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的理解篇1
关键词：自然科学诠释学解读自然科学诠释学
abstract：thehermeneuticalstudyingofnaturalsciencesisnotnecessarilythehermeneuticsofnaturalsciences,andisnotnecessarilyinagreementwiththehermeneuticsofnaturalsciences.butthehermeneuticsofnaturalsciencesmustbethehermeneuticalstudyingofnaturalsciences.thehermeneuticsofnaturalsciencesmaybephilosophical,andmaybenotphilosophical;andthephilosophicalhermeneuticsofnaturalsciencescanbedividedintotwokinds,i.e.,theontologicalandthemethodological.
keywords:naturalsciences;hermeneuticalstudying;hermeneuticsofnaturalsciences
在讨论自然科学的诠释学问题或诠释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的时候，人们有时把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与对“自然科学诠释学”的肯定等同起来，似乎只要对自然科学进行诠释学的解读，就自然会对“自然科学诠释学”持一种肯定态度。
实际上问题并不是如此简单。因为“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与“自然科学诠释学”这两个表述都可以是多义的。我们首先分析一下“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这个表述。
1、“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的三种含义
“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可以是作为一种实质性判断的“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也可以是作为一种方法的“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还可以是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的“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
首先，“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可以指“把自然科学看作是诠释学的”。
这种含义所表示的实际是一种实质性的判断，即，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一样，都是诠释学的。在这种意义上，“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可以等同于对“自然科学诠释学”的肯定。
但是，在以下的另外两种意义上，“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都未必就肯定“自然科学诠释学”的正当性。
“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的第二种含义：指一种方法，即，用诠释学的方法来解读自然科学。
用诠释学的方法来解读自然科学，这在逻辑上并不必然意味着自然科学一定就被看作是诠释学的了，正象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文科学，人文科学并不因此就被看作是自然科学的了一样。
但用诠释学的方法来解读自然科学，可以意味着还能够用其它非诠释学的方法来解读自然科学。也就是说，我们对自然科学有着多种解读方式，而诠释学的解读只是其中的解读方式之一。当然，“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作为方法表述，也可以是有所偏向的，即，虽然我们对自然科学有着多种解读方式，但诠释学的解读是最好的一种解读方式。
对自然科学的解读，一般认为其本身不能是自然科学式的，而应该是属于哲学或人文社会科学的方式。由于哲学或人文社会科学一般来说又都具有诠释学的性质，或者说，诠释学在一般情况下都会是哲学或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所以，对自然科学的解读一般都被看作是诠释学式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否定以自然科学的方式来解读自然科学的可能性。虽然数学式的计算无法把握数学这门科学的本质，物理实验方法也不能把握物理学的本质，但我们不能先天地拒绝对数学的数学式研究，不能先天地拒绝对物理学的物理学式的研究，更不能先天地拒绝以所有自然科学都共用的说明方法或现成方式来对自然科学进行研究。以自然科学的说明方法或现成方式来研究自然科学是解读自然科学的可能方式之一。
然而，如果我们把对自然科学的自然科学式解读在根本上完全排除在诠释学解读之外，或者说，如果我们把“诠释学解读”只看作是解读自然科学的方式之一，哪怕是看作最好的一种解读方式，这都可能是成问题的。因为严格说来，对自然科学的任何解读在本质上都将是诠释学的解读，也就是说，在本质上我们不可能有任何其它的对自然科学的解读方式，即使自然科学的现成方式或说明方法，也在本质上是诠释学的。
由于对自然科学的任何解读在本质上都是诠释学的，所以，“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这样的说法也就因此变成了一种同义反复。这种同义反复就方法论而言是没有意义的，但在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上，说“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仍然是有意义的，而且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上，“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展示着一种真理，即，对自然科学的任何解读在本质上就是诠释学的解读。这是“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这种说法的第三种重要含义。
对自然科学的任何解读都是作为此在的人的一种解读，都是在生活世界中的解读，都隶属于人的生存方式。它因而也注定隶属于对存在的理解和解释，隶属于人与存在的相互归属。它必定是人生视域的融合，必定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必定属于诠释学的经验。它肯定也是对ereignis之“音信”的一种“引出”和“保存”。总之，它注定都是诠释学的。
但是，对自然科学的解读也因而会随同存在的命运，随同ereignis，而经历种种变化。由此，对自然科学的解读也就有可能变成以自然科学的现成方式来进行，以近现代的技术方式来进行，或者说以对象化的方式来进行。如果是这样，对自然科学的“引出”（her-vor-bringen，bringing-forth）式的解读就会变成“逼出”（herausfordern，challengingforth）式的解读，对自然科学的“看护”式的解蔽就会变成强硬的“设置”（stellen，tosetup），对自然科学的逗留式的“保存”就会变成“常备储存”（bestand，standing-reserve）。实证主义者和科学主义者对自然科学的解读就是这样，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也正在蜕变为这种解读。
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是存在的命运，但又无视和拒斥形而上学或存在论哲学，从而不承认自然科学诠释学。所以，当对自然科学的解读沦为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方式的时候，虽然它的解读方式在本质上仍然是诠释学的，但它否定自然科学诠释学的正当性。又由于这是存在的命运，所以我们不能禁止这种解读，也无法禁止这种解读。我们只能“虚怀若谷”、“泰然任之”，让存在的造化或ereignis自行化之。
但无论如何，对自然科学的任何解读在本质上就是诠释学的解读，这是“解读自然科学”这种事情本身的自行显现，自行解蔽，因而是本来意义上的真理。任何科学哲学家、任何科学元勘（sciencestudies）家、任何科学社会学家或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当然也包括任何科学诠释学家，都跳不出诠释学的范围。即使对诠释学抱有敌意的实证主义者和科学主义者，在本质上也是对自然科学进行着诠释学地解读。
2、为什么说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在本质上也是诠释学的？
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尤其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被看作是标准的科学哲学，它对自然科学的解读也一直被看作是标准的解读，从而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一般人对自然科学的看法。在常人看来，自然科学就是实证主义所说的那种“实证科学”。就连努力以诠释学来为人文科学在科学的殿堂里争得一席之地的狄尔泰，在自然科学观上也实际成了实证主义的俘虏。
实证主义强调自然科学的“实证性”。也就是说，科学是对观察材料的归纳，是能够被观察实验所检验或已经被观察实验所检验过的正确结论。即使一个理论或命题不可能被完全证实，它至少也是能够被确证或已经被确证了的，否则就不是科学。自伽利略以来被公认的自然科学就是这样的科学。
这种“实证的”自然科学也就是“客观的”科学，是与主观的东西没有任何关系的，“实证科学”中没有任何幻想的、感情的、愿望的东西，它也与形而上学的“思辨”没有任何关系，它拒斥形而上学，拒斥存在论，拒斥传统意义上的哲学。
由此，实证主义者必然都象狄尔泰一样，否认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自然科学在方法上是对自然界的“说明”，是把具体的观察事实归属到一般规律之下，用普遍必然的数理规律来说明有关自然界的具体事实，因而与诠释学的“理解”方法有着本质的区别。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也都是可以直接观察的、没有目的的、自在的并受普遍必然自然法则所支配的物理事实，因而与人文科学所理解的精神也有着本质的区别。与狄尔泰不同的是，实证主义把“实证的”自然科学看作是唯一的科学，看作是人类认识的最高阶段，把人文科学连同诠释学、形而上学、存在论等都看作是非科学的，或者说是前科学的低级认识，仅仅比神话和宗教略高一筹。
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既然实证主义否认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为什么它对自然科学的这种解读在本质上却是诠释学的呢？
实证主义把自然科学看作现成的结果而忽视自然科学的历史性，它对自然科学的这种解读所采用的正是自然科学本身所采用的现成方式。自然科学把自然物看成是现成的，实证主义由于把这样的自然科学看作是人类认识的最高形式，因而也以这样的方式把自然科学本身看作是现成的。当它感觉到自然科学的发现过程难以现成化的时候，它甚至就把“科学发现”排除在科学哲学之外，而专注于对自然科学现成结论的辩护或逻辑分析。
那么，这种现成的解读或对象化的说明还是诠释学的吗？
由于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方式正是自然科学对自然的认识方式，所以，“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是不是诠释学的问题”与“自然科学对自然的认识是不是诠释学的问题”显然是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说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是诠释学的，那么，我们也必定同时承认了自然科学对自然的认识是诠释学的。由此，我们的问题就变成：“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与“自然科学对自然的认识”究竟是不是诠释学的？
我们要说的是“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在本质上是诠释学的”。“在本质上”的意思指的是在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上，因而，我们的意思是：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在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上是诠释学的。这同时也意味着：自然科学对自然的认识在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上也是诠释学的。那么，为什么“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与“自然科学对自然的认识”在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上是诠释学的呢？
根据海德格尔的分析，“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与“自然科学对自然的认识”，作为现成的认识方式，都是此在在世操劳活动中源始的理解和解释的一种蜕变。源始的理解和解释显然是诠释学的，但是，作为理解和解释的蜕变，作为“说明”，这种现成的认识如何还是诠释学的呢？
如果按照狄尔泰的说法，现成的认识或“说明”在方法论的意义上不是诠释学的。但是，我们是在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上来使用“诠释学”这个概念的。“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的诠释学”所要讨论的是对存在意义的把握。这样，无论是源始的理解和解释，还是蜕变之后的现成认识或“说明”，都属于对存在意义的把握，尽管现成的认识或“说明”是已经蜕变了的对存在意义的把握。另外，正因为现成的认识或“说明”是源始理解和解释的一种蜕变，才表明它是来自于理解和解释的，它因而在本质上归属于理解和解释。作为理解和解释的蜕变，所有现成的认识或“说明”必定与理解和解释一样，最终都是诠释学的。
如果按照海德格尔后期的说法，那么，诠释学就是对（存在或ereignis或诸神）音信的引出和保存。由此，蜕变之后的现成认识或“说明”虽然不是对存在或ereignis或诸神之音信的“引出”和“看护”，但无论如何也仍然属于对存在或ereignis或诸神之音信的“保存”，尽管是非本真的、强制性的“保存”。
近现代科学的现成的认识方式又被海德格尔看作是对象化的认识方式，也就是把被认识者看作是可以被操控、被预置、被占有的对象，让被认识者始终处于被设置的对象化状态。由此，对象化的认识方式在本质上也就是近现代的技术方式，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方式与近现代科学的认识方式一样，都是这种对象化的、近现代技术的方式。但是，这种对象化的技术方式同时也是以人——实证主义者——为唯一主体的，是作为唯一主体的人——实证主义者——对自然科学的设置、预置、操控和占有。而这种设置、预置、操控和占有又必定始终是以其原有的基本方案或前结构为指导的。实证主义者就是以实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设置、预置、操控和占有自然科学，它对自然科学的解读因而就不可能是纯粹客观、超然和中立的。这种解读注定是诠释学的。
实证主义是伴随着近现代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的，它一方面影响着近现代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另一方面又受到自然科学的极大影响。它因而是哲学与自然科学相互对话的一种结果，是视域融合的一种结果。当这种“视域融合”大致定型的时候，也就是当实证主义开始成熟的时候，它对自然科学本身的再“阅读”就正式形成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或自然科学观。
实证主义者解读自然科学的“先见”就是实证主义哲学，而实证主义哲学的要害就是排斥人的其它的认识形式和理性形式，把人的认识甚至人的生存简化为“实证认识”，把“实证认识”当作人类认识的最高的、唯一合理的认识形式。实证主义者就用这种实证主义哲学来强求自然科学，并把被公认的自然科学都看作是这种“实证认识”，而不管自然科学本身究竟是不是纯粹的“实证认识”，也不管在本质上究竟有没有纯粹的“实证认识”。
3、“自然科学诠释学”的多种含义
在分析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的时候，我们同时已经表明自然科学本身在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上也是诠释学的。鉴别出实证主义解读的诠释学性质以及自然科学本身的诠释学性质，需要生存论-存在论的或形而上学的反思和追思，实证主义天生缺乏这种反思和追思的能力，所以它既不知道自身解读的诠释学性质，也不知道自然科学本身的诠释学性质，它因而否认自然科学诠释学的正当性。
除了实证主义者以外，其它科学哲学学派的代表人物大都在不同程度上认可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比如，批判理性主义的波普尔、历史主义的库恩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和自然科学诠释学家等。但是，即使在认可自然科学诠释学的这些学者中，他们对自然科学诠释学的理解也是极其不同的。
对自然科学诠释学的不同理解与对诠释学本身的不同理解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诠释学经历了从古代到当代的不同历史发展时期，形成了不同类型的诠释学，所以今天在我们谈及诠释学的时候，会出现不同意义上的诠释学。大致说来，诠释学的主要类型有：古代赫尔默斯意义上的诠释学、中世纪圣经诠释学、近代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诠释学和20世纪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的诠释学。
古代的诠释学直接来自于作为诸神信使的赫尔默斯，主要是通过对自然现象的解读来传达神的消息和旨意，也包括占卜术。中世纪的诠释学主要是圣经诠释学，但由于自然被看作是由上帝所书写的大书，所以对圣经的解读也包括了对自然的解读。如果我们就古代和中世纪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和诠释学来讨论问题，那么，自然科学诠释学的正当性是不成问题的。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科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诠释学，古代和中世纪的诠释学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就是自然科学。
