了1160.11亿美元，河南省仅占全国的8.69%，说明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总体偏小，与河南省整体的经济状况不相符。因此，总体规模小是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必须面临的问题。
（二）结构不合理
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投资于河南的劳动密集型第二产业的制造业，而投资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例相对较小，制造业的产业链条相对的短，而且深度低、配套能力弱、项目单一，属于初级发展类型，难以形成产业集聚效应，更不能形成较强的产业群，不利用第二产业的发展。在第三产业中外商主要投资于房地产业，而不是投资于具有良好的发展前途的新型产业以及金融业等服务业。可见，外商直接投资到河南主要是为了利用大量的廉价的劳动力，这不利于河南产业的发展，不利于河南形成良好的“三二一”的产业结构形式。
（三）来源地过于集中
根据分析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的分布状况，发现河南省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来源于香港、台湾等亚洲地区，尤其是香港。来源地过于集中说明了河南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范围较小，应该在以后的吸引外资的过程中，加大对河南省形象的宣传力度，让世界人民了解河南，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来到河南进行直接投资。
（四）外商直接投资分布区域不均衡
外商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河南的郑州、洛阳两个城市，郑州、洛阳两个城市占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49%左右，而其他16个省直辖市仅仅占了全省外商直接投资的51%，说明河南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分布的不均衡。郑州市占到了全部的31%，而开封等几个城市仅仅占到了全部的2%左右，差距很大，外商直接投资的差异会直接影响到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为了能够缩小地区的差异应该在外商直接投资较少的地区加强吸引外资进行投资。
（五）外商直接投资的投资方式单一
由2007～2011年之间的外商直接投资方式可以看出，河南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主要以独资和合资经营方式为主，其他投资方式很少，外商股份有限公司的比例越来越小，故河南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单一。
四、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建议
从1978年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2004年又提出“中部崛起”战略，中国在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积极引进外资，但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增加的同时，也给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机遇与挑战。
（一）改善投资环境
为了吸引大量的外资进入河南，河南省必须对外商投资的基本环境作调整。改善河南省的投资环境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硬环境（能源、通讯、交通及其他基础设施）和软环境（政治、法制、政府效率与服务质量）。一方面，必须加快硬环境的改善，尽可能的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加快交通、通讯及基础产业的建设，突破基础产业发展的“瓶颈”，为外商投资创造一个良好的硬环境。另一方面，改善投资环境的软环境，就要迅速转换政府职能，加大开发力度，尽快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要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压缩重叠的行政机构，简化审批程序，放宽限制，缩短审批时间，改进服务方式，提高行政效率，实现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二）扩大引进外资规模
河南省近几年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投资总额仅占全国的不到10%，这与河南省经济发展情况极不相符，为了扩大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必须从提高承接产业转移能力和加强产业集聚效应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提高承接产业转移能力，必须利用本省的比较优势，着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外商引进的技术管理相结合，不断提升自身的产业与世界接轨的能力，合理开发资源和能源，使其实现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要不断加强产业集聚效应，向外商投资提供更大的选择空间，加快外商直接投资与本地企业的关联效应，使外商更快地融入产业集聚中，加强本地产业的集聚效应。
（三）加大吸引外资的产业导向
外商直接投资在河南省内的产业流向第二产业占据70%，第三产占据24%，第一产业仅占6%左右，而外商直接投资在第二产业中的产业流向主要是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于制造业主要是一般加工，一般加工业已经趋于饱和状态，若外商继续投资一般加工业会导致产能过剩的状况。所以，必须将外商直接投资由资源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相对于劳动密集型来说，技术密集型更有利于地区的经济发展，能更好的推动河南省经济的发展。
河南省作为我国的农业第一大省，而外商投资在农业的比例相对较少，我省农业的基础设施和劳动力资源比较充足，但缺乏合理种植的农业技术人员，没有足够的金融支持，这就要求外商应扩大对第一产业的投资力度，改变农业效率低下的状况。政府应给予外商相应的补贴促进外商对农业的投资。
（四）优化外资来源结构
河南省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主要来自于香港台湾，而来自于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相对较少。河南省应该在稳定港台等亚洲地区的投资来源的同时，加强对来自于欧洲、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地区和国家的外资的吸收和利用。在加大对外宣传的力度与范围的基础上，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多种方式向世界人民展示河南、宣传河南，让更多的人愿意到河南来进行投资。其次是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建立固定的招商引资机构，处理日常的招商工作，接收外商对相关政策的咨询了解，定期在当地举行招商引资会、贸易会、文化节之类的活动，吸引外商来河南进行考察投资，形成一个招商引资的良好机制。再次，增加与国际知名企业的交流合作活动，充分利用当地的留学生以及华侨为河南的招商引资牵线搭桥。
（五）协调省内地区引进外资
从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向来看，郑州、洛阳两个城市占了外商直接投资的49%左右，而郑州就占了31%，其他省直辖市最少的仅占2%。由此可见，外商在河南的直接投资分布极不均衡。为了协调省内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平衡发展，政府应该根据直辖市的地理位置和资源情况，充分运用当地的比较优势，尽可能协调省内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分布。例如，郑州作为“中原城市群”的轴心，应该在对外的经济开放过程中发挥带头作用，使得“中原城市群”成为全省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的主要平台，充分发挥郑州的外商投资的龙头作用；开封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应该充分发挥在旅游方面的优势，大力吸引外资到旅游产业进行投资，通过外资的引入达到发展本地的旅游业的目的等。
（六）拓展外资进入方式
河南省的外商直接投资方式主要是独资和合资经营，这是限制外商进入的一个重要原因。河南省应该在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上拓宽原有模式，如引进外资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保险公司和财务公司等。这些金融机构的进入不仅拓展外资投资方式，还能够有效的改善外商投资环境，加强河南与世界的联系。同时，应该引进现在国际通行的跨国兼并收购等投资方式，鼓励跨国公司通过参股、收购、兼并参与到河南省的国企改革中，对原有资产的优化重组，通过这个过程不仅可以接触到国际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还能够很好的解决国企改革中存在的资金、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困难，促进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和规范化发展。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要保证国有资产的安全，有效的管理国有资产安全，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
五、结论
随着中国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外商直接投资开始慢慢渗透中国内陆，但在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种种不和谐的现象。外商直接投资入驻河南省，投资偏向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忽略了技术进步和管理经验的引入，这将导致我省对外的经济竞争力增长缓慢，城市综合竞争力不强。人才的培养应是省内引进外资的一大重要方向，在引进外资的同时，政府应采取措施留住人才，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使用环境，培养一批本省特有的高科技人才，发展本地的特有产业，增强同他省的竞争力，促进经济的发展。河南省作为经济欠发达省份，充分利用FDi促进经济增长，是实现经济腾飞的重要手段。
（作者单位为云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作者简介：谢玉颖（1991―），女，河南周口人，云南民族大学大学经济学院国际贸易学专业2014级研究生。]
参考文献
[1]希望海外华商投资中西部和东三省[DB/oL].http：///？action-viewnews-itemid-12795，2007-09-08.
[2]朱志鹏.河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研究――基于中部六省的比较[D].北京：中国地质大学，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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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洪志鹤.新时期河南省利用外资的思考与分析[J].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3）.
[5]李宁宁.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问题研究[D].开封：河南大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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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篇2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亦称契约式合营企业，其投资形式较为灵活、合作期较短、风险较小。20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各项制度尚不完善、不透明，国内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落后，总体投资环境较差，因此，中外合作在外商对华投资中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亦称股权式合营企业，20世纪90年代初以后，随着国内各项制度政策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外商投资环境进一步改善，外商投资信心倍增，因而合资企业渐渐取代合作企业，成为外商直接投资形式中数量最多的一种。
外商独资企业在1992年以后蓬勃发展，外商投资积极性空前高涨。而且外商偏向于对我国核心企业的合资与参股，并尽可能取得控股权或控制权，以期凭借资金、技术、管理与人才的优势在我国市场上取得绝对领先地位。因此，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外商独资企业的数目急剧增加。
1997年外商来华投资的企业中，独资企业的数量首次超过了合资企业。而从1998年起合同外资金额中外商独资企业一直多于合资企业。从2000年起，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中独资企业的比例开始超过合资企业，并呈逐年上升趋势,近两年来这种独资化趋势更加明显。
2002年，中国新批外商独资企业22173家，合同金额572.55亿美元；新批中外合作企业1595家,合同金额62.17亿美元；新批外商合资企业10380家，合同外资金额185.02亿美元。独资企业项目数量是合资、合作企业项目的1.85倍，金额则是2.31倍。与2001年相比，外商投资设立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在全国吸收外资总量（全国新批设立企业数、合同资金额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中的比重有所下降，外资企业（外商独资）所占比重明显提高。
北京市吸引外资方式的变化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方式的变化趋势在北京表现同样明显。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北京市外商直接投资方式的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6年之前）：合资经营方式为主导。1985―1995年间，合资经营方式的项目占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的60%以上，协议投资金额及实际投入资金均占据半壁江山，但呈逐渐下降趋势。合作经营方式居第二位，其协议金额及实际投资均占三分之一左右。独资经营方式处于低速发展阶段，其签约项目由最初的零发展至27%，协议金额发展为11%，实际投入为7%。
