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的情形篇1
第一条为了保障经济困难或者符合法定条件的公民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规范法律援助行为，促进法律援助事业发展，根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适用于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服务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公民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的活动。
本条例所称法律援助服务机构，包括律师事务所和经司法行政部门确认的其他法律服务机构。法律援助服务机构应当接受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安排人员办理法律援助。
本条例所称法律援助人员，包括接受法律援助机构指派或者安排办理法律援助的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和法律援助志愿者以及其他法律专业人员。
第三条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积极推动法律援助工作，将法律援助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法律援助经费应当专款专用，经费的使用应当接受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
第四条市和区、县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法律援助的监督、管理和宣传工作。
市和区、县司法行政部门确定或者组建的法律援助机构具体负责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指派或者安排人员为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和相关服务，并对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的活动进行监督、指导。
第五条律师协会应当支持、配合法律援助工作，监督律师依法办理法律援助。
律师应当依照律师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
第六条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可以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
工会、妇联、残联、共青团等社会团体可以结合各自特点开展与其工作领域相关的法律援助活动。
第七条鼓励组织和个人以捐赠的形式资助法律援助事业。捐赠财产可以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
依法设立的法律援助基金会可以接受组织和个人对法律援助事业的捐赠。法律援助基金会应当按照章程的规定使用捐赠资金，向社会公开基金的使用情况，并接受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
第八条对在法律援助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由市和区、县人民政府或者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法律援助范围
第九条公民对下列需要的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请求国家赔偿的；
（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三）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
（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
（五）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
（六）因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请求司法保护的；
（七）因交通事故、工伤事故、医疗事故、产品质量事故以及其他人身伤害事故造成人身伤害请求赔偿的；
（八）法律、法规及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法律援助事项。
第十条公民申请法律援助的经济困难条件，按照国家和本市低收入家庭认定标准执行。
第十一条农民工因请求支付劳动报酬或者工伤赔偿申请法律援助的，不受本条例规定的经济困难条件的限制。
第十二条公民因实施见义勇为行为致使自身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不受本条例规定的经济困难条件的限制。
见义勇为行为的认定，依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自被第一次讯问或者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
（二）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犯罪嫌疑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三）公诉案件自提起公诉之日起，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四）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
（五）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人，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
第十四条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
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需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
第三章法律援助申请和审查
第十五条公民申请法律援助的事项属于诉讼事项的，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属于侦查或者审查阶段刑事案件的，向办理案件的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
公民申请法律援助的事项属于非诉讼法律事务的，向有权处理机关所在地、申请人住所地或者事项发生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
按照第一款、第二款规定，两个以上法律援助机构都可以受理申请的，申请人应当向其中一个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申请人就同一事项向两个以上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的，由最先收到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第十六条申请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由其法定人、住所地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组织、人员代为申请法律援助。
第十七条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服刑人员申请法律援助的，可以通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或者监狱管理机关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或者监狱管理机关收到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服刑人员提出的法律援助申请后，应当在24小时内转交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
第十八条申请法律援助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并填写申请表。以书面形式提出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申请，由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或者代为转交申请的有关机构工作人员作出书面记录。
申请法律援助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申请人还应当提交有权的证明；
（二）经济困难证明；
（三）与申请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案件材料。
经济困难证明由申请人住所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经济困难证明应当包括申请人家庭人口状况、就业状况、家庭人均收入等信息。
第十九条申请人能够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直接认定其经济困难，无需提供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经济困难证明：
（一）属于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
（二）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或者生活困难补助金的；
（三）在社会福利机构由政府供养的；
（四）重度残疾或者患有重大疾病且无固定生活来源的；
（五）人民法院给予司法救助的。
第二十条法律援助机构收到法律援助申请后，应当进行审查。申请人提供的申请材料不齐全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作出补充或者说明，申请人未按照要求补正的，视为撤回申请；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有疑问的，可以向有关组织或者个人调查，有关组织或者个人应当协助，不得收取费用。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前款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受理法律援助申请。
第二十一条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自受理法律援助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并作出是否提供法律援助的决定。
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作出提供法律援助的书面决定，指派法律援助服务机构安排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也可以安排本机构工作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与受援人签订法律援助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对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作出不提供法律援助的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二条因下列情形之一不能提供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向申请人说明：
（一）申请事项不属于人民法院或者其他非诉讼事务处理机构受理范围的；
（二）申请相对人不明确的；
（三）法律援助事项已审结或者处理完毕，申请人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再次申请法律援助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不能提供法律援助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三条申请人可以撤回法律援助申请。申请人撤回申请后就同一事项再次申请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不予受理，但能够证明撤回申请违背申请人真实意思表示的除外。
第二十四条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作出的不提供法律援助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确定或者组建该法律援助机构的司法行政部门申请复查。
司法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复查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查。经复查认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以书面形式责令法律援助机构及时提供法律援助，并通知申请人；认为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维持法律援助机构的决定，并将理由告知申请人。
第四章法律援助实施
第二十五条法律援助可以采取下列形式：
（一）解答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
（二）刑事辩护、刑事；
（三）民事、行政诉讼；
（四）行政复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和其他非诉讼法律事务；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法律援助形式。
第二十六条由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10日前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书副本或者判决书副本送交其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及时将与案件有关的材料转交法律援助服务机构，并在人民法院开庭3日前，将确定的承办人员名单告知作出指定的人民法院。
第二十七条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法律援助的诉讼案件，受援人向人民法院提讼的，人民法院应当缓收诉讼费。
人民法院判决受援人胜诉的，诉讼费应当由对方当事人负担；判决受援人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受援人的经济状况决定减收、免收诉讼费。
第二十八条法律援助人员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时，凭法律援助公函利用档案资料、调查取证，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等组织应当予以协助。
受援人在接受法律援助过程中所涉及的诉讼费、公证费、鉴定费以及法律援助人员在办案中查阅档案资料、从事调查取证活动所涉及的相关费用，按照国家规定予以免收、减收或者缓收。
第二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先行提供法律援助：
（一）不及时提供法律援助可能使当事人面临重大人身或者财产危险的；
（二）不及时提供法律援助可能会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三）有其他紧急或者特殊情形的。
法律援助机构发现先行提供法律援助的受援人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法律援助条件，应当终止法律援助。因先行提供法律援助而发生的费用，由受援人承担。
第三十条发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人员应当向作出提供法律援助决定的法律援助机构报告，法律援助机构经审查核实，应当终止法律援助：
（一）以欺骗、隐瞒事实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法律援助的；
（二）受援人的经济状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
（三）案件终止审理或者已被撤销的；
（四）受援人另行委托律师或者其他人的；
（五）受援人要求终止法律援助的；
（六）受援人违反法律援助协议，使协议难以继续履行的。
