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论和运筹学篇1
摘要：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从投资和筹资视角系统梳理了博弈论在财务管理实践的应用。本文基于若干基本假设，分别构建了管理者收购和股利信号传递的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博弈模型。通过对博弈模型的均衡求解，分析了管理层和投资者的最优策略，并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管理者收购；股利信号传递；博弈论；筹资；融资
博弈论的诞生始于1928年，冯・诺伊曼和奥斯卡・摩根斯坦在《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中系统化的阐述了该理论。通常用一定的模型对博弈的双方或多方间的相互作用进行研究，并解决其利害冲突。博弈中的主体不仅要考虑个体的预测行为和实际行为，而且要考虑其他主体的预测和实际行为，并找出最优化的均衡策略。两种比较重要的博弈类型是“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这两者之间主要区别在于博弈的主体之间是否存在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如果存在则为“合作博弈”，反之则为“非合作博弈”。
财务管理是指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方针政策的前提下，为完成企业特定的财务目标而进行的包括购置资产、资金运营、利润分配等行为。只有加强财务管理企业才可以健康稳定的发展，才能不断提升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目前，国内外对于财务管理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由表及里层层深入。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的思想在企业财务管理中的运用也慢慢增多，但是一般学者仅仅运用简单的博弈思想或博弈方法，对于多阶段博弈则因为其理论和假设过于复杂而被舍弃。对于单次博弈的运用，财务管理涉及的内容较广，本文将基于投资和融资视角研究博弈论在财务管理方面的应用，在投资方面以管理者收购模型为例，在筹资方面以股利信号传递模型为例。
一、博弈论在企业财务管理投资方面的应用
管理者收购行为也称企业合并是博弈论在投资管理中的重要应用之一，管理者收购最初于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产生，与资本主义的周期性金融危机息息相关，而金融危机也就通过连锁反应导致了严重的财务危机。管理者收购行为也随之应运而生，使得管理层通过公司的大量举债，增加财务杠杆向股东购买股票，最终完成收购兼并，改善企业的财务运营状况。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管理层收购的行为也日益频繁，从2001年宇通客车，到2002年的水井坊、恒源祥，再到2012年格力空调的管理者收购，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管理层收购解决了财务危机，提振了企业经营状态。而从管理层收购的本质上看，就是资方与收购方的动态博弈过程，管理层收购的成功直接取决于两者在博弈过程中是否能够形成“纳什均衡”。长期以来，在管理层收购的过程中，资方与收购方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利益的平衡和妥协过程中，因此，在博弈论的背景下，从财务的角度对管理层收购行为进行探索具有重要意义。
博弈关系是企业管理层收购过程中最重要的交易关系，资方与收购方是企业管理层收购过程中最主要的“局中人”、“聪明人”和“理性人”，双方在博弈的过程中都在追求着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资方与收购方存在着以下的策略组合，即：被收购方存在着“合格”与“不合格”两种策略，而收购方则存在着“严格审查”与“不严格审查”两种策略。双方达到“纳什均衡”的前提条件是在收购方严格审查的情况下，被收购方必须合格，在收购方不严格审查的情况下，被收购方无论合格与否都会达成交易。倘若收购方不合格，那么就会出现收购方单方收益的情况，而收购方的收益全部来源于资方的损失。在资方与收购方的博弈过程中，假设收购方严格审查和不严格审查付出的成本分别为a和B，交易成功后合格和不合格的企业获得的收益分别为X和Y。其中X>a>B>Y>0且Z>0，从而得出两者的博弈矩阵如下：
对于此博弈矩阵而言，视Y与a+B的关系不同可能存在多种或者不同的纳什均衡，当Y≤a+B时，收购方会不严格审查，而被收购方无论是合格还是不合格都会得到收入Z；当Y>a+B时，会出现一个纳什均衡，结果就是收购方不严格审查，而被收购方合格。在此博弈模型的引导下可以最大程度的降低交易成本。
二、博弈论在企业财务管理筹资方面的应用
博弈论在企业筹资管理中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股利信号传递理论。在信息不对称的有效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通常通过利润分配、股利分配和融资预算通告等方式向市场传递公司的内部信息，但是不少学者认为利润是容易企业管理者控的，因此，相比于传统的利润指标股利信号的传递更具有有效性和可信性。JohnLinter于1956年发表的《公司收入的分配――股利、留存收益和税收》一文中是首次用实证方法研究了股利信号传递模型，并且建立了有关公司收入分配的理论模型。该理论是建立在放松条件下mm股利无关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该理论是以有效市场理论为基础，理论认为公司内部管理层与投资者信息是不对称的，在这种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公司可以通过股利政策传递给公司一种盈利能力，这种信息的传递被认为是股利信号传递理论。公司对于股利分配是认真和谨慎的，只有当公司预期未来的收入能够达到相对高的一个水平时，公司便会选择提高股利支付；同理，股利的减少也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并且，公司内部管理层是最了解公司的盈利和发展状况，只有公司内部发出一个信号，投资者才会做出反应。这样，投资者就可以通过公司股利的分配情况来预测公司的盈利能力，当公司股利支付水平提高时，投资者会认为公司未来的盈利水平会提高，既而投资者会增加对此股票的持有量；相反，公司股利支付水平降低时，投资者会认为公司未来的盈利水平在下降，公司遇到一定的困难；会减少对此公司股票的持有量。但是公司在了解了信号传递理论的时候，同样可以通过股利支付诱导投资者购买或者抛售股票，因此该博弈模型比较复杂可以认为是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博弈。
在博弈过程中，根据信号传递理论可以做出如下假设，当公司经营成功时，公司的市场价值会增加，此时投资者持有或者购买股票会得到收益a，反之则损失收益a；相反，当公司经营失败时，投资者持股或购买股票时会损失a，反之抛售股票则会避免损失a。对于公司而言，包含三种相关成本，首先高股利政策会比低股利政策多支付成本B，其次投资者增加股票会降低公司控制权，此成本定义为C，最后当公司经营成功时企业融资得到的收益为X，当公司经营失败时企业融资得到收益为Y，由于当公司经营失败时，现金流对于企业更加重要，因子可以认为Y>X，同时a、B、C大于0，此外公司经营成功和失败的概率分别为p和1-p，综上得到博弈矩阵如下表2和表3所示：
对于该模型求解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而且企业存在先动优势，所以需要用到精练的贝叶斯纳什均衡求解，首先在公司经营成功的时候，如表2所示，其纳什均衡为董事会采用低股利政策，而投资者购买股票；当公司失败的时候，如表3所示，投资者会抛售股票，而董事会采用低股利政策。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投资者都会取得收益，然后董事会并没有得到利益最大化，因此董事会在投资者信息部队称的情况下，通过股利政策去操控投资者，使其利益最大化。即当公司经营成功时，董事会会增加公司控制权，而增加债权融资，因此企业会实行低股利政策，而投资者接收到信号时抛售股票，进而丧失其应获得收益；相反，在公司经营失败时，董事会倾向于融资，因为融资会增加现金流，所以董事会会采取高股利政策，诱导投资者持有或者购买股票，这样又会使投资者蒙受损失。综上，投资者需要识别董事会的鼓股利行为，并且结合公司经营成功和失败的概率去选择适当的投资方案。
三、结论
投资和筹资是财务管理的两个重大组成部分，而博弈论的思想和方法也正在越来越多的应用在财务管理中。从管理者收购的本质上看，就是资方与收购方的动态博弈过程，管理层收购的成功与否直接取决于两者在博弈的过程中是否能够形成“纳什均衡”。在博弈过程中，只有通过促进“资方不严格审查和收购方合格”这一帕累托最优策略组合的形成才可以最大化的实现企业价值的提升。在筹资活动中，管理者可以利用信息不对称和先动优势去获得筹资效益最大化，而投资者则需要见机行事，避免取得损失或者获得投资收益。总之，博弈论的思想在财务管理中应用广泛，作为公司的财务管理工作者应该更好的学习和应用博弈思想以满足既定的目标。（作者单位：贵州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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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抗，郁明华.基于博弈论视角的企业技术创新行为[J].现代管理科学，2006（1）.
博弈论和运筹学篇2
关键词:纳税理性;偷逃税;税务筹划
“理性经济人”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企业作为市场经营的利益主体,其目标是追求企业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企业自然希望能少纳税甚至不纳税,总是想方设法减轻自己的税收负担。在法制不完善的税收环境下,这种动机往往演变为违法的偷逃税行为。随着我国税收法制建设的进一步完善和税收征管水平的提高,偷逃税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遏制,纳税人开始转向运用科学的税务筹划手段合法减轻自己的税收负担。作为不同的利益主体,企业纳税人追求的是税后利润的最大化,而税务机关则尽可能保证国家税款的应收尽收和及时征缴入库。因此,企业纳税人与税务机关税收征纳的博弈客观存在,只是在不同税收环境下两者之间的策略选择存在一定的差别。
一、企业偷逃税与税务机关的博弈分析
假定企业纳税人欲通过偷逃税手段减轻税负,模型中只考虑税务机关行为对企业偷逃税行为的影响,此时的博弈双方是企业和税务机关。博弈模型的建立:局中人(1)企业,局中人(2)税务机关。博弈双方的策略:企业为偷逃税或不偷逃税也不筹划,税务机关为税务查获或未查获。这里仍作如下假设:偷逃税款额为t,被税务机关查获的概率为p,查获后应补缴税款为t,加收滞纳金并处罚金为C32,查获后用于寻租以减轻处罚的支出为F,因此影响预期收益的因素有t、p、C32、F(为研究上的方便,这里不考虑企业开展偷逃税行为的额外成本支出,如设置两套账成本、心理成本等)。根据假设条件分析得出企业纳税人的得益矩阵,如图1所示[1]:
从可以分析得出,纳税人的预期收益为:
U=t×(1-p)+(-C32)×p
=t(1-p)-C32×p=t(1-p)-λt×p
=t[1-(1+λ)p]
其中税收处罚率λ=C32/t,当t[1-(1+λ)p]>0,即(1+λ)p<1的情况下,纳税人将获取偷逃税收益U>0,此时企业就有了偷逃税的经济激励;但企业并不一定选择偷逃税行为,其具体行为的选择取决于纳税人的依法纳税意识和税法遵从度[1]。
当t[1-(1+λ)p]<0,即(1+λ)p>1的情况下,纳税人偷逃税收益U<0,此时企业偷逃税行为是不经济的,但企业不一定选择不偷逃税。这里需要考虑一个特殊因素——税务寻租,当不存在税务寻租途径时,由于偷逃税的预期收益小于零,企业不会选择完全不经济的偷逃税行为;当存在税务寻租途径,企业的具体行为选择取决于寻租支出F和逃税支出t+C32之间的关系。若F>t+C32,则企业纳税人不会选择偷逃税行为,若F具体来说,在税收处罚率λ既定的情况下,当查获概率p<1/(1+λ)时,企业的理性纳税行为是偷逃税行为;当查获概率p>1/(1+λ)时,企业的理性纳税行为是纳税遵从,但在存在税务寻租的特殊情况下企业的纳税遵从也有可能转化为偷逃税行为。在企业偷逃税行为被查获的概率p既定的情况下,当税收处罚率λ<(1-p)/p时,企业倾向于偷逃税的理性纳税行为;当税收处罚率λ>(1-p)/p时,企业倾向于依法纳税。因此,为有效遏制纳税人的偷逃税行为,税务部门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加大税收稽查力度,二是加大税收处罚力度,提高违法行为的查获概率和税收处罚率,从而促使纳税人依法纳税。
