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基础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5 17:47:19

劳动经济基础篇1

〔论文摘要文章着重研究了劳动价值论和现代财务学的价值范畴与价值决定,深入分析了两种价值观的内在联系,指出劳动价值论不仅构成我国传统财务学的理论基础,而且能够为我国现代财务学的发展提供养分。既研究了价值运动本身,又研究了财务关系是现代财务学的根本任务。

作为经济学重要分支的现代财务学,其管理目标和管理对象无不围绕价值范畴不断延展,呈现出显著的价值管理特征,价值增长、价值分配与价值评价构成现代财务学的基本框架。由此可以认为,研究财务学必须以价值概念为起点,构筑科学完整的价值管理体系。

一、劳动价值论的价值范畴与价值决定

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价值的滥脑可以追溯到1776年斯密的不朽著作《国富论》。他认为“价值”的涵义是双重的,包括“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价值一词有两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可叫做交换价值”。斯密是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引出了交换价值,并进行深人研究的,他认为一个人的贫富是由他所享受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多少决定的。社会一旦确立了分工的秩序,那么每人所需要的物品,只有很小一部分是自己的劳动生产的,很大一部分要依靠与他人劳动生产物的交换。所以,商品之间的交换实际上是劳动之间的交换,商品的交换价值也自然由劳动来决定。所以“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普遍尺度,换言之,只有用劳动作标准,才能在一切时代和一切地方比较各种商品的价值”。但是,究竟是什么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斯密的回答是混乱的,他提出三种价值决定说,其一,价值由耗费的劳动决定。“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要取得这一物品实际上所付出的代价,乃是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侧。这一点肯定了商品价值由劳动决定,按马克思的观点看是一个科学的结论。其二,价值由购买的劳动决定。斯密认为,“对于占有财富并愿用以交换一些所需产品的人来说,它的价值,恰恰等于它使他们能够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川。在这里,斯密把劳动和劳动产品等同起来,从而混淆了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与商品交换中所购买的劳动。其三,价值由收人决定。商品的价值从由生产耗费的劳动量决定转化为由购买的劳动量决定,而购买的劳动量由工资、利润、地租三种收人决定。由此可见斯密未能彻底地坚持劳动价值论。

作为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李嘉图在批判斯密的价值决定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指出商品的价值构成不仅包括生产这种商品时直接耗费的劳动,而且包括生产这种商品时所使用工具中的间接耗费的劳动。通过对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不熟练劳动与熟练劳动的划分,得出了在相同时间内不同性质的劳动创造的价值不同的结论。这无疑是劳动价值论的重大发展和历史性飞跃。然而,由于把劳动和劳动力混同一谈未加区分,李嘉图学派始终未能走出导致其理论解体的两个难题,即(1)如何用价值规律说明资本与劳动的交换?和(2)如何解决价值规律与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矛盾?这两个难题直到马克思第一次将劳动和劳动力区别开来,指出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力的使用即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源泉,并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完全建立了平均利润与生产价格理论后,才最终得以成功地解决。

马克思在扬弃前人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逻辑严整而“纯粹”的劳动价值论。其要点如下:

1.深刻分析了商品二要素—使用价值和价值。马克思把交换价值和价值明确划分开来,阐明了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他说:“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困“物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接着,马克思指出“同一种商品的各种有效的交换价值表示一个共同的东西。’,川这里的“共同的东西”是什么呢?马克思分析说:“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马克思认为,一旦把使用价值撇开,就把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具体形态也抽去了,各种劳动也就不再有什么差别,都化为相同的抽象的人类劳动。“作为价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基于此,我国《政治学》教科书上给出了一个众所周知价值定义:“所谓价值,是指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基础,而交换价值不过是价值的表现形式,所以说,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

2.科学论证了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所谓劳动价值论是指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而不是劳动价值的理论。马克思认为,任何商品都是商品生产者的劳动产物,商品的二重性取决于劳动二重性。他说:“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这便是“纯粹”的劳动价值论。

3.有力地回答了商品价值量的决定问题:商品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创造商品价值的是抽象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必须指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与西方经济学中的均衡价格论不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市场供求关系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而绝不能决定商品的价值,也就是说,它可以制约着在什么条件下,商品价值是由什么样的劳动创造的。倘若市场交换呈现供过于求,商品的价值就不再由中等条件下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生产条件好的商品生产者的个别劳动时间决定;倘若市场交换呈现求过于供,商品的价值量就由劣等生产条件商品生产者个别劳动时间决定;只有在供求平衡的条件下,商品的价值量才由中等生产条件下的劳动时间来决定。这表明商品的价值虽然是由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劳动创造的,但商品价值量的大小却会受到市场供求状况的制约,必须联系具体的市场经济条件讨论商品价值的大小。

二、现代财务学的价值范畴与价值决定

现代财务学是一门研究微观经济主体价值管理和价值创造的应用科学。在计量手段上同会计学一样,它运用价值形式对企业经营活动和经营结果进行合理地规划和控制,实现企业效益不断提升、企业价值不断增长的目的。从财务学的具体管理内容看,主要涵盖四个方面:(1)对资产负债表左方项目的管理,即资产管理;(2)对资产负债表右方项目的管理,即资本结构管理;(3)收益表项目的管理,即收益管理;(4)现金流量表项目的管理,即现金流量管理。与会计学主要立足于过去的经济事项不同,财务学着重于现在尤其是未来经济事项的规划和控制。财务学上述四项管理内容归结到一点,就是价值管理。而资产和资本结构反映着价值的静态形式;收益和现金流量反映着价值的动态形式。因此,财务管理实际上可以概括为价值的静态规划和动态控制。其目的是实现价值增殖,即财务管理的目标是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那么现代财务学上的“价值”涵义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既然现代财务管理的目标定位于价值增殖或价值创造,那么,财务学中“价值”范畴必然与企业的收益能力息息相关,否则“价值”无法“增殖”,价值增殖的直接表现是获取了“收益”。然而,由于企业的收益计量采用了权责发生制原则,在特定时点上与现金净流人不相一致,且易受主观操纵所左右,因此,价值增殖如果用获得的“现金流量”加以反映就更显得客观可信。

基于上述分析,根据货币时间价值原理,站在财务学的角度可以将“价值”定义为:企业未来收益或现金流量按适当折现率折现而得到的现值。由此可以演绎出财务学的两条重要定理:

定理1,资产的“价值”代表着法人资产未来收益的现值。如果该项资产失去了收益能力,如经销的商品已落令过时,拥有的设备无法投人使用,某项专有技术已为更先进的技术所替代,则该项资产也就自然失去其“价值”;如果该项资产的收益能力发生增减变化,其“价值”也发生相应的变化。

定理2,资本的“价值”代表着出资人投人本金的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包括债权资本和股权资本引起的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在资本结构理论中,资本的价值等价于企业价值。即V=B+S,V表示企业价值,B表示债权资本现值,S表示股权资本的现值。

从财务学的“价值”涵义中不难看出,财务学的“价值决定”涉及如下因素:

1.资产的“量”与“质”。资产的“量”是指企业拥有各项资产的规模数量;资产的“质”是指企业拥有各项资产的比例关系、周转速度和盈利能力。

2.资本结构。在知识经济条件下,资本结构应有三重含义:(1)指股权资本或债权资本各构成部分之间的比例关系;(2)指股权资本总额和债权资本总额之间的比例关系;(3)指财务资本(股权资本和债权资本)和人力资本之间的比例关系。合理的资本结构,可以获得杠杆利益,提升企业价值。

3.收益水平或现金流量。是指现有资产或资本结构的未来收益能力。

4.风险。既然财务管理面向未来,就必然会或多或少遇到风险,要求得到相应的价值补偿。一般而言,风险的价值与承担风险的大小成正比例。

5.折现率。是指现有资本结构的加权资本成本或出资人要求的最低投资报酬率。

三、两种价值观之间的关系

1.劳动价值论构成我国传统财务学的理论基础。众所周知,企业财务是指生产经营活动中有关价值运动(资金收支)方面的事务。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经济现象,而这种经济现象存在的基础依然是商品经济。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企业的经济活动一方面表现为使用价值的生产和交换过程,即劳动者利用劳动手段作用于对象,生产出符合市场需要的使用价值(商品或服务)并进行交换的过程,这一过程称为物资的实体运动过程;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价值形成和实现的过程,即通过生产活动,将消耗生产资料价值和劳动者支出必要劳动创造的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形成新的价值,并通过营销活动最终实现商品价值的过程,这一过程称为物资的价值运动过程。由于这种价值运动过程可以用货币表现出来,人们通常又把再生产过程中价值的货币表现称为资金,进而把物资的价值运动称为资金运动,当企业的资金运动构成其经济活动的一个独立方面时,便形成了企业的财务活动。这样一来,现代企业的经济活动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即生产营销活动和财务活动,相应的管理职能分别称为业务管理和财务管理=(如图1)。

可见,劳动价值论是构成财务学的基础理论,抽象劳动凝结成商品价值的思想变迁与财务学自身的特征相结合,衍生出财务学关于(劳动创造的)未来收益之现值的“价值”特定概念,也就是说财务学上所讲的“价值”与劳动价值论是一脉相承的。

劳动经济基础篇2

一、准确理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深刻内涵

对于马克思提出的“重建个人所有制”到底具有怎样的内涵,学术界历来就存在着许多争议。一些学者认为是指对社会主义社会消费品的个人占有,其理由根据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提出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产品“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公有制包括土地和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包括产品即消费品。”

