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管理处罚制度篇1
2016年7月29日，在川煤集团达竹煤电公司小河嘴煤矿掘进队早班班前会上，随着该矿安监处副处长朱强的点名声，几名职工相继走上前台，高高兴兴地领回了自己去年四季度的安全扣罚款返还金。
“没想到，安全扣罚款还可以返还，看来安全搞好了，好处还是蛮多的，这样的安全人性化管理我们喜欢。”“但是，你们领回了安全扣罚款返还金还要记住教训，千万不能再违章。”“那是必须的，再违章自己的脸都没地方搁了。”参加班前会的职工们议论纷纷。
让掘进队班前会职工议论纷纷的安全扣罚款返还制度，是川煤集团达竹煤电公司小河嘴煤矿今年初在安全管理上推出的一项新举措。只要职工在承担安全扣罚款后，实现企业规定的安全生产目标，其原来承担的安全扣罚款就可以分期分批返还，目的在于把制度的刚性与管理的柔性相结合，为安全管理注入更多的人本理念，引导职工养成良好的安全行为习惯。
该制度规定，职工因安全质量标准化、“三违”、隐患、事故（重伤及死亡事故除外）承担的安全扣罚款，自扣罚之日起，本人连续3个月达到无“三违”、无隐患、无事故目标和所在岗位安全质量标准化达标，可返还安全扣罚款总额的20%；连续6个月达到目标，可返还安全扣罚款总额的30%；连续9个月达到目标，可返还安全扣罚款总额的30%；连续12个月达到目标，可返还剩下的20%安全扣罚款。
安全扣罚款还可以返还，这在小河嘴煤矿建矿以来还是第一次，该制度刚一出台，就在矿区引起了热议和争论。
反对的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其一是，违了章、出现了隐患或发生了事故，就要处罚得越重越好，越狠越好，这样才能使责任者对教训刻骨铭心；其二是，安全管理就该是刚性的，出现“三违”、隐患和事故就该受到处罚，所承担的安全扣罚款不该返还；其三是，返还安全扣罚款会让“三违”、隐患和事故的责任者产生安全管理可以打折扣的思维，会助长“三违”心理，放纵隐患的产生和事故的发生。
有些人持反对意见，但更多的人是赞成的。有人说，处罚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返还安全扣罚款可减少职工对刚性管理的抵触情绪，进而转变态度养成规范作业习惯；也有人认为，返还安全扣罚款体现了惩戒和教育的有机结合，使当事人认识其不安全行为，提高安全责任心；还有人表示，实行安全扣罚款返还制度可以走出以罚代教、以罚代管的怪圈，更多地从人性化的角度强化安全管理，更能得到职工的响应和认可。
对这些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对这些反对意见，小河嘴煤矿党政领导没有强制性的硬压，而是通过个别沟通、疏导谈话等方式广泛征求意见，并通过安全办公会、安全政治学习会、班前会、区队和班组安全活动日组织宣讲，重点讲解推行安全扣罚款返还制度的理由及具体的做法，引导职工正确理解并积极支持企业推行此项制度。
“长期以来，部分管理干部把安全管理片面理解为严管重罚，查到隐患、‘三违’和事故不去分析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而是奉行‘以罚代教’或‘一罚就灵’，只处罚不教育，长此以往职工产生了消极、抵触、逆反心理，有时还产生了对立情绪，甚至罚出了违章的‘勇夫’，导致重复患频现和习惯性‘三违’频发。我们也在反思，职工不满情绪不断叠加，是不是管理的方式方法出了问题？对职工长期的感情投入出了问题？最终我们认为，单纯的以罚代教、以罚代管，折射出的却是管理无能，不利于职工良好安全行为的养成和企业良性安全环境的形成。”提到推行安全扣罚款返还制度的初衷，该矿党委书记陈朝义表示。
统一干部职工的思想认识后，小河嘴煤矿根据征集的意见和建议，对安全扣罚款返还制度的具体做法、适用范围、返还条件、返还标准、检查考核等细则进行了再次修订完善，确保公平公正，操作性更强。同时，该矿在安监处为每位职工建立了安全扣罚款台账，每季度对安全扣罚款情况进行清理，对返还人员、金额、比例进行审核，审核情况在矿安全管理信息平台上公布。职工只要登录平台，就能实时查询、掌握安全扣罚款返还情况，职工参与安全管理的积极性大大加强。
按照该矿安全扣罚款返还制度规定，罚款并不是简单的返还，而是要通过返还安全扣罚款来转变职工的思想和行为，从此以后自觉遵守安全规章制度，并达到长期行为改变的目的。为此，该矿规定安全扣罚款要在区队队务公开专栏进行公示，并在班前会、安全政治学习会、区队和班组安全活动日上返还，接受返还金的职工还要在会上剖析自己被安全处罚后的心路历程，结合自身岗位和工作谈自己转变安全观念和安全行为的体会，还要面向全班职工宣誓自己今后不再违章，当好安全生产标兵，以此达到转变一个人，教育一大片的目的。
去年四季度，该矿机电队职工李晓伟因为穿戴劳防用品不规范被值班队长发现后，被处罚200元，但他心里不服。“没戴手套就处罚我200块钱，真倒霉。”李晓伟回忆说，自己被罚之后，内心很沮丧，好几天提不起精神，还在内心为自己找违章的理由。今年，矿上推行安全扣罚款返还制度，让他燃起“还能挣回安全罚款”的希望，平日里遵守安全规章制度，主动规范自己的安全行为，做到了连续两个季度无“三违”、无隐患和无事故。按照返还规定，他已经挣回了100元安全扣罚款，这让他非常高兴，下决心要继续搞好安全，力争把剩下的安全扣罚款全部“找回来”。
今年以来，和李晓伟一样，用后期良好安全效果“挣回”安全扣罚款的职工有53人。该矿采煤一队职工陈星宇去年12月在井下采煤工作面因为互助保安不到位，同号位的工友轻伤，他被连带处罚了800元，这让他难受了很久。今年矿上有了安全扣罚款返还制度，他除了自身做到无“三违”和无隐患外，还积极监督身边的工友按章作业，实现了连续7个月“三无”目标，顺利拿回了400元的安全扣罚款，这让他高兴极了，抓安全的劲头更足了。
安全管理处罚制度篇2
内容提要:《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在立法中重视了彼此之间的衔接，较好地体现了法制统一的原则。两部法律都将保障人权作为其立法价值选择。在总则方面，关于立法目的与任务、管辖权体制、行为与惩罚相适应方面都趋于一致。在行为及其处罚规定上，关于调整范围、构成要件、处罚体系构建、责任年龄与特殊人员的责任能力方面实现了衔接与协调。同时，处于同一位阶的这两部法律在彼此的协调方面尚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以实现立法的更好统一，保证执法、司法的最佳效用。
一、《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在立法价值选择上的协调
我国传统立法注重强调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个人利益相对被忽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个人权利在所有利益中的基础性地位，相应的，人权在我国立法中越来越受重视。近年来我国立法的趋势是，注重贯彻以人为本、尊重人权等民主内容，这些从我国《宪法修正案》、《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修改《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指导思想有三：一是适应社会治安形势发展的需要，补充完善治安管理处罚制度，严厉打击和惩治危害社会治安违法行为，为加强社会治安管理提供有力的法律武器。二是处理好本法与《刑法》、《行政处罚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的衔接，维护法制统一，防止以罚代刑。三是在保证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受到必要惩处的同时，规范警察权的行使，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1]可见，严厉打击和惩治危害社会治安违法行为与规范警察权的行使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两个重要任务与功能，前者是维护社会秩序，后者是保障权益，所以维护社会秩序与保障人权也是治安处罚法的价值选择，与刑法的价值选择具有协调一致性。
然而，《治安管理处罚法》诞生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之下，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更是其鲜明的价值取向。首先，在总的立法指导思想上，该法仅仅抓住治安处罚与增进社会和谐的关系，注意处理好维护社会秩序、实施治安处罚和保护公民权利的关系，慎用警力，多做教育、引导和化解矛盾的工作，小心谨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注意人性化，注意用科学的管理方法营造社会和谐气氛。按照这一指导思想，总则增加规定了“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实施治安管理处罚，应当公开、公正，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采取有效措施，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等内容。[2]这些规定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次，从该法的内容看，无论是实体还是程序都体现了以人为本、尊重人权的思想。如该法第21条规定对某些特殊群体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对依法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70周岁以上的老人；怀孕或者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婴儿的妇女。这一规定，充分体现了对他们的特殊保护。[3]
《治安管理处罚法》是由社会控制型法律转向以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为立法主旨、以保障人权为指导原则的法律，体现了保障权利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律价值所在。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宪法理念，2004年《宪法修正案》明确将人权保障的内容写入宪法，体现了我国宪法的终极目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根据宪法的原则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贯穿该法始终。《刑法》虽然制定于“尊重与保障人权”入宪之前，但是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也旗帜鲜明地昭示了保障人权的立法价值选择。
二、《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在总则方面的协调
1．在立法目的与任务方面
《刑法》的目的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第1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目的是“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规范和保障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依法履行治安管理职责”（第1条）。《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手段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第2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突出强调“加强综合治理，采取有效措施，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第6条）。可见，两者在立法目的与任务方面具有一致性，只是运用的手段不同。《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综合治理手段对《刑法》的惩罚手段发挥了很好的协助和补充功能，较好地体现了与《刑法》的衔接。[4]
2．在管辖权体制方面
根据《刑法》第6条，凡在我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都适用本法；凡在我国船舶或者航空器内犯罪的，也适用本法。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条，在我国领域内发生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适用本法；在我国船舶和航空器内发生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外，适用本法。这表明，两法在属地管辖的规定上是基本一致的。当然，《刑法》采取的是以属地管辖为主的混合管辖权体制，而《治安管理处罚法》只规定了属地管辖原则。
3．在行为与惩罚相适应方面
根据《刑法》第5条，“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此即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条第1款，“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此即治安管理处罚与治安管理行为相适应原则。两者在惩罚的轻重与违法犯罪行为的轻重要相适应上是一致的。
三、《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在行为及其处罚规定上的衔接与协调
1．在调整范围上的衔接
《刑法》规定了420余种犯罪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了238种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所以两者在具体行为规定上并不是一一对应关系。但是两法在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妨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行为，妨害社会管理的行为等方面实现了调整范围的有机衔接。即上述四大类行为尚未构成犯罪的，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予以了规定，构成犯罪的在《刑法》中予以了规定。原来，《刑法》规定的很多犯罪行为，如损毁广播电视设备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非法携带枪支、弹药进入公共交通工具的行为、计算机犯罪行为等，在情节轻微或对象非特定，尚未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并无对应的处罚条款，《治安管理处罚法》在这方面作了大量弥补。例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6条维护铁路运行安全的规定、第37条以其他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规定、第65条有违善良风俗的规定、第29条计算机违法的规定等，皆与《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实现了调整领域上的对接。[5]
