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的问题篇1
一、法律援助与和谐社会
法律援助又称法律扶助或法律救济，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将其定义为“在免费或收费很少的情况下对需要专业性法律帮助的穷人所给予的帮助”。[1]法律援助制度是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保障公民享受公正法律保护的一项重要制度。法律援助对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以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在构建和谐社会目标下研究法律援助，分析其与和谐社会的关系，探析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寻求解决的措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是否建立起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法制是否健全，司法人权保障机制是否完善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尺。法律援助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有着重大作用。
1、法律援助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要条件之一。
[2]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不是只是通过立法把各种权利赋予社会公众，没有必需的司法保障制度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再完善的立法也可能是一纸空文。法律援助制度旨在对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保护其合法权益，保障其法定权利得以实现而不致成为空中楼阁，它能够保证让每一位社会成员不因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平等地享受到法律的终极关怀，是“一个法治健全的国家不可或缺的司法救济机制”，“法律援助制度是保护公民权利、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的必然要求”。
2、法律援助保障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
法律公正是社会正义的基本内容，司法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是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法律援助保障司法公正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保障公民不受经济困难等因素之影响，获得其他有支付能力的公民所享有的法律服务，平等地行使诉讼等权利；另一方面就是使审判程序正当化，平衡控、辩双方势力，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有效辩护，避免不公正判决。司法公正使社会成员信任法律从而更加遵守法律。
3、法律援助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机制。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完成改革和发展的繁重任务，必须保持长期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然而，随着改革发展的深入，各种社会矛盾也逐渐暴露：由于拖欠民工工资产生的暴力事件、自杀事件，征用农民土地与城市拆迁问题产生的群众上访并与政府发生冲突的事件近年来诸见报端，影响到社会和谐与稳定。究其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群众因经济原因或法律意识薄弱同时又没享受到必要法律援助，而使事件未能在法律范围内解决而产生社会不和谐之音。因为弱势群体得不到社会救济，不能得到法律帮助，遇到问题就有可能铤而走险，甚至运用暴力手段来获取心理平衡，这将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法律援助作用的充分发挥能使上述事件在法律框架内得到解决，避免社会冲突与动荡，达到和谐社会“安定有序”之要求。
二、中国法律援助：构建和谐社会下的困境
中国的法律援助建设始于1994年司法部首次公开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设想，经过十一年发展已取得一定成就。但应该看到，法律援助在现阶段还面临着种种困境。
1、立法困境。法律援助立法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立法层次不高，已有法规过于粗糙。到目前为止，《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的相关规定[3]和《法律援助条例》构筑了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原则和框架，是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法律根据。笔者认为，涉及到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原则及千千万万弱势群体切身利益的法律援助制度，只有两部门法的零星规定及一部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来规范，不仅存在缺乏对社会团体、法律院系开展法律援助的管理及人员身份问题规定的缺陷，而且也难以令地方政府对法律援助事业给予足够的重视。
2、供需困境。我国现有的法律援助人员所能提供的法律援助还远不能满足我国社会对法律援助的需求。据统计，“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有万，农村贫困人口有6500万，共8500万。如果按照贫困人口中1％的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则每年有85万件法律援助案件；又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有3亿多，如果按万分之一的未成年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则每年有3万多件法律援助案件；又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调查结果，我国的残疾人有6000万，按1％的残疾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就有60多万件；同时，据《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截至1998年我国已有65岁以上的老年人9240万，同样按1％计算，则每年有92万多件法律援助案件。上述几项相加，每年大约有387万件法律援助案件等待办理。以上计算方法尽管存在交叉，但仍属极为保守的数字。就目前而言，我国的法律援助案件和事项绝大多数需要律师提供帮助，按每位律师每年无偿办理1－2件法律援助案件计算，我国现有的12万律师只能办理12－24万件法律援助案件。供需之间严重的失衡现象凸现在构建和谐社会下法律援助困境等待解决的迫切性。
3、资金困境。我国法律援助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拨款，资金来源的单一性在现阶段决定了法律援助资金困境的必然性。据日前司法部公布的数据，全国各地法律援助财政拨款总额为2.1712亿元，分摊到我国13亿人身上，人均法律援助经费仅一角多钱！而全国法律服务人员实际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为190187件，[4]按每件案件花费1200元计，[5]法律援助经费需2.2822亿元，仅实际办案经费缺口就已经高达1110万元！而根据预测，我国贫困人口、残疾人、未成年人以及老年人每年亟待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每年就大约有38.5万件，每年亟需的法律援助经费就达4.62个亿，是目前财政拨款的两倍！法律援助经费的缺乏严重影响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实施。
三.中国法律援助现状
1.狭义法律援助的现状
我国以经济困难的诉讼当事人为援助对象的狭义法律援助萌芽始于1992年。1992年5月，武汉大学成立了“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该中心的成立，揭开了我国法律援助工作的序幕。1994初，中国第一个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挂牌成立，标志着我国正式开始探索实施法律援助制度，揭开了中国法制文明史上崭新的一页。《法律援助制度》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建立起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法律援助制度。1996年3月《刑事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首次在法律上确认了法律援助制度。同年5月《律师法》第41条的规定进一步确认了法律援助制度。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法律援助事业迅速发展，为实现社会平等，促进司法公正，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立法不统一、定位不明晰、经费管理混乱等问题。《法律援助条例》已于9月1日生效施行，标志着我国的法律援助从最初的无法可依、自行其是的混沌局面步入了法治轨道。特别是宪法修正案中对人权尊重和保护的进一步确认重申，以及政府大力开拓执政为民积极推进政治文明的坚强决心和智慧的背景下，法律援助自身也获得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的勇气和高度。
2.司法救助的现状
司法救助又称诉讼救助，我国当前的司法救助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司法机关对因经济困难而无力支付诉讼费用及诉讼中产生的其他费用的当事人全部或部分免除其应承担的费用的一项制度。司法救助作为一项司法阳光工程，在我国起步较晚，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开始受到重视和关注。司法救助在立法体制上得到完善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当前司法救助实践中所存在的一些亟待完善的地方：第一，司法救助领域单一、手段单一。我国当前施行的司法救助主要体现在诉讼费用的缓、减、免方面，而其他方面诸如当事人对诉讼文书的复印、执行阶段的救助等方面较少涉及，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救助的全面性。第二，司法救助专项基金并未完全建立，地域差距明显。司法救助专项基金是为救助弱势群体而设立的，应该得到公共财政的支持。第三，司法救助与狭义法律援助之间缺乏联通性。在施救主体上，司法救助与狭义法律援助由于分属不同的单位，因此在申请手续、申请材料等方面，两者缺乏相互之间的承认，受援人如果想要获得救助和援助，便要提出两份不同的申请材料，分别申请，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援助的本意。第四，受援人提供经济困难证明存在困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规定》，当事人请求司法救助的，应当在或上诉时提交符合当地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规定的公民经济困难标准的证明。
3.社会团体及法律院校救助的现状
我国实施法律援助制度以来，各种社会团体一直积极支持和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从目前情况来看，社会团体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主体主要包括各级工会、妇联、残联、共青团等组织。社会团体对我国法律援助活动的开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受自身资源等方面的限制，其参与法律援助活动仍然存在较多问题。首先，社团专门法律援助人才欠缺。直接导致了其每年所办理案件的数量和质量。其次，社会团体法律援助组织的大量设立，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的发展。最后，社会组织开展法律援助的经费严重短缺。除个别经编制部门批准的外，其他社会组织基本上没有专项经费或者经费有限，其业务活动受到很大制约。
我国各类法律院校是我国法学教育的基地，是法律人才的培育摇篮。近年来，许多法律院校纷纷建立了学生法律援助机构，将学生的专业知识运用到实践工作中。许多实施法律援助制度历史比较悠久的国家的经验表明，利用非政府的力量开展法律援助志愿活动，不仅可以弥补政府力量的不足，而且具有多种良好的社会效应。
四、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法律援助：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
当前法律援助在立法与实践中面临种种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对其性质的认识存在偏差，要进一步发挥法律援助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必须明确法律援助的性质。
《法律援助条例》没有明确给法律援助下定义，学者根据其内容将法律援助定义为：“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和社会志愿人员，为某些经济困难的公民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其理念强调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国家是法律援助的主体”，“国家是法律援助义务的承担者”，“法律援助的实施是受国家法律保护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一种国家义务行为”。[6]无论是国家还是学者，在对于法律援质的认识上，都过于强调其国家责任性，而忽视了法律援质的另一面——社会责任性。笔者认为，在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法律援助应该是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理由如下：