第三十一条法律援助人员应当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依法实施法律援助，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并不得实施下列行为：
（一）无正当理由拒绝、拖延或者终止实施法律援助；
（二）向受援人收取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三）不及时向受援人通报法律援助进展情况；
（四）泄露当事人的隐私。
第三十二条法律援助人员办结法律援助案件后应当制作结案报告，并按照归档规范将法律援助过程中形成的法律文书、资料归档，提交法律援助机构。
法律援助机构收到前款规定的结案材料后，应当进行审查，经审查合格的，向法律援助人员支付办案补贴。
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标准由市司法行政部门会同市财政部门，根据本市经济发展水平，参考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的平均成本等因素核定，并可以根据需要调整。
第三十三条受援人有权向法律援助机构或者法律援助人员了解为其提供法律援助的进展情况；有事实证明法律援助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的，受援人可以要求更换。
受援人应当如实陈述与法律援助案件有关的情况，及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协助、配合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开展法律援助工作。
第三十四条法律援助机构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将法律援助的条件、程序、期限和申请材料目录、申请示范文本等向社会公示。
第三十五条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法律援助质量监督制度，制定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标准，开展法律援助服务质量检查和评估，并将检查和评估结果依法公开。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律师事务所拒绝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不安排律师办理法律援助的，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停业整顿处罚。
第三十七条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停止执业处罚。
法律援助的情形篇2
河北省法律援助最新条例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保障经济困难和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公民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促进和规范法律援助工作，根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法律援助，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确定的法律援助机构，依法组织法律服务机构和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或者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公民提供的无偿法律服务。
第三条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工作，并根据需要确定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机构。
第四条法律援助机构负责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具体组织、协调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工作，指导和实施法律援助活动。
律师事务所、公证处、法律服务所和经司法行政部门批准的其他社会法律服务组织应当依法进行法律援助活动，并接受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监督。
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并随着经济发展逐步增加对法律援助事业的财政投入。
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为法律援助活动提供捐助。
法律援助经费应当专款专用，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第六条支持和鼓励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工会、妇联和其他社会组织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
第二章法律援助范围与形式
第七条公民对下列需要的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
(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三)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
(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
(五)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
(六)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
(七)请求交通事故、医疗事故、工伤事故损害赔偿的;
(八)请求赔偿因使用伪劣化肥、农药、种子等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或者因遭受污染造成种植业、养殖业损失和其他损失的;
(九)主张因遭受家庭暴力、虐待、遗弃产生的民事权益的;
(十)主张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权利的。
第八条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
(二)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
(三)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
第九条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
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
第十条公民经济困难的标准，按公民住所地县级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申请人住所地与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地的经济困难标准不一致的，按照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地的经济困难标准执行。
第十一条法律援助主要采取下列形式：
(一)刑事辩护和刑事;
(二)民事诉讼、行政诉讼;
(三)行政复议、仲裁和其他非诉讼法律事务;
(四)办理公证证明、司法鉴定;
(五)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
第三章法律援助申请与受理
第十二条公民申请法律援助，应当按照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的有关规定提出申请;没有规定的，由申请人向申请事项发生地、申请事项处理机关所在地或者被申请人住所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申请法律援助的案件属于本省高级或者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确定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
第十三条法律援助申请由一个法律援助机构受理。两个以上法律援助机构按规定都可以受理的，申请人可以向其中一个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申请人向两个以上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的，由最先收到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受理。申请事项在本地区有重大影响的，应当由省或者设区的市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法律援助机构之间因受理申请发生争议时，由其共同的上一级司法行政部门指定受理。
第十四条公民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事项，应当填写申请表，并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下列证明、材料：
(一)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申请人还应当提交有权的证明;
(二)经济困难证明;
(三)与申请事项有关的案件材料。
第十五条经济困难证明由申请人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街道办事处、乡级人民政府出具。
街道办事处、乡级人民政府收到公民请求出具经济困难证明的申请之日起，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对符合条件的出具证明;不出具证明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经济困难证明应当如实载明申请人家庭人口、劳动能力、就业状况、家庭财产、家庭月(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来源、生活变故等详细情况。
第十六条符合法律援助范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人员提供法律援助，申请人无需出具经济困难证明：
(一)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
(二)享受农村五保供养待遇的;
(三)社会福利机构中由政府供养的;
(四)因残疾、严重疾病、自然灾害或者其他原因造成经济困难，正在接受国家救济的。
第十七条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将法律援助的事项、范围、条件、程序、期限以及申请材料目录和申请示范文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
第十八条法律援助机构收到法律援助申请后，应当在七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经审查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不齐全的，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交，申请人未按要求补交的，视为撤销申请。申请人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需要查证的，应当向有关机关、单位或者个人查证，有关机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予以协助，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材料。
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及时决定提供法律援助;对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以书面形式告知申请人理由。
第十九条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作出的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通知有异议的，可以向主管该法律援助机构的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司法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异议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就申请人提出的异议作出决定，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第二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先行提供法律援助：
(一)距法定时效届满不足七日，需要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的;
(二)需要立即申请采取保全措施的。
法律援助机构对先行提供法律援助的事项应当及时审查。经审查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终止法律援助。
第二十一条律师和其他从事法律服务工作的人员在日常业务工作中发现当事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可以将当事人的有关案件材料转交其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协助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
第四章法律援助实施
第二十二条对依法应当提供法律援助的刑事案件，法律援助机构自决定提供法律援助之日起五日内，将提供法律援助的决定以及承办法律援助事项的人员函告相关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
公安机关在侦查终结后，人民检察院在侦查终结、提起公诉、决定不起诉或者将案件退回补充侦查后，应当在五日内将案件办理结果告知承办法律援助事项的人员。
第二十三条由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案件，人民法院在开庭十日前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起诉书副本或者判决书副本以及对被告人应当提供法律援助的情况说明或者经济困难的证明，送交法律援助机构。
对依法应当提供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事务所安排律师或者安排本机构的专职工作人员办理法律援助事项，并在开庭三日前将确定的承办法律援助事项的人员名单回复作出指定辩护决定的人民法院。对依法不应当提供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以书面形式向作出指定辩护决定的人民法院说明理由。
第二十四条承办法律援助事项的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应当向受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仲裁机构提交法律援助机构统一印制的公函和文书。
第二十五条承办法律援助事项的人员办理法律援助事项，应当及时查阅案件材料、会见当事人;案件开庭审理时，应当按时到庭进行诉讼活动。向受援人提供法律援助时，应当遵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不得收取当事人财物。
第二十六条受援人有权了解为其提供的法律援助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在有证据证明承办法律援助事项的人员不依法履行职务时，要求法律援助机构更换承办法律援助事项的人员。
第二十七条受援人应当配合承办法律援助事项的人员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不得隐瞒事实真相、提供虚假证明。
第二十八条法律援助事项结案后，承办法律援助事项的人员应当在十日内，将法律文书副本或者复印件、结案报告等材料装订成卷，提交法律援助机构审查。法律援助机构审查合格后，应当及时向承办法律援助事项的人员支付办案补贴。
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标准由省司法行政部门会同财政部门确定，并根据本省经济发展水平和法律援助工作需要逐步提高。
第二十九条获得法律援助的公民申请免交、减交或者缓交诉讼、仲裁、鉴定费用的，人民法院、仲裁机构、鉴定机构应当依法免收、减收或者缓收诉讼、仲裁、鉴定等费用。
