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法律法规篇1
关键词：美国；职业教育；质量保障；法律法规
中图分类号：G7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5727（2015）06-0082-06
一、美国现行职业教育法律体系
职业教育法律体系是指涉及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效力组成的结构严密、体例协调、门类齐全、层次明晰、职责分明的整体法律体系。美国职业教育法律体系从横向上可分为成文法与非成文法两类：成文法主要包括宪法和法规，非成文法是指判例法；从纵向上可分为联邦、州、学区等不同层级的法律法规。不同渊源和形式的法律具有不同的法律效力，根据美国各种法律等级效力的不同，与美国职业教育相关的法律大致可分成五种类别。
第一，法律效力最高的联邦宪法。美国宪法中没有具体谈到教育问题，但宪法“第十修正案”的“保留条款”明确指出：“本宪法所未授予合众国或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皆由各州和人民保留之。”因此，美国教育一直被认为是各州的责任，致使美国50个州形成了不同的教育系统，确立了分权的教育模式。但联邦政府通过财政拨款和税收政策等对各州职业教育的发展起着合理的引导和调控作用。
第二，各州制定的州宪法。现今，美国所有的州都制定了与教育相关的法律。有些州宪法还设置了专门管理教育的州教育委员会。各州的教育法一般收录在各州的《学校法典》中，所包括的范围大致有：公立的学前教育、小学、中学、初级学院、特殊儿童的教育、广泛的中学后的技术及职业教育、成人教育、没有学分的社区服务活动等。州的法律一般也涵盖学院和大学教育系统。
第三，立法机构制定的相关法规。美国国会制定的联邦法规不能与宪法相抵触，其效力高于州宪法并对全国适用。州法规不能与联邦法律相抵触，也不能违背州宪法，其表现形式或是专门的教育法典，或是州宪法的一部分。近年来，美国国会加大了对教育的管理力度，制定了一些对职业教育产生深远影响的法规，如1994年颁布的《从学校到工作机会法》法案等，其中大部分法律都是通过控制拨付联邦经费的方式对州教育施加压力。
第四，政府机关或职能部门制定的规章。如美国教育部、州教育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其目的是为了促进法律法规的具体实施，如1982年颁布的《美国职业训练合作法》规定政府重点资助有关全局的、福利性的、紧急的培训，但对培训机构的具体运作则很少干预。
第五，由法院通过的判例法。判例法是一种以判例形式出现的法律，但不能与成文法相抵触。判例法一般由法院通过，法院的判决作为先例，可作为后续案件判决的依据，或对宪法和法律法规给予权威解释，这是美国法律的重要来源。判例法一般不涉及学术、课程等方面的实体内容，只涉及学生和教师的宪法权利，如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法定手续等方面的权利。在美国司法系统中，判例法的作用和地位等同于甚至超过成文法。
美国职业教育法律法规众多，既有由国会颁布的联邦宪法和法律、由各州立法机关和公共机关颁布的州宪法和法律法规，又有由法院产生的判例法。这些不同层级的法律法规相互配合，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了美国完整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
（一）有关教师的相关法律
美国虽然没有制定专门的教师法，但是在大部分的法律文件中都明确规定了教师资格认证、聘任、工资及教师培训与教育等具体内容，有力地保证了高素质教师队伍的建设。
完善的教师资格认证制度是教师质量的重要保证。美国的教师资格认证制度始于1825年，至今已经成为世界上教师资格认证制度最完善的国家之一。虽然美国各州情况不同，但各州法律对申请初任教师资格的规定大致相似，如必须签署忠诚宣誓书、必须通过某种形式的考试等等。在第二阶段合格师资认证方面，各州特别重视教学资历，一般必须具有2～3年的教学资历才能参加第二次认证。另外，为保证教师更好地适应教育的发展，美国大部分州都取消了永久性的教师资格证书，这些措施的实行有效地推进了教师的可持续发展。1987年5月，全美教师资格审定委员会成立，并开始推行统一的国家教师资格证书制度，不仅为教师在各州、各校之间的流动扫除了障碍，使教师在全国范围内的合理流动成为可能，而且为职业教育的均衡发展和全美职业教育整体质量的提高提供了可能。
提高教师的工资水平，是提高教师社会地位的一种有效手段，并且也能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进入教育教学领域。在美国，95%以上的学区实行单一教师工资体制，即中小学教师不分男女、种族，统一根据受教育程度和教龄确定工资标准并发放工资。教师工资晋升的依据是教师的学历和在职进修情况以及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年限。另外，随着美国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一些州和学区也开始以教师的能力、职务、教学绩效等为标准进行工资制度改革。
美国中小学教师的聘任工作主要由地方学区教育委员会负责。应聘者必须向学区递交申请书及相应的书面材料，经考核合格后，由选拔委员会向学区委员会推荐，并由学区委员会集体决定是否聘任，并签订聘约。同时，在各州法律中对教师的保护也有规定，除非教师触犯州的解约条款，否则学区教育委员会不得随意解聘或不续聘教师。严格的教师聘任程序对提高教师素质具有重要意义。在法律法规中对教师解约条款进行具体阐述，不仅有利于教师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教师的法律地位。
关于教师培训，美国较早就在法律文件中进行了规定，如1917年国会通过《史密斯―休斯法》，规定“联邦政府和州分别设立专门的职业教育委员会，负责职业教育的调查研究等事宜，并为职业教育和从事职业教育的教师提供资金和培训”。此法案的颁布保障了职业教育教师接受培训的权利。
教师教育是提高教师质量的必然途径。1958年颁布的《国防教育法》是美国联邦政府干预教师教育的开端。1965年颁布了《中小学教育法》，旨在提高教学质量，专项拨款给学区，支持学区自己开展教师继续教育，使得学区教师专业发展在历史上首次摆脱高等教育机构的帮助。1992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修正案第五款涉及教师教育问题，要求高等教育机构更多地关注教师培养方案与基础教育改革的需要，鼓励和资助各州、公立学校、其他后中等教育机构雇用、培训教师，并为教师提供继续教育的机会，降低了从事其他职业工作的人进入教育领域的难度，为职业教育的师资来源拓宽了渠道。
（二）有关职业学校教育的相关法律
进入19世纪后，美国培养职业技术人才的学校发展起来。1917年颁布的《史密斯―休斯法》明确提出：在重视文化科学的中学兼设职业性学科的称为综合中学，仅设职业学科的工科中学、家政中学、商业中学和农业中学称为职业中学。综合中学和职业中学的兴起促进了美国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综合中学现在仍然是美国进行中等职业教育的主要形式。
美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始于南北战争之后。1862年，联邦政府通过了《莫雷尔法》，规定“按各州在国会中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人数多少分配给各州以国有土地，各州应当将这类土地的出售或投资所得收入，在5年内至少建立一所‘讲授与农业和机械工艺有关的知识’的学院，并且每年必须向内政部长及其他同类学院书面报告发展成果及经费使用情况”。此法案开创了在美国高等教育中发展职业教育的先河，也开始了联邦政府以资助的方式指导和控制职业教育的历史。之后一系列法案的颁布，如1906年的《亚当斯法案》、1914年的《农业扩张法案》、1936年的《乔治―迪恩法案》、1991年的《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1994年的《学校与就业机会法》及各州的法律法规等都保障了美国社区学院的发展。在职业学校建设过程中，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特殊的历史背景，制定合理的办学目标和理念，确立一定的培养目标，既是推动职业学校建设的需要，同时也是发展职业教育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三）有关教育投入的相关法律
美国职业教育的立法基本上都涉及经费资助问题，并且都以大量的篇幅规定资助的项目及拨付经费的多少，以及如何分配、申请、使用、监督等内容。1862年，美国总统林肯签署了《莫雷尔法案》，建立起联邦政府拨款资助职业教育的制度，在以后的每次职业教育立法过程中，联邦政府拨款的数额日益增加，资助范围日益扩大。1917年，美国国会通过《史密斯―休斯法》，规定由联邦政府拨款资助中学设立职业教育课程，首次以立法的形式为中等教育程度的职业教育体制提供财政基础。1940年颁布的《国防职业教育法》规定用1亿美元的专款用于举办军事工业方面的职业技术培训。1958年颁布的《国防教育法》强调联邦政府要提供1500万美元的年度拨款。政府明确规定拨款的用途，同时合理调控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如1968年颁布的《职业教育修正案》对拨款的用途从教研培训、残疾人教育、合作职业教育、销售、家政职业教育、专业发展等10个具体方面按财政年度逐一进行了详细规定。随着职业教育的发展，美国逐渐加大了财政投资力度，如1991年通过了《帕金斯职业和应用技术教育法案》，该法案规定联邦政府将每年向各州和地方政府提供总额达16亿美元的资金，帮助其发展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
法律法规政策通过财政拨款，保障了职业教育的公平性，如2006年颁布的《伯金斯职业与技术教育法案》第一百一十一条中关于预留及州拨款的规定，要求州教育部长对于每个财政年所拨款项应该预留0.13%用于资助边远地区，预留1.50%用于印第安土著人的职业教育项目。
美国不仅不断加大职业教育投资比重，而且在一系列法案中明确规定了投资的主体、方向与目的。另外设立了监管部门，保证资金的落实，在职业教育的发展中起着引导、支持、鼓励和保障的作用。
（四）有关就业的政策法律法规
美国注重建立职业教育与就业的联系。1994年12月颁布的《美国联邦教育部战略发展规划》要求“每个州创建一种全面的学校与就业机会相联系的体系”。同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从学校到工作机会法》，其宗旨是使学生能顺利向“工作世界”过渡。该法鼓励学校在提供学术教育的同时，教给学生具体的工作技能。规定企业负责延伸的学习活动，如提供合作学习课程，向高中学生提供实习岗位以及实地工作指导等，学校和企业必须一起工作以创造合作关系，加强就业与学校教育之间的沟通。
通过建立就业与学校教育的联系，能根据企业的实际需求，培养满足岗位需求、适应职业需要的高素质操作技能型人才。
（五）有关校企合作的法律法规
美国较早就重视企业在发展职业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在1937年颁布的《国家学徒训练法》就开始注重促进劳资双方与州政府的合作，建立学徒训练制度。1963年颁布的《职业教育法》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进行了具体规定：“开展工读课程，要求大学阶段的学生一部分时间参与校园学习，另一部分时间参加有薪专职工作，二者交替轮换。”该法案规定要为工读课程提供财政资助，并且要求各州的职业教育部门与企业相互合作。该法案的颁布促进了政、企、校三方的合作，通过财政拨款推动了校企合作的顺利进行。另外，1976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第八条独立设立了合作教育基金，从此，联邦政府对合作教育的资助有了独立的法律条文，进一步保障了校企合作。1982年颁布的《职业培训协作法》明确规定，职业训练计划由州和地方政府制定，政府和企业共同参与成人职业训练课程的制定、修改及实施。此法有助于扩大校企合作的对象，保障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生源，提高职业教育工作者的技术能力。
1983年颁布的《就业培训法》旨在为低收入、无业和没有技术而又面临严重就业困难的青年和失业工人提供职业培训，其实施由联邦政府、州政府和私有企业共同支持、发展和管理。将职业培训的权力下放给地方私人企业，联邦政府只起协调、指导和资助作用。通过下放权力，不仅有利于激发企业的积极性，而且在联邦政府协调指导、财政支持的基础上，又能调动企业培训的灵活性和有效性，培养适合职业岗位的技术工人。
在众多职业教育法规的保证下，企业把职业教育作为“企业行为”看待，企业内有相应的生产岗位供学生生产实践，有规范的培训车间供学生教学实践，有完整的培训计划和充足的培训经费，更有合格的培训教师和带教师傅。美国通过在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企业的权利与义务，并不断扩大企业在职业教育及培训等方面的权利，不仅有利于激发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而且可以通过工学结合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和职业岗位需求的操作技能型人才。
（六）扩大职业教育对象的法律法规
根据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调查，每年大约有一千一百多万人接受职业教育。美国政府认为，随着经济和技术的迅速发展，进行职业教育是必须和必要的，职业教育与工作和生活是紧密相连的。因此，在美国扩大职业教育对象，实现职业教育的全民化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1890年，联邦政府颁布实施了《莫雷尔第二法案》，专门加强了对招收黑人学生的赠地学院的支持。这部法案明确规定，拒绝向任何存在种族和肤色歧视的学校提供资金援助。此举不仅保证了不同种族接受职业教育机会的均等，而且进一步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发展。1944年颁布的《退伍士兵权利法案》规定，联邦政府向退伍士兵提供退役以后再继续接受免费教育或技术训练的机会（接受教育训练的时间总共不能超过4年），并向他们提供必要的学习用具和生活补贴，使更多退伍军人能接受职业教育。1958年颁布的《国防教育法》规定为那些已经离开学校，不能胜任职业工作的当地居民开办职业技术训练课程；为适应国防建设的要求，加强对国防建设领域所急需的实用技术人才的培养，对在职工作人员进行技术培训；通过为当地居民和企业员工提供职业技术培训，提高产业工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1963年颁布的《职业教育法》明确指出，职业教育不能仅仅满足于让学生接受特定的职业技术训练，还要使职业教育的对象从在校学生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满足他们在工作以后接受职业教育的要求。
1984年颁布的《伯金斯职业应用技术教育法》则打开了全民职业教育之门，取消了对接受补助学生的年龄限制，扩大了联邦政府拨款补助的对象，尤其增加了对残障人士、单亲父母、学习困难者及受刑罚人的补助，确立了职业教育的平等性。1990年颁布的《卡尔―伯金斯法案》第一次提出职业教育要面向所有的人。
扩大职业教育的对象，不仅是实现职业教育大众化、人人化目标的过程，而且对象不只局限于毕业生，还涉及再就业的产业工人和退伍军人等有着职业经验的人群，生源的多样化势必影响职业教育的质量，并推动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
（七）加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沟通协作的法律
加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沟通协作，是培养集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于一体的高素质型人才、提高职业教育质量的重要内容。自1917年《史密斯―休斯法》颁布以来，美国国会颁布的职业教育系列法案，将职业训练纳入正规教育的规定，使学生能够掌握系统的科学知识，适应现代化科技发展的需要。但与此同时，职业教育“专业化”发展的问题也相应地产生，即教育与实际脱节，妨碍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横向联系沟通，也限制了学生的自由发展空间。上世纪70年代的“生计教育”改革就是针对此问题的重要变革。1974年颁布的《生计教育法》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融为一体，并成为70年代以后美国职业教育改革与立法所强调的重点；1988年颁布的《美国经济竞争力强化教育、训练法》强调职业教育训练与基础教育的一体化；1990年颁布的《卡尔―伯金斯法案》强调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沟通整合，学术能力与职业能力的一体化培养。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与学术能力是今后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的发展方向，也是培养能满足企业和岗位需求的人才的必然要求。
（八）完善职业资格认证制度
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是劳动就业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国家考试制度，是指按照国家制定的职业技能标准或任职资格条件，通过政府认定的考核鉴定机构，对劳动者的技能水平或职业资格进行客观公正、科学规范的评价和鉴定，并对合格者授予相应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制度。
美国政府于1938年制定了有关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的法律法规，对职业培训、标准、资格证书的发放和管理做出了具体规定，并经过多次修改日臻完善，为职业资格管理创造了条件。1990颁布的新《职业教育法》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了职业教育的资格证书和资格鉴定制度。1993年颁布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提出了新世纪国家六项教育目标，规定成立国家技能标准委员会，其职能就是推动技能标准、职业标准的制定和推广应用，建立评估和证书制度。
美国对职业资格制度的管理是由政府和专业工程师协会共同承担的。对职业工程师的注册、管理和考试等均由政府负责；专业工程师协会只负责职业资格考试大纲拟定、专业课程评估等工作，并对专业工程师的技能进行监督，专业工程师出现质量事故，由协会查实并告知所在州政府，建议吊销或中止该专业工程师的职业资格。通过政府和专业工程协会对职业资格证书进行共同管理，既规范了职业资格证书的发放，又保证了证书认可的灵活性和适用性。
（九）职业教育的法制监督方面