1、法律援助从社会责任到国家责任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慈善行为阶段。从其在英国产生的15世纪到19世纪末以前，法律援助通常被认为是律师或其它社会组织因职业道德或为了公共利益的要求，通过免受或减收费用而自发地向贫困者提供法律援助的一种慈善行为，即此阶段法律援助是社会的责任。第二阶段是国家职权行为阶段。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社会平等的观念进一步普及和人民权利意识的提升，以及人权保障运动的高涨，法律援助制度成了国家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国家通过适当的法律援助计划，使包括贫穷者和其他某些社会特殊群体在内的每个人都公平地获得司法保障和救济的机会，法律援助不再是社会责任的慈善行为，“而被公认为是各国政府的责任”。[7]法律援助在西方从社会责任上升到国家责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无论是社会责任还是国家责任都是历经社会综合因素磨合后与之相适应的。中国自1994年引入法律援助制度至今只有短短11年，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受国情制约难以充分实现，因而必须重视其社会责任性。
2、法律援助国家责任性的实现以雄厚财政支持为前提。1495年法律援助在英国萌芽时，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胎动时期”，“也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都铎王朝。[8]此时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博弈下的英国政府的财力不足以实现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因而法律援助必然是社会责任的“慈善行为”。到20世纪中期，英国已发展成为“日不落”帝国，雄厚财政支持使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得以实现。法律援助国家责任的实现必须以雄厚的财政支持也为美国法律援助发展史所证明。20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约翰逊提出“向贫穷宣战”计划，政府注入法律援助的资金稳步增加，法律援助迅速发展，而到80年代里根总统时期，因政府宣布裁减法律援助资金，“将联邦资助削减了35％”，美国法律援助因而立即走向低谷。[9]以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及财政收入要完全履行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是不现实的。
五、解决法律援助困境的对策思考
1、提高法律援助的立法层次，完善法律援助体制。
据有关资料表明，法律援助工作开展得比较好的国家，不仅在其国家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中作出有关法律援助的原则性规定，而且都制定有专门的法律援助法，如英国有《法律援助法案》、加拿大有《法律援助法》、美国有《法律服务公司法》等等，法律援助制度的具体实施被纳入了高规格法律化、制度化的轨道。[10]在中国社会贫富分化加剧而导致客观上出现不公，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提高法律援助立法层次的重要性。因此，笔者认为应以基本法的层次来规范中国的法律援助工作，使各级党政干部乃至整个社会提高对法律援助的认识，提高公众社会责任感，群策群力，为法律援助工作贡献力量。
2、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法律援助中的作用以缓解供需问题。
据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调研组的分类，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各级工、青、妇、老、残等社会团体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一般是在工、青、妇、老、残的维权或部门，加挂法律援助中心或站点的牌子，据了解，全国妇联系统法律援助中心或站点有2.5万多个，全国工会系统有9000多个；第二类是法律院校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大致可分为法律诊所和学生志愿组织两种情况，全国大约有30—40个法律院校法律援助组织；第三类是除以上两类外的民间法律援助组织，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的业务范围一般是咨询、代书、非诉讼调解等，也办理少量诉讼案件。这些组织的援助对象一般都是经济困难的职工、农民工、残疾人、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社会组织的法律援助工作在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缓和社会矛盾，实现公平正义中具有积极作用。
1992年5月，武汉大学成立了我国第一个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1995年2月，北京大学成立“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和服务中心”；华东政法学院于1997年成立“华东政法学院法律援助中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成立了“法律援助与保护中心”，等等。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有近20所高校法学院成立了法律援助机构。
3.多渠道解决法律援助资金问题
目前我国经济相对落后，财力有限，政府不可能在短期内对法律援助大幅度增加财政拨款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必须多渠道筹集资金。就目前而言，以下方式是可行的。
（1）进一步争取社会资金支持，广泛发动社会成员为法律援助捐款。同时也可以通过移动通讯网络、互联网、电视等媒介或现场开展大规模的募捐公益活动。
（2）建立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指多当受援助的当事人因胜诉或由于受到援助的原因而使其经济状况有实质性改善，并且有能力支付法律援助的部分费用时，应当按照规定的分担范围和分担比例偿还部分费用的制度。
（3）在经济发达地区实行律师交纳法律援助金制度。是指律师每年交纳一定数额费用作为法律援助专项经费的制度。[11]桂林、北京等城市已经实行了这方面的做法，并受到了律师的欢迎与好评。
（4）完善法律援助基金管理体系。对于由上述各种方式筹集到的资金，以法律援助基金会的形式进行管理，通过合法运作使基金增值，从而扩大法律援助的可用资金，使纳入基金会管理的资金成为较为持久的法律援助资金来源。
六、结语
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只有短短的十四年，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也应该重视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而且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是多方面的，解决其困境的方法也应该是多样化的，本文论述由于笔者能力问题而存在局限性是必然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法律援助不仅要对弱势群体施以及时有效之救济，而且还要主动出击，积极维系社会稳定，预防矛盾出现。但就目前而言，构建和谐社会，法律援助任重道远。
注释：
[1]谭世贵主编：《中国司法制度》，法律出版社，版，第346页
[2]李中春：《法律援助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载《中国律师》第6期
[3]《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律师法》第六章规定：“……公民在赡养、工伤，刑事诉讼、请求国家赔偿和请求发给抚恤金等方面需要获得律师帮助、但又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获得法律援助。”
[4]贾午光：《调动资源，有效组织，充分发挥法律援助的职能》，载《中国司法》第10期
[5]槐杨：《法律援助供需矛盾解决途径之探索》，载《党政干部论坛》第4期
[6]牟逍媛：《法律援助制度与诊所法律教育》，载《法学》第8期
[7]谭世贵主编：《中国司法制度》法律出版社版第346页
[8]阎照祥著：《英国史》，人民出版社，版，第132页
[9]沈红卫：《论法律援助的性质及功能》，载《湖南社会科学》3月
法律援助的问题篇2
论文摘要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在修正后的刑诉法和律师法中规定的，属于我国刑诉史上的首创。但是程序法其他诉讼制度相比，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任然是不完整和不健全的，法律援助的许多问题都无人探讨。本文以刑事法律援助的概念和性质为出发点，将国内与国外的法律援助制度进行分析和比较，论述了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主要特征和其改革的方面。
论文关键词法律援助实现模式援助范围改革发展
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中规定了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这在我国属于一次首创。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正式确立使一些经济上有困难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保护，从而实现了司法的公正，也提高了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声誉。为此我们要对法律援助制度进行深层次的探讨和分析是十分有必要的。
一、刑法法律援助制度
对于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定义各个时期的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定义，但是大体上规定的情形就是为那些经济困难而无法为自己聘请律师的当事人提供的帮助。比如在美国的刑事法律援助是指当发生刑事案件中法律规定的特定情形时，当事人由于经济困难而无法聘请律师的，法院应该从当地的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和领取政府工资的公设辩护人中为其免费提供辩护律师的一种做法；在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特指在刑事诉讼案件中，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对经济困难无力支付诉讼费用或者在特定案件中的刑事被告人，由法院指派专门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帮助的一种法律制度。
我国宪法规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有的公民承担相同的义务，享受同样的权利。在现实生活中，公民资源的占有直接影响他在司法程序中的地位。资源占有多的公民可以顺畅的进入到司法程序并且处于有利地位。经济条件好的公民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聘用优秀的律师辩护，能够有力的帮助自己得到法律上的优先权利。而地位低下的公平往往不能应对高昂的律师费，面对司法问题的时候，只能忍气吞声接受法律判定的结果。这种地位决定法律结果的行为，严重的阻碍我国法律的公平正义，失去了公平公正，使得法律成为有钱人的法律。基于这种条件，刑事法律援救就非常有必要。刑事法律援救能够有效的弥补刑事司法的缺陷，采用救济性制度实现公平正义，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国家实现法治社会的重要途径。
二、法律援助制度的性质
法律援助制度最早起源于英国，最早出现这一规定的是在苏格兰，国家创设了穷人登记册，只要在登记册中的人提起诉讼就可以免费得到法律顾问或者人。随着社会的发展，这项制度逐渐的被推广。但是由于各国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文化以及经济的发展程度的不同，各国在设立法律援助制度方面的价值取向是不同的。比如在英美国家，法律援助制度是建立在保证司法公正和公民合法权益的基础上的，所以为被告提供法律援助属于对司法公正审判的一种保障。而且在英国全国的法律经费都是有国家负责的，属于唯一一项“不封顶”的开放型预算。但是在大陆法系国家法院只有在特定的情形下才会为被告人指派公设律师，而且是在不顾被告人的意愿的前提下，这种强制指派辩护的制度并不是为了维护被告人的基本诉讼的权利，而是为了更快的实现刑事实体的真实还原。尽管存在着许多观念上的差异，但是各国的法律援助制度都是体现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原则，很好地体现了人权的内容。
三、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主要特征和改革方向
（一）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主要特征
作为人类文明的法律制度之一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各国之间存在着普遍性，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由于深受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各国的法律制度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而经过对国外经验的借鉴，创设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其主要特征如下：
1.主体审定的专一性。能够提供法律援助的程序包括诉讼法律援助和非诉讼法律援助两种形式。在非诉讼法律援助中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法律援助机构决定是否提供援助；在诉讼法律援助，法院只有依据特定情形或者是申请人的申请才会决定是否提供法律援助。这种主体审定的专一性体现在在制定辩护律师时，法院拥有专属的审定全；只有当被告人出现经济困难没有辩护律师时，法院才会酌情考虑是否提供法律援助。
2.受援阶段的有限性。新修订后的刑诉法规定，被告人只有在法庭的审判阶段才能得到法律援助，而在审判前的侦查和起诉或者是法院审查公诉阶段是没有权利要求获得法律援助的。
3.受援对象的特定性。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案件中规定法律援助的受援对象仅限于在公诉案件中的被告人和自诉案件中的被告人是残疾人或者未成年人。
4.援助形式的单一性。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的过程主要是参与刑事辩护，为受援对象出庭辩护活动或者是提供诉讼程序以外的某些帮助，比如法律咨询和申请取保候审等诉讼活动。由于受援对象的特定与受援阶段的有限性导致了我国法律援助受援的形式单一。
（二）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改革方向
1.完善立法。由于新修订的有关法律援助制度的相关法律只是对刑事法律援助的内容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对于法律援助的范围和形式等没有明确的法律制度加以细化。因此需要加快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为法律援助机构和司法行政机关解决问题提供相关的依据。