第三十条有关单位对依法承办法律援助事项的人员应当予以协助，所需档案资料查询费、咨询服务费、调阅档案保护费、证明费应当免收;所需相关材料复制费应当减收或者免收。
第三十一条受援人以欺骗手段获得法律援助，拒不配合承办法律援助事项的人员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或者隐瞒事实真相、提供虚假证明的，由法律援助机构通知承办法律援助事项的人员终止法律援助，并以书面形式向受援人说明理由;受援人应当依照国家规定的法律服务收费标准向法律援助机构支付相应费用。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法律援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纪律处分：
(一)拒绝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人员提供法律援助的;
(二)为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人员提供法律援助的;
(三)办理法律援助事项收取当事人财物的;
(四)从事有偿法律服务的;
(五)侵占、私分、挪用法律援助经费的。
办理法律援助事项收取的财物，由司法行政部门责令退还;从事有偿法律服务的违法所得，由司法行政部门予以没收;侵占、私分、挪用法律援助经费的，由司法行政部门责令追回;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司法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法律援助监督管理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法律服务机构无正当理由拒绝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一个月以上三个月以下停业整顿的处罚。
第三十五条承办法律援助事项的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一个月以上三个月以下停止执业的处罚：
(一)无正当理由拒绝、拖延、终止或者委托他人办理法律援助事项的;
(二)向当事人收取财物或者牟取不正当利益的。
有前款第二项规定行为的，由司法行政部门责令退还收取的财物，可以并处所收财物价值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律师有其他违反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按照律师法的规定予以处罚。
承办法律援助事项的人员违法执业给受援人造成损失的，其所在的法律服务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六条受理公民申请办理经济困难证明的工作人员，既不在规定期限内出具证明又不以书面形式说明理由，或者出具虚假证明的，由其所在单位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七条有关部门和单位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妨碍和阻挠承办法律援助事项的人员依法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由其所在单位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处罚。
第六章附则
第三十八条本条例自20xx年9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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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法律援助条例》九月一日起施行
《河北省法律援助条例》将于9月1日起正式施行。为宣传贯彻好这部地方性法规，昨天，省人大会召开宣传贯彻《河北省法律援助条例》座谈会。省人大会内司工委、省直有关部门的同志和部分律师到会并发言。省人大会副主任白润璋出席座谈会。
法律援助的情形篇3
一、以建立健全机构为出发点，全力构建法律援助工作网络
法律援助工作科自从设置以来，加强了区法律援助中心、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和社会法律援助机构的组建、完善工作，多次拟定实施意见，到总工会、老龄委、团委等相关部门协调，相继建立了工会法律援助工作站、老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站和青少年法律援助工作站。目前，全区拥有法律援助中心x个，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x个，社会法律援助机构x个，法律援助志愿者达x人，形成了以区法律援助中心为主导，以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为基础，以社会法律援助机构为补充的三级法律援助网络，建立了上下贯通，横向联动的一体化法律援助工作格局。
二、认真贯彻实施《法律援助条例》，确保人员、经费、制度落实
自《法律援助条例》实施后，该法律援助工作科在抓好自身学习的基础上，加大对《条例》的宣传力度，采取多种形式学习宣传《条例》，确保“三个到位”：
1、领导支持到位。为推动法律援助工作的发展，在《条例》颁布之时，该工作科及时将《条例》送至法院、妇联、共青团、总工会、老龄委及区领导，主动汇报法律援助工作情况。2004年，省法律援助中心到xx区开展了法律援助调研活动，市政府目标办专门到区法律援助中心听取工作情况汇报。通过强化宣传、促进了《条例》在全区的贯彻、落实，营造了各级领导关心、重视、支持法律援助工作的良好局面。
2、人员到位。确保人员落实到位，是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必备条件。通过该工作科积极协调和努力争取，2004年，区法律援助中心充实了x名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工作人员。目前，中心有法律援助专职律师x名，管理人员x名，工作人员x名，基层援助工作站均设有专兼职工作人员，全区法律援助工作人员达xx人。
3、经费保障到位。该工作科积极与财政部门沟通协商，争取领导重视支持，争取财力保障。2004年，争取到x万元援助经费，并且列入财政年度预算，为法律援助工作开展提供了有力的财力支撑。
三、加强软硬件建设，积极创建规范化法律援助中心
按照江苏省法律援助机构规范化建设的标准，积极开展了规范化创建活动，一是狠抓硬件建设。重新制作了法律援助中心的牌子和法律援助公示栏，并摆放在显著位置。法律援助中心办公用房增至四间，设有专门的接待室、档案资料室等，使用面积达xx平米以上。同时还添置了空调、电脑、打印机、数码相机、电话、传真机、文件柜、办公桌等，建立了法律法规数据库，使中心的硬件达到了较高水平，为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创造了较好的条件。二是狠抓软件建设。结合本区实际，建立健全了各项工作制度，上墙公布了法律援助的受理程序、工作纪律等，完善法律援助各类工作台帐，实行电脑化管理，制作和印发了100000张法律援助联系卡，发放到全区家庭，向xx户困难家庭发送了法律援助温情卡；公开五项承诺，为体弱多病且失去行动能力的残疾人、老年人开辟绿色服务通道，利用律师参与政府接待，为困难群众现场提供咨询、代书等法律援助服务。建立了每日值班接待制度，实行窗口文明用语，规范服务，做到来有迎声，问有答声、走有送声，通过一张笑脸、一杯茶、一张椅子、一席话，使来访群众感到舒心、放心，使他们抱着希望来，带着满意走，法律援助工作实现了零投诉。
四、积极健全和落实规章制度，努力提高法律援助办案质量
该工作科重新制订和完善了一系列内部管理制度，先后制订了“法律援助工作程序”、“法律援助工作职责”、“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法律援助接待工作规定”、“法律援助首问首办责任制度”、“法律援助一次性告知制度”、“法律援助机构案卷归档管理规定”、“法律援助投诉查处制度”、“法律援助办案质量监督和检查制度”等10多项规章制度，并汇编成册，统一发放至各基层工作站。专门印制了宣传资料，将法律援助的相关内容在醒目位置公示上墙，让老百姓更多地了解法律援助的基本内容和条件。同时还积极组织开展了法律援助办案质量年活动：一是加强法律援助办案流程监督，从程序和实体上规范法律援助的申请、受理、指派、结案、归档等环节，提高工作效率，确保结案率；二是建立法律援助服务标准，即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类别要以困难群众的民事案件为主，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形式要以诉讼为主，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人要以律师、基层法律服务人员为主，其中民事案件占x%，诉讼案件占x%，律师、基层法律服务人员的案件占x%；三是加大法律援助质量检查。专门组织人员对乡镇、街道的法律援助工作进行了检查、指导，从台帐登记、报表统计、案卷归档、建立公示栏等方面进一步规范基层法律援助工作，力争达到“接待咨询规范化，操作流程规范化，结案归档规范化”。
为保证办案质量，该工作科积极探索建立日常管理工作和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指导和监督机制，努力提高法律援助工作的管理水平，保证法律援助服务的质量。近年来，共组织了法律援助工作的专项检查x次，开展业务培训x次，在工作指导中始终贯彻坚持两个原则：1、不能假借法律援助名义从事有偿服务，《条例》实施后的援助案件不得收取任何费用；2、要保证法律援助服务质量，不能因为是自愿行为或者义务活动而不顾服务质量、损害当事人的利益。经上门征求法院意见以及当事人反馈情况，两年来xx区法律援助案件的满意率达到100%。
法律援助的情形篇4
摘要：妇女法律援助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和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妇女法律援助的模式选择问题决定了妇女法律援助的发展方向。在中国较为丰富的妇女维权经验和相对较少的妇女法律援助实践中，中国妇女法律援助形成了三种模式：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民间型妇女法律援助和妇联型妇女法律援助。在甄别三种模式之后，本文创设第四种妇女法律援助模式：以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为基础，以民间型妇女法律援助为主体，以妇联型妇女法律援助为重要补充。
中图分类号：C613.68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9)03-0005-06
法律援助，简而言之，就是国家对经济上贫穷、能力上低下、生理上残缺而又需要法律帮助的社会弱者提供免费或减免收费的法律服务，以实现法律赋予公民的平等权利。妇女在男权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而贫穷的妇女更是这一弱势群体里的弱者。妇女法律援助制度成为了体现法之正义精神的妇女利益诉求协调机制和妇女权益保障机制。但是，妇女法律援助制度是随着法律援助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而逐渐确立的，当前尚处于起步摸索阶段。从妇女法律援助良性发展的角度而言，解决该制度的基本和框架性的问题便是当务之急。不同的模式决定了不同的发展样式和发展道路，进而决定了不同的制度类型。结合中国较为丰富的妇女维权经验和相对较少的妇女法律援助实践，我们将展开几种中国妇女法律援助的模式，并选择或确立适合国情和具有制度模式合理性的妇女法律援助模式。
一、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模式
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法律援助发展路径不是从民间到政府的发展，而是自上而下、自内而外的发展。当前的法律援助中心是依托于司法行政机关，法律援助专门机构是由中央到地方、由地方到基层的层层设置，尽管并不是所有的法律援助中心都是行政单位，但至少是事业单位，因此在各级法律援助机构接受的法律援助即为政府型法律援助。根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妇女同其他受援人一样，在法律援助机构的法定援助范围内接受法律援助。但一些地区依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的授权，对法律援助范围作出了补偿性规定，如把家庭暴力纳入到了法律援助的范围中。但是，家庭暴力目前已经成为世界性的社会问题，施暴主体一般为家庭的成年男子，侵害对象多为妇女、儿童、老人和残疾人。其中，妇女遭受家庭暴力的侵害最为普遍，受损害最为严重。因此，在家庭暴力中受害的经济困难妇女是政府型法律援助中较特殊的对象。
(一)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模式的理性
作为中国妇女法律援助的本源性模式，政府型法律援助具有适应妇女权益保障要求的基本特性。首先，政府型法律援助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较完善的法律援助体系，在极大的地域范围和受益范围内为妇女提供基本的法律援助服务。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在《法律援助条例》颁布实施5周年座谈会上介绍，截至2007年底，全国共设立法律援助机构3259个，其中地市和县区级机构3176个，各地法律援助机构依托乡镇街道司法所和工、青、妇、老、残、高校等社会组织，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54976个，形成了健全的法律援助工作网络。目换言之，尽管中国的法律援助资源分布不均衡，但是在政府型法律援助机构体系内，偏远地区甚或山区的妇女都可以享受法律援助服务。因此，广阔的法律援助覆盖面是该模式显现出来的形式理性。其次，该模式由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法律援助服务，法律援助机构是妇女法律援助的直接承担者，而国家则成了法律援助的间接承担者。国家具体承担的义务包括：其一，国家财政提供法律援助机构的办案经费，保障法律援助办案人员获得一定的办案补贴。其二，为法律援助机构配备专职律师或法律服务工作者，并把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纳入到公务人员的管理体系中。其三，国家是整个法律援助事业发展的责任者。因此，国家是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的坚强后盾，这是该模式的实质理性，一旦缺失了政府的角色，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将化为乌有。
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模式显现出来的形式理l生与实质理性是政府型法律援助发展的基本理论依据，印证了政府型法律援助作为中国本源性法律援助类型的合理性，但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在发展过程中也呈现出了非理性之处。
(二)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模式的非理性
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不适应客观实际发展需要的方面，我们将其归结为发展的非理性。简言之，把理性置于实践中进行考验，不符合实践发展需求的就被视为非理性之处。
1 政府型法律援助机构性质不明确
中国法律援助机构的设置，有的就是以行政单位的性质设立，有的在设立之初是事业单位，逐渐参照行政单位的管理，并有可能发展为行政单位。明确法律援助机构的性质，有来自法律援助机构内部的压力和外部的动力，法律援助机构性质的确定是一个过程。但从当前实际情况来看，法律援助中心等同于司法行政机关的一个科室或是司法行政机关下属的事业单位，不利于法律援助的管理和发展，也不利于稳定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待遇而留住人才，因为处在事业单位性质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法援从业人员的待遇不如同地区公务员的待遇，也不如行政性质的法律援助机构。另外，法律援助机构性质的模糊必然影响法律援助机构与其他行政单位的沟通和协调。
2 法律援助经费保障不足
政府型法律援助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律援助体系，在法律援助体系化过程中，法律援助经费的增长速度无法适应法律援助案件的增量、法律援助成本的增速和全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如2004～2006年全国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分别为190187件、253665件和318514件；法律援助费用分别为24577万元、28052万元和37029万元。加之考虑法律援助的需求增量，政府型法律援助经费保障已显匮乏。