对此观点,本文不能苟同。如果“重建个人所有制”仅仅是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制,在理论和实践上其实并无太大的意义,因为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制是一个产品分配的问题,而产品的分配不过是生产要素分配的结果。这是由于,“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这是上述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规定。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如果在考察生产时把包含在其中的这种分配撇开,生产显然是一个空洞的抽象;反过来说,有了这种本来构成生产的一个要素的分配,产品的分配自然也就确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12页)可见,生产资料的分配问题是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它决定着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分配、消费和交换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重建的“个人所有制”强调的应该是重建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

为透彻理解和把握“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深刻内涵,我们有必要重温马克思宏大的经济理论体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心问题——资本和劳动的对立为主线贯穿全文,深刻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适应的交换关系,即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基础及其这种运行基础之上的体制和制度。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社会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开始,分析了商品以及商品内部所包含的一系列矛盾,探讨了这一系列商品内部的矛盾是如何表现为外部矛盾;探讨了伴随商品经济内部矛盾的发展、资本主义产生的条件下,货币如何转化为资本,劳动力如何变成商品,商品和货币的对立如何转化为资本和劳动的对立;探讨了伴随资本对剩余价值剥削的加强,在对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无止境追求的情况下,资本和劳动的矛盾是如何深化;探讨了这种日益深化的矛盾在工资的形式下是如何被掩盖起来了,并在再生产过程中由于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又如何成为剥削的手段,使得资本的积累和贫困的积累同时增加,而导致资本和劳动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资本主义经济竞争和信用的发展使资本和劳动呈现相反方向的运动趋势,即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生产资料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劳动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分离程度与日俱增的趋势,一端是资本家占有的资本和财富的积累,而另一端则是工人贫困的积累,于是就会出现“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兼容的地步”,“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灭亡的趋势,换句话说,就是基于资本和劳动之间愈演愈烈地对立和冲突情况下,马克思提出“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经典论断。

可见,“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内涵,在于强调要摒弃劳动和资本相对立的个人所有制,而重建劳动者对生产要素即劳动和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在这一重建的“个人所有制”中,劳动者是主体,所有权归劳动者所有,劳动摆脱了异化的状态而回归到自主的状态。劳动成了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主体,成为社会围绕转动的“太阳”,劳动者恢复主体地位,自主劳动的太阳普照整个世界,整个世界撒满了自主劳动的阳光,一切归于自主劳动。自主劳动成为社会的最高价值取向、最高道德标准、最高理想境界,成为激励劳动者最大限度发挥创造、勤奋的动力机制;成为劳动者自我完善、实现的前提和迈向自由境界的起点;劳动者成为主宰经济活动的真正主体,是社会财富的占有者、支配者,万事万物必然以劳动者为尺度。生产力标准将与劳动者的根本利益交融,经济增长将符合劳动者的需求限度,经济发展将与劳动者的生活环境改善同步,整个经济活动应该无愧于劳动者的根本要求。劳动者的个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所有和公有统一在一起,每一个社会成员以自由联合体为中介保持对生产条件的所有权即以公共所有和共同占有的方式体现个人所有,生产的条件成为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的生产条件。

并且,“重建个人所有制”理论的提出,还为我们提供了通向重建目标的道路选择即充分发展民有经济。提出“重建个人所有制”论断的背景是以产业革命后的英国为典型,马克思认为以排挤、剥夺和否定小私有制为基础成长起来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发展趋势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过程,这种否定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同时已有的资本主义成就奠定了“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经济制度基础。尽管19世纪70—8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并没有出现如经典作家理论上的推断,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心而是转向了西欧以外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但马克思以尚未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俄国及其农村公社所有制为对象,研究了经济落后国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特殊道路和特殊起点。这个特殊道路、特殊起点和特殊规律也同样强调通向重建目标的道路必须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才“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资产阶级时代所取得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对社会生产力的催生作用,正是未来社会的物质基础和历史前提。

那么,是什么创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呢?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从18世纪70年代亚当·斯密的市场机制完美假说及其自由竞争思想的确立,到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普遍性的巨大经济危机的产生为止,这一阶段经济运行机制上的特点,主要是以个体、私营和股份制经济等民有经济为运行基础,一切经济活动都由市场调节来完成,政府只负责修订保障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和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而不刻意地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在一般竞

二、重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运行基础

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已经证明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是一个必经的阶段,于是问题就产生了,我们必须重塑繁荣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基础。也只有如此,市场经济对社会生产力的催生作用才能得到极大发挥,二者是相生相长的。然而,传统观念却认为原来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运行基础是牢不可破的,否定原来的国有经济的运行的基础地位就是否定社会主义本身。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想在理论上作过多的论述,因为实践已经证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超前冒进的国有制、集体所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格格不入,且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也不相适应,这就是说,产权不明晰、职责不明确、不能自主经营、不能自负盈亏的国有企业是不能成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基础的,因为它们是不能与市场经济相对接、相兼容的。

那么,市场经济是什么呢?市场经济总体来讲是交换经济,交换的内容是各个商品所有者的所有权的交换,如果没有不同的产权安排的主体也就无所谓交换的概念。因此,市场经济的运行基础应该是由产权多元化的主体构成。市场经济只有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资源的市场配置,才能真正实现交换的实质,否则市场发展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说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了。现在看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说到底最根本的就是要对“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市场经济的发展史已经证明依靠市场来配置资源较政府配置资源更加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靠市场配置资源的实质就是要突显民间资本的地位,释放民有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而产生的巨大能量,集中人民的力量和智慧“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然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重蹈资本主义血与火的历史,把运行基础建立在资本与劳动尖锐对立的私有制经济之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虽然都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基础的主体力量是劳动和资本相联合的劳动者股份制经济。这一点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有力地证明:能够真正实现与市场经济的对接、兼容的是我国近几年发展起来的劳动者股份制经济,其内在地实现了劳动和资本的联合,资本不再具有剥削的属性,完成了资本的私人占有向社会占有的转化,成为了劳动者摆脱异化劳动向自由劳动的过渡的有效实现形式,劳动者成了企业的真正主人。对于作为现代经济中日渐发展壮大的民有经济的重要力量——股份制经济,马克思曾评价“它们对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的影响恐怕估价再高也不为过的”,“是发展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强大杠杆,而且“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这种扬弃是“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它越是扩大,越是浸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人产业”,最终会形成“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而且,“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可见,股份制是完全可以成为劳动者联合所有制——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因为股份制经济本身就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而且作为财产的实现方式,实行的是劳动者的联合占有的形式,这恰恰与“重建个人所有制”所要求的劳动者的联合劳动、联合占有的本质要求相吻合。所以,民有经济的重要力量——股份制经济是能够成为通向未来社会“个人所有制”的重要路径,在现阶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基础。

三、发展民有经济关键是要对民有经济进行产权保护

为了更好地促进民有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政府应努力从以下三方面推动和扶植民有经济。

首先,在于统一市场。打破垄断,放开市场准入的若干规定,由市场去判明,而不是从所有制角度界定准入的产业界限。“充分发挥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和活跃市场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采取措施,实现公平竞争。依法加强监督和管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政府从市场应该发挥作用的领域撤出,而将力量集中在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上。经过20多年的努力,国有企业退出了许多竞争性行业,但传统的具有网络特征的非竞争性行业,如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等领域刚刚开放市场,除了铁路部门以外,垄断行业成为了市场化改革的“边缘地带”,它的高速发展延缓了对“计划经济强大壁垒”的实质性改革。为此,要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打破行政垄断,健全全国统一、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

其次,要科学地明晰产权。产权始终是个“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在产权明晰的问题上,不仅要明晰物质资本产权,而且要明晰劳动力产权。在所有权界定问题上要做到科学和公正,并以此对剩余收益权作出相应地划分,如此,产权明晰才是彻底的。

劳动经济基础篇3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 要素价值论 国民生产总值 第三产业 劳动生产率

 

   一、问题的提出

   为了全面反映第一、二、三产业的总成果和总水平,便于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作经济比较,以及反映产业结构状况及变化趋势,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逐渐放弃了原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采用的与社会总产值指标相联系的物质产品平衡体系,简称mpS核算体系,改用与国民生产总值指标相联系的国民经济账户核算体系,简称Sna核算体系。

   国民生产总值指标和社会总产值指标相比,其主要优点在于:(1)它只计算了最终产品的价值(或各种产品的增加值),而没有计人中间产品的价值,因而在它里面不包含重复计算的部分,而社会总产值指标把中间产品的价值作了重复计算;(2)它不仅计人了物质生产部门的增加值而且计人了所有服务部门的增加值,因而反映了现代产业结构的变化,反映了教育、科学技术、金融等第三产业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由于有这两个优点,国民生产总值被认为比较真实和全面地反映了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总水平和整体实力,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较真实和全面地反映了一个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所以从mpS核算体系向Sna核算体系的转变,是我国经济核算领域的一次重要实践创新和理论突破。但是,在我国Sna核算体系的建立,是否意味着我国经济理论基础发生转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劳动价值论失去了在我国的基础理论地位?是否要用西方经济学的多元价值论或要素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的指导地位,重建价值理论体系?Sna核算体系能否在劳动价值论的范围内得到释解?这些问题在理论界产生了不同看法和争论。本文提出一些粗浅看法,以求批评指正。

   二、对几种代表性观点的述评

   本文首先对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作一简单述评:

   有一种观点认为,劳动价值论是被实践证明的科学真理,Sna核算体系和劳动价值论是对立的,没有必要为Sna提供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基于Sna核算体系对劳动价值论所作的拓展是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有作者说:“在我们看来,为了进行国际比较,采用Sna进行国民经济的统计核算是必要的,但是,正如吴易风同志所指出的,‘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给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提供劳动价值论基础。’钱(伯海)先生说吴易风同志把话‘讲绝了,一点回旋余地也没有’,看来,钱先生也好,(钱先生的)20位博士生也好,都是在为找到‘一点儿回旋余地’而努力。但是,因为Sna的理论基础和劳动价值论是根本对立的,要想为Sna建立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就像马克思说的,是‘企图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还必需指出的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经过一百多年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其本身也早已成为一个客观存在,不是想怎样‘解释’就可以怎样‘解释’,想怎样‘改造’就可以怎样‘改造’的。” 

   上述观点是作者在批评钱伯海教授的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时提出的。持这种观点的人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了封闭的理论体系,阻塞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通道,削弱了劳动价值论在发展了的社会现实面前的说服力,正好为劳动价值论的否定者提供了口实。晏智杰教授就说:“如果Sna制度的理论基础不是劳动价值论,而劳动价值论又真如上述作者所言,那么Sna这种制度本身也必定不会是正确的了;既然不正确,当然就应予以否定或取消,并恢复原先的基于劳动价值论的mpS制度,或者,除了‘进行国际比较’以外,不能容许将Sna用于其它方面,等等。但是这样一来还有一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如果这种核算制度的理论基础是不科学的,那么基于这种理论基础所进行的‘国际比较’还能是可靠可信的吗?结论当然也应当是否定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劳动价值论与Sna核算体系是不相容的,说明在新的社会现实面前劳动价值论已经失去了令人信服的解说力,应该用西方经济学的多元要素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重塑经济学的价值论基础。晏智杰教授认为,从mpS到Sna核算体系的转变,表明我国已经从传统的一元劳动价值论转向同它对立的多元要素价值论,这“无疑于一场思想革命”。Sna制度就是多元要素价值论的体现和运用,“要求现代Sna制度体现劳动价值论的要求,哪怕是扩大的或发展的劳动价值论的要求,不能说决不可能,至少是很不现实的。

   其实,Sna核算体系与mpS核算体系相比,只是拓宽了生产性劳动的范围,把第三产业服务行业也纳人生产性劳动的范围,成为价值创造的源泉,这里只是涉及生产性劳动范围大小的问题,并不能由此导出多元要素价值论,第三产业是否创造价值和资本、土地、自然力等能否创造价值不是一回事。晏智杰教授为了肯定他的多元要素价值论,硬要把Sna核算体系与要素价值论结合在一起,把mpS核算体系与劳动价值论结合在一起,认为即使扩展生产性劳动的范围,也无益于弥补劳动价值论的缺陷和不足,以至得出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结论。但是遗憾的是晏智杰教授在他的文章中也并没有拿出多少令人信服的论据,来说明Sna制度与要素价值论一定就是相容的,Sna制度的合理性并非一定就能说明要素价值论是正确的。

劳动经济基础篇4

关键词: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理论意义;实践意义

一、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理论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明确的目的。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己取得统治地位,工业革命在英国已经基本完成,手工劳动已被机器大生产所代替,并建立了真正的机器制造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从而使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发展起来,在短时间内创造了比以往高的多的社会财富。但同时,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也充分暴露出来,突出表现在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上。因此,怎样解决发展与危机、繁荣与贫困等社会矛盾,如何解释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分配,就成了当时人们无法回避和急需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而要解释这一现实问题,必然要涉及到劳动价值学说这一基础性理论问题。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古典经济学派曾经从理论上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研究,说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如何使财富增长以及财富生产和分配的规律,并力图证明资本主义生产优越于封建主义生产,从而提出劳动是创造财富和价值的源泉这一重要命题。但是,由于他们受自身条件的限制,决定了他们最终不可能如实地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实质,他们的劳动价值论及其相关论点无法解决当时社会面临的一系列现实问题,从而也就出现了所谓的”李嘉图难题”,即认为如果承认劳动决定价值,商品按价值交换,就无法说明剩余价值的来源;如果承认剩余价值的存在,就必须放弃劳动价值论。这一难题实际上就是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两者能否同存的问题。因此,如果要揭开这一难题,就必须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来说明剩余价值的产生问题。〔1〕

为了划清劳动与剥削的界限,为了揭露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实质,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为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提供理论依据,马克思从维护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并实现了研究问题方法上的革命,把价值归结为与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确立为自己研究的对象,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深入研究,敏锐的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既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带来了新的文明,同时也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带来了贫富的两极分化。然而,要揭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回答剩余价值的源泉,就必须要完善和发展劳动价值学说。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马克思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继承古典学派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解决了李嘉图学派破产的一个难题,科学的阐明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实质及其基本矛盾。

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以前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曾有过一些成就,其代表人物提出过劳动价值论,但是,由于他们阶级的历史的和研究问题方法上的局限性,决定了他们的劳动价值论必然存在一些非科学的成分。他们不懂得是什么劳动创造价值;他们把价值与交换价值混为一谈;他们孤立的看待使用价值和价值;他们只注重研究价值的量,而没有研究价值的质,没有研究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搞不清楚商品的价值量大小为什么要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他们只看到商品的自然属性,而看不到商品的社会属性;他们把价值当作商品的自然属性;把商品、价值、价值形式视为永恒的范畴。因此,也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永恒的制度,这就决定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科学上不可能有全面系统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相反,马克思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在批判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劳动二重性来说明商品的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只是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只有抽象劳动才形成商品价值,”第一个彻底研究了劳动所具有的创造价值的特性”〔2〕,并把价值归结为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然后又分析了商品价值量的确定和价值形式的发展,从而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正是在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上,马克思才得以解决前人未曾解决的阶级剥削问题,以及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进一步阐明了剩余价值理论,并创立了工资理论,资本积累理论以及利润、利息和地租等一系列新的经济范畴,揭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使政治经济学发生了划时代的革命变革。可见,马克思通过分析商品而阐明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全部政治经济学说的理论基础。

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核心思想是劳动创造价值,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决定价值分配的是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由于生产资料被资本家所占有,劳动者失去了生产资料成为仅是拥有自己劳动力的所有者,劳动者为生活所迫,只能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由资本家将生产的三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组织起来进行生产。生产出来的新产品,补偿劳动力再生产的部分分配给劳动者,其余部分归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所有。从生产财富的人类活动看,生产出来的新产品是劳动者劳动的凝结,是一个价值量。在这个凝结的劳动量即价值量中,劳动者由于是劳动力的所有者,分到了等于劳动力价值的一部分,而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由于占有生产资料,便可占有劳动者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即剩余价值。

资本家通过占有生产资料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剥削雇佣工人。”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这就是马克思在科学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实质及其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规律。

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成了商品,劳动力商品和普通商品一样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二重性。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从质上看,是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须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量上看,等于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价值量。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的价值会不断下降,剩余价值率会不断提高,其结果会造成在整个国民收入中,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的分配比例不断下降,因而,在社会生产水平提高的同时,社会有效需求相对减少。这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之一,它表现为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实质上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这就是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各方面矛盾的发展和激化,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取代。

马克思在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上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实质,经济运行规律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结论,从而成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武器。

四、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创立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是关于一般商品经济范畴的理论。在商品经济中,劳动表现为价值,价值规律是调节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基本规律。当今世界还是商品经济占统治地位的世界,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将融入市场体系之中。无论是一国之内的经济活动,还是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活动,都要遵循商品交换原则,都要比较价值量的大小。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物质技术条件和社会制度的制约,还要以劳动价值作为财富多寡的尺度,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的规律,仍然在客观上起着支配作用。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也是适用的。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依然是借助价值形式来实现的,各生产部门的联系或比例关系,包括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部门之间,归根到底是价值的比例关系,是与一定的技术水平构成相适应的价值量(社会劳动量)的平衡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价值规律不仅调节着生产和流通,而且也调节着人与人之间,国家、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价值范畴依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基本范畴,价值规律依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之一。因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今天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具有指导意义。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要有新的发展。对此,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现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时所面对和研究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3〕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公有制占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方面,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所有这些都使得价值范畴的表现形式与价值规律作用的形式有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因此,我们应当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得到发展,例如,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形成价值的生产劳动的内涵和外延、价值转化形式的本质与表现形式、价值对市场价格的决定方式与作用形式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参考文献:

[1]、周振华《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论》〔m〕,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劳动经济基础篇5

一、目前中国大陆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属性问题,是由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决定的

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类社会一切经济、政治、文化现象的发生、发展与变更,都可以在该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找到其终极的动因,得到科学的解释。目前中国大陆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属性问题,从根本上讲,也是由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决定的。

从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中我们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不是青一色的。事实上,目前我国社会的生产关系不再是单一的公有制,而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众所周知,一定社会形态的性质是由一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的,也就是说,是由一定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其性质同样是由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的。所谓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公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性质的原理告诉我们,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其生产关系不可能是纯而又纯的。当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尚未诞生的时候,新的生产关系,只能孕育在旧的生产方式之中;当着新的生产方式诞生之后,残存的旧的生产关系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被消灭,还会在新的生产方式之中保留相当长的时间,因为这种残存的旧的生产关系的存在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可能还是必要的(不仅对于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的社会来说是如此,而且即使对于代替私有制的公有制的社会来说也是如此);当着新的生产关系成熟、发展以至鼎盛时期,固然旧的残存的生产关系可能不再存在(其实也不尽然),然而更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会孕育其中;至于当这种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处于衰落的时候,它本身不仅无纯而又纯可言,而且对于更新的生产方式来说早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了。由此可见,同任何事物一样,任何社会形态纯是相对的,不纯是绝对的,决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关系在该社会中不会是青一色的。否则就没有必要在界定社会形态性质时使用“占统治地位”这一概念。因此,我们不能用纯而又纯的眼光看待任何社会,其中也包括社会主义社会。[2](p9)