《律师法》中对于刑事援助作了规定，被告人若是家庭经济条件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无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民法院派遣已经答应承担法律援助的律师，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为其辩护。若是被告人是聋、哑、盲和未成年人，人民法院应该为他们指定承担援助的律师，使得他们有辩护律师进行辩护。被告人若是因为有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辩护律师的，人民法院也应该为他们指定辩护律师进行辩护。
这些规定都是原则上的，在实际操作中面临的难题很大，有很多的漏洞，并不能切实的实行。我国应该尽快建立健全法律，完善《法律援助法》。英国在1967年就已经有了《法律援助法》，加拿大1966年也实行《法律援助法》，他们在法律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对于理由充分能够进行诉讼，但是因为家庭条件不允许不能支付律师诉讼费的人，都有权利获得法院的帮助，免费诉讼。这样的法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法律的运用，帮助更多的人实现公平正义。
2.建立运转有序的刑事法律援助机构。为了使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能够真正的落实到实处，应当根据我国的立法规定，有主管法律服务行业的司法行政机关对法律援助工作进行统一管理。在管理的过程中既要遵循既要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又不能脱离现实性和可能性的原则，有应该遵循开展援助工作的有效性原则，真正的使法律援助机构发挥作用。
3.规范资金来源。根据我国的国情，完全有国家承担法律援助的费用是不科学的，在我国应该建立由国家和社会共同承担的多渠道筹资体制，解决法律援助的费用问题。比如，各级政府的拨款；法律援助机构接受社会的捐赠或者由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有偿法律服务等措施来弥补法律援助资金的不足。
4.援助对象广泛性。我国刑事案件诉讼中，有三种人能够享受法律援助，第一是家庭条件困难的辩护人，或者是其他的原因造成的没有辩护律师的。第二是聋哑盲和未成年没有辩护律师的。第三是有很大的可能性被判处了死刑，所以没有辩护律师的。我国规定的这三种人群范围狭窄，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现代社会主张人权，公民强烈呼吁保障人权，所以刑法应该扩大援助对象的范围，使得被害人都能够获得法律辩护。
美国在1975年做出了规定，未聘请辩护律师的，有可能判刑的被告人，都有权利申请辩护律师。奥地利在1973年规定，如果被害人承担律师费会影响他本身的生活或者他抚养的亲人的生活，那么被害人就有权获得免费的律师帮助。联合国在1985年就已经做出了相关规定，在法律诉讼过程中，受害者都能够得到相应的法律援助。而且司法、警察、社会服务和相关人员都要培训，提高他们的意识，体会到受害人的心情，能够采取迅速的法律援助。
5.受援阶段无限性。我国法律规定，被告人不能在审判之前的侦查、起诉、公诉阶段获得法律援助，只能在法院的审判阶段获得援助。这种规定极大的限制了被害人的权益，不能让被害人得到最好的法律援助。全球各国对被告人的法律援助集中在法院审判阶段，但是并没有规定只能在审判阶段获得援助，在侦查、起诉、上诉的时期，也可以进行法律援助。联合国确立所有被告人都能够享受权利选择一名律师帮助保护他，确认他的权利，并且在法院的各个阶段获得辩护。联合国大会规定被捕以后应该及时告知他有获得法律援助的机会，并且为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在英国，犯罪嫌疑人享有在警察局咨询的权利。在德国，处于侦查阶段案件，被告人可以获得指定的辩护律师。各个国家确立的法律援助，一般在侦查阶段就可以获得，这样能够让辩护律师及时了解被害人的情况，尽快做出决策，还可以让辩护律师以最快的速度接触到被告人，能够减少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我国在这方面仍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借鉴其他国家的典型法律，完善自己的法律，尽快为被害人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援助。
6.律师享有援助费。我国刑法规定，提供援助的律师有义务提供援助，法院指定的律师要无偿性的服务，为被告人提供诉讼上的帮助。法院应该在援助律师提供援助服务的同时，给他们提供资金援助。在法国，援助律师在案件终结以后，提供援助的证明，即可获得国家的报酬。在日本，国选律师的律师费由国家提供，值班律师的律师费由律师协会提供。在加拿大，律师费主要是政府提供。在美国，国家财政负责律师开支。我国的律师援助费主要是国家承担，律师在进行服务的同时，有权利获得律师费来经营自身的发展。不能因为是义务劳动就免费进行援助，这对他们也不公平。
法律援助的问题篇3
一、制定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标准的必要性
（一）法律援助工作发展完善的需要。法律援助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我国提出后，历经制度不健全、健全、再健全不断螺旋上升的过程。这种螺旋上升过程反映在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上。即刚开始并未有具体的制度规范，如最早规定“法律援助”的1996年版《刑事诉讼法》，仅仅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或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辩护。经过几年的发展，2003年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开始提上工作日程，特别是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第6条对案件质量提出了原则要求：“律师应当依照律师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同时，第22条对案件质量提出了底线要求：“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人员，应当遵守执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提供法律援助不得收受任何财物。”这一发展是与法律援助工作发展的阶段性与主要任务相适应的。当时法律援助尚处于初创阶段，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办案，数量排在工作的第一位。但是从2009年开始，全国法律援助工作受益于“三个纳入”政策的有效实施，逐渐进入了发展壮大期。例如，2013年湖南省所有市县均设立了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机构编制总数615人，平均每个法律援助机构编制数为4.4人。全省法律援助业务经费纳入预算管理的法律援助机构达到132个，占机构总数的94.3%。与2009年业务经费财政投入市州200.47万元、县级481.52万元比较，2013年市州395.48万元，增长近100%，县级1433.58万元，增长近200%。这个时期法律援助有了更多的人力、物力、精力探索将法律援助工作做得更好，司法部亦及时提出做大做强做优法律援助工作的要求。在此情况下，对提高案件质量，司法部法律援助工作司、部法律援助中心从2012年起连续三年在全国范围内组织部分省级和地市级地方开展了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试点，在研究制定案件质量标准、检验案件质量评估方法、完善评估指标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三年来，有14个省级或地市级试点地方制定了案件质量标准，29个试点地方制定了案件质量评估指标等文件。
（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实力持续提升，社会治理水平逐步提高，这些为制定案件质量标准、提高法律援助质量提供了必要条件。从国家政策层面来讲，党的十以来，党和国家进一步推动法律援助事业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决定》均确定“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改革任务。对法律援助工作高度重视，多次对法律援助工作作出重要指示。2013年2月23日，在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大对困难群众维护合法权益的法律援助”。2014年4月21日，听取司法部工作汇报时，对法律援助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在不断扩大法律援助范围的基础上，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注重提高法律援助的质量，努力做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2015年5月5日，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同年6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明确提出“制定刑事、民事、行政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标准。”从经费保障层面上来讲，随着国家对法律援助财政投入的逐年增长，为律师等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补贴标准的有效提高奠定了坚实基础。如湖南省2015年仅中央、省级层面财政补助法律援助办案专款就达到2760万元，湖南当年法律援助结案2.3万余件，中央、省级财政对每个案件可以补贴1200元。这种办案补贴水准达到了《关于公布湖南省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律师服务和基层法律服务收费范围和标准的通知》（湘发改价服〔2016〕129号）规定的政府指导价的最低标准水平。因此，在此时制定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标准，对律师等案件承办人员提出更高的质量要求，不会产生太大的工作阻力。从政府购买服务层面来看，当前政府购买法律援助服务是大势所趋。法律援助实施政府购买服务后，案件质量将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第三方评估需要相应的评估标准，这也要求必须尽快制定相应的案件质量标准。
（三）人民群众对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有呼声、有要求。随着法治社会建设进程的加速推进，以及法律援助的深入人心，人民群众对法律援助的要求已从以往的有法律援助需求到需要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转变。突出表现在：受援人在律师选择上更加慎重，多数受援人希望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社会认可度高的律师办理自身的援助案件。还有部分受援人在前往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时，会事先多方咨询了解法律规定的亲朋好友或拨打12348法律服务热线了解相关法律规定。少数受援人在不满意律师等法律援助人员的服务行为时，会主动行使变更法律援助人员的权利。在开展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回访的过程中，部分受援人抱怨律师与他们交流较少，甚至受援人不知道律师究竟为他们做了什么。另外，目前，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投诉也呈现增长态势。
二、制定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标准应厘清几个关系
（一）厘清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与法律援助机构执法质量之间的关系。在对法律援助案件的理解上，目前存在不同认识和看法，一种认为法律援助案件始于案件受理阶段终于案件结案阶段；一种认为法律援助案件始于案件承办阶段终于案件结案阶段。上述不同认识导致在制定质量标准上出现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标准应包括案件受理、审查、指派、监督工作标准和案件承办工作标准和案件结案工作标准；一种观点认为应包括案件承办工作标准和案件结案工作标准。笔者持第二种观点，理由为：（1）法律援助案件的受理、审查、指派、监督是法律赋予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职能，是一种行政权力；法律援助案件承办是律师等法律援助人员的一种专业服务行为。两者的质量标准应该不在同一层面和同一个维度，前者应为执法质量，后者才是案件质量。（2）《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对两者作了区分规定，如在“（六）推进法律援助标准化建设”中，对“完善申请和受理审查工作制度”与“完善法律援助承办环节工作制度，规范法律咨询、非诉讼事项、诉讼事项办理流程，制定刑事、民事、行政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标准”进行并列表述，可见《意见》指案件质量标准仅指承办环节的质量标准。
（二）厘清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标准与有偿法律服务质量标准之间的关系。目前，对法律援助提出的要求是“优质高效”，突出表现在司法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程序规定》第4条：“法律援助人员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及本规定，遵守有关法律服务业务流程，为受援人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那么这种优质高效是否等同于有偿法律服务的优质高效？在制定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标准时，案件质量标准究竟应是一个优秀标准还是一个合格标准呢？笔者认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标准应不能等于有偿法律服务的质量标准，它应当是一个合格标准。根据《法律援助条例》规定和政府免费公共服务的质量特性以及目前中国的国情和经费保障状况，决定了目前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标准应当是案件质量的合格标准。同时，笔者认为案件质量标准还应有底线标准，一旦律师等案件承办人员承办过程中出现违反法律援助相关禁止性规定，即为质量不合格。