但是在今天讨论自然科学和诠释学的关系问题的时候，我们所说的自然科学一般已经不是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科学了，我们所说的诠释学在许多情况下也不是古代和中世纪的诠释学。当我们提到自然科学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自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的自然科学，这一点没有太大的争议。但是当我们在今天提到诠释学的时候，我们所想到的东西可能仍然是很不相同的，即使排除了古代和中世纪意义上的诠释学，我们对“诠释学”这个词还会有极其不同的用法。
原因就在于，虽然海德格尔和加达默尔已经把诠释学推进到了生存论-存在论的层次上，但与他们二人同时代的甚至今天的许多学者仍然不了解生存论-存在论层次的诠释学哲学，仍然顽固地把诠释学看作是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这一方面是由于海德格尔思想的晦涩和艰深阻碍了生存论-存在论诠释学的传播，加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工作又主要借助于人文科学和哲学史来进行；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狄尔泰在诠释学领域的影响太大了，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诠释学已经长久地铭刻在了人们的心中，使得新的生存论-存在论诠释学在许多人的心中一时还难以赢得其地盘。
在自然科学与诠释学的关系问题上，许多人文科学学者或主要讨论人文科学的学者在提到自然科学的时候，往往沿袭狄尔泰的说法，在对自然科学还没有深入理解的情况下，就盲目地采用了实证主义的观点，把自然科学看作“实证科学”，从而“先天地”否定了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倒是象波普尔和库恩这样的科学哲学家首先破解了实证主义的迷思，主张自然科学具有诠释学的性质。但是，即使这样的科学哲学家，他们虽然否定了狄尔泰的实证主义自然科学观，却仍然没有能够超越狄尔泰的诠释学范畴。他们所说的诠释学仍然还是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诠释学，只不过他们认为自然科学不是实证主义所说的那种“实证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理解”问题上没有本质的区别，或者自然科学的基础与人文科学在“理解”的问题上没有本质的区别。也就是说，虽然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承认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但是他们的诠释学仍然是方法论意义上的诠释学。
波普尔在《客观知识》中说，他想对诠释学做点贡献。但是他的所谓贡献的一个方面，就是把适应于人文科学中的诠释学，经过改造以后再引申到自然科学领域。而他的改造也不是把方法论意义上的诠释学改造成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的诠释学，而是用他的“客观知识”或“世界3”来克服狄尔泰们对“世界2”的迷恋，使主观的诠释学变成客观的诠释学。客观的诠释学以“世界3”为中心，而不是以“世界2”为中心。然而，波普尔的做法不仅仅是远离了主观心理活动，它在本质上更是远离了人的生存本身。更准确地说，波普尔甚至根本就没有达到人的生存的层次，也没有触及到物的源始存在。虽然他的三个世界理论似乎是在提供一种存在论，但由于他的朴素实在论的局限性，他的这种“存在论”在20世纪根本就不能算作是存在论哲学。就他的整个思想而言，他的朴素实在论只是他的批判理性主义的一个非批判性的前提，而他的三个世界理论连同其整个批判理性主义科学哲学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认识论方法论意义上的哲学。与此相应，他的客观诠释学以及他对“诠释学”这个概念的使用等也都是方法论上的。
对于库恩的科学诠释学思想，人们往往给予很高的评价。这是应该的。在科学哲学界，正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鲜明地展示出了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虽然他在这本著作中没有提到“科学诠释学”这个术语；另外，这本书作为历史学派的代表作，实际上也已经涉及到了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的自然科学诠释学。但是，库恩对于欧洲大陆的生存论-存在论哲学或现象学的诠释学也的的确确是非常陌生的。他是不自觉地触及到生存论-存在论的，而且在他不自觉地触及到生存论-存在论以后，他也一直没有自觉地进入生存论-存在论哲学。当库恩在晚年明确地讨论诠释学问题的时候，他的诠释学概念令人遗憾地仍然还是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诠释学概念。这也就是为什么库恩仅承认自然科学的基础是诠释学的，而不承认常规科学研究是诠释学的原因。
在自然科学诠释学家那里，作为生存论-存在论的诠释学终于受到了重视，而且他们也正是在胡塞尔、海德格尔和加达默尔等哲学家的影响下，才明确提出自然科学诠释学概念的。由于超越了方法论的幽禁，他们不是象库恩那样保守和谨慎，而是宣称自然科学自始至终都完完全全地是诠释学的。不过，自然科学诠释学家与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并不是界限分明的两个阵营，前者在分析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的时候，也经常地援引文化的、社会的、政治的因素，甚至有使科学诠释学演变成科学文化学、科学政治学或科学社会学的趋势。劳斯（josephrouse）就把他的自然科学诠释学看作是“作为政治学的诠释学”。总之，在自然科学诠释学家这里，虽然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的诠释学被吸收了过来，但他们的自然科学诠释学并不都是纯哲学的诠释学，而是具有多种不同意义的诠释学。
4、自然科学诠释学与自然科学的常规研究方法
自然科学诠释学的多种含义和不同用法容易引起混乱，尤其容易把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与科学方法论所讨论的自然科学的实际研究方法混淆在一起，从而使得一般的自然科学家觉得自然科学诠释学与他们实际从事的自然科学研究根本不是一回事，或者使他们觉得自然科学诠释学完全是胡扯。所以，有必要对自然科学诠释学的含义和用法加以澄清，对自然科学诠释学的适用范围加以界定。
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诠释学强调对精神意义的理解和解释，作为生存论-存在论哲学的诠释学强调对存在意义的理解和解释。在前者那里，对生命和精神的理解和解释是必须从生命和精神出发的；在后者那里，则明确展示出了理解和解释的前结构、诠释学循环、视域融合和效果历史概念。所以，作为生存论-存在论哲学的诠释学显然既超越了前者，又在某种意义上包容了前者。对于自然科学诠释学来说，在方法论诠释学的意义上，自然科学的基础是对宇宙理性、自然界整体结构的理解、解释和说明；在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上，作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自然科学在理解、解释和说明存在的意义的时候，具有自身的前结构，存在着诠释学循环，是一种视域的融合，也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作为生存论-存在论的自然科学诠释学同样也既超越了作为方法论的自然科学诠释学，又包容了作为方法论的自然科学诠释学。
但是，对于常规自然科学研究来说，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的自然科学诠释学并不必然蕴涵着方法论意义上的自然科学诠释学。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常规自然科学研究不是对宇宙理性和自然界整体结构的理解和解释，甚至越是规范的常规科学研究越是完全缺乏对自然的理解和解释。常规科学只是遵循固有的独优方法来解决已经提出的一些具体难题，它必须把原有的理解和解释无形化，并在方法上杜绝新的理解和解释。它更在原则上要求科学家不能搀杂个人的“主观成见”和“感情色彩”，要求科学家严格遵循“客观”、“中立”的原则。常规科学研究只是在面临困境或发生危机的时候才会重新激起对自然的理解和解释，但这个时候的科学研究也已经不是常规科学研究了。
借用库恩的“科学共同体”来分析，常规科学研究的情况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作为第三方来观察两个截然不同且与外部绝对隔绝的科学共同体，就会发现每一个共同体的人都从自己共同体的信念和先见出发来看问题，因而形成完全不同的认识。他们的所有认识无疑都具有诠释学的性质。但是，对于任何一个共同体内部的成员来说，由于他从未接触过其他的共同体或其它的信念和先见，他根本不会承认他的认识具有诠释学的性质。他只是诚实地按照自己共同体的准则和方法去认识所有的事物。作为第三方的我们，很清楚他们的认识在本质上都是诠释学的，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他们都不是有意识地以诠释学的方式来认识的，相反，他们都是有意识地避免一些“主观的干扰”或“个人成见”，严格地按照他们自己的方法去进行“客观的”、“中立的”认识。对于忠诚的、优秀的共同体成员来说，他们的“有意识地避免”是诚实的，而决不是虚伪的和做作的。也就是说，以“实证的”、非诠释学的方法从事科学研究，这是他们认识活动的“实事”本身。
所以，如果在方法论的意义上说常规自然科学是诠释学的，对于科学家而言，就意味着他们可以“任意妄为”，就意味着否定了科学知识的“客观有效性”。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索卡尔会戏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和科学诠释学家，为什么许多科学家甚至非科学家会对自然科学诠释学表现出厌恶和愤怒。
说自然科学在本质上是诠释学的，这决不意味着常规科学研究在方法上也是诠释学的。相反，常规科学研究在方法上恰恰不是诠释学的。越是标准的常规科学家，越是优秀的、杰出的常规科学家，越是在常规研究中远离方法论上的诠释学方法，虽然在生存论-存在论上他的研究活动百分之百地是诠释学的。
今天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是多种多样的。从生存论-存在论的角度看，这种解读的多种多样性正对应着人的生存的丰富多样性。另外，只要不是纯粹的误读或过度的诠释，不管是实证主义的解读，还是批判理性主义的解读、历史主义的解读、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解读等，也不管是以自然科学本身的方式进行解读，还是进行文化学的解读、政治学的解读、社会学的解读、修辞学的解读、神学的解读等，每一种解读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都多多少少、早早晚晚地会影响自然科学自身的发展和演变。
但是，每一种解读在本质上都是一种生存解读，我们不能把任何一种生存解读等同于自然科学本身的存在方式，更不能用某种生存解读来强制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我们不能用实证主义来强制自然科学，同样也不能用科学知识社会学来强制自然科学，也就是说，不能把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对常规科学研究的诠释学解读等同于常规科学研究的实际方法。
自然科学的理解篇2
【英文摘要】asourmainwayof acquaintance with nature,science hasbeengreatlydeveloped.is it real that we understand thenatureless? this paper tries to confirm the phenomenonthroughareviewofthe history of natural philosophy andnaturalscience.
【关键词】自然/理解/自然科学
nature/understanding/naturalscience
【正文】
60多年前，w.海森堡在萨克森科学院的一次公开会议上给人们提出了一种极易被忽略的“奇特”现象：自然科学的每一进展几乎都是通过对先前提出的问题和形成的概念的放弃而取得的，随着科学知识的增长，人们对自然界的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越来越少〔1〕实际上，这种“奇特”现象不仅容易被人忽略，即使指示出来，也很难使人相信。自然科学是如此的严格和富有成果，以至于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并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思想观念，难道它真的对自然的理解越来越少吗？
海森堡通过到他演讲的那个时候为止的物理学史上的大量事实说明上述现象确实存在，但并没有深入地讨论这种现象。在今天看来，仅仅通过海森堡的那篇讲话，不足以使人相信，尤其是不足以让我们真正地理解这种现象。有必要超出物理学史的范围，从一种更加广阔的视野出发，进一步深入地思考：自然科学，不仅仅是物理学，不仅仅是严格意义上的狭义的自然科学（近现代的严密自然科学），就广义的人类对自然的研究而言，它是如何地越来越减少对自然的理解？它为什么要越来越减少对自然的理解？它通过什么方式越来越减少对自然的理解？是什么力量或因素导致了它对自然的理解越来越少？这种越来越少的理解的存在论根源是什么？我们应该满足于这种越来越少的理解呢，还是应该逆而反之，增加和丰富对自然的理解？如果要增加和丰富对自然的理解，需要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是通过科学自身的完善，还是需要另觅它途？这些问题是极其复杂的，本文首先尝试着考察一下，人类对自然的研究如何导致了对自然的理解越来越少。
由于这里的考察并不局限于严密自然科学，“人类对自然的研究如何导致对自然的理解越来越少”这个问题可以包含下述几方面的内容：（1）古典时期的希腊自然哲学作为对自然的有意识的研究，与古希腊早期思想家那种对自然的源初理解相比，如何降低了对自然的理解力度；（2）随着文艺复兴而产生的近代自然科学与古希腊和中世纪的自然哲学相比，如何从内容上减少了对自然的理解；（3）近代科学产生以后，在其发展过程中，对自然的理解如何越来越少；（4）自近代以来，凡是试图增加对自然的理解的努力，皆因背离近代科学的基本精神而得不到科学界的认可。这4个方面的内容其实也构成一种历史线索，下面将对它们逐个加以考察。
1 希腊
“自然”一词在古希腊文献中即physis。对physis的思考在古典时期的希腊哲学中占居着重要的位置，在古希腊早期思想中更有着主导性的地位。我们可以把古希腊人对physis的思考称为自然哲学，但如果以后来的眼光来看待这种自然哲学，就会造成根本性的误解。
physis来源于phyo，后者的意思是产生、成长、本来如此、自身绽出。physis就是驻立于自身并从自身公开出来，涌现出来。凡是自身呈现的都是physis，人和社会、生活和习惯、伦理和法律、灵魂和神等与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鸟兽鱼虫一样属于physis。这样的physis也就是“存在”一词的源始含义。在巴门尼德的《论自然》中，自然问题就是以存在问题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对physis的思考就是对存在问题的思考，但万物并不是现成的存在于那里的，而是呈现出来的。对于古希腊早期思想家来说，没有呈现和公开的东西，就是处于遮蔽状态的东西。源始的遮蔽是一种神秘，一种黑夜（尼克斯，nyx），一种apeiron（无定），或者说就是万物的本原。本原就象oceanus（海洋之神）那样涌动不已，在涌动中万物呈现出来。呈现出来的万物也不是凝固的，万物属于physis（涌现），它们涌动着显现，也涌动着抽身而去，复归于无分别的涌动本身，也就是说复归于本原。万物的涌现和复归中隐含着必然性的力量，physis就是一种命运。阿那克西曼德说万物都按照命运（chreon）而产生和复归。赫拉克利特把这种命运性的力量称为logos，即聚集着的显现力量。在巴门尼德那里，这种命运的必然性就是存在本身的永恒性、不变性。
早期思想家从与源始的存在密不可分的思想深处思考physis，思及所有属于自身呈现的事物，思及physis的源头和命运，思及万物的生命力，思及人与万物的源始和谐。他们深入于人与万物的源始的相互应和、协调一致之中，并由此生发出对自然（physis）的领悟和理解。这是一种颇具生命力的非对象性的领悟，是一种类似于中国古代思想的天人合一式的理解。
然而，早期思想家的理解在后来受到误解和指责。阿那克萨戈拉说，希腊人讲“生成”和“消灭”是个错误，实际上只有结合和分解，如果还用“生成”和“消灭”这两个词，那也只是习惯而已。德谟克利特则沿着这种思路提出了影响很大的原子论。在原子论中，physis只是原子和虚空，至多包括原子的形状、大小和位置。千差万别的事物只是同质原子的不同形状和不同排列方式造成的。这样，自然就成了现成的东西，万物不再是呈现出来的，不再与人的生存和思想密切相联。原子论对自然的理解是简化的、分析式的，对于现成的东西不必花费很多精力去体验和领悟。
智者学派的怀疑主义和苏格拉底对自然哲学的否定，在柏拉图那里又导致了physis的含义的另外一种改变。physis即涌现，但涌现应指涌现出来的外貌（eidos），而且这种外貌也有真有假，有体现事物本质的东西，也有仅仅是表面现象的东西。所以，真正的physis应是事物的真实存在，或者说事物的本性、本质、本体，用idea（理念、相）来表示更为恰当和准确。由此，柏拉图哲学的重点就由physis转向了idea（理念、相）。但是，这种idea是本体而不是现象。我们所感觉到的万事万物都是现象，与理念有着本质的区别。可感的事物只是对理念的摹仿或分有，是不完满的、有缺陷的。理念派生万物需要另外借助于一个造物主。理念是可知但不可见的形式，与数、几何图形密切相关。对理念的把握，除去思辨之外，还需要数学。数学在把握理念上具有必不可少的作用。
德谟克利特和柏拉图对自然的理解力度降低了许多。首先，两人都把作为涌现或存在的physis变成了现成的具体的存在者——原子和理念。原子是万物的构成元素，理念是万物背后的本体。原子和理念似乎就是本原，但在早期思想家那里，本原只是源始的神秘，是没有显现的源初遮蔽，因而不是一个现成的存在者。第二，两人分别把万物的生成和涌现变成了原子的机械组合和造物主摹仿理念的创造。
浑厚强劲的physis的生命力要么成了机械的运动，要么由造物主取代了。另外，在柏拉图那里，关注的核心是理念本身，造物主的创世过程和创造出来的这个可感世界在柏拉图哲学中并不占居突出的地位。第三，早期思想家对physis的理解是非对象性的源始思想，到德谟克利特和柏拉图这里，对physis的理解具有了对象性的特点。这就是除去领悟、思辨之外，还需要寻找数学结构，要么是由原子的不同排列构成的数学结构，要么是不同的数学式理念。在间接的、抽象的数学式认识中，丢失了许多活生生的东西。
