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进展篇1
为了明确现阶段眼科免疫学所涉及病症的科研进展和方向，提高临床治疗和科学研究的针对性，我们参阅国内外眼科免疫学最新研究成果，从免疫学角度分析了葡萄膜炎、角膜病、近视以及Graves眼病的发病机制和临床表现，提出了相关治疗方法和研究进展。通过考察其在细胞培养技术、Dna重组技术、分子生物学技术、蛋白质生物化学技术等方面的成果，文章确立了运用多中心研究的方式加强基础研究和实验方法改进，以推进眼科免疫学的未来发展。
【关键词】眼科；免疫学；葡萄膜炎；角膜；Graves眼病
abstractForpointingouttherelevantresearchprogressandscientificresearchdirectionofdiseaseaboutophthalmicimmunologyatthepresentstage，improvingthedirectionofclinicaltreatmentandscientificresearch，basedonthelatestresearchofophthalmicimmunologyoftheworld，thispaperanalyzedtheclinicalmanifestations，pathogenicfactors，treatmentmethodsandreaserchprogressofuveitis，corneal，ocularsurfacediseasesandGravesophthalmopathyclearly.inviewofaseriesofmajorachievementsofophthalmicimmunologydrivenbycellculturetechniques，Dnarecombinanttechnology，molecularbiologytechniques，proteinbiochemistrytechnology，thispaperpointedoutthattheapproachtopromotethedevelopmentofophthalmicimmunologyisusingmulticenterstudywaystoincreasebasicresearchandimproveexperimentalmethods.
KeYwoRDS:ophthalmic;immunology;uveitis;cornea;Gravesophthalmopathy
0引言
眼可被认为是一个微型免疫系统，可发生任何类型的免疫反应。由于它具有解剖、生理、生化等方面的特殊结构和功能，它又有别于全身的免疫反应，形成了独特的免疫生理和病理过程，它与全身免疫反应又有联系，又有相对独立的局部功能[1]。由于免疫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细胞培养技术、Dna重组技术、分子生物学技术、蛋白质生物化学技术的发展，都对眼科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目前免疫学涉及眼科的研究领域较为广泛，如眼免疫的基础研究、单纯疱疹性角膜炎、蚕蚀性角膜溃疡、外伤性白内障、老年性白内障、晶状体蛋白免疫、葡萄膜炎、角膜移植术后免疫排斥反应、Graves眼病及春季卡他性结膜炎等疾患的免疫学研究，并开始对疾病的发病机制、诊断、防治等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
1葡萄膜炎的免疫学研究
葡萄膜炎是一类常见的致盲眼病，虽然感染、外伤等多种因素均可引起，但最常见和最重要的类型为自身免疫应答所致的葡萄膜炎。其常见病因及类型为风湿性疾病伴发葡萄膜炎、Vogt小柳原田综合征、Fuchs综合征、Behcet病及眼弓形体病所致的葡萄膜炎等[2，3]。人类葡萄膜炎多是由自身免疫反应所引起，视网膜中有多种抗原，每种抗原又有多个致葡萄膜炎活性多肽。Rai等[4]探讨了葡萄膜炎与视网膜S抗原的22种多肽的关系，在检测的26例患者中11例对S抗原多肽有增殖反应。此种结果一方面说明一些葡萄膜炎可能由视网膜S抗原多肽引起的免疫反应所致，另一方面也提示在一些葡萄膜炎发生中也可能有其他视网膜抗原或葡萄膜抗原参与。葡萄膜炎患者体内晶状体抗原、葡萄膜抗原的体液和(或)细胞免疫反应的检测，发现这些抗原的免疫反应在葡萄膜炎的发病中起着重要作用。一般认为葡萄膜炎是由thl细胞介导的疾病，最近研究发现，tbet(tboxexpressedintcells，tbet)是thl的特异性转录因子，在thl的分化中起决定作用。在炎性反应过程中，tbet可诱导产生干扰素，抑制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4等th2因子产生，启动thl反应，导致以细胞免疫为主的炎性反应损伤。为探讨tbet在Behcet病性葡萄膜炎中的作用，iJi等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eversetranscriptasepolymerasechainreaction，Rt—pCR)和western印迹方法检测了活动性Behcet病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tbet的表达，发现其表达显著高于正常人，此结果支持Behcet病性葡萄膜炎是由thl细胞介导的自身免疫性疾病这一观点[5]。糖皮质激素仍是葡萄膜炎治疗的主要药物。近年来糖皮质激素应用于治疗葡萄膜炎的一个重要进展是将其直接注射至玻璃体内，以治疗慢性后葡萄膜炎[6]。
目前文献中报道此种治疗的适应证主要有交感性眼炎、特发性视网膜血管炎、特发性全葡萄膜炎、中间葡萄膜炎、Behcet病性葡萄膜炎、慢性葡萄膜炎、葡萄膜炎所致的顽固性囊样黄斑水肿、继发于匐行性脉络膜炎的脉络膜新生血管、VKH综合征引起的渗出性视网膜脱离[7，8]。此种治疗的最大优点是眼内用药不引起全身性并发症。但是葡萄膜炎虽然发生于眼局部，却往往是一种全身性免疫应答所致，葡萄膜炎易于伴发多种全身性疾病，这些均说明大多数葡萄膜炎不可能仅用眼内注射糖皮质激素的方法，有关此种治疗的长期效果尚需进一步研究确定。除了传统的免疫抑制剂治疗葡萄膜炎之外，一些新的免疫抑制剂和生物制剂也显示了治疗的有效性，这些药物和生物制剂主要有环孢素、FK506、麦考酚酸酯(mycophenolatemofetil)、肿瘤坏死因子(tnF)阻断剂、干扰素等[911]。其他新的制剂或实验方法正在临床试验中，如iL1受体拮抗剂(anakinra)、iL2受体拮抗剂(daclizumab)或特异性细胞因子(iL10)制剂，口服抗原诱导免疫耐受也可用于治疗葡萄膜炎。应用重组人t细胞受体(tcellreceptor，tCR)可抑制t细胞活化、阻止t细胞向眼内聚集，抑制迟发型超敏反应和眼内细胞因子表达，从而抑制或预防eaU的发生[1214]。
2角膜病
角膜疾病以及角膜移植术后的排斥反应是免疫学研究的第二热门问题。角膜移植术后的排斥反应是导致手术失败的主要原因。对角膜移植术后的病理组织学、体液免疫、细胞免疫、t细胞亚群、自然杀伤细胞、iL2及其受体等方面的研究，揭示出细胞免疫在角膜移植术后免疫排斥反应发生中起着重要作用。动物实验研究表明，参与免疫排斥反应的细胞有t细胞、辅助/诱导性t细胞、抑制/细胞毒性t细胞、巨噬细胞、mHCⅡ类抗原阳性细胞及β转化生长因子阳性细胞。降低术后排斥反应的主要药物包括糖皮质激素、环孢素a、FKS06、雷帕霉素、麦考酚酸酯以及一些细胞因子制剂或受体拮抗剂。在高危角膜移植术患者的前房中植入FKS06缓释药物，可有效抑制术后内皮型排斥反应的发生[15]。此外，蚕蚀性角膜溃疡和疱疹病毒性角膜炎也与机体免疫功能异常有关。蚕蚀性角膜溃疡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免疫组织化学研究发现，病变处角膜和结膜的上皮细胞、角膜基质细胞有HLaDR抗原的异常表达，CD+4/CD+8细胞比值增加；患者血清中有抗兔角膜细胞和抗人角膜上皮细胞的抗体，外周血CD+4/CD+8细胞比值明显增高；泪液免疫球蛋白和补体C3水平也有异常。单纯疱疹性角膜炎：是我国感染性角膜疾病中的最常见的一种类型。在对其发病机制进行的研究中，发现单纯疱疹性角膜炎的发生除与感染的病毒株有关外，还与机体的免疫功能有关；用流式细胞仪检测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免疫表型，发现溃疡型与基质型有明显不同，溃疡型主要表现为机体的免疫功能低下，基质型则表现为Ⅳ型过敏反应；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的iL2产生及自然杀伤细胞活性明显低于正常人；基质型患者的红细胞免疫功能及外周血CD+4/CD+8细胞比值也显著降低；复发性单纯疱疹性角膜炎患者血清中可溶性iL2受体水平升高，患者泪液中分泌型的iga含量明显降低。单纯疱疹性角膜炎除使用抗病毒药物以外，还可联合应用免疫调节剂，如应用γ干扰素联合中药治疗较单纯应用抗病毒药物效果更好。
3眼表疾病
春季角膜结膜炎是常见的眼部超敏反应性疾病，过去认为是ige介导的i型超敏反应，近年来发现t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也参与其发病。在春季角膜结膜炎患者的结膜组织中发现黏合素、表皮生长因子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强阳性表达，结膜组织中可见嗜酸性粒细胞和单核巨噬细胞等免疫活性细胞。春季角膜结膜炎患者泪液中嗜酸性粒细胞趋化因子、iL4，iL6、可溶性iL6受体和巨噬细胞炎性蛋白的含量明显升高[1618]。自身免疫性泪腺病是眼干燥症的主要原因。近年来，我国眼科学者利用Deae52纤维层析法从牛泪腺中提取了两种泪腺抗原，其相对分子质量分别为43000和67000，并将其免疫大鼠可诱发出自身免疫性泪腺炎的模型，用于探讨泪腺炎的发病机制[19]。
4Graves眼病的免疫学研究
Graves眼病是常见的眼眶疾病之一，已被认为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许多学者在Graves眼病的发病机制研究中发现：(1)患者血清中有甲状腺刺激抗体、抗眼肌膜抗原抗体、甲状腺球蛋白抗体及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等自身抗体，其中甲状腺刺激抗体及抗眼肌膜抗原抗体与Graves眼病的活动性有关，当Graves眼病控制后其抗体水平显著下降；(2)急性期时，用流式细胞仪检测患者体内CD+4细胞无异常，而CD+8细胞明显下降，CD+4/CD+8细胞比值明显升高，缓解期则上述指标恢复正常，因此，CD+4/CD+8细胞比值可作为评价治疗效果的指标；(3)患者淋巴细胞iL2受体、血清可溶性iL2受体、iL6和可溶性iL6受体及肿瘤坏死因子均高于正常人，活动期高于缓解期；(4)患者甲状腺滤泡上皮细胞膜有异常的HLaDR抗原表达以及甲状腺内S100蛋白阳性树突状细胞增多，后者与HLaDR抗原阳性甲状腺上皮细胞或浸润的淋巴细胞密切接触，提示异常增多的树突状细胞可能与自身免疫反应的启动或延续有关；(5)患者血清中γ干扰素水平显著升高而iL4水平无改变，γ干扰素/iL4比值升高提示患者体内th1细胞活性增高；(6)患者尚有红细胞免疫功能的异常。有关Graves眼病的自身抗原目前尚无定论，有学者认为人眼肌膜蛋白(相对分子质量64000)所引起的免疫反应可能在Graves眼病的发生中起着一定作用。关Graves眼病的免疫抑制剂的治疗，国内报道较少，主要应用糖皮质激素、环磷酰胺、氨甲喋呤及环孢素a等药物治疗[20]。
5近视
近视眼是一种严重危害青少年视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在近视的发病机制方面，至今仍众说纷纭。最近有学者从免疫学观点出发的病理学研究能够促进对近视的治疗新见解以及近视发病机制新概念的形成[21]。近视患者的体液免疫状况：对56例年轻的近视患者进行了免疫学研究，结果发现igG含量升高，igm含量下降，有并发症的高度近视患者血清中igG降低，igm升高，免疫复合物增加到98%±5%[22]。近视患者的细胞免疫状况：进展性近视患者外周血中淋巴细胞含量较正常人低，t淋巴细胞的相对数和绝对数明显降低。对有并发症的高度近视患者的免疫学研究结果显示，t淋巴细胞、辅助性t细胞和抑制性t细胞以及B淋巴细胞的含量明显降低。可以推测，细胞免疫功能缺陷与近视发病可能有关[23]。机体免疫状况的改变在近视的发病机制中起着一定的作用。近视患者，尤其是有并发症的高度近视患者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状况与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的免疫反应指标相似[24]。这无论对近视病因的理解还是临床用免疫方法预防、预测和治疗近视都将是有益的。
