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差异个人总结篇1
[关键词]大学；数学课堂；极限思想
[中图分类号]F740[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6043（2016）12-0038-04
一、引言
对于每个国家而言，区域经济差异都是区域经济学所探讨的一个主要问题，也是各国政府制定国家和地区政策的前提和基础。作为西部地区的云南省来说，是中国31个省份地区中内部区域经济发展最为不平衡的省份之一。通过对云南省内部区域经济差异变动的研究，能够检验国家和云南省区域发展战略及政策实施效果的有效性，同时能够更好地掌握云南省经济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有利于政府的宏观调控。
二、云南省区域发展差距变动趋势分析
（一）基于泰尔指数的云南省区域发展差距分析
1.研究区域划分。研究云南省区域发展差距的时候需要考虑区域划分的问题，本文采用“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对云南省地区的划分，将云南省划分为滇中地区、滇西地区、滇西北地区、滇西南地区、滇东南地区，各地区范围如表1所示。
（二）计量方法说明
国内外对于区域差异定量衡量的办法有很多，常用的有：变异系数、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等。因为泰尔指数具有可以分解特性，能够分析区域总体差异、区域间差异、区域内部的差异，以及区域间、区域内部的经济差异对区域总体差异的影响，反映出影响总体差异变动的主要因素，因此本文采用泰尔指数分析云南省的区域经济差异。具体的计算公式为：
i=id+iw公式（1）
其中，i表示云南省总体差异，id表示区域间差异，iw表示区域内部的总差异。
1.区域内部的总差异iw是表1中划分的5个区域内部各个州市间差异的加权求和：
其中，GDp表示第i个地区的GDp总和，GDp表示云南省地区生产总值，ini为第i个地区内部的差异。
2.in1、in2、in3、in4、in5分别表示滇中地区、滇西地区、滇西北地区、滇西南地区、滇东南地区内部的差异，计算公式为：
其中GDpij和pij分别代表第i个地区第j个州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口数量，GDpi和pi分别代表第i个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口总量。
3.区域间的差异id是由各个地区的GDp占云南省GDp相对比重加权求和得到。公式为：
综合公式（1）、（2）、（3）、（4），云南省总体差异可以表示为：
泰尔指数越大表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越大，反之，说明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越小。
（三）基于泰尔指数对云南省经济差异变动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2000-2014年15年内的地区生产总值和年末人口数来分析云南省经济差异变动的情况。数据均来于2001-2015年《云南统计年鉴》以及云南省各州市各年的统计年鉴。
表2得出了2000-2014年云南省地区生产总值的泰尔指数的分解结果，根据表2得出云南省总体以及区域间、区域内部泰尔指数变化的折线图图1，图2为各地区以及区域间的差异对云南省总体经济差异的贡献率。从表2、图1、图2中可以发现云南省区域经济差异的变化趋势具有以下特点：
1.云南省总体经济差异变化在2000-2014年间经历了先下降、再上升、然后又下降的变化。第一阶段是2000-2008年，泰尔指数由2000年0.2867下降到0.1326，下降了53.74%，说明在这一阶段云南省总体经济差异呈现缩小趋势；第二阶段是2008-2009年期间，泰尔指数由0.1326上升到0.1741，上升了23.81%，云南省总体经济发展差异有所扩大，这主要是由于区域间的差异扩大所造成的；第三阶段是2009-2014年，这期间泰尔指数整体呈下降趋势，由0.1741下降为0.1241，下降了40.24%，这一阶段，云南省总体经济差异有所缩小。
2.就云南省5个地区内部的经济差异而言，除了滇西北地区之外，其余4个地区内部的区域经济差异整体呈下降趋势。其中滇中地区是5个地区当中内部经济差异最大的一个地区，同时也是差异变化幅度最大的一个地区，内部区域差异由2000年0.2497下降到2014年的0.1353，下降了45.8%；滇西地区是云南省内部差异最小的地区，且差异变动起伏较小；相比于其他地区，滇西北地区的经济差异有所扩大，并且从2009年开始，滇西北内部差异超过了滇东南地区、滇西南、滇西地区，成为内部差异第二大的地区；滇西南地区、滇东南地区的内部经济差异变动比较平缓，逐步的下降，但下降幅度不大。
3.云南省区域间的经济差异变化大致经历了缩小、扩大、再缩小的过程；在2000-2008年间，区域间的差异整体上是缩小的，由0.1105下降到0.0343，下降幅度为68.9%；但随后的一年当中，区域间的差异由2008年的0.0343上升到了2009年的0.0751，上升了54.26%；而在2010-2014年期间，云南省区域间的差异整体上呈现缩小的趋势，截止到2014年，区域间的差异为0.0368。
三、云南省区域经济差异的收敛性分析
（一）计量方法说明
对于区域经济差异的未来变化是趋同还是趋异的分析，目前学者们主要是利用截面数据分析法、面板数据分析法、时间序列分析法、收入分布动态法四种方法来进行研究。本文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法，利用2000-2014年云南省5个地区人均GDp的加权变异系数进行分析，借助eviews软件来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来分析云南省区域经济差异的趋势。建立模型为：
yi=c+bti+i
其中，yi表示时间i时云南省以及各地区人均收入的加权变异系数，ti表示时间，？孜i表示随机误差项。由模型可知，若b0，区域内部经济差异会越来越大；若b=0时，经济差异水平保持不变。
（二）实证分析结果
通过eviews软件对云南省以及5个地区经济差异进行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为表4。由表4可以得知，模型的拟合度都很好，R2>70%；从eviews的结果可以得出，除了滇西北地区之外，其余地区的b
四、云南省区域经济差异的成因分析
（一）计量方法说明
根据上述泰尔指数分析的结果得到从2000-2014年云南省区域经济差异经历了缩小、扩大、再缩小的过程。而造成云南省区域经济差距变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地区某方面的先天优势的因素，也有地区间经济构成不同的原因，还有政府对各地区政策差异的原因。在众多的影响因素中，固定资产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对地区人均产出水平的提高具有积极的作用。在我国，投资决策不全是由市场经济主导的，政府会进行一部分干预，所以使用固定资产投资指标能够反映政府对不同地区的政策倾斜程度；社会劳动参与率对于地区的人均产出水平有极大的提升作用，能够缩小区域之间的差异；市场经济的容量是影响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变动的因素之一，这一指标可以用地区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显示出居民消费对该地区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财政支出水平采用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来代替，占的比重越高，说明政府对地区经济的干预越多，则市场化程度越低，反之，市场化程度越高，若此指标的系数为负对于缩小地区内部的差异有积极作用。因此本文中利用固定资产投资、社会劳动参与率、市场经济的容量、政府财政支出水平个指标来研究影响云南省以及区域经济差异变动的原因。
本文中选取人均GDp为因变量，市场经济容量指标用云南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比重代替；财政支出水平用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替代。建立回归模型为：
in（pGDpit）=β0+β1inVit+β2empit+β3maKit+β4maKDit+μit
in（pGDpit）为第i个地区第t年人均GDp的对数，β0为截距项，inVit为i地区在t年的固定资产投资率，empit为地区在t年的社会劳动参与率，社会劳动参与率计算办法为地区就业人口除以地区总人口；maKit为i地区在t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占GDp的比率；为地区在年的财政支出的比重，μit为随机误差项。
（二）实证分析
对云南省以及5个地区2000-2014各个指标的面板数据分析，通过豪斯曼检验，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的结果表4。从表4的回归分析结果得到选取的4个解释变量对地区人均GDp的对数都有一定的影响，且模型的拟合程度都很高。各因素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如下：
1.横向对比5个地区，滇中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对滇中地区人均GDp的影响最大，滇中、滇东南、滇西南、滇西、滇西北5个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率的系数为正，表明这5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对地区经济发展有积极的影响，能够极大的提高地区人均GDp，从而缩小区域之间的差异。
2.滇西北的劳动参与率对人均产出的影响最大，而滇西南、滇东南地区的社会劳动参与率对人均产出的影响相比较其他地区较弱。
3.市场经济的容量对滇西北地区影响最大，对滇西、滇东南影响次之，滇中、滇西南影响较小。
4.云南省5个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系数都为正，这将极大的缩小云南省区域间的差距，而5个地区中，市场化程度滇东南地区的人均GDp影响高于其他4个地区。
从云南省整体来看，经济差距主要受社会劳动参与率、固定资产投资、市场经济容量的影响，财政支出水平对云南省经济差异影响不大，其中对云南省总体经济差距起到缩小作用的因素有市场的经济容量、以及财政支出水平；滇中地区的内部经济差距主要受固定资产投资、社会劳动参与率、市场经济容量、财政支出水平的影响，其中固定资产投资、社会劳动参与率、财政支出水平拉大了滇中地区的内部差异。而市场的经济容量缩小了区域内部差异，2004年―2014年滇中地区内部经济差异缩小很大部分来自于市场的经济容量；对于滇西地区，对内部经济差异起显著作用的是，社会劳动参与率、市场经济容量、财政支出程度，其中，社会劳动参与率、财政支出水平扩大了区域内部的差异，只有市场经济容量缩小区域内部的差距，但是使区域差异缩小的因素的作用大于使区域经济扩大的因素。因此在15年期间，从整体看，滇西地区内部差距在稳步下降；对于滇西北而言，社会劳动参与率、市场经济容量、财政支出水平对区域差异有显著影响，只有市场经济容量缩小了滇西北地区的经济差异，其他两个地区都是区域内部差异有所扩大，所以这就造成了滇西北地区近几年经济差异不断扩大的原因；对滇西南、滇东南地区内部差异影响较为显著的是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支出水平、市场容量，其中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支出水平对内部差距起到扩大的作用，市场的容量缓解了经济差距，但是影响地区缩小的作用大于促使差距扩大的作用，因此，滇西南地区、滇东南地区呈现出差距缩小的趋势。
四、基本结论与思考
本文利用云南省以及各地区2000-2014年的经济增长的面板数据，利用泰尔系数以及人均GDp加权变异系数综合分析了云南省总体以及区域间、区域内部经济差距的变动趋势；并对各地区经济差距变动进行的成因分析。研究发现，云南省总体经济差异呈现缩小、扩大、再缩小的趋势；而5个地区，除了滇西北地区之外，其余4个地区内部区域经济差异都是在缩小的；对区域差异变动的成因分析表明，固定资产投资、社会劳动参与率、市场经济容量、财政支出水平对于区域差异都有一定的影响，固定资产投资、社会劳动参与率对于区域间的经济差异缩小有积极作用，相反市场经济容量、财政支出水平对区域间差异缩小有负的影响，但是对于实现区域内部经济差异缩小有显著的作用。
从上述的定量以及实证分析可以猜想，云南省若要较快的实现区域的均衡发展，需要加大对固定资产投资。放宽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积极引导资源在区域间的重新配置尤其是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支持，带动沿边偏远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此同时，不断加深市场化程度，逐步缩小区域间的差异。政府在重视区域间差距缩小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区域内部的差异，特别是滇西北地区的经济差异，近几年显示出扩大的趋势，很大程度影响了云南省实现协调发展的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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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差异个人总结篇2
关键词:财力;省际差异;地带间差异
中图分类号:F8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90(2009)10-0015-04
近年来，随着中国各地区财政收入快速的增长，地方财力也不断增强。2001-2007年，中国各地区人均财力由866元迅速提高到2587元，年均增长20.1%，远远高于同期GDp增长速度。然而，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各地区财力增长带有明显的不平衡性，财力差异仍然很大，这种差异反映在地带间财力差异和省际之间财力差异。因此，单纯研究某一方面的地区差异很难反映出中国地区财力差异。本文将选择人均财力作为主要指标，利用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离差系数来综合衡量中国省际之间财力差异。在此基础上，运用锡尔(theil)系数对中国地区间财力差异进行分解，以探寻地带间差异和省际差异。
一、衡量指标、方法与数据
本文将人均财力作为衡量地区间财力差异的指标，它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地方可以用于安排一般预算支出的可用财力。有关数据来自于财政部编写的《中国财政年鉴》(2002-2008)、财政部预算司地方处编写的《地方财政运行分析》(2001-2007)和河北省财政厅国库处编写的《河北省财政统计资料》(2001-2007)。
分析时段的数据选择2001年以来人均财力的差异。本文分析的地域范围包括全部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但不含台湾省)，其中，按照财政部地域分类方法，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等9省市;中部地区包括河北、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海南等10省市;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12省(直辖市、自治区)。
本文使用变异系数等国内学术界普遍采用的方法来衡量地区之间财力差异，同时还采用了基尼系数和离差系数进一步验证各地区财力差异的变迁。在分析影响财力差异的因素时采用了锡尔系数。
衡量各地区财力差异的方法，目前学术界主要采用变异系数(V)和加权变异系数(CVω)来考察地区之间人均财力的差异。
数。
国省(市、区)的数量。
