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基本思想篇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怀特海美育思想研究（09XZX013）
作者简介：杨芳（1958-），女，贵州贵阳人，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阳黔花（1972-），女，贵州沿河人，教授，硕士生导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美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摘要：怀特海没有拒斥形而上学，反而着力创造了一种新的形而上学体系――机体哲学。在其哲学思想中，他不仅回应了20世纪初西方哲学界对形而上学的挑战，而且对有关本体论、认识论以及哲学归宿等思想都有一些自己独特的看法。在本体论上，怀特海坚持过程（机体）就是实在，实在就是过程，过程既是机体哲学的出发点，也是其哲学的归宿；在认识论上，他反对认识对象的主客二分，主张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在哲学的归宿上，怀特海认为上帝是关系过程的一部分，每一种场合都体现着上帝，也在上帝身上体现出来。虽然怀特海的过程（机体）哲学终归以上帝作为其最后的价值归宿，但在其机体哲学中所阐述的思想与观点，对当代哲学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怀特海；机体或过程哲学；二元思维模式
中图分类号：B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2）05-0045-06
怀特海在其主要的哲学论著――《过程与实在》中指出：“理性主义从未放弃过它那进行试验性冒险的使命。……理性主义是一种企图使思想明晰化的探险，这一探险不断进步，永无终止。但在这一探险的过程中，每一局部的成功都是重要的。”[1]12怀特海关心他那个时代的形而上学。他非但没有抵制形而上学的挑战，反而着力创造了一种新的见解，该见解将他那个时代最先进的科学容纳其中，而且实际上也能为科学家及他人所用。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小约翰・B・科布和大卫・R・格里芬曾对怀特海的《过程与实在》作过这样的评价：它是“最近两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是历来最为复杂并最富创见的哲学论著之一”[2]。怀特海在《过程与实在》这部著作中提出了他自己独到的哲学主张，他以“机体”作为基础来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并把他的哲学称为“机体哲学”。
一
千年以来，哲学家们对到底应该怎样看待由永恒和变化构成的经验――即存在与生成之间的关系问题争论不休。大体说来，不变的存在在西方哲学和宗教中是首位的，而生成则常常在亚洲文化中居于首位，虽然在两者中都有重大的例外。在西方，柏拉图牢固地建立起了存在首位的学说。他认为，这个变化的世界只是一个由众多永恒不变的形式构成的王国的虚幻摹本。西方的基督教神学家们追随柏拉图主义者而坚持认为：上帝便是终极的不变实在。最后，在启蒙时代，笛卡尔和其他一些人赞成：较之生存，存在是首位的。因为他们坚持认为，世界是由物质的“实体”和精神的“实体”构成的。这些“实体”一是独立存在的，二在变化中是保持不变的。就这样，笛卡尔将柏拉图的不变性和天国的不变性输入进了这个由物体和人心构成的世界。照笛卡尔派的思想家看来，我们自己的心灵（或灵魂）就是那些既非相关过程也非动态过程的事物的主要例证。笛卡尔二元论的这一非相关性特点，特别是当其与基督教神学联合起来时，因为这一信念而得到加强：人心这个非物质的精神实体不可能来自自然。他们便认为，我们只好假定灵魂是根据神的旨意超自然地创造出来的。于是，人们便逐渐认为，人心在实质上是同我们周围的自然世界无关的。
但怀特海却不这样看，他论证说，我们急需将世界看成是由众相关过程构成的一个网络，我们是其中的必要组成部分。这样，我们的一切选择和行动对于我们周围的世界才是重要的。这一态势要求我们挑战与反对那些流行的哲学和神学，它们认为，较之生成，存在是首位；较之相关性，独立性是首位；较之过程，事物是首位。它们并认为这样的观点是首位：人的精神在根本上是同我们显然在其中生活、活动和生成的社会及自然网络相分离的。
怀特海指出，哲学产生于惊异，它是一门以训练有素、缜密思考的方式进行的惊异的艺术。世间万物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真是自由的吗？我们的心灵和肉体是怎么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动物如同我们一样也有灵魂吗？我怎样才能认识这些问题？现代科学也产生于惊异。由于需要解决具体问题，同时也由于一些特有方法的成功，现代科学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科学的成功导致很多人（包括许多哲学家）将思辨哲学（形而上学）看成是一桩我们最好应避免的枉费时间的折腾。很多人坚持认为，哲学的任务应该主要是澄清语言。怀特海却认为：“显然，科学家和哲学家可以相互促进，因为有时候科学家需要一种新的观念，而哲学家借助研究科学结论有关的意义得到启发。他们相互交流的通常方式是参与现行的富有教养的思想活动。”“存在着一个显著的预设不断造成哲学思想苍白贫瘠，那就是这样一种信念，一种非常自然的信念，即人类已经有意识地接受了可以应用于其经验的所有基本观念。进而言之，这种信念主张，人类语言用单词或用短语清晰地表达了这些观念。我将把这个预设称之为‘完备词典的谬误’。正是在这一点上，哲学家与学者分道扬镳了。学者以一部词典装备起来，考察研究人类的思想和人类的成就，他是文化思想的主要支柱。离开学术，你可以是道德的，虔诚的，可爱的，但是你不会是完全文明的，你将缺乏表达精美准确的能力。显而易见，哲学家需要学术，正像他需要科学一样。不过，无论科学还是学术都仅仅是为哲学服务的辅助工具。”[3]
为此，怀特海另辟蹊径，从过程（机体）出发来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在他的机体哲学中，有机体是一个广泛的存在，整个宇宙是一个有机的全体，现实事物的共同体是一个机体。但机体并不是静止的，它乃是过程中的一个不完整的状态。由于怀特海对过程思想的重视，当今学术界也将他的“机体哲学”称为“过程哲学”。怀特海明确指出：“存在着两类过程：宏观过程和微观过程。宏观过程是从已达到的现实向欲达到的现实的过程；而微观过程则是将仅仅实在的条件转换成明确的现实。前者造成从‘现实的’到‘仅仅实在的’的过渡；后者则造成从‘实在的’到‘现实的’的生长。前一过程是效验性的，后一过程则是目的性的。将来仅仅是实在的，却不是现实的；而过去则是一个由众现实构成的联系。那些众现实由它们各个实在的遗传阶段构成。当前将目的过程化为直接，通过它，实在变成了现实。前一过程提供实在的支配实现这一行动的诸条件，而后一过程则提供被现实地实现的诸目的。‘机体’这一概念结合了双重方式的‘过程’这一概念。众现实事物的地区（community）就是一个机体，但它却不是一个静止的机体。它在生产过程方面尚是一个未完成体。因此，就现实事物而言，宇宙在扩展，这便是‘过程’的首义；而处于任何扩展阶段的宇宙又是‘机体’的首义。”[1]293-294可见，“机体哲学”和“过程哲学”这两个称谓的内涵是一致的。
二
怀特海对其过程哲学的基本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与分析。
首先，在本体论上，怀特海的机体哲学坚持过程就是实在，实在就是过程，过程既是他哲学的出发点，又是其哲学的归宿。
怀特海认为整个宇宙是由各种事件、各种实际存在物相互连接、相互包含而形成的有机系统。自然、社会、人的思维乃至整个宇宙都是活生生的、有生命的机体，这个机体处于永恒的创造和进化过程之中。构成宇宙的基本单位不是所谓原初的物质或物质实体，而是由性质和关系所构成的有机体。有机体的根本特征是活动，活动表现为过程，过程则是构成有机体的各元素之间具有内在联系的、持续的创造过程，它表明一个机体可以转化为另一个机体，整个宇宙表现为一个生生不息的活动过程。怀特海明确地反对传统西方哲学的实体实在论观点，认为构成世界的最终的基本单位既不是亚里士多德哲学意义上的“第一实体”，也不是笛卡尔哲学意义上的“实体”，更不是什么绝对的“精神实体”。实际存在物究竟是什么呢？怀特海回答说：“一个现实实有的实质仅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它是一个摄入物。”[1]56
何谓摄入？在怀特海看来，实际存在物与宇宙中的每一项都有某种完全而确定的联系，这种确定的联系，就是它对那一项的摄入。摄入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积极的摄入，一种是消极的摄入。消极的摄入是把宇宙中的某一项从积极的促成作用中确定地排除，而积极的摄入则是对进入积极的促成作用中的那一项的确定的包含。这种积极的进入叫作对那一项的“感受”，其他存在物则被要求来表现任何一项是如何被感受到的。现实世界中的所有实际存在物，相对于某种作为“主体”的既定实际存在物而言，必然要被那个主体“感受到”。因此，实际存在物是一个过程，这里存在着从状态到状态的生长；存在着整合与再整合的过程。这样一来，整个宇宙，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的生命，都是由各种实际存在物的发展过程所构成的一条历史轨迹，它在相当程度上是前后相承的[4]。
因此，按怀特海的观点来看，实际存在物是变动不居的，它处于不断流变的世界之中，整个宇宙，包括自然、社会和人，都是各种实际存在物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并且这一过程是前后相继的。从本体论角度看，怀特海的过程哲学的目的是，“将世界描述成诸个体现实实有发生的过程，每一现实实有都有自己的绝对的自我完成”[1]82。整个宇宙就“是一种面向新颖性的创造性进展”，而不是一种稳定的形态学意义上的宇宙。需要强调的是，怀特海从本体论上把“过程”看作是实在，把实在看作是过程，这与传统的过程思想是有本质区别的。
其次，在认识论上，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反对主客二分，主张主体与客体的统一。
我们知道，西方传统哲学认识论的基本问题是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问题，这种认识论认为，一个实际的认识过程得以发生的前提和基础是主体与客体相分立。也就是说，在一个具体的认识过程发生前，必须把认识者和认识对象进行主客二分，这是近代哲学认识论的主要观点。虽然西方近代的经验论与唯理论对怀特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在怀特海看来，他的哲学既诉诸理性又诉诸经验，二者中的任何一个独自都不足以说明这个世界上的生命。他指出：“思辨哲学就是要构建一个由诸一般观念构成的一致的、逻辑的、且必然的体系，根据这一体系，我们经验中的每一成分都能得到解释。所谓‘解释’的意思就是，我们所意识到的一切，即我们之所有，我们之所觉，我们之所欲或我们之所思，均具有作为该体系中一个具体事例的特征。因此该哲学体系应该是一致的、逻辑的，而且它的解释是适用的和充分的。此处‘适用的’意指经验中的一些事项是可以用这一体系来解释的，而‘充分的’意思则是，没有任何项目不能被它所解释。”[1]3怀特海认为，认识论问题和实在论问题若相互孤立起来，就不可能得到恰当的解决。认知者和被知者、知识与对象、观念与事物的二元论，正是近代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所具有的弊端。不仅如此，在怀特海看来，“物质和精神作用是相互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的”[5]450。这同笛卡尔明确坚持的身心二元论及洛克的有关论点也大相径庭，因为在他们看来，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是相互独立的两个世界，尽管这两个世界具有难以说清的偶然联系。而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则把物质和精神、身体和心灵看作是同一个过程中的两个要素，认为两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可见，无论在认识主体、认识客体，还是在认识主客体关系上，怀特海过程哲学都有其独特的看法。
在认识主体上，传统的西方哲学认为，在实际进行认识和取得知识之前，必须先有认识者。怀特海的观点则与此相反，他认为作为主体的自我是在过程之中出现的突现物，主体是摄入活动的产物，主体是“超体”。“主体-超体正是生发感受的过程之目的。感受不能与它们所瞄准的目标相分离；这一目标是一个触角。感受瞄准这个触角，把它当作它们的终极因。诸感受保持原样，以便它们的主体也会保持原样。”[5]303用怀特海的话说，感受者是从自己的感觉活动中出现的统一体。在怀特海看来，认识主体是在认识活动过程之中产生的。
在认识客体上，怀特海不同意传统西方哲学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即把认识客体当作外在于认识活动和认识者的自在对象。他认为，任何东西只要在主体身上能够唤起某种特定的活动，它就构成了认识的客体。也就是说，客体也是在认识过程中形成的，是与主体现实地发生关系的客观对象，或者说，客体是主体认识活动所指向的对象。这表明，在一个实际认识活动发生前，是无所谓认识主客体之分的，即使二者有区分，这一区分也毫无意义，主客体共同产生于同一现实的认识过程之中。
哲学的基本思想篇2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名著；意义；方法
《费尔巴哈论》一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在1886年写成的。书中恩格斯从对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哲学的考察开始，到阐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结束，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他的理论来源――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清晰的再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第一次对自己的理论来源及其所作的科学阐发。《费尔巴哈论》以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作为贯穿全书的中心线索，确立了划分哲学派别的标准；并将哲学基本问题深入到社会历史领域，深刻的批判了费尔巴哈唯心主义的历史观。
一、关于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名著的意义
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名著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正如在细读《费尔巴哈论》之后，我们会知道，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首次提出并论述了哲学的基本问题。这一问题不仅是马克思整个学说中占居核心位置，而且在人类思想史上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虽然一百多年过去了，但书中的观点依然闪烁着理论的光辉，重温这部不朽的著作对今人多有启迪，回溯这些光辉的思想，对今天的生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名著有助于理解哲学原理的真谛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理解，往往存在不少偏差，其主要原因是常常对马克思主义原著断章取义，或者是没有认真研读原著，从而以误传误。因此要理解哲学原理的真谛，必须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名著。例如，我国理论界对于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解释和理解，就是极其简单和初浅的，以致将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伟大理论和思想光辉误读并误传，弄得面目全非。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首创的问题，而是旧时代思想家或哲学家已经屡次提出的命题，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家更是十分关注这一命题。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通过对旧时代哲学基本问题的批判，充分表达了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根本观点，从根本上划清了马克思、恩格斯与全部旧哲学的界限，体现了马克思在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为准确把握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必须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原著《费尔巴哈论》。
（二）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名著有助于推动哲学史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哲学史上的浓墨重彩，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名著的研读是世界哲学史发展不可或缺的。研读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弄清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真谛，在哲学史研究中更是有着重要的意义。
