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谣言传播特点篇1
【关键词】网络谣言；谣言特征；传播动因
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是由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主办、新华网承办的辟谣平台，平台于2018年8月29日在北京正式上线，并于次月推出8月十大网络谣言榜单，此后的两个月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依托新华睿思数据云图分析平台，不断完善榜单的呈现内容，在2018年10月的热点谣言榜单中增加了谣言信息总量、地域传播top3两种维度，2018年11月又新增了传播信源维度。为便于分析，本文基于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网络热点谣言榜单，选取了2018年10月-2019年8月11个月的109条谣言作为研究样本，从谣言类型、地域传播、传播信源、传播形态等方面分析网络热点谣言的传播特征，并在对谣言传播规律进行文献梳理的基础上，通过相关案例分析这些网络热点谣言得以广泛传播的原因。
一、网络热点谣言的传播特征
网络热点谣言除了具有辐射广、程度深、传播快等网络谣言的一般特征外，[1]还具有传播范围更广、传播更迅速、社会影响力更大的特点，更加容易引起网络舆情危机。笔者对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网络热点谣言榜单进行梳理后发现，网络热点谣言的类型以社会、政治谣言为主；地域传播以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为主；传播信源方面，微信与微博成为了谣言的主要传播渠道；在传播形态上，网络热点谣言常与舆情事件相伴相生。（一）热点谣言传播类型：社会谣言占比最大。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将谣言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本文根据谣言发生的领域，将谣言划分为社会谣言、政治谣言、文化谣言、科学谣言、健康谣言和食品谣言六种类型。通过对109条谣言样本进行梳理分析，网络热点谣言的类型主要集中于社会谣言，谣言总数为59条，在所有谣言类型中超过了半数，其次为政治谣言（22条）、健康谣言（13条）和科学谣言（7条），最后为文化谣言（6条）和食品谣言（2条）。有研究者认为，社会谣言本身具有可信因素是其广为传播的内在因素。[2]社会谣言屡屡出现在公众视野，往往是因为谣言本身具有可信性，谣言的某些要素是真实的。例如2018年11月谣言榜单中排名第一的“上海快递员因快递被偷雨中暴哭”这则谣言，造谣者在微博上传了一名快递员在雨中哭泣的视频，但并没有证实快递员哭泣的具体原因，而是先入为主地认为其哭泣是因快递被偷。其所的文案有地点、事件起因等要素，再辅以视频，网友缺乏证实的渠道，自然容易信以为真。（二）热点谣言地域传播：北上广发达地区是主要传播地域。在有地域传播统计的79条上榜谣言中，北京（75次）、广东（69次）、上海（51次）等地是谣言传播的重点地域。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地方媒体发达，自媒体林立，有些自媒体为博人眼球，获得流量，对信息不加以证实，很容易成为谣言传播的助力者。另一方面，一线城市网民的媒介素养从一定程度来说并没有跟上媒体发展的步伐。凯迪数据研究中心2015年12月的《中国网民网络媒介素养调查报告》显示，与一般人印象相悖，一线城市网民的媒介素养得分并没有得到最高分，相反的是二三线城市网民的媒介素养得分更高。[3]当受众的媒介素养和信息筛选能力、表达能力无法适应信息环境时，受众就成为了谣言的潜在传播者。（三）热点谣言传播信源：微信、微博是谣言传播主渠道。腾讯和新浪的财报显示，微信月活跃账户达到11.3亿，微博月活跃用户达到了4.65亿。众多的活跃数，便捷的信息获取、和传播渠道构成了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谣言传播主信源。在99条统计有传播信源的热点谣言中，微信占据了其中的87条，微博紧随其后，占据了86条，微信和微博成为热点谣言的主要传播渠道。热点谣言假借“新闻”传播的特征明显，74条热点谣言以“新闻”的形式传播。以2019年5月的热点谣言“中美贸易战停火！止战！”为例，多家商业媒体客户端将2018年的旧闻当作新闻进行推送，闹了个乌龙。此外，网络热点谣言并不仅局限于单一传播途径，其会被网民通过多种渠道进行传播，从而使谣言的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四）热点谣言传播形态：常与热点舆情相伴相生。一方面，热点舆情事件发生时常出现网络谣言。网络舆情热点，是网民思想情绪和利益诉求在网上的集中反映，是网民热切关注的聚焦点，是民众议论的集中点，反映出一个时期网民的所思所想。[4]这意味着网络舆情热点事件具有较强的话题性，易受到网民的广泛关注和传播，有关舆情事件的报道都有可能会被无限放大，期间一旦有关于该舆情事件的不实信息传播，就有转化为热点谣言的风险。另一方面，网络热点谣言易发展成为网络舆情事件。某些造谣者出于报复性心理或为满足自身的诉求，恶意捏造谣言，当谣言与社会或公共安全等领域相关时，经过发酵和蔓延，就易形成舆情事件。
二、网络热点谣言传播的动因
谣言传播既有技术动因也有其背后的心理动因。在心理动因层面，王国华等从网络谣言传导主体的角度分析了谣言形成、传播和模仿的动力机制，认为不同行为主体都有强烈或传播网络谣言的动力；[5]宗益祥、马雅妮认为恐慌心理、趋利心理和宣泄心理是网络谣言传播的三大个体心理动因，理性缺失、从众心理和群体极化为代表的群体心理也与网络谣言传播存在密切联系。[6]宁雪文、王虎在分析了2015至2017年30起微信谣言事件后指出，微信谣言产生的本因是一种社会心态投射,是民众对于社会矛盾及社会问题的应激性反应。[7]熊炎对现有研究进行梳理时则更直接地指出，焦虑感、可信度、不确定性(或含糊性)、相关性(或重要性)是直接影响谣言传播力的四类心理因素。[8]综合以上学者的观点，网络谣言得以形成和传播，既有出于个体某种目的的心理动机，也有更深层次社会心态的投射。在技术动因层面，雷霞认为删帖容易、查根源难，拷贝陈贴、死灰复燃，情景拼接、以假乱真，娱乐先行、技术恶搞，植入广告、营销造势是谣言产生和传播的技术推动因素。[9]靖鸣、王瑞则将网络谣言得以产生和传播的技术根源归因于互联网开放性、互动性、匿名性、低成本的基本特性。[10]根据学者的研究成果，技术动因在谣言传播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综合以上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心理动因是热点谣言形成并得以广泛传播的原因之一，技术动因也为推动因素。（一）热点谣言传播的心理动因。作为网络热点谣言传播的主要类型，社会谣言一般具有较强的话题性和相关性，网民易于形成求证心理、恐慌心理和宣泄心理。如“2035年养老金将耗尽”这则谣言，最早于2019年4月形成和被广泛传播，并登上了该月热点谣言榜单的第二位，尽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及时进行了辟谣，但2019年7月这则谣言还是再次被广泛传播，占据了7月热点谣言榜单的第二位。作为与民生息息相关的话题，“养老金被耗尽”无疑会引起网民的恐慌和担忧，在这种恐慌心理之下，网民一方面通过转发来表达和宣泄自己的情绪，另一方面则希望国家能对此给出权威解释。（二）热点谣言传播的技术动因。互联网时代，网络除了为谣言提供更便捷、更快速的传播途径外，还通过视频、图片、音频等形式，增强了谣言的“真实感”。在网络传播中“有图有真相”并不一定能告知大众“实情”，“有图有真相”的错觉，让网民更容易相信谣言，进而传播谣言。正如雷霞指出，技术提供的虚拟“在场”感，是谣言蛊惑大众最重要的杀手锏。[11]谣言传播中人们运用网络技术更容易将相关信息张冠李戴、移花接木，如8月份热点谣言榜首的“XX地凤凰山路漏电”，后被证实为谣言。在这则谣言中，造谣者仅仅篡改了事故的发生地，就能使其在网络上引起广泛传播。在网络技术助推下，造谣成本更低，谣言传播也更迅速、更广泛。
网络谣言传播特点篇2
关键词:网络谣言成因对策
谣言作为一种舆论现象早巳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着社会传播活跃度、社会心态、社会透明度等方面的特征。而当谣言和网络结合起来,网络谣言则具有了更多新的特征,产生了更大的社会影响力。网络使谣言到了新的阶段。对网络谣言的探究,对于深入了解网络谣言新特点,有效的规避网络谣言的危害,促进社会舆论的健康运行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汉语词典》对谣言的界定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消息。学者胡钰认为“谣言是一种以公开或非公开渠道传播的对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传统的谣言往往采取人际传播的方式,对公众关注或者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未经证实的信息传递。大多数情形下,谣言包含着很多虚假,夸大,以讹传讹的因素。而谣言的传播与影响往往和谣言事件的重要度、事件的不透明(模糊)度以及受众兴趣成正比,和公众理性程度成反比,同时受到社会环境和社会传播机制的影响和制约。
在网络环境中,谣言传播有了新的变化。网络谣言是指以互联网为载体进行传播的未经证实的阐述和诠释。网络将谣言的传播途径由人际传播、口头传播变为网络信息传播。传播载体的变化,使网络谣言具有了一些新的特点:
快捷性,网络快速的传播速度带来了信息的高速流动,同时网络谣言也伴随着网络信息快捷传播。这就导致网络谣言具有比传统谣言更快的流动速度,容易在短时间内造成巨大社会影响;广泛性,网络覆盖的范围较大,相比传统谣言的小规模传播,网络谣言能够迅速在大范围进行扩散;难控性,传统谣言由于人际传播的速度、范围相对有限,往往容易得到控制,而互联网具有虚拟。自由,匿名等特点,网络谣言也因而难以得到完全控制;互动性,传统谣言也存在社会互动,而网络谣言经常以讨论的方式进行传播,参与的人数更多,互动的程度更强,网络谣言信息传播变得更加复杂;“精确性”,谣言因为其“貌似真实”而被广泛的传播,而网络的多媒体特性,更能够图文并茂,直观生动的展现事实,网络谣言往往具有相比传统谣言更为精确、形象的材料来证实其可信度,以利于其传播。比如“农妇被蟒蛇吞吃”的网络谣青配合几张照片,大大增强了其可信度和影响力。
二
网络谣言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多方面原因的共同作用下,网络谣言得以扩散传播。一般而言,网络谣言的传受主体为普通网民,本文以网民为参照主体,从客观和主观两个层面对网络谣言的主要成因进行总结分析,以图廓清网络谣言的形成原理。
首先从客观方面而言,网络谣言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针对网络谣言事件,权威信息存在缺失、滞后或者模糊。
网络谣言往往是基于一定的事件,尤其是一些重大的突发事件。当这些事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权威信息又没有及时出现,就为网络谣言提供了发展空间。网络谣言成为人们获取事件信息的主要途径,并不断扩散变化。而这时,舆论往往存在一定的失控情况。如果对于谣言尤其是网络谣言的重视程度不够,在受众最需要了解事情真相的关键时期,缺乏有效及时的信息,或者采取简单封堵的方法遏制网络谣言的蔓延。由于网络空间的虚拟自由使得网络谣言很难被有效封堵。那么在权威信息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够的情况下,网络谣言则易于占据舆论阵地,谣言包括网络谣言肆意泛滥,对社会产生巨大负面影响。
2、网络把关人的缺失。
在传统媒体中,由于信息有着严格的选择和监控,谣言信息很难通过正规途径进行传播,往往通过人际传播的方式进行扩散。而网络作为开放的网状传播系统,传播主体多元,传播路径丰富,往往缺少像传统媒体一样的“把关人”。信息可以相对自由随意的进行流动。这也导致网络谣言等不实信息和虚假信息能够广泛传播。而无中生有的谣言是很难在传统媒体中进行和传播的。
3、传统媒体的信任度降低。
一般而言,应对包括网络谣言在内的谣言,最好的对策是正面的疏导。尤其是政府通过传统大众媒体进行信息公开。传统媒体在社会中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可信度。然而,一些传统媒体中往往以“报喜不报忧”或“少报忧”的方式进行信息处理。极大地影响了传统媒体在重大突发事件信息传播中的公信力。当一些重大的公共事件出现后,传统媒体对谣言进行澄清。一部分受众反而并不信任这种澄清,甚至从反面进行理解,进一步扩大谣言的扩散。
三
同时,作为网络谣言的参与主体,尽管主动捏造假消息进行谣言传播的网民数量有限,但还是有一定数量的网民参与到网络谣言的传播中去,为网络谣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这种行为也是有着一定的主观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网民的辨析能力因为网络谣言中的威胁性内容而受到削弱。
一般而言,网民对于网络信息尤其是谣言信息的辨别能力越强,网络谣言传播的空间就越小。但是一些谣言往往依存于一些突发的重大公共事件,如地震,瘟疫等灾难性事件。这些事件往往和网民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导致相当一部分网民心理承受能力被削弱,恐慌,焦虑的情绪在网民中进行蔓延,如果加之权威性的信息缺失或者模糊,必然导致网民对网络谣言等“小道消息”的依赖程度增加,对网络谣言的可信度的辨别能力下降。更多的网民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来对待网络谣言。这些包含威胁性内容的网络谣言从而获得相当数量网民的信任,进而引发一定的社会问题。
2、社会负面情绪的宣泄。
