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篇1
关键词：FDi贸易条件工资外溢技术外溢机理
在当今贸易投资一体化条件下，国际投资扮演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重要的历史角色。FDi具有促进东道国贸易数量的增长、生产要素比例的变化、生产率提高等一系列东道国效应，而这些效应又能对东道国贸易条件和贸易福利产生影响。以往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都是在传统的框架内研究贸易条件的影响因素的，例如穆勒、马歇尔等侧重于从消费角度研究贸易条件，认为一国只要面对相对占优势的世界需求曲线，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会有相对有利的贸易条件，从而就会在贸易利益分配中获得更多的好处；希克斯、巴格瓦蒂等人注重生产对贸易条件的影响，认为一国生产状况的变化会改变该国的贸易条件及其在利益分配中的地位。他们都只考虑到了影响供给的国内因素和影响相对需求的国际因素，而没有考虑到FDi的影响。本文将研究FDi流入并参与贸易商品的生产后对东道国贸易条件的影响因素和机理。
贸易条件的变化与进出口价格、出口数量、劳动生产率等因素有关。我们可以用函数表示为：
tot=f（pX，pm，QX，ZX，Zm）
其中pX为出口价格指数，pm为进口价格指数，QX为出口数量指数，ZX出口商品劳动生产率指数，Zm为进口商品劳动生产率指数。而FDi的流入可以改变东道国出口商品的价格、出口数量及劳动生产率，这些变化又与FDi的动机类型、流入量、产业投向、技术外溢情况有关。故可给出一个FDi影响东道国贸易条件的函数关系式：
tot=f（QFDi，mt，iD，St）
其中QFDi为FDi流入量，mt为FDi动机类型，iD为FDi产业投向，St为FDi技术外溢。
一、FDi影响价格贸易条件的机理
（一）FDi流入数量与东道国价格贸易条件
从国际资本流量的角度分析东道国贸易福利变化的文献比较多。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俄林在《地区间贸易与国际贸易》的修订版中曾简要地分析过货币资本流动对东道国贸易福利的影响。澳大利亚经济学家麦克道格尔（macdougall）在其资本流动效应模型中，得出东道国福利的增长完全是从外资利润中转移而来的结论。但他的模型假定外来投资的多少对贸易条件不产生影响。
本文认为，FDi通过国际收支变动效应间接地影响东道国的贸易条件。首先，外资的流入在短期内会造成国际收支盈余。如果外资不完全转化为额外进口，外资的流入会使东道国贸易条件好转。但从长期看，外资终究代表一种债权或利润索取权，利息、利润、管理费等的流出，要求国际收支的其他项目特别是经常项目处于盈余状态。因此，东道国必须扩大出口，造成出口价格下降，会对一国的贸易条件产生不利影响。
但是，外资的流入会提高东道国的产出，也有可能会降低母国的产出，因为母国的投资由于资本的流出而萎缩。而一国的进口需求是与其国民收入密切相关的，与进口数量密切相关的贸易条件就与FDi流动产生了间接的联系，资本流动通过这条传导途径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其结果主要取决于进出口商品的国内外供求状况和不同国家国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根据俄林的观点，在只有东道国和母国两个国家的条件下，东道国的贸易条件的变化方向取决于两国对母国出口品的边际消费倾向。如果东道国对母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大于母国对该产品的需求弹性，东道国的贸易条件将会恶化。反之，东道国的贸易条件将会好转。这里考虑的FDi流量对贸易条件的影响，主要是指价格贸易条件。如果FDi促进东道国的出口增长，收入贸易条件有可能改善。
（二）FDi的工资效应与东道国价格贸易条件
在东道国，跨国公司的工资水平普遍高于当地企业，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也存在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普遍支付比东道国当地企业高的工资有很多原因。其一，东道国的劳动者在择业时一般都有“本地偏好”，为吸引这些人服务于自己，跨国公司倾向于支付高工资；其二，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通常会带来一些专有技术，为了防止这些技术因雇员离职而泄露、外传，跨国公司往往力求用高薪留住员工，减少雇员离职现象；其三，由于对东道国当地市场的熟悉程度有限，为了将优秀人才不断纳入自身运作体系，跨国公司一般都选择支付高工资；另外，东道国的各种政策或来自母国的压力等其他原因，也有可能迫使跨国公司支付高工资。在一般意义上，跨国公司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会对东道国产生“工资外溢”（wageSpillovers）效应，即推动东道国当地企业的工资提高，并使东道国的总体工资水平提高。但是如果整个经济像阿瑟・刘易斯所说的那样可以从“农村劳动力储备”或城市失业人口组成的大量“劳动力后备军”获得劳动力供给，即在劳动力供给无限的情况下，即使跨国公司保持较高工资，东道国当地企业的工资水平也不会受其影响而趋高。在此我们只考虑一般意义上存在的“工资外溢”。
那么，工资在一国价格贸易条件变动中起什么作用呢？阿瑟・刘易斯（arthurLewis）在《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一书中认为生产要素的贸易条件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商品的价格贸易条件，这里的生产要素专指劳动力。在刘易斯看来，工资水平的差异决定了热带农产品和温带农产品的价格差异，而物价水平差异又决定了价格贸易条件差异。对此，伊曼纽尔（a.emmanuel）持相同看法，即“不是相对价格决定要素的报酬，而是要素的报酬决定价格”。伊曼纽尔甚至认为，“在所有其他情况相等的情况下，工资的不平等是引起不平等交换的唯一原因。”上述“要素报酬决定价格”的论点反映了产品价格形成的事实，工资作为生产要素之一――劳动的报酬，是生产成本的组成部分，在产品价格形成过程中，工资自然具有一定的决定作用。
由于工资差异能够决定物价水平差异进而决定价格贸易条件差异，故从理论上讲，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国工资水平提高会使相应产品的价格提高，如果该产品是出口品，工资水平提高会引起该国出口品价格（pX）上升，由此导致价格贸易条件（nBtt=pX/pm）改善。以此推论，FDi提高东道国工资水平这一效应，将导致东道国出口品的价格上升，价格贸易条件改善。从供给角度看，工资提高意味着劳动力成本提高，如果需求等条件不变，劳动力成本提高将导致一国出口品的供给减少，由此也会带来该国出口品价格提高，价格贸易条件改善。
（三）FDi的产业流向与东道国价格贸易条件变化
根据雷布津斯基定理，如果商品和要素价格不变，在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中，其中一种的数量增加了，而另一种的数量保持不变，那么密集使用前一种生产要素的商品的绝对产量将会增加，而密集使用后一种要素的产品的绝对量会减少。
在两个国家、两种产品、两种要素模型（2×2×2模型）框架中，假定商品价格和要素价格不变，技术水平不变，就意味着两种产品要素投入比例K/L不变，要保持两个行业的要素投入比例不变，就必须在两个行业间调整资本和劳动的存量。
当资本K增加时，假定所有新增加的K全部投入资本密集行业，为了保持该行业原有的K/L，就必须从劳动密集行业转移一定量的劳动来配合新增资本K。只要资本K继续增加，就会不断地把生产要素由劳动密集行业转移到资本密集行业。生产要素存量调整的结果必然是扩大了资本密集型行业的生产，缩小了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生产，进一步提高了专业化的程度。由于资本的增加，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绝对量就会增加。如果资本密集型产品是该国的优势出口产品，随着资本K的增加，产品的相对优势也会随着增加，出口量会随之扩大，而进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下降，进口增加，因此资本密集型商品的出口价格会下降，而劳动密集型商品的进口价格会上升，在这种出口扩张型增长的情况下东道国的价格贸易条件恶化。如果出口的是劳动密集型商品，进口的是资本密集型商品，那么资本K的增加会减少资本密集型商品的进口，进口价格下降，在这种进口替代型增长的情况下该国价格贸易条件改善。我们由此得出以下推论：
推论1：如果要素投入比率K/L不变，以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为主的发展中国家，FDi的流入将改善价格贸易条件；如果东道国的原有出口产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FDi的流入会使价格贸易条件恶化。如果FDi的流入使东道国的K/L发生变化，那么上述结论将不能成立。
上述推论在现实中是存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利用外资过程中，过度扩张其比较优势行业，出口扩张，改变了国际市场的供求状态，造成出口价格下降，引起贸易条件恶化。
推论2：如果FDi大量投入各国的相同产业，将会引起同类行业出口产品的恶性竞争，出口价格下降，贸易条件恶化，还会引起贸易战和保护主义泛滥。
从世界范围看，如果FDi流入的产业所生产出口的产品与其他国家的产品处于竞争关系，那么这种出口导向型的FDi流入越多，同类产品出口增长越快，与国外产品的竞争就越激烈。尤其在价格竞争导向战略下，更容易引起贸易战，使得贸易福利下降。
（四）FDi的进口需求、跨国公司的转移价格与东道国贸易条件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本国进口品的需求增加，会使进口品价格（pm）相对提高，从而使本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FDi在东道国的新建投资往往需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的机器设备等资本品和中间品，形成超额需求。以我国为例，外商投资企业促进我国出口增长的同时，也带动了进口的迅速增长，其进口占我国总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此外FDi企业进口的产品多为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中间产品，价格较高，又受发达国家垄断，价格往往不易下降。大量进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势必不利于我国贸易条件的改善。黄平、索瓦罗（2003）在考察我国价格贸易条件变动时将FDi形成的超额需求作为导致贸易条件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复合一体化战略下，国际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体系内一体化的国际生产日益结合，跨国公司以“适地生产”为原则在全球范围内安排生产经营活动，并通过公司体系内的网络为这些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服务，从而建立起内部市场，使以内部交易形式而产生的不改变所有权属性的新型国际贸易方式――企业内贸易（intra-firmtrade）迅速发展。跨国公司进行企业内贸易主要是为了利用转移价格减少税负、转移资金与利润、逃避风险与管制，为了达到上述目的，跨国公司往往采取高价进口中间产品、原材料、机器设备，而低价出口制成品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进口品的价格却降低了出口品的价格。“转移价格”一方面造成价格信号失真，另一方面会导致价格贸易条件恶化。
二、FDi、出口数量与收入贸易条件
FDi有利于促进东道国出口。早在1990年，Rhee和Belot就综述了外资对一系列低收入国家出口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如在印度尼西亚，韩资公司和中国台资公司促进了当地胶合板制造业的发展及产品出口；在牙买加，与韩国的合资公司使该国服装得以向美国出口。继之，aitken、Hanson和Harrison（1997）对墨西哥制造业的调查发现，当某公司与出口型跨国公司相邻时，该公司的获利水平就会提高，但与该国出口商相邻则没有这种效应。Lipsey（2000）考察了东亚国家和地区，他认为在东亚电子行业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美国跨国公司分支机构起到了重大作用。早期数据显示，东亚电子行业出口的四分之三应归功于美资企业出口；外资进入还改变了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出口结构，使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减少，化学、机械等行业的出口大幅增加。同样的效应在发达国家也存在，Ruane和Gorg（1999）指出，爱尔兰加入欧盟后，随着FDi大量进入，该国有了很大转变，在制造业，该国三分之二的净产出和近一半的就业依靠外资，而高科技行业的出口则几乎全靠外资。Sousa、Greenway和wakelin（2000）指出外资企业会提高内资企业的出口倾向。浦田秀次郎（2003）运用重力模型对相关经济体FDi流入和对外贸易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总体而言，FDi对贸易的影响为正。
FDi促进东道国出口数量增加的具体途径包括：一是FDi流入东道国的比较优势部门；二是在跨国公司全球定位的生产经营战略中，东道国处于上游供货商地位；三是东道国的出口企业与跨国公司形成产业内分工关系，或以产业内水平分工为基础，生产国外市场所需的差异产品，或以产业内垂直分工为基础，成为跨国公司整个生产链中的一环；四是跨国公司采用纵向一体化直接投资方式进入东道国。
从理论上讲，FDi对东道国收入贸易条件变动的影响是通过上述几个途径，以增加东道国出口数量的方式实现的。但是在价格贸易条件不变、改善和恶化三种情况下，FDi的收入贸易条件效应会产生不同结果。如果价格贸易条件不变，FDi通过上述途径使东道国出口数量增加，必然带来东道国收入贸易条件的改善；如果价格贸易条件改善，FDi促进东道国出口数量增加的结果，也同样导致收入贸易条件改善；但在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前提下，FDi的收入贸易条件效应就会不确定，只有FDi引致的东道国出口数量增加的幅度大于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幅度，东道国的收入贸易条件才会改善。
同理可以推知，如果FDi不是促进东道国的出口数量增加，而是使其减少，那么除了价格贸易条件改善的幅度大于出口数量减少的幅度这一种情况外，FDi减少东道国出口数量，贸易条件随之恶化。
三、FDi、技术外溢、生产率变动与要素贸易条件
在促进东道国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方面，FDi除了直接进行技术转让外，还可以通过两个途径发挥积极作用：一是示范效应，即跨国公司进入后，会对东道国当地企业产生一种示范作用，当地企业通过效仿跨国公司所使用的先进技术，学习其先进管理经验，能够带动技术进步，从而提高生产效率；二是竞争效应，即跨国公司的进入能够打破东道国当地市场的原有格局和均衡，对东道国当地企业形成竞争压力，迫使当地企业采取行动保护市场份额和利润，由此促进东道国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在实践中，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往往相互交织，综合体现为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溢出效应”。
麦克道格尔（1960）在分析FDi的一般福利效应时，第一次把技术的扩散效应视为FDi的一个重要现象。RichardCaves（1974）明确提出了FDi的技术外溢问题，被认为是开创了FDi技术外溢效应研究的先河。Hufbauer和nunns（1975）指出，跨过公司的特定优势往往是拥有先进技术，所以跨国公司对海外子公司的技术转让及其对东道国当地厂商的“技术渗漏”，都会加快东道国相关产业的技术进步。Findlay（1978）认为，通过外资企业先进技术和管理的“传染”效应，FDi可以提高东道国的技术进步率；东道国当地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越大，后者对前者的技术传递就越快。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增长理论明确提出，FDi可以产生外溢效应，加速先进科学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传递，使发展中国家通过学习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培育并养成自己的内生技术创新能力。这些结论被《1992年世界投资报告》吸收。综观近年来的相关文献普遍认为，东道国可以从以下渠道获得FDi的技术外溢效应：第一，通过FDi带来的新技术、新设备获得技术外溢；第二，通过子公司对当地雇员的培训获得技术外溢；第三，通过跨国公司参与东道国竞争而产生的示范效应与竞争效应；第四，通过跨国公司国外子公司所进行的大量研发活动增强技术外溢效应；第五，从FDi企业与本地企业的技术联系获得。
尽管FDi对东道国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取决于多种因素，但在多数情况下，FDi都趋向于提高东道国的生产率和技术水平。要素贸易条件分为单要素贸易条件（SFtt=[pX/pm]・ZX）和双要素贸易条件（DFtt=[pX/pm]・[ZX/Zm]）。在价格贸易条件不变、改善和恶化三种情况下，出口商品劳动生产率（ZX）的提高会导致单要素贸易条件出现不同变化，但总的来说，只有在价格贸易条件恶化幅度超过出口品劳动生产率提高幅度的情况下，单要素贸易条件才会恶化。这意味着，一般情况下，FDi都能通过促进东道国提高出口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而改善单要素贸易条件。在双要素贸易条件中，如果假设进口商品劳动生产率（Zm）不变，那么FDi影响其变动的理论途径和作用机制与FDi影响单要素贸易条件变动的相应途径和机制类似。
四、结论
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如果FDi的流入能适度增强东道国原有比较优势，则有助于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的改善；如果FDi的流入过度扩张东道国的比较优势，导致出口数量激增，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价格贸易条件有可能恶化。
第二，如果FDi的流入能够及时使东道国贸易结构发生新的变革，有助于增强进口替代品的生产能力，有助于贸易条件改善。
第三，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大小影响东道国要素贸易条件的变化。生产要素导向型FDi的技术转移和扩散次数要高于市场导向型FDi。如果FDi没有带来技术进步效应，对东道国的贸易利益的影响则是不确定的。