哲学基本问题的提出，厘清了整个哲学史的逻辑线索。虽然哲学史上各种流派林立，哲学观点繁多，但是纵观他们对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回答，却只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正是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区分了两个基本哲学派别。凡是认为精神是本原的，精神对自然界起决定作用，进而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哲学学派。哲学基本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的问题，即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对思维和存在是否具有同一性问题的回答，是划分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标准。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哲学家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
哲学基本问题的提出，对几千年来的哲学史进行了科学的说明。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家对哲学史的认识是混乱的。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提出，成为了解决其他一切哲学问题的根本前提，由此对人类思想史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概括。哲学基本问题具有极大的普遍性，不仅适用于近代，同样适用于古代，甚至是中国古代哲学。所以，哲学基本问题的提出，铸就了哲学发展史的轴心，为哲学发展规律的揭示提供了最基本的方法论原则。
（三）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名著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体现了哲学的本质属性，正确地认识这个问题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不仅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一切实践工作中的基本问题。首先，在一切实际工作中都存在出发点的问题。从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我们知道，在实际工作中必须从实际出发，坚持唯物主义哲学路线，否则就必然陷入唯心主义泥潭。其次，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必须坚持可知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复杂，通过努力人们总是可以逐步形成对它的正确认识，而正确的认识客观世界又是正确改造世界的基本前提。所以，只有在实践中不断的探索，逐步认识和掌握我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才能使得我们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取得胜利和成功。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的实际总结革命和建设经验，正确判断国际国内形势，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到了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带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胜利。实践证明这是符合中国国情，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的理论，它经受住了国内外的考验，显现了强大的生命力，是对马克思哲学基本问题的正确回答。
二、关于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名著的方法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名著，必须注重方法，既要全面的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又要抓住重点，还要理论联系实际，突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意义。
（一）要尊重原文地研读
恩格斯在指导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很重视研读的方法。他在1890年9月21（-22日）致约・布洛赫的信中说：“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材料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恩格斯还说，一个人如果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在阅读时，不要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恩格斯的这些忠告是我们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秘诀，也是我们研究他的哲学基本问题这个命题的秘诀。马克思、恩格斯原著，是指他们本人的著作、包括书信。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创始人，同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创作者，所以，在研读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这一命题时，首先应该以极其严肃的态度对待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以极为严肃的态度对待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精神实质。
（二）要把握整体地研读
读马克思主义原著，首先要从整本书的精神、思路去读、去了解、去体会各章各节的意思，“以马克思、恩格斯解马克思、恩格斯”。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总的思想去解释马克思、恩格斯的每段话，才可能少点脱离原义的解释，千万不要断章取义。
研读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命题，同样应当系统地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著作，而不应孤立地只研究个别著作。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命题不是孤立的。虽然它是恩格斯在1886年提出的，但是这一命题所表达的思想，同其他思想一样，有一个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1845年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理论的萌芽。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哲学基本问题理论作了第一次的阐述，之后，在《哲、学的贫困》、《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资本论》等著作中都有过较为丰富的阐述，有关其他著作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中也有不少阐述，但《费尔巴哈论》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最为成熟。因此，我们在研读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时候，应进入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广阔领域，作系统的研究。
（三）要抓住重点地研读
研读马克思主义名著不仅要把握整体，而且要抓住重点，两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在全面系统的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后，应该进一步仔细研读《费尔巴哈论》，全面理解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思想，抓住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思想实质。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第二章开篇即提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以述为作的命题。恩格斯引述前人的思想观点，全部哲学家都在回答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此处恩格斯只是为了说明，这一问题在哲学史上存在过，特别是在近代最为突出。
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恩格斯阐述了这一问题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世界的起源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精神与自然界谁是本原，谁是派生的问题，这是“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二是思维与存在的认识关系问题，即思维能不能正确地反映外部世界，这个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但不是最高问题，不是划分哲学派别的依据。
从这两方面的内容可以看出：第一，“思维与存在、精神与自然界谁是本原，谁是派生的问题”为我们提供了识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根据这个标准，将全部哲学分为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为我们坚持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提供了理论武器。第二，思维能不能正确地反映外部世界的问题，为我们正确反映、认识客观存在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为批判那些认为思维与存在不具有同一性、思维不能正确反映存在的不可知论提供理论武器。
（四）要联系实际地研读
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点就是实践性，在阅读马克思主义原著时，我们也要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在研读《费尔巴哈论》，探究哲学基本问题时，我们应该认识到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实质上是我们实践中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问题。哲学为我们提供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我们主观上对世界的认识，实质是为了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能否正确地认识世界、有效地改造世界，关键在于是否正确处理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从实际出发，使主观思维符合客观存在，还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使主客观相分离，是实践是否能取得成功的关键。我们要取得成功，就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使主观符合客观，遵循马克思给人类留下的这一思想精髓。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2，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
[2]聂耀东《马克思主义哲学名著导读》，中国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
[3]黄楠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
[4]杨世宏《试析恩格斯〈费尔巴哈论〉的哲学史方法论意义》《济宁师专学报》1996年3月第1期
[5]郑守林《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阐述的本义》《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10月第4期
哲学的基本思想篇3
(一)概念的辨析和澄清离不开哲学思维的运用如果将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看作是一项待建的工程，那么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概念就是施工建设的地基。而相关概念的形成，尤其是对于基本概念与核心概念来说，则更需要借助哲学思维来实现。从某个角度来看，学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可以说是一种哲学性的研究，这一结论是经过前人的验证而得出的。大部分研究学者都是将基本概念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开始，之后才对思想政治教育主要范畴的体系进行建设。
(二)观点的概括和提炼离不开哲学思维的运用实际上，大部分的原理体系都是由多种观点或某种定理组成的，但是，对这些观点进行提炼或概括，从而使其具有规范性，则是原理体系建构过程中的基础内容之一。这一基础内容仍然需要依靠哲学思维来完成，这是因为哲学思维具有非常好的抽象概括功能。有些事情从表面来看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如果用哲学的思维来思考，其内部的复杂性就表现出来了。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中所有的基本观点，不论是定理，还是最终得出的结论，都能够借助哲学思维进行思考，从而深入提炼。
(三)体系的建构和论证离不开哲学思维的运用将已有概念与定理整理、建构成一项完整的建筑工程，离不开系统性的思维与全面的眼光，同时，也离不开较强的学术能力。对于这一问题，哲学发挥出了自身所独有的特点，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它并非分析某些细小事物的哲学派，而是一种广阔思维的世界观。要想实现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入研究，就必须了解教育，同时，还要了解基本的政治与哲学，这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体系的建构中占有重要地位。
二、把握好运用哲学思维特别是哲学概念的度
(一)哲学思维应用不足站在哲学思维应用不足的角度来看，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就存在不少问题。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例，它拥有诸多相似的概念，包括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教育与思想道德教育等，但是，这些概念的具体含义、具体边界以及理论定位等问题都十分模糊。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教材中，广义与狭义共存，不仅如此，还有更广义与更狭义的范畴。因此，必须设立过渡与转换的临界点，在两个甚至多个层次中随意转换是不被允许的。就拿对“思想政治教育”下定义来说，很多研究学者都称其为“一定的阶级和社会集团所具有的东西”，由此可见，这是一种广义的定义。然而，在之后的研究与表述中，研究学者未经任何过渡地声称:“培育社会主义‘四有’新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标。”显然，这种说法并没有考虑到其他阶级与社会集团对培养目标所给出的定义。
(二)哲学思维的运用缺少原则性正如以上所说，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时不能缺少哲学思维，并且需要注意的是，运用哲学思维时要遵循一定的原则。有些学者在提炼关键论题时，并没有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当作源头，更没有以历史经验为探寻对象，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中生搬硬套，并冠之以“思想政治教育”，以此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关键提要。从浅层次上来看，这一现象是由学术繁荣造成的，然而，实际上却是毫无意义的争论背离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与需求而构成的经院哲学。这种行为没有对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的建构做出贡献，甚至还加大了原理建构与教材编写的难度。
(三)哲学思维应用过多由上述内容可知，对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论题的提取不能在哲学原理中生搬硬套，还要注意哲学概念的运用，应尽可能地遵循“少即是好”的重要原则。哲学思维与哲学概念有着很大的区别，不能将两者等同。在运用哲学思维的过程中借助哲学概念是可行的，但要尽量降低哲学概念的使用频率。专业的哲学研究往往会非常频繁地使用哲学概念，但是，当哲学运用到其他领域时，如果运用过量，就是不妥当的。不仅如此，过度依赖于哲学概念，从某一角度来说，就显示出了哲学思维的愚昧。精细、系统的哲学思维应该是运用于无形的，同时，还是在解决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
三、思想政治教育哲学是不可或缺的分支学科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涉及到多领域的内容，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学科群。因此，笔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群中理应分出一门新的分支学科，即思想政治教育哲学。尽管思想政治教育哲学和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同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理论学科，但是，它们还是有不同之处的。