谣言作为未经证实的信息传播,其背后往往隐藏着一定的社会群体情绪,成为社会环境中各种复杂因素的表征。当前我国社会尚处于转型时期,一些社会问题,矛盾依然存在,一些社会群体存在着一定的社会负面情绪。当网络谣言触发了这些人的负面情绪,引发不满情绪共鸣的时候,这些网民往往处于非理性的宣泄状态。事实真实与否已并不重要,而是通过参与网络谣言的传播来表达自身的社会负面情绪。根据信念偏见效应理论,如果一个信息与受众对该问题的认知和态度较为对应的时候,受众倾向于接受这个信息并进一步强化原有态度。比如哈尔滨“宝马撞人案”,杭州“富家子飙车”等事件中在网上盛传的“领导亲属”,“权钱交易”等谣言,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中的“仇富”,“仇贪”心态。部分网民通过对这些网络谣言的参与、传播,宣泄着自身的社会负面情绪。
3、利己主义的网络谣言传播。
人作为社会动物,其行为往往存在一定的利益动机。在网络谣言的传播中,一些网民相对“被动”的接收谣言信息,往往采取半信半疑的态度,没有积极的促进网络谣言的扩散。可是还存在一些网民,出于自身的利益需要,恶意制造网络谣言,或者积极参与到谣言传播中去,借此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这种完全利己主义的网络谣言制造者和参与者,尽管数量并不是很多,但往往社会影响较为恶劣。利己诉求较为多样,但往往都以通过网络谣言传播实现自身的较大获益为特征。比如因为个人恩怨,而对相关人员编造网络谣言,恶意诽谤,以达到打击报复的目的。代表性的是2009年的保定“艾滋女”事件,谣言铷造者为了实现报复目的对当事人进行恶意谣言诽谤。同时,还有一些网民为了自我表现欲进行谣言传播。这些网民为了成为舆论关注的中心,充当“意见领袖”,制造、传播爆炸性的网络谣言。比如20lo年初的山西地震网络谣言,最早在网络地震谣言的网民就是为了赚取点击率。类似的利己动机造成的网络谣言传播还有很多。
四
当谣言和网络媒体结合起来形成网络谣言,其舆论影响力和社会危害性大大增强。如果处理不当,容易破坏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健康的舆论氛网。针对网络谣言的特点及产生原因,对于网络谣言的治理应该主要从以下几方面人手:
1、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增强社会透明度。
网络谣言传播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权威的真实信息模糊。社会信息的公开程度越高,谣言的生存空间就越小。如果在引发谣言的公共事件发生初期,政府等权威机构就能够将事实真相及时,公开,准确的出来,往往能够很好的遏制谣言的蔓延。比如汶川地震之后,我国政府部门就及时的把地震信息予以公布,有效地遏制了各种有关谣言的传播。
然而,目前一些政府部门对网络谣言的重视程度仍然不足。尤其是当一些公共危机发生时,信息有所缺失,滞后或者模糊,这都导致谣言的进一步扩散,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杭州富家子飙车”事件中的“欺实马”等,都体现出一些政府部门在应对公共危机时的信息公开工作存在失误,这也为网络谣言的肆意传播提供了土壤。应该说,提高政府信息公开能力,增强社会透明度是治理网络谣言的关键所在。
2、加强网络监控管理,完善网络谣言预警与处理机制。
网络空间的自由也不是无限度的。网络不应该成为各种虚假信息的天堂。针对网络谣言,各级管理部门应该加强重视和监控力度,建立有效的网络谣言等负面信息预警机制。针对出现的问题,及时反应,及时处理。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网络传播法规建设,加强网站管理,发挥网站在网络谣言管理中的作用。完善网络违法违规处理机制,对于恶意制造、传播网络谣言,破坏社会稳定的网络造谣者,能够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从源头上有效的遏制恶意网络谣言的产生。
网络谣言传播特点篇3
关键词：网络谣言；“辟谣”机制
近期，网络谣言的发展迅速，造成较大的社会危害，网络谣言问题已成为社会热点问题，并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本次调研通过对调查问卷和访谈结果的统计分析，从对学生、公务员、企业员工、自由职业者等的调查问卷中分析了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的人对网络谣言的态度，并通过对网民、学者、新闻媒体、公安司法机关以及电信部门等的访谈中分析了解访谈对象对网络谣言的基本看法、网络谣言的辟谣措施，以及关于解决网络谣言问题的建议。
通过调研的统计结果和分析，我们发现多数网民认识到网络谣言的社会危害性较大，基本能理性对待网络言论，但同时也认为网络谣言辨别难度较大，网络言论自由需要有一定限度。结合心理学、传播学等理论知识和实践访谈的调研结果，我们从造谣者和传谣者两个角度分析网络谣言产生和传播的原因，提出了网络的匿名性、利益驱动、报复心理、猎奇心理、自我表现欲望、网民对网络谣言判别能力低等原因。
一、现状分析
（一）新媒体为网络谣言提供土壤
在传统媒体时代，报纸、广播、电视、网页新闻等新闻媒体为主体的信息传播，尽管也有假新闻出现的情况，但通过相关媒体把关，考证新闻的真伪，能大大减少谣言的产生和传播。新媒体网络平台，如微博、人人网、论坛等，有传播范围广、传播速度快、传播时效性强、传播难度小等特征，任何人都能发状态，因此网络谣言很容易就会产生，在猎奇心、同情心等各种心理的驱动下，一些较能吸引眼球的信息就会通过新媒体平台迅速传播。
（二）网络谣言社会危害性大
通过对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群体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68.18%受访者认为网络谣言会“危机国家安全”，占最大比例；其次是59.74%认为网络谣言会“损害个人名誉”；再次是44.16%认为网络谣言“损害国家机关、社会机构的名誉”；其余的39.61%认为网络谣言会“损害公众的人身安全”，37.01%认为网络谣言会“损害公众财产安全”。由此可见，多数网民将网络谣言的危害置于国家安定的层次，可见在网民看来，网络谣言具有较高程度的危害性。
（三）网络谣言辨别难度较大
尽管网民认识到网络谣言的社会危害性较大，但问题是网络谣言辨别难度较大。在对网民的访谈中我们了解到，大多数网民都是首先通过自己的常识对网络的相关信息进行初步判断，部分网民表示会通过搜集更多信息来加以辨别。但是，由于网络谣言的时间跨度大，谣言的产生到辟谣通常需要一段时间，部分网民判别能力不足、网络素质不高，加之官方不能及时的辟谣等因素，都使网络谣言一时难以辨别，从而促使了网络谣言的传播。
（四）多数网民能理性对待网络谣言
我们调查发现，多数网民都能理性对待网络谣言，对网络谣言持质疑态度，并不会随意转发传播相关信息。我们在对网民对待网络谣言的态度调查发现，58.44%的网民表示都会“依据自身的判断分析，对谣言持怀疑的态度”，25.32%的网民“觉得可信其有不信其无，认为谣言出现必定有它的道理”，12.99%的网民认为“官方信息可信度不强”，只有1.95%的网民认为会“完全相信谣言所述”。我们在对网民传播网络谣言情况的调查中发现，77.92%的网民表示不会传播网络谣言，只有22.08%网民表示有可能或极有可能传播。
二、原因分析
网络谣言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与安全，也危害了国家与社会的长远利益。我们将从造谣者和传谣者两个角度分析导致网络谣言产生和传播的原因。
（一）造谣者
从网络谣言的者角度看，制造谣言的原因主要由以下五种类型：
（1）提醒群众或引导群众产生变革意识；
（2）出于报复心理；
（3）打击竞争者；
（4）满足自我表
欲望；
（5）无目的、不负责的游戏心理。
（二）传谣者
而对于谣言传播者来说，网民普遍是出于参与性、猎奇性、匿名性等心理传播未经证实的信息。许多网络平台的存在有赖于需要网民的相互交流，如微博与论坛等。这种高度交互的虚拟社会让网民认为自身有积极参与信息传播的责任，而网络的匿名性又免除了他们确保信息真实性的责任，因此网民对于许多能引起广泛关注的谣言选择了“转发”等扩散方式。对于社会中的很多反常因素，不少人抱有宁可信其有的态度，将信息传播给亲朋好友。但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又会根据自身偏好对信息进行简化和加工，最后造成信息的歪曲。这样即便是本来真实的信息也会变为谣言。在网络谣言的传播中，也有些行动者是为谋求利益，借谣言事件售卖防备性物品以获取暴利。
三、建议分析
为了杜绝网络谣言的发生、降低网络谣言的危害，针对各方提出以下建议，并结合当前热点，提出了相应的“辟谣”机制完善方案。
（一）政府及司法部门应主动作为，打击网络谣言，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
政府应当提高政府公信力，及时政府及公共事务、突发事件信息。同时，应积极学习世界各国打击网络谣言的先进经验，通过立法、实名制、法院判例等多种手段，严厉打击网络造谣和违法活动，倡导积极健康的网络行为。
（二）提高网民鉴别能力，提高网络素质和责任意识
网民应提高自己的网络责任意识、判断能力和自律精神，提倡网民在传播前对信息做出自己的判断，不因网络的匿名性而减少对所传播信息的责任感，用正确的信息抵制谣言。在享受网络带来的方便快捷的同时，时刻谨记作为公民的社会责任，维持良好的网络环境。
网络谣言传播特点篇4
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会接触到谣言。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谣言又多了一种传播途径――那就是跨越地域的互联网。在网络上，人人都是消息传播者，过去被排拒在媒体之外的小道消息、八卦、耳语，当然还有谣言，如今可以堂而皇之的公开传播。
由于互联网的传播特点，谣言的发展达到了极致。无论从复制的速度和规模来看，谣言的发展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峰值，其杀伤力也更为强大。网络匿名、自由和交互性强的特点为网民提供了隐藏身份，不必显示任何社会责任感的机会，使得躲藏在网络背后的芸芸众生，没有了面对面的尴尬和法律的顾忌，将各种不健康的心理垃圾肆无忌惮地在网络上进行倾泄。
于是，网络成了谣言丛生的地方。前几年比较“著名”的网络谣言有“微软总裁比尔・盖茨在洛杉矶遭到暗杀身亡”等，近期一些耸人听闻的谣言有“河北玉田小孩被钉死在棺材内”、“高州工商打死了清华学生”、“含山农妇被蟒蛇生吞”、“金华惊现连环杀人案”等等，
而言之，网络谣言会给人们的日常生活添麻烦；大而言之，诚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所说，新兴的网络媒体是极重要的战略阵地，对国家安全、社会人心影响巨大，一旦失守，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加强对互联网信息的管理必不可少，同时网民也要自觉抵制网上不良现象，不造谣传谣，文明上网。
如此猖獗为哪般？
互联网技术造就了信息传播自由的特点，信息和传输没有严格的检查和核实系统，操作的方式（如个人网站、论坛、聊天室、新闻组、即时通讯等）也越来越简便越来越多样化，这为别有用心的个人或机构通过互联网散布谣言提供了方便。
自从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商业运作以来，伴随其高速发展，数亿用户的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方便自由地进入互联网，于是就造成了网络谣言大肆泛滥的局面。
任何网络造谣者的目的是要快速而广泛地传谣最终是受众信谣，因此使用一般手法造谣并靠个人网站或通过论坛、聊天室、新闻组、即时通讯等功能传谣，范围和效果仍是很有限的。从发展看，今天网络谣言达到“高明”程度有两大特点：一是在制作环节，网络谣言炮制者采用新闻报道的手法，在形式上力求“逼真”，甚至盗用媒体的名义；二是在传播环节，令网络媒体乃至传统新闻媒体“中招”，通过它们具有权威性、公信力的传播平台以新闻形态进行再传播，以证实其“可信度”。
从心理学角度说，谣言适应了某些人不正常乃至歪曲的心理需求。起因寻找须与社会生活里的不和谐现象相结合，比如收入差距拉大加剧了人的心理不平衡，那些生活相对困难、压抑、心理失衡的人更容易接受谣言，人在消沉、悲观时也容易接受谣言。
另外，互联网本身造就了信息传播自由的特点，信息和传输没有严格的检查和核实系统，操作的方式(如个人网站、博客、论坛、聊天室等)越来越简便和多样化，这为别有用心的个人或机构通过互联网散布谣言提供了方便。
危害社会之“毒瘤”
谣言之所以会产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大道不畅通，这就会给小道消息留下很大的空间。从高州事件来看，我个人觉得，政府的反应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往往是出了事以后，政府的反应都比较慢，没有给出权威性的解说，这样就为小道消息、谣言提供一个传播、流通的可能空间。从高州这件事来看，这种情况表现得非常突出。因此对于政府来说，对于这些谣言需要能够及时的反应出来，这样“大道”畅通了，“小道”消息就自然而然空间缩小了。
谣言的产生，主要由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社会上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现象，令大家产生了一些不满的情绪。而这些现象又没有通过正常的渠道给予一种明确而透彻的解释，所以在人们心中就形成了一些模糊的印象。这使谣言的产生有了一个可能的空间。其次，也存在一些社会心理方面的原因，就是人们的一种猎奇的，求新、求异的心理是普遍存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孟威指出，“网络谣言的危害性是非常大的，网络媒体应该增加自己的责任感，加强管理和引导，杜绝谣言传播的可能性。媒体应该与社会上的管理部门有一个良好的互动，对人们所普遍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关注度较高的问题进行公开的、及时的报道，增加报道的透明度，不给谣言的传播留有余地。同时，网民也应该加强自己的知识储备，提高辨析力，而不是人云亦云，盲目跟风，加强个体抵御谣言的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所长唐绪军认为，谣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没有绝过，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谣言似乎找到了最佳的孵化器和生存地。谣言作为一种畸型舆论，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而当谣言借助网络这一传播工具，比起口传谣言危害更大，已成为传播领域中的一大公害。