（三）厘清案件质量指引标准和案件质量评估标准之间的关系。2012年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组织开展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试点工作以来，试点地区逐步探索出案件质量标准相应的内涵和外延。概况分析来看，试点地区的案件质量标准大体分为案件质量指引标准和评估标准。如北京市海淀区制定的刑事、民事、行政、劳动仲裁、非诉讼案件质量指引标准和质量评估标准。之所以要包括两类标准，主要是因为工作上的需要，同时使标准兼具服务性和监管性。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指引标准主要是对律师等提供标准化的法律援助办案服务指引，指导律师如何做合格的法律援助人员，如何提供标准化的服务。如刑事侦查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指引标准，此标准应包括：（1）授权委托标准，即授权委托书如何签订及提交给侦查机关的期限等；（2）会见标准，即会见的主要内容和会见笔录制作等；（3）提出意见标准，即提出辩护意见的主要内容和意见形式等；（4）通报/报告标准，即通报/报告的情况等；（5）结案报告标准，即结案报告的形式和内容等；（6）立卷归档标准，即立卷归档的时间等。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标准主要是为评估专家评估案卷质量提供依据。评估专家依照此标准评定案件质量的高度。如刑事侦查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标准为：先将案件质量细分为6个大评估指标，即授权委托、会见、提出意见、通报/报告、结案报告、立卷归档等评估指标，并赋予不同分值，然后再将6大评估指标具体细化，并赋予相应分值。这样评估专家就可依据评估标准具体评估案件的具体分值，体现了评估的科学性。
（四）厘清案件质量标准与其他监管手段的关系。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标准制定后，其因具有良好的质量监管功效，将会成为案件质量监管的重要手段。但是，还要注重其他监管手段的积极作用。须知，法律援助质量控制的一般措施包括事前控制、事中控制、事后评查三类，这三类监管措施共同发力才能有效。一要从源头控制法律援助案件质量：（1）建章立制，如司法部通过制定《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程序规定》《法律援助投诉处理办法》及健全完善法律援助组织实施各环节的业务规范和服务标准等措施，完善质量制度建设；（2）明确法律援助律师办案资质，如湖南省出台的《湖南省法律援助案件指派办法》，明确要求死刑案件应安排执业5年以上且有刑事案件辩护经验的律师担任辩护人，未成年人案件应当安排执业2年以上且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人员担任辩护人或人。二要事中监督，主要是对律师等法律援助人员具体案件承办过程进行监督：（1）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对重大案件或重大问题提供指导和监督；（2）法律援助机构监督，主要是要求法律援助人员定期向法律援助机构报告案件进展情况、重大疑难案件集体讨论等；（3）受援人监督，即事后评查，主要是指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组织法律援助机构和律师协会等行业组织，对照案件质量标准，对法律援助案卷质量和承办人员的服务水平进行评查，并综合事中监管的情况，作出案件质量的评查结果。
三、湖南制定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标准现状及建议
（一）制定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标准的现状。湖南省作为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指定的全国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试点省份之一，试点工作开展以来，认真贯彻落实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部署要求，扎实开展相关试点工作，圆满完成试点工作任务。1.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湖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意见》（湘办发〔2016〕23号）明确要求：“完善法律援助承办环节工作制度，规范法律咨询、非诉讼事项办理流程，制定刑事、民事、行政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标准。”暨2014、2015年大力支持省法律援助中心开展刑事二审、民事案件质量评估工作后，2016年省司法厅党组明确提出：“探索建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标准，规范事项办理流程。”并拨付一定的经费支持案件质量标准制定工作。2.试点制定了部分案件质量评估标准。在2014年试点的基础上，省法律援助中心研究制定了死刑二审刑事案件质量评估标准。省内部分地方如长沙、湘潭等地法律援助机构也积极探索制定案件质量标准，并于每年9月组织进行案件质量评查工作。少数县级法律援助中心，如衡南县法律援助中心制定了具体的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并将案件质量评估结果与案件补贴挂钩，有效提升了法律援助案件质量。3.培育储备了部分评估专家。在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指导和培训下，目前全省逐步培育了部分案件质量评估专家。如2014年死刑二审案件质量评估标准，省内10位知名刑事专家律师参与制定。2015年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在湖南举办的民事案件质量评估试点工作，省内5名律师对照《民事法律援助案件同行评估标准（试行）》对150份民事案件进行了质量评估。
（二）制定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标准存在的问题：1.制定任务繁重。法律援助案件类别多范围广，须制定22个案件质量评估标准，具体为刑事侦查、审查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指引、评估标准，刑事、民事、行政第一、二审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指引、评估标准，民事执行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指引、评估标准，劳动仲裁、非诉讼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指引、评估标准。而目前全省制定的标准仅占其中的一小部分，还有大量的标准需要制定。2.相关人才储备不足。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标准制定工作专业性强，既需较为熟悉当前法律援助案件承办的现状，又需具备较强的法律实务操作技能。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对于什么是案件质量标准、案件质量标准制定的范围及注意事项，知晓的人还不多，相关的人才储备还不充足，能否承担起质量标准的制定工作有待考量。3.相关基础条件准备还不充足。目前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水平能够支撑制定案件质量标准的需要，但案件补贴标准仍停留在低水平，即民事、行政案件每件平均补贴750-850元，刑事案件每件平均补贴450-650元。这一低水平的补贴标准只能停留在当事人“有法律援助”这个层面，难以调动律师等法律援助人员提供标准化的服务，因为这种补贴标准只是支付办案成本，并未体现律师服务的价值。
法律援助的问题篇4
我国的法律援助管理体系逐步完善，在法律保障、网络建设、队伍建设、履行职能、经费保障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不高，是存在于全国各地法律援助工作的普遍现象，也是制约法律援助事业健康发展的“瓶颈”。提高法律援助办案质量，建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体系，保证受援人获得优质、高效的服务，是整个法律援助工作的核心和重点。
一、我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管理现状
我区法律援助中心于成立，正式核定全额事业编制人员2人。法律援助办案义务主要由区司法局行政编制调节的法律援助律师、社会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承担。
目前，我区法律援助中心尚没有制定法律援助案件标准和案件质量评估办法。没有设立专门的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机构。但是，区司法局成立了法规股，安排了法规专干，法规股将法律援助的案件质量纳入了指导、检查、监督范围，并且受理和处理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投诉。在履行管理职能时，区法律援助中心通过审查受理指派流程、检查案卷材料、回访办案单位、要求当事人填写质量监督卡、公布投诉电话等方式来保证办案质量。依据益阳市司法局6月制定的《关于律师办理重大复杂敏感案件的若干意见》，我们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界定为人数多、事关群体利益、涉及政府部门或企事业单位以及因历史、政策等因素形成的积案需要以诉讼或非诉讼途径解决的案件。为保证此类案件的质量，我们制定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办理制度》，明确了办理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各项原则性要求，如向上级政法部门报告备案，事先调查了解案情，召集资深集体研讨，通过调解前置努力做好工作，如何协调配合行政机关或者人民法院等。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承担《律师法》规定的法律援助案件错案赔偿责任。律师协会对于如何保证法律援助质量没有明确的奖惩规定。由于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属于中介机构从业人员，办案补贴、奖惩金额对他们没有深层次的触动，绩效评估和综合工作考核对他没有实质影响，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年度考核主要指数量的完成，对质量的好坏没有要求，因此历年来采取的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与办案补贴、评优奖励挂钩等措施，收效都不明显。因法律援助案件数量日益增长，法律援助专项经费如杯水车薪，我区法律援助经费预算中没有安排质量评估专家补贴或监督员补贴等专项经费。
我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及监管措施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一是上级对口部门的考核只重“量”的增加，忽视“质”的提升；二是办理援助案件主要依托中介机构人员，管理职能对非专职法律援助律师没有根本的约束力；三是法律援助经费不足，甚至无法保证办案成本，影响了办案人员的积极性；四是没有建立完整、统一的案件质量评估体系、没有制定科学的、操作性强的评估办法。
二、案件质量评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缺少统一的评估操作体系。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没有制定全国统一的案件质量评估指导性意见。省、市法律援助中心没有制定省、市案件质量评估的统一的标准。区、县法律援助中心没有制定具体的评查办法。
二、没有专门的质量监督评估机构或者专业评估员。起湖南省政法系统推出的执法档案考评对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没有针对性，市、区进行执法质量检查没有将法律援助案件纳入考评范围。从开始，我区司法局成立的法规股将法律援助案件并入司法系统案件质量考评，但市司法局法规管理没有作相应要求。区法律援助中心负有管理和服务双重职能，履行案件质量把关职能时，既充当“运动员”，又充当“裁判员”。
三、缺乏对质量监评结果的有效控制。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考评对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没有实质影响。奖惩机制直接关系法官、检察官的评先评优、晋升晋级，而中介机构人员以追求经济价值为从业主要目的，从本来就不多的办案补贴中扣发部分作为奖惩对他们没有吸引力。目前，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管理仅仅作为一项业务工作来进行管理。要实行有效的控制，必须理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管理与事务所自律管理、行业协会管理、司法行政管理的关系，必须与法律服务有关的管理机制有效地结合起来，依托司法行政、法律服务行业协会强化控制力度和效果。
三、对建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体系的几点建议
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系统的建立要保证整个体系的设计、指标取舍具有科学性，要保证评估系统所用数据的科学性，要保证评估工作逐步开展、稳步发展，不断总结，不断完善。评估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由上级法律援助机构负责，指导下级法律援助机构的评估工作。同时整合各级司法行政、律师、法律服务行业协会的管理资源。各级法律援助机构按照统一的目标任务和评估标准，制定上下统一、科学具体的可行性方案。
（一）、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任务。
制定《关于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体系的指导性意见》。可以根据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需要，将评估指标体系划分为流程公正、办案效率、办案效果三个二级指标。流程公正由受理申请率、复审批准率、不予受审复议率、维持不予受理决定率、违法收费率、拒绝指派率等内容构成；办案效率指标由法定期限内受理率、特殊情况先予受理率、年人均结案数等内容构成；办案效果指标由受援人上诉率、受援人申诉率、受援人信访率、诉前调解率、诉中调解率等内容构成。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可根据实际增加或者减少三级指标内容，也可以根据案件的类别，将评估指标体系划分为刑事援助案件、民事援助案件、行政援助案件、非诉讼援助案件四个二级指标。刑事援助案件由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率、申请率、申请受理率、会见次数、受援人拒绝辩护率、新证据调查、法院采用新证据、辩护意见采纳、受援人满意度、受援人上诉率、抗诉率、未成年人案件主动提前介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帮助教育效果、法律文书质量等内容构成。民事援助案件由法律援助工作站初审与援助中心复审程序公正、审请受理指派程序公正、特殊情况先予受理、不予受理决定复议率、复议维持率、农民工等特殊群体免予审查经济困难程度、调查证据采信率、意见采纳、案件胜诉率、诉前调解率、诉中调解率、案件（履行）执行到位率、受援人上诉率、受援人申请再审率、受援人满意度、案件卷宗质量（包括法律文书质量）、接受异地协作等内容构成。行政诉讼由案情研究、决定受理率、受行政干预因素拒绝受理率、拒绝受理复议率、复议维持率、附带行政赔偿调解率、维持行政行为率、判决撤销、部分撤销行政行为率、受援人上诉率、申请再审率、获得国家赔偿率等内容构成。非诉讼案件由咨询接待台帐、接待笔录、一次性告知书、首问负责制、代书审查、诉前调解、人民调解、非诉案件卷宗统一标准、受援人满意度、调解案件履行率、重新起诉率等内容构成。咨询和代书均应纳入评估范畴，提供咨询意见、代书诉状设定诉讼请求等非诉业务决定受援人对合法权益的取舍。咨询和代书的评估质量应当通过咨询台帐、首问负责制度、一次性告知制度、律师值班制度、接待笔录、非诉案件档案评比、非诉风险告知制度等内容来评估服务质量。