3 法律援助从业人员不足
一方面，法律援助机构的专职律师承担了全国将近1／3的案件，如2006年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和社会律师分别办理案件106142件和124282件，但人数却非常有限，相对于社会律师的人数和法律援助的办案量来说，法律援助机构专职律师的数量无法满足法律援助实际的要求；另一方面，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待遇低，导致吸引不了人才，这是人才流失的重要原因。在法律援助从业人员无法满足法律援助发展需求的情况下，人才的流失加剧了人才不足的矛盾，特别表现为基层严重缺乏法律援助人员。这是从政府型法律援助的实际情况下分析得出的结论，如果从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的实践中进行分析，针对妇女的法律援助专业人才则是到了稀缺的状况。一般的政府型法律援助机构有2―3名专职律师，有的地区的法律援助中心连一名专职律师也没有，更不用谈专长于妇女法律援助的工作人员了。即使是在具有专职律师的法律援助机构，在繁重的
法律援助案件压力下，法律援助专职律师无法把时间和精力集中在妇女法律援助上，因而也无法形成妇女法律援助的特殊机制。
因此，政府型法律援助机制无法满足政府主导型的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需求，表现为法律援助机构定位不明确、法律援助经费和人员不足等，这是政府型法律援助机制所凸现出来的非理性。相应地，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依托于政府型法律援助机制下，无法找寻针对妇女法律援助的特殊性，因此，同样可以得出政府型法律援助的非理胜。
二、民间型妇女法律援助模式
民间妇女法律援助是由民间专门组织或机构对妇女这个特殊群体所进行的专项援助，常被认为是妇女维权的一部分，或被认为是妇女维权的一种方式，因为其服务对象都是妇女。“民间”即非政府，民间妇女法律援助在业务上虽然与政府法律援助机构有联系，但独立于政府法律援助机构之外。有学者认为全国妇联系统建立的法律援助组织也属于民间妇女法律援助组织。从妇联的性质和妇联工作人员的管理体制出发，我们认为，妇联系统建立的法律援助组织不能完全符合“民间”的属性。目前来说，专门从事妇女法律援助工作的民间组织是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该中心与其他依附大学以及研究机构而设立的法律援助中心不同，其只以特定的群体妇女作为法律服务的对象。另外还有把妇女作为重要的法律援助对象的组织是武汉大学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除此之外，还有以非营利组织身份在民政部门获得注册的民间妇女法律援助机构等。这些组织在中国妇女法律援助事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辅助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法律援助的发展趋向，使得民间型妇女法律援助模式具备了实践基础。
相较于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民间妇女法律援助组织以社会团体的属性优势，追求妇女法律援助的整体社会效果。从中国现有的民间妇女法律援助组织的设立背景和工作原则来看，中国民间妇女法律援助组织经常是依托高校或研究机构设立的，除了发挥一般法律援助机构的职能，接受一般的法律咨询外，主要针对重大、典型、具有普遍社会影响的侵犯妇女权益的案件提供法律援助。因而，民间法律援助可以归结为两项职能：侵害妇女权益的代表性案件的法律援助和在此基础上的普遍性妇女权益问题研究。第一，民间妇女法律援助组织对法律援助不承担国家责任，承担的是社会责任，也就是说，民间妇女法律援助组织开展的法律援助工作以贫穷妇女群体的受侵害为基点，通过对一些典型案件的法律援助，以点带面，以期产生较好的社会效果。第二，在典型案件的法律援助实践基础上，发挥民间妇女法律援助组织的机构研究职能，针对普遍性的妇女权益法律问题进行研究，找出立法、执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妇女权益保护方面存在的普遍问题，通过发表研究成果、在媒体上呼吁、向有关部门出具建议书等方式促使这些问题受到重视并得到有效解决。这是民间妇女法律援助组织作为社会团体法人应当承担相应社会责任的集中表现。
然而，在中国现行法律援助制度发展背景下，民间型妇女援助本身存在一些致命的“硬伤”：首先，资金短缺是民间妇女援助发展的客观性约束因素，没有资金就没有组织。其次，缺乏民间妇女援助组织自愿者的鼓励机制。民间妇女援助组织的民间性决定了提供社会援助的主体必然是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志愿者和其他社会职业志愿者，而在没有激励机制的情况下，志愿者的欠缺成为了民间妇女援助发展的主观性约束因素。再次，缺乏支持和鼓励民间法律援助的法律规范。目前已经获得注册的几家民间妇女法律援助组织的经验是：司法行政机关作为业务管理部门，只有先取得司法行政机关批准以后才能到登记机关即民政部门去办理登记。这是实践操作层面对民间妇女援助组织设立造成的障碍，与一直以来所倡导的积极支持律师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方针背道而驰。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民间妇女法律援助的定位尚不明确，社会大众尚未完全认可民间法律援助模式，进而导致支持民间法律援助发展的法律和政策欠缺。
三、妇联型妇女法律援助模式
妇联型妇女法律援助，是指在妇联系统中建立，并按照妇联的工作机制进行法律援助的组织。妇联组织是使用行政编制或事业编制，由国家财政拨款的社会团体。虽然妇联是非政府性的组织，但在很大程度上行使着部分政府职能。由此可知，在全国妇联系统中建立的妇女法律援助组织既不是政府法律援助机构，也不是民间法律援助组织。妇联实质上是具有部分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存在于行政机关与民间组织之间的空白地带。因此，在妇联系统中建立的法律援助组织并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模式，我们称之为妇联型妇女法律援助。据统计，到2004年底，全国妇联系统已建立妇女法律援助中心和维权机构(正式挂牌)2700个。依托妇联系统的妇女法律援助体系可以同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体系相媲美，但有着自己的职责特点和范围，接受司法行政部门法律援助中心的业务指导和监督，协助做好与妇女权益案件相关的法律援助事务。
妇联型妇女法律援助的核心价值体现于：其一，建立在妇联维权网络的基础上，通过横向与职能部门的联系、纵向与妇联系统三级网络的联系，畅通了法律服务的渠道，将单一的案件处理变成了协调处理有关侵犯妇女权益案件的法律援助。其二，将妇联的妇女维权职能与司法行政的法律援助职能结合起来，使妇女研究机构成为实施法律援助的辅助机构和补充机构。妇联型妇女法律援助组织主要职能是为协调处理有关侵犯妇女权益案件进行法律咨询解答、调查、取证、协调诉讼等一系列诉前法律服务工作。而一旦进入诉讼程序，一般把案件移交给政府法律援助机构，遂言之，妇联型妇女法律援助组织是辅助机构。除此之外，从妇联依法维护妇女权益的宗旨出发，妇女法律援助的范围不能局限于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的法定援助范围，而应延伸至关涉妇女的维权事项。但是，从妇联系统建立的妇女法律援助组织的实际情况来看，妇女法律援助组织一般附设在妇联的某个部门，结果总是一个部门两块牌子，这使妇女法律援助组织缺乏独立性。与此同时，这些部门一般都没有专职律师，其工作人员一般都缺乏专业背景，较难提供高质量的法律援助服务。因此，发挥妇联型妇女法律援助的价值便缺乏了实践的基础。
四、模式选择诌议――创设第四种模式
三种妇女法律援助的形态在中国法律援助实践中存续着，在今后的发展中，其中一种形态可能替代另外一种或两种形态而成为唯一的发展形式，也可能其中一种法律援助形态死亡而另外两种存续，还有可能三种妇女法律援助形态同时存在共同发展，这取决于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对其作出选择。正因为这三种形态存在的或然性和可选择性，所以本文用“模式”来概括妇女法律援助的发展形态。
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三种妇女法律援助模式都存在着理论上的理性与非理性、实践上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因此无法在三种模式中进行选择。针对妇
女群体的特殊性和妇女权益保障的复杂性，我们将吸取三种模式的理性和合理的部分，创设第四种模式：以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为基础，以民间型妇女法律援助为主体，以妇联型妇女法律援助为重要补充。构建第四种模式需要经过三个步骤：
(一)模式要素的完善
第四种妇女法律援助模式包含三个基本要素：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民间型妇女法律援助和妇联型妇女法律援助。在构建新的模式之前，模式要素的自身完善是基础性的工作。
对于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来说，首先，准确定位政府妇女法律援助，促进法律援助格局良性发展。政府法律援助的法律救助，胜决定了妇女法律援助机构应是行政单位，这是法律援助机构履行其法律救助义务的基本要求。但是，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机构的职能不是单纯以提供全部的法律援助产品为己任，而是作为法律援助的名正言顺的管理机关鼓励、指导社会组织进行法律援助服务。其次，提高政府法律援助经费的保障能力。为了促使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经费增长同法律援助案件增加量、法律援助的成本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相适应，需要提高法律援助经费的保障能力。我们建议实行灵活的法律援助经费预算制度，如果预算的金额无法满足一年本地区法律援助的发展，在年中或年末可以申请调整预算。在一些落后的地区，可以实行实报实销的财政原则，即不进行法律援助经费的预算，而以实际的开支进行结算，以此推动落后地区的妇女法律援助发展。再次，加强妇女法律援助队伍建设。随着法律援助范围的扩大和每年受理的法律援助案件的增加，应当增加法律援助机构的人员编制，同时提高法律援助从业人员的经济和政治待遇，遏制法律的人才流失，并促进法律援助从业人员的积极性。实际上，政府法律援助机制的完善是个浩大的工程，我们只从问题的基础面上进行探讨。
对于民间型妇女法律援助来说，民间妇女法律援助组织在中国数量还非常少，发挥的作用还相对有限，而从妇女法律援助这一公益事业的发展角度出发，民间妇女法律援助必将成为中国妇女法律援助的主要形式，但这趋势在中国的实现还需要一个较艰辛的过程。其一，简化程序，打开民间妇女法律援助组织准入的大门，消除注册障碍，民间法律援助组织只需获得司法行政部门的批准便能获得登记。其二，逐渐解决民间妇女法律援助组织的资金来源问题。国内现有的民间妇女援助组织几乎都是依赖国外基金会的资助，从长远来看，随着中国民间组织的增多，我们应当建立自己的资金来源机制，可以包括政府资助、国内基金会的资助、企业或个人的捐助等。概言之，在中国民间妇女法律援助发展过程中，需要一部基本的法律进行规范。因此从现阶段来说，中国民间妇女法律援助组织尚需沿着“粗放型”轨道发展。
而对于妇联型妇女法律援助来说，最重要的是需要增加专业人士，并提高妇联型妇女法律援助的业务水平。另外，从机构设置的角度来说，应当坚持妇女法律援助的独立性，这是妇女法律援助工作的复杂性之所需。因此不同于民间妇女法律援助的发展路径。从妇联型妇女法律援助的功能和发展现状来说，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妇联型妇女法律援助应沿着“集约型”路径发展，以充分发挥政府妇女法律援助的辅助和补充功能。
(二)模式内部关系的协调
在逐步完善第四种模式的模式要素的同时，应当协调该模式的内部关系，我们认为应当以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为基础，以民间型妇女法律援助为主体，以妇联型妇女法律援助为重要补充。
首先，以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为基础
中国的法律援助事业要注意防止西方福利国家法律援助政策的倾向，要避免政府大包干的倾向和发展思路。政府应该调整自身职能，将妇女法律援助服务直接供体角色变成以提供最基本的法律援助产品和直接鼓励、指导事业单位、民间组织从事法律援助公益服务事业并重的双重角色。这就是所谓“政府力量主导，多种民间力量支持”。政府型法律援助保障了最基本的妇女法律援助工作，并以其较完善的体系承担着一些民间妇女法律援助组织和妇联法律援助无法完成的法律援助工作，可以得出结论，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是中国妇女法律援助的基础也是后防线。
其次，以民间型妇女法律援助为主体
民间型妇女法律援助的发展真正顺应了法律援助的本质属性，法律援助的公益性是民间妇女法律援助组织的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的基础。妇女法律援助是公益事业的一部分，这里涉及对公益事业主体的认识问题，我们认为，公益事业的主体不是国家，而是公民和由公民所组成的公益团体。况且，还有西方福利国家妇女法律援助的历史教训，民间妇女法律援助应当成为中国妇女法律援助的主要形式。虽然中国民间妇女法律援助的发展刚刚起步，但从长远来说，应当以民间型妇女法律援助作为该模式的主体部分。
再次，以妇联型妇女法律援助为重要补充
法律援助的情形篇5
一、加强保障，提升法律援助服务能力
我局积极争取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支持，积极争取法律援助工作“三个纳入”。区政府将法律援助工作列入政府工作报告，并将法律援助纳入年度为民办实事项目。借助“清风行动”重要内容的有利时机，着重解决法律援助工作中存在的实际困难，完善了实施方法，增强了工作力度。一是认真制订了本年度法律援助目标实施方案，将法律援助任务进行了分解，明确了责任人，通过签订法律援助目标任务分解书，将详细的目标和任务落实到各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并纳入年底目标考核项目。二是继续将法律援助作为本年司法行政工作的重点，安排专人负责法律援助“12348”热线的咨询接待工作，积极推行六项便民服务方法。三是积极开展法律援助直通车“六进”活动，即进学校、进社区、进工地、进工厂、进集市；新华网、人民网、法制报等各级媒体对我区的法律援助活动进行了报道。
二、健全组织，保障援助工作协调发展
中心以民服务为宗旨，把便民、利民、优质服务作为法律援助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己任，积极践行“贫者必援、弱者必帮、残者必助”的服务承诺，运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通过建立完善各项工作规范，不断提高法律援助机构的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中心各项制度健全，法律援助活动规范，“应援尽援”的原则得到严格贯彻，法律援助案件的数量和质量稳步提高。
组织网络。全区设有8个法律援助工作站，与工会、团委、妇联、残联、老龄委等联合成立法律援助工作站，在社区设立法律援助联系点，形成了以区法律援助中心为主体、各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联系点为依托的法律援助工作三级网络体系。
人员配备。中心配有专职人员三人，两人为法律专业，一人具有律师资格。中心还配备了两名援助专职律师值班。几年来，他们积极发挥法律服务的专业优势，为辖区申请援助的困难群众，提供耐心细致的法律论证，受到受援人的一致好评。
三、营造氛围，做好法律援助宣传工作
在辖区18个行政村悬挂条幅，加大对“12348”法律援助热线的宣传工作，加强法律援助联络点以及法律援助联络员建设，借助媒体平台加强宣传，通过多种形式，不断扩大法律援助宣传的覆盖面，使更多群众了解什么是法律援助、如何申请法律援助。
依托“法制宣传月”、“法援直通车”、和“QQ”视频法律援助等专项宣传活动，在人群密集的广场、车站、社区、学校等进行现场咨询答疑，扩大法律援助的社会知晓率。
与区残疾人联合会共同发文《关于在全区开展“法律援助扶残助残”活动的实施意见》，做好对辖区残疾人法律援助工作。积极与区工会、妇联、民政等部门联系，印发法律援助便民服务卡、婚姻家庭、农民工维权法律知识彩页、小册子丰富宣传内容。通过定向的宣传，使群众明确了法律援助的业务范围、申请程序、申请途径，方便他提够得到快捷及时的法律援助服务。社会效果十分明显。
四、建章立制，加强法律援助管理工作