美国也形成了完善的职业教育法律监督机制，并明确规定了相应的惩罚措施。在1917年颁布的《史密斯―休斯法案》中规定：“凡经查明分配给任何一州的拨款未按本法案规定的目的和条件使用时，联邦职业教育委员会可给予扣发”。联邦政府还建立了各种顾问委员会，对职业教育法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评估，保证了各项职业教育法规的顺利实施。美国对职业教育的法律监督主要来自于两方面：一是由教育利益集团参与监督法规制定和执行；二是由法院对职业教育行政管理实行监督和调节。联邦职业教育审议会也对职业教育各项法律法规及政策措施的实施效果进行全面、及时、有效的监督与调节。
二、对我国职业教育质量保障法律体系建设的启示
（一）完善的职业教育法律法规体系
美国在职业教育的发展过程中，重视立法的作用，通过联邦宪法、州宪法，联邦法规、政府机关或职能部门制定的规章及判例法，以五个不同层级的法律法规保障职业教育的质量，推动了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美国完善的职业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不仅能保证法律法规的有效落实，而且能更快适应职业教育发展的需要并能及时提供必要的保障。而我国立法主体单一，法律建设进程较为缓慢，缺乏单行法律，并且各省在落实《职业教育法》时缺乏创新性和灵活性。因此，我国应实现立法主体多元化，健全和完善以《职业教育法》为核心的层次分明、内容完备、协调统一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通过法制建设，加强各省颁布的法规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二）教育投入规定的具体性
美国在职业教育立法的过程中，重视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在各项法律法规中，不仅明确规定了投资金额，而且通过具体投资比重，合理引导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如1984年颁布的《伯金斯职业应用技术教育法》要求“预留3.5%的资金用于促进职业教育中的性别平等，以及8.5%的资金为单亲家长和失业的主妇提供帮助”。此法案保证了职业教育的公平性和全民性。另外，美国的法律法规中也明确规定了投资主体，即除了联邦和州政府的拨款外，企业也需要承担一定的培训费用。而我国教育投入金额虽然也有明确规定，但落实情况不是非常理想；在投资比重的分配上，缺乏明确的规定，导向性不强。另外，虽然规定了企业在职业教育投资中的责任，但缺乏强有力的惩罚措施。因此，我国在各项政策法规中，应明确投资比重，引导职业教育有序发展，制定相应配套的制度和惩罚措施。
（三）加强监督制度的建设
完善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包括完备的监督制度，美国在职业教育立法过程中，也特别注重监督制度的完善，在各项法律法规中，要求成立监督机关，并规定了具体的惩罚措施。如《史密斯―休斯法案》第十六条规定：凡经查明分配给任何一州的拨款未按本法案规定的目的和条件使用时，联邦职业教育委员会可给予扣发。而我国由于缺乏完备的监督体系和惩罚措施，导致虽然有比较完善的教育执法制度和较健全的执法机构，但整体的执行效果并不佳。我国应建立起一个以法律监督为核心的强有力的监督体系，把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使专门机关的监督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紧密配合，形成严密、有效的监督网络。
（四）明确规定企业的权利与义务
为了保证和吸引企业在职业教育中充分发挥重要作用，美国在法律法规中具体规定了企业的权利与义务。如1982年颁布的《职业培训协作法》明确规定政府和企业共同参与成人职业训练课程的制定、修改及实施；1983年颁布的《就业培训法》将职业培训的权力下放给地方私人企业，联邦只起协调指导和资助作用。对企业的权利与义务做出具体规定，不仅有利于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而且通过企业参与课程设置、职业培训，能培养满足企业需求的高技能型人才。而我国的职业教育立法中，虽然也有对校企合作的规定，但整体较为笼统，缺乏可操作性。因此，我们应该在各项法规中明确校企各自的权利与义务，加大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权利，吸引更多的企业在职业教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五）完善职业资格认证制度
完善职业资格认证制度是提高职业教育质量的重要途径，美国在各项法律法规中对职业资格认证有明确的规定。如1990颁布的新《职业教育法》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了职业教育的资格证书和资格鉴定制度。我国也下发了一系列关于职业资格认证等相关法律法规，如2005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明确规定：“行业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要在国家教育方针和政策指导下，参与制定本行业特有工种职业资格标准、职业技能鉴定和证书颁发工作；参与制定培训机构资质标准和从业人员资格标准”。虽然对资格认证的主体、标准等有所规定，但认证主体和评价主体缺乏企业的参与，缺乏具体监察环节的规定和具体的监察机关部门。因此，我国在完善职业资格认证制度时，应扩大认证主体，如在政府主管部门制定职业资格认证的指导性纲领，同时对在行业内部和市场上具有较高影响力的职业资格认证进行国家性的认可，并在政策上促进用人单位将职业资格认证与人事聘用、考核、薪酬等结合起来。加强对职业资格证书的管理，提高对进入职业岗位的产业工人的技能要求，是推动职业教育发展、提高职业教育质量的重要途径。保障认证主体的多元化，并建立严格的资格认证程序、制定具体的资格认证标准，对职业教育质量的提高同样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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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法律法规篇2
关键词：职业教育；法律责任；刚性
作者简介：孙霞（1978-），女，江苏淮安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教育法律。
基金项目：江苏省2014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实践创新计划项目（省助）“我国职业教育法律适用问题的研究”（编号：SJZZ_0092），主持人：孙霞。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518（2016）19-0015-05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这充分表明国家对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重视。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职业教育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基础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伴随着法治进程和职业教育的迅速发展，现行《职业教育法》在法律关系主体、权利义务配置、法律责任承担等方面已经严重滞后于职业教育实践的发展。本文在对职业教育法律责任的基本内涵、缺乏刚性的表征与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职业教育法律责任制度刚性构建的意见建议，以期为健全完善职业教育法律责任制度提供参考。
一、职业教育法律责任的基本内涵
从学理上讲，法律规范由三部分组成，即假定、处理和制裁。假定是适用规范的必要条件，一般规定实施何种行为可以适用该法律规范；处理是行为规范本身的基本要素，规定人们应当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制裁是法律规范中规定行为主体违反法律规定时应当承担何种法律责任。“一方面，法律责任相当于法律义务；另一方面，法律责任是指由于违法行为、违约行为或者由于法律规定而应承受的某种不利的法律后果。”[1]法律规定了人们应当遵从的行为范式，同时规定了违反这一范式需要承担的责任及其方式和程序，以期实现对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有效调整和指引，从而形成“权利―义务―责任”的法律模式，实现法律规范应有的作用和价值。法律的强制性要求任何法律都应当明确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没有规定法律责任的法律文本往往在实践中无法被付诸实施。一部法律缺少了法律责任条款，就缺乏了刚性，就很难发挥法律规范的强制作用。法律责任作为由违法者本人依法承担的责任，是国家对违法者的否定性评价，并通过国家授权的专门机关予以认定和追究，追究的方式主要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三种。
职业教育法律责任是在实施职业教育过程中产生的法律责任，基于职业教育主体、教育内容、对象范围等特点，职业教育法律责任不同于一般的社会行为主体的法律责任，也区别于一般的教育法律责任。在界定职业教育法律责任含义的时候，应当在综合职业教育民事法律责任、行政法律责任和刑事法律责任相关主体、主观要件和客观行为的基础上进行。有学者指出，职业教育法律责任是指职业教育法律关系的主体因故意或者过失违反了职业教育法律法规的规定，实施了职业教育违法行为，造成了职业教育权益损害，或违反了职业教育行政合同和职业教育民事合同的约定，破坏了法律上或合同中约定的法律关系，或者主观上虽无故意或者过失，但按照实质公平原则应承担补偿性、惩罚性或其他性质的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否定性法律后果[2]。职业教育法律责任，是保障职业教育顺利进行，维护相关主体职业教育合法权益，监督约束教育行政管理机关、职业教育机关、企业及有关个人的有效手段。纵观我国《教育法》、《义务教育法》等法律以及职业教育发展较早的德国等国家的《职业教育法》，都无一例外地规定有法律责任这一部分。通过比较可以明显发现，我国的《职业教育法》缺少“法律责任”的专门规定，而这种现象在其他任何一个部门法中都是很难想象的。
二、我国职业教育法律责任缺乏刚性的现状与问题
我国的《职业教育法》于1996年9月开始实施，至今已有20年之久。该法在体系结构上包括总则、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的实施、职业教育的保障条件和附则五部分内容，共计四十条。应当说，该法的制定实施对于调动各级政府和社会组织发展职业教育的积极性，推动全国职业教育的大力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我们也看到，作为职业教育法律体系中最重要的一部法律，该法在适用过程中也存在很多问题和不足，尤其是在法律适用中的刚性不足，缺乏行之有效的“法律责任”制度设计，也没有“法律责任”这一专门的章节规定，直接影响到职业教育法律制度的有效实施，进而影响到职业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
（一）职业教育法律责任规则体系不完善，缺乏可操作性
我国职业教育法律法规虽然对职业教育的主体、实施及保障等内容做出了规定，但从整体上看，有些内容过于原则、简单，对于职业教育法律主体的权利义务等内容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定，而多为指导性、倡导性内容，缺乏可操作性。《职业教育法》第39条规定，在职业教育活动中违反教育法规定的，应当依照教育法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但“具体由谁处罚、处罚的对象、处罚的方式和处罚的内容均未明晰，这就导致职业教育法在执法过程中无法可依，从而导致实践中职业教育管理混乱，缺乏责任追究。”[3]由此可见，现行《职业教育法》没有明确规定对违反职业教育法的相应处罚措施，只是原则性概括性地规定违反教育法规定的，应按照教育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固然《职业教育法》是教育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职业教育法》有其自身的特点，“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比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整个教学环节中，实践性教学环节占有较大比重，由此决定了职业教育的教学任务并不能完全由职业教育机构承担，相关的社会组织必须承担一部分教学任务。”[4]《教育法》不可能对所有违反《职业教育法》的行为都给出明确具体的惩罚措施，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职业教育法律规范的有效实施，在实践中给一些社会组织和个人以可乘之机，从而对职业教育法律的贯彻执行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二）职业教育法律责任内容不明确，缺乏强制性
在逻辑结构上，“法律规则通常由假定、处理、制裁三部分构成”[5]。但在《职业教育法》中，有不少法律条款只有假定和处理两部分内容，而对制裁和责任未予提及，导致一些法律行为主体虽违反法律规定但却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例如，该法第二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挪用、克扣职业教育的经费。但如果有单位或者个人触犯该条款，如何处理、谁来处理、该处理谁，采取何种方式承担何种法律责任，都不得而知，也只能到其他法律法规中去寻找处罚的依据，如果找不到就很难对此类行为进行处理，进而影响到义务的正确有效履行。《职业教育法》中还存在一些僵尸条款，如在条文中表述为“可以、鼓励、应当、酌情、适当、一定比例”等倡导性或模糊性语言，对于违反此类条文或明显达不到相应标准的行为，没有相应的处罚后果或法律责任，导致这些内容本身缺乏约束力和强制性，难以适用。例如，《职业教育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企业应当承担对本单位的职工和准备录用的人员进行职业教育的费用，具体办法由国务院有关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或者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依法规定。《教育法》第四十条虽然规定，从业人员有依法接受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应当为本单位职工的学习和培训提供条件和便利。但两部法律中对企业或者其他组织没有依法为职工或者准备录用的人员接受培训提供经费或者便利条件的行为，规定相应的制裁措施，从而导致出现此类行为时无从问责或问责不力。
（三）职业教育法律责任主体不清晰，缺乏追责对象
一些法律条文对法律适用主体或者违法惩治主体规定也不明确，导致实践中权责不清甚至相互推诿，最终也使得一些法律条文沦为一纸空文。“在教育实践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局面，政府未能按《职业教育法》的规定兑现人均教育经费，举办者未按规定保证教育拨款，管理者未按规定实施有效管理与监督，受教育者、监督者毫无办法。”[6]关于法律责任主体不清晰，一方面表现为职业教育法律责任的追究主体不清晰，教育主管部门、劳动主管部门等之间权责不清、界限不明，致使职业教育法律责任执法主体模糊。根据《职业教育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劳动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在国务院规定的职责范围内，分别负责有关的职业教育工作。但在实践中，由于行政法规、规章等对教育行政部门、劳动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对职业教育的监督、管理职责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定或相关规定之间存在矛盾冲突之处，从而导致职业教育领域产生执法冲突、执法错位或者执法缺位。例如，对非法颁发或者伪造、变造职业教育资格证书的学校，是由学校的审批机关即教育行政部门处罚，还是由职业资格证书的审批管理机关即劳动行政部门处罚，就在实践中存在不同认识。另一方面，表现为承担职业教育违法责任的主体不清晰。例如，《职业教育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举办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的组织、公民个人，应当加强职业教育生产实习基地的建设。企业、事业组织应当接纳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学生和教师实习；对上岗实习的，应当给予适当的劳动报酬。”该条款对在学生实习过程中受到伤害引起的法律责任应由何主体承担问题，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对此情形，是依照《教育法》追究学校的法律责任还是依照《劳动法》追究实训单位的责任，实践中争议很大。由此可见，《职业教育法》由于追责条款的缺失，在实践中缺乏刚性和威慑力，是一部没有“牙齿”的法律。
（四）职业教育法律监督不完善，缺乏执行力
“广义上讲，法律监督是指国家机关、政治党派、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公民、新闻媒介、社会舆论等依照法律规定和法定程序，对法律在社会中的实施情况所进行的监察和督促。”[7]离开了法律监督，法制就不完善，在社会上也往往得不到良好的执行。《职业教育法》缺乏对职业教育执法监督的专门规定，对执法监督的主体、程序、范围和权力界限等没有明确的规定。由于执法监督主体不明确，导致对职业教育违法违规行为缺乏权力机关、政府机关、司法机关、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及时有效监督。例如，该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用于举办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财政性经费应当逐步增长。”但由于没有明确不执行上述条款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加之缺乏有效的责任监管，导致实践中违反该条款克扣职业教育经费而不受追究的现象时有发生。另外，在实践中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职业教育活动的组织实施和管理，同时也依据《教育法》对职业教育中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监督者和被监督者重合，政府既做运动员也做裁判员，其执法主体的合法性本身就值得商榷。加之执法程序、方式和权限的缺失，也容易导致执法的随意性和主观性，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时有发生，成为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瓶颈。