二、企业税务筹划与税务机关的博弈分析
严格意义上讲,税务筹划是符合国家立法意图的一种合法行为,但这种“合法性”客观上还需要税务行政执法部门的“确认”,而在这一确认过程中客观存在着税务行政执法的偏差,使得企业税务筹划的成功与否存在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对企业和税务机关来说,二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主要表现在企业无法准确预测税务机关对企业税务筹划行为的认定态度,税务机关也不可能完全掌握企业所有真实的纳税信息[2]。因此,企业纳税主体与税务机关成为非完全信息博弈下的双方主体。
假定企业所处的环境是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则企业优先选择开展税务筹划,模型中只考虑税务机关行为对企业税务筹划的影响,此时的博弈双方是企业和税务机关[3]。博弈模型的建立:局中人(1)企业,局中人(2)税务机关。博弈双方的策略:企业为筹划或不筹划,税务机关为税务稽查或不稽查。这里仍作如下假设:企业开展税务筹划的直接成本为C1,机会成本为C2,税务筹划被税务机关认定为违法行为的风险成本即加收滞纳金和税收处罚的金额为C32;企业税务筹划的节税利益为t;税务机关进行税务稽查的稽查成本为C。
当企业选择了开展税务筹划,税务机关具有进行税务稽查或不进行税务稽查这两个选择。当税务机关不进行税务稽查时,企业的收益函数为U=t-C1-C2;当税务机关进行税务稽查时,如果认为企业的税务筹划是合法的,此时企业的收益函数为U=t-C1-C2;如果认为企业的税务筹划是违法的,此时企业的收益函数为U=-C1-C2-C32[4]。
由于受税收征管力量和水平的影响,税务机关客观上并不对每个企业开展税务稽查。假设企业估计税务机关开展税务稽查的概率为p1,不开展税务稽查的概率为1-p1;税务机关开展税务稽查的情况下,对企业税务筹划“合法性”的认定概率为p2,对企业税务筹划“非合法性”的认定概率为1-p2,则企业开展税务筹划的期望收益为:
U=(t-C1-C2)×(1-p1)+(t-C1-C2)×p1×p2+(-C1-C2-C32)×p1×(1-p2),企业不开展税务筹划的期望收益为:U=0。
(一)税务机关的策略选择
尽管税务机关开展税务稽查的目的在于严格税收征管,监督企业依法纳税,现实中并不一定遵循成本收益原则,但为了研究上的方便,这里假定税务机关也是理性经济人,在选择税务稽查时遵循成本收益原则。当企业开展税务筹划时,税务机关开展税务稽查的期望收益为:U=-C×p2+(t+C32-C)×(1-p2);税务机关不开展税务稽查的期望收益为:U=0。当企业不开展税务筹划时,税务机关开展税务稽查的期望收益为:U=-C;不开展税务稽查的期望收益为:U=0。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当企业开展税务筹划时,只有当税务机关的期望收益U=-C×p2+(t+C32-C)×(1-p2)>0,即p2<(t+C32-C)/(t+C32)时,税务机关应选择税务稽查策略;当企业不开展税务筹划时,税务机关应采取不稽查策略。
(二)企业税务筹划的一般策略选择
当税务机关开展税务稽查时,若企业估计税务机关对企业的税务筹划认定为合法时,企业将选择筹划策略以取得税收收益,此时企业税务筹划的期望收益为:U=t-C1-C2,且U>0;若企业估计被认定为违法行为时,企业将选择不筹划策略,此时企业税务筹划的期望收益为:U=-C1-C2-C32<0。即当税务机关开展税务稽查情况下,企业的收益函数:
p2>(C1+C2+C32)/(t+C32),
此时企业应选择开展税务筹划策略;当税务机关不开展税务稽查时,因为t-C1-C2>0,企业应选择税务筹划策略。只有当企业开展税务筹划的期望收益:
p1×(1-p2)<(t-C1-C2)/(t+C32),
此时企业选择税务筹划策略。
结合前面对税务机关与企业税务筹划的策略选择分析,只有当(C1+C2+C32)/(t+C32)
三、企业特殊策略选择的经济博弈分析
这里的特殊策略选择是指企业纳税人在一定的外部环境下,为减轻税收负担所选择的合法筹划或非法筹划,即选择合法的税务筹划行为还是违法的偷逃税行为[5]。假定在相对稳定的税收环境下,企业欲通过一定手段减轻自身税负,模型中只考虑税务机关行为对企业行为选择的影响,此时的博弈双方是企业和税务机关。博弈模型的建立:局中人(1)企业,局中人(2)税务机关。博弈双方的策略:企业为偷逃税或税务筹划,税务机关为税务稽查或不稽查。
这里仍作如下假设:节税额为t,税务机关的稽查概率为p3,并假定企业的偷逃税行为一旦稽查即被查出,而企业的税务筹划行为被认定为合法;偷逃税被查获后应补缴税款为t,加收滞纳金并处罚金为C32,企业开展税务筹划的直接成本为C1,机会成本为C2。因此影响偷逃税行为预期收益的因素有t、p3、C32,影响税务筹划行为预期收益的因素有t、C1、C2(这里不考虑企业开展偷逃税行为的额外成本支出,也不考虑现实中可能存在的税务寻租成本)。为研究上的方便,现引入三个相对率指标反映这些不同的影响因素:一是税收处罚率λ,即λ=C32/t;二是税务筹划节税成本率δ,即δ=(C1+C2)/t,三是税务稽查概率p3。可以分析得出纳税人偷逃税的预期收益为:
U1=t×(1-p3)+(-C32)×p1
=t(1-p3)-C32×p3
纳税人税务筹划的预期收益为:
若U2=(t-C1-C2)×(1-p3)+(t-C1-C2)×p3=(t-C1-C2);
则U1-U2=(C1+C2)-(t+C32)×p3。
当U1=U2,即:
(C1+C2)-(t+C32)×p3=0时,企业采取偷逃税行为与开展税务筹划行为取得的预期收益是一致的。对该式进行调整分析,两边均除以t,则得出δ-(1+λ)p3=0。在λ和p3既定的条件下,当U1-U2>0,即税务筹划节税成本率δ>(1+λ)p3时,企业偷逃税行为的预期收益大于开展税务筹划的预期收益,此时企业的最佳选择是偷逃税行为;当U1-U2<0,即税务筹划节税成本率δ<(1+λ)p3时,企业开展税务筹划的预期收益大于偷逃税行为的预期收益,此时企业的最佳策略选择是开展税务筹划。因此,企业应尽可能降低税务筹划节税成本率,以提高税务筹划行为的经济效益。
在δ和p3既定的条件下,当U1-U2>0,即税收处罚率λ<(δ-p3)/p3时,企业偷逃税行为的预期收益大于开展税务筹划的预期收益,此时企业的最佳选择是偷逃税行为;当U1-U2<0,即税收处罚率λ>(δ-p3)/p3时,企业开展税务筹划的预期收益大于偷逃税行为的预期收益,此时企业的最佳策略选择是开展税务筹划。因此,税务机关应加大税收处罚力度,遏制纳税人的偷逃税行为,促进企业开展合法的税务筹划行为。
在δ和λ既定的条件下,当U1-U2>0,即税务稽查概率p3<δ/(1+λ)时,企业偷逃税行为的预期收益大于开展税务筹划的预期收益,此时企业的最佳选择是偷逃税行为;当U1-U2<0,即税务稽查概率p3>δ/(1+λ)时,企业开展税务筹划的预期收益大于偷逃税行为的预期收益,此时企业的最佳策略选择是开展税务筹划。因此,税务机关应加大税务稽查力度,引导企业减轻税收负担的方式由违法的偷逃税行为转向合法的税务筹划行为。
四、结语
经济激励是影响企业理性纳税行为的根本诱因。偷逃税作为一种违法行为,其可能的预期收益客观上受税务机关查获概率、税收处罚力度等因素的影响。企业税务筹划作为一项合法的理财行为,其预期收益客观上受税务筹划节税成本率、税务机关对税务筹划的合法性认定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为了有效遏制或减少纳税人的偷逃税行为,引导和促进企业开展合法的税务筹划行为,税务机关应加大税务稽查力度,加大对偷逃税等违法行为的税收处罚力度,减少纳税人偷逃税的收益预期,有效降低纳税人偷逃税行为的内在经济激励。同时,加强税务机关人员的职业道德与业务素质教育,从根本上堵住纳税人税务寻租的源头,科学认定纳税人的税务筹划行为,从而切实体现税收执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对于企业纳税人来说,应在依法纳税的基础上运用科学的税务筹划手段减轻自身税收负担,尽可能减少税务筹划成本支出,降低税务筹划节税成本率,以取得较好的税务筹划效果。在此基础上,纳税人依法开展税务筹划、依法纳税,税务机关依法征税,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和谐的税收征纳关系,实现“税企双赢”的最佳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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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论和运筹学篇3
关键词：博弈；庄家；操纵行为；散户；股市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
庄家是股市活动中的一种客观现象，不要说中国这个以投机为主的股市，就是在美国等发达成熟的西方国家股市中，庄家同样存在。在我国股市中，庄家的存在是带有必然性的，它们的操纵行为对股市有重大的影响。
一、股市庄家概述
（一）股市庄家定义。一般地说，庄家就是指在证券市场中具备一定资金实力的机构或个人单独或联合购买一只或数只股票的一定筹码，根据自己的意愿，通过市场运作，操纵股价，实现一定的差额利润甚至超额利润的投资者。庄家不同于机构，只有操纵市场的机构才能算是庄家。
（二）股市庄家分类。庄家按进场时间可分为：新庄和老庄。新庄多见于新股上市。老庄就是指已潜伏于一只股票之中，一旦庄家认为机会到来，就开始操作。按操作周期可分为：短线庄、中线庄、长线庄。长线庄运作周期至少在一年以上，甚至更长的时间。中线庄运作周期一般为半年到一年左右。短线庄运作周期仅仅几周或几个月。按走势振幅和幅度分为：强庄、弱庄。强庄表现为在股票涨时大涨、连涨，大盘调整时有抗跌的能力。而弱庄操纵的股票则不能表现坚挺。按坐庄的形式可分为：联庄和单庄。单庄就是指一个庄家独立操纵一只股票。联庄就是指多个机构一起，联手操纵一只个股。
（三）股市庄家一般操纵过程。不同的庄家有不同的操纵过程，一般分为五个阶段：一是坐庄前的准备。在这个阶段庄家会建立一个集合各方面人才的团队，准备对倒的账户和资金，打通各方面的关系，对行业和个股进行分析，制定操纵的计划；二是建仓。庄家通常会散布利空消息，动摇投资者信心。在股价走低时，庄家悄悄吸纳筹码。他们也有可能迅速抬高股价，使部分散户抛售股票后，吸收筹码；三是洗盘。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庄家通过提高其他投资者的平均持股成本，把短线跟风者驱逐出去，以降低自身的拉升股价的压力和成本，同时也吸纳一些筹码，以巩固其仓位。他们有时会赚取差价，以降低拉抬的成本；四是拉升。在时机恰当时，庄家利用其雄厚的资金，把股价逐步拉抬至目标利润的价位之上，准备出货获利；五是出货。庄家可以通过在高价区反复制造震荡，分批抛售股票，也可以利用大盘牛市吸引散户跟进，然后在一两天内抛售全部股票，或者直接打压股价抛售（迅速抛售股票，庄家不是只有拉高股价才能出货，只要庄家的持股成本远低于大众持股成本，即使采用打压方式出货也有利可图）。不论是哪一种类型的庄家，其操纵的过程总是离不开建仓、拉升、出货这几个阶段。
二、基于博弈论的庄家操纵行为分析
资本市场是一个博弈的市场，庄家的操纵行为也是一种博弈的行为。庄家在操纵的过程中，要和资产规模相当的竞争对手博弈，要和一群散户博弈，还要和监管部门进行博弈。所以，运用博弈论的原理能有效地分析庄家操纵行为。
我们假定：（1）股票市场上博弈的参与人都是理性的，他们会在某种约束下做出最优化的理性决策；（2）股票市场上投资者的资金都是风险资金，这些资金往往投向价格上升较快的上市公司股票；（3）为了分析的方便，本文一开始均先假设股票市场中的所有博弈为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然后再根据实际的情况进行修正；（4）股市泡沫化的含义是：股票的价格严重脱离其基础价值，表现为投机资金大量涌入股市，股票指数不合理的急剧上升，市盈率偏高，股票实际收益率（股息率）大大低于银行利息率和债券利率。
（一）分析庄家与其他庄家之间的博弈
1、简述古诺模型。古诺模型是由法国经济学家古诺在1838年提出的。它是最早的寡头模型，常被作为寡头理论分析的出发点。它是一个只有两个寡头厂商的简单模型。模型假设市场上有两个厂商a和B。边际成本为常数。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是线性的，且他们都能准确了解市场的需求曲线。两厂商都是在已知对方产量的情况下，各自确定能够给自己带来最大利润的产量，双方无勾结行为。两个同时作出产量决策，属于产量竞争而非价格竞争，产品的价格取决于两者的产量。
a厂商首先进入市场，实现最大化利润，然后B厂商进入市场。经过多轮循环，a厂商的产量逐渐减少，而B厂商的产量逐渐增加，最后达到均衡状态。在古诺模型中，两个企业之间决策独立，缺乏协调机制，不可能联合起来决定产量。即使联合了也往往不稳定，因为每一家企业都有动机偏离这种合作。
