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史记的文学成就篇1
关键词：《在中国土地上的圣战》；评介；史料价值
“1864年（同治三年），在太平天国和陕甘东干起义的影响和推动下，新疆各地爆发了大规模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武装斗争，并形成了以库车、喀什、和田、乌鲁木齐、伊犁为中心的几个割据政权。”[1]《在中国土地上的圣战》一书即是反映1864年伊犁起义经过的一本“战争纪实的诗篇”。
作者毛拉比拉勒，全名毛拉比拉勒・本・毛拉玉素甫。19世纪20年代-19世纪末维吾尔人。生于新疆伊宁一鞋匠家庭，一生贫困，幼时受其父启蒙教育，后入伊宁清真寺经文学堂就读，学习经训、教义，后任清真寺伊玛目。清同治三年（1864）参加新疆回民起义。十年（1871）参加抵抗沙俄侵略伊犁的战斗。光绪二年（1876）完成长诗《穆斯林在中国的战争》，另著有《艾孜勒亚提》、《纳孜古姆》等长诗。[2]该书篇幅不长，诗歌体裁，总体叙事按时间顺序来写，同时下分几条线索交替叙述，增强了文章的故事性以及表达上的艺术性。本书作者亲历1864年伊犁农民起义，其资料主要来源于其在“战场上耳闻目睹的事实”和“伊犁城里那些善于言辞的人们，在各种集会上讲述的那些传说，”。结合该书主要内容及其他文献，试探讨其史料价值，以为学界使用此书提供方便。
1864年伊犁农民起义，1871年沙俄入侵并占领伊犁，该书记述了1864年伊犁农民起义的经过。对起义的发生、发展、失败的过程进行了细节刻画，罗列了每次战役参加者和具体事件参与者的名字，并对起义队伍领导权争夺问题做了详细描述。该书十四个小标题，可视为十四个小节。包括五部分：一至三节（p1-7）为第一部分，按照伊斯兰著书惯例先赞颂真主和先知，叙述写作本书的起因；四至七节（p8-92），以及第九节（p95-101）、第十节（p101-103）为本书的第二部分，记述伊犁地区维吾尔族、回族人民起义的经过以及取得的成果；第八节（p92-95）、第十一节（p103-107）、第十二节（p107-110）为第三部分，叙述人民起义队伍领导者之间因领导权归属问题而产生的分歧和内讧，这种政治利益斗争贯穿了整个伊犁农民起义；第十三节（p110-116）为第四部分，叙述维吾尔族人民反抗沙俄入侵并最终失败的过程，该部分内容叙述相对简单，但重大战役都有提及。文末附录的十一首民歌（p117-122）为第五部分，描述了伊犁农民起义之前遭受的压迫与剥削，主要包括沉重的徭役赋税、修渠、挖铜矿等。该书中描述大量细节，可与汉文文献、俄文文献对比使用，既可以相互参考、勘定讹误。本书的重点是第二、第三部分，二者占全书六分之五的篇幅，分别记述起义原因、过程和起义队伍领导者之间的内讧问题。
1.起义原因及过程
目前，关于1864年伊犁起义的汉文文献中，《新疆简史》的记述最为全面和具有代表性。故以《新疆简史》为例，与《在中国土地上的圣战》中的记载进行对比，以探讨后者的史料价值。
首先，关于1864年伊犁起义的原因《新疆简史》已分析清楚，该书的描述与此基本吻合，不再赘述。但关于起义的导火索前者未提到，而后者则指出是由于1863年伊犁三道河子回民起义失败后遭到杀害，其他城市的回民获悉后向艾米尔阿布都热苏里求援，于是双方联合，发动了起义。（p8-11）此种说法在《塔兰奇史》一书中得到验证。
其次，关于起义的过程。《新疆简史》中简要记述了1864年伊犁起义直至惠远城失陷的全过程，书中引用了包括《在中国土地上的圣战》在内的丰富的文献资料。相比而言，后者与前者对事件发生发展的主线脉络相一致，证明了后者作为史料的可信性。但后者对起义过程中具体事件发生发展经过的记述更细致和确切、充实。体现在：《新疆简史》中对于事件的记述往往只有一句话描述，该书中则将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甚至事件过程中的插曲都会有所述及。例如：同样出自《在中国土地上的圣战》一书的内容，《新疆简史》中只是简单说道“伊犁河以南各村则组织力量进攻锡伯营、厄鲁特营，以为牵制”，该书中则将起义军方面参战人员、数量均作了描述，并提到结果是锡伯营投降为结束。此外，《新疆简史》中提到“十一月二十三日清军出击，解惠远城围。”[3]该书中则可以看出此次出击的清军为索伦军队。《新疆简史》中引述《喀尔莽阿禀帖》说“十二月三日，清军又乘暂时的胜利，派员赴宁远招安，遭到起义人民的坚决拒绝。”该书中“暂时的胜利”指的是起义军在第五次围城战争中的失败。由此可以看出，该书是关于伊犁农民起义的原始信史，故其价值较高。
2.起义队伍领导者之间的内讧问题
第八节（p92-p95）、第十一节（p103-p107）、第十二节（p107-p110）中对起义队伍领导者之间的内讧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对比《塔兰奇史》中记载，虽然具体细节有所不同，但均是由于争夺权力，导致猜疑，最后引起仇杀造成的。例如：关于维吾尔族与回族领导者之间的内讧原因及经过。《塔兰奇史》中记载原因是起义胜利后，“东干领导人牙库尔要当东干人、塔兰奇人的苏丹。”为此，他挑拨塔兰奇人和乌鲁木齐东干的关系，最后兵败被杀，但双方的关系也由此破裂。[4]该书中则记载是由于维吾尔族起义军内部领导层的仇杀，导致艾合买提汗投奔回族起义军，回族起义军首领则利用维吾尔族此次内讧，让艾合买提率领回族起义军与维吾尔族起义军作战，从此双方反目，成为了敌对方。
3.关于维吾尔族人民反抗沙俄入侵的问题
该书对维吾尔族人民反抗沙俄入侵的记载相对简单，仅占三页篇幅。其中主要记载了沙俄人入侵的导火索，以及初期的沙木里战役，与俄文记载基本相符。
该书价值主要体现在其史料价值上，本书虽采用诗歌形式进行记述，但并未掩盖其对史实记载的真实性。由于本书为当地民族文献，故写作视角不同于汉文文献中正史的记载角度，可供今天学者多视角回顾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同时，针对此次农民起义的原因，我们应当以史为鉴，避免社会矛盾激化为民族矛盾，吸取历史教训。此外，此书汉文译本的出版对研究新疆近代史，尤其是1864年伊犁农民起义有着独特意义，为受语言局限的汉族学者更加充分全面的了解此次起义全貌提供了帮助。
该书亦有不足之处。由于作者成书年代以及作者本身经历的局限，书中宗教色彩重。我们应将其放在历史环境中进行考量，充分挖掘此书的史料价值。（作者单位：新疆大学）
参考文献：
[1]苗普生.《塔兰奇史》评介[J].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41.
[2]蒲开夫，朱一凡，李行力主编.新疆百科知识辞典[m].2006：138；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编委会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m].1994：363.