三、我国职业教育法律责任刚性制度构建的几点意见
实践证明，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法律制度的有效保障。随着职业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职业教育立法的滞后性、抽象性、不周延性等缺陷日益凸显。“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国家职业教育法律制度已捉襟见肘，无法为职业教育的新发展提供基础性的保障和时代性的引领，暴露出诸多难以克服的深层次问题。”[8]基于此，《职业教育法》的修订也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上日程。职业教育立法应当立足职业教育发展现实需要，及时解决实际问题。在这些问题中，由于职业教育法律责任相关规定的缺失，直接导致《职业教育法》在实际运行中缺乏刚性，既破坏了该部法律规范的权威性，也严重影响了其执行力，这也是《职业教育法》修订时必须重点考虑的问题。为此，必须强化职业教育法律责任刚性制度构建，确保该法在实际运行中能够严格落实到位，而不至于沦为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一）建立完备的职业教育法律责任制度体系
我国的教育法律体系是由《教育法》为母法，以及由其所派生的一系列单行教育法律法规组成的，其中《职业教育法》是该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职业教育具有为生产服务的直接性、职业性、实践性的特点，因此职业教育具有自身运行的规律，有必要在《教育法》之下，构建规范职业教育的法律体系。”[9]职业教育发达国家，如德国、美国、日本等，对职业教育法律责任都有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为职业教育相关主体明确自身法律责任提供了法律依据，而我国到目前为止在这方面尚有缺陷。职业教育法律责任的规定散见于《教育法》、《劳动法》以及各种“决定”、“意见”、“条例”中，由于法律冲突、部门协调、体制不顺等诸多方面的原因，使得职业教育法律责任难以落实到位，我们应当借鉴职业教育发达国家成功经验，在法律层面对我国职业教育法律责任制度体系进行科学有效的规范，在修订《职业教育法》时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在具体的体例设置上，建议改变该法体例过于简单、原则、规范性和操作性不强、法律责任缺位的现象，将法律责任单独作为一章，置于最后一章附则之前，与前面各章节确定的权利义务相呼应，这也是各部门法立法的通行做法。在法律责任的逻辑结构上，应参照一般立法体系和表述要求，形成完整的包括假定、处理、法律后果等内容的框架体系。在法律责任的内容上，既应当包括承担法律责任的具体方式、处罚幅度，也应当包括责任追究的具体程序。在承担法律责任的方式上，根据职业教育法律关系特点，既应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也应包括刑事责任。在语言表述上，应提高表述的严谨性和科学性，尽量规避使用“鼓励、酌情、可以”等倡导性、政策性语言，避免法律责任含糊不清，可操作性、执行力和规范性不强的现象发生。同时，除采取列举式的方式明确各种法律责任外，还应当规定有兜底性条款，以便最大限度体现法律的确定性和灵活性的要求，适应职业教育法治发展的需要。
（二）明确相关主体法律责任具体内容
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迅速，“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方向，大量的企业和职业教育院校深度合作，有力推动了职业教育的发展，其中，职业教育行政主管机关、职业教育机构和企业都承担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职业教育法律责任具体的内容设置上，应当结合职业教育的特点，区分不同法律责任主体，明确其承担的具体法律责任内容，从而为相应主体确立强制指引。
首先，在行政主管部门的法律责任方面。“兴办职业教育是政府的职能，政府有义务和责任加大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力度，加强领导，加强检查，通过督导、评估，保证职业教育的健康、可持续发展。”[10]《职业教育法》第十一条规定：“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负责职业教育工作的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宏观管理。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劳动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在国务院规定的职责范围内，分别负责有关的职业教育工作。”该条规定本来是希望相关部门协调配合、齐抓共管，共同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但从实际运行情况来看，由于各部门职责不清，职能交叉，对职业教育多头管理，最后导致政出多门或者相互推诿的现象。在职业教育法律责任方面，笔者建议，有必要对各个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管理权限做一个明确的划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追究法律责任时做到责任到人。该部分内容中应当强化教育行政部门的法律责任，将保证职业教育机构办学、经费保障以及治理乱收费、乱招生、乱颁发学历证书等权限划归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同时加大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和违法行为惩处力度，在法律追究方面，既包括内部的行政处罚，也包括外部的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
其次，在职业教育机构法律责任方面。职业教育学校和培训机构是职业教育的具体组织实施者，是办好职业教育的实体，有效规范其教学行为和教学管理，并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其权利义务和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规范职业教育市场秩序、维护受教育者合法权益，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在具体条文设计上，应规定职业教育机构存在侵犯受教育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违法办学行为以及乱收费、乱颁发学历证书等行为时，职业教育机构及其主要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其中承担责任的方式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应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在企业法律责任方面。企业承担着发展职业教育的主体责任，是职业教育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之所以具有生命力，是因为它的教学紧密贴近企业的实际需求。”[11]没有企业的配合、参与，职业教育不可能取得预期效果，所以必须明确企业在职业教育过程中的法律责任。在确定企业法律责任时，应当既要突出其在为实习学生提供实践基地、保障实习期间学生安全、提升实践技能的责任，同时也要强化对企业参与办学的激励和保障机制，避免因法律责任过重而影响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在确定其法律责任时应将重点放在实习过程中产生的法律责任上。实践中，实习分为短期实习和顶岗实习。短期实习时间相对较短，针对实习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实习生人身安全等问题，因实习生与用人单位和教育培训机构均存在法律关系，学校作为学生的管理者和实习活动的组织者，应对学生在实习期间发生的人身伤害承担相应责任；企业作为实习场所的提供者和劳动成果的获得者，亦应对实习生的人身伤害承担相应责任。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教育培训机构和企业应对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者内部关于分担责任或免除一方责任的约定，不能构成对实习生损害赔偿的免责理由。顶岗实习中，如果出现实习生伤害情况则相对比较复杂，顶岗实习的岗位有可能是职业教育学校安排，也可能是学生自己寻找，有的甚至领取报酬，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合同关系，对于此种情况，如在工作过程中造成实习生人身损害，应当按照《劳动合同法》处理。
（三）完善职业教育法律监督制度
职业教育法律监督，是指有监督权的各种主体，对宪法中规定的有关教育条款、职业教育法规、教育规章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正确实施实行的监督，以及对地方职业教育法律法规、规章在本地区范围正确实施实行的检查和督促，其目的是防止职业教育法制实施的不当和滥用，保障依法治教的顺利实现[12]。任何一项制度，缺少了监督，就会形同虚设。我国《职业教育法》之所以落实得不好，除了法律责任规定不明晰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责任追究机制不健全、执法监督力度不够。职业教育执法监督制度是职业教育法治建设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职业教育发展得好的国家，一般都确立了一整套有关职业教育法实施的监督体系，例如，德国、日本等国家在职业教育立法就明确规定设置监督部门。我国应深入分析研究职业教育执法监督实际情况，结合国外职业教育执法监督先进经验做法，制定出适合我国职业教育实践的执法监督机制，为职业教育责任的有效落实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第一，明确职业教育行政执法的主体。这是确保《职业教育法》能够贯彻实施的必要条件。《职业教育法》的执法主体，除了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还包括与职业教育行政管理相关的财政部门、审计部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监察部门、工商部门和物价部门等，各相关部门都应当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履行好行政监管职责。同时，还应当明确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对职业教育的法律监督职责，也就是要对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执行《职业教育法》的情况进行检查，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的职业教育监管行为进行监督。有学者还建议，应将各级人大常委会的执法检查列入《职业教育法》第三章“职业教育的实施”中[13]。另外，“作为各行业的民间自治组织，行业协会因其较强的专业性，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行政部门和人大执法监督的不足，因此，可以赋予有条件的行业协会以一定的职业教育行政执法监督权。”[14]
第二，推进职业教育执法检查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明确各相关主体的执法监督权限和范围，如权力机关对职业教育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应当侧重于人大及其常委会对职业教育法律法规制定活动的监督、定期进行执法检查及要求政府相关部门向人大报告职业教育法律实施情况，以及人大代表对教育工作的日常监督等。行政机关的监督重点应当侧重于办学经费到位情况、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执行情况、企业职业培训资质和执行情况、职业教育机构依法办学等情况的监督检查，不断促进职业教育依法行政、依法管理和依法办学。司法机关的监督主要是人民法院依据《职业教育法》，受理、审理职业教育方面的法律纠纷，依法作出裁判。同时，强化各主体执法监督的衔接与配合，避免出现多头干预或者出现问题相互推诿的现象发生。
第三，完善责任追究程序和救济条款。完善的立法需要强有力的执法作保障，但法律责任的刚性并不意味着执法的蛮横。结合职业教育的特点，在明确职业教育法律责任的同时，应当规定追究责任的具体程序，为依法确定法律责任提供程序保障，尤其是应当明确被追责主体在被处罚前应当享有听证的权利，为当事人提供申辩的机会。同时，应明确被追究对象可以通过法定方式寻求救济，如可以申请仲裁，可以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讼，通过及时有效的权利救济，保障职业教育法律关系主体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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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法律法规篇3
论文摘要:我国《职业教育法》实施已有十四年之久,自其颁布实施之日起,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和保障作用,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我国《职业教育法》在很多方面已经不能在适应职业教育发展的需要,出现了许多的弊端。本文考察了国外职业教育立法的概况,分析了其在职业教育立法上的特点,试图从中吸取适合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经验和措施,完善我国职业教育的法制化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下简称《职业教育法》)于1996年5月15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并于1996年9月1日起施行。《职业教育法》的颁布和实施促进了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把我国的职业教育纳入了法制化建设的道路上。随着社会的发展,职业教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产生了许多新事物和新情况,而有关的职业教育立法在这方面却有所缺位,因此建立健全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了解国外职业教育相关立法对我国职业教育的法制化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国外职业教育立法概况
美国
据不完全统计,美国迄今为止颁布的职业教育法已经超过154个。回顾美国职业教育发展史,联邦立法一直是影响美国职业教育发展走向和成效的重要因素。www.133229.Com自1862年美国颁布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莫雷尔法案》,该法确定了联邦政府通过资金资助职业教育的历史,对以后美国职业教育的稳步发展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1917年颁布《史密斯—休斯法》,规定由联邦政府向各州提供拨款支持职业教育,并确立了美国的双元教育体系,使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开始分流,标志着美国的职业教育体系开始形成。1963年颁布《职业教育法案》,进一步扩大对职业教育的经费支持。1984年的《卡尔﹒伯金斯职业教育法案》,促使各州的职业教育项目面向所有的人,从而开启了全民职业教育之路。1994年颁布的《从学校到工作机会法案》,促使各州和社区建立从学校到工作的过渡体制,实现“三个整合”,从而为年轻人寻找第一份工作和继续接受教育做好准备。2006年过会又通过《卡尔﹒伯金斯生涯和技术教育改进法案》,用“生涯和技术教育”取代“职业和技术教育”,使职业教育着眼于个体生涯的终身发展,体现了终身教育的理念。
德国
德国是现代职业教育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早在1182年颁布的《科隆车工章程》就确立师徒制职业培训雏形。1869年颁布的《企业章程》明确规定职业培训的权利与义务。1889年颁布的《工业法典》规定企业学徒培训必须与职业教育联系起来。1969年颁布的《联邦职业教育法》是职业教育的基本大法,它规定了职前和职后培训的目的,职业训练内容、方法、期限以及培训企业与受培训者的关系和双方的权利义务、培训机构和人员的资格、实施培训的监督和考试等。之后又出台了与其相配套的《企业基本法》、《培训员资格条例》、《青年劳动保护法》、《职业教育促进法》等。2005年德国政府又通过了《职业教育改革法》,开始了德国新一轮的职业教育改革,针对1996年的《联邦职业教育法》采取了一下改革措施:跨地区的校企合作改革、企业现代化的改革、双元制培训的国际化和一体化改革等。
韩国
韩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同我国一样,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职业教育立法才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63年颁布的《产业教育振兴法》,强调要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加强职业教育,并规定政府、地方自治团体和学校为振兴职业教育进行支援等等;1965年韩国又制定《职业训练法》,大力发展职业培训;1969年制定《科学教育振兴法》,规定各级政府要对职业教育进行投资;1973年又颁布《国家技术资格法》,规定各种技术人员和技能人员要具备国家统一的技术技能标准,通过国家考核,对合格者给予相应的经济和社会待遇;1974年,为了解决企业熟练工人不足的问题,韩国制定了《职业训练特别措施法》;1976年又公布并实施《职业训练基本法》,规定凡雇佣了300名以上职工的企业主,有义务对企业内10%的职工进行企业内训练;1981年,韩国通过《职业培训法》,规定凡拥有200名以上职工的企业必须设职业训练班,企业若不履行这一义务,将被课以沉重的负担,并提高纳税额;2001年3月韩国颁布了《终身学习法》,把职业教育与培训结合起来,构建更完善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管理体系。
二国外职业教育立法的特点
(一)重视立法,通过健全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