6其他方面的研究
近年来，诸多学者在眼免疫学的研究中发现，增生性玻璃体视网膜病变的患者，眼玻璃体内iL6水平增高，视网膜前膜中可检测出igG，iga，igm抗体、补体C3、t和B淋巴细胞、HLaDR抗原阳性细胞和巨噬细胞；老年性黄斑变性患者血清中抗视网膜抗体的阳性率高于正常人，提示在老年性黄斑变性的发生中可能有免疫因素的参与；翼状胬肉的形成可能与紫外线引起角膜前弹力膜蛋白变性刺激机体产生变态反应有关，其病变组织中可见大量的肥大细胞和淋巴细胞，并有大量肥大细胞脱颗粒现象，血清中ige，igG，iga，igm，补体C3，tnFα和血小板衍生的生长因子显著升高；老年性白内障患者的房水和血清中免疫球蛋白、补体C3水平异常，淋巴细胞对晶状体蛋白有异常免疫反应[24]。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应重视眼科免疫学基础研究，改变单一的实验方法，从多角度、多层次探讨眼病免疫学问题，提倡多中心研究，争取在眼科免疫学研究的部分方面有所突破，促进我国眼科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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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进展篇2
2006年12月22日，省委召开重大课题调研动员会。省委决定，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围绕我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确定一批带有全局性、战略性、根本性的重大课题，集中力量开展调查研究。
省委书记杜青林指出，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目的是着眼长远发展，深刻认识省情，完善发展思路，制定切实措施，使各项工作更加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开展这次重大课题调研活动，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务实之举，是实现科学决策的基本前提，是筹划好省第九次党代会的基础工作，是不断开创新局面的现实需要。要通过调查研究，把全省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把全省干部群众的智慧和精力集中到推进科学发展上来，不断谱写我省改革发展的新篇章。
“调查研究，是成事之基、谋事之道。”杜青林强调，这次重大课题调研，要着眼于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根本性问题，突出调研重点。既研究当务之急、当务之重的问题，又要研究关系根本、关系长远的问题；既要搞好经验的总结，又要进行问题的探索；既要反映实际情况，又要提出对策建议。
怎样搞好这次重大课题调研?杜青林要求：一要明确指导思想。把科学发展观作为调研的指导原则，做到了解实情有方向性；把科学发展观作为调研的思想方法，做到分析实质有原则性；把科学发展观作为调研的检验标准，做到提出决策有科学性。二要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要勇于突破观念陈规，冲破思想桎梏，敏锐地发现新事物，勇于接受新观点，科学总结新经验；要敢于坚持求实精神，了解现实情况，反映真实问题，提出务实建议；要敢于拓展观察的新视野，挖掘思维的新深度，实现认识的新发展，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三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多层次、多方位、多渠道了解情况。四要注重把握规律。要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思考问题，注重把握带规律性的东西，把调查与研究紧密结合起来。特别要注意总结和研究各地创造的体现中央精神、符合四川实际、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经验和做法。五要讲究调研方法。可根据调研课题，采取抽样调查、重点调查、典型调查、对比调查等多种方式进行，并注意运用现代化的手段，掌握各方面的情况和信息。杜青林强调，此次调查形成的报告要做到有情况、有分析、有对策建议。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明确责任，制订计划，组织精干的力量，派出得力的人员，集中精力抓紧抓好调研，保证按期保质完成任务。
科学研究进展篇3
目前，岛内正在开展的气象类大型研究计划主要有：台湾气象主管部门的“气象科技研究发展中程纲要计划”，分6年（2010―2015年）执行，目的在于随时掌握气象高科技技术的研发趋势，并针对气候监测、数值天气预报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开发或引进最新预报技术，以期提升台湾气象科技水准，提高气象预报效能。该计划迄今取得的成果包括：初步分析台湾近百年异常干旱期，显示花莲极端干旱期出现频率的增加现象最为明显，台东在上世纪70年代之后也有增加的情形，台北、台中和台南在上世纪60年代后发生的事件数量明显多于60年代之前，显示干旱发生频率有逐渐增多的趋势；研发全球气象数值预报模式技术，尝试引进美国国家环境预测中心新版地表模式（noah）版本，以提升对地表过程对于大气影响的预测能力。
鉴于历年台风屡屡给台湾地区造成重大灾害，因此台当局科技主管部门自2002年起重点补助“台风重点研究计划”（也称“追风计划”），以增进对台风动力理论的了解，改进台风路径与降雨量预报准确度。自2003年起至今，每年都要针对数个台风进行飞机侦察及投送观测装置任务，直接飞到台风眼周围43，000英尺内的范围，以取得台风周围关键大气环境数据。所取得的资料会即时传送至台湾“中央气象局”、美国国家环境预报中心、美国海军数值气象及海洋中心以及日本气象厅，并即时输入至上述气象机构的数值预报模式中，以期更准确地预报台风路径与分析台风暴风半径及雨带结构等。截止到目前，已使得台湾气象主管部门twRF台风数值模式预报改善约7.8%，改进美国国家环境预报中心全球电脑数值预报模式模式24至72小时台风路径预测准确度达10%～20%左右，同时还被成功用来验证及校正卫星与雷达等遥测资料，藉此提升遥测台风参数的可信度。此外，台湾科学家还创新提出海洋暖涡对于台风强度发展的理论，并在侵袭美国新奥尔良地区的卡特林娜飓风中得到印证。
发展“乡镇逐时天气预报系统”也是台湾气象主管部门正在积极努力的一个方向，目的是以动力数值天气预报模式为基础，开发动力统计相结合的精致化天气预报方法及技术，建立逐时天气预测模型，提供全台湾（包括金门及马祖）368个乡镇市的逐时天气预报的作业化指引，以满足各行各业生产和民众出行对气象预报的细致度需求，以及提升对灾害性天气的提早预报能力。该计划目前取得的成果包括：完成2005―2010年的网格点地面气象重分析场，以提供接近真实的2.5公里解析度网格点的气象分析场资料；建立通用克利金法分析地面露点温度场及地面相对湿度场模组的即时作业自动化流程，并汇入数据库管理；完成wRF程式的区域模式系集预报作业系统，以复杂环境条件下天气变化的不确定性，以产制精致化预报的预报指引；引进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的多普勒雷达变分分析系统同化技术，并配合引进美国对流系统的三维气象预测技术，以改善岛内暴雨预测技术；针对台湾地区弱综观环境下的午后对流发展条件，建立本土化的预报因子；开发未来30与60分钟风暴活跃度预报技术，首先在2010年台北市花博会期间，以花博会场进行单点天气预报实验，2011年第4季起针对南台湾128个乡镇市区乡镇预报，进行阶段性试运营，将天气预报的精细度由原先以22个县市为分区提升至对每一乡、镇、市、区都各自的天气预报，并且将一天分成8个时段，详细预报2天内的天气变化，以及7天内每12小时的天气信息。
灾害防救
在预防与气象有关的自然灾害方面，台湾气象主管部门自2011年起实施“落实防灾气象整合资讯实作”计划，分4年（2011―2014年）执行，目的是解决以往气象预报作业产制资讯整合方面的瓶颈问题，发展高精度防灾化气象指标技术、客观风险管理指标技术、高风险区气象观测资讯以及落实防灾气象整合资讯实作系统的相关技术，提升天气预报服务能力，以避免或减少因天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目前取得的成果包括：在地形起伏程度复杂的花东地区风灾高气象敏感度区域，布建6个自动观测站，增加可供即时应用的雨量、风向、风速等气象观测资讯的搜集密度，提升花东地区灾害性天气观测的辨识率；研发热带气旋追踪系统，建立台风监测及预警机制，落实防灾气象整合资讯实作系统；建立天气指标原型系统，提供XmL格式产品的分析设计，并藉以产生每日至少2次贴近民众的生活化气象指标资讯；建立环境污染指标资料库、气象因子资料库，发展客观防灾风险管理技术指标，提供使用者风险管理的参考数据，并完成“系集预报产品调查与发展规划”。
台湾科技主管部门自2010年起推动实施“灾害防救科技发展与运用”计划，分5年（2010―2014年）执行，重点项目为：1.台洪应变与减灾研究，包括勘灾调查机制、台洪灾害模拟与预警分析研判、研发灾害资讯与决策支援系统、天然灾害减灾与复原策略研究；2.地震应变与减灾研究，包括地震应变与减灾研究、强震即时警报系统推动研究；3.新兴议题减灾研究，包括应对气候与环境变迁的防灾调适策略、关键基础设施灾害脆弱度与风险管理；4.防灾科技落实推广，包括培育基层能量社区及防灾人员、推动“行政主管部门灾害防救应用科技方案”、推广“国土”资讯系统灾害防救应用；5.支持及推动公共部门灾害防救任务，包括支持“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应变、演练、情资研判分析作业。
该计划目前取得的重要成果包括：依据台当局水利、水土保持、地政、经建、公路、测绘等主管部门及“中央地质调查所”、台湾灾害防救科技中心的各类灾害潜势图资，进行各县市当局灾害潜势图资的建立工作，包括历史灾害24小时累积降雨致灾门槛值图、县市坡地灾害潜势图、全台重点监控路段及桥梁图、县市淹水潜势图、乡镇坡地灾害潜势图、乡镇淹水潜势图等；针对灾害风险分析与极端事件冲击进行研究，建立台湾不同灾害类别的气候变迁脆弱度与风险地图，作为应对气候与环境变迁的调适政策量化依据，由台湾灾害防救科技中心负责规划建立“台湾气候变迁推估与资讯平台”，进行台湾气候变迁的推估与灾害冲击分析；结合地理资讯系统，发展各项灾损估算模型，建成可快速计算的“台洪灾损评估系统”，藉以提升台洪灾损评估效率。
台湾科技主管部门推动实施的另一项“台风洪水研究发展计划”，分5年（2009―2013年）执行，目的是提升台风、洪水观测技术，增进台风路径与强风、暴雨的预报资讯及洪水和坡地灾害的预警能力，并强化大气水文资料库之整合与应用，在台风洪水研究中心建立可移动式观测仪器，发展本土化数值模式，结合理论和应用研究，发展台风、豪雨及洪水的模拟和预报技术，以协助减少台洪灾害和水资源不足的冲击。
目前取得的重要成果包括：与台湾气象主管部门合作，利用“福卫3号”卫星观测资料，改进适合台湾复杂地形的高解析度大气数值模式，针对2008年以来台风个案进行测试，进行短时系集预报更新模式背景误差，用以改进台风路径预报的精确度；搜集台风降雨的雨滴谱资料，利用相位雨量估计方法进行台风降雨雨量估计测试，分析2010年以来台风的雷达观测资料，研发极短时预报（0～6小时）的台风与暴雨预报技术；建立大气水文整合即时模拟系统，利用集水区模式承接大气模式所模拟的雨量资料，进行台风期间每日4次的72小时模拟，同时对2010年以来的台风数据进行分析，利用整合设定的自动化排程进行河川水位模拟测试与验证等工作，以提升水位模拟结果的准确度；以具有雨水下水道系统之台湾都会区为评估对象，搜集雨水下水道系统之标准设计容量及都会区之地理资讯图层，建立“台湾都会区淹水快速评估系统”，以利于汛期迅速提供可靠水位资讯；由台风洪水研究中心整合岛内现有资料，开展台风定量降雨数值模式系集预报实验，建立大气、水文微气象观测数据库，协助模式地表参数的推估，提供灾防部门应变作业时可参考的资讯，协助提升灾害防救效能。