第四，东道国利用外资的主要目标应该放在外资的技术含量和外溢以及产业结构调整上，仅仅盯住FDi促进出口增长、放纵外资重复建设和对原有比较优势的肆意损耗，将会导致贸易摩擦加剧以及社会福利的损失。所以，东道国应该对成本导向型的FDi应予以高度关注，给予必要的政策引导。
参考文献
王新奎:《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中的利益分配》，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朱廷：《外国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篇2
论文摘要：国有化风险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目前已成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国有化风险对投资国、东道国、跨国公司三者的关系都十分重大，直接影响到跨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流向、发展趋势以及全球性战略的实施。本文针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所面临的国有化风险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从投资国、东道国、跨国公司三个方面提出了防范国有化风险的途径和方法。国有化风险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自本世纪中叶以来，拉美及中东国家纷纷对跨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实行国有化，国有化由此成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对于投资国来讲，国有化风险直接关系到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安全性以及投资利益的保护，对于东道国来讲，国有化风险关系到东道国家对自然资源的主权，对于跨国公司来讲，直接关系到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流向、发展趋势以及全球性战略的实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本文拟就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面临的国有化风险以及风险防范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一、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国有化风险所谓国有化是指一个主权国家依据其本国法律将原属于外国直接投资者所有的财产的全部或部分采取征用或类似的措施，使其转移到本国政府手中的强制性行为。根据国家的主权原则，一个主权国家对其境内的外国投资者实行国有化，属于主权国家的国家行为，是一个国家主权的体现。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采取国有化措施是行使其对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必然结果，是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一种重要手段。东道国对外资实行国有化措施，已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和支持。联大1962年通过的《关于天然资源之永久主权宣言》规定：“收归国有、征收或征用应以公认为远较纯属本国或外国个人或私人利益为重要之公用事业、安全与国家利益等理由为根据。”联大1974年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义务宪章》第2条规定:“每个国家有权将外国财产的所有权收归国有、征收或转移……。”西方发达国家也被迫承认东道国的国有化权利，如1951年6月19日英国政府向伊朗政府递交的照会宣称:“陛下的政府代表自己和该公司承认伊朗石油工业国有化的原则。”1956年8月在伦敦举行的苏伊士运河会议上，德国、英国和美国政府联合声明:“对埃及政府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而享有充分的主权权利，包括对外国人的资产实行国有化不持任何异议。”本世纪50年代以前，人们很少看到国有化的事例，但是，自本世纪6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就出现了国有化的高潮。据统计，从50年代到70年代，100多个发展中国家中有半数以上的国家对外资实行了国有化，共发生了1954件国有化案件，其中50年生国有化412件，60年代为406件，70年代约1136件，可见国有化的步伐一再加快。从地区分布来看，亚洲为219件，中东为464件，非洲为826件，拉美为454件〔1〕。从行业分布来看，国有化的行业有半数以上集中在采矿、冶炼、石油、农业等部门。从国别来看，英美两国受国有化的影响最大，1960～1964年期间，在所有报道国有化的事例中，英国子公司半数以上主要分布在农业、银行业和保险业。70年代，美国子公司日益成为国有化的主要目标，受影响最大的是石油和采矿、分支银行、公用事业和运输业，大型子公司承受国有化的压力最大。就美国子公司看，资产超过1亿美元的公司，其没收的比率比资产少于100万美元的小型子公司大50倍。1960年到1979年之间，在被国有化的342家美国子公司中，有158家发生在拉丁美洲，占46%，而52家被国有化的英国子公司中，则有419家发生在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2〕。尽管东道国实行国有化的权利在国际社会得到了普遍的承认，但问题在于东道国在实行国有化权利的同时是否应附加条件限制对此，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一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西方发达国家习惯上将国有化划分为两种:合法的国有化和违法的国有化。并且认为合法与违法的标准就是看国有化是否具备以下这些原则:1.社会公共利益的原则。即国有化必须符合公共目的或公共利益，许多国际条约中也把“公共目的”或“公共利益”作为征用合法性的要求。1962年联大通过的《关于天然资源之永久主权宣言》中规定征用要以“公用事业、安全或国家利益等理由为根据”。在许多国家的宪法里也有类似的规定。2.符合法律程序的原则。国有化和征用必须遵守正当的法律程序，这也是国有化合法性的要求，否则，可能会涉及到国家责任。3.不违反条约义务的原则。即国有化应受国际条约和国家承担的契约义务的限制，违反条约义务的国有化是非法的，这是“条约必须恪守”的国际法原则的具体体现。4.支付公正补偿的原则。即把是否支付“公正”补偿作为判断国有化合法性的一个标准。5.不歧视的原则。即国有化必须无不正当歧视，东道国在实行国有化时，必须对其境内所有的外资同等对待，不得对特定的某一国家的外资实行国有化，这是国家主权平等原则所要求的。由于东道国的国有化事件严重威胁着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者的利益，同时也影响到东道国吸引外资的环境，因而从本世纪70年代以来，直接的、一次性的剥夺投资者的国有化，已为以间接的方式逐步影响投资者利益的间接国有化所取代，呈现出间接国有化即当地化的发展趋势。由于东道国的国有化严重威胁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安全，损害了其根本利益，因而成为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中最主要的风险之一，国有化措施对投资安全和利益的影响还在于是否在国有化之后给予充分的补偿。国有化之后是否给予补偿?应给予何种补偿?补偿的根据何在?对此，国际社会存在着以下三种不同的观点和原则:1.全部赔偿原则。即赫尔原则，这是美国国务卿赫尔(Hull)在1938年提出来的，认为实行国有化的国家有义务以“充分、即时、有效”的方式对财产被国有化的外国投资者支付全部赔偿。这一原则是以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为基础，以保护既得权益和反对不当得利为法律依据。2.不予补偿的原则。东道国采取国有化措施之后，不存在对被征收财产的外国投资者进行补偿的国际法律义务，因而不必予以补偿。这一原则的主要根据是国家主权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既然国有化是东道国行使主权的行为，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应由国内法决定，采取国有化措施是维护自己主权的权利，不应予以补偿。至于在一定情况下，基于外交政策的考虑或出于国际礼让，或其它外交上的原因，可给予一定补偿，但不是法律义务。3．适当补偿的原则。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学说和主张，比较符合实际。关于适当补偿原则的根据存在着分歧，发展中国家认为，这一原则的合理根据是公平互利原则和国家对其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在国有化补偿的实践中，一般都是采取适当补偿的原则，特别是通过“一揽子协议”(lumpSumexpreement)给予部分补偿，如伊朗征用美资石油公司，是补偿原金额的10%，战后东欧国家国有化的补偿额都是部分补偿。我国在国有化的实践中也采取适当补偿的做法，如1979年中美政府达成的解决资产要求的协议中，我国同意支付8050万美元作为对解放初被国有化的美国资产的补偿，这只相当于被中国收归国有的美国总资产的41%〔3〕。二、国有化风险的防范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要保证投资的安全，必须对国有化风险进行有效的防范。风险的防范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一)母国方面跨国公司的母国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的风险防范主要有:第一，建立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保证制度。这是跨国公司母国为了保护与鼓励本国的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法制度建立这一制度的主要动机是通过对本国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包括国有化风险)提供法律保证，以达到促进本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增强本国国际竞争地位的目的。这种保证制度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是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二是通过国内立法进行保护。其一，一般来讲，各国的海外投资保证制度都对汇兑险、征收险和战乱险三种政治风险进行保险，由资金雄厚的有政治后盾的国营公司或政府机构充当承保人，并且一般只限于经东道国批准并符合母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合格投资。各国海外投资保证制度对投资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基本权利义务及其运作程序所作的规定基本相同，主要包括:(1)跨国公司向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申请投保，经审查批准后，双方签订保险合同，投保人履行定期交纳保险费的义务。(2)一旦发生承保范围内的风险事故，由海外投资保险机构根据保险合同向海外投资者赔偿损失。(3)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取得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者的所有权和请求权，向造成该项投资损失的东道国求偿。其二，通过国内立法进行保证。如美国的《对外援助法》，日本的《输出保险法》等等。第二，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签订的保护投资的双边条约。母国为了对海外投资者面临的国有化风险提供保证，通常与东道国缔结双边投资条约，为国有化风险提供条约，使其成为两国政府的共同保证，以与其国内法的保证相互配合，加强其保证的效力。而东道国为了吸引外资，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也给外资以安全感。各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中关于国有化的规定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国有化的方式;二是关于国有化的条件。几乎所有的双边投资条约都规定国有化必须遵守的某些条件，如公共利益、非歧视性、补偿和司法审查。如日本与埃及1977年的协议规定:缔约国各方国民和公司的投资和收益，在缔约地方的领土内不得实行征收、国有化、限制或具有相当于征收、国有化和限制效果的其他措施，除非符合下列条件:(1)该措施是为了公共目的采取的并符合正当法律;(2)该措施不是歧视性的;(3)给予及时、充分和有效的赔偿。荷兰、德国、美国、英国的样板条约都具有大致相同的规定。我国与外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与上面的规定基本内容也是一致的。如我国与瑞典1982年的投资协定第3条规定:“缔约任何一方对缔约另一方投资者在其境内的投资，只是为了公共利益，按照适当的法律程序，并给予补偿，方可实行征收或国有化，或采取任何类似的其他措施，补偿的目的，应使该投资者处于未被征收或国有化相同的财政地位。征收或国有化不应是歧视性的，补偿不应无故迟延，而且应是可兑换的，并可在缔约国领土间自由转移。”〔4〕第三，母国通过参加多边条约和多边投资保险机构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国有化风险保证。1985年世界银行年会通过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化风险提供了条约保证，该公约在其承保的险别中规定，该机构承保征收和类似措施的风险，即“由于东道国政府的责任，而采取的任何立法或行政措施，或懈怠行为，其作用为剥夺保权人对其投资的所有权或控制权，或剥夺其投资中产生的大量效益，政府为管理其境内的经济活动而通常采取普遍适用的非歧视措施不在此列”。为了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向发展中国家流动，世界银行1988年4月12日成立了多边投资保险机构。该机构的业务之一就是在“接受投资的国家的议会组织或政府剥夺投资人的所有权或应有的经济利益遇到风险时”，以及“对接受投资的国家政府取消合同投资者无处申诉，申诉被无故拖延和无法得到法律保障时”，“凡加入这一机构的国家其公民代表的法人机构可以申保，这一机构则视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承保”〔5〕。由于多边投资保证机构和保险机构承保对外直接投资国有化风险，因此，当跨国公司成为该公约或机构的成员之后，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化风险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控制，国有化赔偿问题可能会成为国际求偿的对象，这样就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化风险提供了国际法上的保证，有利于促进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发展。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国际组织，在控制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化风险、促进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是有重要的作用。(二)东道国方面防范东道国的国有化风险对跨国公司和东道国双方都有好处。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可以获得更多的机会向利润丰厚的发展中国家投资，占领更大的市场，推行全球性战略;而对于东道国来说，可以从大量的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中，选择吸收高质量符合本国发展要求的投资，更好地利用和掌握外国资本中的先进技术，并且可以消除跨国公司和东道国之间的不信任感，有利于双方的友好合作，推动国际经济向前发展。为了保护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合法权益，许多东道国都通过宪法或外资立法对国有化风险提供保证，明确规定只是在法律限定的条件下才实行征收或国有化，并给予补偿，以此来维护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安全，吸引外资，发展本国经济。关于国有化保证的国内立法，各国的实践均不相同。有的国家只通过宪法作出国有化保证。如印度宪法规定:“除非根据规定对取得资产给予赔偿外，对任何财产不得进行强制取得或征用。”埃塞俄比亚宪法规定，除非基于政府根据特别征用法所定条件的命令，并通过司法程序协商，确定支付公正补偿，对任何人的财产不得进行剥夺。墨西哥宪法规定:“除非为了公用并支付赔偿，不得征收私人财产。”阿根廷、马来西亚、菲律宾、南斯拉夫等国的宪法也明确规定，征收财产必须为了公共利益，通过法律手段和法定程序，并予以“公平”、“公正”或“充分”补偿。中国宪法第18条规定:中国允许外国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依中国法律规定在中国投资及从事其他活动，它们的合法利益和权利受中国法律保护。除了在宪法上的保证之外，许多国家还在其外资立法中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保证，保证的范围通常还较为广泛。印度尼西亚外资法规定:“除非国家利益确实需要并且合乎法律规定，政府不得全面地取消外资企业的所有权，不得采取国有化和限制该企业经营管理权的措施。”在采取上述措施时，“政府有义务进行赔偿。赔偿金额、种类以及支付的方法，按国际法原则，在当事人之间协商解决。”埃及关于外国资本投资及自由贸易区法规定:“除通过合法程序，项目不得被收归国有或征用，投资也不得被没收、扣押和查封。”苏丹1980年的《鼓励投资法》规定:“除非为了公共利益，依据法律并对投资者支付公正补偿，不得实行国有化，补偿的价值是在国有化时对投资者的财产估价后的时价。”泰国1970年的《投资促进法》则保证不对所鼓励投资的企业的活动实行国有化。我国的外资立法对国有化也有规定，1986年颁布的《外资企业法》第5条规定:“国家对外资企业不实行国有化和征收，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外资企业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实行征收，并给予相应的补偿。”