2．在构成要件上的衔接
违反治安管理的大部分行为，从构成要件上看，与犯罪行为的表述类似，只是存在量或程度上的差异。如盗窃达到一定数额、伤害达到一定等级即为犯罪，否则就是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可见，对同一行为是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还是《刑法》往往只是因行为的危害程度不同而已。与犯罪行为相比，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只是情节轻微、尚不构成犯罪的，属于一般违法行为，接受治安管理处罚。[6]例如，非法持有鸦片的行为，除了在持有数量上以200克作为区分情节是否严重从而决定罪与非罪的临界点标准外，在主体、主观方面及行为要件等方面也是同样的构成标准。再者，在违法犯罪主体上，两法在规定自然人主体之外，都规定单位可以成为主体。应当说，构成要件的进一步统一不但使立法体系更统一，也使执法、司法更规范，更便于操作。
3．在处罚体系构建上的协调
我国刑罚体系由主刑和附加刑构成。《治安管理处罚法》借鉴刑罚模式，构建了新的治安处罚体系：第一，将治安处罚种类分为主罚和附加罚两类。主罚包括警告、罚款、行政拘留和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附加罚包括对外国人的限期出境和驱逐出境两种。第二，治安处罚体系中的罚款与刑罚体系中的罚金刑在适用上趋于接近。两者既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附加适用（并罚）；罚金刑主要适用于财产犯罪或经济犯罪，罚款处罚的适用也注意了处罚模式的选择与违法行为特点的结合，很多不宜进行罚款处罚的违法行为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就没有选择适用罚款处罚，如第29条规定的计算机违法、第41条规定的滋扰性乞讨和第45条规定的虐待、遗弃违法行为等。第三，在人身罚的处罚程度上两法实现了进一步统一，使治安处罚更趋科学。根据《刑法》第42条，拘役的期限为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6条，行政拘留合并执行的期限最长不超过20日。如此，在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之间拉开了合理区间，更趋科学。当然，《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没有完全照搬刑罚种类的划分理论和立法模式，而是在理性反思基础上的科学借鉴。比如，刑罚中的附加刑可以单独适用，但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两类附加罚——对外国人的限期出境和驱逐出境便不能单独适用，只能附加适用。这与该两类附加罚的自身特点、特定适用对象和适用范围是密切相关的。[7]
此外，在共同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罚上两法的规定也有一致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7条第1款规定：“共同违反治安管理的，根据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在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中所起的作用，分别处罚。”第2款规定：“教唆、胁迫、诱骗他人违反治安管理的，按照其教唆、胁迫、诱骗的行为处罚。”这与我国共同犯罪的理论及《刑法》规定相吻合。
4．在责任年龄与特殊人员的责任能力方面的协调
《刑法》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第17条）。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不负刑事责任；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第18条）。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第19条）。《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不同责任年龄和不同精神状态的人也规定了有区别的对待：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不满14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但是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第12条）。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但是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看管和治疗。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违反治安管理的，应当给予处罚（第13条）。对盲人或者又聋又哑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不予处罚（第14条）。可见，两法在责任年龄与精神状态方面的规定具有一致性。[8]同时，根据《刑法》第18条，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5条的规定模式与此相同：醉酒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应当给予处罚。
四、《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尚需进一步协调的问题
1．《治安管理处罚法》尚需改进的方面
（1）基本原则问题。《刑法》第3条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这对防止刑罚权的不当行使，保障人权意义重大。《治安管理处罚法》虽然对处罚权行使方式作了严格的限制，也有学者据此认为该法坚持了违法行为法定原则，[9]但是笔者认为，该法没有与《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相对应的法定原则的宣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例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6条规定，“屡教不改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但是，何谓“强制性教育措施”？法律所指不明，这与“违法行为与处罚法定原则”的缺位不无关系。2006年1月23日公安机关在《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指出：“这里的‘强制性教育措施’目前是指劳动教养。”劳动教养是我国最严厉的行政处罚措施，涉及到公民人身自由问题，对这么一个严重的行政处罚措施，《治安管理处罚法》不明文规定为法定的处罚种类，却可以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人适用，显然与法治精神相悖。
（2）溯及力问题。《刑法》第12条明文规定了溯及力问题，即采取重法不溯及既往的从旧兼从轻原则，而《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溯及力问题没有表明态度。2006年1月23日，公安机关在《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中指出：按照《立法法》第84条的规定，《治安管理处罚法》不溯及既往。《治安管理处罚法》施行后，对其施行前发生且尚未作出处罚决定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但是，如果《治安管理处罚法》不认为是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或者处罚较轻的，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尽管这一解释说明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溯及力问题，但是溯及力是法律适用中的重大问题，宜在法律中明确。
（3）阻却事由问题。《刑法》第16条、第20条、第21条分别规定了不可抗力、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而《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却未涉及这些问题。不可抗力、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已经是法律中定型化的免责行为，中外法律皆有规定。例如，德国《违反社会秩序法》在第15条与第16条对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进行了排除规定。我国台湾地区《社会秩序维护法》第11条至第14条规定了四项“阻却违法事由”：依法令行为、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不可抗力。笔者建议，对“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和“不可抗力”而导致的治安违法行为，立法应当规定其责任排除，此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可提升之处。
（4）单位主体的处罚原则问题。《刑法》第30条对单位犯罪的处罚原则是以双罚制为主单罚制为辅。《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8条规定单位作为治安违法行为的主体时却以只处罚责任人员的单罚制为主双罚制为辅。笔者建议，应借鉴《刑法》规定为以双罚制为主的处罚模式。因为，一般而言，双罚制更能体现罚当其过。德国《违反社会秩序法》第30条（对法人和人合团体罚款）规定了对法人和“人合团体”的罚款处罚。我在国台湾地区，法人得受行政秩序罚，为迄今实务界及学术界所普遍接受。[10]
（5）主观方面问题。根据《刑法》第14条与第15条，犯罪行为的心理态度包括故意与过失两种；治安违法行为的主观方面，从理论上说，也应是行为人对自己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所引起的后果所持有的“故意”或者“过失”的心理态度。然而，《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过失”未作相关规定，也未对“故意”和“过失”作技术上的处理。有关“故意”规定，如“故意向列车投掷物品的”等，仅把“故意”作为某个治安违法行为的法定条件，而没有上升为总则性的一般规定。在其他的治安管理法律规范中，几乎也没有对“过失”的规定。[11]
2．《刑法》尚需进一步改进的方面
由于《治安管理处罚法》在《刑法》施行数年之后才出台，所以《治安管理处罚法》更具鲜明的时代特征，其某些方面的内容在《刑法》未来的修改过程中值得借鉴。
（1）《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总的立法指导思想——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值得《刑法》借鉴。《刑法》的修改制定工作完成于我国第三次大规模“严打”运动前后，有一定的重刑化倾向，突出的体现就是死刑过多，可以判处死刑的罪名有68个之多。在未来修改刑法中，应注意刑罚的轻缓化。《治安管理处罚法》在处罚的轻缓化上树立了一个较好的榜样。例如，该法将罚款处罚分为200元、500元、1000元三个档次，根据各类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大小、罚款处罚的必要性和有效性的不同，设定适当的处罚幅度。对《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的可以处5000元、3000元罚款的几类违法行为仍维持原来的规定，未作调整。[12]
（2）《刑法》在基本原则的规定上有欠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这一条原则在《刑法》上没有相应体现。构建和谐社会，应以人为本，对犯罪分子判处刑罚应从教育其成为新人为出发点，因此，建议在刑法的基本原则方面考虑增加“坚持教育与惩罚相结合的原则”。
（3）《刑法》在属地管辖权上有欠缺。《刑法》第6条第2款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者航空器内犯罪的，也适用本法。”这里没有“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的规定，那么从语言逻辑来看，在港澳台的船舶、飞机内的犯罪也适用本法，但事实上不能这么规定，也无法这么做，故在法律条文上对此应有明确的阐清。[13]这一点，《治安管理处罚法》值得借鉴，该法第4条第2款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和航空器内发生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外，适用本法。”
（4）《刑法》的追诉时效需要调整。两法都规定了时效问题，并且在时效的计算上采取的原理是相同的。《刑法》第89条规定：“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2条第2款规定，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的处罚期限，“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但是，《刑法》第87条规定的最短追诉期限是“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2条规定第1款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六个月内没有被公安机关发现的，不再处罚。”由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与犯罪行为在某些行为类型上的重合，罪与非罪往往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在时效上，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统一为6个月，犯罪行为最短为5年，相差甚大，脱节明显，所以建议可以适当降低犯罪行为的最短追诉时效，以保持法律之间的平衡与协调。
总之，《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在立法中重视了彼此之间的衔接，较好地体现了法制统一的原则，不仅有利于该法的顺利实施，防止因相互冲突而产生的尴尬局面，而且也为今后其他立法活动作出了榜样，其意义重大。[14]同时，处于同一位阶的这两部法律在彼此的协调方面尚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以实现立法的更好统一，保证执法、司法的最佳效果。