管住谣言的“舌头”
“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变成真理”，谣言借助互联网的特点，“杀伤力”更大。作为网站，要认真遵守宪法和互联网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谣言等有害信息的管理。我们提倡商业自由，并不意味着默许对商业自由的滥用。
作为负责网站监管的部门，要继续严肃纪律，完善和强化制度管理，尤其是要建立起严格地问责追责制度，对违规的责任人坚决进行严厉处罚。
作为网站的使用者――广大网民，在享受网络传播的快捷便利和网络言论的相对自由之同时，也要时刻牢记其公民责任。首先，对于一些未经证实或者难以证实，同时又可能引起巨大影响的信息，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要保持自己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要独立思考，不要瞎起哄，不要见风就是雨。谣言止于智者，谣言也止于责任。虽然网络是虚拟的，但责任如影随形且实实在在。现实有现实的法律，网络有网络的规矩，只要违反了都须承担责任。这是网民们必须紧绷的一根“弦”，否则将付出法律惩罚的代价。
网络本身是虚拟的，但网络谣言的传播给社会和人们生活带来的危害却是现实的。为此，有关专家建议，尽快建立和完善政府及时充分的信息机制，加强对互联网信息的管理，管住网络谣言的“舌头”。
就网上谣言来说，相关权威部门不能忽视利用网络这一特殊信息传播阵地及时辟谣。其实，网络与其他媒体一样，都是可以充分利用的阵地。建立迅速反应机制，一旦发现网上有谣传，权威部门完全可以通过网上进行澄清。假若对互联网撒手不管，任其自流，那么，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会得逞，以谣言危害社会和谐与稳定。
网络谣言传播特点篇5
【关键词】公众参与；网络参与；网络谣言；政府控制；政府职能
一、公众参与、网络参与
公众参与指的是人民群众、社会组织和个人，根据一定目标在其权利义务范围内开展的社会活动。公众参与具有目的性和计划性，它要求政府部门以及组织活动单位和社会公众相互沟通交流，让人们可以充分参与决策活动过程，协调处理好公众和政府部门、组织活动单位的关系，以及公民之间的关系，避免出现不必要的矛盾冲突。
作为一种新兴的技术手段，计算机网络极大改变了人们生产生活，同时也给公众参与特别是参与政治活动提供了新平台，使得公众参与方式日趋完善，计算机网络的发展有利于扩大公众参与范围，提高参与深度。网络技术带给人们更加完善的参与机制，能够让政府和群众充分沟通交流，为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供重要保障。从公众角度来说，网络技术拓宽了公众参与渠道，有利于扩大公众参政影响，提高参与决策能力。现代网络信息技术能够为公民创造良好的参与平台。而从政府角度来说，网络一方面提高了政府管理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也使得政府管理更加困难，需要面临新的挑战。
网络参与指的是公民通过网络途径参与政府治理与政治生活，形成公共舆论和公共压力，形成“网络民意”，参与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参与决策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的过程之行为，包括“网络问政”，甚至“网络扰政”等。关于网络参与概念，简单来说就是在网络平台上，公民通过合法渠道参与政府决策过程或者对社会公共管理活动造成影响。目前，网络政治参与形式日益丰富多样，像网络监督、网络选举、网络、网络听证会等。由于网络平台具有很强互动功能，影响力大，运营成本低且操作简单，所以现在很多政府领导、普通群众都十分关注网络政治参与活动。目前，网络平台在党和国家了解民情民意、采纳群众意见方面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它也是人民群众实施社会监督、维护自身权益以及表达诉求的有效方式。
二、网络谣言
网络谣言，顾名思义就是通过计算机互联网络产生或者传播的谣言。其在本质上也是谣言，区别于一般谣言的最主要的特点是其传播途径由口头传播变为网络文字或者多媒体信息传播。这是我们所了解到的网络谣言的基本含义，但到目前为止对于其概念还没有一个统一解释。但是，我们可以对网络谣言特点进行归纳总结，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首先，网络谣言需要通过网络信息技术才能传播，影响范围广，传播速度快；其次，网络谣言多为实时信息，主要针对人们当下比较关注的社会人物或者事件。然而，尽管有的网络谣言是关于社会公共事件的，但并没有对人们日常生活造成实质性影响，基本上仅仅作为人们闲谈的话题，这种网络谣言可以采取放任态度；而有的网络谣言会给人们日常生活带来不利影响，现代国家政府承担着保障人民生活稳定的责任，所以，政府必须及时采取措施，平息这些威胁到人们正常生活的网络谣言，维护社会秩序稳定。
网络本身具有的虚拟性、匿名性等特性使得谣言得以插上翅膀，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在保护网络信息安全过程中，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网络谣言问题，认真分析网络谣言出现原因。只有准确把握网络谣言形成、传播规律特点，才能找到有效解决办法，建立长期应对机制，彻底解决网络谣言问题。
实际上，网络本身不是谣言出现的原因。然而，网络信息平台具有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的特点，为谣言传播创造更有利条件，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首先，谣言快速传播，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很多时候监管人员还没来得及实施解决办法，谣言就已经泛滥成灾；其次，谣言传播难以控制，由于网络谣言传播者都不使用真实身份，谣言传播途径广泛，监管起来十分困难，从而造成更加严重的社会负面影响，带来更多风险隐患。
三、政府控制网络谣言的措施
怎样规范网络信息平台，加强监管网络谣言，从而彻底解决网络谣言问题，这是目前政府面临的首要难题。政府部门应充分发挥自身职能，加强规范管理网络信息平台，对网络谣言实施有效监管，这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政府部门应该按照以下几点来控制网络谣言：
（一）建立预警机制
在控制网络谣言过程中，政府应该通过建立预警机制来防止出现网络谣言。网络谣言预警应对指的是从出现网络谣言风险隐患到网络谣言造成明显损失这一过程中，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控制网络谣言传播，维护网络环境稳定，引导社会舆论向正确方向发展。网络谣言预警措施能够第一时间发现风险隐患，及时准确判断谣言危机可能发展方向以及带来的影响，并及时通知有关部门协调有关准备工作，共同采取危机措施。想要解决网络谣言问题，必须切断谣言来源，做到防微杜渐，把网络谣言消灭在摇篮中。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网络谣言都是由一些小事慢慢积累形成的，一般来说，网络谣言出现前都会有一定征兆，政府部门要有敏锐洞察力，提前做好准备工作，在网络谣言出现前及时消除风险隐患。
（二）强化监督体系
在控制网络谣言过程中，政府的监督力和强制力体现为强化网络监管措施，规范网络信息平台，实时监测网络谣言，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通过有效措施控制网络谣言传播。对网络谣言实施监测主要是为了时刻把握网络谣言发展动态、特征以及舆论导向，判断网络谣言传播趋势。所以，政府部门要扮演好网络监督者角色，避免小道消息扩撒，防止出现网络谣言混淆视听。
（三）加强引导功能
在控制网络谣言过程中，政府引导群众进行澄清事实，及时反馈信息，引导社会舆论向正确方向发展，采取有效措施消除网络谣言。作为社会管理者，政府应当全面了解掌握网络谣言特征。针对现实社会中各种各样的网络谣言，政府部门要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做好预防准备，早发现早处理。网络谣言之所以能够广泛传播，特别是有关政治的网络谣言能够形成并传播，主要是由于政府和公众两者信息不对称，加上缺乏规范畅通的信息传播渠道，人们不能对信息真实有效性进行判断，从而心理上容易受到谣言影响，对相信谣言、传播谣言，甚至制造谣言。所以，政府必须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来分析网络舆情，采取正确控制措施，合理引导社会舆论。
（四）落实管理措施
在控制网络谣言过程中，政府在网络中的管理必须首先宏观规划布局，对网络谣言实施全程监管，建立覆盖全部网络的管理协调机制和网络谣言防堵机制，对网络谣言采取有效防堵措施，优化整合不同资源，包括资金、技术、人才等，充分利用好现有资源，全面贯彻落实网络谣言控制政策。当然，要控制网络谣言仅仅依靠预警机制、对网络谣言形成传播进行实时监测，在事态影响继续扩大前澄清谣言还是不够的，政府部门要积极采取辟谣措施，重新建立正确的网络舆论，全面整顿网络环境，严厉打击一切网络造谣活动，也为公众提供警戒，树立政府法律权威，防止再次出现类似网络谣言。
网络参与是一把双刃剑，对政府管理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政府管理者应该扮演积极的角色，积极引导网络参与，通过网络参与，形成共同的社会价值观，为形成关于公共利益集体共享的观念创造有利环境。网络参与所表达的民意代表公共利益、最具有发言权，从公共决策的“公共性”出发，在利益的多元表达中，民意应该占据最大的“权重”，理应是最有价值的一种备选方案或因素。政府必须在实际工作中做好上述几项工作，这也是政府解决网络谣言问题的具体应对措施。实际上，预防、监督、引导、管理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政府部门要科学灵活运用，进行合理决策，保证管理活动顺利进行，切实解决网络谣言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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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江晓奕.网络谣言传播现象探究[J].东南传播，2009年04期.
网络谣言传播特点篇6
【关键词】网络谣言；自媒体时代；媒介环境；网络推手
一、媒介环境变迁中谣言、新闻与舆论的交互发展历程
（一）传统媒体时期新闻的去谣言化
谣言在早期信息传播中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在缺乏统一的大众媒体时代，由于传播技术的限制，社会信息依靠有限的抄写复制与大量的口耳相传进行复制与传播。可以说早期的社会新闻，或多或少存在谣言的成分。如法国学者卡普费雷的观点“谣言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传媒”[1]，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谣言甚至是作为信息传播的基本模式和渠道存在的。
在新闻报道的漫长历史中，新闻采访、记录、调查、摄影等事实核实的专业技术都是相当晚才出现的，而在此之前的新闻实践很少把“确切的事实”置于最重要的位置。[2]从这个角度来说，早期的谣言恰恰扮演着公众关心的议题和公众愿意传播的信息的双重角色。但随着近代印刷技术的发展，以报纸为代表的印刷媒体和以报社为代表的大众媒体机构，成为社会信息中的强势者，经过统一管理下的采访、编辑和报道的信息很快成为更可信、更准确，也更真实的信息。随后形成的新闻报道的一系列专业准则，将大量不真实的信息屏蔽在大众媒体信息之外，在新闻规范制度建立的同时，社会信息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快速的去谣言化过程。
传统媒体时期，大众媒体的技术特征表现为明显的媒介机构化，无论报纸、广播还是电视，社会信息被统合在由报社、出版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大众媒体机构中，信息的集权化传播使得社会信息呈现出一种有序并且高度可信的特征。这种特征在最近的100年间逐渐被公众所接受，新闻与谣言也就在这种媒介环境的规范化变革中逐渐被分离开。在传统媒体新闻信息中，已经极少见到未经核实的纯粹谣言，可以说，近代传统媒体的快速发展与新闻报道专业标准的建立事实上将谣言从新闻信息中基本剥离了出来，完成了新闻信息的去谣言化过程。
传统媒体的去谣言化过程，一方面反映出了大众媒体的出现对社会信息的规范和把关作用，最终整体导致了社会信息真实性的存在；另一方面也将社会信息的传播分割成了前台和后台两个部分，前台的信息是经过媒体选择、把关后的信息，而后台原始状态的信息，则反过来淹没在强大的媒体信息传播声势中。谣言也随着这一过程，在社会信息中逐渐成为游离于媒介信息之外的后台信息，这时的谣言，由于难以被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大众媒体报道，因而很难在全社会范围内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二）自媒体时代舆论的谣言化演变
随着互联网逐渐成为我国社会信息传播的主流媒体，网络媒体的变革也逐渐影响着新闻信息的真实性。在过去的十年间，网络信息走过了从传统新闻媒体报道的补充，到与传统媒体共同参与社会舆论塑造，再到独立报道新闻、营造舆论，成为传统媒体信息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网络媒体逐渐表现出“个人化”的特征，2009年微博的兴起几乎标志着自媒体时代的全面到来，而自媒体时代一个显著的传播特征就是，网络自媒体平台中的个人被赋予了传统媒体媒介机构的核心职能——向公众信息，而个人化的自媒体信息平台，则缺乏一套传统媒体经过漫长探索才发展而来的新闻报道体制。在自媒体时代快速到来的过程中，互联网这个涵盖了我国近一半公民的新兴大众媒体，逐渐去除了传统媒体机构积极营造的信息审核机制。自媒体带给社会的除了信息的快捷、公民话语权的增加外，还有一个显著的副作用，即社会信息中谣言的回归。