大气环境与气候变迁
在大气环境与气候变迁方面，台湾科技人员取得的成果包括：分析台湾长期（约100年）气候变迁资料，发现在上世纪70年代后日照时数约减少15%，同时期降水强度增加约20%，这些变化最可能的肇因来自于人为悬浮微粒的增加，使得台湾地区云量增加所造成；分析最近40年台湾地区气象参数（气温、绝对湿度及相对湿度）日夜间不对称性的变化，结果显示夜间相对湿度的分布明显逐渐往较低湿度偏移，在都市区高于90%相对湿度发生时数的减少更是超过两倍以上，可能是导致台湾地区起雾频率减少的主因，也可能导致小雨的减少；针对台湾地区最近10年的臭氧浓度增加趋势进行分析，发现现行的空气污染防治措施虽然抑制了前驱污染物的排放，但是大气中的总氧化剂浓度在这10年间无显著变化，显示台湾的臭氧问题有其特殊的形成机制；研究厄尔尼诺与西北太平洋及东亚地区的相互关系，显示西北太平洋及东亚地区在厄尔尼诺（反厄尔尼诺）成熟期时，较易产生反气旋（气旋），这和能量平流的变化相关，并且明显地受季节变化的影响；发现台风及暴雨对台湾地区陆源物质通过河川向海洋的输送过程有重大影响，营养盐在台风期间的河川输出虽因台湾南北区域有异，但平均也可占全年50%以上。
台湾科学家自2004年起，应用激光雷达观测大气气溶胶分布结构以及混合层的高度，并根据气溶胶粒子的光散射特征来判断如大陆沙尘和东南亚生物质燃烧的传输等特殊事件，发现沙尘微粒可经由大气传输而在2至3日之后影响台湾空气品质，大气气溶胶中的地壳元素浓度最高可增加至平日的3倍。
21世纪初年，空气污染、全球变暖及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对台湾社会影响越来越大。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岛内工业高速发展，污染物排放在短短40年增加了数十倍，并且由于企业、车辆及人口密集，岛内每单位面积空气污染物排放量在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居首，导致台湾环境质量严重恶化，急需找出有效解决之道。为此，台湾中研院于2004年成立环境变迁研究中心，开展相关研究。
该中心共有20位研究人员，每年近百名海内外访问学者和博士后、博士生及硕士生参与研究，所内设有微量元素实验室、大气气胶实验室、环境健康评估实验室、大气化学实验室、空气污染物实验室、海洋实验室、河流生物实验室、地球化学实验室等12个实验室，拥有台湾当时这方面最完备、最先进的仪器设备，全部对外开放使用。
该所研究范围涉及从小区域到全球的大气圈、水圈与生物圈的模式与观测，包括自然界变化过程与人为活动对环境的影响，研究重点为空气质量、气候变迁、水质量、环境保育及生态变迁，包括：全球与区域气候变迁过程与模式预测；东亚地区空气污染物之长程传送与空气品质；台湾河川流域的崩塌潜势分析；地球大气、海洋演化过程与亚洲古气候记录；台湾近岸与河口水体环境研究；台湾河流生地化系统与水土资源利用整合研究；台湾地区臭氧与悬浮微粒的生成及传输；台湾西部平原的热岛效应及其对区域性气候影响；空气污染及大气辐射等。
2012年，该中心研究人员以创新分析方法发现极端降雨与全球温度的量化关系，即全球温度每增加1度，全球前10%强降雨就会增加约110%，而中小强度降雨则会减少约20%，较先前“跨政府气候变迁小组”2007年提出的气候模式预测大10倍。
为能审慎评估全球气候变迁可能对台湾水资源、土砂管理、洪水及海岸防护等造成的冲击，台湾水利主管部门实施了“气候变迁对水环境的冲击与调适研究计划”，分4年（2010―2013年）执行，取得重要成果包括：使用a1B情境（即假设2020―2039年，全球经济大幅成长，市场经济导向，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差距消失，人类大幅投资教育与提高生活水准，科技的成长与资讯流通顺畅，再生能源与石化燃料并用，土地使用变迁速度适中），分析研究台湾淡水河流域、曾文溪流域与高屏溪流域降雨量的变化，发现有明显增加的趋势，南部地区降雨量增加12%～89%；分析届时气候变迁可能对洪水防护造成的冲击，并确立可能受灾害的高风险地区；针对南部地区，分析在气候变迁影响下，水资源管理的危险度、脆弱度以及风险度；评估台湾西南沿海（嘉义、台南、高雄与屏东地区）气候变迁下海岸灾害的脆弱度及风险；针对台湾29座中大型水库及5座重要小型水库、人工湖与7座拦河堰（坝）的现况资料进行运转风险评估。
科学研究进展篇4
论文摘要：管理科学是依据科学的方法和客观的事实来解决管理问题，并且要求按照最优化的标准为管理者提供决策方案，设法把科学的原理、方法和工具应用于管理过程，侧重于追求经济和技术上的合理性。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高度工业化的同时实现了管理现代化，管理现代化所包含的内容极其广泛，主要有管理思想的现代化、管理组织的现代化、管理方法和手段的现代化等几个方面。管理现代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国际的现代化，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都离不开现代化管理，现代化管理能够有效地组织生产力要素，充分合理地利用各种资源，大大提高各种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效率，从而成为推进现代化事业的强大动力。在现代经济的发展中，科学管理起着越来越重的作用，科学管理直接带来了经济效益，在物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管理资源的作用显得尤其重要。
管理科学理论的起源与发展
管理科学学派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泰勒的”科学管理”。就管理科学的实质而言，它是泰罗的科学管理的继续与发展，因为他们都力图抛弃凭经验、凭主观判断来进行营理，而提倡采用科学的方法，探求最有效的工作方法或最优方案，以达到最高的工作效率，以最短的时间，最小的支出，得到最大的效果。不同的是，管理科学的研究，已经突破了操作方法、作业研究的范围，而向整个组织的所有活动方面扩展，要求进行整体性的管理。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一系列的科学理论和方法被引进到管理领域。因此，管理科学可以说是现代的科学管理。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为解决国防需要产生了’.运筹学”，发展了新的数学分析和计算技术，例如:统计判断、线性规划、排队论、博弈论、统筹法、模拟法、系统分析等。这些成果应用于管理工作就产生了“管理科学理论”。主要代表人物有:
1.兰彻斯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兰彻斯特(f.w.lanchester)在1915年就把数学定量分析法应用于军事，发表过关于人力和火力的优势与军事胜利之间的理论关系的文章。
2.埃尔伍德·斯潘赛·伯法是西方管理科学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曾任教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管理研究院，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代表作是(现代生产管理》(1975)。(生产管理基础》是伯法根据《现代生产管理》改写的，简明易懂，曾被《哈佛商业评论》推荐为经理必读书目。在这本书里可以看到大量的图表和数学公式，正是这些科学的计量方法，使得管理问题的研究由定性走向定量。
3.霍勒斯卡文森于20世纪30年代把复杂的数学模型应用干用传统办法难以进行的大量数据处理工作。
管理科学理论的特征
1.以决策为主要的粉眼点，认为管理就是决策，给定各种决策分析模型。
2.以经济效果标准作为评价管理行为的依据，为此建立诸如量、本、利等模型以讨论行为的结果及变化。
3.力求减少决策的个人艺术成分。依靠建立一套决策程序和数学模型以增加决策的科学性。他们将众多方案中的各种变数或因素加以数量化，利用数学工具建立数量模型研究各变数和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寻求一个用数量表示的最优化答案。
4.广泛地使用电子计算机。现代企业管理中影响某一事务的因素错综复杂，建立模型后，计算任务极为繁重，依靠传统的计算方法获得结果往往需要若干年时间，致使计算结果无法用于企业管理。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大大提高了运算的速度，使数学模型应用于企业和组织成为可能。
管理科学理论的内容
1.关于组织的墓本粉法
他们认为组织是由“经济大，组成的一个追求经济利益的系统，同时又是由物质技术和决策网络组成的系统。
2.关于科学管理的目的、应用范围和解决问题的步骤
它们的目的就是通过科学原理、方法和工具应用于管理的各种活动之中。应用范围着重在管理程序中的计划和控制这两项职能。解决问题的步骤:
(i)提出问题并阐述问题。
(2)建立数学模型。对问题的要素用一组变量的函数来表示，e=f(xf,yf)
式中e代表系统的效益(如利润、成本等)，f代表函数关系，xf代表可控制变量，竹代表竞争者所控制的变量。
①解出模型的答案，从而取得系统的最佳效益的数量值。
②检查模型及解的实际意义。
③对所求的解进行控制。
④把方案付诸实施。
管理人员必须随时记录贯彻执行过程中的变化情况。注意模型的目标、假设、省略的东西和限制条件等因素，在一个过程之后，重新复查系统模型，以便改进它，使之更符合实际。
3.关于管理科学应用的科学方法
这主要有线性规划、决策树、计划评审法和关键线路法、模拟、对策论、概念论、排队论。管理科学中所采用的数学模型可以分成两大类，即描述性模型和规范性模型，其中各自又分成确定性和随机性模型两种。
流行的管理科学模型有:
(1)决策理论模型。模型目标是要使制定决策的过程减少艺术成分而增加科学成分。决策理论的集中点在于对所有决策通用的某些组成部分，并提供一个系统结构，以便使决策者能够更好地分析那种含有多种方案和可能后果的复杂情况。这类模型是规范性的并含有各种随机的变量。
(2)盈亏平衡点模型。这一模型主要帮助确定一个公司的任何特定产品生产量与成本、销价之间的关系，得到一个确定的盈亏平衡点，在这个水平上总收人恰好等于总成本，没有盈亏。这一模型是确定性的描述性模型。
(3)库存模型。这一模型回答库存有多少，什么时候该进货与发货的问题。因此这一模型就必须考虑库存适合生产与销售的需求，又要考虑减少仓储费用，这一模型的可行解便是经济订购批量(eoq)
(4)资源配置模型。这里的资源主要指自然资源和实物资源，常用的资源配置模型就是线性规划模型，在给定边界约束条件的情况下，考虑产出、利润最大，或者成本最小。这一模型是规范性的模型，变量是确定性的。
(5)网络模型。两种主要的和最流行的网络模型就是pert(计划评审技术)和cpm(关键路线法)。pert是计划和控制非重复性的工程项目的一种方法。cpm这种计划和控制技术，则应用于那些有过去的成本数据可查的项目。网络模型是随机性的规范模型。
(6)排队模型。在生产过程中，员工排队等待领取所需的工具或原料所花费的时间要计人成本。在给顾客服务的过程中，如果顾客们需要排队等候很长时间就会使顾客失去耐心导致顾客一走了之，但如果开设很多服务台或售货柜却很少有人光顾，则又会导致成本提高，因此排队模型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找到一个最优解。
(7)模拟模型。模拟是指具有与某种事物相同的外表和形式，但不是这种真的事物。由于真实事物具有复杂性，以及对其管理作用的不可重复性，为了得到预计成果，就有必要建立模拟的模型，在此模型上探讨最佳行动方案或政策以便最后能用于实践的操作之中。模拟模型是描述性的，含有各种随机性的变量。
管理科学的优点
第一，使复杂的、大型的问题有可能分解为较小的部分，更便于诊断、处理;
第二，制作与分析模式必须重视细节并遵循逻辑程序，这样就把决策置于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增进决策的科学性;
第三，有助于管理人员估价不同的可能选择，如果明确各种方案包含的风险与机会，便更有可能作出正确的选择。
但是，也必须指出，管理科学方法的应用也有它的局限性:
首先，管理科学学派的适用范围有限，并不是所有管理问题都是能够定量的，这就影响了它的使用范围。