简述史记的文学成就篇2
历史教学记忆力
学生一、要搞好历史教学，激发学生学习历史兴趣是提高记忆能力的前提条件
在历史教学中，如果让学生对你所讲的知识感兴趣，或者认为重要，那么，他的注意力就能集中。可见，注意力集中对提高记忆水平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方面，我采取了以下几种措施：
首先，我在导入新课上下功夫。大家都知道，一堂课的成功与否，导入新课一环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在讲述“普法战争”一节时，我选择作了简短的“埃姆斯急电”的故事情节介绍，之后着重指出：“普法战争爆发是路易？波拿巴德扩张野心利用王朝战争统一德国的政策发生了冲突，而埃姆斯急电仅起到了导火线的作用”。并且采用与课文有关的传闻、秘史，有利于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只是讲诉必须简洁，否则就会产生喧宾夺主之情形。
其次，我还利用课文中的插图加以渲染，烘托气氛，把学生的兴趣调动起来。比如，1848年欧洲革命中有一副《梅特涅夹着尾巴逃跑》的漫画插图。在导入新课时，我先让学生看这副画，紧接着作简短的介绍：“梅特涅是奥地利首相，擅长外交权术，他一贯仇视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在19世纪上半期的欧洲舞台上显赫一时，而在1848年革命中却男扮女装仓皇出逃，可见这场革命声势之浩大，那么这场革命是怎么样爆发的呢？”以此来导入新课。是啊，我用这种简短的插图介绍，给学生以1848年欧洲革命规模大，对反对统治打击之深，震动之大的信号。这对整体课文的讲述起到了辅垫作用，自然学生的兴趣也就油然而生了。
再次，我从基础知识的使用方面入手。学生学习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为了考试，我们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在历史教学中遇到一些重点课，在导入新课时，我就强调这一章节的重要性。比如，在讲述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时对俄国的历史发生了什么影响？俄国历史上两次改革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有哪些内容？使用这种方法开宗明义，能使学生一开始就了解到了学习这章应该掌握哪些知识。学生认为所学的知识重要，注意力就要集中，这样来讲述课文时，学生的兴趣就提高了，记忆力水平也能大大地提高。
二、要搞好历史教学，就要指导学生掌握集中记忆方法
首先，我们要培养学生对历史事件有节奏地复述，这是提高记忆力良好地捷径。尤其是时间、地点、事件这些是掌握历史基础知识的关键。不少学生采用机械记忆方法，收效不大，特别是中学历史书共六册一千多页，所要记的，夸大点说浩如烟海，所以，培养学生有节奏地复述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奥斯曼土耳其兴起中有4次战争，我指导学生有节奏地记住62-89-96-53，事件是“阿德里亚堡、科索沃，记忆效果是比较好的。复述后，教师略加点拨指出：前三件事发生在14世纪，后者发生在15世纪，之后再引导学生复述：1362，1389，1396，1453。这种方法简单易行，而且容易记住。
其次，我们要利用简单图标指导学生来加以记忆。因为这样利用图示，可以化繁为简，有利用提高空间记忆能力。比如说，唐代安西都护府图中一些地点，学生在测验时往往张冠李戴，我采用图示方法，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因为简图绘制速度快，直观性强，绘完后教师略加演示学生便可记住。天山以北属北庭都护府，以南属安西都护府；四镇中，上为于阗，中为疏勒；西安都护府初设在高昌，后移至龟兹、寥寥数语把方位交待的清清楚楚，学生识记起来得心应手，而且不易混淆。
再次，要指导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加强记忆，在记忆的过程中加深理解。在帮助学生巩固知识的过程中，要使他们在理解的基础上加以记忆，在记忆的过程中加深理解。这不仅有利于学生掌握历史基础知识，而且有利于发展学生的记忆能力。
在我们的历史教学中，要想提高学生的记忆力，必须做到重点突出，抓住关键，解决难点。比如，17世界俄国彼得大帝改革，在课堂讲述中，我从三方面入手；经济上――盛行农奴制，工场手工业落后；政治上――目的是想向外扩张；措施上――军事、经济、文化。讲述时板书力求简洁，纲目明了，板书繁杂反而不利于学生记忆。
总而言之，我们要巩固学生记忆水平，还必须在理解的基础上提高记忆。再比如说，在美国内战一节课讲析完后，为了提高记忆水平，我们可以给学生出了这样的一个思考题“用史实说说美国内战为什么是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在此基础上，我作了简单的提示：其一，独立战争虽然打碎了殖民枷锁，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不彻底，因为政权实资产阶级和种植园主的联合；其二，两种经济制度的矛盾日益尖锐，从背景方面可以看出美国独立战争没有完成资产阶级革命任务；其三，林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主张逐步废除奴隶制，在内城中颁布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正体现了第二次革命任务。综上分析就不难看出，美国内战确实是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的标志。
简述史记的文学成就篇3
[关键词]《青史》;藏族史;《贤者喜宴》
[中图分类号]K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0)14-0027-03
廓诺・迅鲁伯所著《青史》作为藏文历史、宗教著作,是研究藏族史、藏传佛教史的重要参考资料。《青史》所记载的藏族历史、各教派发展史方面的珍贵史料,成为藏学研究者参考的重要依据。苏联藏学家罗列赫认识到《青史》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19世纪40年代,罗列赫到印度时,与精通梵、藏、英文的著名学者更敦群培合作,把这部史学巨著翻译成英文。《青史》(theBlueannals)的英译本分两部分出版,第一部分于1949年问世,载于《孟加拉亚洲学会会刊》专号第七卷;第二部分于1953年由加尔各答亚洲学会出版。①198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著名史学家郭和卿先生翻译的汉译本。本文以此汉译本为对象,解析这部藏族史学著作及其价值。
一、作者生平简介与修书时代背景
廓诺・迅鲁伯(1392~1474),元代藏族著名译师、噶举派著名高僧,廓是其族姓,廓诺意为廓译师,迅鲁伯是其名,意为童德。他生于乌斯藏穷结地方,相传系吐蕃王赤松德赞大臣廓墀阐的后裔。他曾前往尼泊尔和印度等地,在许多班底达座前,其中包括宗喀巴及其弟子,听受了许多教法,成为最善巧通达者。五世达赖喇嘛在其所著的《王臣记》中也称赞他是一般史学家奉为顶上庄严大宝般的人物。廓诺・迅鲁伯著作很多,曾翻译过许多密宗的教法,如《时轮续大疏》、《时轮释难》、《宝性论大注释》等,《青史》是其代表作。因其为噶举派高僧,精通教法,对各教派也比较了解,因此,史书真实可信,为后来研究者所重视。后世的许多藏文名著都参考或引用了《青史》。
13世纪中叶,正式纳入元朝版图。元政府尤崇佛教,扶植萨迦派统领,使藏族社会结束了分裂割据的历史,步入统一稳定的时期,藏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14世纪中叶,元朝走向衰亡之际,噶举派帕木竹巴崛起于泽当,代替萨迦,统治。②这一时期,藏族文化经过自身长期的发展,已经达到相对成熟的阶段,开始从中原内地及周边民族吸取到新的多样性文化思想与内容,同时,向中原传播独具特色的藏族文化。经相互吸收、共同发展,使原来比较单一的藏族宗教文化,获得了新的养分。在这种情况下,藏族历史文献的发展同样也很迅速,许多教派的首领和佛教史学家纷纷撰述教法史、王臣史,特别是内地的印刷术传入藏区,把藏族文化事业推向了高峰。而当时文化事业几乎被寺院僧侣所垄断,凡是较大规模的印刷机构都掌握在上层僧人手中,作者作为噶举派的上层高僧,在《青史》的编纂和出版方面都占据有利条件。
二、《青史》的结构和主要内容
《青史》作于成化十二至十四年(1476～1478),成化十七年(1481),经过校正,刻版梓行(原版藏于羊八井红帽派主寺,乾隆年间转归功德林)。全书结构宏大,书中介绍了教法源流、中原王朝及乌斯藏王朝世系,前、后弘期佛教史,尤其是对后弘期佛教的传播、教派形成、传承系统、各派名僧、寺院、经典的记叙尤为翔实。关于噶举派的教法史,叙述得最为详细。此书博取众家之长,采取编年史的体例,取材丰富,比较清楚地勾勒出藏族各个时期历史和藏传佛教各个教派、教法的传承情况。《青史》分15辑,内容可概括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侧重介绍王朝的历史,主要内容为教法来源、历代王朝、前宏期佛教和后宏期佛教。第二部分为描述各教派历史及传承,包括旧译密乘(宁玛派),大译师玛尔巴及著名的噶举派,新密乘及其随来的《道果》等法类(萨迦派),阿底峡尊者及其传承(噶当派),息解派初、中、后三期如何而来的情况。第三部分为各教派教义思想及来源、传承情况,包括峨诺、把操译师传承录及其中观、因明、慈氏法类如何而来的情况,密续部说规如何而来的情况,廓乍巴和里姑玛简史,《时轮》传承及其教授的宏传,大手印法门谭,能断魔镜行者及喀惹巴的概况,大悲及金刚n等法类。第四部分为往昔僧众来源及问答等类的轮廓。作者所划分的15辑基本上按时间先后顺序来编排,各个部分独立成章,但内容却上下衔接、相互贯穿,如教法的传承就贯穿在教派世系的传承之中,教法、教派的世袭传承贯穿在人物的描写之中。
三、《青史》的叙事风格
《青史》采用的是编年体写法,对于藏传佛教史上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名僧大德的生平活动,多有明确纪年,生卒年及重大历史事件的年代一般准确可靠,对一些不太明确的年代,也通过考证辨析,做出作者自己的判断。
在编排体例上,《青史》以人物为中心来叙述历史,每部分都汇集了众多相关的历史人物和与佛教相关的史事。在叙述各教派源流及其历史时,以传承关系为纲,以时间先后为序,中心突出。对于人物事迹的记述,《青史》采用的叙述形式多样化,没有整齐统一的格式,字数也不一样,但重点突出,对在藏传佛教史上有名望和突出贡献的人物,作者从不吝啬笔墨,叙述较为详细,对一些场景的描述十分具体,包括人物之间的各种对话等细节。噶举派历史是书中叙述最为详尽的部分,作者对噶举派的每一位大师的家世、生平、传承活动以及重大历史事件都作了详细的叙述,脉络清晰,使人读后即对噶举派的传承一目了然。由此可见,噶举派的历史是本书中作者所要突出的重点。
《青史》取材丰富,史料详细、新颖,侧重于描写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发展历史与传承。在对高僧大德记述的内容上,《青史》具有藏传佛教人物传记的写作特色,细致地描述了佛教大师的家世、师传和业绩。由于《青史》作者本身出身于僧侣阶层,修史的目的也是为了弘扬佛法,因此,作者对藏传佛教人物事迹描写的重点也侧重于他们的德行善业。如在《王统记》中说:“夫此世间一切福善利乐本源,厥为大宝佛法,而佛法弘扬因缘,又实赖诸天竺、吐蕃法王菩萨之恩德。若尔,则先德之史事,应当广为流布。特此边地雪域,曾蒙本师圆满正觉所授记,谓圣观自在菩萨当在此土,随类施教,现变化身,度诸有情,登解脱道,尤以圣者心密所变化之护教法王,如松赞干布等及其相继出世之法王祖孙数代,其大兴佛教之史事,更应广为流布,故今特撮略讲述,望能凭其起信祛疑,并将教法源流铭记心中,勿望为祷。”③上述文字认为世间值得特书的史事除了大宝佛法源流外,还有传扬教法的王统世系以及对佛教有贡献的个人,如松赞干布等,他们皆有载入史册的价值。所以,藏族传统史学著作皆注重教法史、王统史及个人传记。④