变异系数和加权系数越大，表明各地区财力差异越大。
在此，本文选取基尼系数(G)和离差系数(V)测算分析各地区财力差异的变化情况。
1.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衡量财力差异的重要指标，它可以采用分组和不分组两种方法来计算。在本文中，将采用不分组的计算方法。首先，将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按人均财力的大小由低到高排列，然后分别计算出各地区人均财力占全国各地区人均财力总和的比重。
Y=(Y1，Y2，…Yn)，Y1≤Y2≤…≤Yn
式中:Yi为第i个地区人均财力;Y为全国各地区人均财力总和;yi为各地区人均财力占全国各地区人均财力总和的比重。
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是:
G(Y)=aUy-b
基尼系数越大，表明地区之间财力分配越不平等。
2.离差系数。离差系数反映了各地区人均财力的离散程度，它也是衡量地区之间人均财力差异的一个重要综合指标。其计算公式:
离差系数越大，样本分布的离散性越大，一般反映各地区差异越大。
二、中国各地区财力差异的变化
(一)中国各地区间财力差异的绝对值和相对水平变化
反映各地区财力差异绝对值和相对水平变化主要采用绝对极差(DHL)和相对极差(RHL)指标。绝对极差是指最高财力省份和最低财力省份人均财力之差，它反映了全国地区间人均财力差异变化的最大绝对幅度。相对极差是指最高财力省份和最低财力省份人均财力之比，它反映了全国地区间人均财力差异变化的最大相对幅度。表1是根据2001-2007年中国各地区人均财力数据计算的绝对极差值和相对极差值。
从最高人均财力和最低人均财力省份的绝对极差来看，2001以来各地区之间人均财力的绝对极差不断扩大，由2001年的3933元扩大到2007年的10733元，扩大了2.73倍。从相对极差来看，2001-2004年呈现扩大趋势，由2001年的9.94∶1扩大到2004年的10.52∶1;从2005年开始出现下降，2007年降到7.76∶1，小于2001年的相对极差值。
(二)中国地带之间财力差异的绝对值和相对水平变化
地带之间财力差异的变化也采用绝对极差的(Dt)和相对极差(Rt)的方法，表2反映了地带之间的差距。地带间绝对极差是以西部为参照，分别计算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人均财力的差。地带间相对极差是指以西部为1，计算东、中、西人均财力之比。
从绝对极差来看，三大地带间人均财力呈现扩大的趋势，东西部之间差距由2001年的699元扩大到2007年的1548元。中西部间差距也逐年扩大，由2001年的107元扩大到339元。从相对极差来看，三大地带间人均财力差距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尤其是东西部间，由2001年的2.01∶0.85∶1降低到2001年的1.71∶0.85∶1，中西部人均财力差距变化不大。
(三)中国各地区之间人均财力差异的变迁
通过使用极差值率、变异系数和加权变异系数方法分析中国2001-2007年人均财力差异的变迁，得出表3和图1结果。
从表3和图1可以看出，在分析中国各地区人均财力差异的变化时，变异系数、加权变异系数、基尼系数、离差系数的变化具有一致性，2001-2004年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2005-2007年又出现下降的趋势。与2001年相比较，2007年四种方法测算的系数均有所降低，变异系数降低了0.13，加权变异系数降低了0.08，基尼系数降低了0.08，离差系数降低了0.07。这表明从2005年开始，地区间财力差异有缩小的趋势。但一般认为，变异系数的临界值为0.3，超过0.3，则表明数据之间的差距是大的，因此，从表3中数据看，变异系数和加权变异系数均达到了0.6以上，表明各地区之间的财力差异是很大的。
三、地区间财力差异的分解
(一)地区间财力差异分解的计量模型
早在20世纪60年代，锡尔就运用信息理论提出了一个可以按加法分解的不平等系数(H.theil，1967)。该系数可以满足Dalton-pigou转移原理以及人口和收入均质性等所有条件(a.F.Shorrocks，1980)。锡尔系数的衡量方法如下:
如果将所有单位按一定的方法分成G组，则锡尔系数i(o)可以按如下方法分解(J.Schwarze，1996):
上式中第1项代表每一组内各单位之间的人均财力差异，在本文中它用来衡量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带内的各省份之间差异。第2项代表各组之间，即“三大地带”之间的人均财力差异。式中，Vg表示第g组财力占总财力中的比例，pg表示第g组人口占总人口中比例。因此，总体人均财力差异可以分解为“三大地带”内部省际差异和地带之间差异之和。按上述分解方法，可以计算出“三大地带”内部省际之间差异和地带间差异在总差异中的比重关系。
(二)实证分析结果
表4是统计分析的结果，图2是根据表4绘制而成。从表4和图2可以看出:在地区间人均财力总体差异的构成中，“三大地带”之间的差异平均约占41%，东部地区省际差异约占37%，而中部地区省际差异约占5%，西部地区省际差异约占17%，其中“三大地带”之间差异和东部地区差异占总体差异的比重合计达到了78%。这表明，中国地区之间财力差异的主要表现为东部省际差异和“三大地带”之间的差异。东部地区省际差异较大，主要是由于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的人均财力远远超过其他地区，且对总体差异的贡献越来越重要，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由2001年的32.1%增加到2007年的43.6%，上升了11.5个百分点。“三大地带”之间的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由2001年的43.6%降低到2007年34.8%，这表明“三大地带”之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越来越小，但其占总体差异的比重仍达到了30%以上。因此，如何采取措施，逐步缩小东部省际之间和东西部财力差距，将是均衡各地区财力差异的关键所在。
从总体趋势来看，2001年以来，中国地区间人均财力差异呈现出下降的趋势。2001-2007年，锡尔系数由0.0759降低到0.0595，降低了20.6%。与此相对应，东、中、西部、地带间人均财力差异也呈现下降的趋势，与2001年相比，2007年锡尔系数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
四、结论
1.从中国各地区和地带间财力差异来看，绝对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而相对差距和衡量财力差异的各系数出现了不断降低的趋势，这表明中国中西部地区省份财力增长速度要快于东部地，同时，中央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均衡转移支付力度，使地区间和地带间财力的相对差距不断缩小。
2.从财力差异因素分解来看，东部地区之间和三大地带之间财力的差异是引起地区间财力差异的主要因素，因此缩小东部和地带之间的差异成为缩小各地区差异的关键。
3.政策建议:总体上说，有三个因素对地区间财力差异产生重要影响，一是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在财政体制既定的条件下，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财力越充裕。二是财政收入分配体制，对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的选择对财政收入分配体制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三是中央均衡转移支付制度的构建，包括中央政府财政能力和均衡模式。在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存在且长期存在的前提下，缩小地区差距的主要动力就来源于改革现行财政分配体制和财政均衡转移支付制度，尤其是后者，如逐步取消转移支付中税收返还项目，加大一般转移支付占总转移支付量的比重，建立横向转移支付制度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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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关华
责任校对: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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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Xiaopeng
(ScienceResearchinstitute，HebeiprovincialFinanceDepartment，Shijiazhuang050051，China)
中西文化差异个人总结篇3
关键词大学英语教学中西文化对比式教学阅读能力
中图分类号：H319.3文献标识码：a
目前中国高校基本上采用中国教师进行大学英语教学的授课，相对于英文专业有外教授课的实际状况，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中西文化对比教学还远未落到实处。作为大学英语教师应该树立两种文化对比式教学的意识。在英文阅读过程中，许多学生对由文化差异引起的词汇、情境、观念上等众多不同于中国文化的知识点感到茫然困惑。作为大学英语教师，应该以中西文化对比式讲解为突破口，帮助学生提升英语阅读能力和水平。
1中西文化对比式教学对大学英语教学的影响
如何将文化教学纳入语言教学已不是个新鲜话题，英语教育人员日益关注到文化教学的重要意义。本人作为一名大学英语教师在实际英语教学中遇到过很多由于文化差异造成学生阅读障碍的情况，那么大学英语教师就一定要将中西文化对比式教学应用到实处，我们应该看到差异无处不在。
（1）采用对比式教学可有效提升大学英语教师的专业知识水平。首先大学英语教师自身要建立中西文化对比式教学模式的意识。不能拘泥于书本，要博览群书，多方搜集资料，尽可能提高自身对英语本土文化的了解与理解。只有自身专业技能水平提升了才能更好的教书育人。如果教师本身忽略中西文化对比的导入，就可能造成学生对文章中出现的疑点不理解而对英语学习失去信心，最终放英语学习。因此，教师首先要以身作则，从点滴积累文化差异的素材，在课堂中将文化差异对比知识以文化小版块的形式介绍给学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热情。
（2）采用对比式教学可有效帮助学生提升理解英文篇章的能力。采用中西文化对比式教学可大幅提升学生学习的兴趣，因为学生在实际学习中会发现文化对比式教学比单纯词汇语法教学更有效用。文化对比式教学还会加深学生对某一知识点的记忆程度，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随着不断的积累，最终能在阅读水平方面达到突飞猛进的提高，这将大幅增强学生的学习英语阅读的自信心，实现良性循环。
（3）采用对比式教学可增强师生间互动式教学。不论是采用课上组织学生对阅读中的疑难点进行中西文化差异的对比讨论还是课后通过布置作业的形式让学生自主搜集材料进行中西文化差异的对比，都增强了师生间的交流互动，密切了师生的关系。中西文化差异的课堂教学导入只是一个开端，通过这种互动式的介绍，使学生真正了解中西文化差异在英语阅读中的重要作用，激励学生在自主阅读过程中密切关注中西文化差异点的研究与学习。在日常教学中，大学英语教师一定要将中西文化差异对比式教学落到实处。
2如何通过中西文化对比式教学有效提升学生英语阅读能力
（1）可根据课文实际知识要点，每课建立文化阅读与讲解小板块。这就要求大学英语教师在备课过程中，着重把课文中涉及到的文化差异点进行挑选，对应找到实际例子，在课前以阅读及讲解形式进行授课。如在讲到节日话题时，教师可挑一个节日对比的例子，如可将中国情人节与西方情人节进行对比。首先介绍两个节日的由来，然后向学生提问进行比较分析。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归纳加深学生印象和对两种文化差异的理解。可总结为西方情人节宗教色彩浓厚，而中国情人节则是一则神话传说。但不论哪一个节日都充满了爱人之间表达爱意的浪漫主义色彩。这既突出差异，又体现共通性。
（2）可将学生分小组设立中西文化对比竞赛模式。还可将学生分小组对课文中某个文化差异点进行讨论，最后由教师评出优胜组，并进行日常成绩的加分激励机制。每节课可提前将下节课需要对比的知识点进行布置，比如在课文中讲到dragon（龙）这个动物词时，可以让学生搜集资料对龙这个词进行中西文化内涵的对比。让学生自己总结出两种文化内涵对比下dragon和龙的差异。可看到龙（dragon）都是两种文化中神话传说中的动物。而两种文化下内涵差别很大，中文里龙是皇族高贵的象征，龙凤呈祥等褒义内涵与英文中邪恶凶残的dragon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通过这种比赛竞争机制，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发挥了学生查找资料，尽可能的多阅读英文材料的主观能动性。
（3）可通过课外阅读形式进行中西文化差异对比专项讲解。课后教师可给学生安排课后阅读进行中西文化差异的渗入。教师可指导学生在阅读文章中尽可能找出更多的文化差异点，然后利用课后时间让学生多阅读多学习。教师将文章中出现的文化差异知识点总结好已电子文档的形式发送给学生进行自主学习，提高学生阅读能力的同时，也加深了文化差异的认知。
3中西文化对比式教学对培养学生建立跨（下转第100页）（上接第98页）文化交流意识的意义
中西文化对比式教学意义重大，要想使学生真正学好英语，读懂英语，中西文化对比式教学势在必行。作为大学英语教师要帮助学生培养跨文化交流意识。
（1）从词汇出发，做到遇到差异对比差异，即堂消化。每课从学生阅读全文出发，让学生在文章中发现词汇。遇到有中西文化差异的词汇时，教师要重点讲解，多鼓励学生进行词汇内涵的猜测与对比，培养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帮助其建立自信心。每课的文化差异点做到当堂学习，当堂消化。
（2）以阅读为抓手，通过大量阅读，找到差异提升阅读水平。除按教学进度安排的课文讲解，教师可挑选学生感兴趣的课后阅读作为作业布置给学生，要求学生找出阅读难点与疑点，有的放矢的进行指导，对阅读中的文化差异性问题应该有针对性的进行讲解，务必要求学生记住该文化差异点。只要坚持不懈，相信学生阅读水平一定会在一段时期内有所提高。
（3）定期复习，帮助学生建立跨文化交流意识。通过定期复习，加深学生对课文中中西文化差异的认知程度。另外，教师也可以采取与学生一起阅读，提问回答的交互式阅读模式。学生在英语材料阅读过程中，遇到问题，教师可首先让其他同学作以解答，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概括。这种问答式交互学习模式可增强学生对中西文化差异的敏感度，提高其认知能力，加深印象，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培养其自主学习能力和跨文化交际的意识。教师还可以让学生对比英文素材与中国文章的语篇特点，鼓励学生进行比较总结，培养其英文思维能力。
4结语
总之，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中国学生普遍反映的无法突破的阅读障碍往往就是对中西文化差异的轻视与不理解。作为当代合格的大学英语教师应该利用多种可行性强的方法帮助学生提高阅读水平，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将中西文化差异对比纳入课堂阅读讲解过程中。我们相信，只要坚持采用文化差异对比的方法进行授课，学生一定可以在一段时期内有效提升英语阅读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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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汪礼瑞.英语阅读理解指南[m].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
中西文化差异个人总结篇4