〔6〕我国目前的国际投资保险制度不同于资本输出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为了外国或港澳地区投资者在我国境内的投资面临的政治风险提供保险。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颁布了《外国投资保险(政治风险)条例》，将外国投资的政治风险列为重要的财产保险内容，对于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的政治风险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三)跨国公司从微观的视角来考察，对国有化风险进行防范时，跨国公司本身是最为关键的因素。跨国公司对国有化风险的防范可以三个阶段来进行，一是投资前期，二是投资中期，三是投资后期。不同阶段的风险防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1.投资前期阶段。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前期阶段，主要是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行性研究，在研究的基础上，可以评估投资的风险程度并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跨国公司的可行性研究是对具体的对外投资项目所作的可行性分析，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首先要对东道国的投资环境进行分析，这是从宏观上对东道国的投资风险所作的可行性研究，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国别评价报告”，说明东道国在国有化风险方面所具有的客观状况。在“国别评价报告”中，在对国有化风险进行分析时，要注意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第一，东道国国内法即外资立法中关于国有化风险的保证状况。第二，东道国与跨国公司母国是否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双边协定中是否有国有化风险的保证条款，保证的内容和范围如何。第三，东道国是否参加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是不是公约的成员国，是否承担公约所要求履行的国际法义务及其保证责任。投资前期阶段的风险防范的目的是将风险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尽可能避免风险，防患于未然。2.投资中期阶段。投资中期的风险防范主要是指跨国公司根据在其经营过程中产生的种种严重影响投资安全性与收益性的事件与因素，随时采取调整措施，以保证对外直接投资目标的顺利实现。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变化，会出现许多难以预料的情况，因此，跨国公司要建立起一套富有弹性的调整手段，具体办法有:第一，投资主体的调整。即跨国公司采取与东道国当地政府或企业共同投资，建立合资企业，这是一种积极的调整手段，通过投资主体的分散从而使投资风险也分散，因为共同投资要求投资主体共负盈亏，共担风险。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采用这种方式可以将一部分风险转移到当地合资者身上，从而可以避免当地政府采取不利的政策，将风险分散。第二，投资对象的调整。即跨国公司将投资的地域、行业、产品等分散化或多样化，这种调整方式的实际应用价值较大，如美国在东南亚的一家跨国公司，投资初期集中在油脂制造业，随着当地国有化呼声的高涨，该公司迅速将一部分投资转移到其他行业，从而避免了国有化的风险。第三，投资方式的调整。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将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互换。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是常用的两种投资方式，前者以购买股份和成为合资企业投资者等形式投资，按资产产权比重定期分红，取得股息收;后者以银行信贷、企业、商业信用等方式投资，这可获得稳定的利润。当国有化风险增大时，跨国公司将股权出卖或转为银行信贷、母公司的买方信贷等债权形式;而当债务危机增大时，跨国公司又将其贷款转换为股份投资，这种转移尽管有一定困难，但可以减少风险。二是进行投资币种的转换，即跨国公司为了防范风险将其投资币种转换为当地货币。第四，投资战略的调整。即跨国公司推行当地化的投资战略，增大跨国公司的当地化程度。本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要求实行外国投资当地化，即“逐步国有化”，其结果实际上就是使一部分风险转移到“当地”，并使国有化风险大大降低。第五，投资经营策略的调整。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能否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及时地调整投资经营策略，直接关系到跨国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当跨国公司与当地政府发生冲突时，跨国公司应从长远利益出发，尽量与东道国保持友好的关系，宁可牺牲眼前利益，采取积极合作的政策，这有利于避免国有化的风险。3.投资后期阶段。当国有化风险严重危及跨国公司的生存，难以采取有效的措施时，只能从东道国撤退。抽回投资采取撤退的战略，必然会造成许多经济损失，应当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同时采取多种措施，尽可能地减少损失〔7〕。注:1〕〔3〕〔4〕〔6〕参见姚梅镇主编:《比较外资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第764、803～804、785、784页。〔2〕〔英〕尼尔·胡德和斯蒂芬·扬著、叶刚等译:《跨国公司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第314～316页。〔5〕《人民日报》1988年4月25日第10版。参见王东京:《国际投资论》，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2月第1版，第203～209页。
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篇3
作者：主学鸿单位：云南财贸学院经济研究所
一、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tnCs)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增大，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国际直接投资是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动机”或“引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企业管理专家积极加盟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研究队伍，当然，迄今仍未创立能全面、科学、系统地解释全球性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在解释这种普遍的对外投资现象时，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显得苍白无力。在古典的静态国际贸易理论模型中，假定前提是:商品完全自由流动，而生产要素则不流动;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没有贸易壁垒(Handelsbarriere)，因此，商品和服务的国际交易将保证资源的最佳配置。古典国际贸易理论认为，要素投人方面的贸易是不必要的。因此，厂商没有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性和动力。要提出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就必须着眼于动态比较优势，修正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或另辟蹊径，设法寻找诸如厂商微观经济学、产业经济理论、区位理论和资本理论等经济分支中的有机合理成分。52几乎所有的理论在解释对外直接投资时都构造了部分或局部均衡模型。艾尔迪莱克(erdilek)1976年指出，由于多国公司(mnCs)最不可能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运营，因而微规经济学一般均衡的基本假设不适合多国公司。完全竞争假设对提出和发展国际贸易纯粹一般均衡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和投资理论并末蕴涵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由于人们日益重视对跨国公司(tnCs)的研究，因此，能找到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料越来越多。迄今，国内外学者对跨国公司的一般性质已有了深人的研究和把握。令人满意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应该具有三个基本特征。首先，这样的理论必须能够解释厂商对外直接投资这一全球性现象出现的原因。一个厂商必须抓有某种特定优势，才能克服在东道国经营分、子公司增加的额外成本。因此，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必须解释厂商所拥有的特定优势的来源以及其分、子公司如何与当地厂商、其他跨国公司进行竞争。最重要的是，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要能解释厂商为什么选择对外直接投资，而不选择许可证转让技术和出口。其次，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要能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别布局和产业格局。最后，这样的理论亦应能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双向流动这一常见的现象，即甲国的乙企业在乙国投资，乙国的甲企业亦在甲国投资。
二、现代意义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发端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1960年斯蒂芬•海默(St叩henH•Hymer)的博士论文《民族国家公司的国际生产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提出的寡头垄断理论。寡占反应理论是海默对跨国公司进行系统研究以后提出的。海默认为，直接对外投资的主要动机是厂商控制国外生产经营的愿望。之所以有这样的动机，是因为该厂商在国内不完善竞争条件下运营。他认为，控制国外生产经营的愿望，不仅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其资产，而且是采取战略行动来消除国内外的竞争。海默还认为，为了充分获取厂商所拥有的某些优势和能力的收益，控制国外生产是必要的。他分析了厂商如何通过国际水平一体化和国际垂直一体化来充分利用、发挥自身优势的问题。因此，海默第一个提出，对外直接投资最重要的原因是在寡占市场结构条件下使厂商所有权特定优势的收益最大化。海默亦指出，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涉及资本的流动，而且还涉及技术和企业家精神的流动。也就是，他认为，外国所有权往往是以厂商拥有的优势先进技术为基础的。因此，外国厂商对外直接投资给东道国提供了示范效应(demonstrationeffeets)，因而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spilledeffeets)。后来，卡夫斯(R•e•Cavcs)对海默的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经济理论(垄断优势理论)作了系统化。卡夫斯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出现在母国和东道国具有某种市场结构的产业。对于水平或横向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的特征是产品差异化和寡头垄断;而垂直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主要是为了避开寡占的不确定性和给新竞争对手的进人设置障碍。尼克博克(F.t一Kniker.boeker)进一步发展了跨国公司寡占理论，他认为，寡头垄断厂商相互跟随进人新的国外市场，是一种以对外直接投资作为防御武器的战略，即进行防御性投资。在寡占的市场结构条件下，一旦一家厂商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建立分、子公司，其他厂商跟着这家厂商对外投资，以抵消第一家厂商行动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一般地说，产业组织理论或市场结构理论强调，在寡占条件下，厂商拥有某些所有权特定优势(theownership一speeifieadvantages)，要让这种所有权特定优势在国外获利，最好是在国外建立分、子公司，而不是进行出口或技术转让。可是，什么是所有权特定优势呢?所有权优势的外延有以下几方面:首先是技术优势。技术在许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一直起着中心的作用。这表明，一厂商想在海外直接投资，是因为它希望在东道国开发利用其先进优势技术。从更广的意义上看，技术不仅包括着新产品、新机器和新生产工艺，而且还包括管理、市场营销等“软”技术。因此，有些厂商之所以在海外直接投资，可能是因为其拥有先进的管理和市场营销技术;但更重要的是，拥有先进技术本身并不是厂商技术对外直接投资的充分条件，仅是一个必要条件而已，因为先进技术亦可以通过技术转让许可证协议、出口含有先进技术的产品等方式加以利用、发挥。第二是投人供给优势。激发厂商对外直接投资的所有权特定优势亦包括对某些自然资源，某些特殊类型的劳动、财力、知识等投入的排他性(即独家)控制，或厂商能以优惠条件得到这些投人。不过，对投人的独占控制亦只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必要条件，因而不能完全解释厂商为何对外投资，而不进行许可证技术转让和出口。第三是规模经济和风险分散化。所有权特定优势亦可能是某些大厂商在寡头垄断条件下获得的规模经济。由于存在反托拉斯几法或来自其他大厂商的有力竞争，因此，为了得到更大的规模经济，有必要对外直接投资。大厂商亦有能力将其经营活动国际分散化，这样就可以降低厂商的总风险。柯亨(Cohen)在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时强调了分散风险的重要性。他认为，为了分散风险而对外直接投资的观点是有很强说服力的。例如，这一论点解释了大厂商为什么对外直接投资倾向更强，因为大厂商所面临的风险更多、更大。该论点亦能解释双向对外直接投资形成的原因以及对外直接投资在不同的产业程度、水平不同的原因。不过，这种观点对一厂商在分散风险时为何要进行直接投资，而不是进行间接或证券投资并未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最后是资本市场不完善。国际资本的典型特征就是不完善。艾利伯在《一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一文中试图从新的角度解释对外直接投资。他认为，在寡头垄断市场条件下，大厂商在资本市场上拥有所有权特定优势。具体说就是，母国有些厂商能以比东道国厂商高的速度将相同预期收益流资本化，因为它们能从国际资本上借到利息率低的贷款。在国际资本市场中，决定贷款利率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贷款所用的货币贬值风险。货币越强，贷款利息率就越低。跨国公司借贷时，贷款是以母国货币进行的。因此，美元趋强，成了受欢迎的货币时与东道国厂商相比，美国跨国公司实际贷款利息率较低，艾利伯的汇率理论能有力地解释50、60年代的对外直接投资，因为那时美元是强币。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以来，西德(BRD)、瑞士和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增加，艾利伯的理论亦能做出合理的解释，因为那时德国马克(Dm)、瑞士法郎、日元都升值，是强币。不过，这一理论解释不了近年来美国、英国FDi持续增加的原54因。因为70年代末以后，美元和英镑都退化成了弱币。实际上，有相反的观点认为，一国货币弱时，一国厂商所受对外直接投资的刺激更大，因为厂商希望在强币地区投资以后，将外国货币兑换成本国货币时可能会获得收益。因此，对外投资是对货币贬值的一种冲销。很显然，艾利伯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不能用来解释相同货币区内国家之间的对外直接投资，而在50年代和60年代，英镑区内国家之间的对外直接投资很重要。此外，艾利伯理论亦解释不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存在资本市场，或资本市场尚未形成，外汇受管…制，给对歹卜直接投资融有不同的来源和以不同一的货币为基础，因此，艾利伯的货币区直接对外投资理论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效的。以上所论及的所有权特定优势表明，成为跨国公司并在海外投资主要是寡一占市场条件下的大厂商。技术是关键的所有权特定优势，因而很多认为，在东道国建立国外厂商意味着资本密集型技术(这不太适合发展中国家)转移到了东道国。后来，小岛清和小择辉智对这种国际投资的寡占理论提出了挑战。小岛清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主要有三类，即自然资源导向型、市场导向型和生产要素导向型。他俩认为，上述提及的由寡古市场条件下所有权特定优势激发起的这类对外直接投资不具有普遍性，它仅代表美国型对外直接投资;与此相对应的是日本型对外直接投资。具体说就是，小岛清和小泽辉智认为，日本型对外直接投资，是由具有相对竞争市场结构的中小型厂商进行的。此外，这些日本厂商转移的劳动密集型技术亦不是很具体的某项生产技术，而是不涉及最新技术、仅涉及成熟技术的一般产业经验或诀窍。日本型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东道国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因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日本厂商喜欢转移那些忱较容易学会、吸收、扩散和改进的劳动密集型技术。这几类技术自然与发展中国家(Ll)C。)拥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相适应。因此，日本型对外直接投资是顺贸易型的;而美国型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母国拥有比较优势和东道国拥有比较劣势的那些产业，因此，美国型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促进来自东道国的出口，因而是逆贸易型或反贸易型的。韩国学者李春浩发现，在韩国和日本的直接投资中的某些证据表明，与美国型对外直接投资相比，日本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导向强，大寡占厂商起不了支配作用。其重要意义是，国际直接投资(FDi)垄断或寡占理论解释不了不以寡占市场结构、产品差异化和对高级技术的控制为基础的日本型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的关键是，国际直接投资寡占理论，由于将自身限制在所有权特定优势上，因而限制了自身的解释力。就日本型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来说，应该强调的是区位特定因素。