(一)思想政治教育哲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区别实际上，正是由于思想政治教育哲学的理论抽象层次更高，我们才说它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元理论”。思想政治教育哲学的研究重点不仅仅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发展中的哲学问题，还包括实践中遇到的哲学问题，尤其是基本概念问题，通常情况下，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和依据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的合法性问题以及思想政治教育与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等。在发达国家的教育哲学发展过程中，值得一提的就是道德教育哲学，它提出了非常多的具有价值的论题与观点。
(二)思想政治教育哲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联系思想政治教育哲学和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之间的区别是相对的，而非完全背离的。原理的阐释必然会涉及到相应的“元问题”，也会依赖于“元理论”的某些研究成果。所以说，上述两者之间存在某种联系。首先，思想政治教育哲学是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内提取出来的。其次，当思想政治教育哲学的哲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之后，所得出的结论，尤其是比较成熟的结论，将被“名正言顺”地归纳到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中，有时也会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教材的内容。思想政治教育哲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之间的相对分离与互动，会将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的研究推向高峰。
四、总结
哲学的基本思想篇4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启迪；借鉴
中图分类号：a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8-0200-02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国际性的思潮，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之后又不断发展，20世纪50―60年代达到高潮。习惯上，通常指由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人所引发的西欧和中欧地区左翼激进思想家(包括部分党员或被开除出党的理论家)重新诠释马克思学说的思潮。中国学术界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开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但对如何认识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目前学术界还存在着诸多争论。学习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条件。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更需要积极研究和借鉴世界各国一切科学的新经验、新思想、新成果。但是，学习和借鉴不能脱离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在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上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决不能把反映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制度的思想理论整体照搬过来，对于其中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理论，也要立足于中国国情，通过分析借鉴和吸收，使其成为能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有机结合而不相抵触的有益成分，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抄照搬。
一、深入发掘“西方马克思主义”珍贵的思想遗产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不少人比较尊重历史，重视对思想遗产的深入发掘和对历史经验的认真总结。
本世纪20年代初，当卢卡奇、葛兰西等人在国际工人运动内部结合本国革命实践从事理论探讨时，第二国际的一些思想家们仍在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某种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和宿命论。他们蔑视辩证法，抛弃黑格尔。但是，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来源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早的一批代表人物，为了总结欧洲某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遭受挫折的原因，针对第二国际思想家们的错误倾向，就十分重视从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入手，试图恢复和阐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本质，要求弘扬人的主体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西方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下，除了继续发掘黑格尔的思想遗产之外，从更为深远或广泛的角度追溯和探讨了康德、费希特、歌德、孟德斯鸠、卢梭、斯宾诺莎、伽利略、亚里士多德等人对马克思的影响，侧重于辩证法、人、主体性以及政治上的民主、自由等方面，同时涉足经济、政治、法律、道德、科学、文艺等领域。这就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向度，对我们是有启发的。
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而言，他们着重发掘了马克思本人的思想遗产，特别是那些被第二国际的思想家们和苏联马克思主义者所忽略或淡忘了的部分。他们主要以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为依据，要求恢复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和辩证法的革命本质，恢复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地位。他们认为这是马克思的思想原来包含的精华部分，后来被遗忘和淹没了。因此，他们要求正本清源，尽力发掘和阐明马克思思想的本义和内蕴。他们重新提炼和概括了一些重要范畴和方法论原则，是值得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认真研究的。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问题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转型的价值和意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它集中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和哲学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探索，形成了它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其基本特点是反对立足于近代知识论哲学的立场解释马克思主义主义哲学，反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济决定论的科学实证论解释，反对用现代西方哲学融合、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创性和产生的革命意义，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功能。具体而言：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质与独创性西方马克思主义都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近代西方哲学的断裂，这种断裂体现在哲学思维方式、哲学形态、哲学研究对象、哲学的功能等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不同侧面论述了这种断裂及其后果。尽管他们的具体理论观点各异，但是其共同点则是要求将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建立在现代哲学的基础上，这又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和形态的根本变化。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和哲学形态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性并非是近代意义的体系哲学，而应该是超越近代知识论哲学的一种现代形态的哲学。他们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探索：其一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是一个生成过程，而非理论家单纯逻辑建构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形成离不开哲学史、文化史，离不开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它生成于对以往的哲学史、文化史的批判，对现实日常生活的政治批判、经济批判和文化道德价值批判，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应该充满历史的内容，同时又离不开和现实的关联。其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具体划分为以实践为基础、以人类社会历史为研究对象、以探寻人的价值和意义为目的的实践本体论，和建立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上的社会批判、政治批判和文化价值批判两个方面的内容。哲学形态和哲学理论体系的变化又必然引起哲学研究对象和哲学功能的变化。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主题和功能，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作为现代哲学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承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但是它并不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总是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上，社会历史地看待和研究自然，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点在于历史唯物主义，相对于近代哲学，它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历史”。它的主题是探寻实现人的价值、解放和自由的现实之路。围绕这个主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维度尤为重要。西马主要人物的一系列理论强调的都是如何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价值功能，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价值性之间保持平衡和张力的问题。
面对西方社会的现代转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没有固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结论，也没有固守某一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结合西方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和西方哲学文化传统，提出了一系列关乎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理论问题，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与社会历史发展之间、与时代之间的关联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性与理论体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与价值性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与主题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问题等。这些问题也正是当前学术界研究和争论的热点问题，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上述问题的论述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三、结合西方马克思主义，认真思考人类的发展趋向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般都把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做一种开放的体系。他们不受某种固定结构、范畴框架的束缚，在面向现实、注视科学发展、吸取当代西方哲学成果的同时，往往以敏锐的眼光展望未来。
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有些派别就把注视科学和社会的目光投向了全球性的问题，如“生态危机”、“后工业社会”、“女权问题”等等。运用总体性思想，他们进一步要求把本国、本民族的现实生活问题与人类全球性的问题、人类未来的问题联系起来探究。
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一个重大动向是逐渐恢复了本体论问题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学者也表现了对本体论问题的关注，促进了本世纪本体论研究的复兴。卢卡奇在1971年出版的《社会存在本体论》，意味着一种新的开端。这部著作和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相比较，有很大的转变，比如肯定了自然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但其中的基本思想，仍然是试图回到早年马克思的传统和道路上去，以社会实践，特别是以劳动为基础，来建构马克思主义的新的本体论。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改造和建设是一个重要的先声。
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中的德国哲学家布洛赫的思想，至今仍值得我们研究，他曾经对卢卡奇的思想发生过重大影响。布洛赫的思想富于思辨和独创性，也许可以说他是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学的一位开创者。布洛赫主张在批判地继承黑格尔的主客体关系理论的基础上，把主、客体的辩证同一看做一个向前敞开的动态过程，从而发展出一种面向未来的哲学。这种哲学就是一种“开放体系”，它的特点就是把未来作为思考的基础和中心，而不是像传统哲学那样一味地“回忆”过去或拘泥于现在。他还在哲学中引入“希望”（hope）的概念。他所主张的开放的体系，正是建立在对未来的希望的基础上的。他的理论探讨，正是要求以“开放体系”的新哲学为出发点，来建设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伦理学、美学以及宗教学说。显然，布洛赫所设想的这种哲学体系，是一种向各方面敞开、积极地展望未来、并且充满着希望的哲学，它是一种善于吸取人类知识的各种有益成果、具有生机与活力、永远向前发展的哲学。布洛赫的观点和主张，尽管包含某些空想甚至神秘的色彩和成分，但就其基本倾向看，他的开创性的思考和探究，可以说给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气息。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展望未来的积极思考，对于我们当前理论体系中某些僵化孤立的结构和观念，对于我们社会实践中的某些急功近利的思考和政策，应当是有冲击作用的；对于我们的整个经济、文化和理论的现代化建设也是有启迪意义的。
参考文献：
[1][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m].台北:台湾光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0.