关键词：地区经济差距；泰尔指数；西部地区；“群体趋异”
一、引言
对于地区经济差距的关注，除了对于不平等的关怀是所有道德哲学的共同特征外，还因为其在理论和现实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不断扩大的地区差距对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提出了挑战。已有研究发现无论是全国还是农村内部和城市内部，地区差距都非常大，了解地区经济差距对于缩小收入差距、扩大内需从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研究极为重要，同时，从政策含义看，准确度量地区经济差距，透彻理解各种因素在地区差距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并找出造成差距的主要因素，是选择并实施切实有效的经济政策的基础，也是客观评价改革的成果与问题的必要内容之一。
总结以往的研究，重点大体集中在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与影响因素方面，然而对于结果的判断却并不一致。所选取的样本数据的时间大多在2000年以前，缺少对近几年来中国地区经济差距演变情况的详细分析，无法反映近几年来地区经济差距的动态变化，尤其是无法反映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中部崛起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后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新变化。因此，本文关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经济差距演变态势的分析，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是包含了对最近几年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变化的研究。本文使用的数据更新，分析的时间序列更长，能更清楚地反映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尤其是最近几年的演变态势，例如研究发现2003年之后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似乎出现了缩小的趋势；二是从地区的构成考察了导致地区间经济差距扩大的原因。结果发现，尽管地区间差距仍然是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成因，但近年来西部地区各省市发展的分化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变化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和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恶化吸引了大批经济学家的注意，然而对于研究结论却始终存在着争论。杨开忠（1994）、陈国阶（1997）、覃成林（1997）、陆大道（1999）等研究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东、中、西部地区之间以及沿海与内陆之间的经济差距在不断扩大；fan（1995）研究认为中国东部地区的省域之间经济差距在缩小；而weiyehua（1998）研究认为中国所有省域之间经济差距均有所缩小；李小建、乔家君（2001）进一步研究发现1990—1998年间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相对经济差距缩小，但沿海与内陆之间的经济差距则出现扩大态势；魏后凯（1997）等、max（2002）等研究认为，1978-1990年间中国省域之间经济差距在缩小，自1990年起又开始扩大；王铮、葛昭攀（2002）研究发现，中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加速扩大，而中部与西部差距变化较小；王小鲁、樊纲（2003）等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差距一直处于扩大状态，只是在不同期间扩大的程度有所不同，东西部差距的明显扩大主要是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但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拉大了；kanbur和zhang（2005）使用gini系数和ge系数对中国50年来地区差距的变化做了回顾，发现当前的地区差距已处于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上升通道中，过去的50多年来，中国的地区差距经历过农业危机、改革开放前夜两次高峰，目前仍处于第三次高峰的上升阶段，而且其严重程度远远超过历史记录（与1960年相比，2000年的gini系数高出了16%）。改革开放以来，地区差距曾有所下降，但自1987年以来总体上始终处于扩大区间，并且从1998年开始，地区差距的扩大还出现了加速的趋势，似乎成为地区分化的一个拐点。刘夏明（2004）等人通过基尼系数的分解研究认为，中国地区经济的总体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有所下降，但20世纪90年代呈上升趋势，其原因主要来自于沿海与内陆之间的区间差距；鲁凤、徐建华（2005）研究认为省内差距对于中国整体差距的影响比三大地区之间差距和三大地区内省间差距显著得多，是构成全国整体差距的重要组成部分。仍然以基尼系数为指标，石磊、高帆（2006）实证讨论了中国31个省份1978-2004年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及其结构性原因，认为以1990年为拐点，地区经济差距有一个先缩减、后增加的“u”型变化轨迹，1978-1990年的差距缩小主要源于东部高收入地区的内部收敛，而1990-2004年的差距扩张主要源于中部中等收入地区和东部高收入地区的省际发散。黄涛（2006）等通过经验研究发现，东中西部的人均gdp分布差异占到了全部省市分布差异的70%以上，在1996年以后更稳定在80%左右。
大量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依据不同的理论、选择不同的方法和指标对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进行了衡量和分析，尽管结论不尽一致，但几乎都认识到我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由于各种原因呈现出日益扩大的发展趋势。这种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势必会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未来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三、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经验检验
1.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在地区经济差距问题的研究当中，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的分析方法是主要的分析方法。绝对差距方法包括平均差、标准差、离差和极差等方法，但是这些方法不能全面地反映区域差距的结构性特征。相对差距分析方法主要包括变异系数、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广义熵等指标，它们能较细致地反映区域差距的结构性特征，主要的差别在于参考值和相对差幅的定义上。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选择泰尔指数作为分析的指标。1967年泰尔（theil）运用信息理论中的熵概念提出一个可以按照加法分解的不平等系数，该系数可以满足达尔顿-庇古（dalton-pigou）转移支付准则以及人口和收入均质性等所有条件。而且泰尔指数具有把整体差异性分成组内与组间差异的特性，被广泛应用于区域整体差异以及区域间差异的实证研究。
根据a.f.shorrocks（1980）的方法，假设样本y中包含n个收入向量y=（y1，y2，…，yn），则泰尔指数可以写为：
其中，?滋是向量均值，。将样本分成g组，每组包含ng（ng≥1）个向量，，?滋g为g组的向量均值，则泰尔指数可以分解为：
等式右边第一项为组内差距，第二项为组间差距。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计算中，必须考虑是否取人口作为权重。在计算区域差距时，选择考虑人口作为权重或不考虑人口作为权重的地区差距指标，取决于作者的伦理判断和地区差距是否受到人口分布的影响（崔启源，1994），两种方法产生的结论可能相距甚远。参考魏后凯（1997）、kanbur和zhang（2005）等的作法，本文没有采用人口权重，范剑勇（2002）认为，含有人口权重的计算加重了低收入地区的份额并降低了高收入地区的份额，导致的结果是地区间收入差距缩小。
文中收入水平以各省人均gdp作为代表，并对所有数据以2000年为基期进行折算，这样的处理方法可以有效地避免因价格可比性问题而导致的误差。样本包括除港、澳、台之外中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1978-2008年的数据；所有数据均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
2.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经验检验结果。在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经验检验中，经常碰到的另一问题是区域的划分。我们仍然遵循传统的区域划分方法，将全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这种划分基本上使地带内部各省份处于工业化进程的同一阶段，从宏观上基本反映了我国生产力分布的总体态势和一般特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本文将全国人均gdp地区差距分解为：东部地区省际差异、中部地区省际差异、西部地区省际差异以及东中西三大区域之间的差距（限于篇幅，不列出历年具体泰尔指数）。图1反映了1978-2008年中国人均gdp泰尔指数的演变趋势，图2反映了三大地区及地区间差距的贡献。
从图1中泰尔指数的变化可以看出，在1978-2008年期间，泰尔指数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过程，这表明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经历了一个先缩小后扩大的过程，其间的拐点出现在1990年，这和其他许多经济学家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以来，中国人均gdp泰尔指数已经出现持续小幅的下降。当然，这是否预示着地区经济差距的缩小还有待进一步的检验。
从三大区域及区域间差距对全国整体地区经济差距贡献的角度看，东部地区组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省级差异对全国整体的地区经济差距贡献份额一直较大，但呈明显的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40.76%下降到2008年的17.26%；中部地区组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省级差异对全国整体的地区经济差距贡献份额一直较小且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2008年已经下降到不足3%，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许多经济学家所担心的“中部塌陷”论；西部地区组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省级差异对全国整体的地区经济差距贡献份额恰好与中部地区相反，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特别是在2001年之后，组内省级差距呈现出明显的扩大趋势，其对全国整体地区经济差距的贡献度也快速上升，2008年达到了11.82%。三大区域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差距一直对全国地区经济差距的贡献较大并且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从1978年的46.33%上升到2000年的72.55%，随后出现了缓慢下降，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已经成为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变化的主要原因。中国目前的地区经济差距已经主要表现为三大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
总体上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组内差距水平大幅缩小，而地区间经济差距水平呈稳步上升趋势。在1990年以前这种组内差距水平缩小的作用超过了地区间经济差距扩大，带动全国经济差距总水平的下降；1990之后，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确立了我国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之后，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迅速扩大，这是全国总体经济差距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换句话说，1990年之后，东部地区快速地向市场化转型，带动了经济的大幅发展，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迅速拉大，成为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成因。这种地区之间经济的差距，在2002年之后出现了趋缓的迹象。如果再经过进一步的观察，这种转折确实是存在的话，那么足以证明，国家实行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政策措施已经而且正在起到应有的效果。国家实施的这一系列平衡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对于平衡全国的资金、劳动力、资源等的地区间分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西部地区整体上呈现出较快的发展速度，但值得注意的是，西部地区内部经济差距在2002年之后迅速扩大，出现“群体趋异”的现象，与此同时，东部地区内部和中部地区内部却呈现出趋同现象。为了进一步检验这种印象，我们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对初始年度（1978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作一元回归，分别观察是否存在着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趋同趋势。表1中的回归结果表明，全国和西部地区都没有显示出统计上显著的趋同趋势；而东部地区内部和中部地区内部都呈现显著的趋同趋势；但把中西部地区合并起来考察，显著性有所提高，意味着中部和西部地区在某种程度上的趋同。我们认为，西部地区的这种现象反映出西部地区各省市发展的速度已经出现分化，从人均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上看，1978-2008年增长最快的是内蒙古，年均11.1%，最慢的是青海，年均不足7%；当我们从西部地区剔除内蒙古、四川、重庆和陕西四省市后，重新计算的西部地区泰尔指数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对初始年度（1978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作一元回归，也呈现出更高的显著性。这表明西部地区内部经济差距的扩大主要是由于蒙、川、渝、陕四省市表现出更高的经济增长率所致，这四个省市已经表现出很强的脱离西部地区这个“贫穷俱乐部”的势头。