从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中我们还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不是自发发展的。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就经济基础自身而言,其内部诸经济成分之间不可能孤立发展,而是相互依存和影响的。固然经济基础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成分对未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成分具有主导和制约的作用,但这并不表明这种作用就是单向的,更不表明经济基础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成分越单一越好。同样,未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成分要受占统治地位经济成分的制约,但这并不表明未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成分就是无关紧要的。事实上,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成分对未占统治地位经济成分的主导和制约作用,就是表明未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成分要反映社会经济的本质,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增强经济全局的活力。这正是未占统治地位经济成分的作用之所在。另一方面就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而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也是相互依存和影响的。固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这种决定作用表现在上层建筑的性质取决于占统治地位经济基础的性质,上层建筑的发展和变革要与经济基础的要求相适应,但并不表明这种作用就是单向的,更不表明经济基础的发展可以脱离上层建筑的影响而随心所欲地进行。同样,上层建筑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但这种适应并不表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就是无能为力的。事实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就是表明上层建筑要体现经济基础的性质,反映经济基础的要求,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这正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能动作用的体现。说明任何社会形态,其中也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其经济基础,如果离开上层建筑对其所起的代表、维护、规范和促进作用,同样是难以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由此可见,我们不能用静止和孤立的眼光去看待经济基础中诸经济成分的发展。

从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中所反映出来的这些问题,对于科学回答目前中国大陆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属性问题,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既然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不是青一色的,那就表明目前中国大陆私营企业的存在不是人为的,而是具有客观必然性的。否则,为什么在确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后已经消灭了的私营企业,在事隔20多年后的改革开放时期又出现了呢?同时,它还表明目前中国大陆的私营企业并非是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己力量,而是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形式,出现于全国经济领域里的。尽管私营企业作为以往社会的经济组织形式,是该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基础,为社会主义社会沿袭后在经济上也“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3](p304)并非是社会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基础。但是目前中国大陆的私营企业,是在以往社会经济组织形式的“旧瓶”中,装上了社会主义经济内容的“新酒”。它的存在不是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的,而是为发展社会主义服务的。因此,不是要按照它以前的面目来改造社会主义经济,而是要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来改造它。可见,目前中国大陆的私营企业不论其经营者主观意愿如何,但是从本质上讲,它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

既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不是自发发展的,那就表明经济基础中的诸经济成分的发展都是要受到制约的。因此,目前中国大陆私营企业的发展并不是放任自流的,而是具有规范性的。否则,为什么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这样讲道:“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4](p372)这就是说“三资”企业在发展中是要受到公有制经济制约的,是要受到国家上层建筑规范的,这是我们的优势之所在。“三资”企业尚且如此,那么,目前中国大陆的私营企业就更不言而喻了。正是因为这种制约与规范,才保证了私营企业沿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这正是为什么作为以往社会占统治地位经济基础的私营企业在目前中国大陆能够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组成部分的根本依据。的确,目前中国大陆的私营企业在发展中存在着不少问题,尤其是反映在劳动关系上的问题十分突出,以至在社会中造成不良影响。尽管如此,但这仍然不能作为否认目前中国大陆私营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组成部分这一社会属性问题的理由。因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关键还在于国家自身的管理要跟上,通过完善法制,规范企业行为;通过依法行政,管理企业经营。如果管理跟不上,那么,不仅是私营企业的经营会违规,而且国有公有制企业的发展也会越轨。

总之,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决定着目前中国大陆私营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从而为确立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属性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目前中国大陆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属性问题,是由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及其价值变化的规律决定的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马克思以此为枢纽,分析了被物品外壳掩盖着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阐明了价值形成及其发展的过程,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构建了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体系。从而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包括劳动价值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

现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时面对和研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这种不同,首先表现在社会劳动关系的基础发生了根本变化。随着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便在中国大陆建立起来。从此,剥削制度在中国大陆不复存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也随之消灭。这一深刻变化,使我国社会劳动关系的基础也随之发生根本变化。它表明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大陆,经济不再是在剥削阶级与劳动阶级对立中运行的,而是在整个劳动阶级、阶层中运行的。

我国大陆社会劳动关系基础的这一根本变化,给社会劳动关系带来了新变化。这种新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社会劳动者经济地位的根本变化。在以往社会中劳动者是从属于资本所有者的,他们之间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今天,中国大陆的劳动者是国家的主人,人们之间是平等合作的关系。这种关系,标志着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的经济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

二是社会劳动外延的根本变化。在以往社会中只把从事物质生产的人们作为劳动者。本来,马克思当年就认为资本所有者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具有管理的职能。但是因为当时资本所有者的管理职能是作为获得工人剩余价值的权力存在的,因此,他们未被列入劳动者的范畴。但是,马克思认为,“如果协作,例如在乐队中,需要有一个指挥,那么,指挥劳动的职能在资本的条件下所采取的形式与它在相反的场合,例如在联合体中所采取的形式是完全不同的,在联合体中,这种指挥劳动的职能是作为一种同其他职能并列的特殊的劳动职能”。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经营管理者指挥劳动的职能也属于劳动职能。因为他们已经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所有者了,他们指挥劳动的职能“不是作为这样一种权力:这种权力把工人自己的统一实现为他们异己的统一,而把对他们劳动的剥削实现为异己的权力对他们进行的剥削。”[5](p558)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经营管理者指挥劳动的职能,不再具有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所有者指挥劳动职能作为获得工人剩余价值权力的那种属性了。因此,作为社会化大生产不可缺少的经营管理者也属于劳动者的范畴。

三是劳动者与资产关系的根本变化。以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以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为前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者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因此,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谋生。正是这种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使得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对立之中。而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复存在,社会生产不再是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条件下进行的,而是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条件下进行的。这种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在不同经济成分中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中呈现的是间接结合的特征;在劳动者行使个体经营、创办企业、储蓄、购买国债、股票等各种投资方式中呈现的是直接结合的特征;在私营经济中则呈现的是合作结合的特征。这种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生产方式与社会主义建设目的的价值取向,决定着劳动者个人的财产是逐渐增加的。于是劳动者由无产劳动者向资产劳动者转变,便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关系的这些根本变化,给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增添了全新的内容。从研究目前中国大陆私营企业主社会属性问题的角度来讲,这种新内容集中表现为以往资本主义性质的剩余价值不复存在。众所周知,剩余劳动,是新增价值的源泉,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人类社会脱离动物野蛮阶段以后的一切发展,都是从家庭劳动创造的产品除了维持自身生活的需要尚有剩余的时候开始的,都是从一部分劳动可以不再用于单纯消费资料的生产,而是用于生产资料的生产的时候开始的。劳动产品超出维持劳动的费用而形成的剩余,以及社会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从这种剩余中的形成积累,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切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继续发展的基础。”问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基金都是一个特权阶级的财产,而政治上的统治权和精神上的指导权也和这种财产一起落到这个特权阶级的手里。”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剩余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被资产阶级无偿地占有了,并得到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维系。这就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剩余价值的内涵之所在。但是,恩格斯讲,“即将到来的社会变革将把这种社会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即全部原料、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从特权阶级的支配中夺过来,并且把它们转变给全社会作为公共财产,这样才真正把它们变成社会的基金。”[5](p562)这就是说,社会主义革命不是要消灭剩余劳动及其价值,而是要改变这种劳动及其价值被资产阶级无偿占有的状况,使之真正成为社会的公共财产。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后,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消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不复存在,因此,剩余劳动及其价值便不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剩余价值的属性,而以社会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等形式成为社会的公共财产。

从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及其价值变化的规律中所反映出来的这些问题,对于科学回答目前中国大陆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属性问题,同样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既然我国大陆社会劳动关系的基础发生了根本变化,那么,私营企业主在创办企业之前,作为社会中的一员,无疑是属于整个劳动阶级、阶层中的成员。他们投资创办企业,体现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在企业经营中,他们与工人之间是平等合作的关系,不再是阶级对立的关系。因此,他们已经不再具有获取工人剩余价值权力的那种属性了。所以,他们指挥劳动的职能,即经营管理,属于劳动的职能。这就是说,目前中国大陆的私营企业主属于劳动者的范畴,是名符其实的资产劳动者。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社会各阶层中处于同等的地位,享受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同等权利,应该受到社会的充分尊重。

既然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论发生了根本变化,目前中国大陆的剩余劳动及其价值不再具有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属性,那么,私营企业主也就不存在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问题。当然,应该承认,私营企业主创办企业是存在非劳动所得的。但这种非劳动所得不同于以往社会,具体来讲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收入的结构不同。目前中国大陆私营企业主的经营管理属于劳动,其收入属于劳动所得;私营企业主的投资分红、经营管理的风险收入属于按要素分配所得。这些收入都不属于非劳动所得,应从其中区别开来。二是收入的性质不同。目前中国大陆私营企业主的非劳动所得不是以其特权阶级的身份获取的,而是依据党和国家的富民政策获取的。这与其他工薪阶层从事储蓄、国债、股票等投资活动所取得的收入属于同一范畴,都是合法收入。三是收入的归属不同。从整体来说,目前中国大陆私营企业主的非劳动所得,并非主要进入其个人的消费领域。更确切地讲,进入私营企业主生活消费领域的收入与其经营管理的劳动收入是相当的,不属于非劳动所得归属的范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根据第三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资料分析研究的结果表明,私营企业主及其家庭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是他们自己的劳动所得。[6](p231)于是,非劳动所得便构成扩资性、保障性、管理性、发展性以及公益性的来源。据北京市社科院社会学所2000年对191户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的结果表明,这些私营企业主1999年平均投入生产的资金占纯利润的65.4%。[7](p18)这表明,这些归属最终也“会直接或间接地用来为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利益。”[3](p303)这正是社会主义社会对剩余劳动及其价值归属的要求。可见,目前中国大陆私营企业主的非劳动所得不属于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