第二阶段（1996―2000年）：独资经营快速发展阶段。在外商对京直接投资进入持续稳步发展阶段之后，由于投资环境的改善，特别是各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政策付诸实施，外商直接投资方式的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独资经营方式迅速扩展为北京市的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方式，且其地位呈上升趋势，独资方式进入高速发展时期。1996年，在北京市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签约项目中，独资经营占33%，比上年的27%提高了6个百分点，合资及合作经营方式均有所下降。在协议外资金额方面，独资经营占34%，比上年的11%提高了23个百分点。在实际资金投入方面，虽然独资经营方式仍居第三位，但也由上年的6%提高至18%，而合资及合作方式均有所下降。
第三阶段（2000年后）：独资经营方式占据主导地位。独资经营占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签约项目的50%，协议外资金额的57%，外商实际直接投资的62%，首次全面超过合资及合作经营，并继续保持上升趋势。
在改革开放初期，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北京主要采取中外合资与中外合作企业的方式，但近几年来，占主导地位的则是外商独资企业方式。特别是2000年，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金额中独资所占比重迅速的由1996年的33%攀升至56.97%，签约项目中独资比重占50%，外商实际直接投资金额中独资比重占62%，均大大超过了中外合资与合作企业。而且在以后的两年中，外商直接投资采用独资经营方式呈现出上升趋势。
2002年，北京市吸收合同外资金额总计28.1亿美元，其中，以合资方式吸收合同外资7.81亿美元，以合作方式吸收合同外资4.12亿美元，以独资方式吸收合同外资15.38亿美元，占全部合同外资额的54.7%。同年，北京市实际利用外资17.9亿美元，其中，以合资方式实际利用外资5.52亿美元，以合作方式实际利用外资2.99亿美元，以独资方式实际利用外资9.41亿美元，占全部实际利用外资的53.6%。不论是合同外资，还是实际利用外资，独资方式均超过了合资、合作方式的总和。设立外商独资企业成为北京市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
以上这些事实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在北京的发展已经呈现出“独资化”趋势，独资企业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外商直接投资在京的主要发展形式。
独资化动因分析
一、国内原因
外商独资企业数量急剧增多是我国近年来外商投资信心倍增的集中表现，也是我国投资环境不断改进的必然结果。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拓宽引进外国资金的途径，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1990年由国务院批准、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为外商投资企业的兴办提供了可靠法律保证和操作依据，大大推动了外商独资企业的投资活动。2001年，国务院对《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做了进一步修订，对采用先进技术和设备，从事新产品开发的外资企业实行一系列鼓励措施，改善了外商投资环境。
另外，我国招商引资初期，在行业开放及股权结构等方面有一些限制，过去规定合资企业中外商持股不许超过49%，国内占51%，尤其是一些重要行业如汽车、通讯器材等，规定跨国公司必须与中国企业合资才允许投资。因此，合资是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的主要投资和经营方式。根据2001年4月份公布的外商投资产业规定，凡没有规定必须由中方控股的行业、企业，外商都可以在合资的时候直接控股。对外国投资者来说，投资方式的选择将更多地取决于其自身的发展需要及战略考虑。中国国内经济形势的稳定和投资环境的改善降低了投资风险，增强了外商的投资信心，使其乐于采用独资企业的形式。
二、外商原因
外商直接投资由合资向独资的转变，是企业成本与收益变化、对比的结果。
外商在考虑采用何种组织形式来设立投资企业时，一个根本出发点便是以最小的成本来获取最大的收益。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对于那些想要进入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来说，它们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不明确的，到底是像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那样去完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管理体系，还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或者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点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确实不明确，最初的做法就是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第二，社会经济活动所必需的基本法律不存在，市场本身也不完善，在各种生产要素市场里基本都存在着政府的管制。第三，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整个社会的经济行为规则与国际不接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那套企业管理和市场营销准则并不能直接应用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这种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由于以上原因，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时首先考虑的就是合资企业，以减少出资额，降低风险，并利用中方合资者在东道国的销售网络、人事关系等资源优势，取对方之长补自己之短，大大降低其自身的“学习成本”。
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经济形势平稳，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政局稳定、法制日益健全，上述不确定性因素逐渐消除，随着外商对中国政策、市场以及文化的逐步了解和适应，合资或合作经营方式的收益大大降低。相比之下，各种交易成本、成本却越来越大。合资企业在几年发展中，尽管有不少成功的案例，但是由于管理理念不合或因文化差异等原因导致内耗大幅度增加。据一项国际性的合资企业调查报告显示，合资企业的成功率一般只有1/3。很多跨国合资企业在管理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合资双方在企业管理和文化上的冲突，来自不同的企业管理者在工作方式、思维方法等方面均有很大的差异，双方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进行日常协调，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较高。其次，由于股权分散带来的管理权限的分散，企业决策时不能更好的实现自己的意图。另外，当投资者拥有技术、管理等优势时，合资方式可导致这些知识型无形资产的迅速扩散，使东道国受益，对外方投资者来说是一种损失。并且，由这些无形资产所带来的垄断利润要与东道国合资者一起分享。
相比之下，在投资环境改善的条件下，独资企业自身的优势得到进一步发挥，采用独资经营方式的收益大大增加。
独资企业是由外国投资者单独投资设立的企业，其全部资本都归外国投资者所有，包括所有的技术、固定资产、流动资金等，是拥有百分之百外国资本的经济实体。独资企业一般是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享其利、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经济组织或法人实体，它可以独立经营自己的业务，可以自主地决定企业的组织形式，可以自行聘用国内外职工，也可以按劳动合同制规定解雇职工。正是这种生产与经营的自主性，使独资企业具有许多倍受外国投资者青睐的优点。外商直接投资者采用独资经营方式可获得的收益主要有：
首先，建立拥有全部股权的公司，外商可以控制关键的决策，提高经营管理效率。
这种经营效率的提高在企业设立之初便可体现出来。在计划设立跨国合资企业时，双方要进行繁琐的谈判协商，投入大量的交易成本。而在设立独资企业时，外商可以根据其母公司的成功案例，将其在东道国加以复制，从而大大降低企业设立的前期准备，节约了时间，降低了成本。麦当劳、肯德基在许多国家的成功便是一例。在企业正常经营过程中，外国投资者可以全面应用其科学管理方法，避免合营企业和合作企业经营决策中的矛盾和冲突，从而提高办事效率。另外，全部资本由外商投入，也可以优化企业的资本结构，提高资金运作效率，还可以避免发展中的短视行为，更加注重企业的长远利益，不断提高管理效率，增强企业实力。
其次，与合资经营方式相比，独资能更好地保护外商的生产专利或技术、经营管理经验等无形资产。从历史上看，美国的企业在进入东道国市场时，一直偏好建立拥有全部股权的子公司，其目的是为了控制关键的决策并保护其技术专利权。由美国的例子可见，只要跨国公司拥有各种各样可以带来企业优势的无形资产，它们就会选择独资新建企业的方式进入东道国。这时，以知识资本的形式存在于企业内部的无形资产可以很廉价地转移至国外的子公司，同时又可阻止东道国的投资者分享由这些无形资产所带来的垄断利润或租金。由于无形资产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以契约投资的方式与东道国合伙人共同建立合资企业，将会导致知识型的无形资产迅速扩散，即东道国的企业通过“边干边学”成为跨国公司的竞争对手，从而出现成本问题。因此，为避免这种成本损失，选择独资企业投资方式是拥有无形资产优势的跨国公司的惯常做法。
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采用独资经营方式后，由于企业保密程度很高，可以保证某些高精尖技术不落入其他企业之手，有利于保持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地位。因此，外国投资者就能够大胆地投入某些在世界上具有领先地位的技术和设备，采用较为先进的管理方法和先进工艺，更多地开展研发活动。
北京市外商直接投资新的投资热点之一便是研发中心的设立。1997年以来，跨国公司对研发投资越来越重视。在跨国公司投资的项目中，多个跨国公司在北京设立了研发中心和实验室。外商不仅投入资金，也在不断地向北京地区投入技术力量，力求研发和生产的本地化。1994年加拿大北方电讯公司在北京投资成立了合资研发中心：北京邮电大学――北京电讯电信发展研究中心，这是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的首家研发机构。之后，跨国公司独立研发机构的设立逐步增多，到1999年7月份，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的独立研发机构有34家，北京是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独立研发机构最集中的城市，设在北京的跨国公司独立研发机构已达18家。
据有关调研报告显示：跨国公司在华从事研发活动，必须考虑技术保密问题和技术领先带来的收益问题，因此倾向于采用独资和控股的股权结构，其中采用最多的股权结构是外方控股的合资企业，占全部样本企业的52.6%；其次是外商独资企业，占23.7%；再次是中方控股的合资企业，占13.2%；最后是双方等比例股权企业，占10.5%。外商独资和外商控股企业共占76.1%。调研结果表明，具有研发活动的跨国公司投资企业，倾向于采用能够控制企业的股权结构。并且，愈是技术处于领先地位的企业，愈是倾向于采取独资的形式。因此，外商在北京市研发投资的兴起，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外商直接投资独资化的发展。
第三，与合资经营方式相比，独资经营方式受政府的干预较少。较多的中外合资企业必须接受政府指定的某些人员，这些人常常是合资企业不需要的或认为不合格的。更严重的是，合资企业解雇员工常常需要得到政府批准，这是合资企业在人事上受到的干预。另外，合资企业还需接受国有资产管理、审计等各部门的干涉，所受影响较多。而独资企业由于全部资产由外商投入，自主性很大，因而所受干预较少，有利于其经营管理活动的开展。
第四，独资经营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销售网络，扩大产品销路。独资企业的产品全部由外商在自己的销售网络中销售，而不必受东道国政府内外销售比例的制约。这样可以充分参与市场竞争，占领当地市场，扩大营销网络，而且可以保守自己的销售技巧，减少商业秘密泄露的机会。由于独资企业在企业内部制度等方面具有优势，而且随我国投资环境的逐步改善，这些优势日益明显并逐渐发挥显著作用，从而大大提高独资企业的生产效率，降低其经营成本，并显示出合资企业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因而其数目也在日益增多。
第五，独资经营可以更好地服务于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的实施。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各跨国公司为了尽快尽早地在全球范围内布好自己的棋子，就要加强对投资子公司的控制，寻求更大的控股权或独资权。股权控制被认为是母公司对子公司实施控制的最关键环节。假如把除一般员工而外的生产要素占有都折合成份额不同的股权，那么，股权控制就成为母公司实施对子公司控制的决定性因素。
由于独资企业是跨国公司全部拥有股权的企业，受其完全控制。在母公司内部一体化的体制下，可以帮助母公司实现其战略目标，分担一定的任务，发挥一定的作用。例如独资公司凭借母公司在人员、技术和销售方面的优势，击败竞争对手，占领当地市场，实现母公司的全球化战略。在这个意义上，全资子公司应能最充分体现母公司对它的投资、发展方向和资源配置意图。由合资到独资的变化，可以更好地为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的战略服务。
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篇3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国际收支潜在风险
外商直接投资从资本形成、技术扩散和促进竞争等途径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效地弥补了我国国内资本不足，有利于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并促进国民收入提高。与此同时，随着fdi规模的不断扩大，其对我国国际收支的影响开始显现，一方面每年流入的巨额外商直接投资，为我国资本项目带来大量的顺差，外资企业的出口也带动了我国出口的发展；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也对我国国际收支带来很多潜在的风险，国际经验表明，由于引资政策的不慎造成的国际收支失衡，往往是一国金融危机爆发的诱导因素。因此，有必要对这种影响进行深入的分析，以减少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国际收支的潜在风险，防范国际收支危机。
fdi影响国际收支的渠道
从外汇流入看，在外商直接投资成立时，以汇入资本金形式带来大量的外汇收入，形成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成立后，在企业“差”之内可以自行借用直接外债，流入的外债将扩大资本与金融顺差。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商投资企业本身出口、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中国部分进口产生的替代效应，将增加出口、减少进口，从而带来贸易顺差。而从外汇流出看，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成立初期的设备进口、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原材料及零部件进口、支付外方的技术转让费等服务贸易项下支出、外商投资企业汇出利润、股息、外商投资企业资本撤回等，都将减少相应项目的顺差甚至形成逆差。