亚里士多德不同意柏拉图通过理念理解自然的做法，也不同意德谟克利特把physis归结为物质性的原子。他认为，physis的主要含义是指事物内在的本性、根据、基体，应该用自然物自身的本性、内在根据等说明事物的运动变化。而这些也就是事物的原因。这种原因不能仅仅是物质性的东西，也不能仅仅是形式的东西，而应该是质料和形式的结合。其中，形式既构成事物的本质，又是事物运动变化的动力和目的，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是一种原因。事物的运动变化也可以通过潜能和现实加以说明。自然物最初处于潜在状态，但它有实现自身的欲望，运动和变化就是事物从潜能到现实的转化过程。
在亚里士多德这里，事物的原因实际上就是事物的本原。由于这种原因和本原是事物自身具有的，所以事物的生长和运动的力量属于事物自身。与德谟克利特和柏拉图比起来，亚里士多德更接近古希腊早期思想家。但是，亚里士多德的本原受到元素论的极大污染，除去事物的源头、始点、本质和生长力量之外，也包括构成事物的元素。作为源始遮蔽的本原在亚里士多德这里成为已经揭蔽的原因，实际上就是事物的“四因”。他把早期思想家那里作为遮蔽的本原误解为作为元素的质料因，把本原自身去蔽而显现的命运和logos转换成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而logos自身则仅仅是一种纯粹数学的比例、关系或一般原则或理性的力量或范畴或形式逻辑。
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的内容十分丰富，对自然的理解也胜过柏拉图和德谟克利特。他的理论思辨试图把握physis本身，但沾染了许多对象性思维的特点。在德谟克利特和柏拉图把存在降为存在者以后，他已无法摆脱元素论和理念论的影响，无力从存在者上升到存在本身，并从存在本身的层次把握作为涌现的physis。亚里士多德把早期思想家对自然的思考铺展开来，充实起来，但理解的力度不可避免地下降了。他感到对于早期的著作难以吃透，甚至给它断句也颇为困难〔2〕。另外，亚里士多德把研究存在本身的学问叫作第一哲学，研究自然物的运动变化的自然哲学则不属于第一哲学。自然哲学与第一哲学的分离， 缘于physis和存在的源始含义的掩蔽，也清楚地表明了对自然的理解力度的降低。
2 近代科学的起源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作为古典时期成熟的古希腊自然哲学，逐渐汇入基督教哲学之中。柏拉图哲学首先被基督教神学吸收进去。后来亚里士多德主义占居了支配性的地位。到文艺复兴时期，柏拉图主义再度兴起。但这时的柏拉图主义并不是柏拉图哲学的简单翻版，而是对后者作了重要的修改和重新解释。
首先，在柏拉图那里，关注的重点是理念而不是有缺陷的自然界。但在新柏拉图主义这里，自然界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人们希望通过自然界这本大书来认识上帝的伟大。其次，在柏拉图那里，不完善的自然界与完善的数学形式是不可能一致的，数学研究不是为了认识自然界本身，而是为了把握完善的理念。在新柏拉图主义这里，自然事物与数学形式是一致的，“数包括可以比较的一切事物”〔3〕，人只能通过数学把握有限的事物，至于无限的事物的本质则是我们所不能把握的。第三，在柏拉图那里，尽管对理念的把握必须精通数学，但另外还需要理论思辨。在新柏拉图主义者这里，则存在着一种从重视思辨到越来越忽视甚至厌恶思辨的变化过程，最后仅仅满足于寻找自然界的数学关系。第四，在柏拉图那里，由于理念的种类繁多，摹仿理念的事物也因而具有了质的多样性。在新柏拉图主义这里，自然界的质的多样性则越来越被量的差别所替代，人们关注的不是本质的复杂多样性，而是简单的量的关系。
新柏拉图主义推动并直接参与了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与柏拉图哲学相比，在本质的多样性方面减少了对自然的理解，在数学形式或数学关系方面加强了对自然的规定。但近代自然科学的对立面不是柏拉图哲学，后者以新柏拉图主义的形式成为前者的同盟军。近代自然科学的真正对立面是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二者的区别在程度上远远超过新柏拉图主义与柏拉图哲学的区别。造成近代科学与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相对立的原因在于，研究自然的“范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追问自然物的内在原因，亦即从自然物本身的内在根据和本性解释它的运动变化。但是，近代自然科学并不追问物体的内在原因，而仅仅从外在关系上描述事物的运动。伽利略反对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对自然界的因果解释，但他本人并没有提出一套新的因果解释来取代之，因为他本来不打算作出原因上的解释。牛顿在《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中也反复强调，他不想从实体的形式和隐蔽的质方面，对自然作出“物理根源”（即自然哲学的根源）上的解释。
亚里士多德研究自然的方法是理论思辨，即运用思辨概念来解释各种自然现象，把物理事件纳入人的观念之中，使二者和谐一致。但是，这种“纳入”不是强制性的。亚里士多德的思辨即胜任、擅长，能够注视某物并把某物收入眼帘。理论思辨就是纯粹观照，观看事物的纯粹显现，对自然的思辨也就是对自然的观看。因而亚里士多德对自然的研究实际上就是让思辨概念与自然现象达成一种“视界融合”。只有在这种融合中，才算实现了对自然的理解。近代自然科学对自然的研究则是数学描述，即寻找并建立关于自然界的数学定律，以此描述自然界的数学形式或数学关系。除此之外，不再做任何思辨性的“假设”，因为大自然这本书“是用数学的语言写成的，它的字母就是三角形、圆和其它几何图形〔4〕”。在这种数学描述中不再有其它的自然现象与人的观念的“视界融合”。人无需从观念上理解自然，只需从数学上推导并计算自然。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纯数学形式不涉及事物的质料，不关乎事物的本性和根据，因而与“物理学”（自然哲学）无关。亦即，数学在人类理解自然方面并不扮演重要的角色。在近代自然科学这里，数学是认识自然的最重要的手段，“数学证明所提供的真知，这是和神的智慧所认识到的真知是一样的”，尽管神靠的是直觉而不是数学推理〔5〕。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物质（质料）与数学形式是不可混淆的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近代自然科学则把物质归结为数学形式。所谓物质（质料）就是广延，即几何上的量，因而完全可以用数学上的量来描述。对于不能够用数学加以描述的东西（如味）则被排除在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之外，直至能够对它们加以量化。
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所研究的现象是经验直接给予的，每一个人都可亲身经历的自然事件亦即直观经验构成自然哲学的解释对象。在近代自然科学中，直观经验并没有重要的地位，重要的是实验事实。而实验事实就是在尽可能完满的条件下，按数学假设制造出一个自然环境，让预期的现象在其中出现。这样的实验事实是抽象的、人为的、数学性的。比萨斜塔实验在伽利略看来还不能属于严格的实验，因而不足以否定他的数学假设。
近代自然科学预设了自然界的数学结构，戴着数学的有色眼镜来看自然，自然界因而呈现出一幅与古代截然不同的图景：不是天体绕着地球转，而是地球和其它行星绕着太阳转；天体和地球上的事物没有本质的区别，地球上的各种事物也没有本质的区别，现象的不同都是由量决定的；每个物体都没有按其内在本性所属的特有位置，它们原则上可以处于任何位置；空间不是由自然物的存在所开辟的处所，而是均匀的对任何物体都一样的绝对空间；运动本身没有内在的原因，运动状态的改变是由于外加力引起的；外加力也不是另外一个本质或原因，而仅仅是一种数学上的量；与重力和其它外加力相连的质量不包含事物的任何“质”，而纯粹是一种量；光和颜色没有任何隐喻性的本质和意义，仅仅是一种电磁波，而电磁波又被归结为麦克斯韦方程等等。
这样一幅自然图景是简单化、数学化的，从中我们不能理解自然的丰富含义，不知道各种自然现象都是什么。海森堡在前文提到的那个演讲中谈到牛顿和麦克斯韦的光学时说：“虽然一个天生的盲人也能学会并且弄懂全部光学，但是通过这个学习，他决不会对什么是光获得任何一点知识。”〔6〕事实上，近代科学本来就满足于数学描述，不再想进一步去理解自然。如果在什么地方还保留着理解的残迹，那也只是暂时的，是科学研究的程度不够造成的。
3 近代科学的发展
近代科学自产生以来，发展异常迅速。人们说，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不断地深入和扩展，认识的深度和广度迅速地增加。但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实际上只是数学描述向各个方面的挺进，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不仅没有增加对自然的理解，反而把更多的事物和更多的领域统一到数学式的认识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对自然的理解越来越少的过程。
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被认为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对自然界的看法，更新了经典物理学视野中的世界图景，它们是否真的比经典物理学提供出更多的对自然的理解呢？在经典物理学中，①有一个在我们之外的独立的客观世界；②物体的质量、运动、时间、空间等也都是各自独立的。在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中，①不存在一个与我们无关的客观世界；②物体的质量、运动、时间、空间等都密切联系在一起。但是，无论是客观的自然界，还是与人类不可分割的自然界，都是数学化的自然界，只不过对于后者来说，在确定其数学关系时，测量过程本身影响着微观世界的数学关系。对于第二点区别，也不能说20世纪物理学增加了对自然界的理解。质量与运动速度的关联预示了把质量和能量这两种“量”统一为一种“量”的可能性；时间与空间的联系则标志着时间完全被归结为多维空间的一维；时空与物质密度的关联又进一步把多种“量”归结为一种“量”。另外，量子力学又表明，实验事实或微观客体只是多维位形空间中的波函数，我们无法对它们进行直观的把握，不知道它们究竟是粒子还是波。所以，20世纪物理学更为彻底地把自然界理解为纯数学关系，把更多的概念统一到了数学定律或数学方程式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物质真的消失了。
然而，20世纪物理学中那不可把握的“量”，与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无”，与古希腊早期的单一“本原”，不是有某种类似性吗？卡普拉不是也详尽地讨论过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之间的相似性吗？是的。不仅如此，早期希腊思想中那种“本原”生成万物，中国古代哲学中老子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与现代物理学之可能把万物解释为一种“量”并让这种“量”形成万物，也有某种相似性。但是，这些相似性只是表面现象。古希腊早期的“本原”生成万物是在physis中涌现、呈现出来的，中国古代的道生万物或万物生于无等也是在作为自己如此、自身这样的“自然”中显现出来的，而现代物理学的“量”与万物的关系是在数学演算中形成的，是计算出来的。在计算中，除去纯粹的数量关系之外，我们不再能够理解和把握其它的一切。
也许有人说，你上面讨论的只是近现代物理学，但近现代科学不只是物理学。是这样。吴国盛在“自然哲学的复兴”一文中指出，人们把牛顿科学视为数理科学的典范，把数理科学视为一切科学的典范，但是在近代科学中还存在着与数理科学传统相对立的另一种科学传统，这就是博物学传统或自然史传统。这种传统典型地存在于生命科学之中……〔7〕。然而，在20世纪的科学发展中，博物学传统并没有很好地贯彻下去。吴国盛承认，由于受到数理科学的影响，博物学被认为科学性不强。在数理传统强大的攻势下，任何科学要想成为成熟的严密的科学，要想在科学共同体中得到重视，都必须从数学的角度去认识自然。生命科学中保留着的有机论和博物学传统步步后退，数理传统以及与之匹配的机械论、还原论步步进逼。今天，生命科学已变成数理科学，生命体已被描述为在基因基础上的数学关系，生命科学的实验成为测量以及在测量的基础上寻找生命体的数学结构。除此之外的生命科学研究，要么是不严格的，要么是无关紧要的。
生态学在今天成为时髦的名称，人们认为生态学给我们提供了对自然界的崭新的更为合理的理解，使我们认识到人与自然界共同处于一个有机的整体之中。但是，如果我们看看真正的生态学家所做的工作，就会对这种看法持一种谨慎态度。人们对生态学所抱有的希望以及在生态学之外提出的生态哲学是一回事，而生态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其本身又是另外一回事。生态学在处理自然界的各种关系时，使用的仍是数学手段，它本质上仍然把自然界的各种关系归结为数学关系。在生态学中，一个生物圈内的土壤、植物、动物和人等，他们本身是什么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他们各自消耗了多少，他们又产生出多少，这些量的关系是否平衡等等。所以，生态学整体上仍是对自然的数学式理解，是数理传统向生态领域的推进。生态学（不是生态哲学）视野中的自然是一部更大、更复杂的数学化机器。
4 理解的困境
如果不承认20世纪自然科学的新发展所带来的变革，可能会遭到多方面的批评。至少，在科学共同体内部确实有科学家试图更新自然科学的范式，普里高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国内学术界，也不断有人为新科学而呐喊。董光璧发现从传统科学中已滋长出一些新的趋势：①由只揭示能重复的知识到重视不可再现的现象和行为；②把科学的社会运用视为科学本身的份内之事；③把价值视为明显的和重要的因素；④要求知识系统的反身性或自反性。他认为这表明“科学的整体范式开始变革”，我们应为这新型的科学（他叫做“第二类科学”）辩护〔8〕。吴国盛认为，“自然科学已经在自觉地反省由近代科学所铸造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格局”。系统科学、非线性科学和生态科学等新兴学科突出了与古典科学不同的整体性观念、非还原观念、非决定论观念、复杂性观念、不可逆性观念等，因而表明了新的科学范式。新的科学范式是又一次“真正的革命”〔9〕。
但是，他们都承认新的科学是极其弱小的、不成熟的，在整体上并没有为科学共同体所接受。另一方面，物理学家、生态学家、系统科学家和非线性科学家等在提出对自然的新理解时，除去像普里高金这样的人试图改变科学的范式之外，还有另一种情况，这就是他们不是把新理解视为科学本身的份内之事。当他们作为科学家时，他们从事着对自然的数学描述，但他们不想仅仅有一种身份。当他们让自己扮演哲学家或普通人时，他们就不是从数学上描述自然，而是抛开自然的数学化，当然也不排除以他们的数学公式作为似是而非的“出发点”，提出对自然的非数学的理解，诸如生态哲学的观念、系统观念、整体性观念、有机观念、非决定论观念、不可逆观念等等。我们不可冒然把他们在数学化的科学之外提出的观念与他们从事的数学化科学本身混同起来。对自然的非数学理解与他们的“份内之事”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桥梁，从量子力学、系统科学、生态学的数学公式本身不能逻辑地推出对自然的非数学式理解。在数理科学的视野中只能存在着数学化的自然。从数学化的自然到非数学化的自然，只能跳跃；从数学化的科学到非数学化的自然观念，只能跳跃。在20世纪的许多科学家中间，实际上发生了一种从数学化的科学本身到非科学的哲学观念的“格式塔转换”。但我们往往认为他们提出的对自然的新理解就是从科学理论本身直接引出来的，或者是包含在科学理论里面的。
可见，在科学共同体内部出现的对自然的新理解要么是不成气候的，要么是与科学本身无关的。数理传统的统治地位依然固不可催，数学化的自然科学将继续勇往直前。自然科学在整体上并没有增加对自然的理解。
自近代以来，自然科学承担着人类研究自然、把握自然的重任，科学共同体是实施这项重任的“无形学院”。但是，在这个“无形学院”之外，仍然有许多人从事着对自然的研究和把握。诗人和艺术家们不是在生动有力地理解着自然吗？德国浪漫派不是也提出了他们的自然哲学吗？谢林的自然哲学不是也很精致的吗？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不是更为精致且博大精深吗？歌德不是具体地从事了许多“自然科学”研究吗？然而，对自然的这种种理解，不是被科学共同体弃置不顾，就是受到他们的冷嘲热讽。歌德的“科学”实质上也并没有被科学界接受〔10〕。
进入20世纪以来，在科学共同体外部提出的对自然的非数学式理解仍然连绵不断，富有意义的、活生生的自然并没有消失。怀特海早期研究现代形式逻辑和数学，但后来反对把自然界理解为“数”，最终建立了有机哲学，从“现实机缘”出发，把宇宙理解为一个生成转化的过程，并用“吸取”、“摄受”等概念来解释这个过程。莱奥波尔德和罗尔斯顿等人则相继阐释自然界的伦理关系，把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推广于自然界的一切实体，要求尊重山川草木、鸟兽鱼虫的权利和尊严，主张从自然界的“是”中领会出“应该”，从“事实”中揭示出“价值”。当代西方的各种后现代主义与生态伦理学、生态哲学、有机论自然哲学等相互交织，也纷纷提出对自然的新理解。格里芬甚至致力于建设一种后现代科学，让世界“返魅”，批判“祛魅”的近现代科学。
所有这些思想都显然与数理传统支配着的自然科学不同，增加和丰富了对自然的理解，并使人与自然密切相联、相互切近。但是，它们在人类文化中实际上都处于边缘地位，如同19世纪的有机论自然哲学一样，并没有在人类认识自然的“宫廷”中占居一席之地。怀特海的有机哲学是在分析哲学传统的包围中产生的，不仅对于科学家影响甚微，而且也得不到哲学家的共鸣。生态伦理学和生态哲学则始终受到混淆“是”与“应该”、“事实”与“价值”的指责，其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张一直没有获得牢固的逻辑基础。至于格里芬等人的后现代科学，由于它试图以自然科学的面目出现，就尤其得不到科学共同体的认可，其宗教化、文学化和物活论色彩被指责为愚昧落后的“万物有灵论”。对超感觉和心灵致动等超心理现象的容纳则更无法使科学界接受他们这种后现代科学。
文艺复兴以来的时代是科学的时代，如果对自然的研究和理解不被自然科学所接受，不被整个科学共同体所认可，那就不能算作对自然的认识成果。19世纪和20世纪的哲学家们和科学共同体内外的“科学家”们所做的工作并不标志着人类对自然的理解变得丰富起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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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董光璧·从科学思想的进展看科学哲学的新途径［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7，（2）.