2、基于古诺模型对庄家操纵行为的分析。假设，类似于古诺博弈模型。庄家1为在位者，另有一潜在进入者庄家2。当庄家2观察到庄家1在操纵股价时，也会选择进入股市。这一模型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分别为“高成本市场进入”模型和“低成本市场进入”模型。在低价格情况下，庄家1如果默许庄家2进入，则庄家1收益为用50单位，庄家2收益为40单位。如果庄家1选择斗争，则庄家1收益为0单位，庄家2收益为-10单位。在高价格情况下，庄家1选择默许，则庄家1收益为100单位，庄家2收益为30单位。如果庄家1选择斗争，则庄家1收益为140单位，庄家2为-10单位。它们的得益矩阵分别如下：
在这一模型中，我们首先假设进入前完全知道庄家1的成本函数，则它们就属于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在高成本的情况下，有两个纳什均衡，分别为（进入，默许）和（不进入，斗争）。在低成本情况下的纳什均衡为（不进入，斗争）。在给定庄家2进入的时候，高成本情况下庄家1的最优策略应该是默许。因为此时成本较高，股价相对较高。如果有两个庄家共同操作同一只股票时，他们都会由于资金的增加将获得更高的收益。而在低价位时，庄家2选择进入时，庄家1的最优策略将是斗争。原因是：庄家1成本较低时，他一个人的资金虽然较少，但足以单独做一只股票，他在非常低的股价下获取的垄断利润将高于相对高的价位分享的寡头利润。因此，如果有庄家2的话，他将选择斗争。上面分析的假设是：庄家2完全知道庄家1的成本函数，但在现实情况中，庄家2并不完全清楚庄家1在何种股价下开始吸筹，在何种股价下洗盘或振仓。因此，这一模型更像是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在高成本情况下，庄家2并不知道庄家1的真实成本。
（二）分析庄家与散户之间的博弈
1、简述“智猪博弈”模型。“智猪博弈”是博弈论中的一个著名的例子。假设猪圈里有两头猪，一头大猪，一头小猪，猪圈的一端有一个猪食槽，另一端安装了一个按钮，控制猪食的供应。按一下按钮，将有猪食进入猪食槽，供两头猪食用。两头猪面临选择的策略有两个：自己按按钮或等待另一头猪去按按钮。最优的策略就是小猪舒舒服服地等在食槽边，而大猪则奔忙于按钮和食槽之间。
在这个博弈中，不论大猪选择什么策略，小猪的上策都是等待；而对于大猪来说，它的选择就不是如此简单了。大猪的最优策略必须依赖于小猪的选择。如果小猪选择等待，大猪的最优策略就是按按钮。如果小猪选择按按钮，大猪的最优策略就是等待。
2、基于“智猪博弈”模型庄家操纵行为分析。假定庄家就相当于大猪，散户就相当于小猪。假定庄家先行动，散户能获得2单位收益，庄家能获得4单位的收益。而庄家等待散户先行动，其收益为7单位，散户收益为-1单位。如果庄家与散户同时行动，则庄家收益为3单位，散户收益为1单位。得益矩阵如下。（表3）
通过“智猪博弈”模型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不管庄家的决策如何，散户最优的策略就是跟庄。而在实际操作上，庄家与散户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一方面散户为自己能发现庄家，跟踪庄家而庆幸；另一方面庄家利用散户的弱点，让散户深陷其圈套中。
庄家与散户博弈实际的类型属于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从这一博弈的信息角度来看，庄家与散户之间信息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性，庄家掌握信息而散户不掌握信息。这表现在：（1）庄家往往占有某个股很大的份额，他可以准确推算出其他所有散户占有的份额，而散户只能通过技术分析从概率上估计庄家的情况；（2）庄家往往与上市公司关系密切，掌握着上市公司的内幕消息。甚至上市公司还常常有利于庄家的信息。而这一点，散户是做不到的；（3）庄家往往收买媒体或股评人士虚假但对其有利的信息。从博弈的顺序来看，可以视作庄家先采取行动，在低价位时悄悄吸筹，而一般散户无法觉察，因而这时，博弈还具有静态博弈的性质。但当庄家吸筹完毕，开始拉升价格，散户从概率上大致判断出某个股有庄家，从而跟庄时，这一博弈就变成了一个动态博弈。
在股市的“零和博弈”中，一方的收益是以另一方的损失为代价的。所以，博弈的残酷性决定了庄家不会让散户轻易跟上庄的。散户跟庄是十分困难的。庄家往往采用一些欺骗性的手段如虚假消息、操控K线图的形状等，从而诱使散户上当受骗，而自己却从中受益，牟取暴利。庄家比散户掌握更多的信息，具备更多的专业知识。只有少数精明的散户能跟庄。在理论上，跟庄是散户最优的策略。但在跟庄的过程，能否获利是看散户的操作，实际上，这一过程涉及多方面因素。
（三）分析庄家与监管层之间的博弈
1、简述“环境保护”博弈模型。“环境保护”博弈涉及到混合策略的问题。设有一个企业和环境保护部门。环保部门检测污染是有成本的。如果环保部门在检测中发现企业超标排污，则对企业实施罚款，环保部门还要对受到污染的环境投资治理。在这里，生产厂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环保部门在保证污染指数不超标的前提下力求检测等费用最小，二者形成博弈关系。生产企业有两种策略选择：治理和不治理；环保部门也有两种策略选择：检测与不检测。
在这个博弈中，企业会不会进行污染治理，这与环保部门对企业不治理的惩罚力度、环保部门的检测成本有关。惩罚力度越大、检测成本越低，企业进行治理的可能性越大。
2、基于“环境保护”模型的庄家操纵行为分析。监管层监控股市是要发生成本的，而监管层对庄家惩罚后，要稳定市场也发生费用，监管层与庄家之间的关系也可用这个模型解释。假定当庄家违规时，监管层监管，则庄家收益为-5单位，监管层收益为-5单位。当庄家违规时，监管层不惩罚，则庄家收益为3单位，监管层收益为0单位，得益矩阵如下。（表4）
这个博弈问题并无纳什均衡。理论上说，监管层惩罚的力度越大，监管费用越低，打击庄家操纵行为的效果越好。反映在中国股票市场的现实中，如果庄家违规操作，监管层就会加大惩罚力度，而使股票市场低迷。那么，政府发展股票市场为企业等筹资的目标就无法实现；如果监管层听任庄家操纵股市，必然导致股票市场畸形发展。造成股市泡沫，严重的带来经济动荡，金融持续混乱等恶果。
在现实情况中，庄家和监管层都不可能不采取行动，博弈依然存在。只是政府在两难中选择，灵活采取行动。即在股市低迷的时候，对庄家的违规操纵采取不惩罚或默许的态度；当股市泡沫显著时，监管层法不责众，采取杀一儆百的方式，抑制股票投机，整顿股票市场秩序。
庄家在与监管层的多次博弈中，彼此了解对方的战略。因此，在股市低迷，政府希望股市升温，少部分庄家进入股市时，他们亦会纷纷由潜在进入者成为实际进入者；当股市升温时，庄家们预见到泡沫化将产生，但他们也并不会因此退出，因为股市泡沫化尽管实际上存在，达到政府不能忍受的泡沫化水平，但到底在什么具体水平，这是一个模糊值。而且当政府认为股市已经泡沫化，要采取措施时，庄家中到底谁将受到监管层的惩罚也是不确定的，尽管必定会有一些庄家将被惩罚，但对每个庄家来说，这只是一个小概率，而小概率事件是可以当作不会发生的。这样这一博弈的结果是，庄家会在其资金约束下不断地炒作下去，直至泡沫化监管层惩罚少数典型庄家时，才开始收敛。
（四）总结分析。通过用博弈论的模型分析，可以看出庄家的操纵过程中存在着各种的博弈。庄家与庄家之间的博弈，表明庄家之间是相互牵制的。他们可以相互促进，也可以相互制约。所以，在改善庄家操纵现象时可以考虑利用庄家之间的这种关系。在下文处理庄家问题时会详细论述。而庄家与散户之间，表面上庄家承担更大的风险，但庄家比散户有更充分的信息、更专业的投机技巧、更雄厚的资金，所以散户不应盲目跟庄，更不能在庄家的诱导下购入高价股票。庄家与监管层之间的博弈，理论上取决于监管层的监管成本。而在中国的股市，庄家是股市的推动力，在市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尽管人人都知道庄家操纵股价是一种不好的行为，但大家对庄家形成一种依赖。监管层在股市低迷时，对庄家有所纵容，因为庄家的操纵会给股市带来新的上涨动力。而且，目前我国的监管制度和监控技术尚不成熟，监管层没有能力查出一些隐蔽较好的庄家。这就要求监管层提高监控技术，降低监控成本，加大惩罚力度。
三、处理庄家操纵行为的建议
在中国，庄家专业水平高、资金实力雄厚、信息灵通，他们常常是股市发展变化的领头人。庄家在一定程度上扭转大市，为股市筑起价格底部。他们可以引领走势变化，发掘投资机会。但庄家操纵股市的行为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损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从中国股市的长远利益来看，处理庄家的操纵行为是势在必行的。
基于上述博弈论的分析，既然庄家之间相互牵制，那么政府可以建立一支特殊的基金，当在盘面中发现庄家的踪迹，特殊基金可以入市，扰乱庄家的操纵策略。这支特殊基金需由比庄家水平更高的团队操作。当庄家吸纳筹码时，特殊基金也吸纳相当的筹码，让庄家知难而退。或者当庄家拉升之前时，特殊基金也同样拉抬股价，增加庄家的拉升成本。甚至在庄家出货时，特殊基金要么比庄家更快地速度出货，以压低股价，要么根据具体情况来维持股价的稳定。虽然特殊基金的存在会产生道德风险，让散户不用为他们的冒险行为承担遭受损失的后果，但特殊基金来源于财政税收，所以把基金用于稳定股市也算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此外，政府可以将对庄家的罚款作为特殊基金的补贴，以增强基金的资金实力。
目前中国股市投机气氛浓厚，让庄家有可乘之机。因为股票的差价是庄家的获利来源，而这种差价正是散户亏损的钱。由于庄家与散户之间的博弈，散户跟庄与否都存在风险。如果散户都不跟庄，庄家就无法获得收益，所以股民要改变投资观念，坚持价值投资，看重公司业绩，而不是炒作题材，长期持有股票。这样既可以保障股民自身利益，也打击了庄家的操纵股价活动，有利于中国股市长期稳定发展。
通过监管层与庄家之间的博弈，可以看到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是改善庄家操纵现象的基本措施。庄家之所以能够明目张胆地操纵股市，就是利用了监管体系的缺陷。虽然有时可以从盘面上看到庄家在操纵，但监管层很难分辨出庄家的具体人员。而且，由于监管成本高，监管层只能打击部分明显操纵的庄家。那些隐蔽的庄家依然活跃在股市中。此外，监管层的预见性不强，经常处于被动应付的状态。过去，管理层监控市场的最重要指标是大盘指数，但现在庄家的操纵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即转向所谓的“抛开大盘炒个股”模式。但是，管理层并未能迅速认清并适应市场发生的这一变化，在大量个股持续异常波动、连续拉出涨停后才出台了临时停牌措施，给庄家操纵市场留下了非常充裕的时间。监管层对庄家的惩罚力度不够，让庄家产生了冒险的侥幸心理。如果能够加大惩罚力度，使庄家承担的风险与所获利益不成比例，必然使庄家有所收敛。
完善金融市场，让股市进入健康正常的发展轨道，庄家自然没有操纵的机会。在股市没有上升动力时，监管层会放松对庄家的监管，以依靠庄家的资金带动股市。如果股市能够自行调整其涨跌，投资者能树立正确的投资观念，庄家就没有机会了。这就要求政府设立股市的做空机制，让股市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加快实现股市的国有股、法人股的解禁，充分发挥股票市场促进上市公司转换经营机制的功能。国有股、法人股解禁流通，有利于在公司内部形成制衡机制，使公司管理层不敢轻易涉险操纵本公司股票的价格。同时，来自股票市场的压力，会迫使经营者不断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从而有助于整个股票市场的投资价值不断提高。
此外，作为一种社会责任，上市公司要及时披露公司信息，不能与庄家勾结进行内幕交易，损害中小投资者。应规定股东大会否决董事会预案必须陈述详细原因，降低庄家以操纵分配预案而攫取暴利的机会。目前上市公司改变分配预案的随意性很大。为了避免庄家对送配预案进行“黑箱”操纵，管理层应明确规定：凡是送转预案被股东大会否决的公司，都必须对更改预案的完整情况包括更改原因、否定送转预案以及新的分配方案由谁提出等进行详细的说明，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上市公司应加强管理，创造更好的业绩，以增加公司的投资价值。面对一个投资价值不高的股票市场，庄家绝不可能用长线思维来投资，而只能通过充分发掘股市的投机价值来进行短期炒作。从某种程度上看，正是由于股市的整体投资价值不高，才迫使某些庄家要获得丰厚利润就必须采取操纵市场的行为。这样，中国股市就由此进入了一个怪圈：投资价值不高操纵市场获利投资价值进一步下降。上市公司有必要让股民相信公司的业绩，看好公司的长远发展，这样股民就会由投机向投资转变。庄家就没有掠夺利益的对象，也就没有操纵股市的机会了。现在中国股市之所以投机风盛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上市公司分红少，甚至不分红。股民要获得收益就要通过低买高卖赚取价差，这就形成了投机。上市公司没必要拒绝分红，其实分红的多少也就反映了公司的经营状况。分红能坚定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范江京.庄家手法大曝光[m].北京：中国宇航出版社，2008.