宗教感情在宗教意识形态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对于维护的凝聚力具有不可缺少的引力作用。没有这种感情,一个宗教共同体是很难维系和巩固的。⑤以密宗为特色的藏传佛教,包含丰富的宗教感情体验和宗教心理研究,《青史》中有关藏传佛教人物的记述带有浓厚的宗教感彩。神佛或前辈大师的预言、梦兆,与所观修的佛本尊之间的神秘交流,受到护法神的护佑等,是叙述人物过程中多次出现的内容。如在讲述噶举派的创建者玛尔巴和他的大成就弟子米拉热巴及其他高僧时都是如此。《青史》中对佛教大师密宗修行达到一定境界而拥有的神通,看作是高僧大德的一种显著标志。《青史》中对噶举派诸位祖师和后来历世活佛的记述中,就很关注他们拥有的神通,凡是记述所遇困难危险、重大事件的决策、转世灵童的认定等,神通频频显现,给他们蒙上了一层深邃难测的宗教色彩。作者采用这种修史风格,也有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的意味,主要以此来论证他们统治地位的合理性。当然,这一叙述风格是《青史》、《贤者喜宴》等众多的藏族史书中所共有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宗教感情在宗教意识形态中的体现是不可避免的。只有了解了藏传佛教文化和历史语境,才能够从根本上把握《青史》叙事风格的文化渊源。
《青史》是一部理论性较强的佛学史,为了避免生硬化,在叙述上,作者把生动的故事情节和简明扼要的评论相结合,夹叙夹议,没有过分的修饰和华丽辞藻的堆砌,语言简洁明快,使整部著作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备。
四、《青史》与《贤者喜宴》之对比研究
廓诺・迅鲁伯所著《青史》和巴沃・祖拉臣哇所著《贤者喜宴》⑥都是藏族典籍中有代表性和重要价值的史学著作,两部书均对噶举派的历史作了详细的记载。两部书的作者都为噶举派高僧,其生活的时代也是噶举派兴盛时期,所以,他们对本教派都比较熟悉,能够系统讲述该派的历史。但是从细节上来看,两部书又有着明显的区别。《青史》中的噶举派部分从教派的创建一直记述到作者所生活的时代,时间跨度很大,尤其是对各派系的传承情况,提供了很多历史细节的描述。
(一)两部书叙述风格的相似之处
两部书都以人物为中心来叙述各教派的历史,人物事迹的取材上侧重于大师的德行,叙事文风朴实,事实多而议论少。
(二)两部书总体结构安排的区别
《青史》分15辑,详细论述吐蕃王室的传承和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发展历史;《贤者喜宴》分五大部分、若干章节,论述了世间总论、印度佛教史和印度王统世系史、吐蕃王统世系史和藏传佛教教派史、于阗等王统世系及五明文化简史等方面的内容。从这种结构安排来看,《贤者喜宴》所记载内容要远远多于《青史》,涵盖了作者所知道的佛教流传地区。但《青史》在《吐蕃王室的传承和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历史发展》这部分内容上则更加丰富、细致。
(三)两部书叙述内容的不同
一方面,两部书都对吐蕃的历史有所涉及,但相比较而言,《贤者喜宴》记载得更为详细、完整。如对吐蕃的“如”的划分、“千户制”等重要的制度建设、社会阶层的划分,《贤者喜宴》中有较为详尽的记述,《青史》中的记载却很少。另一方面,整体上两者要突出的重点都是噶举派的历史,但在具体的叙述方式上又有所区别。《青史》主要以人物的世袭传承关系为主,整个章节分为25个阶段来叙述噶举派的传承关系,即从玛尔巴、峨宗世系传承阶段开始记载到冻措热巴《修心教导》的传承阶段。而《贤者喜宴》则详细叙述了噶举派领袖人物与元、明王朝特别是帝王之间的关系往来等历史活动。另外,除上述两书相重叠的内容外,两者叙述中所特有的内容还在于:《青史》对于除噶举派以外教派如宁玛派、萨迦派、息结派等的传承历史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贤者喜宴》除记载藏传佛教史外,还兼顾叙述了周边民族的历史和文化。
(四)两部书中就有关噶举派具体内容的叙述,侧重点不同
《青史》中主要记载“当知从至尊玛尔巴诞生起直至现在(作者当时)丙申年已经是四百六十五年了”⑦的历史,其中主要记述了整个达波噶举派的概况。噶玛噶举派的历史是《贤者喜宴》记述的重点,尤其是噶玛噶举派历世黑帽系活佛(又尊称为“噶玛巴”)和历世红帽系活佛的记载尤为详细。
(五)两部书汉译本对比
在整体内容叙述上,《贤者喜宴》比《青史》更容易理解,语言的组织形式更接近现代的文体和叙述方式。《青史》中部分词句作者采用直接的梵文音译,常常令人费解。在注释方面,《贤者喜宴》中译文的注解十分详细,《青史》中注释则略显简单。当然,这些都是翻译者个人语言组织风格所致,但对原作者的真实意图都尽可能表达清楚,已是难能可贵。
五、《青史》的不足之处
当然,《青史》也和其他藏文佛教史籍一样,都带有宗教色彩。由于藏族史学家中多数都是宗教信徒,所以,在其著述中着意渲染宗教的作用,其宗教观念在著作中也时有流露。另外,作品内容过于详细,文章略显冗长繁琐。再加上其中部分语句较晦涩,注释也略显简单,有不少费解之处,一般人不易读懂。纵然如此,《青史》仍不失为一部有重要价值的史书。
六、结语
《青史》这部历史名著,“总的说来,法王松赞干布的年代、阿底峡和仲敦巴等的年代,乃至教主峨宗的年代,这些都是无误的。敬祈(读者)于心中”。⑧作者用最后一章的篇幅来集中说明了书中有关年代的考据,这也是《青史》这部书最大的一个特点。所以说,《青史》是研究藏族文代史第一手资料,它补充了其他史书史料之不足,特别是书中的纪年,成为后来文献的写作依据。这部成书于15世纪的藏文史籍在我国藏族文化史上享有的崇高地位,其史料价值有口皆碑。它对后世藏文文献的写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多罗那它的《印度佛教史》、土观・罗桑却吉尼玛的《宗派源流晶镜史》、贡波交的《教法史》等都曾取材于《青史》。同时它还是研究藏传佛教史和藏族历史弥足珍贵、十分可信的资料,和《王臣记》、《布敦佛教史》合称为“藏文三大典籍”。廓诺・迅鲁伯不仅是通达佛教的圣贤高僧,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史学家。作者严谨的学术态度,也值得肯定。廓诺・迅鲁伯对他的著作倾注了对佛教文化的炽热之情,他的著作也凝聚着他的智慧才能,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注释]
①杜永彬:《二十世纪奇僧――人文主义先驱更敦群培大师评传》,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②孔繁秀:《藏学历史文献发展简述》,《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③索南坚赞著、刘立千译注:《王统记》,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④孙林、张月芬:《藏族传统史学的体系及其史学观念的总体特征》,《中国藏学》,1998年第3期。
⑤陈麟书、陈霞:《宗教学原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
简述史记的文学成就篇4
一、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是提高记忆能力的前提条件
在历史教学中，学生对你所讲的知识感兴趣，或者认为重要，他的注意力就能集中。集中对提高记忆水平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方面我采取了以下措施：
在导入新课上下功夫。学生学习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为了考试，我们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在历史教学中遇到一些重点课，在导入新课时，我就强调这一章节的重要性，在历届中考中常出现一些题，我们在学习时应重点抓这几方面问题。在讲述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一节时，我作了这样的交代：①俄国历史上有哪两次改革？对俄国的历史发生了什么影响？②俄国历史上两次改革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有哪些内容？这种方法开宗明义使学生一开始就了解到学习这章应该掌握哪些知识，同哪些章节有联系。学生认为所学的知识重要，注意力就集中，讲述课文时，学生的兴趣提高了，记忆力水平也能相应提高。
二、指导学生掌握几种记忆方法，在培养能力上下功夫
时间、地点、事件是历史基础知识的关键。不少学生采用机械记忆方法，收效不大，特别是中学历史书六册一千多页，所要记的，夸大点说浩如烟海，因此培养学生有节奏地复述是很重要的。奥斯曼土耳其兴起中有四次战争，我指导学生在节奏地记住62――89――96――53。事件是“阿德里亚堡、科索沃、尼科堡、君士但丁堡”。将历史知识分解去记，有节奏地复述，记忆效果是比较好的。复述后，教师略加点拨指出：前三件事发生在十四世纪，后者发生在十五世纪，然后再引导学生复述：1362、1389、1396、1453。这种方法简单易行，而且容易记住。
《三十年代反法西斯斗争》一节中，朝鲜人民抗日武装斗争有四件大事：1932年4月抗日游击队，1934年3月成立人民军，1936年5月成立祖国光复会，1937年6月奇袭普天堡。我引导学生复述：年是32、34、36、37；月是4、3、5、6；事件是游击队――人民军――祖国光复会――奇袭普天堡。这样有节奏地复述几遍，一般学生都能很快地识记。
三、指导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加强记忆，在记忆的过程中加深理解
在帮助学生巩固知识的过程中，要使他们在理解的基础上加强记忆，在记忆的过程中加深理解。这不仅有利于掌握历史基础知识，而且有利于发展学生的记忆能力。
简述史记的文学成就篇5
关键词：中国档案史；学术专著；研究综述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对高等教育的重视，中国档案史研究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有关档案史方面的专著也层出不穷。从总体上看，出现了兴盛活跃的景象。
一、近十年来档案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分析
从统计资料看，各个朝代的研究重点和主要内容是：先秦主要集中于殷墟甲骨档案方面：秦汉主要集中于居延汉简及两汉例如兰台、东观、石渠阁等档案馆的研究方面；隋唐主要集中在敦煌遗书及隋唐史官制度等方面；宋元主要集中在架阁库方面，尤以王金玉教授的著述最为著名；明清研究涉及内容颇多，政治、军事、民族、文化等无一不包。下面就各部著作中所关注的两个主要问题做一阐述。
1.中国档案的起源和词源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点：第一，中国最早的档案出现于何时?是以什么形式出现?第二，在中国，“档案”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何时?