自然科学的理解篇3
论文摘要：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解构了传统科学哲学将科学知识视为真理、实在等哲学观念而独霸对知识解说权的地位，同时建构了一种能够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说明的恰3"-模式。与哲学家关注人们“应当”怎样进行科学研究不同，社会学家思考的是人们“实际上如何”进行科学研究。关注点的不同，致使科学知识社会学选择了自然主义作为其方法论的基础。自然主义诉求的实现需要借助具体方法的运用，体现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对自然主义的诉求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将经验主义方法、描述主义方法与之缠结在一起，共同寻求探索科学的目标。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在方法论的选择上，确立了一条与科学哲学的规范方法不同的路径，以自然主义作为其展示基本纲领，进行合法辩护的策略。这样一种选择，促使科学知识社会学走上了一条“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科学知识”的道路。
一、科学知识社会学自然主义的方法论选择
作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布鲁尔在最初提出用社会学方法解读科学知识的主张时，就明确指出要用一种自然主义的方法实现其目标。在对《知识与社会意象》中文版所做的序言中，布鲁尔提出了他的希望:人们能够把科学知识社会学当作科学事业的组成部分来对它进行研究。这正是科学知识社会学所要坚持的自然主义的核心要旨。
1.将知识纳入自然科学研究
按照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解，社会不过是自然的一部分，而知识自身也只不过是一种自然现象。既然如此，对知识的研究就可以落人自然科学的一章。在进行了这样的前提预设之后，科学知识社会学亮出了追寻自然主义方法论的意向，这种意向就是“把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视为科学活动本身的一部分，视为用科学语言理解科学的一种尝试”。科学知识社会学这种意向同奎因提出自然化认识论的初衷如出一辙，只不过奎因是利用自然主义修正传统认识论，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则试图运用自然主义颠覆传统科学哲学的规范主义。
正如初创者所设计的一样，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宏大理想就是要解构传统科学哲学将科学知识视为真理、实在等哲学观念而独霸对知识解说权的地位，同时建构一种能够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说明的恰当模式。为了实现这一理想，科学知识社会学从两个方面开始行动，一方面就是明确提出研究纲领，另一方面则是精心扫糙方法论。由于承担着解构与建构的双重任务，因而在方法论的选择上，科学知识社会学可谓用心良苦。一开始，科学知识社会学就试图将自身划归为科学一方，标榜自身所具有的科学性。在《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的导言中，科学知识社会学明确指出:“一些其他的社会学家曾经使用不具有科学特性的研究成果、使用不接受或不依靠科学的方法论传统和科学的宇宙观的思想，对科学提出过许多见解。我们则以模仿科学的方式敬重科学:在我们所进行的对科学的研究中，我们竭力仿效科学自身所具有的事实特性、非评价特性。”与此同时，科学知识社会学对传统科学哲学坚持的规范主义方法论范式给予了驳斥。在他们看来，规范主义是一种先验方法，它给予科学的只能是超验解说，这会使对科学的辩护陷人循环论证，从而致使科学理论之所以正确，是因为有可靠的经验确证，之所以有可靠的经验确证，是因为有正确的理论作保证。这样的循环论证看似对科学进行了合理重建，实际上等于什么也没有说。规范主义由于预先为科学的解说设置了逻辑框架，鲜活的科学过程被黑箱化，只留下苍白的语言，因而难以展示真实的、丰富多彩的科学过程，也违背了科学自身的精神追求。规范主义方法的弊端促使科学知识社会学必须进行另外的方法论选择，这种选择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看来必须同他们的基本主张相符合。
2.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基本研究纲领
与哲学家关注人们“应当”怎样进行科学研究不同，社会学家思考的是人们“实际上如何”进行科学研究。关注点的不同，致使科学知识社会学选择了自然主义作为其方法论的基础。在他们看来，自然主义方法论能够最恰切地体现他们的主张，也有助于实现他们对科学进行“现场”考察的社会学目标。
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熟悉的人都知道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其中的因果性、公正性和对称性都贯穿着自然主义方法论的诉求。按照强纲领的提出者布鲁尔的解释，因果性是表达因果关系的，涉及导致信念或者各种知识状态的条件。
在对公正性和对称性的阐述中，科学知识社会学更加彻底地贯彻了其自然主义的方法论主张。我们注意到，科学知识社会学无论形式如何变化，流派如何繁杂，他们始终坚持一个基本原则，即“所有的人类活动都可以被理解为完全自然的现象”。科学知识社会学坚持这一原则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要将社会学的说明引人科学知识中，对其进行一种非评价性的、描述性的而不是规范性的阐释。为此，科学知识社会学主张必须对真理和谬误、合理性与不合理性、成功或者失败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对正确和错误、真实与虚假给予对称分析。这就意味着对科学知识的解说不需要区分社会因素和所谓的“可以作为证据的理由”，而是要看作为“可以作为证据的理由”是来自社会的相互作用，还是源于先验的或超自然的力量。科学知识社会学选择的是来自社会的相互作用，因为“社会学家所关注的是对那些被认为是知识的东西的自然主义理解，而不关注对什么东西值得被作为知讥进行评价性估断。作为一种方法论，自然主义理所当然地将科学知识社会学引向平等地对待和处理科学知识与其他人类现象，促使研究者能够深人科学内部，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科学内容进行探求，进而实现科学知识社会学重新解说科学的宏伟抱负。
二、科学知识社会学自然主义诉求的实现途径
作为贯穿于各时代、各流派的哲学主张，自然主义体现的是一种基本哲学态度和倾向，具有统领哲学家基本思想的纲领性作用，这种纲领性作用并不是独立发挥效力，而是通过哲学家思想的具体展现起作用。
1.基于自然主义的经验和描述方法
可以说，科学知识社会学之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一出现就引起学界的关注，除了他们高举反对传统科学哲学基本主张的旗帜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个性鲜明的研究方法。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看来，“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是在社会情境中发展、传递和维持的;知识社会学就是要致力于理解这些为常人视为当然的‘现实’过程。也就是说，知识社会学是对‘现实’的社会建构过程的分析。这段话表明了科学知识社会学注重的是知识产生的具体社会“现场”，与之相适应，所采用的方法也相应地能够帮助社会学家深人科学现场。由此，科学知识社会学将目光投向了经验方法和描述方法。在他们看来，借助这两种方法，既可以实现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学探求，也能够贯彻他们的自然主义态度。
对经验方法和描述方法的追求与运用构成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经验研3%i作。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经验研究口咋是遁着两个层面展开的:一个层面是宏观视角，实践者主要是爱丁堡学派，其经验分析纲领被称为“利益模式，’;另一个层面是微观视角，主要包括“科学争论研究”、“实验室研究”与‘科学文本和话语分析”。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研究，科学知识社会学都始终坚持到具体的现场中对科学进行考察。为此，科学知识社会学涉猎了许多科学案例，以“陌生人”的身份介人科学探索中，还原科学认识的‘本相’。
2杜会倾向性经验方法的局限
采用经验性的描述实现其自然主义的哲学纲领进而达到对科学的真实反映的确是科学知识社会学最初的意向，但是在具体执行中，科学知识社会学却不可避免地将这种自然而然的进路进行了改装以符合他们所极力主张的信条，致使其经验性的描述成为自我辩护的运行工具。这种带有明显主观偏好的对自然主义的追求体现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在进行一番详细的案例分析之后，最后的结论往往是倾向性的，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爱丁堡学派的“利益模式”中。在他们看来，利益就是科学家从事科学活动的自然动因，通过对科学活动中的利益说明可以与科学知识的增长联系起来。按照这种思路，夏平与沙佛在对波义耳与霍布斯有关利维坦与空气泵争论的研究中，着重将视角投向波义耳与霍布斯截然相反的社会、学术地位、政治主张的探讨中。通过探讨，他们得出结论，波义耳对霍布斯的胜利远非传统科学哲学所认为的前者运用科学的实验方法获得了真理性的认识，而是“现代社会管理中的一个有用的象征”，或者说是特殊的社会情境决定了波义耳的胜利。这就意味着所谓科学的真理性标准是在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正确与错误、真理与谬误的界限也无非是由人决定的。这样，认知因素受到社会因素影响，而且认知因素就是社会因素。绕了一大圈，我们看到，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借助经验描述以求从科学的史实中获得支持其基本主张的证据，而这种证据的获得远非他们所主张的给予科学活动以客观的、实在的显现，而是一种有所取舍的彰显，体现于自然在他们的眼前隐退了，只留下了社会。
科学知识社会学对自然的简约与社会的偏好使其偏离了最初的自然主义主张，难以真正实现用科学的方法说明科学的目的。更为严重地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由此被指责为仅仅利用自然主义作为取消科学内史与外史分界而采取的策略，实现与传统科学哲学争夺认识论资源的目的。如果指责成立，科学知识社会学借以立足的自然主义纲领将会被消解，其所津津乐道的经验主义方法、描述主义方法也难以显示出优势而成为他们为其主张辩护的策略，如此，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大厦有可能轰然倒塌。正是看到了潜伏的危机，科学知识社会学不得不寻求新的策略以确保其自然主义纲领的地位和作用，由此迎来了科学知识社会学自然主义的新取向。
三、科学知识社会学自然主义主张的新取向
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科学知识社会学走过了一条以“崇尚科学”为出发点，到“走向疯狂的解构科学的一种典范”，最终招致“反科学”的骂名。其中的原因在于虽然科学知识社会学试图通过自己的学术努力，深人探讨真实的科学过程，达到瓦解科学理性和科学真理，获取对科学的解释权目的，但是，“对科学实践中单一的、持续不变的、至上性的利益要素的强调，使自身走向其反面，以己之矛，攻己之盾，暴露出‘科学的社会建构’纲领的二元矛盾”。
1，科学研究的实践转向
将自然与社会进行二元分立是由康德提出的，其涵义是自然与社会分属两种不同的状态，二者彼此独立，互不干涉。传统科学哲学家选择了自然一极，将其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对科学提出了一种“自然实在”的解释，社会因素则被排除在外。科学知识社会学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把科学视为以人类为中心的事业，给予科学一种“社会实在”的解释，排除了自然因素。这样看来，科学知识社会学要想克服缺陷，寻求出路，就必须重新回归自然因素的地位，同时将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合二为一。后科学知识社会学注意到了这样一种途径的选择，并将其贯彻于自身对科学的探求中，从而拯救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自然主义方法论纲领。
后科学知识社会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其最突出的特点是转向“科学实践”的分析，将自然之维与社会之维置于同一个平台上给予考虑。在这种分析中，后科学知识社会学贯彻了自然主义的方法论要求，将科学家工作的实验室作为分析对象，对科学家如何在实验室中制造出知识进行了详细考察。这种考察一方面继续坚持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倡导的经验主义和描述主义方法，忠实地记录科学的实验过程，另一方面又重新关注实在论与客观性之类的哲学主题，倾向于从本体论的角度理解科学实践。
2: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特征
对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各个学派详细考察之后，我们发现，转向科学实践的后科学知识社会学自然主义同科学知识社会学有许多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在理论上，后科学知识社会学提出了“常人方法论”、“行动者网络理论”、“冲撞理论”等取代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利益分析理论气其次，在术语上，后科学知识社会学采用了“联盟”、“行动者”、“力量”、“阻抗”等描述物与人相互作用的语词代替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利益”对社会因素的偏好;第三，从观念上，后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称性地对待自然与社会，把主体、客体、自然、社会视为各种行动者，与各种物质仪器(也为行动者)一起，在实践中共同博弈性地建构了科学,第四，从态度上，后科学知识社会学积极接纳来自于科学哲学的声音，将他们视为支持者和同盟军。当然，后科学知识社会学对自然主义的新取向更重要地体现于对科学过程中的哲学态度。
自然科学的理解篇4
1.高中自然地理教学的难点
高中自然地理教学是高中地理教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对学生了解我国及世界的自然地理情况和自然地理的相关理论知识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自然地理的特殊性也有很多难点影响高中的地理教学。
1.1自然地理的抽象性
自然地理涉及许多抽象的知识，例如太阳的直射点、气压带、风带、气候带和等高线等等。这些知识同人文地理有着很大的差异。人文地理所涉及的知识很多都是学生曾经接触过或者可以直观理解的，但是很多自然地理知识则截然不同。像气压带和风带我们是看不到摸不到的事物但是却真实存在。学生很难去想象他们，这种抽象性的特点就给学生认识和理解自然地理知识带来一些困难，同时也对我们的高中地理教师带来了教学挑战。
1.2自然地理的理科性
地理在高中课程中一般被划归在文科范畴，在文理分科的地区也作为文科生的必选科目。但是高中自然地理很多知识都需要理科的思维，例如快速准确的计算能力和空间想象能力等等。因而高中地理学科也被称作文科中的理科。这因为高中自然地理的这个特点给高中学生，尤其是不擅理科思维的文科生带来了很大的学习难度，在调查中文科生一般最头疼的文综科目也是地理。
2.高中自然地理教学的突破手段
面对高中自然地理教学的种种教学难点，笔者认为可以利用以下几个手段尝试突破。
2.1文理融合提高学生学习能力
高中自然地理包罗万象，在很多知识点上同其他学科知识有着交叉点，所以这就对学生的综合能力有着较高的要求。例如，高中自然地理地球自转的线速度和角速度一节就涉及到物理学科中运动快慢的描述―速度这一部分的知识。还有在学习喀斯特地貌时，当我们分析喀斯特地貌形成的原因时就涉及到了化学中的碳酸钙和碳酸氢钙的转化的知识，要求学生理解具体的化学方程式。正是由于高中自然地理学科对学生知识面的高要求，我们的地理老师一定要在一开始就要向学生强调地理学科和其他学科的关系，不要让学生孤立的学习任何一门知识。同时在教学的时候也应该适当的补充相关学科的知识，这样才能保证自然地理教学的效果。我们的高中地理老师在进行教学的时候一定要做到自己心中有数，对自然地理知识相关的其他学科知识一定要充分理解才能更好的向学生解释，再者还要做到能够分清主次，将其他学科的知识作为自然地理的教学的辅助手段，切记喧宾夺主，不要搞得太深太多，这样反而影响了正常的地理学科教学。最后我们的地理老师应该经常同学生和其他科目教师保持沟通，及时了解学生学习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在自然地理教学的过程中加以注意和指导。
2.2采用多种教学方法提高自然地理教学效果
面对高中自然地理教学的不同知识点，我们的地理教师也应该因地适宜采用不同的教学方式以提高教学的效果。
2.2.1分散法
在高中自然地理教学中一些知识点比较深，学生很难一下全部理解，这个时候我们的地理教师可以将一个难的知识点分解成几个较易理解的知识点，逐个让学生去理解，最后在总结起来让学生彻底掌握这个知识点。
例如，在学生学气在近地面的水平运动这个知识点的时候，学生需要同时分析三个力的作用才能掌握这个知识点。但是我们的教师可以让学生先假设一个极端的情况，先让学生只去考虑气压梯度力的影响。在学生弄清气压梯度力以后再让学生去考虑气压梯度力和地转偏向力共同影响的情况，到最后在让学生加上摩擦力来综合的分析大气在近地面的水平运动问题。这样的方法让学生梯次的去理解知识点可以大大提高学生学习效果。
2.2.2演示法
由于很多自然地理知识学生很难想象，我们的教师可以尽可能的利用身边的一些教学工具去让学生能够更容易的理解。
例如，在教授地球的自转时，我们的教师可以利用地球仪，通过地球仪学生就可以形象的理解的地球自转的过程，从而加深理解。再如，在讲授黄赤交角一节的时候，我们的教师还可以利用flash课件对黄赤交角的产生就行演示，因为动态的演示同教师言语形容相比要生动和形象的多，这样就可以让学生更好的理解。