博弈论和运筹学篇4
关键词：利益相关者理论；绩效工资改革；博弈模型
中图分类号：G64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8-0326-03
2006年国家人事部、财政部等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印发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通知》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改革实施办法》等文件。2008年12月21日和2009年9月2日，国务院两次常务会决定分三步实施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这项改革触及事业单位收入分配之要害。高校的绩效工资改革是从2010年1月1日开始，高校的绩效工资制度该进行怎样的改革，怎样发挥出绩效工资制度的激励作用，是事关增强高校竞争力的重要问题，也是每一个教育管理者必须考虑和解决的问题。由于构成人员复杂，教师劳动的复杂性，其劳动成果很难衡量等因素，高校绩效工资改革任务重、矛盾多，很多问题亟待研究和解决。本文从博弈论的角度，对高校绩效工资改革中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协调关系进行分析，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实施绩效工资以后，教职工工资收入由以下四部分组成：一是基本工资，包括岗位工资和薪级工资两项；二是国家规定的特殊岗位津贴；三是按规定保留的改革性补贴；四是绩效工资，即本文研究的内容。绩效工资分为基础性绩效工资和奖励性绩效工资两部分。基础性绩效工资综合考虑地区经济发展、物价水平、岗位职责等因素，主要体现保障功能，一般按月发放。奖励性绩效工资主要体现工作量和实际贡献等因素，根据考核结果发放，可采用灵活多样的分配方式和办法。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的宗旨是要在坚持与完善学校二级学院自主理财管理机制的基础上，建立科学的绩效考核机制、合理的绩效工资水平决定机制和保障公平的长效激励机制。
一、高校绩效工资改革中的利益相关者
1984年，弗里曼在《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方法》一书中，明确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该理论认为，任何一个组织的发展都离不开各利益相关者的投入或参与，组织追求的是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而不仅仅是某些主体的利益[1]。传统的组织绩效评价指标设计更多考虑的是以法人代表利益最大化作为最终目标，忽略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提出，使人们更加全面地关注各利益相关方的要求，因此在进行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时，也应该更多地关注各方面的利益。
所谓利益相关者，是指与企业存在各种关系的个人或团体，是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能被组织实现目标的过程影响的人[2]。高校绩效工资改革中利益相关者应该包括高校决策主体、专任教师、教辅人员、专职科研人员、行政人员、工勤人员等不同利益群体。高校决策主体包括决策个人（校长）和决策组织（校党委会、绩效工资实施领导小组等），他们是绩效工资改革的决策者、组织者和执行者。高校决策主体起到统筹主导作用，在上级主管部门核定的绩效工资总量内，采取灵活的分配形式和办法，以工作人员的实绩和贡献为依据，制定实施办法，同时也要平衡校内各利益团体，保证高校教学、科研等各项工作正常进行；专任教师是高校教学工作的具体执行者，他们的绩效工资主要依据教学工作业绩点（包括基础工作量和超工作量部分）和其他育人工作业绩点（包括班主任工作、学科竞赛指导、学生社会实践指导、学生寝室导师工作等其他育人工作）发放。他们期望减少基本工作量，增加每课时当量比重和酬金；教辅人员是高校教学工作的重要补充力量，不仅是学校实验教学的主要承担者，也为专任教师提供教学辅助，绩效工资主要依据完成岗位工作情况和其他育人工作业绩点发放，他们期望工作得到学校重视，绩效工资水平能向专任教师看齐；专职科研人员是学校科研工作的重要承担者，绩效工资主要依据科研工作业绩点和其他育人工作业绩点发放，他们期望学校提高科研工作的支持力度和奖励水平，降低科研强度；行政人员是学校的管理者，是学校工作正常进行的保障，绩效工资主要依据完成管理岗位工作情况和按工作考核等级发放，他们期望降低工作强度，提高管理岗位奖励性绩效工资的发放；工勤人员是学校教学环境的维护者，绩效工资主要依据岗位工作情况和职务等级发放，他们期望自己的劳动得到学校的认可，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
本研究将决策个人（主要指校长）和决策组织（主要指绩效工资实施领导小组）作为绩效工资改革的决策主体；将专任教师、专职科研人员、教辅人员、行政人员、工勤人员作为绩效工资改革的参与者，见图1。两者之间在绩效工资改革决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存在博弈关系，最终决策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是在两者的利益竞争中确定的。
二、高校绩效工资改革中的利益相关者博弈关系分析
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是指博弈方同时决策，且所有博弈方对各方支付都了解的博弈。其博弈关系可以描述为：
G={S1，…，S2；u1，...，un}
其中1、2、…、n表示n个博弈方，S1、S2，…，Sn表示n个博弈方的策略空间，u1、u2，…，un表示n个博弈方的受益，G表示所有博弈方采取一系列行动或策略的集合。
囚徒困境是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典型实例，两个涉嫌共谋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为了减轻各自的刑罚，都没有选择真正能让自己减刑的沉默，而是从利己的目的出发揭发了对方，结果两个人都得到了较重的刑罚。两个囚徒决策时都以自己的最大利益为目标，结果是无法实现最大利益甚至是较大利益，因此囚徒困境反映了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即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即从个体利益出发的行为往往不能实现集体的最大利益。同时它也揭示了个体理性本身的内在矛盾，即从个体利益出发的行为最终也不一定能正式实现个体的最大利益[3]。
高校绩效工资改革中的决策者与参与者利益冲突与协调也是一种博弈关系，属于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下面我们将以专任教师与高校决策主体、行政人员与高校决策主体进行博弈分析。在分析中，我们以数字“1”表示效益高，数字“0”表示效益低。
（一）高校决策主体与专任教师博弈分析
从表1中可以看出，高校决策主体与专任教师作为博弈的双方，都可采取两种策略，博弈可能会出现四种结果。当专任教师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要求减少基本工作量，增加课时费。如果决策主体也采取相同策略，以专任教师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则博弈会出现（1，0）的结果，即专任教师的效益较高，而决策主体的效益降低；如果决策主体也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提高基本工作量，降低课时费，专任教师就会缺乏积极性，影响学校的教学质量和教学运行，最终可能出现（0，0）的双输局面。当专任教师以高校决策主体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高校决策主体如果只注重自身利益最大化，降低教学经费支出，忽略专任教师的利益，博弈结果为（0，1），即专任教师效益较低，决策主体收益较高，专任教师不会有很高的工作积极性；如果决策主体注重专任教师的效益，采取有效的激励机制鼓舞专任教师，则会出现（1，1）的双赢局面。分析表明，如果博弈双方都从利己的角度出发，选择行动策略，博弈的结果是降低了学校整体效益；如果博弈双方都以对方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博弈的结果是提高了学校整体效益。
（二）高校决策主体与行政人员博弈分析
从表2中可以看出，高校决策主体与行政人员作为博弈的双方，结果可能有四种：（0，0）、（1，0）、（0，1）、（1，1）。如果行政人员和决策主体都以行政人员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会出现（1，0）结果，行政人员工资过高，在短期内将会受益；如果行政人员和决策主体都以各自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会出现（0，0）结果，学校行政效率低下，甚至影响学校正常运行；如果行政人员和决策主体都以决策主体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会出现（0，1）结果，行政人员的正常利益无法保障，缺乏工作积极性，短期内决策主体将会受益；如果行政人员和决策主体都以对方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会出现（1，1）结果，双方的正常利益都得到保障，学校的整体效益较高。
教辅人员、专职科研人员、工勤人员等利益相关者和高校决策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协调同样可以从博弈论的角度进行分析，并得到相同的结论。在高校绩效工资改革中，决策主体与决策参与者之间博弈的最优策略只有一种，就是在选择博弈行动策略时，从有利于对方的角度出发，通过实现对方的利益最大化，来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三、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对高校绩效工资改革中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分类，采用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对高校绩效工资改革中的利益相关者的博弈关系进行了分析。得到以下两点结论：
第一，本研究将高校绩效工资改革中的利益相关者分为决策主体和决策参与者。其中，决策主体包括决策个人和决策组织，决策参与者包括绩效工资改革中的专任教师、专职科研人员、行政人员等。两者之间在绩效工资改革的决策方案的制定和实施中存在博弈关系。
第二，高校绩效工资改革中的决策者与参与者利益冲突与协调属于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决策主体与决策参与者之间博弈的最优策略就是从有利于对方的角度出发，通过实现对方的利益最大化，来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在实际高校绩效工资改革中，要实现各方利益最大化，即实现“全赢”，建议作出科学合理的制度决策，并在实施中遵守实施的制度安排。具体建议措施有：（1）做好“规范”和“统筹”。规范，就是规范在职人员收入分配秩序；统筹，就是统筹好各类人员的收入分配关系。（2）以促进高校办学水平为导向，在高校内部建立科学的绩效考核机制和保障激励机制。（3）坚持“以岗定薪、按劳分配、优绩优酬、兼顾公平”原则，导向明确、科学合理、体系完善的绩效工资制度，调动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升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质量和水平，提升高等教育的办学水平和竞争力。
参考文献：
[1]R.爱德华・弗里曼.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方法[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博弈论和运筹学篇5
关键词：博弈论囚徒困境日常生活最优化
一、博弈论基础
（一）博弈的基本概念
博弈论，又名“对策论”，它研究的是决策者为获得最大利益如何选择适当的策略的理论和方法。作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博弈论在运筹学领域也有重要地位。它研究的是在彼此依赖的条件下，决策者为获得最大利益如何抉择适当的策略的理论和方法。
（二）博弈的基本内容
博弈的构成要素有五个，分别是：参与者、行动、支付、规则以及均衡。参与者是博弈的决策主体；行动指参与者可以采取的行动方案；支付指根据决策结果获得的收益；规则指对参与者行动的先后次序等内容的规定；均衡指一切参与者的最优策略的组合。
（三）纳什均衡