由此概括fdi对国际收支具有正、负效应：fdi流入造成的资本流入、fdi利润再投资造成的资本流入、fdi流入引致的外债流入、fdi外资企业出口增加、外资企业生产进口替代品造成的进口减少是对国际收支影响的正效应。外商投资企业的设备进口、原材料进口、服务贸易项下支出、投资利润汇出、fdi的资本回流、对国际收支的负效应。国际收支的净效应将取决于上述各项金额的对比。
fdi对资本与金融账户收支的影响
（一）fdi对贸易账户的影响
贸易项目余额反映一国的产业结构和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以及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表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自我创汇的能力，是一国对外经济交往的基础。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出口贡献是显著的。1986-2007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累计11.8万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累计进出口6.1万亿美元，占比达52%。其中，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累计3.2万亿美元，占比50%，尤其是自2001年以来，外商投资企业每年出口占全国贸易出口比重均超过50%，2004-2007年出口占比更是达57%以上。
（二）fdi对服务贸易账户的影响
2007年，我国服务贸易总规模2523亿美元，较1985年增长约43倍。在规模扩大的同时，经历了从较小顺差到较大逆差的过程。1985年服务贸易账户顺差6.22亿美元，2007年，逆差79亿美元。我国服务业竞争力本来就较为薄弱，而因为加入wto，电信、金融、保险、旅游等服务贸易逐步开放，导致服务项下逆差扩大。
（三）fdi对投资收益账户的影响
fdi规模的扩大导致投资收益逆差增加。投资收益相对于直接投资具有滞后的变化特点，因为正常的收益要在生产经营若干年内才会产生。尤其值得关注的是，2005年，投资收益在连续10年逆差后，出现91.15亿美元的顺差，主要的原因：一是在于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由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和预期，使得投资收益滞留在境内，推迟汇出。二是2005年之后，我国经济发展迅速，部分行业出现过热现象，资本市场发展较快，外商投资企业利润境内再投资增多。而滞留在境内的利润以及利润再投资所产生的利润，在人民币升值压力缓解后和国内经济出现下滑迹象时，将可能导致集中汇出的情况，给国际收支带来更大的潜在风险。
外商在我国的投资收益远远大于我国对外投资收益。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外商在华直接投资收益率约为13%—15%。与此同时，1985-2007年，我国在国外直接投资存量仅1076亿美元，仅为同期外商直接投资的14%，存在严重失衡。而且由于国际化经营水平较低，境外投资企业投资效益普遍偏低。总额偏小加上收益率低，使得利润汇回远小于我国的利润汇出。从官方储备看，外汇储备是我国目前最主要的外汇资产，2007年底，外汇储备1.53万亿美元。从外汇储备经营的安全性考虑，我国资本输出的主要方式是购买美国国债，收益率为3%-5%左右。因此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对外投资都是低收益，与外国在华企业的高回报相比，投资利润流出大于投资利润流入，导致了国际收支中投资收益项目出现逆差。
fdi对我国国际收支潜在风险的影响
（一）抵销经常项目账户顺差
长期的、由fdi资本流入带来的国际收支顺差最终会导致经常项目的逆差，fdi实质上是一种融资方式，其存量为债务，所得利润可以被视为借款利率。长期资本形式进入的资本最终会汇出所得利润，也会影响经常项目。从国际经验看，比如2007年底蔓延的金融海啸中，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原来投资在冰岛、中东欧等国家的外国资本迅速回流，海外资金大量撤离，导致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面临财务困境，国家外汇储备下降，汇率大幅度贬值，国际收支严重恶化。从目前我国资本和金融项目看，由于fdi大量流入，该项目持续顺差，从1985年开始，有12个年份超过经常项目顺差额，从长期看将不利于我国国际收支的稳定性平衡和主动性平衡。
（二）逆转国际收支差额
进行国际支付的主要项目包括进口付汇、服务贸易付汇、投资利润汇出、外债还本付息及资本撤出。国际支付能够顺利进行的最终条件是国家具有充足的外汇，这就需要保持一定规模的国际收支顺差。而由于fdi的大量流入，造成经常项目顺差减少，fdi流入也下降的话，当前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局面就会发生逆转。首先，随着每年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将形成外商直接投资的存量，存量决定了未来汇出中国的利润的数量。其次，fdi成立初期，通常需要进口设备，对东道国国际收支显然是负效应。第三，如果fdi企业面对国内市场或投资于第三产业，企业出口很少甚至没有，则不能增加东道国的出口，而仍会有一定的服务贸易支出，进而使得国际收支出现赤字。最后，对于已分配的利润中的一部分，外国投资者可能选择境内再投资的形式，随着利润再投资的滚动效应，将对国际收支造成更大的潜在风险。
（三）影响国际收支顺差结构
外汇储备是一国国际储备中最重要的形式。外汇储备源于经常项目盈余的比例越大，其基础就越稳定，源于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的外汇比例越大，其基础则越脆弱。因为资本流入后，其特质决定了将要还本付息，而且从长期看，这种长期资本最终的还本付息额也将大于其最初的流入额。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长期严重失衡，一旦发生金融事件，外资大量流走，极易给我国资本与金融项目带来风险。
（四）加大人民币汇率稳定风险
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为我国经济金融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而fdi的大量流入对人民币币值稳定却具有潜在风险，一般表现在外资流入时会带来本币升值，而在流入减少或流出时，则伴随着本币贬值。2002年底以来，在国内经济发展良好和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两方面作用下，外资流入境内的迹象加强，外汇供给的增加进一步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应对风险的政策建议
（一）调整引资战略，优化引资结构
以产业结构优化为导向，制定引资政策。根据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目标，调整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加强管理，严格评估，对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投资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对高能耗、高污染及生产能力过剩行业进行严格控制，通过加大对外商投资选择的政策导向力度，引导外商投资企业改善投资结构，转变增长方式。
以规模适度性为原则，调整引资观念。利用外资的规模要与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相适应，综合考虑当年国际收支状况，对利用外资的规模进行宏观控制。改变传统的以数量为主的外资政策，改变目前地方政府将“招商引资”作为任务进行考核的模式，避免单纯为引进外资而引进外资、为完成指标而引进外资。
以培育自主创新为目标，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将利用外资与提高我国企业的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相结合，利用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推动技术进步，增强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增强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主体，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
（二）均衡国际收支管理，支持企业“走出去”
可以推动国内的母公司产品出口，增加内资企业在出口中的比重；可以取得一定的服务贸易项下收入，抵补我国服务贸易逆差，随着我国对外投资的数额不断扩大，投资收益汇回额度也在不断增加，会缩小投资收益逆差。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使我国的外汇资源得到更加有效的利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因此综合运用多项政策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是降低我国国际收支风险的重要举措。
（三）依托科技手段，完善统计监测
调整统计口径，实行外债全口径统计。由于外资的留存利润实际上已具备了外债的各项特征，因此，在考虑到偿债能力时必须将这部分准外债统计在内，明确规定“未分配利润”的不分配最长期限，超过期限时，会计师事务所必须在审计报告中如实披露，并及时调整账目，记入企业外债，纳入外债规模管理从而在引资规模上结合我国外债规模进行考虑，保证引资的安全性与流动性。
依托科技手段，建立完善的监测机制。2008年，外汇局在全国推广运行外商直接投资管理系统，已将外商投资企业利润汇出纳入系统管理。当前要继续完善直投系统功能，增强外商投资企业利润分配流量和存量变化的统计监测，对外商投资利润留用总量和结构比例进行统计监测。加强对利润汇出情况的分析，把握外商投资的总体及平均利润率水平，比较外商投资企业实际汇出利润的水平，控制利润汇出水平。
建立以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资本金流入、企业外债存量、企业外汇年检数据和企业国际收支申报数据为参照对象的预警防范体系，加强数据的比对分析，对企业经营情况、利润分配及汇出情况做到及时准确把握，强化对利润存量和流量异常情况的分析监测。
此外，还需要保持币值，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有助于企业稳定商品价格，开展对外投资，实现外汇收支平衡。因此，应渐进性推进我国目前的强制结售汇制度向意愿结售汇制度转变，大力推进外汇市场，逐步形成更加富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参考文献：
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篇4
关键词:中国;利用外资;不平衡
早在1948年,哈罗德在阐述其经济增长模式时,就提出当国内储蓄不足以支持理想的经济增长率时,应该利用国外储蓄(引进外资)来提高储蓄率。纳克斯认为应当利用外资的直接、间接利益来加快国内资本形成,以突破贫困的恶性循环。1960年,罗斯托的“起飞理论”给出:资本输入可以帮助一国经济起飞阶段的有效投资率达到10%或10%以上的条件。而第一个关于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的较为系统的理论是钱纳里和斯特劳特的“两缺口”模型,即为维持经济的一定增长速度,储蓄缺口与外汇缺口必须保持平衡,而吸收外资可以同时填补这两个缺口。诸多理论告诉我们,利用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但诸多实践同时告诉我们,利用外资发展经济同样要付出代价。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在利用外资上取得了优秀业绩,但在很多方面也呈现出极不平衡性,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因此分析评价当前中国利用外资中的不平衡性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利用外资不平衡性的形成
(一)地区间利用外资的不平衡
地区间利用外资的不平衡性主要体现在总量不平衡和效率不平衡。
1.总量不平衡。地区间利用外资总量不平衡指我国各地区吸引外资总量的水平不一,主要是量化指标。把全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我国在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的利用外资中,东部地区占绝对优势,明显呈“东高西低”的基本格局。20世纪90年代初,这种地区差异就表现得十分突出,当时东部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为29.7亿美元,占比高达93.9%,而中西部地区比重分别为3.87%和2.26%,东部地区相当于中部地区的23倍,西部地区的33倍多。到了2006年,东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上升6.28%,在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总量中的比重为90.3%;中部地区占比为6.2%;同时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为21.8亿美元,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比重比2005年上升0.3个百分点。可见,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仍高度集中在沿海地区,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东中西部利用外资的总体格局尚不会有根本变化,但差距将会有所缩小。
2.效率不平衡。利用外资的效率,即利用外资的质量和业绩,这里引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在《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中首次提出的衡量各国利用外资的业绩指数,即一定时期内某地区FDi流入量占全国FDi流入量的比例除以该地区GDp占全国GDp的比例。若指数大于1,说明该地区吸收了相对于其GDp而言更多的外资;若小于1,说明该地区吸引的外资低于应该达到的数量;等于1则说明该地区FDi流入规模与GDp比重相等。显然,东部地区吸收的FDi的业绩高出中西部很多,前者是后两者的3.3和10倍。综合来看,沿海省份利用外资的总体效果要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且沿海省份利用外资的规模大于中西部地区,但是部分沿海省份利用外资的质量却落后于中西部地区。
(二)产业间利用外资的不平衡
利用外资产业不平衡主要指外资流向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不平衡,以及在各个产业中的行业分布也不平衡。经过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第一产业农业利用外资虽然稳步增长,但是整体比重较少;70%以上的外商投资都集中于投资少、见效快、盈利高的第二产业上;其次是第三产业。另据商务部统计,虽然从2002年到2006年第三产业在中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中占比上升较快,其中,批零贸易及餐饮、金融和保险业占比分别从2002年的1.8%和0.2%上升到2006年的4.2%和0.5%,投机性较强的房地产业吸收外资从2002年的56.6亿美元上升到2006年的82.3亿美元。但整个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仅为23.92%。由此看来,外资的投向与我国的引资目标存在偏差。
