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认识论篇1
马克思主义做为一种西方思潮，自传入中国以来，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确实起到了很大的理论指导作用，而一度凌驾于其他学说之上，成为解决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准绳。但是，任何一种学说都要符合时代的需要、并因合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就当今的中国社会而言，我们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人的“精神”问题。自无神论的科学大旗在中国大地上迎风飘扬，以自由、平等、科学、理性为核心的世俗性的物的文化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一种写照。人们不再关注头顶的星空，而止步于脚下坚实的大地，汩没于纷纭多变的物象世界，慢慢地，人成了“机器”、“物象”、“一种丧失掉自我的空洞存在”。但是“物”从来不是人命运的主宰和依据，中国文化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心的文化”，是一种以心体道、心御百法的内在超越、活泼泼的、富有创造力的文化。所以，马克思主义该如何与“五千年的象形文字”代表的中国心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一个节点。本文试图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进路为角度，直观中国哲学的心文化特点，互撷其华，以期找出两者的结合点，走出一条自他不二的“中道”之路。
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进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认为：认识是在实践基础上的主体对客体的反映，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动力和目的，也是检验认识的唯一标准;而认识的发展则遵循着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到实践的不断深化和发展的进路，所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进路是以实践为起点，并最终到实践的认识论。在这种认识论进路中，人立足于现实活动去理解世界、解释世界，人的认识活动只能在经验范围内讨论、在实际行动中表达，人们对于真理的认识不能在头脑中、概念的逻辑思辨中去探究，而是应当在现实活动的过程中去把握。他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离开了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这样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2]所以，马克思反对我们把客观世界仅仅当作一个思维的对象，而提倡我们积极的去改变它、改造它。这样的立论无可厚非，更是对哲学发展成为一种纯粹的概念游戏的一种有力批判。毕竟，人的生活终究不是漂浮在空中楼阁中的想象活动。
二、中国哲学认识论的进路——“心文化”的特点
之所以说中国哲学是“心”的文化，实在是因为“心”在整个中国哲学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儒、释、道三家无不言“心”，虽进路不同，但都提倡“心”是沟通物我、人我并进而体道证悟的源泉和依据。它并不像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说的那样，要向外去寻找认识的来源、去改造世界，其所重视的是内在的反思、探求，然后再在现实活动的展开中彰显自身的意义。个中情状，兹以下文分述之。
1.儒家认识论进路—“尽心、知性、知天”。在儒家这里，人之所以能够认识事物，首先是因为人具有认识能力。“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①而人之所以有这种能知的作用，在于人有“心”。“人何以知道?曰心。”①知识是由心的作用得来的，而心之所以能发生作用，又是因为它是“百神之大君”，能够在耳、目、口、鼻、形与外物相接的过程中进行判断、分别，“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簿其类然后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征之而无说，则人莫不然谓之不知。”②所以，人要认识事物，必须要通过“心”的作用来实现。
其次，“心”还是道德知识的来源，是一切价值的根源，人们通过“尽心”，可以达到“知天”，实现人与天道的合一和贯通。“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③此处的良知、良能是人所固有的一种道德意识，先天性的根具在人心之中，孟子例举孺子将入于井而人皆会救之这一现象，指出人在此过程中当下呈现的恻隐之心足以说明“心”具有一种先天的道德理据，所以，“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我们只要能“尽其心”，则就能知性、知天，完成人的道德价值的追寻和实现。其后，张载说“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程明道说“每个人都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只心便是天”，朱子格物致知以穷心之全体大用之明，陆象山言“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阳明的“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很好地彰显了儒家以“心”为道德认知的根源的理论。由此，认识的来源并不是向外探求得来的，而是本诸于内心，即可得圆满的知识。但是，“心”的这种价值意义必须在后天的修养工夫中才能得以实现，这应当是属于认识过程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儒家所给出的是一整套的道德实践工夫
综上所述，儒家分认识为两层。在客观知识方面，人固然要“格物”才能“致知”，但“心”却是认识的桥梁;在德性知识方面，万物之理皆备于心，尽心则可知性、知天，实现人与天道相贯通的内在超越。同时，心是一个不断呈现并展开的过程，并非是脱离生理、现实的一种外在超越的东西，它流注人的四体百骸，在当下的工夫中便呈现自身、使人的生命得以丰富。在儒家这里，认知往往意味着修“心”，即对生命自身的一种内省、反思、超越和不断生成。只有“心正”，才可以“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实现天人合一、性命贯通。
2.道家的认识论进路——“心斋”。在道家这里，其实是要消解掉知识性的活动，而追求一种返璞归真、无分别对待、计较利害的逍遥自在的精神生活。特以庄子为例试述之。
首先，人的认识基础是不可靠的。庄子说：“夫知有所待而后当，其所待者特未定也。”④认识的发生必须要有种种条件，但是这种条件却是人不能把捉或信赖的，“庄周晓梦迷蝴蝶”，连人生都或许是一场大梦，人对自己的认识犹未可知，更何况应对纷纭诡谲的外部世界，我们又怎敢说“知道”呢?所以，“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念彼生命短促、世界庞杂，惟觉知力甚微!
进一步说，人的认识标准也是不确定的。人处湿洼之地而觉得腰疼，泥鳅却安然居其中;人爬上高高的树木会觉得心惊胆战，猿猴却悠然自得，那人与泥鳅、猿猴相比谁更懂得居所的标准呢?当我们站在高山上去俯视地面时，那些由视域所造成的差别便隐遁无形了。而人们之所以会有这种对现象事物的区别，是因为从“物观”的角度出发的，如果人们从“道观”看问题，这些差别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而对“道”的把握，则就是庄子所说的“心斋”的体道方式。“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⑤
最后，对这种虚灵之心的把握还必须要修养到“真人”的境界，正所谓“有真人而后有真知”也。何谓“真人”?在庄子看来，所谓“真人”就是天性自然的人，能去心知之执、能解情识之结、能破生死之惑，听任自然，自在无累。“真人的心悠然淡泊，可以清冷如铁，也可温暖如春，生命感受与四时相通。真人之心虚静无为，与天地万物有自然感应。”[3]这个真人是《逍遥游》中无己的至人、无功的神人、无名的圣人，他们忘却知识、智力，能够做到天、人不相斥，而实现冥合同一、与道同体的境界。
由此可见，庄子的认识论所强调的是一种破除对待、差别、是非的天道层面的认知，而对这种认知的把握需要虚灵之心，它的认知方式是观照，通过去掉内心的对立、成见，虚怀万物，进而体悟“道”，与“道”契合。
3.佛教的认识论进路——“万法唯心造”。因佛教最初是一种外来宗教，经过多年与中国固有本土文化的碰撞和融合，才慢慢形成许多中国化佛教的思想体系和宗派并立，而各宗派之间却多有随意发挥之处，故判教不同。为求佛教认识论大略，本文特以唯识宗为例，论述之。
唯识宗主张世间万相皆由人的心识所变。如《唯识三十颂》中说：“是诸识所变，分别所分别，由此彼皆无，故一切唯识。”⑥
具体而言，唯识宗认为，宇宙万法，概括来说，总不过有五种：一是心法，即我们所能知觉的心，称之为心王;二是心所有法，是指依凭心王而生起的各种动态的心理活动;三是色法，即由心法、心所有法变现出来的物质现象;四是心不相应行法，即从心法、心所法、色法上面假立出来的一种现象，因它与人的心不相配合，是为假法;五是无为法，这是指诸法的实相，没有生灭、流转，不可言说，但却需要借助种种法相来实现自己，它是我们认识的性体。而“色法十一心法八，五十一个心所法，二十四个不相应，六个无为成百法”，所以，宇宙万法实为百法。
在百法之中，心法是摆在第一位的。《百法明门论》里赞心法为“一切最胜故”。窥基大师在《百法明门论解》中说：“言初心法八种，造善造恶，五趣轮转，乃至成佛，皆此心也。有为法中，此最胜故，所以先言。”百法均和心相关。色法、心法、不相应行法，都是心的功能的体现。有什么样的心，就会变现出什么样的境。同时，佛教持因果轮回说，认为人之所以会有三界、六道中的生死、流转，是与人心所造作的善恶法有关。一念迷，则堕地狱;一念悟，则入天界。是圣是凡、是染是净，种种因缘果报，都是由心所变现的。所以，人的心的作用是最殊胜的。
由此，一切的修行都要从心开始。心清净，果报就清静;心杂染，果报就杂染。在佛教这里，真正提倡的就是“精神能主导物质，并且能转变物质、转变环境”，或许这也是佛教不共世间法的一个表现。“万法不离自心”，关键就在与我们该怎么去用心。首先，要依法发心，破除我执，认识到“一切法无我”，诸相皆是假借因缘和合而有;其次，要如法修行，修正自己身上的种种习气;第三，要无为用心，追求一种涅槃寂静的境界，由此，便能更好的反观内心，去实践，去追求诸法实相。如此这般，修得好，和心相关;修不好，也和心相关，关键就在于怎么用心。不懂得用心，就只有烦恼。心用对了，法用对了，境界就不一样。
在佛教这里，我们对心的这种把握就不能再靠一种现实活动中的分别心去观察。如果用分别心、妄想去认识外境、外物的话，仍是在用一颗杂染、虚妄的心去结业感果，无法做到让内心越来越有力量、有光明。所以，他的这种心的认识方式实际上是一种觉悟和观照。
综上所述，儒释道三家是一种心的文化，它们虽进路不同，但是都强调心的观照、呈现作用。我们不必去客观世界找寻那个理据，只要在心上用功、修行，即可建立起生命的一种向上的努力，找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三、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进路与中国哲学“心”文化认识论进路的比较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以实践为核心，注重的是在现实活动中的人，姑且称之为一种“物”的文化。人们的认识来自实践活动，认识的目的要应用到实践，在这种过程中，人自身的价值和意义是隐而未发的。
中国哲学的认识论却是以心为核心。世间万物与自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儒家为例。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也。反身而诚，乐莫大焉。”⑦;王阳明说：“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它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它深?”⑧天地万物与人是一个血脉相连、疼痒相关的大身体，人心中本然具有一种万物一体之情，人只须顺此情、尽其心，则自能亲亲、仁民、爱物。由此，“心”是沟通物我、人我并进而体道证悟的源泉和依据，人不需要借助外力、神力来实现这种贯通、寻求一种现实中的检验，一切都在“心”中，其心正，则事物的意义和价值就能彰显出来。而对心的智照、反思则是在现实的活动中不断呈现出来的，它也没有弃真实世界而不顾，只在自己的大脑中做运动。所以，中国哲学的认识论实际上是一种“心”的文化自觉。“心”文化既立足于人的现实活动，又同时赋予其生机、意义，是一种自他不二、活泼泼的生命智慧。
如今，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重心已经在慢慢向东方转移，东西方文明正在面临一个历史性的交流和汇合，如何增进彼此间的沟通和了解，化解冲突和偏见，是我们共同的努力。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心文化能够成为沟通东西方文明的桥梁，能够为世界文明指出一条根本出路，为人类命运带来一片光明前景”。
马克思哲学认识论篇2
【关键词】理论与实际关系/哲学形态/马克思哲学/本体论哲学
【正文】
[中图分类号]B01[文献标识码]a370031003-8353(2004)01-0037-08
长期以来,国内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一直受哲学评价标准变化的深刻影响。从改革开放前把哲学上的“两个对子”作为标准来评价马克思哲学和传统哲学,到改革开放初期用这个标准评价现代西方哲学,再到目前一些学者摒弃这一标准,转而用现代西方哲学为参照来解释和评价马克思哲学,随着评价标准的转换,人们对马克思哲学地位和价值的认识也越来越难以统一。特别是近几年来,这种状况越来越严重:一些人力主摒弃“两个对子”这一评价标准,用现代西方哲学为参照来解释和评价马克思哲学;一些人仍然坚持以“两个对子”为评价标准;一些人则力图发现一些新的逻辑起点,重构马克思哲学。由于缺乏一个公认的评价标准,致使人们在对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关系的认识,以至其在人类哲学思想史中的地位的认识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分歧。特别是近几年来,一些学者坚持用各种各样的“本体论哲学”来诠释马克思哲学,致使人们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往往陷于追求“新名词”和“新表述”的怪圈之中而不能自拔。
因此,寻求一个能够把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区分开来的哲学形态划分标准,正确解读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也就成了理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首先予以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是解读马克思哲学基本精神的关键
正确认识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首先必须从马克思哲学的原始文本出发,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
纵观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马克思并没有给自己的哲学一个最终的确定的名称,而是在不同的场合把自己的哲学称为“新唯物主义”[1]、“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1]、“实践的唯物主义。”[1]、“我的辩证方法”[2]、“为历史服务的哲学”[1]、“人的科学”[3]、“资本的理论,即现代社会结构的理论”[4]等,恩格斯也在不同的场合把马克思和自己的哲学称为“现代唯物主义”[5]、“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5]、“自觉的辩证法”[5]、“唯物主义历史观”[5],“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5]、“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5]、“马克思的辩证法”[5]、“唯物主义方法”[5]等等。也正因为如此,才造成了后人在理解马克思哲学上的困惑:不论是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人的科学”、“为历史服务的哲学”、“辩证方法”,还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或“唯物主义方法”,都很难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坚持从“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和“辩证法”四个不同的角度来“全面”描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直至今日,国内学术界仍然把“本体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念念不忘如何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但是,这种研究模式存在着两个非常明显的弊端:一是把作为“一块整钢”的马克思哲学人为地分割成了只是在概念推理中才能发生联系的几个孤立的部分,使活生生的马克思哲学成为了只是在概念表述上才能体现出优越性的理论教条;二是混淆了马克思哲学与其它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的界线,有人认为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同属于一个哲学形态,都是现代哲学。有人则像海德格尔等一些现代西方哲学家那样,认为“哲学就是形而上学”[6],马克思哲学与其他的西方哲学流派如尼采哲学并无本质区别,充其量只是在形而上学的模式下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倒,但仍然是一种形而上学。
实际上,如果坚持从马克思哲学的原始文本出发,全面考察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仅仅抓住马克思的片言只语,我们就不难发现,这种新哲学既反对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无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旧唯物主义,也反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把一切归结为精神的唯心主义;既反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也反对费尔巴哈与社会现实相脱离的抽象概念体系。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论是唯心主义,还是旧唯物主义,它们虽然在本体论的逻辑起点上截然不同,从而形成了从精神还是从物质出发来解释世界的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但他们作为传统形而上学框架内的孪生兄弟,共同拥有一个与生俱来的重大缺陷,即从纯粹概念出发建构绝对体系,从而导致理论脱离实际、哲学脱离现实[7]。这就是马克思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原因。
出于在理论与实际关系上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倒,马克思哲学相对于旧哲学的根本性转折就在于:一是摆脱了旧哲学(既包括旧唯物主义,也包括旧唯心主义)从纯粹概念出发建立绝对体系的俗套,把自己的哲学视为开放的、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哲学;二是摆脱了旧哲学单一认识世界的功能,转向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三是改变了传统哲学专一致力于“形上”之思,以远离尘世为荣的世俗,以促进绝大多数人以至全人类的全面发展为己任。也就是说,它摆脱了以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为基本类型的、“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束缚,发展成为一种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的更为高级的哲学形态[8]。它是一种“反形而上学哲学”或“非形而上学哲学”,是在终结和扬弃传统“形而上学”基础上形成的新哲学。这种新哲学在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上与传统形而上学根本对立,其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面向现实,以批判现实、认识现实、改造现实为主旨