【注释】
[1]参见田期玉：《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的说明》——2004年10月22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
[2]雷建斌：《<治安管理处罚法>立法过程回顾》，载《中国人大》2006年4月10日。
[3]参见齐小力：《<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宪法解读》，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4]参见郭剑锋、王春业：《法制统一的较好体现——<治安管理处罚法>与相关法律的衔接》，载《江淮论坛》2006年第1期。
[5]参见孙振雷：《<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刑法基础》，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6]参见郭剑锋、王春业：《法制统一的较好体现——<治安管理处罚法>与相关法律的衔接》，载《江淮论坛》2006年第1期。
[7]参见孙振雷：《<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刑法基础》，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8]参见郭剑锋、王春业：《法制统一的较好体现——<治安管理处罚法>与相关法律的衔接》，载《江淮论坛》2006年第1期。
[9]参见李英娟：《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解读》，载《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6期。
[10]参见余凌云、李金华：《我国台湾地区、德国与我国大陆治安管理处罚若干问题比较——<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成就与可提升空间》，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11]参见余凌云、李金华：《我国台湾地区、德国与我国大陆治安管理处罚若干问题比较——<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成就与可提升空间》，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12]参见田期玉：《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的说明》——2004年10月22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
安全管理处罚制度篇3
安全生产考核奖惩管理制度
1
目的为认真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方针、目标，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确保生产安全文明进行，将安全生产目标责任考核与奖励、惩罚有机地结合起来，促进安全生产管理水平的全面提高，使安全生产工作规范化、科学化、制度化、标准化，特制定本制度。
2
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本公司所有部门和人员的安全生产考核奖惩管理。
3
考核依据
3.1
总经理签署《安全承诺》，定期进行安全生产绩效考核。
3.2
逐级签订《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明确年度工作目标并予以考核。
3.3
每名员工与部门负责人、部门负责人与总经理签订《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
3.4
员工调整工作岗位时《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的具体内容随之改变。
3.5
综合办负责执行公司级安全考核与奖惩，重大安全责任事项的
考核报总经理审批。
3.6
各部门负责本部门安全生产工作的绩效考核，安全员负责监督。
4
实施细则
4.1
一般规定
4.1.1
公司年终总结时，由各部门按照考核情况推荐，安全员按照奖惩细则审核，提出奖励建议，报总经理批准，给予奖励。
4.1.2
对安全生产有特殊贡献者，由部门推荐，公司安全生产委员会审议，总经理批准给予奖励。
4.1.3
发生安全事故后，由公司安全生产委员会根据《安全事故管理制度》明确责任，确定责任人，按照“四不放过”的原则处理，对责任部门、责任人、相关人员进行处罚。
4.1.4
所罚款项由综合办从被罚部门或个人奖金中扣除，不得摊入生产成本。对所罚款项，财务科应立专用户头，列入暂存款——安全专款中，由财务科掌握用于安全生产工作。
4.1.5
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实事求是的进行奖惩，并接受全员监督。
4.1.6
综合办负责编制、修订本制度，公司安全生产委员会审核，总经理批准后实施。
4.2
奖励
凡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按其功绩大小，分别给予精神表扬和/或物质奖励。
4.2.1
认真执行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律和规定，在安全生产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年终总结被评为优秀的部门和个人，各奖励200元和100元。
4.2.2
对于安全技术规程执行得好，安全生产、文明生产有显著成绩的部门、车间和个人，各奖励100元。
4.2.3
由于认真检查，及时发现重大事故隐患，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参与抢险救灾，避免重大火灾、爆炸、人身伤亡、装置停产、主要设备损坏以及有其它显著成绩者，奖励100元。
4.2.4
为保证安全生产，积极提出合理化建议，经有关部门审查，确有较大价值，列为安全技术措施项目，实施后，经实践考核有效者，奖励50元到500元。
4.2.5
对改善劳动条件，消除尘、毒和噪音危害，预防职业病发生，对环境保护贡献较大的技术改进项目的主要成员，奖励50元。
4.2.6
在发生重大火灾、爆炸事故中，临危不惧，奋勇抢救，保护公司财产和人身安全，避免事故扩大，措施得力，成绩突出者，奖励200元到2000元。
4.2.7
及时制止违章和误操作并转危为安者，奖励200元到1000元。
4.2.8
举报事故经确认属实者，奖励50元。
4.3
处罚
安全生产处罚分为经济处罚、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
经济处罚:公司扣罚安全生产责任者的奖金收入。
行政处罚：警告、通报批评、责令检讨、停职检查、解除劳动合同等。
刑事处罚：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按照国家法律，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4.3.1
发生因工伤亡事故的处罚
发生死亡或重伤事故，处以2000元和500元的罚款，对责任部门进行通报批评，部门经理予以责令检讨，责任人予以停职检查、解除劳动合同。
发生轻伤事故，要对责任部门和责任者给予警告，责任人予以责令检讨，并分别处以200元和50元的罚款。
对于较大、重大未遂事故，要对责任部门和责任者给予警告、通报批评。
4.3.2
违章违纪处罚
对在生产作业中，不按规定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的职工和管理人员，给予警告、通报批评、责令检讨，并处以20元的罚款。
在生产作业中，未按本岗位操作规程操作，给予责令检讨、停职检查，并处以50元的罚款。
对随意向下水道排放有毒有害液体的部门和个人，给予停职检查、解除劳动合同，并分别处以1000元和200元的罚款。
对生产区内机动车辆超速行驶，违章驾驶或违章乘车者，未造成事故者，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并处以20元的罚款。
对车间内安全通道不畅通的责任部门，给予警告处分，并处以100元的罚款。
对不按安全生产各项管理制度进行工作的部门和个人，给予责令检讨、停职检查，并处以200元和50元的罚款。
除上述情况外，对其它违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的，可参照奖惩细则酌情处罚。
4.3.3
存在事故隐患的处罚
对存在事故隐患的部门，有下列情况之一者，酌情给予处罚。
各种生产设备、仪器、仪表和生产场地的防护装置、安全装置、指示信号装置要齐全、有效、可靠，对不符合要求的相关部门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处分。
对各种安全装置未按规定进行定期校验的，给予警告处分。
经检查认定为事故隐患，在接到《隐患整改通知书》后，对在限期内能消除而不消除的；本部门不能消除，但应制订临时安全措施而不制订的；本部门不能消除，但应提出上报而未提出上报的部门，给予责令检讨、停职检查、解除劳动合同，并处以500元的罚款。
4.3.4
加重处罚
凡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加重处罚，具体加重程度由公司安全生产领导小组研究决定。处罚方式包括对当事人罚款、停职检查、解除劳动合同。
违章指挥，造成因工死亡、重伤、轻伤、急性中毒及重大未遂事故的。
发生事故后仍不采取有效措施，不认真吸取教训，致使事故重复发生的。
发生事故隐瞒不报、虚报或故意拖延时间不报的。
接到《隐患整改通知书》后不按期排除隐患或未采取有效措施而发生事故的。
对工作不负责任，因故发泄私愤，有意扰乱操作，造成经济损失和违反劳动纪律，不严格执行规章制度造成事故的。
对已列入安全技术措施项目，不按期实施又不采取应急措施而造成事故的。
对忽视劳动条件，削减或取消安全设备、设施而造成事故的。
对设备长久失修，备用设备起不到备用作用，带病运转又不采取紧急措施而造成事故的。
对违章设计、制造、安装或不按设计方案施工造成事故的。
0凡阻止、干扰、刁难安全管理人员进行正常工作或无理取闹、拒绝安全管理人员检查的。
4.3.5
减免处罚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可酌情减免处罚，具体减免程度由公司安全生产领导小组研究决定。
因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而造成伤亡事故的。
发生工伤事故属于本部门以外其它原因的。
对事故隐患积极采取治理措施，但限于技术水平，在限期内未达到规定的。
发生事故后，能迅速改正错误，表现较好，能积极组织(配合)调查，认真进行事故分析，并能配合制订防范措施的。
4.3.6
其他处罚
发生事故时，对构成犯罪的交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发生事故需赔偿经济损失的，其赔偿金额由公司研究决定，赔偿款应从本人工资中扣除。但每月扣除罚款后的剩余部分，不应低于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直至逐月扣完。
5
附则
本制度自批准之日起施行。
安全生产考核奖惩制度
1
总则
1.1为了贯彻执行“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针，搞好公司安全生产、安全防火和劳动保护工作，防止各类事故发生，把事故隐患及时消灭在萌芽状态，达到防患于未然，确保公司安全生产的顺利进行，特制定本制度。
1.2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各部门（区域）、承包经营单位。
2
奖励
凡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分别给予表扬或奖励：
2.1对于安全生产成绩显著的班组和个人；
2.2由于认真检查，及时发现重大事故隐患、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参与抢险救灾，避免重大火灾、爆炸、人身伤亡及其它显著成绩者；
2.3为保证安全生产，积极提出合理化建议，经有关部门审查，确有很大价值，列为安全技术措施项目，实施后，经实践考核有效者；
2.4对改善劳动条件，预防职业病发生，对环境保护贡献较大的技术改进项目的主要成员；
2.5在发生重大火灾、爆炸事故中，临危不惧，奋勇抢险、保护国家财产和人身安全，避免事故扩大，措施得力，成绩突出者；
2.6及时制止违章操作并转危为安者；
2.7举报事故经确认属实者；
2.8在安全专项活动及安全宣传中成绩显著的部门和个人。
3
处罚
对违反公司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的部门和个人，公司将严格追究其违章违纪和造成事故的责任。
3.1各种违章违纪的处罚：
3.1.1凡不按公司规定办理各种作业票、证，视情节罚作业部门或个人50—100元/次，各种作业票、证涂改、代签、越级审批无效；
3.1.2凡违反禁烟规定，在禁烟区吸烟者200元/人，在禁烟区内的各部门辖区内，发现烟头、烟灰等迹象罚责任部门100元/个；
3.1.3违反劳动保护用品管理制度，不按规定着装，扣罚50/人，穿带钉鞋进入易燃易爆等区域罚款100元/次；
3.1.4各种车辆无安全措施入厂罚款100/元/次，罚所经门卫责任人50元/次；
3.1.5凡不按规定持证上岗者，罚款50元/人、次；
3.1.6损坏各种安全防护设施，防、灭火器材、安全标志的，赔偿经济损失的50—100%；
3.1.7不按规定时间、内容对新工人进行入厂、调岗、复工教育的，扣罚责任部门100/人、次；
3.1.8各类事故隐患未限期整改的，扣罚50—100元/项；
3.1.9发生各类事故隐瞒不报、谎报或拖延不报的，扣罚责任部门100元/次；
3.1.10各种作业票、证未经监护人、安全负责人签字的视为无效，扣罚责任部门50元/次；
3.1.11发生事故后，凡不按照“四不放过”原则进行事故处理的，扣罚责任部门200元/起；
3.1.12进入毒、噪声等具有职业危害的工作场所，未按规定佩戴劳动防护用品者，经说服教育屡教不改者扣罚50元/人。
3.1.13其它各种违章，视情节扣罚50—10000元/人、次；
3.2
凡下列情况之一者，必须严肃处理：
3.2.1对工作不负责任，因故发泄私愤，有意扰乱操作，造成经济损失和违反劳动纪律，不严格执行规章制度造成事故的主要责任者；
3.2.2对已列入安全技术措施项目，不按期实施又不采取应急措施而造成事故的主要责任者；
3.2.3对违章指挥、冒险作业，劝阻不听而造成事故的主要责任者；
3.2.4对忽视劳动条件，削减或取消安全设施、设备而造成事故的主要责任者；
3.2.5对限期整改的事故隐患，不按期整改而造成事故的主要责任者；
3.2.6对发生事故后，破坏现场，隐瞒不报或谎报的主要责任者；
3.2.7对发生事故后，不认真吸取教训，不采取措施致使事故重复发生的主要责任者；
3.2.8在上级组织开展的专项安全活动期间，发生事故的主要责任者。
4
安全管理处罚制度篇4
【关键词】治安管理；治安处罚；权利本位；治安法
【正文】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名称、指导思想和一些具体内容不能很好体现“服务政府”、“人性化管理”的理念，应作修改。