(三)利用外资方式的不平衡
我国现在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可以分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和利用外商间接投资两大类,其中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又有合作经营、合资经营和外商独资等三种主要形式,而利用外商间接投资一般有利用借款和境外上市等形式,再加上一些特殊的利用外资形式如补偿贸易和加工装配。这里所说的利用外资方式的不平衡,是指少数方式占了总外资额的大部分,经分析可知,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占有绝对优势,年年所占比重都达90%以上。而外商直接投资则经历了从合资为主到独资为主的转变。1997年以前,我国利用外资以合资为主,独资虽然在所占比重上不如合资经营,但呈现了一定的上升趋势;加入wto后,无论是项目数量、合同外资金额和实际使用金额,外商独资企业均超过中外合资,成为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2006年外商独资企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超过合资企业达到462.81亿美元,而合作经营类型一直不受青睐。外商间接投资发展缓慢,份额较少。
二、形成中国利用外资不平衡性的因素
(一)政策因素
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允许广东、福建实行某些“特殊政策”,并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四个经济特区,成为我国对外开放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试点“窗口”。1984年又开放沿海多个港口城市,从北到南形成了一个开放城市带。1985年,国务院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的厦门、漳州、泉州一带划为沿海开放地区。90年代初,国家又决定建设上海浦东新区,由点及线至面最终形成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同时,我国政府在制定“七五”计划时,已经明确了对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的划分,并针对不同地带的地区实行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使沿海地区率先走向国际市场。可见,我国各项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台基本上都采取了由沿海向内地逐步展开的梯度推进方式。这种推进方式给东部沿海地区吸引外资带来了明显的先发优势。可以说,我国利用外资“东高西低”的格局与政策因素密切相关。
产业的失衡也与政策的长期倾斜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经历了进口替代型经济向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型,2006年我国产品出口总额为9689.4亿美元,工业制成品出口为9161亿美元,占94.5%。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导致我国对制造业的重视,制造业成为外商投资的主要领域。而加入wto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政府给予了相应的扶持政策,引导外商投资更多地流向一些薄弱的第三产业部门,继续深化服务业的改革,扩大我国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的规模、深度和方式,以实现外商投资的产业流向与中国产业结构演进方向一致。
(二)区位因素
根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导致对外直接投资的三因素中,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是可以通过企业自身的发展而具备的,而区位优势是外生变量,只能通过投资主体在外界寻求,企业自身无法创造。从狭义的角度看,区位因素主要指地理位置上的差异,由于中国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初期,主要是发展外向型的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大多是“两头在外”的出口加工型企业,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运输成本和缩短交货期,需要相对有利的交通运输条件和畅通的物流体系。正因为如此,外商直接投资尤其是中国港澳台地区投资最初主要集中在广东、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这些地区交通发达,海运、陆运、内河运输相当发达,地理位置优越,形成进入我国的“东部大门”。交通部2004年10月26日公布的全国主要港口和内河港口,三大经济区覆盖了95%以上。根据规划,到2010年,我国将建成高速公路网5万~5.5万公里,其中,东部地区约1.8万~2.0万公里,基本形成高速公路网。相反,中西部地区由于远离沿海主要港口,对外交通联系不太方便,吸引的外商投资一直较少。
(三)要素禀赋因素
一般来说,要素禀赋主要包括自然环境、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的富存和质量。在改革开放初期,自然环境和廉价劳动力的供应曾经对外商投资的选择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但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外商投资产业层次的提高,劳动力素质、管理水平、当地资本供应和工业配套程度等因素越来越重要,成为外商直接投资首先要考虑的因素。从自然资源来看,我国各地区自然环境呈现由东至西优势度递增的梯度。但是,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区域状况来看,自然资源禀赋的影响作用不是很明显。从劳动力资源角度来看,它不仅包括劳动力数量,而且也包括劳动力素质和技能。东中部地区的劳动力资源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东部地区每万人拥有的专业技术人员、大学本科和专科毕业生数都远高于中西部地区,2005年三大地带之比为1118∶615∶464,70∶46∶30,80∶53∶27。这说明,总体上看,东部地区在科技教育方面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加剧了我国利用外资的不平衡。
(四)国际经济环境因素
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使跨国公司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角。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使得直接投资成为主流,我国利用外资来源的失衡与国际大环境的影响息息相关,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成功进展,为亚洲各国经济往来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尤其是中国巨大的市场和发展前景,使得我国在apeC中的地位明显提高,中国成为亚洲国家投资的首选地。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原来就与内地保持着稳定的贸易往来,2003年,Cepa出台以后,这些地区在优惠政策的保护下进一步加深了与内地经济的联系,其投资也大幅度提高。发达国家间的投资成为主体,占90%以上,且有逐年上升趋势。发展中国家也有增长,但增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我国来源于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比重少,而主要是来源于华人经济圈。
三、政策建议
利用外资不平衡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遇到的问题,每个国家具体情况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当前,中国经济仍处于经济转型期,在利用外资上,以下几点应该引起重视:
1.国家在政策上要加强对外资的区域投向进行引导,针对“先富”带动“后富”、“东部战略”等不平衡性政策,大力实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万商西进”等战略,鼓励外资进入中西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2.国家在产业引导上要偏向服务业和农业,吸引外商投资的产业政策重心应该转变到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产业良性发展上来。我国服务业本身基础弱,加之门槛限制,发展缓慢,政府应给予政策倾斜。如实施“两税合并”,2007年3月新《企业所得税法》出台后,服务性的外资企业由原来承担33%的税率下降到25%,就十分有利于服务行业外资企业的进入。另外,要针对我国农业大国、农业古国的实际,积极采用现代技术发展农业,为农业吸引外资提供条件。
3.加入wto后,FDi流入的规模和形式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需要及时制定或修改各种法律、政策以及制度安排来适应这些变化,适时调整我国利用外资不平衡的状况。
4.中国拥有位居世界首位的外汇储备,所以利用外资的主要意义已经不是资金,而在于技术、管理、制度等方面,应加大引资力度,采用多种形式吸引更多来自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先进外资,以期达到真正推动中国发展的目的。
参考文献:
[1]葛顺奇.中国利用外资的业绩与潜力评析[J].世界经济,2003.
[2]荆林波.外资对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影响[J].国际经济合作,2008.
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篇5
直投业务将有效改善券商的盈利模式
直接投资(privateequity，pe)作为一种新型的买方业务，其实质是对非上市公司进行股权投资，通过运作企业公开上市或收购后退出并获得超额回报。为获取高额的投资回报，直接投资已成为西方投资银行自营投资的重要领域，以及最重要的买方业务之一，无论是就投资规模、还是收益水平而言，直接投资都贡献甚巨。以高盛为例，2006年直接投资业务净收入高达28.2亿美元，仅投资工商银行和三井住友，获益就达14.64亿美元，直接投资业务对公司净收益的贡献为15.4％；2006年末，高盛的直接投资余额高达33亿美元(不包括对工商银行和三井住友的投资)，在自营投资中占比77％。高盛在我国境内的直投业务也早就开始布局，如2006年7月，高盛以3元/股收购了西部矿业3205万股股权，随着后者的大比例送转增以及派现，每股投资成本摊薄至0.34元。随着西部矿业成功上市，高盛的投资收益也暴增，按照西部矿业今年8月7日56.28元的收盘价计算，高盛的投资回报高达160多倍。
直接投资的开闸对于我国券商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首先是拓展了新的业务来源，提升了投资回报水平。统计表明，英美等成熟市场的直接投资年收益率一般在15％－40％之间。证券公司在承销、并购、投资管理等方面具备其他投资者所不具备的项目筛选、项目管理和资本运作能力，得益于此，证券公司从事直接投资业务，其投资回收期、投资回报水平要高于市场平均水平，因而保守预期券商开展直接投资业务的年收益率在30％－40％，对于投资能力和投行实力较强的券商而言，其收益率会更高。其次是提高了券商的投资能力，完善了投行产业链条，改善了券商的盈利结构。从投资业务来看，券商可以将投资领域扩充到非上市公司，能够分享非上市企业的高速成长，从而提升自有资金投资的回报率，分散投资风险：从投行业务来看，可以将产业链条延伸至私募股权融资，并介入到投资对象的公开发行、后续的再融资和并购等持续服务，从而打造横跨私募、ipo、再融资在内的完整的产业链，真正形成以客户为核心的投行业务模式，从投资对象开始起步时就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并随着投资对象的成长深层次地发掘和延伸客户潜在价值，从而成功实现从传统投行业务向新型投行业务的转型。
券商在直接投资方面有独特的竞争优势
券商作为资本市场的主要中介，其业务范围横跨资本市场的各个领域，是连接投融资双方的纽带和桥梁，这使得券商能够为企业的各个发展阶段提供综合性的证券市场中介服务。从这一点看，券商从事直接投资业务将具备其他机构无法替代的竞争优势。
首先，券商在直投项目储备和筛选上具备先天优势。自我国证券市场成立以来，国内券商共承销了1500多家企业的境内外发行上市，绝大多数券商都建立了研究部门，其业务涉及到国民经济的各个产业领域，在产业投资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产业研究、项目筛选和上市承销经验，建立了高素质专业人才队伍，在发掘项目资源上具备较强的专业优势；同时，建立了与客户广泛而深入的联系，储备了一大批优质的投行和并购项目资源，这样，凭借对行业和企业的深刻理解以及丰富的项目储备，券商能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切入直投业务。
其次，券商能够利用自身的优势资源以及综合能力为直投对象提供全方位的投融资服务。从事直接投资业务不是单纯地为企业提供资金，而是要通过提供包括经营管理、公司治理与资本运作等在内的综合，加速企业的成长，而这些都是券商的业务范围，也恰恰都是券商所擅长的。这因为：第一，券商是资本密集型企业，而且拥有广泛的信息网络和资金渠道，积累了丰富的客户资源，其中不乏对直接投资项目有强烈偏好的投资者，既可以利用自身的资金优势开展直接投资，又可以通过引入其他机构投资者，为项目提供充裕的后续资金来源；第二，券商熟悉资本运营，能够为企业提供财务顾问、发行上市等金融服务，在公司的发展中，券商还可以持续利用其所有的客户资源，帮助企业寻找并购机会，协助企业以更有效的方式、更低的成本实现并购扩张：第三，券商还可以充当企业发展的战略顾问，帮助企业制定战略规划，健全公司治理，协助企业建立良好的内部控制体系。这种一体化、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既能加速投资对象的成长，提升投资对象的盈利能力，又能缩短自身的投资周期，提升投资回报率。
券商参与直接投资形式灵活多样
从境内外的经验来看，券商参与直接投资可采取子公司或基金的方式，形式较为灵活。首先，是设立控股子公司，以自有资金为基础进行直接投资。可以是全资控股或者是相对控股，或者是仅仅处于参股地位，而在证券公司层面，可以设立直接投资部负责直接投资业务的管理。由于子公司具有高度的独立性，与证券公司的风险隔离最彻底，将是券商目前开展直投业务的主要形式之一：其次，是发行产业投资基金，如以集合理财产品的形式发行标准化的投资品种，主要面向资金实力雄厚的产业投资机构以及保险公司等大型机构投资者私募发行，证券公司可以以自有资金认购部分份额并担任投资管理人，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通过对投资项目的筛选、价值评估、投资决策和投资管理，在促进投资对象发展的过程中谋求基金收益的最大化，最终通过ipo或并购转让等方式择机退出：第三，设立有限合伙公司，有限合伙制的优势在于能够充分调动管理层的积极性，使得管理层和股东之间的利益高度统一，有利推动企业发展。为此，券商开展直投业务也可以采用有限合伙公司形式。在有限合伙公司中，主要管理人员作为一般合伙人持有部分股份(如10％－20％)，承担无限责任，负责管理整个基金，并按约定的比例(一般30－40％)参与收益分配；券商自身作为有限合伙人，持股比例占80％－90％，是主要出资人，但只承担有限责任，分享60％－70％收益。这样，既实现了风险的完全隔离，又可以鼓励管理层使用各种风险杠杆获得高额收益。