2.2.3比喻法
在课堂上如果我们的地理老师能够多用一些生动有趣的比喻不但能够让学生更容易记住知识点还能够调动课堂的气氛。
例如，地理教师在讲解冷暖峰的时候，我们的地理教师可以把暖风比喻为温柔的小姐；而冷风则是粗犷的汉子。但是男人中也有温柔的，自然冷风也有快行冷锋和慢行冷锋的区别。当我们的学生想到这些生动有趣的比喻就能够记住这些知识点。
2.2.4复习法
地理学科尤其是自然地理知识有着非常明显的复杂性特点，学生很难一下子全部掌握所以的知识点，即使暂时掌握我也容易遗忘。所以我们的高中地理教师一定要及时对之前的知识进行回顾和复习，确保学生真正记住了所以的知识点。
例如，在学习三圈环流的时候，我们的高中地理教师一定要先回顾热力环流和大气水平运动的相关知识，确保学生能够没有障碍的理解新的知识点。
结束语
高中自然地理是让很多学生和老师头疼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笔者通过提出一些突破的手段希望能够对提高高中自然地理教师做出有益的尝试。
参考文献
[1]易桂芳.高中自然地理有效教学策略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1
自然科学的理解篇5
【摘要】高中地理必修1属自然地理，其内容涉及许多自然科学原理，特别是物理学基本原理涉及最多。由于高一学生受物理知识水平的局限，对理解本册内容中涉及的物质运动规律本身就存在困难，加之一些文科出身的地理教师自身的相关物理知识本就不足，因而在教学中涉及到相关的物理知识大都采用模糊处理的方法，造成学生对许多知识理解不到位或根本不理解，这正是多数学生畏惧地理甚至丧失地理学习兴趣的原因所在。因而如何能达到透彻讲解高中自然地理是每位高中地理教师首先要解决好的问题。本文试图从一个侧面探讨如何用好物理原理，巧妙设计图像模型，讲解高中自然地理，以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物理原理；图模；讲透；地理规律
高中地理必修1属自然地理，其核心内容是自然界物质运动和循环以及能量交换的基本过程和规律，并通过介绍自然界物质循环和能量交换过程对人类活动的影响渗透基本的人地关系思想。本部分教学内容设置的宗旨是：通过教学，让青年学生了解自然地理环境的基本特征，自然界物质循环和能量交换的基本规律，并初步形成科学的人地关系思想。
本册内容涉及诸多自然科学知识，教学和学习侧重于对原理和规律的理解和运用。其原理讲解透彻与否直接关系到教学效果的好坏及学生对地理的学习兴趣。而现实的教学中，大多是教师因自身及学生自然科学知识的局限以及方法不当等原因，不能将知识讲解透彻，以致学生对知识理解不到位或完全不能理解，从而产生畏惧地理的思想，甚至完全丧失对地理学习的信心和兴趣，从而造成教学效果极为低下。因此，如何讲透自然地理原理是每位高中地理教师首先要解决好的问题。本文将以两例来尝试探索如何正确运用物理原理和巧妙设计图像模型来讲解自然地理原理，帮助学生透彻理解自然地理原理，以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例1，大气的水平运动――风
对本部分内容的处理，大多是教师在讲述水平气压梯度和水平气压梯度力概念以后，便简单地强调：由于水平气压梯度力的存在，便促使大气由高压流向低压，产生大气的水平运动――风。而学生心中自然会产生疑问：为什么水平气压梯度力的存在就会促使大气产生水平运动？如不讲清，这个疑惑便一直存在于学生心中，从而让学生感觉地理知识都是一些模糊而难以说清的东西，因而对地理知识的科学性产生怀疑，并逐渐丧失对地理学习的兴趣。为讲清这个知识点，教师不妨设计下面一个简单的图像模型：
如上图，正方体表示单位体积的气体，p1、p2分别是作用在气体相对两侧面的压强，p1>p2，假设正方体各个面的面积为S，则p1S>p2S，两侧的作用力存在差异，在p1方向上，气体受一个合力p1S-p2S，从而促使气体沿p1方向产生水平运动。这方面所涉及的物理知识，我想，既便是高一学生也是容易理解的。
例2，高空理想气压场中的风。
在讲解高空理想气压场中的风的运动规律时，我们可将课本上的图转绘呈下图：
这样可更为直观地让学生感受平面的空间概念，让学生更好的理解风是水平方向的气压差产生的空气水平运动，有助于学生对风的概念的理解和空间概念的建立。
在讲解风的形成过程时，我们可以先带领学生讨论物体在受平衡力和非平衡力两者情况下的运动状态，这方面知识在初中物理中已涉及，学生较易理解。在分析上图气压场中空气所受的力时，先明确研究对象是单位质量的空气“质子”，质子所受水平气压梯度力F1，其方向和大小是恒定的，即方向始终垂直于等压线由高压指向低压。由于是均匀气压场，各处的水平气压梯度力的方向和大小都相同。初始状态下，质子在水平方向上只受水平气压梯度力作用，于是质子沿水平气压梯度力方向由静止产生加速运动，速度不断变大。一旦运动起来后，便受到地转偏向力影响，其方向与物体的运动方向垂直（北半球向右，南半球向左。）其大小的变化规律势必要讲清。这里可借用科里奥利力公式：F=2VωmSinφ。当然，没有必要讲清科氏力公式的具体含义，引用这个公式有三方面作用：（1）使学生了解地转偏向力与物体运动速度呈正比；（2）地转偏向力与纬度的正弦值呈正比；（3）激发学生探究地理规律的兴趣。当然，还要讲清摩擦力为什么可忽略。如此将自然地理规律科学地、逻辑严密地讲清讲透，既便于学生对知识的解，又可将自然地理知识的科学性和趣味性充分展示给学生，定会收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自然科学的理解篇6
根据普通高校对新生科学文化素质的要求，参照教育部颁布的《全日制中学教学大纲》，并考虑中学教学实际，可制定以下四项目标。
1．对自然科学基础知识的理解能力。重视能力和素质的考查是新一轮高考改革的一个特点，虽然在高考中强调了对能力的考查，但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仍然是基础。考能力离不开知识的载体作用，离开了知识的积累，能力就无法形成。强调对自然科学基本知识的考查，并不是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自然科学的某些专业名词、术语，而是要求学生能够解释和说明所学自然科学基本知识的含义，并能用适当的形式(如文字、图或表)进行表达。
2．设计和完成实验的能力。自然科学是实验性科学，科学概念、原理和规律都是由实验推导和论证的。教学过程中的实验有助于加深学生对自然科学概念、原理和规律的理解，实验能力也是学生将来从事工作研究的基础。自然科学的重要知识常伴有实验是现行高中教材的一个重要特点。
3．能读懂自然科学方面的资料。人们对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和规律通常是用文字和图表来描述的。与文字相比，图表描述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更具有直观形象的特点，因此常被各类科研文章采用，要读懂自然科学方面的资料，能看懂图表所包含的信息，并能从中找出规律是非常重要的。
4．对自然科学基本知识的应用能力。学习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仅仅停留在理解上是不够的，还要能在理解的基础上，应用这些知识去指导自然科学的研究社会的生产和人类的生活，必须懂得自然科学知识的实用性和社会价值。
现实中人与自然、社会发生的联系，实际上都是综合性问题，所以整体或综合的思路非常重要。以笔者理解，“X”卷包含的知识点难度并不会比以往的要求更高，但要求全面地考查学生的阅读理解、综合思维、信息处理及表达能力。由此，中学学科教育也不妨受此启发，换换思路，重视知识的梳理和融合，鼓励课堂讨论增加实践机会。
二、打开图书馆、阅览室的“门”，打开学校的“门”
物理教学必须联系实际，在抓基本知识点教学的同时，有意识地联系生活、生产和科研实际，充分利用图书馆、阅览室的资料，组织学生课外阅读，拓宽知识面。开设讲座，讲物理史故事，讲现代科技新成就，如激光的广泛运用，全息照相的妙用，光纤在现代通信中的作用等，既激发学习兴趣，又增强现代意识，提高学生素质。
三、具体做法
第一，整体规划教学，打高考总体仗。对理科总复习，大体上分为三大阶段：（1）用80%左右的时间复习好本学科的知识。物理学科要根据学科的特点进行复习，抓好“必修课”和“选修课”。（2）用20%的时间，理化生三科教师坐在一起探讨，哪些可以作为切入点，分工合作，编写一些有一定综合性（2科、3科）的练习卷。（3）考前留有一定时间对学生进行考试心理训练教给他们一些应试技巧。
第二，讲练并重，精讲精练。要坚持讲解与练习有机结合的原则，既不能“以讲代练”，也不能“以练代讲”“精讲精练”，使学生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
讲：针对性要强，除重点、关键外，侧重讲单元练习方法和应注意的问题。注意知识的综合交叉，突出能力的培养，培育应变能力。
练：以定时作业为主要形式，让学生在解题的能力、速度等方面适应高考的要求。
自然科学的理解篇7
[论文摘要〕科学知识社会学解构了知识的客观性与合理性，用信念取代知识，试图建构科学的“社会实在论”。本文分析科学知识社会学在解构与建构两个层次的理论结构，指出ssk的论述定位于知识的部分因果分析这一理论旨趣，而不预设自然世界与理性的概念，其无法获得对知识自洽的说明。
科学知识社会学又称为ssk，是科学哲学在后现代的一种理论视角，其理论观点与科学哲学传统思维方式及理论旨趣谨然相异。科学知识社会学批判传统科学哲学倡导的理性、真理与客观性观念，提出非理性、社会影响、政治协商是知识产生与科学进步的核心原因。夏皮尔指出“我们们生活在一个缺乏确定性的年代，我们不再相信科学知识的传统特征，这种特征是把科学进步描述为它的充分实在性。布鲁尔认为“所有科学知识—无论是经验科学方面的知识，还是数学方面的知识—都当作需要调查研究的材料来对待。柯林斯断言知识的生产是科学行动者之间偶然“谈判”的结果，并声称“自然世界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起着很小的作用或者根本不起作用。”拉图尔和伍尔加在《试验室的生活》中，运用人类学研究方法，在生物实验室中跟随科学家的研究实践，其主题在于指明科学事实是社会建构的，是各种利益集团间协商的产物。谢延娜在《知识的制造》中展示了科学家的研究材料不是自然的，而是建构的。ssk源起于英国，后来扩展到美国及欧洲大陆，内部各流派其研究方法，理论倾向和认识论倾向都不尽相同，研究的问题也有所不同，但综合其所有主张可以概括为三个主要观点:第一，反对把科学仅仅看成是理性活动这一传统的科学观;第二，强调科学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弱势决定，削弱甚至完全否定经验世界在限定科学知识发展方面的重要性;第三，自然科学的实际认识内容只能被看成是社会发展过程的结果，主要受社会因素影响。ssk采用的论证策略及理论旨趣可归结为在解构和建构二个层面的证明:解构层面，ssk解构了传统科学哲学认识论的理性说明模型，批判科学史及其科学发现的理性描述模式，否认自然世界在科学认识实践中的决定性作用;建构层面，ssk建构起科学实践认识的社会因果说明模型，取消科学与信仰之间径渭分明的界限，用社会因素取代自然世界决定科学认识的核心地位，认为科学知识必须作为一种社会产品来理解，科学探索过程直至其知识内核都是社会发展过程的结果。
传统的理性主义认识方法是ssk首当其冲必须征服的障碍。理性主义认为科学的历史由理性主宰，只有在理性解释不起作用的地方，非理性的心理学因素和社会因素才有存在的必要。拉卡托斯把科学史分为“内史”和“外史”，理性认识构成科学的内史，非理性认识构成科学的外史。拉卡托斯认为科学“内史是第一位的，外史是第二位的”。即或在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曼海姆看来，“社会因素”即是“理论之外的因素”，数学与自然科学的客观知识内容是社会学分析无法界人的领域。在知识社会学的纲领性著作《知识与社会意象》中，布鲁尔批判了这种赋予理性优先地位的观念是受到源自弗拉格一帕拉图主义对客观性理解的影响，是一种目的论解释模型，以这种客观性概念为基础，弗拉格区分了理性的逻辑维度与心理维度。布鲁尔批判了拉图尔的客观性概念是理解科学与理性的一种非自然主义的神秘方法，在这种非对称理性思想中，社会被理解为非理性的根源，用来解释认识论的缺撼，这是极为不公正的，是一种误导的方法。一与目的论模型相对应的是因果关系模型，“它们是两种相对立的立场。"ssk批判传统的理性主义认识方法，就是为了给知识社会学开辟出一块新天地。
客观性、真理与合理性是理性主义认识论中的核心概念.与理性主义认识方法一脉相承。客观性、合理性标准是语言可翻译可理解的标准，这是理性主义反驳ssk主张的一个强有理的证据。在巴恩斯与布鲁尔合著的《相对主义、理性主义和知识社会学》中，ssk解构了“使翻译成为可能的‘合理性的桥头堡”’。解构的策略其一是否认存在标准的意义，“在词语的使用方面并不存在什么优先的理由(不存在什么‘简单的与知觉相关的情境’)，可以为研究者提供末被文化变量使之复杂化地‘标准的意义”，“所有概念和所有惯用语是等价的”其二是借用库恩的不可通约思想，承认“绝对理想的翻译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可能只是根据偶然的和局部的标准判断，对产用目的来说可接受的翻译。”但是，我们可以看到，ssk的解构策略并不能贯彻到底。虽然ssk否认“绝对理想的翻译”，但也不得不承认可理解的异族文化，也不得不承认“适当的和普遍认可的惯例”。ssk用来否认翻译的合理性基础的一个例子就是卡拉姆人使用“yakt”的事例。卡拉姆人把我们称为鸟的许多实例称之为“yakt"，但在卡拉姆人看来，蝙蝠也属于“yakt’，之类，而食火鸡则不包括在其中。ssk证明，因为卡拉姆人的‘yakt’不能完全被翻译为我们所说的鸟，如果存在客观标准，存在“合理性的桥头堡”，那么就应该存在跨文化意义上的鸟这样的词，正因为存在不同文化对正如鸟之类最显而易见的概念的不同理解，因此，理性主义者的客观性是要受到质疑的。但是不是我们就完全不能理解卡拉姆文化了，当然不是这样。“要了解‘yakt’并不难，只要注意卡拉姆人所指的‘yakt’是什么，最终就能像卡拉姆人一样辨别`yakt’o”此处证明假设了前提p(如果概念存在可理解的客观性基础，则在不同的文化中存在有相同外延的概念a)。因为在不同的文化中不存在具有相同外延的概念a，所以概念不存在可理解的客观性基础。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客观性与合理性并不能先验得确定概念的所指，而只是为理解概念的所指提供根据，是为理解卡拉姆人所指的“`yakt’是什么”中“什么”存在的根据，也是我们得以判断我们确实知道了卡拉姆人所指的“yakt"是什么的根据。如果从这一点来理解，也许确实不存在“绝对理想的翻译”，但绝对存在“可理解的翻译”，而不仅仅是“可接受的翻译”。
“对于学习者来说，没有必要假设存在一些共享的概念。”那么，我们如果理解异域文化呢?ssk认为根据“概念的特性”，我们可以作出“相同性判断”，由此理解成为可能。但问题并没有解决，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概念的特性”如何导致明确的含义?相同性判断怎么可能?相同性判断之所以相同的根据在哪里?彻底解构真理、合理性与客观性，漠视知识的客观经验基础，把自然世界逐出知识的认识论领域，这显然违背对科学知识的常规理解。
科学知识的经验基础仍是ssk无法逾越的问题。“理论确实对经验作出反应，但是不是与它所说明的经验一起被人们给定的，也不仅仅受到这种经验的支持，要想引导和支持这种知识成分，人们还需要除自然界之外的另一种能动力量。知识的力量成分是一种社会性成分，它是真理所不可或缺的一种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一种关于错误的指导。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布鲁尔并不准备否定理论受到经验的支持这一事实，只是提出我们不应该忽视理论知识中除自然界之外的另一影响因素—社会因素。但承认理论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并不能由此推导出这种社会性成分就是科学理论和真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或说是真理主要的影响因素。拉卡托斯也承认完整的科学史应是内史与外史的结合，在理性说明的基础上，应由心理学和社会因素给予补充说明。波普尔也承认科学发现的逻辑中不能排除心理因素的影响。但如果布鲁尔要证明社会因素是科学知识和真理的决定性因素，他必须进一步说明知识与真理的社会本性以及何种具体的社会原因影响与决定了哪一部分科学知识的核心内容。ssk在解构层面模棱两可的论证，对建构层面的合理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建构层面，ssk从本体论上用信念取代了传统的知识概念。“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人们认为什么是知识，什么就是知识，它是由人们满怀信心地坚持，并且以之作为生活支柱的那些信念组成的。……当然，必须把知识与纯粹信念区别开来。我们通过用知识这个证词专门表示得到集体认可的信念，同时把个体与具有个体特征的的当作纯粹的信念来考虑，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从一开始，ssk就给出了“社会学家”对知识的理解，知识就是信念，由人们满怀信心地坚持并且以之作为生活支柱的那些信念组成。如果知识只是纯粹的信念，是个体的一种心理活动，只具有心理学基础而不具有任何可理解的共识，这显然有驳于我们的常识。怎样在纯粹的信念与知识之间作出区分?ssk又指出，知识是得到集体认可的信念，而任何具有个体特征的都只能当作纯粹信念，不成其为科学。由此一来，我们根本无法区分“知识”与“信仰”、“理性”与“非理性”、“理解”与“相信”、“证据”与“认为”之间的分别。但是在这段话中我们还要注意到一点(也是关键的一点)，在所有的定义与结论作出之前，有一个限定状语“对于社会学家来说”，这也就指出了知识社会学看问题的角度，讨论问题的层次只是“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也就是说从一开始，知识社会学就只准备讨论以信念为特征的社会因素对知识形成的影响。那么，我们并不把对“科学家”、“传统的科学哲学家”、“理性主义者”探求科学的客观性基础，认为科学是一种由证据给出证明的真理。显然，ssk不但陷入本体论上的相对主义，而且从方法论上承诺了一种彻底的相对主义。ssk的理论命题“我承认我对你的知识只是一种信念，但同样的你对我的知识也只是一种信念”，虽然这不具有任何建设性的含义，但符合于ssk倡导的对称性假设，同时也没有给他的理性主义对手留下逻辑的漏洞。
当然，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实践行为，知识最终作为一种社会产品，完全排除社会因素的影响，这是一种理想化，也是不现实的、但是不是因此就可以由信念一统不论是自相驳斥的亦或是各说其是的理论呢?如果说ssk的最终目的只是反驳理性主义的一统天下，而不准备在推倒理性主义之后再建立由社会因果说明一统天下的权威，那么，此一目的显然已经达到。ssk的最终目的，是用社会因素取代自然世界对科学知识的决定性影响，而把知识的经验基础退变成无需讨论的动物本能。