纳什均衡是指参与者在作出决策后，所得到的支付结果是稳定的，并且任一方都不能通过改变自己的策略得到更大的收益，因此，参与者都不会改变策略来打破这个均衡。博弈的结果总为纳什均衡，因此，我们用纳什均衡来表示博弈的结果。
二、囚徒困境模型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中具典型的案例。警察抓捕两个作案嫌疑犯，并将其关在不同的房间受审。警察告诉每个嫌疑犯：若两人都抵赖，各判刑一年；两人都坦白，各判八年；一人坦白而另一人抵赖，则释放坦白嫌疑犯，对抵赖嫌疑犯判刑十年。在这个博弈中，每个嫌疑犯都有两种选择：坦白或抵赖。然而，每个嫌疑犯的最优选择是坦白：如果同伙抵赖、自己坦白，则被释放，不坦白则会判刑一年，总之，坦白要比抵赖好；如果同伙坦白、自己坦白的话判八年，抵赖则被判十年，坦白还是比抵赖更好。结果，两个嫌疑犯都选择坦白，各判刑八年。这就是囚徒困境。
运用博弈论分析，参与者为嫌疑犯甲和嫌疑犯乙；行动集分别为嫌疑犯坦白或者抵赖。若两名嫌疑犯均选择坦白，其支付结果为（-8，-8）；若嫌疑犯甲坦白而乙抵赖，其支付结果为（0，-10）；若嫌疑犯甲抵赖，乙坦白，支付结果为（-10，0）；若嫌疑犯甲、乙均选择抵赖，其支付结果为（-1，-1）。运用下划线法进行分析，支付矩阵为表2-1：
由囚徒困境案例得知，一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不一定可以满足集体利益的最大化，这就导致了个人选择和集体理性的矛盾。
三、囚徒困境模型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一）购买火车票时的应用
火车出行方便快捷、价格合理，因此乘坐火车出行已成为人们内剧增，火车票的购买难度便明显增加。因此，抢票是无法避免的。
假设学生甲和学生乙同时购买仅剩的一张火车票，运用博弈论进行分析，该博弈的参与者为学生甲和学生乙；行动集为学生选择放弃或者继续坚持；若学生甲坚持，学生乙放弃，其支付结果为（1，-1）；若学生甲坚持，学生乙坚持，其支付结果为（-∞，-∞）；若学生甲放弃，学生乙坚持，其支付结果为（-1，1）；若学生甲放弃，学生乙放弃，其支付结果为（0，0）；运用下划线法进行分析：划线后的支付矩阵为表3-1：
（二）马路行驶中的违章问题研究
为了节省时间，大部分驾驶员会选择加速、超车甚至闯红灯，所以造成了日益突出的城市交通问题和交通拥堵现象。
运用博弈论对该现象进行分析。假定在不全违章的情况下，违章的成本低于不违章的成本，违章成本为1，不违章成本为2；若驾驶员同时违章，会造成交通堵塞，产生额外的成本2。假设马路上有两名驾驶员：驾驶员甲和乙，即为该博弈的参与者。行动集为：驾驶员违章或不违章；若驾驶员甲违章，乙不违章，则支付表示为（-1，-4）；若驾驶员甲违章，乙违章，支付表示为（-3，-3）；若驾驶员甲不违章，乙违章，支付表示为（-4，-1）；若驾驶员甲不违章，乙不违章，他们的支付表示为（-2，-2），运用下划线法分析后的支付矩阵为表3-2：
从支付矩阵看，该博弈的策略组合：驾驶员甲不违章且驾驶员乙不违章为唯一的纳什均衡。但是，由于每位驾驶员都会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因此他们都会不约而同的选择违章，从而引发交通问题，既损害了个人利益，也损害了整个社会的利益。
博弈论和运筹学篇6
笔者深信“微波荡漾论”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管理者对于新生股市的希望及认识，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接手后的管理层的希望与认识。毕竟兹事体大；再说为官者又有几人不祈求自己执掌的领域风平浪静、长治久安的呢？然而现实却是那样残酷：迄今a股市场已经走过了二十个年头――成长为总市值排在世界第二的壮小伙子了，回眸审视这二十年间的股指走势，但见波澜迭起的奇峰幽谷，“微波荡漾市”却甚为鲜见。难道这二十年的沪深股市，走势都是不正常吗？假如我们承认并尊重现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应该承认：要是都不正常的话，这不正常其实就是正常的了。这里正好用得上黑格尔的名言：“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在黑格尔的语汇中，现实=事物的必然性。
本来，波动本身就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我们完全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大幅升跌不但是股市的基本属性，是必然的，而且是一种常态。这也是和a股二十年的表现一致的，其他国家股市的发展史也印证了这一点。
如果仅仅是个别的股价大幅波动，那还有可能只是一种偶然的现象。但倘使是大盘经常反复呈大起大落的话，那就肯定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的了。而导演这一出出好戏的幕后推手，可以是经济的（例如宏观面景气度或业绩），也可以是非经济的（例如纯粹出于资金与筹码的博弈）。但只有在理性的范畴内前者的作用才是决定性的，一旦超出这个范畴后者就成为决定性的了。笔者以虚拟资本通过从价值到价格泡沫的扩张来实现对实体资本的异化来解释股份运动暴涨暴跌的本质：在这一异化过程中，虚拟资本在获得独立性的同时也就获得了泡沫无限偏离价值不断膨胀的自由意志，直至最终走向破裂的末日为止。
虚拟资本异化（表现在股价）的这种特性，和股市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高度开放的博弈系统是密不可分的。在这个系统中，博弈过程贯穿于整个股价运动的始终，故股价运动必然受到博弈规律的支配；与此同时，博弈者亦即所有的股市参与者的心理活动无时无刻不影响着博弈的进程，从而使股价波动又不能不为心理规律所左右（引自上期本栏）。由此不难作出判断：博弈是股市的本质属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曾获诺贝尔奖的法国经济学家阿莱曾批斥金融虚拟资本使世界经济成为“”。
博弈论和运筹学篇7
一、不对称信息博弈论
不对称信息博弈论是博弈论在经济学上的应用，是博弈论研究的重要分支。它是以经济问题为导向，研究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契约设计问题。本文所提的不对称信息，主要指契约双方对信息发生的时间和内容了解和掌握程度不同步，导致双方既有利益一致的一面，又有矛盾或冲突的一面，双方不断进行博弈，最终形成相对最优的契约设计。
博弈论思想产生由来已久，我国古代的《孙子兵法》既是一部军事著作，又是最早的博弈论著。博弈论自20世纪初正式发展成为一门学科以来，众多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实践，并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将其思想引入到了各个领域。
全面预算管理作为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管控工具，其设计、编制、执行、优化每一个流程都包含着预算各利益主体不对称信息的博弈，而通过博弈最终形成相对最优的契约设计，是全面预算管理最佳配置资源的基本要求。
二、高校财务特征及现行全面预算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高校财务的基本特征
高校以培养社会所需各类人才为主要任务，在经济运行过程中表现出与其他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不同的财务特征。主要有：
1.非营利性
高校的经济活动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通常是以收定支，收支基本持平。
2.经费渠道单一性
经费来源以财政拨款及教育事业收入为主，以科研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及其他收入为辅。
3.收入与支出的可预见性
由于其自身经济活动的特殊性，使得高校预计收支数与实际收支数非常接近。
4.收入与支出不同步性
在高校收入中占比最高的财政拨款和教育事业收入通常集中取得，而教育事业支出通常在教学年度中以比较均衡的速度支出。
5.不对称信息状况下资源获取的多方博弈性
高校财政资源的有限性与其部门单位发展愿望的相对无限性，以及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矛盾，加之其间决策信息的不对称性导致了各方对获取资源的博弈。
（二）高校现行全面预算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我国高等学校预算管理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预算意识得到强化，但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受体制、经济环境、人员及非营利属性等因素的影响，基本都未实行系统完整的全面预算管理，只有部分高校在资金管理、资本运作等方面实行了财务预算管理，且对不对称信息博弈对预算的影响度考虑甚少。这些高校在实施预算管理过程中存在或暴露出来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预算管理的认识存在误区
主要表现为对全面预算管理的内涵、作用及内容的认识不完整，认为财务预算就是全面预算，影响了全面预算管理的适用范围、系统性约束及执行效果。
2.编制预算方案方面存在问题
主要表现为预算编制决策机构和编制部门掌握信息的不对称，加之预算编制基础不够科学、编制方法过于简单，影响了预算的准确性，使得预算严格执行的基础不到位。
3.预算执行控制过程存在问题
主要表现为预算执行部门和综合管理部门信息不对称，预算执行控制不力，使得预算缺少对各部门经济行为的刚性约束，无法发挥指导和调节作用。
4.预算执行的考核评价存在问题
主要表现为执行过程中各部门出现偏差时不能及时纠正，考核评价制度和奖惩制度不完善，预算的激励约束作用不能真正发挥。
5.预算管理信息化程度低，信息传递滞后
主要表现为预算编制过程中大量信息靠人工处理，执行过程中的数据变动不能实时监控，导致不能及时对预算进行准确的技术分析，预算管控效果受到影响。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将不对称信息博弈论应用于样本高校的全面预算管理，通过改善预算环境，优化制度设计，强化信息对称，最终形成相对最优的契约设计，切实有效提升了该校全面预算管理水平，其财政资源配置效果及完成任务目标质量也得到显著提高。
三、高校全面预算管理的内容及主要流程
全面预算管理是指特定经济组织将决策目标同其拥有资源配置情况以预算方式加以量化，并使之得以实现的管控过程的总称。
高校全面预算管理是其提高综合管理水平、实现资源最佳配置的有效管理工具，是其特定期间对发展任务目标同拥有资源组合的量化，是对其业务预算、资本预算、资金预算等的系统性优化组合，是通过不对称信息博弈实现利益各方最优契约设计的过程。
（一）高校全面预算管理内容
高校全面预算涵盖了其各项事业活动，通常包括筹资预算、资本预算、业务预算和财务预算等类别。不同类别的预算包含不同的内容，由不同的部门编制，但最终由预算综合管理部门及决策机构统筹确定（详见表1）。
（二）高校全面预算管理主要流程
高校全面预算管理流程主要包括预算编制、执行、调整、分析评价和考核等主要环节，由于预算所配置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它必须以达到最优契约设计为博弈目标，以信息对称的最大化为实现手段。
1.预算编制
高校决策层及相关部门根据上级下达预算控制数、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趋势，按照自身发展战略目标，结合各部门单位的实际情况，按“两上两下”的程序编制预算方案并分解落实。“两上两下”强化了信息的对称性。
2.预算执行
在预算执行过程中，预算管理部门定期将预算执行进度和预算执行结果及预算偏离度提出阶段性评价意见，由决策层根据各部门的执行情况及预算管理部门意见下达纠偏指令。
3.预算调整
预算调整遵循严格的制度与流程，对不同项目，必须强化审批手续，严格按制度和流程办理，保持公开透明，各方信息对称，以确保预算最大限度刚性合理地实施。
4.预算分析评价和考核
针对年度预算执行情况，由执行主体根据预算考核办法形成预算执行分析和自考报告，最终由预算管理委员会做出考核评价，并作为来年年度预算确定的主要依据。同时考核评价情况在学校网站公开。
四、强化不对称信息博弈与全面预算管理的深度融合
（一）提高博弈信息的对称性，强化全面预算管理“全员”理念
对高校而言，全面预算管理触及财务资金管理和教育教学的方方面面，只有各级领导高度重视，各相关职能部门齐抓共管，基层教学单位密切配合，综合管控部门做好预算定额标准的确定和制度建设，全员预算职责到位，各利益主体博弈到位，才能真正成为先进有效的内控管理模式。
1.加强宣传引导，提高各层面对全面预算管理的认知程度
全面预算管理的实施对高校及其所属部门健康持续发展、经济关系的协调平衡、工作业绩的有效评价、教育教学水平和效益的大幅提升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已成共识。全面预算管理作为一种“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全过程监控、全量化考核”的管理，需要各方共同参与，否则全面预算管理无法实施，即使实施了，效果也不会很好。提高全员的认知程度，是高校取得各层面对全面预算管理工作的有效融合，最终顺利实施全面预算管理的基础，也是通过有效博弈寻求最佳预算效果的基础。