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篇6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购并
1我国经济增长的战略意义
现代经济理论认为,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进出口需求3个要素,通常可用公式表示为gnp=c+i+(x-m)。外商直接投资加大了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构成我国国内总投资的一部分,增加了社会有效需求,从而实现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有力推进。外商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的广泛影响表现在,他通过对生产活动的介入,实现了工业总产值及税收收入的增长、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劳动就业机会的创造。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证明,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
2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面临的新格局
2.1跨国购并成为主导形式
欧美等发达国家之间大规模的跨国购并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并对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产生了分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资本流动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经济日益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以强化市场地位、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为目的的国际购并异常活跃、高潮迭起。跨国购并已成为全球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
世界购并活动不仅在数量上有大幅度增加,而且在购并规模上也创造新高。但是大规模的企业购并活动,将近90%都在欧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如2007年发达国家之间的跨国购并规模达到近2万亿美元。由于发达国家之间的跨国购并已成为全球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将发生相应变化,从而直接影响到这些国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和形式。
2.2服务领域投资比重显著提高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跨国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传统的制造业领域,如汽车、电子、医药、化工等行业,其主要目的是利用当地劳动力和资源等生产要素,回避贸易壁垒进入当地市场。但是,近几年内,服务业的跨国投资呈快速增长势头,占投资总额比重已经达到一半以上。其主要原因为:①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浪潮的推进,各国的服务贸易领域对外开放的步伐加速;②金融、保险、电信、商业流通等服务业的跨国购并成为跨国投资的主要力量,传统制造业的购并主要借助于股权交易和资产重组的形式,对服务贸易的依赖程度显著增强;③信息技术革命和新经济导致与信息服务有关的技术开发和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引发了电信服务、金融保险服务和商业流通的革命,服务业的跨国资产重组与技术交易趋于活跃。服务业跨国投资的比重上升的倾向,不仅在发达国家之间,而且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也表现明显。
2.3国际引资竞争进一步加剧
亚洲各国从1998年开始大幅度的调整了本国吸引国外直接投资的政策,鼓励外国直接投资。如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放宽外商投资领域和项目审批权限;扩大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开放债券、股票和短期资金市场,鼓励外商兼并国内企业;简化审批程序,完善服务体系等。正是由于上述这些积极的措施,以及亚洲各国经济的逐步复苏,货币贬值后价格、成本等比较优势得到了迅速释放。总体上看,发展中国家为了争取从国际资本流动之中分享更多的份额,在结构调整和适应资本流动政策与制度调整方面采取积极措施,相互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
3进一步引进外商投资的政策建议
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和持续发展,离不开外商直接投资的巨大带动作用。但是,外商直接投资是否能以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与该国能否制定恰当的外商投资政策,并适时加以调整有着很大关系。我国将继续坚持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政策,把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一项长期的发展战略。为此,结合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可能变化,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以下几点的重要性:
3.1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和投资环境
我们必须坚持把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和投资环境作为利用外商投资战略的重点。根据实际需要出发,我国应该做到进一步修改贸易与投资制度和政策,如取消非关税贸易壁垒、对外国投资的内耗比例和外汇平衡规定,对国内采购的优先原则等;建立和完善与国内市场开放以及贸易投资活动市场化进程相适应的宏观调控体系,如利率、汇率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外经贸行业协调体制、市场规范管理、金融服务体系、中介组织、信息与咨询机构、法律援助和贸易保险制度;充分利用多边框架下能够享有的制度与政策自主安排空间,构筑有效的产业保护和经济安全体系。通过这方面的制度调整将有利于改善投资环境、规范市场行为,对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长期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3.2创新引资方式
国际经验表明,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和跨越式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而方式创新是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内容。再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领域同样如此,引资制度与方式的多样化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从国际资本市场分享更多份额的重要手段。面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新趋势和日趋激烈的引资竞争,传统的制度方式已经进一步提高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和质量形成制约作用,有必要从创新入手,为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提供更多的空间。
首先,创新需要从扩大对外开放的领域开始。目前的紧迫课题是逐步减少服务贸易领域的准入限制,有步骤的开放金融、保险、电信、外贸、商业、旅游以及会计、法律服务等行业。允许在这些领域根据我国有关规定设立中外合资、合作或外商独资企业,并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其次,观念更新是制度与方式创新的基础和内容之一,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很多方面都存在观念更新的必要性。
3.3配合结构调整战略
随着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推进,我国贸易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将受到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由于国内以信息技术产业为先导产业机构高度化发展以及高科技领域外商投资的带动,机电等高科技产品的竞争力将继续提高,并成为出口增长的增长点,从而将明显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另一方面由于比较优势的作用,以纺织品为代表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又会大量增加,并带动相关产业的扩张,从而将会重新提升传统产业的比重,与经济结构调整的长期目标相左。
因此,有效的解决方法是充分发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结构调整战略的配合作用:①改善体制环境,营造适合于高科技创业型企业发展和外商投资的政策、市场空间;②通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改造传统产业,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知识水平,提升劳动要素与高技术产业资本的结合能力,激发传统产业对高新技术装备的市场需求;③在多边规则允许的限度内,对不同商品和产业实行有所区别的贸易和外商投资政策,对有利于结构升级的商品出口和外商投资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和扶持;④完善企业走出去的制度和政策环境,鼓励更多的企业与国外跨国公司进行战略联盟和资产结合,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和资源配置,带动国内产品、技术、劳动力与服务的输出,促进跨国企业的对华投资;⑤积极引导外商直接投资“西进”,因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差距造成地区经济差异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参考文献
1张卓元.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
2俞毅.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及其在我国的实证.国际经济合作,2004(9)
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篇7
一、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趋势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中国一直重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总的来看，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半期出现快速增长势头，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达到很大规模，此后直到现在一直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增长趋势，并成为世界经济中吸引万国直接投资的一个巨大磁力场。2004年流入国内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超过600亿美元，在全世界名列前茅。
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在未来很可能将继续保持在高位水平上，但进一步提高增长速度的可能性已经不大。同时，如果外资流入继续保持在近几年已经达到的高水平上，国内市场(包括无形的股权资本市场和有形的证券市场)都需要有相当的相应发展。否则，外资流入总量还有下降的可能(因为开办新厂的外资将不可避免地会部分转移到世界其他地区)。
近年来，进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在结构上表现出一定的多样化趋势。
一是来源国(母国)的多样化。到2004年底，世界上总计有180多个国家或地区在中国进行直接投资，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经济体在中国都有直接投资。亚洲经济体是主要来源国，它们占了在华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又以东亚经济体为主(占亚洲份额的70％以上)。此外,全部对华外商投资中的15％左右来自欧美工业化经济体。
二是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多。到2004年底，在中国运营的外商投资企业约为24万家，在华总投资额累计超过13,000亿美元。制造业内外商投资企业有17万家。在《财富》杂志报告的世界500强公司中，约有400多家在华设有分支企业机构。
三是投资领域日益多样化。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的投资领域过去主要集中于轻制造业和酒店业，现在已向其他各个领域扩散，其中既包括一些以前对外国企业限制较严的行业，如房地产、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农林牧渔业等；也包括一些新兴产业，如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
四是投资方式多样化。目前在华外商投资企业主要包括五种形式：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外商投资股份制企业和合作开发。这些类型主要依据现行政策划分标准，实际上的组织形式或经营方式比这要复杂多样得多。
五是在地理分布上也出现一定程度的多样化趋势。在华外商直接投资中的85％左右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合计不到15％。在一些产业领域中，部分外商企业增加了在中西部的直接投资，开始积极利用中西部地区的特殊经济优势。
二、外国在华直接投资的两大动向