一是在认识方法上,坚持从动态发展着的社会现实出发来认识现实世界,批判现实世界,而不是从“现实”或从“人”的抽象概念出发来建立各种体系。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坚持本体论的思维模式,在认识方法上,习惯于把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事物变成“抽象概念”,然后在抽象概念的基础上仅仅依靠逻辑推论建立绝对的体系,从而使自己的认识从一开始就离现实越来越远。而马克思则走着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相反的道路,反复强调在研究和解决各种现实问题时,必须时刻坚持从现实社会条件出发,“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2]——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抽象概念”放到社会现实中去考察,认识和批判现实。这是马克思在其终生的研究特别是《资本论》的研究中所一贯坚持的认识方法,亦即从抽象到具体的认识方法。
二是在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上,坚持认识世界为改造世界服务,反对建立单一追求认识世界的纯粹概念体系。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等着作中,马克思非常鲜明地阐明了自己的哲学理想,认为其所在时代的哲学家们受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的影响,把哲学仅仅限定于解释世界的领域,仅仅致力于建立各种各样的“解释世界”的哲学体系,“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这是远远不够的。认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2]哲学家必须在“解释世界”的基础上,把目光投向改造世界,实现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既要认识世界,看到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标准,世界的可知性和思维的“客观真理性”都必须由实践来证明;又要看到人的实践在改变周围环境和改变人自身两方面的作用,坚持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
2.面向人民群众,以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己任
马克思一生中都坚持面向人民群众,以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己任。也正因为如此,他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自己的研究方向称作“人的科学”,认为只有摆脱自然科学“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3],摆脱当时“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1]的思维模式,把目光转向处于具体社会历史环境当中的、具有现实社会需要的人,从而使自然科学和“关于人的科学”、自然史和人类史融为一体,把以实现人类的根本利益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既包括自然史、又包括人类史在内的“历史科学”作为“唯一的科学”。这就是马克思从意识形态、法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各方面全面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探讨未来社会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因——在马克思看来,“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而以上这些研究都是“关于人的科学”,都是在维护和实现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谋求人类的全面解放。马克思一生都在为当时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无产阶级以至全人类的根本利益而奋斗。
马克思哲学认识论篇3
【关键词】理论与实际关系/哲学形态/马克思哲学/本体论哲学
【正文】
[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识码]a 370041003-8353(2004)01-0037-08
长期以来，国内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一直受哲学评价标准变化的深刻影响。从改革开放前把哲学上的“两个对子”作为标准来评价马克思哲学和传统哲学，到改革开放初期用这个标准评价现代西方哲学，再到目前一些学者摒弃这一标准，转而用现代西方哲学为参照来解释和评价马克思哲学，随着评价标准的转换，人们对马克思哲学地位和价值的认识也越来越难以统一。特别是近几年来，这种状况越来越严重：一些人力主摒弃“两个对子”这一评价标准，用现代西方哲学为参照来解释和评价马克思哲学；一些人仍然 坚持以“两个对子”为评价标准；一些人则力图发现一些新的逻辑起点，重构马克思哲 学。由于缺乏一个公认的评价标准，致使人们在对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与传统 形而上学关系的认识，以至其在人类哲学思想史中的地位的认识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分 歧。特别是近几年来，一些学者坚持用各种各样的“本体论哲学”来诠释马克思哲学， 致使人们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往往陷于追求“新名词”和“新表述”的怪圈之中而不能 自拔。
因此，寻求一个能够把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区分开来的哲学形态划分标准，正确解读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也就成了理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首先予以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是解读马克思哲学基本精神的关键
正确认识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首先必须从马克思哲学的原始文本出发，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
纵观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马克思并没有给自己的哲学一个最终的确定的名称，而是在不同的场合把自己的哲学称为“新唯物主义”[1]、“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1]、“实践的唯物主义。”[1]、“我的辩证方法”[2]、“为历史服务的哲学”[1]、“人 的科学”[3]、“资本的理论，即现代社会结构的理论”[4]等，恩格斯也在不同的场合 把马克思和自己的哲学称为“现代唯物主义”[5]、“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5] 、“自觉的辩证法”[5]、“唯物主义历史观”[5]，“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5]、“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5]、“马克思的辩证法 ”[5]、“唯物主义方法”[5]等等。也正因为如此，才造成了后人在理解马克思哲学上 的困惑：不论是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 “人的科学”、“为历史服务的哲学”、“辩证方法”，还是“唯物主义历史观”、“ 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或“唯物主义方法”，都很难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哲 学的本质特征。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坚持从“本体论”、 “认识论”、“历史观”和“辩证法”四个不同的角度来“全面”描述马克思主义哲学 ——甚至直至今日，国内学术界仍然把“本体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念念不忘如何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但是，这种研究模式存在着两个 非常明显的弊端：一是把作为“一块整钢”的马克思哲学人为地分割成了只是在概念推 理中才能发生联系的几个孤立的部分，使活生生的马克思哲学成为了只是在概念表述上 才能体现出优越性的理论教条；二是混淆了马克思哲学与其它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 的界线，有人认为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同属于一个哲学形态，都是现代哲学。有 人则像海德格尔等一些现代西方哲学家那样，认为“哲学就是形而上学”[6]，马克思 哲学与其他的西方哲学流派如尼采哲学并无本质区别，充其量只是在形而上学的模式下 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倒，但仍然是一种形而上学。
实际上，如果坚持从马克思哲学的原始文本出发，全面考察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仅仅抓住马克思的片言只语，我们就不难发现，这种新哲学既反对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无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旧唯物主义，也反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把一切归结为精神的唯心主义；既反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也反对费尔巴哈与社会现实相脱离的抽象概念体系。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论是唯心主义，还是旧唯物主义，它们虽然在本体论的逻辑起点上截然不同，从而形成了从精神还是从物质出发来解释世界的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但他们作为传统形而上学框架内的孪生兄弟，共同拥有一个与生俱来的重大缺陷，即从纯粹概念出发建构绝对体系，从而导致理论脱离实际、哲学脱离现实[7]。这就是马克思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原因。
出于在理论与实际关系上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倒，马克思哲学相对于旧哲学的根本性转折就在于：一是摆脱了旧哲学(既包括旧唯物主义，也包括旧唯心主义)从纯粹概念出发建立绝对体系的俗套，把自己的哲学视为开放的、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哲学；二是摆脱了旧哲学单一认识世界的功能，转向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三是改变了传统哲学专一致力于“形上”之思，以远离尘世为荣的世俗，以促进绝大多数人以至全人类的全面发展为己任。也就是说，它摆脱了以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为基本类型的、“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束缚，发展成为 一种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的更为高级的哲学形态[8]。它是一种“反形而上学 哲学”或“非形而上学哲学”，是在终结和扬弃传统“形而上学”基础上形成的新哲学 。这种新哲学在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上与传统形而上学根本对立，其基本特征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1.面向现实，以批判现实、认识现实、改造现实为主旨
一是在认识方法上，坚持从动态发展着的社会现实出发来认识现实世界，批判现实世界，而不是从“现实”或从“人”的抽象概念出发来建立各种体系。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坚持本体论的思维模式，在认识方法上，习惯于把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事物变成“抽象概念”，然后在抽象概念的基础上仅仅依靠逻辑推论建立绝对的体系，从而使自己的认识从一开始就离现实越来越远。而马克思则走着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相反的道路，反复强调在研究和解决各种现实问题时，必须时刻坚持从现实社会条件出发，“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2]——把资产阶级经 济学家的“抽象概念”放到社会现实中去考察，认识和批判现实。这是马克思在其终生 的研究特别是《资本论》的研究中所一贯坚持的认识方法，亦即从抽象到具体的认识方 法。
二是在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上，坚持认识世界为改造世界服务，反对建立单一追求认识世界的纯粹概念体系。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等著作中，马克思非常鲜明地阐明了自己的哲学理想，认为其所在时代的哲学家们受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的影响，把哲学仅仅限定于解释世界的领域，仅仅致力于建立各种各样的“解释世界”的哲学体系，“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这是远远不够的。认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2]哲学家必须在“解 释世界”的基础上，把目光投向改造世界，实现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主观与客 观的统一。既要认识世界，看到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标准，世界的可知性和思维的“客 观真理性”都必须由实践来证明；又要看到人的实践在改变周围环境和改变人自身两方 面的作用，坚持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
2.面向人民群众，以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己任
马克思一生中都坚持面向人民群众，以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己任。也正因为如此，他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自己的研究方向称作“人的科学”，认为只有摆脱自然科学“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3]，摆脱当时“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1]的思维模式，把目光转向处于具体社会历史环境当中的、具有现实社会需要的人，从而使自然科学和“关于人的科学”、自然史和人类史融为一体，把以实现人类的根本利益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 目的，既包括自然史、又包括人类史在内的“历史科学”作为“唯一的科学”。这就是 马克思从意识形态、法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各方面全面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探讨未来社 会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因——在马克思看来，“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而以上 这些研究都是“关于人的科学”，都是在维护和实现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谋 求人类的全面解放。马克思一生都在为当时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无产阶级以至全人类 的根本利益而奋斗。
正是从这一准则出发，马克思对当时的德国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刻批判。马克思指出，康德形而上学的缺陷就在于割裂了理论与“现实的阶级利益”的关系，把“现实的阶级利益”变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的意志、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在康德那里，我们又发现了以现实的阶级利益为基础的法国自由主义在德国所采取的特有形式。不管是康德或德国市民(康德是他们的利益的粉饰者)，都没有觉察到资产阶级的这些理论思想是以物质利益和由物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为基础的。因此，康德把这种理论的表达与它所表达的利益割裂开来 ，并把法国资产阶级意志的有物质动机的规定变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的意志、 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从而就把这种意志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 ”[9]而当时的德国“思想家”们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脱离“确实存在的现实利益 的联系”，依靠“纯粹的概念规定”、“空洞的幻想”来批判现实，“自然就要得出世 界上最荒谬的结论”[9]。
3.面向发展，随时坚持理论与实际的动态统一、与人民利益的动态统一
在马克思看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发展的动力，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代 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不论什么时代，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实践都是最大的实际问 题、现实问题。换句话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一是要解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为个人，还是为广大人民群众；二是要解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如何为大多数人的问题。马克思哲学不仅强调理论与实际的统一，而且强调理论和实际与人 民的根本利益相统一。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是发展着的社会历史本身而不是所谓的原则 ，它是从社会现实中引出原则而非相反。不仅如此，马克思坚持把从社会现实中引出的 原则运用于现实，运用于改造世界，不仅使这些原则适合人民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 ，而且按照这些原则去改造现实。这是马克思哲学成为时代的精华，代表人民的意志和 利益，代表着历史发展方向的根本原因所在。在马克思哲学以至马克思的整个理论当中 ，人民性、利益性、阶级性和实践性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是在理论和实际在最广大人民 群众根本利益的基础上的动态统一，是随着社会现实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统一。
这三个方面，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一切从现实出发，研究现实、改造现实，实现理论与实际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基础上的动态统一。这就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这个基本精神，从哲学基本问题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上，体现了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作为哲学形态的根本对立。
二、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是理解马克思理论整体性的最佳视角
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以相同基本思想为指导的有机的、统一的过程，还是几个由低级向高级的几经转折的阶段?二是理论的内容，是由几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构成的学科体系，还是在同一个基本思想指导下对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重大问题的认识与解决?