我们以“法律援助便民服务”的主题活动为抓手，从抓管理、抓规范入手，我们坚持以制度规范行为，以行为体现作风。中心重视制度建设，在法律援助规章制度上实现了“四个注重”：
先后建立了学习制度、职业道德规范、案件讨论制度、奖惩制度、办案补贴制度、统计报表制度等，使法律援助人员从依法行政、规范管理到廉洁自律都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完善了接待登记制度、首问责任制度、文明用语制度、窗口值班制度、一次性告知制度、限时办结制度等，并免费发放法律援助指南、便民联络卡活动，使便民利民措施得到进一步落实；
对法律援助的申请与受理、法院指定辩护与受理、法律援助申请的审查与决定、指派与承办、结案与监督等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使法律援助人员实施法律援助程序清楚；
对案件的受理审查、办案规范、案件归档、案件经费补贴发放情况及受援人回访意见反馈情况全部纳入考核。并对法律援助信息管理系统进行专人维护、专人录入，保证了录入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五、加强监督，提升法律援助服务质量
区法律援助中心下大力气狠抓法律援助案件服务质量，要求所有的法律援助工作者要树立“质量是生命线”的强烈意识，不走形式，不走过场。今年，中心有两件案件受到省中心的专项资助。
中心以质量为切入点，实行办案质量跟踪，努力做到了统一受理、统一审批、统一指派、统一管理，着重抓了案前审查、案中督查、案后检查三个环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法律援助案件的同时，向法院发送《案件征询意见函》，由承办法官和受援人填写后反馈到法律援助中心，随时掌握援助律师的服务情况及办案质量，向受援人发送《法律援助来访接待咨询测评表》，并向社会公布法律援助机构办公地址和举报投诉电话，方便社会监督。切实维护了受援人的利益，达到规范援助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行为，提高办案质量的目的。
我局从强化法律援助办案质量管理工作入手，大力提升法律援助的社会效益，采取“四个加强”全面提高法律援助办案质量。“四个加强”是：一是加强法律援助办案人员的思想认识。印发了《关于规范区法律援助办案质量的实施意见》。切实提高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认识，把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作为法律服务工作人员服务百姓、服务社会的一项重要工作；二是加强法律援助办案质量监控力度。对向受援人发放法律援助案件服务质量情况联系表，做到及时发放，及时回收，及时反馈；三是加强与相关部门的联系。积极加强与区公安分局、区检察院、区人民法院等相关职能部门的沟通，听取意见和建议；四是加强对法律援助案件的评查。对今年以来全区法律援助案件进行抽查。重点检查了律师与援助对象沟通情况、律师调查取证、律师辩护意见质量等方面情况，并根据意见被法庭采纳情况、律师事务所自评意见、案件归档质量、当事人满意程度等情况做出综合评析，以点促面，进入良性循环。
六、高效便民，简化法律援助受理审查程序
区法律援助机构把特困企业职工、返乡农民工、生活困难的被征地农民以及新失业人员等，纳入重点范围，简化法律援助审批程序，实行“一站式”服务。对申请法律援助的五保户、低保户、残疾人、未成年人、归侨侨眷免除经济困难审查。对即将超过仲裁或诉讼时效的、需要立即申请采取保全措施的或者情况紧急的法律援助案件，可以先行受理，事后补办手续。中心还积极引导法律援助人员选择对受援人最有利的方式解决纠纷，对于案情简单、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案件，根据受援人意愿，尽量采用调解方式结案，减轻受援人讼累。
七、开拓思想，创新法律援助服务形式
QQ视频法律援助。区法援中心从维护和保障贫困和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出发，充分发挥辖区司法行政整体资源优势，探索实践了一套高效、快捷的便民综合服务模式，在全市范围内率先打造了“视频法律援助”积极构建“10分钟便民服务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法律援助中心将传统的服务方式和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相结合，借助各法律援助工作站网络优势，搭建了法律援助网上QQ视频咨询系统，挑选了在婚姻家庭、劳动争议、交通事故等方面10名法律援助专家律师，在线进行法律援助咨询、解答。每天由一名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作为管理员值班，如符合法律援助条件在线申请可以及时在线受理。同时，将法律援助“视频审批”服务延伸至社区。目前，全区共有24个社区的法律援助点具备了“网上视频申请”条件，社区居民可就近直接到社区法律援助点寻求法律援助，受援人在“10分钟”内就可申请成功，实现了基层法律援助工作一站式、零距离。自网络视频开通以来，共接待咨询323人次。
为确保社区居民在“10分钟”内获得最新法律援助信息和及时的法律援助，区司法局从全区低保户、残疾人群等弱势群体动态信息管理入手，建立了区、街道、社区为一体的“三级”法律援助工作网络，社区工作人员可以通过低保户、残疾人群的信息库在“10分钟”内了解到当事人经济困难情况，完成信息传送，使区法律援助中心可在第一时间掌握当事人的情况，缩短了法律援助受理、审查流程，提高了法律援助的工作效率。为充分发挥“法律援助10分钟便民服务圈”效能，区司法局要求“10分钟”法援服务圈的10名专业律师服务团队要在线值班，使受援人在“10分钟”内通过视频与援助律师进行“面对面”零距离沟通。
自视频援助系统开通以来，共接待咨询323人次，在线审查受理法律援助案件35起，法律援助工作日益高效便捷化。
解决外来流动人口开具经济困难证明难的问题。为了降低法律援助门槛，做到应援尽援，区法律援助中心创新工作思路，对流动人口申请人开具经济困难证明难的问题，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解决思路。在实际的办案过程中，农民工、打工者大多为外来流动人员，开具经济困难证明比较困难，因为其在本地无固定住所，住所地办事处由于不清楚他们的实际收入情况，所在单位也不愿意开具收入证明，对他申请法律援助案件带来的很大的困难。
如果申请人在本市打工，无固定的住所，申请法律援助，开具经济困难证明出现问题的情况下，中心要求申请人要其提供两名在本市有固定收入或是固定住所的保证人，保证其经济困难，签定保证书，住所地的街道办事处对其经济情况予以认定，然后区法律援助中心审核，符合法律援助条件，中心通过审批予以法律援助。在实际援助过程中，发现申请人的实际收入与其所提供的经济困难证明不符，中心首先及时终止法律援助，申请人和保证人连带承担不利后果。新做法实行后，大大方便了广大流动人口开具经济困难证明难这一现实问题，提高了法律援助的办事效率，受到了申请人的一致好评。
法律援助的情形篇6
一、法律诊所与法律援助的关系
根据弗兰克·S·布洛克的观点，诊所式法律教育是在教师的指导和监督下，通过学生积极地参与法律程序的不同方面来教学。它经常被简称作“通过实践”。实施诊所式法律教学的机构称为法律诊所。法律诊所为全面提高法律教育质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有助于解决职业作风和道德水准问题。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作为一项司法救济制度，法律援助有待于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时有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从定义中我们不难发现法律诊所与法律援助存在着差异，综合实际的经验，法律诊所与法律援助存在如下区别：
1、法律诊所是一个教育机构，而非社会公益机构。它追求的是教育效果，即提高法学教育的质量，培养高素质的法律人才。而法律援助是一种司法救济制度，它追求的是使社会弱势群体真正能享有诉讼的权利，维护其合法权益，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2、法律诊所的主体是教学活动中的教师和学生。而法律援助的主体是法律援助机构，主要是司法行政部门设立的法律援助中心，其对象是社会弱势群体。
3、法律诊所的教学包括范围很广的方案和手段，法律诊所的活动远不止于法律援助这种方式。根据Jeromen.Frank法律服务社提供的资料，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法律诊所项目包括为父母及儿童辩护、为残疾人辩护、社区法律服务、住房和社区、移民法律服务、业主/房客法律服务、法律援助、监狱法律服务、公诉人诊所等。涉及立法、司法、律师实务以及游说行政部门等多个方面，形式分情景模拟和真实情形。可见，法律诊所作为一种立体的全方位的实践教学机构，采用的方式相当广泛。尽管中国的法律诊所均为法律援助式法律诊所，从事的实务限于律师实务，但是不可否认，随着诊所式法学教育方式的发展，法律诊所方式的多样化，法律援助将仅仅是法律诊所采取的一种方式，不能替代其它方式。
4、法律诊所受理的法律援助案件采用的援助形式只是国家规定的法律援助范围和形式内的一部分。根据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的规定，法律援助的范围为：①刑事诉讼案件；②请求给付赡养费、抚育费、扶养费的案件；③盲、聋、哑和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追索侵权赔偿的法律事项；④请求发放抚恤金、救济金的法律事项；⑤公证法律援助；⑥其它确需法律援助的法律事项。法律援助的形式为：①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②刑事辩护和刑事；③民事、行政诉讼；④非诉讼法律事务；⑤公证证明；⑥其它形式的法律服务。在这些范围和形式中，法律对其中一部分的援助主体的身份作了特别规定。由于法律诊所中的学生不具备某些资格而不能提供援助。比如，刑事诉讼法规定对刑事案件中需要法律援助的被告人由法院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提供法律援助，无律师身份的诊所学生被排除在外。至于提供公证法律援助，法律诊所自然也无资格。从实际情况来看，法律诊所受理的援助案件一般为民事、行政案件，且民事案件占了绝对多数，受援方一般为个人且在诉讼中为原告，援助的形式主要为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调解和诉讼。
尽管法律诊所与法律援助存在上述区别，但是两者同时又密切联系。两者的联系体现在：
1、在组织和人员上，两者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法律诊所与法律援助中心统一领导、统一组织、统一财务且人员一致。这也是为什么实践中不少人包括法律诊所内的一些人将二者混为一谈的原因。
2、活动内容上，法律诊所主要是通过向社会提供法律援助来锻炼学生。诊所教育运动的最前线就是以法学院为基础的法律援助中心或其它法律援助项目。法律援助作为法律诊所采用的方式之一，为学生提供法律实践的机会。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法律咨询，法律文书，调解，进行诉讼等方式，学习进行法律，法律程序来解决社会的现实问题，以提高对法学和法律制度的理解、培养法律实践的基本技能，同时培养参与公益服务的意识和社会责任感。3、法律诊所的实践活动本身就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援助。法律诊所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属民间法律援助机构范畴，它是我国法律援助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诊所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的律师性质的服务自然属于法律援助的部分。因此，两者既互相区别又密切联系。
二、法律诊所与法律援助结合的原因法律诊所与法律援助之所以能结合，是两者互相选择、互相适应的结果。法律诊所选择法律援助是法律诊所的目的决定的。
法律诊所的目的在于：
（1）传授和培养学生有关法律实践的基本技能；（2）增进学生对通过实践来学习的方法的理解；（3）通过它为学生提供案件的机会；（4）提高学生的道德水平和社会责任感；（5）培养和促进学生自我学习；（6）自我提高的习惯；（7）促进和提高学生对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的理解；（8）帮助学生考虑和选择有意义的法律职业；（9）强调参与公共服务；（10）这是法律工作者的基本素质之一。
目的决定方式。要实现上述目的，需要选择合适的方式。这一方式须满足以下条件：
选择的方式必须为学生提供合适的实践工作。诊所教学以学生参与法律项目为中心，选择方式时必须把加强学生对他们将来地位的认识这一目标牢记在心，选择的方式必须允许学生成为项目的真正参与者，承担一定的职责，以提高他们对职业身份的责任感。让学生只充当译者或者被吹捧的勤杂工是没有成效的。同时，由于学生实际能力的不足，应该选择那些既有挑战性又在学生的能力范围之内的工作。这是实现法律诊所目的的前提。
方式的选择必须以其教育价值为基础。选择的方式必须能够打破传统的教学方式，为学生提供法律实践的机会，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学生在法律实践中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社会责任感，这是实现法律诊所目的的关键。
同时，法律诊所教育方式的选择受客观条件的制约。我国的诊所式法学教育方式目前还刚刚起步，师资力量、办学经验、活动经费等十分匮乏，在这些因素的制约下要达到诊所教育的目的，目前只能设立一种比较综合的诊所而不是设立分类细致、门类齐全的专项法律诊所。
由于法律援助这一方式能提供从咨询、代拟法律文书到调解、诉讼等一套完整的实践机会，且这种实践比较适合学生的实践能力，在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援助时更能激发同情心、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因此法律援助符合了法律诊所的要求；同时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诊所，符合了目前的客观实际，同时还能带来一定的社会效益。自然地法律诊所选择了法律援助。
与此同时，援助需要法律诊所这一重要的民间法律援助力量。当前我国法律援助的最大是供需矛盾突出，对法律援助的需求越来越大，而法律援助机构限于人力、物力，仅能对申请援助的申请人中的一部分进行援助。法律的趋势是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具有雄厚智力资源的政法院校在向社会提供法律援助中也担负着重要任务，但这一资源还未能有效利用。高校设立法律诊所进行法律咨询、法律文书、进行诉讼等实践活动的同时缓解了法律援助的供求矛盾。因此，提供法律援助的法律诊所适应了法律援助制度的的需要。
法律诊所与法律援助就这样结合起来了，结合点正是法律援助的实践活动。
三、法律诊所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所面临的问题
鉴于法律诊所与法律援助的密切联系，两者中其中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必然会作用于另一环节。因此两者结合的问题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为法律诊所环节出现的影响法律援助的问题，另一方面为法律援助环节出现的影响法律诊所的问题。
1、法律诊所环节出现的影响法律援助的问题
a、教学问题
由于法律援助式法律诊所是一个综合性诊所，内容涉及多个方面，如果对教学内容设计不当，很可能会顾此失彼。因此应对教学计划应进行统筹，规划，设计符合实际的课程。
b、学生任务重且流动性强
诊所学生一般为高年级学生，学习任务重、时间有限，而法律援助往往要花较多时间和精力，如何将正常学习与法律援助统一起来，做到互相促进，而非顾此失彼，是解决学生后顾之忧，调动其积极性必须考虑的问题。同时诊所课程一般只有一学期，学生流动性大，而法律援助的案件很可能耗时很长，这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对此问题，应尽量将学生正常学习时间与法律援助活动时间错开，引导学生合理安排两者的时间，将学生正常学习与法律论据实践学习结合起来，同时鼓励学生选一学期的诊所课但参加两个学期的活动。
2、法律援助环节出现的影响法律诊所的问题
a、运行机制的问题
法律援助的正常有序运作需要建立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包括值班制度，案件受理、分配、承办制度，案情讨论制度，反馈制度等等。任何一个制度运行不畅都可能影响培养学生实践技能的效果。各诊所应根据自身的情况制定一套比较合理、完整的制度，为法律援助活动的有序进行提供体制保障。
b、经费问题
法律援助需要必要的经费，但民间法律援助机构无法从国家获得资金支持，也难以从社会上募集资金，缺乏物质保障，目前，七所院校的法律援助机构均依靠福特基金会的资助生存，机构的稳定性和长期性没有保障，这一问题主要受制于比较落后的条件，同时也受制于社会对民间组织的认识和态度。