1．独资型外商投资增多。过去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分类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经营企业三种。这三种类型的相对关系有一定的阶段性。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外商投资企业以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为主。无论从项目数、合同外资金额还是实际利用外资金额来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规模都超过合资经营企业和独资企业。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是外商投资企业的主要形式。到1997年，外商独资企业开始在项目数和合同利用金额上超过了合资企业和合作企业。到2000年，独资企业在实际利用外资额指标上也超过了合资企业或合作企业，成为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的主要形式。
从一些中外合资或合作企业的实际经历来看，一些外商企业感觉到非独资企业形式难以充分反映它们的愿望和利益要求，或者说贯彻它们在华经营事业的意图。同一个企业中的中外双方在管理理念和经营目标上可能存在冲突或不一致。因此，一些外资企业在一段时间后提出组建独资企业的要求。这种情形在中国国内以及在其他许多国家中都是常见的。还有一些国外企业，尤其是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往往高度看重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力以及对所有权优势(包括技术、管理能力和商誉)的保护。他们在通常情况下不情愿采取与当地企业合资的方式，而宁可采取设立独资子公司或者收购当地企业的方式。
2．跨国并购大量增加。外商企业在国内市场上进行跨国并购可能最早出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近年来，尤其是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员国的最近两三年中，外商企业在国内市场上的跨国并购行为逐步增多，单笔并购规模显著增大，并购对象也延伸到若干大型企业，所涉及行业不再限于过去的轻制造业。一些设备制造企业、工业材料制造企业(包括钢铁和建筑材料等)和金融机构等,都成为外商投资者控股或参股的对象。外商投资者也不再限于同行业的竞争者。一些综合性金融机构和专业化投资基金等都加入到跨国并购国内企业的过程中。
在国内市场上新近出现的这种跨国并购行为，在一些人士看来似乎很“意外”。如果仔细地从国内经济发展及中外经济关系发展的角度去考察，其实不应该感到什么意外或不可理解。外商企业增加对国内企业并购出现在中国经济连续多年持续高速增长以及中国已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并将很快结束“五年过渡期”的大背景下。外资并购现象大量增多的背后有若干重要的经济因素。
在一些相对成熟的产业内(例如重制造业和银行业等)，外资进入可分为“市场进入”和“并购进入”两种方式。前者是外资企业在已有国内企业之外自行建立一套生产或经营体系，与国内现有企业展开“头撞头”的竞争。在这种竞争过程中，外资必然要进行大量固定资本投入。如果外资企业竞争成功，那意味着竞争对手的早期固定投资浪费了，外资企业无法分享这些早期固定投资的任何好处；如果外资企业竞争不成功，外资企业自己的固定投资也必然浪费了，外商投资者将遭受巨大资本损失。两种情形对战略性投资者来说显然都是不合算的结果。最好的情况，就是通过并购“节省”一笔巨额固定资本投入，利用国内企业现有固定资源进行整合，尽可能达到经济上理想的产出效益。也就是说，在面临高额固定成本的条件下，“并购进入”是经济上优于“市场进入”的一种方式。
总的来看，未来，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及与外部世界经济联系的进一步密切，外资企业在国内企业股权市场上的并购肯定会大量增加。另一方面，一些国内企业和国内金融投资机构在海外市场上的并购行为也同样会大量增加。跨国并购的增加是各国经济和国际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趋势。各国企业在一个更高更广阔的舞台上展开竞争。整个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仍将是竞争性的。认为“外资控制国内经济”或“中资控制世界经济”这两种看法都缺少依据。
三、政策调整
随着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和外资进入国内市场步伐加快，有关外商投资和外资企业活动的一系列政策待遇问题近来被大量提出。在一些问题上，有的意见看上去分歧很大。被提出来的问题包括税收待遇、土地使用转让待遇、行业开放标准、外资并购管理、环境保护与技术标准、劳工条件和工会组织建设等等。这些具体问题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互不相同，很难有某个统一的尺度去界定，实际上需要根据具体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探讨和改进政策措施。
第一，中外外资政策的“战略互动性”。一方面中国经济形势和政策调整自然成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也更加依赖于一个自由贸易和便利资本流动的稳定国际经济环境。后一个方面意味着，中国产品和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扩张和继续发展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及其调整也提出了新需要和新要求。外国政策针对中国产品或中国企业形成的任何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和限制进入的政策都不符合中国经济利益。而如何推动世界范围内的国际经济政策调整继续朝着自由贸易和便利资本流动的方向发展，在日益增大的程度上要依赖于中国国内经济政策如何调整。如果我们在自己的市场上歧视进口产品或外资企业，那么，我们也难以指望别人在他们的市场上不歧视中国产品或中国企业。
第二，协调平衡地考虑处理“非国民待遇”与“超国民待遇”问题。对外资企业或外商投资的“非国民待遇”表现为各种限制进入措施，而对它们的“超国民待遇”则表现为各种优惠性政策措施。目前，两类政策在经济生活中都存在。更重要的是，追根溯源地看，对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最早形成于外资企业在许多方面受到各种有形和无形“非国民待遇”的时代背景下。如果在引进外资的早期，没有显著程度的“超国民待遇”措施，那么，引进外资的政策目标当时便很难实现。同样的道理，在国内经济环境已经逐步改善的背景下，外资企业或外商投资活动受到的各种有形或无形“非国民待遇”已经渐渐减少时，继续给予它们“超国民待遇”就不再那么必要了。这应当被认为是能够体现科学发展观或科学分析方法的思路。
第三，反垄断原则应当成为对待外资行业进入的首要原则，尤其是在涉及外资并购行为时。前面已经指出，外资在国内市场并购行为的增多实际上反映了国内经济发展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并从总体上有助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效率提高。但是，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一样都天然有着通过并购走向行业垄断的倾向，而且在一些具体行业中这种倾向有可能演变为现实或接近现实的局面。因此，赋有维护市场经济公平有序竞争使命的政府应当坚持反垄断原则，在审视内外企业并购行为时，以垄断倾向和现实可能性作为评判标准。这种实践已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流行，中国经济政策发展的方向也应当如此。因为这才是最符合国民经济利益和政策公正性的实践，也符合世界贸易组织所倡导的“国民待遇”精神。
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篇8
关键词：直接投资；异常资金；外汇监管
近年来，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减弱和国内经济形势的好转，我国资本项下呈现出收支双向大幅增长的整体态势，收支顺差和结售汇顺差进一步扩大，外资流入呈现渠道多样化、形式复杂化的特点，其中部分外商直接投资在流入方式、结汇使用等方面表现异常。在当前人民币升值预期进一步增强，国内房地产等行业投资依然过热的背景下，对直接投资项下异常资金流入应予以高度关注。
一、直接投资项下异常资金流入的主要表现形式
（一）从投资行业上看，非生产型外资企业增长较快。国内利用外资一般以生产型企业为主，但2009年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整体复苏和我国利用外资速度加快，非生产型外资企业的设立呈现快速上升趋势，除传统的外资房地产企业外，主要是各类咨询服务公司,这类企业名目繁多，注册资本大小不等，由于行业的特殊性，经营范围较模糊，资本金结汇是否用于自身经营活动往往难以核实。
（二）从资金来源看，缴款人与投资人不一致现象增多。正常情况下，外资企业的境外汇款人就是外方投资人，投资人与缴款人保持一致。外方投资者与缴款人名称不一致原因较多，有些是投资者为实现正常投资而采取的变通措施，反应了投资者在特定制度约束下的一种合理诉求；有些则是在投机等非正常动机驱动下产生的非法交易行为，特别是境外同一汇款人多次向境内不同企业汇款，带有明显的地下钱庄资金运作特征。
（三）从资金流入速度看，注册资本提前到账明显增加。外商投资企业在境内注册成立以后，企业根据开工进度和商务部门的批复规定分批汇入注册资本，并逐步结汇使用。但有些企业资金到账与企业实际运作情况明显不相符，出现注册资本到账快、结汇快等异常现象，这些企业往往在短期内完成外汇登记、注册资本快速到位，有的企业甚至当日办理外汇登记并开立外汇账户，次日资本金全额到账。
（四）从资金使用看，存在较多结汇用途与经营范围不一致现象。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结汇应在工商部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使用，超范围使用不仅改变了资本金结汇用途，违反了相关外汇管理法规，而且投资的真实性大多存在问题，甚至是虚假投资。例如淮安市某外商投资企业经营范围为货物仓储及配送，资本金4790万港币到账后结汇全部用于购买无形资产，明显与公司经营范围不符。
（五）从外汇年检看，非正常不参检企业增多。外商投资企业每年要按规定参加外汇年检，向外汇局报送前一年度的外汇收支及经营情况报表和年度审核报告，以便外汇局了解企业经营状况和资金到位使用情况，分析判断是否存在外汇违规行为。外资企业除注销以及转中资等原因外，应及时参加外汇年检，否则将被暂停办理新的外汇业务。近年来，企业非正常不参加外汇年检明显增加，不少企业成立第二年人去楼空，无法联系，其投资真实性不言而喻。
二、异常外资流入的原因分析
（一）内外部经济环境反差是直接投资异常流入的直接动因。从国际看，金融危机引发了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调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前景尚不明朗，经济增长乏力，资本市场不稳定，加之美国等实施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大幅增加货币供应量的同时，将基准利率在较长时间内维持超低水平，与新兴经济体之间形成较大利差，从而导致大量国际资本加速流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从国内看，中国经济率先从金融危机影响下复苏，高速的经济增长及伴随着的后发优势使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增长充满信心；同时，随着涉外经济发展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步伐加快，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也成为吸引异常外资流入的重要因素。
（二）招商引资偏好为异常外资流入提供了隐性“政策保障”。利用外资的目的是为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满足国内生产建设的资金需要，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最终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虽然国家多次出台相关政策加强引导，但“重量不重质”招商引资偏好短期难以改变，有些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运动式”倾向，层层下达引进外资任务导致“全民”招商的不正常现象，甚至采取招商引资一票否决制。这一方面造成了外资近年来的集中和大规模流入，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有些基层地方政府部门为了完成招商引资任务，不惜通过非正常手段违规引入虚假外资，客观上助长了直接投资项下异常外汇资金的流入。
（三）外汇指定银行重服务轻监管导致代位监管不力。自2002年以来，外资企业资本金结汇授权外汇指定银行直接审核办理，这项改革举措在便利企业的同时，增加了外汇指定银行的监管职责。随着更多传统外汇指定银行上市经营，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导致各银行在外汇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外汇指定银行作为外汇政策执行者与外汇利益经营者的利益冲突日益显现。有些外汇指定银行在业务办理过程中，未能处理好服务企业和代位监管的关系，对企业资本金结汇审核把关不严，业务操作中发现的异常情况向外汇局报告不及时、不完整，甚至帮助企业变相结汇规避管理。
（四）现行资本金支付结汇管理制度对异常外资流入难以有效控制。当前资本金结汇制度在服务企业、实施科学监测和控制境外资金异常流入风险等方面已不能完全适应新的管理理念的要求。表现为在结汇管理中过分依赖于银行对企业资本金结汇的表面真实性审核，忽视了对企业资本金结汇资金实际用途的后续管理；同时,缺乏有效的资本金结汇监测分析机制，管理系统以业务操作为主，监测分析功能相对薄弱，外商直接投资数据和企业外汇年检的财务数据没能得到充分、有效利用。以事前审核为主的现行资本金支付结汇制度一方面造成企业结汇手续繁琐和银行业务成本不断增加，与当前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改革精神相悖；另一方面也未能有效防范异常外汇资金通过直接投资方式流入，企业资本金违规结汇游离于外汇监管之外。
（五）与外商投资企业相关的管理信息交流不畅弱化了对异常外资流入的监管。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涉及商务、工商、外管、税务和开户银行等多个职能部门和金融机构，但目前各相关部门之间信息沟通不畅，难以形成监管合力。一是外汇局与工商、税务、商务等部门之间未建立信息交流长效工作机制，信息不能及时共享，难以充分掌握外商投资企业的总体状况；二是外汇局与人民银行支付清算系统、反洗钱系统未建立起有效的信息联系机制，无法实时对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结汇后人民币资金的真实去向进行跟踪监督；三是外汇局与外汇指定银行信息交流体系不健全，银行报送的资本金到账及结汇备案信息过于简单，外汇局无法及时了解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结汇的详细情况。由于直接投资项下异常外汇资金大多披着合法的外衣流入，相关监管信息交流不畅通使外汇管理部门无法及时、准确对直接投资项下异常外资进行甄别和查处，增加了对外资资本金结汇真实性监管的难度。
三、加强异常外资流入监管的对策建议
异常外资大量流入将进一步推高国家外汇储备，弱化货币政策调控效果，增加通货膨胀的治理难度，必须积极调整当前外汇管理政策，加强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协作，对异常外资进行有效监测分析和管理。
（一）转变招商引资理念，引导外资合理、规范流入。地方政府部门应切实转变观念，树立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好经济增长和招商引资的关系。一是要合理引导外资投向，促进“引资”与“引智”相结合，优化利用外资结构，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使外资流入有利于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需要。二是要注重引资质量，重点在优化环境和改善服务上下功夫，而不应急功近利，片面追求招商引资数量，人为放宽相关的管理规定，造成虚假外资甚至是“热钱”的大量流入，影响外向型经济和招商引资工作的健康发展。三是要主动协同外汇管理部门对资本金的流入和结汇进行跟踪监管，堵住虚假外资流入渠道,从源头上确保外商直接投资的真实和有效。