能否正确理解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与坚持什么样的思维模式和理论视角密切相关。坚持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就必须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对传统本体论哲学的改良，把马克思的整个理论理解为一个绝对的体系，理解为对社会的不可改变的规律性认识，并把它机械地分割为几个互不联系的、由纯粹概念建构而成的学科。甚至于用一些从现当代西方哲学中借来的新名词，套到马克思的头上，对其进行“新诠释”，或是构建“新形态”。
而只要坚持唯物主义辩证法，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入手，我们也就可以发现，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也就是整个马克思理论的基本精神，贯穿于马克思终生的全部理论和实践当中。不论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马克思哲学，还是马克思的整个理论， 其基本精神都是相同的，就是按照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认为，人民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和动力，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 利益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和利益就是最大的实际、最大的现 实。这就使理论和实际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统一起来，使理论的阶级性、科学性 、实践性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统一起来。马克思的全部理论，都是在把唯物主义辩 证法用于认识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如社会意识形态问题(包括法哲学在内)、政治问题 、经济问题和社会发展问题时形成的，它们是一个统一有机的整体，而不是互不联系的 几个部分。早在青年时期，马克思就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缺陷有了深刻的认识，开始 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背叛。其后，又在革命实践中认识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和黑格尔唯 心主义的共同缺陷，才真正建立了与传统形而上学根本对立的哲学形态——唯物主义辩 证法。这个新哲学形态的产生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基本思想散落于马克思、 恩格斯对哲学、政治、经济等领域重大问题进行研究的大量论著中，绝不能以某一论著 的观点为限。并且，不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也都没有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理论进行 过系统论述。因此，关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我们必须从其全部产生发展过程来 把握其整体性。
马克思早在1841年4月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附注]中，就以探讨哲学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哲学世界化和世界哲学化问题为己 任，而对传统哲学的本体论问题和认识论问题不屑一顾。文章中，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 人与自然、自我意识与客观现实、哲学和世界的辩证关系，寻找使“在本身中变得自由 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的力量，作为意志走出阿门塞斯冥国，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 的尘世的现实”[1]的途径。早在这个时候，马克思已经发现了传统形而上学必然导致 “哲学同世界的一种颠倒关系和敌对的分裂”，指出：“那个起初表现为哲学同世界的 一种颠倒关系和敌对的分裂的东西，后来就成为个别的哲学的自我意识本身中的一种分 裂，而最后便表现为哲学的一种外部分裂和二重化，表现为两个对立的哲学派别。”认 为应该使“哲学转向外部”，把自我意识“从作为一定的体系束缚它们的哲学中解放出 来”，把“坚持把哲学的概念和原则作为主要的规定”推出世界的传统形而上学再“颠 倒”过来[1]。这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萌芽，触及了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 对立的焦点——理论和现实的关系问题。这使他从哲学生涯的开始，便投入到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斗争当中(虽然还只是限于理论上的探讨，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传统形而上 学的影响)。
其后，马克思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和《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 判》中，初步完成了从传统形而上学到全新的哲学形态——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转变。他 对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问题、意识形态，对传统形而上学在政治经济领域的现实表现给 予了批判；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彻底完成了由传统形 而上学向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转变。其中，《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基本精 神的重要体现。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强调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指出德国哲学的“ 全部问题终究是在一定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产生的”，批判“老年黑格尔 派认为，只要把一切归入黑格尔的逻辑范畴，他们就理解了一切”，而“青年黑格尔派 玄想家们”“只为反对‘词句’而斗争”，“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而“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认为“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1]。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侧重于对德国的意识形态及其根源即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他们不仅把费尔巴哈哲学视为形而上学，而且把自己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彻底对立起来。唯物主义辩证法作为一个全新的哲学形态，总体框架已基本形成。在《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马克思、恩格斯充分发挥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功能，致力于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坚持哲学为现实服务、为社会发展服务的方针，努力分析和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探索无产阶级的解放道路，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现实化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因而，马克思的全部理论，都是在同一个基本精神指导下凝结而成的有机整体。也正是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入手，马克思才使自己的哲学与古典哲学和同时代的德国哲学从根本上区别开来。马克思哲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克服了传统形而上学中的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片面强调“解释世界”，单纯依靠概念推理来“认识世界”的弊端， 把“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统一起来，从而在认识论和历史观中、在自己的整个哲 学中，实现了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哲学理论和社会现实的统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与 人民根本利益的统一。正如马克思所说：“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 ，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 对立面的存在；……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 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 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3]这里的“哲 学”，是指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也就是说，传统形而上学片面强调认 识世界，必然割裂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反之，如果 到改造世界的实践当中去，存在的就只有理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主观与客观、理论与 实际是统一的，还是相互脱离的——只有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是统一的，人们才能 实现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的目的。也只有实现了理论与现实的统一，我们才能 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马克思终生所追求的，就是要使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与最 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一致。
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在马克思的全部理论中，坚持理论与实际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基础上的统一与批判传统形而上学，是密切联系的两个方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非常重视“哲学和对现实世界的研究这两者的关系”，批判施蒂纳“却总还是停留在纯粹思想的世界的范围内”，“他真正相信意识形态的各种抽象思想统治着现代世界，他深信他在其反对‘宾词’、反对概念的斗争中攻击的已不是幻想，而是统治世界的现实力量。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头脚倒置的手法，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无限 的轻信，竟把资产阶级的一切虚伪的幻想、一切伪善的保证信以为真。”认为“在施蒂 纳那里，客观世界的关系在反思中成为他的反思的创造物”[9]。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 主张哲学来源于现实、服务于现实，它不是以本体为基础和出发点，而是以现实为基础 和出发点；不是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而是超越一切僵固的、封闭的体系，回 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他们一生中不再对形而上学的知 识论问题进行过多的探讨，而是把主要精力转向对“人民现实的幸福”的关注，转向对 最广大人民群众——无产阶级现实状况的关注。他们关心的是现实中人民的尘世幸福， 而不是虚幻的天国的幸福。他的哲学面对的是现实事物、现实社会，而不是纯粹的概念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才强调“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
由此可见，国内外学术界一些人坚持“两个马克思”和“马恩分立”说，认为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马克思与恩格斯均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这是非常错误的。我们不能说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没有区别，也不能说马克思与恩格斯没有区别：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至任何一个思想家的思想都必然有一个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马克思与 恩格斯也有着学识水平、实践阅历和学术专攻等方面的差异，有时甚至存在着研究分工 的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就马克思从青年到老年以及二人的终生合作而言，都有一条 主线贯穿于其中，这就是：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哲学与现实的统一，哲学为现实服务、 为无产阶级服务、为改造旧世界服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活动和革命实践活动，从 一开始就是同大多数人的解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在批判地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与传统形而上学截然不同的哲学新形态——唯物主义辩证法 ，并把它运用于改造现实社会亦即资本主义社会的活动当中，运用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整个马克思理论是一个由其基本精神贯通起来的有机整体，而不是从几个不同的基本概 念出发推演出来的、纯粹的学科体系。
因而，我们只有把握住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才能从马克思哲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入手，全面把握马克思哲学以及全部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
三、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是区分马克思哲学和本体论哲学的可靠标准
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是划分两大哲学基本形态的可靠标准。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出发，迄今为止的一切哲学，都可以划归传统形而上学和唯物主义辩证法(真正的马克思哲学)这两大哲学基本形态[8]。
所谓哲学基本形态，是由哲学的对象、本质、目的、功能、方法等基本要素构成的，最具广泛性和代表性的哲学类型。不同的哲学基本形态，除了哲学基本问题是相同的以外，在哲学的目的、本质、功能、具体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等方面，均具有明显的区别。因此，仅仅用哲学的“两大阵营”和“两个对子”包含的四种要素，并不能准确地描述两大哲学基本形态——传统形而上学和马克思哲学之间的本质差别。
也正因为如此，在哲学形态的划分上，马克思已不再满足于传统哲学把哲学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仅仅局限于认识论领域，局限于“解释世界”方面，而是把它与“改造世界”统一起来，拓展为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问题)，并把它作为区分自己的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标准(由于篇幅所限，作者对此将另文论述)。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
把这一标准用于考察整个哲学史，我们可以看到：迄今为止的人类哲学史上，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的所有的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以及各种“二元论”哲学，都同属于“传统形而上学”这一哲学基本形态。其基本特征是：局限于“纯粹的思想领域”[1]，从纯粹概念出发，依靠逻辑推论建立绝对的体系。这种哲学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一是到近代为止的西方古典哲学。在本质上属于本体论哲学，具体表现为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和二元论三种形式。但不论是那种形式，都有着一个共同特点，即哲学是为了求知而非实用，坚持理论与实际在思维中的统一，坚持从最抽象的“本体”出发来解释世界；二是现代西方哲学。其特点是反对“形而上学”原有的“理性化”的抽象概念体系，强调哲学的科学性、实证性，但仍然坚持把人抽象化，从抽象的“感觉”、“意志”、“经验”、“生命”、“存在”、“此在”等抽象概念出发来解释世界，因而其本 质上仍然是在运用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建立绝对体系，具备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特 征；三是后现代西方哲学。其特点是高举反对“基础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大旗，反 对包括现代西方哲学在内的一切“形而上学”，力图面向现实，批判现实，对重大的社 会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但前期的否定性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及一切传统文化持 根本否定态度，实际上仍然是在运用传统形而上学追求终极和绝对，要么绝对肯定，要 么绝对否定的思维模式。后期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虽然力图面向现实，着眼于社会的 建设，寻求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道路。但它仍然是凭借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停 留在纯粹思想的世界的范围内”，而不是从现实出发、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 发，来寻求社会发展的道路。因而，根本看不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只能 从“宗教”中寻求未来社会的出路。它也没能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特征，仍然属于 传统形而上学这一基本哲学形态。
与“传统形而上学”这一哲学基本形态相对应，马克思哲学则属于另一哲学基本形态——“唯物主义辩证法”。这里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是指马克思原创的、作为马克思哲学的核心和灵魂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其实质上是“马克思哲学”的代名词，就是整个的马克思哲学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被后人理解为“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最高规律”的那种“唯物主义辩证法”。它最基本的特征是：面向现实、面向人民大众，坚持理论与实际、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坚持理论和实际、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统一。
同时，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出发，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整个的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基本形态而不仅仅是一种方法，在哲学基本形态的各个方面，如哲学的目的、对象、内容、方法、理论来源与表述、理论与现实的关系等问题上，与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全面对立：在研究目的上，唯物主义辩证法以改造世界、解决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为目的，坚持从现实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服务于现实。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10]。对传统形而上学来说，辩证法只是求知的工具，唯物主义辩证法则是坚持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它既是认识世界的世界观，也是改造世界的方法论，而不仅仅是认识世界的认识论。在研究对象上，唯物主义辩证法把现实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认为理论是来自现实，是现实的反映，坚持理论与实际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强调“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1]。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是把“本体”作为研究对象，是理论与现实相脱离或背离：唯心主义认为现实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自然界只是观念的外化；唯物主义虽然反对现实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的唯心主义观点，但其哲学也仅仅是从头脑中而不是现实中产生出来的思想。在哲学研究方法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以全面、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解决与人类历史命运相关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马克思一生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构思，致力于全世界无产者以至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要求人们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从事实和事实本身的联系出发 ，抛弃一切先入为主的、同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 思维方法(包括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坚持从思想出发，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在超越于 经验的纯思维领域构造世界的发展图景，因而不能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来认识世界。这 是包括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在内的传统形而上学哲学家的共同缺陷。在哲学理论的表述上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认为真理是现实的反映，是一个不断 发展的过程。不承认永恒不变的“本体”和绝对真理，反对建立普遍有效的绝对体系。 认为自己的哲学是开放的、发展的理论。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追求终极，追求普 遍，追求绝对，追求永恒不变的“本体”和绝对真理，致力于建立普遍有效的绝对体系 ，把自己的哲学封为绝对真理。在哲学与现实的关系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是现 实的哲学，它坚持哲学是与现实相统一的，在现实中生长和发展的，是为现实服务、为 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以哲学与现实相脱离为特征，不 仅方法本身容易导致哲学理论与事物的真实面目不相符，即使哲学理论本身有与实际相 符合的成分，也只是作为知识和教条，成为空头理论，而不能正确用于解决现实问题， 更谈不上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
因此，在本质上，唯物主义辩证法与传统形而上学、马克思哲学与本体论哲学，属于两个根本对立的哲学基本形态。马克思哲学、马克思原创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既不是本体论哲学的改良，也不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因素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因素的简单相加，而是在对二者批判和超越的基础上，在更高层次上的再生。它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基本形态，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哲学局限于“纯粹的思想领域”，从纯粹概念出发建立绝对体系的根本特征，是哲学基本形态的根本革命。
因而，只有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把马克思哲学与其它哲学，如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现当代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区分开来。而我们目前对马克思哲学本质的简单概括，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或辩证方法等等，都很难说已经准确表述了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充其量只能是反映了其一个方面或某些方面。就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说为例，虽然反映了马克思哲学的辩证和唯物两方面因素及其在认识当时社会现实时形成的一些研究结论，但却无法反映马克思哲学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理论和实际与人民利益相统一的根本特征。实际上，这些概括仍然是从哲学的“两个对子”出发，用唯物与唯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这四个因素来判定马克思哲学在认识世界方面的某些特征。由于这些概括仍然是用传统哲学的思维模式来看待马克思哲学，因而很难准确把握 马克思哲学的真正本质。
从原则和概念出发，这是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而我们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运用的却正是这样的方法!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如果像柏林的思想家一样，停留在德国地方性印象的圈子里议论自由主义 和国家，或者仅限于批判德国市民关于自由主义的幻想，而不从自由主义与它所由产生 的并赖以确实存在的现实利益的联系上去理解自由主义，那末，自然就要得出世界上最 荒谬的结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至今仍这样表现出来的德国自由主义，已经是通 俗形式的空洞的幻想，是现实的自由主义在思想上的反映。在这种情况下，把它的内容 变为哲学，变为纯粹的概念规定，变为‘对理性的认识’，真是易如反掌!”[9]这种脱 离现实，脱离“确实存在的现实利益的联系”，把一切都“变为纯粹的概念规定”的形 而上学思维模式，必须坚决予以终止。
四、目前国内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本体论情结”及其化解
我们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坚持以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为判定标准，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然而，目前国内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的最为严重的问题恰恰就是：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判定标准，从而导致认识了上的混乱。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本体论”哲学的兴起，国内用本体论来 解释马克思哲学的潮流大有不可阻挡之势。一些人坚持用“实践本体论”、“人本体论 ”、“生存本体论”等各种各样的本体论来解释马克思哲学，形成了解不开的“本体论 情结”。这就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困惑：我们应该怎样对待马克思哲学，是把它作为一种 在目的、对象、原则、方法等各方面与“本体论哲学”截然不同的全新的哲学形态对待 ，还是把它仅仅视为一种理论体系，知识体系?
要对这些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就需要我们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这一判定标准出发，对本体论的本质和特征进行认真考察。
众所周知，本体论是西方古典哲学的核心。虽然“本体论”一词直到17世纪才拼造出来，但“本体论”的研究自古希腊就开始了。“本体论”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被称为“本体之学”。黑格尔认为形而上学包括“本体论”、“理性心理学或灵魂学”、“宇宙论”和“自然的或理性的神学”四个部分，“本体论，即关于本质的抽象规定的学说。”[4]康德认为形而上学“由四种主要部分所成：(一)本体论；(二)合理的自然学；(三)合理的宇宙论；(四)合理的神学。”[12]德国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也认为：“与形而上学相关的有存在论、宇宙论、心理学以及自然神学”[13]。由于在西方哲学史上，“形而上学着眼于存在，着眼于存在中的存在者之共属一体，来思考存在者整体——世界、人类和上帝。形而上学以论证性表象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存在者之为存在者。” [6]因此，在西方哲学中，大多数情况下，“本体论”与“第一哲学”、“形而上学” 是同义的，主要探讨超越具体事物的、在具体事物之上的关于存在的最一般根据的学问 。特别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理性心理学、理性物理学、理性宇宙论都成了实证科学 ，逐步被心理学和生命科学、理论物理学、天文学和宏观物理学等所取代，理性神学也 从哲学中分离出去，回到宗教之中。只有本体论始终留在形而上学内。因此，也有人把 本体论等同于形而上学。
本体论哲学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对“本体”的追求。而“本体”作为西方哲学中的独有概念，指只能用理性才能理解的本质，是理性直观的对象。它是18世纪经康德的应用而流行的哲学名词。康德认为本体是与现象(显现于一位观察者的事物)相对立的事物本身。尽管本体掌握者可以理解世界的内容，但他却主张人的思辨理性只能知道现象， 决不能透入本体。康德的本体作为“思想”的“对象”，理性直观的对象，是一种“只 存在于‘思想’里”的存在，是本体论哲学研究的对象。虽然这并不是全部哲学家共有 的观点，但任何一种“本体”都具有以下共同特征：(1)都是纯粹思想的产物，一种高 度抽象化的、抹杀了现实社会特征的、“只存在于‘思想’里”的存在；(2)是最基本 、最普遍的终极概念，具有解释一切以至在思想中“建构”整个世界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因而，尽管形形色色的“本体论”哲学有着各不相同的“本体”以及由其推演而来的 各种各样的理论体系，从思想和概念出发、建构绝对体系则是其根本特征。它的必然结 果就是哲学脱离现实、理论脱离实际。就以“实践本体论”而言，当把实践抽象为“本 体”以后，实践主体的社会性、目的性，实践的具体社会环境，实践的效果及其与人民 根本利益的关系等等，都被抽象掉了，从而成了一个纯粹的“抽象物”。在此基础上建 立的整个理论，只能是纯粹的逻辑推论，很难对现实社会的发展产生应有的作用。用这 样的理论来“解释”马克思哲学，必然导致对马克思哲学的教条化理解，这是马克思本 人所不能容忍的。正如马克思在批判布鲁诺时所说的那样：“圣布鲁诺错误地把一些唯 物主义者关于物质的哲学词句当作他们世界观的真实的核心和内容了。”[14]我们的一 些哲学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从哲学形态基本变革的角度来说，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形态，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不仅没有过时和被超越，而且还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开创的是这样一个哲学形态：它跳出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从纯粹概念出发建构哲学体系的传统模式，致力于研究现实、改造现实，以使其更加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更加符合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它所具有的现实性、人民性和成长性，是任何一种受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思维模式局限的哲学流派所不能比拟的。
必须予以指出的是：目前马克思哲学所受到的种种责难，无一不是在把马克思哲学解 释为一种“形而上学”或某种“本体论”哲学的前提下才出现的——只要是先把马克思 哲学解释为某种“形而上学”或“本体论”，然后再用传统形而上学的标准去衡量，那 么，它相对于传统西方哲学、相对于现当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并没有什么绝对优势， 在有些方面甚至是各有千秋。然而，如果我们从理论与实际关系的角度，把马克思哲学 作为一个与传统形而上学有着根本区别的哲学形态来认识，那么，马克思哲学之外的一 切哲学也就不再显得那么神秘了。
与此相关，有的学者提出要“重构”马克思哲学的“理论体系”，或是“在现时代实践的基础上，重新解读、重建与发展马克思所创立的体系”，也是受这种思维模式影响的结果。实际上，马克思哲学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理论体系，我们甚至也找不到一个“马克思所创立的体系”。它作为一种哲学形态，沉淀下来的只是一些认识现实和改造现实的方法、原则，是它坚持理论与实际在人民根本利益基础上统一的基本精神。《资 本论》虽然在从“商品”出发来揭示资本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时借用了“黑格尔的表达 方式”，但这仅仅是一种“表达方式”、一种外在的形式，其实质仍然是从资本主义的 社会现实出发，研究现实、解决现实问题，这与传统形而上学局限于“纯粹的思想领域 ”，从纯粹概念出发推演出绝对体系的思维模式绝不可同日而语!而目前一些学者在马 克思哲学研究上，走的恰恰是马克思所坚决反对的路线——一种追求终极“本体”的传 统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强调实践，就要把世界解释成“实践的”，从而构建由实践产生 出一切的“实践本体论”；强调人，就要由人的概念推出一切，构建“人本体论”；强 调方法，就要把马克思哲学仅仅归结为方法，甚至“把‘历史’当成一种方法来理解” 。这种从某一纯粹概念出发推演出整个体系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是与马克思哲学的主 旨背道而驰的，是要不得的。在这种思维模式下，所谓“重新解读、重建与发展马克思 所创立的体系”，就只能是把今人制造的体系，硬说成是“马克思所创立的体系”或是 对“马克思所创立的体系”的“重新解读、重建与发展”。
在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主张哲学从现实出发，理论为现实服务、为人民服务，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反对“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 ”对侍自己的理论[4]。既要反对“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 裁各种历史事实”[4]的教条主义，又要反对“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 ”，“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被变成套语)”“尽速构成体系”的学理 主义[4]，认为二者都是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在同年8月致保·拉法格的信中，恩 格斯更是明确地对上述的假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指出：“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 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4]。要求划清真假马克思主 义的界限。这对我们纠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形而上学倾向，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
马克思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就在于其创新性和开放性——这不是说它有一个体系，一个开放的体系——而是它的研究对象即社会现实是变动不居的，是开放的、发展的!“ 重读马克思”是必要的。但是，我们“重读马克思”，应着重于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与 传统形而上学的区别，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而不是力图去建立形形色色的 “体系”，并把它强加给马克思!