“个人与无语言的动物共同具有一些技巧。他们是我们的智能真实而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这种技巧就是对客观事物的天然的直觉能力。ssk并不准备讨论这种能力已经形成的经验印象与客观事物的关系，他们认为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动物的航行能力的特性应当看作是对知识社会学的一种批判这观点所表现出的不过是对‘知识’这个词的解释方式的一种个人主义的偏见”，“混淆了个人技能与社会技能”。ssk完全将客观性排斥于讨论的范围之外，而认为这是一种完全无需讨论的动物本能，达到对客观世界的自然知觉。我们的自然知识与知识或说信念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知识社会学没有给出任何说明，如果说把所有知识等同于信念而所有诸如，"#l伊尔河上的独木渡舟”之类归弄种动物的本能认识，则我们在宇航飞船上看到地坏围绕太阳转无疑也应归于这样一种本能认识，那么在电子经过盖革计数器时发出的咔哒声是否也应归于一种本能认识，如果说听到咔哒声是一种动物式的本能，而判断是电子通过则是一种知识，是社会建构的，那么我们可以逻辑的推导这是我们所称之为电子的东西通过的信号这又可不可以看作是一种作为人这种动物的本能呢?如此一来，什么是知识，什么是本能，我们根本无从界定。
自然科学的理解篇8
关键词：实践科学；科学知识；权力；地方性；批判
中图分类号：B7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1)11－0092－04
劳斯的实践科学观对传统的理论科学观给予了致命的批判，在其《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著作中，他以实践为视角展开了自然科学新的解读路径。如果说开创实践科学观的主要功劳并不隶属劳斯，但是劳斯对科学实践的权力维度的阐发是功不可没的，而对于如何理解科学知识和权力的各自界定以及二者的关系，劳斯首先质疑了传统的理解方式。在传统的科学知识解释框架中，科学知识和权力之间虽然存在着某种外在的互动关系，但是这样互动关系并没有建立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如以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权力为例，我们不难理解培根意指人类只要掌握了关于自然界的科学知识，揭示了关于自然界的秘密，人类便拥有可控制或主宰自然的权力。相反，若没有关于自然界的科学知识，那么人类难以对自然进行有效的改造。因此，拥有知识是正确介入事物的前提。如此看来，科学知识的认识论地位和权力的运作方式难以形成内在的相互关联，此即为科学的认识论和政治学之间的分离。当然，这只是传统的科学哲学解释框架中界定的“作用于物的权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知识和权力的关系。我们同样可以从传统政治学视角中解读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
权力作为政治学的概念，其显著特征在于行动者所占有并使用的一种统治工具，所以，权力的本质是压制性的。在这样的解读语境中，政治权力对科学知识的形成并不具有积极的意义，甚至对科学知识的形成构成强大的阻力，而这一阻力主要是对远离真理知识信念的强制性推广，“权力可以影响所认识到的事实，但是被认识的事实本身以及对认识而言的事实本身却不受权力影响。也就是说，权力可以影响我们相信什么，但是至于哪些信念是真的，哪些信念被认为是真的以及这些信念之所以成为知识的辩护根据何在，这些都与权力的观点完全无关。”进而言之，权力仅仅作用于对理论的认可或信念的依存性，至于世界本身的改变方式并没有和权力建立直接的联系，权力可以改变人们的信念，此种信念真值性的保证无法和权力联系在一起。更有学者甚至认为：“它是一种将权力仅仅看做是约束、否定和胁迫的传统。权力是系统地拒绝接受现实，是压制的工具，是对真理的禁止，权力的效力阻止了或者至少扭曲了知识的形成……”在权力和知识之间产生的压制和反压制，束缚和解放之间的斗争中，权力一直都是知识向前推进的绊脚石，于知识的增长或创造性的发展并未提供积极有效的建设性贡献。因此，不管从传统的政治权力视野中解读知识，还是在科学知识论中解读权力，科学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外在的相互分离。这种关系可以概括为：知识以其纯粹的知识存在，权力以其纯粹的权力而存在。
毋庸置疑，传统的科学观建立在权力和知识相互外在的基础上，核心问题在于理论科学观的误导，该科学观明确区分科学的内史和外史。科学的内史用于解释科学知识进步的理性、思想以及传统认识论的主要地位，而将科学外史的社会的，政治的列为可有可无的尴尬处境之中。科学哲学家劳丹认为，一副完整的真实科学图景同时需要内外史两个方面，但是在理解何为科学的本质以及作为理性事业的科学特点的关键问题处理中，只有科学的内史才是首当其冲的。因此，科学作为理性的事业意味着科学作为理论如实精确表征了世界的存在方式，在表征视角的构建中，自然科学具有去情境化的普遍性的特征。在劳斯看来，传统的权力观和知识论的外在分离，关键原因是理论科学观没有对科学知识的成因以及科学成果对生活世界的影响进行深入的研究，同时没有对传统狭义的压制性权力拓展到微观的创造性的权力领域。“我们最好不要把权力与知识对立起来，或者认为它可以与知识分离开来。知识的发展可能会导致新的限制形式，而权力的行使本身就能产生出知识。”
劳斯针对传统表象主义科学观关于知识和权力之间关系理解的误区，随即就如何理解科学知识，权力概念进行了创造性诠释。劳斯首先从科学实践和科学实验人手展开了对自然科学的解读，这得益于库恩和海德格尔科学哲学思想中实践概念对他的启发。当然，劳斯认为不能对实践作狭义的理解：“我所说的实践活动并非以运用为目的，而是指实践的技能和操作对于其自身所实现的成果而言是决定性的……然而这些技能与功绩却很少在哲学上得到应有的评价。”如果说，劳斯急于倡导复兴科学实践的核心地位，而忽视了科学理论的重要性，这是对劳斯的误解。劳斯反复强调理论对于科学的重要意义，问题的关键是科学的理论和科学的实践之间复杂关系需要得到重新的表述。他认为，理论和规律只有通过科学的具体实践中，并通过科学的实例才能得以理解，然这一现象在科学哲学中并没有得到重视。因此，“这里的问题不是出在是否忽视了科学的一方面(实验)，而倾向于它的另一方面(理论)，而是从整体上扭曲了对科学视野的看法。”当然，这样看法不仅体现在理论和实践的颠倒式理解，同时以科学的理性身份构成了对科学实践技能以及行动特征的掩盖，以至于科学在认识论和政治之间出现了巨大的鸿沟。要走出这一困境，必须给予科学实践以足够的重视，劳斯通过对库恩思想的解读，将库恩理解为科学实践哲学的倡导者，库恩科学哲学中的“范式”概念成为科学共同体的实践性把握的重要方式。“范式首先不是获得认同的理论的立场，而是概念化和介入特殊的经验情境的范例性途径。接受一种范式与其说是理解和相信一个陈述，不如说是获得和应用一种技能。……使用仪器和设备，把握改造或介入特殊理论或实验情境的机会。”劳斯从库恩思想中寻找了重要的依据，实践科学对理论科学的批判在于强调了科学共同体作为实践群体存在的重要性，科学并不是局限在理论方式对异己的自然世界进行表象或直观，而是直接通过实践操作的方式介入到世界之中，世界只有在我们的实践操作和控制中才被我们所把握。不仅如此，劳斯秉承了新经验主义所奉行的科学实验优先的观点。在哈金看来，科学实验经常追寻自己的方向前进，甚至探索理论尚未深入的领域。科学实验活动有相对自主性，实验拥有自己的生命。科学实验的独立性表现为有实验技术、工具和程序的开发、完善，这些技巧扮演了科学实验研究的主导的地位。这一现象的确立，在于科学的进步日益和科学家能否成功地建构新的人工现象相一致的，当今的自然科学研究对象早已不再是早期科学研究
对象那样便于直接处理的自然物，科学研究的对象由自然物实现了向人工物的转换。这就意味着传统的非参与性的观看方式无法胜任研究客体的需要，因此对研究对象――人工物的制造以及操作控制，仅凭抽象的理论是毫无意义的。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实践观倡导的科学研究的实践建构、实验建构所需要的技术设备，研究人员的特定社会关系网络以及研究中遇到的现实实践性难题都成为科学知识得以可能的关键性因素。当然，在理论科学观的视角中，这些要素均具有偶然性特征，地方性特色，科学知识只有与这些偶然性的特性保持足够的距离，才能确保作为科学知识的普遍化和去地方性特征。但在劳斯看来：“科学知识在实验室之外的拓展就是地方性实践经过‘转译’以适应新的地方性情境。这并不是说科学知识没有普遍性，而是说它所具有的普遍性是一种成就，这种成就总是根源于专门建构的实验室场所中的地方性之能知。”其实，关于地方性知识和普遍性知识的角色的转变意味着一次革命性的颠倒，这也体现了劳斯反复强调的实践科学观对理论科学观的超越，科学实验或实践总是从地方性的实验室开始，然后再推而广之形成了普遍性的知识。
劳斯确立了科学实践或实验派生科学知识的可能性，实践性的操作对于科学知识的成因的重要性，由此，劳斯解释了科学实践和科学知识的同一性。而对于权力的理解，劳斯延续了法国哲学家福柯对权力的解读路径。如果说传统的规范性权力作为狭义的概念使用，其主要的意义停留在宏观的司法权力领域，如前所述，这种权力具有压制性而为特定的利益行动者所具有，那么劳斯则借助福柯权力观的解读，走向了微观权力领域。按照福柯的理解；“权力必定被分析为是某种循环的东西，或者是以链状的形式起作用的东西。它决不会停留在这儿或那儿，决不掌握在任何人的手中，决不是可以挪用的商品或财富。权力是通过一个网状的组织被运用和行使的。”福柯对微观权力的探讨避开了规范性权力的宏大叙事分析，集中探讨作用于人身体的规训权力技术运作方式。这种规训权力技术出现于十八世纪中叶，在物质生产资料不断走向机器大生产的阶段，作为主人的劳动者渐渐演变为机器的附属物。为维持生产力的持续提高，对人的身体进行权力技术的规训以满足机器大工业的需要而变得尤其重要。福柯建立了规训权力技术和人的身体的新知识之间的关系。不仅如此，福柯对规训权力技术扩散进行了更多的挖掘，规训权力技术具有无限渗透功能，各种规训机构不仅是规训权力的制造所，而且无限扩展到外部整个世界之中。诸如，精神病院、学校、监狱、医院、军营以及工厂既是重要的规训机构，又是规训权力涌向整个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的典范。福柯的规训机构作为权力的诞生地，新的规训权力得以不断被创造出来。这给予劳斯极大的启发，他以实验室为据点形成了科学实践的微观权力视角的分析。劳斯分别从实验室内部和实验室向外拓展的过程中对微观权力展开了论证。拉图尔认为：在现代科学中，绝大多数真正的新兴权力都来自科学，并非来自经典的政治过程。在实验室内部，实验室实验的权力特征表现为隔离、介入和追踪。科学实验需要建构一个被隔离的微观世界，隔离的目的是能够以特定的方式操作和控制微观世界，事物只有在介入的方式中才能创造出新的研究领域。在此基础上，还要进一步追踪被建构的微观世界，追踪实验涉及到从建构之处对整个实验进程的控制。追踪不仅仅是监视实验的结果，更主要的而是监视事情的正常控制。对实验进行设计，以便让人能够全程追踪，是实验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劳斯认为，“我们在实验室中不仅仅对事物进行分割、观察、分类和记录。我们还建构、分解事物，并介入其中。物质、粒子、过程、有机体、反应和突变都是实验室的产物。这些东西以及被带入实验室的其他事物以多种‘非自然’的方式呈现自身并相互作用。实验室是事物被迫出现甚或存在的场所。”不难看出，劳斯所解释的实验室的权力特征，权力体现为科学家及其科学实验材料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权力是实验室重构或塑造内部场景的重要内核。在微观权力的干预下，事物的可能呈现方式以及被理解的方式便逐一显示出来。而在科学实验室之外，科学实践的权力作用模式更加明显。我们按照实验室的微观世界提供的模式参与了世界的重构和塑造，不过在现实生活世界中接受实验室这个规训机构的条件，我们必须为它提供标准化的服务，个人以及社会必须接受某种行为模式。实验室是一个被精心、细致构造、控制和监视的设备和实践之网，如果能够被广泛实施和塑造，还必须有一定的相关配套设施。首先是技术系统和社会之间在互动的复杂性和紧密耦合性上的增大。其次，自然环境必须被简化或者对复杂化进行重新组合。另外，实验室实践的拓展已经构造或改变了我们的日常习惯，诸如，我们采用钟表(时钟的出现显然早于现代的科学实验室。但除了提供新的、更精确的时间标准以外，实验室还大大推动了对我们所做之事的计时，从而促进了钟表的使用)来安排并协调人们的生活，定期接受药物治疗，检验食品的化学成分和营养成分，等等。当然，诸如此类的实例仍可以无限制扩展开来。因此，劳斯认为：实验室实验的权力关系渗透在我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对事物的塑造之中，这样的渗透体现在现实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实验室实践才是真正改变了我们对自身以及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劳斯对权力的解读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学概念以及政治机构层面上界定，甚至可以说，权力是在一个全新的视角中走向了公众的视线之中以及被我们所了解。
不可否认，劳斯独辟蹊径地开拓科学实践的微观权力特征，一方面基于对科学成因的思考以及理解科学对现实生活的不同渗透方式：另一方面是劳斯独有的科学批判路径，但这点在学界一直处于被遗忘的角落。简言之，如何在一个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重新理解科学的增长所带来人类自身以及整个世界的改变。劳斯倡导自然科学权力之维的阐发，但他并没有对自然科学的日益繁荣大唱赞歌，相反，他的整个科学实践哲学的开创都深深植入了人文精神的关怀。我们只要明白劳斯因法兰克福学派对科学批判的不满就能体会到劳斯的主要用意。“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假定，这一空前增长所产生的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始终都是进步的。我们必须要追问，自然科学是如何改变我们的以及采用何种方式才能最具批判性地理解和评价这些变化。”在这种思想背后，劳斯开展了积极意义上的科学批判态度。
可是。如果说科学是如何进行的，科学的目标是什么以及不能在更大的文化情境中把握这些成就的话，那么对科学的批判将失去方向。当劳斯将地方性、情境化等内容引入到对科学实践的过程中，劳斯同时打开了一个重要的领域，那就是对科学的社会历史性发现，虽然这一领域在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之后，就不再是私下的秘密。但是劳斯经由科学的社会历史化的根基中寻找到对科学批判的可能方式，这是一般的科学哲学家所无法达到的。不过，他针对科学的权力渗透而参与世界的改变和塑造时，
其主旨始终带有既激进同时又温和的矛盾式批判。一方面，在于他强烈要求赋予自然科学的微观的政治权力特征，以便构成对自然科学的政治批判。另一方面，涉及到如何对科学的权力特征进行批判时，他认为自然科学对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影响并非意味着人类的进步，但任何一种拒斥以及抛弃科学的态度都是没有出路的，我们所能做的便是对自然科学的扩展带来的影响保持清醒的认识和警醒，以便能够全面理解科学对我们现实生活的塑造。“我感兴趣的权力关系不是科学实践赋予我们对自然的权力，虽然这一层面在我的讨论中占据了显赫位置。相反，我一直都在讨论，需要按照权力来加以理解的，需要受到直接的政治理解和政治批判的，恰恰是这些实践对我们自己，对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影响。”自然科学是如何改变我们的以及采用何种方式才能最具批判性地理解和评价这些变化，这些足可以体现劳斯和别的科学哲学家不一样的科学情结。正因为如此，他批判了英美科学哲学界长期以来对科学采取的无批判实证精神，而努力体现欧洲大陆意义的批判精神。
基于以上的考虑，劳斯对实践科学观权力之维的阐发开启了新的理解空间。第一，开创科学实践权力之维批判的可能性，从科学实践展示的权力关系中开辟科学的政治学的可能性。劳斯认为，权力的概念构成科学的政治解释的基础，自然科学对我们现实生活的塑造以及对我们自身的重构，导致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权力概念的新的理解路径。当劳斯赋予科学实践效果的微观政治权力之时，其实也在批判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以及政治学等多层的严格区别。劳斯通过对海德格尔实践解释学的解读而赋予了自然科学的实践解释学特征。在实践解释学的视野中，科学褪去了作为理论态度的普遍性的特征，而表现为实践的地方性和情境性特征。科学的理解模式不再体现为永恒不变的人与自然之间的既定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向社会历史情境性领域开放提供了可能的空间。不过，劳斯意义上的社会历史情境性的拓展只是对理性或理论态度主宰科学的一种颠覆，揭示了历史性的科学实践对自然科学成因的重要意义。尽管如此，劳斯这一步的跨越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冲击了传统理论科学观的专制统治，同时也冲击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二分态度，为二者在解释学视野下的沟通建立了相互关联的桥梁。因为，在传统理论科学观看来，人文科学是自我解释的，而自然科学不具有人类的自我解释特征，它通达的是对自然实在的本身的无限制的接近和反映。因此对自然科学理解，自我解释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对自然科学的决定性影响?在劳斯看来，不管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人类的自我解释性都贯穿于其中。这就是劳斯要急切开辟科学的权力维度，或为科学的政治批判提供依据的核心思想。他坚决反对我们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采取的不同批判态度：“人文科学体现了权力的技术、策略或意识形态，体现了权力的支配或意义的消解，因而有必要从事批判性的讨论。但他们却让自然科学免于同样的批判。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试图为自然科学的实践提供一种无可置疑的政治合法性，并要求我们把它们看做是一切社会性的自我检验赖以进行的既定情境。”与其说劳斯通过社会历史情境化的视角而努力消除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本体论和认识论维度的观念鸿沟，毋宁说他从人类自我解释层面上赋予了自然科学政治特征以及由此展开的可能的政治批判方向，而这一政治批判的确立，只有明确了自然科学作为社会历史情境化的产物方可呈现出来。第二，以地方性微观权力弥补普遍性宏观权力的不足。劳斯不满足于从理论态度中理解自然科学对我们现实生活的影响，转而从地方性的科学实践态度对揭示世界以及影响世界的优先权。我们通过对劳斯的科学实践观所具有的权力的批判视角来看，科学实践的政治特征正是依托于权力的途径得以彰显，但是劳斯科学实践所展开的权力描述并不是传统的规范性的政治权力，而是一种非规范性的地方性科学实践的权力。正因为如此，劳斯极力拓展“政治”一词的含义。科学具有政治权力，并非意味着科学一定要走向传统政治视野中的政治制度中的实践层面上的政治性，科学具有的政治权力在于科学能够影响到传统政治实践的可能性。劳斯继承了新经验主义重视科学实践以及实验室塑造所具有的强大的拓展力量，一些本来是非政治机构的科学实践和行动者却包含着重大的政治意义，甚至传统的权力形式对科学的影响必须在贯穿于科学实践的微观权力关系背景中才能得到理解。不仅如此，劳斯认为，自然科学的变化改变了我们理解自身方式以及直接关涉到社会政治制度的变化。例如，西方十七世纪经典天文学和力学走向现代形式的发展过程中，这场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自然界的态度，同时这场革命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是什么的问题。从认识理解、认识物理秩序的反思中，近代哲学的笛卡尔式的主体出现了；人与神的关系呈现出新的形态，这些不仅仅是思想上的变迁。它们同样与政治关系和政治制度转换、新的宗教实践的确立、经济行为和社会互动的新形式的出现息息相关。因此，我们对自然界的科学理解正在不断塑造着人的自我理解，同时科学实验活动以及实验室在向外拓展的过程中，新的权力也在对人自身以及社会制度构成了影响。劳斯强调微观政治权力对传统宏观政治权力的重要影响，但并不认为微观政治权力可以取代或完全引领宏观政治权力，而这一视角的转换，关键在于可以避开传统政治权力批判的宏大叙事的虚无化，而给予地方性科学实践的权力寻找批判的依据。因为与传统的政治统治形式相比，科学实践的微观权力对我们的限制以及活动强制要广泛得多、深入得多。