（二）改革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方式，实行分类管理和意愿结汇制度。从长期看，资本金结汇管理方式应从重外商直接投资登记、开户和验资询证等行政性审批业务向重资本金结汇资金使用的监测分析转变，资本金结汇制度改革应顺应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和促进投资便利化的要求，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采取“放”与“管”相结合的原则，实行意愿结汇，分类管理。根据外商投资企业的守法或外方的资信情况进行分类，对正常企业允许其资本金按照意愿结汇，便利合规经营企业资金使用，对风险企业实行有条件结汇，依托非现场监测工具对结汇人民币资金流向进行重点监控。
（三）完善直接投资项下异常资金跨境流动非现场监测机制。首先，进一步完善资本金结汇资金支付的非现场监测内容，将资本金结汇人民币资金收支信息纳入监测系统进行，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对该类账户与其他人民币账户之间资金划转的全程监控，通过设置科学合理的非现场监管指标，及时对发现的异常支付或银行上报的可疑交易进行现场核查。其次，建立外汇年检数据分析监测制度。企业外汇年检提交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外汇收支情况表事先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能客观地反映企业的实际经营情况，可以利用这些数据全面掌握企业的资金来源、占用以及经营状况，及时发现企业异常或违规交易的线索，最大限度地发挥外汇年检信息对异常资金流入的监测预警作用。
（四）强化外汇指定银行真实性审核责任。银行在办理资本金结汇业务过程中，要运用KYC（KnowYourCustomer）原则，充分获得外商投资企业的基本信息，特别是对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章程中有关经营范围、投资总额及注册资本、资金到位进度条款等相关内容进行充分掌握，注意审查其注册资本是否与企业生产经营范围、规模和行业特性相符，企业生产经营规模是否符合当地实际，一旦发现疑点就应列入跟踪管理重点对象并及时向外汇管理部门报告。对未有效履行资本金结汇监管业务的外汇指定银行要严格按照外汇管理规定给予相应的处罚，强化银行在办理外汇业务时的真实性审核义务。
（五）建立部门协作机制，加大对直接投资项下外汇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针对当前直接投资异常增加以及资本金流动、结汇使用的特点，加强与公安、商务以及人民银行反洗钱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建立跨系统的异常投资外汇资金协作监管机制，互通信息，协调行动，共同防范和打击热钱等非法外汇资金通过投资方式流入；同时，建立跨地区外汇局之间联合办案机制，明确工作流程和工作职责，通过联合检查、延伸检查等方式，提高对直接投资项下外汇资金异常流动检查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篇9
关键词：新疆外商投资产业结构优化
一、新疆利用外资及产业结构布局状况
1.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概况
新疆利用外资始于1980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新建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结构逐步改善，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领域、多渠道的利用外资新格局。通过利用外资，不但引进了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而且推动了企业的技术改造，促进了经济结构调整合产业结构优化，为新疆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1.1利用外资波动成长，外商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结构逐步改善，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领域、多渠道利用外资的全新格局。
自1980年新疆利用外资形成规模以来，30年间累计签订外资合同项目已超越1600多个，合同金额36.36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下同）14.59亿美元。截止2006年底，新疆实有外资企业500多家，其中合资企业200多家，合作企业40多。投资总额在3000万美元以上的20多家，1000~3000万美元的已达到100家。1997年以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波及影响，全球外商投资趋于回落，新疆吸引外商投资能力亦有所下降，但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的回暖复苏，吸引外资能力又有所回升。
1.2外资项目质量逐步提高，规模明显扩大
近几年来，新疆充分利用外商投资加大对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利用外资逐步实现了由低生产率、低技术含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生产率、高技术含量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化。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建立了新疆美克家私有限公司、新疆统一食品有限公司、新疆溢达纺织有限公司和新疆新捷股份有限公司等一批信誉好，技术含量高，在各行业中影响大，起到龙头和示范作用的外资企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在高新技术、高附加值产品项目逐渐增多的同时，项目规模也进一步扩大。2006年，外商直接投资外资投入的合同资金为3.64亿美元，从新批项目情况看，80年代单个项目的平均合同外资仅为165.2万美元，2006年单个项目的合同外资达到368.1万美元，规模扩大1倍多。
1.3外商直接投资来源日益广泛
八十年代初，新疆的外商投资主体仅仅局限于港、澳、台投资商。现在已发展到香港、澳门、台湾、日本、美国、加拿大、中亚及俄罗斯等遍布世界五大洲的38个国家和地区，欧洲及东南亚对新疆的投资明显增加，而投资来源日益广泛的港、澳、台投资比重逐步下降。30年中，实际利用港、澳、台商直接投资累计4亿美元，占外商实际投资额的比重由80年代的79.4%，90年代的60.1%，“十五”期间的47.4%，下降到目前的8.8%。
1.4投资方式以合资为主，独资企业增长迅速
从外资企业形式的变化来看，随着一系列吸引外资优惠政策的出台，外商在投资中更加强调控股权，以独资方式进入的外商逐渐增多。新签外商投资项目中，无论是项目个数还是投资规模，都远远高于中外合资企业和中外合作企业。2010年为止的外商独资项目达到57个，同比下降19.7％；合同外资6.24亿美元，增长1.1倍；实际利用外资1.83亿美元，增长54％。其中香港在新疆的投资数量、合同资金、实际利用外资情况均显著增长。
2.新疆当前产业结构状况
改革开放30年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随着新疆经济的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也因社会需求和经济发展的要求不断优化调整，三大产业结构由1999年的23.1：36.1：40.8调整为2005年的19.0：44.7：36.3；2009年的17.8：45.7：36.5，第一产业比重明显下降、第二产业比重显著提高，一、二、三产业总体呈现积极变化，产业竞争力也有一定幅度的提升，但是与我国东部地区和西部先进水平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产业整体层次偏低，结构性矛盾突出等是制约新疆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主要因素。
2.1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以投资和数量扩张推动第二产业，第二产业内部（主要是工业）高度依赖能源开采和基础原材料型重化工业。工业产业结构不合理，以资源性为主的采掘、原材料工业比重偏高，“石油、石化“一业独大，占全区工业增加值比重在60%以上，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比重偏低，2008年全区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仅为0.16%，比全国平均水平低7.9个百分点。新兴产业发展滞后，产品科技含量低，新产品总量少，传统产业改造步伐和工业结构升级缓慢，产业缺乏配套，产业链短，加工深度和综合利用率低。
2.2第三产业中，服务业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滞后，现代物流、金融保险等生产业发展滞后。服务业比重偏低，且多为传统服务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33.9%，比全国平均水平低6.2个百分点，外贸主要以边境贸易为主，加工贸易只占3.5%。
2.3农牧业基础地位依然比较薄弱，耕地、草场、水资源等对增加农牧产品有效供给的约束不断强化。农牧民收入来源单一，家庭经营收入中来自第一产业的比重占到80%以上，小规模家庭生产经营对发展现代农牧业、推进农牧业产业化的不适应性也在迅速凸现。农牧业信息化、良种化以及农牧产品加工、营销、产业基地和产品检测、检测体系等建设步伐远远落后发展的需要。
综合来看，新疆产业结构的矛盾已由过去行业、地区之间的不协调转向对产业链的各环节和整个经济发展的制约。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压力进一步加大。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新疆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入,以及随之而带动的市场竞争和政府引导规范可以分别从合理化、高效化、高度化三个方面来提升产业结构,使其达到优化的目的。
1.政府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导和规范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
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通常只能由政府的规范和引导来完成，因为目前,基础产业存在投资额大、建设周期较长、投资回报低、投资回收期较长等特点,己成为制约新疆产业结构优化的“瓶颈产业”,很多境外投资者不看好新疆的基础产业。因此,只有通过政府的合理引导,让适当的外资进入适当的地区,才能够有效地加强该地区产业结构之间的协调与联系,使其结构合理化,进而有力的推动新疆产业结构的优化。
2.外商直接投资下的市场竞争促进产业结构高效化
外资的进入会集中在新疆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和地区,这些产业就能够得到较快的发展。同时,成熟的外资企业进入后,会通过市场作用加剧国内企业的竞争,将低效率的企业从本行业中淘汰出去,从而优化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促进产业结构的高效化。
3.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
一定量的资金直接流入缓减了省内生产建设资金的不足,利用这些资金可以优先购买世界先进的生产设备和进口高等级的生产原料。而且,外商直接投资同时带来了国外先进技术和研发能力。这样我们可以通过对新技术的积极消化、吸收、创新和扩散,来提升技术水平,优化技术结构,从而使产业结构系统在技术进步作用下,从较低级形式向较高级形式演变,即完成产业结构的升级或者说是高级化。
三、新疆引进外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对策
为了提高新疆利用外资的实效,加强外商直接投资对三次产业的拉动作用,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加快新疆经济发展步伐,应采取有效措施改善新疆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效应。
1.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
建立良好的、完善的投资环境是吸引外资的基础条件之一。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等南方城市相比较,新疆无论是投资硬环境还是投资软环境都相对较差。且每年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也相对较低。因此,新疆要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加大对外资的吸引力度。
2.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引导
目前新疆对外资的利用仍然比较注重对外资数量的扩张,而对外资质量的关注较少。对外资的利用应根据经济发展的变化和趋势以及区域的资源、劳动力素质、技术水平等因素进行调整和引导,使外资可以投向符合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方向的产业或部门,更好的发挥外资在一个地区的所产生的影响效应。政府部门也应该根据发展需求,有重点的、科学的制定经济政策,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引导外资投向,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导向。
3.改善新疆各地区外商投资的不均衡性
投向新疆的外商直接投资不均衡。因此为均衡发展新疆各个地区经济,应在鼓励各地区结合自身实际发展特色工业,扩大外资投资领域,加快各地区基础建设,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加强各地区之间的相互支持和配合，整合资源优势,促进新疆经济更快、更好发展。
4.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投向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
我国农业，能源交通能基础产业发展滞后，严重困扰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引导外资投向基础产业和设施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为此，我们可以采取税收减免，适当补贴的方式刺激外商投资。
5.调整外商直接投资在第三产业内部的结构
加速外资向第三产业流动，尤其是促使外资向知识型现代服务业流动将是现阶段我国吸引外资的首要任务。一是加快对零售、餐饮等传统服务业的全面开放，鼓励大型跨国零售集团的投资；鼓励外资对国有商业企业的并购重组。二是加快对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服务业的开放，鼓励大型跨国金融财团采用合资和开设分支机构等形式的投资；鼓励跨国公司参与国有商业银行以及保险、证券业的改造。三是逐步加大对文化、教育、影视服务等行业的开放力度。
参考文献：
[1]孙军，《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分析》，《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6.1.