评估实行信息化管理，评估指标的数据采集、整理、传输和指数编制由计算机自动完成和实时更新，避免和减少人为因素对评估的干扰。评估计算机管理软件由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统一开发。应评估目的多元化的要求，采用模块化的指标设计方法，除对办案质量进行综合评估外，通过评估指标、评估指数的转换和组合，实现对案件办理各环节、各类别的评估，以及对援助工作者个人办案质量的评估。建立和完善与法律援助工作发展和管理需要相适应的统计制度．统一统计指标的名称、统计口径、统计时间、计算方法和计量单位。
（二）、省市两级法律援助机构的任务。
建立案件质量考评机制。制定全省、全市《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办法》和《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目标考核标准》。
成立专门的案件质量评估机构、安排专业人员。因各级法律援助机构既承担管理职能又承担服务职能，案件质量评估机构应该独立于法律援助机构，也可以与司法行政其他管理系统进行整合，依托省市两级行业协会和司法行政单位现有的监督管理机构进行质量评估，扩大监管职能，如法规处、法规科等机构，完全可以将法律援助案件纳入统一管理、考核、评估。
有效控制办案质量，整合司法行政和法律行业协会的资源进行管理。法律援助机构与司法行政部门、律师协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联合制定各省、市《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细则》、《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细则》，将法律援助办案质量明确为年度考核内容，法律援助案件服务质量决定执业人员年度考核、人员异动、职称评定、评先评优；将案件质量纳入司法行政、法律行业对从业人员的奖励处罚范围；建立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援助律师年度考核执业终身档案，将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考评纳入档案管理内容。
（三）、区县法律援助机构的任务
成立案件质量自评专门小组，由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各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主任三类人员组成，负责对所有案件全程跟踪，全程监测。
法律援助的问题篇5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的通知》（[2003]94号）精神，充分发挥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的职能作用，运用法律手段切实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以及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统一思想，充分认识为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的重要性
运用法律手段预防和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事关建筑市场的健康发展，事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充分保障，事关社会稳定的大局。各级司法和建设行政机关要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高度，统一思想，提高认识，高度重视，采取措施切实抓好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工作，努力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广大农民工合法权益，帮助建筑业企业建立责权明确、科学规范的长效管理机制，协助政府有关部门采取有针对性法律手段，加强对建筑市场的监管，切实解决各类纠纷，维护社会稳定。
二、支持、引导法律服务机构及人员为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服务
司法行政机关要引导和发动法律服务人员，积极参与建设领域纠纷当事人之间的非诉讼协商、调解活动，使拖欠工程款问题尽可能通过非诉讼方式得到妥善解决。对确需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的案件，鼓励和支持律师接受农民工委托，其参加诉讼或与相关单位进行协商、达成和解；对于经济确有困难又达不到法律援助条件的农民工，可以适当减少或免除律师费。法律服务机构应对此类案件建立质量监督机制，在受理、办理、结案等环节建立案件质量的量化标准，完善监督检查措施，确保办案质量。对群体性农民工案件及其他重大、疑难案件要建立集体讨论制度。司法行政机关对法律服务机构农民工案件，要加强管理，跟踪指导，采取收集各方反馈意见、出庭旁听、抽查卷宗、检查评比等办法，努力保证农民工都能得到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要引导法律服务机构及人员积极为建筑业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倡导建筑业企业聘请律师担任法律顾问，参与到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为企业签订合同、重大决策等事项提供法律咨询，出具法律意见，促进企业依法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当企业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应及时提出合理有效的应对措施，最大限度减少企业的损失，并企业与相关部门进行沟通、磋商或参加诉讼，保障企业的正当权益不受侵害。帮助企业建立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严格企业工程合同、农民工劳务合同及其它各类合同的依法订立、审查、履行、监管、备案、登记制度，根据实际情况，推行合同公证制度；帮助企业探索并建立各种担保和保险机制，完善业主的工程款支付担保，建立建筑业企业的履约责任险和保修保险，引导施工企业与建设单位就拖欠工程款制定还款计划，并进行公证，保障建筑业企业能够及时收回工程款。
要积极引导法律服务机构及人员为政府依法行政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利用专业优势，为政府决策提供法律意见和建议，协助相关部门通过采取切实有效的法律手段，加强对建筑市场的监管，保障市场经济秩序的健康发展。引导法律服务机构积极开展面向建设领域广大业主、建筑业企业和农民工的法律宣传活动，通过宣传《建筑法》、《劳动法》、《合同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广大业主、建筑业企业增强守法意识，自觉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也使广大农民工了解自己的合法权益，增强维权意识。
三、法律援助机构要积极为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援助
各地法律援助机构要通过采取各项措施，保障农民工及时获得法律援助。要提高法律援助工作的便民化程度，依托城市社区、乡镇街道司法所，或者通过与当地建设、劳动与社会保障等行政部门联合成立法律援助工作站，保证农民工就近快捷地申请和获得法律援助。应加强日常管理，严格值班制度，在农民工较集中的地区，可实行双休日值班制度；在有条件的地方设立农民工接待室，指定专人负责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的接待工作；建立绿色通道，优先接待群体性案件的农民工和因工致残的农民工。对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的审查，要简化程序，快速办理。对于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要尽快办理有关手续并指派法律服务人员；对申请事项不属于法律援助范围的，应指引申请人去相关
机构处理，不得推诿；对确因情况特殊无法提供身份证明或者经济困难证明的农民工，有事实证明为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需要法律帮助，情况紧急，不及时处理有可能引发严重事件，或者遇到即将超过仲裁时效或诉讼时效的，或者属于涉及人数众多的群体性案件，法律援助机构可暂不进行经济困难条件审查，及时受理并先行指派法律服务人员提供法律援助，允许受援人事后补交有关证明材料，保证农民工获得及时的法律援助。
各地法律援助机构要加大工作力度，完善工作机制，积极为法律援助事业争取专项经费和社会支持，促进和保障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开展。法律援助机构要加强对《法律援助条例》的宣传，使农民工了解法律援助的对象、条件、范围和申请程序，提高他们运用法律手段进行维权的意识和能力，在农民工较为集中的地区，要定期或者不定期组织开展法律咨询活动，解答农民工提出的法律问题。要争取社会支持，加强与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社会团体和组织的合作和协商，发挥他们在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方面的行业优势。开展法律援助志愿者活动，鼓励社会力量为经济困难的农民工提供帮助。要建立农民工法律援助统计和信息报告制度，定期对本地区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并及时报送上级司法行政机关和同级党委政府，为上级机关统一部署、协调解决农民工问题提供决策依据。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要积极为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提供资金支持。
法律援助的问题篇6
关键词法律援助贫困地区弱势群体
中图分类号：D926-5文献标识码：a
1湘西贫困地区法律援助的现状
法律援助是一项扶助贫弱、保障社会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社会公益事业，也是我国实践依法治国方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党中央、国务院对法律援助工作十分重视，国家“十五”计划纲要将“建立法律援助体系”确定为“十五”社会发展目标。
我国湘西自治州地处三湘大地的西北部，多高山丘陵，道路狭窄，交通闭塞，经济十分落后。作为湖南典型的贫困地区和主要少数民族聚居区，法律援助工作长期相对滞后，困难群众打不起官司或打官司难已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一个社会问题。我们课题组选择湘西贫困地区龙山、凤凰、古丈等地作为我们调查对象。通过我们课题组实地调查，发现湘西贫困地区法律援助存在许多问题：
1.1群众法律常识匮乏，维权意识淡薄
在调研过程中，当侵权事实发生后，不少农民不知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也不懂得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不知道向哪里求助。求助时又担心耗时费力，最终基本上选择“私了”或者不了了之。
打官司成本太高。首先从时间上看，由于打官司有严格的司法程序，这些自然要耗费时间成本。而作为贫困地区的农民，他们不愿花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在打官司上面；其次，从金钱上看，打官司所花费的费用是惊人的，贫困地区农民更是承受不了。诉讼成本太高已是当前中国基层司法现状一个不争的事实。
农民选择解决纠纷最主要的途径是寻求村干部帮助，村干部成为农民最信任的“裁判官”，村干部裁断成为农村最主要的解决纠纷的方式。诚然，村干部裁断解决不少农村纠纷，对维护社会稳定起着很大作用。但是，村干部、农民懂法甚少，有些村干部裁断甚至违反法律规定，农民合法权益难以保障。
1.2法律援助宣传不到位，农民知晓率低
长期以来，我国的法律援助宣传不到位，流于形式，没有深入农村，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面向困难群众进行法律援助的宣传教育。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求多元化，农村地区农民之间的纠纷也随之增加。困难农民对法律援助的需求十分迫切。然而，由于法律援助宣传没有深入农村，导致大多数贫困农民不知道有法律援助这一维权形式。
1.3法律援助经费短缺
国务院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第3条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应采取人民政府财政拨款为主，社会捐助为辅的模式。由于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法律援助最低资金保障制度，许多地区法律援助经费也没有纳入当地政府财政预算，而最需要法律援助的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政府甚至没有投入。湘西作为贫困地区法律援助经费十分短缺。法律援助资金严重短缺不仅直接影响到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而且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也难以保障。
1.4法律援助门槛过高，覆盖面窄
目前我国现行的法律援助存在门槛过高、覆盖面窄的问题：
（1）法律援助的内容存在局限性，没有将减免、缓交法院的诉讼费用纳入法律援助的范围。我国现行法律援助的内容是对诉讼和非诉讼领域中，因经济困难的公民和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免费提供法律服务。我国现行法律援助内容侧重于法律服务收费上的援助，缺乏对法院诉讼费用援助的规定，具有局限性，不利于受援人权益的全面充分保护和法律援助的全面顺利实施。
（2）法律援助诉讼案件的范围存在局限性。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现行法律援助案件的范围仅包括民事、行政案件的一小部分和刑事诉讼案件的和辩护。但是并非所有的民事行政事项都能获得法律援助，能够得到援助的仍然只是其中的很小部分。这就使农村贫困地区经济困难群体得不到法律援助。
（3）法律援助对象存在局限性。湘西州对《法律援助条例》实施进行补充说明，对符合法律援助人员的范围作出了规定，仅限于“吃低保”的家庭。这样将许多贫困地区因经济困难而打不起官司的人排除在法律援助之外。
2湘西贫困地区推广法律援助途径
2.1加强农村的法制宣传教育
在湘西贫困地区推广法律援助这项政府惠民之举，首先必须在农村贫困地区加强法制宣传教育，采用通俗、准确、实用、有效的宣传方式，让农村贫困地区农民掌握一些法律常识，提高他们法律素养和维权意识，当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学会寻求法律途径维护自己权益。尤其加大法律援助事业的宣传力度，使法律援助事业深入农村、深入农民，帮助贫困地区农民了解法律援助的适用条件和范围，当符合法律援助条件时，积极寻求法律援助途径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