随着职业教育的发展,各国职业教育立法也逐步完善,建立了健全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就拿德国来说,从法律结构看,横向结构内容丰富,覆盖职业教育的方方面面,如有关企业的职业教育法《企业基本法》;保护青少年的职业教育法《青少年劳动保护法》及有关实训教师的任职资格的法律《实训教师资格条例》,其他有关职业培训、考试与监督等相关的法律法规。纵向结构层次分明,等级有序,实施的配套体系完备,如有关职业教育的基本法律《联邦职业教育法》、《职业教育促进法》和《手工业条例》,此外还有各部门、行业、地方也相继出台了相关的条例或实施办法等低位阶的法律法规。
(二)注重法律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法律作为社会运动和发展的最重要的稳定和平衡工具,必须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保持相对稳定性,避免灵活性。但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必须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反应并调整现实社会是法律的应有之义,所以法律还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发挥其时效性。以上各国都十分注重法律调整的现实需要极其针对性,注重在实践中不断修改和完善职业教育法。如美国,1963年制定了《职业教育法》,在1968年和1976年又分别制定了《1968年职业教育法修正案》和《1976年职业教育法修正案》。美国每一部职业教育法的颁布都是在一定的现实要求下,以解决一定的社会问题为目的,所以每次立法都极具针对性,对完善立法和维护法律的实效性、权威性具有重要意义。
国外不仅注重立法的针对性,也非常注意立法的可操作性。如德国2005年的《联邦职业教育法》既有原则性的规定,如职业教育的目标和概念等,当然更多的是具体性规定和措施,如有关职业教育的学习地点,职业教育考试的内容以及有关职业教育关系档案的建立管理登记等等,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三)建立完备的执法监督制度,使依法治教落到实处
徒法不足以自行,有了完善的法律法规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使制定完好的法律落到实处,这就需要完备的执法监督体制。国外职业教育的执法监督体制主要体现在对违法者课以对其不利的职业教育法律后果,同时还有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和社会监督等监督机制,使职业教育真正构成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法制体系,有效地促进了职业教育健康有序的发展。
(四)通过立法明确对职业教育的资金投入
政府的资金投入是职业教育发展的驱动器和推动力,各国通过立法明确对职业教育的资金投入。如美国自1917年的《史密斯—休斯法案》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为中等教育程度的职业教育提供牢固的财政补助打下了基础;1936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乔治—迪恩法案》,在这法案中增加了联邦资助的金额,并扩大了资助范围。德国联邦《基本法》也明确规定国民生产总值的1.1%、工资总收入的2.5%用于职业教育,在战后经济困难时期也是如此,并要有议会审定监督。在韩国的职业教育立法中,如《产业教育振兴法》中专设一章,对职业教育的经费来源进行了具体规定。
三我国职业教育法制化建设的构想
建立健全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
在法律的纵向结构上构建等级有序、层次分明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
首先,修改现行《职业教育法》,作为职业教育基本法的《职业教育法》应体现其根本指导作用,对职业教育发展中遇到的长期问题应有所反应。因此应在《职业教育法》建立普教与职教的有效沟通衔接机制,充实高等职业教育的立法,还应使民办职教与公办职教的平等发展落到实处。
其次,由国务院就职教发展的重大问题制定职业教育行政法规,取代现行的由国家教委、国家经贸委和劳动部制定的《关于实施<职业教育法>,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的若干意见》。
最后,由各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和职业教育发展的具体情况,由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使《职业教育法》和职业教育行政法规的规定能得到细化和具体化,增强其可操作性,以便其真正落到实处。
在法律的横向结构上构建内涵丰富、覆盖职业教育方方面面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
在《职业教育法》的指导下由各部门、各行业制定涉及职业教育的各种单项法或实施条例,如有关职业教育师资培养条例、职业技能认定标准、职业鉴定部门规章等。这样就能构建起一个宏观和微观紧密结合,既重职业教育法的稳定性,又增强其时效性和可操作性的和谐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促使职业教育向法制化发展。
建立职业教育法律的法律责任制度
要实现依法治教必须建立相应的违法处罚机制。而现行《职业教育法》仅以第39条“在职业教育活动中违反教育法规定的,应当依照教育法的有关规定给与处罚。”这一准用性规则来规定还很不够,没有体现出职业教育活动的特殊性。我国可以参考德国《联邦职业教育法》的相关规定,在我国的《职业教育法》的具体条文中直接加上法律后果,在立法技术上多用完整的法律规则逻辑结构。此外在列专章“法律责任”以强化对违法行为的制约机制,建立健全相应法律责任。
加强对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立法保障
充足的经费来源是实现职业教育发展的物质基础,因此要多渠道筹集职业教育资金,实现职业教育的多元化投资机制。其中政府的财政支持是重要内容,毕竟职业教育仍是国家的公益事业。可是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经费问题显得越来越严重,有些地方政府部门形式上重视职业教育实际上并不投资的现象仍然存在。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源是缺少必要的法律保障机制。因此应通过立法明确和细化政府对职业教育的财政支持职责,使政府财政支持具体化,确保国家财政支持是职业教育经费来源的主渠道。另外,针对社会力量尤其经济界对职业教育投入偏低的问题,应通过立法调动企业和行业投资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广泛吸收社会资金。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如有关于税收减免政策等经济刺激措施,鼓励企业等社会力量开展职业教育活动,引导校企合作办学、企业捐资助学、提供实习场所和实习机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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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法律法规篇4
【关键词】职业教育法律人力资源开发德国中国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5）09C-0035-02
教育法律是人类在教育范畴的规则。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成功经验之一在于构建了一个完整、成熟的职业教育法规体系。探析中德职业教育开发人力资源的立法进程，借鉴德国通过职业教育立法开发人力资源的成功经验，对指导我国职业教育立法，促进我国人力资源开发将有所裨益。
一、德国职业教育立法
（一）德国职业教育开发人力资源早期（1182-1953）。德国职业教育立法最早可追溯到公元1182年颁布《科隆车工章程》。在该章程中明确列出了职业培训采用“师徒制”的规定。1845年颁布的《普鲁士工商条例》中规定招收学徒者必须确证具有授徒技能，为某同业公会会员。1869年颁布的《企业章程》，明确企业职业培训的义务和权利，对学徒做了明确定义，对师傅资格，学徒的权利和义务、结业考试和证书颁发等作了具体规定。1869同年颁布的《北德意志联邦工商条例》规定不足18岁的伙计、帮工和学徒有进入补习学校接受“职业补习教育的义务”；1889年颁布的《工业法典》，明确规定“企业学徒培训必须与职业教育结合”，企业和学校共同构架的“双元制”企业的职业培训从此诞生。1897年颁布的《手工业保护法》明确规定只有年满24周岁并具有熟练工人资格者方可招收学徒。1908年颁布的《帝国工商业条例》规定招收学徒者必须参加师傅考试以获取“小技能证书”，并授权同业公会管理和检查学徒培训工作。1919年颁布的《魏玛宪法》规定了“8年义务教育和18岁以下职业义务教育”。综上所述，可以归纳出1182年至1953年主要采取企业师徒制职业培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19世纪末，为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企业开始对年轻的工人进行大规模培训。此时期德国人力资源开发特征是以企业为主体的“师徒制”模式。
（二）“双元制”职业教育开发人力资源成型期（1953-1969）。1953年，科隆经济行业教育协会提出《职业教育法》草案，1965年颁布了《手工业条例》。1969年德意志工会联合会联邦常务理事会提出了《职业教育法》草案。这些由行业和工会提出的《职业教育法》草案制定了职业学校教育政策，确定企业职业培训学徒与师傅间私人合同关系。人力资源开发以企业为主体、企业与学校共同参与的“双元制”模式成型。
（三）“双元制”职业教育开发人力资源成熟期（1969-1981）。1969年9月1日，德国国家职业教育“基本法”《联邦职业教育法》正式生效。该法条款中诠释了职业教育的定义和领域等，规范了企业职业教育的主体地位，条款中涉及职教规章、职教管理和教育合同等内容，该法是企业职业教育的统一法律。法律中明确了职业教育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构建了职业教育的基本框架，举世瞩目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有了法律保障。1972年颁布《企业宪法》《工商企业实训教师资格条例》，1975年颁布《联邦职业培训位置促进法》，1976年颁布《联邦青年劳动保护法》，这此法规颁布，进一步明确了企业管理咨询委员会必须协助企业搞好徒工培训的义务，并规定不准把徒工当作单纯劳动力使用；同时明确规定了职业培训的功能，规定企业有义务“在徒工培训期间为其提供在职业学校学习的机会”；对企业实训教师的“基本条件、工作任务、职责范围、考试规则等”也进行了规定。在《联邦职业教育法》中第一条规定了“职业教育”包括职业培训、职业进修和转业培训。在强有力的法律体系支撑下，这一时期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全面实施，并成为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助推器。
（四）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开发人力资源改革期（1981-2005）。1981年12月2日，《联邦职业教育促进法》颁布。这部法律被称为职业教育的“发动机”，为奔跑在经济发展快车道上的“职业教育”车辆提供了动力装置和能源，有力地推进了职业教育快速发展。2004年颁布了被称为职业教育“稳定器”的《联邦职业教育保障法》。该法为保障职业教育地位奠定了重要基石。2004年7月联邦政府制定的《职业教育改革法》，将《职业教育法》（1969年9月颁布）和《职业教育促进法》（1981年11月颁布）合并，制定成新的《职业教育法》，德国联邦议会和联邦参院于2005年1月27日和2005年2月18日先后通过。该法规定了企业和学校的权利和义务，教师资格，受培训者的权利和义务，同时明确成立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对研究所的工作目标、权利、义务、工作任务等进行了规定。由于有了“发动机”作动力和“稳定器”作保障，使德国极具特色的“双元制”职业教育开发人力资源工作迈入了健康、稳定的快车道。从1980年代起，“双元制”职业教育受到全世界关注，并被各国的效法。我国的职业院校也开始学习、借鉴和推广德国职业教育经验，在职业教育开发人力资源模式上也效法“双元制”。
（五）德国职业教育开发人力资源的多元化时期（2005至今）。2005年4月1日，德国新《职业教育法》颁布并生效。新的法律明确了“企业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这部法律具有“制定职业教育新政策，公布职业教育新措施，赋予职业教育新活力，开发职业教育新形势，扩展职业教育新空间”五大特点。德国职业教育人力资源开发强调多样化的“允许学校主导培训联合体、允许学校差异学制和目标”，重视“认可多形式职业教育、认可全日制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呈现出多元化趋势。
德国职业教育立法历程表明：第一，德国职业教育立法历史悠久，通过职业教育立法开发人力资源意识随着立法进程逐步提高。第二，德国职业教育法规体系较为完整，重视用法律来管理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法规体系主要由职业教育基本法、职业教育单项法和规章及职业教育相关法三部分组成，它们紧密联系，职业教育基本法是职业教育单项法的基础和依据；职业教育单项法是职业教育基本法的具体体现和扩展；而职业教育相关法则为职业教育基本法和职业教育单项法的实施开辟道路。第三，职业教育立法内容详尽，可操作性强。如职业教育目的，培训指导人员品德、技术、知识、年龄四方面资格，培训企业主的义务、受职教者的权利和义务，教学场所、教学设备、生师比，教学计划与培训章程的审批和考试、职业教育的实施与监督等都有具体规定。第四，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职业教育立法、普法、督法和违法处罚并举，为职业教育开发人力资源提供了法律支撑体系。
二、我国职业教育立法
（一）我国职业教育立法进程。我国职业教育立法至今仅30多年，相对德国而言晚了很长时间。1982年12月4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条、第四十二条，提出发展职业教育和必要的劳动就业训练。1995年3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在第六章的第四十、四十六、四十七条规定了“企事业组织应对职业培训和职业学校提供支持和帮助”。1999年1月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在第二十条鼓励高等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与企事业组织协作。1995年1月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在第五条、第六十六条至第六十九条中对职业培训做了简单规定。1996年9月1日，我国第一部职业教育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颁布，在法律条款中第一章的第六条，第三章的第十九、二十、二十三条，第四章的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七条等，分别规定行业企业有实施职业教育的义务，实施的途径和保障条件等。
（二）我国职业教育立法存在主要问题。我国的宪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和劳动法等法律对职业教育虽作了一些规定，条款仅有11条，数量太少，执行条款更少，关于人力资源开发条款就更少。其他法规规章对职业教育表述规定笼统、表述简单，责、权、利不明确。我国职业教育的首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对职业教育的体系、体制、管理等宏观层面进行了规定。该法规定职业教育体系是一个以学校为中心的体系，办学主体是学校在不是企业，企业不是教育机构只是职业教育的参与者。立法中对职业教育开发人力资源规定的条款少、内容少，条款可操作性存在缺陷。一是对职业教育人力资源开发中的受训者的考核规定是概括性的，缺少具体操作条款。二是对职业教育开发人力资源模式“产教结合”规定也是笼统性的，缺少细化的条文。三是对职业教育开发人力资源仅作定性的师资要求。四是职业教育开发人力资源过程中对职教教师的培养和规划是指导性的，缺少硬性规定。五是对职业教育科学研究仅仅提出了原则规定，对职业教育的规划、报告和统计等没有规定。
三、我国职业教育人力资源开发的建议
（一）构建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职业教育跨越了学校和企业、学习和工作的界限，它应是一种开放教育。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成功的关键因素就是构建了成熟的，法制化的职业教育法规体系。职业教育立法必须遵循职业和教育的规律，适应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中国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就读职业学校意愿不强。因此，通过职业教育开发人力资源，需要政府、社会、学校、企业通力合作，应有系统集成的理念。同理，我国职业教育立法，也应该依据系统理论构建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
（二）加强《职业教育法》的体系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双元制”职业教育是一种在法律规范下的正规的职业教育。德国职业教育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规范、科学、严谨、可操作性强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的成功，包括职业教育基本法、职业教育单项法和规章、职业教育相关法等。反观我国职业教育法律在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则大打折扣。因此，必须加强职业教育法的科学性和操作性。