因此，我们要回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命运问题，就必须从哲学形态的高度，认识和把握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在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上的根本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就在于研究和解决每个时代的社会现实问题。就我国现阶段而言，如何按照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去解决好各种重大的现实问题，如个人利益、政党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关系问题，多数人利益与少数人利益的关系问题，部门或集团利益与民族利益的关系问题，如何通过立法、执法和监督建立起平等机制和竞争机制的问题，社会管理体系和机制的发展与完善问题，党政领导权与人民监督权的关系问题等等，都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应该深入思考的重大课题。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使这些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既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也关系到马克思主义能不能真正得到弘扬和发展。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我们决不可等闲视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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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哲学认识论篇4
关键词：接受认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呈现为两种基本路向交叉行进，一种是在认同苏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以苏俄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种是根据中国自身的现实和时代要求，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深化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呈现为两种基本模式：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国传统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
对苏俄马克思主义认同的模式，即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体现在把马克思哲学解读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17年，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俄国布尔什维克建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不断深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地向苏俄学习马克思主义，苏俄逐渐成为中国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渠道，中国由此形成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模式。
1938年，斯大林亲自参与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标志着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经典内容，作为20世纪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传统教科书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基本框架的形成。由于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联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形式，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得到广泛传播，对我国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产生了深远影响。我国首本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教科书是1961年出版的，由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本教科书的基本结构与苏联教科书的模式大致相同，总体上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块构成，具体的由唯物主义（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四小块构成，基本内容也有许多相同之处，但中国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融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的新的理论，如哲学思想。尽管这本教科书在内容上还存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不够完善，甚至不确切等问题。但这一体系化的哲学教科书浅显易懂，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的概念和原理，使普通民众能够较快地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普及和宣传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它有一个缺陷，就是没有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现代哲学，是对近代一切体系哲学的基本精神的超越，是对近代哲学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的超越。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特质和历史主义原则没有得到体现，造成了认识中历史主义和实践思维方式的缺乏。
尽管如此，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一直沿用这一体系，只是个别内容有所变动，基本的框架结构及解读思维模式并没有根本的变动。
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自“五四”运动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就大力宣扬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紧扣中国的时代主旋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紧密联系，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不断深化、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第一阶段是从之后至20世纪30年代，这一时期主要从唯物史观理解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主要有、陈独秀、蔡和森、杨明斋等。1919年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使中国革命发生了新的历史转变，即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由于中国处于社会历史变革时期，中国社会急需完全不同于古老中国封建制度的理论来指导、探索中国历史变革的方向。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革命仁人志士在接触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后，认为唯物史观才是指导中国走出黑暗的思想武器。因此，他们不仅自觉地接受唯物史观，而且大力宣扬和传播唯物史观，并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道路。
陈博贤是第一个将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先进知识分子。他在1919年北京《晨报》副刊“马克思研究”专栏，以“渊泉”的名字连续刊载了他的译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这篇译文节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一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标志着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启蒙。这一时期，如北京《晨报》副刊、上海的《新青年》等众多的报刊，发表了许多介绍、宣传和研究、应用唯物史观的文章。这些文章节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论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大体过程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唯物史观进行了学理的应用。《晨报》还连载了陈博贤译著的《马氏资本论释义》，即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这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通俗著作，对传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起到了启蒙作用。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都自觉地阐述关于唯物史观的认识，并用唯物史观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如用唯物史观重新解释新文化运动和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认为不是思想、道德、文化造成的，而是经济基础变动的原因；陈独秀则用唯物史观解释了“民主”，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主体的新民主的思想，并阐述了民主、阶级、革命、国家等政治问题。总之，当时唯物史观让中国知识分子以全新的视角认识中国现实、剖析中国问题，并且由于唯物史观自身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使得他们的分析更准确和深刻，更能揭示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更有利于指导他们的革命实践活动。
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20年代初到30年代末。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热点是辩证唯物主义，代表人物是瞿秋白、艾思奇、李达。瞿秋白是第一个在中国传播辩证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源于他在苏联的工作经历，他亲历了列宁实行的新经济政策，高度赞扬列宁以辩证唯物主义对俄国问题的解答。所以当他回国后，就撰写并出版了一系列的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讲义和论文等，在中国宣扬辩证唯物主义，并自觉用辩证唯物主义分析中国的现实和问题。他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既是方法，又是革命的理论。他用辩证唯物主义分析中国当时的国民革命，分析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与关系，分析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认为国民革命既不由，又不由共产党领导的，而是由共产党联合领导的。他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成分复杂，既有革命的动机，一部分无产者中又充斥流氓习性，认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既可以得到世界无产阶级的支持，但自身更要联合农民。瞿秋白的辩证唯物主义分析与唯物史观的不同，使得中国知识分子不再仅限于唯物史观分析中国问题，打开了思维视野，同时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他开启的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实践具有重大意义。由于时展、资料的限制等，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有局限的，由于缺乏实践观，无法正确区分辩证唯物主义和其他唯物主义的关系，在面对中国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和问题时，不能作出较为准确和全面的分析，这也是他在后来革命实践中造成“左倾”思想路线错误的原因之一。
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马克思哲学，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战，艾思奇是马克思主义阵营的主要代表人物。通过论战，艾思奇开启了建构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思路，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将唯物辩证法分为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三个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这三者统一的整体，他在《大众哲学》中阐述了他的思想、观点，自1935年来，12年间《大众哲学》出版了32次，在中国影响非常大。他强调实践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性作用，强调人的活动和实践的意义，但他主要是从认识论意义来阐述实践的，这一点对的影响是深远的。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浅显易懂，开辟了哲学大众化、通俗化道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进行了初步探索。他的哲学思想和理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的指导意义非同凡响，从一定意义上讲，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鼻祖。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使得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阐述不够准确、严谨和深刻，对某些观点的论述不够充分，理论层次不够高，理论范围还不够宽，有些理论存在片面甚至错误的地方，等等，但这些都不妨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中国的巨大贡献和深远的影响。
李达也是唯物辩证法的倡导者，他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同样是功勋卓著。他在艾思奇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实践唯物论”，用“实践唯物论”概括表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认识的一大进步，它既强调唯物辩证法，又突出实践在唯物论中的地位。李达主要是从本体论和认识论来理解实践的，但他更为强调实践在认识论方面的意义，“唯物辩证法，当做哲学的科学看，原是认识论，它的更进的具体化，是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和自然观”[1]61。这个观点深深地影响他以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对实践概念的解读。李达的“实践唯物论”理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一个里程碑，尽管这种认识有局限和不完善的地方，但他开启了以实践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先河。并且他的理论被中国革命实践家，如接受并运用指导于中国革命实践，对中国革命实践的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个阶段是从20世纪3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这一阶段是从认识论来解读马克思主义的，这其中也穿插了应运政治批判需要的讨论热点，如异化、人道主义、文化理论思考、生产力标准讨，等等，但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认识的思维模式。这一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是蓬勃发展，出现了许许多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革命家，、邓小平是突出的代表。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标志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研究转向，在《实践论》中充分体现；而邓小平倡导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则是再次掀起了认识论发展的高潮。认为，认识论、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真谛所在，只有掌握了认识论、方法论，才真正学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论》中，系统地论述了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他始终强调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将认识活动划分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揭示它们的辩证关系，强调社会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揭示人的认识是无限的接近真理的过程。他还揭示了著名的认识的发展公式：“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的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2]297在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正式形成。从此，中国开启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核心思想指导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
“”结束后，1978年5月，中国掀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邓小平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强调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意义，把“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指出：“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3]278
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成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取得了极大发展，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但是作为认识论来解读马克思，仍存在某些误解，突出的一点就是马克思的“实践”、“历史”概念都是从认识论来理解的，这种解读在一定程度没有走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一切都是认识的开始和结果，哲学所面对的是认识的结果，即表象，现存世界是不证自明的存在。这样的认识在一定程度制约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正是在反思这一解读模式的基础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走进了以“实践”解读马克思主义的阶段。
第四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这一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从“实践”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随着改革开放的兴起和发展，认识论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模式，无论是从中国马克思主义自身理论发展的要求来看，还是从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实践来看，都应当与时俱进，改革开放就要建立市场经济，就要大力发展工业，这些都诉诸人的主体性，真正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历史的辩证关系的。
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以实践为主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人们试图从各种视角解读马克思哲学，如人学、历史哲学、文化哲学，等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不仅是理论层面的，更重要的是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巨大作用，马克思主义是引领中国改革开放、确定和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方向必不可少的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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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哲学认识论篇5
一、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本质:实现转识成智
哲学诞生于人类对于人生与生活的反思和批判，是高度精神自由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现在高校培养和训练大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思想政治教育核心内容，已在高校实施很多年。哲学的反思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不是纯粹的知识教育，而在于思维方式的转变、对智慧的追求与自我意识的启示。这与思想政治教育及教育的本质并不冲突，而且具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理性思维能力的训练，形成良好的实践思维习惯，开启自我意识的实现在一切领域都起重要作用。相比较于其他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具有属人性和实践性，这对现实人生价值的思考与实现提供思维基础。在时期，遍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出现了“种地哲学”、“做工哲学”、“扛枪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彻底形而下化和庸俗化。几乎在所有生活领域都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封为“万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并没有从根本上达到哲学教育及思想政治教育的真正目的。“万能哲学”从内容上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概念及其应用，如用一块石头解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以地主劳动迟到来理解马克思的阶级性范畴;从形式上，“万能哲学”教条化地将马克思主义融入生活，寻找各种现象所体现的哲学依据。现代高校教条式的体系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偏离实际，成为学生眼中的“无用哲学”。缺乏对于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本质的正确认识，就无法真正达到自我意识的启示，无法实现哲学教育的目的。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本质在于实现知识向智慧的转变，在于大学生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方法转化为内在的智慧追求，认识自我，形成良好的道德和价值修养。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本质在于体现以人为本的观念，高校中即以大学生需要为本。“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事实上，当代大学生在多元环境下，需要精神对于自我的合理把握，而哲学能够提供对于自我的意识和价值引导。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其实践性而著称，它关注人的现实生活，现实的人的社会劳动，以人类解放和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大学生正需要此理论作为满足他们精神需要的价值诉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人生的理解和导向，并不是高高在上的神性，它以“现实的个人”生活作为逻辑起点，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实现人的个性发展。特尔斐神庙上书“认识你自己”，大学生更需要对自我及自我意识有越来越清晰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可提供正确的认识路径，又蕴含合理的价值导引。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提倡以人为本的观念是题中之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本质还在于实践思维方式的养成，即转换西方传统思辨形而上学的“本体性思维方式”。“本体性思维方式”易导致教条化、体系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与实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应与大学生现实生活密切联系，从而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世界、指导大学生改造世界的现实意义。通过实践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通过学习，培养批判精神，提出独立见解，学会人文思考，关切现实人生，展开深刻调查与讨论。实践特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圣辉中解放出来，成为大学生改变世界的现实性力量。