回顾近年来的重大社会热点事件，在舆论的生发过程中，来自自媒体平台的个人信息都或多或少地参与其中。在自媒体时代全面到来之前，网络谣言通常是一起重大社会舆论事件中的部分声音。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网络谣言的特点主要表现为阶段性的片面特征。第一阶段：攻击政府预报不力，挑拨民众情绪，进而攻击社会制度和中央。第二阶段：攻击救援不及时，要求国际人员进入，企图利用舆论干扰救灾进程。第三阶段：散布水污染、余震等各种传闻，扰乱人心，影响灾区救援工作正常组织。[3]这一时期的网络谣言，虽然借助了互联网论坛、贴吧、博客等平台散播信息，但由于传统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强大引导力以及互联网传播效率的局限，并没有造成明显的社会危害和负面效果。
但近期逐渐产生的网络谣言，则由过去的社会重大事件转向对具体事件、具体人的造谣，如“秦火火”在被捕前曾经造谣李双江之子非亲生、攻击张海迪之妹改国籍、造谣罗援兄弟海外任职、造谣红十字会强行募捐、造谣动车事故天价赔偿等。这些谣言的散布过程都是通过微博关注的方式进行扩散和传播的，而谣言的捏造过程则显得简单直接，带有明显的吸引人注意力的特征。
对比微博兴起前后网络谣言的特点可以看出，自媒体时代在赋予公民话语权的同时，也必然放松对社会信息真实性的把关权限，在自媒体时代涌现出的诸如微博、微信等信息平台，实际上将社会信息最活跃的部分推回到了一个“无媒介结构”的时代，而缺乏信息监管核实制度的自媒体平台，则在事实上实现了社会舆论的谣言化演变。
二、自媒体时代网络谣言的产生条件与诱因
（一）技术条件：互联网自媒体化的三个阶段
近年来，网络媒体的发展呈现出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互联网从新锐的新技术媒体逐渐大众化，二是网络媒体越来越多地表现出自媒体性质。这两个特征的不断凸显和发展，共同为网络谣言的产生创造了良好的技术条件和媒介环境。
自媒体平台的技术特征重新分配了传统意义上互联网的话语权，在丰富网络信息的同时，削减了信息过程中以传统网站为代表的网络媒体机构对互联网信息的把关效果。随着自媒体平台的人性化发展，网络信息的模式从论坛、贴吧、博客这些传统自媒体平台，转向了微博、微信等带有浓重即时通信色彩和移动色彩的新型自媒体平台。
自媒体平台的快速转变反映出了网络技术变化给受众信息习惯带来的变化，同时也改变了网络信息扩散和传播的基本途径。早期的互联网，信息以门户网站为主要渠道，网民间的信息传播主要通过即时通信工具进行。在这个阶段，网络舆论是一个小众舆论，网络信息也是在社会少数年轻人群中小范围传播。网络信息的传播模式是一种单向的“网民通过浏览获得信息”的模式。
随着网络技术向web2.0时代的过渡，网络信息的传播模式进入了第二个阶段，用户信息交互成为网络信息传播的主要模式，互联网信息的内部传播模式开始从门户网站信息，进而网络受众传播信息，倒置为从网络受众信息，到门户网站选择性地传播报道。这种信息传播模式的倒置，实际上开启了中国网络舆论从媒体化向自媒体化的过渡，同时也开始为网络谣言的产生提供媒介技术环境。
随着互联网自媒体化的不断深入发展，十余年来中国网民数量已经超过5亿，占人口总数的比重也已经达到了40%以上[4]，网络舆论也逐渐成为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大众舆论形态，同时技术的不断革新使得网络信息的内部传播模式走入了第三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互联网成为影响社会信息的主要信息源，自媒体平台的移动化导致网络受众开始从传播渠道的受众身份演化为传授一体的网络终端用户。在前两个阶段中扮演重要传播角色的网络媒体机构，逐渐开始由传统媒体化，演化为视频、游戏、购物等网络内容提供商。而通过微博、微信等形式，早期的网民中大量的即时通信工具用户转变为自媒体信息者，网络信息初步实现了受众间的快速传播。这使得网络信息环境变成了一个具有强大社会舆论影响力、覆盖相当比重社会人口、信息呈现病毒式扩散的复杂环境，这样的网络信息环境成为导致网络谣言产生并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根本原因。
（二）社会条件：自媒体社会影响力的快速成长
除技术条件外，网络谣言的产生还离不开自媒体社会影响力快速成长这个社会条件。在网络信息快速发展的初期，信息还呈现出网民内部传播的特征。早期的网络流行语并不能被社会大众普遍接受就是最好的例证。而随着网民人数的增加、自媒体技术的人性化发展，自媒体平台的社会影响力开始快速成长。
这种快速成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媒体在人际传播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自媒体用户的大量增加导致传统信息传播模式面临瓦解和重组。移动电话在近20年来占据着人际沟通最重要的信息传播工具的位置，但由于手机的智能移动终端化发展，手机用户和网民开始逐渐从两个群体整合为一个群体。这个受众群体融合的过程，最终导致传统手机移动通话、短信等人际沟通模式向微信、微博等自媒体功能转变。自媒体平台逐渐成为人际信息传播的主要工具。
二是自媒体平台的日益媒体化。今天网络信息成为社会舆论的一个经典途径是，信息从个人用户的自媒体平台发出，经过具有大量关注用户的自媒体平台转发，进而被传统媒体、网络媒体用户的自媒体平台关注和转载，迅速成为一个具有全社会影响力的信息。这个过程的背后，是部分自媒体平台由于获得大量受众的关注而成为一个具有传统媒体传播力的信息渠道。
自媒体平台社会影响力提升的这两个方面，共同导致民众通过自媒体平台的信息能够通过特定渠道有效地成为在社会范围内广泛传播的信息，这也就为网络谣言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三）产生诱因：网络推手向谣言者的转化
网络推手作为中国社会网络谣言现象背后的一个重要角色，起到了直接为网络谣言出现并成为一个社会现象提供诱因的作用。具体来说，早期的网络推手走过了从推动网络红人向网络营销的过渡，这是一个网络推手组织化、产业化的过程。从2004年到2009年，网络推手的存在多以网络营销的形式为主，这一时期的网络推手，通过其营销手段和策略的实施，在互联网论坛、贴吧等平台营造对广告主有利的舆论事件。网络推手的社会影响局限在对流行文化的塑造和消费舆论的引导两个方面，并未真正直接参与社会主流信息的传播和对社会价值观念的引导。这一阶段中，“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封杀王老吉等事件，都是网络推手活动的典型范例。
在2009年以后的几年里，网络推手开始从单纯的网络营销转变为对社会主流信息的参与，并且其散播的信息开始倾向于影响和误导社会价值规范。微博、微信平台的普及，导致了诸如郭美美等一批带有明显负面影响的网络红人案例的出现，这些负面信息逐渐浮出的背后，是网络推手群体从网络营销向获取舆论附加价值的转化。
在“秦火火”“立二拆四”被捕后，这些曾经立足于网络营销的网络推手，显现出了通过利用更为便捷、把关更松的自媒体平台获取公众注意进而赢得个人利益的新的目的。部分网络推手在自媒体平台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从为他人传播价值的策划者，变成了为自身获得受众注意力的舆论牟利者。这个过程实际上是部分网络推手从网络营销策划人向网络谣言者的转化。
网络推手从网络营销活动的策划人和执行者转向网络谣言者的过程，还蕴含着网络推手从一个带有组织性的网络营销团队向一个目的更分散的网络信息模式的转化。从网络推手自身的发展形态来看，其信息传播行为早已脱离了个人行为，形成了一种有组织、有策划、有分工的团队协作行动模式。这样的团队协作模式，在网络推手作为网络营销专业组织的时代，可以将网络营销以更为系统、更为专业的形式呈现出来，在品牌塑造、口碑营销领域，都有更为突出和明显的作用。
但进入2009年以来，随着网络推手的信息渠道从过去的贴吧、论坛转为微博、微信等平台后，网络推手的信息路径从过去的将预设信息放置在公共平台进而组织水军进行跟帖、回复、转发，变成了通过引发“大V”关注的将预设信息放置于网络意见领袖的话语平台上，进而形成信息的高速扩散。这个细节的转变，实质上是网络推手从过去网络营销的执行者向单纯网络信息者的转变，而部分网络推手从网络营销策划人向网络谣言者的转化，也就是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从传统意义的网络推手中分化出来的。
三、自媒体时代网络谣言的变迁轨迹
（一）第一阶段：网络谣言作为社会舆论的构成部分
自媒体时代社会信息的去媒体化导致大众传播机制中传统的媒体把关被打开了一个缺口，而这个缺口除了将社会信息的后台暴露在公众面前外，还给网络谣言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温床，在自媒体的不断发展变革中，网络谣言经历了作为社会舆论构成部分和作为社会舆论的对象与主体两个阶段。
从互联网有了公众能够独立发表言论的空间开始，网络谣言就不可避免地诞生了。早在公民个人信息仅有聊天室、QQ空间这样的有限传播平台的时候，网络谣言主要表现在网民对社会舆论的议论和传播扩散中。一个社会事件要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热点，还需要经过传统媒体的集中报道，而网络信息和来自互联网的言论则只能成为一个重大舆论事件中参与讨论的声音和态度的组成部分。
早期的网络谣言，其存在的形式多为对传统媒体报道新闻的误解和误传。在网络平台自媒体化的初期，网络信息的渠道相对单一，信息的效率也相对低下。互联网虽然有可供网民信息的平台渠道，但信息来源的全民化特征和信息传播的病毒式扩散并未明显显现。网络谣言在其诞生之初，由于缺乏高速高效的传播平台、缺乏足够多数的网络受众关注，只能作为社会舆论议题的某一种观点或某一方面的意见，而无法真正构成一个社会舆论关注的对象。网络谣言早期存在模式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依附传统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强大影响力，在已经形成的舆论场中，参与或影响舆论的走向和进程。
这个阶段的网络谣言，缺乏能够使其上升为社会性议题的传播平台，同时网民占我国人口的总数也相对有限，网络信息仅仅作为一种特定群体的社会信息存在，虽然网络谣言可以参与社会舆论的构建过程，但是网络谣言不足以成为舆论自身，网络谣言所代表的价值、立场也难以从互联网和网民群体中脱离出来成为社会舆论的优势声音。在自媒体平台普及前的网络谣言，虽然传播虚假信息散布极端价值观念的情况无可避免，但其影响力始终有限。
（二）第二阶段：网络谣言作为社会舆论构成的对象和主体
在自媒体平台发展的历程中，网络信息的自由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随着网络平台从论坛、贴吧、博客逐渐丰富为微博、微信，从自媒体平台接入手段为单一的计算机终端到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甚至数码相机、电视机的全方位丰富，使用自媒体平台信息在成为大多数网民生活习惯的同时，网络信息的自由化也随之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
网络谣言在这样一个“个人媒体化”“信息自由化”的媒介环境里，与一般非谣言性质的网络信息混杂在一起。随着网民数量的增加、网络信息的社会化进程加快，网络谣言自然具备了影响社会舆论、成为社会舆论关注对象，甚至构成社会舆论主体的能力。
在网络谣言发展到作为社会舆论构成的对象和主体这一层面的过程中，网络推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在网络谣言的散布过程中，充当了谣言策划、、传播的多重角色。在早期自媒体时代网络推手积累下的网络舆论营造和网络营销经验，使他们能够更自如地运用诸如微博这样简单高效的信息渠道。在自媒体平台从使用人数到应用终端均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网络谣言就先天具备了者、传播者和传播渠道三个重要的条件。
在网络谣言作为社会舆论构成对象和主体发展过程的背后，是传统传播学认为的大众媒体对社会成员社会地位赋予功能在网络平台上更集中的表现。自媒体平台的发展事实上成就了个人传播力的大幅提升。在微博平台中，个人微博主和媒体微博主、企业微博主具有同样的传播能力。一些资深博主和网络大V可以快速引发互联网信息的连锁反应，网络信息的扩散速度是呈几何级数增长的。这就使得拥有良好微博平台的个人成为能够对社会舆论产生巨大影响力的舆论引导者，同样他们在参与社会议题的过程中，也自然而然地成为自媒体时代的意见领袖。自媒体时代网络媒体强大的社会地位赋予功能，一方面使一部分人具备了传统媒体那样的社会舆论引导力，另一方面也吸引了一部分人渴望通过其传播信息的被关注而获得相应的名誉和利益，这就客观为网络推手转变为网络谣言散布者提供了极具诱惑力的动机。
在网络谣言冲破传统媒体和互联网的技术壁垒之后，一句网络谣言就变成了一个原发的社会舆论事件，一句谣言经过短时间的快速传播，会引发社会公众的高度关注，并成为一个社会舆论的关注对象，而网络谣言在有效获得相当数量网络意见领袖的传播后，谣言所代表的观点和态度也就逐渐成为舆论生发中的优势声音，并进而成为社会舆论的主体。
四、结语
网络谣言并不是近年来突然出现的社会现象，谣言的产生与发展的背后，是社会信息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革新和自媒体平台的深化发展，逐渐表现出的社会信息去媒体化特征。传统媒体时代经过大众媒体把关的社会信息，正在面临来自互联网的信息自由化挑战。面对网络谣言日益频繁的出现，网络谣言日益扩大的社会影响，从网络谣言生发的媒介环境变迁去梳理其产生、发展的规律，能够有效地提示社会，将自由化的网络信息环境，重新规范为媒介机构化的信息传播方式，使拥有网络话语权的个体能够在信息过程中逐渐形成信息监控和把关的机制。探索传统媒体发展过程中，媒介机构化导致媒介信息去谣言化的一般规律在自媒体时代的表现方式，才能够有效地实现自媒体管理的机构化，进而带来网络信息的去谣言化。
[基金项目：2011年河南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网络推手对社会舆论的影响研究——从社会变迁和技术发展的角度》（2011BXw001）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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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2013-07-17.