首先，关于档案的起源与形式。现在史学界及档案学界普遍认为“结绳记事”即是中国最早的档案，“结绳记事”标志着中国档案事业的萌芽。在历史类记载中，“结绳记事”是古代中国人民为了横向或纵向传递信息及记录信息而采用的一种“记忆”方法。在没有文字之前，原始人要把同自然斗争中积累的经验保留下来，传至后世，只有以口相授，彼此相告，代代相传，所谓“十口相传为史”。当然口耳相传是很容易失真的，而且由于原始人的自然崇拜，远古传说中也掺杂着很多神话。上古的传说尽管掺杂着很多神话在内，但毕竟有其历史的内涵和要素，“可谓为不文之史”。“结绳记事”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原始记事方法。《周易译注(系辞下)》中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唐李鼎祚的《周易集解》中引《九家易》之言：“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以足以相治也。”《庄子》中则有：昔有“轩辕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从战国时期学者的著作记述以及文字的产生演变说明我国历史上确实存在有这个时代，结绳确实是我国最早的记事方法。可以认为上古传说中的“结绳记事”即是早期处于萌芽状态的原始档案。
其次，关于档案词源。现在的学者普遍认为我国“档案”这个词最早出现于明末清初杨宾的《柳边纪略》。杨宾的《柳边纪略》卷三记载：“边外文字多书于木，往来传递着日牌子，以削木若牌故也。存贮年久者日档案、日档子，以积累多贯皮条挂壁若档故也。”据有些档案学者考证，“档案”一词出现于明末清初，但是档案史学界大部分人仍然认为“档案”一词最早出现在成书于清康熙年间杨宾的《柳边纪略》。因为该书对挡子、档案的来源、名称、形式及称谓做了系统描述，具有一定的科学意义。
2.中国档案史上文书档案的几次重要发现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即使“结绳记事”不算做真正意义上的档案，但是随着文字的产生和国家的出现而产生档案和出现事业萌芽确是不争的事实。。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夜鬼哭“，乃成华夏万古昌明之世。我国历史上有几次关于文书档案的重要发现，让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古代的文书档案工作及文书档案事业。
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汲郡人不准盗战国魏襄王墓，得古竹书数十车。晋著名学者苟勖也见到这批竹书，并记载了具体情况：“度其简，长二尺四寸，以墨书，一简四十字。”其中不仅有古文书、档案，而且还有用档案史料编纂的编年大事记，后代称为《竹书纪年》，或者《汲家竹书》、《汲家纪年》。出土时共有十三篇，叙述了夏商周和春秋战国史事。所记与传统记载颇多异违，但校对某些记载却与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相符，证明了材料来源主要是档案。此书历来受到一些历史学家的注意，近代史学大家王国维和已故郭沫若同志都对它作过专门研究，对史料价值有较高评价。
南齐高帝建元元年(公元479年)，襄阳古楚王墓被盗，其中也有大批竹简。“简广数分，长二尺，皮节如新。”可借大多被盗基者用来照明。后来有人得到了十余简。给书法家王僧虔看。王氏认出是古科斗文，系、《周官》佚文。《考工记》现存一卷，专讲周朝百工之事，主要是古代手工技术档案文献。
另据宋代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上记载，宋徽宗政和年间也有发现：“近岁关右人发地得古瓮，中有东汉时竹简甚多，往往散乱不可考，独永初二年讨羌符，文宇尚完，皆章草书，书迹古雅可喜，其词云云。”讨羌符是东汉安帝刘祜在公元108年与西北羌族作战时的军事文书。
如果说钻木取火标志着人类告别了茹毛饮血的野蛮岁月，那么文字的出现就意味着人类走出了结绳记事的洪荒年代。甲骨文的发现，是照亮中华文明的一盏明灯。甲骨文的发现有一个过程，不是某年某月某日突然发现并立即公之于世的。应该说，1898－1899年之前安阳的农民，早就发现了甲骨文，后为古董商知悉而转售于京津一带，直至清末光绪二十五年(1899)秋，任清王朝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认为其为古物而出高价收购，才为世所知重。至目前，殷墟共出土甲骨15万片，单字约4500个，其中约有1500个单宇已被释读。3000多年以来，甲骨文虽然经过了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不同书写形式的变化，但是以形、音、义为特征的文字和基本语法保留至今，成为今天世界上五分之一人口仍在使用的方块字，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审美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中国书法艺术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甲骨文不仅仅是一个文明的符号、文化的标志。它印证了包括《史记》在内的一系列文献的真实，把有记载的中华文明史向前推进了近五个世纪。在世界四大古文字体系中，唯有以殷墟甲骨文为代表的中国古汉字体系，历经数千年的演变而承续至今，书写出了一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史。
简述史记的文学成就篇6
一、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是提高记忆能力的前提条件
首先，在导入新课上下功夫。一堂课的成功与否，导入新课一环非常重要。在讲述普法战争一节时，我作了简短的“埃姆斯急电”的故事情节介绍，然后着重指出：“普法战争爆发是路易波拿巴的扩张野心同俾斯麦利用王朝战争统一德国的政策发生了冲突，而埃姆斯急电仅起到了导火线作用。”采用与课文有关的传闻、秘史，有利于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其次，利用对联或者民谣的形式加以渲染，烘托气氛，把学生的兴趣调动起来。如讲到四大家族对人民的掠夺时，具体可用“民国万岁（税），天下大平（贫）”来形容，而在评价宋教仁时就可利用孙中山先生的挽联“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高度赞扬了他捍卫共和的献身精神，表达了革命党人前仆后继誓死保障民权的决心。抗战胜利后，对沦陷区日伪财产的接收最终成了“劫收”，人民对国民政府的统治大失所望，一首民谣“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就反映了人民希望变成失望甚至是绝望的过程。
二、指导学生掌握几种记忆方法，在培养能力上下功夫
培养学生对历史事件有节奏地复述是提高记忆力良好的捷径。时间、地点、事件是历史基础知识的关键。不少学生采用机械记忆方法，收效不大，特别是中学历史书六册一千多页，所要记的，夸大点说浩如烟海，因此培养学生有节奏地复述是很重要的。奥斯曼土耳其兴起中有四次战争，我指导学生在节奏地记住62-89-96-53。事件是“阿德里亚堡、科索沃、尼科堡、君士但丁堡”。将历史知识分解去记，有节奏地复述，记忆效果是比较好的。复述后，教师略加点拨指出：前三件事发生在十四世纪，后者发生在十五世纪，然后再引导学生复述：1362、1389、1396、1453。这种方法简单易行，而且容易记住。
三、指导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加强记忆，在记忆的过程中加深理解
简述史记的文学成就篇7
关键词：报纸 志书 体例 资料性 科学性 思想性
340万字的《河南日报大事记(1949-2009)》于《河南日报》创刊60周年前夕出版，60万字的《河南日报六十年》也于《河南日报》创刊61周年之时付梓。在参与编撰这两套书之前，笔者对报纸类志书的编撰几乎没一点概念。经过近两年的实践和摸索，逐渐悟出了一些道道儿，不揣浅陋地写出来就教于方家。
这两套书所遵循的编撰思路，乃是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社会主义新方志理论，采取现代科学方法，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河南日报》创刊60年来所经历的大事，以期总结、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探索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发展规律，为后来新闻工作者搭建一个传承、教化的载体，并为以后编写河南日报史提供较为翔实、准确的资料。记述时限始自1949年6月1日《河南日报》创刊，止于2009年5月31日。因为《河南日报》是由原《豫西日报》、《开封日报》、《中原日报》合并组建的，故而其创刊前的一些大事亦一并收录。记述范围是《河南日报》宣传报道的大事、要事(包括省内、国内和国际的)，河南日报社的内部事务(包括社址变动、班子调整、人事改革、职称评定、报纸改革、业务培训、业务研讨等)，宣传报道方面的史料从《河南日报》上摘录，内部事务方面的史料从报告、简报、会议记录等档案资料中摘记。其选录原则是突出大事、不漏要事，举凡对世界、国家、全省及报社内部产生重大影响或关键作用的事件，尽皆收录。对那些关涉大转折、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期和事件浓墨重彩，大书特书；对一些非常典型、能够反映时代特征的时期和事件着重记述，不惜篇幅；对某些混乱时期和敏感事件既节约笔墨、谨慎措辞，又秉笔直书、还原真相。