其次，实际解决问题中存在许多困难。管理人员与管理科学专家之间容易产生隔阂。实际的管理人员可能对复杂、精密的数学方法很少理解，无法做出正确评价。而另一方面，管理科学专家一般又不了解企业经营的实际工作情况，因而提供的方案不能切中要害，解决问题。这样，双方就难以进行合作。
科学研究进展篇5
关键词：出版学学科定位研究进展
从1984年9月编辑学专业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复旦大学正式建立算起，我国的出版学高等教育已有近30年的历史。其间出版学的学科定位、培养体系等都经历了多次调整，积累了很多经验，但是从实际需求来看，出版专业教育作为出版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还不能完全适应出版业发展的需要。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专业教育调查小组主持的一项关于出版专业与就业情况的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164家出版单位中，78.7%的出版单位表示人手紧缺，但明确表示需要出版专业学生的却只有15%。[1]
调查结果使得出版企业人才需求与出版教育人才输送之间的错位现象更加显而易见。这种供需错位的矛盾与我国出版学学科定位模糊、培养方向不明的发展现状有很大关系。因此，积极争取出版学专业应有的学科地位成为目前国内出版学界最关心的问题之一，研究者们对于出版学如何定位这一问题的探讨也一直在持续。笔者对近20年来的出版学方向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将与出版学学科定位相关的理论问题整合如下。
一、我国出版学学科定位现状
出版学的学科定位是关乎出版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基本理论问题，对于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科设置、研究方向和人才培养有重要指导意义。在现行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编辑出版学是“新闻传播学类”下的二级学科。在作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核授予学位的学科、专业范围划分依据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不存在出版学的位置。在1993年起实施的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92）中，出版学的学科地位也是未予明确的。
在我国与学科有关的3个目录中，出版学的定位都是模糊不清的，这给高校出版人才培养带来了诸多问题。
专业归口和培养模式不统一是目前出版学专业人才培养面临的主要问题。出版学到底该属于哪一学科，目前仍无统一定位。在本科教育阶段，国内的出版学专业学科归属模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设置在新闻与传播学院之下，如中国传媒大学、河南大学，其培养目标侧重于编辑应用写作、古代汉语、图书评论学等文稿加工方向；另一种设置在信息管理学院之下，如武汉大学、南京大学，这一部分院校更重视新兴技术环境对出版学专业的影响，突出文理融合和社会应用。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出版学专业的研究生培养有挂靠培养和专业学位培养两种方式。目前，出版学专业未被列入学术型研究生招生学科专业目录中，但各高校能根据自身情况挂靠在相关一级学科之下来培养出版学方向研究生。另外，2011年，在全国新增设的19类专业学位中，出版硕士专业学位已名列其中，北京印刷学院、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目前都已开设了这一专业。尽管出版硕士专业学位的设立标志着出版学研究生教育开始逐渐纳入我国研究生教育体系，但其专业归口问题并未得到根本上的解决。
随着高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依托其他专业来开办出版学专业的高校也越来越多，这种挂靠附设的形式使得所属院系的培养体系不可避免地成为其敲定培养模式的重要参考，最终导致专业定位模糊不清、培养模式游移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由此，形成了一种用不同的模式培养不同规格的同一类人才的格局。[2]这样的格局，使得学生本身对自身的专业定位情况也不甚明了，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出版学专业同学不清楚本专业与新闻出版等专业的区别，附属于信息管理学院的同学也不清楚所学专业与信息管理专业的区别和联系。据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专业教育调查小组得出的调查数据显示：在编辑出版专业的同学中，46.9%的人认为“学科定位不明”是编辑出版专业这一学科最大的问题，76.6%的学生认为该专业所属的院系会对专业学习“有一点影响”或者“影响很大”。[3]
二、我国出版学学科定位问题之争
我国出版学学科定位问题一直未得到很好地解决，目前学界的定位之争主要有两种意见：一部分研究者认为，出版学位列一级学科底子尚显单薄，定位为二级学科比较合理可行；另有部分研究者坚
持认为，出版学应是独立的一级学科。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李新祥教授对出版学应不应列入研究生招生学科专业目录、如何列入的问题作了深入分析，他还将出版学列为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的几种安置情形逐一列出，并最终认为将出版学列为二级学科是比较科学、可行的。他建议，用“文化与信息产业管理”替代原管理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同时下设文化与信息产业管理、出版学、图书馆学等5个二级学科，授管理学学位。此种定位方式既将相关学科的发展态势考虑在内，又为出版学未来的发展开辟了足够的空间。[4]
另有不少研究者坚持认为出版学应晋升为一个独立的一级学科。早在2005年底，全国近30所高校就发出了关于设立出版学研究生专业的呼吁，要求国家将出版学晋升为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专业中的独立的一级学科，纳入国家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学科专业目录，同时建议下设出版理论与历史、编辑学、出版管理学等二级学科。[5]
目前的研究者们也普遍认为出版学上升为一级学科的时机已经比较成熟：
1.出版学与新闻传播学、信息管理学等一级学科存在明显区别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的张志强教授就指出，出版学与新闻传播学等一级学科确有关联，但存在较大差异，其学科内涵、研究对象及未来的就业单位都不尽相同。出版学与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等共同对图书文献进行研究，但出版学的本质是知识信息的加工、整理与传播；出版学与新闻传播学共同研究报刊出版物、音像制作等问题，但新闻传播学更偏向于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介的研究。[6]
并且，伴随着出版教育的发展，我国出版学研究领域已初步形成了一批符合要求的分支学科，如出版编辑学、出版营销学、图书发行学、出版法学、书刊校对学、期刊出版学、出版学基础、读者学、中国出版史学、出版对外贸易学、出版计算机应用学等。[7]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副院长罗紫初还从按出版产品的类型、按出版活动的不同性质、按出版活动的形成条件、按研究内容的性质等4种不同的划分模式出发，提出了对于出版学分支学科设置的具体构想。
2.社会实际需求要求出版学学科定位尽快提升
出版产业的发展壮大和出版管理体系的日臻成熟都对出版学科未来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分布较为合理的出版学高等教育格局，专业办学点遍布全国。但新闻出版总署的李宏葵指出，在学科定位的问题上出版学却是比较迟滞的，与我国出版学理论研究目前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不相称。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肖东发教授从未来立体出版的大趋势出发，强调了出版教育向前发展的必要性。在他看来，媒体、网站、期刊及发行领域的出版事业都迫切需要高级人才，尤其在版权贸易、华文出版等领域。
由此我们认为，将出版学定位于新闻传播学、信息管理学的下属学科是不妥的。1998年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对出版学学科性质的界定已经不能反映目前的实际情况。出版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应与文学、信息学、新闻传播学、管理学等属于同一学科层次的学科。
三、国外出版学学科定位之鉴
在学科定位的问题上，世界上许多出版大国的出版教育经验值得借鉴。从国外的情况看，出版学都是作为一级学科独立设置的。目前，美、英、法、德等国的高校均设有出版学研究生专业，其中，美国和英国都属于开展出版学教育比较早的国家，并将出版学列为一级学科。在美国的“教育项目分类”（cip）中，出版学作为一个独立的一级学科，与“传播与媒介研究”“新闻学”“广播电视和数字传播”并列存在。例如纽约大学（newyorkuniversity）、佩斯大学（paceuniversity）等均在20世纪80年代就设立了出版学研究生专业，并授予独立的出版学硕士学位。[8]英国的出版教育学科定位比较灵活，不局限于一级独立学位的培养方式，一种是高校的出版学专业参照其通用的学科专业目录“共同学术编码系统”（jacs）将出版学与信息服务、宣传研究、媒介研究、新闻学并列为一级学科。[9]另一种则是归类于“图书馆学”或“传播学”等招生项目之下，采用联合培养方式。例如英国的牛津出版研究中心，既能独立培养出版硕士，又能与商学院、教育学院、音乐和艺术学院等其他学院联合培养专业硕士。
结语
出版行业
繁荣和出版事业高级人才的紧缺带动了出版专业教育的发展。近年来，文化体制改革快速推进，将我国出版产业带入了发展的快车道，笔者认为，力促出版专业教育与行业发展同步的关键，在于尽快明确和提升出版学的学科地位，并将出版学纳入国家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学科专业目录中去。没有明确的学科定位，便不可能有明确的培养方向，把握不好这一出版学学科建设的核心问题，其培养目标和教学体系便难以真正确立。在这种形势下，如果能以国外的出版学定位为参考，将出版学列为一级学科，那么出版教育和出版产业必定会因此获得更大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许欢，肖东发.关于我国编辑出版专业教育的论争与调查分析[j].中国出版，2004（10）.
[2]田胜立.编辑出版学专业定位和培养模式[j].中国编辑，2006（1）.
[3]许欢，肖东发.关于我国编辑出版专业教育的论争与调查分析[j].中国出版，2004（10）.
[4]李新祥.试论出版学的学科体系[j].科技与出版，2009（11）.
[5]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关于设立编辑出版学研究生专业的呼吁[j].中国编辑，2006（1）.
[6]张志强.英美国家的出版学学科归属及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出版，2009（8）.
[7]罗紫初.论出版学的学科体系[j].出版发行研究，2004（7）.
[8]张志强.出版学的学科构想及其实现[j].出版科学，2007（3）.
[9]张志强.英美国家的出版学学科归属及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出版，2009（8）.