综上所述，劳斯的实践科学观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科学形象，同时为我们重新认识和评价当代科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不过，劳斯开启的科学实践的权力之维虽然体现了后现代科学新的批判路径和批判精神，但是传统的科学批判和传统的政治权力批判弱化却是我们必须要重新思考的一个重要话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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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cking，
Representingandintervening
自然科学的理解篇9
爱因斯坦到底有着什么样的？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他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1929年，纽约犹太教堂牧师H·哥尔德斯坦曾给爱因斯坦发了一份电报，问这位大科学家“您信仰上帝吗？”并要他用电报回答。爱因斯坦当日就发了回电：“我信仰斯宾诺莎的那个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而不信仰那个同人类的命运和行为有牵累的上帝。”⑴在另一次回答日本学者的提问时，也作了同样的答复：“同深挚的感情结合在一起的、对经验世界中所显示出来的高超的理性的坚定信仰，这就是我的上帝概念。照通常的说法，这可以叫做‘泛神论的’概念（斯宾诺莎）。”⑵很明显，爱因斯坦所信仰的是斯宾诺莎的上帝。这里我们有必要先对斯宾诺莎的上帝的含义作一简略的考察。
在西方哲学史上，斯宾诺莎的上帝就是有名的泛神论，即把神和整个宇宙视为同一的哲学理论。泛神论者所说的神，不是指人格化的上帝，而是指存在于世界之内的一切事物的内因，是存在于一切事物中的和谐的秩序。在欧洲哲学史上，泛神论的哲学思想可一直追溯到古希腊。在古代希腊，泛神论的核心观念，就是认为大自然即上帝，上帝即大自然，上帝和整个宇宙是一个统一体，上帝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它无处不在。文艺复兴时期，“在达·芬奇的著作里，‘自然’和‘神’往往成为同义语，‘自然’往往代替了‘神’”⑶。
到了近代，斯宾诺莎把泛神论发展到了完美的阶段，他提出：上帝即自然，是唯一实体⑷。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斯宾诺莎把“自然当作现实的神，或把神当成自然，于是神就不见了，只有自然被肯定了下来”⑸。由此不难看出，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实际上是对神学的否定，本质上是无神论。对此，马克思曾明白地指出，斯宾诺莎的所谓“上帝”就是自然。
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在西方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一些自然科学家的心目中，“上帝”已成了“自然”的神圣代名词，“上帝”就是指和谐的宇宙秩序和永恒的自然规律。现代著名物理学家普朗克，在谈到他的信仰时曾说过：我“一向就是一个具有深沉宗教气质的人，但我不相信一个具有人格的上帝，更谈不上相信一个基督教的上帝。”⑹他指出：“在追问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摄世界的伟力的存在和本质的时候，宗教同自然科学便相会在一起了。它们各自给出的回答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加以比较的。……把这两种无处不在起作用和神秘莫测的伟力等同起来，这两种力就是自然科学的世界秩序和宗教的上帝。”⑺宗教和自然科学都相信有一个主宰世界的力量，在追问这个伟力的存在和本质的时候，宗教同自然科学便相会在一起，但它们对此作出的回答却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指的是上帝，另一个指的则是世界秩序。
泛神论者把上帝还原为大自然的这一哲学思想，对我们理解爱因斯坦和西方一些自然科学家的，无疑会有很大的帮助和启发。对和谐宇宙秩序的赞美和敬仰，原本就是一种观念和感情的混合物，它是对尚待发现的神秘的宇宙规律的一种信仰。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对为之献身的伟大目标，必须抱有一种坚定的信念，拥有一个强大的精神支柱，这正是广义宗教感情的心理基础。爱因斯坦认为：“在一切比较高级的科学工作的背后，必定有一种关于世界的合理性或者可理解性的信念，这有点象宗教的感情。”⑻他把这种感情称作“宇宙宗教感情”。在《科学的宗教精神》一文中，他深刻地剖析了科学家的这种宇宙宗教感情。他说：科学家的“宗教感情所采取的形式是对自然规律的和谐所感到的狂喜和惊奇，因为这种和谐显示出这样一种高超的理性，……这样的感情同那种使自古以来一切宗教天才着迷的感情无疑是非常相象的”⑼。但是，“这种宗教感情同普通人的不一样。在后者看来，上帝是这样的一种神，……可是科学家却一心一意相信普遍的因果关系”⑽。显然，在科学家的心目中，人格化的上帝是不存在的，但宇宙那和谐的秩序、庄严的规律、普遍的因果关系却能激起科学家顶礼膜拜的感情。爱因斯坦有句名言：“世界上最不可理解的东西就是它可以理解。”⑾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对不可思议的、神奇的宇宙秩序的狂热追求和崇拜，构成了科学家的宇宙宗教感情。这种感情在挚着、虔诚和狂热的程度上，同宗教徒对上帝的感情是非常相似的。但是，科学家的这种宇宙宗教感是植根于对大自然的认识，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信仰，与宗教徒那种盲从的，无条件的信仰是根本不同的。
爱因斯坦对“宗教”这个词虽不满意，但又觉得唯有这个词最能表达科学家对科学研究的那种九死未悔的感情。他说：“我没有找到一个比‘宗教的’这个词更好的词汇来表达〔我们〕对实在的理性本质的信赖；实在的这种理性本质至少在一定程度是人的理性可以接近的。在这种〔信赖的〕感情不存在的地方，科学就退化为毫无生气的经验。”⑿所以，他认为这种感情对科学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科学家一旦失去了这种独特的、宝贵的宇宙宗教感情，也就失去了探讨宇宙奥秘的勇气和热情。因为宇宙宗教感情，不但表现了科学家渴望认识宇宙秩序的一种追求和向往，更重要的是它表现了科学家的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坚信自然界是有规律的；坚信自然界的规律是可以由理性来理解的。对于这一点，爱因斯坦不止一次地强调说：“相信那些对于现存世界有效的规律能够是合乎理性的，也就是说可以由理性来理解的。我不能设想一位真正科学家会没有这样深挚的信仰。”⒀
“感情和愿望是人类一切努力和创造背后的动力。”⒁在爱因斯坦漫长的科学生涯中，在他心目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的信念和精神支柱，可以说就是斯宾诺莎的上帝和宇宙宗教感情，这是他取得辉煌成就的一种特殊的心理力量。“宇宙宗教感情是科学研究的最强有力、最高尚的动机。”⒂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发现和认识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只有那些肯献身于这个崇高目标的人，才能深切体会到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他们，使他们历尽挫折坚定不移地忠于自己的志向，“给人以这种力量的，就是宇宙宗教感情”⒃。
在爱因斯坦看来，“真正的宗教已被科学知识提高了境界，而且意义也更加深远了”⒄。他认为真正的宗教态度，最本质的东西是能够摆脱自我，超越自我，坚信有超越个人的崇高的价值存在，从不“怀疑那些超越个人的目的和目标的庄严和崇高”⒅，并能为这种崇高的价值而献身的思想、感情和信念，而不在于是否企图把这种信念同神联系起来。我认为这就是爱因斯坦的宗教态度和。
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为什么会产生类似于宗教的那种虔诚的感情？对这种现象究竟应如何理解？仅仅指出这种感情与宗教徒的信仰的区别是不够的，还须从科学与宗教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渊源中去寻找答案。
科学与宗教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现象，既是相互对立的，又是相互联系的。从本质上看，科学与宗教是对立的：科学是唯物的，宗教是唯心的；科学是真实的，宗教是虚幻的；科学是对外部世界的正确反映，宗教则是一种歪曲的反映。但它们都属一种精神的创造活动，它们之间又有着相互联系和相互渗透的关系。正象恩格斯所说：“两极相通”。科学和宗教正如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一样，在人类认识世界的曲折道路上处于对立统一的矛盾之中，既相互对立、相互斗争，又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对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可从以下几方面去看。
第一，科学和宗教的产生有着共同的认识论根源，都是以观察和解释自然现象为其前提的。
人类为了在自然界中求生存、求发展，就必须不断地观察自然、解释自然，以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人类从一开始就特别关心与其自身的利害祸福有关的事物，以确保自身的安全和发展。但原始人类面对自然的威力，既无力抵抗，也无法解释，就产生了神秘感和恐惧感，产生了对超自然力的信仰和崇拜，由此便产生了宗教。恩格斯指出：“在原始人看来，自然力是某种异己的、神秘的、超越一切的东西。在所有文明的民族所经历的阶段上，他们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了许多神。”⒆但人类不会永远停留在原始阶段，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人类对一些自然现象逐步有了正确的说明和解释，这就产生了科学。不难看出，宗教和科学的产生有着共同的基础，它们都是基于对自然的认识和解释。而且有些基本问题，如宇宙、生命和人类的起源问题，是物质的运动还是一种超自然力的创造？自然界的事物是按其自身的规律发展运动，还是受一种超自然力的神的支配？意识的本质是物质高度发展的产物，还是脱离物质而存在的灵魂的机能？诸如此类的问题，它们既是宗教要回答的问题，也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因而，从认识论的根源上看，宗教和科学都渊源于对世界基本问题的解释。它们产生的共同基础，决定了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
第二，宗教提出的“自然法”概念，对科学的发展曾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在“自然法”概念中蕴含着“自然规律”的概念。自然规律这一重要的科学概念，并非科学家的独创，它是从法学和神学中的“自然法”概念转义而来的，在西方各大语言中，“自然法”和“自然规律”至今仍是同一个词汇。
人们早就发现，自然界是在不断地运动和变化着的，但在这可变性中又包含着不变性或规则性，如日出日落、夜以继日、冬去春来、花开花落等，人们把自然界表现出来的这些周期性、规则性现象解释为自然界也受到某种法律的制约，这就是自然法。既然有自然法，就必定有一位神圣的立法者。基督教宣布，上帝就是自然界的创造者和立法者，万物都必须服从上帝所制订的自然法，违犯者要受到宗教裁判所的裁判。近代科学家把上帝所制订的“自然法”加以世俗化和具体化，并逐步向“自然规律”概念转化。他们用人们所能理解的数学语言来表达这一概念，并宣称人们在理解自然法时，不必再依赖神或上帝，只须通过数学语言或数学关系就可理解上帝对自然的创造和立法。伽利略就曾说过：自然之书“是以数学形式写成的”。“自然法”概念经过开普勒和伽利略等科学家的努力，到了17世纪已转化为“自然规律”概念。“笛卡儿是第一个一贯地用‘自然规律’这一名词和概念的人。”⒇此后，自然规律概念就被广大科学家所接受，并成为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概念。
基督教宣扬“自然法”，本意是为了加强自身的统治，客观上却启发了人们对自然的研究，对科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英国著名自然科学史家李约瑟最早注意到了这一历史事实。他指出：“自然法”概念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密切相联”(21)。
第三，历史上基督教曾鼓励人们去研究自然，力图用和谐的自然秩序去论证上帝的存在和伟大，客观上构通了宗教和科学的联系。
中世纪的神学家们，无论是奥古斯丁还是阿奎那，都力图通过自然界或自然秩序去论证上帝的存在。奥古斯丁说：既然宇宙是上帝创造的，宇宙中的秩序就理所当然地体现着上帝的大智大慧。在《圣经》旧约中写道：“创造物反映造物主，上帝的荣耀体现在其所创造的事物中。”(22)13世纪，英国的哲学家和修道士罗杰尔·培根宣称：“上帝通过两个途径来表达他的思想，一个是在《圣经》中，一个是在自然界中。”(23)他号召人们去研究自然，因为人可以通过研究自然、理解自然而直接与上帝沟通。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便出现了一批既是宗教徒、又是科学家的双重身份的人，如哥白尼、布鲁诺、开普勒等，他们无一不是修道士或僧侣。发现行星运动三定律的开普勒，本人就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和占星术的信徒，他深信上帝就是根据秩序和规律来给世界奠定基础的。他从事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努力去发现和证明上帝创造宇宙的和谐。开普勒发现了前两个定律之后，又苦战了10年，终于在1619年发表了行星运动第三定律，书名就叫《宇宙的和谐》，可以说，“和谐”是科学家对宇宙有秩序、有规律的一种高度的概括。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在西方历史上形成这样一种文化传统：“上帝”创造的宇宙是有秩序、有规律的，而人的职责则是运用“理性”去发现或论证宇宙的秩序和规律。这一信念在漫长的历史中虽几经变革和转换，但它一直影响着西方从古代到近代甚至现代一些自然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活动。直到今天，在一些科学家的心目中，尽管人格化的上帝已不存在，但“上帝”所制订的“自然法”已通过新的转换，发展为自然规律的概念，它一直激励和吸引着历代科学家去发现它、认识它、解释它，并成为每个真正的科学家为之奋斗的最高目标。
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或许能使我们找到科学与宗教的相互联系，从而去理解科学家所特有的“宇宙宗教感情”。
正文注释：
⑴⑵⑻⑼⑽⑿⒁⒂⒃《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43、244、244、283、283、525—526、279、282、282页。
⑶《朱光潜美学文集》第3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58页。
⑷《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Ⅱ，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904页。
⑸⑹⑺转引自赵鑫珊：《科学·艺术·哲学断想》，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34、143、144页。
⑾转引自〔苏〕库兹涅佐夫：《爱因斯坦——生、死、不朽》，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98页。
⒀⒄⒅《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第182、188、182页。
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72页。
⒇转引《自然辩证法通讯》1985年第6期，第32、31页。
(21)梅森：《自然科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159页。
自然科学的理解篇10