四、结论
本文运用泰尔指数测量了1978-2008年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态势并进行了地区构成的分解。从总体趋势上看，中国人均gdp的泰尔指数经历了下降（1978-1990年）、扩大（1990-2002年）、再下降（2003-2008年）的演变，表明近几年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已经出现了缩小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西部地区在一系列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发展较快，从而使地区间经济差距不断缩小。从构成上看，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地区之间的差距成为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三大地区内部的经济差距逐渐在缩小，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组内各省之间呈现出某种趋同倾向，而西部地区组内各省却呈现出“群体趋异”的趋势。然而当我们从西部地区中剔除蒙、川、渝、陕四省市重新计算其泰尔指数时却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也表现出较强的趋同现象，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蒙、川、渝、陕四省市表现出了更快的发展趋势，与其他西部地区省市的经济发展差距拉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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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差异个人总结篇5
关键词：保险需求；theil指数分解；Gini系数分解；固定效应；随机效应
中图分类号：F8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8)04―0045―05
一、引言
保险业关联带动作用显著，被认为是社会的稳定器和经济的助动器，许多研究证实了保险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我国保险业发展迅速，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但是保险业发展的区域差异却较为明显。楚天骄(2002)、徐哲等(2005)、朱俊生等(2005)、田霖(2005)研究了我国区域保险业发展的差异，基本结论是大多数省份的保险市场发育处于相当低的水平，保险市场存在较为明显的地带性特征，从东向西表现为依次下降的梯度分布。
关于保险业发展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韩艳春等(2004)研究发现地区保险发展与人口多少、经济实力、文化习惯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不一定与人口、经济及文化发展呈正比。张伟等(2005)发现引起地区间保险业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开放度、社会保障水平以及人们风险意识的差距。朱俊生等(2005)指出造成保险市场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成因包括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区域金融市场环境、保险产业对策、区域人口发展不平衡，社会保障的发展水平以及地区文化的差异等。王金铎等(2006)认为影响区域保险业发展的要素主要有经济发展要素(收入水平，产业结构)、社会发展状况(社会保障水平，就业状况等)、政策因素和保险市场供给要素。
当前保险业发展区域差异的相关研究基本没有区分人身险和财产险，完全不同的领域决定了区域差异研究将两者分开来考察是有必要的，而且经验表明经济增长与人身险业、财产险业的关系是不同的，在中国居民的金融资产结构分布不成熟且稳定性差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另外，区域差异实证分析中往往采用横截面数据，统计指标和模型比较简单，没有能够展现区域差异的动态变化、分解区域差异和揭示各种影响因素在区域差异形成中的贡献程度。本文从保险需求的角度，结合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来考察保险业发展区域差异问题。
二、中国保险需求区域差异的度量和分解
衡量保险需求的指标有保险密度和保费收入，本文选择保险密度替代保险需求。以2006年保险密度为纵坐标，1997-2006年保险密度平均增速为横坐标，绘制30个省份保险需求状况，见图1和图2。
图1显示，北京、上海的人身险需求较大，2006年保险密度分别为2069元和1684元，其次是天津和江苏，密度为731元和507元，浙江、广东和辽宁需求比较接近，密度达到400多元，有15个省份人身险密度在200元-400元，贵州密度最小，仅为81元。1997-2006年各省份人身险需求增长很快，平均增速都超过10％，但发展极不平衡。河北、辽宁年均增速超过40％，其次是山西和河南。年均增速为35％和34％，有20个省份年均增速在20％-30％，上海、广东需求增速不到20％，海南年均增速最小，达到14％。
由图2可见，2006年北京、上海的财产险需求依然领先于其他省份，密度分别为534元和558元，其次是浙江、天津和广东，保险密度为200多元，有19个省份保险密度低于100元，贵州财产险需求还是最小，密度为43元。各省份财产险需求增速也存在差异，四川、河北的年均增速达到16.6％和16.3％。位居第一和第二，紧跟着的是浙江、山西和江苏，年均增速均超过15％，有15个省份需求增速在10％～15％，北京财产险需求年均增速为14％，明显超过需求相近的上海，辽宁需求年均增速最小，仅为4.9％。
可以看到，东部保险需求较为旺盛，中西部较小。1997-2006年中部人身险需求的平均增速为28.1％，超过了东部的25.2％和西部的24.4％，西部财产险需求的平均增速为12.1％，略快于东部的11.0％和中部的11.7％。增速的区域差异使得我国保险需求的区域差异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并可以从反映区域差异的标准差和变异系数的变动上表现出来，见图3。1997-2005年，各省份人身险密度的绝对差异逐年扩大，标准差由122元上升到522元，增长了354％，2006年下降到434元；1997-2006年人身险密度变异系数在波动中下降，2006年变异系数1.152小于前9年的水平，各省份人身险密度的相对差异有缩小势头。1997-1999年，各省份财产险密度标准差保持在57元附近，绝对差异变化不明显，2000-2004年标准差由65元上升到133元，增长了104％，2005年下降到108元。而后又回升到126元：财产险密度变异系数从1997年1.008上升到2004年1.217，2005年各省份相对差异明显缩小，变异系数下降到0.977，2006年差异还在缩小，但幅度微弱。
本文对保险需求区域差异的分解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从保险需求的空间层面进行的分解，即将总体差异分解为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并计算它们对总体差异的贡献，本文采用theil指数分解。二是从保险需求的构成层面进行的分解，即将总体差异分解为各项保险构成项目差异，并计算各项目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本文采用Gini系数分解。
(一)保险需求区域差异的空间层面分解
人身险方面，由图4可见，对总体差异的贡献中，区域内贡献要大于区域间贡献，1997-2006年区域内平均贡献率达到55.9％。相对于中西部，东部的贡献要大的多，中部内差异构成总体差异的最小部分，计算得到东、中、西部内差异对总体差异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53.4％、0.8％、1.6％。10年间东部内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整体上呈缓慢缩小态势，西部内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整体上有扩大趋势。
图5显示，财产险方面，1997-2006年对总体差异的贡献中，区域内贡献与区域间贡献处在一个相对平均的阶段，平均贡献率达到48.9％和51.1％。区域
内仍以东部对总体差异的贡献最大，中部最小，东、中、西部内差异对总体差异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45.1％、1.4％、2.5％。10年间东、中、西部内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整体上均无明显的变动趋势。
(二)保险需求区域差异的结构层面分解
保险构成项目对需求区域差异的贡献率如表1所示，计算发现除了信用保证保险贡献率与其收入份额的相关系数为-0.19，其他险种贡献率与其收入份额呈高度正相关。
对区域差异影响最大的是寿险，包括分红产品、投资连接产品和其他寿险产品，1998-2005年平均贡献率为59.32％。分红产品符合人们对资金安全和保值增值的心理需求，2002年在保险市场上风光无限，对区域差异的贡献率较上年增加了20.93％，随后几年虽有起伏，但影响力明显超过其他险种，2001-2005年平均贡献率为34.34％；投资连接产品终究由于投保人承担的风险较大，加之资本市场连年不利，引起退保风潮渐渐失去市场，固定收益的传统保障类寿险也慢慢失宠，保费份额大幅度减少，5年里投资连接产品和其他寿险产品的贡献率分别下降了6.63％和21.17％。对区域差异影响居第二位的是机动车辆险，1998-2005年平均贡献率为15.04％。伴随着车险市场改革的全面铺开，2001-2003年该险种的贡献率明显下降，而汽车消费的增长，消费者保险意识的不断增强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陆续出台，2004-2005年车险贡献率有所回升。健康险和意外伤害险对区域差异的影响较小，1998-2005年平均贡献率分别为4.69％和2.17％，前者的贡献呈明显的扩大走势，后者的贡献多数年份呈缩小走势。贡献率小，且经历下降过程的还有企业财产险、货物运输险和责任险。信用保证保险的收入份额虽然很小，且存在缩小趋势，但其贡献率整体在上升。
三、中国保险需求区域差异影响因素研究
(一)影响因素选择、数据说明和模型设定
1 影响因素选择和数据说明
影响保险需求区域差异的因素的选择既要考虑到以往研究中对影响因素形成的较为一致的结论，又要考虑到因素的可量化性。本文将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险、人口素质、居民金融资产和人口年龄结构设定为解释变量，令人身险密度(LiD)为被解释变量来分析影响区域人身险需求的主要因素，同时将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人口素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和经济开放度设定为解释变量，令财产险密度(piD)为被解释变量来探索它们在财产险需求区域差异中所起的作用。
分析人身险时，经济发展水平采用个人可支配收入(Dpi)衡量，即以人口数量为权重，对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进行加权平均；分析财产险时，经济发展水平采用人均GDp(pCGDp)衡量。用人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Bp)来度量社会保险水平。人口素质用人均财政性教育经费(Gee)替代。用人均储蓄存款(SD)、少儿抚养比(cDR)和老人抚养比(oDR)表示居民金融资产和人口年龄结构。用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GRp)的比重(inD2和inD3)作为产业结构的指标。运用非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nSo)来反映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相对重要性。选用贸易开放度(进出口总额与GRp之比)与资本开放度(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GRp之比)之和代表经济开放度(eo)。
模型样本期间定为1998-2005年。对LiD、piD、Dpi、Bp、Gee、SD和pCGDp的名义值采用物价指数进行调整，得到实际值后，再对所有变量取自然对数，分别记为LLiD、LpiD、LDpi、LBp、LGee、LSD、LCDR、LoDR、LpCGDp、LinD2、LinD3、LnSo和Leo。
2 模型设定
由于样本数据时间跨度不长，期间保险市场没有发生大的结构性的变化，因此不考虑面板数据中的时间效应，建立模型如下：
其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第i个省份的第t年，νi(ui)为不可观测的地区效应，εit(wit)为随机扰动项。当模型中不可观测的地区效应νi(ui)与解释变量相关时，若直接采用混合最小二乘法回归就有可能因遗漏变量问题导致估计结果的偏误，此时我们利用固定效应(Fe)变换以将偏误消除，为每一个截面设置一个虚拟变量，采用虚拟变量最，jx--乘法(LSDV)估计模型；当vi(ui)与解释变量不相关时，可以通过随机效应(Re)变化，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消除误差项的时序相关。主观判断模型是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是件困难的事情，本文将通过Hausman(1978)检验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
(二)计量分析结果及说明
表2中模型Ⅰ、Ⅱ、Ⅲ和Ⅳ是对全国、东、中和西部人身险需求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Hausman检验结果是显著支持了随机效应模型。在全国范围内计量结果表明，相比其他解释变量，经济发展水平对人身险需求的影响最大，可支配收入提高1％，人身险密度就会提高0.88％。可支配收入对东、中、西部人身险需求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模型Ⅱ和Ⅲ中人身险需求对可支配收入的弹性均超过1，特别是模型Ⅲ，收入提高1％将提升中部人身险密度2.14％。从30个省份的分析结果看，社会保险与人身险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社会保险费用增加时，居民的人身险需求随之增加。社会保险对地区人身险需求没有挤出效应，对东部人身险需求的促进效应比中部和西部要大。就全国来说，国家增大教育投入对改善居民保险意识，加快人身险需求增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过，三个地区中仅西部人身险需求的增加明显得益于人口素质的提高，东、中部增加的教育经费无法显著支持人身险需求的增长。在中国当前的实践中，储蓄存款的收入效应大于它对人身险需求的替代效应，储蓄存款的积累实质上有助于拉升人身险需求。模型Ⅱ、Ⅲ和Ⅳ中，储蓄存款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现为储蓄存款提高1％，东、中、西部人身险密度分别增加0.43％、0.48％和0.37％。模型Ⅰ中少儿抚养比1％的提高会使人身险密度下降0.47％，少儿抚养比成为抑制各省份人身险需求的重要因素。在东、西部，较高的少儿抚养比带来的都是较小的人身险需求，少儿抚养比对西部人身险需求的负向影响更大。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具有规模大、速度快和未富先老等特点，老人抚养比的上升有助于人们对人身险产品的认识，加大对人身险的需求，模型Ⅰ说明了这一点。在中、西部，老人抚养比与人身险需求的正相关关系明显。