总之,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及其价值变化的规律,决定着目前中国大陆私营企业主也是劳动者。从而为确立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属性问题提供了现实依据。

三、目前中国大陆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属性问题,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私营企业发展的规律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自然历史的过程的论断表明,任何社会的经济形态及其具体形式,如同自然界一样,都是具有不依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运动规律的发展过程。它“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8](p101)目前中国大陆私营企业的出现及其发展便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之后,私营企业作为未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成份,在我国仍然具有存在的客观必然性。早在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的当年,针对“地下工厂”、“地下商店”的出现,同志在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中就明确指出,地下工厂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9](p433)遗憾的是,由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分析估计上的失误,致使国内阶级斗争不断升级,最终酿成“”。在这种情况下,私营企业不但未能得到发展,而且一直被当作社会主义的对立物严加防范,以至从反右斗争后的20年间,私营企业在我国大陆不复存在。

改革开放后,随着城乡个体经济的发展,私营企业便在中国大陆开始萌生。1987年后,私营企业便取得合法地位。到1997年又被提升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这一切使得中国大陆的私营企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为目前中国大陆经济发展中的一支生力军。

目前中国大陆私营企业就其发展的过程而言,表现出三大特点:一是应运而生。私营企业的出现是改革开放初期拨乱反正、调整政策的必然产物。由于“”内乱的影响,中国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农村贫困、城镇待业,成为当时突出而紧迫的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要在原有的所有制结构的框架内是难以解决的。就就业来说,要解决当时遗留下来的沉重的就业负担,仅靠国家投资是不现实的。而集体、个体经济则具有广阔的前景。通过这些渠道安排就业,国家不仅不花投资,而且还可以增加税收。同时,当时全国商业网点少,服务设施差,给居民生活带来诸多不便,需要加以解决。于是,国家便在坚持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同时,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和扶持集体经济,适当发展个体经济,从而出现了多种经济形式全面增长的形势。“六五”期间,便安排待业人员3500多万人,[10](p1870)使长期遗留下来的就业问题得以解决。就在发挥国家、集体、个人多方面的积极性解决就业问题的过程中,人们的思想不断解放,观念不断更新,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勇于改革创新的精神不断增强。于是,传统的所有制结构开始突破,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结构格局开始形成。从而奠定了个体经济的合法地位,推动着所有制结构以及整个经济管理体制向着更深层次的改革。这一切从观念上、制度上为私营企业的诞生创造了条件。随着城市经济的恢复和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我国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人民群众的收入不断增加,生活得以改善,社会需求随之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从资金、劳力与市场等方面为私营企业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于是,私营企业在个体经济、集体经济之中得以萌生和发展。

二是合作而为。私营企业的创办是改革开放中寻求发展、摆脱贫困、创造富裕的劳动群众相互合作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大陆的私营企业主主要是以农民为最多,而在90年代之后的业主中,工人、干部的比重便迅速增加。他们最初投资的来源主要靠借贷。此间,私营企业主身份的构成发生了显著变化,这就是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上升。最初受雇于私营企业的劳动者也主要是年轻的农民。他们文化不高,缺乏技能,在农村资源缺乏、劳力过剩、脱贫困难的情况下,想通过打工来增加收入,摆脱困境。随着改革的深入,部分下岗的国有企业的员工受雇于私营企业的日益增加。正是在出资者与出劳者双向选择的过程中中国大陆私营企业出现了。这说明中国大陆私营企业的出现,既没有西方资本主义私营企业发展初期的那种“羊吃人”的血雨腥风,也没有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私营企业发展初期那种以殖民主义入侵为动力的刀光剑影。它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为适应生产力迅速发展的要求,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合作结合的产物。这表明,目前中国大陆私营企业的劳资关系,尽管沿袭着以往社会的形式,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具有本质上的不同于以往社会的新的内容。

三是乘势而上。私营企业的发展是由我国诸经济成分相互关系的内在要求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私营企业发展的过程深刻说明,越是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候,就越是私营企业迅速发展的时候。尤其是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这一点就体现得更明显。随着党的十五大对公有制主体地位科学内涵的深化,在明确公有制主体地位内涵、方式和实现形式的同时,科学界定了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职能,克服了以往在公有制主体地位认识上的形而上学观念,为国有经济的改革和战略调整指明了方向。同时也明确了非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职能,使包括私营企业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名符其实地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并使之成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第一位的指导方针。这就为包括私营企业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就私营企业而言,国有经济深化改革,需要私营企业为其下岗分流提供就业支持;国有经济战略调整,也需要私营企业为其填补“真空”;提高国有经济控制力,实施西部开发战略,以及应对入世实施“走出去”战略等,都离不开私营企业的支持和参与。总之,这一切为目前中国大陆私营企业的发展,深化了定位,拓展了功能,开阔了空间,提供了机遇。中国大陆私营企业的发展正是在这一系列的背景下乘势而上的。它表明,目前中国大陆的私营企业与公有制经济同是社会主义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共促发展的。发展私营企业决不是党和政府的权宜之计,而是由社会主义经济内在要求决定的长远之策,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之必需。从这个意义上讲,的确“私营部门的出现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最重要的结果。”[11](p9)

从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私营企业发展的规律中所反映出来的这些问题,对于科学回答目前中国大陆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属性问题,更是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既然目前中国大陆私营企业的出现是在改革开放中应运而生、乘势而上的,那就表明,私营企业的发展并没有对社会主义经济构成威胁。相反,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不可缺少的发展形式,它为社会主义经济增添了活力。这些年来我国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国家的综合国力迅速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提升。在这方面私营企业功不可没。难道不正是因为包括私营企业在内的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还不适应国有经济深化改革和战略调整的需要,而影响我国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吗?私营企业的这种应运而生和乘势而上,体现了私营企业对国有经济的适应性、依附性和互补性,这既是决定私营企业社会主义经济属性的内在依据,也是决定私营企业劳动关系的经济基础。既然目前中国大陆私营企业的创办是在改革开放中寻求发展、摆脱贫困、创造富裕的劳动群众合作而为的,那就表明,私营企业的发展并没有在社会造成尖锐的阶级对立,相反,作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动者平等合作的形式,它为人民群众告别贫困、迈进小康、谋求富裕提供了有效的途径。这些年来我国贫困落后的面貌迅速改变,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状况迅速改善,整个社会安定团结。在这方面私营企业同样功不可没。由此可见,平等合作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目前中国大陆私营企业劳动关系的政治和经济基础。这就是目前中国大陆私营企业劳动关系从本质上不会形成阶级对立的依据。

总之,社会主义社会私营企业发展的规律,决定着目前中国大陆私营企业的劳动关系是同志式的平等合作关系。从而为确立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属性问题提供了实践依据。

综上所述,从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社会劳动及其价值变化规律以及私营企业发展规律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社会主义社会,私营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形式,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私营企业主不再是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剥削者,而是从事经营管理的劳动者;私营企业的存在和发展不会形成劳动关系上的阶级对立。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认为目前中国大陆的私营企业主,应该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参考文献】

[1].论“三个代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2]刘开美.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J].宜昌社会科学,1998,(1)。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马列著作选读:政治经济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6]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7]戴建中.中国私营企业主研究[J].新华文摘,2001,(6)。

劳动经济基础篇6

关键词: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构建

马克思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在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和运动规律。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所包含的各种原则在新时期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仍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但又是不断发展的。本文基于我国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背景,分析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和谐社会条件下的新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途径,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促进和谐社会的全面构建,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和现实指导。

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主要内容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关于劳动创造商品价值及商品生产、交换遵循价值规律的理论。其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生产商品的同一劳动划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而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是生产商品劳动的两种形态,是同一劳动的两个不同方面,不是生产商品的两次劳动。第二,抽象劳动内在的属性是生产商品过程中人类脑力或体力的支出(人类的一般劳动),其外在的属性则是生产商品创造价值的劳动,其抽象劳动创造的价值则是商品经济社会特有的经济特征。正如马克思所述:在一切社会状态下,劳动产品都是使用物品,但只是历史上一定的发展时代,也就是生产一个使用物品耗费的劳动表现为该物的“对象的”属性,即它的价值的时代,才使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第三,抽象劳动内化为商品的价值,外化为商品的交换价值。恰如马克思所述:“我们实际上也是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这种体现着商品生产者之间平等交换劳动的社会关系正是以抽象劳动为内核。

二、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与表现形式

(1)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文明,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基础和首要任务。在维护人类自身发展的同时,又维护自然的平衡,确保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协调发展。

(2)人与人的和谐。社会的和谐有赖于人的和谐,即社会发展是以人为主体的,人的发展是以个体为本位的,促进个体的人的和谐成长与发展是社会的主要工作和责任,社会关爱个人,集体承认个人、尊重个人、给个人以充分自由的发展空间,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