（三）修订完善《职业教育法》，为职业教育的人力资源开发提供法律依据。随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和职业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1996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和发展已不相适应，必须要修改完善。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必须赋予企业教育机构的地位，明确企业职业教育的主体地位；明确职业教育者权利义务、任职资格、职称评定和专兼职管理办法等，规定受教育者权利义务等；规定职业资格证书和就业准入制度条款，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管理方式等和管理机制，设施设备要求，法律责任等等，这样才能为职业教育人力资源开发提供法律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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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姜大源.德国职业教育改革重大举措――德国新“职业教育法”解读[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5（5）
【基金项目】广西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SK13LX534）
职业教育法律法规篇5
关键词：职业教育法；研究热点；共词可视化；知识图谱
作者简介：任雪园（1992-），女，河南安阳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政策与法律；祁占勇（1978-），男，宁夏彭阳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教育学原理博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政策与法律。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科研基金重点资助项目“中国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热点的知识图谱分析”（编号：15SZZD01），主持人：祁占勇。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518（2017）13-0017-07
1996年5月15日颁布，同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下简称《职业教育法》）是国家为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升劳动者素质，发展职业教育，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制定的专门职业教育法律，标志着我国职业教育终于走上了有法可依、以法治教的道路[1]。《职业教育法》施20年以来，学界对职业教育法的成效、不足以及修订完善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但这些研究中叙述式的定性研究方式，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研究者个人生活经验以及思维方式的影响，对职业教育法研究中的热点领域难以进行定量描述。
本研究试图在共词分析的基础上，利用知识图谱分析的方法，对近20年（1996-2016年）来我国职业教育法的研究热点进行共词可视化分析，从而挖掘职业教育法研究热点间的深层关系，展望未来职业教育法的进一步完善，建立健全以《职业教育法》为核心的完备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
一、资料来源与研究工具
（一）资料来源
研究资料来源于“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采用标准检索，将期刊年限设定为“1996-2016年”，指定期刊类别为“全部期刊”，以“篇名”为检索条件，设定“职业教育”并含“法”为检索内容，共获得相关文献558篇（检索时间为2017年4月25日）。同时，为了保证研究的可靠性，采取去除人物专访、刊物征稿要求、征订启事、刊物总目录信息等非研究型文献的方法，共得到384篇有效文章。除此之外，将有效文献中的关键词进行标准化处理，如将“职业教育法”、“职教法”统一规范为“《职业教育法》”，等等，从而形成研究的资料来源。
（二）研究工具
研究使用的工具包括中国医科大学医学信息系崔雷教授和沈阳市弘盛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Bicomb共词分析软件以及SpSS19.0统计软件。Bicomb基本操作步骤为：首先，选取研究资料；其次，收集和整理资料[2]，将收集到的CnKi格式数据库文献转化为Bicomb能够识别的anSi编码文本文件；第三，运用Bicomb软件进行关键词统计；第四，提取统计结果；第五，进行关键词共词矩阵分析，导出共词矩阵[3]。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高频关键词词频统计与分析
关键词是学术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术观点的极致表达。基于对职业教育法研究文献关键词的统计，共得到903个关键词，最终确定高频低频词阈值为7，得到38个高频关键词（结果见表1）。
表1显示，排名前38位的高频关键词出现总频次合计为976次，占总比的44.63%。其中，前10位关键词频次均大于30，依次为《职业教育法》（192次）、职业教育（112次）、顶岗实习（65次）、法律法规（51次）、校企合作（42次）、修订（41次）、高等职业教育（35次）、法律保障（35次）、高职院校（34次）、依法治教（32次）。上述结果表明，研究者多是围绕《职业教育法》与《职业教育法》修订、顶岗实习与法律保障、校企合作与法律法规、职业教育与依法治教等主题展开研究。但凭借对高频关键词的简单词频分析还不足以挖掘关键词之间的真正联系与隐藏信息，需要进一步通过共现技术来实现这一目标。
（二）高频关键词的相异矩阵及分析
利用Bicomb共词分析软件，将上述38个高频关键词进行共词分析，生成词篇矩阵后，再将矩阵导入SpSS19.0，选取ochiai系数并将其转化为一个38*38的共词相似矩阵[4]。在进行多维尺度分析时，将此相似矩阵采用（1-相似矩阵）转化为相异矩阵（结果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各关键词分别与《职业教育法》距离由远及近的顺序依次为：顶岗实习（1.000）、校企合作（0.920）、高等职业教育（0.897）、高职院校（0.823）、法律保障（0.726）、法律法规（0.699）、修订（0.639）、依法治教（0.622）、职业教育（0.596）。这个结果说明，进行职业教育法研究时，将“《职业教育法》”与“职业教育”“依法治教”“修订”结合起来论述的成果较多。同时，通过更为具体的分析与比较发现，“职业教育”常常与“法律保障”“高职院校”同时呈现；“校企合作”与“高等职业教育”“依法治教”较多地呈现在一起。显然，关于职业教育法的研究中，研究者会经常探讨《职业教育法》与依法治教、职业教育与高职院校及其法律保障、校企合作及其依法治教等问题。
（三）高频关键词聚类图及其分析
将表2的高频关键词相异系数矩阵导入SpSS19.0进行聚类分析，得到的聚类结果见图1。根据聚类分析结果显示的聚团连线距离远近，可以直观地看出职业教育法研究高频关键词可分为四类，分别为“高职院校学生顶岗实习过程中的法律问题研究”（种类1）、“依法治教视野下我国职业教育的法律保障及《职业教育法》修订研究”（种类2）、“国外职业教育法律体系研究”（种类3）、“校企合作的法律制度研究”（种类4）。
种类1为高职院校学生顶岗实习过程中的法律问题研究，包括顶岗实习、法律风险、高职院校、法律问题、高职学生、伤害事故、法律关系等7个关键词。顶岗实习是指在校学生基本完成基础课程和教学实习后，根据学校教学计划安排，有组织地到实习单位进行实际岗位操作的实习活动[5]。顶岗实习活动既承担着高职院校与企业之间进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主要责任，也符合行业、企业、学校三方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的客观要求，已经成为高职院校实践教学中不可缺少的环节[6]。但目前来看，高职院校学生顶岗实习管理制度混乱、学生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缺乏、顶岗实习协议不规范、实习单位社会责任感不强以及学生自我维权意识淡漠与维权能力普遍低下等因素的存在[7]，使得高职院校学生顶岗实习期间很容易遭受各种法律风险。因此，为了找寻各种可能风险，避免伤害事故的发生，就需要分析高职院校、学生与实习单位三方之间的法律关系。通常来讲，高职院校与学生之间是依据《教育法》规定的教育服务与管理的法律关系，顶岗实习期间学校对学生依旧需要履行管理与保护义务；实习学生与企业单位之间实际存在着培训管理的法律关系，实习单位作为顶岗实习学生的直接管理者，理应对学生负有岗位技能培训和岗位安全管理的责任；根据《合同法》规定，高职院校在实习期间将学生委托给实习单位，两方分别以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身份达成委托合同法律关系[8]。由于我国现行《职业教育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中并未对高职院校、实习学生与企业单位两两之间的法律关系做出明确的立法规定，使得学生在顶岗实习期间出现合同签订、安全事故、角色认同等方面的法律问题后，其“劳动者”身份不能得到及时确认，实习学生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这就要求国家从建立健全高职院校学生顶岗实习权益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高职院校与实习单位各自的权利与义务、督促企业单位的积极社会效应以及增强学生自我维权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等方面来解决顶岗实习中所面临的法律问题，推动高职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种类2为依法治教视野下我国职业教育的法律保障及《职业教育法》修订研究，包括职业教育与培训、职业培训机构、就业准入制度、职业资格证书、依法治教、《职业教育法》、法律保障、修订、立法、法律法规、办学机制、法律责任等26个关键词。在依法治国、依法治教等法治思维方式的引领下，我国职业教育的法律保障及《职业教育法》的修订研究逐渐成为职业教育法研究中的核心领域。有效的法律保障是实现职业教育又好又快发展最有力的武器，但研究表明，职业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某些制度和环节依然缺少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一是缺少正规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法律制度。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庞大、任务繁重，但职业教育与培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法律保障，这就要求政府从法律的层面努力发展岗位培训、再就业培训、自主创业培训等多种形式的长期或短期职业培训以及继续教育，在逐步加大培训改革力度的同时，也应注重职业教育与培训相关的立法与执法研究，从实践和理论的双重角度规范和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顺应社会经济现状，满足市场对高技术和技能型人才需求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制度[9]。二是缺少具有权威性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和就业准入制度，需要政府形成一套完善的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地方法规相匹配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就业准入制度，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专门性、强制性的法律保障。三是缺乏对职业教育执法监督的法律规定。目前，我国《职业教育法》缺少对执法监督部分的专门规定，使得执法监督主体不明确、执法监督程序无法可依、执法监督的权利和范围缺乏界定以及法律责任没有具体规定[10]。因此，立法机关应从执法主体、执法程序、执法权限和法律责任等方面来完善职业教育法的执法监督制度。除上述研究外，学术界对《职业教育法》的修订研究也进行了诸多讨论。有学者指出，现行《职业教育法》存在上位法定位不准、下位法建设滞后、强制性不足、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应在职教法治监督体系上增强权威性、强制性并强化执法监督，在职教法治实施w系上增强时代性、可操作性并强化普法宣传[11]。也有学者建议，《职业教育法》在修订时应贯彻以人为本、改善民生的指导思想；改革职业教育模式，激励社会广泛参与；明晰职业教育相关各方的责任、义务与权利；明确执法与监督主体，完备法律责任；使用精确语言，增强法律严肃性[12]。
种类3为国外职业教育法律体系研究，包括国外、法律体系等2个关键词。成熟健全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是构建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基本条件与支撑，是政府实现有效管理的基础与依据，更是职业教育健康发展的前提与保障[13]。目前世界范围内职业教育发展向着更为完善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不断迈进，通过法律的规范和制约来引导职业教育的制度化、规模化发展，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14]。近年来，梳理研究国外先进的职业教育发展经验，借鉴国外较为完备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逐渐成为学者们的研究热点之一。德国素以职业教育享誉世界，德国职业教育立法的突出特点即通过立法手段来保证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和社会地位，通过制度形式保障双元制办学模式的有效运行，通过法律手段保障职业院校与培训充足的经费来源，这一切都有赖于德国周密的法律制度和良好的法治环境[15]。美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得益于法律体系的规范与完善。美国政府总能针对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制定出适切的职业教育法案，从1862年的《莫雷尔法案》到如今已颁布150多部，职业教育法案数量之多、修订之快实属罕见，每部法案又不失严谨性、创新性、超前性及公平性，使得美国职业教育法律体系凸显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16]。英国在制定职业教育法规时，十分注重依法设立管理机构和监督机构，除议会和行政机关内部的监督外，还成立了大学基金委员会、多科技术学院、学院基金委员会等法人团体及督导团[17]。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法由联邦法和州法共同组成，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法律体系。澳大利亚职业教育通过制度立法和组织保证，确保了行业的有效参与、经费的合理划拨、资格框架的基本架构以及人才培养体系的灵活运转。纵览世界范围内职业教育较为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一套完备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逐步完善以《职业教育法》为核心的层次分明、内容完备、科学严谨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职业教育法律制度建设的重中之重。
种类4为校企合作的法律制度研究，包括校企合作、高等职业教育、法律制度等3个关键词。职业教育作为一种跨界教育，校企合作是其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根本道路。在国家政策引领下，我国职业教育在不断探索与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签署协议、企业冠名、订单培养、办学一体、职教集团等多样化的校企合作模式[18]。但是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依然处于浅层次的合作层面，职业教育面临着校企合作法律体系不够健全、校企双方权利与义务划分不够明确、制度化的校企合作双赢机制不够科学、校企合作监督评估机制不够完善以及校企技术合作制度不够精细等制度性困境[19]，这就需要构建常态化、科学化和制度化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发展模式，形成政府、社会、企业、学校四位一体良性互动的长效发展机制[20]，推动职业教育更加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我们应当进一步厘清政府在校企合作中的角色与功能，加快校企合作立法工作的推进，提出深化校企合作所需的法律制度与政策措施[21]。国家应从构建完整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制度体系、明晰校企合作立法基础性问题、明确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形式及利益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确保校企合作法律制度内容保障受教育者权益、确定校企合作相关法律的法律责任及法律制裁等方面着手[22]，完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法律制度。
（四）职业教育法研究热点知识图谱及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寻关键词之间隐藏的内涵，利用SpSS19.0对38个关键词构成的相异矩阵进行多维尺度分析，并聚类分析图，绘制出职业教育法研究热点知识图谱（见图2）。
从我国近二十年职业教育法研究热点知识图谱（图2）的分布可以看出：热点一大部分处于第二象限及少部分处于第四象限，说明高职院校学生顶岗实习过程中的法律问题研究还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仍旧需要学界进行深入探索；热点二处于第一象限和第四象限，这代表着依法治教视野下我国职业教育的法律保障研究处于整个研究网络的核心，但是当前《职业教育法》的修订研究有待向深层次挖掘；热点三处于第一象限，这说明国外职业教育法律体系研究成为近年来的重点，借鉴国外职业教育法律的成功经验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热点四处于第三象限，表明校企合作的法律制度研究主题间联系紧密、明确，近年来有研究机构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