三、由于垄断优势理论和寡占理论解释不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全部动机和战略，其他理论(如产品生产周期理论、区位理论)亦只能部分解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时机选择、区位，因而70年代以后出现了国际直接投资的内部化理论，并在英、加、美等国广泛流行。该理论实际上是研究所有权特定要素理论的扩展和引伸。由于拥有所有权特定优势，因此，厂商奉行外向型战略，是有利可图的，但这本身并不能解释一厂商为什么要直接投资，而不出口或以许可证转让技术。本质上，内部化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是将不完全市’场内部化。一旦不完全市场跨越民族国家界限内部化，跨国公司便形成了。因此，内部化和国际化有密切的联系，将一市场内部化的思想1934年卡尔多(n•Kaldor)在《厂商的均衡》一文中首先提及，1937年科斯(R•H.Coase)在《厂商的性质》一文中加以发展，1961年彭露斯(e•t•penrose)又加以进一步发展。巴克莱(p•J•Buekley)和卡森(m.Casson)在《多国企业的未来》一书中首次将内部化思想引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实际上，早在1970年海默和约翰逊(J，Johnson)就已有创立内部市场，替代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外部市场的思想，只是没有明确论述而已。内部化理论认为，内部化收益来源于避开了外部市场的不完善。内部化当然亦有成本，但是其带来的收益大于成本，因而内部化是值得的。能产生内部化收益的不完善市场至少有5类。第一，由市场联结的相互依赖的生产经营活动可能产生很大的时滞。在缺乏远期市场协调此类活动时，就产生了将这些活动的市场内部化的强大动力。第二，在中间产品市场，要有效地利用市场权力(marketpower)就需某种类型的差别定价，而在外部市场上这是不可行的。第三，在市场权力双边集中导致不确定或不稳定的议价形势时有必要将市场内部化。第四，由于买卖双方对产品的性质或价值的理解认识不对称，因而出现市场不完善。此时最好将市场内部化。第五，政府干预国际市场可能导致不完善市场。从这些型不完善市场的性质可以看出，内部化力度、货币最强的是各类知识市场，因此，知识生产以及蕴涵这种知识的产品生产，其市场应该内部化。知识市场的内部化有助于推动知识生产的长期规则，能保障对所产生的知识的垄断控制，能使转让定价手段的实施成为可能。由于很难客观地评估知识价值，因此，对知识交易比较容易采用转让定价措施。跨国界的市场内部化将取决于区位特定因素。当东道国不存在区位特定优势时，厂商只会在本国将市场内部化，并通过出口产品来利用这种优势。这说明，厂商更喜欢出口，而不是许可证转让技术、工程承包和协定。当东道国拥有区位特定优势时，亦即国外的要素成本能降低时，厂商会跨越国界将市场内部化，即将国际要素市场内部化。对外直接投资的内部化理论认为，实质上，导致对外直接投资的并不是所有权特定优势(即技术、营销、管理、规模经济、分散风险、产品差异化等优势)，而是通过跨越国界将这种优势内部化，更有利地利用、发掘这种优势。如果内部化产生不了这样的利得，那么厂商会宁可通过出口或以许可证转让技术来发挥这些优势。马基(S•p，magee)在《知识与多国公司:一种直接对外投资的攫取理论》一文中亦试留将多暑企业(mnes)的生产经营活动与知识(信息)生产的市场内部分联系起来。他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最翼烈的动机是攫取知识投资上的私人收益。大寡占厂商是知识的创造者，因而要设法在厂商内部跨国界地组织其交易。这样，该厂商能保证让最大限度地搜取其在新知识(即产品的创造、产品的开发、生产函数(功能)的发展、市场创造、获利能力等方面的新知识)投资的私人收益。获利知识影响另四种新匆识。马基认为，多国公司(mnC的成功地转让技术，要么是这些公司扩大后，能将新产品公共产声所产生的外部性内部化，要么是因为处在起初集中度高的产业。因此，马基对外投资攫取利润的理论仍与寡占市场结构相联系。在寡占市场结构中，大厂商拥有知识生产的所有权特定优势。因此、大厂商在解释日本型对外直接投资和第三世界跨国公司(tnCs)的发展时显得苍白无力。此外，为了证明弗农的寿命周斯理论，马基认为，在开发厂商在国外建立分、子公司之前有很长一段时伺，新产品用于出口，这亦可以用对外直接投资攫利理论解释。:这是因为获利性表明，新知识随工厂的数量、地理分布的分散而不断贬值，因为泄密的可能性增56大，防止泄蜜(保密)的成本上升•因此，只是在新产品阶段的后期，通过国豚内部化才能最大限度地得到新知识的收益。可惜，由于产品寿命局期解释对外投资格局(尤其是发达国家之间的投资格局)效力不断滑坡，因此，事实证明_，马基这样做无异于画蛇添足。
四、在当代影响甚广、甚大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J‘H•邓宁的国际生产综合理论，亦称折衷理论。从实质上看，邓宁的折衷理论概括总结了以前各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因此，该理论是对内部化理论的深化和发展。折衷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有三个构成要素或决定因索。一是厂商的所有权特定优势，这种优势应该是其竞争对手所不具有的，诸如先进技术、垄断权、良好的资薄容量及使用和经营、市场营销技能等都是这种优势。二是厂商所拥有的内部化优势(theinternalisationad-vantages)。所有权特定优势能有利可图地内部化时，才会有对外直接投资。二是东道国和母国解区位特定因素。这在分析区位理论时亦系统地探讨过。对外直接投资折衷理论的创新之处是，它提供了一条将国际生产不同理论联系起来的主线，(表略)是邓宁用来展示其折衷理论的。(表略)表明，只有抓有所有权特定优势.一厂商才会认为有必要对外直接投资，出口或以许可证转让技术。不过，如果能将这样的所有权特定优势内部化，在对外直接投资、出口和以许可证转让技术三者中，该厂商更喜欢对外直接投资。最后，如果由于国外区位有区位特定优势使所有权内部化有利可图，那么厂商将决定对外直接投资，而不是出口或以许可证转让技术。邓宁亦重视国际生产的国别特定因素。国别特定因素本身并不能解释对外直接投资，但可解释国际贸易(welthandel)。实际上，正是在国别特定因素被厂商所有权特定优势所取代的情况下出现对外直接投资，不过，不能认为国别特定因素和所有权特定因素是根本独立的。事实上，国别特定因素将产生和保持所有权特定优势和区位特定优势。例如，大标准化市场将派生大寡占厂商;政府教育、训练、R乙D政策将影响在某特定国家的某些厂商的经营管理和技术优势。邓宁认为，投资存在发展周期，在一个周期中，一国国际投资地位与其发展水平相联系。开始时一国的外来投资和对外投资微乎其微，随后外来投资增加，接着对外投资亦增多;后来，外来投资减少，但净国外投资仍是负数;最后，对外投资快速增加，净国外投资成了正数.，由此可知，邓宁的综合理论实质上不是严格意义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因为尽管该理论有很强的解释力，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包含了几乎其他所有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就此意义讲，折衷理论只是一个框架，从中可以引伸出很多具体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它之所以受欢迎，就是因为它是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者手中有用的工具箱。此外，邓宁还提出了国际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理论、国际技术转移选择理论，对发展中国家不同阶段应采取什么样的引进外来直接投资策略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较有影响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区位理论都仅能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的一个侧面，解释力很弱，亦没有实证有力的支持，很多情况只能解释美国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FDi)。我国学者对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亦有深人的研究。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在老校长，联合国跨国公司委员会顾问滕维藻先生的指导下，形成了很强的研究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队伍，该研究方向毕业的博士近达20多人。冼国明教授的《跨国公司与当代国际分工》在国际上影响很大。研究国际直接投资，探讨其理论的历史发展，对我国改革开放，尤其是如何利用外资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从内部化理论可知，跨国公司为了保持技术优势等所有权垄断优势，宁可通过跨国市场内部化，在国外直接投资设厂，利用转移价格向子公司转让技术，牢牢地将技术秘密和诀窍控制在公司内部，阻止技术在当地的扩散。因而我们吸引外国跨国公司来华投资，想借此吸引或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期望值不可太高，也就是通过吸引外来直接投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不很现实。如果是国内资金不足而利用外来直接投资，进而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国家税收，那么吸引跨国公司来华直接投资可以达到预期目的。从邓宁的国际生产综合理论看，无论采取何种方式，跨国公司都将控制技术，不会轻易将技术转让给我国，更不会将先进技术转让给我国企业。
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篇4
一、中国与美国、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目标的比较
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从缓慢到迅猛,再到平稳发展。这实际上是对我国境外投资和跨国经营条件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下面,本文将对中国、美国、日本对外投资的目标进行对比分析。
1、美国凭借垄断竞争优势的对外直接投资。
海默1960年就提出了以垄断优势来解释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并与金德尔伯格共同创立了垄断优势论。他归纳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两个条件:第一,企业必须拥有垄断优势,以抵消在与国外企业竞争中的不利因素;第二,存在不完全市场,使企业拥有和保持这种优势。美国型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是凭借具有垄断优势的产业:投资重点是高新技术和垄断产业,而不是以价格竞争为基础生产标准化产品的产业;以技术密集而非以资金密集为基础,依靠工业产品差异化战略取胜。这种垄断优势可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垄断性的产业或产品,从而获取高额利润。
日本学者小岛清在分析美国型对外直接投资时指出,它的主要特点就是依靠新产品的技术差距,为获取垄断利润而进行海外投资。具体地说,其一,这种直接投资是高度技术革新和高度垄断的产业,而不是以价格竞争为基础生产标准化产品的产业。因此,大部分跨国企业要在研究开发和宣传方面花费许多资金,所以多数又是巨型企业。其二,从美国工业品贸易的地位看,其在技术革新上具有比较优势,美国资本丰裕并不是原因。其他发达国家的出口更多地依靠价格的竞争力,而美国的出口则主要依靠产品的差异化。
2、日本依托边际产业转移的对外直接投资。
日本学者小岛清20世纪70年代以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为对象,通过对美国和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了着名的边际产业理论。他认为,一个国家应该从己经或者即将失去比较优势、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开始,依次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日本企业是通过对邻国进行直接投资以利用邻国较低人均收入的比较优势的先行者,如1985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吸收了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输出存量的19%,而相比之下只吸收了美国对外直接投资输出存量的6%,欧盟对外直接投资输出存量的3%,正是这种投资方式引起了“雁行”发展模式,且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主要是非制造业。这是日本型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它与日本战后一段时期的产业结构有关,当时的日本主要向发达国家投资,目的在于确保对其经济至关重要的初级产品的进口并将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小岛清认为,日本型海外直接投资实际上是资本、经营能力和技术知识等经营资源的转移,因而受到发展中国家的欢迎。一方面,可以对发展中国家的天然资源、农产品和初加工的农产品进行深加工;另一方面,可以将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工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工业从日本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对其发展产生重要的作用,而且“日本的海外投资的主体是中小企业。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这是以后最有希望的出路,也是中小企业遇到困难时调整产业结构的突破口”。他认为,日本处于比较劣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指已经失去比较优势的中小企业,如果投资国首先将与东道国技术差距最小的产业移植过去,那么,中小企业就容易成为海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力量。
3、中国旨在参与国际竞争的对外直接投资。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刚刚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春风催发了对外直接投资这个新生事物。那时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将触角伸向国际市场,了解国际市场的行情和国际竞争的规律。从国际经验看,一般都把对外直接投资概括为美国型和日本型。如果以美国型或日本型为标准,我国还不完全具备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从整体上说,我国既没有垄断性的产业,也不需要向国外转移边际产业。但是,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不可能在单纯的国内竞争中得到提高,而必须在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过程中得到提高。所以,为了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使之尽快成长为国际性的跨国公司,也为了更好地利用国外的资源、资金和技术,我国企业必须尽决走向世界,在学习和演练中成长壮大。这种学习和演练的企业,投资规模比较小,整个国家的投资总额也比较少。1996年以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平均规模在发达国家为200万-1300万美元,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仅为100万-300万美元左右。
我国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的成长需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国际合资合作中学习国外企业的先进理念、技术、管理及营销方法;第二阶段是在条件不完全成熟的情况下进入国际市场去演练,提高素质和拓展市场;第三阶段是在积累能力和优势的基础上到国际经济竞争的大舞台去跟具有国际水平的跨国企业较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些企业与国外企业进行合资或者合作,还有少数企业到境外进行合资或合作,通过在合作中学习,初步掌握了国际市场竞争的规律和国际企业管理的方法。现在,在学习的基础上开始进入“演练”阶段,要独立地到国外市场和经济环境中去演练和拓展。这就是我国的演练拓展型对外直接投资战略,从现阶段看,它立足国情,符合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要求。
二、中国的综合性优势和不成熟性特点相结合的特征
与多元地区结构、经济结构和技术结构相联系的大国综合优势,是我国所特有的现象。它既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同于其他的发展中小国,而是综合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和优势。在这里,本文将对我国与发达国家及其他发展中小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进行比较。
1、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比较