《河南日报大事记》的编撰体例的突出特点是纵：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对简单的过程单一或一次成型的事件，采用编年体；对过程较长而复杂或多次成型的事件，采用纪事本末体，或以“注”的形式、或以“按”的形式、或以自然分段的形式补充完整；对特别重大、过程特长而复杂的事件，采用二者结合的方式(即《史记》之“互见法”)分阶段记述。其编排方法。原则上是一事一条，依时系事，按事件发生时序，以年月日分条目编排，以事件发端或结束之时记述，一般为目清者以日记之，无日者以月记之。对特殊情形下的事件，以前述本末体、互见法记之。凡同步进行的诸多事件，同日分而记之。此种体例一事一条，平列到底，不分领属，互相独立，好处是不拘一格，灵活方便，易于编排，信息含量大，使读者一目了然，便于查阅。但其弊端亦显而易见，即难免资料拼盘之嫌，缺失尽掩，层次不明，无宏观综合，逻辑性、系统性不强。因而在其编撰成书、尚未出版之际，我们便筹划编撰《河南日报六十年》了。《河南日报六十年》的编撰体例的突出特点是横：以时为序，时经事纬，择其要者，横向展开。根据历史发展和时代特色，分成若干大的单元，如创刊初期、激情燃烧的岁月、“”十年、改革开放时期等；每个单元又细化为若干板块，如重大事件报道、先进典型人物、报纸改革、记者站建设等。这样，单元和板块之间形成领属关系，层次分明，整体上显得逻辑严密、系统性强，而且板块内容集中、综合，可使人迅速地了解某一时期、某一方面的概貌，对各个单独介绍的历史事件、先进典型人物产生鲜明的印象。
就其编撰体例及覆载内容而言，这两套书合起来看，便可以体现一般志书的纵不断主线、横不缺主项的基本要求。从纵的看，记述事物的发端资料、重要历史时期和重要历史发展阶段的资料、下限的资料都很全；从横的看，作为一部志书所应具有的主体内容比较齐全，主要社会事物均包含在具体的门类之中，足以显现事物的本来面目和相互之间的客观联系。
志书应具有的特性主要是资料性、科学性和思想性，其中资料性无疑居于基础的地位，科学性则首要表现在志书资料的翔实、系统和准确上，而思想性也只能通过资料的筛选和使用来体现。在编撰这两套书的过程中，我们力求做到资料性、科学性、思想性的有机统一。
志书具有十分强烈的资料特征，是一种资料性的科学著述，资料性实乃志书的本质属性。增强志书的资料性，须悉心把握其特定的内涵及外延。其一，真实、准确的资料是志书的第一生命。这除了对人志资料进行严格考证和认真核实，以保证真实可靠、确凿无误之外，还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透过表象揭示本质。例如对时期钢铁生产、粮食生产的诸多报道，以及“反右”中、“”中社会上、报社内部的许多情况，我们今天理当以历史的眼光、科学的态度审视，还其本来面目。其二，志书应辑纳广泛、全面的资料，但并非包罗万象，巨细皆录。就河南日报史而言，理当立足宏观，放眼省内外乃至国际，站在历史的高度，将最能反映事物本质面貌的资料纳入有限的篇章，使读者观百事而不觉烦琐，明万物而不觉冗长。其三，志书是资料汇集，但绝非简单的资料堆积和罗列，应该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有机整体，朴实、严谨、科学的组合。我们在《河南日报六十年》的编撰中，努力做到系统严谨，排列合理，逻辑性较强，以便于读者理其端绪，寻其始末，究其因果，识其规律。其四，志书是资料性著述，一方面可以辑录必要的原始资料，另一方面还应在驾驭翔实资料的基础上，由编撰者用自己的语言写出来，而不是完全照抄照录原始资料。特别在编撰单元式、板块式的志书时。编撰者应当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用自己的思想、文风统率资料，进行著述，而非简单的转述。编撰者必须改变自己所面对资料的多种文体形式，如各种报道、文件、讲话、简报、回忆录等，形成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风。比如可以将关于某些历史事件、典型人物的总结报告、工作简报、新闻报道等资料，改写成朴实、严谨的志书表述样式，当然也不排斥直接引用一些必不可少的原始资料。
志书以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为记述对象，科学性作为它的一种属性，要求真实、准确、全面、系统地反映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实际。简言之，科学性主要体现在编撰者对志书的编撰态度、编撰思路、编撰方法等方面。正是这种科学性的要求，决定了我们鉴别资料要反复考证，务求其真；筛选资料要去粗取精，务得其要；谋篇设章要归属得当，排列合理；行文记述要严谨朴实，规范流畅。只有增强科学性，志书的资料性才会强起来：若没有科学性的制约和保障，志书的资料性无疑会大大减
弱。首先，筛选资料时必须忍痛割爱。编撰志书所面对的资料数量是惊人的，因而须抓住记述的主线，剪除枝蔓，采取详主略次、详干略枝的记述方法。要筛选资料，浓缩资料，去掉资料中的水分，删去与主题(包括单元主题)无关或关系不大、联系不紧密的细枝末节。如何做到这一点呢?编撰者须要立足于历史高度，提升志书资料的存史价值。所选资料不可过于琐细，应注意撷取宏观、中观的资料，还应对具体资料进行适当的提炼、升华和综合概括。在编撰过程中，应当把握历史发展的主线，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和认识事物起伏盛衰、兴废交替的发展规律，学会用史家之笔对资料进行取舍，围绕历史主线组织相关资料。惟其如此，方可使志书在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上达到较高的统一。其次，志书是资料性著述，而非研究探讨之作，它具有自身独特的体例和规范。它直陈事实，以资料说话，写“是什么”、“做什么”、“怎么做”，一般不写“为什么”，极少评价其高下优劣，以真实、客观的记述展示历史的进程和社会的面貌，为读者提供有价值的阅读资料或研究资料。编撰者的立场、观点、方法应巧妙地融化在组成志书的资料中，体现在志书资料的筛选、核实与排列、组合中。其三，篇目设计也要有资料书的特点，这主要是指《河南日报六十年》。志书汇集多项资料，因而其框架结构应遵循事以类从的原则，采取横陈诸项的形式。篇目设计力求分类科学、布局合理，体现社会分工、报社分工的真实结构，反映各类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标题应当就实避虚，以事命题，做到简明概括、名实相符，能准确地反映其所容纳的资料内涵。
思想性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态度立场和观点，它是客观存在反映在人们的意识中、经过思维过滤所形成的社会观念和倾向。志书的思想性体现着编撰者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的思想倾向。思想性要求志书在内容记述上要有深度，能够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反映充分，记述深刻，努力揭示事物的本质，记述事物的兴衰起伏、发展变化的过程，通过资料的排比看出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只有在思想性的统率下，深入、系统、全面、准确地研究现实的、历史的资料，正确地认识历史发展及时代特点，克服随机性和散在性，既注意从特色上下工夫，又不忘从全局上下工夫，才能将志书所应覆载的内容记述深刻，反映准确。志书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必然要反映出编撰者的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和政治要求，在事关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应当不掩饰、不讳言，秉笔直书，不模棱两可，鲜明地表达编撰者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与一般志书相较，尤其是在思想性这一要素上，报纸类志书有其“与众不同”的情形，其思想性的构成要件、表述方式与一般志书有很大区别。编撰报纸类志书，如何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首先一点，应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坚持资料收录的原则性要求，站在讲政治、讲原则的高度，对人志资料进行认真的甄别和检查。譬如关于“”、关于“”，我们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尊重历史，如实记述，又注意使其符合资料性、科学性、思想性的要求。再者就是选择的问题，选什么、不选什么，哪选多、哪选少，无不体现着编撰者的政治倾向、思想导向和价值取向。比如在《河南日报大事记》中，凡涉及国家和我省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建设成就的内容，均精心遴选；尤其是关涉我省两个文明建设的各类报道，考虑到展示发展成果及河南形象的问题，便尽可能多选。
我们在编撰中认识到，与思想性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志书中的议论和评述问题。方志界普遍认为，志书乃是严谨的朴实的资料性科学文献，而不是进行议论和评述的论文或论著，一般在行文中应坚持述而不论或少论的原则。笔者以为，在编撰报纸类志书中，适当插入一些画龙点睛式的评论，给读者以明确的引导和提示，应该说还是可以的。