网络谣言传播特点篇7
【关键词】网络谣言社会稳定危害治理
2013年6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媒体蓝皮书《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3）》（以下简称蓝皮书），蓝皮书称，2012年1月至2013年1月的100件热点舆情案例中，出现谣言的比例超过1/3。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统计，仅2012年3月监测到的各类网络谣言信息就高达21万余条。随着网络的快速普及，网络传播的负面效应日益凸显，一些网民借助网络获取、制造并传播谣言，严重危害到国家政治安全、社会安定、经济安全、社会秩序。系统地研究网络谣言，总结网络谣言特点，探究其产生的原因，采取综合治理措施，维持虚拟社会的健康运行，对确保国家的政治、社会、经济安全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网络谣言的特点分析
网络谣言是指通过网络介质（例如邮箱、聊天软件、社交网站、网络论坛等）传播的没有事实依据的话语。主要涉及突发事件、公共领域、名人要员、颠覆传统、离经叛道等内容。网络谣言是谣言的一种，与传统谣言不同之处在于传播途径和参与者。①其特点如下：
广泛性。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2013年1月公布的“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12月31日，我国网民规模已达5.64亿。随着网络覆盖的范围日益扩大，相比传统谣言的小规模传播，网络谣言能够迅速实现大范围扩散。
快捷性。网络快捷的传播速度带来了信息的高速流动，同时网络谣言也伴随着网络信息快捷传播，这就使得网络谣言比传统谣言流动速度更快。
难控性。传统谣言由于人际传播的速度、范围相对有限，往往容易得到控制，而互联网具有虚拟、自由、匿名等特点，因此网络谣言一旦形成就难以得到有效控制。
互动性。传统谣言只是直接的、面对面的初级群体的互动，网络谣言经常通过社交网站、网络论坛等方式进行沟通，这种互动已日益超越时空界限，形成以大规模的现代化传输手段为媒介的间接互动，网络谣言互动程度更强，偏离现实的可能性也越大。
逼真性。谣言因其“貌似真实”极易引起人们的好奇心而被广泛传播，网络的多媒体特性使得网络谣言能够以图文并茂、直观生动的面目展现在网民面前。网络谣言往往具有比传统谣言更为“精确”、形象的材料来增强其“可信度”。
网络谣言对社会稳定的危害
正是由于网络传播的实时性、匿名性、互动性，谣言在网络中的传播更快，且无孔不入。各种谣言此起彼伏，小到损害个人名誉，给受害人造成极大的精神困扰；大到影响社会稳定，给正常的社会秩序带来现实或潜在的威胁，甚至损害国家的安定团结。
影响政治安全。网络政治谣言以政治事件、政治人物为内容，通过歪曲、捏造政治新闻事件或调侃、污蔑政治人物等形式诋毁党、政府及政治人物的形象，对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提出挑战，导致党和政府的信任危机。蓝皮书显示，2012年出现的政治谣言占5.2%，尽管比例不高，但影响很大。由于社会上普遍存在仇官仇腐情绪，任何有关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都会在网上迅速被放大，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形成绝对压倒性的舆论声势，甚至被社会别有用心人利用。如网络上经常出现诋毁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谣言，诸如某某常委家族控制着中国石油业、某某国家领导人之子女系电业大亨等，更有甚者，2010年网络传出高干子女占超亿万富翁的91%的谣言，立即在国内外掀起轩然大波，有关高干子女非富即贵的言论甚嚣尘上，严重影响了党员领导干部的集体声誉。这些针对中央高级领导干部的谣言严重影响到国家的政治安全，使中国政治受到来自网络谣言的侵害和威胁。尽管人民网随后题为《一组虚假数据是如何在网上网下以讹传讹的》一文进行辟谣，但收效并不大。
影响社会安定。纵观近几年发生的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无一不受到网络谣言的推波助澜。如贵州的瓮安事件、湖北的石首事件、云南的孟勐事件等。近期发生在北京的京温商城聚集事件也是网络谣言蛊惑的结果。2013年5月3日，安徽籍女子袁利亚在京温商城坠楼身亡，不幸发生后，其男友彭某并不关心她身后留下的迷团，不配合警方查清真相，而是首先想到了索赔问题。在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编造谣言在网上传播以制造混乱。在北京警方已得出确切结论并将调查结果告知家属的情况下，5月7日，在各大网站、论坛、微博纷纷出现各种谣言，称袁利亚是被商城保安奸杀后抛下楼的。如此情节旋即在网络上迅速发酵，仅在某论坛上这样一条内容的发帖就被点击两百万次。网络谣言的内容还包括“袁被七保安，坠楼后身亡，警方不立案。”除去“保安潜逃说”和“警方不立案说”外，还有人声称，京温商城有人借助自身权势影响警方侦查办案。正是这些令人震惊的情节，再加上煽动性极强的语言，最终导致5月8日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在京温商城门口聚集，部分不法人员还扰乱公共场所和交通秩序，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社会影响，直接危害到北京的社会安定。其实对于袁利亚坠楼事件，早在5月3日其坠楼身亡当天，警方就介入调查并得出其系自主高坠死亡的调查结果。随后有媒体报道称，袁利亚家庭贫困，父亲重病，猜测是因为生活压力导致其产生轻生想法。但在事发当时，公众对这些信息并不了解。加之其男友彭某的网络盅惑煽动，一系列谣言疯狂传播，各种猜疑不满情绪从网络世界走回现实世界，发生了不明真相群众的聚集闹事。
危害经济安全。蓝皮书统计数据显示，网络财经谣言占总数的11.0%，其中超过四成涉及股市。这些经济谣言往往直接威胁某些企业的生存，危害经济安全。如2008年“蛆橘事件”使全国柑橘严重滞销，2011年的“毒香蕉事件”使海南的香蕉烂在地里，直接导致部分橘农、蕉农破产。2011年“皮革奶粉”传言重创国产乳制品业，导致许多乳制品企业倒闭，工人下岗失业。2013年5月下旬以来在网上盛传的“钱荒”谣言，加剧了股票债券市场的波动，由银行间市场资金紧张引起的金融市场震荡使投资者人心惶惶，股票、债券市场暴跌，上证指数一度跌至1839点，创3年来新低。股市急剧下跌，股民被深度套牢，并通过网络扬言联合到证监会上访。银行更是出现了储户挤兑的局面。在此期间，一些谣言使市场恐慌情绪更加浓重，就连今年6月30日中国工商银行系统发生故障，也被谎称是因为“钱荒取不出钱”。直到央行出面澄清谣言，承诺货币供应充足，才使市场逐步恢复平稳，使储户的焦虑恐慌情绪得到缓解。这些因网络谣言引起的行业危机，导致企业破产、下岗失业人员增多等情况，使国民经济发展受到威胁，直接影响到经济安全。
扰乱社会秩序。从2010年地震谣言令山西数百万人街头“避难”到2011年响水县“爆炸谣言”引发大逃亡4人遇难；从2011年日本核辐射扩散谣言引发全国“抢盐风波”到2012年世界末日谣言引发全国众多城市抢购蜡烛、火柴等，网络谣言引发的事件不但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也给公众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多买几包盐、几包蜡烛似乎无伤大雅，但这类谣言的后果绝非如此轻描淡写，有时候会造成“迫切的危险”，例如在网络上造谣称有人用针管在闹市散布向不特定人注射艾滋病病毒，就会引起百姓日常生活的恐慌；网上传播关于大规模强抢拐卖幼儿的谣言，必然引发家长的集体不安，进而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蓝皮书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社会治安类谣言共有108条，占全年谣言的16.1%，其中，一半的治安谣言涉及命案，将近四成涉及未成年人（尤其是儿童）被拐、失踪、绑架或不正常死亡。近期网络上又出现“全国每年有20万儿童失踪”的谣言，虽然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世渠出面辟谣，但还是引起了家长和学校的恐慌，严重影响群众的安全感。
网络谣言泛滥的原因分析
如果说谣言是与语言的产生所共生的现象，那么网络谣言就是与网络产生所共生的现象。虽然互联网已诞生四十余年，但网络谣言的猖獗与泛滥却是近几年的事。近期网络谣言猖獗的原因在于：
社会转型，社会矛盾凸显，公众心态浮躁、焦虑，为网络谣言的制造传播提供了土壤。网络谣言传播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一定的社会群体情绪，成为社会环境中各种复杂因素的表征。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交织重叠，各种利益诉求多元，一些社会群体存在着一定的社会负面情绪。当网络谣言触发了这些人的负面情绪，引发不满情绪共鸣的时候，这些网民往往处于非理性的宣泄状态。此时他们并不关注事实是否真实，而是要通过参与网络谣言的传播来发泄自已的社会负面情绪。比如哈尔滨“宝马撞人案”、杭州“富家子飙车案”、北京“李天一团伙案”等发生后，在网络上盛传这些案件当事人系“领导亲属”，存在着“权钱交易”等谣言。可以说，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民众之间的贫富差距迅速被拉大，出现了一大批弱势群体，他们在政治地位、基本权利、生活质量、竞争机会等方面处于不平等的劣势，从而引发各种不平衡心态。这种不平衡的心态导致人们通过传播网络谣言的形式予以发泄。
法制滞后，管理缺位，打击不力，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机会。虽然我国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分别规定了以散布谣言等方式扰乱公共秩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破坏社会稳定，捏造并散布损害他人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的虚伪事实等行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国务院、工信部、公安部等颁布了部门规章及行业规范，但这些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仍然没有抵制住网络谣言的泛滥。原因在于，目前还缺少与当前网络的快速发展相适应的法律。与网络谣言关联较大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仍停留在部门规章、条例层面。从程序上看，对制造传播网络谣言打击惩治存在一定难度，如对于在北京制造关涉上海的网络谣言的管辖问题尚不明确，对传播网络谣言的行为性质、责任认定、损害赔偿以及网站管理主体、程序、监督等从法律上还没有明确的界定，导致大量上述行为难以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对于网络谣言的社会现实危害性，公检法三方认识不一致，公安主张坚决打击，检法认为没有绝对必要，从而存在后期惩治不力的情况。此外，对网站的管理也相对宽松，网络实名制也没有得到有效落实，网民在虚拟社会具有广泛的任意空间。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由于网络的虚拟性及相关法律创立的滞后性、惩治的偏软性，刺激了一些网络谣言制造者、传播者的侥幸心理。
网络的普及，网络信息传播工具的迅猛发展，为网络谣言的传播提供了载体。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13年1月公布的“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已达5.64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5090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2.1%，较2011年底提升3.8个百分点。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手机网民规模为4.20亿，较上年底增加6440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用户占比由上年底的69.3%提升至74.5%。手机网络各项指标增长速度全面超越传统网络，手机在微博用户及电子商务应用方面也出现较快增长。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微博用户规模为3.09亿，较2011年底增长了5873万，网民中的微博用户比例达到54.7%。手机微博用户规模2.02亿，占所有微博用户的65.6%。此外，微信用户也发展迅猛，微信、聊天软件、社交网站、网络论坛等互动式网络传播工具为网络谣言的传播提供了载体。
政府权威信息的缺失、滞后或模糊，为谣言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空间。网络谣言往往基于一定的事件，尤其是一些重大的突发事件。当这些事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政府部门又没有准确及时公布信息时，就为网络谣言的制造提供了想象和发展的空间，网络谣言成为人们获取事件信息的主要途径，并不断扩散变化。如果对网络谣言的重视程度不够，在受众最需要了解事情真相的关键时期缺乏获悉信息的有效渠道，那么在政府权威部门信息缺失、滞后或模糊的情况下，网络谣言就很容易占据舆论阵地，从而对社会产生巨大负面影响。典型的案例就是2003年的“非典事件”。非典疫情爆发后，在北京、广东等疫区，许多社区、医院被封闭、隔离，最初政府没有每日播报疫情，公众缺乏足够的防治非典常识，造成网络谣言众多、市民极度恐慌的局面。