(3)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社会应该和谐发展,即个人自由与社会认同相适应;个人的利益与需要的满足和整个社会的利益和需要的现实相适应,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与社会不断进步相适应,人的能力发挥与社会公平公正相适应。

(4)人、社会与自然的和谐。人、社会文明与生态文明和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就是重塑人、社会与自然这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最终创造出一个可持续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5)以人为本的政治和谐。政治和谐是指构成政治系统的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和谐关系。包括党与党之间的和谐关系,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和谐关系,执政党内部中央与地方的和谐关系;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的和谐关系;领导干部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和谐关系;军队与地方的和谐关系;民族与民族的和谐关系;我国社会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和谐关系等。

(6)以人为本的经济和谐。经济和谐是整个社会和谐的基础,没有经济和谐就没有经济效率,整个社会的运转就失去了必要的物质支撑。

三、和谐社会对劳动价值论的继承与发展

1.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指以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内含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首先,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所包含的价值决定和价值“转形”的辩证统一思想,要求我国现实经济中在个人收入分配上贯彻两个原则,即坚持和贯彻按照社会主体即劳动者的权益进行分配的原则和按照客体即资本要素的贡献进行分配的原则,并且是前者制约后者。其次,劳动价值论是宣扬“以人为本”的理论。因此,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构建和谐社会体现在我国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上,就要求改变一些地方单纯追求增长率的指导思想,而形成以“富民”为根本特征的新型战略指导思想。

2.坚持发展和辩证地运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社会主义必须发展市场经济,并实行多要素参加收入分配的制度,这的确是马克思没有想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包括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私营经济的积极性,承认和保护资本等非活劳动要素的合法收入。我们要坚持发展和辩证地运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3.维护劳动力价值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任务

在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条件下,运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维护劳动力价值,就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任务,具体而言,表现为如下方面:

一是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必须从包括劳动(劳资)关系在内的生产关系内部而不是外部去寻求答案。二是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建立保障机制的过程中,要保证劳资关系的正常发展,使公平、公正最大限度地得以实现。三是要维护和实现收入分配权利的公平正义,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四、结束语

马克思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在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和运动规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同样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劳动价值论也包括基本内容和展开内容,也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系统。但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构建社会和谐社会的条件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也应当“与时俱进”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3]陈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J]实事求是,2004,(6)

劳动经济基础篇7

关键词:转轨;财富伦理;矛盾

一、中国转型经济的财富使用理论

目前我国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区别,是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之间的区别,对中国转型经济财富使用问题的研究,只能依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是一种与现代中国转型经济无关的理论。这是不对的。其实,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支柱的边际效用论、一般均衡论等理论一样,同产生于19世纪后期。这个时期,劳资矛盾和供需矛盾都很突出。工人阶级已经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斗争的舞台,马克思采取先研究劳资矛盾后研究供需矛盾的方法,继承发展了前人的劳动价值论,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深刻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财富使用关系实质,继续研究了经济转型发展问题,表明了社会生产力运动规律和劳动者在财富形成中的决定作用。

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同,另一些经济学家,如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斯和马歇尔等,不再主要关注经济转型发展问题,而是用一种将劳动者拟物化的方法,着力研究如何克服当时的供需矛盾问题,把实现资源的静态最优配置当成了经济研究的主题,提出了边际效用论、一般均衡论、局部均衡论等有关将价值和价格相等同的理论。这些理论关注的中心不是人与人之间的财富使用关系和经济发展问题,而是供需矛盾和静态资源最优配置问题。为此,它们撇开劳资之间的财产差异和矛盾,撇开人们除市场交易关系以外的社会关系和偏好差异,在人人平等、公平竞争的假设下,着重论述了价格是如何波动的,及价格波动是如何引导资源实现最优配置的。

因此,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区别,不是古典和现代的区别,而是研究起点和研究角度的区别。西方主流经济学先撇开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和矛盾,集中论述价格的短期波动和资源的静态最优配置,然后再逐步把现实世界里的不完全竞争的种种问题加进来研究。马克思采取先撇开竞争和供需矛盾,集中论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和矛盾,揭示这些差异和矛盾所导致的财富使用及经济转型发展,然后再把现实世界里存在的竞争和供需矛盾加进来研究,也是一种有用的研究起点和理论体系。而且,因为本章要研究的恰恰就是转型经济中的财富使用问题,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才是我们更重要的理论基础。

1.劳动价值论和按劳分配

马克思的财富分配理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的。一些中外经济学家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讲的是价格的短期波动或财富的具体分配形式问题,由于现实生活中的价格可以不等于劳动价值论所定义的价值,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分配形式不等于从劳动价值论可以推论出的按劳分配,所以它是片面的、多余的、无用的。其实,这种对劳动价值论的批评,99%是离题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不是用来描述价格的短期波动和财富非具体形成的,它是一种隐蔽在价格波动和财富分配形式后的理解社会经济关系,特别是财富分配关系的钥匙。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有其特殊的价值定义。马克思把价值定义为社会关系的一种表现,一般抽象劳动的凝结。这样的一种定义是不是有道理呢?其实是很有道理的。从马克思的分析里可以看出,一个人对生产的贡献,真正他自己切身的花费就是劳动的花费。人们在市场中的交换,本质上是一种劳动的交换。交换关系里确实也有物,但是物的贡献、物的交换和人的贡献已经不是一码事情了。马克思为什么提出劳动价值论?就是为了把物的作用撇开,纯粹地考虑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以推论出一种如何分配才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生产力发展的分配原则――按劳分配,即在劳动者之间,谁的劳动对社会的贡献比较大,他得到的劳动成果就应该比较多。按照这种按劳分配理论,劳动者的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最重要源泉,但在资本主义早期,因为很多劳动者没有创造财富必须同时具有的物质生产要素,很难从事创造财富的劳动,所以创造财富的生产力受到了束缚;同时,因为很多劳动者的社会地位低,给别人工作的时候丧失了过多的对自己劳动创造的财富的支配权,束缚了创造财富的生产力的发展。

2.按劳分配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

中国的转型经济是一种市场经济,那么,按劳分配能不能与市场经济兼容呢?如果把按劳分配理解为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财富分配的一种具体形式,那么这种具体形式确实无法与中国转型市场经济兼容。因为马克思设想的那种按劳分配具体形式,是以完全的公有制和商品经济已经消亡为前提的。马克思设想的那种按劳分配的具体形式,是建立在他所设想的历史条件下的,既然中国转型经济的历史条件和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不同,中国当然不能实行那种具体的按劳分配形式。

但是,按劳分配除了在未来可能成为一种具体的分配形式以外,还可以是一种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财富分配原则,或论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进行财富分配才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生产力的发展的基础理论和分析工具。它作为一种基础理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种转型经济的解释力,可以远远大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各种财富分配理论。

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与生产要素价值论相联系的财富分配论,转型市场经济中只能存在市场交换一种协调机制,在这种相当于早期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经济的纯市场经济当中,只要工人的边际生产力比机器或土地的边际生产力小,他就只能分到较少的产品;物质生产要素所有者不必干活,却可以按照物质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自得产品。而且,只要他的土地或机器等物质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比工人的边际生产力高,他虽然不干活却可以比工人多占财富。这种说法是不符合我国和世界各国现代市场经济实际的。

与按照上述理论的推论结果相反,运用马克思的与劳动价值论相联系的按劳分配财富分配理论,却可以论证出符合我国和世界各国现代转型市场经济实际的让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合理性。在转型市场经济中需要有政府干预,这种现代市场经济在以市场交换作为基础性的协调机制的同时,还存在着国家立法机制、社会保障机制、税收补贴机制、劳资集体谈判机制、利润分享机制等其他协调机制的补充。物质生产要素所有者必须劳动才能得到更多的收入。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转型经济的发展,只能走一条不断解放劳动和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劳动积累的发展道路。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的泰勒的科学管理时代,人只是作为生产线上的一个部件,只要严格按照既定的生产模式和工作标准,就能实现企业的经营目的并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样在资本稀缺的20世纪60年代以前,资本的获取是企业和各国追逐的目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各国已经开始重视人的创造性,但资本仍然是各国在经济竞争中能否获胜的主导因素。而到了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全

球化的今天,劳动者素质和劳动的解放、保护状况已经成为新时期最重要的标志,成为世界公认的经济资源中最宝贵、最核心和最需要开发的部分。从强调物质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转向重视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经济学领域划时代的进步,也是世界经济生产力要素重新布局的结果。在马克思与劳动价值论相联系的按劳分配财富分配论的基础上,创立适合中国转型经济实际和需要的收入分配基础理论,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经济学现代趋势,适应中国发展要求,实为一项具有重要实践价值的工作。

3.在按劳分配为主的基础上兼顾效率与公平

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创立强国富民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经济转型以来,结合当代和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贯彻这一伟大创新需要在财富分配问题上,根据我国转型经济的实际,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确立按劳分配为主和非劳动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兼顾效率与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次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财富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财富,正确协调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财富分配关系,推进中国转型经济进一步地发展和完善。

所谓再次分配注重公平,就是要用其他机制弥补市场的缺陷和失灵。市场交换机制可以单独具有高效率的假设前提是,社会上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人们的偏好、特长、财产、权力、社会关系都是相同的。然而,在现实社会里,这样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因此,要使经济具有较高的效率,再次分配必须注重公平,不能实行自由放任的原始资本主义。

这种分配制度中所依据的生产要素贡献,主要指劳动者的生产劳动贡献、物质生产要素和各种素质要素所有者运用这些要素为社会服务的贡献,和物质生产要素和各种素质要素所有者为取得这些要素花费的劳动贡献。由于在这些生产要素贡献中,最根本最主要依据的是劳动贡献,所以中国必须在让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同时,不断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样才能处理好财富分配关系,兼顾效率与公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集中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最终实现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转型奋斗目标。