科学研究进展篇6
关键词：教育神经学体育教育思考启发
教育神经科学的概念解析将脑科学、认知科学与教育学整合起来的这门新兴学科非常复杂，其复杂性甚至体现在其名称的界定上。目前，世界上的不同组织机构与研究人员较多地运用“心智、脑与教育”、“教育神经科学”、“神经教育学”与“学习科学”这些术语来指代这个新兴的领域。[1]心智、脑与教育以及教育神经科学旨在将生物学、认知科学和发展科学联系起来，为教育奠定坚实的研究基础，并加深人们对教与学的理解。
教育神经科学概念最早可追溯到肖尔和莫斯基的研究，他们在1978年首次提出教育神经科学的概念。2003年召开的“心理、脑与教育”研讨会以及“国际心理、脑与教育学会”在哈佛大学的成立，标志着这门基于实证的新兴学科――教育神经科学的诞生。2007年，《心理、脑与教育》杂志成为教育神经科学领域第一本专业期刊，以连接心理、大脑与教育为核心的教育神经科学有了自己的国际组织与期刊。与此同时，教育神经科学的专业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如英国剑桥大学的“教育神经科学中心”、德国乌尔姆大学的“神经科学与学习转化中心”、加拿大弗雷泽大学的“数学教育神经科学实验室”、中国中央教科所的“教育神经科学实验室”、北京师范大学的“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等。[2]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各国政府与国际组织的积极支持下，心智、脑与教育的整合研究以及新兴学科教育神经科学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在教育神经科学领域，目前国际形成了几个较为成熟的研究领域，分别是脑结构及功能与学习机制研究、脑可塑性与敏感期研究、环境与脑学习机制研究、阅读能力与脑学习机制研究、数学能力与脑学习机制研究等。[6]
教育神经科学也研究面临着挑战。因此深入探究文化、脑与教育之间的复杂联系也将成为教育神经科学领域长期而艰巨的挑战。[5]
1.教育神经科学概论
1.1教育神经科学
教育神经科学是将生物科学、认知科学、发展科学和教育科学等学科的知识与技能进行深度整合，提出科学的教育理论，践行科学的教育实践的、具有独特话语体系的一门新兴学科。[3]最主要的特点为将心智、脑与教育连结起来，互相借鉴理论与应用，共同应用与教育之上，大大拓宽了教育领域的研究范围，提出了一系列范式。
1.2心智、脑与教育
心智是指人们对已知事物的沉淀和储存，通过生物反应而实现动因的一种能力总和。
脑作为整体，是由神经元及神经网络的相互作用构成的，而脑的结构又通过胼胝体分为左右两个脑半球。覆盖两个脑半球的大脑皮层也含有大量神经元，大脑皮层包括额叶、顶叶、枕叶和颞叶四个脑叶，主要负责脑的高级功能。[4]
教育一直为大家所关注研究的重点领域，此前很少将其与脑、心智想联系，更多的是探讨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1986年出版的《脑、认知与教育》一书中第一次将脑科学、认知科学与教育学这三个领域整合在一起，体现出“心智、脑与教育”这个新兴研究领域的核心思想。[7]
2.教育神经科学对教育学发展的影响
不同于传统教育学的填鸭式教育，教育神经科学带给教育学的是一种循证的思维模式，要用脑科学研究成果来支撑教育理论与实践。教育神经科学所遵循的“循证”发展思路，提升了传统教育研究的科学性。目前已有的关于脑结构及功能与学习机制研究、脑可塑性与敏感期研究、环境与脑学习机制研究、阅读能力与脑学习机制研究、数学能力与脑学习机制研究等相对成熟的研究领域，已经为我们展现了教育神经科学的巨大发展潜力。[8]
3.教育神经科学对体育教育现状的影响及革新
目前的客观现状是，随着年龄的增大和年级的增高，喜欢上体育课的学生越来越少；学生中喜欢体育但不喜欢体育课的人越来越多；学生的体质水平明显下降。很多学生和教师对目前中小学体育课程的现状表示忧虑。体育锻炼可以促进脑健康，学习和记忆机制研究表示无论主动运动和被动强制运动都可以有益于学习、记忆，体育锻炼时间越长对学习和记忆过程的促进越明显，通过锻炼可以促进记忆力的发展。
青少年儿童处在大脑发育的飞跃期，良好的中枢神经系统发育可影响成年期的神经功能和改变脑衰老的进程。体育课堂为学生的运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科学的运动，这样可抑制由缺血引起的动物海马细胞凋亡，促进神经元的存活，从而增加脑对损伤的抵抗力，维持脑功能，延缓脑衰老。
4.思考建议
放眼如今的学校体育课程，课程形式单调乏味：热身和准备活动、动作的示范和讲解、学生练习教师指导，往往一堂体育课并没有真正激发学生对于锻炼的兴趣，可以预测，许多的学生对于原本可以在自然中好好放松身心的体育课产生了厌倦和抵触的情绪，甚至于课余的生活对运动失去兴趣。就教育神经科学的研究来说，我认为应该将体育课程和积极情绪的培养、智力的开发有机联系起来[9]。
4.1课堂形式的转变
课堂形式不能拘泥与教师对学生的单方面输出，无论是心理学还是教育学都不能赞同教师对学生的完全掌控。一堂体育课，可以将其分为三个部分：教师主导、学生主导以及双方互动，并在其中增加开发脑、智力和记忆力的体育游戏，帮助学生更好的进行文化课的学习。需要将机械的身体运动转化为丰富的脑力、协调性以及灵活性运动有助于学生其他各方面的共同发展。
4.2课堂环境的转变
体育课堂也应该较传统的教学模式有所发展，这里的“环境”单单指代操场或者教室的教学环境，更多的意味着教学氛围。积极的教学氛围可以帮助学生集中注意力，关注教学内容，对教师的示范动作进行积极的反应和认同。
4.3课堂内容的转变
体育课中不单单是运动技能的展示和讲解、练习，如果如此那么目标就是单调的“学会动作”，一堂45分钟的体育课中往往让水平参差不齐的学生真正掌握技能显然很困难，所以，体育课堂的真正目标应该转变为对一项运动的兴趣和热爱。这就与积极的情绪相联系，体育教师要清楚的了解如何通过游戏、项目的进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并让他们在其中感受到成就，从而激发动机。
4.4课堂评价的转变
关于评价，应该是建立在良好情绪上的客观评价。情绪认知神经科学的新进展主要包括基本情绪脑环路、情绪与认知的交互作用、情绪障碍的神经机制等方面。情绪神经科学知识的掌握可以使教育的实践建立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上，从而更好地建构课程情感教育目标、评价和教育内容。采用积极教育理念，加强情绪神经科学与教育学的双向交流，将脑科学的最新技术应用到师生互动的教学活动中，无疑是今后发展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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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周加仙（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理解脑：新的学习科学的诞生[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
科学研究进展篇7
【关键词】糖尿病；药物防治；生活方式干预；护理干预；社区干预
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的内分泌代谢性疾病，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及人口老龄化的加快，糖尿病发病率迅速增加，已成为继心血管疾病、肿瘤之后又一种危害人类健康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2010年，世界范围内糖尿病患病率为6.4%，糖尿病的医疗支出占世界医疗保健费用的11.6%。据估计到2030年，糖尿病患病率将增加至7.7%[1]，高发病率及沉重的医疗负担引起了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对糖尿病的防治更加重视。糖尿病病因复杂，多因素共同作用是其特点，降低糖尿病患病风险，改善糖尿病患者生活质量，科学、有效防治是关键。
1药物防治
糖尿病病因复杂，作用机制尚未完全阐明，这给抗糖尿病药物的研发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和挑战。抗糖尿病药物的防治以西药为主，中药为辅。西药中，钠依赖葡萄糖转运蛋白（SGLt）抑制剂的研究成为最近的热点，其中SGLt2抑制剂的研究最受瞩目，这类化合物通过阻止肾小管对葡萄糖的重吸收、并排出过量的葡萄糖，从而达到降低血糖、治疗糖尿病的目的[2]。西药疗效快的同时也伴随着明显的毒副作用，因此，天然抗糖尿病药物的研发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近年来，关于中药治疗糖尿病的研究报道屡见不鲜，如研究发现肉桂能调节血糖、脂质水平，减少胰岛素抵抗，增强胰岛素的作用，改善糖尿病所致的并发症。
2生活方式干预
糖尿病的发生发展与生活方式，如饮食习惯、运动强度、肥胖、静坐式生活方式等有关，风险识别的生活方式干预是防治糖尿病的有效手段之一。临床研究发现，旨在减轻体重、增强身体锻炼、改善饮食的生活方式干预可降低60%的糖尿病风险因素。
2.1饮食疗法糖尿病，尤其是2型糖尿病与饮食的关系十分密切，饮食疗法是糖尿病防治最基础的方法。食物治疗的一般原则：①合理控制热量，均衡膳食营养。糖尿病患者总能量需求的60%-70%要源自碳水化合物和不饱和脂肪酸，多吃鱼肉、蔬果、坚果等，增加维生素、矿物质的摄入，食物选择尽量多样化。②保证营养需求，合理安排餐次。在符合患者饮食习惯的前提下，合理进行三餐饮食分配。③其他。进食速度要适当：进食速度与肥胖、心血管疾病等密切相关，降低进食速度有利于降低糖尿病的患病风险；避免高糖食物，少吃油腻食物，限制饮酒，及时补充水分。
2.2运动疗法运动疗法主要适用于中轻度2型糖尿病特别是肥胖的2型糖尿病患者，研究证实相比于药物（如二甲双胍）治疗，通过减重的运动治疗可显著改善糖尿病患者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3]。其运动防治要按照“循序渐进、量力而行”的原则。应把握以下几点：①运动方式：参加有节律性的有氧运动，如长距离步行、散步、慢跑、骑自行车等。每天1.5km以上的长距离步行可以有效降低心血管疾病等糖尿病并发症的患病风险，且步行活动安全，易坚持，可作为首选锻炼方式。②运动强度、时间及频率：合适的运动强度为活动时病人的心率应达到个体60%的最大耗氧量；活动时间推荐餐后1h，持续20-30min，可根据病人具体情况逐渐增减，如肥胖病人可适当增加活动次数。③其他注意事项。运动前后检查血糖，警惕发生低血糖。另外，要及时进行运动后护理，如补充水分及无机盐的流失，并检查机体是否有其他异样。
3护理干预
有效的护理干预能明显改善糖尿病患者预后，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护理干预主要涉及两方面。①健康教育，提高认识。陈等[4]研究发现糖尿病防治知识掌握程度越高，居民发生高血糖症的风险越低。通过对患者进行饮食、心理、运动、用药指导及糖尿病相关知识教育，有利于帮助患者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增强疾病防治知识，提高自我防治意识。②心理疏导，增强信心。novak等[5]研究发现与周期性压力或无压力的人相比，长期承受压力的人患糖尿病的风险高，两者的危害比分别是1.09、1.52。糖尿病患者确诊后，易出现抑郁、焦虑、悲观等心理，不利于疾病的治疗。而合理的心理干预可帮助患者及时排解心理压力，有利于血糖控制，也能帮助患者及家属树立积极、健康的心态，建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4社区干预战略
我国糖尿病患者对糖尿病防治知识、危险因素知晓率偏低，糖尿病的确诊滞后、就医不及时及预后较差，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社区糖尿病防治工作薄弱，重视程度不够，手段单一等有关。研究发现糖尿病社区管理可以提高患者对社区卫生服务的利用，使其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6]；社区卫生干预有助于提高糖尿病患者对自身病症的认识、治疗措施等相关知识、卫生行为的了解。事实上，近年来，基于社区战略的疾病防治模式受到了各国的青睐，如，巴西基础运输系统的改变对全民体育活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巴基斯坦通过基于通讯设备的健康教育活动提高了公民对慢性疾病的防范意识等。这些均表明，社区干预的疾病防治模式在糖尿病等生活方式相关的疾病防治中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5结语
虽然糖尿病的发病率逐年升高，目前尚无特异、有效的治疗方法，但科学防治是延缓糖尿病发生发展的重要措施。糖尿病防治应注意以下两方面：①积极探索科学有效、联合防治措施。糖尿病病因复杂，单一药物治疗效果并不理想，在现有的医疗水平下，我们应积极探索各种联合防治的有效措施，将药物防治、生活方式干预、护理干预等手段合理搭配，因人而异，针对不同的患者，制定不同的联合防治措施。②重视社区干预的疾病防治模式在糖尿病防治中的应用。我国社区干预的疾病防治模式起步较晚，发展历史比较短，但社区干预在提高居民对糖尿病、高血压等生活方式相关疾病的防治知识、帮助居民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改善患者的医疗服务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应当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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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进展篇8
关键词：理工科大学;新进教师;教学能力
中图分类号：G6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107（2016）02-0075-03