网民媒介素养低、自律意识差，为谣言提供了广泛的传播主体。中国网民由社会各阶层构成，其整体媒介素养还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对接受的信息缺乏足够的判断力，容易盲目相信媒介所传播的信息，尽管他们有时也针对一些信息发表自己的批评性意见，但对于一些非法信息、垃圾信息、庸俗信息等缺乏足够的免疫力。在网络谣言的制造传播中，部分网民出于自身的利益需要，恶意制造网络谣言，并积极参与到谣言的传播中去，借此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这种完全利己主义的网络谣言制造者和参与者，尽管数量并不是很多，但社会影响往往却很恶劣。利己诉求多样，但多通过网络谣言传播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如因为个人恩怨而针对相对人编造网络谣言，恶意诽谤，以达到打击报复的目的。具有代表性的如2009年发生在保定的“艾滋女”事件，谣言制造者为了实现报复的目的对其进行恶意谣言诽谤。此外，还有一些网民为了满足自我表现欲而进行谣言传播，为了成为“意见领袖”，制造、传播爆炸性的网络谣言。具有代表性的如20l0年初的山西地震网络谣言，最早谣言的网民是为了赚取点击率。
网络谣言的治理对策
网络虽是虚拟社会，但直接关系现实社会的和谐稳定。治理网络谣言，确保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的安全稳定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由于网络谣言产生的原因错综复杂，对其治理也必须综合施策，多管齐下，标本兼治。
不断健全法制，实现有法可依。针对我国当前与网络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且可操作性差、难以跟上网络言论飞速发展的现实，政府部门应该总结近年来在应对网络谣言事件方面积累的经验教训，对一些运行成熟的部门规章法律化，使其更具权威性。同时，针对网络谣言问题的不断发生，尽快制定针对专门法律，在保障网民正常的表达权、监督权的基础上，形成一整套针对涵盖网络谣言的行为性质、责任认定、损害赔偿以及管理主体、程序、监督等的法律，使对网络谣言的处理有法可依。此外，还要在保护公民言论自由的前提下，厘清言论自由与造谣中伤的界限、言论自由与侵犯他人隐私的界限、虚拟空间与现实生活法律责任的界限，完善法律对网络谣言民事、行政、刑事等配套规范，以能够依法追究造谣者的法律责任，使之无所遁形。
加大打击惩治力度，提升震慑力。对于治理网络谣言，有法可依还远远不够，必须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才能有效地打击、震慑涉及网络谣言的违法犯罪行为。从2013年5月起，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已在全国范围内集中部署打击利用互联网造谣和故意传播谣言行为，一场网络谣言阻击战正在打响。近日，针对较为严重的网络谣言传播事件，公安机关依法拘留了一些网上造谣者，有关部门也查处了一批传播谣言的互联网站。如今年4月，针对公众普遍关注的H7n9禽流感疫情防控，个别人编造虚假信息，并在网上散布谣言，严重扰乱公共秩序，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据央视网报道，短短一个月，全国多地查处编造散布H7n9疫情谣言案件10余起，涉案人员10多人。再如京温商城聚集事件后，经检察机关批准，北京警方将利用互联网散布、传播谣言引发严重后果的彭某等13名犯罪嫌疑人依法执行逮捕。新疆“6·26”恐怖袭击事件后，新疆警方将编造、传播所谓“新疆各地暴乱”等网络谣言、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孙某等19名涉事人员予以行政拘留并处罚款。通过对触犯法律的故意造谣者绳之以法、严惩不贷，达到以儆效尤的效果。
加强政府信息公开，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政府制度性地及时政务信息，及时回复网民提出的问题，是防控网络谣言的重要手段。当前，各地区、各部门在加强网站建设上动作很大，但是在以网络管理为平台，整合政府职能资源，形成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履行职能解决问题、及时回复问题的机制还很不够。网络谣言传播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权威的真实信息模糊。为此，必须加强政府信息公开，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最大限度挤压谣言的生存空间。如果在可能引发谣言的公共事件发生初期，政府等权威机构就能够将事实真相及时公开、准确，就能够很好地遏制谣言的产生及蔓延。如汶川地震之后，四川省政府就及时将地震信息予以公布，有效地遏制了各种有关谣言的传播。在京温商城聚集事件发生后，北京市公安局以“公布聚集事实”、“澄清事件背景”、“公布复核结果”、“刑拘造谣嫌疑人”以及“依法逮捕13名网上造谣及扰乱秩序嫌疑人”为整体脉络，先后5次对外新闻口径，通过警方及时持续有效的信息，使各种不实谣言不攻自破。
加强行业监管自律，强化应用技术管理创新。网站必须严格依法经营，要重视社会效益，担负社会责任，依法办网，文明办网，从严自律。在面临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考验时，要自觉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不打法律和政策的“球”，不做违法违规的无良逐利者，不靠传播谣言等“搏出位”的方式来谋发展”。新浪等网站在此方面做出了表率。2012年5月28日，为构建和谐、法治、健康的网络环境，维护新浪微博社区秩序，更好地保障用户合法权益，新浪微博与用户共同制定的《新浪微博社区公约》及一整套相应的管理制度开始实施。《新浪微博社区公约》成为互联网自律的一个里程碑，对促进行业自律具有重要意义。加强互联网技术应用管理创新也是惩治网络谣言的有效手段。互联网技术领域要加快开发创新力度，建立网络谣言监测体系，尽快形成及时发现、处置网络谣言的工作机制。
提升网民媒介素养共建网络精神家园。媒介素养是在人们面对不同媒体中各种信息时，所表现出的对信息的选择、质疑、理解、评估、创造及思辨的反应等能力。网民既是受众，也可能是传播者。作为现代社会的媒介公民，应从两方面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作为受众，应能够正确理解分析媒介信息，提出批判意见，提高对负面信息的免疫能力。首先，受众应当明白媒介所构建出的拟态环境，媒介信息是建构出来的“真实”，而不完全是客观世界的真实拷贝，是经过刻意筛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许多因素的融合。其次，受众应学会理性地辨别信息的真伪，不盲目相信媒介所传播的信息，要运用自己的理性思考，对各类信息发表自己的见解，提出批评性意见。最后，受众对媒介中屡见不鲜的非法、暴力、垃圾、庸俗等信息，应认知其危害性，提高对这些负面信息的免疫力。网络的开放性使得网民表达的自由程度得到前所未有的伸张，引发了网民对于网络的热情，这种热情促进了网络的发展，但网络的健康发展不仅需要网民的热情，更需要网民担负起社会责任，正确履行好网络赋予的自主表达权，积极传递正能量，使互联网成为网民共建共享的精神家园。
【作者单位：北京警察学院】
网络谣言传播特点篇8
【关键词】网络环境;网络谣言;公关治理
一、问题的提出
当今网络时代是一个危机四伏的信息时代,高效率、高容量的网络信息中往往也隐藏着一些“无根据”或“无证实”的虚假信息。网络谣言就是这些虚假信息中最常见的一种,不仅会对利益相关方带来公关危机而且还会危害社会安定。面对突如其来的网络谣言,一时间人心浮动,惊恐、猜疑与忧虑情绪迅速弥漫,社会意识结构失衡,于是谣言四起并迅速扩散开来。一般的谣言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舆论现象,通常是经由人际通过口头传播,杀伤力极强,“众口铄金,积毁销骨”,鲁迅称谣言为“杀人不见血的武器”。随着信息与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络的快速普及和平民化应用,借助独特的网络平台,网络谣言的传播速度更快,传播范围更广,影响力更强,危害也更为严重,控制也更为困难。如何对网络谣言进行有效地干预,涉及到社会文化、法律、信息技术等众多领域。
二、网络谣言的产生模式
关于谣言的产生模式,前人已经有大量的研究。一般认为谣言的产生有两个必备前提:一是与谣言相关的事件本身隐含有可发生谣言的“缺陷”,主要包括事件的关注度、模糊度和反常度;二是公众主体的批评能力存在“缺陷”,无法理性地甄别信息的真伪。网络谣言的产生也是取决于谣言事件的本身和公众主体的批评能力是否存在“缺陷”,事件的模糊程度、反常程度、公众对事件的关注程度和公众对事件的批判能力是导致网络谣言产生的四种因素。本文认为网络谣言产生存在一个四因素模型:Ri=a1*a2*n*C。Ri表示网络谣言(Rumoroninternet),a1表示危机事件的模糊程度(ambiguity),a2表示危机事件的反常程度(abnormal),n表示公众对危机事件的关注程度(notice),C表示公众对危机事件的批判能力(Criticalability)。网络谣言的产生受所涉及危机事件的模糊程度、危机事件的反常程度、危机事件的公众关注程度和危机事件的公众批判能力直接影响。危机事件越模糊、越反常,公众的关注度越高、批判能力越弱,就越能形成强烈的网络谣言;相反,当危机事件非常地确定,事件信息完全透明,事件特别正常,谣言就不会产生;当事件没有引起公众的关注或公众根本不予理睬,或者公众具有很强的批判能力,谣言也不会产生,或在传播中停止下来。
三、网络谣言的传播模式
1.谣言的网络直线式。谣言的网络直线式是指谣言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直接相连。直线式是连接谣言发送者与谣言接收者的最便捷的途径,可以单条谣言或多组谣言打包进行点到点发送。网络直线式结构根据传播主体与受众是否处于同一时间点位分为同步直线式与异步直线式两类,异步直线式方式主要有电子邮件(e-mail)、邮件列表(mailingList)等,同步直线式方式主要是由网上即时通讯软件支持的一些网上即时通讯工具,目前比较流行的有iCQ、腾讯QQ、mSn、网易泡泡、雅虎通等。
2.谣言的网络层次式。谣言主要通过www网站或Ftp服务器来,谣言信息之间的关系呈现层次树型结构。谣言信息被者人为地分成若干层,不同的谣言信息处于不同的树型层次上。位于高层次的谣言信息,被接收到的可能性较大,位于低层次的谣言信息,被接收的可能性较小。层次树的层次高低,与信息被注意以及接收到的可能性呈正相关关系。层次结构能较好地体现谣言者的主观意志,谣言信息载体是网站,是一种点到面的多通道出口信息传播方式。
3.谣言的网络队列式。谣言信息的结构呈现出“队列式”特点,一般按所谣言帖的时间顺序、点击指数、关注度等排队。队列式的信息结构是一种多对多的信息传递模式,它提供了多通道的出口,谣言信息一旦能够被接受,其进一步的流动动力,将比谣言的直线式结构更强。
从造谣者的角度看,谣言的目的是希望谣言能获得进一步的流动,以达到预期的某种目的。谣言的流动强度,流动方向,取决于以下因素:危机事件的模糊程度、危机事件的反常程度、危机事件的被关注程度、受众的谣言批判能力、谣言信息所处的结构、谣言信息者或机构的权威性等诸多因素。网络传播已经融合了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几乎所有的介质传播形态,在网络传播中,这些介质传播形态相互影响、互为作用,共同促进和推动网络传播的发展。谣言在网络人际传播中一旦膨胀,网络大众媒体和组织将介入其中,网上谣言传播还会进入实体世界,影响网下传播和舆论环境,成为新闻议题和舆论焦点,影响进一步扩大,危害也进一步加剧。
四、网络谣言传播的公关治理策略与方法
1.公关治理的原理。危机一旦爆发,信息真空迅速形成,在强大的危机压力下,固有的稳定感和安全感丧失,从权威主流新闻渠道又难以获取到危机的相关信息,公众的惊恐、忧虑和猜疑情绪迅速弥漫,其信息批判能力也会出现暂时失灵。此时谣言四起,并迅速弥漫并不断美化和“自我完善”,面对如此的谣言,公众缺乏判断,盲目信从,成为谣言的追随者,甚至成为谣言的助推帮凶,任意夸大,以讹传讹,奇谈怪论层出不穷。要防范和治理因网络谣言而引发的危机,必须从网络谣言产生的根源着手:(1)主体组织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快速从根本上消除谣言根源――相关危机事件;(2)从谣言产生的机理和模式出发,斩断谣言产生的根源;(3)从谣言的网络传播渠道出发,逐步消除谣言及其不良影响。
2.公关治理的策略。谣言容易引发危机,并与危机互动混生发展,危机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突发性,突然爆发,难以预测;二是严重危害性,危机的爆发会破坏个体或组织形象,影响其声誉,严重扰乱其正常生存和发展状态,给其造成巨大损失;三是不规则性,每次危机产生的原因、表现形式、事件范围、影响程度、造成的损失程度都不尽相同,呈不规则表现;四是舆论关注性,危机爆发倍受公众关注和舆论追击。要真正实现对网络谣言的有效治理,根据前文所研究的网络谣言的aanC四因素产生模式和网络谣言的传播渠道结构与方式,提出如下谣言公关治理策略:(1)信息公开策略。英国学者迈克尔・里杰斯特(michaelRegester)曾提出了著名的危机传播“3t”原则:tellityourown(以我为主提供情况);tellitfast(尽快提供情况);tellitall(提供全部情况)。通过及时、客观、准确、坦诚的危机信息公开,正本清源,让公众了解实情,实情的了解是理解和谅解的前提,是有效公关的基础。只有掌握新闻传播的主导权,才能真正实现信息公开,才能第一时间告知公众真相实情。(2)“疏、防、堵”结合策略。除了从源头上拨清谣言迷雾外,还必须从网络谣言传播通道和结构着手,对谣言根据性质的区别进行针对性的疏导、防范和堵截,将“疏、防、堵”有机结合,“引导和打击”并举,一方面组织强大的新闻,正本清源,另一方面对非恶性谣言进行有效引导,对恶性谣言开展严厉打击。(3)传播中口径统一原则。在危机传播中,尤其是新闻必须遵循一个标准,一个声音,态度诚恳,行动务实。(4)科学报道,坦诚沟通,提高公众的识谣和批谣能力。
3.公关治理的方法。在整个谣言治理中,信息透明化是关键。通过信息的有效公开,公众对危机事件信息的掌握程度越高,对谣言的认识和批判将会更客观、更公正、更为科学。必须积极的运用网络新闻传播体系,科学部署网络新闻传播,及时告知公众真相,提高公众的谣言识别与批判能力,有效破解危机造成的信息真空和局部真空,驱散谣言迷雾,消除公众的惊恐、猜疑和担忧情绪,最终为谣言和危机的治理营造良好的新闻传播和舆论环境,实现谣言和危机的成功解除。