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有以下特点:(1)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资金、技术及规模等方面的垄断优势,高投入和高技术产生高效率,加之母公司和子公司交易的内部化,可以节约大量的交易费用;(2)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往往以获取高额利润为目标,利润再投资的比例也比较高;(3)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主要是利用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及广阔的市场;(4)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呈现软化趋势,其重点在于高新技术产业、知识型服务业和被高新技术改造后的传统产业。
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存在许多不同之处,但在某些方面也有相同之处。从不同的方面看:其一,我国企业规模相对较小,规模经济和内部化优势不明显。据统计,我国海外投资项目的投资额约100万美元,而发达国家约为600万美元。其二,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寻求技术或市场,而非劳动力资源,到发达国家投资是为了寻求技术与市场,到发展中国家投资是为了寻求市场与自然资源。从相同的方面看,我国也在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道路,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也在逐步走向高级化。
2、中国与发展中小国的比较
从一般的情况看,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是:(1)利用成熟的适用技术开发传统产业,适应小规模市场;(2)以传统和习俗为纽带,开发特色产品,以适应特殊的市场环境;(3)利用较低成本优势,节约劳动力、管理及营销方面的费用,形成较低价格优势。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普遍具有上述特征,但发展中小国与发展中大国有所不同:前者是仅仅具有这些特征,而后者除了具备上述特征以外,还具有发达国家的某些特征。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也表现出一些类似于发达国家的特征:其一,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既面向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面向发达国家。特别是随着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以及寻求技术动机的加强,对发达国家投资的增长将快于对发展中国家投资的增长。其二,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既重视开发传统产业,又重视开发高新技术产业。随着企业发展目标的高级化,我国的跨国企业开始重视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如海尔、华为集团就加大了对技术和项日研发的投入。其三,我国也开始实施企业集团化经营,以获得某些内部化优势。跨国集团的工贸一体化经营,通过行政组织形式及组织内部交易节约运行成本,体现了组织的内部化优势。
3、综合性的优势和不成熟性特点相结合
我国现阶段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四个基本特点:其一,总体的条件是不成熟的,也缺乏很明显的优势,因而不可能以充分的成熟的条件和优势为依托;其二,局部的条件是成熟的,某些企业和产业具有明显的优势,因而有可能以局部的成熟条件和优势为依托;其三,不是完全以微观主体的经济效益为目标,而且以国家利益为目标,以潜在效益和“演练”的综合性效益为目标;其四,并不完全以市场为驱动,还存在一种政府政策的驱动力,是市场驱动和政府驱动的统一。
然而,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不是没有优势的。我国是一个大国,资源分布和经济发展都具有差异性或不平衡性:在某些方面具有发达国家的高技术优势、垄断优势,在有的方面又具有发展中国家的小规模适用技术优势、比较优势,可以概括为大国综合优势。是通过整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优势所形成的一种特殊优势。具体来说,我国现阶段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
(1)适用技术优势。虽然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具有明显的技术优势,但也不排除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具有独特的技术优势。
技术知识也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企业提供了它们得以在国外生存的竞争优势。企业为了适应小规模市场而发展的技术有一个最为显着的特征,那就是劳动密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也具有一些独特的技术优势,主要表现为适用技术优势和劳动密集型技术优势。
(2)高新技术优势。我国既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内部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传统技术和高新技术同时并存。新中国建立后,科学技术有了较大的进步和发展,特别是国防科学技术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两弹一星”就是最好的例证。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以很高的速度持续发展,在某些方面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己经成为带动出口和经济增长的新兴支柱产业,同时也构成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与跨国经营的竞争优势。
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篇5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宁波港;实证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Directinvestment,简称FDi)对于地区经济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丰富资金来源渠道,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加速全球化进程等等。宁波是我国东部兴起的港口城市,其自然环境和原有的经济基础使其具有引进外资的优越条件,加上又处于长江三角洲地带,是长江三角南翼中心城市,整个区域经济尤其是其港口经济的高速发展又带给宁波更大的商机。宁波港外资环境的不断改善吸引了FDi的大规模进入,本文主要针对FDi对宁波港发展的影响做出一些实证分析。
一、宁波港发展现状
宁波港经过2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实现了从甬江沿岸向外海、从甬江口向北仑地区的拓展,成为河海兼备的综合性大港。
1.自然条件和集疏条件
宁波港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内外辐射便捷。向外直接面向东亚及整个环太平洋地区。向内可直接覆盖整个华东地区及经济发达的长江流域,是中国沿海向美洲、大洋州和南美洲等港口远洋运输辐射的理想集散地。宁波港地处我国大陆海岸线中部,是中国大陆著名的深水良港。宁波港水深流顺风浪小。进港航道水深在22.5米以上,30万吨船舶可自由进出港。可开发的深水岸线达120公里以上,具有广阔的开发建设前景。
宁波港已基本形成高速公路、铁路、航空和江海联运、水水中转等全方位立体型的集疏运网络。2008年新辟集装箱航线19条,累计210条,其中远洋干线118条,近洋支线47条,内支线18条,内贸线27条。月均航班900班,最高月航班达917班。
2.港区概况
宁波港是一个集内河港、河口港和海港于一体的多功能、综合性的现代化深水大港。主要经营进口铁矿砂、内外贸集装箱、原油成品油、液体化工产品、煤炭以及其他散杂货装卸、储存、中转业务。2008年宁波港虾峙门口外30万吨级人工深水航槽顺利启用,北仑港区四期集装箱码头5#、6#、7#泊位及配套工程竣工。
3.宁波港面临的吸引外资机遇
(1)世界港口发展趋势对宁波港建设的要求
随着技术进步的加快和对外贸易的不断增长,作为经济全球化平台的世界海运业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为包括宁波港在内的沿海港口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比如,比如港口码头泊位及设施逐步大型化,以满足大型集装箱船、巨型油轮、和大型港干散货船的要求;港口产业从单一港口产业发展到涵盖商业、金融、信息、物流、服务等多元化产业;积极推行自由港政策,提高港口竞争力;港口管理实现现代化、信息化、网络化。
(2)经济全球化对宁波港发展的影响和要求
加入世界贸易组合,将使我国经济在更深层次上加强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使对外经济合作和对外贸易产生质和量的飞跃。由于我国对外贸易90%以上与沿海港口相关,因此,经济全球化将对我国港口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仅会促使港口货物吞吐量,尤其是外贸货物、集装箱吞吐量得以持续快速增长,而且在能力规模、服务功能、管理体制和运作模式等方面更加全面地与国际接轨。
(3)宁波是浙江省乃至全国利用FDi的主要城市
由表1可见,自2002年以来,宁波在最近7年内引资规模都有很大的增长。2008年直接与宁波市开展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211个,且合同利用外资41.2亿美元,比上年下降8.4%,实际利用外资25.4亿美元,增长1.3%,均超额完成年度计划任务。在外商直接投资的拉动下,宁波港的对外贸易获得迅速发展,2008年实现港口货物吞吐量3.6亿吨,比上年增长4.8%,居中国大陆港口第二位,全球第四位。其中外贸货物吞吐量完成1.7亿吨,增长7.0%。宁波港集装箱吞吐量首次突破1000万标箱,达1084.6万标箱,比上年增长16.0%,已连续10年保持15%以上的增长速度,继续保持中国大陆港口第四位,全球排名第八位。外商直接投资加快了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步伐,进而刺激了沿海港口吞吐量的快速增长。从浙江省港航局了解到,今年宁波舟山港的货物吞吐量预计达到5.2亿吨,有望超过上海港成为全国第一大港。外贸货物吞吐量预计完成2.3亿吨,排名稳居全国第二;集装箱吞吐量预计完成1100万标箱,排名有望行进全国前三。
总之,宁波港的发展壮大,不仅为浙江省和宁波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也促进了沿海沿江产业带的形成和发展,更优化了长三角地区的港口布局。2008年宁波港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与近年来宁波港腹地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外资的大量引入密切相关。本文以宁波港为研究对象,对该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宁波港获取吞吐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二、FDi与宁波港货物吞吐量的数量分析
1.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本文选用1988―2007年共计20年的宁波港货物吞吐量、外商直接投资额、累计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作为样本数据。
为了便于说明宁波历年港口货物吞吐量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可以用二者的走势图来反映,见图1。
由图1可以看出,宁波港历年的港口货物吞吐量与外商直接投资的走势基本一致,二者基本呈正相关关系,也即随着每年FDi额的增多,港口货物吞吐量也逐年呈上升趋势,换而言之,港口货物量的增加也刺激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二者的相关关系也可以用eViewS软件对其进行相关性分析。
2.模型建立与分析
因为外商直接投资在当年未必能够创造价值或发挥其全部的经济效益,所以选取当年的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和该年的累计外商直接投资作为解释变量,以宁波港口货物吞吐量作为被解释变量。
根据外商直凄投资、累计外商直接投资与沿海主要港口吞吐量的关系,建立模型的理论方程为:
Y=a+bX1+cX2+μ
式中:Y表示某年宁波港货物吞吐量;X1表示该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X2表示该年累计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额;μ表示随机误差项。
利用eViewS计量软件进行oLS估计,得到回归结果,且样本回归方程为:
Y=3220.541426+0.026128*X1+0.014439*X2
从统计检验来看,R2=0.996472,修正R2=0.996057,模拟的拟合优度较高,解释变量X1和X2在显著性水平0.05的条件下都能通过t检验,但是D.w.值偏小,说明存在严重的一阶自相关问题,对模型进行修正,得到新的回归结果,新的回归模型为:
Y=3922.21251+0.016398*X1+0.015431*X2+aR(1)
分析修正后的回归结果:模型的决定系数的修正值(R2=0.998780)更接近于1,表明模型的拟合优度得到进一步改善,这充分说明了宁波港的货物吞吐量与宁波的外商直接投资有较好的相关性,二者基本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促进了港口货物吞吐量的提高。D.w.满足du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由以上回归结果可以可看出,外商直接投资是宁波港货物吞吐量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进而对宁波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由外商直接投资导致的货物运输需求是港口发展的动力。与此同时,宁波港货物吞吐量的提高,为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的发展创造了更好的物流环境,从而吸引了更多的国际资本向宁波转移。
但是,宁波港虽然利用外资规模在持续扩大,处于浙江省的领先地位,与上海港相比,宁波港利用外资的总量不大,规模偏小,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宁波外资来源结构相对比较单一,虽然来宁波投资的国家和地区很多,但几乎近一半来源于港、台等地区。为了改善宁波外资来源单一、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的现象,提高宁波利用外资的总量和质量,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现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营造港口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
一是完善港口现代服务体系,强化金融、保险、商业、信息和机构,加强口岸建设,改善口岸环境,大力提高口岸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二是进一步推进“电子口岸”的建设,积极筹建北仑港区集约化的报关报检工作平台和物流配送中心;三是充实和完善“大通关”软件条件;四是大力推进宁波港区与保税区的一体化。
2.统一规划,加强协调,完善港口资源整合
长三角经济区域有上海港、苏州港(太仓、常熟、张家港合一)、南通港、连云港、宁波港、舟山港、温州港、乍浦港、椒江港等。港口与海洋是长三角最大资源,在新一轮经济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上海是我国第一大港,又有强大经济实力支撑,与香港并驾齐驱,是当之无愧的枢纽港。其它港口与上海港衔接,可以成为配套港。水域条件好的可以发展成深水港。如宁波,地处长三角南翼,有着舟山群岛的天然屏障,主航运水深30一l00米,可满足20万-30万吨级巨型船舶进港需要。虽然宁波―舟山一体化取得重大进展,但在资源整合、互补发展等方面仍需要进一步深入加强合作,才能使两港优势得以充分发挥,积极面对国际、国内港口间日益趋势加剧的竞争,以确立其在国际上应有的地位。[4]
统一规划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达到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目的。更应认清区域经济向一体化方向发展是世界趋势,故区域内应加强合作。长三角区域需进一步完善交通网络,完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次中心城市为基点的外连交通网络,为港口物流提供最佳服务。统一规划着眼于整个区域的发展,不囿于一地、一港的得失,以一体化的市场与有序的服务体系吸引外商投资。
3.加大对外开放,开拓港口发展的新途径
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积极引进外资参与港口的建设与经营,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加强和国际大型船公司和港口集团公司的合作。与此同时,进一步解放思想,创造条件,采取更加开放的措施,开拓港口发展的新途径,借鉴汉堡、香港等世界著名大港发展的经验,积极探索并努力争取实行自由港政策。通过出让土地使用权、港口经营权、Bot等方式,或以资产为纽带与国外大型船公司和港务集团公司建合资公司或者合作建设、经营大宗散和集装箱业务等。
4.积极培育航运市场,拓展经济腹地
开放的发达的航运市场和充足的货源是宁波港成为远洋国际集装箱枢纽港的关键。宁波港今后发展战略应是“积极稳妥发展远洋干线班轮,大力发展沿海和长江内支线班轮。适度发展近洋支线班轮”。根据这一航运市场目标,宁波港要加强和改进航运信息工作,要用现代化的inteRent网上传播手段,传递搜集世界范围的航运信息。也可在上海的(航运公报)、北京的(中国航务周刊)等国内知名航运专刊上刊登宁波港的航运信息。宁波港要主攻国际航运市场著名船公司、货运、船务经纪、航运咨询公司,鼓励他们来宁波设立机构和开辟航线。宁波港要利用人世带来的外贸进出口的扩大和给予外国出口商以分销杈的规定,充分发挥北仑深水港和保税区的优势.积极探索建立粮食、油品、木材、汽车、原辅料等港口物流分拨中心,以增加宁波港的集装箱吞吐量和货物吞吐量。
参考文献:
[1]课题组.宁波港发展战略研究[J].经济丛刊,2007,(4).