二、财富使用的分配变迁

劳动经济基础篇8

人类是伴随劳动而产生的。恩格斯曾经说过:“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08页)。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也是随着劳动能力的不断提高和劳动过程的日益丰富,逐步深化而实现的。正由于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因此,人类十分重视对劳动问题的研究。来目社会的,自然的;主观的,客观的;以及物质的,精神的等各类问题始终伴随着劳动活动的全过程。尤其是社会化的机器大生产产生以后,劳动过程和劳动关系日趋复杂,对劳动问题的研究也迅速发展起来。对劳动问题的研究,最初是从经济学角度加以研究的,以后又扩展到从管理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角度研究劳动间题,并从各自的学科中分离出来,综合而形成劳动科学体系。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劳动科学是以劳动问题为研究对象,以揭示劳动活动规律为任务,以提高劳动者地位、改善劳动条件、激发劳动积极性、提高劳动效率为目的的学科。劳动科学涉及到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管理学、伦理学,以及自然科学和一些边缘科学的有关知识,是一门综合性的劳动应用科学。

劳动科学体系中的各个学科,从不同侧面研究劳动间题。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劳动问题,就形成了劳动经济学。劳动经济学以劳动力和劳动关系为研究对象。由于劳动过程是经济活动的基础,因此,在劳动科学体系中,劳动经济学居于基础性的地位。劳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是劳动科学体系中其他学科的理论基础,劳动科学是首先从劳动经济学的产生而形成的。早在18世纪,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就对劳动问题作了专门的研究,提出了劳动组织理论、维持生存的工资理论;”世纪又提出了市场法则的就业理论、福利国家理论、劳动管理理论,到本世纪初又提出了福利经济学理论、需求不足的就业理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学者也对劳动问题极为重视,马克思甚至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以劳动为研究的主体,应称为“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也可看到对劳动间题所作的一系列精辟论述。如关于劳动过程、工作日、分工与协作、劳动强度、就业、工资、社会保险等问题的论述。这些论述对劳动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劳动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本世纪20年代由美国一些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首先建立起来的。制度学派用工会和雇主组织之间的关系来分析美国的劳动问题,他们把自己的理论体系称为‘’劳动经济学”。40年代,美国芝加哥学派发动了一次“劳动经济学革命”。把劳动力市场充实到劳动经济学中,从而丰富了劳动经济学对劳动问题的研究。60年代后,由于高新技术产业大规模兴起,高质量劳动力供给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人力资本学说也由此应运而生。人力资本理论被说成是“第二次劳动经济革命”。概而论之,以劳动活动中劳动力资源配置、运行及劳动关系发展规律为基础的劳动经济学,主要研究劳动的基本理论;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的供给;劳动力市场;劳动就业和失业;人力资本理论;劳动力流动;劳动报酬;社会保险等劳动问题。因此劳动经济学理论是劳动体制改革,制订劳动政策的理论依据。当然,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劳动问题的,还有劳动报酬学、劳动保障学、就业经济学、工资学、劳动力市场经济中、劳动经济史学等劳动经济学科。

劳动科学研究劳动间题,是以有劳动能力的人为中心展开的。对人自身的研究可一以有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如从人的生理方面研究劳动问题,就形成了劳动生理学。劳动生理学是研究人体在劳动过程中机能活动变化规律的学科。它是生理学的一个分支。劳动一方面是体力的支出,一方面是智力的消耗.这一切都是以劳动者的生理状况为基础的.劳动生理学是劳动保护的理一沦依据。劳动生理学研究人的生理在劳动中的功能反映;劳动的消耗和劳动能力的恢复;劳动力的生理分析;劳动生理现象的技术测定等。劳动生理学的研究目的在于更好地掌握生理活动规律•发挥劳动者的劳动潜能.完善劳动组织,改进生产工具和操纵方法,减少劳动消耗、劳动疲劳和劳动事故,为提高劳动效率提供理论依据,并科学地制订劳动保护措施。劳动作为一种社会生产活动.其本身就包含(反映)了劳动者的心理活动过程。劳动者的心理活动过劳动过程有很大的影响.因此,需要从心理学角度研究劳动者和劳动过程.这就形成了劳动心理学。人是一种社会性生物.在共同劳动中表现出明显的个性差异。

井以不同的性格、能力、兴趣、爱好及独特的思维、想象、情绪、情感等反映其需要、动机和行为。劳动心理学研究人的劳动活动的心理特点,研究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与生产资料、劳动环境以及劳动者相互之间发生联系的过程中出现的心理现象、心理机制和心理活动规律。通过研究,可根据人的心理活动规律,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因人而异、审时度势,进行实效管理。使劳动管理带有明确的目标性和社会价值意义。狭义的劳动心理学包括人机工程学、工效学、工程心理学;广义的劳动心理学还包括职业心理学、人事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组织心理学等。

劳动行为是一种社会行为,劳动过程是社会化的过程。因此,还需要从社会的角度,用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劳动问题,这就形成了劳动社会学。劳动是人与自然的结合过程。劳动社会学认为一方面只有在劳动群体中与他人合作、互助,才能满足自己的社会需要;另一方面人并不天生具备劳动所需的技能。因此劳动管理十分注重知识和实践,关心劳动者的社会化过程.充分体现不同角色的作用和集体智慧对劳动的意义。劳动社会学从劳动社会领域中社会条件及社会因素作用的一般规律及其机制中系统研究劳动者、劳动者行为、劳动关系、劳动组织、劳动制度、劳动的社会变迁等问题。使劳动管理更具有价值观念、系统观念及可控性和有效性,并使劳动管理不仅仅作用于生产领域,而成为社会系统工程的一个重要部分。

任何社会进步都是以道德伦理为基础的。因此劳动者从事劳动活动,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相互发生关系,都需要有一定的道德的规范。这就需要从伦理学角度研究劳动者和劳动间题,由此从伦理学中分离出劳动伦理学。劳动伦理学系统地研究劳动活动中的道德现象,揭示劳动道德的本质、作用和发展的规律。劳动伦理学主要研究劳动过程中的道德理想、道德观念、道德规范、道德行为、道德品质、道德教育、道德评价和道德控制等一系列劳动伦理问题。通过研究和操作,努力提高劳动者的伦理道德水平,使其树立崇高的理想、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责任感、荣誉感、自豪感及事业心,协调人们与劳动环境的结合,协调劳动组织内的各种道德关系和各种劳动职能对劳动者道德建立、完善的作用和影响,使劳动效率稳步提高。

劳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不仅要用伦理道德加以规范和调节,而且需要法律加以规范和调节。用法学研究劳动间题和劳动关系,这就是劳动法学。劳动法学是研究调整劳动关系以及与劳动关系有密切联系的其他关系的法律规范的学科。劳动法学要研究劳动法的起源和发展、劳动法的地位和作用、劳动法的本质、劳动法的基本原则,以及就业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保护法、工资法、职业培训法、劳动保险法、劳动争议法等各种法律规范。

劳动者在一生中会有生、老、病、死、伤、残等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的风险,以及失业、丧失工作岗位的风险.这就需要建立社会保险,因此也就产生了社会保障学。社会保障学研究社会保障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及其产生、发展和基本原则。对劳动科学来讲,社会保障学更侧重研究劳动者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住房保险、伤残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及社会保险管理体制等间题。从而通过具体操作,解决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有碍工作和生活的问题,切实解除劳动者的后顾之忧,有效地促进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

劳动过程和劳动关系需要组织和管理,这就形成了劳动管理学及相关的劳动组织学、劳动人事管理学、劳动统计学及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等。劳动管理学主要研究劳动力的合理配置和使用、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的有机结合、人员的培训考核和选拔奖惩、劳动定员定额、劳动报酬的确定和发放、劳动者素质和劳动力消耗的测定、劳动管理的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的应用等问题。以便采用现代的科学管理方法,提高管理水平,激发劳动者的劳动潜力和工作积极性,提高劳动效率和企业的经济效益。

美是人类生活所追求的境界之一劳动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同样有美的要求,于是,劳动科学体系中出现了一门新兴学科,即劳动美学。劳动美学是研究劳动生产过程中人们审美规律的学科。劳动美学从形式上看,它包括劳动者一方和消费者一方;从内容上看,它涉及劳动过程、劳动工具、劳动环境和劳动产品;从研究方法上看,它采用主观审视法、客观标准法和时空推移法。因此,劳动美学的研究能使劳动管理更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和艺术性。并且直接指导劳动主体与劳动客体的愉快结合.使劳动过程更适合人的需要,使劳动产品扩大其使用价值的内涵与增加社会价值的意义。从而很好地树立企业形象,推进自我发展和社会评价,最终使劳动管理在劳动艺术和协调性基础上提高劳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通过劳动美学的研究和实践,劳动的物质属性与意识倾向性趋于和谐统一,劳动的主客体保持动态平衡和有序发展。从而达到劳动行为情感化,劳动环境审美化,劳动产品丰富化,劳动管理艺术化。

劳动经济基础篇9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30小题,每小题1分,共30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代码填写在题后的括号内。错选、多选或未选均无分)

1.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的总和构成( )。

【选项】

a.生产方式

B.生产资料

C.经济基础

D.上层建筑

【答案】B

【解析】人类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过程必须具备三个基本要素:(1)人的劳动;(2)劳动资料;(3)劳动对象。在上述三个基本要素中,人的劳动是生产中的能动因素,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的总和构成生产资料。