哲学的基本思想篇5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学哲学、用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图分类号：D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2017）03-0021-06
中国共产党是善于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政党。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也是学哲学、用哲学的过程。“我们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在思想上建党，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1]。在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克服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取得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e累了丰富的学哲学、用哲学的经验。
一、中国共产党人学哲学、用哲学的历史轨迹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1921年～1949年）
中国共产党人学哲学、用哲学始于建党初期。建党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国共产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是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从学习唯物史观开始的。此后，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在其指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1.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在近代饱受列强欺凌，中华民族陷入了深重的危机。国内不乏救国救民的主张和举措，但都失败了。这种情况下，少数先进的有识之士转而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在此历史场景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
初步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他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分析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主张用这些观点研究、解决当时中国突出的问题。这极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也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是早期共产党人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典范。1921年筹备建党时，在给蔡和森的信中谈道：“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2]（p15）总结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中国国情的典范之作，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实践。
瞿秋白、李达等也相继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瞿秋白在《社会哲学概论》、《社会科学概论》等著作中，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做了详细的阐述。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结合中国文化传统与风格，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誉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3]。
2.中国共产党人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高潮
1937年，为批评当时党内盛行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在延安做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哲学讲座。这两次哲学讲座为我们党掌握科学的认识方法奠定了基础，达到了思想建党的新高度。通过这两次哲学讲座，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得到遏制，实践的认识论、矛盾的分析法在党内逐步确立起来。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4]（p533），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最重要的学习内容。
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人学哲学、用哲学的一个里程碑。整风的主要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针对主观主义的学风，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5]（p801）这一论断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解释了实事求是，并将其逐步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
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运用，大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准确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制定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路线，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阶段（1949年～1978年）
中国共产党人学哲学、用哲学的第二阶段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党、全国开展了长达十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启蒙教育活动，多次提出要在全党、全国范围内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时期国内情况复杂，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各种工作千头万绪，特别强调：“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6]（p200-201）他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善于用普遍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善于用对立统一的矛盾分析法看问题，善于在多种矛盾中抓主要矛盾，善于在矛盾的双方中抓主要方面，集中力量解决国内的主要问题。1958年“”后，为反思“”的严重后果，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提上议事日程，推动学哲学、用哲学成为全国性的群众活动。提出：“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7]（p323）
全国性的群众学哲学、用哲学活动“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也是中国哲学史和世界哲学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8]（p181），取得了很大成效。但由于当时群众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业余学习的时间和空间有限制，因而“在多数情况下，只能是在实用的层次上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感性体验而取得感性的认同”[9]（p12）。“”开始后，受“左”倾思想的引导，学哲学、用哲学活动常常被纳入政治斗争、政治运动中，出现了简单化、片面化、庸俗化以及唯心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等弊端。虽然上述情况表明群众性学哲学、用哲学活动存在不足和偏差，但其主要原因是受制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特别是“”的背景，因而不能否定中国共产党人学哲学、用哲学的必要性，也不能否定群众性学哲学、用哲学的意义。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阶段（1978年至今）
中共产党人学哲学、用哲学的第三阶段始自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次讨论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打开了解放思想的闸门，“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实现党和国家历史性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10]（p1029）。
这一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再强调，全党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习、熟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以加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邓小平说：“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指出：“在党内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中，要提倡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基本理论，特别是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11]多次要求党的领导干部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善于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
以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在党的建设特别是思想建设更加重要的位置。“四个全面”、“五大发展理念”、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等，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显示了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功底。2013年至2015年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就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集体学习，在主持学习时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让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自己的看家本领，以便提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
二、中国共产党人学哲学、用哲学的基本经验
（一）学哲学、用哲学是共产党人端正思想路线的基础
思想路线是一个政党如何认识事物的指导思想和方法原则，决定了这个政党如何认识和处理问题，不同的思想路线将导致不同的结果。思想路线正确，才能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有正确的革命和建设的行动。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树立正确的思想路线，防止错误的思想路线，就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反对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路线，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在与各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斗争中确立的，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努力学哲学、用哲学的成果。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党内存在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照搬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国际的教条，拒绝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为揭露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思想根源，在《实践论》、《矛盾论》中深刻阐述了实践对于理论的决定作用，以及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对在中国革命中坚持怎样的思想路线、工作路线做了哲学高度上的论述。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做了马克思主义的界定，将能否坚持“实事求是”提到了有没有党性或党性纯不纯的高度。在党的七大上把“实事求是”作为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三大作风之一，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才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从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特别是在“”期间，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度被抛弃，这使党和国家的事业遭受严重损失。邓小平等人力挽狂澜，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哲学，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武器同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观点做斗争，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重新确立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改革开放后，我们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新的建设实践学哲学、用哲学。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总结经验，将这些经验提高到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最终形成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
（二）学哲学、用哲学是坚定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保证
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领导中国人民坚持探索、奋勇开拓，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在困难与挫折甚至生死考验面前，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克服消极心理和畏难情绪？主要靠的是坚定的理想信念。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现象及本质规律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得出了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结论。因此，只有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才能真正理解政治经济学，真正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结论。也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才能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
在每个历史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都面临着理想信念的考验，有些人怀疑社会主义的前途，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正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传播与普及，使广大党员和群众掌握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认识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在关键时刻始终坚定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三）学哲学、用哲学是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的有效方法
中国革命和建设只靠精神、理想信念是不够的，其中每个重大胜利都既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做支撑，还要有足够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以便能够分辨哪种道路、主张符合历史趋势和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哪种背离历史趋势、不符合中国人民长远利益。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尤其是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各种道路、主张相互斗争，只有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拥有辨别大是大非的能力，才能洞悉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区别，才能同形形的错误思潮和主张划清界限。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理解和融会贯通，很难在工作和生活中敏锐地发觉各种理论和观点的本质，也就很难保证始终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曾面临无数次生死攸关的考验，每次都是依靠清醒的政治^脑和敏锐的政治鉴别力才得以做出正确抉择，保证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方向。无论是战胜党内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还是反对“两个凡是”，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及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等，无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运用。