建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秩序维护法》（以下简称《治安秩序维护法》）。
现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法》，顾名思义，可从三个层次上予以解读：一是治安法；二是治安管理法；三是治安管理处罚法。
根据本文的逻辑结构，我们先议管理法和处罚法，后议治安法，最后提出修改意见。
一、关于治安管理法
《治安管理处罚法》属于管理法。所谓管理就是社会组织中的管理者通过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优化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配置，实现组织目标的活动。管理活动与人类社会同时出现，存在于一切社会组织中。有关管理的学说、理论随着人们对管理实践、管理规律的探索而不断深化。www.lw881.com早期的管理模式是经验型，完全凭借管理者个人的智慧、才能、好恶和情感因素来实现的，随意性非常大。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科学管理”论曾风靡一时。它主张把人所从事的活动分解量化、制定标准动作、标准工作量和标准工资。这一理论把人当作机器，忽视了人的思想和情绪，激化了社会矛盾，很快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当代盛行“人性化”管理，构建利益共同体，尽力缓解管理活动中实际形成的管理与被管理、指挥与被指挥、领导与被领导、被服从与服从的矛盾和可能出现的冲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社会治安管理属于公共行政管理，又称为国家行政管理，即国家行政机关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依法对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决策、组织和管理的活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有一种理论认为政府应充当“守夜人”的角色，管事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主张政府不干涉公民的自由。这样的政府自然很少侵害公民的权利，但也不便利用公共资源有效组织、协调社会各种力量，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促进社会进步，在造福于民众方面无所作为，使民众大失所望。在实践中，还有一种利用国家强制力，严格控制、剥夺公民思想、言论、结社、出版、迁徙等等自由权利的专制型管理模式，国家权力运用到极致，公民只有义务没有权利，自然要激起民众强烈反抗，注定是短命的公共管理模式。现代国家行政管理普遍奉行“法治化”管理或依法管理模式。所谓法治化管理就是行政管理主体必须经法律授权，同时，行政主体必须依法定程序、依法行使职权，“无法律则无行政”。依法行政是现代文明国家行政管理最基本的规则。《治安管理处罚法》正是为了授予各级人民政府及公安机关行使治安管理职权和依据本法来行使职权而制定的。正如本法第六条、第七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采取有效措施，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鉴此，各级人民政府的公安机关就获得了治安管理的法定职权。有人说“行政法是授权法”，其支撑点就在此。对于各级公安机关来说，行使治安管理职权，既是权利，又是义务。其权利在公安机关有资格以国家、政府的名义行使治安管理的权力；其义务在公安机关必须行使治安管理权力，不得放弃，不得处分，否则就是对国家、对民众的失职，将受到法律追究。但是，公安机关的权利是行使权力，义务也是行使权力，这就向“权力本位”、权力中心的管理模式靠近了一大步。而且这种法定的国家行政管理权具有确定力、公定力、执行力、拘束力等效力。它的行使以国家意志为出发点，相对人乐意接受的要行使，相对人反对的也要行使；正确的自然要执行，违法的、侵害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在有关法定机关未撤销前，同样要执行，否则将以干扰执法论处。无形中滋生、助长了行政主体以管理者、掌权者、执法者自居，形成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恶习，进而腐蚀其机体，使权力异化、变质，正如博登海默所言：“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乃是世界上最具动力的，最肆无忌惮的力量之一，而且滥用这种权力的危险也是始终存在的。……一个被授予权力的人，总是面临着滥用权力的诱惑，面临着逾越正义和道德界线的诱惑”[②]，权力具有的这种侵略性、扩张性，对广大民众来说，其权利随时有可能受到侵害。有人说公民权利受到侵害的最大威胁来自行政权力，其根据就在此。因此，我们说依法授予公安机关治安职权，是公安机关依法行使治安管理职权的前提，是非常必要的。但这仅仅是取得资格而已，更重要、更关键的是严格规范公权力，控制公权力，有效遏制公权力寻租变质、被滥用的可能性；有效遏制公权力的侵略性、扩张性、危害性；有效遏制公权力侵害公民权利的威胁性；有效遏制公权力对行政机关本身的腐蚀性。只有完善对公权力约束的法律机制、监管机制，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才有保障，政府倡导的“以人为本”、人性化管理、服务型政府与和谐社会才能得以实现。现在看来，《治安管理处罚法》授权很明确，但制权却不够，而且缺乏可操作性。
二、关于治安处罚法
从逻辑学角度讲，管理与处罚是两个属种包含关系的概念。管理的外延宽，包含有处罚；处罚的外延窄，包含在管理中，有管理就会有处罚。处罚具有威慑、惩戒、警示、教育作用，是管理的重要手段。
所谓治安处罚，就是经法律授权的各级公安机关“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对那些公然违法，公然“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经法定程序，依法给予惩处、制裁的行为。治安处罚的主体只能是公安机关，处罚的对象按现行法律规定是违法或轻微犯罪尚不构成刑事处罚的行为。治安处罚是为了警示人们：若违法破坏了社会秩序，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必然遭遇法律制裁。这是对受处罚者和他人的一种教育。从反面教育人们遵守法律，遵守治安管理秩序。从而达到治安管理的目的——营造良好的社会秩序。治安管理处罚是治安管理的具体内容、手段和措施，治安管理本身就包涵有治安管理处罚。因此，没有必要将管理与处罚并提。
按常理，在制定、公布实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时候，同时应该制定、公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奖励法》。因为现代管理没有放弃惩处，但更注重激励。没有只要激励而不要处罚的管理，也没有只要惩处而不要激励的管理。激励和惩处都属于管理，都是管理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处罚警示人们不要违法，奖励则鼓励引导人们守法。处罚和奖励同等重要，不得偏废，只注重处罚而不注重奖励，从指导思想上分析，是过分坚信人性“恶”的理念，不相信有“善”、人性可以“从善”的现实；过分迷信权力在治“恶”、以“恶”治“恶”的作用，而低估了我们的政府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和扎实的社会基础；低估了宣传、教育、引导的社会作用，低估了广大人民群众遵守法律的自觉性；低估了“善”在治“恶”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治安管理处罚法》存在，就应有《治安管理奖励法》与之相配套。没有《治安管理奖励法》，只实施《治安管理处罚法》，表明其意在突出处罚、强化处罚。把管理建立在处罚之上，妄图通过处罚来实现管理，以罚代管、寓管理于处罚之中。这样的管理已不是一般意义的管理，而是典型的管制。
《治安管理处罚法》影响对公安机关的定位。根据政府《组织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我们行使治安管理职权的机关是公安机关。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公安机关处在阶级斗争最前沿，肩负着打击敌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使命，是专政机关。在努力建设“法治国”、“法治政府”的今天，当然不能再把公安机关看作是“抓坏人”、打击阶级敌人的机关。但是因为公安机关是行使治安管理处罚职权的机关，自然经常行使处罚权，可能还有不当甚至违法行使了处罚权，被人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印象深刻，而对公安机关维护秩序、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为民服务方面所做大量工作却觉理所当然，未予足够关注，从而把公安机关看作是治安管理处罚机关或治安处罚机关或处罚机关，破坏了公安机关的形象，破坏了警民鱼水关系，从而也影响了整个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
《治安管理处罚法》不利于法律规范自身的规范、统一。在我国作为行政机关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法律规范已有很多，诸如：《海关法》、《土地管理法》、《城市规划法》、《税收征收管理法》、《食品卫生法》、《药品管理法》、《森林法》、《环保法》、《铁路法》、《道路交通安全法》……，所有这些法律中都没有加“处罚”两字，所有这些法律都授予执法机关相应的处罚权，事实上也在行使其处罚权，难道《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没有“处罚”两字执法机关就丧失了处罚权、就难以履行职责吗？显然不是。问题很清楚，《治安管理处罚法》尚未完全摆脱86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权力本位和传统管理理念的影响，保留、继承了一些不该保留、不该继承的内容和提法。为了维护法律规范自身的规范，治安管理方面的法律就不应命名为《治安管理处罚法》。
行政处罚已经有法可依，不需要第二个《行政处罚法》。我国于1996年制定并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它对行政执法机关行使处罚权的原则、种类、管辖、程序、实施机关、法律责任都作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它是所有行政执法机关行使处罚权应遵循的基本法，毫无例外，也是治安管理处罚时所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只要处理好《治安法》与《处罚法》的衔接，完全可以解决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依据问题。没有必要在《行政处罚法》之外，再制定第二个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
就治安处罚而论，本是很正常的行政行为，因为法治社会是责任社会，任何人都应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既然违法，就应接受处罚。但在我们的治安管理处罚中，有一种称为“行政拘留”的处罚。《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条：“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三，行政拘留”。第三章有关条目就行政拘留的适用作出详尽具体规定，第十六条又规定：“有两种以上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分别决定，合并执行。行政拘留合并执行的，最长不超过二十日”。对于“行政拘留”处罚，涉及四个问题：1、行政拘留就是限制、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是对宪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害”的直接侵害，作为政府应慎重对待。2、《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作出吊销许可证以及二千元以上罚款的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权要求举行听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也有相同的规定。这是为了给当事人更充分的申辩、陈述的机会，也给公安机关留下重新审查处罚决定的机会，以保证执法的严肃性、准确性，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免受侵害。但受行政拘留处罚的当事人却没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在程序上少一次申辩和陈述的机会。3、当事人对其他处罚不服要求听证和申请行政复议的不缴纳任何费用，所需费用由执法机关支付，然而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被处罚人不服行政拘留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按每日行政拘留二百元的标准交纳保证金，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暂缓执行”，保证金岂不成了启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开关吗？又是明显的不公平。4、行政复议机关对不服行政拘留的复议申请审理后，如认为原行政拘留处罚主体适格、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该如何执行！复议之日起开始拘留吗？事隔两月有余，事态已经平息，再拘留有何实际意义？如果原行政拘留处罚确实不当，但因当事人无力交保证金而未予复议纠正，其行政拘留处罚不是很冤枉吗？如果当事人逃跑了，保证金自然被没收，只是这每日200.00元的标准有何依据？所有这些都凸显出不公平的对待，有损于法律本身正义的价值、有损于“良法”的法律价值。
三、关于治安法