根据战略坐标图的解读原则，图2的结果以更直观的形式，不仅向我们再次展示了图1分析的四个具体研究领域结果的可靠性，而且还进一步向我们展示了职业教育法研究主要围绕两大主线展开，它们分别为：制度与机制和立法与修法研究（左右分）、法律保障和法律风险研究（上下分）。具体来看，制度与机制研究（左边部分）包括职业教育制度、法律制度、校企合作、职业资格证书、办学机制等热点；立法与修法研究（右边部分）包括立法、职业教育法、修订、修订草案等热点；法律保障（上半部分）包括法律法规、依法治教、法律保障、就业准入制度等热点；法律风险（下半部分）包括法律风险、高职学生、伤害事故等热点。
三、结论与展望
近年来，我国关于职业教育法的研究与关注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但与此同时，我国职业教育法研究还需要在研究内容、研究主体、研究规范和研究目的等方面_拓创新、深入挖掘，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法治体系，推动现代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
第一，从研究内容看，应增强职业教育法配套法律的研究。《职业教育法》的法律渊源主要有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等，这就要求我们从更为系统的、整体的眼光来看待职业教育法的修订，多方听取不同意见，协调处理好各种关系，特别是要协调和完善好上位法与下位法、前定法与后定法、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23]。加之中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差异性使得加强职业教育地方立法逐渐成为促进当前地方经济和社会整体发展的必然选择[24]。但现实情况是，我国并没有形成一个以基本法为核心、以若干单向法和地方性法规为辅助的系统完整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学术界对职业教育地方立法的相关研究关注度不高，文献成果微乎其微，这非常不利于职业教育地方法律的可操作和可执行性。因此，学者们应增强对职业教育法配套法律的调查和研究，围绕着职业教育经费投入、职业培训与就业、“双师型”教师资格、职业教育教学质量保障等方面，加快出台与《职业教育法》相配套的法律和法规，不断提高职业教育地方行政法规的贯彻力、适应力和执行力，促进修法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前瞻性。
第二，从研究规范看，应强化职业教育法立法价值的研究。通常意义上来讲，立法价值并非指立法的意义、作用或功能，而是指立法主体的急切需求与立法对象间的相互关系，表现为立法主体希望通过立法活动所要实现的道德准则和相关利益。价值是立法的灵魂和精神，内含于法律之中；结构是立法的存在方式，外显于法律之表[25]。而如今大量的文献研究将目光聚焦在职业教育法的立法结构和立法技术上不可自拔，立法体例和语言表达的研究固然重要，但作为职业教育法灵魂的立法价值研究更不可忽视。职业教育法除了具有平等、公正、秩序、效率、利益等法律的一般价值外，还具有公共性、职业性、社会性等特殊价值，当然，终身学习、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也值得研究者的探讨和思考。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不仅要强化职业教育法立法价值的研究，还应深化对职业教育立法的价值选择与体系构建的整体思考和具体分析[26]。
第三，从研究主体看，应重视法学视角下职业教育法的研究。经过大量的文献梳理，发现教育学界有关职业教育法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是多数文献侧重于从法律体系结构框架的角度对职业教育法进行探讨，困囿于教育学理论之中，得到的多是学者们的议论、感想或建议，并非包括研究假设、科学范式、讨论分析、验证假设等一系列规范过程的研究[27]。目前我国职业教育法的研究主体依然是教育学界，这使得研究侧重于教育学的理论阐释而忽视了其他学科尤其是法学的理论背景和专业视角。作为职业教育第一部基本法的《职业教育法》，它的修订要进一步统筹规划，增加受教育者、教师、职业学校、企业、政府等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并对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中高职衔接、普职融通、学分互认、职业资格框架制度等影响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进行详细规定[28]。由此看来，职业教育法的研究除了与教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与法学的关系更是不可割舍，这就需要职业教育法的研究从法学的视角不断拓展研究的领域，需要法学界研究人士的关注与贡献来提升职业教育法的高度和深度。
第四，从研究目的看，应注重职业教育法执法监督的研究。一部法律如果失去了严格的执法与监督，都只能称之为“高级别的社会规范”[29]。当前中国职业教育正面临着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困难与挑战，加强对职业教育法执法监督的力度已然成为职业教育工作的重点和难点。究其根本是因为职业教育法的监督机制不够健全、法律责任不够明确、处罚制度还未建立，由此，明确职业教育法的执法主体和执法程序以及完善职业教育法的司法制度和监督机制显得尤为重要。但是法律实际运行的过程却事与愿违，学者们也很少关注职业教育法执法监督方面存在的问题。因此，职业教育法研究必须转变观念、整体规划，使监督、分责、惩处这三种制度相互弥补、相互制约，从而形成连续一体的职业教育执法制度，在保证监督行为有效性和执法行为连贯性的同时，时刻维护职业教育法律的权威与尊严[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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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法律法规篇6
关键词：高职生；法制教育；实效性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部署。高职院校作为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全民法治观念的重要环节。然而，当前高职学生各种违法犯罪事件见诸报端，屡见不鲜，同时，他们的权益往往受到侵害而不自知，高职院校法制教育的实效性令人担忧。因此，加强高职生法制教育实效性与针对性，提升高职生法律素养，既是高职院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需要，更是培养高素质实践型人才的要求。
一、加强高职生法制教育的意义
1、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依法治国的必要手段。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增强全民法治观念，离不开法制教育。随着职业教育的发展，高职院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在校生人数众多。作为教育主体，高职院校在提升学生专业技能的同时，也应当注重提升学生法律素养和法治观念，培养出具有权利意识、法制意识的公民，为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实现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2、净化高校法治环境，维护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近年来高职学生各种犯罪屡屡增多，有些学生年龄低、阅历浅、价值观不完善、自我约束能力差、受到不良环境和因素的影响容易冲动或走上违反犯罪的道路。高职院校加强法制教育可以提升对学生法治精神培养，引导学生运用法律武器正确解决问题，使学生能够知法、守法、用法，减少和预防学生违法犯罪案件，维护校园安全乃至社会稳定。
3、提升高职生法律素养，增强社会竞争力的现实要求。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法律素质已经成为个人综合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院校的教育目标不仅仅是培养懂专业、会技术的专门人才，也要培养综合素质高、实践能力强的学生。加强法制教育，可以提升高职生法律素养，为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在当代高学历、强竞争的社会为高职学生的职业发展保驾护航，促使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加快职业发展。
二、当前高职院校法制教育的实效性问题
1、高职院校普遍对法制教育重要性认识不足。加强法制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在高职院校教育实践中，法制教育往往散见于各类德育教材中，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职业道德与法律》。法制教育所占内容较少，往往课时也较少，任课教师着力于完成教学任务，学生着眼于通过考试，没有培养应有的学习兴趣，更难以通过法律教学传授法律知识，提高学生法律素质。
2、法制教育形式单一，缺乏有效的教育方法。课堂教学是我国高职院校法制教育的主渠道，普遍开设的法律基础课程也就成为对高职生进行法律教育的主阵地。法制教育基础课程知识点多，内容庞杂，教师多采取单一灌输的教学方式，简单地进行一系列知识罗列和堆积，学生没有深入理解，在指导自己行为上很少得以体现。典型案例分析、模拟法庭、社会实践等因为课时限制而不能进行，淡化了法律教育的实效性。
3、法制教育内容与实际脱节。高职生不同于其他本科院校以学科式教学为主，注重理论的掌握，而应当侧重于实践能力的培养。但是，目前高职院校法制教育课程与普通高校法制教育课程完全统一，并没有任何区分，这与高职院校的办学特点不符。[1]同时，高职院校的法律基础课程也是泛泛而谈，缺乏专业针对性，高职生难以从现有的法制教育中获取专业相关的法律知识。
4、师资队伍薄弱，难保法制教育的实效性。目前大多数高职院校缺乏法律专业教师，法律基础课程也大多由德育课程教师兼任。有些教师法律理论基础知识薄弱，甚至其本身缺乏法制观念，没有正确的理论和实践知识。这种现状既影响了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效果，更影响法制教育的实效性，导致高职生虽接受了法制教育，却不懂法，频频犯法，更不会运用法律知识维护自身权益。
三、提升高职院校法制教育实效性的有效途径
（一）以学生为本，建立科学、实用的法制教育课程体系。
1、以专业为导向，增加与专业相关法律知识内容。各个专业都有专业领域内的法律法规，如卫生法律法规，建筑法律法规、教育法律法规，劳动法律法规等。法制教育要结合不同的专业方向，侧重于介绍专业相关法律知识，引导学生遵守职业法律规范，判断职业违法行为。如针对医学类专业的学生，在介绍基础法律常识的同时，要加强学生对刑法、执业医师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侵权责任法等法律法规的学习。针对工程管理类专业的学生，要多介绍一些与其专业相关的工程质量管理法律知识、建筑法律知识、经济法律知识等。同时，许多高职生就业时需要考取相关职业资格证，教师在授课时应当参考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内容进行授课，促使高职生学习正确的行业活动行为规范，为保证其将来走上工作岗位能恪尽职守打下坚实的法律基础。
2、因材施教，分阶段分情况安排法制教育内容。高职生学制一般为三年，需要根据不同的学业阶段，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融入法律教育。大一刚入校，学生活动主要在校内，应加强校纪校规、基础法律知识引导。大二时期，有部分学生已经走上社会，如兼职、社会实践等，应当加强劳动人事、人身权益保护法律法规等引导。大三阶段，学生面临实习、就业，应当加强合同法、劳动法以及与专业相关等法律法规引导。这样不仅使学生法制教育贯穿整个大学阶段，更能使法制教育融入日常学习生活，培养学生遵纪守法的优良品质。
3、创新教学手段，注重教学形式多样化。当前非法律专业学生所接触的法律知识课程一般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在此基础上要增强教学效果，需要拓宽法律知识学习和传授的途径，使学生能从课堂中真正汲取知识。[2]教师要充分利用课外时间，组织学法讲座、交流会、培训班、法律知识竞赛、学法演讲、辩论赛等活动来了解和学习法律知识。同时注重法律实践的开展，通过法律咨询服务、法律案例分析、法规宣传等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理解并灵活运用法律知识。
4、加强对学生的警示教育，用现实案例唤醒高职生对基本法律常识重要性的认知。由于学生接触社会渠道较多，学生能够接触到较多的负面信息和事物，在对这些负面信息和事物认知、判断、分析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就容易产生一些错误的思想。如河南牧业经济学院的小郑在网络信贷无法偿还后，不知道如何挽救，最终选择了自杀。四川师范大学在与同学发生矛盾后，未采用正当合法的方式解决问题，最后残忍地将同学杀害。因此，法制教育课堂上不仅要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识，更应当结合实际，与高职生学习生活相联系，使其树立法律意识，正确处理各种问题。
（二）以师资为保障，加强法制教育教师队伍建设。
1、充分发挥高校辅导员法制教育职能。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骨干力量，根据高等学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的要求，法制教育能力也是辅导员基本职业能力之一。辅导员是学生在校期间直接接触最多的老师，最了解学生的思想状态和成长需求，要加强辅导员在高职院校法制教育中的作用，利用自身优势将法制教育渗透到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和日常管理中。及时对学生违法违纪行为进行严肃处理，运用案例分析、宣传警示等形式对学生进行法律意识教育，能运用法律知识指导学生对日常遇到的各种复杂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探究解决问题的办法，进而有针对性地引导学生学法、守法和用法。
2、加强专业教师队伍建设。高等学校的法律教师不仅要熟悉学校教育规律和青年学生成长规律更应当具备比较系统的法律学科知识和较高的法律素质。高职院校应根据自身条件，积极引进高层次、高水平法律专业人才，适当聘请部分长期从事司法实务或法学教育工作的兼职教师，形成一支专兼结合，理论水平与实践能力并重的高素质法制教育师资队伍。
（三）优化环境，营造良好的校园法制文化氛围
1、加强法律法规宣传，为校园法制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环境。校园内通过公告栏、宣传栏、黑板报等媒介，同时依托网络资源，在学校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对学院章程、教育法律法规、专业法律法规知识进行宣传。宣传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贴近实际，学生易于接受，能够有效提升法制教育的实效性。
2、积极开展法制教育讲座。高职院校可以聘请当地司法机关、学院法律顾问等一线法律工作者定期或者不定期开展法制教育讲座。运用他们的专业知识，为学生分析各个真实的案例，使得学生能够更加直观的感受到法制文化的气息，明白法制的重要性，崇尚法制威严，自觉遵守法律法规。
3、积极举办各种学法用法实践活动。高职院校可以积极开展法制教育系列活动，举办各类大学生违法犯罪、职业犯罪案例展，依托社团组织法律知识竞赛、辩论赛、演讲比赛等。利用形式多样的法制教育活动，提高法制教育的效果，培养高职生良好的法制素养，使其成为品德高尚、遵纪守法的公民。
高职生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不仅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栋梁，寄托着中华民族的未来，而且同样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生力军，寄托着中国法治之路的希望。[3]目前，高职院校法制教育针对性、实效性不强，我们必须通过各种途径加强高职生的法制教育，深化路径研究，不断增强高职生法制教育的实效性，才能培养出具有权利意识、法制意识的职业人，为实现依法治国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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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法律法规篇7
引言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法治专门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法学理论教育是推进这一建设的前提和基础，法学教育的优劣关系到法治队伍正规化，职业化的构建。针对当前我国存在着法律队伍庞杂、人数多、质量和素质层次不齐的现象，导致案件办理的拖延和效率的低下，特别是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司法人员的职业性不强也是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之一，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不利于法治队伍职业化建设。司法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人员在解决社会矛盾纠纷时应该是专业的，这就要求法学教育培养出来的法律人才符合这一条件，所以有必要对我国现阶段的法学教育进行研究，深入地思考法学教育的分类和职业化内涵，符合实际地对我国法学教育进行一定的构想。
一、我国法学教育的分类
法学教育是中国法制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既为法制建设各个方面(包括立法、司法、执法、守法)的顺利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与智力支撑，又为法律职业的发展储备了坚强的后备力量。我国法学教育可以分为高等法学教育、职业法学教育和普法教育。本文研究的法学教育主要是指职业法学教育。在我国职业法学教育主要是指对已经从事法律职业的法官、检察官、律师等的法律培训，中国法学教育的主要机构主要包括中国检察官学院和中国法官学院，中国职业法学教育的初期主要是面向已经从事法律职业但是某些原因还没有达到《法官法》、《检察官法》、《律师法》所规定的职业性要求，对这些人员采取一定的补课教育的专业培训，使这些人员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符合上岗的要求。近些年来，我国职业法学教育的性质发生了一定的转变，转变为在职人员的再教育，即是对那些刚上岗的司法人员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不断地全面了解我国的各项法律法规，使之符合职业化的发展要求。