（四）学哲学、用哲学是提升干部队伍理论素养和思维能力的必要途径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表明，科学的理论思维和方法是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前进的保证。领导干部必须具备高水平的理论素养和思维能力，这样才能在关键时刻清楚分析问题、正确做出选择，才能在日常工作中分清轻重缓急、明辨是非。领导干部不具备应有的理论素养和思维能力，就不会有正确的思想路线、思维方法和判断能力，就没有能力科学、高效地处理问题，就容易造成工作上的失误。指出，我们党面对着十分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肩负着繁重的执政使命，如果缺乏理论思维的有力支撑，是难以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的，也是难以不断前进的。一些党员或领导干部不缺专业知识，工作上也是积极肯干的，但由于没有科学的理论思维和方法，在工作的对象、范围、条件起了变化时，不能将原有的专业知识进行哲学概括，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把个别上升到一般，不能多维度、辩证地处理好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理论和实践的各种关系，因而不能取得好的工作业绩。
在理论素养的培养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更具有根本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的高低直接关系视野是否开阔、眼光是否长远、胸怀是否宽广，决定是否具有较强的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和逻辑思维能力。只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集体与个人、长远与眼前的关系，才能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有能力捕捉现象背后的规律，科学分析和正确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
三、中国共产党人学哲学、用哲学的启示
（一）学哲学、用哲学必须坚持坚持与发展相结合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要学好哲学、用好哲学，就必须遵循坚持与发展相结合的原则。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实结合起来，也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固守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结论，只懂坚持而不懂发展，无法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将止步不前。
指出：“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断把握规律、积极运用规律，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1]思想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指导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指导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就会偏离航向；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就会止步不前。
（二）学哲学、用哲学必须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终目的是应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坚持与发展、学习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要求。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就要学以致用、在学中用、在用中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就要既要结合国际形势，也要结合国内现实问题，还要结合个人的具体工作。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总是同一定的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并表现着产生它的那个时代，哲学远离时代就失去其存在的依据。当前，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空前紧密，各国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问题异常复杂，世界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这给人类提出了许许多多前所未有的课题。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实现理论与实际的深度融合，实现自身新的发展，就必须关注这些时代问题。
要自觉把学哲学、用哲学与研究和解决当今中国的现实问题紧密联系起来，这样的学哲学、用哲学才能在实践中落到实处、达到目的，成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胜各种错误主张和思想的强大武器。在党的历史上，每一次学哲学、用哲学都有着鲜明的问题指向，没有问题指向的学习只能是纸上谈兵，更谈不上对哲学的运用。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正是在实践的基础上马克思完成了对新哲学的论证。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用于具体的工作实际，这是每个共产党人学哲学、用哲学的应有之义。要在对具体问题的分析、决策和解决上，体现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要求，提高科学决策的水平，避免工作失误。
（三）学哲学、用哲学必须坚持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相结合
要坚持真理就必须遵循客观规律，其言论和行动要符合人的价值需求。不遵循客观规律，人们选择的活动就无法实现价值追求；不符合人的价值需求，人的选择就是无意义的。坚持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相结合，就是要求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要符合当前我国人民的价值需求，突出学习和运用那些与我国现实问题联系紧密的观点和方法。
中国共产党人反对将马克思主义断章取义，但不同时期解决的重点问题不同，因而又要有不同的学习重点。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我们要在全社会尤其在领导干部中学习和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学习和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的观点和方法，增强对全面深入改革的必要性的理解和自觉性。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全面从严治党，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找好自我定位，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更好地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的宗旨。
（四）学哲学、用哲学必须坚持弘扬真理与修正错误相结合
科学真理是在与谬误的斗争中传播并不断为人所接受的。全面改革的不断深入会触发更多更深层次的矛盾，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反腐败也必然会遭到一些人的阻挠，我们面临的国内外局势很复杂，这必然会导致在思想建设领域里的杂音。近些年来，总有人谈论马克思主义无用、马克思主义过时等论调，再加上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错误社会思潮，使得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受到威胁与挑战，必须用不断发展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
要取得学哲学、用哲学良好效果，除敢于同错误思想理论做斗争外，还要正面积极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这首先就要求我们要信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真信马克思主义哲学才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感情，才会勇于维护它的地位。还要掌握正确的弘扬、学习的方法，只有方法得当，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得到广泛传播，得到广大群众的理解与掌握；只有方法得当，才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争取主动，有效捍卫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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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基本思想篇6
一、方法的孱弱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自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构成面。但是，从梁启超出版具有奠基性意义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到萧公权发表《中国政治思想史》，关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思想内容，就一直被糅合进一般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加以处理。到1949年前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这一提法的正当性还不为学界所承认。后来的泛政治化思维，就更是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纳入封建主义的范畴了事，将之进行简单的否定，缺乏起码的理论分析逻辑和历史清理的严谨理性。
近20年，三重机缘推动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其一，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热潮中，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顺带地成为这一研究热潮中的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生活的相关反思中，中国传统政治体系再一次成为"现代"政治体系的对照物，相应成为被批判和抛弃的对象。"走出中世纪"的呼号大体上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中国传统政治诸方面的历史积淀之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为后来理性的思考提供了条件。其二，在同一时期流行的现代新儒家思潮及其研究活动，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理性分析奠立了基础。相对于以往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而言，对于新儒家思潮的关注，驱使人们重新检讨过去那种面对传统文化仅只是批判的不确当姿态。并在此基础上带着"同情"与"敬意"进行传统文化的研究和现代解释。无疑，这推动人们去慎重检讨传统政治文化遗产及其现代价值问题。其三，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在上个世纪90年后期已经走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当口。这驱动了政治理论的研究活动。也使得政治理论走到了理论活动的前沿舞台。其间，先起的西方现代政治哲学著作的出版热，以及后起的西方古典政治哲学著作出版热，[2]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提供了理论资源。现实的推动与理论的筹备，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发生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并不因为这些机缘本身就具备了自己研究的正当性保证。方法上的缺乏自觉，仍然是制约这类研究水平提升的最重要因素。研究者要么还是沿循梁启超以来的那种描述思路，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拉开为一条历史演进的线索。要不就是沿循萧公权的那种在中西简单的比较中刻画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风貌的方法道路，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混合起来处理。究竟什么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者还缺乏对于研究对象对应于"中国"的"空间"、对应于"传统"的"时间"、对应于"政治哲学"的"事件"的三维方法审度。以这种研究的"空间"感而言，人们在目前的大多数研究成果中，很难认定自己把握住了"中国"的政治哲学。因为多数研究是在自觉或不自觉的西方框架中勾画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同时，以这种研究的"时间"感来讲，人们也难以通过研究者提供的成果认知"传统"中国政治哲学的面貌。因为现代化的解读已经将传统几乎遮蔽了。最为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哲学"的学科界限，在这类研究中往往不具有学科的严格性。它与政治思想、政治学说、政治观念，乃至于政治制度设计、常识层次的政治生活规则等等的边际界限都比较含混。政治哲学与政治社会学、政治法学、政治制度研究、政治心理学、政治文化或政治人类学等等现代学科的边际界限，也没有有效划定。方法的孱弱是显而易见的。
二、四种取向
当然，不可否认，其中的一些研究成果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具有的启发性。在笔者的可及视野中，近期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成果，在方法上具有启发的著作，就有不少。根据这些研究成果的分析，目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方法取向，大致可以区分为四类，而这四类研究方法又引申出四种研究导向。
其一，知识构成的描述，与这种研究方法相伴随的研究导向是政治思想史基本问题的概括。就这种研究的地位而言，可以说它目前居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主流。近期的代表作可以是周桂钿主编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3]该书的具体内容基本上是对于传统中国思想的社会政治内容的归纳。论述的大致结构是--以天命论作为中国传统政治的精神支柱，以经学作为中国传统政治的指导思想，以大一统论刻画中国传统政治的格局，以纲常论凸显中国传统政治的纽带，将民本论视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基石，以德治论概括中国传统政治的特色，以常变论为中国传统政治改革的理论依据。这些内容，可以说都是以前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反复论述过的问题。出于作者用心的是这样的编排方式所具有的理论意图。绪论是陈述作者研究方法的篇章。作者从"哲学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出发进行讨论。以回答"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有什么样的哲学"这两个问题作为论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切入点。进而以"儒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干"为思想史内容结构的基本断定，引发出对于本书具有设论般意义的论断--"政治哲学是儒学的中心"。为了证得这一设论，作者一方面断定以往那种认为儒学是伦理学的意见之不能成立，另一方面指出从原儒、到宋儒、再到新儒，都是政治哲学。回答何以中国传统哲学是政治哲学时，作者认为，那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哲学家都以救世济民为目的，为政治服务的理论意图决定了这类理论活动的性质。而且，它恰好可以显现出与西方思辨哲学相区别的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质。以政治哲学为特色的中国传统哲学的中心，就是具有相当的现代价值的"民本论"。全书围绕这些设论，将古代中国政治思想家与政治家关乎政治问题的论述集纳起来，并将这些论述统称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
作者选择的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论述方法，具有它自己的优势：一是这样有利于读者了解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究竟涉及到一些什么问题，大致可以对之有一个简明扼要的把握。二是研究者可以从容地勾画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基本轮廓，并以历史的演进作为支持自己论述的有力理由。这对于普及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思想的常识，是有益的。
但是，这种研究方法支持下的研究成果，具有明显的限制：第一，从研究的出发点讲，一种致力于争辩中国有没有哲学（政治哲学）的方法，是无法保障研究者对于真实思想历史面目的刻画的。因为"你有我也有"在方法上具有一种比附的嫌疑。第二，由于这种方法立意于交代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涉及的基本问题，因此陈述问题本身蕴涵的需求超过对于问题之间逻辑关系的清理，它无法帮助人们有机地通观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第三，它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内容的删削，还是单一的儒家中心的。诚然儒家思想是古典中国思想结构的中心，但是，在勾画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时候，如果只是以儒家作为论述的轴心，就难以照顾到其他各家在传统政治哲学建构过程中所发挥的必不可少的作用。第四，这类研究还是以对于西方哲学的割裂和简单归类为方法支持的。事实上，西方哲学具有自己分门别类发展的历史结构。我们绝对没有理由讲，西方哲学只是思辨哲学，那只是西方近代哲学一个组成部分的特点--尤其是站在德国古典哲学的视角看问题的时候。无论是古希腊罗马、还是欧陆英美，西方都有自己深厚的政治哲学传统。