c、法律保障问题
法律对民间法律援助机构的法律地位、职能、作用均无明确的规定，这使得民间法律援助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无法取得官方部门的配合和社会各界的认可，工作人员办案过程中身份不明，有时甚至遭到非难。这是法律援助立法需要解决的问题。
d、社会不正之风及挫折的影响
诊所学生在法律援助过程接触的是活生生的现实社会，当前司法系统内的诸多不正之风极可能对学生的思想认识产生一系列消极的影响。同时他们还可能遭受一些失败，对司法公正失去信心，对自身能力产生怀疑。这些都会影响诊所教育目的的实现。因此如何引导学生正确面对这些问题，避免存在的思想波动也成为一个应该正视的问题。
主要资料
1、弗兰克·S·布洛克《诊所法律教学》
2、中美法律援助制度比较研讨会论文汇编
3、Jeromen.Frank法律服务社提供的耶鲁大学法学院法律诊所项目资料
4、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
5、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6、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关于开设法律诊所教育课程的报告
法律援助的情形篇7
[关键词]：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现状问题建议
一、当前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现状
（一）法律援助工作网络初具规模
基本形成了以县、乡两级法律援助机构为主导，社会法律援助组织和村、社区法律援助联络员为补充，覆盖全县的法律援助服务网络，奠定了法律援助工作更好更快发展的良好基础。
（二）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初步形成
基层政府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了政府财政预算，实现了省市政府确定的经费保障标准。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为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推进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三）法律援助规范化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
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制度及工作职责、援助对象、范围、条件、申请程序、经济困难标准等，规范了法律援助案件的受理、登记、指派、质量评查等各个环节的工作，法律援助机构初步实现了门前有牌子、接待有场所、受案有流程、墙上有显示、咨询有记录、办案有卷宗、质量有标准。制度化、规范化建设迈出了实在的步伐。
（四）法律援助工作社会影响力明显提升
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将法律援助宣传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坚持统筹部署，整体规划，着力在宣传深度和广度上下功夫见成效，法律援助社会影响力日益扩大。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和各种便民惠民服务，法律援助工作社会知晓率有了显著提升，困难群众依法维权意识得到普遍增强，主动寻求法律援助的困难群众日益增加。
（五）法律援助工作的成效显著增强
法律援助机构秉承“关注民生、扶贫助弱、公平正义、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宗旨，恪尽职守，积极作为，想方设法为困难群体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取得了显著成效。
二、当前法律援助工作存在的突出困难和问题
（一）体制尚未理顺，中心级别未确定
一是认识不清，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和《四川省法律援助条例》规定，法律援助是各级政府的责任，应当由政府组织实施。但有相当一部分领导和部门错误地认为法律援助是司法局的职责，法律援助中心是司法局的内设机构。二是人员太少，责任心有待提高。目前，各法律援助工作站专业人员较少，专职律师缺乏。
（二）经费保障水平低，办案经费缺口大
目前，基层法律援助经费主要依靠财政拨款，社会捐助、行业及其他方面的经费收入均处于零状态，经费渠道相对单一，与所需援助经费之间的差距较大，严重制约着法律援助职能的发挥。
（三）法律援助机构设施薄弱，信息化建设明显滞后
法律援助机构基本没有独立的办公用房、必备的办公设备和交通工具。县法律援助中心没有专门的接待室、会议室、调解室。特别是信息化建设严重滞后，难以按照国家司法部的要求按期完成法律援助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全国联网的任务。
（四）法律援助工作合力尚未形成，协调援助机制亟待加强
一些部门和领导对法律援助了解不多、重视不够，存在种种误解，有的认为法律援助只是司法行政部门甚至是律师的事情，与己无关，因此在复制材料、查询档案等方面配合不够默契。法律援助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涉及到法院、检察院、公安等部门，还涉及政府多个部门以及工、青、妇等群团组织。
三、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的建议
（一）强化法律援助工作组织机构建设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但又不仅仅是政府职能部门的一家之事，而应该是政府部门共同之事。各有关机关、单位和个人都应当支持、配合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对符合条件的援助案件，相关部门应当提供方便，对所涉及的相关费用应依法予以免收，共同降低法律援助成本。基层政府应给予高度重视，统筹谋划、及时研究，加快建立健全法律援助工作机构，理顺管理体制，确保编制、人员和经费到位。
（二）调整提高法律援助工作经费和补助标准
法律援助是政府出钱维护社会公正的一项社会事业，法律援助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同时也影响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各级政府要把法律援助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作为政府为民办实事的一项“民心工程”来抓。要加大对法律援助专项经费的投入，根据当地法律援助事业的需求，建立与其相适应的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要积极鼓励社会各界踊跃捐助法律援助事业，拓宽法律援助经费来源，以减轻财政压力。确保经费投入，保障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
（三）着力加强法律援助机构基础设施建设
应考虑把全县法律援助中心特别是便民服务接待大厅基础设施建设列入县政府为民办实事工程，统筹基层政权建设、规划选址，尽快落实司法行政业务用房项目，加快建设县法律援助中心便民服务大厅，统一配备办公设备和交通工具。把国家司法部统一部署和要求建设的法律援助信息管理系统纳入全县电子政务建设的重要项目，切实加快全县法律援助信息管理系y建设步伐。
（四）切实增强法律援助工作合力
不断加大法律援助制度的宣传力度，提高法律援助的社会知晓率。司法行政部门和法律援助工作机构要充分运用各种形式，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力度，使各级领导更加重视和关心法律援助工作，使社会各界更加关注和支持法律援助工作，使各级各部门更加认识和理解各自在法律援助工作中所担负的职责，形成全社会都来关心、支持、参与法律援助事业的良好氛围，使更多需要法律帮助的困难群众了解并实际运用法律援助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做好法律援助工作是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职责，也是各级政府、法院、检察院、公安、民政、人社、财政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部门的重要使命和责任。各单位、各部门和相关团体及组织应切实增强做好新形势下法律援助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带着对困难群众的深厚感情全力支持法律援助工作，能减的减，能免的免，能帮的帮，尽心竭力为困难群众提供援助。
法律援助的情形篇8
[关键词]中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新刑事诉讼法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5-094-01
获得辩护权是公民的一项宪法性权利，同时也是一项程序性的权利。在被告人享有的权利中，获得辩护权是其最核心的内容，实现了辩护权即意味着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护得到了保障。我国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的正式实施，使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取得了量的巨大飞跃，在充分认识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现有状况的前提下，如何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来进一步完善我国法律援助体系就成为了当下面临的最实际的问题。
一、重构刑事法律援助的启动程序
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启动程序包括两类，即法院指定和自行申请，但实践中法院指定的情形居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申请而获得的情形比较少。司法部于2000年、2001年分别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专门针对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在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中的相关问题做出了规定，然而事实证明该《联合通知》在司法实践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满足诉讼程序的需要是各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目标之一，日本顺应其国情建立起了值班律师制度，美国建立起了公设辩护人制度，对某些特殊案件无需经过层层审查便可直接提供援助，这一做法值得我国借鉴。当然我国的律师数量与经济条件有限，可以在满足条件的东部大城市试点然后再逐步向全国推广，最终建立一整套能及时提供刑事法律援助的有效机制。
二、建立多渠道筹资的刑事法律援助经费来源制度
针对法律援助中的资金来源问题，目前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是由各级政府财政保障，体现了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保护贫困公民的合法权益是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国目前实施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呈现出政府拨款为主、行业奉献和社会捐助为辅的结构。然而即便是这样，办案的法律经费还是很短缺。2003年，我国各地法律援助财政拨款为1.52亿元，摊到我国13亿人头身上，人均法律经费仅一毛多钱。很多法律援助机构年年向政府申请补贴，但结果可想而知。在筹集资金的问题上，我们可以根据受援人的经济条件要求他交纳少量的申请费，或者如果受援人在案件中胜诉并附带取得了经济上的收益，可在事后他有能力支付时要求交纳法律援助的全部支出费用。
三、在简易程序中更多地赋予被告人获得刑事法律援助的权利
简易程序从本质上讲是以牺牲被告人经正当诉讼程序审判的权利为基础而实现诉讼高效的制度，这是我国司法压力与日俱增的结果。在简易程序中，法官正式审理案件之前一般会讯问被告人是否承认所指控的犯罪，然后告知其关于适用简易程序的相关规定，并确认被告是否同意适用简易程序。但实际上，很多被告人法律知识匮乏，无法从法官简单的制度介绍中全面了解简易程序适用的意义及后果，更不能判断适用建议程序是否真正对自己有利。而在上述的情形中，如果每个被告人都被指派一个刑事法律援助的律师在场提供有意义的法律意见，被告人根据律师意见再做出是否承认所指控的罪行及是否使用简易程序，那么案件的公正性与诉讼高效便捷的目的就能同时实现。
四、完善法律援助机构设置
随着普法教育的深入，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越来越强，在公民面对刑事诉讼时申请法律援助的现象也越来越多。然而在我国很多的市、县中，虽然已经设立起法律援助机构，但却没有形成与之相应的工作制度。有些地方没有正式的法律援助的办公点，往往只是在司法局某一科或者法律服务所挂一块牌子，也没有专职负责法律援助的工作人员，或者即便有工作人员，其法律知识也值得怀疑。诸如此类的现象屡见不鲜。要使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迈上新的台阶，就必须建立起一个完整而正式的法律援助机构，完善相关的法律，使刑事法律援助真正落到实处。
综上所述，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为我国刑事法律制度援助带来了新的契机，使得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在理论上与时俱进。然而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开始的时间晚于发达国家，因此在实践上不可避免地存在很多漏洞。我们应该在充分认识到我国法律国情的前提下，借鉴发达国家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某些特色，进一步推动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徐进.日本公派律师制度对我国的启示[D].江苏：徐州大学，2012：11-19.
法律援助的情形篇9
一、法律援助制度体现平等、公正现代司法理念的内涵。
法律援助，又称法律救助、法律扶助制度。它是指国家为了保证法律赋予公民的各项权利在现实生活中切实得以实现，对某些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费用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
法律援助制度起源于15世纪的英国，目前已被在世界上140个国家所接受，并作为一项保障公民权利的原则载入了《世界人权公约》，法律援助制度已经成为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法律建设的日臻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亦更加完备和健全。其内容从刑事诉讼扩大到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其对象从为穷人服务到为中产阶级服务；其形式从法庭扩大到预防，法律援助已涵盖国家法制运行的各个环节的不同层面，成为现代法治国家对本国公民必须承担的一项国家责任。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1994年，1995年11月9日，我国首家政府投资设立的专门办理法律援助业务的律师服务机构——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1996年7月，司法部成立了国家法律援助中心，同时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也获准成立。1996年后陆续颁布的新《刑事诉讼法》、《律师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相继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对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基本原则和框架作出了明文规定。司法部于1997年5月颁布了《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最高法院、司法部1997年5月下发了《关于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1999年4月下发了《关于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7月，最高法院下发了《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7月，国务院颁布了《法律援助条例》，标志着我国法律援助工作走上了法制化轨道。此外北京、武汉、广州等地方也出台了各自的法律援助试行办法。至上半年，全国已建立各级法律援助机构5000多个。