新进教师是指刚刚完成最后学历教育并在高等学校开始第一次学术工作的人。随着我国高校扩招，在校学生规模急剧扩大，青年教师成为本科教学的重要力量，许多教师才毕业就上讲台，承担了大量的教学任务[1]。以河海大学为例，河海大学现有专职教师1934人，其中35岁以下青年教师928名，占教师总人数的48%，是教学工作的中坚力量。从根本上来讲，青年教师代表着教育发展的前途和学校教育的未来，他们的素质决定着学校未来人才的培养质量。因此，促进新进教师教学水平和教学能力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也是一个迫切的现实任务。然而，与老教师相比，新进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教学经验都存在明显不足，教学效果不佳，人才培养质量不理想。事实上，新进教师一直都是大学教师中比较特殊的一个群体，在承担教学工作任务时面临着特殊的困难，理工科大学新进教师尤其如此。
一、新进教师教学能力现状
河海大学是一所以水利为特色、工科为主、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理工科大学，近三年（2011至2014年）河海大学共招聘教师199人，其中193人具有博士学位，29人是留洋博士。新教师入校后，教务处统一安排所有的新进教师试讲，并组织部级教学名师、本科教学督导员、教学副院长等专家型教师听课，对其进行现场点评与指导。
通过试讲和专家指导发现，从整体来看，新进教师的综合素质较高，普通话流利，教学内容正确，专业基础扎实。但由于绝大多数新进教师都来自非师范院校，没有系统学习过教育学、心理学理论，也大多没有教学实习经历，还不能完全适应现代教育教学的需要，在教学中表现出很多共性问题。
（一）宏观方面
1.缺乏先进的教学理念，对教育教学理论把握不
够。大学教学应遵循研究性教学理念，切忌灌输式教学。教学过程的本质是一个知识探寻、知识重构的过程，即在教师引导下，让学生在原有的知识、理论基础上，通过师生互动、讨论和探讨新的问题，运用知识，发现新知识，得出新结论，解决新问题;并在此过程中，训练学生知识学习和探究的能力与品质。这一过程应该是一个既充满困惑又充满乐趣的知识发现、理论总结和理性思维的集合过程。因此，需要在新教师中深化教学理念、教学理论的讨论和学习，推行研究性教学和pBL教学模式（problem-basedLearning）。
2.教学方法单一，教学组织能力不强。教学组织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是指在课堂教学中，教师根据教学规律和学生的心理特点，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技巧来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创设适宜的教学情景、管理课堂纪律，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教师教学组织能力高低直接影响教学效果。绝大多数新进教师不善于组织教学，不能精心设计与组织课堂教学环节，教学节奏把握不当，无法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教学时照本宣科、平铺直叙，教学方法单一，缺少启发性教学，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性不高，教学效果不理想。
3.教学手段运用不当。没有处理好黑板与计算机等多媒体的关系。除个别教师全部使用黑板，没有利用ppt等多媒体辅助手段外，大部分教师都过分依赖计算机多媒体，黑板利用率不高，讲课过程中只是随意在黑板上写上几个公式和字符，有的甚至完全没有任何板书。有的老教师还戏言，如果学校突然停电，很多年轻教师就只能站在讲台上发呆，或者和学生吹吹牛，完全无法继续教学。
（二）微观方面
1.教案不符合要求。教案不同于讲稿，它是教师为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以课时或课题为单位，对教学内容、教学步骤、教学方法等进行具体安排和设计的一种实用性教学文书，是教师实施教学活动的具体方案。在教案中，教师要对每个课时的教学内容、教学步骤、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板书设计和教学道具进行周密的思考和精心的安排，教案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整堂课的教学效果。一般来说，教案是备课时必不可少的环节之一，只不过经验丰富的老教师教案写得更加科学细致，年轻教师的教案写得简单粗糙一些。然而，在实际教学中，绝大部分教师不知教案为何物，以为就是讲稿甚至是ppt课件的打印稿，缺少对课程的精心思考和整体设计。
科学研究进展篇9
[关键词]服务便利；五维模型；研究评述
[中图分类号]F06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13）09-0022-07
一、引言
在服务经济时代，企业要想在产品技术方面始终保持竞争优势，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在同等价格、同等品质的前提下，服务已经逐渐成为企业赢得并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在许多方面已成为企业财富的主要来源。事实上，每个企业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服务型企业，服务不仅仅是酒店、餐饮、旅游等服务行业的事情，而是每一个企业和组织都必须高度重视的关键领域。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家汤姆·彼德斯曾经说过：“无论处在那一行，实际上所有的优秀公司都把自己定义为服务型企业。”[1]
消费者在购买服务时不仅要投入货币成本，还要有时间成本、体力成本、精神成本等方面的付出[2]。为了降低这些成本，消费者自然而然地就有一种对便利的追求，即消费者不是仅仅考虑服务传递的核心利益，他们还希望服务在需要的时候总是容易找到、容易消费的[3]。“便利”概念的起源可追溯至Copeland[4]在1923年提出的消费品分类。当时，他对消费品做了经典性的分类，即将消费品分成便利品、选购品、特殊品3种。这种分类学说一直延续至今。早期营销学者对便利研究的贡献在于，他们提出了非货币成本是便利概念的核心，并运用便利概念对消费者购买行为、零售结构变迁等问题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5]
进入21世纪以来，服务便利已经成为服务营销研究领域的重要论题之一。目前，国内外关于服务便利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是服务便利概念的定义和操作化，包括对服务便利的分类以及不同情景下测量量表的开发；二是服务便利的实证研究，包括服务便利的后果影响研究、影响消费者感知服务便利的前置因素探讨等。
二、服务便利的定义和操作化
1.服务便利的概念
如前所述，“便利”首次出现在营销文献中是和产品分类密切相关的。Copeland虽然从未界定过什么是“便利”，但在对消费品进行分类时首次提出了“便利品”的概念。他认为，便利品是指只需花较小的时间和精力来购买的产品。之后，便利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主要源于学者们对于“便利导向”的研究。所谓便利导向，就是消费者对便利的产品和服务的偏好。anderson等[6]以便利导向型的食品和家用电器为对象首次研究了便利导向的消费行为。Yale等[7]则将便利导向视为一种消费策略。morganosky[8]曾提出，便利导向的消费者总是在追求“最短的时间内用最少的精力完成任务”。Berry等在其题为《理解服务便利》的开创性研究论文中，首次将服务便利的概念引入到服务研究领域。鉴于便利概念的核心是和非货币成本密切相联，他们便着手梳理消费者的非货币成本，进而将服务便利定义为“消费者在购买或者使用服务时对所花费的时间和努力的感受程度”。这一定义现在已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可，此后有关服务便利的研究也大多沿用了Berry等所提出的这一概念。
2.服务便利的五维模型
为了准确全面地理解服务便利的概念并对服务便利的程度或水平进行测量，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探索了服务便利的类别和维度。一些学者从服务便利的概念出发，将其分为时间和努力（effort）两个维度，鉴于mohr等[10]将努力分解为体力努力、情感努力和认知努力，服务便利的维度便归纳为时间、体力、情感和认知努力4个维度。Yale等认为便利是个多维度的构念，将其分为6个层面：时间效用（timeutilization）、可得性（accessibility）、便携性（portability）、适宜性（appropriateness）、轻便性（handiness）、不愉快避免（avoidanceofunpleasantness）。尽管这些创新性的见解给人以启发和鼓舞，但是学者们也注意到，这些维度是没有理论基础的，而且诸如适宜性等维度是模棱两可的，也难以进行测量。
Brown[11]以经济效用理论为基础，提出便利的概念由5个维度构成：时间维度（timedimension）、地点维度（placedimension）、获得维度（acquisitiondimension）、使用维度（usedimension）和执行维度（executiondimension），执行维度是消费者在获得产品或服务时对投入努力的选择。Seiders等[12]将便利分成四种类型，Berry等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扩展，提出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服务便利分类，将服务便利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为以后服务便利的操作化和量表开发奠定了基础。
Berry等[9]认为服务便利包括5种类型：决策便利、渠道便利、交易便利、受益便利和售后便利，和5种便利相关的时间和努力成本都会影响消费者对服务便利的总体评价，这就是服务便利的5维模型。5种便利类型反映了消费者购买或使用服务相关活动的阶段。决策便利指消费者做出购买决策和使用决策时对便利程度的感知，当消费者需要某种服务时他需要投入时间和努力来决定怎么得到它。渠道便利指消费者与服务供应商建立接触和到达服务提供商所在地时对便利程度的感知，也就是开始服务提供所感知的时间和努力花费。为了完成服务的购买交易，消费者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交易便利指消费者在完成交易过程中对便利程度的感知。受益便利指消费者在享受服务核心利益过程中对花费时间和努力的感知。售后便利指消费者在服务的受益阶段之后再次与服务提供商接触时对便利程度的感知。之后学者对服务便利量表的开发和实证研究都基于Berry等的这个5维度概念模型。
3.服务便利概念的深化
Seiders等[12]把Berry等[9]的5维模型结合消费者的消费过程阶段和消费努力的类型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见表1）。由于服务便利的概念是对消费者整个消费过程所花费时间和努力的感知，那么在消费过程的不同阶段应该有不同的侧重。他们认为，决策便利和渠道便利在服务交换之前是消费者颇为看重的因素，当服务交换过程开始时交易便利和受益便利就愈显重要，当服务过程结束时售后便利则最为关键。如前所述，消费者为购买服务所付出的努力包括体力、情感努力和认知努力3个方面，Seiders等[12]还提出，不同的便利维度在降低消费者努力方面作用各有侧重，决策便利和受益便利主要降低了消费者的认知努力，渠道便利减少了消费者体力消耗，交易便利减少了消费者情感努力，售后便利则主要减少了消费者的体力和情感努力。Seiders等[12]的分析提供了分析5维模型的不同视角，有助于后来学者更好地理解服务便利在消费者不同消费阶段的侧重以及5个维度在减少消费者努力的不同作用。
由于服务便利的5个维度中的任意一个维度都可以单独影响总体的服务便利，且去掉任何一个维度都会影响服务便利构念，5维度彼此也不重合，根据理论构念和测量指标的内在联系，构念可以分为形成性指标（formativeindicator）和反映型指标（reflectiveindicator），不同指标的测量模型有差异[13]。Seiders等[12]进一步提出服务便利是一个形成性的二阶构念，由5个一阶构念组成。对服务便利是形成性构念的认识有助于服务便利测量模型的建立和验证，Colwell等[14]则从实证上验证了这一认识。他们比较3种服务便利的测量模型：5因子模型、二阶因子模型、单因子模型。结果表明，服务便利的二阶因子模型是最合适的，即认为服务便利是由5个独立的一阶因子组成是更恰当的。Seiders等[12]、Colwell等[14]和aagja等[15]对开发的服务便利量表进行法则效度（nomologicalvalidity）的检验也可印证这一结论。这些研究中对服务便利的概念的细化和进一步讨论，是服务便利更加全面的概念化，有助于服务便利的操作化，也为以后分别研究服务便利不同维度的前置因素和后果影响奠定了基础（见表1）。
Berry等在他们的开创性研究中，在服务便利5维模型基础上延伸出了测量服务便利的15个条目（每个维度3个条目），只是没有进行实证检验。之后的学者则都是在Berry等提出的这些条目的基础上进行实证检验和量表开发。Seiders等[16]在研究服务便利调节顾客满意和重复购买行为之间的关系时，借鉴Berry等[9]开发的条目对服务便利进行了测量，但并没有验证单个维度。
Seiders等[12]首次较为全面的开发和验证了服务便利量表，他们称之为SeRVCon（serviceconvenience缩写）量表。他们通过探索性研究、条目开发、预测试、实证研究等方法开发出了含有17个条目的SeRVCon量表并进行了信度、结构效度、法则效度等检验，17个条目缩减为5个条目（每个维度一个条目）后仍然具有较高的信效度，这是服务研究领域第一个经过验证的服务便利量表。Colwell等[14]部分吸收了Berry等提出的服务便利的条目，开发出了加拿大移动电话和网络服务情景下通过信效度检验的服务便利量表。该量表也包含17个条目。之后，学者对服务便利研究中的测量都是借鉴了Berry等[9]提出的条目或者Seiders等[12]、Colwell等[14]开发的量表。
SeRVCon量表的开发背景是，美国时尚女装和家纺专卖店等零售商对服务便利的感知，往往因不同的服务类型而有所侧重，或因不同的服务类型而有所差异，因此需要对于特定的消费者购买或者使用的服务活动进行量表开发和测量[12，17]。现有研究表明，不同的国家或不同的行业情景下需要开发不同的量表，来对服务便利进行测量和验证。例如aagja等[15]将Seiders等[12]开发的SeRVCon量表加以修正完善，并在印度食品杂货零售店情景下进行了实证检验。