二、我国法学教育的职业化
(一)职业化内涵
职业化目前还没有一个权威的定义，据《现代汉语词典》“职业”是指个人在社会中所从事的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工作。职业化本身是管理学和社会学的坐标，但在法学教育中有它独特的定义，主要是指从事法律工作、法律事务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人群在职业上应当具备共同的要求和特点，对于法学教育来说，培养这些具有共同的职业道德素养的群体在教育上应当是职业化的。
(二)职业化的特点
1.专业化和专门化
在早期的法律秩序社会中，由于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比较简单，人们之间的纠纷往往能在没有通过专门训练而获得法律知识的专家们参与的情况下，由执法者凭其深厚的生活经验和人生阅历，依照习惯和简单法律规则就可裁判是非。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这就要求法律职业专业化和专门化。专业化指法律工作者需要通过专门的系统的培训获得比较深厚的法学理论知识和比较熟练的法律操作技能;专门化指法律工作者以从事法律事务为唯一的职业和主要的经济来源。
2.共同的伦理道德和职业追求
公平、正义是每一位法律职业人士的价值追求。法官是公平正义的化身，是最后一道防线的守护者;检察官是国家法律实施的监督者，站在国家的立场维护司法的公正;律师是当事人最为信赖的法律朋友，通过专业知识的实践经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最终寻求法律的公平与正义。以上三种职业群体他们都以公平，正义为己任，都具有和一般普通人不一样的比较严格的伦理道德和职业要求，这就决定了职业法学教育所培养出来的法律职业群体符合这一要求，符合国家法治需要的职业人才。
3.资格的准入性和受限性
要加入法律职业群体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而且往往要参加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取得资格，再参加一定年限的实习就可以获得法律执业许可。根据法律职业的特点和世界各国的法律实践，统一考试是法律资格准入的最有效的方式。但由于法律职业群体精英化的要求，要从职业资格考试中获得法律职业机构所认可的人员是比较少的，往往这种职业资格门槛的拔高才能使部分优秀的法律学子和其他人员进入到法律职业这一队伍当中，这种资格的准入和受限符合当下司法体制改革员额制的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司法的职业化和精英化需要。
三、我国法学教育的构想
(一)法学教育应大众教育为主，兼顾精英教育
法律人才的培养要坚持以大众教育为主，兼顾精英教育的改革理念，在造就满足社会需要的法律共同体的同时培养一大批优秀的法律人才。所谓法律人才培养的大众教育，一般是指适龄人口高等教育入学率在15%-45%的普及化教育。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政法工作的需要，在“加速发展”、“多出人才”、“快出人才”的思想指导下，国家大力发展法律职业教育，设置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法律专业，法学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教育结构得到调整，办学模式也多样化，通过这些改革，法学职业教育不断发展，人数也不断增多，在某种程度上说我国的法学教育正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发展。
虽然我国的法学教育具有了大众教育的前景，但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现代法治的要求，以专业化和职业化为背景，以培养具有高度专业化的法律素养以及实践能力和人文精神的法律职业群体为使命和目标是目前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改革不断推进遇到的各种风险和矛盾也不断增多，这就对法律职业群体的职业化提出更高的要求，培养更多的应用型和复合型的法律人才是当前司法体制改革法学教育的必然选择。
(二)加强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衔接
随着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不断推进，我国的法律执业人员短缺和素质低的现象得到改变。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法治专门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法学教育在这一建设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法学教育培养出来法律工作者包括三部分：正规化、半正规化、非正规化，他们服务于不同人口的法律需要。正规化的法律工作者主要以法官、检察官、律师为代表，他们决定法制建设的所达到的水平。半正规化主要是指以基层法律工作者为代表，在基层政府、企业单位等提供法律服务的人员。非正规化的法律工作者主要是指人民调解员，他们在社会矛盾的解决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果没有这一部分调解员，大部分的案件将会到人民法院去解决，这样会增加人民法院诉累，也不利于纠纷的化解和和谐社会的构建。法律工作者不只是集中在正规化方面，与此相适应的是法学教育也不能集中在正规化教育方面，法学教育应该是多层次的，不仅仅集中在一个方面，应培养出适应正规化、半正规化、非正规化的法律工作者，鼓励不同的法律工作者开展不同的法律工作，而且应建立从非正规化、半正规化、正规化过渡的机制，使之不断适应我国法治队伍多样化、专业化建设的需要。
职业教育法律法规篇8
[关键词]职业院校;校企合作;制度保障;体系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
aSystemFacilitatingin-DepthCooperationBetweenVocationalSchoolsandBusinesses
HUZhenfen，YanGGuojun
abstract：Cooperationbetweenvocationalschoolsandbusinessesisoneofkeylinksforreformandinnovationofvocationaleducationatpresent.atthisstartingpoint，polytechnicshaveastrongwilltoworkwithlocalbusinesseswhich，however，arenotinterestedindoingso.enterprisescannotbenefitfromthispracticeasexpectedbecauseofrelatedflawedlawsandregulationsandfailureoftheprotectivesystem.Globaladvancedvocationaleducationareallguaranteedbysoundlawsystems.inthisconnection，Chinashouldmakegovernment，businessesandschoolsplaytheirfullparts，improverulesconcerned，andinvestmoreinfacilities.Bydoingso，systemguidingcooperationbetweenschoolsandbusinessesisworkable.
Keywords：vocationalschool，cooperationbetweenschoolsandbusinesses，systemguarantee，systemresearch
作为职业教育的本质要求和重要的办学形式，校企合作既体现了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行业企业联系最紧密、最直接的鲜明特色，又是当前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关键环节，在提升职业教育质量，服务产业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关键时期，校企合作遇到诸多困难，特别是校企合作制度保障体系建设，成为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之一。
一、校企合作制度保障的基本状况及问题分析
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各类职业院校均高度重视校企深度合作，注重制度建设和政策推动，出台了很多规范性文件和实践举措，推动了职业技能人才培养。从国家层面来看，1996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确立了企业在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国务院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2005）、《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教育部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引领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2011）、《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2012）、《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2014）等一系列规章制度，推动了校企深度合作的发展。从地方来讲，近年来，各地纷纷制定了《校企合作促进条例》等大量规章制度，为实现校企深度合作提供了制度规范，固化了实践经验成果。
但是，在实践中校企合作发展仍然很不顺利，还存在很多突出问题，严重影响和制约了事业的发展。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校“热”企“冷”现象突出，企业参与动力不足。在已形成的校企合作中，大多是高职院校合作意愿强烈，主动寻求校企合作，而积极与高职院校合作办学的企业则少之又少，大多数校企合作关系的建立和维系主要还是靠关系和信誉，缺乏制度的刚性约束和有力保障。其导致的结果就是校企合作“叫得响、落不实”，高职院校“挨白眼、吃闭门羹”司空见惯，企业全程参与职业教育和技能人才培养的程度不高，校企双方在共同制定人才培养目标、共建专业、共同开发教材等方面尚难以开展深度合作，缺乏校企之间“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的内生动力，高职教育技能型人才培养目标难以实现，影响了人才培养水平和产业人才质量。
究其原因，制度保障缺失是其主要的一个方面。具体在于：
1.法律制度不够健全，体系不够完善。目前，国家只有一部《职业教育法》，其体例过于宏观、笼统、比较单薄，缺乏配套措施，没有形成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制定促进校企合作办学法规，推进校企合作制度化”，这一目标在短时间内难以实现，校企合作制度难以实现根本性突破。地方虽然出台很多鼓励性规定，但多是中性的政策性规定，校企合作难以规范和有效保障，企业投入、师资、实习实训等，没有配套规定加以落实。
2.法律保障机制缺失，强制力不足。我国《职教法》刚性规范和约束少，倡导性要求多;法律条文只有假定和处理而无法律后果。这是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难以深入开展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职业教育法》第六条规定：“行业组织和企业、事业组织应当依法履行实施职业教育的义务。”第三十七条规定：“企业、事业组织应当接纳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学生和教师实习;对上岗实习的，应当给予适当的劳动报酬。”这些法律条款虽然规定了政府、行业组织、企业、事业组织等的责任和义务，但其并非强制性保障条款，缺乏现实的约束力，对上述主体不承担相应义务的法律后果也没有做出具体的规定。另外，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责任与义务、企业职业资格准入制度、职业院校学生实习期间人身保险、劳动保护与权益等规定，都是非常缺乏的。这些问题已经使企业没有参与校企合作的责任与担当，更无从获得相应收益，权利与义务难以对等，这些严重阻碍了校企合作的发展，必须制定完善法律法规，规范、管理、强制、扶持、引导企业参与校企合作。
3.政策执行不力，保障性不强。《职业教育法》1996年颁布至今，已经过去近20年，随着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变化，很多条款的适用性越来越差，法律效率大打折扣，修订和完善法律法规体系的要求日益迫切。虽然各地制定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等类规章制度规章制度，但是大量条款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缺乏强力推动，执行效率低下，难以真正发挥作用。
二、职业院校校企深度合作制度保障的国际借鉴
世界上职业教育发达的国家基本上是经济发达国家，校企合作在其发展中均发挥重要作用，均有健全完善的法律体系为校企合作保驾护航。
德国职业教育法律的鲜明特点是重在促进教育与企业的结合。1869年制定的《强迫职业实习教育法》规定了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责任和义务，以后制定的《联邦劳动促进法》、《工业法典》（1889）、《企业章程》（1869）、《行业条例法》（1897）等都规定了企业培训、校企合作的基本原则和措施。1969年颁布的《职业教育法》第一次详细规定了职业培训关系的确定、内容、解除、终止和职业培训的组织，确立了“双元制”职业教育制度。1972年颁布的《企业宪法》和1981年颁布的《职业教育促进法》，明确了企业的职业教育功能，规定了教育者资格、企业和学校的权利和义务、教师资格、受培训者的权利和义务。德国完善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帮助使其成为世界教育强国和经济强国，其以法律形式确立、规范的校企合作做法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样板和借鉴。
美国高度重视职业教育立法工作，通过立法，规范、引导职业教育的发展。1862年颁布《莫里尔法案》，推动全美28个州建立农工学院，促进美国职业技术的发展，开创了美国职业教育立法的先河。《职业教育法》（1963）、《合作训练法案》（1982）、《就业培训合作法》（1983）、《卡尔―柏金斯法案》（1990）、《从学校到工作机会法》（1994）等，都进一步明确规定学校和企业的关系，用法律形式推动校企合作的发展。
日本在二战后颁布了一系列新的职业教育法规，以适应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1978年颁布的《职业训练法》，确认企业主为其雇员提供职业训练方面承担主要责任，逐步发挥企业和市场的“主角”地位和作用，从而形成了“办学动机来自企业、办学主体也为企业、实施自由的市场监督方式”的职业教育模式。职业教育紧贴产业和企业的需求，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日本的社会劳动生产率，进而促进了日本的经济恢复和崛起。
澳大利亚在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方面具有比较完善的体系。《宪法》、《义务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培训保障法》等对职业教育培训都有所规定，强调企业在职业培训和职业学校教师的主体地位和作用。
这些国家不仅是职业教育先进国家，同时又是经济发达国家。没有完善先进的职业教育，是难以发展经济的，而这一切必须以先进完善的法律体系为支撑和保障。我国目前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实践亦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经济的发展必须依靠职业教育的强力支撑，而职业教育的发展必须依赖完善的法律制度支持和规范，必须通过法律规章的前瞻性和创新性，推动职业教育的创新发展。
三、完善职业院校校企深度合作制度保障体系的途径和方法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明确提出，到2020年，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立人才培养立交桥，形成合理教育结构，推动现代教育体系基本建立、教育现代化基本实现。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进一步完善职业院校校企深度合作制度保障体系，这既是其重要内容，也是基本保障。主要途径和方法有：
1.明确职责，发挥政府、企业和职业院校三个方面的积极作用。要依法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规范政府、企业、职业院校等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政府是社会管理者，是政策制定者，承担着制定政策、规范社会行为的功能。要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要明确政府对校企合作的责任，加强统筹，借鉴国外先进做法，以立法形式强制企业参与教育，把参与教育作为评估企业资质的法律指标和税收依据，将校企合作纳入学校评估和企业评价的指标，为校企深度融合提供法律保障。企业是国家政策的执行者，是校企合作的最大受益者。要支持职业教育发展，把与学校合作看作是实现优势互补、创造互利双赢、共同发展的重要途径，积极参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全过程。要根据自身特点，开展本企业或本行业人才需求预测、制订教育培训规划、组织和指导行业职业教育与培训工作、参与制订职业资格标准和职业技能鉴定及证书颁发工作、参与制订培训机构资质标准和从业人员资格标准、参与对职业院校的教育教学评估和相关管理工作等。高职院校要主动落实政府和企业需求，提高服务企业和社会能力。要面向市场需求，设置专业，优化动态专业结构，逐步建立适应人才市场需要，优势突出、特色鲜明、布局合理、结构优化的专业体系。加强与企业合作，把实训实习基地建在企业，把人才培养和培训基地建在学校，探索引校进厂、引厂进校、前店后校、校企一体等合作形式。面向职业、岗位需求，开发基于工作过程的专业课程体系，增强专业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拓展专业服务的领域和内涵。要主动为企业服务，为企业赢得更大的利益，主动为企业创造价值，增强校企合作的吸引力。