2.2尽快建立法律援助最低经费保障制度
法律援助事业要想取得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尽快建立法律援助经费最低保障制度，通过立法和制度建设，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各级政府财政预算，确保法律援助经费主渠道的稳定性、可靠性。当地方政府财政困难，不能确保法律援助最低经费拨款时，上级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应按照当地最低经费标准，给予财政经费上的扶持，使贫困地区的受援对象也能享有法律援助的权利和最低财政资金的保障。
2.3加强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队伍建设
（1）加强法律援助机构建设。要彻底改变农村贫困地区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服务人员不足的现状。在湘西农村贫困地区普遍建立法律援助机构和配备法律援助队伍。为了解除这些贫困地区法律援助机构后顾之忧和生存问题，应将法律援助机构完全纳入政府行政系列，实行财政全额拨款。
（2）加强法律援助队伍建设。改善和提高湘西农村贫困地区法律援助工作者的工资、福利待遇，将其编制纳入公务员系列，以吸引更多的人加入专职法律援助队伍。同时大力发展具有一定法律专业知识的公民、教育工作者、科研工作者、政法机关离退休人员、法律专业的学生成为法律援助志愿人员，充分发挥他们拥有的专业法律知识的资源优势为受援者提供诉讼与非诉讼法律服务，补充法律援助队伍的不足。
2.4降低法律援助门槛，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
法律援助门槛过高，导致社会侵权事件得不到及时制止，还会引发矛盾激化，产生社会不安定因素。鉴于这些原因，法律援助中心可以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推动放宽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促进法律援助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适应困难群众的法律援助需求，将就业、就医、就学、劳动报酬、社会保障等与民生问题紧密相关的事项，纳入法律援助补充事项范围，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采用特事特办的原则和破格的方式，为民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帮助，使更多的困难群众获得法律帮助。例如，尽管房屋纠纷不属于援助范围，一旦孤寡老人被人侵占房产，需要法律援助时，法律援助中心就应该派出律师为其维权。还有未成年人申请法律援助的，不须审查经济状况一律受理；老年人、残疾人、军属，以及无收入的服刑人员，也最好不受“低保”限制，能获得相应的法律援助。
2.5将法律援助纳入湘西地区社会保障体系
法律援助属于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社会救助。社会救助是社会保障体系中最为基本的制度，是保障社会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当前，当地法律援助与社会保障处于各自推进状态，缺乏衔接互动。近年来，吉首市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随着法律援助工作的推进，社会保障将面对更为广大的社会群体，将会遇到更为复杂的问题。法律援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最终责任主体是政府。因此，将法律援助纳入湘西地区社会保障体系，并继续加强相关问题的研究，以完善法治政府职责将会推进湘西法律援助的建设，推进民族地区社会的和谐稳定。
3湘西贫困地区推广法律援助的意义
法律援助制度是人类法制文明和法律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国家经济、社会文明进步和法治观念增强的结果。用法律的手段帮助人民群众解决诉讼难的问题，是促进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在湘西贫困地区推广法律援助，对公民个人、社会和国家都有重大意义。
3.1对公民而言
法律援助对于公民的意义，不仅在于维护“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而且法律援助也是社会公平、正义得以落实的有力保障。法律援助切实保障了弱势群体依法享有的合法权利。
3.2对社会而言
法律援助是社会走向文明与法治的标志之一，是现实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一方面，通过向那些处于经济困难境地的公民提供法律帮助，以制度化的形式对法律资源进行再分配，保障处于劣势的弱势群体平等地行使诉讼权利，提高法律的公正性。另一方面，法律援助制度是保持社会安定有序的客观需要。法律援助工作者通过参与处理涉法涉诉，案件，侵害弱势群体利益的群体性案件，能够及时解决纠纷。有效化解矛盾。
3.3对国家而言
法律援助是法律界的“希望工程”，也是举国上下的“民心工程”。它是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利保障，也是巩固国家政权的基础工程。
在湘西农村贫困地区推广法律援助服务，对于湘西农村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幸福有着重大意义。
（指导老师：尹长海）
参考文献
[1]赵兴宏，李玮.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及其法律援助[J].社会科学辑刊，2005（4）：63-67.
[2]刘晓岚.国外法律援助的经验与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106-108.
[3]刘根菊.法律援助制度的几个问题[J].政法论坛，2001（1）：10-16.
[4]于朝霞.法律援助面临的问题与对策[J].长白学刊，2008（1）：74-78.
法律援助的问题篇7
法律援助是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无偿法律服务，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为经济困难公民提供法律援助，解决他们打官司难的问题，是贯彻党的精神的重要举措，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法律赋予公民基本权利的切实保障，有利于落实“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法治目标的实现，有利于维护改革、发展和稳定大局。
要切实维护经济困难公民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法制建设进程的加快，使越来越多的社会关系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公民对法律服务的需求日趋增加。但由于诉讼制度的改革和法律服务的有偿性，部分经济困难的公民因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而不能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无法有效地参与诉讼及其他争议解决机制，难以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条例》赋予了公民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采取切实措施确保符合条件的公民都能得到法律援助。
要坚持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的原则。《条例》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各级政府要切实履行这一法定职责，把法律援助工作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予以统筹安排，将法律援助机构建设作为政府为民办实事的项目，力争用2－3年的时间，把全市10个法律援助中心都建成规范化法律援助机构。
要坚持法律援助无偿服务的属性。所有法律援助机构均不得从事有偿法律服务或变相创收活动，有关社会组织利用自身人力和财力资源为经济困难公民提供法律援助时，也必须严格遵守无偿服务的规定。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人员，要遵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不得收取受援人的任何财物。
二、大力加强法律援助保障机制建设，为法律援助活动广泛开展提供必要的条件
法律援助是一项无偿的社会服务事业，需要一定的物力和人力支持。目前，法律援助机构不规范、专职人员偏少、法律援助经费不足等问题，已成为影响全市法律援助工作深入开展的突出问题。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应根据法律援助工作的实际需要，确定法律援助机构。要加强法律援助机构办公和接待场所建设，以方便群众的来访和候谈以及残疾人的出入。要将法律援助经费列入本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并根据实际需要和经济发展逐步增加投入，以确保法律援助事业与本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市司法局与财政局要根据我市各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补贴标准；要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公民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捐助，探索建立法律援助资金筹措的社会化、经常化机制，充分利用社会财力，支持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要加强对法律援助资金的管理，保证法律援助经费专款专用和办案补贴及时落实到位。任何部门和单位都不得截留、挪用、挤占法律援助经费。
三、强化法律援助工作监督管理，确保法律援助活动规范运行
法律援助事关党和政府的形象。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切实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加强法律援助人员政治业务素质建设，不断强化他们的群众意识、服务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和敬业精神。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必须切实履行职责，积极探索便民利民的有效形式，方便公民申请法律援助。要加强案件办理情况的督查，建立统一的服务标准，市县级司法局都要建立法律援助案件专家指导组，强化法律援助案件的指导和评估，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办好法律援助案件。建立以律师为主体的法律援助服务队伍，提高法律援助工作的专业化水平。要切实做好法律援助事务公开公示工作，自觉接受社会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对法律援助机构及工作人员借法律援助名义从事有偿法律服务、律师事务所拒绝提供法律援助或律师不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行为，要依照《条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要鼓励和支持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的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的问题篇8
摘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构建“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健全的法律制度能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法制保障。在实践中，由于法律意识淡薄，客观物质因素等制约，农民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充分保护，广大农民群众无疑成为法律维权上的弱势群体，由此而引发的社会问题必然阻碍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进程，影响到整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法律援助是一项扶助贫弱，保障社会群体合法权益的公益事业，对于农民群众合法权益的保护能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在农村实施并健全法律援助制度，有助于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关键词：法律援助 新农村 农民 维护
前 言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长期奋斗目标，要树立统筹协调、长期奋斗的思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农村和谐社会建设是重点、难点，也是关键【1】。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离不开稳定健全的法治环境，而法律援助制度能够为农民这一法律维权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服务，这对于防止农民因维权产生的社会矛盾，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健康发展至关重要。推进农村法律援助事业，有助于服务新农村建设。
一、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现状
加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促进农村的和谐稳定，对于法律工作者来说，是神圣的使命，必须做好做实【2】。近年来，东昌府区法律援助中心为切实保护好农民的合法利益，为农民提供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实施了一系列针对农民的便民措施。
首先，在辖区各乡镇成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并且于今年成立了“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法律援助工作站”。在法律援助的覆盖体系上，力求不留法律援助空白点、真空区，避免了农民群众寻求法律援助时求助无门的情况。
其次，在涉及农民的法律援助案件审批、受理、办理上，一律予以开通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在进行法律援助过程中做到降低门槛，简化援助案件审批程序，努力做到应援尽援。在接待当事人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做到了真心、热心、耐心，使受援农民群众不仅在法律上得到援助而且在心灵上得到温暖。
另外，加大农村法律援助知识的普及宣传。东昌府区法律援助中心利用多种渠道，多种方式下乡镇，进农村进行法律援助知识宣传，在农村大力普及了法律援助知识，提高了农民群众的法律援助知晓度。