[2]沈丽娟、王瑞斌.宁波港港口发展的Swot分析与战略探讨[J].中国科技论文在线,2008,(8).
[3]丁苏苗,张晓华.外商直接投资对宁波经济影响的计量分析[J].经济论坛,2006,(2).
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篇6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大国经济有效资本理论思考
当前，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正处于全球过剩资本输出趋于紧缩、本国垄断优势资本在总体上尚未形成的特殊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压力是双重的：一方面，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环境压力，即跨国性行业的形成，使得企业从根本上失去了在封闭的国内市场中培育垄断优势能力的机会；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地位随着其全球战略的实施而日益扩散。在这种条件下，对外直接投资理念的更新对于指导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至关重要的。而要实现理念更新，笔者以为，不仅要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置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以认识，同时，还必须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结合起来考虑。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基于“大国经济”开展
此处“大国经济”概念上是指一国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有庞大的经济总量，对世界市场及至世界经济格局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其与该国是否具有较高的人均国民收入无关，是一个总量概念。往往表现为该国人口众多、较大的经济规模、经济活动的空间范围大等特性。与此相对的概念是“小国经济”。对照我国现状，我国经济体可归于“大国经济”，只不过人均Gnp过低罢了。
大国由于幅员辽阔，各地区资源禀赋、技术水平、创新能力，以及经济发展路径等方面具有很大差异,这往往会给大国带来某种综合性的竞争优势。如大国内部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生产模式往往存在巨大差异，呈现出非均衡发展的特点。这往往意味着该国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大量潜在的市场机会。这种潜在的市场机会，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则表现为通过产业空间布局的变动使产业成长期延长、衰退期后移。再如，各地区之间在生产模式上的差异，一方面说明各地生产发展主要是受区域内市场需求变化影响的，另一方面也说明随着各地区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不同生产模式在地区之间的相互转移和相互衔接，是支撑各产业持续成长的重要途径。此外，大国所存在的地区经济差异，还为改变落后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创造了有利条件：即利用国内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分别进入不同的分工体系，形成包括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在内的混合型分工体系，并逐步扩大在水平分工体系中的市场份额。
如前所述，我国经济体可归于“大国经济”。同时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具有“转型”和“多元”的特征：从纵向看，它处于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过程中，这个转型时期是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粗放型经济与集约型经济并存的时期；从横向看，它处于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状态中，这种“多元”状态是多元的地区结构、经济结构及技术结构并存的状态。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考虑，应该在“大国经济”这一特殊约束条件下，以“转型”和“多元”的现实状况为基础，整合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自然的、经济的和技术方面的资源，形成融发达国家优势和发展中国家优势于一体的“大国综合优势”，从而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获出最佳的经济效益。
二、有效资本型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必然选择
当前，全球FDi输出的环境、条件及其机制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动。这表现在：①跨国公司优势形成机制根本性转变。在世界各国国内市场国际化的条件下，并不存在一个专为本国资本培育垄断优势的封闭的国内市场。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厂商不仅是在国内市场培育其跨国经营优势，跨国经营本身或许是内部化的垄断优势的一个更为重要的直接来源。如果说西方跨国公司在其早期扩张阶段存在着先培育内部化的垄断优势而后再开展FDi的机会，那么，后起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则部分地失去了这种机会，内部化的垄断优势培育与FDi输出已被合并为同一过程。②跨国竞争战略的重大变化。在以市场动态化和经济全球化为特征的国际环境中，合作已成为企业巩固其市场竞争地位的重要基础。因此，跨国公司纷纷通过建立战略联盟调整竞争战略，即从对抗性或排他性竞争转向相互依存的“合作竞争”。多家竞争对手联结而成的“网络式战略联盟”，将越来越成为跨国公司主流竞争战略。
上述两个方面表明，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厂商的垄断优势并不构成FDi输出的必要条件。构成FDi输出的必要条件是那些能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有效集合生产要素、建构或进入与东道国区位优势相匹配的跨国产业增殖链的资本，即为FDi的“有效资本”。显然，“有效资本”是一个动态概念。不同时期、不同区位，资本有效性的衡量标准是各不相同的。但要素整合能力、跨国性增殖链建构能力以及适应性反应能力，则是有效资本的最一般特征。具体来说:①要素整合能力。有效资本的FDi是以要素“集合包装”的形式来实现的。有效资本功能之一在于具备适应区位特征组织生产要素，开展多元化国际直接投资的能力。其以灵活的适应能力，按照区位特征配置生产要素，以进入不同类型的国家或地区。②跨国性增殖链建构能力。跨国产业增殖链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在投资国与受资国之间建立双边或多边“共享产业”的过程。共享产业的选择具有两大基准：“优势要素互补性基准”与“需求偏好相似性基准”。优势要素是具有降低成本的资源优势，包括自然资源、技术条件、人力资本和信息流转等。优势要素互补是产业共享的基础。③FDi主体对投资区位优势的适应能力。如前所述，共享产业是一个以需求偏好相似、优势生产要素互补为特征的产业，因而是一个典型的区位性概念。跨国性共享产业不仅具有要素供给结构优势互补“偏好”，同时，也具有明显的“空间偏好”。“空间偏好”意味着东道国某种要素优势越明显，就越容易吸引共享产业资源的聚集。因此，有效资本型FDi注重的不仅仅是投资主体单方面所具备的优势，同时，更注重于投资主体优势与东道国优势的配搭能力。
笔者以为，有效资本的概念给出了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FDi的基本理念：在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中国企业FDi能力可在产业增殖链国际化的过程逐步培育；而这一过程的实质是培育企业对跨国经营环境的适应性，即企业通过适应性地整合生产要素，使国内有效资本转变为国际性有效资本。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形成于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全球FDi输出的环境、条件及其机制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动，为我国国内有效资本进入FDi领域提供了契机。中国企业FDi发展速度及其规模取决于有效资本供给能力的大小。
三、基于大国经济的有效资本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选择
经过以上的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构想也渐渐展现出来。也就是说，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要以母国的优势为依托，而我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从局部看，其优势有明显的“差异性”；从整体看，其优势又具有“综合性”。可以以这种“差异性”和“综合性”的优势为依托，整合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自然的、经济的和技术的资源，形成能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有效集合生产要素、建构或进入与东道国区位优势相匹配的跨国产业增值链的有效资本，开展“差异化”的对外直接投资，构建“综合性”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框架。
1.投资主体的选择
鉴于我国企业的规模、资金实力、技术和管理水平差别很大，而且不同类型的企业具有不同的优势，适合于不同的产业、不同的区域和不同的投资方式，因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选择也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为了有力地提升竞争力，防范经营风险，我们应该积极发展具有海外投资实力的大型跨国企业集团，发挥集团化经营的优势。另一方面，以民营企业为依托，积极发展中小跨国公司，构建我国市场经济跨国公司的框架体系。特别地，要注重以产业为纽带形成企业集群，发挥集群经营的优势。中小企业在跨国经营中形成集群，既可以保持中小企业机制灵活和适应小规模市场的优势，又可以造成规模优势，因而同时具备中小企业和大型企业的某些优势。
2.投资产业的选择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应立足于大国经济的特点，整合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自然的、经济的和技术的资源，根据动态比较优势与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确定跨国经营的产业目标。①首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应调整为存在生产能力过剩、拥有成熟的适用技术或小规模生产技术的制造业上。尽管获取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生产性资源是现阶段海外投资必须考虑的投资重点，因为像生产活动中的铁矿、石油和木材等资源在中国已变得日益短缺。但是，资源开发业毕竟属于低附加值的行业。而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能更有效地实现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因而中国当前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应从以资源开发业为主转向以制造业为主，加大对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②其次，资源开发型产业可作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预防性产业。我国是人均资源不充裕的国家，尤其是油田、矿山、森林资源不足。在工业化过程中，资源约束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日益明显，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对资源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因而将资源开发型产业作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预防性产业显然是明智的。那些资源充裕的非洲、拉丁美洲、中亚等友好国家可作为投资的重点区域。③此外，研究与开发型技术产业是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战略产业。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人们强调的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最能体现“核心”二字的应该是企业的“核心技术”，为此企业不得不重视对“研究与开发”的投资。近年来跨国公司研究与开发投资所占其销售额比重的不断提高就印证了这一事实。我国要不断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与不断升级，更离不开技术创新的支持。
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篇7
一、印度直接投资政策的演变
印度自独立后从没中断过利用外国直接投资(fdi)，但政府对外资利用也一直没放弃过引导。印度政府依据不同需要并结合时代背景采取相应的外资政策。印度从1991年开始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放宽限制和引进外资政策，这是印度直接投资大飞跃的开端。此后，印度一直实施旨在推行市场自由化，与世界经济接轨的经济改革，进一步放宽限制和引进外资。这种与国际接轨的市场取向的改革为直接投资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促使了fdi的大飞跃，为印度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1、改革以前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
从1947年独立到1991年实行经济改革，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经过了多次演变。(1)1947-1956年。独立后，由于殖民统治的烙印以及尼赫鲁经济思想的影响，印度政府对外资的引进带有矛盾的感情色彩。印度政府表面是对直接投资采取开放的态度，但实际上存在疑虑和不满。一方面，印度政府承认，为了引进先进技术，促进印度工业化，引进外资是必要的，但另一方面，它又在1948年4月的《工业政策决议》中明确指出：“作为法规，为了达到有效控制的目的，主要股权应控制在印度手里，而且始终坚持培训旨在最终取代外国专家的合格印度人员。”
(2)1956-1967年。1956年4月，印度颁布了第二个《工业政策决议》，尽管印度政府在经济上开始逐步自由化，但其对外资的态度与1948年的《工业政策决议》相同。由于印度政府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提出要实现工业化的目标，这需要大规模投资，而国内资金不足，再者印度政府意识到利用外资不至于耗尽本国外汇储备，因此印度政府针对不同行业有选择的利用外资，其中制造业利用外资最多。
(3)1967-1980年。独立以来，印度对fdi一直都很谨慎，把外国直接投资严格控制在与印度已确立的发展思想保持一致的基础上，引进外资的行业大多是被认为需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或是确保产品出口的行业。直到60年代末才发生了第一次大的改变。三五计划失败，外汇短缺严重，卢比大幅贬值，印度政府对fdi的态度有了全面改观。1973年出台了《外汇管制法》，对直接投资政策有了改进。1973年的外汇管理法是新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标志，其对外国直接投资政策有了一些变化：要与印度本国公司享有同等待遇，合资企业外国持股比例不得超过40%；符合一定条件（如外国分公司全部产品供出口），通过政府的审批，合资企业外资股权可以超过40%；对不同行业制定不同的标准来判断该行业与外资合作是否必要，在需要外国知识技术的行业允许外国直接投资。1977年3月的工业政策声明中，印度政府指出，与外国合作的项目中的大部分所有权应掌握在印度手里，印度政府能对其实施有效控制。
(4)、1980-1990年。80年代初期，印度面临困难的外汇形势，印度政府意识到应加强出口，而本国企业难以单独承担起此项责任，对外国企业进入印度的限制有所放松。1985年，印度开始执行经济开放政策，当时的拉吉夫·甘地总理与财政部长辛格制定了一套改革方案，放松了对外资的限制：产品出口的合资企业外资股权可达到100%；将《外汇管制法》的条款推广到消费品领域；1984-1985年间，印度对多种资本品取消许可证限制；1986年对矿区征收的税率从40%降到30%。1990年的工业政策提到，如果企业家认为有必要引进技术，只要对国内销售和出口征收分别不超过5%和8%的专利费，那么他就可以与外国合作而无须得到政府的批准。
2、1991年经济改革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
1991年，印度遭遇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近1亿美元的nri（非本国居民外国投资）外逃，外汇储备只有10亿美元，仅够两周进口所需，在国际借贷市场的信用等级下降。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下，印度进行了根本性的经济改革，取消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并建立了外国投资促进委员会来鼓励外国直接投资：取消外国投资必须进行技术转让的规定，如果技术引进一次性总付费用在1000万卢比以内，或从开工之日的7年内，专利费占国内销售额的5%或出口价值的8%以内，都可自动许可；允许优先发展产业、重点工业项目和引进先进技术产业的直接投资可以达到其股本的51%；允许主要从事出口活动的商贸公司外资股本过半，达到51%；许多以前外资限制在40%以内的工业，外国直接投资的比例达51%将自动许可；在一些行业如基础设施和电脑软件，外资股权可达74%；一些行业如运输基础设施甚至允许外资股权达到100%。1991年工业政策规定34个行业的外资股权可达51%并自动允许，但自动获准的条件是资本货物的进口由投资资金以外的外资提供以及红利外流在一定时期内由出口收入平衡；取消合资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必须审批的规定；允许在国内市场使用外国商标出售商品；除24种消费品工业外，取消其它消费品工业投入生产后的头7年内外方红利的汇出须与出口所得持平的规定；取消了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要求。另外一个值得提到的特点是：审批速度大大提升，有些只需7天。1991年经济改革使印度成为了对外资有吸引力的国家。
3、1996-2001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
1996年，联阵政府对外国投资促进委员会进行了改组，将其划归联邦工业部领导，并授权该部可直接审批不超过60亿卢比的外国直接投资申请。更重要的是工业部制定了一套进一步扩大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新政策：在采矿服务、冶金、电力、非常规能源、交通、仓储等9个行业，外资比例不超过74%的合资项目申请将自动获准；将外资比例不超过51%的合资项目申请可自动获准的行业范围予以扩大，新增采矿、纺织、化工、食品加工、机械制造、家用电器、以及市场调查等16个行业。这标志印在1991年“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又迈出新的一步。
1998-1999年度，印度出台了几项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措施：允许在国内使用外国商标或品牌；将免征5年税收的优惠扩大到基础设施建设的直接投资；允许外国投资者在印度设立联系处和处，部分或全部拥有子公司或合资企业的股权；减少对外国公司的歧视性待遇（外国公司长期资本所得税税率降低到20%；免征外国公司出口所得收入税）；对发电、配电、道路、港口、隧道、桥梁投资，允许外资在不超过150亿卢比的条件下，外资股权达100%并自动获准；允许在一些非银行金融部门进行直接投资如信用卡业务、货币兑换业务；允许外资进入私人银行部门，但股权不得超过40%；政府允许在全球私人移动卫星通讯服务投资，经过审批，外资股权可达到49%。1998年7月，政府计划开放保险市场，允许外国直接投资
进入印度保险业，股权比例可达26%。同年，印度工业部扩大了可自动获准的外资企业范围，并在某些行业，将外资股权比例上限从51%提高到74%，甚至100%。
2000年，印度政府准许外国直接投资进入航空业和邮政业，除了公司所得税比印度本土公司稍高以外，给予进入邮政业的外资与国内邮政业相同的待遇。2000年底，印度取消了对某些自动许可行业的红利平衡要求。
二、印度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特点
1、始终立足本国需要，根据形势变化采取适度调整。20世纪80年代前，为了维护民族独立，印度对fdi控制较严，坚持主要利用自有资金进行国内经济的振兴。1985年以后为了本国工业化体系建立的需要，印度的fdi政策开始发生变化。90年代初，由于收支危机，外汇短缺，印度对fdi政策有了大的变动，但仍然坚持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与本国经济发展计划相结合，引进外资的目的是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在这种前提下，fdi的引进要求满足一些限制条件，如为了避免耗尽国内为数不多的外汇积累，要求直接投资用以进口资本货物的外汇需求。90年代以来，印度经济快速发展，抗风险能力增强，对外汇需求也增加了。为了在竞争日益加剧的国际市场上吸引到外国直接投资，印度进一步放宽引进fdi的政策措施，但仍然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基本准则，其政策制定注重外资使用效率，鼓励通过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知识、管理经验和营销方式，促进国内经济结构的优化和推进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
可见，印度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始终坚持在控制的基础上，立足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采取适度放宽或从紧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将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与本国经济的长远发展联系起来。