三、服务便利的实证研究
1.服务便利的后果影响研究
国外一些学者研究了不同情景下消费者感知服务便利对顾客满意、行为意向（behavioralintentions，包括重复访问和积极口碑）、重复购买行为等变量的影响（见表2）。在Berry等构建的服务便利研究框架中，他们提出了研究假设，认为服务便利会正向影响消费者对服务的评价，比如满意度、服务质量评价、感知公平性，但没有进行实证检验。
Seiders等[12]在对开发的SeRVCon量表进行法则效度检验时研究了服务便利五个维度的不同后果影响。研究数据来自美国主要城市100个时尚女装和家纺零售店的1939名顾客。结果表明，决策便利、交易便利、受益便利、售后便利等均与行为意向正向相关，而只有决策便利对消费者重复购买访问有直接的正向影响，只有受益便利显著影响消费者重复购买花费。Colwell等[14]在验证所开发量表的法则效度时，采用来自加拿大高校的201个本科生样本研究了服务便利对顾客满意的影响，数据显示服务便利和顾客满意之间显著的正向相关。
Chang等[18]用选定中国连锁餐馆4家分店的498份有效问卷进一步深入和完善了服务便利和顾客满意的关系研究，在验证Colwell等[14]结论（服务便利对顾客满意有正向影响）的基础上，他们得出：感知服务价值是服务便利和顾客满意的关系的中介变量，而感知服务保证强度会调节服务便利和顾客满意间的关系。Chang等[17]研究了台湾地区休闲行业背景下服务便利和行为意向的关系，以及顾客满意对此关系的调节作用。他们使用来自台湾地区前三大城市三个健身俱乐部的443个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此情景下只有服务便利中的受益便利、售后便利两个维度会影响消费者行为意向，而顾客满意部分中介服务便利和行为意向的关系。aagja等[15]对Colwell等[14]的研究在印度情景下进行了重复，他们收集了326份有效问卷验证了SeRVCon量表在印度食品杂货零售店的适用性，并提出将消费者感知服务便利作为一种市场细分标准。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有关服务便利的后果影响的实证研究目前还比较少，也比较局限，国内还没有学者对此进行研究。由于对服务便利的后果影响研究始于验证量表法则效度构建的法则网络（nomologicalnetwork），所以大多数后果影响研究都是探讨服务便利的近果（immediateconsequences），如行为意向，顾客满意等变量，或是研究服务便利和行为意向、顾客满意关系的中介或调节因素（见表2）。
2.服务便利的前因变量研究
Berry等在他们的开创性研究中也提出了消费者服务便利感知的前置因素，主要有服务特征、顾客特征、企业相关因素三方面。之后，国内外学者对服务便利前因变量的实证研究基本都是在此研究框架下展开的（见表3）。Seiders等[12]和aagja等[15]都研究了购物乐趣和产品类别涉入度对服务便利的影响，结果都表明，购物乐趣与服务便利的五个维度都有正向关系，产品类别涉入度只对决策便利和受益便利有显著影响。另外，aagja等[15]还研究了竞争强度、近期交易数量、退换货经历等因素对服务便利的影响。
国内方面，郭国庆等[19]首次对服务便利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以Berry等提出的服务便利测量问题为基础，结合超市背景开发出了服务便利的测量量表，进而研究了消费者人口特征（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对服务便利的影响，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可以使消费者对决策便利的感知产生显著差异，而年龄和收入水平则不会使消费者对任何一种服务便利的感知产生显著差异。乔均等[20]根据Berry等提出的研究框架，定量研究了在商业银行背景下（以江苏商业银行为例），企业相关因素（CRF），即服务环境、消费者信息、公司品牌、服务系统设计，和顾客特征（性别、婚姻状况、年龄、教育程度、收入）差异对消费者服务便利感知差异的影响，得出婚姻状况、年龄、教育程度、收入对部分便利维度有显著影响。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都服务便利的前因变量影响进行了一定的实证研究，主要在顾客特征和企业相关因素两个方面，顾客特征的研究局限于一些基本的变量，如人口统计学变量等，企业相关因素也缺乏一个系统的框架，比较零散，也没有学者探索服务特征对服务便利的影响。
3.服务便利的其他研究
一些学者将服务便利作为调节变量进行了实证研究。如Seiders等[16]的研究表明服务便利会调节顾客满意和重复购买行为间的正向关系，nguyen等[21]探讨了服务便利对服务质量和其分维度（互动质量、服务环境质量、结果质量）关系的调节作用。也有一些学者研究了便利的其他方面，如Jones等[22]研究了位置便利对满意—重复购买行为间关系的影响，Collier[23]研究了感知便利对交易速度、信任以及感知价值和顾客满意等因素的影响。
国内一些学者也对服务便利进行了其他角度的分析，郭国庆等[24]首次将国外服务便利理论引进国内时就进行了理论创新，将消费者的便利需求分为购前便利、购中便利、交易便利和购后便利四种类型，并将此理论应用到实践中为零售企业满足消费者的便利需求提出了具体措施。李业等[25]将服务便利理论应用到B2C服务中，把网上购物的服务便利分为决策便利、接近便利、交易便利、支付便利、配送便利和售后便利六个阶段并进行了分析。
四、主要结论及其启示
本文认为，服务便利之所以成为学术研究的热门话题，可从产品或服务的提供者和购买者两方面找到原因。就提供者而言，随着企业生产技术和服务模式日趋标准化，使得基于产品或服务成本的竞争优势日渐衰退。换言之，众多企业在技术创新、服务营销方面的极力推进，使得在同行之间在成本方面的差异日益缩小，因此，再靠价格战、广告战等已很难取得竞争的成功，京东商城、国美、苏宁三家企业价格战的败局就是明证。而在倡导环境友好和资源节约的新形势下，越来越多的企业纷纷尝试如何通过向购买者提供便利来赢得竞争优势。就购买者而言，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时间压力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人不在意产品的价格，但却十分在意服务的便利。也就是说，众多的购买者在由“价格导向”转为“便利导向”。因此，服务便利在提升服务质量和顾客满意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正因如此，服务便利这个长期以来为人所忽视的论题，才逐渐引起学术界和实践界的高度关注。
在营销领域中学者们对服务便利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新世纪尤其是近几年以来，有关服务便利研究的文献迅速增加，且令我们欣喜的是，许多学者围绕着服务便利问题都进行了一些卓有成效的探讨，使我们的视野有所开阔，明确了一些概念，得到了一些结论，这些基础足以启发我们继续在服务便利方面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现有的研究既有概念性的研究，也有实证性的研究，以实证性研究为主；既有对服务便利前置因素的探索，也有对服务便利后果影响的研究，以前置因素的探索居多；既有在服务行业背景下的研究，又有在产品零售背景下的探讨，以服务行业做背景的研究为主；既有采用定量问卷调查方法的研究，也有借助于定性访谈方法进行的研究，以定量方法居多。基于目前有关服务便利的研究，我们得出如下见解：
首先，对于服务便利的定义、扩展和操作化的研究已经引起了足够的重视，也已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服务便利是消费者在购买或者使用服务时对所花费的时间和努力的感受程度。它是一个形成性的二阶构念，由五个一阶维度组成，即决策便利、渠道便利、交易便利、受益便利和售后便利[9，12，14]。Berry等提出的测量服务便利的条目和Seiders等[12]开发的SeRVCon量表在测量服务便利方面都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学者们可结合特定的营销环境和行业背景加以修正和完善，广泛应用于服务营销、服务管理和服务便利的研究。
其次，服务便利在感知服务价值、顾客满意以及行为意向中所扮]的角色，也已经得到前人研究的充分支持，只是在不同的文化和行业情景下结论稍有不同。换言之，服务便利和服务绩效之间具有比较清楚的逻辑关系。针对某种特定的服务，服务便利中的一个或几个维度对感知服务价值、顾客满意以及行为意向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
最后，对服务便利的前因变量的研究方兴未艾，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消费者特征、企业相关因素和服务特征等方面对于消费者服务便利感知的影响。现有研究所涉及的前因变量包括购物乐趣、产品类别涉入度、消费者人口特征、服务环境、消费者信息、公司品牌和服务系统设计等，但是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在于不够深入，而且缺乏系统的研究框架。我们认为，目前的研究只是零碎的检验了服务便利的部分影响因素，却没有在一个理性的框架或顺序的指导下进行系统的研究，这会使我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结论的外部效度，即研究的实践意义。
任何研究的价值都必须在现实或将来的实践中得以体现，无一例外，脱离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学术圈从来都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更不应闭门造车，自娱自乐。德鲁克讲：“管理是个实践。”学术界对企业问题、营销问题的探讨都应顺应时代的需要，企业发展的需要，而且要多结合国内的实际，国内企业的实践，对服务便利的研究也应如此。因此，结合前人的研究和我国发展的背景，我们认为，未来服务便利的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1）积极推进服务便利的实证研究。当前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虽然经济增长迅速，但服务业所占经济总量的比例仍偏低。服务业占GDp的比重，1990年为17.3%，2000年为34.8%，2011年为43.1%。为了更有效地扩大内需，中央计划在“十二五”期间将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提高到47%。由于近年我国GDp每年都维持8%以上的增速，因此未来四五年间，服务业年增率要维持10%以上，才有可能让服务业占GDp比重达到这一水平。我国正在经历由“制造大国”向“服务大国”转变。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势必会使得服务营销、服务便利等成为营销学界的研究热点。中国营销学者应该为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做出应有的贡献。然而，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服务便利的研究还很少，迄今为止，实证文献仅有两篇。据此，我们认为，服务便利问题的研究，尤其是针对中国服务企业的实证研究理应引起国内同行的更多关注。
（2）不断完善服务便利测量量表。Seiders等[12]开发的服务便利量表需要在其他情景下进行验证，包括国家，行业等其他权变因素[15]。尽管国内学者郭国庆等[19]、乔均等[20]对消费者感知服务便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但是尚没有对特定情景下的服务便利量表进行单独的信效度检验的研究。另外，中国情景下特定行业的服务便利测量量表开发和实证检验是服务便利研究领域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服务便利构念进行准确的测量是研究服务便利与其他变量关系的前提和基础。
（3）改进现有的研究方法。现有的实证研究多用的是问卷调查的方法，这种方法能够突破时空限制，较为方便的收集到大样本的数据，但也其有自身的局限性，如受限于单一情景，难以控制变量等，也很难对服务便利的前因后果作深入的探讨，未来可以考虑用实验方法对此弥补。此外，鉴于消费者对便利的感知和需求是变化的[26]，截面研究不能够反映，因此本文建议今后的实证研究可以用历时研究来描述、探求服务便利的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这样能够帮助企业及时诊断提供便利中存在的问题，也有助于企业评价提升服务便利有效性。
（4）深入全面的探讨服务便利的前置因素。从已有的文献看，服务便利对服务绩效影响的研究比较充分，即更多的是把服务便利当作一个有用的解释变量，而对服务便利的前因变量中的研究还在比较浅的层面上，仅研究了少数几个消费者特征和企业相关因素对服务便利的影响。未来可以探讨职业、地理位置、时间压力、同理心、消费频率、消费经历等消费者特征对服务便利的影响，进而将某些特征作为市场细分的变量。另外，服务便利的前置因素中企业相关因素的研究也有待加强。不同行业和类型的企业可能需要聚焦于不同的服务便利维度来获得竞争优势[27]，对于特定的服务企业为了有效地提升消费者的感知服务便利，将重点放在哪几个服务便利的维度也是未来需要考察的问题；还可以横向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行业情景下消费者对感知服务便利的差异。服务特征对服务便利影响的研究也还缺乏必要的探索，考察无形性、不可分离性等服务本身的特点[35]是怎样影响服务便利，也能使我们深入了解消费者对服务便利感知的复杂现象后的机理，学者们可在这方面做些有益的尝试。
（5）更多的关注服务便利、服务价格和服务质量之间的交互作用及其对服务评价的影响。如前所述，服务便利是消费者对服务评价的影响因素之一，服务价格、服务质量等因素也会影响服务绩效。因此，在特定的情景下横向比较服务便利、服务价格、服务质量这些影响服务绩效的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有助于准确地理解特定的产品或服务在服务便利方面需要做好哪些工作，从而为企业灵活应用服务便利原理，取得更佳营销绩效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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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Convenience：aprimaryReviewanditsFutureagenda