法律援助制度的价值追求，或者说，其体现平等、公正现代司法理念的内涵，其理论根据有如下几点：第一，出于人道主义和慈善的理由，需为社会中的弱者和穷人提供法律服务。历史地看，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也是各种社会集团权力斗争和利益平衡的产物。现代法律以权利为本位，更是集中体现了保护弱者以对抗力集团，保护公民社会利益而限制政治公权的价值取向。第二，提供这种服务，是为保证司法机器的恰当运行、实现司法公正所必不可少。在法治国家，公民权利的实现和保护皆有赖于司法途径（即司法救济），则司法公正是至为重要的。司法公正的内涵是以正当程序达成实质正义，正当程序包括了两个基本点：任何公民都有依其需要向法院的权利和诉讼中当事人地位的实质平等。法律援助制度正可成为支撑正当程序的基石，诉讼费用的援助消除了阻滞贫困公民向法院的障碍，律师援助创造出当事人地位实质平等的结果。第三，法治国家里，公民的平等权首要的和集中的表现为法律面前的平等，即平等的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的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当今世界各国宪法普遍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虽然法律援助待遇在分配上不可能做到绝对地平均，但各社会成员在享受这种待遇的机会和权利上呈现着显著的机会均等和利益均享，如任何一位社会成员，当其无力支付聘请律师费用而又需要律师帮助时，都可以均等地获得法律援助的机会和权利，而这种将相对稀缺的律师服务资源从高收入阶层转到贫困者身上的过程，也就是公平分配社会权利资源而实现“福利国家”和“生活质量提高”的过程。
二、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还只是刚刚起步，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我国法律援助制度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1、法律援助主体力量不足，不能满足社会对法律援助的需求。
据统计，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有万，农村贫困人口有6500万，共8000万。如果按贫困人口中1‰的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则每年有8.5万件法律援助案件。又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0至14周岁的未成年人有3亿多，按万分之三需要法律援助计算，每年有3万多件。另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调查结果，我国残疾人6000万，按1‰计算，每年需要法律援助18万件。另外据《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到1998年底我国约有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9240万，按1‰计法律帮助，有9.2万多件案件需要办理。上述几项相加，每年大约有38.7万件法律援助案件等待办理。以上计算方法有交叉，但仍属极为保守的数字。因为以上的计算比例可能大大低于世界的比例，绝大多数的法律援助案件需要律师提供帮助，按每位律师每年无偿办理1件-2件案件计，现有10万多名律师只能办理10万-21万件案件。可见，法律援助的现实是供给远远无法满足需求。根据《律师法》和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的通知》的规定，提供法律援助的主体主要是律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工作者。目前我国提供法律援助的几种组织形式包括政府性质的法律援助机构、律师事务所内设的法律援助中心和民间法律援助机构。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律师无疑是提供法律援助的主要力量。但是，律师在提供法律援助中存在以下问题：专职的法律援助律师少；普通律师缺乏提供法律援助的积极性；法律援助案件的服务质量总体上低于有偿服务的质量。由于律师力量不足，在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法律援助工作跟不上，受援率较低，只有65%。总之，供需之间的矛盾是当前法律援助实施过程中最突出的问题。
2、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随意扩大和缩小司法救助范围的倾向。
因有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不够具体明确，加之在审判实践中审判人员司法理念不一，司法实践中存在两种不良倾向：一是滥用司法救助，对一些不够司法救助条件的当事人适用司法救助，诉讼费实行减、缓、免的比例过高。二是限制司法救助，一些符合条件的当事人本应当得到但没有得到司法救助，造成制度的虚置。另一方面，对于受援助者的条件都有十分严格的限制，实际上就大大限制了受援者的范围，使相当一部分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真正的保障。
3、法律援助的经费短缺，人民法院负担过重。
关于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各国无一例外地都由政府拨款支持这一事业。由于我国的法律援助主要是政府行为，原则上应由各级政府纳入年度财政开支预算，每年拨出专项援助经费，以体现国家对受援者承担的责任。法律援助又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可以考虑设立一项专门用于法律援助的基金，接受社会上热心此项事业的公民和单位的自愿捐助，包括国内外的捐助。此外，有条件的地方，可以从律师协会的会费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法律援助基金，以体现律师协会对社会承担应尽的责任。但是，由于中国还处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够发达，国家财政压力很大，所以不可能为法律援助机构支出大量费用。另外，国内还没有能够发展出一套完善的社会捐助机制，社会捐款助的途径还不通畅，尽管一些援助机构能够从国外基金会获得一定的资助，但是国外资金的不稳定和不充足性，使得靠国外的资金来源只能是权宜之计。因此，各法律援助机构，尤其是民间法律援助机构，大多都面临着经费严重不足的局面。法院收取诉讼费用是国家财政行为，诉讼费用的收取可以弥补国家财政为办理案件而支出的相关费用。目前，法院的各项审判设施都逐渐进入更新换代期，司法救助制度的实施难免导致法院办公经费与司法救助之间产生互为消涨的关系而影响了司法救助制度应有作用的发挥。
4、立法滞后，现有制度操作性不强。
目前，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主要规定在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最高法院、司法部的几个通知等，表现为形式分散，不甚集中，较为凌乱，操作性不强，而没有制定统一的《法律援助法》。如《法律援助条例》的受援对象是公民，而最高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的受援对象是当事人，受援对象是否包括法人和其他组织，不明确。再如，最高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第2条要求当事人“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从实际情况来看，当事人既然向法院，当然认为自己的案件符合有关条件，然而是否如此最终需要立案法官进行判断。可是一般而言，案件事实情况，只有经过开庭审理法官全面掌握了案件证据情况之后才能确定，要求法官在案件受理环节就作出当事人是否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判断，过于苛刻，缺乏合理依据。第4条规定：“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司法救助的，应当提交书面申请和足以证明确有经济困难的证据材料。”在审判实践中，因为对救助范围的11种情况，什么样的情况，应提交什么样的证据材料，应由哪一级部门出具证明材料，是民政部门出具，还是所在地的办事处、乡镇出具，或是单位出具？没有详细的规定，所以不好把握。
除以上几点之外，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还面临着许多外部问题，尤其是政府部门对法律援助工作缺乏足够的重视，普通老百姓对于法律援助服务的具体内容也并不真正了解，甚至社会舆论对于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仍有偏见。
三、完善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理性思考。
1999年通过的中国宪法修正案，规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奋斗目标，通过的中国宪法修正案规定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法律援助制度要体现平等、公正现代司法理念的内涵，确保全社会实现公平与正义，在实现法治和保障人权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全国人大应当制定法律援助法，笔者提出以下建议，以期对制定法律援助法有所裨益。
1、法人和其他组织、外国人应列入法律援助的对象，拓宽法律援助的对象范围。
法律援助的对象，作为有权申请法律援助和实际享受援助受援主体，在整个法律援助活动中居于十分重要的位置。对于援助对象包括哪些人的问题，西方社会不论采用哪一种法律援助制度模式的国家，几乎都将援助对象限制在公民或自然人的范围内，法人和社会组织一般不能成为法律援助的对象。对于法人能否成为受援对象的问题，立法不是十分明确，而我国理论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有人主张援助对象只限制在自然人的范围；有人主张援助对象不仅包括自然人，而且包括法人和其他组织。笔者赞成第二种观点，其理由是第一、从完善诉讼民主机制，确保司法公正，以及化解利益纠纷和社会矛盾角度看，有关问题所涉及对象主要还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第二、现实社会中，既存在严重经济困难，又急需法律援助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并不鲜见，其数量和困难程度也不低于自然人。第三、从审判工作实践来看，法人作为司法救助的对象，有先例可循。最高人民法院曾在一定阶段针对特殊的案件，做出过司法救助的规定。如：最高人民法院3月17日法函（）20号《关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减收积压房地产案件受理费申请执行费的请示〉的函》，同意到12月31日止，对海南的积压房地产案件按50%减收案件受理费和申请执行费。这类案件的司法救助对象大都为各商业银行等法人。对于外国人、无国籍人能否成为法律援助对象的问题，学者也有不少争论。有的学者认为，只要是自然人，不论其是何国度的，只要在居住国遇到法律问题需要帮助，并符合获得法律援助的条件，都应当成为被援助的对象；然而有的学者认为，就共同的法律援助制度来说，只有某一国家自己的法律，才能承担对本国公民所承担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外国人、无国籍人不应不分条件、不加区别地一律成为某国家法律援助的对象。对于这个问题，笔者很赞成这样的观点，即“对于外国人是否可作为中国法律援助的对象，这一问题比较复杂。我们认为，可以考虑对刑事案件被告人中经济困难的外国人给予法律援助，因为这涉及到我国刑法的公正实施问题；对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外国当事人，如系经济困难的，则应由其所属国籍的国家提供法律援助费用，或者由两国签订了法律援助的司法协助协议相互减免有关费用。”⑦笔者认为，对于无国籍人，从人道主义出发，只要他居住在我国，符合我国法律援助的条件，应视其为我国法律援助的对象。
2、采用属地主义标准，完善法律援助的适用条件。
法律援助的适用条件，即对于如何确认援助对象的标准，世界各国由于经济状况、政治制度和法律援助立法上的差异，对法律援助对象的确定标准有所差异。但共同的标准有两个：一是经济标准，即获得法律援助的当事人，必须达到法律所规定的贫困线（即低于该国或当地政府确定的最低生活标准）；二是案情标准，即申请人确实有提出诉讼的理由，而且有充分的事实和证据证明自己的合法权利已经受到侵害或者正在受到侵害在对第二个标准进行审查时，各国均趋向于不能过分严格，不能要求法律援助申请人须有绝对胜诉的把握。即使也有败诉的可能，也就提供法律援助。在美国，凡是收入在贫困线的125%以下，均可申请法律服务公司给予民事法律援助。对刑事被告，所有可能被判刑的，未聘请律师，公设辩护机构都要向其提供法律援助。在英国，民事法律援助比刑事法律援助的审查标准更为严格。民事法律援助的申请者必须经过资力调查和案情调查。资力调查中，申请者必须证明他们“扣除所得税后的”收入和“可自由动用的”资本低于规定的标准。案情调查中，申请者必须“基于合理的理由参与诉讼程序”，并且不能“在该案的特定情形下不合理地接受法律援助”。我国没有法律援助的统一立法，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各地方确定法律援助对象，所遵循的原则和标准有较大差异。从广州、上海、武汉、北京这四个法律援助工作起步较早，成绩较大的大城市的经验来看，各地确定法律援助对象也主要遵循两个原则，一是要求申请人须为经济困难的公民，二是要求申请人须为已经立案的案件当事人（非诉讼案件除外）。对于法律援助机构如何来确定具体的援助对象，实践中主要存在两种认定援助标准的冲突。一种是“属人原则”，以广州市为代表。即以公民的户口所在地和居住地为标准来确定援助对象。另一种是所谓的“属地原则”，以武汉市为代表。即以诉讼或非诉讼法律事务的发生地为标准来确定援助对象。笔者将二个标准进行比较，认为属地主义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属人主义有其局限性。第一，属人主义具有浓厚的地方本位色彩，而这种地方本位色彩所表现出来的狭隘性，与法律援助的公益性，以及保障公民法律服务权利的平等，消除公民由于经济困难而导致的法律服务权事实上的不平等的基本宗旨是相违背的。不仅如此，这种标准确立的结果，必然导致法律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第二，属人主义的标准与目前异地交往增多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和客观情况也不相吻合。随着人员流动的增大，诉讼和非诉讼事务的发生，往往都不在当事人的户口所在地。以属人原则为标准来确定援助对象，必然使大量急需法律援助的非本地居民得不到应有的法律援助。第三，属人原则将造成较大的浪费。因为以属人原则来确定援助对象，如果涉及本地居民在外地诉讼或非诉讼法律事务的援助，异地办案必然造成较大的经济花费，这也不利于有效地节约援助资金。实行属地原则，有利于国家节省人和力、物力。第四，当前由于人口是由农村流向城市，流向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总的说来，实行属地原则，城市和沿海比较发达的地区对非本地人的援助要多些，这是扶贫的一种方式，有利于形成良性循环。第五，外地人员到本地来务工，是对本地的发展作贡献，他们遇有需要法律援助的情形，理应依法为他们提供好的法律服务，优化务工环境。在实行属地主义原则中，如何确定“经济困难”的标准是关键。笔者认为，凡当事人有家庭负担的，按其家庭成员经济居住地的标准，如果没有家庭负担的，按其家庭成员经济居住的标准来确定是否无力支付律师费用。实行属地原则，不应当以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去衡量外地当事人经济是否困难。
3、规定法律援助的机构为法律援助的管理和实施机构，明确法律援助的机构的性质。