2、注意本国经济安全。印度经历过殖民统治，知道独立的重要性，独立伊始，印度就强调自力更生。长期以来，印度政府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以及国防安全的部门，都限制或禁止外国直接投资。在1991年新工业政策中还明确提出把与国家的安全和战略至关重要的领域继续保留给公营部门。直至最近，印度对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行业如工业、农业（包括种植业）、报纸和广播业都不允许fdi的进入。一些行业如保险业，直到最近才允许外国直接投资达到26%。另一些行业如电信服务（播叫接受器、蜂窝式便携式手机、基础服务）直接投资外资比例只准许达49%。
3、注重引导fdi流向知识和技术性产业。早在1948年的工业政策中，印度就强调引导外资流向技术和知识行业，1977年的《政策声明》指出在主要面向尖端技术领域做变通处理，以便吸引外国直接投资。1991年，印度政府声明对雇请外国技术人员和利用外国人进行国内技术开发的合资企业可自动许可。长期以来，对投资于技术和知识性行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印度政府不断提高其投资可占的比例、增加对其的优惠措施和减少对其的限制条件。
4、注重将fdi引向落后地区。独立后，印度政府一直致力于改善地区的不平衡发展状况，几乎在每个重要的经济政策中都提到落后地区的发展问题和相应的政策措施。印度政府颁布措施鼓励fdi流向落后地区，以实现落后地区的跨越式发展，促进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缩小地区差距。印度政府规定在某些落后地区投资，政府要给予一些特别的优惠措施，如：给予相当于投资额的15%、总额在150万卢比以内的现金补贴，对企业收入的20%免税10年等。
5、注重将fdi引向国家优先和重点发展的行业。针对不同时期国家经济发展重点的差异，政府对投向国家优先和重点发展行业的外资从政策上给予鼓励，采取免税、提高外资控股比例、给予与国内企业同等待遇等方式来吸引fdi。1991年，印度就宣布在高度优先发展的产业部门中，股本在51%以内的外国直接投资，可以得到批准；对优先部门的外国技术合同，如果签约之日起10年内，其总支付占销售额8%的项目无需经过审批。政府后来又进一步声明，如果产品全部供出口，那么允许外资占股本的100%。
三、印度外国直接投资政策的新发展
印度始终坚持外资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方针，在注重外资政策连续性的基础上，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对政策加以调整，印度利用外资政策有如下新变化。
1、从外资优惠逐渐向国民待遇过渡。wto有关投资协定(trims)提出了外国投资适应国民待遇的要求。作为wto初始成员国之一的印度，与国际规则和惯例接轨，取消歧视性政策，使fdi政策逐步转向国民待遇，使内外资企业待遇接近是大势所趋。印度已开始在这方面作出努力，取消了多项对外资企业的歧视性政策，如：出口限制、红利平衡、较高公司营业所得税等歧视性措施；1994-1995年财政年度预算将对外国公司的公司税率由65%降低到55%；在软件技术园落户的国内外公司，可享受印度政府对出口加工区的所有优惠；政府为出口加工区制定的所有优惠政策均适用于园区内的软件企业。在一些行业，印度甚至实施了有利于外国公司的政策，如电信服务业，印度90年代以来才向私人企业开放，但就要求新进入该行业的私人投资者必须与外资合作才能申请领取许可证。
2、对fdi政策总的是趋向放松管制。从90年代以来，wto积极推动自由化谈判，经济全球化、投资自由化不断发展，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印度已被卷入了这一过程，对fdi政策不断开放。从90年代初开始，印度对fdi的政策不断进行修正，逐步放松对fdi的管制，扩大fdi进入范围，放宽股权控制，加大了吸引fdi的力度。90年代以来，印度政府扩大了外资可参股的企业的范围（1991年有34个），并新开放一批企业可自动获准且外资股权可为74%甚至100%；进一步扩大了外资控股比例可达51%并自动许可的行业范围；扩大外国公司在印度的经营范围。总之，印度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是向着越来越自由化的方向发展。
3、注重fdi流向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软件业。为促进外国直接投资流向本国软件业，印度政府对科技园实行一系列优惠政策，包括：免除进出口软件的双重赋税；免除全部进口关税；允许外商独资经营；10年内免征所得税；全部产品用于出口的软件商可免征所得税；联网经营业务向私营部门开放，并允许外资拥有不超过49%的股份；打破国家对电信业的垄断，允许外国人拥有独资的电信公司。而且，印度政府还特别注意通过建立和执行符合国际惯例的知识产权标准维护直接投资企业的知识产权，以鼓励外国直接投资投向软件业。印度在1994年6月就对版权法作了较大修改和补充，明确规定了版权所有者的权利、软件出租者的行为规范、用户备份软件的权利以及侵犯版权的惩处和罚款条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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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篇8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原因的分析,提出了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它通过向外活动来获得更高的利润,在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东道国经济的发展。
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效果的原因
(一)自然地理条件因素
自然地理环境包括地形、气候、自然风光、自然资源状况、与海洋接近程度等,自然地理条件因素是最明显的因素,其优良与否,直接关系到能否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我国沿海地区如广东,直接毗邻香港、澳门两个国际性自由港,尤其是毗邻香港这个国际金融贸易中心,受到这些经济先进地区的辐射和传导,推动了本地区的贸易合作和技术交流,对外商直接投资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中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为外商直接投资节省了原材料成本及运输成本。且西部地区不仅有人文景观,其历史文化悠久而辉煌,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影响,这也是外商直接投资的特色品牌。
(二)经济环境
经济环境是外商直接投资活动影响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经济环境因素的变化直接影响外商直接投资者的投资决策。
经济环境包括经济发展状况,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速度快,表明这一国家或者地区的收入多,需求大,市场规模大,盈利机会多,因而能吸引较多的外商直接投资。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进行改革开放,尤其有着众多的海港区,其有着十分便利的交通条件,加上政府政策的倾斜,使东部沿海城市的经济快速发展,这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创造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基础设施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物质条件,其是否完备直接影响到投资效益的高低和盈利的多少。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对基础设施的依赖程度日渐加深,外商直接投资者在评价投资环境时,必然考虑基础设施的完备情况。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运输、港口码头、能源和原材料供应、通讯信息设备、供水供电设备等。我国沿海地区容易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其中一方面的原因就是我国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容易引进外资,长江三角洲位于我国东海岸线的中段,是长江入东海的出海口,临近渤海,海陆兼备,有“黄金海岸线”和“黄金水道“之称,其有众多的优良港口,其中上海港、宁波港、南京港和南通港等一起组成了我国最大的港口群,上海港更是我国最大的综合性贸易港口,因此沿海地区拥有内陆地区无法比拟的便利交通和优良港口,便于产品原材料的运输,有利于生产成本的降低和利润的增加。所以外商直接投资常常选择沿海地区,而我国西部地区由于经济相对落后,交通运输综合能力低,邮电、通信体系不健全,电力供应还难以满足社会的需要,因此制约了外商直接投资。
经济政策包括外资政策,一国的外资政策直接影响到外商投资的领域、规模和效益等;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和行业是限制投资的,而对于有绝对优势的产业和行业是鼓励投资的,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其产业政策也是不断变化的。
贸易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也有着一定的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会对具有相对优势的行业及产业进行一定的贸易保护政策,防止受外商投资企业的冲击,加大对外商投资国的依赖程度,从来使其投资者形成独占优势,一旦其改变投资政策或者撤资,将会对国家或地区及其相对应的产业产生巨大影响,不但制约了其发展,也会带来一系列社会不安定因素。
财税政策也直接关系到外商直接投资者的利润及其效益。如果东道国的纳税率低,财政政策宽松,这样投资者就会进行积极的投资计划。相反,如果对某些行业征收高额关税或者报复性关税,那投资者会绕道而行的。
外汇货币政策。如果东道国进行外汇管制或没有可行的货币金融政策,那么就不能为外商直接投资者提供便利的融资条件,也不能进行自由兑换,这会限制外商直接投资者投资。
贸易与国际收支状况。东道国一般欢迎进口替代型投资。经济制度及市场体系的完善程度,也为外商直接投资的正常运行提供保障。
(三)政治因素
政治环境与政府的作用和行为密切联系在一起,它直接关系到外商直接投资的安全性。
政治制度是建立在一国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由于与经济制度密不可分,因此政治体制的健全程度以及演变趋势往往直接表现在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理方式以及干预和控制的程度上,从而对外商直接投资活动产生影响。
政治稳定性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有无被颠覆和推翻的可能性,其稳定性包括政权的稳定性;政府的执政能力;反对派的状况;国内一定时期内发生政治冲突的情况;国内民族、宗教及其工会;军队警察的状况等七个方面。
政策的连续性是指一国政府政权发生换届时,该国的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仍然保持一定的连续性。Gwyoo.com
政府及公众对待外资的态度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又是一个敏感的政治经济问题。公众对于不欢迎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往往会示威、抗议、罢工、游行等;政府对于反对的项目则施加更多的额外限制,如在税收政策方面。
国际地位是指该国在国际中的地位,特别是和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国际政治组织中的态度
(四)社会文化环境
社会文化环境包括教育水平、社会观念和风俗习惯等。
教育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劳动者的素质和社会文明进步的程度,在外商进行直接投资时,教育水平不仅影响劳动力的供给水平,而且影响到外商投资者的投资意识、风险意识和管理意识。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沿海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许多人才开始流向东部沿海城市,使得沿海城市聚集了充裕优秀的劳动力资源,为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且我国本来就有着廉价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且政府又提供了非常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这样大大降低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成本,使得我国东部沿海城市成为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的重要地区。而我国东西部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的制约,经济发展落后,思想观念守旧,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不完善,人们对教育的认知程度浅薄模糊,使得中西部地区的人口在知识、技能和健康方面都十分欠缺,没有能力接受外资,虽然有着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但是因为受教育程度低,难以管理和培训,所以中西部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远远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
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
(一)以西部大开发为契机实现利用外资的地区均衡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在广东和福建设立了四个经济特区,随后其他十几个沿海城市也陆续宣布对外开放,政府给予这些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在自主权、税收和资源配置上等优惠政策,使得这些地方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同时也造成了东西部之间的差异,这时政府开始实行西部大开发政策,使得政府政策开始向西部转移,以加快外商直接投资者在西部的投资进程。为此颁布了一系列针对西部的优惠措施,包括进一步开放金融、保险、电讯等投资领域,放宽外商设立代表机构和营业分支机构的限制,对投资于该地区的外资给予税收优惠等。这一系列政策的施行,虽然已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和东部相比较还远远不够,这就要求必须进一步加大优惠力度并认真贯彻落实,使外商在西部的投资真正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二)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随着经济的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对公共基础设施依赖程度加深,这就需要不断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提高东部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和水平,投资环境中经济环境是关键,基础设施是经济环境中的关键因素,基础设施无论哪方面达不到要求,都有可能影响该地区吸引外资的能力,因此要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为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准备好首要的物质条件,继续加强水、电、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
最近几年不管是东部还是中西部,交通运输方面的改善尤为突出,新建、扩建、改建了许多机场、火车站、汽车站,动车、高铁、地铁等高科技运输工具的应用,为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便利的交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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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篇9
内容论文摘要：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产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理论体系，两种理论有各自的分析框架，前者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而后者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在发生变化，理论研究认为二者存在相互替代的关系，而后形成共生关系，目前还有相互融合的趋势。论文关键词：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市场结构国际贸易理论与市场结构理论分析框架的产生国际贸易是商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交换，国际直接投资则表现为货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循环。按照蒙代尔的理论，商品资本的国际流动可以完全替代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投资就不会发生。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产业资本的循环依次经过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式，并且三种资本形式还要保持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并存性。单个产业资本循环的特点也体现在社会总资本的循环中，从世界经济的范围分析，产业资本循环经过上述三种形式才能保持经济活动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市场结构理论来自于产业组织经济学，按照该理论市场可以分为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市场两大类型，不完全竞争市场又分为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三种类型。完全竞争市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别主要体现为产品差异性、进入和退出壁垒以及卖方集中度。完全竞争市场的特点是产品具有同质性，进入和退出壁垒小以及卖方集中度低，而不完全竞争市场则相反。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厂商提供的产品有差异、行业的进入壁垒较大，具有规模经济及由此产生的卖方集中度。古典贸易理论和现代贸易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新贸易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之初就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世界经济活动的发展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有融合趋势。从历史上看国际贸易理论的产生先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早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从发源于15世纪欧洲原始积累时期的重商主义开始，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以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为标志。这两种理论有各自的分析框架，国际贸易理论的逻辑起点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统一的贸易市场和资本市场逐步结合，商品、资本、技术和服务的流动日益密切，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呈现相互融合的趋势，但是统一的理论框架还没有建立起来。本文从市场结构的角度分析国际贸易理论和直接投资理论，并指出新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融合的基础在于不完全竞争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新贸易理论解释了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福利影响，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使得垄断竞争厂商都具有向国外出口产品的动机，加之这些厂商生产的是有差异的同种产品，产业内贸易形成。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不完全竞争市场，如果具备贸易壁垒和资本自由流动，国际直接投资厂商进行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实现对国际贸易的完全替代。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从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发展过程。按照市场结构划分前三种可以归纳为一类，它们的理论基础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古典贸易理论包括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包括一般均衡理论、相互需求理论和对偶理论，这些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现代贸易理论则以要素禀赋论为代表，该理论体系阐述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在于产品的价格差异，价格差异源自于成本差异，成本差异产生于生产要素的丰裕度。主要理论包括要素禀赋论、要素价格均等化原理、萨缪尔森—斯托尔帕定理和罗伯津斯基定理等。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分析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这些前提假定包括：生产要素在各国内部是自由移动的，而在国家间是不能移动的；国家之间实行自由贸易，不存在政府对贸易的干预或管制；生产和交换是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进行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要素处于“充分就业”状态；贸易双方的出口价值等于进口价值，国际收支平衡；运输费用和其他交易费用为零；没有要素密集度转变的情况，生产同一商品时各国的生产技术一样，生产函数相同；没有规模经济的利益，不存在规模经济递增。从上述的前提条件可以看出该理论体系将国际直接投资排除在外，首先国家之间没有多余的资金可以投资；其次国家之间没有要素流动的可能性。总之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没有给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留下任何成长空间。