2.加强培训和制度约束，夯实不对称信息博弈质量基础
高校全面预算管理包括业务预算、投资预算、筹资预算、资金预算等，是一种专业性技能管理，需要各专业层面协调配合，必须采取专业培训措施；全面预算管理包括预算的编制、执行、调整、分析评价、考核和奖惩，也是高校教育教学全过程的价值管理，对此需做好制度设计；全面预算管理涉及实物量指标的测算和价值量指标的确定，是一种全量化考核的管理，需要统计、管理会计及核算支撑，对此需强化信息化技术运用。高校各层面相关人员必须认真学习掌握各种预算的编制、执行、调整、考核和奖惩的方法和技能，真正为提高不对称信息博弈质量打下基础。
（二）优化不对称信息博弈制度设计，编制科学合理的预算方案
1.明确预算编制原则
预算编制必须坚持“服从战略、统筹兼顾、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总原则，以收定支，收支平衡，不列赤字预算。
XX学校制定的原则是：
预算支出的编制必须贯彻“统筹兼顾、厉行节约、分清主次、确保重点”的原则，先保证基本支出，后安排专项支出；先安排人员支出，后安排公用支出；先安排重点、急需项目支出，后安排一般项目支出。
在预算编制时要兼顾刚性与弹性。在全面预算的编制和执行过程中，必须强调全面预算的刚性原则，但同时要考虑预算编制基础变化、业务支撑基础变化和外部市场变化对预算指标的影响，即预算要有必要的弹性，从而保证全面预算的可行性和预算控制的有效性。
2.科学合理选择预算编制方法
预算编制方法必须坚持因地制宜、与时俱进的原则，必须将预算项目业务活动规律和预算管理特点有机结合，通过与同类院校的对标管理、设置刚性定额管理和对不同预算项目的深入分析选择预算编制方法。一套完整的全面预算方案应具有足够的兼容性，同时兼顾不同预算项目的特点。此外，对一些部门和单位也可采用结合经验数据测算确定总体额度，确定全员任务预算总量倒逼法，以发挥预算主体自身的博弈主动性和积极性，有效实现预算控制目标。
预算核定的关键是定额标准的确定。为了缓解预算综合管理部门（财务处）及预算决策机构（预算管理委员会）与预算执行部门（各业务部门单位）对收入、支出信息掌握的不对称性所带来的矛盾，财务处必须在对各部门最近几年收支情况大量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反复测算、比较，最终确定各定额标准。
以XX高校部分业务预算为例。为便于预算编制和管理，将支出分为基本支出与专项支出两种类型，采用“定额+专项”的核算办法确定预算。
（1）基本支出预算。基本支出预算指校内各部门日常公用经费支出预算，主要包括办公费、差旅费、会议费、交通费和邮电费预算。按定额并适当考虑部门工作性质及任务量进行核定。
行政管理部门：
办公费=500元×单位职工人数×部门调解系数
差旅费=（2000元×科级机构数+3000元×处级领导数）×部门调解系数
会议费=1000元×处级领导数×部门调解系数
交通费=2000元×处级领导数×部门调解系数
邮电费=800元×单位电话总数×部门调解系数
教学部门：
办公费=300元×职工人数+10元×学生人数
差旅费=2000元×教研室数+2000元×处级领导数
会议费=500元×教研室数+1000元×处级领导数
交通费=500元×教研室数+500元×处级领导数
邮电费=1000元×单位电话总数
业务辅助部门办公费按每个职工300元核定，其他基本支出费用比照行政管理部门执行。
（2）专项支出预算。部门支出预算中除日常基本支出外的各项均列为专项支出，分别按标准、定额及项目要求具体进行预算核定。其中：人员经费由人事处按相关的标准并考虑适当增幅核定上报；公用经费中部分按定额进行核定（如学生活动经费、学生实习费等），部分按项目要求进行核定（如设备采购、维修等）。
3.精细化编制预算方案
财务处根据学校的战略目标及年度计划，依据预算编制原则，参照各部门的预算申报，按照“两上两下”的程序，编制出年度预算草案，提交学校预算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形成由部门预算表、项目预算表、科目预算表、收支预算平衡表等综合而成的年度预算方案。
如：XX学校2014年度预算平衡表（表2）。
4.突出资金预算管控
由于高校收入与支出不同步及信息不对称的特点，使得资金（即现金流量）管理在高等学校的财务管理工作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一方面，高校在编制预算方案时必须同时编制资金计划即各部门收入计划和用款计划（包括年度、季度及月度计划）；另一方面，必须通过对预算主体预算资金余额集中管控，突出资金预算的带动和约束功能，实现资金预算与资本预算、业务预算的平衡。
（三）明确不对称信息博弈边界，强化预算约束及责任落实
1.强化预算刚性约束
高校预算“一上数”是部门和基层预算单位年内的基本预算需求，经决策平衡后的“一下数”成为预算主体的基础约束数，而二上后通过相对对称信息博弈后再次下达的“二下数”成为对预算执行主体的刚性约束。
2.严格预算调整事项
年度预算一旦获得批准，就成为“刚性约束”，不出现预算编制基础重大变动或不可抗力因素，不得调整预算。当预算编制基础发生重大变化等因素时，必须按照规定的程序结合实际变化情况对预算进行调整。
3.着力预算管理责任落实
全面预算管理是一项全方位全员工程。必须对预算指标进行逐层逐人认真分解，要将预算指标与年度工作任务指标相挂钩，要通过同责任主体签订责任书等方式落实责任，通过责任书签订进行不对称信息博弈，实现契约设计优化。
（四）推进预算信息平台建设，改善预算信息不对称性
由于全面预算管理涉及高校各方面的工作，预算编制、执行、调整、分析和考核的技术性、复杂性都很强，预算体系的建立、预算内容的确定等都十分繁杂。特别是在执行与控制过程中需要进行大量数据信息的采集、存储与处理。因此，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依靠网络信息系统，实行全面预算管理信息化，从而为全面预算管理提供技术信息支持，真正把预算管理与高校的教育教学有机结合，改善预算信息不对称性，实现高校资源全方位优化配置。
（五）防范信息不对称博弈风险，完善预算监控和考核体系
高校建立全面预算管理监控和考核体系，必须从防范信息不对称博弈风险角度着力。要从预算控制数下达，预算编制、执行、调整、分析评价各环节着手，做到环环相扣、层层相连，实现监控全覆盖。考核措施上要做到灵活多样、严肃认真、易于操作、奖惩有力。年度预算执行结果必须实施必要的审计监督。由此，全面预算管理的管控作用才可持续，不对称信息博弈才有的放矢，最佳博弈效果出现才有保障。
博弈论和运筹学篇8
罗伯特•奥曼作为一名杰出的经济学家，在决策制定理性观点方面有着杰出的贡献，对博弈论和其他许多经济理论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乃至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他于1983年获得了以色列技术机构颁发的科学技术哈维奖，1994年获得了以色列颁发的经济学奖。本文就他在博弈论方面的贡献以及相关思想作一评析。
一、弈论：交互式条件下“最优理性决策”
一般认为，博弈理论始于1944年。数学家约翰•冯•诺伊曼(johnvonneumann)和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斯坦(oskarmorgenstern)合作出版了《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概括了经济主体的典型行为特征，提出了策略型与广义型（扩展型）等基本的博弈模型、解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奠定了经济博弈论大厦的基石，也标志着经济博弈论的创立。
那么，什么是博弈论？奥曼认为，较具描述性的名称应是“交互的决策论”。可以看到，奥曼对博弈论的定义是十分简洁凝练的。因为博弈论是研究决策者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的，就是说人们之间的决策与行为将形成互为影响的关系，一个经济主体在决策时必须考虑到对方的反应，所以用“交互的决策”来描述博弈论是再简洁不过的了。奥曼还以经济主体的理性为分析的出发点，认为博弈论是交互式条件下“最优理性决策”，即每个参与者都希望能以其偏好获得最大的满足。如果仅有一个参与者，通常就会产生划分明确的最优化问题。而在多人参与者的博弈论中，一个参与者对结果的偏好等级并不意味着是他的可能决策的等级，这个结果也取决于其他参与者的决策。
奥曼还分析了一般和特殊模型中的“解概念”，指出，就社会科学的理性方面而言，博弈论是一种概括或“统一场论”。这里的“社会”是广义的，包括人类和非人类的参与者（如计算机、动物、植物等）。与探讨像经济学或政治学等学科的他种方法不同，博弈论不利用个别的、特定的结构讨论各种具体问题，如完全竞争、垄断、寡头垄断、国际贸易、征税、表决、威慑等等。更确切地说，博弈论发展了原则上应用于所有交互情形的一套方法，并进而探讨这些方法在每一具体应用中所导致的结果。从一般博弈论方法得到的结果与用较为特殊的方法得到的结果之间，常常出现密切的联系。然而在其他的情形下，博弈论方法会得出一些其他方法未能得出的新见解。
二、完全竞争经济：参与者连续统模型
众所周知，完全竞争经济模型描述了一种存在着许多参与者（居民和厂商），并且每个参与者的影响都是微不足道的市场情形。就是说，在完全竞争的经济状态下，每个居民或厂商的交易量相对于市场总量来说是很小的，任何一个人交易的商品数量并不会影响总供给和总需求。然而，奥曼认为：“事实上，只要仅存在有限多的参与者，个别参与者对经济的影响就不能被忽视。因此，适合于完全竞争的直观上的概念的数学模型必须包括无限多的参与者。我们认为适合这个目的的最自然的模型包括了参与者连续统(continuum)，类似于一条线上点的连续统或流体中粒子的连续统。”
在经济理论中，“连续统”观点的引入对经济学的学科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奥曼指出，连续统可以被看作接近于存在许多但是数量有限的粒子（或经济主体，或策略，或可能的价格）的真实情形。采用连续统的粗略估计的目的是使称为“分析”的数学分支的强有力的、精确的方法得以应用，而使用有限的方法将会更困难甚至是无望的。古典经济学假定每个人接受既定的所有商品的价格（单个居民或厂商的决策不能影响价格）。为了使经济处于稳定的状态，价格必须使总需求等于总供给，这就是瓦尔拉斯的竞争均衡(walrasiancompetitiveequilibrium)。奥曼证明了它的存在，并用商人连续统的市场作了明确的说明。
奥曼还考虑了称为联盟的团体和它们之间以互益的方式进行的交易。竞争均衡定义假定厂商允许市场力量决定价格，他们根据市场价格进行交易；而对埃奇沃思著名的“契约曲线”(contractcurve)进行概括的博弈论概念的核心，则认为这个核心由在此之上没有联盟可以有所进步的所有分配组成，它忽视了价格机制，仅仅涉及参与者之间的直接交易。奥曼指出，竞争分配的核心和模式与厂商连续统的市场相一致。奥曼通过精确表达完全竞争观点的连续统模型，成功地使最初由埃奇沃思提出，经许多其他模型改进的理论精确化，并从此成为经济理论的基本准则之一。
此外，1975年，奥曼还获得了另一个完全竞争经济中竞争分配和值分配之间等价性的结果。在奥曼看来，博弈论和经济理论中最显著而独有的现象或许是竞争市场经济的价格均衡与对应的博弈的主要解概念（除一个以外）之间的关系。直观上看，等价性原理是说，市场价格的建立是从在完全竞争市场上运转的基本力量自然地产生的，几乎不管我们假定这些力量是怎样运转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完全竞争分析所获得的基本观点，使对完全竞争之外的基本经济问题的研究成为可能并且更加容易。在这方面，奥曼最重要的贡献和影响是利用一个或更大的参与者的连续统建立的垄断和寡头垄断竞争模型，以及公共经济学基于经济活动和政治过程相互交织的税收模型，如表决、固定价格模型等。
三、重复博弈论：理论系统性的发展
重复博弈是指同样结构的博弈重复多次，其中的每次博弈称为“阶段博弈”。重复博弈是动态博弈中的重要内容，它可以是完全信息的重复博弈，也可以是不完全信息的重复博弈。奥曼对重复博弈的贡献在于对理论系统性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首先是对完全信息的重复博弈研究的促进。完全信息博弈的最早结果出现在50年代，被称为“佚名定理”。该定理认为，重复博弈的策略均衡结局与一次性博弈中的可行的个体理性结局恰好相一致。这个结局可被视为把多阶段非合作行为与一次性博弈的合作行为联系在一起。然而，虽然所有可行的个体理性结局确实代表了合作博弈的解观点，但是它相当模糊，并且不提供信息。而奥曼认为，完全信息的重复博弈论与人们之间相互作用的基本形式的演化相关。它的目的是解释诸如合作、利他主义、报复、威胁（自我破坏或其他）等现象。博弈论和新古典经济学模式的现象，可能一开始看起来是非理性的。
奥曼还考察了许多具体的合作行为，定义了“强均衡”概念，即没有任何参与者团体可以通过单方面改变它们的决策来获益的情形。他指出，重复博弈的“强均衡”与一次性博弈的核（更精确的是“6核心”）相一致。为此，奥曼定义和研究了经济理论中极为重要的“一般”合作博弈，即非转移效用(non-transferableutility)博弈，这开拓了该领域的研究空间，因为在此之前，仅有“单边支付”博弈被研究，即每个联盟可以任意在其成员中分享一定数额的赢得。