《河南日报大事记》通篇只提供历史资料，有些地方适当点出当时的形势、背景，一概不加评论。《河南日报六十年》则对史实进行归纳、概述，于必要之处生发一些议论，旨在以史为鉴，警世、醒世和明世。比如《河南日报六十年》第一章《在硝烟中诞生(1949～1954，10)》之第五节《重大事件报道》，在其第一部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大段叙述了《河南日报》对新中国成立这一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的报道处理之后，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河南日报》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报道，为以后的重大报道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建国初期，政治生活中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河南日报》在没有经验可循的情况下，满怀热情、竭尽全力地做好工作，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新性，使这些报道集中热烈，主题突出，扣人心弦，达到了宣传鼓动、动员群众的目的。”在其第十部分《突发事件报道(抢救霜灾)》中，先是叙述《河南日报》的相关报道，而后以一段话作结：“《河南日报》关于抢救霜灾的报道反应迅速，说理充分，有政策。也有技术指导，实用性强，导向正确，对于以后的突发事件报道和救灾报道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再如在第三章《十年(1966～1976)》第十二节《批林批孔运动》中的评论：“这次‘批林批孔’虽然只搞了半年左右，但后果十分严重。它使1971年9月反革命集团覆灭以来，等经过艰苦斗争刚趋好转的全国政治局势重新陷于一片混乱，使有所恢复发展的国民经济重新遭受严重破坏。”在第十三节《“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评论：“反击右倾翻案风扰乱了人们的思想，干扰了正常的经济工作和社会秩序，使全国刚刚稳定的形势再度陷入混乱。”都是恰如其分的。这些简短、精当的评论，无疑强化了志书的思想性，给读者以有益启发和引导。
需要指出的是，在志书中插入评价和议论性文字，应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选准可以议论和评述的对象，评论语言也须细加斟酌，以免把握不准而评点失当，留下严重的败笔，甚或贻误后人。
简述史记的文学成就篇8
1、今古文《尚书》：汉代，《尚书》始有今古文之分。西汉文帝时晁错根据伏胜记诵所整理的28篇《尚书》，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定，称《今文尚书》。汉武帝时，曲阜孔壁中又发现一种用战国古文字写成的本子，称《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16篇。此书到西晋末因战乱丢失。东晋初，豫章内史梅赜所献《古文尚书》，经唐宋明清以来学者考证，实为伪书。
2、春秋三传：解释《春秋》的《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三部书的合称。
二、论述题
1、谈谈先秦历史散文的发展及特点。
参考答案：先秦历史散文的发展，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夏到春秋时期，以《尚书》和《春秋》为代表，此期史官分司，言、事不混，如《尚书》记言，《春秋》记事，文字古朴简洁。第二阶段从春秋末到战国初期，代表作是《左传》和《国语》，此时的创作，既记言又记事，言事相融，篇幅加长，内容祥赡，记事曲折，写人生动，富于文采。第三阶段是战国中后期，以《战国策》为代表，它采取国别体，吸取《左传》、《国语》的创作技巧并加以发展，使历史散文发展到新的高峰。
先秦历史散文发展的总的趋势是，由简到繁，由质而文，由片断的文辞到较详细生动的记言、记事、写人。现存先秦的几部重要史籍看，主要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都带有极强的文学特色，大都注意将神话、传说渗入史籍，使历史事件故事化，注重描写与人物特征刻画，使历史人物形象化，对事件进行褒贬评价，记事记言声情并茂。
2、简述《春秋》的写作特点。
参考答案：(1)《春秋》的编订，有总结历史经验、为执政者提供借鉴的目的。它强调天下一统、社会稳定、定名分和周天子的正统地位，反对诸侯僭礼越位与兼并战争。(2)它是一部自成体系的书，按事件顺序记事，条理清晰，结构完整、系统。(3)它的语言简练含蓄，准确谨严，选词炼句，十分仔细，一字之中常“寓褒贬，别善恶”，被后世尊为具有“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
3、简述《左传》的进步思想倾向。
参考答案：《左传》在选择史料、叙述史实和“君子曰”中表露了作者的进步思想倾向，具体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1)赞美和歌颂明君贤臣及其辉煌业绩;(2)揭露和批判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残暴荒淫行为、列国间地频繁战争;(3)宣扬民本思想、怀疑天道、鬼神的传统观念等。但也有一些宣扬帝王将相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维护宗法制度、等级制度的思想，这是其历史局限。
4、举例说明《左传》的文学成就。
参考答案：《左传》的文学成就很高，首先体现在善于叙事上。其叙述复杂历史事件，真实生动，委婉周详，头绪清楚，注意伏线，照应，重点突出。其叙事方法，也多种多样，有正叙、顺叙、倒叙、补叙等二十余种，奇正变化，神妙难测。如僖公二十三年，写重耳出亡。其叙事最突出的是写战争，作者不重战争场面的具体描写，而总是围绕某一主题，侧重写战争的背景、战前准备、双方兵力部署、力量的对比、将帅士兵的活动、战略战术的运用、胜负的原因等与人谋有关的情节来描写，从而使文章矛盾错综复杂，情节跌宕起伏，张弛有致，环环相扣，结构谨严，层次清楚，而又中心突出。如的“崤之战”、“城濮之战”、“邲之战”、“长勺之战”等大抵如此。其次，是《左传》的写人艺术。《左传》所写人物众多，既有王侯将相，也有商贾、倡优、役人、盗贼、侠勇等，范围较《尚书》、《春秋》远远扩大。对同一类人，作者也多能突出他们的鲜明个性。如子产和晏婴同是开明的政治家，子产果敢明断，晏婴幽默机警。对同一个人，有时注意到其前后性格的发展变化，如晋公子重耳由贪图享受、胸无大志到雄才大略一代霸主的变化。在刻画人物方面，作者也运用了多种多样的方法。或在矛盾冲突中揭示人物心理与性格特征，或通过补叙情节表现人物性格，或以对比设法刻画人物，或以细节描写深化人物性格。最常见的是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表现人物性格，如“曹刿论战”中对曹刿政治远见和足智沉着性格的刻画。再次，《左传》的语言，简练而丰润，含蓄而畅达，曲折尽情，极富表现力。无论叙述语言还是人物语言大都能如此。尤其人物语言中的外交辞令，许多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如屈完对齐侯、展喜犒秦师、烛之武退秦师、王孙满论鼎、吕相绝秦等，或委曲婉转、陈述利害，或辞令激切、语挟风霜，均用辞雅正，曲尽人情，各得其妙。
5、简述《战国策》的思想内容。
参考答案：《战国策》的基本内容是战国时代谋臣策士纵横捭阖得斗争及其有关谋议或说辞。在对列国统治集团间那些权谋、谲诈、角逐、战争、残杀活动的记述中，揭露和批判统治者的残忍，也表现了作者对权谋的推崇。在对诸国频繁的战争、苛重徭役及草菅人命的描述中，反映了下层百姓的苦难。此外，还记载了许多政治开明、坚持正义、反抗君主、卿相、士人、下吏的事迹，表现了作者的民本思想、贵士倾向及对勇敢、正义和进步意识的歌颂，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公开宣扬追求“势位富贵”的人生观。
简述史记的文学成就篇9
关键词:扶南乐;天竺乐;唐九、十部乐中的扶南乐
盛唐时期是我国民族大繁荣,文化大发展,人们安居乐业,社会空前繁荣的历史时期,盛唐时期的九、十部乐在这一时期,更是充当了重要的历史地位,发挥了无可比拟的历史作用,它是后来在唐宫廷燕乐中占重要地位的坐、立二部伎的前身,有着很好的历史研究价值,因此,唐九、十部乐一直以来吸引了无数学者加以探索研究,但针对唐九、十部乐中是否将扶南乐列于乐部的问题,至今还众说纷纭,尚无定论。陈应时、陈聆群在《中国音乐史简述》中去天竺,增扶南。杨荫浏在其《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对唐九、十部乐的列图也记有扶南,但是以刘再生为代表的很多学者认为唐九、十部乐中并无扶南乐,亦不承认其地位。史料记载也有出路,研究扶南乐到底有无是非常有必要的。
“扶南”(公元1世纪―7世纪),它是东南亚地区出现的第一个古代王国,是今天柬埔寨的古称,在当时有较大影响。历史上我国把古代柬埔寨音乐舞蹈称为“扶南乐”。[1]扶南乐是柬埔寨带有印度色彩的宗教乐舞。扶南乐早在三国时时代吴赤乌六年(公元243年)就传入我国,范旃在位时曾遣使献乐孙权,扶南人善歌舞,扶南音乐在隋唐时期的中国宫廷及民间都很受欢迎。