参考文献
网络谣言传播特点篇9
关键词谣言传播；自媒体；特点；防控；研究
中图分类号G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708（2015）140-0031-02
自媒体的发展使当今社会信息传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环境日趋开放和多样化，人们对网络媒体的依赖性逐步提高，网络技术俨然成为人们生产与生活的必备品。发达的网络，多元化的新媒体，使信息传播量更大，传播速度更快，但随之而来的社会问题也令人担忧。谣言肆意横行的时代逐步影响与改变着人们思想、行为与价值观念，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以微信、微博、论坛、贴吧、博客等为代表的自媒体在推动信息传播，谣言滋生与扩散方面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1谣言传播与自媒体相关理论概述
谣言从本质上说一种消息，大多数人空中的谣言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笼统的说，它是指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且由某一利益群体或不务正业之人凭空捏造出来，与真实事件运行情况完全相反的传闻。例如，前几年很多人曾扬言“2012年是世界末日”，再如，“2011年新疆部分艾滋病患者在食物中滴血传播艾滋病毒，多人已感染”等，类似这样的谣言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恐慌，加速了社会的不稳定性。
自媒体时代个人传播成为主要传播方式，它是指个人依据信息化、电子化手段向某一区域或个人传递一些或规范或随意的网络信息，新闻自由度空前提高。随着自媒体的发展，各种谣言通过微博、微信、贴吧等自媒体手段得到了广泛传播，在自媒体环境下的微时代，谣言传播呈现出更加丰富多样的特点。
2自媒体环境下谣言传播的特点
2.1谣言传播速度更快，传播范围更广
神秘莫测的自媒体时代为谣言传播营造了更为广阔的传播平台，借助此平台，谣言得以快速、海量地滋生传播，自媒体时代下谣言传播呈现出传播速度更快，传播范围更广的特点。自媒体时代为谣言提供了滋生与传播的温床，并助推谣言形成强大的破坏力。在谣言发展与传播过程中，人们通过不断的渲染与改造，新的谣言在旧谣言的基础上逐渐萌生，且出现不同的版本，而且谣言看似越来越“逼真”，对受众的影响也逐步增大，甚至造成公众危害。在自媒体的推动下，谣言传播又最初的“点对点”平面传播发展为如今的“面对面”网状传播，信息覆盖越来越宽广，谣言在受众分享、转发之下呈现二次、三次甚至多次传播，呈现裂变传播模式，传播速度之快，影响范围之广令人咋舌。
2.2谣言传播主体日益草根化，隐蔽性更强
自媒体时代每个生命个体都是新闻的传播者，谣言传播的主体日益广泛化，很多谣言信息者的身份都不确定，他们往往采取匿名或化名的方式来进行信息传播。另外，各种自媒体工具的传播对信息者的限进门槛较低，很多试图进行谣言传播的人都可以通过匿名的方式实现信息的恶性传播，这使得谣言传播主体的隐蔽性更强，匿名传播为谣言追根溯源增加了难度。从传播者的角度来说，谣言的可控性很低，正因为如此，很多人便毫无顾忌地肆意传播谣言，并且对本就真实度不高的谣言进行任意加工与擅改，混淆视听，使谣言的影响力持续增强，传播情况更加复杂。
2.3谣言信息传播随意性高，可控性低
自媒体是在新媒体日益发展的情形下产生的，相对于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而言，自媒体在信息传播方面呈现出更大的优势，新媒体技术使个体随时、随地、随意、传播信息成为可能，信息的随意性使信息规模日益增大，受众面对随性、海量的碎片化信息，内容缺失成为常态。当然，谣言传播的随意性，使谣言控制遭遇巨大的困难。在新媒体日益发展和普及的时代，人们可以根据自身喜好选择自己喜爱的公众号，客户端有意识进行信息接收，当然一旦一些人了谣言信息，受众也能自由躲过，这一定程度上对谣言的传播起到了扼制作用，但作用甚小。
3自媒体环境下谣言防控的有效措施
3.1政府要加强网络谣言监管与净化
随着自媒体时代谣言对公众危害性的持续增大，政府已经不能坐视不管，通过多种途径加强网络谣言监管与净化很有必要，政府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做起：一是提高对网络谣言危害性的认识，正确审视网络谣言，秉承认真、负责的态度加强对谣言的防控与治理，而不应该视而不见，任其发生发展和蔓延。对谣言的监管与净化首先要提高认识，从心理上引起足够重视，这是谣言防控的基础。二是加强立法，以法律手段加强对谣言传播的治理与防控，使谣言防控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针对自媒体下谣言的传播，我国逐渐意识到立法的迫在眉睫，于是出台了与网络虚假信息等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但针对谣言传播的法律还有待确立。在此基础上加强法律细节的完善与优化，加大法律对网络谣言的打击力度，做到净化网络。三是政府要实现信息透明化，给予受众充分的知情权，做到信息公开，消除民众疑虑，谣言便不复存在。另外，还可以建立谣言预警机制，发动群众实现对谣言的监管与控制。
3.2发挥网络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
自媒体时代为人们带来了多样化的媒体传播形式，各个媒体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运行态势，但针对谣言的肆意横行，要充分发挥网络主流媒体的正确的舆论引导作用，借用主流媒体散发的“正能量”与网络谣言作激烈的搏斗，捍卫正确价值观，提出谣言传播中的不利因素。新媒体应做到以下几点：一是主流媒体始终要坚守服务大众，传递正能量的道德和职业底线，不在自媒体多样化谣言中迷失自我，甚至为了某种利益盲目跟风，散播虚假恶意信息，助推谣言传播。主流媒体要有自己的判断力，正确发挥大众传播的作用，做好虚假信息回避与防控工作。二是要从技术层面做到对信息者的把关，如屏蔽关键字、关键词，人工审核与技术审核相结合，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三是自媒体背景下谣言肆意传播已经成为社会常态，对于网络上已有的谣言，要及时准确真实的信息澄清谣言，作正确的舆论引导者。
3.3提高公众信息者的媒体素养
自媒体时代为广大个体网民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想活跃平台，他们既是网络信息的受众，同时也是信息的和创造者，甚至充当了信息的二次传播者。试想，一个综合素养低的信息者借助自媒体强大的信息传播功能传播不良信息，缔造各类危害社会的谣言，将是一件多么可怕的行为。因此，要做好高效防控谣言，提高公众信息者的媒体素养势在必行。首先，政府和主流媒体应做好宣传工作，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引导公众法律允许范围内的正确信息，杜绝虚假、未经核实信息的问世。其次，信息个体要努力做到“不信谣言”“不传谣言”“不利用谣言”，提升自身的信息甄别和辨析能力，对自己的信息做好“自我把关”，杜绝不良信息的产生，一旦发现了不良信息应立即删除或屏蔽。最后，公众要适当加强对自媒体技术的学习，利用自媒体工具传播正能量，为谣言防控做出微薄贡献。
综上所述，作为网络谣言传播的媒介，新媒体技术在推动谣言渐进式发展与演化过程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但谣言的产生归根结底来说是时展与转型的必然产物，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能将谣言传播对社会产生的危害完全归咎于自媒体技术。技术作为传播向导，是外因，只需做好相关工作，使自媒体在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因势利导，合理净化网络，促进社会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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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谣言传播特点篇10
关键词：谣言；网络舆情；政治信息；风险；治理
中图分类号：G203文献标识码：aDoi：10.11968/tsyqb.1003-6938.2016068
mechanismandGovernanceofinternetRumorRiskBasedontheperspectiveofpoliticalinformation
abstractincasesofunevenpoliticalpower，politicalcompetitionandthelureofeconomicbenefits，therumorsarewidespreadinnetworkas“theweaponfortheweaker”，“thetoolforpoliticians”or“themeansforprofit”，andinfluencedbythesystematiceffectsofthenetconstructedbyinformationdisseminator，regulators，andserver.togoverntherumor，thegovernmentshouldenhanceaudience'smedialiteracy，strengthentheself-disciplineofnewsindustry，keeptheinformationchannelopenanddevelopanationwidecollaborativeplatformforpublicopinionemergency.
Keywordsrumor；internetpublicopinion；politicalinformation；risk；governance
1引言
网络已成为当前谣言传播的“重灾区”，加快治理网络谣言是保障网络安全及社会秩序的题中之义。按照普赖斯增长指数计算，国内网络谣言研究文献连续增长率约为45.07%，而文献量翻倍的时间跨度约为1.54年。这表明我国网络谣言研究虽起步较晚，但已发展成为一个稳定的研究领域，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仍将持续高增长。
如童文胜等[1]对2002-2013年的研究主题关键词进行分析发现，“网络谣言”“谣言传播”“谣言治理”“网络环境”“媒介素养”“网络推手”“自媒体”等极大丰富了网络谣言研究的前沿热点，印证了当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网络谣言的概念、特征、成因、传播机制、影响效果、消解模式及治理策略等诸多方面。
这些研究主要从危机传播、网络集群、社会资本、文本诠释、司法解释等理论视角出发，运用了案例分析、内容分析及仿真建模等方法。不过学术界对网络谣言的内涵界定仍存在较大争议，且尚未有学者从政治信息及风险假设方面系统认识网络谣言的内涵及其发生机理。本文将通过比较谣言与网络谣言的联系与区别确定网络谣言的风险内涵及传播特征，在此基础上考察网络谣言的传播阶段及风险发生机理，并提出了治理启示与对策。
2网络谣言概念的构成要件
2.1谣言与网络谣言的定义辨析
谣言作为社会现象之一，是社会互动的重要形式。网络谣言是谣言的一种传播形式，它核心要义仍在于“未经证实的信息”。既不能笼统说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消息”，也不能等同于与事实不相符合的虚假信息（国内外谣言和网络谣言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界定见表1）。
从上述界定可以看出，谣言和网络谣言的性质构成包括事件的主题性、内容的未经证实性和本质的信息性。只不过传统的谣言主要通过口头传播，而网络谣言主要借助网络媒介扩散。从某种意义上说，网络谣言是谣言在网络媒介中的延伸并无不当。
有时谣言也被认为是人们内心在信息行为上的折射，是关于现实的一种情感阐释，只不过一般倾向于消极方面。如罗伯特・纳普（RobertKnapp）[13]曾对二战期间的千余条谣言进行内容分析发现，66%的谣言是恐惧型谣言，25%是敌意型谣言，只有2%是愿望型谣言；罗斯诺（Rosnow）[14]也曾根据引发焦虑的不同能力将谣言分为期望型谣言和绝望型谣言，现实中绝望型谣言比期望型谣言传播得多。国内王理和谢耘耕[15]在Knapp传统三分法的基础上分析了2010-2012年间168起谣言事件，发现6.2%是恐惧型谣言，63.8%是敌意型谣言，6.2%是愿望型谣言，22.9%是误传型谣言。这说明，谣言得以传播的决定性因素不在于信源的模糊性，而在于它的内容与意图。也就是说，人们会根据谣言的内容将来能多大程度上映射自身的情感偏好来选择是否传播。由此看，谣言和网络谣言作为“未经证实的信息”所导致的事件不确定性更为本质。
2.2网络谣言与谣言的性质比较
谣言与网络谣言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两者在内容真实性、事件主题性、时效性方面较为一致。其区别为：（1）形式方面，第一，网络谣言中误传成为一种基本类型，而敌意型谣言成为最主要部分；第二，传统单一的口头传播方式演进为多极化的文本交互传播方式；第三，传播强度上，网络谣言速度更快，周期更短，波及范围更广；（2）实质方面，网络谣言表现出了比谣言更强的风险性，经常成为政府、公众与社会相互博弈的工具，其危害更显性化（见表2）。
鉴于此，本文认为网络谣言是通过网络传播且未经证实的会增加事件不确定性的信息。谣言制造者、传播者等能够在网络的任何节点将彼此的价值认知关联在一起，生产、分配、交换、流通、消费和管理未经证实的信息，形成一个有着社会政治意图的网络谣言共同体。这说明网络谣言的构成要件有：针对特定主题的未经证实的信息；主要在网络媒介中传播扩散；增加了事件的不确定性。其主要特性包含以下五个方面：
（1）交互扩散性。谣言经由网络传播后就会表现多极化、再传播及情绪渲染等特征。
（2）文本可视化。谣言要在网络中传播就需以web等为载体，其内容必然是以文本为主[16]，并出现图像、视频等多媒体形式，而不再是口头传播。
（3）风险性。网络谣言表现出了在公共事件中的频发性和破坏性，极大地增加了事件的不确定性。