其次是对不完全信息的重复博弈研究的促进。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奥曼和其他合作者一起，在其学生的辅助下，发展了不完全信息的重复博弈论。1966年，奥曼和m.马希勒(michaelmaschler)在给美国武器控制和裁军机构的开创性报告中，建立了不完全信息的重复博弈模型。他们指出，信息使用的复杂性实际上可以以一种出色的、简练的、明确的方式来解决。在最简单的一个重复的2人零(zero-sum)和博弈中，其中一个参与者比另一个拥有更多的信息（这就是所谓的单边的不完全信息），拥有更多信息的参与者所使用（并揭露）的信息数量是被精确地决定的；有时是完全揭露或根本没有揭露；有时是部分揭露。这种分析被扩展至更一般的模型，即2人零和博弈与非零和博弈。许多新的精深的观点和概念由此产生。例如，奥曼、马希勒和斯特恩斯在1968年引入了一个“联合控制的”(jointlycontrolledlottery)的概念，即没有参与者可以单方面地改变不同结果的可能性，这个概念与非零和博弈密切相关。之后，奥曼在重复博弈上的研究获得了丰硕成果。事实上，他的有关不完全信息博弈的许多重要观点已被应用于许多经济学科，诸如寡头垄断、委托人与人、保险等等。
四、合作与非合作博弈论：非转移效用与理性的假设
博弈论还可以划分为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在20世纪50年代，既是合作博弈发展的鼎盛期，又是非合作博弈的开创期。奥曼在该方面的贡献在于，一方面把“可转移效用”理论扩展为一般的非转移效用理论；另一方面发展并提炼了“什么是理性”，使之形成统一的观点。
合作博弈理论不讨论理性的个人如何达成合作的过程，而是直接讨论合作的结果与利益的分配。合作博弈的基本形式是联盟型博弈，它隐含的假设是存在一个在参与者之间可以自由转移的交换媒介（“货币”），每个参与者的效用在其中是线性的。
这些博弈被称为“单边支付”博弈，或“可转移效用”博弈(tu-games)。奥曼把“可转移效用”理论扩展到一般的非转移效用理论，发展并加强了可转移效用和非转移效用的合作博弈论。他先是界定了非转移效用联盟形式的博弈概念，然后提出了相应的合作解的概念。他研究了不同模型中的合作解，同时，将非转移效用值公理化，这是奥曼对合作博弈论基本原理所作的贡献之一。在1985年，奥曼还成功地制定了描述非转移效用值的一个简单公理集，这不仅拓展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而且产生了许多新的研究方向。
非合作博弈论的重点是对个体的战略选择，即每个参与者如何博弈，或者说选择什么策略达到他的目标。与之不同，合作博弈理论的重点则是对群体，并仅从更一般的意义上阐述了每个联盟的赢得，而没有说明如何赢得。奥曼通过多年的努力，发展并提炼了“什么是理性”。他认为：“如果一个参与者在既定的信息下最大化其效用，他就是理性的。”因此，一个理性人选择他最偏好的行动，当然“最”是相对于他所掌握的（关于环境和其他参与者的）知识而言的。令人惊讶的是，这个看上去简单清晰的表述可以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当然，也有些是互相矛盾的。什么是“参与者的信息”？他知道其他人的什么情况？是他们的理性吗？奥曼在他的许多影响深远的研究工作中解决了这些问题，并为这些模型制订了标准。
首先，他考察了知识和信息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奥曼相当精确地概括出具有常识性的概念。他指出，如果开始时两个参与者具有了相同信念，但在对于一个具体事件的较晚的信念（基于不同的个人信息）是常识的，则这些较晚的信念必然形成一致。奥曼的观点对非博弈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方面，它导致了涉及多人情形下知识的正式概念的“交互认识论”整个领域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形成了许多应用范畴。从经济模型——诸如只要人们有相同的最高执行官，他们的行为是人所共知的，那么具有不同信息的人们之间就不会产生交易——到计算机科学——用于分析分布环境，诸如多重处理器网络等。
其次，他假定参与者是“贝叶斯理性的”(bayesianrational)。这在一人决策论中或许是标准的，但是它在多人模型中是否也适用？奥曼引入了相关均衡的基本理论概念。相关均衡出现在经济和其他许多领域，引起了对不同交流程序和通常所说的“机制”的更重要的研究。
同时，奥曼还研究了“达到古典纳什均衡所需要的理性和理性知识的范围”的基本问题。他的观点与专业人士相反，认为答案并不一定是“理性的常识”。严格的理性是对决策者行为复杂的假设，由此产生了对边界理性模型的考察，该模型放宽了假定。奥曼指出，在交互情形下，微小的非理性是如何起很大作用的。实际上，在某些情形下，它能够导致重复博弈的合作。
五、其他贡献
奥曼在值集函数（即值为点集而非单独一点的函数）领域，也作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如“奥曼可衡量选择定理”、值集函数积分结果等。大部分问题产生于对不同博弈论和经济模型的研究，经济人连续统和数学理论是这些模型演化和分析的重要工具。奥曼所获得的诸如一般均衡、最优分配、非线性编制程序、控制理论、测量理论、定点理论等结果是基本的，它们被应用于经济学、数学、运筹学等许多领域。此外，奥曼把库恩(kuhn)著名的完全检索有限博弈中的行为和混合战略的均衡结果扩展为无限的情形，克服了复杂的技术困难。除了他发表的书外，奥曼多年来对许多人的研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他向他们建议并提出了重要的问题和研究的渠道，与他们分享了深层的理解，帮助并鼓励他们从事研究工作。奥曼总是引导他的学生走向这一领域，与学生之间形成了双向反馈的相互作用，所获得的结果又被他用于塑造和提炼他的观点和理解。
六、简评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奥曼对博弈论和经济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在当代的博弈论研究中几乎没有他未涉足过的领域。他的研究具有与众不同的广度和深度，他的科学贡献从基本概念、学科的发现与形成到适当工具与方法的发展在分析不同具体问题中的应用，都具有开创性的进展。值得注意的是，奥曼的大部分研究与经济理论的中心问题联系密切。一方面，这些问题为他的工作提供了刺激和推动力；另一方面，他研究的结果产生了经济学新的见解和思维。
同时，奥曼的哲学论文和研究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事实上，奥曼成功地以许多不同的受众可以接受的方式解释了甚至是最复杂的观点。他的研究并不止是一张简单列表，而是展示了所有美丽和清晰的宏伟画面，指出了成就、需要解决的困难以及将来研究的领域。毫无疑问，奥曼的观点从总体上说，在建立并使博弈思想和经济理论思想的轮廓更加清晰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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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论和运筹学篇9
论文提要：纳税筹划无论在微观还是宏观方面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企业来说，通过纳税筹划可以减轻纳税负担，获得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增加运营资金总量。国家和政府可以通过纳税筹划发挥国家税收调节经济的杠杆作用，达到调整并优化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的目的。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分析纳税筹划的主体和目标，明确纳税筹划的深层空间，并提出政策性建议。
一、引言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纳税和征税分别成为企业和政府相当重视的一个层面，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和国家、政府间税收协调博弈也越来越重要。无论是从企业来讲，还是从国家和政府来说，纳税筹划都已经变得刻不容缓，成为国家和企业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重要手段。
二、从微观层面看纳税筹划目标
纳税筹划是指纳税人在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通过对筹资、经营、理财等活动进行事先的合理安排和筹划，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纳税支出，以谋求最大限度的纳税利益，实现企业税后利润及现金流量的最大化。
企业作为纳税筹划的主体，如何来实施纳税筹划，还是要取决于纳税筹划的根本目的，其目的是减轻税负以实现企业税后收益的最大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直接减轻税务负担；获资金时间价值；实现涉税零风险；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及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在企业越来越追求价值最大化的情况下，从纳税筹划的主体角度来说，完全是站在减轻税负和实现税后利润最大化来考虑的，这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纳税筹划目标。
（一）直接减轻税务负担，减少成本，增加企业利润。企业可以通过纳税筹划，在不违反税法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避税、节税，以达到减少税收成本、增加利润的目的。
（二）利用资金时间价值，增加企业的盈利机会。对于资金充裕的企业来说，可以运用税法规定范围迟延支付的税款进行投资，获取比资金时间价值更高的投资收益，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机会收益概念；对于资金短缺的企业来说，企业可以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关键上，在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善于打“时间差”，合理调度应交未交税款，获得资金的时间价值，从而实现纳税筹划目标服务于财务管理最终目标。
（三）实现涉税零风险。实现涉税零风险，是指纳税人账目清楚，纳税申报正确，缴纳税款及时、足额，不会出现任何关于税务方面的处罚，即在税务方面没有任何风险。为了规范纳税人的纳税行为，我国税务机关引进了纳税信用等级制度，对于信用等级越高的纳税人给予一定的奖励措施，比如减少对纳税人的纳税检查。纳税人要充分考虑税务机关对本企业的纳税信用等级评价，在既不影响本企业纳税信用等级，又不损害本企业利益的双重目标下进行纳税筹划，从而有利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三、从宏观层面看纳税筹划目标
税收政策是国家制定的指导税收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税收分配关系的基本方针和基本准则。税收法律、法规是税收政策的法律形式和集中体现。国家的税收政策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税收法律制度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与内容。在农村和农业税收方面，长期以来国家实行低税、轻税政策，并且已经取消了农业税；
在关税方面，提高一些限制出口产品的税率；现阶段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强调公平税负、鼓励竞争的税收政策等。国家和政府作为纳税筹划的主体，也就是税收政策的选择过程及各级主体间的博弈过程，也是税收政策的不断完善过程，包括国家政府与企业间、国与国之间、地方政府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各种博弈。
（一）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博弈。企业纳税筹划的目的无非是想少交税，而政府与其对立的是增加税收收入，想尽办法在企业能接受的范围内实现提高税收收入，同时进一步鼓励竞争，力求实现公平税负，优化税收机制。这个过程当中必然涉及到政府与企业间的博弈，对立的两端很难达到共赢，但是随着税收体制的改进和企业纳税意识的强化，必定能达到更好的博弈结果。
（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博弈。国家通常是税收政策的制定者，在国与国之间发生税收收入摩擦时，国家政府必然会为了本国的税收利益与另一国周旋，所以西方国家越来越多地开始反倾销，其目的除了保护本国企业的利益外，很大层面上是为了维护其财政税收利益。
（三）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地方政府之间常常会为了争夺一些大型企业以增加税收收入产生分歧。很多地方政府提供优惠税收政策来吸引跨国公司的总部落户当地，增加其收入。例如，今年兴起的总部经济。通过吸引跨国公司总部落户当地来增加税收。如果将总部所在地作为主要纳税地，则数量非常可观，这是地方政府对本地大型企业总部迁出惊慌失措，从而极力挽留的主要原因。而总部汇集地，则明显享受到了相应的利益。