“治安”的“治”是治理、整治；“安”是安全，即治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障公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亦即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治安法就是调整治安关系的法律规范。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有两种性质不同的治安法律关系，一种是治安刑事法律关系，一种是治安行政法律关系。治安刑事法律关系当然应由刑法调整，治安行政法律关系才应由行政法来调整。我们这里所说的治安法，仅指治安行政法。规定治安法律关系主体——公安机关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维护治安秩序活动中权利与义务的法。公安机关有权行使治安管理职权，但必须履行依法行使职权、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免受侵害的义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请求公安机关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保护其合法权益、监督公安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权利，同时必须遵守治安秩序，配合、接受公安机关就治安问题所作的处理。因为“治安”概念本身内涵、外延的宽泛决定了治安领域非常宽泛，而且在治安行政法律关系中权利与权力的矛盾、博弈表现得非常突出、尖锐和集中，因此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法治理念，不同的角度出发制定出的治安行政法也会千差万别。在重私权、奉行“权利本位”、权利为中心的国度里，治安行政法侧重保护私权，严格控制公权，如象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社会秩序维护法》之类。在军政府或专制国家，治安行政法保证权力的有效行使，甚至根本不需要什么法，一切听命于权力。公民权利不但没有基本保障而且受到严重践踏。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条规定：“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规范和保障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依法履行治安管理职责，制定本法”，清楚表明两点：1、治安行政法是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为出发点、为已任、为目的的；2、治安行政法是以规范和保障公安机关依法履行治安管理职责为出发点、为已任、为目的的。是尊重权利、规范权力模式。但不可否认，治安行政法命名为《治安管理处罚法》又清楚地表明它非常注重处罚，非常注重强化权力，再加上国家对人身自由权保护的力度不够，对政府约束的法律机制、监管机制还不够完善，客观上增强了权力的扩张性、侵略性、侵害性，从而使行政权力侵犯其神圣的授予其权力的法律，侵犯其国家的主权者公民的合法权益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为了摆脱管制型政府形象，温家宝总理在2005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更好地为基层、企业和社会公众服务”。[③]在国家行政管理，包括治安管理活动中特别需要强化“以人为本”“权利本位”的理念。营造维护良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秩序不是依仗处罚，而是通过关心、解决民生实际问题，通过服务来实现。不可否认，有人就是要违法，就是要破坏民众所盼望的良好秩序，对于他们的行为给予制裁处罚也是必要的。但这不是为处罚而处罚，而是为了维护良好秩序。
不是简单地强化管理而更重要的是强化服务，不在处罚中实现有序，而是“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在服务中实现管理。这是管理模式的重大变革，仅由政府变化某些形式和方法，是很不够的。除了转变观念外，还必须从行使管理权力的源头入手，只有从立法上不授予行政机关管制型管理权，行政机关才有可能从管制型权力模式中解脱出来，否则将仍是换汤不换药，穿新鞋走老路。
鉴此，我建议将强化管理、强化处罚、强化权力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修改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秩序维护法》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治安秩序维护法》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秩序维护法》。
四、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秩序维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秩序维护法》是调整治安行政法律关系的法律。首先必须明确、准确界定其调整范围。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规定：“扰乱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本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这清楚表明，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调整范围不是根据行政职权和行政法的性质、特点来界定和确定的，而是依刑法为标准，依够不够刑法处罚为标准确定的。把轻微犯罪尚不够现行刑法规定的管制、拘役、徒刑处罚的统统列入行政法调整范围，授权行政机关依据行政程序予以处罚，这是很不科学、很不妥当的，不符合国家机关职能分工的总原则，有行政参与司法之嫌，应作修改。凡治安犯罪，即使轻微犯罪也应列入刑法调整范围，通过司法程序予以处罚。至于轻微犯罪尚不够现行刑法处罚，应修订刑法。绝不能把现行刑法未调整的空白领域简单地分配给行政法来调整。根据行政职权和行政法的性质、特点，治安行政法只能调整治安行政法律关系，只能就作为行政主体的公安机关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治安行政活动中的权利、义务作出规范，就维护治安行政秩序的法律行为作出规范。准确科学界定治安维护法的调整范围，避免以罚代判，避免行政权的滥用，是非常必要的。
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秩序维护法》授权公安机关行使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职权，包括对违反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予以处罚的权力，不削弱公安机关的权力。公安机关行使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职权有充分保障。不过我国的公安机关既是行政执法机关，又具有司法侦查权，既是《治安秩序维护法》的的执法主体，又是刑事犯罪侦查的司法主体。因此，作为行政主体对违反社会治安管理秩序、违反《治安秩序维护法》的行为行使处罚权时，应遵循行政程序；对治安犯罪包括轻微犯罪行为行使处罚时，应以司法机关的资格遵循司法程序。分清不同的资格身份、遵循不同程序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
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秩序维护法》十分注重对公安机关行使权力的规范与监控，明确其营造、维护良好治安秩序的义务，明确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义务。同时，应赋予当事人以更多的抗争权利。使公安机关在履行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职权时，不再是盛气凌人的治安处罚权的主宰，而是社会治安秩序维护者，是为人民、为国家而营造良好秩序，是为人民、为国家履行义务。形成公安机关行使权力是义务，履行职责还是义务的氛围，突出了公安机关的责任、义务和服务。从而从以权力为中心、权力为本位的管制型管理模式，转化成以责任为中心、义务为本位的服务式管理模式。有效抑制行政权力的侵略性、扩张性和侵害性，有效抑制权力本身对执法机关的腐蚀作用，有利于建塑服务机关、服务政府的光辉形象。
第三，文明执法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决定性因素，反之则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影响、冲击和谐社会的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维护法》不再是处罚法，也不是管制法，是“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的维护社会秩序服务法，能更好体现人性化管理与服务政府，更容易被广大民众所接受，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有利于促进人与人之间、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和谐。是一部遏制公权力、保护私权利、建设和谐社会的良法。
第四，慎用行拘留权。人身自由权是最基本的人权之一，不经司法程序由政府行使20日（一年之5％、一月之2/3）拘留，对于一个公民的伤害太大了，渴望自由是人之本性，政府应努力营造尊重公民人身自由权的社会氛围。只有在不拘留就无法控制混乱局面，不拘留就无法保护财产和公民人身安全，以及其他处罚不足以使当事人受到深刻教育的情况下，才予以拘留，而且应尽量通过司法程序实施治安刑事拘留，慎用行政拘留。以显示政府对宪法的尊重，更好体现政府保护公民基本人权的良好形象。
【注释】
安全管理处罚制度篇5
[关键词]行政拘留；缺陷；完善
一、从立即拘留说起。
当前的立即拘留，是指公安机关对一些特定的违法行为主要是酒醉驾车，不准违法行为人及时行使陈述和申辩、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等权利，即处以行政拘留并立即送拘留所执行。
如：北京2006年曾规定，国庆期间，如果司机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立即拘留。有的地方规定无证驾驶，立即拘留！等等。
据报导，2008年12月29日晚，深圳市罗湖区交警大队在翠竹田贝三路设卡查车。21时55分，一辆黄色小车快速转弯通过路口。民警拦下这辆小车。驾车的是一名女司机马某。酒精测试检查，血液中的酒精含量105mg/ml，交警在对醉酒驾车的女司机做了笔录。随后，马某被送往拘留所。
现场验血，现场审批，现场拘留，无论酒后驾驶者再怎么说情都于事无补。2009年8月7日，温州市各地交警开展统一行动，全警上路，顶风冒雨对酒后驾驶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大规模突击检查，共查获酒后驾驶185起，现场拘留了5名酒醉驾驶人。
2010年03月12日《南方都市报》报导：前夜昨晨，广州交警共查获酒后驾驶37人，其中醉酒驾驶4人，目前4名醉驾者已全部被行政拘留。
此前也有立即拘留的规定：
如，《人民警察法》第十七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经上级公安机关和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突发事件，可以根据情况实行现场管制。
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依照前款规定，可以采取必要手段强行驱散，并对拒不服从的人员强行带离现场或者立即予以拘留。
公安部也曾于2000年4月5日下发了《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其中第十一条规定，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可以根据现场情况,依法采取下列强制性措施:
(一)命令或通告,责令围观人员立即离开现场,责令聚众组织者立即解散队伍,责令聚集的人员在限定时间内迅速疏散;
(二)对超过限定时间仍滞留现场的人员,可以使用必要的驱逐性或制服性警械强行驱散,但要尽量避免伤亡;
(三)对经强行驱散仍拒不离去的人员或者进行煽动的人员,可以强行带离现场或者立即予以拘留;
(四)对正在进行烧的人员,应当立即制止并带离现场或者予以拘留;
从上面二个法律和部门规章的规定内容看，这里的立即拘留是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在处置突发事件时，对拒不服从人民警察命令的人员，所采取的带离现场暂时剥夺其人身自由的措施。这种立即拘留不是对违法行为人的处罚，没有拘留期限，作出决定时没有严格的程序。其法律性质，不是行政处罚，而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与当前的立即拘留在法律性质上完全不同，本文不涉及。
二、行政拘留制度的缺陷。
对醉酒后驾车的拘留显然属于行政拘留。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处罚应按《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程序作出。但为什么各地会对醉酒后驾车的立即拘留？撇开社会原因的层面，与行政拘留制度的缺陷密不可分。
行政拘留是指法定的行政机关对违反行政法律的人，在短期内限制其人身自由的一种行政处罚。行政拘留是最严厉的一种行政处罚，通常适用于严重违反行政法律但不构成犯罪，而警告、罚款不足以惩戒的违法行为。
《治安管理处罚法》关于行政拘留的直接规定就是下述几个条文，其他条文只是对某种行政违法行为能否适用行政拘留的规定。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三）行政拘留。第十六条规定，有两种以上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分别决定，合并执行。行政拘留处罚合并执行的，最长不超过二十日。第二十一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依照本法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一）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二）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三）七十周岁以上的；（四）怀孕或者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婴儿的。
行政拘留是一种严厉的行政处罚，但因为行政拘留的限制人身自由时间比较短，对公民权利影响较小，法学界对于行政拘留的研究不是很重视，更由于法律规定的不完善，造成了实践中行政拘留存在很多问题。行政拘留直接处分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权，而人身自由权是宪法规定的一种基本权利，因此《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行政拘留简要的规定带来了很多问题。《治安管理处罚法》的问题主要反映在以下二个方面：
1、缺少听证程序