二、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
瓶颈:“政治化”与“知识化”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虽开展多年，但从改革开放3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内在逻辑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存在的最大问题为“政治化”与“知识化”。无论从教育的目的还是哲学本质来说，都期望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超越瓶颈，实现自我及对智慧的追求。
(一)政治化:意识形态的“哲学教化”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定位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部分，思想政治教育本就存在被片面理解为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教化的错误倾向，从而也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简化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性宣传与说教。这使大学生前置性地产生反感情绪，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看作政治权威的说教，一旦出现理论与实际相矛盾时，会采取迫于权威的不加思考地顺从，或放弃学习，从而消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生活的批判性反思，失去思维的自由与创新能力。教化式马克思主义教育实施方式，背离了实践哲学的特性。政治性本身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征的描述并没有错误，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产生之初就可看出其革命性和批判性，其思想价值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政治性。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哲学就是马克思政治哲学，政治性不仅体现了马克思哲学对现存事物的批判性革命性本质，也体现了马克思阶级分析原则及为实现人类解放的主旨。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政治导向作用，引导学生客观地理解社会实践生活及发展规律和趋势，树立适应社会实际的正确世界观与价值观基础。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部分本身就应该具有一定的政治性，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价值要求，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政治性与培养自由全面发展的个体并无冲突。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政治性体现了人才培养与社会现实的紧密联系，是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社会功能体现。但用政治宣传话语解构或替代哲学的人文关怀，必然会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政治化”，即摒弃哲学教育的现实性，将其供奉于“神殿”之中，主体卑躬屈膝，失去思维自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政治化”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置于抽象高点，使大学生认为这是强制性地灌输性接受，这违背马克思主义哲学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本质。
(二)知识化:教条主义的“体系”意识大多数高校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时，都将哲学的“思想逻辑”等同于“知识体系”，把哲学知识总结为各模块构成的基本理论原理。从教学形式上，将思想养成转变为知识传授，忽略了哲学思维方式和素质养成等目标。诚如武汉大学汪信砚教授所言: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所存在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在教育观念上“把哲学教育视同知识教育、知识传授的问题”［3］。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工具理性思潮的迅速崛起，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也越来越倾向于知识化、规范化和标准化。如建立标准化的教学模式、试题库，采用统一的闭卷考试形式，使哲学教学逐步蜕变为大学生对于知识的全盘接受和记忆训练，失去哲学与现实生活密切联系的路径。故目前教学过程总是存在“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痼疾，仅仅是用“例子”套“原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由此就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生活相联系的辩证思维本性背道而驰。这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常常受大学生拒斥的重要原因。知识性、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也并不冲突，哲学对于智慧的追求离不开哲学知识的学习与哲学理论的教育。哲学作为真理性意义上的知识体系具有合法性，但脱离现实的“体系哲学”和“教条主义理论”，则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陷入“知识化”的困境。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知识体系，具有其事实性与价值性的内在统一性。“知识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更注重知识性的讲授，缺乏价值性地引导。哲学知识更重要的作用在于它所包含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与思想意境。超越单纯的哲学理论体系知识本身而体认其蕴涵的价值理念与智慧范式是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转折点。
三、提高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
实效性实现路径:建构主体内化场域德谟克利特对“智慧”的解释:“智慧生出三种果实:善于思想、善于说话、善于行动”［4］。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欲达到追求智慧的最终目的，需要以“哲学方式”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归现实生活世界，实现大学生主体将哲学知识与思想内化于课堂学习与生活之中，使哲学思维方式及价值引导成为主体自我意识的一部分。
(一)转变马克思主义哲学课堂教育方式转变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观念，将哲学教育的目的定位于助大学生求真、向善、爱美。不再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看作政治化语境中的意识形态教化，主要集中于对于现实问题有自身的思考和判断能力，可以加以引导，但不能以权威进行被迫接受;不再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看作是单纯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唯物史观的知识体系，主要集中于教育大学生“学会思考”，提高思想素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过程中，高扬主体性价值，及以大学生主体需求与自我意识实现作为出发点与落脚点，引导学生进行自我价值的思考与选择。作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导向的思想基础，可将哲学理论知识与现实生活自然融通，达到优化思维方式、树立正确人生观的目的。转变对教材体系的依赖。新时期哲学教育改革围绕对“传统哲学教科书”的批判反思而进行，其目的在于冲破多年教条主义的束缚，建构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内容。为了避免“知识化”倾向，可把教材当作学习哲学的教育文本，而不是引导思维的“圣经”。注意当前学界最新研究成果，打破讲坛哲学与论坛哲学相脱离的现状，将最新、最贴近实际的研究成果纳入教学体系中来，突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另外一方面，将大学生“个人生活”与社会“公共生活”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话语中来，使哲学教学与现实生活不生硬地融合。改变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方式也是提高哲学教育实效性的迫切要求。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们在传授哲学时，基本上都是采用对话的方式来进行的。信息化社会中快速高效地话语沟通环境使大学生自主性增强，为教学方式的丰富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情境条件。哲学教学要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应探究丰富有效的情景化灵活课程教学模式。主要在于改变教师满堂灌输和学生零参与的独白课堂教学模式，可增加情境模拟、抗辩讨论等新型平台，鼓励、吸引学生进行哲学思考与应用。改变标准化的哲学教育评价方式。哲学教育的效果在于思想的提升与思维方式的转变。现在的统一书面闭卷考试形式并不足以测试哲学教育的实效性。这种评价机制使学生迫于分数的压力进行哲学的学习，不断地记、背、练、考。使哲学教学也沦为分数的奴隶，变成机械式的程序化操作过程。哲学教育评价方式应向多元化和人性化方向转变，遵循哲学的本质和教育的最终目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
(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生活化现实生活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总是困扰着人类的现实生活，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市场主体的个体性日益凸显，人们开始只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切身利益需求。随之而来的就是“功利化”与“物质化”趋向，哲学在政治和经济的夹缝中艰难生存，但其人文精神却可以帮助人们处理物质与精神、理想与现实的种种矛盾。多元复杂的文化背景，各种思维方式的不断撞击，人们拥有了广泛多样的选择性。多种声音混合，不再出现话语霸权，应增加相互理解和沟通交流的机会。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面对各种其他流派声音，必须切合当代大学生的精神追求和生活旨趣，在对大学生现实生活的审视和引导中体现理性优势，走进大学生日常生活。利用校园环境与网络资源，建构多媒体网络环境，拓展哲学教育生活化的时空场域。使网络平台充分发挥教育功能，提高利用率。丰富网络课程资源，成为课堂教学的有益补充，可以畅所欲言，加强大学生之间的思想交流和协作性学习习惯。网络平台可成为大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广阔平台，对社会事件的评论可体现大学生分析问题的思维方式及基本素养，及时适当地加以引导，做到真正意义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学生社团活动可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重要场域。在教师的指导下，社团可结合课程内容开设专题活动，如讲座、参观、读书会等。大学生也可根据自身兴趣自主创办各类与哲学有关的学习和研究社团，如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协会等。社团更多地可以开展不同类型的社会调查活动，开展有意义的学术调查和研究活动，促使大学生在校园生活中提高哲学学习的兴趣，养成良好的哲思习惯。在规范课堂之外，也可以开设哲学类选修课程，最好与学生实际思考的人生问题相结合，如哲学与人生课程、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等课程，可以丰富学生哲学思想的同时，对自主性选择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结束语
马克思哲学认识论篇6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中国化 哲学问题 民族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5―0020―07
一
一个“问题”的提出，在逻辑上至少有三个本然性要求：其一，它必须以相应的理论预设为前提；其二，它必须具备逻辑上的直接周延性；其三，在问题的预设中，已经有了几个尚不明确、有待确定的内容，这实际上是说在哲学问题的提出时，已经预设了自己的答案域。它的逻辑式为：
有问题a，
所以有关于a的求解方式a1，a2，a3，…，an。
{a1，a2，a3…，an}即是a的答案域。
哲学的问题提出，同样有着逻辑本然性的意义。新的哲学语境下，作为“问题”的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前提或理论预设，来自于历史和现实中关于“马克思哲学中国化”认识所形成的两点逻辑共识：
第一，马克思哲学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国哲学中的一部分，但中国的马克思哲学却是现代中国哲学一个最重要的内容。(预设1)
第二，对于现实中国来说，不经“中国化”的哲学是无效的哲学。尽管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哲学在中国已经有了近百年传播、普及的历史，但时至今日，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并没有真正构成中国人的思想理念和生活理念，我们还远未“完成”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预设2)
在这样一个前提下，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给出了自己的理论预设，并且用当代中国哲学的方式，表达了这种预设的逻辑语序。
在预设1中，给出了“马克思哲学中国化”问题的肯定判断。预设2却可以引申出与这～判断相悖的一组命题：
“马克思哲学非中国化”
“非马克思哲学的哲学中国化”
“中国哲学的马克思化”
如果把预设1中所给出的“马克思哲学中国化”记作“Sap”(a型判断)的话，那么由预设2所引导出的三个命题均为“Sep”(e型判断)的理论表达式。a判断的意义存在于对e判断的否定，而这种否定将通过“Sep”的肯定形式来完成。也就是说，在“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问题中，恰恰是由于马克思哲学的非中国化、非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和中国哲学的马克思化三种形式或三种理论趋向，偏离了“马克思哲学中国化”预设方式，才使“问题”在“不满意”的过程中凸显自身的价值。它必须通过对这三种形式的否定，即通过对“Sep”的理论倾诉，完成命题的完整表达。于是，在这种理论预设中，凡是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问题的讨论引向马克思哲学非中国化、非马克思哲学中国化或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的去向，都是“问题”本身所不能允许的。
逻辑本然性的第二个含义是问题的周延性。作为“哲学问题”，马克思哲学中国化要表达的不仅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一切”，而且还要力图表达我们“可能知道的一切”。在“已经知”和“可能知”的关联中，显现了“问题”在当代中国哲学中的周延性。
如果“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问题仅仅是中国马克思哲学学科的一个问题，那么，它还构不成中国当代哲学的“问题”。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历史，曾经奠定了现代中国哲学视阈内所有哲学问题阐释的根基，并且由此规定了诸如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基本路向和终极目的。因此，作为“问题”的“马克思哲学中国化”，所涉及到的就不仅仅是马克思哲学学科，而且是中国当代的全部哲学。另一方面，恰恰是由于马克思哲学在中国的独特地位，它的“中国化”反思，就一定要突破原有哲学体系形形的束缚，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中释放思想的能量，展开新的想象。它将在当代中国哲学在生活基础、思想主题、问题意识、致思思路、表述风格等方面，以自己鲜明的民族风格来体现中国哲学的当代水平。在“可能知”的理论探求中，它所着眼的不是“可能知”的个别或局部，而是它的全体。作为哲学的“问题”，“马克思哲学中国化”不是以直接性的形式体现问题的周延，而是在一个“共同的前提”的揭示下，包含着问题的周延。这个共同前提就是中华民族自身哲学的历史承当，它的逻辑语序方式远非传统哲学所能包容得了，更非能够通过教科书哲学的形式所能书写的。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问题”设定，最复杂也是最困难的就是它的“答案域”了。按照逻辑学的要求，“问题”的提出意味着答案的锁定：问题域决定了答案域，问题的答案必须框限在答案域中以保持自身逻辑的同一性，它不仅在答案域中给出答案的被选方案，而且给出了选择方案的逻辑路径和逻辑手法。因此，逻辑的问题答案域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区域，它的答案在更多情况下是问题的进一步展开，也就是说，它的答案之可能性已经包含在问题之中。现代哲学问题的设置，显然不满意这种逻辑要求。康德已经通过自己的哲学路径反叛了逻辑学的这个要求。在认识何以可能的追问中，它把知识的含义作了认知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划分，从而在颠覆了传统知识框架的基础上，通过理性化界的方式。得出认识既是可以完成的，又是不可以完成的结论。显然，在康德的“认识何以可能”这一问题提出时，并没有包含着这个结论，而由这个问题推出的终极结论，却不仅仅是认识或知识何以可能，而是形而上学何以可能的问题。哲学的“思”改变了逻辑的“视”。这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说哲学问题的“明晰性”或“清晰度”，不表现在“答案域”的明确规定上；二是说哲学问题能否成立，不在于同一性要求下的逻辑自洽。而有可能在于打破问题的同一性之后所引发的新问题。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当代研讨中，希望以明确的“答案域”规定问题指向的不乏其人。这种理论的语言表达式是“必须是……”，如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必须是民族化”、“必须是现代化”、“必须是全球化”等等。这种明显带有“”遗风的语句中，除去给出了一些空洞乏味的口号之外，没有任何有助于问题展开和解决意义上的实际内容。在这种语句中，马克思哲学中国化不可能构成“哲学问题”，它充其量是以蹩脚的方式重复了为现代哲学所蔑视的陈词。马克思哲学中国化之所以能够成为哲学问题。是由于它在不确定的答案域中给出了种种应然性的可能，而关于这种可能的寻觅与确定所展开的内容。会远远超出问题的直接范围。因此，作为哲学问题的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其自身存在的价值就在于消解自身的“问题”，从而把中国哲学和中华民族的哲学思维能力，引向一个更高的领域。
二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逻辑元素的添加，还不足以说明它如何构成中国当代的哲学问题。逻辑上的本然性在现实中所以能够表现为一种应然，一定有着构成应然的新内容。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问题”，当然首先是来自于关于这个问题历史的反思。在这种反思中，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语义内容发生了时代性的变化，而作为中国当代哲学问题的“马克思哲学中国化”，恰恰是在对原初语义的消解中，构成时代的哲学问题。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传统路径是由经验而先验的过程。关于“自由”与“解放”的经验性想象。是马克思哲学在中国的出场语境。在这个语境中，马克思哲学的魅力来自于它自身世界哲学的特质。更来自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实践。经验的想象构造了经验的解释原则，它使“马克思哲学中国化”获得了这样的解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要树立马克思哲学指导思想的权威，又要以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为根据，从而实现思想武器对思想的引领和指导作用。当马克思哲学的语境随着中国革命成功而发生变化时，这种经验的解释原则由于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就只能作为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一种解释方法或手段，而不是“原则”了。新的哲学语境为已经站立起来的中华民族带来新的渴望，这种渴望激发了哲学的先验想象力。于是，在先验想象力的释放中，对当代中国哲学影响巨大的先验原则，成为中国哲学新的解释原则。在这个原则下，马克思哲学以其“普适性真理”的形式。改变了“实事求是”这一中国马克思哲学命题中的“是”之内涵，从而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方向，锁定在终极真理目标上。
由历史上的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可以看出关于这一问题的两个历史含义：在经验原则中，马克思哲学中国化问题的含义是“把马克思哲学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先验原则中，这个问题的含义则是“如何把作为绝对真理的马克思哲学，化为中国人的终极真理”。
经验原则和先验原则的逻辑链接是知识论的哲学语句。知识论的终极解说设置了以知识论为根基的哲学的宿命，也为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终极走向铺设了一个无法超越的目标。当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先验企及演化成现实中带有准宗教意味的“中国马克思哲学”时，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问题，就永远地休止于那个特殊的年代了。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想象力。铺叙了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真实历史。这段历史起始于一个民族的真诚渴望。但却在十年的思想窒息中戛然而止。神化语境下的马克思哲学。不仅以神坛的光晕取代了真理的内容，而且也在形形的造神运动中，窒息了渴求真理的欲望，封闭了真理求索的方式。它在导演了社会和民族整体灾难的过程中，也使自身走向死亡。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有过历史上的辉煌，也经历过一个民族的惨痛。它的重新提出，决不是要单纯地捡拾一个历史的话题，更不是要在重述历史的过程中回到历史中去。马克思哲学中国化能够成为中国当代哲学的“问题”，一定有着它的根据。而当代中国哲学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以哲学的智慧和哲学的勇气找到这个根据，进而在当代哲学的土壤上，挖掘这个问题的现代意义。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成为中国当代哲学问题的第一个根据，来自于马克思哲学在当代中国哲学中的地位和影响。
先验原则所构架的目标是虚幻的，但这种虚幻的目标却有着一个真实的背景。无论怎样评价马克思哲学在中国的普及运动及其意义，我们都必须承认，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我们是在马克思哲学的熏陶下开始认知“哲学”的。对于一个不可能具备西方哲学传统的民族来说，接受“哲学”这样一种新的文化形式是极为困难的。包括马克思哲学在内的西方哲学的传人，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也使这种文化在现代化的入口处，找到了一种融入世界、从而获得新生的可能。在所引进的“哲学”话语体系中，由于马克思哲学的传人及传播，我们获得了一个梳理传统思想和文化的时代根据，并由此获得了一个可以和时代对接、因而可以和世界对接的话语平台。它使我们站在世界的角度上审视自身的行为，成为一种可能。而这种可能，不仅激发了传统文化的思想活力，而且预示着一个民族最终将在人类利益的整体目标规定下，重新思考自己的利益和自身存在的价值。哲学对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这种感召，是通过马克思哲学的引进、宣传、普及和深化过程，逐渐得以体现和完成的。
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理解为当代中国哲学的“问题”，不是由于马克思哲学在当下意识形态领域中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也不是由于在过去的岁月里它所获得的被给予的尊严，而是由于中国当代哲学的“源头”，几乎完全可以指向马克思哲学这一理论本身。关于“源头”的理解和认知程度与水平，直接影响了当代中国哲学的整体水平。当代中国哲学理论工作者，大多是由“马克思哲学”而走进哲学的。尽管在今天的哲学研究中已经产生了许多哲学的“流派”和“分支”，但是在流派的主张或分支问题的研讨中，均可以时刻感受到马克思哲学的思维方式、话语方式的影响，感受到马克思的一些基本结论对这些研究的指导和支配作用。同样，尽管马克思哲学并没有在“中国化”的历史性努力中真正成为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理念和价值理念，但近百年的努力结果，却的确使马克思哲学化为一种理论研究中的民族情结和话语共识，它使中国的所有理论研究和问题研究，都会在自觉和不自觉的状态下，接受着为各自所理解的“马克思”的指导。哲学研究中对马克思哲学挥之不去的情感依恋，已经成为哲学领域的精神支柱，以至于我们几乎无法设想，离开了马克思哲学，我们的哲学还有什么。