[2]赵晋平，利用外资与中国经济增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篇10
一、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概念和特征
所谓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是指在政府主动引导下，通过资金补贴、进出口银行政策性长期低息贷款的方式支持相关联的产业或者一条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鼓励这些企业在海外建立经贸合作区，以避免企业单打独斗，恶性竞争，形成规范的产业环境来吸引国内企业集体海外投资的一种投资方式。这种聚集，形成了一种介于纯市场与层级两种组织间的结构，可有效克服市场失灵和内部组织失灵。
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1)通过中国有关政府部门跟东道国政府谈判、协商给中国的海外经贸合作区内的企业多的优惠条件和政策，降低园区内企业的进入成本和政治风险。(2)通过相关的经济政策和手段支持一条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或相关产业走出去，这样有利于园区内的企业分工协作，提高效率，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并且能避免企业单打独斗和恶性竞争。(3)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主要是“夕阳产业”或其它产业的“夕阳技术”。企业在对外投资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有利于促进国内过剩产能转移、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等宏观经济目标。(4)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地主要是发展中国家，这样既有利于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又能有利于东道国经济的发展，实现互利互惠。(5)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是中小企业，但必须是相互关联的产业或者一条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群。
二、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基准
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和动机不同，遵循的规律方面存在差异，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要从我国国情出发根据不同的区位来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或潜在比较优势来获取竞争优势，有利于投资国和东道国双方。依照这个思路，笔者以为应该遵循如下四个基准。
(一)选择与中国经贸关系密切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经贸关系是否密切在本文中主要是从吸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大小方面来衡量，一方面，投资存量大，表明该国的市场需求比较大，国内供不应求，中国产品在该市场有竞争力，多年的积累形成了自己的营销网络，树立了自己的品牌。另一方面，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前都会去东道国考察、调研，了解该国的具体市场、经济、政策、社会环境等各个方面，存量大说明了该国的市场环境适合中国企业的发展，有进一步投资的前景。另外，两国之间经贸关系密切也会促进两国政府直接的了解，增强信任，这有利于在当地建立经贸合作区争取更多的优惠政策，为进入园区的企业提供一个好的平台。
据200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披露，截至2005年底，吸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有哈萨克斯坦(2.45亿美元)、越南(2.29亿美元)、泰国(2.19亿美元)、巴基斯坦(1.89亿美元)、马来西亚(1.87亿美元)、阿尔及利亚(1.71亿美元)、赞比亚(1.60亿美元)，分别排第13、14、15、16、17、18、19名。根据这条原则，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首先应该选择在这些发展中国家。
(二)产业内垂直贸易量基准
产业内贸易量指某一产业内部的各生产阶段、生产环节之间的商品交换规模，也即产业内部初级产品、中间产品以及最终产品之间的交易额度。本文所讲的“产业内垂直贸易量”是指某产业对外直接投资所能形成的与母国相关生产环节的交易份额，交易份额越大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的产业结构推动作用越大。通常情况下，产业内各个生产阶段的关联度决定了产业内垂直贸易量，而产业内垂直贸易既有利于产业组合优势形成，也有利于产业优势的内部化。
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对一母国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有多种表现形式，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母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及产业技术发展的波及效应，即只有对外直接投资形成了产业内部和产业间联系高度化，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才具有宏观效用，才能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因为是海外投资，对母国的波及效应将主要由海外子公司与母公司所发生的贸易量这一指标来衡量，这里的贸易量主要是指产业内垂直贸易量。由于产业内的垂直贸易属于互补贸易范畴，在垂直条件下，国外企业和国内企业任何一方生产规模的扩大，都会使另一方的生产发生起积极的作用。显而易见，产业内垂直贸易量的实质在于充分发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相关产业成长的波及效应。
根据企业生产环节的区位分布不同，可将这种连锁关系分为前向连锁和后向连锁两种形式。无论是前向连锁还是后向连锁，均会对相关产业的中间产品的生产起到带动作用，由此不难看出连锁度的大小主要取决于生产环节交易的频繁程度和额度。
据此，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应选择产业内贸易量大、国内连锁效应强、产品供应链长的产业，加强家用电器、摩托车、小型农机具的组装、金属制品、家用器械等加工组装型制造业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对扩大出口有较好的带动作用。
(三)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同步基准
所谓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同步，是指对外直接投资所形成的产业传导机制能促进母国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一方面指通过淘汰技术落后、污染严重的企业或者转移技术成熟产业能力过剩的行业到次发展中国家来，使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更加协调，另一方面指的是增加三大产业的技术含量和科技水平，增强竞争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产业相对优势基准是为了发挥产业的“现有优势”，而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同步基准则力求培育产业的“潜在优势”。国际经验表明，对外直接投资能够通过比较优势转移“夕阳产业”或者有竞争优势产业的夕阳环节，来加快国内产业结构升级。
所以，生产能力过剩率超过40％的我国纺织、彩电、空调业，可以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投资，实现产业国际转换、重新获得发展优势，为国内产业升级腾出空间，延长国内比较劣势的产业寿命，赢得利润，为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提供资金支持。
(四)产业组合区位比较优势基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者所拥有的市场竞争
力取决于其具有的比较优势，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进行的产业选择也是由其比较优势决定的。关键是在产业选择的框架内经济优势的获得有其特殊性，它不同于单个投资者的经济优势，即不同于单个厂商的经济优势。产业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产业的各种优势往往分散在不同的企业，或者说产业经济优势是该产业内各厂商单个优势的集合，产业优势的实质是一种“组合优势”。产业经济优势的这一本质表明，产业组合优势是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产业选择的重要因素。
企业组合虽能呈现产业的一定优势，但这种优势并非绝对优势。事实上，对外直接投资需要的不一定就是那种全球的绝对优势，而是需要相对特定区位的比较优势，即母国产业相对于东道国同类产业所具有的比较优势。这种产业在母国可以是边际产业，失去了竞争优势，但转移到东道国与当地的低廉的劳动力和丰富的特定资源结合，就可以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比较优势产生在一定的投资区位中，它是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基本经济依据，也是投资国与受资国共同获益的经济根源。这种相对意义上的产业比较优势，使对外直接投资在特定区域内，双方共赢，从而使跨国投资成为可能。
因此，我国拥有成熟标准化技术的加工组装型制造业，如自行车、摩托车、金属制品等产业，由于早期的技术引进及其后续的技术创新，技术性能好，产品质量有保证，并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技术阶梯度较小，易于为它们接受。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把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基准和对现实的启示用.
三、规范和促进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了吸引外资，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税收实行了广泛的优惠措施。首先是专门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对来华投资的外商的税收优惠做了明确而详细的规定和解释；而对于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优惠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中用一些零星条款进行了规定。而且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税收优惠，只是因为避免对企业双重征税和企业在国外遇到某些风险时给予一定保护才涉及，鼓励企业进行对外投资的相关措施也较少，为了配合国内产业政策来鼓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措施几乎就没有。为了促使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自主选择与国家产业政策趋于一致，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和措施，提出如下建议：
(一)商务部以一个省、市或行业内有影响力的企业为主进行招商管理，并和财政部协商对人选的企业进行直接的财政补贴。这是由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和产业选择基准的要求所决定的。在招商前应先向企业公布所鼓励的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产业和地区，为了达到规模经济和降低交易成本明确以一个地区或者大企业作为主要的招商对象。在入选的企业去海外直接投资，给予一个园区一定的财政补贴，具体数额根据经贸合作区内企业数量的多少而定。这样就能使企业的自主选择和产业政策相一致。
(二)实施优惠税率或税收减免优惠。目前我国对境外投资企业，在正式投产或开业5年之内，对中方从境外获得的应税利润一律免征所得税。但这不足以满足国家现阶段对产能过剩行业和“夕阳产业”转移到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来回避贸易壁垒和开拓市场的迫切要求，政府部门可以考虑在现行的免征5年所得税的基础之上，在随后的若干年内逐步下调免征比例，降低投资企业的税负来促进他们的投资和再投资，充分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促进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
(三)通过进出口银行给予海外投资信贷。为了鼓励投资者发展境外直接投资，政府应该对从事境外投资的企业在资金方面予以支持。一些发达国家设立了特别金融机构，主要负责对在境外投资建立的独资企业或合资企业，以出资或贷款的方式加以支持。目前，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大约有一半国家通过各种类型的发展援助机构为本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例如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等，都属于这类机构。中国进出口银行也可设立“中国海外投资基金”，一方面向境外投资企业提供优惠利率贷款，降低企业海外投资的成本，另一方面，切实解决中小企业海外投资的资金短缺问题，但贷款额为境外项目投资总额的一定比例，主要贷款对象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者“夕阳产业”的境外投资，符合经济增长转型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要求。
(四)通过协商，与这些目标国修订或者签订税收协定。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与外国签订税收协定时，更多的考虑如何有利于引进外资，这是由当时我国的国情决定的。例如，在已执行的我国与82个国家的税收协定中，只有19个国家与我国相互给予饶让，有22个国家单方面给予我国饶让。这主要是考虑到当时我国对外商来华投资已经给予了很多的优惠政策，为了让投资企业切实地享受到我国税收政策优惠，我国政府在签对外税收协定时坚持单方面要求外国政府给予来华投资企业以饶让抵免。但是除了少数国家以外，我国对境内企业在境外投资享受税收优惠时，却不给予税收饶让抵免。这种做法体现了当时我国是重资本输入轻资本输出的。在党的“十五大”提出的“走出去”战略指引下，我国的对外开放由初期的“引进来”为主转为“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这就要求在修订和签订税收协定时，应奉行居住国和来源国并重的原则，在吸引外商来华投资的同时也有利于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
(五)建立海外投资风险准备金制度。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是中小型企业，流动资金少、抵御风险的能力也比较弱，建立海外投资风险准备金制度在于降低这些企业海外投资面对陌生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时的风险。具体做法可借鉴国际上通行的方法，准许企业在一定年限内，每年从应税收入中提取相当于一定比例投资额的资金作为风险准备金，积累年限内用于弥补风险损失，期满后准备金金额按比例逐年计入应税收入中纳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