《法律援助条例》第5条规定：“直辖市、设区的市或县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管理部门根据需要确定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机构”并规定了其主要职责。但对法律援助机构的性质和组织结构没有明确规定，立法的不完善，导致法律援助机构在设置及运作过程中缺乏法律依据，性质不同，模式不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存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援助机构在实践中存在三种模式。一是代表各级政府的法律援助管理型机构，如1997年5月26日成立的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及各地司法局下属的法律援助中心。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职责包括对全国法律援助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制定全国性的法律援助规章制度、中长期发展计划和年度工作方案，协调全国法律援助工作事宜等。江苏、广西等将法律援助机构确定为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能部门；二是法律援助的管理和实施机构，如广州市成立的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隶属司法局，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负责组织实施广州市的法律援助工作。该机构既为广州市法律援助工作管理机构，又是法律援助工作的具体实施机构。三是各地律师协会成立的法律援助管理机构，如武汉市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援助工作，主要是法律援助工作管理机构，实施法律援助的具体机构是各律师事务所。此外，司法部还规定：法律援助机构可以与“12348”法律咨询服务机构合署办公。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比较符合中国国情，也比较可行。(1)为保证那些影响较大、案情复杂，耗费时间长的法律援助案件能够得到及时的帮助，须由政府的法律援助机构直接办理。因此，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年月有一批不但业务精，而且没有后顾之忧的公职专家队伍来承办这些案件；(2)各地原来占国家编制的律师事务所中，已经逐步转变为不占国家编制的律师事务所，空下来不少编制，在这一基础上建立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和公职律师队伍不需另外再增加编制，不会向国家精简人员的精神矛盾；(3)近几年，我国律师等法律服务队伍增长较快，涌现出一大批愿意拿国家薪水专职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法律专业人员，从而使建立公职法律援助队伍和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直接办理部分法律援助案件成为可能；(4)法律援助机构拥有一批公职律师并直接办理部分法律援助业务是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做法，如我国香港地区的法律援助署，美国的联邦法律服务团及联邦和各州的公设辩护机构。
4、扩大法律援助的实施主体，规定法律援助的实施主体的责任形式。
关于法律援助主体的界定问题，国外有两种基本做法：一类是只有律师或专门的法律援助机关从事法律援助。又可细分为所有的律师均有义务，如德国；只有专门从事法律援助的机关才有义务，而其他律师只凭自愿参加，如日本、英国及瑞典等北欧国家。另一类则除了专门的法律援助组织外，还包括其他非营利组织，兼职律师事务所（即正常营业外也从事法律援助）、志愿者等，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比较而言，第一类有利国家调控，但对国家拨款依赖相对较大；第二类则能广泛利用社会力量进行法律援助，缺点是国家的调控能力不如第一类国家。而从我国法律援助的实践来看，各地法律援助主体皆有各自特点，如广州成立由市政府财政拨款并由专职律师组织的法律援助中心；上海浦东规定所有律师每年至少承办1件法律援助案，费用由律师事务所自行承担；郑州由各律师事务所自行制定并实施法律援助计划；武汉大学成立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等等。这些援助主体都有着各自鲜明优势和特色，在我国目前经济欠发达，国家财政难以承担一切法律援助费用的情况下，走援助主体多元化道路显然具有重要意义。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中，也将法律援助主体的范围界定为律师事务所律师，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其他团体、组织、学校的志愿者等。但《通知》对具体形式、权利、义务等缺乏相关规定。我国目前法律援助的巨大需求和律师和现状也决定了法律援助的主体不能局限于执业律师。对于全国13亿人而言，我国现有的10多万律师，仅折合10多万人中拥有一个律师，再加上律师分布与法律援助需求并不呈正比相关分布，更加剧了供求矛盾。
综上所述，我认为实施法律援助的主体及责任形式应为：（1）、法律援助机构的公职律师，由国家财政支付其工资，专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法律援助费用皆由国家财政负担；（2）、合作、合伙开业的执业律师，规定律师事务所每年应承担法律援助案件的法定最低数量，法律援助中心补贴其适当比例的费用（3）、从事法律援助的非营利机构及志愿者，应由法律援助中心核准成立，工作人员可以从当地声誉好的退休司法官员、法律院校师生、其他志愿者中选取，法律援助中心可以解决其适当比例的经费开支；（4）、加快高校法律援助组织的建设，目前北大、武大、复旦、华政、中南等院校都成立了学生法律援助组织，但均有待进一步引导规范。高校的法律援助组织应在法律援助中心登记，并接受法律援助中心的指导监管。
5、多渠道筹集法律援助的资金，建立法律援助经费保障体系。
法律援助是从经济上的帮助入手，以达到保护公民的诉权，使其能够公平地得到司法救济之目的的一种法律制度。这一制度能否生存的关键因素是经济来源——即资金。法律援助制度既然是关系到全国每位公民的基本权利能够平等地、切实地得以实现的一项广泛的社会法制保障建设工程，某经费来源就应当多渠道、多层次筹措，仅由某一方或某一层次来解决，不仅不现实，而且只能是杯水车薪。因此，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借鉴国外适合我国实际的一些成功作法，解决我国法律援助的资金问题应主要通过以下途径：
（1）、政府财政支持。政府的财政投入都是其中资金的主要来源渠道，是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得以实施的根本保证。原因是法律援助作为对社会弱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扶持，本质上是现代法治国家应承担的一种国家义务，况且财政投入拨款列入国家预算，受法律保障和财政机关的监督，其投入和运作具有稳定性、可靠性等其他资金来源无法比拟定之优点。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将政府拨款列为主要资金来源，但未作具体规定。因此我国应考虑有关法律援助中政府财政支持的具体方式和途径。笔者认为政府给予经费支持可以有多种方式：第一，财政拨款。中央财政和各级地方财政拨款应拨付法律援助专款，主要用于扶持贫困地区的法律援助工作，以保证全体公民平等地享有最低标准的法律援助。第二，政策上的支持。规定律师交纳的税收的一定比例用于法律援助（加拿大规定的比例为75%）；对社会各界用于法律援助的捐款给予免税的优惠及其他相关的鼓励政策，如特许发行法律援助的等；制定相应政策，允许法律援助机构对有一定支付能力的受援人收取一定数额的费用等。
（2）、受援人分担费用和非受援的败诉方承担费用。第一，受援人分担费用。这一措施的实质是，就涉及经济方面的援助案件而言，国家通过法律援助的方式，帮助某些当事人“讨回了公道”。当事人也据此获得了一笔可观的经济收益。收益人应当从自己所获得的钱财中拿出一部分，以偿还部分法律援助费用。根据受援人经济状况，采取受援人分担费用提供法律援助是各国的通行做法。但受援人因败诉、或胜诉但未因此而获得经济收益时而免于分担费用，我国也应由财政部门、物价管理部门制定有关政策，让有一定支付能力的受援人根据自身能力分担费用。该费用享受有关税费优惠政策，纳入整体法律援助的经费管理中，专用于办案。第二，非受援的败诉方承担费用。在香港地区，受援人若在民事诉讼中胜诉，败诉的对方当事人被法院裁定必须支付受援人的费用，并且将赔偿金缴到法律援助署中，受援人已经支付的分担费用就可以被发还。在瑞典，当受援人胜诉时，对方当事人通常有责任偿还其全部的法律援助费用，其中包括依照法律规定应由受援人承担的费用分担。最高法院、司法部下发《关于民事法律援助工作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规定：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所需差旅费、文印费、交通通讯费、调查取证费等办案必要开支，受援方列为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根据具体情况判决由非受援的败诉方承担。此项规定的落实，将大大减少法律援助机构的经费压力。
（3）法律服务行业的奉献。在建立和实施法律援助制度过程中，法律服务业负有特殊使命。表现为：要求法律服务者个人提供一定量的无偿法律援助义务，也可准许法律服务者用捐赠资金的方式来代替免费服务；法律服务机构组织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等等。
（4）社会支持。社会力量支持法律援助工作有多种方式：第一，建立法律援助的专项基金，个人、组织、团体直接向法律援助基金会捐款。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已于1997年5月26日正式成立。各省、市、自治区也可根据本地区条件依法设立各省的法律援助基金会，地（市）、县也可视各地的情况，设立相应的组织。基金会的基金用途是，在保证基金会本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基金的增值部分，来资助符合基金会宗旨的活动和事业。根据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规定，目前接受社会捐赠的范围仅限于境内，不得接受国外、境外的捐赠。显然该规定已不符合社会发展和法律援助事业发展的需要，我国应允许接受国内外的有益于法律援助事业的捐赠。第二，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联络一些基金会以及拥有经费的民间组织或社团组织设立某些特定项目的法律援助，如残疾人、消费者、外来务工人员等。第三，动员社会各界的力量支持法律援助，就如同爱心助学，将需要援助的案例刊登于报纸，寻求捐款。
（5）司法保险。可借鉴意大利和北欧的瑞典、丹麦、芬兰、挪威等国推行的诉讼保险制度，即公民个人预料到将来可能介入诉讼纠纷，在还没有发生诉讼纠纷前，每月或每年预先支付一定数额的司法保险费用，一旦将来发生诉讼事项，便可通知保险公司，由保险公司代为支付包括聘请律师费在内的一切诉讼费用。在司法保险的法律关系中，保险公司成为法律援助资金的相对承担者，从而减轻国家负担。
6、树立现代司法理念，处理好司法救助案件。
如何让经济困难的当事人能打官司，打得起官司，并且最终能够保证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得以实现，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关系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法官要树立现代司法理念，公正、高效地处理好司法救助案件。
法律援助的情形篇10
发达国家的法律援助实践表明，法律援助机制的良好运行，需要以法律体系建设为基础。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是国际社会关注的保障司法人权重要内容。作为一项宪法原则，法律援助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宪法中得以确立。我国法律援助制度肩负保障人权、维护正义、构建和谐社会的重任，与弱势群体联系广泛而密切，应当紧随人权入宪立法步伐，将法律援助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载入《宪法》，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明确规定国家支持和发展法律援助事业。目前我国关于法律援助的立法只有国务院制订的《法律援助条例》，随着法律援助工作的快速推进，条例约束力有限的弊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显现，条例中的很多规定已经不完全适应法律援助现实工作需要。经过十几年的实践探索，制定一部统一的法律援助基本法律的思想基础、社会经济状态和立法意愿等各方面条件已经日趋成熟，具备了立法的现实可能。为确立法律援助的法律地位和效力，与现有司法制度相衔接，更好地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建议制定《法律援助法》，明确法律援助机构的设立和性质，明确法律援助机构人员的资质和法律地位，更好地发挥法律援助在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中的作用。[6]制定的法律援助法中，可以结合我国农村人口众多的具体国情，专章规定农村法律援助，坚持法律援助向农村和农民倾斜的导向，适度放宽经济困难标准，扩大农村法律援助覆盖面，简化农村法律援助程序，将更多的农村弱势群体纳入保障范围。
2.健全农村法律援助经费运行机制
资金是法律援助制度的物质基础，也是保障法律援助工作的关键性因素。虽然我国法律援助经费近年来不断增长，资金紧张仍是困扰我国农村法律援助实施的一大难题。法律援助经费的匮乏使得有限的法律资源与越来越大量的法律援助需求之间矛盾更加突出，直接影响到法律援助的受益范围和办案质量。世界大部分国家在实施法律援助制度的过程中，结合本国国情，形成了不同的资金供给制度，通行做法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以政府拨款为主，将法律援助经费列入政府财政预算。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国家建立经费保障制度是法律援助顺利实施的重要环节。根据我国法律援助事业发展现状，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法律援助经费供给制度很有必要。应当强化政府的财政拨款，将法律援助经费在政府财政预算中单独列项，建立以各级政府拨款为主，社会捐助为辅的经费保障制度。通过机制创新，建立法律援助最低经费财政保障制度及转移支付制度，保障法律援助经费的拨付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确保法律援助经费财政主渠道的稳定性。世界上大多数实施法律援助的国家，都不采取单一的经费筹集方式，而是综合采用政府财政拨款、社会资助等多种形式，我国又是一个农村人口多的发展中国家，各级政府财政能力有限，巨额法律援助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短时期有较大困难。可以拓宽资金来源和途经，建立由政府与社会共同承担的多渠道筹资机制，成立法律援助专项基金，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广泛吸纳社会资金，缓解财政压力，推动农村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7]
3.建设法律援助五级网络，提高援助质量
法律援助难，难在群众，难在基层。当前，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许多乡村呈现出矛盾凸显、纠纷高发的状况，基层成为矛盾最多、纠纷最易激化的一环，如果解决不当，矛盾纠纷还可能激化，危害社会和谐稳定。因此，更有必要发挥法律援助在预防和化解普通乡村纠纷及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突发事件中的独特作用，建设法律援助省、市、县、乡、村五级网络，推行农村法律援助入村工程，实现法律援助村村通，把党和政府的阳光洒向每一个乡镇和村庄，温暖每一位期待法律帮助的村民。这种法律援助面向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广大农民，可以让农民寻求法律援助时有归属感，更加方便他们寻求法律的帮助，农民所面临的一些共性法律问题也能得到集中地解决。对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引导农民理性表达诉求、化解涉农矛盾纠纷、维护农村和谐稳定将发挥重要作用。法律援助工作的质量是农村法律援助事业的核心，虽存在一些具体困难，农村法律援助仍然要注重法律援助监督管理制度建设，探索相应的法律援助质量保证体系和方式，强化农村法律援助人员的培训，提高法律援助人员的专业素质。
4.抓好队伍建设，创新工作手段，促进农村法律援助事业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