【考点】导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2.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标志是( )。

【选项】

a.劳动者技能的提高

B.资本市场的发展

C.生产工具的变革

D.科学技术的创新

【答案】C

【解析】生产力的构成包括人和物两大要素。人的要素就是指有一定生产经验、劳动技能和科学知识的劳动者,物的要素就是指生产资料,其中生产工具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生产工具的变革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标志,也是划分经济发展时期的主要标志。

【考点】导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3.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总是从( )。

【选项】

a.经济基础的变化开始

B.上层建筑的变化开始

C.生产力的变化开始

D.生产关系的变化开始

【答案】C

【解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总是从生产力的变化开始的。

【考点】商品经济的基本原理——经济制度的变革与经济体制的演化——经济制度变革的过程及规律

4.商品的本质属性是( )。

【选项】

a.使用价值

B.价值

C.交换价值

D.剩余价值

【答案】B

【解析】作为一个历史范畴,价值是商品所特有的本质属性和社会属性,它体现着商品生产者之间相互比较劳动耗费量和交换劳动的社会经济关系。

【考点】商品经济的基本原理——商品和价值——商品及其内在矛盾

5.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是指( )。

【选项】

a.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

B.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

C.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

D.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

【答案】B

【解析】商品的二因素是由体现在商品生产中的劳动二重性决定的。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属性:从一方面看它是具体劳动,从另一方面看它又是抽象劳动。

【考点】商品经济的基本原理——商品和价值——商品及其内在矛盾

劳动经济基础篇10

【关键词】劳动力价值;海派;创新;马克思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用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解释世界,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普遍发展规律。但是由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与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社会分工也进一步细化,马克思在那个阶段得出的结论在今天就需要我们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无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剖析的是人类社会最深层次的问题,揭示的规律也是深刻,如何使这棵大树更加枝繁叶茂,这是应当也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中国的主流经济学之所以不是西方经济学而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无论是从历史方面还是从现实方面都比西方经济学更适应中国当代国情和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就类似于树叶和树干的关系,这也需要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情况,以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充分借鉴西方经济学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来为我所用。但是在社会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马克思主义也需要与时俱进,对如何进一步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尤其是劳动价值论作为马克思整个理论框架的核心基础更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在这个时期,海派经济学者提出了很多创新的观点和理论,认为马克思研究应当避免两个教条:一是照搬马克思义理论的教条,只讲坚持,不讲发展;二是照搬西方经济理论,只讲吸收,不讲借鉴。

海派经济学就是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点,广泛吸收古今中外先进与合理的经济思想,借鉴各种社科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努力在超越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综合创新,构建一种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中揭示当代中外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的马克思经济学新范式。海派经济学不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海派经济学家的理论已经涉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面,从海派经济学论坛第14次研讨会开始,程恩富、张薰华、顾钰民、周肇光、冯金华等代表人物就提出构筑“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理论”平台的思路,其方法论的特点是在继承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借鉴中外现代社会科学和某些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其基本理论假设与理论核心是“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新经济人论”、“公有制高绩效论”等。他们认为,“新经济学综合”的创建,理应在保持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学术渊源关系之外,放眼世界,纵观历史,努力积极吸收古今中外一切经济学说的合理成分,以实现某些理论原创,构筑新的马克思经济学平台。

一、海派经济学对经济活动人的假设

西方经济学自英国近代亚当・斯密、西尼尔和约翰・穆勒以来,一直到当代美国哈耶克、弗里德曼和布坎南,只把“自私人”即“经济人”作为探究人类经济行为和市场经济的始点、基点和定点,并由此推演出整个经济学体系和经济进化史。即使现今某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传统“经济人”内涵进行修补,把分析范围扩展到非经济领域,增添机会主义行为描述和信息成本约束,或者把含义扩展界定为可用货币衡量的经济利益与不可用货币衡量的精神利益两个层面,也没有根本摆脱作为“最大化行为”的“自私人”的思维模式。旧“经济人”假设和理论包含三个基本命题:经济人是自私的,即追究自身利益是经济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经济人在行为上是理性的,具有完备或较完备的知识和计算能力,能视市场和自身状况而使所追求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只要有良好的制度保证,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无意而有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

在社会中所有的经济活动中,人都是作为主体出现。西方经济学在开始理论框架架构时,就率先提出对人的定义,认为参与经济活动的人应当是完全理性与自私的,即经济人假设。但在这种经济人假设在现实生活中遭遇到非常大的挑战,后来有的经济学家就在其基础上提出了有限理性等其他假设,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框架还是以自私人为基础。人尤其是工人阶级在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他们是整个社会历史向前进的主体力量,是马克思强调的主要是团体的力量,即参与经济社会的人是社会人。海派经济学家对于人的假设则更加符合实际,它并不是揉合了两种学说的观点,而是根据实际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海派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程恩福认为经济活动中的人应当具备以下三个条件:首先,经济活动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或性质;其次,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理性与非理性两种状态;再次,良好的制度会使经济活动中的人在增进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可见,其方法论是整体主义、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当然,海派经济学现在仍需要进行包括“新经济人假设”在内的多种合理假设的进一步创新和探究。

二、科学认识劳动和劳动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马克思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的切入口,自从马克思经济学诞生一百多年来,价值的决定问题一直是研究的焦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定决定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性,一个理论的前提如果是伪命题,建立在其上的理论构架就必定是错误,马克思坚持的是活劳动对价值的唯一决定,西方学者包括我国的很多学者则认为生产要素决定价值的多元论,西方经济学中的四位一体公式也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建立。虽然说马克思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是科学,但马克思的分析也有其时代局限性,他所在的时代社会经济发展还比较落后,社会分工也远没有今天细致,也因此,马克思的活劳动价值论在劳动的定义上就有了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基于此,海派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程恩富教授首次提出“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的新观点,认为凡是直接生产物质商品和文化商品(精神商品),以及直接为劳动力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服务的劳动,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实体的内部管理劳动和科技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劳动或生产劳动。具体表现在:

一是,生产有形和无形物质商品的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劳动。如为市场提供物质商品的工业、农业、运输业、建筑业、仓储业、物质技术业,以及流通业等领域中的相关劳动。

二是,生产有形和无形文化、精神商品的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如为市场提供文化(精神)商品的教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化艺术、文化技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展览馆、园林和旅游等相关劳动,另外包括讲课、表演、解说和导游等无形商品或服务劳动。

三是,生产劳动力商品的劳动,都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有关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的部门有:美发美容、医疗卫生、体育运动、教育和沐浴等。当然这个新观点是在继承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领域活劳动创造价值的基础上提出和论证的,澄清了除劳动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是否创造价值以及物化劳动和科学技术这两种生产要素是否自行创造价值的模糊认识,是在社会主义新形势下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新发展,也是对我国理论经济学研究和发展的新贡献。

对于程恩福教授的观点我是基本同意,还应补充一点,必须符合当时的社会伦理道德的活劳动才创造价值。如色情活动、活动也对活劳动的恢复有一定作用,但其并不能称为劳动,至少在现在的社会伦理道德下,其活动并不创造价值。再有,生产违法商品的活动也不可以作为价值创造劳动,因他是违背社会道德的。还有一项活动是否归纳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还值得研究,就是证券业的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个虚拟经济活动中。对于这一类活动,根据马克思对劳动的定义是不能称为劳动的,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就没有办法将其纳入其中,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股市是一个融资市场,没有股民的活动也就没有股市,没有股市企业的资本筹集将会耗费更大的成本,因此,炒股活动也在某种程度上节省了活劳动,节省的活劳动也就是其付出的活劳动,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应称为劳动,不仅是一种投机活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张薰华教授认为劳动除了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和非常产劳动,还应包括直接生产过程外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股市对生产的重要作用我们无庸赘述,是显而易见的,把炒股活动称为劳动也就有了一定的科学根据。

三、海派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海派”极为重视经济学重建中的方法论创新。他们认为,马克思虽然精通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尽管这些经济学方法在当时也曾被视为学术的前沿和最新的工具,但在最后构建《资本论》3卷本政治经济学新体系时,他并没有采用当时西方经济学的那一套方法,主要是因为,马克思要实现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充分革命和全新超越,决不能囿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那套新方法。事实上,马克思在重视以往经济学方法论的同时,重点批判地借鉴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采用了原创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改造政治经济学的旧程式。

“海派”理论认为,在创新马克思经济学的同时,必须学习马克思的这一独创精神,要突破中外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某些方法局限,在重建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过程中广泛借鉴和采用相关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可用知识,努力做到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有机整合。程恩富教授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还应当借鉴其他所有学科的先进部分如哲学、伦理学等。“海派”对其他学科研究的重视,实际上反映了当今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大综合的趋势,在这种综合中,又强调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地位。

当前,在国际学术界,正广泛开展一场经济学的改革运动。无疑,这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学改革运动与“海派”理念有不谋而合之处,经济学就应当有“大海”海纳百川的气魄――历史主义、演进主义与包容性,这才是经济学的真品格、真性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也正是“海派”的核心灵魂与风骨,无论是构建“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创新学派”的平台,还是倡导经济学方法论多视角学科的融合,都似乎表明,“海派”经济学正在融入这个国际性的经济学改革的滚滚洪流中。

参考文献

[1]周肇光.中国海派经济论坛的主要学术观点.上海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第4卷.第2期.2006(3)

[2]周肇光.科学认识和发展劳动价值论――中国海派经济论坛第12次高级研讨会综述.教学与研究.20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