其二，意识形态的勾画，与之相伴随的研究导向是将古典历史与现代变迁中主导的意识形态作为论述政治哲学问题的中心。[4]在这"种研究方法的指引下，作者将中国政治哲学的发展史视为意识形态的演变史，勾画出一条从古典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学到现代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线索。作出这种勾画的政治哲学理论依托主要是认定政治哲学主题是"历史上居于统治地位的国家指导理论"，以之为核心，作者将古典思想--不论是天人关系、人性问题，还是政治法律、经济管理和国民义务都归纳到政治哲学的主题之中加以审视。并在历史的推演之中将中国政治哲学发展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古代儒学、宋明儒学、从儒学向马克思主义转折。这一研究进路的宏观描述是具有某种创新性的。但是，由于研究者只是对于政治哲学的理论边界进行了粗略的划定，因此，具体的论述几乎完全落入既往的思想史写作模式中，而没有将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的边界成功地划分出来，从而缺乏真正的创新性。而且，一部中国政治哲学发展史，能否用意识形态作为轴心来加以勾画，在理论上是值得商榷的，就思想历史的演进本身状况来看也是值得怀疑的。
其三，政治功能的凸显，与这种研究相伴随的研究导向乃是"五四"以来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采取的基本态度--一种不妥协的批判封建主义、王权主义的导向。这一研究的近期重要成果，是刘泽华主编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5]刘泽华自80年代以来一直专注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学术收获颇丰。他由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清理进入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进路上与其他研究者并没有太大区别。但是，与一般直接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学者进入政治哲学研究时对于政治哲学理论问题掉以轻心不同的是，刘泽华注重政治哲学的理论预设。一方面，他认为从政治诸学科中的地位上讲，政治哲学"具有统领全局的意义"；另一方面，从与政治制度安排这类"硬件"相比较的角度讲，政治哲学是作用于人们思想与行为规范的"软件"。再一方面，他将政治哲学研究问题的范围进行了明确的规定，确定政治哲学关注的主要是五个问题：政治思想与观念中最具有普遍性的理论与命题、有关政治"为什么是这样"的理论与命题、政治价值的理论依据、有关政治范式化的理论与观念、政治理论的结构与思维方式问题。而且，他特别指出"不梳理政治哲学就难以把握中国历史的总貌和特点"。基于这些预设，刘泽华着力对于天命信仰与王权认同、天序论与社会秩序及整合、道与社会规范、大一统与政治分合、王权至上观念与权力运动大势、人为贵与王政、崇圣与社会控制、崇公与抑私、改易更化论与改制变法、革命论与王朝更替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可以说，就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基本问题域而言，刘泽华的研究都已经涉及到了。而且论述的确当性是较高的。但是，因为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进行研究的理论划界的辨析还是较为粗放的，具体论述中间使得阅读者不太容易区分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政治文化与政治哲学的界限。同时，强烈的批判预设，使得研究者的分析中立性保持得不是太好，结论的效度与信度就有所下降。
其四，理论结构的提取，与这种研究相伴随的研究导向是建立"中国的"政治哲学理论体系。近期的代表作可以是刘晓的《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6]相比于前述研究者来讲，刘晓对于政治哲学的理论边界保有较高的警觉。他划了20多个页码的篇幅讨论了政治哲学的概念、意义与范围问题。而这种讨论比较引人关注的是，作者给予了政治哲学学科的西方论述以学科坐标的地位。这似乎有以西方对于政治哲学的界定来范围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危险。其实，这是我们使用政治哲学这样的概念来整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某些深层次内蕴的一个必然方法"选择"：因为从概念到范围的基本规定性来讲，政治哲学都不是我们传统思想中具有形式化建构的东西。在某些方面，相近的思想内容也许具有类同性。然而，一旦我们试图对于这些类同的思想内容进行形式化、即按照现代学术划界的分门别类的研究时，我们就不能不接受"逻各斯"意义系统的形式化分科话语。其实说起来，前述几类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理论上的限度，就是因为对此的理论警觉不高导致的。
刘晓对此的警觉是值得认同的。他认真清理了现代西方著名的政治思想家们关于政治哲学理论规定性问题的论述。从古典政治哲学的赞赏者（如斯特劳斯）到现代政治哲学的捍卫者（如伯林等）、从行为主义功能主义的政治科学家（如达尔、伊斯顿）到规范取向的政治学家（如萨拜因），刘晓都对其进行了理论关注。从而将政治哲学的学科特征进行了较为可靠的归纳：政治哲学的对象是人类的观念与精神，在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框架中它关注的主要是价值评价。它具有较高的抽象性、价值性、规范性、凸显的是政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它还具有传统性、意识形态性。它注重政治的目标，在方法上有自己的真理性标准。这些归纳基本上把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学科特性给展现出来了。通过这些理论清理，刘晓将政治哲学规定为探讨政治价值尤其是合法性正当性及理想政治秩序、建构政治价值范畴及其关系的元理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社会政治批判理论。并以之为方法指引，对于现代新儒家关涉政治哲学的心性论、历史叙事、政治论述、国家论道、与现代民主的关系问题、自由与平等、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本源进行了分析研究。
刘晓对于新儒家政治哲学的研究，因为是个案研究，还不足以反映他对于整个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意见。而且因为他处理的是中国现代思想史问题，也许给他提供了论述问题的方便。因为现代中国思想学术的学科分化已经能够达到学科独立化的基本状态。但是，他在讨论"中国的"政治哲学问题时表现出的方法自觉，乃是最具有启发意义的。不在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理论中吸取足够的理论营养、不在中西方政治思想的深入比较中，要想就中国传统思想本身进行论述就凸显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特质、内涵和问题，是不可能的。
三、方法进路
无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先天方法限制，即它是以西方现代的学科划分为学科存在的形式化条件的，制约了研究者在方法上的选择余地。研究者需要对于政治哲学研究方法的进路有一种自觉。本来，研究方法可以是研究者个性化的东西，更可以是"无政府的"。[7]为什么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者对于自己的研究方法进路需要有如此审慎的态度呢？除开前述的学科形式化理由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如果没有自觉的方法论选择的话，研究根本就不可能展开。一方面，这是由于中国古典思想的陈述不是"逻各斯"式的，而是日常思索式的。我们研究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必须首先恰当地处理研究所凭借的原始资料问题。不在自觉的方法指引下，将关乎政治哲学主题的原始资料从古典的非学科化而是混一化表达的各种思想的思想史资料中离析出来，那政治哲学简直就不曾存在过。研究对象没有确立起来，我们研究什么的问题就无法解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国古典思想在近代遭遇到了西方思想，从晚明迄今，中西思想的交流使得"中国的"纯粹性受到了侵蚀，这种侵蚀简单地讲，可以形容为中国的思想内蕴需以西方的表述方式表达。我们如何研究自己民族的思想史，就此必须在小心翼翼的中西对比和特征分辨中进行。否则，我们就无法准确地把握到中国传统思想的脉搏。这一研究处境，逼使我们不得不对方法问题加以重视。再一方面，我们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是为了什么的问题，也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研究方法问题。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尽管追求自己学术活动的社会政治效用，但是，他们的成功之处，多半限于个体心性安顿问题。对于社会政治制度的安排，多半出于玄想。这既使得中国传统思想的哲学性质得到了强"化，又使得中国传统思想的社会效用没有保证。如果我们仅仅是在还原中国传统思想的基点上研究它的话，那意义就极为有限了。这驱使我们转换中国传统思想主要服务于个体心性需求的定位，将关涉社会政治生活的思想内容纳入到社会政治现实需要的范围之中。进而将其中的政治哲学内容离析出来，使之具有独立的现代学科价值。并在以其理解中国传统的整体历史面目的基础上，使之可以凸显其服务于现代社会政治生活需要的当下价值。
确认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便需要对这种思路之下的研究方法进路进行勾画。简单地讲，这种研究方法可以以四重推进的研究进路来概述：首先是"历史--描述"，其次是"思想--提炼"，再次是"比较--界定"，最后是"理论--重构"。之所以说这四者之间的关系是四重推进的关系，是因为它们既有一种不能倒置的逻辑递进关系，又有一种相互支撑与依赖的辨证联结关系。就前者而言，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首先是一种历史研究。历史的叙事必须遵循一种尊重历史的描述原则。在此基础上才能将历史中的思想体系及其蕴涵的独特思想贡献提炼出来，并通过中西思想的比较凸显各自的思想特征，进而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理论结构烘托出来。假如倒置四者的关系，进行反推，就可能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作为现代研究者预设的某种理念的一个证明材料，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面目反而不可能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就后者来讲，没有历史叙事，就没有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思想史基础，缺乏思想史基础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就可能堕入随意的比附，随意的比附结果就只能是反传统的。这势必把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弄得不伦不类，前述的空间感、时间感与学科独特性都得不到凸显。
首先看"历史--描述"的环节。历史是什么的问题是需要回答的。简单地讲，历史就是过去发生过的事情的总汇。而历史学就是忠实并详实地记录历史事件的学问。历史学遵循某种描述的方式就是顺理成章的。这中间当然有历史学家对于事实记录的个人选择，以至于卡尔强调"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8]于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中对于其历史基础就此应当怀抱两点信念：一是尊重历史事实，二是必须发挥研究者的能动性。前者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得以研究的基础，后者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据以凸显学术性的条件。在前者言，我们就没有理由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简单地归诸儒家政治哲学。在后者讲，我们就必须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主流的学派、思潮（如儒家政治哲学）加以足够的重视。前者的宏观把握为后者的重点论述奠基，后者的重点论述显示前者的深度与特质。历史描述必须在思想史上的诸观念体系之间保持一种均衡态势。
其次看"思想--提炼"的环节。思想总是个体的，尽管它可能代表着一个社会阶层或集团。个体性的思想是活跃的，还不具有公共性的。它要融入思想史，就还得以其具有思想推进意义的贡献的凸显，才有可能，从思想史的一般进程来看，并不是每一个思想家的思想都有进入思想史的价值和必要。在形似杂乱的个体思想中离析出具有思想史意义的思想，就是思想史研究的一个基本功。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显然是广义上的思想史研究。从思想史的时代划分上讲，从先秦、两汉、魏晋到唐宋、明清、再到近现代，有无数的思想家，但是他们未必都思考过中国意义上的政治哲学问题。从政治哲学的思想主题上看，天人关系、人性善恶，王权观念、官宦制度，也未必都是每一个思想家关注的对象。儒家的政治哲学主题确实具有某种主导性，但是儒家与道家的互补结构、儒家与法家的互补结构显然是不能忽视的。观念史形态的政治哲学固然值得高度重视，而生活形态的政治哲学未必就可以忽略。这中间又有一个思想提炼的学术工夫问题，也有一个寻找到诸思想流派与诸构成环节的平衡点问题。
再次看"比较--界定"的环节。比较可以在思想家之间进行，也可以在同一政治哲学、乃至文化体系中的不同历史时期之间进行。但是我们在方法检讨意义上的比较，专指中西政治哲学的比较。这种比较之所以必须进行，是由于前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方法处境决定了的。比较的进行，既需要对于西方的政治哲学理论与历史，尤其是西方古典政治哲学与现代政治哲学的不同论述背景与理论指向，有一个较为清楚的认识。又需要对中国的政治哲学之以古典的学科含混性存在的形态与以现代的自觉研究的学术活动，加以区分。在此基础上，对于中西方政治哲学的存在情形、问题轴心、架构方式、功能发挥、历史演变、现代转型等等加以全方位的比较研究。这种比较，具有对应性，即西方政治哲学家对于某个问题是怎么处理的，而中国思想家对于类似的政治哲学问题又是怎么处理的。但是，这种对应性不是比附性，即不是西方有什么中国就有什么，而且攀比西方政治哲学来重建中国政治哲学。同时，这种比较又具有不对称性，即西方的政治哲学从研究主题到问题架构方式，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主题与问题架构方式，几乎都是两样。前者是可比性的基础。但后者不是不可比性的依托。因为后者所体现的差异性，恰恰正是前者比较的价值体现。再者，这种比较是在西方政治哲学之作为强势话语的情景下展开的。西方政治哲学的强势之为强势，不是因为它借助西方的暴力逻辑，从而得以推广自己。而是因为它揭示的人类现代政治处境的价值底蕴。于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又不得不划分出现代转型前后的不同政治哲学问题域、与传统的理论形态不同的现论构成，以及依托的不同社会形态所驱使人们思考的政治哲学功用的界限。
最后看"理论--重构"的环节。这里的理论是指足以范围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诸学派、诸流派的问题兴趣、陈述方式、理论的所指与能指，进而刻画出"中国的""传统""政治哲学"的诸特征。这一理论，是传统本身没有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它是当下的研究者所必须提供给读者的。因此，它是一种重构的产物。这种重构当然不是研究者对于历史随意的铺排，而是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之作为分散性论述、朝代式演进、含混性存在的一个分解。它是"中国的"，因此不与"西方的"政治哲学混同。它是"传统的"，因此不与"现代的"政治哲学一致。它是"政治哲学的"，因此不与一般"政治思想的"混淆。这些边际界限的清楚划分，是建立起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正当性基础的前提。否则，这种研究今天可以命名为政治哲学研究，明天也许称之为政治思想研究、甚至是政治制度研究，也无不可。因此，大致可以说，这一研究的学科形式要件是由西方政治哲学提供的，而内容构成要素则是由传统思想提供的，它是一门"现代"中国学术研究：逻辑的整理工夫是显然的，而进入传统的扎实理解能力是必须的。只有两种能力的相对具备，提供名之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成果才是可以期望的。那种简单地诉说一下哲学是什么，政治哲学又是什么，再比附到中国思想史上，诉说一下中国哲学是什么，再诉说一下儒家思想是什么，然后简单地以儒家思想深层主题来替代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路径，在方法上是值得再检讨的。
四、方法的功用
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来讲，方法的问题是极端重要的问题。但是，方法反思不是本体性的，而是功用性的。之所以说这种反思不是本体性的，是因为，研究方法的存在与作用从来不能离开研究的具体实践。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只能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联接在一起才是有意义的。因此方法是不能独立自存的。它也就不可能是本体性的。离开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自身演变，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就是不能存在的；离开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诸问题的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就是纯粹玄想而没有针对性的。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为自己寻找合理的存在理由上来看，这是一个顺推的过程。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为自己确定理性的研究进路来讲，这是一个逆推的过程。不论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存在推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再推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方法，还是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方法反推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再推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自身演变，二者都构成相关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方法在其中都不具有独立自存的根据。
之所以说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的反思是功用性的，是由于，它是绝对服务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活动需要的。在研究的具体实践中，它始终是第二性的、从属性的。在确认这种功用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之下，我们需要对其可能发生的功用有一个轮廓的刻画。其一，前述指出的方法进路尽管是功用性的，但是，沿循四者固有的逻辑演进关系支持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是必须守持的方法原则。其二，方法的四个环节，是具有功能差异的。前两者主要采取的是归纳的具体方法；后两者主要采取的是演绎的方法。前两者主要采取的是分析的方法；后两者主要采取的是综合的方法。前两者面向的是历史；后两者面向的则是理论。前两者负责的对象是理论理性；后两者负责的对象是实践理性。其三，方法与研究之间的关系连接点或契合点在哪里的问题是必须弄清楚的。显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是要与现代中国政治发展与变革的精神需求相贯通。因此，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的选择必须具有明确而强烈的"现代"意识。这当然不是要将古典的政治哲学扭曲为现代的政治哲学，而是要将古典政治哲学中蕴涵的现代性因素激发出来，使之具有的活性因素能够服务于现代政治生活的深层精神需要。