史载“隋开皇初,置七部乐,又杂有七部外诸国之乐,扶南乐是其中之一”唐杜佑《通典。乐六》卷一百四十六载“武德初(618年,唐高宗李渊年号),为暇改作,每燕享,因隋旧制奏九部乐,一燕乐二清商三西凉四扶南五高丽六龟兹七安国八疏勒九康国。至贞观十六年十二月宴百寮奏十部乐,先是伐高昌收其乐付太常寺乃增九部为十部伎。”[2]
《通典》成书于贞元十七(公元801年),在其后160年,成书于宋太祖建隆二年(公元961年)的《唐会要》的作者在编写此书时也是参照了《通典•乐六》中关于扶南乐的论断,其原文所著与〈通典〉观点如出一辙。[3]有此观点的史书古籍还有李p等编撰的《太平御览》第一千卷原文所述如上。[4]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五唐纪一高祖武德元年(618年)载:“辛末,突厥始毕可汗谴骨咄禄特勒来,厥,九勿翻。可,从刊入声。汗,音寒。突厥官子弟曰特勒。咄当没翻,宴之于太极殿,奏九部乐。杜佑曰:“一燕乐二清商三西凉四扶南五高丽六龟兹七安国八疏勒九康国……”以上几本古籍对于扶南乐的观点多参照《通典•乐六》。[5]
类似观点在今人的论述著作中亦有体现,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6]和金文达的《中国古代音乐史》[7]的观点一致,在对唐九、十部乐的列表中也将扶南乐列于其中。
陈应时《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中对隋唐九、十部乐的描述中说“唐武德初年(618)后,去“礼毕”和“天竺”增设“燕乐”和“扶南”,仍为九部。唐贞观十六年(642),加入高昌乐,形成十部乐。”[8]这段文字将扶南列于唐九、十部乐,删去天竺,说明唐九、十部乐中扶南乐占一席之地。
根据《隋书》《通典》等诸类史料记载,唐九、十部乐是因隋旧制而来,那么在古史关于隋七、九部乐中扶南乐的论述是怎样的呢?
《隋书•音乐志》载“始开皇(隋文帝号)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曰国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乃大业中(隋炀帝年号)炀帝乃定清乐、西凉、龟兹、高丽、天竺、安国、疏勒、高丽、礼毕以为九部。乐器工衣创造既成,大备于兹矣。”[9]从这段文字记载中,可以看出在当时,扶南乐在隋朝宫廷音乐中只是被列为除七部乐以外的杂伎而表演,并没有正式列于乐部,此观点与上文观点正相反。
《旧唐书•音乐二》卷二十九载“至炀帝,乃立清乐、西凉、龟兹、高丽、天竺、安国、疏勒、高丽、礼毕为九部。平林邑国,获扶南工人及其匏瑟琴,漏不可用,但以天竺乐撰写其声而不列乐部。”其后一页又写到“扶南乐,舞二人,朝霞行缠,赤皮靴,隋世全用天竺乐。”[10]这段文字清楚记录了隋九部乐中没有扶南乐,且在隋朝只用天竺乐。可以肯定的是,在隋七、九部乐中,扶南乐包含于天竺乐中,天竺乐囊括了扶南乐的音乐成分。
《新唐书•礼乐十一》卷二十一载“燕乐,高祖即位,仍隋旧制,设九部乐:燕乐伎、清商伎、西凉伎、龟兹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疏勒伎、康国伎。隋乐每奏九部乐终,m奏文康乐,一曰礼毕。太宗时,命削去之,其后逐亡。及平高昌,收其乐,自是初有十部乐。”[11]从这段文字得出唐九、十部乐中没有扶南乐。
孙继南、周柱铨的《中国音乐通史简编》[12]及夏野《中国古代音乐史简编》[13]和秦序《中国音乐史》[14]中的观点相同,为“至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废除‘礼毕’十四年,又将‘燕乐’列为首部,于是形成唐代的九部乐。”并未提及扶南乐。
刘再生参考《通典》及吉联抗《唐代就十部乐中并无‘扶南乐’》等资料,在其《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15]中对唐九、十部乐得描述时,明确说明,唐九、十部乐中没有扶南乐,原文如下“唐代九、十部乐中没有‘扶南乐’,扶南位于今柬埔寨,其音乐曾在隋代传入我国。《通典•乐六》载‘至炀帝,乃立清乐、西凉、龟兹、高丽、天竺、安国、疏勒、高丽、礼毕为九部。平林邑国,获扶南工人及其匏瑟琴,漏不可用,但以天竺乐撰写其声而不列乐部。’这是扶南乐并未列于乐部的历史记载,但在天竺乐中,却也包含了扶南乐的音乐成分。这一资料和研究结论对于明确隋唐多部伎的具体乐部起到了澄清史实的作用。”从这段文中,大家不难看出,引自《通典•乐六》的观点和上述《旧唐书》的观点是一致的,都证明乐部中并无扶南乐。
上文同是《通典•乐六》,缘何一个记有唐九、十部乐中将扶南乐列于其部,而另一个论断却截然相反呢?
对照杨荫浏、陈应时、刘再生等老师的课本学习隋唐九、十部乐的过程中,他们在扶南乐方面存在争议,为求其原委,又翻阅多本史书及其他中国古代音乐史资料及刊物发现,多数赞成九、十部乐种列扶南的文章或史料观点,大都依据杜佑《通典》而来,但在翻阅《通典》以佐证其观点时,发现此书本身观点就自相矛盾,一说将扶南列于乐部,一说又将其否定,到底孰对孰错,这不免让后世人学习时无从选择,心存顾虑,那么它的观点我们应是不能轻易采纳用来论说是否有无扶南乐的。吉联抗先生在《唐代就十部乐中并无‘扶南乐’》[16]对《通典》的两种相反观点以假设形式,通过史料罗列对比,证明其书本身矛盾之处,由此对《通典》的史实性抱以质疑的态度。
唐杜佑的《通典》成书于德宗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而在早于它一百四十五年左右的最初由魏罩鞅,由长孙无忌撰写的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的《隋书•音乐志》里已经明确说明隋七部乐中只列天竺,并无扶南的论断。而在其后的《旧唐书》和《新唐书》里对九、十部乐的记述也是肯定天竺乐的地位,《旧唐书》的作者离唐代较近,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唐代史料,特别是唐代前期的史料,叙述史实比较详尽,保存史料比较丰富,由此说明该书的编写是在尊重大量史实基础上而成的,这对于证明九、十部乐中并无扶南乐也是很有说服力的论证。
翻阅《资治通鉴》发现,在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坚平张氏,於凉州得之,宋武平关中,因而入南。及隋平陈后,文帝听而善其节奏,曰此华夏正声也。因置清商署,总谓之清乐。帝定清乐、西凉、龟兹、高丽、天竺、安国、疏勒、高丽、礼毕为九部”。[17]在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六典》(《六典》)[18]中提到的十部乐也是由天竺伎而无扶南伎。
综上所述,同大量史料观点相同,笔者认为唐朝因隋旧制的九、十部乐,其第四部应为天竺乐是显而易见的。最早的《隋书》列扶南为杂伎,《旧唐书》隋世铨用天竺,《通典》“获扶南工人及其匏瑟琴,漏不可用,但以天竺乐撰写其声而不列乐部”都足以证明此观点是成立的。另外从记述各部乐的来源、乐曲、乐器、乐工、乐伎等方面,各类史料对天竺乐都做了具体描述,而扶南乐却未被正史专门记录,甚至只字未提。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天竺乐”在唐九、十部乐中是极受重视的,而扶南乐因未列于乐部,其地位当可想而知了。
结语
扶南乐虽只是隋唐宫廷音乐的一个小小杂伎,未曾被列于乐部,更称不上唐九、十部乐,但却不能因此抹煞其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它的传入丰富了我国古代人民的文化生活,也丰富了我国的文化宝库,在隋唐时期外来乐舞艺坛中,它是灿烂的一枝。它以融合到我国民族音乐舞蹈中,对于我国古代乐舞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借鉴作用。即使称不上璀璨明珠,但也不失为一块美玉。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扶南乐及其它兄弟民族、外国乐舞的传入,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融合,也是雅、俗、胡乐交融的象征。显现我国国力强盛,万国来潮的繁荣景象。从隋七部发展到九部再增至十部的过程,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各民族、各地区的乐舞乐舞艺术以平等地位,将他们分别列于宫廷燕乐乐部,改变以往“四夷乐”的局面,使唐代宫廷音乐文化更加异彩纷呈。
在研究扶南乐方面,我们现有的资料是远不够的,以致在此问题上,学者们观点无法统一,为后来学习的人增加了困难,由此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一点是,在引用前人总结归纳的观点时,我们应全面系统地整合资料,避免以点代面、以一概全,片面引文和理解的现象,做到在史料匮乏的情况下能正确运用使其发挥应用的价值。
隋唐时代的宫廷音乐在我国古代音乐史上是极具辉煌的一页,尤其盛唐时期的音乐更是整个中国音乐史上盛开的奇葩,它的绚丽辉煌是由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任何事物都不会永生永存,九、十部乐作为这一时期专门的宫廷宴飨制度,从隋开皇到唐玄宗后期经历了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虽然于华夏五千年历史相比甚是微不足道,但它不可磨灭的作用和贡献将在历史的长河中永放光辉。
参考文献:
[1]李未醉.《古代柬埔寨音乐对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乐府新声,2002
[2](唐)杜佑.《通典•乐六》[m].卷一百四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8第一版3270页
[3](宋)王博.《唐会要》[m].卷三十三.燕乐部份.北京:中华书局1955第一版620页
[4](宋)李p.《太平御览》[m].第一千卷
[5](宋)司马迁著(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m].卷一百八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56第一版5792页
[6]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m].隋唐部分.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年第8次出版215页
[7]金文达.《中国古代音乐史》[m]
[8]陈应时,陈聆群.《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版122页
[9](唐)魏徵.《隋书•音乐志》[m].卷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73第一版376页
[10](后晋)刘徇.《旧唐书•音乐二》.卷二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75,10,69
[11](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礼乐十一》卷二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2月第1版469页
[12]孙继南,周柱铨.《中国音乐通史简编》.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第一版80页
[13]夏野.《中国古代音乐史简编》[m].上海音乐出版社,1991年10月第2版
[14]秦序.《中国音乐史》[m].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15]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m].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年第2版284页
[16]吉联抗.《唐代就十部乐中并无‘扶南乐’》《人民音乐》1984
简述史记的文学成就篇10
关键词：口述史；定义；方法；研究设计
一、口述史的起源与定义
通过口头访谈来收集资料和信息，无论是从中国还是西方来看这种方法早就存在。在我国的《论语中》就有“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的记载，一问一答中体现的就是口述史的研究方法。汉代史官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也是我国古代一部著名的口述史著作。《史记・项羽本纪》中对人物对话以及音容相貌的描写也可以看出来司马迁所用的也是口述史的方法。西方的《荷马史诗》是当时古希腊游吟诗人的集体成果，对故事的描写情节生动，人物形象鲜明，经过荷马的整理，编纂成为《荷马史诗》。我国近代最著名的口述史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所著的《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和《张学良口述历史》等著作为后人留下了关于民国的珍贵的历史。虽然上述著作都有一定的口述史方法，但是关于“口述史学”这一术语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口述历史就是指口头的、有声音的历史，它是对人们一段特殊的回忆和生活的记录。然而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口述史学，至今还存在这不少分歧和争议。
口述史的创始人艾伦・内文斯的同事和学术继承人路易斯・斯塔尔说：口述历史是通过有准备、以录音机为工具的采访，记述人们口述所得的具有保存价值和迄今尚未得到的原始资料。美国口述历史学家李奇在他的口述史著作《大家来做口述史》中说“简单的说，口述历史就是通过录音访谈来收集口头回忆和重大历史事件的个人评论。”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社会学家保罗・汤普逊则认为口述历史是关于人们生活的询问的调查，包含着对他们口头故事的记录。通过比较可以发现斯塔尔和汤普逊比较侧重于通过收集而得来的原始资料，而李奇则比较侧重于不仅收集资料而且要对资料做出的评论。
二、口述史的特点
由于口述史是一种访员与被访者面对面交流的方式来获取录音资料的一种方法，口述史研究一般具有以下五个特点。
1、口述能够纠正文字的偏见，生动形象，特别适用于表达人类生活中的各种基本联系。
2、口述史重视的是重现历史，而不是单纯地解释历史。
3、口述史所运用的口述史学方法，是一种独特的方法，口述方法是要将田野作业和书斋作业相结合，而且有一套国际通用的规范程序。
4、口述史的研究工作可以多样化，不论以人物为中心，还是以主题为中心，皆可以事前设计安排。
5、口述史研究是一种具有现代性格的学术方式，可以对某些学术界上层的话语垄断提出挑战。
三、口述史的研究方法
口述史往往被误解为简单的与被访者聊聊天，让别人说说故事，其实不是这样。口述史研究方法有着严格的规范、这种规范体现在口述史研究问题的目的性、对访员的培训以及研究对象的选择等方面，并非每个人都能作出有价值的口述史。
口述史的研究分为四个阶段，准备阶段、访谈阶段、口述资料的整理和保存阶段和口述史的研究阶段。
1、准备阶段：口述史的准备阶段，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研究什么？在哪研究？何时研究？谁来研究？研究谁？怎么研究？
（1）研究什么？我们做口述史的研究首先要知道我们研究什么？我们的研究中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口述史中我们要考虑如下几点：这项任务在哪里、何时发生？我们将访谈谁？我们将如何去做？
（2）在哪研究？研究的地点我们也要进行考虑，环境是口述史研究能否成功的一项重要因素。我们研究的地点民风民俗如何？是否允许外人进入？语言沟通有无障碍都是我们要考虑的因素。
（3）研究谁？当面对一个群体时，我们的目标是要收集他们的记忆和观点。仅仅访谈领袖是不够的，我们也需要访谈普通人，我们应该尽可能的使我们的访谈名单具有包容性。
2、访谈阶段
研究者需要坚持的原则：
（1）尊敬和同情原则。由于研究者通常要深入到访谈者的个人世界中去了解相关信息，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会重新揭开受访者的伤疤。访谈结束后，研究者有必要和他们聊聊天，安抚一下他们负面的情绪。
（2）告知原则。告知原则是指研究者应该充分告知被访者参与这项研究的意思以及相关信息。知情权也是被研究者最基本的权利。
（3）匿名原则。匿名原则是指通过隐藏姓名的方式来保护被访者的利益。如果由被访者不愿意在著作中出现他的姓名或信息时，研究者往往需要隐藏受访者的个人信息。
另外，研究者必须熟悉受访者的语言及文化，同时在访谈过程也必须要保有相当高的敏感度与察觉能力，以及善用良好的访谈技巧，才能收集到丰富的叙述性资料。认真与积极的倾听，这是口述史研究者最基本的态度与方法。在倾听受访者谈话时，应注意三点：注意受访者的道德语言；注意受访者的话语转折；注意受访者的讲述逻辑；
3、口述资料的整理和保存阶段
口述史料的整理工作包括两步。第一步是对口述凭证进行分类。口述凭证的特点是生动形象，内容详实，但系统性不强。因此，口述史工作者必须对其进行分类。第二步是对口述史料进行分析。在口述凭证的搜集过程中，口述资料出现多次重复大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这需要口述史学家依据一定的原则对其进行综合比较，以筛选出有价值的历史资料。而且口述史料的查证工作必须同文字史料的考证工作结合起来，以确保口述史料的客观性和完整性。
四、口述史存在的问题
1、对口述史这一方法的认同问题。口述史这一研究方法至今没有得到史学界的认可。对于口述史研究的方法和原理、口述史的优缺点等问题的讨论，没有明确的结论。
2、对被访者的记忆的可信度的质疑。口述史是收集受访者记忆中的历史事件，由于受到访谈的气氛、记忆的误差和访谈者的引导等一些因素的影响造成收集的资料有被改造的成分。
3、研究者对被访者语言的误解。由于研究者与被访者在知识文化修养和语言判断力等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引起研究者对被访者语言的误解。
如果我们能够解决上述问题，我相信口述史这一研究方法将在人文社会领域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作者单位：兰州大学）
参考文献：
[1]LouisStarr.“oralHistory”，inDavidK.DunandwillaK.Baumeds.oralHistory，aninterdisciplinaryanthology，p40.
[2]Donalda.Ritchie，DoingoralHistory，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