（四）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博弈。我国实行国税和地税分家以来，税收收入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一个重头戏，提高其税收收入也就大大提高了其业绩。尽管为争夺资源而在资本市场上从事税收竞争是我国地方政府的主要动机，但我国地方政府与中央的税收竞争也有政治动因，主要表现在地方财税部门要面对来自中央部门和企业的压力，其他政府部门和企业会以其他地区企业的税负水平作为比较基准游说财税部门降低企业实际税负。地方政府首脑也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心态。例如，由于出口退税政策采用国家地方75∶25的比率退税，在出口退税率较高的年份，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减少出口退税额，竟然采取限制出口的政策。
宏观上看，税收筹划的博弈将税收政策推入了一个更加艰难的层面，只有不断完善国家税收政策，才能正确反映和体现政府的公平、效率政策倾向，且是实现财政政策目标的手段之一。
四、政策性筹划的提出
近年来，出现了税收筹划新领域：政策性筹划。政策性税收筹划是指特大型企业集团在不违背税收立法精神的前提下，与国家政府中的税务、财政等部门进行协商，试图改变现有对企业或行业不适用的税收制度，以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理财方法。这种筹划实质上是一种税收制度筹划的创新活动。特大型企业集团发现现行税收制度的非均衡，从而产生税收制度创新需求，政府根据这一制度需求对税收制度的供给进行调整，以实现税收制度均衡。
政策性税收筹划的过程是税收制度由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只有通过改变原有的税收制度安排，选择和建立一种新的均衡基础上的制度安排才能获得潜在收益。其主要思想是，现行税收制度的非均衡是政策性税收筹划的出发点，政府和税务部门应在此基础上，充分考虑纳税人对税制的接受程度，不断地调整税收制度供给以满足税收制度需求，从而实现税收制度由非均衡到均衡的运动。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政策性筹划是微观主体和宏观主体的一种融合，是纳税筹划的一个崭新课题。政策性筹划刚刚起步，还有相当大的筹划空间，两大主体也有更多的可以改进和博弈的地方，相信随着经济发展，企业和政府间的融合会更进一步，纳税筹划目标会更加明确和和谐。
参考文献：
[1]盖地.《税务会计与纳税筹划》.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2]蔡昌，李梦娟.宏观视野下的税收筹划[J].税务纵横.2003，8．
博弈论和运筹学篇10
【关键词】民办院校融资；博弈；内部控制
一、引言
我国民办教育现步入了可持续发展阶段。可持续发展实质上反映了教育对质量本身无止境的追求。同时，随着教育市场竞争的激烈化，持续不断的教育投入成为必然趋势。然而，以学费为主的资金来源远满足不了投入需求。况且，过度依赖学费会引起严重后果。所以，民办院校有必要通过各种途径来融资，需要国家、企业、社会公众的共同参与。而在此过程中，不同的利益必引起博弈，因此本文运用博弈理论对各方利益需求进行分析，并站在民办院校内部控制角度来探讨利益失衡的制约因素。
二、融资中多方利益博弈分析
博弈通常由参与人、参与人的行动和该行动会得到怎样的结果三部分组成。在博弈中，一般假定双方对各自选择空间和行动所带来的结果是清楚的。参与人均是理性的，即在客观约束下能作出实现其目标的最佳行动。在民办院校融资中，学校、政府、企业、社会公众、金融机构为了各自利益展开博弈。需要指出的是，各种博弈共同背景为政府是主宰的一方，其他各方只有在政府行为确定时选择相对于自己来说最佳的策略。
（一）民办院校与政府利益博弈
就我国目前财力来说，政府无力过多直接注资民办院校。但因民办教育的重要性，国家现在也正运用各种间接手段扶持。而这些政策是否合理，政策落实是否到位，将直接关系到民办教育的发展。政府行为分为：积极作为（政策健全、政策落实与监督到位）、消极作为（政策不健全、激励不足、监督不到位）。民办院校行为分为：合作（遵守市场规则、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和非营利性），不合作（不遵守市场规则，为追求高额利润而不顾教育公益性）。双方博弈过程见图1，假设如下。
1.（3，2）在政府意识到相关民办教育政策不健全，采取积极措施完善相关扶植政策，并加强其实施力度下，若民办院校也积极响应国家政策，遵纪守法，贯彻教育公益性，双方受益。双方合作形成了合作博弈均衡。此时，民办学校和政府双方获益都比较高。
2.（-1，-1）在政府意识到相关民办教育政策不健全，采取积极措施完善相关扶植政策，并加强其实施力度下，若民办院校打着非营利性的幌子，进行高额利润活动，违背公益性，国家会加大监督力度，民办院校会受到国家的严厉处罚，得不偿失。
3.（4，0）当政府对民办教育政策不完善，扶植力度不够，监督不到位时，民办院校若有自觉遵纪守法的意识，以教育公益性为目标，政府则可以“省心”从事其他活动，但是民办学校无利可图，最终投资会受损失。
4.（0，1）民办院校违背教育公益性，进行高额投资尝到了“甜头”，虽然比不上国家采取积极行为时的遵纪守法的得益，但在国家采取消极措施下，比遵纪守法可以获得更多收益，对民办院校来说，宁可选择不合作。
根据上述四种情况的讨论，笔者不妨采用相对优势策略划线法找出博弈的纳什均衡。其一，若政府采取积极行为，民办院校采取合作策略，可以得到（2），因此，我们在2下面划上横线；其二，若政府采取消极行为，民办院校采取不合作策略，可以得到（1），因此，我们在1下面划上横线；其三，若民办院校采取合作策略，政府采取消极行为，可以得到（4），因此，我们在4下面划上横线；其四，若民办院校采取不合作策略，政府采取消极行为，可以得到（0），因此，我们在0下面划上横线。采用相对优势划线法，如果格子里的两个数字都被划线后，就是达到纳什均衡。由此推出，政府采取消极行为，民办院校采取不合作行为是这个博弈中的纳什均衡。
通过上述模型发现，政府积极行为时，民办院校会选择合作，即（3，2）明显大于纳什均衡，即政府消极作为时，民办院校采取不合作（0，1），才是帕累托最优。因此，双方博弈中的关键是政府的态度立场及措施到位与否，在此博弈中，政府与民办院校的最佳博弈策略（积极行为，合作）。
（二）政府主导下的民办院校与以企业为代表的民间投资博弈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年）》提出：“要调动行业企业的积极性。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制定促进校企合作办学法规，推进校企合作制度化。”可见，政府正积极采取措施促进校企合作。而校企合作与否，更多取决于双方意愿。企业是否投资看重的是合作给企业带来的收益与由此而付出的代价之间的关系，是否能通过投资于学校来获取高新技术，或低成本来吸引优异毕业生，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价值最大化。而大学的性质决定了其是否与企业合作，不仅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还要考虑通过合作是否能达到提高师生技能、利于学生实习实训以及就业等目的。因此，双方之间存在是否合作的博弈问题。假设企业具体策略分为（合作，不合作），学校策略为（合作，不合作）。政府主导下的整个博弈过程如图2所示，假设如下。
1.e1>e2，S1>S2，因为当企业有意向选择合作时，在当前相对其自身来说，可能代表没有比投资教育事业更获益的途径了。对民办院校来说，当民办院校不合作时，需要自身投资建立实训基地或搞基建等，势必会导致正常教学的投入减少，相比接受企业投资来说，不如借企业投资桥梁，而节省费用去专心专一搞教学，提高教学质量，规模化的扩张已不再有效，过硬的师资力量，才是民办院校可持续发展之根本。
2.e3=e4
综上所述，双方选择合作是最佳策略，企业能实现获利目的，民办院校也能迅速发展扩大规模。
（三）政府主导下的民办院校与捐赠者利益博弈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高校可以“设立基金接受社会捐赠等多渠道筹措经费”。由此表明，国家鼓励高校以社会捐赠募集经费。高校社会捐赠属于公益捐赠，学校取得它，几乎不需任何成本。因此，按理来说社会捐赠应是民办院校梦寐以求的资金来源，并且我国慈善事业也具备了经济条件。但实际社会捐赠数量很少，企业或个人对民办院校的捐赠多是象征性的。因此，如何调动社会捐赠成为政府、民办院校思考的关键问题之一。而民办院校的质量、声誉的高低，对捐赠者的捐赠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这实际存在着利益博弈。政府积极行为下的民办院校与捐赠者利益博弈如图3所示，假设如下。
1.高质量院校获得捐赠得到的效益高于低质量民办院校，而捐赠者不捐时对学校来说得益为0，即S1>S3，S2=0，S4=0。
2.捐赠者对高质量院校捐赠获得收益高于其他任何情况，而对低质量民办院校捐赠的得益还不如不捐，即J1>J2，J3J4。
3.高质量民办院校概率为X。
由于高校捐赠具有无偿性、社会目的性等特点，所以对捐赠者来说，捐赠给其带来的不仅是有形的经济效益，如享受政策优惠，更多带来的是其良心上的满足或赢得社会美誉无形的效益。由以上假设得知捐赠者捐赠的总效用U=XJ1+（1-X）J3，捐赠者不捐赠的效用为J2=J4。可见，捐赠者更倾向于选择高质量的民办院校进行捐赠，这时，它将获得的总效用会最大。因此，捐赠者对高质量民办院校的捐赠才是最优的策略。
（四）政府主导下的民办院校与银行代表的金融机构利益博弈
尽管相对公办学校来说，民办院校贷款更难，但实际上，银行在决定是否放贷的时候，首先考虑的还是资金安全性，然后是盈利性。国家鼓励金融机构运用信贷手段，支持民办教育事业的发展。高校商机无限，投资风险低，收入稳定，社会效益显著，也理应成为银行优先选择的合作伙伴。双方合作是否成功是一种博弈问题，其中民办院校办学质量对贷款的影响较为深刻。政府主导下的民办院校与银行之间的博弈如图4，假设如下。
1.政府积极下的高质量民办高校若与银行合作，由此给双方带来的效益要大于其不合作下的各方从事其他活动的效益，即S1>S2，S1>S3，S1>S4，S1>S5，S1>S6；e1>e2，e1>e3，e1>e4，e1>e5，e1>e6。
2.只要民办高校与银行其中一方选择不合作，则他们将从事各自其他活动，获得相同的收益，即S2=S3，S5=S6；e2=e3=e5=e6。
3.低质量的民办高校若与银行合作，对民办高校来说更是难得的融资来源，由此带来的收益要大于各自活动的收益，即S4>S5，S4>S6。
4.高质量民办院校概率为X；民办院校申请贷款概率为Y。
由此得出银行选择贷款的期望收益w1=Y[（Xe1）+
（1-X）e4]；银行选择不贷款的期望收益w2=e2或e5。可见，银行选择贷款期望收益受多方面的影响。不仅受民办院校合作意愿Y的影响，还与民办院校的办学质量相关。银行更容易与高质量的民办院校合作。然而，民办院校对自己的办学水平、质量高低是了解的，民办院校选择贷款的前提是贷款带来的期望收益大于不贷，这在假设里已有说明。因此，双方合作的关键是在政府积极行为下，银行对学校有较高的评价或学校自身有较高的知名度。
三、博弈论与民办院校内部控制体系的完善
通过以上博弈分析得出，民办院校与政府、企业、银行、捐赠者的利益可以实现均衡。但实际中为什么社会各方面注资于民办院校的行为屈指可数以至于出现了“融资困境”呢？由博弈看出，其中主要原因在于民办院校办学质量。就民办院校自身来说，其办学质量高低是影响民办院校筹资难易程度的关键因素之一。由于民办院校投资主体的非政府性，它必须通过自身出色的管理与经营来提高办学质量，获得政府、社会的信任，因此，及时寻找目前存在影响民办院校发展的问题，对症下药，提升民办院校品牌，迫在眉睫。
首先，民办院校与政府、企业、银行、捐赠者之间的非合作博弈，是以牺牲公益性为代价来追求高额利润的行为。博弈模型表明，牺牲公益性往往不能增进个人的利益，有时还会损失自身的利益。这就意味着，自身利益与公益性之间存在负相关。随着经济的发展，他们之间会演变成一种互利双向的合作秩序。因此，必须把个人的利益与全体利益更好地协调起来，以个人利益为目的来寻求与政府、企业、银行、捐赠者之间的合作，以社会利益为手段来追求自身的营利性。
其次，民办院校与政府、企业、银行、捐赠者之间面临着不同的约束条件。如果缺乏良好的社会支持，民办院校就会基于追求高额利润的行为从而阻碍与政府、企业、银行、捐赠者之间的合作关系，破坏民办院校自身的发展。因此，尤其政府应该充分给民办院校更好的发展空间，并给予政策上的支持从而促进民办院校的发展。
最后，建立良好的民办院校内部控制体系，不仅是民办教育改革，而且还是优化社会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的重要举措。只有在民办院校、政府、企业、银行、捐赠者自身重视的情况下，内部控制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进而拓展其有效的合作，实现民办院校与社会共同提高的双赢局面。
【参考文献】
[1]刘早.我国民办高校融资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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