要素禀赋论创立后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贸易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掌握了一国的资源禀赋情况就可以推断出该国的对外贸易走向。然而里昂惕夫的实证分析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学者们提出了各种解释用于修正要素禀赋论的前提条件，如贸易壁垒说、自然资源稀缺说、生产要素异质说以及人力资本说等等。前提中完全竞争的假设在现实中难以满足，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只能作为产品价格的接受者，他们提供的产品是同质的。国际贸易活动中的许多现象无法用完全竞争的市场来解释，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不完全竞争市场与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它的创建是建立在两个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之上：即产业内贸易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该理论认为资源差异和规模经济均是国家进行专业化和贸易的原因，前者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的产业间贸易，而后者是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的产业内贸易，它更强调的是非比较贸易优势。同时为强调规模经济作为贸易的原因作了三个基本创新：将产业组织引入贸易理论，将贸易理论从完全竞争模式的不现实中解脱出来；摒弃了传统的二维假定和凸性生产可能性曲线，新贸易理论发展了一种“层级结构”的方法来解释贸易和要素流向，即产业间贸易仍由要素禀赋的差异来决定，而某产业内部具有类似要素比例的产品之间却相互分工和贸易，后者在产业间贸易的格局中表现为净贸易量；区分了技术溢出的外部经济和市场规模作用的外部经济。把新贸易理论看作和古典贸易理论完全对立是不确切的，新贸易理论只是补充了后者在自身假设框架下所难以解释的现象。新贸易理论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而古典贸易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不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它由美国学者海默于1960年在他的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经营：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海默则认为，要解释战后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必须摒弃传统理论中关于完全竞争的假定，对不完全竞争进行研究。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不具有支配市场的力量，它们生产同类产品，拥有获得所有生产要素的平等权利，这样就不会有对外直接投资发生，因为它不会使企业拥有高于当地对手的优势。只有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才能获取垄断优势，并通过直接投资在国外予以利用。金德尔伯格将垄断优势分为四类：来自于产品市场不完全的优势；来自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的优势；企业拥有的内外部规模经济；由于政府干预，特别是对进入市场以及产量的限制所造成的企业优势。后来学者在海默的理论框架下进一步发展了垄断优势理论，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论述跨国公司垄断优势的来源；二是跨国公司在出口、直接投资与许可证交易三种方式中选择直接投资的根据与条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认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由企业特定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特定优势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企业特定优势类似于海默提出的垄断优势，即一国企业拥有的高于其他国家企业的优势，并且这种优势只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非充分条件。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为避免市场不完全而通过内部化将企业的优势保持在企业内部。市场不完全的含义近似于不完全竞争，邓宁认为市场不完全可以分为两类：结构性市场不完全和知识性市场不完全。企业利用市场不完全通过内部化建立垄断优势，内部化优势越大，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性越明显。内部化优势还不能充分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利用出口照样可以发挥优势。区位优势可以更充分地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因为区位优势属东道国所有，企业无法自行支配，只能予以适应和利用。只有国外区位相对国内区位具有更大优势时企业才可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不完全竞争市场下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在世界经济活动中，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体现在以下方面：在地理区域上呈现高度的一致性，在贸易和投资领域还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发展中国家的规模在逐步扩大；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流向与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一致，二战前以发达国家的制成品和发展中国家的初级品为主，二战后传统的工业品贸易下降，高科技含量的工业品贸易量上升，究其原因在资本的跨国界流动，战后国际资本更多地流入制造业和新兴工业部门，加快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国际直接投资改变了国际贸易的模式与格局，最初国际贸易更多表现为产业间贸易，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产业内贸易和企业内贸易在增加。国际直接投资对贸易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实现的，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企业贸易量在不断扩大。第四，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协调机制统一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内实现。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有不同的分析视角，但是二者融合的理论基础尚未统一。张晓涛(2004)指出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是国际分工的两种基本形式，是两种最重要的国际经济关系。传统的研究将二者置于不同的分析框架之下，使二者长期处于隔离状态。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们对二者认识加深，一般认为二者存在互相替代、互相互补和互相促进的关系。顾颖(2001)认为要建立国际生产的一般理论来统一解释企业的国际生产活动；贸易和投资是国际化经营方式的不同选择。本文尝试从市场结构的角度即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分析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趋势。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是传统贸易理论中的两个重要假设，几乎所有的重要结论都以此为基础。然而，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是两个纯粹的理论假设，只能算是一种特例，在现实生活中更为常见的是不完全竞争，同时在很多行业都存在着规模报酬递增的现象。因此新贸易理论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假定为基础分析了产业内贸易的原因。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本身就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用垄断优势和区位优势可以解释跨国公司在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的不同选择。因此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融合基础在于不完全竞争市场。
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篇10
关键词：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市场结构
国际贸易理论与市场结构理论分析框架的产生
国际贸易是商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交换，国际直接投资则表现为货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循环。按照蒙代尔的理论，商品资本的国际流动可以完全替代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投资就不会发生。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产业资本的循环依次经过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式，并且3种资本形式还要保持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并存性。单个产业资本循环的特点也体现在社会总资本的循环中，从世界经济的范围分析，产业资本循环经过上述3种形式才能保持经济活动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市场结构理论来自于产业组织经济学，按照该理论市场可以分为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市场两大类型，不完全竞争市场又分为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3种类型。完全竞争市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别主要体现为产品差异性、进入和退出壁垒以及卖方集中度。完全竞争市场的特点是产品具有同质性，进入和退出壁垒小以及卖方集中度低，而不完全竞争市场则相反。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厂商提供的产品有差异、行业的进入壁垒较大，具有规模经济及由此产生的卖方集中度。古典贸易理论和现代贸易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新贸易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之初就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世界经济活动的发展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有融合趋势。
从历史上看国际贸易理论的产生先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早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从发源于15世纪欧洲原始积累时期的重商主义开始，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以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为标志。这两种理论有各自的分析框架，国际贸易理论的逻辑起点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统1的贸易市场和资本市场逐步结合，商品、资本、技术和服务的流动日益密切，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呈现相互融合的趋势，但是统1的理论框架还没有建立起来。本文从市场结构的角度分析国际贸易理论和直接投资理论，并指出新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融合的基础在于不完全竞争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新贸易理论解释了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福利影响，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使得垄断竞争厂商都具有向国外出口产品的动机，加之这些厂商生产的是有差异的同种产品，产业内贸易形成。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不完全竞争市场，如果具备贸易壁垒和资本自由流动，国际直接投资厂商进行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实现对国际贸易的完全替代。
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从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发展过程。按照市场结构划分前3种可以归纳为1类，它们的理论基础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古典贸易理论包括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包括1般均衡理论、相互需求理论和对偶理论，这些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现代贸易理论则以要素禀赋论为代表，该理论体系阐述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在于产品的价格差异，价格差异源自于成本差异，成本差异产生于生产要素的丰裕度。主要理论包括要素禀赋论、要素价格均等化原理、萨缪尔森—斯托尔帕定理和罗伯津斯基定理等。
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分析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这些前提假定包括：生产要素在各国内部是自由移动的，而在国家间是不能移动的；国家之间实行自由贸易，不存在政府对贸易的干预或管制；生产和交换是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进行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要素处于“充分就业”状态；贸易双方的出口价值等于进口价值，国际收支平衡；运输费用和其他交易费用为0；没有要素密集度转变的情况，生产同1商品时各国的生产技术1样，生产函数相同；没有规模经济的利益，不存在规模经济递增。从上述的前提条件可以看出该理论体系将国际直接投资排除在外，首先国家之间没有多余的资金可以投资；其次国家之间没有要素流动的可能性。总之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没有给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留下任何成长空间。
要素禀赋论创立后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贸易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掌握了1国的资源禀赋情况就可以推断出该国的对外贸易走向。然而里昂惕夫的实证分析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学者们提出了各种解释用于修正要素禀赋论的前提条件，如贸易壁垒说、自然资源稀缺说、生产要素异质说以及人力资本说等等。前提中完全竞争的假设在现实中难以满足，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只能作为产品价格的接受者，他们提供的产品是同质的。国际贸易活动中的许多现象无法用完全竞争的市场来解释，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
不完全竞争市场与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它的创建是建立在两个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之上：即产业内贸易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该理论认为资源差异和规模经济均是国家进行专业化和贸易的原因，前者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的产业间贸易，而后者是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的产业内贸易，它更强调的是非比较贸易优势。同时为强调规模经济作为贸易的原因作了3个基本创新：将产业组织引入贸易理论，将贸易理论从完全竞争模式的不现实中解脱出来；摒弃了传统的2维假定和凸性生产可能性曲线，新贸易理论发展了1种“层级结构”的方法来解释贸易和要素流向，即产业间贸易仍由要素禀赋的差异来决定，而某产业内部具有类似要素比例的产品之间却相互分工和贸易，后者在产业间贸易的格局中表现为净贸易量；区分了技术溢出的外部经济和市场规模作用的外部经济。
把新贸易理论看作和古典贸易理论完全对立是不确切的，新贸易理论只是补充了后者在自身假设框架下所难以解释的现象。新贸易理论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而古典贸易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
不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它由美国学者海默于1960年在他的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经营：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海默则认为，要解释战后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必须摒弃传统理论中关于完全竞争的假定，对不完全竞争进行研究。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不具有支配市场的力量，它们生产同类产品，拥有获得所有生产要素的平等权利，这样就不会有对外直接投资发生，因为它不会使企业拥有高于当地对手的优势。只有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才能获取垄断优势，并通过直接投资在国外予以利用。
金德尔伯格将垄断优势分为4类：来自于产品市场不完全的优势；来自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的优势；企业拥有的内外部规模经济；由于政府干预，特别是对进入市场以及产量的限制所造成的企业优势。后来学者在海默的理论框架下进1步发展了垄断优势理论，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1是论述跨国公司垄断优势的来源；2是跨国公司在出口、直接投资与许可证交易3种方式中选择直接投资的根据与条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认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由企业特定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特定优势3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企业特定优势类似于海默提出的垄断优势，即1国企业拥有的高于其他国家企业的优势，并且这种优势只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非充分条件。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为避免市场不完全而通过内部化将企业的优势保持在企业内部。市场不完全的含义近似于不完全竞争，邓宁认为市场不完全可以分为两类：结构性市场不完全和知识性市场不完全。企业利用市场不完全通过内部化建立垄断优势，内部化优势越大，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性越明显。内部化优势还不能充分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利用出口照样可以发挥优势。区位优势可以更充分地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因为区位优势属东道国所有，企业无法自行支配，只能予以适应和利用。只有国外区位相对国内区位具有更大优势时企业才可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不完全竞争市场下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
在世界经济活动中，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体现在以下方面：在地理区域上呈现高度的1致性，在贸易和投资领域还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发展中国家的规模在逐步扩大；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流向与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1致，2战前以发达国家的制成品和发展中国家的初级品为主，2战后传统的工业品贸易下降，高科技含量的工业品贸易量上升，究其原因在资本的跨国界流动，战后国际资本更多地流入制造业和新兴工业部门，加快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国际直接投资改变了国际贸易的模式与格局，最初国际贸易更多表现为产业间贸易，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产业内贸易和企业内贸易在增加。国际直接投资对贸易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实现的，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企业贸易量在不断扩大。第4，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协调机制统1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内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