简单地讲，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问题反思的功用目的，就是要促进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作为一门具有现代独立学科意义的学问的诞生，就是要促进中国现代政治哲学的健康发展，就是要推进中国当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健全精神走向。这是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方法最大功用的一种预期。
作为一门具有独立学科意义存在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在学科定位上的三个要素是必须予以同时关注的。就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而言，其实不用过于停留在西方政治思想家关于何谓政治哲学的个性化争论上面，仅就西方关于政治哲学的辞典定义就可以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一个最基本的学科形式化理由。政治哲学研究的是政治、尤其是政治价值、政治现实的实质和政治分析的知识假定有关的观念的学科。作为规范理论，它力图阐明政治的价值，确定什么是希求的和道德的事物。当政治哲学关注现实怎么样的时候，关注的也是现实的实质和根本性质，而不关注特殊的经验事实。当政治哲学提供分析工具的时候，它注重词汇和概念的含义、论证的逻辑，发现真理的途径以及命题的根据。[9]这中间当然需要对于政治哲学、政治理论、政治思想、政治科学之间的边际界限予以重视。[10]
作为中国现代政治哲学研究一个组成部分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是要为中国现代政治哲学的建构服务的。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必须避免为传统辩护的传统主义走向。当然也需要避免以往那种以批判甚至诋毁传统为导向的研究取向。以理性来筹划既关注传统又展望未来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也许最有利于我们建构中国现代政治哲学。
作为服务于中国现代社会政治转型精神需要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首先应当确立其作为学术研究的特质，而不应当扭曲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来僵化地服务于现实政治的要求。那样势必因为蔑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学术尊严，而败坏研究的声誉，影响研究的前途。其次应当以提升中国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精神品质为鹄的，来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问题。传统的与现代的，毕竟属于具有对峙性的二元假设。注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历史面目是这种研究的底线要求，而注重这种研究健康地影响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是这种研究的必然升华。
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具体实践来看，研究方法的陈述自身常常只是对于即将展开的研究的一个预期。而方法的力量只会显示于研究展开的具体进程之中。因此，作为一种方法的陈述，也许会陷入理想化的圈套之中。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中，究竟能否兑现上述方法预期，还是一个在研究实践中需要逐步检验的问题。就此而言，任何对于理想方法接近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又都是有其存在价值和意义体现的。毕竟，方法不是妨碍研究而是推进研究的工具。
注释：
[1]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研究项目"政治哲学研究"（课题编号a01014）子项目"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2]前者如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起由三联书店出版的"宪政译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方现代思想丛书"。后者如上海三联书店近期出版的有关斯特劳斯、施密特的著作。
[3]周桂钿主编：《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刘惠恕：《中国政治哲学发展史--从儒学到马克思主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
[5]刘泽华主编：《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此前，刘泽华在上个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还曾出版《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传统政治思维》、《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以及近期带有总结性质的专著《中国的王权主义》等著作。这些著作的精神脉络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理性清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价值预设--封建王权主义。
哲学的基本思想篇7
【正文】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近十几年来,我国哲学战线同整个理论战线一样,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结合时展,科技进步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研究迫切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包括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取得了重大成就,也出现一批哲学新人,促使我国的哲学研究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所谓哲学陷入了“困境”甚至“绝境”的说法,是极端片面的。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勿庸置疑的。我国哲学研究的发展在总体上也是健康的,其发展前景充满希望。但这绝不是说目前我国哲学研究,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就没有不足和问题了。如果这样认为,当然也是不客观的。我们还认为,在我国哲学理论研究和发展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无论出现何种理论观点,都可以从不同方面、角度促进我们的理论反思,启迪心灵,开阔视野,寻找到理论研究发展的新生长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同理论观点的出现,都有它的历史理由和积极意义,都为哲学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但是,正如人们常说的,存在的未必是合理的;局部正确未必完全正确。如果夸大了局部,甚至以局部替代整体,那就容易曲解理论的实质,客观上肢解了马克思主义,甚而造成新的混乱和危害。这就有必要提出,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事业中,既要注意克服教条主义,又要克服以偏概全的倾向问题。所谓“教条主义”是大家所熟悉的,即指在理论研究中的脱离现实,唯书唯上,思想僵化,人云亦云的倾向;所谓“以偏概全”是指理论研究中的随心所欲,各取所需,以偏概全,为我所用的倾向。这里所说的两种倾向,均属于学风和研究方法问题,一般属于学术范围内的问题。近些年来在哲学研究特别是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讨论、争论中,就存在着这两种倾向。一方面表现为教条主义,这是理论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固疾(包括老教条和新教条),是相当长的时期要努力克服的主要倾向,本文在此不加赘述;另一方面表现为以偏概全、各取所需的倾向,这是当前特别值得提出和重视的新倾向。这一倾向在近年来我国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讨论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近十几年来,我国哲学界在批评和纠正以苏联哲学教科书为范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旧体系的过程中,为了返本归真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和改革、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的研究,围绕什么是本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展示了广泛而热烈的争论。许多专家学者,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原着,特别是后来新发表的马克思着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为写《资本论》而撰写的《经济学手稿》、以及《人类学笔记》等),以便重新认识马克思哲学的实质。这是极其必要的,并在研究过程中,提出许多有重大价值的理论观点和理论发现,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本真意义的理解,有助于我们重新解读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真谛。但是令人担忧的是,人们在看到这些喜人的成就的同时,也感到了新的迷惘。这就是对同一个马克思哲学,有了许多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理解,彼此激烈对峙,互不相让。比如,有人认为马克思哲学是以物质论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有的认为是实践唯物主义;有的认为是实践本体论或实践哲学;有的认为是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辩证法、是人学、是实践交往理论、是生存论、是文化人类学,等等。有的明确提出马克思哲学不是唯物主义,甚至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表达的唯物史观,只是个别观点,而不是马克思历史观的基本原理。观点纷呈,不一而足。我们仔细阅读各家之见可以看到,上述诸种观点几乎都是建立在分析解读马克思原着文本基础上提出来的,大部分观点也确是马克思哲学思想所固有的内容;许多观点又是被哲学界长期所忽视或否定的,因而突出强调马克思的某些观点或方面,是有历史理由的,对于我们重新认识马克思哲学,建构马克思哲学新体系有重要价值。但是我们认为,上述观点基本上都是抓住或强调了马克思哲学中的某些方面,而不能真正反映马克思哲学的整体,在研究工作中,我们可以而且有必要以其中的某些观点为切入点深入探讨,揭示和展开其新的方面,从而丰富与发展马克思哲学的完整体系。但不可以以偏概全,各取所需,抓住其某一方面或为强调其被忽视的方面,而对其他方面不计其余,用自己对于某些方面的理解替代对马克思哲学的完整把握,甚至认为只有自己才发现了本真的马克思云云。我们哲学界长期以来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争论不休,是与某些人采取这种学风或研究方法分不开的,急待加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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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上述解读方式背离了对马克思哲学的完整理解。正如许多人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体系哲学,然而其本身已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当然是开放的、不断发展着的体系。所谓科学体系在宽泛意义上讲,即指理论、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虽然没有指明过自己建立了什么样的哲学体系,但马克思的哲学观点是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实质上已形成了马克思哲学体系的雏型或基本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特定历史的产物,它的理论观点必然带有历史的痕迹或说打上了历史的烙印。这就是:其产生的社会背景,是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批判的结果;其思想理论背景主要是对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资产阶级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直接批判继承的结果。在哲学方面,其直接的理论来源是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在欧洲存在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尽管其中包含有许多合理思想和天才的预见,但由于这三大领域基本上是相互分离的,因而没能形成统一的社会发展理论。在哲学方面,虽然有黑格尔辩证法这一辩证法的最高形式和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这一唯物主义最高形式,也是由于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分离,而没能形成科学的哲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批判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建立新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从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需要,是以人类解放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它不仅把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的研究结合起来,吸收其合理方面,克服其弊端,而且总结新的经验进行理论创新,建立了统一的社会发展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把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与费尔巴哈为代表的人本学唯物主义结合起来,吸取其合理方面,克服其弊端,并在实践基础上,对此加以革命的改造,实现了理论创新,即创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综合创新的产物。因而它是继承前人,又高于(超越)前人,实现了人类哲学思想发展的革命性变革。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哲学创建的固有(原生)形态。不仅如此,马克思本人也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他起初信奉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当然是辩证的唯心主义),后来又接受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强烈影响,并以此为武器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方面(见1844年《巴黎手稿》、《神圣家族》等)。同时,由于对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和工人阶级斗争实践的发展,马克思开始认清费尔巴哈(包括以前唯物主义)的局限性,认识到其根本原因在于脱离革命实践。于是,马克思站在实践立场,以实践观点为核心,尝试系统地批判费尔巴哈,这就是被恩格斯赞誉为“包含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诞生。《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表明了实践观点是马克思新哲学的核心观点和根本特征。接着马克思又以实践观点为基础,研究社会历史,展开了对费尔巴哈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进行彻底清算,这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划时代着作的出现。在这部着作里,马克思以实践的观点(“现实的人”即实践的活动中的人)为基础和前提,系统地阐发了新唯物主义,即实践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标志马克思哲学理论系统的基本完成。马克思后来集中研究《资本论》。他在《资本论》中使用的基本方法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当然与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不同,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并且对辩证法的三个规律在《资本论》中作了充分的论证。同时马克思积极支持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以充分揭示辩证法规律的普遍性。这些都是大家熟知的历史过程。我们概要地叙述这一过程,是为了说明必须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整体与历史形态,而不能停留在或仅抓住其中的某个方面以视全体。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发展中的革命变革,从理论总体上看是实现综合创新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就是他那个时代的人类先进思想综合创新的产物。第二,马克思哲学的完整内容是包括唯物主义、辩证法、实践观、历史观、人学、人类学等在内的完整思想。第三,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实质是以实践观点为核心(或基础)的历史的辩证的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确从没给自己的哲学规定具体名称,但他已明确提出“新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我的辩证方法”,公开承认自己是黑格尔的门生。这些几乎是哲学界所熟知的常识,而常识的客观性是勿庸置疑的,它有力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完整内容。因此,不可以只抓住其某一方面,而忽视或否定其他方面。比如有的学者不承认马克思是坚持唯物主义的。这显然与事实不符。马克思多次肯定评价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强调“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怎么能说马克思不坚持唯物主义呢?