模型Ⅴ、Ⅵ、Ⅶ和Ⅷ是对全国、东、中和西部财
产险需求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我们使用随机效应拟合。在全国范围内计量结果表明，人均GDp提高1％，财产险密度就会提高0.42％。地区层面的回归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对东、西部财产险需求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四个模型表明，虽然产业结构经过多次调整正逐渐走向合理，但第二、三产业比重增加对地区财产险需求的带动并没有出现，这可能与财产险产品单一、保障不足和开发滞后社会需求等问题导致其演变与产业结构的演进尚不具有协同效应有关。模型V的回归结果表明，人均教育经费增加1％会引起财产险密度增加0.43％。模型Ⅵ、Ⅶ和Ⅷ显示教育经费显著支持地区财产险需求的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对中部财产险需求的影响超过东、西部。模型Ⅴ中非公有制经济因素是不显著的，这表明样本期内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对全国各省份财产险需求的影响不明显。地区回归结果表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只对东部财产险需求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模型Ⅴ说明通过经济的开放，中国正逐步打破地区封锁和地方保护主义，扩大招商引资，增加贸易进出口，主动参与国内外竞争，财产险作为经济损失的补偿机制，得到普遍运用的机会。在东、中部，经济开放度与财产险需求的正相关关系明显，经济开放度对东部财产险需求的促进效应更大。
四、结论
本文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分人身险和财产险，对需求区域差异进行度量和分解。保险需求表现为东高、中西部低的特点，但需求增速并不表现为东西梯度。1997-2006年各省份人身险需求绝对差异整体上呈扩大态势，相对差异呈缩小的趋势；财产险需求绝对差异的扩大在2000-2004年比较明显，相对差异在1997-2004年有扩大的走势，随后两年不断缩小。空间层面看。人身险需求区域内差异大于区域间差异，东部对总体差异的贡献最大，不过呈缓慢缩小态势；财产险需求区域间和区域内差异处在一个相对平均的阶段，区域内以东部对总体差异的贡献最大。结构层面看，险种贡献率与险种保费收入份额基本上是一致的，分红产品与健康险的贡献有随时间扩大的趋势，投资连接产品和其他寿险产品的贡献有缩小趋势，企业财产险、货物运输险和责任险的贡献保持缩小趋势，而信用保证保险的贡献整体上在扩大。
中西文化差异个人总结篇6
【关键词】文化背景；文化差异；中西方颜色文化
中西方文化差异表现在方方面面，从日常生活的打招呼用语﹑饮食文化等差异到思维方式等抽象方面的差异无所不在，下面着重从中西方颜色表达的差异，中西方婚礼文化差异等方面阐述。
一、中西方颜色表达的差异
不同颜色在不同语言中表达的方式并不一样。在中国代表一种意义，在西方又表示一种涵义，甚至对“颜色”的涵义理解恰恰相反。
（一）red（红色）
无论是在英语国家还是在中国，红色往往与庆祝活动或喜庆日子有关。日历中，这些日子常用红色字体，因此，redletterday：指的是“纪念日”或“喜庆的日子”。
红色还指“负债”或“亏损”，因为人们总是用红笔登记负数。于是就有了这些词组：redfigure赤字 inthered亏损
汉语中常用的带“红”字的词语，翻译成英语，可不一定用“red”例如：红糖brownsugar 红酒redwine
（二）yellow
黄色在英语和汉语中的引申含义差别比较大。
英语中，yellow可以表示“胆小、卑怯、卑鄙”的意思，例如：
ayellowdog可鄙的人，卑鄙的人
ayellowlivered胆小鬼
汉语中黄色一词有时象征低级趣味、色情庸俗、下流猥亵的意思，如黄色电影、黄色书刊、黄色光碟等等。这些名称中的“黄”与英语中的“yellow”无关。然而，英语中另一个颜色词blue却常用来表示汉语中这类意思，如bluejokes（下流的玩笑），bluefilms（黄色电影）等。
二、中西方婚礼文化差异
首先，中西方婚礼文化差异首先和中西方人在思维方面的差异有关：中国人比较保守，喜欢热闹，思维较古板，所以在中国历史几千年的时间里整个婚礼的习俗并没有多大的变化。而西方人的思想则比较开放，对于婚礼的要求也比较低，他们婚礼的高潮则是在教堂中：随着神圣的《婚礼进行曲》步入鲜红的地毯，娇美的新娘挽着父亲手捧玫瑰慢慢向新郎走去，新娘的父亲将女儿的手放在新郎的手上，将女儿的一生托付给新郎，所有人的目光注视着这对新人，幸福洋溢在他们的脸上。其次，造成中西方婚礼文化差异的原因是中西方不同的宗教。中国是以佛教为主，而西方则是基督教为主的。所以西方的婚礼是在教堂中举行而主婚人则是神甫。中方的传统婚俗中的最重要环节就是拜天地，拜了天地以后就算是礼成了。
其具体差异我们从下面的叙述中可见一斑：
在中国传统社会，婚礼大体上要经过和履行下列法定或约定的程序：第一步叫“纳采”，近代俗称“说媒”，即先由媒人往女方家中陈述男家求婚之意，询问待字之女的年岁和生肖，然后由男家请术士“合婚”，卜算生肖是否相合，婚姻是否吉利，双方同意了，男方就送一只雁给女方，作为“献纳采择”之礼，所以又叫“委禽”。宋代以后用羊﹑酒﹑彩缎为礼，叫“敲门”。第二步叫“问名”，近代俗称“订婚”，即双方正式交换庚帖，甚至详至两到三代及主婚人的姓名﹑荣衔﹑里居等。第三步叫“纳吉”，近代俗称“小聘”，即男家向宗庙问卜祖先，如得吉卜就往告女家，并致送定婚礼品（一般为女子衣饰），女家也致答礼（一般为冠履及文房四宝），婚约即告成立。第四步叫“纳征”，近代俗称“聘礼”，即于迎娶前几日，男方将议定之聘金，并布帛﹑衣服﹑首饰﹑礼饼等物，如数以盛大仪仗送之女家。女家收受后，分赠亲友邻里，以示女儿出嫁有期。第五步叫“请期”，近代俗称“择吉”，即由男家择定迎娶之吉日，并通知女方。第六步叫“亲迎”，即在喜结良缘之日，新郎躬率鼓乐﹑仪仗﹑彩舆（俗称花轿），到女家以礼迎娶新娘，并一同归家。此步为以上六项程序中最隆重最重要者，通常所谓“婚礼”即从此开始。依此六礼而婚娶者，就叫“明媒正娶”，有着不可动摇的合法性。
在西方国家中，婚礼时有旧（somethingold）、新（somethingnew）、借（somethingborrowed）、蓝（somethingblue）等习俗。旧是指母亲传下来之婚纱﹑头饰或首饰，代表承受美好的一切；新是指朋友送的礼物如裙子﹑饰物，象征新的生活；借是指可向任何人借东西回来，据说从富裕亲友借来金或银放在鞋内，象征带来财运；蓝是指新娘的一些小饰物或花束用蓝色，意味着新娘的纯洁及贞洁。而在进行婚礼时，西方亦有大量的习俗。比如，在结婚时新娘总要带着一块白手帕。西方人认为白手帕象征好运。新娘在新婚当天流泪，就变成她将有幸福婚姻的好兆头。在结婚典礼时，新郎让新娘站在自己左边，一旦情敌出现，就可以立即挥出配带于右边的剑，吓退敌人。在进行结婚晚宴时，要特别定制结婚蛋糕。根据历史记载，自罗马时代开始，婚礼结束时，人们会在新娘头上折断一条面包的材料——小麦象征生育能力，面包屑则代表着幸运。新人必须以糖霜，就形成今天的结婚蛋糕了。由此可见，西方的婚俗并不比中方简洁。
其次是在服装方面。进行婚礼不只是有仪式习俗需要遵守，在穿着方面也有讲究。中国传统婚礼进行时新郎和新娘衣着红色的礼服，象征的吉祥如意，预示在结婚后日子红红火火。而西方的新娘则穿白色的礼服。自罗马时代开始，白色象征欢庆。
西方的婚礼是属于浪漫型的。整个婚礼从（下转第86页）（上接第52页）开始到结束都充满了浪漫气息。新娘的礼服一般为白色，新郎是黑色的礼服，使整个婚礼显得庄重严肃。到教堂去举行结婚仪式是整个婚礼最重要的环节。在婚礼结束时，新娘就会抛给到场的女宾客，如果谁接到花球，谁就是下一个结婚的人，这就使整个婚礼在欢声笑语中结束了。
中国的婚礼就不同于西方，整个婚礼的主色调是红色，这也是中国传统的代表喜气的颜色。这也就使婚礼变得喜气洋洋。在传统婚礼中，新娘一般穿着红色罗衣，头戴凤冠，上面还有一块红色丝巾。而新郎就穿着红色的长衫马褂，头戴红色大沿帽。新娘乘着大红花轿在后，新郎骑着马在前，随着红娘和迎亲队伍到新郎家中拜堂。闹洞房是婚礼的高潮，新娘先回洞房等待新郎，而新郎就在外招待客人，酒足饭饱后，新郎在一大堆人的簇拥下来到洞房。众人就开始闹洞房了，新郎新娘在大家的起哄下做各种游戏。这样整个婚礼就在一片笑声中结束了。
这就是文化的差异。但是，差异带来的并不总是分歧，它恰恰给文化艺术大师们留下了广阔的创作空间，如能从中找到一个准确的结合点，那不仅会给两个民族，而且也会给整个世界带来一种更具包涵意义的和谐与美丽。【参考文献】
[1]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六版）[m].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
中西文化差异个人总结篇7
【关键词】区域金融；金融相关比率；泰尔指数
经济金融化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显著特征，金融发展构成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最主要方面之一。而中国这样的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大国经济体系，区域经济发展差异长期存在，作为区域经济发展动力的区域金融同样表现出较大的地区间差异，但究竟这种差异是怎么样变化的呢？是趋于收敛还是趋于发散？
一、衡量指标和衡量方法的选择
（一）衡量指标
本文沿用大部分学者的选择，选用著名经济学家戈史密斯提出的金融相关比率作为衡量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指某一时点上现存金融资产总额（包括重复计算部分）与国民财富（实物资产总额加上对外净资产）之比，而目前我国大部分金融资产集中在银行，而存款和贷款又占据着银行的大部分资产，故直接用银行存贷款代替戈氏指标中的金融资产总额来近似计算金融发展状况。用S代表金融机构存款额，L代表金融机构贷款额，GDp代表各地生产总值，FiR代表金融相关比率，则有修正后的金融相关比率为：FiR=(S+L)/GDp
（二）研究空间及数据来源
本文在分析时沿用国内外大部分学者的方法，采用行政区域划分法，结合地理位置、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及历史文化传统等将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地带，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和海南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8个省级行政区；西部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和内蒙古共12个省市。1978-1998年我国各地区GDp、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数据来自《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其统计年度较长，口径一致，故较高；1998年后的数据来自各年的《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及各地《经济运行报告》等。
（三）衡量方法
（1）变异系数
金融发展差异的衡量方法主要有两种，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绝对差异不仅受物价水平的影响，而且与地区发展基数联系密切，衡量区域金融发展差异方面远没有相对差异更好，因此，本文选用的第一个衡量方法就是变异系数，计算公式为：
其中，a代表变异系数，为变量的标准离差，n为地区数，代表第m个区域的研究指标，m=1，2，3，…，n，代表的平均值。
（2）泰尔指数
泰尔指数因其可分解的良好特性，被广泛用于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中，如果把整个中国分为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把省级行政区看作基本地域单元，那么就能更加准确地衡量我国金融发展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的程度，并能测量区域金融发展总差异中，东、中、西各自的内部差异的贡献度。故本文在变异系数的基础上另外选取泰尔指数作为衡量差异的方法，其计算公式为：
上式中，m代表区域层次，m=1，2，3.在本文中为我国的东、中、西三大地区；n代表省际层次，指北京、上海、山东等31个省市自治区；表示第m个区域第n个省的GDp，G为所有省份的GDp之和.即；表示第m
个区域内第n个省份的存贷款之和，S表示我国所有省份的存贷款之和。
泰尔指数表示的总差异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若用代表区域内差异，代表区域间内差异，则总差异即为：
从图1可以看出金融相关比率的总体差距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自1978-1991年金融相关比例的省际差距出现波动，但总体呈下降趋势，到1991年下降到最低点，随后这种差距出现高速上升，到2000年出现小幅的下降，接着再次上升，到2008年以金融相关比率衡量的金融地区差距远高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平。
（二）以泰尔指数衡量区域金融发展差异
从图2可以看出以金融相关比例衡量的区域金融地区发展差异整体上以1991年为界，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趋势，特别是在1980年区域金融大幅下降，之后的十年间区域金融发展差距处于相对稳定状态，1991年之后区域金融差异在波动中迅速上升，2003年基本上达到最高水平，随后发生小幅回落，金融发展的区域间不平衡现象已非常明显。区域内差异与总差异几乎重合，波动趋势也呈现一致，而区域间金融发展差异很小。
从图3可以看出以金融相关比例计算的东中西区域内差异相差不大，东部区域内差异稍大于中部地区，中部差异在2002年之前大于西部地区，从2003年开始西部差异超过中部差异，呈上升趋势。从单个地区的区域金融发展看，东部地区省际间发展差距较大，在1978年至1992年，差距在波动中下降，1991年后迅速攀升，总体趋势也基本呈现略扁的U型趋势。中部地区1978-1981年出现极度的不平衡，去掉这两个特殊年份，1981年至1998年的几年间在波动中小幅上升，但之后出现大幅下降，在2002年中部金融发展区域内差距开始小于西部差异，其总体趋势大体呈现在平稳中下降，西部地区各省份间差异较小，且差异的总体趋势在20世纪呈现水平状，进入21世纪后略微呈上升趋势。
三、结论
通过对金融相关比率的相关系数和泰尔指数的统计分析得到，区域金融发展趋势呈现如下特征：
（1）1978―2008年中国的区域金融发展以1991年为界大体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态势，1991年以前区域差距逐渐下降，1991年后差距开始逐渐上升。
（2）对区域金融发展的总差异进行分解后可以看出，总差异主要来与各地区区域内的差异，区域间差距占比较小，且趋于内差异也呈现U型趋势，但最近几年区域间差异出现小幅上升。
参考文献
[1]张军洲.中国区域金融分析[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2]张杰.中国金融发展的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3]金雪军,田霖.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态势:1978-2003年[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4(8):24-30.