当哲学用理性的目光去审视这种民族情感时，它所能够深刻感受到的是，这种来自于传统批判、宣称“要与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哲学，已经变成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一个“传统”。这个“传统”是在历史上的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的，支撑这个传统的，不是关于马克思哲学认识所获得的结论，而是关于马克思哲学的解释原则。把马克思哲学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的问题，其首要意义就在于对这个“传统”的反思，而这种反思，将会把哲学的目光聚焦于当代中国的全部问题。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作为当代中国哲学“问题”的第二个根据，是因为这个问题本身所存在的“问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催生了一个哲学新生的时代语境。在这个语境中，首先受到质疑的是历史上所形成的关于马克思哲学的“社会共识”。当教科书哲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以后，哲学研究领域中，终于出现了以“各抒己见”为思想差异表达方式的状况。但是，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思维定势和学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理论研究者不自觉的理论前提，因此在所“抒”之“己见”中，总是在千流归宗的趋势下“回归”到各自所理解的“马克思哲学”中去。高清海先生曾深刻地指出。旧的思想不被打破，就不会产生新的思想，而新思想又一定是在旧思想中产生。“思想成了思想前进的最大障碍”，让思想走出思想，这本身就是个悖论。中国当代哲学的生命力的象征，就在于能否走出这个悖论。当历史上形成的理论共识仍然成为“共识”的情况下，不同观点或由这些观点所形成
的不同“流派”之间的差异，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对“流派”与“分支”之间之“异”的过分追究，就显得有些轻浮和滑稽，因为，无论其间“异”在哪里、“异”有多少，最终的“同”却一定会在为中国人认可的“马克思哲学”这样一把唯一尺子下，丈量出各自的长短。既然是同在屋檐下。那么也就不存在所谓天高任鸟飞了，同根相生、相煎何急的传统，将最终使任何争论都会失去自身的意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理论界力图走出“教科书哲学”所遇到的重重阻碍，时至今日，这种“改革”仍然面临着如何走出困境的巨大考验。显然，虽然历史上所形成的关于马克思哲学的“共识”，已经无法得到现代哲学的认可，但“解构”这种共识的工作，却同样需要在以承认共识存在的客观性前提下，寻找破斥这种共识的思想路径。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当作时代的哲学问题，就是这种努力的一个重要成果。我们知道，以教科书哲学为主题的关于马克思哲学的“社会共识”，是在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历史中形成的。那么。关于这种“共识”在当代社会合理性与合法性的谋求、反思或追问，也就必然地把历史上所形成的关于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思想”和认识。当作中国当代哲学思想的对象，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问题，作为中国当代哲学的问题。
关于马克思哲学所形成的“社会共识”的哲学追问，必然会以这种“共识”的原初内涵为追问内容。这构成了当代中国哲学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作为自身问题的第三个根据。
在哲学的经验语境中，“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内涵最为典型的表述，就是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在当代哲学语境中，首先是“结合”的两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认识。已经走过了它原初的素朴阶段；另方面，中国现实社会中的“实际”，更是与革命或建国初期的“实际”有着本质的差别。于是，新的理论认识与新的实际内容，能否依照旧有模式“结合”起来，就不仅是个理论问题，而且也是个实践问题。在经验语境中所形成的“结合”理论，能否在现代社会中得到新的哲学诠释，关系到当代中国哲学，尤其是中国的马克思哲学能否重新获得生命力的问题。与此相关联的，时代对如何解决这种“结合”问题的回答是，通过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的哲学普及运动，使理论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发挥作用，以此来实现理论与实践(实际)的结合。这种结合方式既是中国革命取得辉煌成就的一个重要保证，又是导引理论最终屈从于实践而走向教条、扼杀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途径。那么，在当代的哲学语境中，伴随着时代对哲学所提出的更高的要求，关于“结合论”的反思，就不仅是具有哲学学科意义的问题，而且是具有整个时代的思想意义和文化意义的问题。
与此相关的是历史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内涵的第二重表述。先验想象力中。马克思哲学被认作是具有普适性的绝对真理，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努力方向，不再是怎样把这种真理移植到中国，而是怎样树立已经存在于中国的这种真理的绝对权威性。当哲学被认作中国的马克思哲学之后，关于马克思哲学理论权威的认定，就直接表现为对哲学权威性的确认和依从。于是，在先验想象力的极限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走向了它的逻辑终点。“逻辑终点”意味着它消解了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内涵，又把自身作为一个“问题”呈现在中国当代哲学的视域中。尽管历史已经从那个时代走出，但这个“逻辑终点”却构成了中国当代哲学中的一个“情结”，一个有碍于自身发展的羁绊。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当代哲学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作为一个哲学问题来加以反思，实际上是真正地秉承哲学、尤其是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精神，在哲学意义上消解了任何终极权威存在的合法性。因此，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内涵，就不可能再沦落为对某种理论权威的维护，它必须在新的哲学语境中，给出中国当代哲学自身的问题。也许只有在这基点上，才能使中国当代哲学的全部理论和实践问题得以展开。
在“马克思哲学中国化”作为当代中国哲学问题的“根据”中。已经消解了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原初语义。消解不完全是对原有问题的颠覆，它同时还包含着在当代哲学话语系统中，对已有问题能否或如何重新诠释的问题。也许正是由于这种解构方式才赋予了问题的新意义。借用德里达的话说。正是在这种意义的现代性垦殖、播撒和延异中，中国当代哲学开始有了以独立存在的方式显现自身存在价值的可能。
三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问题的现实根据，已经使这个问题在历史中所给予的内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在消解这个问题历史意义的基础上，赋予了这个问题全新的时代含义。
从问题的提出方式来说，它的出发点不再是如何解决中国现实的经验问题，而是中国哲学在走向现代哲学的旅途中，如何承当民族的历史责任问题。经历了“”造神运动的灾难之后，中国哲学在对自身的反思中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哲学及马克思哲学引进中国，带给我们的应当是更多的学术自由而不是限制和障碍，应当是丰富了我们的思想传统而不是取代或终结这个传统。因此，关于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问题”，不再是“如何化”和“化成什么”的问题，而是“为什么是马克思哲学中国化。而不是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的问题。两种提问方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当作一个不证自明的“道理”，而后者恰恰是把这个“道理”当作一个“问题”：其一，在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经验语境已经不复存在的前提下，支撑这种哲学作为中国哲学“指导思想”地位的理由是什么?其二，当我们对刚刚经历过的“中国哲学‘马克思化”’这一历史碎片还记忆犹新的时候，我们能否在对这段历史的批判中，获得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哲学准生证?其三，“马克思哲学中国化”是中国当代哲学发展的结束语，还是它的开篇?显然，在这种提问方式中，关于马克思哲学合法地位的经验与先验解释，已经难以支撑这个问题的现实追问，曾经被认为“不证自明”或神圣不可冒犯的理论前提。受到了当代中国哲学的时代审视。这种提问方式不再把民族的经验想象和先验想象作为问题释放的唯一通道，因而也悬置了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历程中的经验原则和先验原则。它不仅要以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历史”为反思的对象，而且更要以这段历史所形成的“思想”为对象。
随着问题提出方式的改变，“马克思哲学中国化”问题的内容也必然发生变化。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历史中，这一问题的焦点始终是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这种“结合”记载了中华民族在现代历史中坎坷的故事，它铸就了一个民族的辉煌也演绎了一个时代的荒谬。当我们终于把这段历史当作“故事”来叙说时，马克思哲学中国化问题中的“主体性”便被烘托出来。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问题”要回答的就是当代中国哲学的主体和主体性问题，这是现代哲学在鞭挞历史和现实中所获得的新的理论要求，同时也是在以思想为对象的反思过程中，所提出的具有时代意义的新问题。我们曾在民族性的本能中。以自觉的形式守护着民族主体性，并且由此获得了以民族之“体”“结合”马克思之“用”的宝贵经验，使马克思哲学在“中国化”的道路中实现了世界哲学的价值，并由此获得
了一个民族的尊严。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末的造神运动为这个民族所带来的种种灾难，其根本原因在于民族主体性的自我摈弃。因此，当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终于以一个“哲学问题”的面目而不仅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主张呈现在中国当代哲学面前时，为历史层层包裹的“主体性”，终于以极其深刻而又极其尖锐的形式，迫使中国当代哲学对其作出解释，并以这种解释来应答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全部内容。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问题中的“主体性”问题，决不是“以谁为主”的经验层面问题。众所周知，主体或主体性问题曾是西方传统哲学，尤其是近代哲学的核心问题。当代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反思，当然不是要重复西方哲学的发展理路，但是它需要把西方哲学、尤其是作为西方传统哲学“终结”的马克思哲学，作为人类历史所走过的路来加以考量。在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现代语境中，“主体与主体性”的追问一方面体现着中国当代哲学对自身存在理论载体的反思，另方面又凝聚着以主体性为核心价值的当代中国哲学的历史使命。现代社会中，以民族形式为主体的中国人，不仅在数量和质量上与历史上任何一个阶段都不同，而且它已经通过自身的努力，走出了历史上赖以生存的民族思想疆域，将本民族思想与其他民族思想的对接或对话，作为本民族思想进一步丰富的重要方式。那么，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所溶涵的问题，就不仅仅是马克思哲学与中国，还有作为“世界哲学”的马克思哲学与当代哲学，当代哲学与当代中国哲学之复杂关系。这种关系的哲学认知，实际上要完成的是对民族主体性的现代认知。因此，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问题”，就将不仅要以民族主体性作为最基本的内容，而且要把这种主体性的悟觉。作为理解和解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问题的基本原则。
一个新的哲学视窗奠定了一个全新的哲学理论范式。如果用托马斯・库恩的理论来解释的话，“范式”的意义当然存在于它所给出的核心概念所具有的强大吸引力和感召力，但它更大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旧有范式无法限定、因而无法包容的新的问题空间。这个空间中所涵盖的问题和它所次生出来的众多问题，足以吸引其后时代的思想为之激动，为之求索。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哲学都无疑是当代中国哲学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但是。当我们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作为一个时代的哲学问题提出时，我们的直接目的不是如何“发展”马克思哲学。而是在马克思哲学和人类哲学思想史所提供的全部给养中，创建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方向，标志着涵盖哲学在内的当代中国文化的觉醒。“中国文化觉醒”的内涵是如何总结中国的经验，提出中国的问题，探求中国的道路，这一切都说明，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同样服从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对于现实中国来说，任何一种“有效”的哲学或文化。都必须经历“中国化”的历程来确立其合法地位。由此而得以明晰的主体性原则，表明了我们对于马克思哲学和其他外来哲学的基本立场。当代中国哲学视野中的马克思哲学，不再是囿于特定时空中的历史理论，而是在现实中经过中国人的实践咀嚼、夯实完善、发展创新的新理论。马克思所开辟的学理至思之路，是今天中国社会发展合法性根据的理论承担。它的理论命运和中国人的生存命运有着极为重大的内在关联。这种关联的历史需要反思，当代中国哲学不可能摈弃马克思哲学在历史与现实中的地位与作用。但是它有着自己的生活基础，自己的问题意识，自己的致思思路，自己的表述方式。这些鲜明的主体性在历史上曾经被遮蔽过，在今天文化觉醒的时代背景中。应当作为时代的特征。因而也应当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的特征而凸显出来。
问题的提出方式和相应内容的根本性变化。同样消解了历史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基本路径。“通俗化”、“大众化”的马克思哲学普及方式，曾是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一个唯一手段，如果用批判的眼光来看的话，那么这种手段的最大问题是它淡化甚至抹杀了哲学思想家存在的价值。从而使哲学成为“群众”的附庸。哲学总是要从历史走进现实的。现实哲学所构架的理论平台中确立自身解释原则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在“普及哲学”中教育群众，而且是为了摄取时代精神的精华以引领时展。因此它不需要以来自生活的自发的解释原则为依据，更不需要以哲学对生活原则的附庸作为自身原则的出发点。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普及性的大众哲学与专业性的哲学研究能否结合、如何结合的问题。如果坚持大众哲学的方针，那么经验原则和先验原则的有效性就依然存在。历史表明，哲学可能使生活的理念得以提纯或升华，但它不可能代替现实的生活理念。这就像我们虽然生活在一个尊重科学的世界里，但实际上如果严格按照科学规定去生活的话，那么恐怕我们连一天都活不下去。在哲学史中。经验原则和先验原则只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段落，而生活中，对经验的尊崇和先验的期盼则是一种永恒。高清海先生说，“哲学面对的虽是人类、自然、世界的大对象，哲学思维却是属于个体的生命活动，哲学理论也只能有哲学家个人去创造。”因此，哲学能不能在通俗化、民族化的过程中完成大众意义上的普及，如何能在不失去哲学自身深刻性的前提下对哲学进行通俗化整理，又能否通过有效的机制保证这种通俗不至于沦为庸俗，成为我们重新反思历史上的马克思哲学普及运动，进而反思中国当代哲学的基本载体的重要问题。
哲学离开了“问题”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当中国当代哲学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作为自身发展中的“问题”时，意味着哲学已经在超越自身的涌动中，回归到哲学的时代主题上来。在这个主题上，审视并不断揭示着马克思哲学中国化问题的丰富内涵，以期实现一个在民族主体性的反思中获得身份标识的哲学形态，也许是中国当代哲学完成自身理论地基时代性清理工作中最为关键的一步。
[参考文献]
马克思哲学认识论篇7
【关键词】实践；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B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475（2017）05-0036-02
前言
我们的经典马哲教材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义为“关于自然、社会及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学说”。其中对“实践”与“认识”关系的探讨，以及“何者为第一性？”的争论曾给出了似盖棺定论的答案，但剖析马哲教材会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汲取了上千年各国思想文化精髓的优秀学科，其根本目的并非只限于对“认识”与“实践”何者为第一性的争辩，而是对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关系的深刻阐述，进而以独特的方式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哲学基本问题，实现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
一、“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在自己的哲学体系中，将研究对象确定为现实世界人类所做的实践活动，其根本任务是确立改造世界的方法论，即解决在实践中形成的人与世界、主观与客观以及主体与客体的各种关系。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实践为着眼点，反观现实世界，理解一切现象。
（一）实践论实现了辩证和历史的有机统一
“自然界先于人类而存在”是一切唯物主义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例外，坚定认为物质决定意识；并进一步坚信存在决定思维。它宣称，人的实践活动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既是社会的，又是历史的。它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实现了自然和历史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从根本上解决了哲学的基本问题。马哲的另一个基本精神就是辩证法，它强调，辩证法是实践的内在要求，实质是破旧立新，不断地以新的质代替旧的质。也可以说，实践是人与其外的自然界之间的特殊否定关系，因为实践是批判地继承了以往的优秀成果。并且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实践将带领我们总结更多的新经验来实现其理论形式的重新建构。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一是同旧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终结了相应的传统哲学。二是成为了马哲批判所有唯心主义的有力武器。
（二）实践论推动了革命与科学的有力结合
马哲不但将实践贯穿于辩证唯物主义，还将其贯穿于历史唯物主义，使其成为自己的哲学基础。这就使实践具有了双重意义，即认识论与世界观的相辅相成。认识世界的目的是有效地改造世界，改造世界的同时要促进认识的完善和发展。由此可见，实践要求革命的同时，必须要有科学的理论做指导，以及科学的方法来实施。这也体现了马哲的时代感和责任感，只有在科学进步、实践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创造性的完善自我，丰富自己，实现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只有在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指导下，才能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观点、乃至理论做坚决的斗争，并在革命与科学的有力结合中强大自我，发展自己。
马哲不是教条化和僵化的结合体，更不是绝对化的理论产物。它要在实践的基础上，解决古往今来的哲学基本问题，并在不断发展的进程中实现科学的理论体系。马哲的实践，就是告诉人们，不但要认识世界，更要改造世界，最终建立自在基础上的属人世界。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力思想武器。
二、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升华”
马哲的认识论就是指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它强调，认识既是主体对客体的积极反映，又是客观世界在主观世界中的有效映像。认识的主要对象和根本源泉，就是在人的意识之外客观存在的相关物质世界。
（一）认识论实现了马哲自身的进化与发展
马哲的认识论始终坚持，人不仅仅能够认识物质世界的种种现象，还能够通过现象的表面认识物质世界的本质。认识的来源、形式和能力问题，以及真理性问题，都是马哲认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马哲认识论不同于以往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它强调，认识不是被动的反映客观世界，而是在改造客体的过程中，主观能动地再现客体的本质以及规律。即在实践面前，一切都是可知的，只有未被认识的客体，没有不能被认识的客体。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发展的，在人的认识能力不断发展的进程中，客观世界绝对是完全可知的。
马哲认为，认识和实践是一种辩证的、相辅相成的关系。认识最初来源于实践，同时又指导实践，努力地服务于实践；认识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完善，用以指导更新、更多的实践。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在认识与实践的反反复复、步步深入、逐渐完善的过程中最终完成的，这个过程也许相当漫长。因此，在马哲进化与发展的进程中，实践起了先导性的作用，而“认识”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升华，是为下一步实践提供了更准确的方向及可能。
马哲的认识论在强调客观世界的独立性、人的意识反映性的前提下，首次引入实践观，开创了人类思想史的先河。J识以实践为基础、为来源，并且认识的目的及动力也是实践，这就肯定了马哲实践的先存性。然而，实践固然有其重要的先存性，但马克思主义绝不是以实践为唯一准则的英雄史观论调，在其对实践的阐述过程中，从未忽略认识的社会性价值。马哲认识论一直坚持，主体和客体是相互作用的关系，主体在主观上是能动的，在实践上是受动的，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有机统一。
（二）认识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升华
认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其系统结构而言，不是封闭的系统，而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系统，在其动态的演化中实现着自身的发展与进化，这种进化的秘密便存在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之中。马哲的认识论在根本上同不可知论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取得了革命性的胜利。以往的主体能动性经常被唯心主义抽象发展，但是在马哲认识论里面却得到了科学说明。并且，马哲的能动反映的认识论观点，极大程度地批判了所有唯心主义的先验论的一切观点，强调人与世界的基本关系就是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发展的认识活动。
马哲认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路线，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进程中，更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具体的升华。以为首的老一辈共产党人，坚持认识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开创性地开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取得了非凡的胜利。邓小平及之后的新中国领导人，更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发展。马哲实践观与认识论的深入发展和实际运用，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指导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升华的有力证明和具体体现。
作为哲学的思辨，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探索更是在科技革命的的新背景下被深化了。我们要以实践为基础，更深层次的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所在。
三、“实践”与“认识”的有机结合是马哲的价值体现
在马哲的经典表述中，实践决定认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基础，为认识提供发展动力。与此同时，认识由于其自身的反复性、无限性而反作用于实践，为新的实践提供方向与可能。因此二者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只有将二者有机的结合起来才会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才能更好的体现马哲的价值所在。事实上，马哲也从未否认其任何一方面的重要性，只有把马哲读成教条化的人才会单独强调实践，甚至否定认识的价值所在。
（一）“实践”与“认识”相互依存
从辩证唯物主义者的角度来讲，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是认识的所从之出，而认识的最终目的是回归于实践，为实践提供更好的方向及可能，所以实践又是认识的所向之归。在实践的过程中，为使客观对象发生某种期望的改变，人们要借助一定的工具，即“认识”，来达到其目的的实现。这种情况下，认识便因实践的需要而产生，实践随即成榱巳鲜斗⒄沟亩力，而这种“工具”延伸到了人的认识器官，锻炼了人的认识能力。新的认识能力又反观其实践活动，对主观与客观进行有效的联结，将实践进行有价值的调整或修改，从而产生新的实践，新的实践将其自身的结果与其认识相对照，以检验认识的正确与否，这样反反复复，无限次的调整构成了彼此相互依存、无法切断的联系。