2.加快修法，保障职业院校实现校企深度合作。2008年，《职业教育法》修订工作已经启动，目前已列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法制办立法规划与议事日程，教育部正在抓紧推进。然时不我待，修订工作还要加快。要通过修订工作，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行业组织、企业等依法履行实施职业教育的责任、义务、权力和利益，明确企业承担发展职业教育的责任。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规，明确在税收减免、政策倾斜等方面对参与和支持职业教育发展的企业予以扶持。企业捐赠支出要按照现行税收法律规定在税前扣除;企业因接受实习生所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按照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要健全和完善企业职业资格准入制度、企业接收职业学校学生实习和教师实践、职业院校学生实习期间人身保险、劳动保护与权益制度，保证职业教育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校企合作、产教融合、集团化办学等职业教育实践成果要写进新《职业教育法》中。
3.完善配套，增强校企合作制度的操作性。要建立和完善职业教育投入制度，落实财政性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依法出台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标准或公用经费标准，建立职业教育经费绩效评价制度、审计监督制度、预决算公开制度。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等多元化的融资形式，鼓励社会力量通过资金、土地、装备、技术、人才等多种要素投资职业教育，充分利用社会资本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养老健康、现代农业、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民族工艺和基本公共服务等重点薄弱领域，要给予政策倾斜，鼓励和支持发展。各地方要结合地方实际和行业特点，制订相关的实施条例或细则，加强相关法律的实效性和操作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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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邢晖.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动态和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动态和建议[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0）：1-3
职业教育法律法规篇9
关键词：法律伦理；法律道德；职业伦理教育
法律伦理，从广义上说，包括法律制度伦理与法律职业伦理；从狭义上说，仅指法律职业伦理。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者在其职务生活与社会生活中应当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法律职业伦理的内容主要包括法律职业者忠诚于法律、公平对待当事人、廉洁自律等等。一般认为法律职业人应具有三种素质，一为法律知识，一为社会常识，一为法律道德。其中，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人应该具备的素质之一，是构成法律职业人整体素质的重要内容。对于法律职业者而言，法律职业道德要求其做到信仰法律、心存正义、廉洁公正、忠于职守，这种道德人格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石。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2003年12月9日在山西大学所作“法学教育”专题报告中说：“法学是价值之学，真正的法学教育应是价值观的教育，应是法律正义观的教育，高等法学院校应是法律价值观的集散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决定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和前景，因此，必须予以重视。
一、重视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理由
法学职业伦理是法学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学教育乃是一国法律制度最基本的造型因素之一。作为培养决定社会最终公平正义的法律职业人士的法学教育必须重视职业道德教育，笔者认为重视法学伦理教育的理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职业伦理是公民道德素养的高度概括。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定的道德伦理要求，这些基本的道德伦理要求规范着公民的行为，使社会在有序的状态下运行。在中国，这种道德伦理的规范作用尤为突出。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封建儒家伦理对当今社会仍然有巨大的影响，伦理型文化是我国文化的特质，是我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在重视伦理道德的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公民的道德素养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公民的道德标准是法律职业伦理的基石。法律伦理是伦理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根植于我国社会的一般伦理之中。离开社会一般伦理，不可能形成法律伦理。作为法律职业人士首先应当具有一般公民所具有的基本道德素养。这是作为公民而言，应当做到的最基本的为人准则。一般公民具有的道德素养，法律职业人士当然应当具有。因为法律职业伦理无非是公民的一般道德标准在法律领域的高度概括，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公民在特殊领域应当遵循的社会一般道德准则。在国家重视和提倡提高全社会公民的道德素养的大环境下，重视和提高法律职业人士的道德素养是重视公民道德素养的必然要求。
2.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人必备的职业道德。法律职业人首先必须具备合格公民的道德底线，但仅止于此是不够的。法治是法律职业人之治，法律职业人作为实现法治的关键因素，必须具有其他公民所不具备的职业道德素养。如同医生应当遵循医德、教师应当遵循师德一样，法律职业人也同样应当信守特殊的法律职业道德。著名法学教育家孙晓楼早在为民国法律教育所做的规划中就提出：“有了法律学问，而没有法律道德，那是不合乎法律的本质意义，也不合乎法律教育的目的。”法学院校培养的法律人才须具有刚直不阿的品行，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不徇私情，不畏高压，尊崇法律。而忽略法律伦理和法律理想的法学教育只能向社会输送高级渣滓，甚至成为破坏良好社会秩序的害群之马。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法律的实效。因为“当一条规则和一套规则的实效因道德上的抵制而受到威胁时，它的有效性就可能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外壳。”可见，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对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具有重要作用。
职业教育法律法规篇10
[论文关键词]法律伦理；法律道德；职业伦理教育
法律伦理，从广义上说，包括法律制度伦理与法律职业伦理；从狭义上说，仅指法律职业伦理。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者在其职务生活与社会生活中应当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法律职业伦理的内容主要包括法律职业者忠诚于法律、公平对待当事人、廉洁自律等等。一般认为法律职业人应具有三种素质，一为法律知识，一为社会常识，一为法律道德。其中，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人应该具备的素质之一，是构成法律职业人整体素质的重要内容。对于法律职业者而言，法律职业道德要求其做到信仰法律、心存正义、廉洁公正、忠于职守，这种道德人格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石。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2003年12月9日在山西大学所作“法学教育”专题报告中说：“法学是价值之学，真正的法学教育应是价值观的教育，应是法律正义观的教育，高等法学院校应是法律价值观的集散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决定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和前景，因此，必须予以重视。
一、重视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理由
法学职业伦理是法学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学教育乃是一国法律制度最基本的造型因素之一。作为培养决定社会最终公平正义的法律职业人士的法学教育必须重视职业道德教育，笔者认为重视法学伦理教育的理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职业伦理是公民道德素养的高度概括。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定的道德伦理要求，这些基本的道德伦理要求规范着公民的行为，使社会在有序的状态下运行。在中国，这种道德伦理的规范作用尤为突出。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封建儒家伦理对当今社会仍然有巨大的影响，伦理型文化是我国文化的特质，是我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在重视伦理道德的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公民的道德素养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公民的道德标准是法律职业伦理的基石。法律伦理是伦理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根植于我国社会的一般伦理之中。离开社会一般伦理，不可能形成法律伦理。作为法律职业人士首先应当具有一般公民所具有的基本道德素养。这是作为公民而言，应当做到的最基本的为人准则。一般公民具有的道德素养，法律职业人士当然应当具有。因为法律职业伦理无非是公民的一般道德标准在法律领域的高度概括，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公民在特殊领域应当遵循的社会一般道德准则。在国家重视和提倡提高全社会公民的道德素养的大环境下，重视和提高法律职业人士的道德素养是重视公民道德素养的必然要求。
2.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人必备的职业道德。法律职业人首先必须具备合格公民的道德底线，但仅止于此是不够的。法治是法律职业人之治，法律职业人作为实现法治的关键因素，必须具有其他公民所不具备的职业道德素养。如同医生应当遵循医德、教师应当遵循师德一样，法律职业人也同样应当信守特殊的法律职业道德。著名法学教育家孙晓楼早在为民国法律教育所做的规划中就提出：“有了法律学问，而没有法律道德，那是不合乎法律的本质意义，也不合乎法律教育的目的。”法学院校培养的法律人才须具有刚直不阿的品行，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不徇私情，不畏高压，尊崇法律。而忽略法律伦理和法律理想的法学教育只能向社会输送高级渣滓，甚至成为破坏良好社会秩序的害群之马。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法律的实效。因为“当一条规则和一套规则的实效因道德上的抵制而受到威胁时，它的有效性就可能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外壳。”可见，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对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具有重要作用。
3.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防范司法腐败的重要手段。当今，司法腐败现象严重，形形的司法腐败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司法腐败泛滥的现实使人们开始深思导致司法腐败的深层原因，在对司法腐败追根溯源的时候，人们发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职业者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相对于外部监督制约而言，职业道德和自律是更为重要和有效的控制司法腐败的重要防线。法律职业人的整体素质不高、欠缺法治国家所要求的法律职业道德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直接因素，这一因素比制度不完善等因素更为直接和关键。因此，化解和遏制司法腐败，必须从重视法学伦理教育开始，从源头上堵截司法腐败的产生。可见，法律伦理教育是遏制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途径。
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必须在法学教育中给予足够的重视。那么，我国当今法学教育中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怎样的呢?这需要对我国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现状予以概览。
二、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现状
从我国当前法学教育中的职业伦理教育现状看，在我国当今法律教育中普遍存在忽视法律伦理教育地位的倾向。法律职业伦理培养的缺失是我国当前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之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校法学教育缺乏法律职业伦理教育。高等法学教育应当承担传授法律理论知识，培养学生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和进行法律价值观教育，树立法律正义两方面的任务。但是，我国现今高校法学教育只重视法律知识的传授，始终未对法律正义价值观的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缺少法律伦理方面的研究，也没有开设法律伦理方面的课程。截至1999年，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培养规定中都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培养要求。虽然在1999年修订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中，首次明确地把“法律职业伦理”作为一门课程单独设置，但其使用的教材内容空泛，难以达到培养法律职业伦理素质的目的。目前在我国只有少数高等法学院校开设了《司法职业道德》选修课程，至今还没有高校专门从法律伦理角度开设课程。高等法学教育长期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一直为我国法律教育所忽视，这无疑是高校法学教育的一个重大缺陷。而在法治发达的西方高校法学教育中，大都设有司法伦理之类的法律职业道德训导课程。比如英国的《律师职业行为指引》一书每年都出版一本，在法学院的教学中是重头戏。而我们的高校法律教育至今在这方面还是空白，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2.司法考试忽视对司法伦理的考察。国家司法考试作为公民进入法律职业圈的门槛，在考察法律职业人对法律专业知识掌握的同时，却没有将职业伦理作为一个考察内容在考核中予以重点考核。虽然在司法资格考试中，有关于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考试内容，但是，法律职业是实践性极强的活动，法律实践中要求的法律职业伦理不能通过书面考试的方式考察出来。掌握法律知识、通过书面考试的人并不必然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较高的道德伦理素养。司法考试对考生伦理素养的考察与实践中的要求相差甚远，难以达到考核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的目的。
3.法律职业伦理观念教育意识淡漠。以往我国高校法学教育一直是重知识性传授的法学教育模式，在教学活动中，教师以诠释法律条文和法律规则为主要教学内容，不关注隐含在法律背后的法律理念和价值取向，缺乏对法律知识的价值和伦理的阐释和关怀，导致许多法学专业学生只知法律的条文，不知法律的价值和伦理。老师在传授法律知识的时候，忽略对学生法律伦理素养的培养，只注重理论知识的考察，不重视道德伦理修养，使本应在日常教学中应当做到的法律职业伦理培养和言传身教成为空中楼阁，这是作为教育主体的老师法律伦理教育意识不强的必然结果。
三、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的设想
法律职业人的职责是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主持公道。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法律教育除专业知识教育外，还应特别注意法律职业人的道德素质教育。因为法律职业的特殊性要求从事法律工作的职业者不仅应该系统掌握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应该具有高尚的司法品格，遵守司法伦理。法学教育是形成法律职业人士司法伦理素质的基础。法学教育应重视道德教育与信仰教育，使学生对法学知识系统了解与把握的同时，促使学生形成法律信仰。为实现上述目标，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笔者认为应当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