作者简介：
中西文化差异个人总结篇8
关键词：农业经济；泰尔指数；象限图法；增长差异；甘肃省；
作者简介：罗君(1985-)，女，四川武胜人，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经济地理。
农业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分析农业经济发展的区域特征，对区域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农业经济差异的研究方法多借鉴区域经济的相关研究，田云等采用聚类分析对中国绿色农业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进行了研究[1]，徐茜等和晏路明采用熵值法对陕西省和福建省的农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2，3]。大多数学者偏重于运用theil系数、因子分析法、空间自相关模型等，结合GiS的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4，5，6，7]，揭示农业经济的空间特性。研究的视角多聚焦于农业较发达的区域或省份，对欠发达区域和农业落后区域的研究相对较少[8，9]。甘肃省经济欠发达，但作为西部的一个农业大省，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部分学者对甘肃农业资源的开发优势评价和农业生产的区域差异分析均表明，甘肃农业资源分布、农业利用效率存在地域差异[10，11]，即从另一角度表明甘肃农业经济在区域发展中存在差异。基于此，本文运用泰尔指数和象限图法，从定量角度分析甘肃省农业经济在县域层面的发展差异，为推动县域农业经济发展，制定科学合理的农业开发政策提供参考。
1研究区概况及数据采集
甘肃省位于中国地理中心，地处黄河中上游，介于92°13′-108°46′e，32°11′-42°57′n之间，东西长1655km，南北宽530km。地形呈狭长状，处于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的交汇地，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倾斜，大致可分为陇南山地、陇中黄土高原、甘南高原、河西走廊、祁连山脉、河西走廊以北地带六大地形区域。气候从东南到西北包括了从北亚热带湿润区到高寒区再到干旱区的各种气候类型。由于甘肃高差悬殊的地势，丰富多样的气候类型，不同组合的地貌与气候形成了类型多样的农业生态气候，决定了甘肃农业生产和农业经济的空间分异。
甘肃全省现辖12个市、2个自治州；86个县(市、区)，其中包括4个县级市、58个县、7个民族自治县和17个县辖区，本文的研究区域以69个县(包括4个县级市)为研究对象。选取2000-2011年各行政单元的农业总产值(现价)，农业人口作为研究的基础数据，资料来源于2001-2012年《甘肃发展年鉴》，部分缺失资料来源于相应年份《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本文的农业是指小农业，分析变量为县域农业总产值和县域年人均农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农业人口，单位：元/人)。部分县名在研究期间有变更，文中的县名均以2012年甘肃发展年鉴中的名称为标准。
2研究方法
2.1泰尔指数(t)
泰尔指数(theil)适合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按照地区进行分解，把区域的整体差异划分为区内差异和区间差异。其加权方式有两种，以各区域的人均GDp为权重和以各区域的人口比重作为权重，本文以各区域人均农业生产总值为权重，其公式如下：
nij和Yij分别代表单个县域的人口和农业生产总值；ni和Yi分别代表各分区的人口和农业生产总值；n和Y为所有县域的人口总数和农业生产总值。Y軍i为各分区人均农业生产总值的权重值，Lpi为各分区的t指数。
2.2象限图法
笛卡儿平面直角坐标系中将横坐标轴X与纵坐标轴Y形成的区域称作象限，以原点为中心，X，Y轴为划分依据，分为4个象限：第一象限(X>0，Y>0)，第二象限(X<0，Y>0)，第三象限(X<0，Y<0)，第四象限(X>0，Y<0)[12]。结合四象限法在区域经济中的研究[13]，选取2000-2011年农业生产总值和人均农业生产总值作为衡量农业经济发展的指标，对两项指标分别进行标准化。在笛卡儿坐标系中以标准化后的农业生产总值和人均农业生产总值为横坐标，以2000-2011年两个指标的变化率为纵坐标，划分甘肃省县域农业经济的增长类型。
3农业经济差异特征
3.1农业经济总体差异减小
根据公式(1)计算甘肃省农业经济总体差异，其值介于0.537-1.086之间，其差异最大值年为2001年，最小值年为2009年。从图1可以看出，甘肃省农业经济差异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2000-2002年，农业经济差异呈倒V型波动下降，主要表现为2001年农业经济差异较2000年和2002年显著增大，呈倒V字型。2002-2009年，农业经济差异小幅波动下降，于2009年下降到最低值，成为整个研究阶段中差异最小的一年，这一阶段中，2003年和2006年农业经济差异有小幅上升的趋势，但未对差异整体下降趋势造成关键性影响。2009-2011年，区域经济总差异反弹增加，2009年农业经济差异值为0.537，2010年为0.615，2011年为0.670，其差异值在这一阶段逐年上升，农业经济差异有逐步增大的趋势。
3.2区间差异是农业经济差异的主要贡献者
依据泰尔指数的空间分解特性，将甘肃省农业经济整体差异分解为区间差异和区内差异，明确差异的主导因素。农业经济的分区参考白永平对甘肃农业生态气候类型的划分、尚正永等对甘肃农业地域类型的聚类分析成果[14，15]，结合甘肃省农业生产的地域条件及农业经济发展方式，本文将甘肃省农业经济的地域类型划分为河西地区(除嘉峪关外的河西走廊县市)、陇中地区(兰州市、白银市、定西市)、陇南地区(陇南市、天水市)、陇东地区(庆阳市、平凉市)和民族地区(甘南州、临夏州)，共5个农业经济区，作为测算农业经济区间差异的标准。
对区域总体差异与区间和区内差异进行拟合发现，总差异与区内差异、区间差异的拟合系数分别为0.93和0.97，即它们之间高度线性相关，表明区间和区内差异的变化趋势与整个区域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其中总体差异与区间差异的拟合值较高，表明区间差异与总体差异的关联度更大。从区间与区内差异的比重上看，区间差异的比重历年均保持在总差异的2/3左右，表明区间差异是造成农业经济差异的主要原因。从构成上也可以看出，区间差异的曲线与总体差异的曲线保持高度一致，且区内差异的曲线值较小，也表明在农业经济总体差异中，区内差异的贡献较小，区间差异是农业经济差异的主要贡献者。
进一步分解区间差异(表1)发现，在区域上，陇中、陇南和民族地区农业经济的泰尔指数历年的值均为负，表明在农业经济发展中，这三个地区处于不利地位，对农业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其中民族地区泰尔指数最小，表明该区农业经济是全省最落后的区域。陇东地区大部分年份的泰尔指数均为正，相对而言在农业经济发展中处于有利地位，但其值较小，表明对农业经济发展的贡献较小，拉动农业经济发展的势头不强。河西地区历年的泰尔指数均为正，在农业经济发展中处于有利地位，且其值较大，成为推动全省农业经济发展的先行区域。从时间上看，陇中和民族地区的泰尔指数值逐渐变小，表明这两个地区的农业经济地位在不断降低，在全省农业经济中所处的地位逐渐降低。陇东和陇南地区的泰尔指数不断增大，而河西地区的泰尔指数不断减小，农业经济差异不断向中间收敛。从数值上也可以看出，2000年的区间差异为0.561，到2011年减小为0.454，区间差异不断减小，但总体上，河西地区的农业经济在全省农业经济发展中仍处于支配地位。
4县域农业经济增长分析
4.1农业经济增长速度
为反映各县农业经济的增长能力，采用相对发展率(nich)测试各县在一定时期内相对大区域的发展速度，用各县域某一时段人均农业生产总值变化与同一时段整个研究区域人均农业生产总值变化的比值进行测算。经计算得到甘肃省人均农业生产总值的nich值分布(图2)，可以看出甘肃省各县的相对发展率存在较大差异，表现出4个特征：(1)nich值大于1的县域个数为29个，小于1的个数为40个，即全省大部分县的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全省平均发展水平，呈现出少数区域拉动全省农业经济发展的现象。(2)相对发展率有正有负，最高的金塔县3.583，最低的迭部县-0.148，相对而言金塔县是全省农业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县，迭部县的农业经济发展则显著落后于全省的平均发展速度。(3)相对发展率最高的县市全部集中在河西地区，分别为金塔县、敦煌市、高台县，其值明显高于其它地区。(4)相对发展率最低的县全部集中于甘南藏族自治州，分别是夏河县、碌曲县、玛曲县、卓尼县、迭部县和合作市，6县市中仅卓尼县的相对发展率为正，其余5个县市的相对发展率均为负，其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全省平均水平。
4.2农业经济增长的象限分布
根据公式(2)绘制甘肃省县域农业经济增长的象限分布图(图3)，从农业生产总值的大小和增长速度来看，其散点位于坐标象限的一、二、三象限，表明甘肃省县域农业经济增长有三种不同的类型。第一象限内的散点代表农业发展水平较高，增长速度较快的县域，如民勤县、靖远县、静宁县、民乐县和武山县等，此类县域共有36个，占县域总数的52.17%。第二象限内的散点代表农业发展水平不高，但增长速度较快，如阿克塞县、肃北县等28个县域，占县域总数的40.58%。第三象限内的散点代表农业发展水平不高，且增长速度也较慢的县域，该类型的县域个数不多，仅有5个，占县域总数的7.25%。
从人均农业总产值及增长速度上看，县域农业经济也存在三种不同的增长类型。象限一的县域人均农业生产总值占有量大，且增长速度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如高台县、瓜州县、玉门市等，该种类型的县域个数为23个，占县域总数的33.33%。象限二的县域人均占有量小但增长相对较快，如秦安县、武山县、积石山县等，此类型的县域41个，占县域总数的59.42%。象限三的县域人均农业生产总值占有量小且增长速度缓慢，如合作市、玛曲县等，该类型的县域仍为5个，占县域总数的7.25%。
4.3农业经济类型划分
对比象限分布图，可以看出农业经济发展的散点均未在第四象限出现，即不存在农业生产总值和人均农业生产总值大，但增速缓慢的类型，表明全省农业经济仍处于低水平发展阶段，增长趋势明显。以农业生产总值和人均农业生产总值为标准衡量的农业经济在第一象限的散点个数明显减少，表明甘肃省农业经济发展在多数区域受农业人口总量的限制，人均水平较低。无论以农业生产总值还是人均农业生产总值为标准，在第三象限内的散点个数均为5个，分别为玛曲县、碌曲县、合作市、迭部县、夏河县，表明这5个县的农业经济发展严重滞后。综合考虑农业生产总值、人均农业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的变化关系，将甘肃省农业经济增长划分为5种相对发展类型(图4)：
(1)活跃型：农业生产总值、人均农业生产总值和增长率均大于0；(2)人口动力型：人均农业生产总值和增长率大于0，农业生产总值小于0；(3)人口阻力型：农业生产总值和增长率大于0，人均农业生产总值小于0；(4)潜力型：农业生产总值和人均农业生产总值小于0，增长率大于0；(5)滞后型：农业生产总值、人均农业生产总值和增长率均小于0。其中，活跃型农业经济增长类型可认为是引导农业经济发展的先行区域；人口动力型和人口阻力型则与区域内农业人口数量有较大关系，农业经济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县域，农业经济发展总量保持增长趋势，但受人口数量的影响，人均占有量小，农业经济缓慢增长，成为人口阻力型；人口动力型总体上表现为区域内经济总量不大，但由于农业人口较少，人均占有量呈增长趋势，农业经济也呈缓慢增长状态，表现为人口动力型；潜力型则是标准化后的农业生产总值和人均占有量均为负，但其增长速度为正，有可能成为未来农业经济发展的推动区域；滞后型则是整个区域中农业经济发展最落后的区域，农业经济呈负增长。