通过以上一系列措施，东昌府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得到及时有效的维护。
二、农村法律援助工作存在的困难
尽管东昌府区法律援助中心采取多种措施推进农村法律援助事业发展，但在农村法律援助工作开展中仍然存在一定的困难和问题。
第一，法律援助宣传力度不够。尽管已经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律援助普法宣传，但是长期形成的传统法制观念以及文化程度的有限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群众知法用法。农民群众的法律援助知晓度和理解程度仍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第二，农村法律援助经费短缺，影响到法律援助工作开展。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农村法律援助经费紧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质量。同时也无法对基层法律援助工作者进行培训调研等提高基层法律援助工作者的专业素质。
第三，援助案件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在农村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中，一部分援助案件能够做到‘辩护规范，卷宗规范。相当一部分农村法律援助案件的词，辩护词比较简单，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合法权益的维护。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问题既与主观因素有关。也与客观因素有关。
第三，加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推进新农村建设
确切落实农村广大群众真正树立起依法办事，关注社会中存在的弱势群体，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法律援助范围，则需加强农村法律援助建设，把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纳入一个法制化轨道，解决新形势下依法援助的问题，应是农村法律援助的根本途径【3】。应从以下几点做好农村法律援助工作。
首先，加大宣传力度，扩大法律援助知晓率
知法才能用法，只有切实保障广大农民群众对法律援助的知晓度，法律援助工作才能服务于农村建设。结合“3·15”、“12·4”等维权日、法律宣传日等活动开展大型法律援助主题宣传活动，促使全社会了解法律援助制度及其对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意义，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灵活采用多种宣传手段，利用农民群众赶大集的时机送法下乡镇，进农村；向农民发放《法律援助制度》等宣传资料，并设立咨询台，由法律援助工作人员进行现场案例分析，疑难问题解答等。同时在农村墙壁上粉写法律援助标语，悬挂法律援助宣传牌等，让更多农民群众了解法律援助，在受到不法侵害时懂得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其次，加强农村法律援助规范化建设，提高援助案件质量。
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是法律援助工作的生命线，不能因为法律援助是无偿法律服务而降低质量【4】。提高法律援助工作质量关键在于法律援助工作的规范化建设。首先是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的规范化建设，其次是援助案件的规范化办理。既要从案件审批、受理能程序上进行规范化建设，又要从询问笔录、词辩护词书写等实体问题上进行规范。建立案件回访制度，及时对受援人进行案件回访，以监督案件的办理情况，农民权益的保障情况等。卷宗的规范化管理同样是规范化建设中重要的一环，结案案件卷宗装订按照统一顺序、统一手续，统一归档保存。卷宗的规范化管理有助于援助案件的统计，疑难案件的研究。采取多种举措提高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进而提高农民群众对法律援助工作的满意度。
再次，加大财政投入，社会支持，法律援助工作向农村倾斜。
财政经费的短缺是制约法律援助工作尤其是农村法律援助工作开展的瓶颈。争取地方财政对法律援助的经费投入，保障法律援助事业发展的需要，提高法律援助案件的办案补贴，使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办理援助案件无后顾之忧。在争取法律援助经费的同时也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到农村法律援助工作中来。我国农村法律援助工作量大而艰巨，仅靠政府财政拨款进行农村法律援助工作是不现实的，必须动员社会力量推动农村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一方面发挥社会律师的法律援助作用，明确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是社会律师的一项义务；另一方面壮大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动员各种社会力量推动农村法律援助事业发展。
最后。加强学习，提高法律援助工作者业务素质
作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开展主体的基层法律援助工作者的素质高低直接决定着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情况。一方面，从主观上加强法律援助工作者的责任感，基层法律援助工作者应意识到法律援助工作对于农民利益保障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主观上意识到才能在工作上重视法律援助，最大限度地维护农民群众利益。另一方面，要加强法律援助工作者的业务学习，组织业务培训吗，过硬的专业素质才能保障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质量。
结 语
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而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对于维护农民群众合法利益，制裁违法行为起到积极作用。搞好农村法律援助工作，能够做大限度地减少农村不和谐。不稳定因素，存进农村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推进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能够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进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发展。
参考文献:
[1]《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实践与思考》潘岳松 《党的十六大以来理论研究文集》第83页；
法律援助的问题篇9
法律援助制度自五百年前在苏格兰王国萌芽，特别是20世纪40年代在欧美掀起热潮，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尺。目前，世界上已经有140多个国家建立了以诉讼法律援助为基础，涵盖非诉讼法律服务领域的现代法律援助制度。【1】作为一项全球性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制度，法律援助也被纳入世界人权制度之中，成为维护社会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最重要法律武器。反观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法律援助长期未纳入国家救济体系之中，20世纪90年代初才初现端倪。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飞跃发展，贫富差距日渐拉大，社会弱势群体也空前增多，如何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成为我们社会不得不面临的重大问题，尤其是基层政府，受资金财政、人力物力、思想观念等制约，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保护更迫在眉睫。
一、法律援助与法律援助制度
法律援助始于西方，最初是由一些私人律师和宗教团体及慈善机构等民间组织自发地位穷人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的慈善和道义行为。【2】它源自民间的社会道义，后来发展为一项国家责任，即建立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救助制度。对于法律援助的内涵，众说纷纭，搜索网页不难发现大家普遍认为“法律援助是指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服务机构和法律服务人员，为符合条件的公民提供无偿的法律帮助。”，有的认为“是指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为经济困难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无偿法律服务”。也有的认为“法律援助，是国家以法律化、制度化的形式，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减、免收费的法律服务，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一项法律制度”等等。【3】比较这些观点，其实大同小异，都是强调法律援助是国家通过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对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法律服务，是一项现代社会法律保障制度。
二、基层法律援助现状分析
我国幅员辽阔，辖23个省、4个直辖市、5个自治区、2个特别行政区，各地自然地理、经济文化不同，法律援助开展也不仅相同，尤其是县级地方更是差些万千。截至2003年底，我国各地政府已建法律援助机构2774个，地、市法律援助机构381个，县、区法律援助机构2361个，其余32个为省级法律援助管理机构【4】。现以本人所在的黑龙江省大庆市红岗区为例，对我区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现状和问题进行浅析。
（一）基本概况
红岗区地处大庆油田腹地，东临龙凤区、安达市，南接大同区，北与萨尔图、让胡路两区接壤，面积623平方公里，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区。全区辖5个街道和1个镇。总人口17.4万人。
全区共有法律援助机构5个。其中，法律援助中心1个，即红岗区法律援助中心；公证处1家，即红岗公证处；律师事务所1家，即红岗律师事务所，为国资所；法律服务所2家，即解放法律服务所和红岗法律服务所；全区共有法律服务从业人员19人。
红岗法律援助中心编制3人，在编1人，加上主管领导共3人（不占法律援助中心的编制），平均年龄约35岁，党员1人；其中硕士1名，本科2名。下辖法律援助工作站10个，其中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6个，即解放街道、红岗街道、八百垧街道、杏南街道、创业街道和杏树岗镇法律援助工作站，在编人员12人，平均年龄约33岁，党员10人。其中，本科学历11人，大专学历1人。延伸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4个，即老龄委、残联、妇联、教育局法律援助工作站。
（二）工作现状
自2000年以来，红岗区法律援助中心共办结各类法律援助案件155件，解答法律咨询2645人次。其中，仅2008年，红岗区法律援助工作中心利用辖区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等，开展“法律进企业”、“法律大集”、“法律服务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法律援助在你身边”等宣传活动10余次，印发《法律援助条例》等资料1000余份，为群众解答法律疑难130余个；在区政府网站报纸刊发信息报道55期，在市政府、市司法局网站报纸刊发6期。全年接受当事人申请56件，审查批准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26件，受援人数40人；“148”法律服务专线电话为广大市民解答法律咨询394人次，接待来访49人次。
（三）特点分析
通过分析红岗区法律援助工作开展情况，不难发现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法援案件稳步增长。自2000年以来，法律援助案件申请与办结都呈逐年递增趋势，特别是2005年以后该区法律援助案件增幅较大，法律援助工作有明显提升。见图表一：二是法援案件民多刑少。从红岗区法律援助案件性质分析来看，民事法律援助占据85%以上，刑事案件所占比例较小，法律援助呈现民事主体化。见图表二：
图表二：2005年—2008年红岗区办结民刑法律援助案件一览表
年份刑事（件）比例（%）民事（件）比例（%）合计（件）
200500%13100%13
200615%1995%20
2007312%2288%25
2008310.3%2689.7%29
三是法援对象明确稳定。从2005-2008年的法律援助对象统计来看，受援人数117人。其中，残疾人8人，占受援人总数的6.84%；老年人40人，占受援人总数的34.19%；农民工25人，占受援人总数的21.37%；未成年人9人，占受援人总数的7.70%；妇女4人，占受援人总数的3.42%；农民等一般贫困者31人，占受援人总数的26.48%，整体较稳定。见图表三：
三、基层法律援助问题剖析
从上不难分析，红岗区作为地方基层，法律援助工作开展过程中面临很大的难题，也真实反映了我国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的现状，工作开展困难，阻力压力较大，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法律援助力量单薄。红岗区法律援助从业人员人数较少，力量薄弱。全区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10人，还不足全区人口的0.06%。其中律师3名，大部分法律援助案件由为数不多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来承担，不堪重负，压力大，法律援助工作质量很难得到有效保障。纵观全国，以2002年我国基于立法测算数据来看，社会对诉讼法律援助案件的总需求量至少为74万件，而2003年实际办结法律援助案件16.64万件，差口巨大，庞大的法律援助需求与有限的法律援助力量之间矛盾突出。
二是经费保障到位较难。根据我们2002年基于立法需要所做的测算，社会对诉讼法律援助案件的总需求量至少74万件，平均每案补贴1000—1500元计算，74万件法律援助案件总计需7亿—11亿元的经费支持。【5】以红岗为例，仅08年26起法律援助案件办案补贴可达3.9万元（注：以上标注为02年的，考虑消费水平提高、物价上涨因素，实际法援补贴额还要大），加上法律援助经费黑龙江标准4万元以上，地方基层法律援助机构负荷较大。红岗区受地方财政紧张等因素制约，法律援助经费较少，深入开展法律援助工作难度较大。特别是法律援助补贴一直不到位，市区两级法律援助补贴缺位，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办案“贴钱”现象时有发生，导致基层法律服务所办案积极性不高，法律援助还不能完全满足全区的需要。