行政拘留涉及到公民人身自由权的处分，那么以地公民适用行政拘留尤其应该谨慎，并且应给予公民充分的程序性救济权利，应当赋予行政相对人要求进行听证的权利。听证是行政机关在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权益的决定前，由行政机关告知决定理由和听证权利，行政相对人有表达意见、提供证据以及行政机关听取意见、接纳证据的程序所构成的一种法律制度。听证已成为当今世界各法制国家行政程序法的一项共同的、同时也是极其重要的制度。听证体现了是国家机关对公民意见的尊重，是一种符合思想的制度设计。
我国并不是没有听证制度。《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当事人不承担行政机关组织听证的费用。当事人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有异议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有关规定执行。当时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没有听证的规定，《行政处罚法》将行政拘留排斥在了可以要求听证的范围之外，而将一些轻微的处罚种类却规定了相对人可以要求听证，有些本末倒置。
继《行政处罚法》（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之后的《治安管理处罚法》（2006年3月1日起施行）也没有将这一缺陷弥补，《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作出吊销许可证以及处二千元以上罚款的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权要求举行听证；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要求听证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依法举行听证。却没有将行政拘留纳入可以要求听证的范围。
2、救济途径不完善。
因为公安机关作出的拘留决定不一定正确，可能存在重大的错误，即使没有错误，相对人也有权要求及时得到救济。但是现行法律的规定不合理，导致了救济途径的堵塞。比如，《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一个月以上三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和暂扣三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而《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规定，饮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20mg/100ml，小于80mg/100ml的驾驶行为。醉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mg/100ml的驾驶行为。如果设想某人喝了酒刚好是在醉酒驾车的临界点，就有可能将不应该拘留的人拘留。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被处罚人不服行政拘留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可以向公安机关提出暂缓执行行政拘留的申请。公安机关认为暂缓执行行政拘留不致发生社会危险的，由被处罚人或者其近亲属提出符合本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条件的担保人，或者按每日行政拘留二百元的标准交纳保证金，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暂缓执行。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被处罚人不服行政拘留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可以向作出行政拘留决定的公安机关提出暂缓执行行政拘留的申请；口头提出申请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应当予以记录，并由申请人签名或者捺指印。被处罚人在行政拘留执行期间，提出暂缓执行行政拘留申请的，拘留所应当立即将申请转交作出行政拘留决定的公安机关。
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公安机关应当在收到被处罚人提出暂缓执行行政拘留申请之时起二十四小时内作出决定。公安机关认为暂缓执行行政拘留不致发生社会危险，且被处罚人或者其近亲属提出符合条件的担保人，或者按每日行政拘留二百元的标准交纳保证金的，应当作出暂缓执行行政拘留的决定；认为不宜暂缓执行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被处罚人已送达拘留所执行的，公安机关应当立即将暂缓执行行政拘留决定送达拘留所，拘留所应当立即释放被处罚人。
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宜暂缓执行行政拘留：（一）被处罚人暂缓执行行政拘留后可能逃跑的；（二）被处罚人还有其他违法犯罪嫌疑，正在被调查或者侦查的；（三）公安机关认为不宜暂缓执行行政拘留的其他情形。
也就是说，法律把是否同意暂缓执行的权力授予了公安机关，实践中，公安机关为了维护其威信，是不会同意暂缓执行的。有人甚至说，关错了大不了赔几个钱。
而此前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四十条规定，对治安管理处罚提出申诉或者提讼的，在申诉和诉讼期间原裁决继续执行。被裁决拘留的人或者他的家属能够找到担保人或者按照规定交纳保证金的，在申诉和诉讼期间，原裁决暂缓执行。裁决被撤销或者开始执行时，依照规定退还保证金。这里的规定把裁决能否暂缓执行的权利交给了被处罚人，只要被处罚人对治安管理处罚提出申诉或者提讼的，且能够找到担保人或者按照规定交纳保证金的，在申诉和诉讼期间，原裁决暂缓执行。应当说这个规定充分的保护了被处罚人的合法权益。
有人还提出了行政拘留制度缺乏制约机制，立法将行政拘留的决定权完全赋予了公安机关，在行政拘留决定作出之前，法院和检察院并不能参与其中，其一些流程均由公安机关独自完成。这是与原则和法治原则是相违背的。笔者觉得这一问题比较复杂，要彻底解决是时过早。
三、完善我国行政拘留制度的建议。
针对行政拘留制度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完善，现阶段可以先从以下二个方面入手：
1、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规定将行政拘留纳入可以要求听证的范围。
具体可以考虑作出这样的规定：公安机关作出行政拘留、吊销许可证以及处二千元以上罚款的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权要求举行听证；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要求听证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依法举行听证。
2、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完善暂缓执行行政拘留的规定。
具体可以考虑作出这样的规定：被处罚人不服行政拘留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可以向公安机关提出暂缓执行行政拘留的申请。被处罚人或者其近亲属提出符合本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条件的担保人，或者按每日行政拘留二百元的标准交纳保证金，在复议和诉讼期间，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暂缓执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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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缪世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制度的重要发展与完善》，载《四川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4月。
安全管理处罚制度篇6
一.加强对员工安全意识教育，牢固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安全思想
二坚持安全会议制度，在每天工作前队长应对当日工作任务，安全进行安排。
三.严格执行领导指示，认真完成领导指派的任务和指示。
四.严格按规定吊挂管路：
1.抽放管路的敷设要平直，不得出现高低不平现象以减少压力损失，不平【低洼处】要安装放水装置。
2.管路敷设吊挂高度，离地不得小于0.3m
3.管路的末端要有挡板，并密闭严实，避免漏气。
4.抽放管路的软管处，需加以防护，避免管落地。
5.防尘漆的安装位置要合适，前后5m不得有弯角。
6.管路连接处不得少螺丝
五.瓦斯抽放管路要严格采用聚胺脂封孔，封孔长度不得小于3米。
六.瓦市抽放过程中，抽放钻孔与抽放管路的连接或拆除，必须按抽放瓦斯措施的有关规定执行，任何人不得擅自拆除和连接，非在用的抽放钻孔，必须用堵板堵严，防止钻孔渗漏瓦斯。
七.每一钻场应该设置钻孔参数和瓦斯管理排版，及时组织处理。
奖罚制度
一.班前会严禁迟到、早退、班前酗酒，严禁打闹、吸烟，升井后要及时、详细、准确填写当班记录，当班班前会结束后负责室内卫生，否则一次罚款20元，严重者重罚停止工作。
二.无故旷工、点名不下井、打假卡者一律罚款50元，班（组）不及时反映情况株连100元。
三.不及时完成工作任务或工作不到位一次罚班长50元，罚员工20元。
四.出工不出力者，不听从带班指挥的人员扣当日工，并罚款50元。
五.对因抽放管路或钻孔封堵不严而影响抽放效果的，每人处罚50元。
抽放管路出现问题，管理维护人员没有及时处理的，每次对维护人员罚款50元，造成瓦斯泄露的分析处理
六．封孔人员必须严格按操作规程进行封孔，钻孔开口处用黄泥添实，以确保其密性，否则每处对施工人员罚款50元，
连接抽放软管时，要捆扎牢固，没出现一次漏气，对施工人员罚款50元。
七．需要安装抽放泵站或工作面抽放管路的如在规定时间内按设计要求进行安装，未按期完成的罚款100元。
八．抽放管路及附件的回收为了防止管路及附件的丢失，要严格执行班组长跟班制度，管理不当者罚款100元。
承诺书
1、在队长的领导下，认真遵守矿和科、队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思想方针。
2、狠反“三违”，杜绝轻伤以上人身事故，确保工程质量。
3、所接的抽放管路必须保证平、直，吊挂牢固、结实，垫高不少于0.3米，严禁妨碍行人及行车。
4、每根抽放管不少于2个吊（强度不低于双股8＃铁线），上齐螺丝并放正胶垫。低洼处必须安设放水器，并保证灵敏。
安全管理处罚制度篇7
主题词:8号令难点探讨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海事行政处罚规定》(下称“8号令”)自2003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以来,已成为海事部门依法对海上海事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的主要依据,在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理顺各类海上海事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工作方面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规范了海事部门的行政处罚工作,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海上交通秩序和防止船舶污染水域。经过5年多的执法实践,笔者结合日常工作中就8号令在实施过程碰到的难点问题作了分析与探讨,并为本规章今后的修订提出一些粗浅的建议。
一、对海事行政处罚工作的认识
海事行政处罚是国家海事行政机关依法对违反海事行政管理秩序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进行惩戒的一种行政行为,它是国家海事行政管理活动中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和必不可少的行政措施,其目的是使行政管理相对人依法经营,今后不再出现类似违法行为,维护良好的海事行政管理秩序。同时也对改善行政管理工作、提高执法水平、保护公民和组织的合法权益起到积极作用。8号令的实施,进一步规范了海上海事行政处罚行为,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使行政处罚更规范更符合程序。海事行政处罚遵循以下原则:
㈠处罚法定原则
8号令第六条规定,海事行政处罚必须依法进行,确定了海事行政处罚必须坚持处罚法定原则,这是行政处罚的核心。处罚法定原则指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任何行为,只有在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应予处罚时,才能受到处罚。
㈡过罚相当原则
8号令第十一条规定:“海事行政处罚的轻重,应当与海事行政违法行为和承担的海事行政法律责任相适应。”这就要求海事主管机关在进行海事行政处罚时要遵循过罚相当的原则。罚重于过,无以服人;罚轻于过,难以达到震慑和制止违法行为的目的。
㈢一事不再罚原则
8号令第十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海事行政违法行为,不得处以两次以上罚款的海事行政处罚。”一事不再罚指对同一个违法行为,不能以同一事实和同一理由给予两次以上的处罚,目的在于防止重复处罚。
㈣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
8号令第六条规定:“实施海事行政处罚,应当遵循合法、公开、公正,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处罚和教育是实施法律规范的两种不可少的手段。对违法者给予处罚,更应强调教育,行政处罚的目的是纠正违法行为,对违法者进行教育,提高法制观念。
二、在执法实践中遇到的难点
㈠经营性与非经营性的划分
根据国务院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通知(国发[1996]13号),国务院各部门制定的规章对非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设定罚款不得超过1000元;对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有违法所得的,设定罚款不得超过违法所得的3倍,但是最高不得超过30000元,没有违法所得的,设定罚款不得超过10000元;超过上述限额的,应当报国务院批准。8号令严格遵循了这一规定,对法律、行政法规未设定处罚依据的海事违法行为,均明确了经营性和非经营性的处罚标准,但在实际操作中,这对具体的执法实践造成了障碍。因为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进行行政管理的活动,本身具有其特有的属性,无法准确地将所有的活动区分为经营性和非经营性。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行政处罚应当以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为依据,对水上交通安全而言,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该行为是否属于经营性没有必然的联系。以违法行为的经营性与非经营性做标准确定罚款金额,很难体现过罚相当的原则。