（二）“实践”与“认识”相互作用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来自于实践，最终还是要回到实践中去，为实践提供新的方向。由此可见，在马哲中，认识的根本目的决不是认识本身，而是正确的指导实践，就像马克思本人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法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无产阶级的理论武器、履行其政治使命固然是很崇高的，但若能以形而上学作为其理论支撑，则更能体现其哲学的科学性。
认识的最终目的在于实践，在于改变，而改变反过来检验认识，这正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一个体现。改变世界是一种实践活动，但这种实践活动脱离了认识，也会变成盲从，古语有云“勇夫安识义”，离开认识与反思，一味的勇猛绝非善事，也许只是在错误的方向上加快了步伐，因此，认识的目的是实践，实践也脱离不了认识的指导，二者反复检验，反复矫正，同生同长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高的价值体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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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旭英.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教学观的辩证关系[J].南通大学学报，2014，（6）.
马克思哲学认识论篇8
唐琪（1989-），女，湖南吉首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硕士。
摘要：作为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程，既是培养大学生哲学素养的必修课，也是一门以“哲学方式”实现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修课。如何改进哲学教学内容，更好地实现这门课程的教学目的，是高校哲学教师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政治理论课；哲学方式；思想政治教育
高校公共课程的哲学教学，主要指的是高等学校开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程。对大学生开设这门课程的目的，一方面是通过这一课程的教育，让学生接受哲学的基本训练，从而锻炼和发展大学生的理论思维，丰富和提高他们的思想境界；另一方面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特殊的“哲学方式”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认识复杂的社会现象，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国家的前途命运，认清自己的社会责任，坚定崇高的理想和信念。因此，作为公共政治理论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的教学，既是培养和提升学生理论素质的必修课，也是一门以“哲学方式”实现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修课。本文拟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在教材内容上如何更好地实现后一种意义上的教育目的，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程的性质
谈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特殊“哲学方式”实现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不能不牵涉这一“哲学方式”本身的性质，这是论题本身绕不过去的话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是哲学，但它是一种特殊的“哲学”。与其他任何“思辨哲学”不同的是，这一哲学为我们提供的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且明确声称“自己”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是为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提供理论指导的。在《导言》中，马克思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哲学通过消灭无产阶级而成为现实，无产阶级通过实现哲学而消灭自己。”显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在我国大学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作为公共政治理论课开设，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尽管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哲学”等同于“政治”，把“哲学课”等同于“政治课”，但不存在脱离任何政治的哲学，每一种哲学都不能不和特定的政治相联系。在这里这种哲学课的目的，是要通过“哲学上的说理”，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史观、无产阶级的价值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真理观的教育，让学生领会并学会运用这一哲学，从而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廓清政治问题，坚定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因此，作为大学公共课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程的教育，不仅仅是一般的对大学生进行哲学思维的训练，而是通过这种哲学思维的训练，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通过这种训练，帮助学生寻求解决对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深层解答。所以，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特殊“哲学方式”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大学教育的本质要求。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材建设的滞后性”问题
不容否认，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材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在现时代，这种教材体系存在着诸多问题，教材内容不能很好地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质和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正如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指出：“面对新形势、新情况，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不够适应，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如“哲学社会科学一些学科教材建设滞后”。因此，如何改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的内容，以便以“哲学方式”很好地实现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教材改革的一项迫切任务。
就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来看，制约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主要存在两大问题，即其教材内容缺乏历史感和时代现实感。由于这一问题存在，结果导致不是曲解马克思哲学甚至马克思主义，就是根本不信任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是不信任马克思主义。以这样一种教材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其效果可想而知。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中缺乏历史感，有以下两个主要方面的表现：
第一，现有的教材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的历史联系。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创性和伟大性时，把它与整个西方哲学传统对立起来，把它们的关系仅仅理解为批判者与被批判对象之间的关系。二是讲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源时，由于把它窄化在德国古典哲学的框架内，而且进一步被窄化为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所以，在制造者“合理内核”+“基本内核”=辩证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神话时，遮蔽了马克思哲学同非德国古典哲学的西方传统的联系。以这种形象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给人留下的印象却是：它不是横空出世就是十分简单，前者导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虚无主义，后者导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庸俗化。
第二，现有的教材中见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掘真理的生动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在于这种哲学本身只是“允诺真理”而不把“自己”就看成是真理。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系列哲学概念和命题只是表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在真理生动、丰富的探索过程中得到一定时期的认识成果，而这些成果和结论像马克思本人指出的，如果它们离开了特定的环境和结论，就变得不可理解，因此它只能作为后来者进一步探索时可供参照的起点。而如果按照我们现在教材所编写的那样，必然导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性”的探索过程机械化，从而把其成果和结论条文化、教条化。所以，在这里，激化智慧的哲学变成了现成的僵死的结论，变成学生死记硬背的“标准答案”。这种形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给人的感觉：它不是在追求真理，不是去造就“时代精神的精华”和集中由古到今的认识成果，而是宣布“真理”、说教布道。在如此情势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变成“教条主义”，就是变成“神学”。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缺失时代现实感，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表现
第一，现有的教材中尚未充分体现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新成果。“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些经典作家们都是根据自己不同的时期或时代，从不同的方面创造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提出了属于自己时期或时代的哲学概念和命题，那么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以邓小平和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所形成的活的哲学运动和活的哲学教程。如果说，哲学是对人类生存和命运的辩证思考，那么，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站在当代世界发展的制高点对中国人民的生存和中华民族的命运所作出的根本反思，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新形态。然而，现在已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程中，这种能够反映当今时代精神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哲学概念和哲学命题尚未完全或真正“进驻”，教材中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和内容尚未完全得到应该因当代马克思主义新成果的参与而可能引起的整合和改变。在这一情形下，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们的教材不能很好地反映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如果我们不是以“哲学方式”（“说理”方式）对这一最新成果作出诠释，其结果就只能是：要么原本随着实践发展和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理解成为僵化、陈旧的哲学教条；要么当代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从哲学深层理论上得到理解，从而被误读为纯“政治”的空洞说教。
第二，现有的教材中尚未充分对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重大问题展开详实的分析和解答。应该承认的是，过来的教材中也有一些新的科技成果及其认识材料补充，也有对现当代生活中出现的生态环境及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观念等方面的问题评述，但是，所作的这一切在内容上仅仅是蜻蜓点水，或浮光掠影，而且给人的感觉只是为“哲学原理”作证明，缺乏时代的主题、现实的主题及其深层理论上的透析。当然，作为原理教材，如何让对现实生活中重大问题和热点问题的深层解析“进驻”，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有的学者认为哲学基本原理教材内容应是“论题性”的。但不管怎样，我们的教材在内容上如果不能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社会重大问题及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深层解析，就不可能很好地展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特有的对现实问题的理论上的穿透力和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改造力，我们就不可能通过这一哲学形式彰显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思想、理论上的制高地位，从而也没有办法让学生信仰马克思主义，没有办法通过“现实”来缩短学生和理论的距离，没有办法让学生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现状及其思想发展的水平。
从上面分析我们看到，缺乏历史感和时代现实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因其种种弊端，不可能很好地实现以“哲学方式”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教育；不可能很好的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同时，也无法“对大学生普遍关心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做好释疑解惑和教育引导工作”。
马克思哲学认识论篇9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功能；实践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B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5-0237-02
一、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体现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论、辩证法、历史观、实践性、人的学说等许多内容都从不同角度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征。中国学者普遍认为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和基本的特征，实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理解为实践的唯物主义。
实践概念并非马克思首次使用。在西方哲学史上，古希腊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都提出过实践概念。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观也涉及了实践的思想。但他们的实践概念未能理解社会生活的真谛。马克思主义哲学吸取了哲学史上关于实践概念的合理因素，正确地阐明了实践的本质及其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作用，创立了科学的实践观。马克思认为实践是人类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客观物质性活动，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阐明了实践是感性的、对象性的物质活动，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强调哲学的重要使命在于改造世界，“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实践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在认识论中，实践是人类认识的源泉和基础。在历史观中，实践是人类的存在方式，是社会存在的现实基础，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通过实践来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可见，实践的观点解决了思维与存在、唯物论与辩证法、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统一问题。科学的实践观是马克思哲学创造活动的理论支点，是实现人类哲学思想史革命变革的理论契机，具有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功能。
二、实践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诠释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现存的事物”。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哲学。
实践唯物主义体现了马克思发动哲学史上伟大变革的实质。马克思哲学的伟大变革的实质就是将传统的解释世界的哲学转变为改造世界的哲学。只有实践才能改变世界，而要改变世界，就要确定世界的客观性和规律性，因此，从逻辑上讲，改变世界的哲学需要将实践和唯物主义结合起来。近代哲学最后形成了两大形态，即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黑格尔论证了人的思维的主观能动性，但把它确立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费尔巴哈论证了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但他只主张人对这个世界的消极适应。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思维的主观能动性和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两大成果，通过将思维的能动性赋予费尔巴哈作为哲学本质的“抽象的人”，使人具有了改变世界的能动性。由此，他一方面克服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立场，另一方面也克服了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创立了自己的新哲学为“实践唯物主义”，开启了改变世界的哲学发展的新时期。
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将实践确立为人的本质，即人是以能动的作用来改变客观世界这种形式存在着的。改变世界的实际过程是人与世界之间的双向的对象化，即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因此，实践就是人自身在与世界互动的改造活动，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实践作为目的，通过改造世界而实现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实践作为手段，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必须通过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来实现。实践唯物主义之“实践”发动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确认了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价值性和现实性在哲学中的地位，而且，更进一步为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指出了得以实现的途径和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世界的实践诠释功能开创了哲学史上的新纪元。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是改造世界的最高武器
在哲学的社会作用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的哲学有着重大的、根本的区别。旧哲学由于不懂得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普遍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旧哲学家不懂得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也不懂得实践是理论的必然归宿，因而割裂了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
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认为，正确地认识和解释世界是有效地改变世界的前提，改变世界本身应该包含解释世界的内容，在它那里二者是统一过程的两个层面，旧哲学只停留在认识世界这一层面上。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则认为，人们认识世界、获得理论知识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自觉地、能动地改造世界，理论、认识能够服务于实践、指导实践，这是其功能所在。可见，实践唯物主义从不满足于因而也不停留在解释世界这一层面上，而是始终强调理论的实践基础和哲学的实践功能。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了旧哲学论述最多而又徘徊不前的问题，在旧哲学中作为萌芽出现的革命思想却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指向。所以，“改变世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实践功能。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精神：实践功能的启示
历史启迪我们，哲学一旦脱离了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本质需求，也就同时脱离了实践，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指向。一切只会为实践辩护的哲学，不仅严重滞后于实践，而且更没有勇气去反思、批判、超越既定的实践，从而不能够引导人们超越现实，为新的可能性实践构建实践观念。这样的哲学只能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更谈不上实践功能了。
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由此可见，以实践的思维方式为根基确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要求哲学研究必须面向世界，认识和把握现实生活，关注人类的生存命运。
面对现实，必须采取一种批判和革命的态度，这是我们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中应领悟到的深层次的哲学精神。结合当下时展看来，哲学的任务不能脱离人，不能停留在反思的阶段，要与时俱进地在反思的基础上进行批判，要能够反思过去、批判过去，并对未来的趋势提供指导，要能服务现时代社会。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理论体系必然要具有一定的哲学任务和它独有的实践功能，实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和功能，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反映了当今世界的时代精神。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是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从这句经典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是科学的“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马克思同时也强调哲学不是遐想，所以先要正确地“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但马克思认为更重要的任务则是“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功能。