tangHanyu1，DengShijian2，Jiamiaolei3
（1.marketingResearchCenterofChina，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872，China；2.ZhanjiangSub-branch，
GuangdongBranch，industrialandCommercialBankofChina，Zhanjiang524043，China；3.Departmentofmarketing，
nUSBusinessSchool，nationalUniversityofSingapore，BasementB1-03，BiZ2Building，1BusinessLink117592，Singapore）
科学研究进展篇10
【关键词】决策神经科学;风险决策;含糊决策
1前言
根据个体面临的决策条件不同，决策可以分为确定性决策与不确定性决策。而不确定性决策，根据各选项结果的概率是否可知又可分为风险决策(decisionunderrisk)与含糊决策(decisionunderambiguity)。长期以来，风险决策和含糊决策一直是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神经科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领域的研究者所努力探索的主题。
决策科学是管理科学的核心领域之一，认知神经科学与决策科学的交叉融合必将带来全新的决策神经科学[1]。随着脑科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的迅速发展，神经科学研究工具被成功地应用于观察决策现象，由此在决策领域展开了一系列热点研究，如决策的奖惩系统[2-3]，决策效用、期望效用和预期效用[4-6]，决策与公平[7]等，取得了一系列前沿进展。
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决策神经科学通过探测大脑如何工作为决策理论寻找更深层的基础。据我们统计，自2002年起到2009年12月止，发表在nature及其子刊natureReviewneuroscience和natureneuroscience上有关决策与神经科学的文献为13篇，而此间发表在Science上的相关文献为23篇。由此可见，对于决策神经科学领域的探索已成为当前决策研究的最新前沿主题。
从个体决策行为的研究发展趋向来看，在早期的研究当中，人们普遍从行为层面来探究个体在特定的现实情境下如何做出决策。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视角开始从行为层面延伸到心理和认知层面，并最终递进到生理层面来分析和给出个体决策行为的更底层的机制。沿着这样的脉络，作者将从风险决策研究进展和含糊决策研究进展两个层面，对相关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和讨论。
2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动态分析
早期对于风险决策和含糊决策的研究，常常从行为入手来对选择的偏好问题进行认知层面的解释。从经典的决策理论到行为经济学的前景理论、含糊厌恶，无一不是通过观察风险和含糊决策下人们的行为选择倾向来判断认知、情感、动机以及社会情境的作用[8]。但这存在着一个根本困境：当决定我们行为和心智的器官——大脑，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黑箱”的时候，对人类行为和心智的任何解释都很难成为一种真知灼见，不过这种状况正在得到迅速改变。
随着fmRi、eRp以及pet等脑成像工具的快速发展与成熟，近年来，决策神经科学在此领域内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多初步成果。其中，很多研究都是基于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即先假设个体在损失或收益的情境下对待风险的偏好是不同的，损失或收益的变化影响决策，然后来探索行为背后的脑区神经活动。
2.1风险决策研究进展
2.1.1预期回报数量相关研究目前，从神经科学角度对决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风险决策领域，并且其中大量研究是基于损失/收益的货币回报框架。Kahneman等[9]将决策分为体验效用(experiencedutility)和决策效用(decisionutility)。其中，体验效用是由特定的刺激所产生的主观感受，而决策效用是指决策处理过程中的主观感受。如果决策结果可以很快知道，那么对结果的预期被称为预期效用(anticipatedutility)。
目前，已有诸多的研究开始区分这3种效用，并且找到了一些风险决策的神经基础。比如，Dickhaut等[10]发现收益更能激发眶额皮质的活动，而损失则更易激发顶下和小脑区的活动。Gehring和willoughby在美国Science上发表了“额叶内侧皮质区与货币损益的快速处理”一文。针对行为经济学家Kahneman和tversky的前景理论和后悔理论设计了一个游戏实验，用eRp方法记录被试的脑电。实验发现个体在损失情况下追求风险[11]。Kuhnen和Knutson在neuron上发表了“金融风险决策的神经基础”一文，通过被试的货币风险决策实验，比较了伏隔核区域(在兴奋时被激活)和前脑岛(在焦虑时被激活)的相互作用。结果发现：当被试做出一个风险决策的前2s，伏隔核区域被激活;而当被试选择无风险的选项前，前脑岛被激活。这一研究解释了人们在风险决策时的神经学基础[12]。
Rogers等在2004年利用fmRi设计一个实验。被试在实验过程中每次所面临的回报数额以及概率均不相等，实验分为“决策选择”和“结果呈现”两个阶段。研究结果表明，在决策阶段，高回报的选择会激活前扣带回皮质(aCC)，低回报的选择则激活了右后眶外侧皮质;在结果阶段，获取收益的结果激活了后眶内侧皮质和腹侧纹状体。并且在这两个阶段中，aCC和眶额皮质(oFC)的激活区域重合程度很少，这就表明这些区域的神经活动代表了决策不同阶段的回报信息[13]。
Sabrina等2007年在Science上发表了“风险决策过程中损失厌恶的神经学基础”一文，与以往研究主要关注于“预期效用”或者“体验效用”不同，该研究聚焦于被试在进行决策时，决策效用即潜在的损失或收益各自所对应的神经系统，被试的决策结果在实验过程中并没有获得反馈。研究发现，被试的决策效用只激活与回报相关的脑区(腹侧纹状体、腹内侧前额叶皮质、aCC、oFC以及多巴胺中脑区域等);该研究也发现了被试在面临潜在收益和潜在损失时的脑区活动[4]。
2.1.2概率与预测误差相关研究目前，已有诸多针对回报概率与预测误差相关的神经机制的研究，并取得了很多成果。近来的许多针对灵长类动物的电生理实验研究表明，中脑可能参与了回报信息两种统计参数的编译：其中短暂的回报误差预期信号会随回报概率线性变化，而持续信号会随着回报概率的变动呈现高度非线性变化，并且在回报不确定性程度最高时信号强度最高[14](即回报概率p=0.5时)。而Dreher等在2005年利用fmiR工具设计了一个新实验范式。实验通过系统的变动金钱回报概率、数额以及期望回报价值，来探析人类身上的这两类多巴胺信号。研究发现，中脑能同时被短暂的误差预期信号和回报的不确定性激活，其中，针对回报的不确定性中脑呈现出持续的激活。此外，实验还观察到突触后中脑投射部位不同区域的激活：前额叶皮质响应了短暂的误差预期信号，腹侧纹状体则与持久的回报不确定性协同变化。这些结果表明前额叶皮质区域可能参与了回报预测过程，而腹侧纹状体则可能参与了激励过程[15]。
以上的研究表明回报概率是由多巴胺编译的，abler等在2006年利用fmiR展示了人体多巴胺系统在编译回报概率和预测误差时的相似性。该研究设计了一个简单激励延迟任务，其回报概率在0和100%之间离散分布。研究发现，在回报预期阶段，伏隔核的fmiR信号随着回报概率的增加而线性上升;在结果呈现阶段，伏隔核也参与了预测误差的编译[16]。而Yacubian等学者的研究也证实了上述结果[17]。
上述的研究结果表明，传统的风险决策过程确实可以在大脑中找到相应的神经学基础。比如，腹侧纹状体、腹内侧前额叶皮质、aCC、oFC以及多巴胺中脑区域等与回报有关，而多巴胺神经元与预期奖赏误差检测有关等。这既为传统的风险决策模型找到实证依据，也为研究决策的神经基础提供了框架。
2.2含糊决策研究进展
相比于决策神经科学对风险决策的诸多研究及成果而言，对含糊决策的研究还处在探索阶段。古典经济决策理论认为没有概率信息的含糊情境不会影响个体决策，个体在决策时先给每个可能结果赋予不同的主观概率，然后根据主观期望效用值的高低来进行选择。行为经济学研究发现，相比于风险决策，人们倾向于排斥含糊决策。目前，神经科学研究已经初步发现了风险与含糊决策之间的区别。
2002年，Smith等在managementScience上发文，借助pet分别研究了个体在风险和含糊情境下决策的神经基础，实验发现：在风险情境下，个体在面临收益时厌恶风险，在面临损失时追求风险;而在含糊情境下，个体无论是面对收益还是面对损失都采取含糊规避。该研究进一步发现，回报结构(收益/损失)与信息结构(含糊/风险)的相互作用会触发背内侧和腹内侧[腹内侧前额叶皮质通常与杏仁核、丘脑等处理情绪反应的结构密切相关;前额叶背内侧区域则与视觉和空间表征(例如楔前叶、顶叶)、计算程序(顶叶、小脑)以及执行过程(背侧前额叶皮质)等高级认知功能有关]。大脑区域的神经激活变化，表明风险决策是认知过程和情感过程相互作用的结果[18]。2005年，aldo等在GamesandeconomicBehavior上发文，研究发现，当个体面对确定、风险和含糊决策时，其选择行为与含糊厌恶的经济理论模型一致。这证实了两项假设：个体面临决策时会对价值进行评估;选择难度、风险与含糊厌恶均是关键的解释变量。此外，pet脑成像数据显示，面对风险和含糊决策时个体的评估行为近似于本能，被激活的大脑区域主要分布在顶叶区域。并且，相比于风险，含糊决策还会激活额叶区域，这表明含糊决策是一个更复杂的大脑认知过程[19]。
Hsu等则借助fmRi研究发现，当被试面对含糊决策时，oFC、杏仁核以及背内侧前额叶皮质被激活;而在风险情境下，背侧纹状体(包括伏隔核)被激活。他们还发现，oFC受损病人是含糊中性的。因为oFC能够接收来自边缘系统(包括杏仁核)的情感与认知输入，这就意味着对于正常被试，含糊决策经常会产生不安或害怕情绪，这些情绪被传输到oFC。研究还发现风险决策的预期回报值激活了背侧纹状体。这表明含糊情境可能降低了决策的预期回报值，而且可能存在一个大脑神经回路处理含糊与风险决策[20]。2006年，Huettel等利用fmRi，通过变动试验中损益的概率与数额大小，来估计被试的主观风险与含糊偏好，观测对应的特定区域的大脑神经活动。实验发现被试的含糊偏好能够预测外侧前额叶皮质的活动，并且该区域的活动与个体行为冲动的临床测试负相关，这说明大脑此区域主要负责情境分析并且抑制冲动反应;相反，被试的主观风险偏好能够预测后顶叶皮质的活动[21]。
上述研究初步揭示了个体在风险和含糊情境下决策的部分神经机制，发现了风险与含糊情境会激活不同的脑区，但是对于风险决策和含糊决策是否存在同样的神经回路以及相互之间的交互作用如何，尚有待进一步探索。
神经科学的研究也受到很多国内学者的关注。马庆国[1]、叶航[22-25]等诸多学者都在国内核心期刊上撰文介绍神经经济学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对于决策神经科学的研究也正在兴起，周晓林等学者2006年在neuroreport发表了“效用期望和效用评估相关的脑电成分”一文。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于收益信号，损失信号引起一个弱的却重要的反馈相关负波。这表明大脑aCC可能相当于一个预警系统，以警示大脑对接下来的事件作好准备[5]。他们还通过实验利用eRp技术发现，当被试面对自身的绩效反馈或是观察到他人的绩效反馈时，都能激发反馈相关负波。这表明，大脑在对个体自身结果与他人的结果评估时存在相似的神经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通过观察的学习和通过实践的学习，其神经过程相似[26]。2008年，他们发表在JournalofCognitiveneuroscience上的研究发现大脑aCC能够预示风险选择并且可能发挥以下作用：作为一个预警系统以提醒大脑对伴随着风险选项的潜在损失结果做出应对[27]。此外，对情绪问题的研究也受到越来越多国内学者的关注，比如白云等学者通过eRp的研究，揭示了依恋性情绪信息与非依恋性情绪信息对依恋系统的激活[28]，而不同的情绪状态对决策又有很大的影响。
3研究展望
对于个体决策行为的研究，从早期的行为层面发展到心理和认知层面，并最终递进到生理层面。神经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以较为直接地展示决策的内部活动过程，使我们有可能去揭开决策背后的“黑箱”。当我们确切地了解了风险决策和含糊决策的实际过程和更底层的机制，就可以采用一定的方法来预测和指导决策过程。而已有的风险决策与含糊决策的神经学研究较多关注于对行为经济学理论的证实，尚未在神经活动的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上作综合研究;尚未确切地解释两类决策的过程到底是怎样的，差异是什么;两类决策具有什么样的神经机制，其差异又在哪里;情绪在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这些都需要借助决策神经科学的工具来进行深入探索和研究。
传统决策科学注重对决策的行为描述，无法揭示经济行为的内在认知机制，认知神经科学与决策科学的结合使得我们有可能揭示经济决策过程的心理和生理学机制。正因为此，上述研究的深入进行可望打开决策行为背后的“黑箱”，提供决策过程的神经机理，特别是风险决策和含糊决策的神经机理，揭示情绪对两类决策的作用机理，建立并完善基于神经科学的决策模型，从而最终使得对个体微观决策的研究递进到生理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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