㈡有违法所得与无违法所得的界定
8号令同样根据国发[1996]13号文件对大部分违反水上交通安全管理秩序的行为设定了这样的规定:对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有违法所得的,处违法所得3倍以下、最多不超过30000元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10000元以下的罚款等。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各地主管机关对此概念界定模糊,出现了对同一违法行为各地处罚结果不一致的现象,容易给船方造成执法随意性较大的印象,有损海事形象,法律的公正性、严肃性也得不到体现。有的船主还会钻这一规定的空子:违法所得只有100元或更低,按违法所得3倍以下罚款,则可能比无违法所得的罚款更低。由于理解上的偏差,可能出现对相同类别甚至情节相近的违法行为的违法所得认定结果的不同,从而导致处罚力度不一。航运业是一个流动性很强的行业,中间环节很多,海事部门对其违法行为的全过程以及有无违法所得的真实情况不可能全面掌握,使调查取证工作有较大难度。如对“低于最低安全配员”违法行为的违法所得的认定,目前各地主要存在以下几种看法:一是把航次的运费收入和缺少船员节省的工资均认定为违法所得,并将船长当月工资按航次天数折算出其本人的违法所得数额;二是只将航次运费收人和缺少船员节省的工资二者中的一项认定为船舶所有人的违法所得,船长本人无违法所得;三是认定船舶所有人和船长均无违法所得。由于对违法所得没有具体的规定和认定标准,所以给日常执法造成了一定的难度。
㈢“危险化学品以外的危险货物”这一概念难以理解
在8号令第七节关于违反海上危险货物载运安全监督管理秩序的处罚规定中,依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这一行政法规设定的处罚规定更具有可操作性。但依据《海上交通安全法》这一法律设定的“危险化学品以外的危险货物”(第六十、六十一条)这一概念却难以理解。《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二款对危险化学品的范围确定为:危险化学品列入以国家标准公布的《危险货物品名表》(GB12268);剧毒化学品目录和未列入《危险货物品名表》的其他危险化学品,由国务院经济贸易综合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公安、环境保护、卫生、质检、交通部门确定并公布。显然,《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只会加强海上危险货物载运安全的监督管理,是对船舶载运危险货物管理的具体化,不会也不可能与比之高一层次的《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对危险货物管理规定相排斥或隔裂,如果仅依据《海上交通安全法》对“危险化学品以外的危险货物”进行规范,则难以形成管理合力,造成法律资源的浪费和当事双方的困惑。
㈣部分违法行为的处罚规定与相关法规的衔接不紧密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经2002年6月19日国务院第60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02年8月1日起施行。在一年之后,8号令也于2003年9月1日起施行。从规范行业管理角度来看,船舶、设施在航经海上、海港(包括含内河航道的河口港,如上海港)或内河水域时,在因违反海事行政管理秩序行为被实施责任追究时,不应有太大的反差,否则容易给船方造成法制的不统一之感觉,削弱了水上管理的整体合力,与“行政执法一面旗、水上监管一盘旗”的指导思想不相协调。《条例》第十章共有22条对违反海事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作出了比较严格的处罚规定,特别是在对“三无”船舶(未按规定悬挂国旗,未按规定标明船名、船籍港、载重线,安全作业未报备及超载等违反水上交通安全)的违法行为,都有明确的处罚或处置措施,对维护水上交通安全、避免事故发生都能起到较好的管理效果。但8号令在对这些违法行为的处罚规定上与《条例》相比,明显偏轻,甚至没有相应的处罚条款,不利于海上海事行政管理,这也是某些常见违法行为得不到有效纠正的因素之一。
㈤对分支海事机构的授权不统一
在8号令第八十五条中,对海事机构的行政处罚权限作了如下规定:“各级海事局所属的海事处管辖本辖区内的下列海事行政处罚案件:1.自然人处以警告、1000元以下罚款、扣留船员职务证书3个月至6个月的海事行政处罚;2.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警告、10000万元以下罚款的海事行政处罚。各级海事局管辖本辖区内的所有海事行政处罚案件。”从本条授权可以看出,只要海事机构名称为“某某海事局”的,包括部海事局、直属海事局和分支海事局,则可以依据8号令管辖本辖区内的所有海事行政处罚案件。而海事机构名称为“某某海事处”的,包括直属海事局下的分支海事处和派出海事处,均不能超出第一、二项的管辖权限。从行政执法效率来看,同样为分支海事机构,因名称有“某某海事局”和“某某海事处”之分,后者对本辖区内的海事行政处罚案件的管辖权限就受到较大限制,本辖区内的海事行政处罚案件不能完全及时、有效地解决,影响了行政管理效果。
三、几点建议
鉴于8号令在实践运用中存在的诸多难点问题,建议在今后的规章修订工作中,或出台相关规范性文件时,有针对性地对相关问题作出可操作的、统一的规定,便于海上海事行政主管部门更有效地开展行政处罚工作,促进水上交通安全管理。
一是在经营性与非经营性的划分问题上,建议将此规定仅作为原则性条款加以明确,并出台经营性与非经营性的认定标准。
二是在有违法所得与无违法所得的界定问题上。如要按违法所得来确定罚款,则建议对有、无违法所得的认定标准加以统一确定,便于操作。从立法角度对违法所得做出标准性解释,对于当事人有违法所得的违法行为,则根据违法所得的多少,在规定的处罚幅度内,根据统计年报确定一个相对值。
三是在“危险化学品以外的危险货物”这一概念问题上,不应把《海上交通安全法》对船舶载运危险货物的管理规定仅限定在这一概念范围内,应把《海上交通安全法》的龙头作用体现出来。如要设定“危险化学品以外的危险货物”,则应给予相应的概念范围,哪些危险货物属于“危险化学品以外的危险货物”。
四是在部分违法行为的处罚规定与相关法规的衔接不紧密的问题上,建议依据《内河条例》,明确包括含内河航道的河口海港,在内河航道水域的违法行为执行《内河条例》的处罚规定,保持相关违法行为处罚的统一性。
安全管理处罚制度篇8
2006年3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将正式施行，笔者通过对该法的学习，并与2004年5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进行比较，发现两部法律均对“非法拦截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设定了处罚。虽然两部法律的案由表述不完全相同，但笔者认为两者的基本含义相近。即客观上表现为非法拦截机动车，后果为影响车辆正常行驶造成交通严重堵塞或财产较大损失。然而在设定“非法拦截机动车”违法行为的处罚上，两部法律却作出了不尽一致的规定，随着《治安管理处罚法》正式实施，公安机关及民警处罚该种违法行为，在具体适用法律时，可能产生歧义。现在笔者对“非法拦截机动车”违法行为的性质及处罚适用法律问题，在简单分析分析基础上，谈谈个人的看法和观点。
一、对“非法拦截机动车”违法行为处罚的法律规定。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一款（八）项规定：非法拦截机动车辆，不听劝阻，造成交通严重堵塞或者财产较大损失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根据该法第九十九条二款规定可以并处十五日以下拘留。《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一款（四）规定：非法拦截机动车，影响交通工具正常行驶的。由公安机关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此处“情节较重的”可以理解为不听民警劝阻、造成了交通严重堵塞或财产较大损失以及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情形等；根据该法第二十三条二款规定，对首要分子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对比两部法律规定不难看出，对非法拦截机动车，有不听劝阻，造成交通严重堵塞或者较大财产损失的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等情节较重的，处罚种类和幅度的规定不相一致。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对实施上述行为设定的主处罚为二千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的处罚为十五日以下拘留；而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对实施上述行为设定的主处罚为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的处罚为五百元罚款，即使对首要分子的主处罚也是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的拘留，可以并处的处罚为一千元以下的罚款。相互对照便可发现，对非法拦截机动车，有不听劝阻，造成交通严重堵塞或者较大财产损失的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等情节较重的违法行为，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罚时就可能相对严厉。因为，对违法行为人适用的主处罚是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其次可以并处罚款。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处罚时就可能相对轻微。因为对违法行为人适用的主处罚是罚款，其次根据具体情况可以适用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
二、“非法拦截机动车”违法行为的性质。
从行政处罚法的角度看，所有违反国家行政法律法规的行为，均属于行政违法行为。但公安机关的管理有其特殊性，其主要分为治安管理和其他公安行政管理。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一般说受到的处罚相对较重。从广义上理解，原来的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消防管理、居民身份证管理等行为，都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从狭义上讲，现在的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消防管理等行为已不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范畴，而是属于违反其他公安行政管理的行为。但是对于其他公安行政法律中规定了拘留处罚的违法行为，应当仍然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就“非法拦截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而言，一个是《治安管理处罚法》上明确规定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一个是《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规定可以适用拘留的处罚的违法行为。同时，在道路上“非法拦截机动车辆”的违法行为，客观上一般会造成诸如交通严重堵塞、财产较大损失等危害后果，直接关系着社会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所以，可以确定无论是“非法拦截机动车，影响交通工具正常行驶，情节较重的”行为，还是“非法拦截机动车辆，不听劝阻，造成交通严重堵塞或者财产较大损失的”行为，应当都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都应当适用治安管理处罚的程序予以处罚。
三、“非法拦截机动车”违法行为处罚的法律适用。
安全管理处罚制度篇9
下限不宜高而上限可提高
有媒体曾报道专家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修正案）（征求意见稿）》还应当提高处罚数额，理由是一方面要考虑物价上涨因素，另一方面是考虑应提高当事人的违法成本，让其不能再做违法的事。对于那些顽固不化、屡教不改的违法企业或私营业主，特别是那种忽视职工健康权益，严重损害职工生命安全和健康的行为，尤其应该加大打击力度，毫不手软。
其实无论是2002年制定的《安全生产法》（以下简称“现行法”），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修正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其中许多处的处罚违法条款起步就是2万元。2万元的处罚对于那些大中型企业来说是不高，而基层面对的执法对象，大部分是小微型企业，如江苏省海门市，50人以下的企业占65%，300人以上的中型企业还不足2%。所以，对这种面广量大的小微型企业，一次处罚2万元以上，确实是有点高了。况且在基层安全生产执法过程中，真正遇到严重损害职工生命安全和健康的顽固不化、屡教不改的企业负责人或私营业主，其实并不多，大部分只是轻微的违法行为，也就是安全员未做到专职、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职工安全教育不规范等。如果针对这些行为，就要处罚企业几万元钱，企业一是不情愿，他们认为，这些问题只是软件资料不全或台账没认真做而已，毕竟我还没有出事故，处罚太多；二是不服气，他们质疑，安监部门要罚我这么多款的目的是什么，是否是以罚代监管，甚至还会怀疑收到的罚款用于何处，与安监部门产生对立情绪。面对这类矛盾冲突，尽管执法人员在实施处罚前，会做大量的宣传、教育和解释工作，但他们在心理上还是难以接受，结果往往会加剧这类企业与安监执法人员的对立情绪，有的私营业主还常常会出现一些过激行为。而安监执法人员又没有限制人身自由权，所以执法难度就很大。如果下限设定低一点，例如1000～5000元，通过安监执法人员工作，这类小微型企业还是能接受的。或者不设下限，给执法部门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根据小微型企业的实际情况和违法行为严重程度不同，在上限以下选择一个合适的处罚数额也可以。因为安全生产监察执法的目的，主要是规范企业的日常安全行为，减少事故发生，减少人员伤亡，而不是为了处罚企业，更不是为了阻碍经济发展。而是要通过安全生产处罚，使企业在经济上遭受一定的损失，在名声与道义上受到一定的谴责，让其他企业也引以为戒，这样教育与惩戒相结合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当然，对于一些拒不整改或态度极其恶劣的企业，可以用上限处罚，上限的数额还可适当定高点。