随着时代不断变迁，生产力不断提高，社会制度、文化生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人的思想观念也相应的会发生变化，这些改变源于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正确的实践思维方式，它作方法论指导人们的行为。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历史课题发生重大改变，我们要用马克思的实践思维方式来解释、分析这些问题。只有在今后的研究、应用中我们要把握好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体现，不断发展实践思维方式的当代形式，不断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功能，才能在发展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础上，实践好中国又好又快的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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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哲学认识论篇10
[摘要]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根本目标是关注现实问题，然而如何关注现实与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地在我们的时代“出场”，这是当代学界研究中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和焦点。“对话”无疑是一种很好的研究范式，使马克思哲学与当代对话、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话、与中国现实对话。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话范式作为国内学界的一种主要研究方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无疑具有很好的推动作用。
[中图分类号]Bo-o[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26（2012）11-0022-06
长久以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兴奋点往往集中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内容的分析、文本的解读等等，而鲜有研究方法的反思，即对于以什么样的范式来研究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纵观近年来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学者们从不同的途径、以多种形式解读马克思的思想，其中，在解读中“对话”无疑是一种非常主要的出场形式，这种对话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回到”马克思，更重要的是让马克思在我们的时代真正“在场”。本文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话范式给予科学分析和理论梳理，通过厘清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对话”逻辑，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文明谱系中的作用，这种研究范式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无疑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
一、从“当年”到“当代”：对话范式的成因与特征
无论有多少种对于马克思的解读方式和研究方法，也无论在众多的学说中存在多么尖锐的冲突，但是在有一点上存在着共识，即马克思只有从“当年”走向“当代”，他的学说才会具有不竭的生命力。因此，与马克思对话，让马克思的思想与当代对话，似乎是每个时代的学者所面临的使命。尤其在当代，人类实践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以现代性、资本全球化、物化异化、社会制度的完善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问题表现出来，并促使我们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作用与命运。这里，对话不仅是回应当今时展诉求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化”过程的重要环节和逻辑必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处于深刻变革之中，即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是在与西方社会存在巨大时代落差中进行的。由于中国社会呈现出迥异于西方社会的独特性，因而在现实的发展中必将遭遇更复杂的困境和难题。中国特色的社会现实呼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同当代中国具体国情和社会现实紧密“对话”，这样才会不断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创新发展，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独特的学术图景，从而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众所周知，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平等而多元的对话才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展开，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和当代现实之间的对话和交锋。首先，对话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西方哲学之间展开。事实上，在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为我们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者都“不遗余力地”致力于用现代西方哲学的思想理论“补充”和“改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理论生长点。在许多涉及社会发展的时代重大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答案。面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诸多困境，如资本逻辑统治下人类生活的物化异化、环境污染与破坏、精神与信仰危机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整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合理思想资源，提出了涉及消费主义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心理机制批判、科学技术批判、大众文化批判、异化劳动批判以及日常生活批判等诸多领域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应该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和方法给予了我们很多启示。在当前国内理论研究中，我们需要科学分析西方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共同点和特质，在批判吸收西方哲学合理思想资源和方法的同时，将其融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之中，总结经验、创新思维，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视域与新方向。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开展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时，必须确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引领与核心地位。忽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将会偏离方向走入歧路。
与此并行，还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之间展开对话。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问题在中国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早在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郭沫若等人就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共性给予了相应研究。不可否认，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形态与研究方法上存在着诸多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完全对立、不相融通的。纵观中国哲学发展历程不难看出，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哲学就开始逐渐寻求自身形态的转变，即从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而中国哲学自身的转变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相融会贯通的过程。可以说，当今中国哲学学术样态就是借鉴、参照了西方哲学的理论和方法建构的，它本身就是中西融合的产物。除此之外，在哲学旨趣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也颇为相似，即二者都关注现实的人的生活状态和实践活动，而无意于构造抽象思辨的理性哲学体系。可见，开展中国哲学文化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基础的。
当然，对话范式的实现不仅仅在马哲、西哲与中哲之间展开和融会贯通，同时还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经济学、历史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之间展开对话，形成相应的经济哲学、历史哲学、法哲学与政治哲学等领域哲学或部门哲学。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经济学相联姻，就会促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产生。在中国，伴随改革开放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经济哲学的确立与发展提供了现实土壤。而马克思主义自身所包含的深刻的经济学思想也为同经济学的对话提供了理论资源。
从具体层面来看，当前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对话范式具备这样几个特征：第一，对话视野广泛。这体现在对现当代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中国哲学的相关问题、方法、人物以及著作分别进行专题和比较研究。在中国学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时，积极开展了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的对话。如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各思潮、流派进行思想历史线索的梳理，把握其内在发展逻辑，这包括关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代表卢卡奇的总体性哲学、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人本学的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理论研究，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视域下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研究。此外，对新出现的众多马克思主义流派我们也给予了相应的关注，如20世纪70年代流行于英美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詹姆逊和鲍德里亚为代表的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等等。
第二，对话程度日益加深。近年来，对话已经不仅仅停留于对国外学术热点、理论前沿和著述进行翻译与介绍，而且也开始对多元思想进行客观科学的分析与评价，在已有思想资源的基础上进行原创性哲学的建构。在当前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对话更加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与问题意识，即把理论研究同思想对话相结合，并“置身”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之中，以指导中国社会发展为目标。
第三，对话在不同研究范式之间展开。随着理论研究的推进与现实的迫切需要，对话范式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展开，同时还在各种研究范式之间展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除了对话范式以外还存在着教科书范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范式、文本文献学范式以及出场学范式等等。目前，国内学界通过各种形式，展开了在各种研究范式之间的高效对话，这对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水平，焕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亦具有重要作用。
可以说，对话范式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确立与开展，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方法论层面上主体意识的一次巨大觉醒。纵观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展，我们在相当长时期内没有形成独立的研究范式。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内容的研究，还是对学科教学与教材编写，我们长久以来都照搬苏联教科书体系，从而丧失了理论研究的独立性与创新性。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变化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也要自觉变革与创新。当然，这种变革与创新唯有在高效开放的对话过程、在对多元思想资源的反思批判中才会形成。
二、对话范式的路径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出场
在众多的对话范式中，显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交锋在中国学界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向，即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可以说，30多年来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大致出现了两大转型：“第一个转型是研究立场的转型，即从批判的研究立场转向认同的研究立场；第二个转型是研究主题的转型，即从注重资料评介和流派研究转向个案研究和对具体问题的研究。”正是这两大转型，建构了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对话，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转型与对话研究范式的形成。在这一过程中，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学者，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建构了各异的对话路径，当然这不仅没有使他们之间各自为战，反而在思想的碰撞与交流中发展与丰富了中国学界的对话范式。
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以一种“激烈论战”的形式出场的，中国学界最初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展开了争论。对此国内学者大致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以徐崇温为代表，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列宁主义、反第二国际新康德主义、反机械唯物主义的左翼激进主义思潮，不能说它就是马克思主义；第二种观点以杜章智为代表，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模糊、可疑的概念，主张用“国外当代马克思主义”来替代；第三种观点以陈学明为代表，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应该统一到柯尔施的概念上来，因为柯尔施的规定是原本意义上的用法，其他用法都是在此基础上演化而来，这种规定既包含地域性含义又不以地域性为限，内容比较全面。这场论战的结果不仅使西方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学界认同与接受，而且拓宽了学者们以往的研究视野，以一种不同的视角重新解读马克思的哲学。不过，无论中国学界是从何种角度解读西方马克思主义，其存在着一个共识：即“倘若我们把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仅仅囿于‘文化知识的积累和辨析’，那当然应把注意力放在其定性上，即确定其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还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但假如我们是为了给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启示而开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那么我们将专注于吸收和借鉴其中一切有价值的思想成分”。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学者们已不再纠结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定性问题，而是以不同的方式展开了自己的研究。在这里，对话范式也以不同的形式展开。其中，将文化哲学看作一种新的理论范式的提法，比较具有影响力，即不是把文化哲学看作一种部门哲学，认为所有的哲学都具有这种内在特质。这些学者对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理解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在基本理论形态上，马克思哲学是关于人的存在的实践哲学；在具体表现形态和当下形态上，马克思哲学表现为人的实践的超越本性和超越精神的文化哲学。实践哲学在当代之所以会表现为文化哲学，是因为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揭示了现代文化哲学的主题和演进思路：一方面，体现了现代化进程中深层文化精神，即以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基本内涵的现代文明模式；另一方面，代表着一种对现代文化危机和现代人文化困境的深刻的批判意识。这种理论定位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话，来自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把握。而且，这些学者为了强调这种分化和体现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地域范畴，更愿意将一般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称为“新马克思主义”，这不仅包括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典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还包括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20世纪后期新出现的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其内涵更加丰富。虽然新马克思主义各流派，甚至流派内人物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但以衣俊卿为代表的学者群认为，从总体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着马克思主义演进中的文化哲学转向，即从传统的经济和政治的历史观转变为文化历史观。我们认为，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哲学理解，实际上是在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话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成熟起来的。
另外，在西方哲学视野中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从生存论的角度探究马克思的当代性，即所谓的“以海解马”的对话范式独树一帜。在这一研究中，首先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深刻关联，唯有这三者进行充分的对话，才能真正领悟古典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对此，以复旦大学为代表的学者们首先探讨了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他们指出，德国古典哲学虽然不是马克思哲学唯一来源，但它是马克思哲学的主要理论来源。在传统的教科书体系中，德国古典哲学的遗产被简单化了，我们要重新认真探索其丰富而深刻的思想资源，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的关系，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德国古典哲学与费尔巴哈关系、费尔巴哈与马克思关系的研究也被凸显出来。通过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对话，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的问题域超越了近代西方哲学，而和当代西方哲学的问题域是一致的，马克思哲学从属于当代西方哲学，而且马克思也是当代西方哲学的奠基者之一。由此，以吴晓明教授为代表的学者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海德格尔生存论的解读，以此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他们认为马克思和海德格尔共同实现了哲学史意义上的“生存论转向”，甚至马克思先于海德格尔完成了这种转变。“在突破形而上学方面，马克思和海德格尔可以说都达到了一种‘历史生存论’的境域。因而，他们就不是一种新形而上学来代替旧形而上学，而是完全消解了形而上学问题本身。”在阐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时，吴晓明教授认为，呈现马克思哲学当代视域或当代语境的路径就是对话，为此他还明确区分了作为文本解读的对话与在更广义上的同当代生活、当代哲学的对话。可见，马克思哲学的当代视域或当代语境不是现成地被给予，而是在“对话”和“追问”中不断生成，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也取决于这种对话的展开。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处于现存世界本身的历史性中，通过对话其意义也被历史地揭示和阐明。但是，“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性的阐发将不可避免地与海德格尔形成对话。在这种对话中形成的远不是结论，而是某种视域的开启：它使在形而上学语境内被全然遮蔽的东西显现出来”。
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对话中得到不断发展与丰富。在今天，随着现代化进程中各种问题的呈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形态表现为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国内学界以陈学明教授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针对当前的环境危机进行反思，并提出了一系列应该思考的问题，如坚持人类中心主义还是坚持生态中心主义；将生态危机归因于理性和科学本身还是归因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方式；是应该以集体政治行动的力量来改造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还是从存在论根基上建立更先进的社会主义等。
三、当代中国新哲学的可能：对话范式的启示
对话范式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众多范式中的一种，并非是唯一有效的研究路径，但是这种研究范式无疑为当代中国形成自己的哲学体系提供了可能。如果我们的研究总是停留在对于文本无限贴近的解读，或者是亦步亦趋地紧随西方学者，那么显然无法形成我们自己的哲学。对话范式的开展无疑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形成具有深远的意义。
首先，对话范式打破了学界僵化、教条、封闭的学术局面，开创了多元、灵活与创新的学术氛围。众所周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长期受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影响，处于相对简单、封闭、僵化与教条的境遇，从而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创新发展与研究质量。而对话研究范式因具有综合、开放、灵活的特性，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多元思想主体展开对话交锋；学术研究与时展和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相对话，无疑有助于我们摆脱长久以来形成的僵化的研究模式，为新思想的诞生注入新鲜的血液。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学者逐渐认识到中、西、马进行沟通和对话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开始有意识地突破学科壁垒，积极探索并构建中国化和时代化的当代新哲学的可能路径。如赵敦华就提出了要以“大哲学”的视野看待现代中国的哲学，这是一种广义的中国哲学，“指在现代中国发生的、或用现代汉语写作的一切哲学形态”。他认为，在西方文明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完全意义上的中国传统哲学已经不存在了，现代中国的哲学既有传统中国哲学，又有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这三种哲学一直互相影响、互相交流和融合。从中国哲学来说，其现代形态就是在与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中才构建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