图5显示了甘肃不同县域农业经济增长类型在农业经济区上的分布情况，活跃型县域和滞后型县域具有明显的分异特征，活跃型县域共17个，其中河西地区10个，所占比例为58.82%，陇中、陇南、陇东地区分布的活跃型县域个数分别为3、2、2，分别占活跃型县域的17.64%、11.77%和11.77%。五个农业经济区中仅甘南民族地区没有活跃型县域分布，且滞后型县域全部分布在这一地区。潜力型县域主要分布在民族地区和陇南山区，占整个潜力型县域的72.73%。人口动力型县域主要分布在陇东，人口阻力型县域主要分布在陇中和陇东，即在陇东和陇中地区，农业人口是农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整个研究区域中，农业经济发展的先行区域为河西地区，农业经济缓慢增长的区域为陇中、陇南地区，而阻碍农业经济发展的是甘南民族地区。
5农业经济发展的机制分析
5.1自然条件
自然条件的好坏是衡量农业经济发展优劣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自然条件的区域差异造成农业经济的空间分异。河西地区拥有良好的光热资源，地势平坦，利于机械化操作。该区有黑河、疏勒河、石羊河三大内陆河流域，年径流量41.9亿m3，地下水资源也较丰富，全区水资源总量80.34亿m3，人均占有1000多m3。良好的地形、光热条件和水资源灌溉条件，使该地区成为引导全省农业经济发展的先行区域。陇中地区地形破碎，沟壑纵横，气候属半干旱气候，年降水量200-500mm，受干旱低温的牵制，该区几乎年年有不同程度的旱灾，农业生产很大程度上是“靠天吃饭”，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陇东地区是甘肃省的农业生产老区，气候温暖湿润，光照条件良好，降水量基本满足农作物生长要求，土地垦殖率较高，适宜农作，是全省发展粮食作物的又一重要基地，在区域农业发展中的地位相对较高。陇南地区主要以山区和丘陵为主，河流分属嘉陵江流域和渭河流域，水资源丰富，但分布不均匀，由于地形限制，水资源利用效率较低，其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不足1/10，只有全省平均水平的1/3。另一方面，该区生物资源有一定的潜在优势，药用植物有1000多种，产量占全省的70%，但农业生产受山地地形影响和限制，产出效率不高，从而阻碍农业经济发展。民族地区的大部分区域海拔超过3000m，气候高寒湿润，热量不足，不适宜进行农业生产，其农业生产基础薄弱，成为全省农业经济最落后的区域。
5.2农业生产规模及模式
在5个农业经济区内，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农业生产规模呈正相关关系。从全省来看，人均耕地面积为0.1712hm2，其规模较小，其中河西地区相对较高，为0.2428hm2，民族地区人均耕地面积最小。农业生产规模较小，使农业生产不能达到规模效应，农业生产处于低水平增长状态。河西地区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陇东地区虽作为甘肃省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但其规模相对较小，其他各区更是以小规模农业生产为主，农业经济随农业生产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农业生产方式方面，河西地区依托农业资源优势，在制种业、玉米、洋葱等生产上实施订单农业发展模式。同时依托敦煌种业、莫高股份、皇台酒业、荣华实业等四家以农业为基础的上市公司，逐步形成“公司+农户+基地”为主的农业产业化模式，建立相应的农业生产基地，保障公司与农户的利益链，进一步带动制种、酿造等农业企业的发展。近年来河西地区还不断推广温室大棚种植果蔬，正在逐步推行瓜果蔬菜基地与加工销售综合经营的农业发展模式，该模式的发展一方面提高农民收入，另一方面减少了农产品销售的后顾之忧。陇中、陇南的部分区域，虽然也提出“观光农业”、“生态农业”、“循环农业”的发展模式，但多数是只提出农业发展的概念，还没有从整体上形成真正的产业链，农户各自为政，以试探性发展为主，对区域农业经济还不能起到推动或引领的作用。
5.3用于农业的投入
用于农业的投资是推动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投资数量在区域间分布不均衡会进一步加大农业经济差异。2011年，甘肃省用于农业的投资占投资总额的比例上，各区均不到10%，投资比例较小。在区域分配上，5个地区的投资比例分别为陇中地区10.97%、河西地区37.37%、陇南地区16.79%、陇东地区28.79%和民族地区6.08%。就投资而言，甘肃省的农业经济投资向河西地区和陇东地区倾斜，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农业基础相对较好的区域，推动这些区域发展的同时，也加大了与其他地区的农业经济差异，进一步限制了农业经济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农业的科研投入较低，近年来甘肃农业研发强度(农业研发投资占农业GDp的比例)不断增长，2012年为0.3%，与世界粮农组织确定的农业研发强度适当标准(1%)相比，差距较大。科研投入少，科研转化率较小是甘肃农业发展水平整体较低的重要因素。
除以上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外，农业经济还受农业政策、农业从业人员素质，农业区位、交通及周围地区的农业生产方式等诸多因素影响。
6结论
通过泰尔指数和象限图法，对甘肃省县域农业经济的区域特征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甘肃省县域农业经济总体差异不断减小，2000-2011年间呈现倒V型下降、小幅波动下降和反弹回升三个发展阶段。在农业经济差异的分解特性上，区间差异和区内差异与总差异趋势相同，但区间差异大于区内差异，是全省县域农业经济差异的主要贡献者。各地区间农业经济差异呈收敛趋势，区间差异不断缩小。
中西文化差异个人总结篇9
关键词：文化差异；翻译；情感丢失
中图分类号：S5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432（2013）-06-0304-1
文化与翻译具有密切相关的联系，在进行翻译的工作过程中，翻译人员除了要通晓两种语言之外，还要对所翻译的语言文化具有较深刻的认识，明确认识到两种语言文化的差异，重视翻译过程中情感的表达，防止在翻译时出现情感丢失的情况。本文主要从中西方文化差异和中西方文化差异的表现对翻译情感意义丢失的影响两个方面来对文化差异对翻译情感意义丢失的影响进行了探析。
1中西方文化差异的表现
中西方的经济科技发展不同，因此在诸多方面的文化也会产生不同差异，下文主要是从科学文化差异、生活习俗文化差异、艺术文化的差异以及宗教文化差异4个方面来对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进行了分析。
1.1科学文化差异
在科学文化方面，我国人们过于依赖先人的研究经验，对先人所总结出的结论和方法过于相信以致于缺少必要的创新和探索精神。而西方科学文化中重视对科学的创新和探究，对一些先人所提出的观念敢于进行反驳和讨论，为此极大的促进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
1.2生活习俗文化差异
中西方生活习俗的差异表现在人生日常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例如，白色在西方是纯洁的象征，而在我国代表的是死亡；在我国一些常用的问候语拿到西方去用的时候往往会引起人们的厌恶和反对；对我国一些亲属的称呼，西方文化并不能完全体现出来。
1.3艺术文化的差异
艺术是文化的另一种表现方式，是一个民族文化表达的重要载体。我国的艺术文化中所体现出的是一种委婉、内涵、古典的东方之美，而西方艺术文化体现出的是自由、豪放的现代艺术之美。两种文化在表达方式以及表现手段方面具有极大的差异。
1.4宗教文化差异
在中西方人们对宗教都有一定的信仰，在我国主要以信仰佛教、道教为主，老天爷为万物的主宰者。在西方主要是以伊斯兰教、基督教为主，上帝是人们心中的神，主宰着世上一切的事务。由于存在这些宗教文化之间的差异，使得在翻译过程中往往翻译偏向于方面。
2中西方文化差异对翻译情感意义丢失的影响
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单独存在，从另一方面来分析语言也不能脱离社会而传承下去。中西方文化具有极大的差异，语言的传播以及翻译也是复杂多样的，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要重视语言中情感的表达。总体来讲，在翻译过程中受到文化差异对翻译情感意义丢失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化信息的丢失、文化信息的误导和文化信息的理解障碍3个方面。
2.1文化信息的丢失
中西方各个国家的历史、经济、科技发展的各不相同，因此各个国家的文化背景和语言文化都有极大的差异。在翻译工作中，翻译工作人员如果对语言文化的认识不够深刻或者对语言文化缺少必要的了解，那么在实际的翻译工作中只是机械的将该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语言中所表达出来的情感和文化的信息得不到传承，致使文化出现了情感和知识的丢失。例如英国是英语的发源地，受到罗马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较深。一个英语短语为“achilles'hell”指的是“致命的弱点”，“blacksheep”在当地翻译为道德不高尚的人，如果翻译人员对当地文化不了解往往会翻译成黑羊。这些常用的短语在当地并不是用其表面的意思，而是应用它延伸出来的意思，这就需要翻译人员对当地文化有深刻的认识和了解。
2.2文化信息的误导
文化上的差异给语言的翻译带来极大的不同。如果用我国文化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来对西方文学进行翻译和表达，往往会导致语言的翻译出现信息的误导和信息失去准确性。例如在西方人们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一个短语为“handwritingonthewall”，如果用我国的文化直接对其进行翻译就是“写在墙上的字”，这就是对文化信息的一种误导。这个短语出现的文化背景为，巴比伦王伯沙撒在宴请大臣时发现有一只手显现，在墙上写字，但以理解释说这预示着巴比伦国的末日已到。从此，人们就用“handwritingonthewall”来表达灾难即将到来的意思。对同一件事情的褒贬不同，也会导致文化信息的误导。例如我国倡导的自由主义在我国文化中具有较强的贬义，而在西方文化中其具有较强的褒义。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如果对自由主义的翻译进行过多的贬义往往会导致文章的情感表达得不到体现，导致文化信息的误导，甚至出现情感丢失的现象。
3结语
总而言之，文化差异对翻译情感意义丢失具有重要的影响。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需要文化的支撑，翻译不仅仅是对文章表面进行翻译，而是要深入文化当中，深入的体会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最终实现对文化的一种翻译。此外，翻译工作人员想要将原文清楚的表达出作者想要表达的涵义，不仅需要扎实的语言文化基础，同时还要对该语言文化具有较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实现语言的翻译是文化的一种传递，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
参考文献
[1]王天华.论口译中的文化因素及其影响[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06期.