因此，笔者认为，合理的科学与宗教关系的理论应具备两个基本点：一是超越科学与宗教关系的二元模式，从科学和宗教与人类把握世界的其他基本方式的复杂的多元关系出发来理解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既坚持科学是人类文明的基础，又强调人的文化本质。一般地说，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既涉及科学与宗教的相互评价，也涉及科学与宗教在人类整体文化中的地位以及它们各自从其他文化样式所得到的评价。二是能合理解释下列典型事实：①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宗教对科学的压制；②宗教与科学在发生学上的关系；③像牛顿、波义耳等大科学家为什么能同时成为虔诚的宗教信徒？为什么爱因斯坦、普朗克等人都深深感受到了科学活动中宗教的精神价值，并对它们的关系做了本质相同的阐述？
从“同时态”的角度看，作为两种文化现象的科学与宗教，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两种不同的基本方式。所谓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简捷地说，“就是人类把‘自在的世界’变成自己的‘世界图景’的方式”[1]，也就是人类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与世界发生真实关系的“中介”。这种中介，对人类来说，不仅是指其自然器官，而且更重要的是指人类在其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属于人的文化。常识、宗教、艺术、科学、哲学等等，就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这些文化样式之所以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在于它们一旦产生，不仅以作为世界图景的知识的形式存在，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已内化为人的本质力量，成为人的思维方式，并为人的思想和行为提供各种各样的价值观范。因此，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具有“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的三重内涵。科学与宗教，作为这种把握方式的两种，它们既为人类提供了宗教的世界图景和科学的世界图景，而且也为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提供了各自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因而它们都是各自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的统一。这样，科学与宗教的相互关系及其相互作用，在人的文化世界中，就分离为科学的世界图景与宗教的世界图景，科学的思维方式与宗教的思维方式，科学的价值规范与宗教的价值规范的相互关系及其相互作用。
笔者认为，只有从人的文化本性出发，将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及作用进行这种分离，并在这种分离的整合中对之进行理解，才有可能得到合理的符合历史与现实的科学与宗教关系的解释。
2
首先是科学的世界图景与宗教的世界图景的相互作用。所谓“世界图景”，“是指人在自己的表现和思想中所构成的关于经验世界的整体图景”[2]。科学的世界图景与宗教的世界图景，是科学与宗教各自在自己的概念框架中形成、理解和表现的关于人的经验世界的整体图景。二者之间的关系可在两个层次上表现出来：一是对于自然界具体现象与事件的解释，二是对于自然界物质实体及其过程的卒质的信念。我们认为，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不仅是科学的世界图景与宗教的世界图景的关系，而且对科学与宗教在世界图景这两个层次上的关系也必须作出具体分析。科学与宗教都以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为基础，都提供对人的经验世界的解释。科学解释与宗教解释之间具有明显的对立关系，这种对立关系是绝对的和直接的。比如，科学解释是对自然现象本质的揭示，宗教解释虽然也是对“为什么问题”的回答，但它提供的却是一个直观的、象征性的世界图景；科学解释的可接受性是建立在对对象本质的把握、概念意义的明晰性、概念之间联结的逻辑严密性，以及外部的经验证实基础之上的，而宗教解释的可接受性则建立于人对虚幻的“神”的超经验的信仰，以及宗教概念框架中存在的或多或少用理性的能力无法彻底说明的神秘性因素基础之上的；科学解释是发展的、可批判的，宗教解释则依存于信仰和皈依，自认为提供了关于一切的终极解释，不能接受和容忍来自宗教内部的批判等。人们所持的“科学与宗教是对立的，科学代表着真理，宗教代表着谬误”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本质的、理性的、发展的和自我批判的科学解释与直观的、象征性的、信仰的、情感的、非批判的宗教解释之间的这种直接的对立。应该说，这种观点在整体上是正确的，但在细节上却过于简单化。它将科学解释与宗教解释的上述关系等同于科学的世界图景与宗教的世界图景之间的关系，进而将后者等同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这种做法，一方面将宗教解释与宗教同一，另一方面将科学与宗教的对象、范围和宗旨同一。实质上，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历史上其存在和解释的范围要宽广得多，它力图终极一切自然现象和生命现象——因为科学解释以经验规律为解释项，只能立足于已知自然规律基础之上，而宗教则由虚幻的“神的存在”这个所谓的“第一原则”指向了对未来和无限的解释。因此，从宗教自身来说，宗教存在的根据，不仅仅是或者不首要地是提供人的经验世界的解释系统或整体图景，除此之外，它还力图以自己的方式和原则告诉人们，如何对待现实的人生和社会，如何处理自己的情绪和情感。因此，宗教对具体自然现象的直接的虚幻的解释被否定，虽然不能像俄国著名哲学家索洛维约夫那样认为它“丝毫也不牵扯宗教本身”[3]，但也不能像实证主义哲学那样得出否定宗教的意义与价值的结论。否则，我们就不能合理解释科学史上宗教解释不断被否定，而许多大科学家同时却是虔诚的宗教信徒，以及刻卜勒、爱因斯坦、普朗克等人都深深感受到了科学活动中宗教信念的存在价值这样一些和科学发展有关的事实。
科学的世界图景与宗教的世界图景在第二个层次上的关系，涉及对自然界本质的看法。现实的科学活动以由人的历史性而来的“前理解结构”为基础。前理解结构是人作为历史的“产物和结果”而获得的他的实践活动的现实条件和本质力量。毫无疑问，和哲学信念一样，对自然的宗教信念也是这种作为科学可能性条件的前理解结构的组成部分。科学家在具体的科学活动中，常常被字宙那和谐的秩序、庄严的规律、普遍的因果关系激起一种顶礼膜拜的情感。这种对自然的合理结构和未然秩序怀有的类似于宗教的深深敬畏和赞叹的心理状态，爱因斯坦称其为宇宙宗教感情，认为它在人类的科学活动中起到前提和预设的作用，是“科学家研究的最有力、最高尚的动机”[4]。虽然宇宙宗教和恐惧宗教、道德宗教相比，没有人格化的上帝，没有教义和组织，也没有一套祭献的仪式和规矩，但它却反映了一切宗教所具有的本质属性，即根植于深深敬畏和赞叹中的信仰。也许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爱因斯坦才说：“科学没有宗教，是跛足的”[5]。这实质上也是现代文明条件下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同时又是虔诚的宗教徒的真正原因。
当然，我们强调科学与宗教，科学解释与宗教解释的关系的区别，并不是要否定它们之间的联系。事实上，历史上宗教的发展，特别是宗教从包罗万象的、坚持自己与真理同一的“原始宗教”，演变为只能从人的终极意义和宇宙的终极存在方面寻找存在根据的所谓的“高级宗教”，很大程度上得于近代科学独立以来科学解释对宗教解释的否定以及人们常识的科学化。正如怀德海所说的：“宗教的发展主要就是清除前一代人用幻想的世界图景来解释它的观念时所产生的复杂成分而把自己的固有的观念解放出来”，“科学的进展必然会不断地修正宗教思想，因而对于宗教有莫大的好处”[6]。
3
其次是科学的思维方式与宗教的思维方式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科学与宗教，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都蕴含着与各自的存在和价值相适应的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科学被认为是理性的事业，它诉诸的是可检验的事实，在自然客体的存在状态与人类本质力量的耦合关系中把握自然规律，理解自然现象。因此，科学思维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的发散式思维、逻辑化的理性思维。它运用的是体现人本质力量的实验方法，能够理性分析的数学和逻辑方法，能精确把握本质并导致运用的定量方法等等。而宗教则以信仰为核心，它是从虚幻的“神”的存在这个第一原则出发来解释人和世界，一切活动都以强化人对所谓的“神”的信仰为中心。因此，宗教思维本质上是非批判的收敛式思维、非逻辑的整体性思维，它运用的是直觉的、整体的、思辨的、象征的、隐喻的、“奇迹”的方法（注：“奇迹”是宗教教义中描述的现实知识无法解释的现象，它能把“宗教表现出的主观意识的变化转变为客观明确的实际感受”，实质上是“表达力量和神秘观念的变化方式”（池田大作，B.威尔逊.社会与宗教[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39.）。）。因此，可以说，在人类的文化世界中，科学与宗教代表了方式。
但我们并不能由此将科学与宗教两种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的关系简单化，它们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
从历时态的角度看，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在起源上就和类宗教的思维方式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人类最早的思维方式是神话诗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按照人的行为和目的去说明自然界的各种现象。由于自然界的人格化与自然崇拜、万物有灵和图腾崇拜这种原始宗教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神话诗思维和神话诗解释方式本质上带有宗教的性质。宗教学的奠基人麦克斯·缪勒说：“如果我们跨越文字时代，深究人类思想最深的层次，就会发现在人类思维早期就已出现了宗教的因素。”[7]对于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来说，这种具有宗教性质的神话诗思维方式具有发生学意义。首先，它作为最原始最朴素的人类智慧，同时起到了解释的作用，即对那些模糊的、不可控制的自然现象的理解和说明。在自然的神话诗解释中，通过将不可理解的现象类比于人类已有的经验，自然现象具有了可理解的形式。在想像构思的结果中，行为、起源、原因、结果、意图均采取了概念化的形式。这种对异己现象的反应，“不再是一种动物性的反应。事件得到理解，反应是深思熟虑的”[8]。其次，这种神话诗思维和解释方式，蕴含着被视为科学思维和科学解释逻辑基础的因果关系的原型概念，它为未来的科学思维与科学解释提供了概念框架。随着“一神教”的惟一的“神”的观念的产生，神话诗思维进一步分化出宗教的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而脱胎于宗教思维的哲学思维则为科学思维的产生提供了最直接的形式。
从共时态的角度看，科学的思维方式与宗教的思维方式都是人理解自己、创造有意义的世界所必须的。这种必然性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人是有自我意识的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有意识地为了自己的存在，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客观地认识外部自然界；同时，有自我意识的人为了实现和创造自我的意义世界，意识到不仅要外向地认识外部自然界，而且要内向地认识自我。而宗教的思维方式（当然也包括其他的思维方式）恰是人内向地认识自我所必须的。正如在人的活动中“对生活的内向观察伴随着并补充着那种外向观察”[9]，宗教的思维方式、哲学的思维方式以及艺术的思维方式等等也伴随着并补充着科学的思维方式。也正由于多种思维方式的共存，人才创造了丰富的属于人的文化世界。
4
再次是科学的价值规范与宗教的价值规范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所谓“价值规范”，就是对人们的价值取向、价值认同、价值选择、价值评价和价值践履等等的规范。作为文化现象的科学与宗教，各自通过自己价值的实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社会价值观。科学作为知识体系，精神价值是其价值的直接体现。一方面随着科学理论的扩散和科学思想的渗透，科学中蕴含的实证精神、定量的分析态度，科学表现出的简单性、系统性、统一性、客观性、合理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规范不断社会化，得到普遍性的社会认同，另一方面，作为社会建制的科学的价值规范通过科学共同体的规范结构显示出来，R.K.默顿将之概括为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独创性以及有条理的怀疑性。科学的这些价值规范，是对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它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不断普通化、社会化和常识化，成为人的社会价值观的重要部分。对科学价值规范意义的确认，既要超越“科学是关于事实的，科学与价值无涉”的观点，也要避免科学主义立足于科学，要求对人及其文化做单一的“科学”理解的做法。与科学一样，宗教也力图通过自己特有的规范结构及其向日常生活世界的渗透和扩散，影响和改变人们的社会价值观。但与科学不同的是，宗教特别是现代所谓的“道德宗教”，被认为首先或主要是作为一种价值规范而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宗教的意义与价值与宗教的价值规范被认为是直接同一。宗教以信仰为核心，其思维的向度是未来和无限。在如何对待生命和人生活的意义等问题时，宗教常常通过教义与仪式，力图要求和教导人们寻求心理和精神的平衡、社会环境的安全感、人际关系的和谐等等。但“宗教的任务不是使人们到达那个目标，而是使人们充满希望地走过人生旅途。在使人获得新的生活体验时，宗教就已经表现了自己的价值”[10]。因此，理性化的科学的价值规范与情感化的宗教的价值规范，不论是具体内容还是思维向度，都存在不一致甚至对立的方面，但它们都是在人追求生活意义的过程中创造的，都是对日常生活世界价值观念的超越。它们的常识化，共同构筑了现实的人的社会价值观的主要部分。人的价值是多元的，我们既不能像中世纪那样对人及其生活进行单一的宗教理解，也不能像科学主义所要求的，对人及其文化做单一的“科学”理解。在人类的整体文化中，如何在既坚持科学在人类文明中的基础地位，又强调人的文化本质及人类文化世界的丰富性的基础上，合理地评价科学与宗教的价值规范以及它们在社会价值观中的地位，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当然，价值规范是不能脱离世界图景与思维方式而存在的，它们统一于特定的概念框架。世界图景与思维方式相互联结，不断转换，而价值规范本身就是由依赖于一定思维方式所进行的价值判断构成的；从另一方面说，世界图景和思维方式层面上的取舍与选择又是基于一定的价值规范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的统一性，从另一侧面说明，我们在讨论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时，不能将之归化为其中任何一个单一层次的关系，而必须对科学与宗教在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三个层面上的关系按照其内在联系进行整体的把握。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对抗模式”和“非对抗模式”，都是将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归结为其中一个层次的结果。在一定的历史文化中，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既取决于它们在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三个层面上的相互评价和相互作用，也取决于科学与宗教在整个文化中的地位及受到的来自其他方面的评价。这两个方面互相联系，形成一个多元的逻辑关系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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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孙正聿.哲学通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54.
[3]索洛维约夫.西方哲学的危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147.
[4]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C].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282.
[5]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晚年文集[C].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27-28.
[6]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80-181.
[7]麦克斯·缪勒.宗教的起源与发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3.
[8]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6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