（4）未经证实。网络谣言与谣言一样具有内容上的未经证实性，权威认证主体并非一定需要官方，政府也偶有造谣的事实，今日的谣言也可能成为明日的事实。
（5）时效性。谣言一旦被证实则失去传播价值，而网络传播极大缩短了其被证实的周期。因此，网络谣言是一种实时信息，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澄清性新闻”能够有效制谣[17]。
3网络谣言的风险发生与传播过程
3.1风险产生：在谣言沉淀中激活
如前所述，网络谣言会明显增加事件的不确定性。这并非是对网络谣言污名化，而是因为谣言是人们无法摆脱“不为真，即为假”谬误陷阱的一种异态阐释。在研究谣言的发生机制时，早期传播学者克罗斯曾将公众批判能力引入G・w・奥尔波特和L・波斯特曼的谣言公式：R=i×a（i=重要性〔事件的〕，a=模糊性〔事件的〕）[18]。他指出受众的批判能力越强，谣言产生的可能性就越小，反之则越大。国内研究网络谣言的发生机制也基本沿用此公式。实际上，除了这三个因素对谣言的产生至关重要，还需考虑监督公权力、群体认同、媒介体制甚至经济利益诱惑等因素。人们的情绪、偏见或利益在长期的谣言沉淀中一旦被激活，就会趋向于增加事件的不确定性，社会风险亦由此产生。
在政治权力不均的情况下，谣言作为“弱者的武器”用于发泄情绪和表达利益诉求。网络谣言多传递恐惧和愤怒的负面情绪[19]。正如罗斯诺（Rosnow）所认为的“谣言作为解释对不确定的形势有重要意义并提供控制感，与处境相关的焦虑或恐惧加大对谣言的传播，可能是因为传播谣言有助于发泄焦虑[20]”。社会底层的边缘化弱势群体往往容易产生这种负面情绪，相比较而言他们较频繁地感受到来自生活的压力，从而产生挫折感、无力感。只能依靠在虚拟世界中散布一些小到邻居、上司，大到政府、社会的谣言，作为心中不满和焦虑的发泄渠道；另一方面，人们也会迎合社会公众仇富、仇官的偏激心理，“勇敢”地抨击一些“人民公敌”或社会优势群体，从而获得、控制感和相对安全感。
在激烈政治竞争的情况下，谣言作为“政治的工具”用于政治斗争和制造政治偏见。政治谣言现象在国外比较普遍，其动机和目的是对有序政治生活形成冲击，利用一些缺乏事实根据或是故意、恶意捏造的社会政治信息进行宣传和放大，其舆情指向一般是特定的政治人物、重大社会政治事件[21]。有学者担忧传闻可能会通过互联网放大操纵的威胁，开创一个前所未有的谣言时代[22]。在国外，由于政治谣言具有瓦解人与人之间信任的作用，选民为了将自己支持的候选人推上总统大位，会为其制造一些正面传闻以干扰其他选民的客观判断从而博得选票，或者捏造一些关于候选人竞争对手的谣言，降低其选民信任度。
在经济利益诱惑的情况下，谣言作为“牟利的手段”用于谋取暴利和实现特定意图。网络推手就是一个典型代表，推手们从想要出名的人那里获取不当利益，使网络公关逐步形成一个灰色行业。在网络高度普及且谣言满天飞的韩国有条“地下谣言生产线”“小道消息”制作者曾在企业、媒体、国会等主要机构的信息部门任职，具有较大的网络运作能量，而信息提供商则负责制作“小道消息”并进行“重新加工”后在网络上流通[23]。
3.2风险蔓延：在谣言扩散中积聚
早在2000年，国内学者就提出网络谣言、网络虚假信息等严重污染网络环境，已经成为网络生态危机的重要来源[24]。有统计显示，随着信息传播媒介发展的不断融合，出现谣言的事件中经由微博与网络新闻等新媒体曝光的占绝对多数[15]。更为关键的是，网络谣言会潜藏在网络舆情中滋生扩散，传统的媒体“把关人”和“议程设置”很难有效发挥作用，网民可以绕过这些门槛信息，而政府往往出现体制性迟钝，使得谣言充斥网络空间，具有危害网络生态与社会秩序的政治风险。
（1）谣言的信息传播者
传播谣言作为互动形式，引起部分网民的强烈共鸣。当网民接触到的谣言与自身境遇或是心理期望相契合时，网民则表现出较大的传谣动力[25]，尤其是“相对剥夺感”会促使公众自发地进行转发并持支持态度，试图获得某种合理的补偿，或者推动某项不合理制度的改革。这种情况下会演变成玫瑰色谣言，即人们从某种美好的期待和愿望出发，将内心欲望视为现实的谣言[26]。
特殊的谣言信源，容易误导部分受众忽略事实本身。谣言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说服，其有效性部分取决于信息发出者的可信度[27]。无论是权威型谣言还是红色鲱鱼谣言，均会极大影响社会信任度与政府公信力。前者出于信息崇拜，原发造谣者本身可能并无造谣动机；后者出于蓄意误导已达到转移注意力的目的。由于专家在该领域有很深的资历和较高的造诣，他们的言论代表了学界的观点，会使得观众深信不疑而失去判断；研究表明，亲朋好友发送的带有谣言的电子邮件等更容易使接收者相信谣言，原因在于造成一种身临其境的错觉，进而又会促进带有谣言的电子邮件的转发[28]，此时谣言成为某一圈子联络感情的工具；政府官员位于权力顶层，掌握着最新的资源动态，网民会先入为主地认为该消息是完全正确的而不去验证，然后下意识地进行再传递。
传播者的综合素养欠缺，会加快谣言传播的速度。2012年席卷全球的“末日说”无疑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一个谣言，除却对玛雅历法的误读而纷纷宣扬“末日说”，灾难性大片《2012》对该预言的描述更激化了人类对于世界毁灭的恐惧，阿根廷人在Facebook上甚至出现呼吁人们12月21日爬上乌里多尔科山进行集体自杀的传言。社会公众的科学素养不足导致其辨识能力不强，进而影响自身的观点和判断，只是随波逐流跟着散布谣言；而道德低下的散布者则是带着煽风点火的恶意转发，企图误导公众舆论和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
网络水军走向职业化，制造谣言为“事实”的假象。随着网络推手的行业化，网络水军也应运而生。水军们知道很多操作虚假谣言的技巧――社会流瀑效应、群体极化和偏见同化[29]。一旦接到指令，他们就会以极快的速度按照指令的要求进行回应，其目的是增加新闻热度，同时强化原有观点，诱导大众舆论走向极化。不明真相的观众面对如此庞大的信息量常常会失去判断，趋向于迎合权威或者群体的声音。
（2）谣言的信息监管者
政府选择不合适的媒体真相是导致谣言向紧急局势演变的关键。研究表明，使用高收视率但低信誉的媒体会造成普遍恐慌，引发一系列配套谣言的蔓延和非理。高收视率意味着消息所涉人群之广，而低信誉度的媒体往往只追求新闻的时效性而忽视真实性和客观性，两者结合为谣言的传播创造了一条极佳的渠道。使用高公信力但低收视率的媒体也不能有效地稳定紧张情况的演变[30]。
政府回应和澄清的不及时，公信力界限逐渐转向模糊。很多消息会在政府公布之前流出，在民间传得沸沸扬扬。2011年5月，在白宫twitter公布头目奥萨马・本・拉登死亡前，一个标题为“奥萨马・本・拉登已死”的Facebook页面已经累积了数以百计的用户评论。虽然很多时候这些传闻最后证实是真的，但政府放任而不制止这种“剽窃”行为，久而久之这种非官方的声音会被公众误认为“官方发言人”，将其等同于具有极高公信力的政府，无形中也使谣言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和传播价值。这种“公信力”是很危险的，因为他们并不以组织的形式呈现在公众面前，不用对公众负责，即使捏造谣言也能有诸多借口脱身――他们本质上不是官方声音。可以说，官方媒体与自媒体在共同建构模糊信息[31]，从而导致官方权威的耗损。
不完善的法制建设缺乏威慑力，使得传谣者抱有侥幸心理。由于互联网依然是新鲜事物，而法律法规的制定滞后于事物的发生和发展，其对互联网的规制不可避免出现真空地带。尽管目前在《刑法》中已经加入对造谣者的刑事处罚，但如何量刑及如何认定证据等依然存在较大争议。造谣者固然有罪，但谣言得以大范围扩散的原因却在于公众，这一听谣传谣的庞大队伍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大多数法律法规并没有对此作出相应说明或规制方案。单纯寻找谣言的罪魁祸首实则简化了这一问题，使公众巧妙回避了真正的责任[32]。
（3）谣言的信息服务提供者
数据服务商疏于运用技术手段清洗虚假数据，导致类似全球金融危机或计算机病毒的“传染性”放大谣言传播的风险成为新常态。在人际传播过程中，谣言采取口耳相传方式进行，一般局限于某一个地理区域，影响范围有限。而网络谣言在现有社交网络拓扑结构比在其他网络拓扑结构传播更快，其关键之处在于拥有很多连接的枢纽中心，这些看似孤立的节点可以迅速蔓延到周围其他节点，枢纽中心则将信息从一个“邻居”传递到下一个“邻居”[33]，这种类似于病毒式的传播方式放大了谣言可能产生的社会风险。
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作为把关人，疏于审批信息来源。在猎奇心理支配和经济利益驱动下，把关人总是难以抗拒新奇而博人眼球的新闻。美国知名新闻网站“福克斯新闻频道”的微博账号曾遭黑客控制，一系列关于总统奥巴马被暗杀的微博，期间有若干家微博转发这则“独家猛料”。网民高呼的网络自由在某些程度上也给把关人正常开展工作造成了一定影响，意志不坚定的把关人会擅自放宽自由的边界，将非法的、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信息“合法化”。
4网络谣言风险治理启示与对策
4.1良好的媒介素养教育是谣言得到完善治理的前提
广泛开展网络文明教育和网络信息安全教育，使媒介素养教育落实为常规教育，提高公民的网络素养。培养公民不唯上不唯权的怀疑和批判性思维，杜绝三人成虎。谣言止于智者，鼓励科学教育，增加公民的基本科学常识，缩小知识鸿沟，从而提高甄别网络谣言的能力，同时鼓励对谣言有辨识能力的公众以及意见领袖起到良好把握正确舆论导向的示范作用。强化网络道德建设，规范公众行为，共同营造健康有序的网络环境。
4.2完善的法律法规是遏制网络谣言的“利剑”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已将制定立法规划、完善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等法律法规提上议程。用法治思维处理信息化社会矛盾冲突[34]，将网络谣言治理纳入立法范畴是必然选择。在现行法律制度基础之上做适度调整，使其更能适应打击网络谣言的现实需要[35]。建立专门惩治网络谣言制造者和散布者的相关立法机构，制定更严格更细化可操作性强的针对网络虚拟行为的法规。对谣言制造者与散布者一视同仁，惩戒的同时给予不同程度的素质教育。互联网存在的问题层出不穷，法律法规只有与时俱进才能真正起到约束作用，这就要求法律制定者保持清醒的头脑并时刻关注互联网发展动态。
4.3治理网络社会需要建构多中心协同治理结构
虚拟社会并不是真的“虚拟”，它是人类基于互联网而形成的与现实社会相互补的社会关系体系，这一体系是在不同主体的博弈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规则和社会秩序。因此，建立由政府监管主体、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网民等多主体组成的协同治理体系是虚拟社会管理的前提[36]。建立一体化互联网舆情平台体系，成立互联网舆情应急指挥中心，对现有中央及地方政府RtX通信指挥系统进行集成，基于电子决策技术，开发互联网舆情统一决策和指挥平台，尽早建立全国通用的舆情应急协同指挥通道。
4.4互联网行业自律是对国家整治网络谣言的高效配合
切实加强网络行业自律，敦促其与政府共同承担治理谣言的社会责任。行业协会对外应认真履行“把关人”使命，执行行业规范公约[37]，维持网络传播秩序。通过严格的行业自律机制有效地配合国家对互联网的法治化管理，在不给网络谣言提供传播渠道的前提下积极协助政府辟谣。对内严格要求新闻记者遵守职业道德，摒弃猎奇心理，提升专业素养，避免不必要的失误，从而撰写出高质量的新闻报道。当事前把关失败造成假新闻的时，应及时发出更正并致歉，实现“政媒共治”[38]。
4.5畅通信息沟通渠道是粉碎网络谣言的有效途径
有关部门应保持信息的透明通畅，使谣言不攻自破。流言止于智者，谣言止于公开，只有在信息自由流通的语境中谣言才会粉碎[39]。当谣言出现时，当局应第一时间根据局势的严重性选择高收视率高信誉度的媒体向公众真相，制定相关对策缓解恐慌的情绪；另一方面，建设官方辟谣网站，降低谣言的可信度。需要注意的是，一味辟谣和删帖、封帖只会适得其反，“人们总是认为，被删被封的有可能是真相，于是会想方设法搜索被删被封的东西”[40]，结果只会助长谣言的散播。有研究指出谣言的遗忘率决定谣言的最终大小，出现让公众更感兴趣的新闻会提高谣言的遗忘率，进而减小谣言，基于这一原理，政府应适当使某些政策议程提前，转移公众注意力，号召公众加入到有意义的讨论中来[41]。
4.6先进的技术手段是卓有成效的追踪器和屏蔽网
整合现有舆情监测基础数据信息，建立集监测、分析、协同、力量、资源于一体的管理平台；基于云计算技术、大数据系统开发互联网舆情实时地图和计算中心，以地图方式全方位、即时性地展示互联网舆情状态。建设全国范围内的互联网舆情工作库、互联网舆情案例库、互联网舆情法规库、互联网舆情信息库等综合智能数据库，为舆情研判和舆情处置引导决策服务。尽快制定和出台互联网舆情软件开发标准和适用范围，大力攻关互联网舆情监测和预警的关键技术；建立互联网舆情软件国家评测认证机制，行业部委需要在软硬件的底层检测上把好关，防范互联网舆情软件滥用带来的政治风险。
5结语
谣言是社会互动的重要形式。相对于传统传播方式，人们已经习惯于依赖网络路径来传播谣言。从政治信息视角看，网络谣言作为“未经证实的信息”所导致的事件不确定性更为本质。当“内容事实”与“价值阐释”都存在认知偏差时，人们实际上能够借助网络传播谣言形成一个“谣言共同体”来满足自身的社会政治意图。特别是在公共领域，网络谣言正通过寄宿或侵蚀公共话语来显著增加事件的不确定性。显然，除了事件的重要性、时间的模糊性和受众的识别禀赋对网络谣言的产生至关重要，还需考虑监督公权力、群体认同、媒介体制甚至经济利益诱惑等因素。
谣言不仅实现了在网络媒介中的自我延伸，也通过突破信息流动时空约束，近乎完美的实现了在网络空间中自我重构，社会风险亦由此产生。一方面，人们能够在网络的任何节点制谣传谣，激活人们的情绪、偏见或利益，将彼此的价值认知关联起来，谣言成为了“弱者的武器”、“政治的工具”、“牟利的手段”等；另一方面，谣言在网络空间中的制造、传播及管理等，本质上是通过增加事件的不确定性来扭曲网络空间中议题建构权的分配正义。
因此，网络谣言治理应当从媒介素养、法律规制、互联网行业、信息沟通渠道以及信息侦测手段等多个方面来统筹部署，建立一体化技术治理平台。更为关键的是，政府和社会应当重视人们制谣、传谣的“价值阐释”问题。其中涉及到的相关利益主体及结构多元且复杂，构建网络谣言的多中心协同治理体系势在必行。人们客观理性认识网络谣言的性质、风险及传播规律等，也将有助于上述问题的深入研究与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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