尽量减少
先限期改正后处罚的条款
“现行法”中有很多条款都规定，先是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再实施处罚。但在基层进行安全生产执法过程中，往往很多企业在第二次复查时，都能整改到位。但过了一段时间，同样的问题在这个企业又出现时，我们又要重新开责令限期改正指令书，复查不合格才能实施处罚，但复查时又改好了。企业就像在与安监部门玩“猫抓老鼠”的游戏，但法律条款就是这样规定的，不能第一次检查发现问题就处罚。针对这一问题，“征求意见稿”第九十三条对“现行法”第八十二条作了修改：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从基层的执法实践角度看，“征求意见稿”第九十三条中没有限期改正的要求，是符合基层安全生产执法实际情况的。举个例子，如执法人员在第一次执法检查中，发现一个电焊工无特种作业操作证上岗，于是执法人员下达了限期整改指令书；但执法人员在第二次复查时，发现那个电焊工还在企业里，仍然没有取得电焊工操作证资格，于是执法人员准备要立案处罚。但企业老板却解释说，本企业已经不让他做电焊工了，所以就不需要再给他办电焊工操作证。老板这么一辩解，搞得监管人员哑口无言，明知他不说实话可你也没办法。试想，如果将来“征求意见稿”中的第九十三条通过了，执法人员在第一次检查时，就可以实施处罚了，而且证据确凿，有摄像有笔录，依法有据，再也不怕你玩“猫抓老鼠”的游戏了。
但“征求意见稿”中还有某些条款，也还是保留了“现行法”某些条款中的“先是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再实施处罚”的一些规定。希望有关方面在审定“征求意见稿”上述条款规定时，尽可能减少先限期改正后处罚的条款规定。
没有罚款的条款尽量少写
“现行法”中有部分条款，如交叉作业安全管理，“三合一”（生产、经营、储存、使用危险物品的车间、商店、仓库不得与员工宿舍在同一座建筑物内，并应当与员工宿舍保持安全距离）等问题，在“现行法”第二章有明确要求，但在“现行法”第六章法律责任中却没有具体的处罚事项，因而类似这样的法律条款，在实际执法过程中安监部门就很难操作，只能作为“友情提醒”向企业提出，靠企业的自觉遵守。这样的条款企业往往就不当回事了，就算企业不执行，安监部门也不能处罚，法律条款也就失去了制定的初衷。这一问题在“征求意见稿”的有关条款中已作了修改。建议有关方面在审定“征求意见稿”意见时，能尽量减少没有罚款的原则规定。
借鉴《道路交通安全法》的
某些条款
无论是“现行法”，还是“征求意见稿”，均没有对简单程序作出明确规定，这对基层安全生产执法来说，即便是遇到某些较简单的情况时，也要通过一系列的程序进行处理。建议在“征求意见稿”中增加一项，即在遇到某些较简单的情况时，具体规定简单程序的上限，但不设下限，然后通过国家安监总局令的形式，再具体出台一些简易程序的实施细则。
安全管理处罚制度篇10
食品安全；食品安全问题；刑法规制
1.食品安全和食品安全的法律规制
食品安全的概述。食品安全，是指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食品安全是“食物中有毒、有害物质对人体健康影响的公共卫生问题”。食品安全也是一门专门探讨在食品加工、存储、销售等过程中确保食品卫生及食用安全，降低疾病隐患，防范食物中毒的一个跨学科领域。
食品安全的法律规制。食品安全的法律规制是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为了改善市场机制在内的问题和食品安全问题，以法律为基础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某种干预、限制或者约束的行为。如：政府行政机构依据法律授权，通过制定规章、设定许可、监督检查、行政处罚和行政裁决等行政处理行为，对社会经济个体的行为实施的直接控制。综合来分析，政府监管机构承担政府的监管职能，具有专业监管性及独立性，集准立法权，主要承担法律责任、技术责任。《食品安全法》对刑事责任的概括是，市场主体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况有两种，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食品罪（第143条）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第144条）。2011年最新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加大了对于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处罚力度。
2.当代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状况
我国食品安全的事件。双汇瘦肉精事件：2011年3·15特别行动中，央视曝光了双汇“瘦肉精”养猪一事。瘦肉精可以增加动物的瘦肉量使肉品提早上市、降低成本。但瘦肉精有着较强的毒性，长期使用有可能导致染色体畸变，诱发恶性肿瘤。
牛肉膏事件：2011年4月，合肥、南京等多地的一些熟食店、面馆为牟利而用牛肉膏将猪肉变牛肉。专家指出，食品添加剂在一定安全剂量内食用，并无危害，但若违规超量和长期食用，则对人体有危害，甚至可能致癌。
京津翼地沟油机械化规模生产具体事件：2011年6月底，“新华视点”初步揭开了京津冀“地沟油”产业链的黑幕。调查发现天津、河北甚至北京都存在“地沟油”加工窝点，其加工工艺科技含量高，产业链庞大并以小包装的形式进入超市。
染色馒头事件：2011年4月初，有媒体爆出在上海市浦东区的一些华联超市和联华超市的主食专柜都在销售同一个公司生产的三种馒头，高庄馒头、玉米馒头和黑米馒头。这些馒头都是回收馒头中加香精和色素加工而成。
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原因。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存在的问题：食品安全监管法律标准体系有待健全。《食品安全法》的颁布实施，表明对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视和对问题风险治理为核心治理科学化。但我国食品安全法制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一是有些急需制定或修订的配套法规规章尚未出台。《食品安全法》实施已近三年，《保健食品监督管理条例》附属配套条例还没有正式尚未出台，此外，在某些领域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中过于粗放，疏于精雕细琢，抓小放大、急需进一步细化监督管理条例。二是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与食品安全形势不适应。《食品安全法》在处罚力度上虽然比之前的《食品卫生法》有所强化，但总体看仍然失之于轻，而且违法违规行为缺乏相应的法律责任匹配，对违法违规者无法起到应有的震慑作用。
食品安全薄弱环节监管有待加强。我国食品安全薄弱环节主要体现在城市郊区、农村、偏远山区的，由于监管力量薄弱，实施力度有限，交通往来不便等问题，往往成为监管的空白或者薄弱地区，有的地方甚至成为假冒伪劣食品的集散地，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切身利益。
我国刑法对食品安全处罚范围的局限性。刑法中有些对一些食品安全类的犯罪的判罚确实偏轻，有的甚至低于行政处罚。因此加大对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制裁，是完善食品安全立法的重要方向而刑罚轻于行政处罚，显然在立法上存在着轻重。
刑法中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设置显示出比较笼统或者表示不明确，导致一些违反食品安全法的犯罪行为，难以准确定性。食品安全法对食品以及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生产经营者以及监管者规定了相应的义务，当他们违反义务应承担刑事责任时，在刑法中却不能找到恰当的罪名。
具体的责任制度不能保证。《食品安全法》对市场主体的民事、刑事法律责任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由于缺乏更高的责任要求，对于监管主体来说，《食品安全法》只是简单地规定了行政责任的追究，现实中责任难以发挥制裁和促进作用。应该重新设计和完善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
3.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全面完善
监管主体的法律责任体系。完善监管的公开制度，确保问责监督的实现与落实，那么就必须增加对问责的外部监督，从群众和舆论的监督中必须建立在食品安全信息、监管信息公开的前提之下。《食品安全法》规定了监管机关内部的信息通报制度，县级以上卫生行政、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相互通报获知的食品安全信息，更应该建立适当的面向社会的信息公开制度。
对食品安全问题刑法处罚力度需要加强。我国食品安全问题之所以如此严重，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惩罚力度不够，使得他们从中有利可图。如果在刑法上没有打击食品安全的问题的，则食品安全的问题则好难得到确保的放心了。不少犯罪分子知道相关法律对食品安全犯罪刑罚规定的严重滞后性而逃避了严厉的刑罚制裁。其实罚金刑是对他们牟利目的最致命的打击。但现行刑法对仅将罚金刑作为附加刑加以适用，刑罚的严厉程度甚至不及行政处罚，使得罚金刑的作用得不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因此，应将罚金刑作为主刑单独适用，提高其严厉程度，然后并将罚金刑的规定进一步细化。值得补充的一点是罚金应以“销售金额”为基准应修改为以“货值金额”为基准。
没收财产刑未得到充分利用。食品犯罪不仅侵害了国家的卫生监督管理秩序，而且侵害了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权、健康权，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严加惩治。同时，食品犯罪又是贪利刑犯罪，因此，财产刑中最严厉的刑罚“没收财产刑”应发挥更大的效能。在食品犯罪的刑罚设置中对于结果加重犯规定“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笔者认为，这种立法模式未能突出没收财产刑的作用，会使法官优先选择适用罚金刑，而忽视对没收财产性的适用。对于这种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结果加重犯，没收财产是最恰如其分的财产刑，有利于消除再犯隐患、达到最好的特殊预防效果。因此，个人认为针对结果加重犯，只规定没收财产刑，而将罚金内容删去，或者将“没收财产”位置提前，修改为“并处没收财产或者货值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罚金”，使法官优先选择适用没收财产刑。
食品安全问题从风险预防和源头控制做起。要从根本上完善对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必须从风险预防、全面保护、政策和适度的基本理念抓起，要对食品安全刑法保护重新认识，对我国食品安全的刑事立法作出相应的调整。例如：坚持风险预防、全面预防的基本以及加强食品源头控制能力的建设等。
适当提高食品安全的定刑。在食品安全规制中，应该适当提高有些食品安全犯罪的法定刑，特别是要消除刑罚低于行政处罚的现象。对食品安全犯罪行为致人重伤、死亡或有其他严重后果的，均要设定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量刑幅度，以体现出刑罚是维护食品安全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手段。
食品安全责任的追究。食品安全法对食品生产经营者规定一系列的作为义务，其中比较重要的是生产经营者的查证查货义务、不按照全食品的召回义务。对于生产经营者的查证查货义务，如果食品生产经营者违反这一义务所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在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可由过失构成的情况下，仍然继续通过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予以刑法规制，因为应当查证查货发现危害性而不履行防止危害的发生该义务的，实际可纳入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或有毒、有害食品的过失范围之内。但对于生产经营者拒不召回不安全食品的行为，目前在罪名上没有明确的规定罪名。因为现在的食品生产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首先对食品添加剂的使用的不妥当，食品生产者虽然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进行了生产，也有时候会难以避免可能出现一些危害人体健康的食品，在一定的时间内对危害性难以做到控制和估量。如果将生产经营者拒不召回不安全食品的行为给予以犯罪化。那么在从立法的角度上去看除了不可以促使食品生产销售者在发现不安全食品后积极防止、减少危害结果的发生外，在一定的程度上难防止了食品安全问题事件的发生。因此对不作为的食品安全的监管有待进一步的完善。
加强激励制度的设计。目前我国的食品安全制度设计中缺少激励机制，更多的是侧重于强制性的法律法规的制定。我国某些政府部门制定的政策中隐含着一些鼓励食品生产者采用食品安全技术来生产安全食品的制度激励，但支持力度还是远远不够的。政府对农户和企业的激励是政府干预的一个重要手段。美国、日本等国家都普遍实行激励制度来引导农户和企业进行安全和健康的生产，如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等，从而不仅保护了环境，而且更有利于食品安全。激励制度的设计应体现出赏罚分明的原则，这样才有利于建立公平的秩序，对于那些信誉好的商家，政府应实行奖励，从而鼓励它进行安全健康的生产。
综上所述，食品安全还需要走一段相当长路程，任务十分艰巨。虽然当今的食品安全问题的规制问题在进一步完善，我相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和社会主义中全体的立法者的努力下，食品安全问题的犯罪率会不断的减少，最后食品安全法律不断的健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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