三是法援受案范围较窄。红岗区法律援助受案范围一直集中于农民工、残疾人、未成年等少数社会弱势群体，受案范围较窄，门槛较高，特别是基层法律援助受财政资金制约较大，大量需要法律援助的社会弱势群体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法律援助。而《公民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在‘司法利益有此要求’时，被指控有罪的人有权利获得指定的法律帮助，而且在他没有足够能力时不必支付费用”【6】，我国作为该《公约》的缔约国，《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的范围过窄，地方扩大适用范围的也难以达到《公约》的最低标准。
四是社会力量关注不够。法律援助工作是社会工作，但红岗区法律援助工作集中在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法律专业人员上，社会关注、社会参与、社会救助还远远不够，社会弱势群体利益被忽视，难以得到全社会法律帮助。根据相关资料，我国县级地方和西部地区法律援助工作经费、人力等明显不足，西部不少地区甚至没有专职法律援助人员，正常开展法律援助活动都困难，也从侧面上反映了社会对法律援助认识不够、重视不足，社会力量参与法律援助工作远远不够。
五是法援工作站效果不佳。尽管红岗区建立一套区法援中心、法律援助工作站两级体系，但实际工作中，受政府编制、体制等因素制约，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与基层司法所、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三块牌子一套人马”，职能过多，人员较少，工作量大，且专门法律人才往往很难配置到基层法援工作站，法援工作站难以发挥应有作用。县级等基层法律援助力量薄弱是个老大难问题，如2003年我国还有超过1/5县级地方没有法律援助机构，不少法律援助机构与其他行政科室合署办公，人员和经费由司法行政机关调剂等。
四、解决基层法律援助工作问题的几点对策
通过分析红岗区法律援助基本情况与问题，我们在问题中找到了解决办法，在发展中看到喜人前景，总结经验，再接再厉，剖析问题，对症下药，通过双管齐下，提升基层法律援助质量，尽可能实现应援尽援。
（一）经验总结
客观来看，红岗区存在在人员少、经费少、案件少的问题，但从整体上看，法援工作逐年稳步推进，法律援助案件稳步攀升，分析其中原因，不难得出：
一是责任落实是保障。尽管红岗区法律援助工作人员较少，律师和法律服务工作者力量严重不足，但法律援助相关人员都能强化法律援助为民责任，切实将法律援助工作作为自己本职工作，抓好落实，办好案件。
二是思路创新是动力。近年来，红岗区法律援助中心立足区情，不断创新思路，通过对法律援助案件合理分流，提高法律援助受案质量；开辟农民工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大大提高了法律援助办案效率。
三是宣传到位是前提。红岗区法律援助工作不断拓宽宣传渠道，活化宣传方式，辟建司法局网站，特别是将法律援助宣传纳入我区的“法律广场”、“法律大集”等活动之中，形成了普法宣传与法援宣传相互融合的局面。同时，实践中还将“148”法律热线解答咨询与法律援助自我宣传相结合，提升法律援助宣传覆盖面。
四是奉献自我是源泉。红岗律师事务所为国资所，人员少，承担区、镇两级政府大量案件的，任务重却积极承担大量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特别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面对自身生存与发展保障难题，奉献意识较强，克服行业竞争生存压力，为我区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提供基本保障。
（二）对策与建议
法律援助直接面向社会弱势群体，可谓“一头牵着百姓疾苦，一头系着政府关爱”，是政府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也是政府维护社会弱者合法权益最基本手段，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起到举重轻重作用。今后，如何抓住问题对症下药，挖掘根源苦下功夫，确保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稳步持续深入开展，我个人建议：
（一）强化职责，实现法援投入制度化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基本职责，由政府财政负担，其投入到位与否直接决定着法律援助工作的命运。从目前看，地方法援财政资金投入远远不能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需求，法律援助工作力不从心情况短期内还很难改变。这就要求各地政府高度重视，从投入入手，重点围绕人、财、物三方面做文章。
一是加大人力投入。要严格按照省市有关文件精神，落实好法律援助人员编制问题，实现人、岗、编制度化，防止人编分离、一人多岗的现象发生。根据实际，增加基层法律援助编制，出台优惠政策重点引进专业强、素质高的法律人才，配齐配强基层法律援助机构，扩大工作人员队伍，解决地方法律援助人员少、力量薄弱、素质不高等突出问题。
二是加大财力投入。要继续加大政府财政资金的投入，将法律援助资金纳入政府同级财政预算，落实法律援助最低经费保障机制，实现法律援助专项资金、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制度化。同时，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方针，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开展募捐等活动，积极开辟筹措法律援助经费的新渠道。
三是加大物力投入。要在充分保障法律援助经费的前提下，在车辆使用、设施建设等方面向法律援助中心倾斜，加强法律援助硬件建设，将法律援助工作打造成地方司法行政系统“司法为民”窗口，切实使法律援助工作成为一项实实在在的“民心工程”。
（二）多措并举，实现法援体系网络化
法律援助为社会弱势阶层提供法律上应有的基本保障，直接关系着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是政府的一项德政工程，更是一项全社会法律资源合理配置的工程。这就需要多元化力量合力推进、多渠道信息资源掌控，建立起一套高效的法律援助工作网络体系。
一是拓宽法援宣传渠道。要以宣传为突破，特别是县级地方和西部地区，依托法律宣传活动载体，将普遍宣传与个案宣传、日常宣传与集中宣传有机结合起来，强化法律援助宣传报道，普及法律援助知识，使经济困难群众懂得用法律援助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使国家法律援助制度更加深入人心。今后，重点拓宽法律援助宣传渠道，在加强现有报纸、刊物、网络宣传的同时，积极运用广播、电视、流动宣传车等媒体拓宽法援报道渠道，实现法律援助宣传手段的立体化，使更多群众掌握法律援助知识、支持法律援助工作、投身法律援助实践。
二是健全法援机构网络。要以法律援助工作站为重点，梳理疏通基层法律援助人事关系，强化基层法援站点职能，扩大法律援助联络点范围，壮大法律援助队伍，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组织网络建设。今后，基层尤其是西部地区可以将地方公证处、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所、高等法律学校全部纳入法律援助体系，加强司法系统法律援助信息联络。同时，要与财政、劳动和公检法部门加强联系，特别是将法院的司法救助与法律援助结合起来，形成一套全区性法律援助网络体系。
三是强化法援服务力量。要依托现有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律师等法律援助服务人员的同时，可出台优惠政策，吸引更多律所及律师、基层法律服务所及工作者、法律专业性人才流向地方，可将法律援助专职律师纳入公职律师序列，解决基层律师少的难题。同时，培育、引导、鼓励以志愿者为主体的法律援助社会力量，增加法律援助服务人员，凝集力量，形成合力，尽快形成包括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社会志愿者在内的多元化法律援助服务力量。
（三）严格标准，实现法援管理规范化
法律援助要以规范化管理为突破，强化标准，注重细节，加强管理，严格监督，确保基层有限的法律援助资源全部投入到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救助上，提高法律援助工作效率与质量，达到应援尽援的目标。
一是加强队伍管理。要建立健全法律援助服务承诺、限时办结、考核考评、责任追究等管理制度，加强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培训，强化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教育，提升法律援助机构人员队伍管理水平。今后，要以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监督管理为重点，加强对法律援助承办案件跟踪监督，杜绝承办人员办案时敷衍了事、走过场等现象发生，坚决禁止法律援助有偿办案。
二是加强资金管理。要把法律援助资金管理放在重中之重，单独设立帐户，实现法律援助经费专款专用，不截流、不挪用。今后，要建立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经费管理制度，实行审计跟踪，完全实现补贴落实到位、发放到位。
三是加强组织管理。基层地方立足法律援助中心机构，以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为重点，加强法律援助组织机构领导，以管理求效率，全部实现法律援助办案程序化、法律援助工作标准化。今后，尤其县级及西部地区，可根据实际，加强法律援助机构与法制宣传、人民调解、基层法律服务机构联系，互相配合，延伸法律援助工作服务范围。
（四）以民为本，实现法援机构人性化
法律援助为社会弱势阶层提供无偿法律服务，是人道主义在政府法律工作中的重要体现。今后，基层法律援助机构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于民，加大法律援助服务力度，切实将地方法律援助工作打造成一项全区性民心工程。
一是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要在现有法律援助受案范围基础上，结合实际，逐步降低法律援助门槛，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将更多的贫困者纳入法律援助对象之中，享受到有效的法律服务。
法律援助的问题篇10
关键词：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法律援助
1研究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法律援助的意义
中国新闻网2018年10月30日的数据显示：截至到2018年8月底，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97万人。在留守儿童群体中，54.5％为男孩，45.5％为女孩，留守男童多于留守女童。99.4％的农村留守儿童身体健康，但也有0.5％的儿童残疾、0.1％的儿童患病。与2016年数据相比，0至5岁入学前留守儿童占比从33.1％下降至25.5％，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比例从65.3％上升至71.4％[1]。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出农村留守儿童中义务教育阶段儿童比例高、数量庞大。而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年纪小、分辩是非的能力弱，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这一阶段的儿童在成长中如果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就很容易出现世界观偏差、被犯罪分子教唆、受到侵害，甚至是成为刑事犯罪的实施者。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不能给予其良好的教育和保护，造成儿童心理上的自卑和不健康。缺乏情感关怀的儿童在成长中心理脆弱、偏激、敏感。学校作为留守儿童生活的重要环境，本应当承担起留守儿童的心理辅导、家庭调查、成长档案管理等责任。但是，由于我国农村留守儿童聚集的主要地区都处于经济条件较落后的地区。作为农村边远地区的学校大多没有能力为留守望儿童提供心理建设、法律援助的能力。全社会虽然对农村留守儿童给予关注，但毕竟鞭长莫及。城市里的爱心志愿者距离他们太遥远，不能给予及时的帮助。而边远地区的志愿者队伍发展缓慢，也不能够为农村留守儿童提供帮助。因此，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着刑事诉讼问题时，就需要刑事法律援助。研究如何针对农村留守儿童进行刑事法律援助就有着重要意义。
2当前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法律援助中的主要问题
2.1缺乏专业机构与人员
农村留守儿童作为社会的特殊弱势群体，应该有法律援助的专业机构和人员对他们进行刑事法律援助。然而现实情况是农村留守儿童大多聚集在偏远地区为主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在这些地区我国的法律援助体系不够完善，缺乏专业法律援助机构，以及专门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案件经历和经验的法律援助律师。而产生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专项资金的支持[2]。
2.2刑事法律援助大多不能覆盖诉讼全过程
农村留守儿童无论作为刑事犯罪的实施者还是被害者因其年纪小等因素在诉讼的全过程当中都应该给予法律援助，以保护其正当合法权益，以及身心免受二次伤害。但是，当前由于农村留守儿童及其监护人不了解申请法律授助的流程，甚至不知道，因此在案件的侦查与起诉阶段通常没有申请刑事法律援助，援助律师通常是在审判阶段由法院指定律师进行辩护[2]。而在调查取证等环节，涉事儿童没有受到应有的心理保护。
2.3缺乏法律援助的评价机制
当前，对于农村留守儿童的刑事法律援助没有质量评价体制。律师工作繁忙，在面对法院指定的辩护工作时，有时精力投入有限，只做表面工夫，不能够实现高水平的法律援助。
3提高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法律援助的策略
3.1构建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法律援助的专业机构、组建专业援助团队
当前我国针对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拨款和一部分社会援助。解决资金问题是构建团队的前提问题。司法部门应该关注到问题的重要性，申请更多的财政拨款，同时向全社会发起号召成立地区或全国范围内的专项资金，吸纳更多社会捐助。基于此，在农村留守儿童集中的地区进立专业的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法律援助机构并组建专业援助团队，针对涉及留守儿童刑事犯罪的主要问题、儿童身心特点，研究法律援助的具体方案[3]。
3.2简化法律援助手续，建立保护机制
简化法律援助的申请和受理程序,扩大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对于涉案的农村留守儿童,应给予覆盖全过程的法律援助。同时建立对涉案留守儿童的保护机制，免其在案例审理过程中受到二次伤害[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