哲学的基本思想篇8
在哲学史的长河里，哲学这一时代精神精华，总是伴随着时代应运而生。由于受时展限制，面临的哲学任务并对其的认识也是有限的。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只是近代欧洲哲学的基本问题，而不是全部哲学基本问题。本文通过回溯西方哲学不同阶段的基本问题，分析恩格斯所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的概念，从而探讨恩格斯这一概念的局限性。
【关键词】
哲学;思维;存在
一、哲学基本问题的提出
恩格斯曾经在《自然辩证法》中说过近现代哲学中的唯物主义，从本原的探索上来说归根结底源于形而上学，如果按照这个本质上的前提去研究这个问题。它只是充分说明了一点就是思维与存在的知识信息来源于感性情感的塑造。辩证的哲学也是现代唯心主义的同时，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曾经从不同层面，例如在形式方面去研究了这个问题。虽然这样的哲学结果使得哲学这门大学科让思维与存在出现了本末倒置。从这一点看出，恩格斯在理论思维的前提下，分别在这样的前提下提出了内容和形式的样子。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二章节中，提出了关于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同时，在他的著作中也提到思维与存在。恩格斯认为的这个问题其实是哲学家会依照他们所要表达的方式去分为两个阵营。对于自然界来说，认为精神对它说来是本原的，在哲学家那里，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中认为基督教的创世说其实是从不同的方式让它们以混乱而又不太清晰的状态对待着这样的内容。自然界中的唯物主义者也是在探讨本质层面的问题。哲学党性原则里，恩格斯提出了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这是在区分了两个党性阵营之后提出的。
二、哲学基本问题的回溯
在新的哲学时代，人们的认知能力和实践的发展水平不同，从而面对的好多任务也是不同的，哲学基本问题也从各个不同的阶段应运而生。从古希腊罗马哲学开始，哲学基本问题始于对本原和实体的思考，始于寻找构成“存在物的原素和始基。”“本原”是万物的开始，由它开始，也由它灭亡。米利都学派把水、气无定等具体物质形态当作万物的本原，由此拉开了希腊人对于哲学基本问题探讨的序幕;随后赫拉克利特把“火”作为万物本原，认为这个万物自同的宇宙，按照一定分寸燃烧、按照一定分寸熄灭。著名哲学家巴门尼德在著作中提出了一个西方哲学史上的哲学命题:“思维与存在是一回事情”，这一命题不仅是对概念性认识本质的第一次规定，而且对于整个西方哲学来说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由此奠定了形而上学的基础，哲学基本问题亦开始有了它的雏形。古希腊哲学解体后，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哲学成了神学的婢女。从这一点来说，哲学中的思想与神学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例如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世界究竟是以什么样的状态存在等等这些问题;共相与殊相问题究竟是怎样的。个别问题的实在性等等。哲学基本问题也突出了这两方面的内容及其关系。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上帝的存在及其属性是首要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这个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也起过巨大作用的问题”。可见，中世纪经院哲学主要基本问题也是围绕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展开探讨的。近代哲学从培根、笛卡尔的探讨开始，近代哲学之前所明确发出的问题是本体论的研究，但是在这之后，近代哲学又从本体论的研究转向了对认识论的探索。近代的哲学比较重视人类的认知能力以及实现认识与否的途径等等，从而为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实现创造了有利的前提。关于哲学基本问题，恩格斯说:“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
三、哲学基本问题的再思考
恩格斯曾提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或意识与物质的关系问题。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当作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有局限性的。中国哲学很久以来都在探讨“天人合一”，在中国古代的传统思想文化中，由于环境时代背景的不同，社会生产力的变化，因此在中国古代，产生了纷杂多变的各个学家所说。但是当我们仔细探索百家学说那纷繁杂乱的现象，其实不难发现，在纷繁的背后，是有着最基本的元素在里边的，从本质上而言，是“天”与“人”。“天人合一”思想可以前进到殷周时期，《礼记•表记》中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殷人认为神是天地一切的主宰，讲求任何事情要占卜，这最早来说是因为人们崇拜鬼神，信奉鬼神学说，对于神灵是充满着敬畏之心的。后来在历史的长河中，春秋战国时期，大多数学派建立了他们的天人观。到了唐朝刘禹锡坚持“天人相分”立场，“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刘禹锡，《天论》上)，而柳宗元在“天人相分”的基础上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的命题;到了宋代，虽然宋明理学“天人合一”思想最本源是出自孟子天人观，无独有偶，张载“天人合一”观也是这样，但是他们以及“二程”的理论都与孟子和董仲舒的“天人”理论不谋而合，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从大原则上来说是博爱思想，在这样问题的前提下，这一基本问题被进行了探讨。同时对于天道与人道，这些学说的肯定是有积极意义的。朱熹又将天理、人欲达到了顶峰，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他认为在这样的状态下才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圣人境界。近代大学者熊十力先生也致力于探讨“天人合一”关系问题。就像张岱年先生这样描述:“中国哲学有一根本观念，即天人合一。”所以，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其实可以说是天人的关系问题。中国历史哲学的长河里上，“天”本身含义并不是存在的意思，因为它不仅指自然现象世界的天，还包括自然规律、天命、天志等含义。“天人合一”的意思第一层是说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第二层也包括道德规律和天道的统一。这样看来，天人关系问题其实本质上来说是在详细论述自然与人类、社会与宇宙之间的关系问题。其实，正是因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才构成了不同民族间的思维差异，差异是普遍存在的，我们在思考问题时，应该学会运用不同文化的思维模式去思考，不能将西方哲学的思考模式照抄照搬到中国来，对于事物的本质应该要“扬弃”。所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并不能涵括中国哲学，因为，这一关系问题只是当作某一时代背景下的哲学基本问题。更为严格来说，哲学基本问题只是近代欧洲哲学的基本问题，而不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
作者：史荣芳单位：太原科技大学哲学研究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5］古希腊罗马哲学［m］．上海:三联书店，1957
［6］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哲学的基本思想篇9
然而，“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及“德里达问题”并非挑战百年中国哲学“史实”之“合法性”，而是挑战“中国传统哲学”，以及百年中国哲学“以西解中”研究方法之学理基础。从孔夫子到戴震之“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百年相仍，学界并不觉得这样研究有何不妥。而“以西解中”的研究方法，也是海内外学者中国哲学研究范式，大家乐此不疲、习焉不察。现在，遭遇了德里达、郑家栋挑战之后，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以往中国哲学研究“常法”，反思中国传统哲学以及“以西解中”研究取向之合理性问题了。
事实上，当我们深入思考德里达、郑家栋二人挑战之后，就会认识到:“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与其说是颠覆了中国哲学学科这个“百年老店”，毋宁说是促使我们重新反思、定位，从而彻底认清了中国哲学学科本质，为未来中国哲学适应时代变化的创新性发展，提供了重大契机。基于挑战之反思，中国哲学当有如下“新学识”，堪为中国哲学之“法”(“学理”):
其一，有两种中国哲学史。第一种是堪为“信史”的中国哲学及其历史。如果从1912年北京大学创立中国哲学学科算起，这段“信史”走过了百年历程，大致相当于时下“中国现代哲学史”学科所述及之内容。这种“穿越欧洲模式”之后的百年中国哲学及其发展历史，无论如何减否之，因其有史实基础，并无“合法”与否问题。第二种是基于“追述”的中国哲学通史。深究其实，中国哲学通史乃是现代学者基于某种后设“哲学”观念，“追溯性创造”(retrospectivecreation)的产物:所谓中国传统哲学及其历史，不是对历史事实的“描述”，而是基于某种现代“后设”哲学观念的、“没有史实”的“追述”。
其二，就有史实之“信史”而言，中国哲学史是且仅是中国思想史的一个阶段。如果顺着以思潮为标志的中国思想史发展阶段申说，作为“信史”的中国思想史，实际经历了三代礼学、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中国哲学”等诸阶段。中国哲学及其历史，是且仅是中国思想史之近代百年思潮，中国哲学是现代而非古代学术。纯粹历史学学理严格要求“写的历史”与“真实存在的历史”相符，因此，以纯粹史学视角观之，从孔夫子到戴震的“中国哲学”及其“历史”，因其没有史实基础，不能成立.。
其三，创造性诠释(creativeinterpretation)是中国哲学学科的本质属性、根本方法和学理根基。凡中国哲学研究，类皆属于“创造性诠释”:基于时代问题、某种后设哲学观念，“追溯性”重新理解和“发明”中国传统思想之现代意义。从孔夫子到戴震之中国哲学及其历史，即是如此“创造性诠释”出来的。随着作者问题意识、对哲学观念理解不同，中国传统哲学及其历史研究，相应地呈现出了各种各样的形式和内容。“创造性诠释”实为中国哲学学科“根本大法”(“学理根基”)。
其四，中国哲学学科宗旨是致力于中国传统思想现代化，而非着意于“西方哲学在中国”。中国哲学学科产生之前，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哲学”这门学问。“中国哲学”创作之根本目的，就是要借助西方哲学资源，对中国传统思想进行现代化改造。正如陈来所言，中国近代化发展总趋向，就是全盘接受西方学术分类标准，来形成中国近代化学术体系。在中国建立与西方相对应之学科，其目的在于可以有条理地了解西方学术内容，便于引进西方教育体制，与世界文化接轨，以及用现代学科概念分类整理中国固有传统文化和学术体系)。中国哲学学科，正是在这样背景下产生的。葛兆光进一步指出，谢无量、胡适、冯友铸、钟泰写作《中国哲学史》，是“试图在中国发现哲学，并以此建构一种可以与西方对话或抗衡的知识系统的历史”，是希望在中国学术融人世界的时候“凸显民族的思想传统”。葛氏无疑道出了中国哲学之建构虽然用了西方哲学概念和方法，本质上还是旨在建立起“中国的”哲学这一历史事实。
哲学的基本思想篇10
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中基础上的实践哲学主张——诠释学是哲学，而且作为哲学，它是实践哲学。——，正是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现实性”之维。最近的中国学术界的相关研究者发现和试图深化这种“现实性”。邵华在研究伽达默尔的实践观念时以伽达默尔哲学发展史为坐标指出“对实践问题的思考贯穿了伽达默尔整个学术生涯,构成了他哲学思想的起点和归宿。实践哲学不仅影响了他的哲学解释学思想的形成,而且他还将哲学解释学应用于实践问题,发展出解释学的实践哲学。实践哲学和解释学在他的思想发展中是一种互动的、相互启发的关系。他对实践哲学和解释学的融合,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他通过对柏拉图的政治思想研究关注到理解和相互理解问题,此外海德格尔对《尼各马可伦理学》的阐释使其注意到实践智慧概念。在中期的代表作《真理与方法》中他通过实践智慧概念阐明解释学的应用问题。后期他通过将哲学解释学应用于对现代社会的反思,寻求对实践合理性的理解,希望以此来引导人们的生活,避免技术文明对人造成的异化。对实践哲学和解释学的融合体现伽达默尔作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现实关怀,对于我们思考现代人的生存处境具有重要启发意义”i。在稍后的近期学术文章中张能为更加明显的指出了伽达默尔实践哲学的现实性。，他认为“伽达默尔通过其解释学的实践哲学公开明确地表明了解释学与实践哲学的必然联系，阐明了解释学作为实践哲学的必然性与必要性，指出了实践哲学的转向，这正是现代解释学的时代意义与理论价值之所在。因为将人的生活世界经验的基本性作为解释学普遍性之根据，这就为解释学走向时代现实生活提供了前提，也为解释学确立了处理当代哲学问题时的特有位置。以实践哲学作为解释学的思想纲领，作为其理论的落脚点与归宿，这是现代解释学的新变化、新特点，也是伽达默尔全部哲学思想的一条值得人们重视与回味的中心线索。”ii
再有，洪汉鼎在2001年九月出版的《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展》中已经有了相当详细的论述。伽达默尔在《作为理论和实践双重任务的诠释学》（1978）、《实践理性问题》（1980）直接论述了诠释学哲学上的实践哲学观念。
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是哲学诠释学的最新发展趋向，正是他实现了诠释学与实践哲学的真正统一。从诠释学到实践哲学,是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必然的一步,这不仅因为实践问题是伽达默尔一向关注的问题,还因为,实践哲学本来就是哲学诠释学题中应有之意,二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伽达默尔自称是在主观唯心主义的圈子中生长起来的，是从新康德主义思想中走出来的哲学家，他的基本哲学态度是现象学的，他力图重新批驳“先验主体”理论那种要求构建世界知识的理论体系，把哲学的反思态度置于人们的世界经验这种源始的存在状态，对人的存在形式和存在意义作出哲学的理解，即要把哲学重新还原于人类存在的基本经验，只有这些人类存在的基本经验才能解释一切历史主义。因此，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共同强调的“生活世界”理论和人的基本存在思想带给伽达默尔最大思想冲击与震动，正是这一思想给西方哲学的发展确立了新的理论生长点和思想发展路向。在伽达默尔看来，人的存在过程就是一种理解过程，理解是人的存在形式，是人的基本存在经验，也是人的存在意义的最核心问题。伽达默尔认为精神科学中的本质性东西并不是客观性，而是同对象的先前的关系。作为以汇总阐释的实践，解释学总是牵涉到如何理解文本、艺术品或音乐作品的问题。他在对现实的人的生存环境的研究中，逐渐把眼界回复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回到他哲学研究的起点。实践智慧概念作为伽达默尔后期实践哲学思想的核心。在他后期发表的有关实践哲学的文章中,除了用实践知识、道德知识表示实践智慧以外,更多地使用实践理性、实践合理性或实践合理性的德性来刻画实践智慧概念。在伽达默尔看来,亚里士多德针对理论和理论哲学的理想而提出实践哲学,把实践提升到独立的知识领域,这充分考虑到了实践领域的独特性。实践不是行为模式,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对生活方式的理想模式的期望，不可避免面的，他要将哲学诠释学的眼界投向还未成为现实的未来的世界秩序中去。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