[2]施佳胜.情感意义的移译与丢失[J].外语学刊，2002年第02期.
中西文化差异个人总结篇10
（2）资本市场发展差异。区域资本市场发展差异（如图2所示）。
从四大区域之间来看，股票指标均值依次为：东部35.21%、西部19.35%、中部13.64%、东北12.34%；债券指标均值依次为：东部9.52%、中部1.64%、西部1.45%、东北0.56%。东部省市资本市场发展的整体水平遥遥领先，排除北京对东部的影响后，由于北京集聚了大量金融机构总部和央企总部，而股票和债券大多以总公司的名义发行，导致北京股票和债券规模偏大，其中，债券出现了75.05%的离群值。东部股票指标均值为25.46%，债券指标均值为2.24%，仍然居四大区域之首，显示了东部省市较强的直接融资能力，其次是西部，中部和东北的整体发展水平仍然较弱。
从四大区域内部来看，股票指标变异系数依次为：东部1.08、西部0.69、中部0.49、东北0.31；债券指标变异系数依次为：东部2.43、西部0.78、东北0.75、中部0.40，排除北京的影响后，东部股票指标变异系数为0.93，债券指标变异系数为0.81，东部各省市的资本市场发展仍存在最严重的不平衡；西部区内差异次于东部，其中，的债券指标趋于0；东北三省的债券市场较股票市场发展差异明显；中部的区内差异较小。
从全国范围来看，股票指标的变异系数为1.07，债券指标的变异系数为3.31，排除北京的影响后，股票指标的变异系数为0.82，债券指标的变异系数为0.81。整体上看，资本市场发展的规模远不及金融中介发展的规模，而且资本市场发展的地区差异大于金融中介发展差异。
（3）保险市场发展差异（如图3所示）。
从四大区域之间来看，保险深度指标均值依次为：东部3.11%、中部2.95%、东北2.86%、西部2.67%；保险密度指标均值依次为：东部1537.85元/人、东北749.48元/人、中部523.35元/人、西部433.55元/人。东部省市保险市场发展的整体水平领先，中部和东北居中，而西部最弱，排除了对西部的影响后，西部地区保险深度指标均值为2.84%、保险密度指标均值为462.67元/人，与中部和东北仍有差距，表明西部的保险市场欠发展，这也是未来西部金融发展的主要方向。
从四大区域内部来看，保险深度指标变异系数依次为：西部0.37、东部0.35、中部0.13、东北0.08；保险密度指标变异系数依次为：东部0.86、西部0.45、东北0.30、中部0.26。显示了东部与西部保险市场发展的区内差异较大，造成这一问题的关键原因在于北京、上海两地的保险深度分别为5.59%和4.38%，保险密度分别为3521.31元/人和4376.68元/人，大大高于地区均值，而保险深度为0.82%，保险密度为113.24，均为全国最低，拉大了区内差距。
从全国范围来看，保险深度指标的变异系数为0.31，保险密度指标的变异系数为1.07，相对保险深度指标，保险密度指标的地区差异更显着。我国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的平均指标与同年全球新兴市场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但是与同年全球工业化国家平均保险深度8.8%、平均保险密度3655美元相比，较低的保险深度和密度说明了我国保险公司总体保费收入规模偏小。数据来源：《Sigma：2008年度世界保险业》。
2.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整体考察：主成分因子分析
本文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的方法对区域金融发展差异作整体上的考察。因子分析是多元统计分析技术的一个分支，其主要目的是浓缩数据。它通过研究众多变量之间的内部依赖关系，探求观测数据的基本结构，并用少数几个假想变量来表示基本的数据结构，这些假想变量被称为“因子”。因子能够反映原来众多观测变量所代表的主要信息，并解释观测变量之间的依存关系。通过因子分析把一组观测变量化为少数几个因子后，可以进一步将原始观测变量的信息转换成这些因子的因子值，利用因子值可以直接对样本进行综合评价和分类。
首先，为了消除原始数据不同量纲的影响，需要对各金融发展指标的原始数据做标准化处理，并用处理后的数据进行后续的分析，标准化的方法为：
Zi=xi-σx(2)
其中，xi为指标x的第i个观测值，为指标x的均值，σx为指标x的标准差。并用巴特莱特球度检验，判断数据是否合适做因子分析。巴特莱特球度检验值为116.2097，显着性为0.0000，拒绝指标相关矩阵是单位阵的零假设，显示各指标的观测数据具有共同变异，适合做因子分析。
其次，基于主成分法提取初始因子。按照主成分分析通常遵循的“85原则”，即因子方差累计贡献率超过85%，确定提取的因子个数。主成分提取结果显示只需选取前三个因子即可，其方差累计贡献率为88.5833%。
再次，再用VaRimaX正交旋转法简化因子载荷矩阵，寻求有实际意义的因子解。旋转后，因子1主要与“CReDit”、“StoCK”、“BonD”、“保险密度”等指标相关，这四个指标的因子载荷分别为：
0.6972、0.9574、0.8390、0.6754，可概括为“金融发展规模总量因子”；因子2主要与“保险密度”、“保险深度”等指标相关，这两个指标的因子载荷分别为0.9319、0.5368，可概括为“保险市场发展因子”；因子3主要与“pRiVate”指标相关，指标的因子载荷为0.9842，可概括为“金融中介效率因子”。旋转后的因子解反映了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主要体现在“金融发展规模总量”、“保险市场发展水平”和“金融中介效率”三个方面。三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44.4925%、26.1903%和17.9005%。
最后，利用因子得分加权计算出各地区的综合得分并排序。计算公式为：
综合得分=因子1得分×44.4925%88.5833%+因子2得分×26.1903%88.5833%+因子3得分×17.9005%88.5833%
计算结果见表2所示。
三、区域金融的发展特点
通过对区域金融发展从部门到整体的考察，可以判断现阶段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具有三个主要特点：
1.区域金融发展差异明显且主要表现为金融总量的差异
运用数据地图进一步表示各地区因子综合得分可以更清晰的反映区域金融发展的不平衡。如图4所示，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虽然随着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实施，这种不平衡现象有所改观、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有所改善，但现阶段差距仍然很大。东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最好，西部次之，中部和东北金融发展较弱。某些地区如北京、上海，金融资源迅速发展与集聚，另一些地区如内蒙古、广西仍然存在金融抑制。正如劳拉詹南在《金融地理学》中所言，尽管金融服务具有很大的流动性，但实际上不同地区的金融景观是完全不同质的，具有极端的异质性和不规则性，即金融服务业是具有明显地理特征的经济活动。
区域金融就是将金融运行和发展置于一定的地理空间加以考察，金融系统作为区域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不仅直接反映经济的区域性特点，而且自身的发展也必然带有所在区域的烙印。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资源分布不均衡和气候环境多样化的国家，金融差异是各种区域差异的集中反映。区域金融差异表现在量与质两个层面上：量的差异包括金融资源与交易数量的差异；质的差异主要是指金融结构不同，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工具、融资方式、融资机制和金融行为的不同特点，以及金融深化程度的不同。从我国区域金融整体发展的现状来看，区域差异主要体现为量的差异，而非质的不同，在主成分因子分析中，金融中介效率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只占17.9005%。
2.政府干预、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体系未彻底变革
迄今，中国金融体系功能依然不完善。市场化水平不高，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结构不平衡，股权融资与债券融资结构不平衡，许多计划经济时期的行为理念和管理方式尚未立刻改变，这些因素在金融结构上依然发生作用。
近20年来，随着多种信用形式的利用，直接融资的比重逐渐增加，但间接融资的比重仍然占比太大，企业依赖银行信贷资金的局面没有大的改观，全部信贷资金中相当一部分借贷给了那些缺乏效率的国有企业。数据显示，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为143950.02亿元，私营企业工业总产值为136340.33亿元，数据来源：《2009中国统计年鉴》但四大区域pRiVate指标均不足2%，东部最高为1.6%，中部最低为0.74%，私营企业所获得的金融支持力度与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从直接融资方式的选择来看，在成熟的资本市场上，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是先债券融资后股权融资，债券是企业直接融资的主要来源，在我国，不但“股强债弱”的格局表现得十分突出，而且国债和金融债几乎占据了债券发行的全部。由于金融债券主要是政策性金融债，因此我国债券市场主要是为政府提供融资服务，除个别省市以外，大部分地区债券指标不足地区GDp的5%。此外，2004年实施的《公司法》规定，股份公司、国有独资公司、两个或以上国有投资主体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才能申请发行公司债（企业债）。这一规定又将大量非股份制的私营企业排除在外。虽然2006年实施的新《公司法》中放宽了对公司债（企业债）发行主体的规定，但私营企业真正能够通过发行债券融资还需要时间。故而，由于北京央企总部集聚，债券的发行也集聚于此，部分偏远地区，如没有债券发行，对比十分鲜明。
3.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尚不清楚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争论自古有之，这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50年代，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意义上来说，“熊彼特可能是对的”逐渐成为共识。进入90年代之后，人们开始反思并更加关注金融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金融市场的发展使得总体金融约束放松，与此同时，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变得更加复杂。特别在中国，由于区域经济、文化、制度和环境的差异，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混合结果。
数据显示，2008年各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东部20198元，中部13204元，西部12839元、东北13037元；其加权平均增长率分别为：东部11.9%，中部11.7%，西部10.4%，东北11.3%。数据来源：《2008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兼顾各区域金融发展状况，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仅未能实现内在统一和协调，甚至还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冲突。虽然缺乏效率的金融体系可以部分解释这一矛盾的状况，但其背后应该另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在广义的范畴上说，经济发展是对现行经济增长约束放松的一种尝试，金融约束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除此之外，经济增长还受到实体经济的约束。当盈利性投资机会稀缺时，便产生了实体经济约束。以西部为例，从2000—2007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国家不断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投入力度，这些措施有力地放松了西部地区的金融约束。但由于这些资金大量投入在基础设施建设而并非用于产业结构调整，且这类投资往往期限长、见效慢，客观上造成了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有悖于经济增长的事实。所以，当“供给导向”的金融发展起支配性作用的时候，金融发展外生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的关系常常是不明确的。在我国，受实体经济约束，部分地区的金融发展还处于这种“供给导向”的阶段。从区域协调的角度讲，这种“供给导向”的金融发展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从部门和整体两个角度考察了中国区域金融发展现状，并由此对区域金融发展特点进行了归纳。研究表明，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金融发展虽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态势，但整体运行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区域金融差异显着体现在金融发展的总量上。由于渐进式改革中许多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也具有区域复杂性。基于如何让金融合意地作用于经济，本文有针对性地提出区域金融发展政策和战略方向的三点建议：
第一，继续推行有差别的区域金融政策，给予内地持续的金融支持。区域经济最大的特征为块状经济，这意味着非连续性和突发性。金融资源的流动若不受到任何限制，资源的优化配置必然导致金融要素向东部沿海进一步集中，使内地特别是西部地区刚开始的金融发展发生逆转，导致国民收入分配的更加不公平。为了保护内地欠发达地区的产业活动，这就要求政府设立适度的“政策壁垒”来约束欠发达地区的金融资源向发达地区流动。在内地与沿海之间实行差别化政策与内地进一步对外开放、加强同沿海地区的经济联系是不矛盾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用意也在于此。此外，对区域内金融发展差异也要给予一定的关注，不能顾此失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